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精选(九篇)

第1篇：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

我们需要了解韩国方面到底是怎么看“萨德”问题的。关于“萨德”问题讨论的起点，一是朝鲜的核开发，二是美国的全球导弹防御系统。韩国自身安全受到来自北方的严重威胁，呼应或者邀请美国来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在韩国人看来，这是不得已的选择，安全问题涉及生死存亡，为了安全利益只能牺牲一些经济和外交利益。特别是在朝鲜不顾联合国决议、屡次进行核试验和导弹发射试验的情况下，面临如此严重的安全威胁，只有美国才能保护韩国，韩国在安全上也只能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此外，朝鲜核导试验的频率如此之快、能力提升如此明显，美国大选候选人的大胆言论使韩国方面出现了韩美同盟可能弱化的担忧，诸多因素都使韩国感觉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仓促做出部署的决定。韩国国内不少人对于政府决定部署“萨德”并不奇怪，只是觉得这么快就公布部署“萨德”的决定有些意外。从韩国国内来看，2016年4月13日的国会选举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原本胜券在握的执政党遭受挫败，出乎意料地输得很惨，不仅没能获得过半数席位，还丧失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本来关系很僵的青瓦台和执政党之间就需要抱团取暖，争取保守和中间选民的支持。 2016年10月11日，韩国星州郡和金泉市居民在首尔集会，要求取消部署“萨德”。

韩国方面对于“萨德”可能影响韩中关系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有一些侥幸心理和愿望思维作祟。韩国决策层希望韩中关系不会受到“萨德”的影响，韩中之间还能维持原有的政治和经济合作，韩国还可以继续从中韩贸易中获得巨额顺差。根据韩国《中央日报》7月5日发表的对新一任国会议员的调查，绝大多数人认为中韩关系肯定会受一些影响，但不会很严重，可以在部署之后再寻找恢复中韩关系的方案。朴槿惠总统在做出部署决定时可能也持这样的想法。7月8日“萨德”部署决定公布当日中午，朴槿惠总统在青瓦台宴请执政党国会议员，颇有完成一件大事“庆功宴”的意味。另外此时正值南海仲裁结果将在7月12日公布，韩国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南海问题是比朝鲜半岛、“萨德”问题更重要的问题，一旦仲裁结果公布以后，中国必将全力来应付南海问题，就会顾不上“萨德”问题了，因此就选在这个时间之前来宣布部署决定。这种做法让中国非常难以理解、难以接受，但不少韩国人真的这么想。在决定部署的过程中，军方可能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公布部署决定当日，韩国外长被披露出现在百货商场中，可能他根本不知道那天要公布，也表明外交部、或者说外交方面的担忧可能被排除在决策之外。

中国方面认为，“萨德”超出韩国自身防御的要求，严重破坏了地区战略平衡，美国以防御朝鲜导弹威胁之名，行遏制中国之实，美韩针对中国是“司马昭之心”，是“项庄舞剑”。韩国方面并不认可，而是一直强调“萨德”是“纯防御”，是在“舞盾”不是“舞剑”，中国不让韩国部署就是在干涉韩国内政。因此，中国媒体上反对“萨德”的声音高涨之时，也正是不少韩国人对于中国心生愤怒和反感之际。在韩国国内其实也有很多从国家利益出发反对部署的声音，但是，这些反对人士一不小心就会被扣上“中国政府代言人”、“韩奸”等帽子。朴槿惠总统甚至用“不纯势力”来表征反对部署的人。这是韩国民主化20多年来很罕见的词汇，令人回想起曾经的专制时代。可见，在“萨德”问题上，韩国的舆论环境并不那么民主。

可以说，韩国严重低估了“萨德”对中韩关系的损害程度。韩国没有想到、也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对“萨德”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韩国决策者认为或者期待，中韩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双方自贸协定已经生效，中国是世贸组织成员，所以中国没有手段对韩国进行制裁。与此同时，韩中双边关系这么好，中国会顾全大局，不会对韩国采取严厉措施。韩国方面忽略了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对“萨德”问题的性质判断与韩国截然不同，中国认为它是破坏了地区战略平衡，性质恶劣，后果严重;二是中韩之间的经济依赖是不对称的，中国一旦认为对自身安全利益构成损害，是有空间可以做出反应的。

