韩国经济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韩国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经济发展 民间情感 民间情感互动

1.中韩民间历史及领土观的差异

在中韩建交之初，双方曾为两国历史文化联系久远而津津乐道，曾得到中国朝野支援的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成为“显学”，受到双方学者的重视。然而，随着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先是韩国一批歪曲历史真实面貌、显现盲目自大心理的历史小说问世，虽并不代表韩国主流社会和学者的主张，却激起了中国部分国人的反感。而1997年端午祭被选定为韩国的十大地方庆典之一，2000年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之后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1]中国许多民众对此感到失落，网民对此反应激烈，在各大中文论坛上发表要韩国归还端午节的文章。

2002年2月，中国正式启动围棋5年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该研究结果认为两千年前在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建立的“高句丽”王国，与日后出现的“高丽”和朝鲜族不能混同。高句丽及在公元8～9世纪出现的渤海国，皆属中国唐朝直接管辖的郡。[2]而韩国学者认为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朝鲜，他们的国民都认为，发源于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和渤海是韩民族建立的国家。韩国民间团体也强烈批判中国社科院的做法，计划自即日起发起“拒绝前往中国旅游”的运动等。韩国人对华误解日深，并且将本与现实问题关系不大的历史问题，有意无意地误认为中国强大后的“扩张”行为。这之后，中国民间反韩情绪极为高涨。种种迹象表明，由于历史与领土观的差异，韩中两国民间对许多问题认识上的矛盾也许不能在短时间里得到解决。

中韩文化之争虽然只是个文化层面、学术范围的民间性争论，不会过多地影响到中韩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但是，这一系列的文化争论却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厌韩”情节，事实上我们应该客观理性的看待中韩文化之争，并对韩国人的做法给予适当的包容，从而体现出大国国民的民族气概和文化修养。另外，从这些文化争论中我们所看到的韩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更应该反思出现这些争论的深层原因。

2.外部环境问题

中国是除韩国外韩国人最多的国家之一，因为地理位置关系，对韩招商引资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3]但招引过来的绝大多数为劳动密集型高污染中小企业，其中韩国人良莠不齐素质高低不等违法乱纪，拖欠工资，狂妄自大，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我国民感情；同时，中小企业在中经营不善屡屡倒闭，导致韩国国内认为我国挤压韩国企业发展，政策多变不透明，引起韩国民间对我国政府诸多意见。

更重要的是，韩国媒体对中国报道存在选择性，误导韩国民众视听。韩国民众平时从电视上看到的大多是中国的负面报道，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高劳动强度低报酬的打工族、食品质量安全、中国渔民越界捕鱼等等，[4]加上一些反动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造成很多韩国民众对中国的片面理解，从而造成韩国国民对中的成见和不友好。

3.中韩民间情感交流发展的策略分析

本研究认为，目前中韩两国应该在互相认知方面正确定位。双方都应了解普通网民恶性的留言会对国家形象造成伤害，并且会加强社会的冲突和矛盾，因此要唤醒警惕心，反省自身行为。韩国需要适应和认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会成为韩国的威胁或影响韩国未来的生存，韩国可以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获取重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在199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腾飞中，韩国是中国最大的外部受益者之一。[5]中国也需要正确认知韩国在东亚和世界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在许多方面应该认识到中国与韩国的差距，虚心地向韩国学习，要有一种健全的、大度的心态理解周边邻国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可能形成的不适心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作为，使中韩关系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取得一种双赢的效果。

另外，双方的人文交流应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支持两国民间团体在文化和媒体领域开展交流，支持两国学术机构开展历史、文化领域的交流，支持青少年、友好城市等形式的交流，加强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对于容易引起两国感情冲突的历史问题，本研究以为应该将有争议的问题搁置，如高句丽历史问题等，应避免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允许两国学者各自按照自己的观点进行学术研究，允许不同观点同时存在。一些历史争议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性会逐步下降，等到东亚的一体化达到欧盟这样的水准时，这些问题可能就不成为问题了。[6]同时两国媒体更应作出积极的努力，使其成为推动两国民间友好发展的重要渠道。两国的重要媒体间应该建立联系和合作，共同抵制和杜绝不良报道甚至是假新闻的炒作和流传，促进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

经济方面，两国已经成为彼此重要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伙伴。中韩经济贸易关系从过去相互补充的关系正向多方面的竞争关系转换。从这个视点上看，应减少两国间夸大的竞争和不必要的摩擦，促进经济贸易，为取得双赢效果，强调多方面合作，经济救助和政策调节。因此，中韩两国应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韩国投资者也应遵守公平合法的诚实信用。

总之，要想正确发展中韩两国民间情感互动，首先应正确的认识历史和现实，实现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促进民间文化交流和扩大交流领域，努力增进双方理解。同时，强化网络舆论的监视和管理，通过主流媒体，将对两国的认识引向正途。促进经济贸易，为取得双赢效果，强调多方面合作，经济救助和政策调节。如此多方面的努力后，中韩两国的民间交流也将会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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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索丰.儒家文化对现代韩国基础教育的影响[J].外国教育研究

[3]催俊植.对韩国文化的根本理解[J].当代韩国

第2篇：韩国经济论文范文

政治外交：缺乏基础性实证研究

韩国世宗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陈昌珠认为，韩国的日本政治外交研究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研究萌芽期（1945—1970年），由于韩国刚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研究日本政治较为敏感，从事研究的学者仅有5人；第二阶段为基础形成期（1971—1985年），1965年韩日建交后，研究学者逐渐增加到23人；第三阶段为探索期（1986年至今），这一阶段研究人员快速增加，截至2005年达到54人。1978年成立的“现代日本研究会”，主宰和引领着韩国的日本政治外交研究潮流。

在对外关系研究上，第一、二阶段研究主要围绕韩日关系及防卫政策，缺乏对日外交的基础性研究。第二阶段研究侧重于美日关系及日本国内政治。其中有关对二战前韩日关系的研究，重点放在韩国的殖民地化过程上，而战后研究则侧重于“韩日协定”等政治问题、双方的外交态度以及在日韩国人问题等。由于受日本战后处理的不彻底和日本殖民统治遗留的“对日警惕性”等因素影响，韩国学者在对日政治外交研究上基本持批判态度，而这种研究的价值取向难以逾越民族主义的樊篱，从而导致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客观性。在日本防卫政策研究方面，美日安保同盟、防卫费及防卫力量等成为研究重点。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人员的年龄因素与研究结论之间呈现某种关联性。譬如50岁以上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日本的防卫政策主要依托美日同盟，正在走向军事大国化，并以共同霸权为前提增强军事力量；但较年轻的学者对军事大国化的必然性持审慎态度。这说明年长的学者易于将韩日历史与日本的防卫联系起来考虑，而年轻学者则强调客观分析，更为关注日本的国内政治因素。韩国学界对日本国内政治缺乏基础性的实证研究，而过分注重政策性研究。因此，今后加强对日本政治家、政治制度及新保守主义思潮等的探讨和分析，应为韩国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

历史：战争遗留问题致使研究困难重重

淑明女子大学金善敏教授认为，韩国的日本史研究深受两国关系及政治和外交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韩日合并等历史事件。这种痛苦的经历和记忆使韩国在对日认识上充满感情色彩，很难把日本历史和文化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战后初期，由于从事对日研究很容易被看成亲日派，直至1965年韩日建交前，该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不毛之地。当时韩国史学界的主要使命是摆脱和克服殖民史观，力争确立韩国历史的主体性。1965年韩日建交后，韩国日本史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批判韩日会谈、揭发韩日合并的真相等方面。但随着两国交流的深入，日本史研究开始关注政治外交史和日本近代化论，出现了介绍和批判日本和美国学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当时韩国正在进行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及“祖国近代化政策”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但是，当时的研究尚缺乏翔实的原始资料和缜密的考证分析，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属于纯粹的史学研究。因此，可以说，韩国日本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系统地研究日本史。1982年，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发生后，韩国社会对日本历史的关注度空前增强，学者们认识到有必要客观地介绍和研究日本。此时，从美国和日本留学回国人员在各大学纷纷开设日本史科目，并撰写和出版有关历史认识和方法论方面的书籍，为适时应对历史教科书及慰安妇等敏感问题奠定了学理基础。1994年，“日本史学会”成立，日本史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化。其中，《日本历史研究》一直主导着韩国的日本史研究，涌现出很多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比如，1980—2000年的论文成果占整个战后论文成果总数的80%。尽管如此，韩日两国的特殊历史关系，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约束了学者的研究向度和价值取向。

经济管理研究：成果丰硕 但缺乏本土特色

1965年韩日建交后，经过40多年的探索与发展，韩国学界在有关日本经济及管理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根据高丽大学赵成元教授对140名从事日本经济和管理的研究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140名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中只有3名女性，可见在经济和管理领域，男性居主导地位的倾向十分明显。这与女性学者比例在日本文学领域超过50%、语言学领域达到30%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

韩国专门研究日本经济和管理的学会主要有“韩日经商学会”和“日本政经社会学会”。其中，“韩日经商学会”成立于1983年，会员有300多人，是日本经济研究领域最大的学会。最初成员主要由具有留日经验的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学者为主，但后来很多对日本经济管理感兴趣的研究人员也加入进来。学会刊物为《韩日经商论集》。自1985年开始，“韩日经商学会”与“日本东亚经济管理学会”每年共同举办“韩日经济管理国际会议”，其公布和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日本政经社会学会”成立于2002年，主要由年轻学者组成。该学会的特点是除了经济、管理领域的学者外，政治、社会领域的研究人员也可参加。该学会尚未发行刊物，但可以在《日本学报》上。

从研究内容上看，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韩国国内对日本经济成功经验的关心，研究人员开始把日本作为成功案例进行解读分析，涌现了大量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公共政策（预算决策过程）、产业政策（政—官—财关系）、政策形成过程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体系变化等。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经历长期萧条，对日评价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韩国学界的重点转变为对日本的长期停滞论、日本型管理体系以及金融体系改革等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更多地围绕如何吸取日本教训展开。韩国学者在研究日本经济和管理过程中，主要参考和借鉴日本和美国学界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缺乏鲜明的韩国特色。

语言文化领域：研究范围小 注重实用性

1973年成立的“韩国日本学会”是日本语言文化研究领域规模最大的学会，学会刊物为《日本学报》。日本文化研究起步最早，主要关注日本的集团主义、近代化与文化的关系等。韩国学者普遍认为，文化因素对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以日本文化特点来解释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尚存在局限性。韩国学界的日本文化研究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方面以大学的日语及日文系为主，研究范围狭隘；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反日情绪间接地影响了研究的深入，缺乏客观性。在日本语言研究上，由于韩国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日语研究具有特殊性，开设日语专业旨在培养能够灵活运用日语的人才，因此主要倾向于教学，不够重视基础研究。另外，基于日语起源视角的日韩语言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居多。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设立了文部省国费奖学金，以该奖学金为契机，大批留日回国的学生充实了研究队伍。韩国的日语研究主要以语法研究为主，发表的论文40%与语法有关。

第3篇：韩国经济论文范文

文献综述

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模式选择研究方面，我国学者主要是沿用当代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理论成果，应用于我国的实践，从某一角度、某一侧面、某一领域进行研究，提出具有指导性意义的结论，或者强调研究国际经济技术模式的重要性，并得出自己的见解。

本文希望以烟台市中韩国际经济合作的实践为例，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理论与制造业国际转移的理论出发，分析烟台市与韩国制造业合作的现状，研究采取合理的模式进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问题。由于烟台市是中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区域，该市中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模式的选择问题，具有我国沿海制造业城市特别是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城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典型特征，对于建立起适合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新模式，确立承接国际制造业梯度转移的龙头城市具有推广意义。

一、制造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一般模式

制造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存在多种模式，研究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本文从参与方经济发展水平及合作的复杂程度来分析归纳其特征，总结为以下两种模式。

1．制造业近距离国家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模式

制造业近距离国家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模式，是指距离相近的国家由于政治联盟、地缘优势、历史渊源以及文化的认同感和相近性等原因而进行的制造业方面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活动，是一种区域性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其主要特征是：

第一， 可以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减少运输成本，提高两国的利润率。制造业的产品特点决定了企业必须考虑运输成本，才能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如90年代至今的中韩两国制造业的合作即为这种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

第二，可以很好地发挥地缘优势，发挥经济的辐射作用，带动经济低水平国家的经济发展，缩短两国的经济差距。例如，我国从1980年―1989年的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引进设备时期，广东地区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灵活措施，充分发挥与台湾、港澳地区的地缘优势，使该地成为我国珠三角经济区的重要制造业中心。

第三，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较大。由于相邻国家政治联盟的原因而进行的国际经济合作，其成败决定于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状况。例如，50-60年代的中国东北地区与前苏联的制造业的合作中，后来中国与苏联关系的恶化而使中国的经济受到重创。

2.制造业复杂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模式

制造业复杂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模式，是指开放的国家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全面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活动，将制造业融入国际分工和世界产业链条中的全球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其主要特征是：

第一，具有全球性、经济性和持久性的特征，合作的范围大、领域宽、方式灵活多样。复杂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模式在世界经济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体系，参与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和产业链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合作主体的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

第二， 具有跨国公司为参与主体进行合作的特点。制造业跨国公司利用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先进的技术水平和丰富的国际经营经验推动着制造业的全球化发展，全球制造业体系正在迅速形成。例如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电脑、通信、电子元器件、制药、石化等行业的制造商都已将生产网络扩大到中国。

第三， 参与主体属于世界产业链条中的垂直网络式国际分工体系。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国际分工深化导致国际产业转移。制造业国际分工正在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产品分工向生产工艺分工深化。由此带动制造业由发达国家向新型工业化国家、新型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各参与制造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主体构成了世界产业链条中的垂直网络式国际分工体系。例如，我国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无论是港、澳、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珠三角的转移，还是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转移，都是拥有高层次产业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向产业处于低层次的地区的转移，属于一种产业垂直分工。

综上所述，我国在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的前期属于近距离国家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模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已经属于复杂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模式。

二、烟台案例：中韩制造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模式分析

近年来，在中国参与合作的众多国家中，中韩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速度尤为突出。仅韩国对华投资一项，2005年就达到了182.76亿美元，其分布主要集中在山东省，其中80%的投资集中在青岛、烟台、威海三地。而烟台市，是联系中国和韩国的“桥头堡”，作为连通环黄渤海经济区和韩日国际经济区的重要节点城市，越来越受到韩商的青睐。截至2007年，在所有与烟台有经贸关系的国家中，韩国连续4年位居贸易额第一，已成为烟台经贸合作的重要国家。因此，中韩之间的制造业国际经济合作模式选择是中国参与东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一个范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研究认为烟台市由于在地理区位、地缘文化、经济基础、投资成本、引资政策等方面在中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再加上烟台市二十多年的中韩国际经济合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证明烟台市可以成为中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模式的代表。因此，对中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普遍性与韩国企业在烟台市直接投资的特殊性进行比较研究，分析烟台市中韩制造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现有模式特征，构建烟台市制造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理想模式，并提出模式改进的措施，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确定制造业中心城市的定位，合理制定外商投资政策提供依据。

1．烟台市在中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现状

根据烟台市投资促进局提供的数据，截至2006年5月，烟台市共批准韩国投资企业2580家，合同利用外资6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3亿美元，在来烟台投资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合同外资和实际外资均列第二位。烟台市中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韩国在烟台的投资呈现出增长速度快、投资领域广、项目规模大。目前已有11家位于世界500强的韩国企业在烟台投资。投资领域涉及服装、轻工、电子、机械、汽车、食品、建材、海运、化工、冶金等领域。仅大宇公司就先后在烟台投资建立了大宇重工业烟台有限公司、大宇机床烟台有限公司、山东巴通您电器有限公司、烟台大宇电子部品有限公司四家公司，投资额约1亿美元。韩国LG电子(株)公司也先后在烟台投资了LG（烟台）信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浪潮LG（烟台）数字移动通信技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浪潮乐金数字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三家公司，投资额达5345万美元。

第二，韩国在烟台大企业的投资方式近年来倾向于合资经营，出现韩国企业本地化的趋势。韩国大宇重工在90年代的投资多数是独资企业，而2003年6月建立的大宇机床烟台有限公司则采用了合资的形式。韩国LG株式会社在烟台的三家投资企业则全部采用合资的形式。另外，烟台现代冰轮重工有限公司、烟台万华SKC聚氨酯有限公司等都是近几年来投资烟台的韩资企业，全部是采取合资的形式。目前投资于烟台的世界500强韩国企业中选择合资形式占77%，韩国企业本土化的趋势初显。

第三，跨国公司制造业占较大比重。从烟台市投资促进局统计显示，从1984-2005年外商对烟台投资的产业中，投资于第二产业，即制造业领域的占87%。大宇重工业烟台有限公司、LG（烟台）信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浪潮LG（烟台）数字移动通信技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等韩国企业在烟台投资于制造业领域，占世界500强的韩国企业在烟台投资的比重为92%。