第2篇：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

当然，中韩双边关系动荡，躺枪最严重的除了韩国的旅游业、零售业，当属其另一支柱产业――汽车业。由于受萨德事件的影响，导致大量中国消费者主动回避韩国品牌，韩国车企在中国市场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不过，在笔者看来“萨德”事件并不是韩系车在中国崩盘的主要原因，它最多算是压跨韩系汽在中国消费者心中美誉度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韩系车在中国崩盘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销量断崖式下滑

自国产入华以来，韩系车凭借着丰富的配置以及实惠的价格，曾让中国消费者第一次领略到性价比一词。巅峰时刻，不H北京现代快速实现了年销破百万的惊人数字，东风悦达起亚也从一个年轻品牌晋升为了年度销量前十里的常客，韩系车如在天堂。

但最新数据却显示，现代汽车2017年上半年累计在华销量为30.1万辆，仅占年度销售预期125万辆的24%，而起亚汽车上半年累计在华销量为12.7万辆，距离年初的70万目标还不到19%。6月，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在中国的销量分别为3.5万余辆和1.7万余辆，同比大幅减少64%和62%。

不难看出，受萨德事件的影响，韩系车近乎失去了中国这个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韩系品牌整体受到了严重打击。不过除了在中国有这样的情况，韩系车在它“亲密”的美国市场，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2017年6月，韩系车在美国的销量约为147.4万辆，同比下降3%。从这里可以看出，其销量下滑的原因，并不只是萨德因素。

自主品牌强势崛起

如今德系、日系车持续稳定发挥，自主品牌强势崛起，这是韩系车目前发展的最大障碍。尤其是在和其它合资品牌竞争的时候，韩系车的优势在哪？操控，动力，品牌形象，还是保值率？这几项都不占优。前几年依靠配置、设计和性价比获得的产品口碑和品牌认同感正在被消耗殆尽，韩系车并没有及时发掘出自己的产品优势，已经开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变得被动。

前些年很多媒体和分析机构就给支招，国内自主品牌要想向上顶破天花板，获得与合资品牌较量的资本，韩系车就是最好的学习对象，也是最理想的突破口。中国自主品牌在向上发展战略中，的确是首先瞄准了韩系品牌。如今，像吉利帝豪GL、荣威i6等车型，都有着很强的实力与紧凑型合资车型竞争，韩系车自然不会放过；而像传祺GS8、长安CS95等车型的诞生，也给了韩系车一记重拳。

而就目前整个汽车市场而言，韩系车也确实如此，在中国汽车市场受到了“上下阻击”。“上”有产品力更强的德系、日系汽车巨头对其进行阻击。“下”有比亚迪、长安、吉利等自主品牌在强势崛起。2017年1-5月，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售了418.3万辆，同比增长了4.11%，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44.4%，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自主品牌给韩系车的打击确实很大。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韩系车一直过于坚持“人多好打架”的理念，同一级别、价位不同的车型布局得过于密集。以北京现代为例，小型车就有瑞纳、悦纳两款，紧凑型车则有悦动、朗动、领动，老款车型不退市，而是做简单修改后继续销售，价格虽然亲民，但对于品牌形象并没有太多好处。而且韩系车型习惯于降价销售，往往新车上市没多久，终端就有了不小的优惠幅度。这对于已经购买的车主来说并不是好消息，车辆的保值率会随之降低。

此外，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消费者在购车时，往往选择空间大的车型，不论是轿车还是SUV都朝着中型及其以上方向发展。而韩系车不论是轿车还是SUV都是以紧凑型为主。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及二胎政策的放开，各大车企都纷纷上马了MPV产品。但从韩系车在中国市场投放的产品来看，国产化的产品类型只有轿车和SUV，对MPV产品并没有布局。

是否还有一线生机？

第3篇：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

从朴槿惠深陷“闺蜜干政门”开始，半年多的时间里，韩国政局风云突变，直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期间，有围绕萨德的官方交锋与民间冷冻，更有半岛局势的波诡云谲。