第四，跨国公司开始在烟台设立研发机构。浪潮LG（烟台）数字移动通信技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就是韩国LG株式会社2001年在烟台设立的研发机构,成为山东省首家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

2．中韩制造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模式的改进与选择

中韩两国的合作虽然错过了我国近距离国家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时期，但由于中韩两国仅一海之隔，这种跨海域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又具有近距离国家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模式的区位特点；当中国20世纪90年代全面对外开放时，韩国直接进入中国复杂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模式时期。中韩两国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虽然具有近距离国家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模式的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的特点，但中韩两国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更具有复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模式的三大特点。

首先，从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主体、范围和合作方式来看，具有复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模式的特点。由于经济联系的加强和各自利益的驱动，欧美发达国家、中国、韩国等为代表发生了多种类型的经济技术合作。这些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遍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所有的合作领域。从中韩合作的层次来看，有企业间的，有政府间的，也有法人之间的合作。从中韩合作的内容来看，它包含了生产要素的相互移动，以及贸易金融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多方面内容。双方无论从生产要素移动的跨国界移动，还是中韩企业的产品市场的世界性，都说明中韩两国在国际分工中和产业链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具有全球性、经济性和持久性的特征，合作的范围大、领域宽、方式灵活多样的特点。

其次，具有跨国公司为参与主体进行合作的特点。由于制造业的全球化趋势的影响，韩国制造业跨国公司也利用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先进的技术水平和丰富的国际经营经验推动着制造业的全球化发展。韩国制造业跨国公司将价值链中与制造紧密相联的各个环节朝着全球化方向迈进，将中国作为其全球制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世界500强企业中的韩国大宇、LG、三星、现代等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再次，中韩两国属于世界产业链条中的垂直网络式国际分工体系。中韩两国制造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主体构成了世界产业链条中的垂直网络式国际分工体系。例如，韩国向中国的国际产业转移中，是高层次产业的韩国向产业处于低层次的中国地区的转移，属于一种产业垂直分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国内竞争环境的变化，韩国在华跨国公司逐渐改变了以利用廉价资源、抢占市场、转移相对落后的污染型生产项目为目的的产业转移行为，开始对华进行大规模系统化投资，在中国全方位进入、全系列生产，充分发掘中国市场的全球性价值，形成网络式分工。

三、中韩制造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需要寻求最佳模式

从国际经济合作原理的角度来看，中韩两国还没有最大限度的发挥各自优势生产要素的作用，凝结在商品中的生产要素远非成本最低的组合配置，离理想状态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模式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以寻求两国合作的最佳模式，达到两国经济的双赢状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因此，要实现中韩制造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理想模式，今后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第一，中韩两国要充分发挥近距离国家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模式的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一方面，从区位因素的角度来看，地理位置的接近，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是中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区位条件，山东与韩国的距离比起内陆相当一部分省份的距离要近的多，且水陆交通方便，运费低，与韩国一海之隔的山东省占得了地利之先。建立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承接韩国产业转移的战略，正好符合韩国企业选择区位投资设厂降低运费的要求。另一方面，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韩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国文化是韩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文化上的认同感及相近性是经济技术与合作的重要条件。山东是儒家思想的发祥地，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与韩国人的心理与生活，中国人与韩国人有极强的文化认同感。因此，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在山东与韩国的合作中占了人和之利。

以上这些地缘文化优势是其他发达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韩两国要做好区位优势的文章，促进两国生产要素的跨海域移动，充分利用两国的成本最低生产要素，减少生产要素移动的各种障碍，加强中韩两国的合作，两国政府要尽快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例如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甚至“中韩共同市场”等。将烟台市作为中韩自由贸易区合作的首选城市之一，通过竞争使两国在制造业方面达成国际分工和平衡，两国间实行专业化分工，各国分别集中生产某种商品，互相提供本国其他某种商品的市场。

第二，中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要处理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产业转移的关系，集中建立韩国产业集群，确立城市制造业的产业定位。以烟台市为例，烟台市目前一方面面临韩国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面临着我国开放较早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欧美制造业的二次转移。因此，烟台市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确定城市制造业的定位，注重韩国制造企业的集群效应，减少资源型产业的审批，甚至杜绝污染型产业的引进。

第三，中韩两国制造业要逐步由世界产业链条中的垂直网络式国际分工体系向水平专业化国际分工体系过渡。目前，韩国将产业链条中的低技术环节转移给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中国，从而完成价值链的分离和产业转移。中韩两国制造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主体构成了世界产业链条中的垂直网络式国际分工体系。今后，我国制造业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要注重自主创新，加强品牌建设，提高在国际产业价值链条的位置，缩短中韩两国的经济差距，由原来的中韩两国的垂直分工形式逐步向水平专业化分工过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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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韩国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韩FTA：美韩FTA及欧韩FTA：三大FTA汇整

中图分类号：F74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24-000-01

一、前言

韩国于2003年即制定自由贸易协议路径图（FTA Roadmap），规划洽签FTA的策略及对象并适时依据实际状况做调整改变，韩国政府于2013年又新贸易路径图（New Trade Roadmap）。

韩国政府新贸易路径图时曾指出，中韩FTA是新路径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拼图，为韩国在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敲门砖，而韩国也将重新检视如何利用已签署的FTA，连结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协助国内产业取得国际竞争利益。中韩FTA已于今（2015）年6月正式签署，韩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同时与欧盟、美国、中国缔结FTA的国家，连结欧洲、美洲、亚洲三大市场，以下整理韩国与三大贸易伙伴国间之商品谈判结果，了解韩国商品自由化之得失。

二、中韩FTA

中国国家主席和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于2004年11月APEC峰会宣布启动中韩自由贸易区非官方可行性研究，2年后研究成果出炉，显示中韩合作可互利共赢。2006年11月中韩启动政府主导的产官学联合研究，历经5次联合研究会议，就农林渔业、制造业、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动植物防疫检疫、海关程序、原产地规则和竞技合作等议题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讨论，2010年6月结束产官学联合研究。中韩FTA谈判于2012年5月正式启动，经过两年半14回合谈判磋商，于2014年11月实质性结束，2015年2月双方就协议文本进行草签，并于6月1日正式签署。目前双方正抓紧时间进行国内程序，争取于2015年底或2016年初生效。

经过20年降税调适期后，韩国约有960项税目仍保有关税，约占总税项7.85%，包括654项农产品及306项工业产品，矿产品、塑橡胶及其制品、皮革及其制品、木浆及纸浆、贵金属及其制品、光学精密仪器及器具、武器弹药、艺术品等工业产品完全免除关税。韩国农产品中有31.4%仍保有关税，以各类农产品而言，29%动物产品、43%植物产品、10%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25%调制食品仍保有关税。

经过20年降税调适期后，中国约有766项税目仍保有关税，约占总税项9.35%，包括97项农产品及669项工业产品，鞋帽、武器弹药、艺术品等工业产品完全免除关税。中国农产品有7.15%仍保有关税，以各类农产品而言，2.46%动物产品、5.89%植物产品、42.86%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10.23%调制食品仍保有关税。

三、美韩FTA及欧韩FTA

美韩FTA于2007年6月30日签署，2012年3月15日生效，货品关税自由化承诺将于2031年完全落实。美韩FTA对韩国而言，同时具备经济性和策略性的利益。美国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之一，是韩国重要的贸易及投资来源对象，经济利益不言可喻。就策略性利益而言，美国为FTA路经图中长程计划推动对象，韩国展开美韩FTA谈判时，对于高标准自由化承诺之政策推动与实施已有准备，并以此扩大FTA对象至欧盟、中国及日本，美韩FTA是韩国真正落实其FTA与自由化政策之关键。

欧韩FTA于2010年10月6日签署，2011年7月1日生效，货品关税自由化承诺将于2031年完全落实。美韩FTA于2007年达成协议后，欧盟认为该FTA将损及欧盟在韩国甚至是亚洲的竞争地位，因此欧韩双方自2007年5月开始启动双边FTA谈判。欧韩FTA架构与美韩FTA相似，兼具广度及深度。美韩及欧韩FTA目前皆已生效实施。

四、汇整三个FTA

将关税自由化分为第1年、第5年、第10年、第15年、第20年及不完全全降税等5个阶段来看韩国对三大贸易伙伴国承诺之市场开放。于生效日时之市场开放幅度：欧韩FTA>美韩FTA>中韩FTA，相对的，缔约方市场开放幅度亦同。中国于协议生效后之零关税项目占总税目20.12%，开放幅度为三大贸易伙伴国中最少者。

三个FTA关税自由化趋势为，关税自由化的过程中，美欧皆领先韩国，中国则落后韩国；韩国于中韩FTA关税自由化之速度最慢；中韩关税自由化的差异程度最高（第1～4年差距30%，第5～9年差距21%，第10～14年差距17%，第15～19年差距7%，第20年差距2%）。

五、小结

韩国与美国最早达成协议，自由化程度亦最高；欧盟与韩国洽签FTA，后起直追，自由化程度略低于美韩FTA但反较其早日生效；中韩FTA今年才正式签署，自由化程度更是低于前二个FTA，这种结果除了韩国考虑国内产业能力、缔约对象国较具竞争侵略的贸易商品之外，亦与缔约对方设定自由化程度高低相关。然而换个角度想，韩国在美韩FTA已承诺高标准之自由化，如果韩国已为美韩FTA做好准备，则不论后续FTA对象为谁皆不足为惧。

参考文献：

[1]刘赛力孕育中的中韩自由贸易区国际问题研究，2008（01）.

[2]崔国涛自贸区金融发展的差异化定位分析长春大学学报，2015（09）.

第5篇：韩国经济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当今世界经济三大板块中，欧洲有发展比较完善的欧盟，北美地区2005年底也正式启动了美洲自由贸易区，而东亚作为一主要板块一体化进程缓慢。中日韩三国的经济互补性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必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发展的现状及障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贸易创造效应 贸易转移效应 一、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理论依据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FTA)是指两个或多个经济体为消除他们之间现存的贸易壁垒，促进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而缔结的关税区。FTA对区内经济的静态效应包括“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实行自由贸易后，国内成本高的产品为其他成员成本低的产品所代替，因此从成员的进口增加，新的贸易得以“创造”。“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内交易成本的降低，与区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减少，而与区内成员之间的贸易增加。FTA的动态效果主要是指“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 二、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 1.三国经贸关系的加深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近年来，中日、中韩之间的双边贸易和投资都成上升趋势。2003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达到1335.76亿美元，日本在华实际投资额达413.94亿美元。中韩双边贸易额达到632.31亿美元，韩国在华实际投资额达44.89亿美元。日本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投资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韩国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投资来源国。据韩方统计，中国是韩国第三大进口国，并且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国。 可见，中日韩三国经贸关系不断加深，这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三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前提条件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日本与韩国属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优势在于巨大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而日本与韩国的优势在于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本。中日韩三国之间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日进出口的互补性系数大于1，两国的互补性较强，中国的出口与韩国的进口之间的互补性系数小于1，互补性弱，但是中国的进口与韩国的出口之间的互补性系数大于1，互补性强。日本的优势产业主要是机械设备和基础材料行业，韩国的优势产业主要是化工产品﹑机械﹑纺织品﹑矿产品﹑金属等。基于三国经济互补性而建立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将进一步提升三国的产业结构。 三、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对策 1.加强政府交流 三国首先应该从政治上加强交流。三国之间在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度低，是阻碍三国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是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二是三国之间的领土﹑领海争权问题。良好的政治气氛有利于促进三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也只有三国之间形成良好的政治关系，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问题和韩日领土之争问题，三国才能建立起更深层次的长久的伙伴合作关系。 2.协调三国产业政策 由于三国之间经济上既互补又相互竞争，政府不应该对本国受到威胁的产业实行严格的保护措施，比如日韩应该逐步开放其农产品行业。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与自由贸易的原则相违背，还阻碍了自由贸易的发展，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日韩两国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会导致其制造业往劳动力更便宜的中国转移，出现所谓的“产业空心化”。近年来，由于日韩两国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导致本国“产业空心化”，失业率增加。如果因为担心“产业空心化”会对本国不利而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将妨碍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因此，三国应调整自己的产业政策，建立共生共存型产业结构。 3.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机制 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是由政府主导设置的机构，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韩合作也缺少民间的交流。企业界参与合作的呼声得不到响应。企业是一国经济的主流，区域合作其实质也就是企业之间的合作。企业、非政府组织在区域 合作领域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可以设立中日韩贸易促进会，定期举行，为三国企业间的交流搭建一个平台，促进企业间的相互了解和业务往来，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真正建立提前作好准备。在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之前，中日韩三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合作，加深相互间的沟通，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扫清障碍。为此，政府需要突破现有区域组织合作机制，大胆地提出一些适时有效的合作建议。 参考文献: 陈同仇薛荣久:国际贸易[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 小泽一彦孙新:21世纪中日经济合作与展望[J].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Kathie Krumm，Homi Kharas，东亚一体化共享增长的贸易政策议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叶辅靖:走向FTA-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战略与对策，中国计划出版社，2004 Maurice Schiff，L.Alan Winters，区域一体化与发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第6篇：韩国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FTA；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63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一、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国内研究

盛斌（2001）从现实中贸易保护政策的存在与自由贸易理论解释的缺位入手，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内在形成过程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切入对国外研究进行综述。严建苗（2002）认为：新贸易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的假定，拓展了原来的纯贸易福利效应理论，使得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突破经济福利效益的分析，将政治因素作为贸易政策形成过程的解释变量，并对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进行了总结。盛斌（2002）在贸易保护政策的内生形成过程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国家战略”贸易保护政策的政治经济研究模型，对跨时期跨部门的中国工业行业的贸易保护情况进行研究，以此实证相关理论结论的有效性。盛斌（2006）以新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多个视角综述了相关研究进展。

二、国内对FTA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证研究

由于对政治经济分析的狭隘理解及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前沿发展的追踪的缓滞，直到最近几年国内对于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证研究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蔡宏波，黄建忠（2008）基于FTA的政治影响因素、福利效应、未来发展等不同领域里的研究对国外FTA理论进展进行了简单概括，从贸易的福利效应分析、FTA对一国贸易结构的影响及其对国内生产率的意义等维度对FTA的实证研究进展做了总结。但事实上近些年来伴随着全球FTA战略的积极推进潮流，国外FTA理论及实践研究的进展已远远超过国内研究所能触及的深度。

从FTA的战略层面的研究看，杨红强和武亮（2006），李富有和何娟（2007）等都对美国的FTA全球战略进行了研究，研究视角基本围绕在美国FTA的制度分析、实施进展、战略意义及对中国的启示等方面。孙玉红（2008）对跨区域FTA的决策动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指出单纯追逐经济福利的目标一国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地域性临近优势的国家缔结FTA，从全球战略目标、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外交政策目标、FTA长远发展的示范效应四个方面对当前跨区域FTA全球范围的快速发展的动机进行了总结。这里不得不重申的是，国内的政治经济分析通常缺少理论依据的支持，也缺少政治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所谓的政治经济分析通常是较为狭隘的对于政治性、经济性影响因素的罗列，这是我们之后在贸易政策尤其是FTA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领域里研究模式、研究工具上应积极改善的地方。朱颖（2009a）认为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与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主要目标。FTA是当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贸易自由化目标的重要工具，是美国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借助本国的国际实力实现国家利益推进全球FTA战略的重要载体。他认为研究美国FTA战略是紧迫且必要的，对中国FTA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朱颖（2009b）具体分析了美国中东FTA战略，其战略进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美国-以色列FTA的缔结；美国-约旦FTA的实施；中东自由贸易区构想的提出。美国逐步推进战略实施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是加快中东地区国家的国内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促进其经济增长，为美国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传播奠定基调，从而更好地实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性目标。

第7篇：韩国经济论文范文

自 1 988年到 1 999年 1 2月末止 ，以实行为基准韩国企业对中国投资累计件数共有 42 3 1件 ，达到43 .1 3亿美元。韩国对华投资企业在管理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任何管理理论和管理系统都是根植于既定文化之上的 ，民族文化环境和管理系统必须与此相适应。特定的社会文化逼近影响了社会中人们的行为 ，而且影响了管理理论与管理方式成功地从一种文化转入另一种文化的可能性。尽管各国的管理在组织结构和技术方面存在着趋同性 ，但领导方式和管理行为仍然具有文化的特性而难以改变。基于上述原理 ，有必要对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背景及其组织文化特性作一番探讨 ，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韩国企业和合资企业的管理模式 ，以提高企业管理者跨文化管理的能力。