这就是韩国新总统上任后要面对的局面，摆在文在寅面前的，是一个非常难以收拾的巨大摊子。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文在寅上任后，这种局面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据参考消息5月12日援引韩媒报道称，韩国执政党共同将就促进停止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召开听证会，并要求将“萨德”部署问题交由国会审议。

同时，据韩国政府官员5月12日透露，应中方邀请，韩国政府派遣代表团赴北京出席5月14-15日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同议员朴炳锡任代表团团长。

因为萨德问题而导致的中韩关系冷淡，现在开始出现新的信号，未来该地区的局势将走向何方？对此，侠客岛岛叔跟资深半岛问题专家谈了谈。

侠客岛：1953年出生的文在寅，在2012年就曾经惜败于朴槿惠。这次无论是民调遥遥领先还是对手提前认输，都表明了他此次优势巨大。您在去年11月就说过文在寅当选悬念不大，为什么？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他这么大的优势？

专家：第一，可以说，朴槿惠事件对共同、对文在寅上台的“帮助”最大。朴执政的最后时期，无论是腐败案，还是其所代表的保守势力出现连的状况，都让民众彻底对新国家党、自由韩国党等保守政党感到极度失望，把保守势力再执政的可能性消耗掉了。正是因为对朴槿惠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极度失望，才让民众转过头来，认为文在寅会给它们带来新的希望。

第二，关键的问题还是经济。在朴槿惠治下，韩国经济增长率低下，后期又与中国闹掰，青年人对社会的不满意程度越来越大，保守派代表的大企业、官僚层根本看不到普通民众的疾苦。这让人数占比更多的普通民众，有了更多社会上升通道被阻塞之感。文在寅的出身并不显赫，后来做过律师。他的成长经历，让很多韩国人觉得在他身上找到了希望，有代入感，所以用x票，把对朴槿惠的失望，转化成了对文在寅的希望。

第三，在韩国社会当中，人们比较喜欢政治色彩明显的人。文在寅的政治光谱是明确的，继承了卢武铉时代的左派政策；他的竞选对手洪准杓选票相对较高，一定程度上也因为其极度渲染自己的保守派色彩。这迎合了韩国社会左右对立、保守和进步对立的态度。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得票最低，也证明在韩国社会的政治光谱中，两边都想讨好，等于两边都挨耳光，不太行得通。

本次大选中另外一个大家不太容易注意的地方，就是韩国国内“地域政治”的因素。实际上从2002年到现在，韩国历次总统大选，地域政治都是很重要的因素。此次文在寅当选，得票最高的是全罗南道、光州、釜山、京畿道等对进步势力存在同情感和认同度的地方，但在全罗北道这样保守势力的大本营，得票率就非常低。

事实上，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民主化之后，保守和进步势力的地域区分就已经很明确。像文在寅得票率高的全罗道、湖南地区，韩国历史上一直是罪犯的流放地，在过去发展中也备受地域歧视。比如朴正熙时代，庆尚道得到的投资开发很多，李明博、朴槿惠时代岭南地区也迎来大规模投资。现在，韩国的大企业、重工业基本都集中在庆尚南北道、大邱等地区，让文在寅所代表的这些地区的人民更加不满。这也迎合了年轻人对就业、经济的不满，等于形成了政治上的共振，把保守势力的候选人投下去了。

侠客岛：我们注意到，文在寅竞选中对朝鲜的表态是比较积极地提倡南北接触的。他的当选，对半岛南北关系又会有什么影响？

专家：没错，文在寅一直提倡对朝“柔性接触”，也就是在朝鲜弃核的前提下，尽量发展比较好的南北关系，包括重新启动关停了多年的开城工业园区（包括二期建设），重新启动釜山到清津的船、金刚山旅游等。文在寅甚至说，当选之后，一定要在6个月后“到平壤去”。当然了，竞选承诺能不能实现还要观察，但是这种政策方向的表态，应该会让朝鲜方面得到鼓舞。

说实在的，4月份以来，朝鲜半岛一直处于非常紧绷的状态。朝鲜之所以忍这么久，不进行核试验、大型导弹试验，不仅是因为中美施压而不敢做，其实也是希望创造让韩国上台的环境，以期韩国方面对朝的政策松动。毕竟，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同时施压，朝鲜的压力可想而知，通过韩国政策松动来化解中美联合施压，朝鲜就可以从中得到转圜。

侠客岛：说说萨德吧，文在寅竞选时对萨德的表态，曾有明确反对，也有反复。中国的火箭军最近也在渤海海域进行了导弹试验，会不会与此有关？

专家：中国的军演应该说是一种表态。一方面，是兑现此前在萨德问题上的承诺――中方一定会做出军事反制的措施；另一方面也向韩国的新政府表明，即使政府更替，也不要试图用这个窗口期，把萨德当作是上届政府的政治遗产、当作既成事实来跟中国谈，不能当作没事儿发生一样。

当然说到底，萨德不是单纯的中韩关系，也牵涉到跟美国的关系。文在寅虽然在竞选中说了很多，比如“敢于对美国说不”，敢于在武器装备引进上摆脱对美国过度依赖等，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不让美国把韩国当作殖民地的态度，但是坦白讲，韩国以军方为首的保守势力很强，如果当选之后，文在寅受到保守势力反对杯葛的话，阻力还是会很大。

毕竟，韩美同盟关系是韩国所有外交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一些表面文章可以做，没问题，但是要真正撼动韩美关系的核心和基石的话，就可能是韩国不能承受的外交风险性了。

同时，对文在寅来讲，国内的经济依然是当务之急。他承诺要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提高就业率，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提振中韩经贸关系。在当前的冷淡局面下，这个目标是很难实现的。

因此，如何处理好韩美、中韩这样又矛盾又契合、同时相互影响的三角关系，如何改变朴槿惠时代单方面依赖美国、情绪上影响中国、受中美“夹板气”的状态，怎么在中美之间平衡调和，同时得利又不损害中美的战略利益，真正实现中美之间的桥梁或者作用，是摆在文在寅面前的最大难题。

第4篇：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

行程密集

根据韩国青瓦台公布的行程安排，10月14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开始访美期间的第一个正式行程，是向华盛顿韩国战争纪念碑献花。此后，她还访问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航天中心、五角大楼，并在10月16日迎来此行的重头戏，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一对一会晤。

这是朴槿惠继2013年5月首次赴美与奥巴马会晤后，再一次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据悉，她原定6月对美国进行访问，但由于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在韩爆发推迟到10月。9月23日，韩美外交高官就朝鲜问题进行了磋商，并讨论了韩国总统朴槿惠10月访美相关事宜。

此次跟随朴槿惠一同来到美国的，还有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使团，随行使团成员达166人，人数是其2013年首次访问美国的3倍，规模为历史之最。韩媒认为，朴槿惠此行有意寻找与美国建立新的经济合作关系机遇。

在10月15日出席“韩美尖端产业伙伴关系论坛”时，朴槿惠就强调韩美将进一步加强经济领域合作，具体包括全面加强研发（R&D）和工程领域合作，加强两国企业之间的交流，加强新能源、保健医疗等尖端产业合作。

强化同盟

美国《华盛顿邮报》认为，朴槿惠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加强韩美同盟。10月15日，朴槿惠就表示，“韩国是美国最值得信赖的伙伴，韩美同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支柱。”美国《星条旗报》指出，朴槿惠自上任以来与中国经济、政治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让美国大为紧张。

“目前美国国内有观点认为韩国立场发生改变。因此朴槿惠此次访问是带着‘安抚’的性质，以此显示韩美同盟关系非常坚固。”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分析认为，朴槿惠此行访问美国，携带超级经济使团就是向美国“示好”。同时，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消息，朴槿惠此行还将与美国商讨考虑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这意味着，韩美两国经济领域合作加深。

朴槿惠10月15日首次访问美国五角大楼，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就朝鲜核与导弹开发、美国有条件地向韩国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韩美网络安全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韩联社称，朴槿惠访问五角大楼受到最高规格接待，对外展示了韩美同盟关系的稳固。

美韩还将包含两国战略合作方案的《关于韩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其中，美国将重申对韩国的防卫承诺。同时，美韩表示会继续进行例行军事演习。这也表明美韩在防务方面的合作将进一步加深。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认为，朴槿惠访问美国掀开了韩美同盟合作新领域――航天、网络安全、气候变化领域，韩美关系变得更亲密。