1　韩国企业文化的背景

1 . 1　家长的权威

韩国对中国的儒学最为尊崇 ，在李朝时代就把儒教定为国教 ，形成了儒学化体制。传统的儒教思想在以家庭为中心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在韩国家庭里 ，父亲作为家庭的长辈 ，一定要成为夫人和子女尊敬和效仿的典范 ，并以其权威来治家。这种家长式的权威行为 ，直接在企业主和管理者的领导方式中表现出来。他们在管理下属职员的时候 ，发挥其权限和权威来统治其部下 ，下属也期待其温情和慈爱的同时顺从他们的权威意识。这样在强烈的统治和温情兼备的专制领导方式下 ，在权威式的经营中形成了仁学文化。

1 . 2　主从关系和服从心

传统的儒教思想重视皇帝和大臣之间的义理和忠诚。这种思想对韩国企业中企业主和职员间的垂直权限关系有着很大影响。所以在企业里 ，部下服从上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比起水平关系 ，职员们更重视上下间的垂直关系。这种垂直的关系意识不仅受权限关系的影响 ，而且也受年龄、地位、身份和相互所属关系的影响。对上属的服从意识是韩国企业的决策结构集中在上位系统的重要因素之一。

1 . 3　从属关系和排他意识

韩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征是以血缘和地缘及学缘为中心的从属关系和排他意识在对人关系、集团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权利结构的形成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从属意识和排他主义是受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儒教思想影响的结果。儒教思想给受崇尚前辈和对家长的尊重以及以直系亲属为先的亲疏意识以巨大的影响。两班和庶民、高学历者和低学历者的差别给传统的社会阶级意识、地位和身份意识以巨大的影响。

1 . 4　所有制与经营结构

在韩国 ，以传统的长子优先的制度为中心 ，长子继承企业的所有权 ，这种制度使所有权集中在创业主的家庭 ，这是形成集权制经营结构的重要因素。另外 ，从历史来看 ，韩国的民间资本很有限 ，企业资本又集中在少数富有阶层 ，使企业不得不依赖银行。形成这种经营结构也与政府对企业的干涉有关。

2　韩国企业的文化特性

2 . 1　“能做”文化

韩国企业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便是“能做”文化 ，它强调了代表很多企业成员的富有积极性和挑战性的共有价值。韩国企业之所以能在短短的 3 0年里取得高速的发展 ，是因为很多产业部门具有大胆投资、冒险向海外进军和在短期内取得成绩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在目标的确定方面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能和韩国企业的高标准相比 ，而且没有一个国家的企业能像韩国企业一样为了达到目标而不惜一切代价。

2 . 2　勤勉的劳动意识

企业成员认真的工作姿态、勤勉的劳动意识是韩国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韩国企业的劳动时间最长 ，已广为世人所知。长时间劳动不仅适用于劳动者阶层 ，而且在高层经营者和一般管理者阶层中也一样适用。早晨七点开始召开干部会议、晚上八点以后管理人员才下班的企业比比皆是。既有早晨六点参加教育节目的经营管理人员 ，也有晚上六点以后参加教育节目的管理者。

2 . 3　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和权威性管理行动

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和高层领导的权力体制以及权威性管理行为是韩国企业文化的又一个特征。正如《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宾。托福勒 （A .toffler）所指出的那样 ，韩国企业虽然适合第二次浪潮即大量生产为中心的产业社会 ，但在以个人的创意性和开放性为基础的第三次浪潮即信息化社会里 ，是不适合的。

2 . 4　年功序列 （论资排辈 ）和仁和主义年功序列和仁和主义是另一个韩国企业文化特性。在激励和提升方面存在着论资排辈的现象 ，在上下级和同事之间 ，要尽量做到圆满和谐。

3　韩国企业的管理模式

3 . 1　政府较注重对宏观经济的控制与管理

韩国政府十分重视对经济的调控和管理。从1 962年开始 ，对经济发展实行计划指导 ，组织制订五年计划 ，并根据发展计划来制订各种经济政策和管理措施。韩国在维持和处理上下级关系上 ，依靠的是儒家文化所看中的中央集权动员体制。韩国学者们认为这种体制的动员力量比西方的个人与个人、集团与集团之间互相抗衡的社会要大。将这种力量政治化以后 ，可沿用于经济的发展。

3 . 2　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上韩国的许多企业十分重视企业伦理的塑造 ，注重伦理道德的教育和培养 ，从而形成守纪律、讲服从和步调一致的强力型的组织文化。在业绩评价和奖励制度上仍然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 ，而且组织成员的阶层构造一般是与他们的年龄及工龄有着密切的关系。同事之间维系圆满的人际关系 ，又是韩国企业共同的行为倾向。近年来 ，在经营合理化过程中 ，虽然强调能力、经营业绩以及进取心、创造性 ，但是传统的论资排辈的奖励制度仍然主导着韩国企业的文化。

3 . 3　企业的组织结构表现为家族式企业的组织形态

1954年战争结束后 ，韩国致力于建构足以诱导经济发展的法律和行政体系 ，鼓励其企业运用从西方传入的科技知识 ，经营企业 ，追求利润。在企业的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家族所有、规模偏小、结构简单、任人为亲、关系取向等特点。

3 . 4　领导作风的权威性和高度集权制在领导方式方面 ，温情和专制是管理者的方式特征 ，家族企业经营者通常采取权威式的领导方式。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 ，经营者通常不喜欢属下比自己更有才干。许多重要的决策 ，也往往由担任要职的家族成员商议后制订。不属于家族成员的干部 ，通常只有执行命令的义务 ，而无参与决策的权利。这种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和权威性的管理行为 ，抹杀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不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这种领导方式和年功序列、仁和主义以及重视企业成员之间关系的企业文化特征是一致的。

3 . 5　企业的成长模式

企业注重不断的扩张 ，以大规模生产经营为中心 ，形成量的规模成长 ；技术方面 ，从国外引进较先进的技术 ，靠模仿起家的中小企业比比皆是。在“能做”文化的影响下 ，不少韩国企业不顾自身的条件和能力 ，盲目地、章鱼式地扩张 ，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 ，债台高筑 ，以至在 1 997年的经济危机中 ，纷纷倒闭。这种管理模式在过去的 3 0多年里 ，为韩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 90年代世界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 ，要求其组织文化有一个相应的开发与改革。但是 ，韩国这种强力型的组织文化在变化的时代里成了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最终成为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不过经过几年的经济改革 ，在社会各阶层全面开展民主化 ，企业进行机构改革并积极与国际接轨过程中 ，韩国企业从企业文化方面进行大力改革 ，寻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企业文化 ，终于从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4　韩国的组织文化及其管理模式给予我们的启示

4.1　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有自己的利弊 ，这些利弊往往以这个社会自己的价值尺度去衡量 ，并由这个社会作出选择。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 ，管理思想和模式尤其是涉及人的管理思想和模式 ，是不能简单照搬、套用的。对于韩国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高速成长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组织文化因素 ，我们应该积极学习。但在引进管理理论和方法时 ，如果不考虑不同文化背景所产生的管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就不会使我们的管理水平得到提高 ，反而会使我们丢掉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及相应的管理方式 ，那就适得其反了。我们需要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

4.2　了解对方文化 ，剖析自己 ，找出不同的文化特点。“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这一点在跨文化管理中是至关重要的方面。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社会 ，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融化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而韩国对中国的儒学最为尊崇 ，儒家思想给韩国以深刻的影响。所以 ，两国都具有忠孝、仁爱、礼仪、勤俭、吃苦耐劳、拼搏、服从家长专制的特点。但是 ，韩国在二战后多年依靠美国的援助 ，受美国文化的影响较深 ，加之他们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繁荣 ，也不同程度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注重民主、科学 ，时间效益观念强 ，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表现的欲望 ，强调个性自由 ，标新立异。而中国在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人们在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影响下 ，缺乏奋斗、创新的意识和时间观念 ，从而在管理行为和决策方面表现责任不明确等现象。

4.3　在跨文化管理方面 ，另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就是学习组织的开发。学习组织顾名思义 ，就是通过不断地学习来创造企业的未来。它不单是为了企业的生存和适应性 ，而更加重要的是为了企业各种能力的扩大和发展而学习。它由系统思考、目标统一、自愿熟练工作、有效学习小组和认知模型等因素组成。其中系统思考因素起到对其它四个因素协调、联系的作用 ，是学习效果的决定因素。这种学习文化是现代企业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是现代企业的改革与组织开发中应特别强调的原则。面对不断变化和开放的今天 ，每一个企业都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开拓未来 ，要学习别人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 ，在跨文化管理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

[1 ][韩国 ]李学锺 .战略经营 [M ].汉城 ：世经社 ，1998.