关系稳定

对于正不遗余力地在亚太扩大影响力的美国而言，韩国在东北亚的作用不可小视。法新社认为，在东北亚联盟关系和大国平衡发生变化之际，“朴奥会”是带有目的性的会晤，奥巴马希望借助此次美韩元首会晤展示美韩同盟关系比韩国与他国关系更为坚固。“此次美韩元首会晤会对两国关系带来一定的正面影响，双方将进一步在各个领域加深合作。”袁征说。此前，美国希望在韩国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音译“萨德”），使其成为美国东亚反导体系的一环。这在韩国国内引起争议。

袁征分析称，如果韩国部署同意“萨德”，到时候朝鲜必将以激烈的手段来表达反对，而韩国并不想陷入与朝鲜对抗局面。正是出于担忧，朴槿惠没有把“萨德”列进此次“朴奥会”的讨论议程，但是美韩私底下仍然可能对部署“萨德”进行沟通。这表明韩美关系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美国为了积极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重视双边关系的构建，也迫切希望发展多边关系，即把美、日、韩三边关系整合起来，进一步加强地区合作。美联社指出，奥巴马将在与朴槿惠会晤之际，提出希望日韩两国能够克服历史问题分歧走向合作以应对朝鲜。

第5篇：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

“中国渔民已成为世界公敌”，“中国渔民与海盗无异”，“韩国应用军舰对抗中国渔船”，韩国各界近日争相飙狠话，以发泄该国海警快艇被中国渔船不慎“撞沉”的怨气。

显然，对于自视甚高的大韩民国来说，海警船被中国渔船“撞沉”一事，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韩国媒体在宣传时，自动“无视”和“屏蔽”了前几日韩国海警野蛮执法，致一艘中国渔船起火、烧死3名中国人一事，对此我们“毫不意外”。

不过，真正让我们深感惊讶的，是韩国政府几近“歇斯底里”且不顾后果的决定――将动用舰炮轰击“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

到底是不是“非法”

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中韩海上争议的妥善解决，更会带来一个极大的风险，即把原本属于经济和执法领域的矛盾，上升至政治和军事的层次，甚至引发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以及某些更加危险的态势出现。

平心而论，我们在解读韩国方面说的所谓“非法”中国渔船时，应该先对中韩海上边界争议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公正客观地看待问题。

中国与韩国隔着黄海及东海相望，从海洋地质构造上来看，两国为相向其架国。

黄海南部两侧的海洋底土不同，中国一侧为黄河泥沙冲积而成，为缓慢下降的斜坡。韩国一侧为岩石构成，为急速下降的陡坡。

因此，中国主张按自然延伸原则划界，即按古黄河河道与韩国划分黄海大陆架。但韩国主张按中间线原则划界。这样，中韩在黄海南部便产生了6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区。

而在东海海域，中国仍主张按自然延伸原则与其划界，而韩国同样主张按中间线划分大陆架，两线之间又形成了12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区。

另外，双方对苏岩礁的归属分歧严重，它正好位于双方各自划定的分界线附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时候韩国方面宣布的所谓中国“非法”渔船，其实并非都是闯入了韩国专属经济区或领海，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争议区活动。

不过，将争议区海域也视作自己地盘的韩国对其并不手软，屡屡抓捕、扣押和驱逐中国渔船。

此次，韩国政府决定可动用军舰炮击越界的中国渔船，在我们看来这极有可能引发一个十分危险的后果，即炮弹飞入中国海上专属经济区和领海。

换句话说，其可能造成一次韩国版的“不审船”事件。

“不审船”事件

所谓“不审船”事件，指的是国籍不明船只（不审船、工作船）接近或是侵入领海、专属经济区等的事件。

其中，“不审船”一词来自日语。最有名的一次“不审船”事件发生在2001年12月22日，地点在九州鹿儿岛附近海区。

当时，日本海上保安厅发现一艘伪装成中国渔船的某国间谍船，在多艘海上保安厅巡逻舰艇的围追堵截下，这艘间谍船突破包围逐渐进入中方海上专属经济区，并突然使用武器对日本海保船只开火。