第8篇：韩国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日韩；贸易潜力；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9)04-0070-08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掀起了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中国、日本和韩国作为东亚3个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地理位置的相邻和一些消费习惯的相似，三国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经贸联系，存在着开展制度性经济合作的基础。但目前三国之间尚未通过一定的一体化形式组织起来，区域性合作的发展却非常缓慢，面临着不少实际困难。在目前三国之间难以马上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条件下，通过扩大三国区域间贸易不失为加强三国间制度性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良好切入点。为了进一步把握中日韩三国开展区域贸易的潜力，本文将在考察中日韩区域内贸易现状的基础上，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对其进一步合作的潜力进行预测。

一、中日韩区域内贸易现状

中日韩三国地理位置临近，经济互补性强，经过近20多年的发展，中日韩三国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区域内部相互贸易、投资迅速增长，相互依赖程度与经济融合度不断加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基于市场力量的功能性经济一体化。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日双边贸易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态势。2003年以前的11年，日本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根据海关的统计资料，2006年中日双边的贸易额高达2073.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2.5％，占整个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1.8％，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据日本财务省的贸易统计数据，2002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约占其进口总额的20.7％，比美国高7个百分点，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04年，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对日本的贸易总额达189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7％，首次超过了美国而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2006年中日贸易总额首破2000亿美元大关，达2073.6亿美元。中日两国在各自的对外贸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相互之间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伙伴。

1992年中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两国经贸关系一直发展非常迅速。根据中国海关统计，1992年中韩贸易额仅为50.3亿美元，2006年增长到1343.1亿美元，增长了26倍。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6％，是中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而据韩国的统计，在韩国的贸易伙伴中，中国地位的上升更为显著。2002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3年超过美国成为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2004年又超过美国成为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目前中国仍然保持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国地位。

日韩两国既是邻国，也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贸易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并且规模较大。2000年和2001年日本既是韩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也是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从2002年起，日本一直保持着韩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与此相对应的是韩国也是日本的重要贸易伙伴，自2000年以来，韩国一直保持着日本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据日本有关方面的统计，2003年日韩贸易额为525.2亿美元，2006年则达到了775.6亿美元。

二、贸易引力模型的构建

贸易引力模型最初来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两个物体的吸引力同它们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Tinbergen(1962)、Poyhonen(1963)最早将该法则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提出了两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它们各自的经济总量呈正比，与它们的距离成反比。其中，出口国的经济总量反映了潜在的供给能力，进口国的经济总量反映了潜在的需求能力，双方的距离(运输成本)则构成了两国之间贸易的阻力因素。贸易引力模型的提出，为诠释双边贸易流向和流量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

继Tinbergen和Poyhonen之后，大量的学者对该模型进行了扩展和完善。Lmnemann(1966)增加了人口变量来反映规模经济，Anderson(1979)、Krugman&Helpman(1985)提出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发达国家间有关差别化产品产业内贸易的模型，Frakel(1997)强调了贸易伙伴之间是否具有陆地相连性等地理运输的便利条件。Garman(1999)、wall(1999)&Tamirisa(1999)则考虑了经济一体化、贸易保护、贸易管制等制度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Carrere Celine(2005)进一步评估了区域贸易协定对成员国间的贸易额的影响。这些理论研究使得贸易引力模型与H－O理论和不完全竞每、规模经济理论日趋融合。

国内学者也使用引力模型对贸易流量进行了大量的分析。金哲松(2000)用最简化的引力模型分析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水平、市场竞争等方面的差异对其贸易流向和流量的影响。骆许蓓(2003)重点讨论了引力模型中的距离因素，并引入了变量“调整距离”。盛斌、廖明中(2004)从总量和部门两个层次检验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贸易量决定因素。林玲、王炎(2004)采用贸易引力模型，验证了决定中国双边贸易状况的主要因素是GDP总量、国内市场规模、空间距离、APEC和制度安排。陈硕颖、张唯劫(2008)则增加了一个贸易开放程度的解释变量，

三、中日韩贸易潜力预测

1　数据的来源

本文选取2004年中日韩三国分别与其48位最大贸易伙伴的截面数据作为实证检验的对象。这些国家和地区遍布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且与这些国家的出口额占上述三国当年出口总额的80％以上，基本上反映了各自出口的状况。

中日韩与各自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额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统计数据库，双方距离的数据取自／on Haveman的“国际贸易数据”(International Trade Data)网站，各国国内总收入使用的是世界银行的《2006年发展指数》中公布的数据。

中日韩三国的人口数据来自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信息有限公司中经专网的有关统计数据。

2　引力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取最小二乘法将所有的数据依据方程(3)、(4)、(5)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然后将不显著的变量逐步剔除，直至整个模型所有变量都在0.0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

根据上述模型和数据，利用计量软件Eviews5.0对三国的总出口额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首次分别得出三国各自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回归结果看，三个引力模型的大部分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都与贸易引力模型的预期相符。出口国的收入水平Yi越高，表明该国的生产水平越高，潜在的出口能力越强，因此Yi的系数β2应该为正值；而两国之间的距离则反映贸易的运输成本，是两国贸易流量的阻碍因素，因此β1应该为负值。距离Dij与收入水平Yi都通过了t检验，这说明贸易引力模型对中日韩三国的贸易流量问题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以上的回归结果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一是中国的人口因素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人口因素对贸易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人口增加，国内分工深化，减少国际贸易；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会创造需求，增加国际贸易。所以导致了这个变量的不显著。二是对于中日韩三国，虚拟变量CJK都未能通过t检验，说明3个国家的出口没有明显受到2003年三方合作宣言的显著影响，这有可能是宣言的实施力度不够，应当引起三国政府的重视。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决定将不显著的2003年中日韩三方合作宣言和中国的人口因素剔除，再重新建立回归方程，直到所有变量都在0.05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最终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每个变量的估计回归系数均统计显著，各变量系数的符号与理论预期基本吻合。中日韩对距离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分别是0.878、1.318、0.795，都大于两国国内总收入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0.663、0.420、0.318，说明在中日韩三国的对外贸易中，运输成本是阻碍其与成员伙伴的主要因素。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日韩三国作为邻国的地理位置对三国之间相互开展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

3　中日韩贸易联系与潜力预测

衡量中日韩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最常用的方法通常采用的是相互之间的绝对贸易额及相互之间的贸易额在各自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但这种判断方法并不确切，因为没有考虑到各自的经济总量、收入水平及相互之间的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尽管贸易引力模型缺乏坚固的理论根基，但它在贸易潜力的定量预测上，可以弥补传统贸易理论的缺陷，在现实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根据引力模型的原理，如果两国之间的实际贸易额超过了贸易引力模型预测的“理论”贸易额，就称之为“贸易过度”，反之则属于“贸易不足”。

为了考察中日韩三国相互之间的贸易出口潜力，本文将依据表2构建的中日韩三国与各自贸易伙伴最终回归的出口引力模型，来考察中日韩之间的实际出口量Tt与根据模型预测的出口量T2之间的比值，如果比值在1.0左右，说明实际贸易额与模型预测拟合度较好，该比值越小说明贸易潜力越大，反之则说明贸易潜力较小。

我们将2005年中日韩三国GDP(代替国内总收入)和距离数据分别代入表2的模型中，计算的结果见表3。

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三国之间贸易潜力比较大的是中国对韩国、日本对韩国、韩国对日本的出口。而中国对日本、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与模型的预测值拟合较好，这可能是因为中日之间贸易产品互补性比较强，因而在贸易政策上相互设置政策障碍比较少；此外，人民币的低估有可能导致中日之间贸易预测值偏小，从而使得中日之间出口的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值增大的结果。而中韩、韩日之间贸易不足的原因则有很多。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额拟合值较好，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韩国产品出口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中国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需求增加。而韩国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化，以资本技术为基础的机电产品、汽车、化工产品、钢材等出口大幅增长，这一趋势客观上和中国进口商品的需求结构十分吻合，使得中国从韩国的进口逐年增长。其次，韩国企业对中国投资的增加也带动了韩国对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在中国新建企业，必然会带动相关产业和原材料的出口。