眼看朝鲜船要跑，犹豫再三之下，日本海保做出了开火决定，最终击沉了这艘船。

需要注意的是，日方开火海域已经处于中国海上专属经济区之内。

正因日本海保的拙劣应对与不当开火海域，日方被迫同中国方面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艰难谈判，最终中方才同意在有舰艇监视的条件下，允许日方打捞被击沉的朝鲜间谍船。

此次事件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优柔寡断与应对措施不当，倍遭国际社会的反感和批评。

之所以将2001年的“不审船”事件为例，是因为韩国军方一旦动用舰炮炮击中国“非法”捕捞渔船，其可能带来一个极为危险的后果，即在追击驶向本国海上专属经济区和领海的渔船时，炮弹或飞入中方海域，这将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毫不夸张地说，这几乎是军事挑衅的信号，有几率引发两国海上冲突。

当然，从韩国上下的反应来看，其“斗气”的成分很明显，即不问具体事由的“大韩民国的海域怎能轻易被他人闯入，还敢撞沉海警船？”

在如此不冷静的社会舆论环境下，韩国政府作出炮击中国渔船的决定，显然太过于草率和鲁莽了。如此做法根本无益事态的缓和与争议的解决，我们希望韩方能够理智看待问题，以切实有效的方法同中方进行沟通。

一旦有事，我们应如何“反击”

谋定而后动，我们来详细聊一聊，韩国海警是否真的会炮击中方渔船？若我国渔船遭到攻击，中国会如何出手反击？

从正常思维来想，所谓的“中国渔船撞沉韩国海警船”一事的详细经过，还有待调查，一些不明真相的韩国民众对此“慷慨激昂”不足为怪。

但是，韩国政府在调查结果尚未公布之时，就草率地回应民意，下达炮击许可，这着实不是一个务实的、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众所周知，不论民意为何，政府理应时刻保持客观冷静，并对本国人民做出最正确恰当的引导才对，韩国政府武断的决定，实在难以令中方信服。

甚至在旁观者看来，很难不认为这是韩方动用政府力量在有意放大此事的影响，甚至意图把海上专属经济区争议这一经济和执法领域的纠纷，上升至政治层面。

为何要上升至政治层面？显然，“萨德”入韩是躲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同样众所周知，尽管韩国政府已经公布首套引入的美制“萨德”反导系统部署地点，但其面前的阻力依然不小。

在外部，不仅中方几次三番劝诫和警告韩方，连俄罗斯也对“萨德”系统提出了反对，中俄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联合反导试验，其中的意味十分明显。

在韩国内部，自政府宣布引入“萨德”系统之日起，各种大规模的抗议、请愿，甚至是游行示威活动从未平息过，可谓一浪高过一浪。

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压力或许还好办，毕竟韩国背后还有世界霸主美国给撑着。但是，如何缓解平息内部的反对之声，正是摆在韩国政府面前的一碗不好吹凉的“烫稀饭”。

毕竟，无民意支持的政府时刻危如累卵。也就是在这时，发生了所谓“中国渔船撞沉韩国海警船”的事件。

如此，想必大家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正处于“内忧”比“外患”更难办的韩国政府来说，此事件简直是“天赐之机”。

借由不分青红皂白、在事件真相尚未大白前，“甩锅”给中国，以顺应和进一步激起民众对中国的不满情绪，确确实实在相当程度上转移了民众对“萨德”问题的关注。

更甚一步，一些原本对“萨德”入韩态度摇摆不定的人，也在韩国政府的民意操纵下，倒向了支持部署“萨德”的一派。

如此，“萨德”入韩一事的阻力随之大有缓解。显然，韩国政府这一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后的小算盘打得着实够响。

从当前的局势和气氛看来，韩国民众已不仅是对炮击中国“违法”渔船有所支持，其甚至发展到要海警部队向中方“复仇”的程度。

可以说，在如此歪曲和不理智的民意之下，韩国海警是否会炮击中国渔船，已经到了只差那“临门一脚”的阶段了，任何一位冲动和好大喜功的韩国海警一线指挥官，乃至是最普通的炮手，都有可能酿成中国渔船的生死危机。

对于韩国，其宣布有意引入“萨德”系统时，不少人对其依然是有所期待的，认为韩方是以这种手段为筹码，要求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更加支持韩国的立场。换句话说，其时的“萨德”入韩一事，被认为只是一种要挟。

不过，随着“萨德”入韩真的被提上日程并走上正轨，其标志着韩国已主动同中方“撕破脸皮”，即丝毫不顾中国的核心利益被侵犯，也要部署这种无益于朝鲜半岛问题和平解决的战略性武器。

从这个角度来讲，连“萨德”这种东西都决心部署的韩国政府，其在海警炮击中国渔船一事上的处理可能更加“不当回事”，即中国渔船遭炮击的危险恐怕确实不小。

那么，如果中国渔船真的在中韩海上争议区，遭到韩国海警炮击，中国又有何应对手段呢？

首先，从控制事态发展的角度来看，中方最先采取的手段可能是告知渔民尽可能少地前往中韩争议区捕鱼，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加派公务船至争议区巡逻和护渔，以保证中国渔船的安全。

其次，倘若韩国海警咄咄逼人，甚至加大执法力度和海警船的数量欲压倒中方公务船的话，在劝告无效的情况下，中国方面出动的公务船数量可能同样随之增加，即双方出现海上相互喊话、警告、监视巡航，甚至是对峙。到这一程度，中韩恐怕就不仅仅是海上专属经济区层面的争议了。

第三，若韩国海警真的动用水炮，乃至是火炮对中国渔船进行炮击示警，那其就等于扣下了不知结果为何的“危险扳机”。

一方面，中国公务船的护渔力度和手段或将有所上升，即为护渔而同韩国海警船互撞和挤压，并引发水炮对射，以及火炮相互指向对手的对峙；另一方面，北京或终于下定决心对韩国采取某些“惩罚”手段，最简单的譬如大规模“限韩令”和减少民众赴韩旅游，以在经济上对韩方造成打击。

经济打击若还不奏效，即韩方仍毫不收敛，笔者个人以为，我国或将使出危险却又极为有效的一招，即重新放开对朝鲜的各方面支援。

虽说中方始终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不动摇，但未来一个拥有弹道导弹这种攻击性武器，且国家境况明显好转的朝鲜，其对于韩国的威胁与压力，显然不是当前的朝鲜可以相比。

当然，放松对朝鲜的束缚，重新进行某些支援，这对中国来说，近乎是最“极端手段”，也是中韩都不愿见到的一幕。

因为其意味着朝鲜半岛局势大大激化，也意味着中国和韩国完全翻脸，韩国将彻底投入美国怀抱不回头，站到中国对立面上，而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发射活动，或因经济好转而大幅度增加。

因此，还是那句话，所有发生在朝韩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博弈，其都发生在小小的朝鲜半岛上。

第6篇：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

可惜，这不是爆米花。9月9日上午8点30分，朝鲜又发生震源深度0千米的5.1级地震，中国的延边等地都有明显震感。不久，朝中社宣布，朝鲜成功进行了核试验。

掐指算起来，这已经是朝鲜第五次核试验了。而且速度也越来越快：第一次，2006年；第二次，2009年；第三次，2013年；第四次，2016年1月；第五次，2016年9月。上台前两次，上台后三次。

北边是“麻烦不断”的朝核，南面是威胁中国战略安全的“萨德”，朝鲜半岛的局势正越来越复杂。

时机

这次朝鲜的核爆大概什么水平？

从地震的震级看，跟今年1月的差不多；虽然当时朝鲜号称是在进行氢弹试验，但是根据估测，1月份的爆炸大概就相当于1万吨左右的TNT当量，跟真正的氢弹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第一枚氢弹当量是300万吨TNT）。而这一次的爆炸，则号称是进行的“核弹头”试验；根据岛上军事专家千里岩的分析，朝鲜这次试验的，很有可能是一种可以用于实战（火箭搭载）类型的核弹，有可能已经具备了“弹箭结合”技术，具有了核武器实战能力。

的确，纵观前几次可以发现，在每次核试验的前后，朝鲜都曾有过发射火箭的案例。朝鲜问题专家梁立昌分析称，这种规律可能体现出，朝鲜本身就在不断试验火箭和核弹的搭载。因为对于朝鲜来说，对美国、日本这样的对手，只有导弹搭载核弹才可以威慑，其潜射平台还不成熟。因此，朝鲜的导弹和核技术的“联动开发”，其内在联系是存在的。