但是中国对韩国出口却相对不足，这可能是由于韩国国内市场狭小，其经济属于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对外依附性强。长期以来，韩国实行的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韩国在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水产品、畜产品、中成药等资源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依旧存在较多的关税壁垒，除了采用调节关税、配额关税和特殊保障措施关税外，还频频启用非关税措施，如反倾销、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检验检疫措施(SPS)以及其他一些歧视性做法，阻碍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从而影响了中国具有相对竞争力的产品的出口。这是导致中国对韩国出口不足的最重要原因。此外，韩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低附加值的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中尤以原料型商品为主，如纺织品原料及其制品、贱金属及制品、矿产品和农产品等，这些产品的含金量低，较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易受到冲击，一旦商品的相对价格提高，就很容易被替代。

其次，日韩间也存在着贸易不足的问题，特别是韩国对日本的出口严重不振。从韩方来讲，主要原因是韩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竞争力不够。由于韩国产业结构与日本相近，又缺乏相关技术，逐渐形成了以技术、设备、工业原料与资本为中心，对日依赖性的产业结构。并且日本的进口商品结构和韩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产生了相当大的差距，处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国(如美国)和低价轻工业制品出口国(如中国)中间的韩国制品，技术及服务等非价格竞争力弱，不能适应日本消费者嗜好，出口余地不断缩小。从日本方面来看，日本为了保持竞争力，保持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对韩的技术转让，高精尖技术合作等采取了遏制政策，对韩技术壁垒较高。另外日本一直采取限制进口政策，利用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政策，巧妙地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了韩国产品的进入。

四、结语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日韩三国之间贸易流量进行了实证分析与预测，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中日韩三国贸易流量与人均收入水平成正比，而空间距离所代表的运输成本是阻碍中日韩与其贸易伙伴发展的主要因素。(2)目前中日韩之间经贸合作的制度性要素还没有显著影响到三方实际的贸易往来。(3)中日韩之间贸易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根据模型的分析，虽然三国之间相互贸易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但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为了进一步促进中日韩三国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积极推进中日韩、10+1、10+3为中心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大力发展邻国贸易。在上个世纪末之前，中日韩之间、中日韩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依靠WTO、APEC等多边贸易合作体制来推动，但随着WTO、APEC成员的不断增加，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本在不断增加，很难达成一致。多哈谈判宣布无期限暂停及APEC近年无所作为正是反映了这种困境。因此，作为亚洲区域的经济大国中国、日本、韩国应该顺应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在积极参与WTO事务，履行WTO各种条款的同时，努力推动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后，三国加快了以周边国家为中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已经在

2002年底与东盟签订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2003年与泰国签署并实施了蔬菜和水果零关税协议；日本与新加坡、墨西哥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先后与韩国、泰国就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磋商。韩国与智利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可见，中日韩之间，中日韩与东盟之间建立更进一步的区域经济合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第二，应该重视与经济规模较大而制度安排尚未建立国家之间的贸易。贸易伙伴的GDP代表了一国对其贸易伙伴的进口需求能力，实证研究表明，伙伴国的经济实力是决定双边贸易的一项重要要素。中日韩三国同为东亚的经济大国，其GDP规模约占整个东亚地区的90％，三国之间开展相互贸易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三国目前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是与周边经济小国(地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初期阶段突破，率先与周边经济小国建立制度化的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早出成果，积累经验。但从长远来看，同周边的经济大国建立稳定、制度化的区域经济合作，优先发展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将能够获取更大的利益。

第三，解开政治、经济因素，加强制度性合作。由于三国之间政治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经济上各国对敏感部门市场不够开放，严重制约了三国开展制度性的区域经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应该认真对待历史问题，对二战时期的侵略行径进行深刻的反省，并在慰安妇、劳工、屠杀百姓等历史问题上进行补偿，从而为三国的制度性合作创造友好的政治环境。经济上应该在坚持双赢的前提下，在一些能够兼顾各方利益的产品方面先行一步，对双方争议比较大的领域(如农业、金融服务业等)可以采取灵活的处理方法，甚至可以暂时回避，对那些体现共同利益的资源贸易、贸易投资便利化等不同领域，可以签订专门贸易协定。对于已经制定的合作宣言、协定，各国应当有计划地稳步实施，以充分发挥其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第四，各国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三国间贸易潜力。三国应珍视经贸合作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格局，妥善处理彼此存在的经贸问题，实现中日韩的共同发展，巩固三国关系的物质基础。为充分发挥三国间的贸易潜力，各国政府应当在减少或消除贸易壁垒及增强本国产品竞争力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特别是韩国政府应削减保护性高关税、取消针对中国产品的歧视性措施。同时制定有力措施提高生产率，促进投资与技术开发，加强与日通商合作，积极吸引日本企业的投资，努力使日本方面缓和贸易壁垒，以求早日改善对中国进口、对日本出口严重不足的现状。

第五，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和其他各种贸易成本。虽然各国之间的距离不会改变，但任何有效降低运输成本的措施都会促进双边的贸易。各种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和港口成本都会通过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来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从目前来看，可以考虑在上海、天津、深圳、釜山、大阪、神户等城市之间建立开放的交易平台，实行信息资源共享，减少相互之间的报关时间。还可以加强海关合作，为贸易往来提供便利，如加强关税政策的协调、透明和非歧视，遵循非关税措施的简化、透明和非歧视原则，协调和简化海关的通关制度，促进电子海关的发展，促进三国海关间的数字共享，简化签证申请手续、缩短办理时间，为商务人员往来提供便利，为促进三国问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便利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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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盛斌，廖明中.中国的贸易流量与出口潜力：引力模型的研究[J]世界经济，2004，(2).

[4]史朝兴，顾海英.加入WTO对中国双边贸易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兼论影响中国双边贸易增长的因素[J].财贸研究，2006，(3).

[5]姚圣娟，王浩彬.对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探讨[J].经济问题探索，2007，(11).

第9篇：韩国经济论文范文

朝鲜很主动

每年元旦，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青年同盟机关报《青年近卫》和军报《朝鲜人民军》都会联合发表社论，向全国部署新年的主要任务。朝鲜今年在南北关系方面提出了“北南以及海外全民族齐心协力，开创自主统一新局面!”的口号，表示要尽快缓和北南间的对抗状态、消除半岛战争危险、捍卫和平、积极促进南北对话与合作事业，要让21世纪新的十年成为结束民族分裂悲剧的“希望的年代、统一与繁荣的年代”。

朝鲜提出了北南关系的“十年目标”后，又短、频、快地相继提出了改善北南关系的具体步骤，并做出了实际行动。

1月5日，朝鲜政府、政党和团体就当前朝鲜半岛和北南关系形势举行联席会议，并就促进北南对话、改善北南关系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朝鲜愿与韩国各界广泛对话，无论是当局还是民间，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无论是进步势力还是保守势力，朝鲜都愿与其积极对话，特别强调“拥有实权和责任的双方当局”尽快无条件会谈。二是朝鲜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与任何人会面。三是朝鲜愿在对话、协商和接触中，讨论、解决“民族重大问题”。四是朝鲜提议双方停止相互诽谤中伤和刺激对方的行动，以营造北南关系改善的气氛。

8日，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发表谈话，重申早日无条件举行北南当局会谈。1月底2月初在开城重启中断的红十字会会谈、金刚山旅游会谈和开城工业园区会谈；重开板门店北南红十字会渠道，解除对开城工业园区内北南经济合作协商事务所的冻结等。

10日，朝鲜以亚太和平委员会、朝鲜红十字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北南经济合作协议事务所北方所长的名义分别向韩国统一部、韩国红十字会总裁和北南经济合作协议事务所南方所长发去通知，提出了北南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即于1月27日在开城举行北南工作接触、2月1日在位于韩国境内的汶山举行北南红十字会谈。1月12日起，板门店红十字联络渠道重新开启，北南经济合作协议事务所投入正常运营。

12日，朝方再次向韩方发去三份通知。朝鲜名胜地综合开发指导局向韩国统一部提议，于2月11日在开城举行有关重启金刚山旅游的会谈；朝鲜中央特区开发指导总局向统一部北南合作地区支援团提议，于2月9日在开城举行开城工业园区事业的工作会谈；北南经济合作协议事务所朝方所长向韩方所长再次发去通知，敦促韩方采取实际措施，保障事务所的正常运营。

朝鲜一些宗教团体也向韩国民间团体展开了对话攻势。8日，朝鲜宗教人协议会向韩方多个民间及宗教团体发去传真，提议于2月中旬在北京会晤。“实践6.15共同宣言”北方委员会向南方委员会提议在开城、金刚山或第三国举行联席会议。朝鲜社会向韩国民主劳动党要求展开政党交流等。据韩国统一部统计，朝鲜近期共向韩国民间和宗教团体发去36封新年贺信、42份联合声明。

朝鲜还大力发动媒体力量，对韩国“喊话”。《劳动新闻》头版连续几天开辟专栏，刊登内阁副总理康能洙、金属工业相金泰峰、社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英大、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长玄相柱、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吉哲赫、农业劳动者同盟委员长李明吉等的署名文章，呼吁韩当局尽快回应朝鲜的对话要求。

经济是硬道理

朝鲜主动向韩国伸出橄榄枝，与其当前国内的发展需要分不开。

从2010年起，朝鲜发展经济的热度就持续上升。今年新年伊始，朝鲜再次提出了加快轻工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口号。15日，朝鲜宣布成立国家经济开发总局，全权负责处理国家经济开发战略项目。内阁批准并了“国家经济开发十年战略计划”，该计划确定了基础建设、农业和电力、煤炭、石油、金属以及地区开发的战略目标，并雄心勃勃地准备在十年时间里为12个战略部门吸引1000亿美元以上的外资。

白朝鲜将1987至1993年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七年计划”、又将1994至1996年定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缓冲期”之后，朝鲜再没有提出过新的国民经济发展整体计划。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此次的“国家经济开发十年战略计划”是令人鼓舞的。而自新年以来，一如继往地频繁视察经济部门，提出加强企业管理，提升技术水平，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等高要求。这些举动，也从一个侧面释放出朝鲜希望其经济进入正规化、规模化发展的积极信号。

可是，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要发展，需要资金、技术，更需要国际合作。朝鲜“国家经济开发十年战略计划”的核心就是吸引外资。它还制定了“在2012年打开强盛大国之门”的框架，并“展示了在2020年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前景”。也就是说，“打开强盛大国之门”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建设的新起点，之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在国际制裁尚未解除的情况下，经济“缺血”又几无“造血”功能的朝鲜必须扩大吸引外资。

招商引资过程中，打通对韩关系、做大北南合作是当务之急。好在金大中、卢武铉时期打下的朝韩经济合作基础尚存，开城工业园区、金刚山、开城旅游以及朝鲜曾向韩方建议的白头山(即长白山)旅游都是现成的财源和经验。再者，比起壁垒森严的西方世界来说，北南之间毕竟有着无法割断的手足之情。　朝鲜在加紧对韩“公关”的同时，也加快了对美民间外交的节奏。除了美国前总统卡特赴朝解救被朝鲜关押的公民戈麦斯之外，朝鲜于10月中旬起不断邀请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访朝，包括美韩经济研究所所长杰克・普里查德、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苏珊・谢克和新墨西哥州州长助理托尼・南宫等。

最戏剧的一幕出现在年底。朝鲜出人意料地向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合作中心所长赫克教授展示了2000台用于分离浓缩铀的离心机；之后，又在延坪岛炮声隆隆之中，向应邀访朝的美国新墨西哥州州长开出了大礼单：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重返朝鲜进行核查，同意就出售1.2万根核燃料棒并将其运往国外展开谈判，表示将对朝韩美三方建立军事委员会和热线的建议进行考虑。

1月11日，朝鲜《劳动新闻》刊登评论员文章，敦促美国与朝鲜签订和平协定以替代《朝鲜停战协定》，维护朝鲜半岛和平，实现“整个朝鲜半岛”无核化。朝方强调，美国放弃敌视朝鲜政策，终止朝美之间的军事对抗状态是

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关键。

有评论认为，朝鲜在对韩关系上主动作为，是为了调动美国。事实上，无论南北关系发展如何，重视美国并致力于改善对美关系，始终是朝鲜外交的主攻方向。这一目标始于金日成执政的上世纪70年代初，如今虽然成为“主席遗训”，却仍还是朝鲜的政策选择。从中国、越南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来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解除来自于美国的经济制裁，继而使外部制裁松动，是朝鲜经济发展取得所需资本、技术和出口市场的决定性因素。　在朝鲜看来，能助自己缓和外部环境的美国必须拿下，虽然拿下它非常不容易。

韩国很矛盾

朝鲜主动进攻，积极提出各项对话建议。另一方的韩国，却在挪腾躲闪。

去年圣诞假日刚过，韩国媒体抛出消息称，韩国政府拟将2011年作为“统一元年”，舆论随之一片哗然。如果说李明博执政以来的强硬政策尚未放弃“稳定和交流合作”的话，那么着手“统一事务”就意味着韩国的对朝政策转到了以“朝鲜崩溃论”为基础。这是一种质的转变，如属实，必将对朝韩关系带来致命的伤害。好在韩国政府面对现实，还能保持理智。李明博在新年讲话中一方面延续了对朝的强硬姿态，另一方面又表示南北关系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不过，面对朝鲜接下来突然升级的“温情攻势”，韩国显得有点措手不及。直至9日，据韩国媒体报道，统一部长官玄仁泽等仍在“继续讨论”朝对话攻势的应对策略，似乎举棋难定。

10日，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千成海终于作出了回应，称韩国政府认为朝的对话提议缺乏诚意。次日，统一部进一步发表评论称，金刚山韩国游客被杀事件、“天安”号事件、延坪岛事件等导致了韩国国民死伤，但朝鲜却不承认对此负有责任，提出举行会谈仅是为了得到经济援助，是对韩进行“伪和平攻势”，意在分化韩国社会各界。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的谈话内容也与统一部一脉相承，要点是：重开六方会谈之前，朝韩对话应先行；而要举行朝韩对话，朝鲜必须就其“挑衅行为”显示负责任的态度，在无核化方面显示诚意；一旦举行南北对话，就必须先讨论朝核问题。

与韩国政府立场不同，不少韩国舆论和国民则认为，朝鲜这次主动示好是改善韩朝关系的契机，即便有“做秀”的成分，也不可错失良机。如若拖延不复，或者提出一些所谓的“前提”来搪塞，一则会在维护民族和解合作的道义上失分，二则容易给国际社会留下韩国政府拒绝对话的印象，三则可能激起朝鲜失落情绪甚至报复心理，反而会使事态更趋恶化。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14日发表的谈话印证了上述担心。朝方指责韩方提出的所谓“反建议”谈话“毫无诚意”，要求韩方不要答非所问，有话就拿到台面上来说。

韩国在野党党首郑东泳更在日前表示，希望亲赴平壤会晤，向其转达韩国国民期盼和平的愿望，并建议南北把事故频发的西部海域建设成为类似开城工业园区的和平经济区。

目前在韩国国内，无论是政府，还是在野党，或是普通民众，心态都极为矛盾。想要尽快处理完“天安”号和延坪岛事件的“后事”，可是又咽不下吃的“哑巴亏”；想和朝鲜来场硬仗，提振士气，又承受不起战争带来的后果；想搭乘美国的战车，又扛不住国民要求“自主国防”的呼声；既想在南北关系上掌握主导，有所作为，又不想让朝鲜牵着鼻子走；既要应对朝鲜和平攻势，又要同时解决朝核问题…・结果，落实到对朝政策上，当然是犹豫不定：是将对朝强硬政策进行到底，逼朝让步?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与朝握手言和，重开谈判?

春寒仍料峭

中长期来看，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对话与和解是大势所趋。但在当前形势下，双方关系的解冻仍存在很多的阻力。

从双边关系角度看，表面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声明、谈话好不热闹。仔细分析，朝方关注的内容是北南合作，关切经济实利。韩方关注的内容是朝鲜弃核，注重安全保障。双方立场有着极大的落差，这场在舆论高地打起的拉锯战、攻防战和心理战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从地区形势看，美日韩三边拉紧军事同盟，加大对朝施压的做法仍将继续。朝方明确表示愿回到六方会谈，而美日韩则把朝韩对话作为重开六方会谈的前提。这一段时间，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出访日韩，发表对朝强硬言论。日本防卫相北泽俊美访韩，日韩防长会谈讨论朝核问题，双方签署《相互提供战斗支援协定》，商签《日韩保护情报协定》等。日本外相前原诚司近日也抵韩，推动日韩在安保领域的合作。美国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卡尔・文森”号1月11日抵达韩国釜山海军作战司令部，将参加1月下旬至2月上旬在日本海南部举行的美日联合军演。这些举动都可能刺激朝鲜方面，令地区形势再次陷入紧张状态。

从理论上看，朝韩仍未结束战争状态。而从外交上来看，朝美、朝日关系没有实现正常化。因此，半岛的和平是脆弱的，一件小小的突发事件都有可能成为导火索，引发半岛不稳定，损害半岛直接当事方和有关方的利益。因此，半岛和平体制的构筑，与南北关系正常化乃至健康发展有着必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