那么，选在9月9日这一天进行核试验，有没有什么时机上的选择？

从最直接的看，这一天是朝鲜的国庆日；而在这一天前后，又分别有G20峰会、东亚峰会等重要的国际场合。因此，这次试验，也可以看做是对国际的宣示，如其所声明的那样，向国际社会施压。但其实，以前外界认为朝核试验有规律性，每隔几年一次，但现在的加速可以看出，无论是朝鲜国内还是国外的威胁，都逼迫着核武装的速度。8月份还闹出了朝鲜脱北者、萨德升温的问题；从反制韩美的角度，也是一个展示威慑力的契机。

制裁

1月份的核试验之后，联合国通过了对朝鲜的“史上最严制裁令”，中国也像之前历次一样，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决议。但为什么朝鲜依然可以我行我素？

因为朝鲜国内同外部的联系非常微弱，形成了内部循环的经济结构，再严厉的制裁也需要一定的见效期，朝鲜国内的自给自足能力可以支持一段时间（有可能需要6个月至1年甚至更久）。在梁立昌看来，即使中国把临界的江边、贸易全部锁死，对朝鲜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同时，这种来自国际的压力，也会在朝鲜内部激起更强的反作用力，一定程度上强化其拥核的决心。

与其拉长制裁的长度，不如增强制裁的严格程度。要维持最低限度的人道主义援助，又要守住“半岛不生乱”的原则，制裁的强度就要拿捏。至少现在，朝鲜还没有太感到“疼”。

赌徒

朝鲜之所以可以三番五次进行核试验，完全不顾联合国的决议，也不顾中国的劝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恃无恐”。

换句话说，在中国释放出“半岛不生战”的底线的时候，朝鲜也接收到了不可以动武的信号。在中美俄等大国博弈下，朝鲜开始生出了赌徒心理。虽然表面上朝鲜把握住了战略主动，游刃于周边大国之间，但这恰恰反映了朝鲜的战略被动。

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体制，面对韩美同盟、安保压力，朝鲜政权的压力更大。现在韩美的联合军演每年都搞，每年都在逼着朝鲜搞一些东西出来。与其说是朝鲜主动，不如说是韩美主动。所以，从朝鲜的角度说，拥有核武就成了非常“理性”的一步棋――往小说，核武可以直接对韩国形成战略威慑和压制；往大说，一直想求得美国承认的朝鲜，拥有了核武，就可以在谈判中赢得更大的筹码。而由于中国没有对韩美同盟明确表态（比如要求驻韩美军撤出），因此朝鲜就不太可能按照中国的意图走，而是以硬碰硬地继续走下去，继续“以小博大”。

死结

朝核问题正在出现死结。

这个死结表现在，各方的不信任都在加深。朝鲜不信任美韩，也不信任中俄（即使提出安全保障）；美韩不信任朝鲜，频频军演；原本的六方会谈已经搁置了7年，并且看上去颇有无限期搁置的架势。搁置的原因，也在这个死结：美韩日要求朝鲜先弃核、再会谈，而朝鲜认为本身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让我先弃核而我又没什么保证，凭什么弃？

换句话说，这个死结就是现实中的囚徒困境，或者是《三体》里的黑暗森林；由于对对方的不信任，所以选择先下手为强。现在，这个死结是：韩国说，不弃核就布置萨德；美国说，不弃核就不关系正常化（理论上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只是停战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鲜把核武认为是自身的生存保障，逻辑上也自圆其说。

但事实上，韩国与朝鲜本身是零和博弈；韩国想要统一半岛，因此与美国结盟；朝鲜想和美国关系正常化，因此也急切想达成条约，还想一步到位，让中国重视、让美国承认。得利最大的恰好是美国：它可以利用二者的这种心态，保持在本地区的同盟体系，同时遏制域内的战略对手。换句话说，朝鲜这名赌徒，进入的是美国庄家的局。

但现在的国际形势毕竟不是冷战时期，朝鲜也难再在中俄之间游刃有余了。

反思

一边是核武，一边是萨德。核试验是为了对抗美韩，萨德是为了威慑朝鲜（口头理由）；但博弈的结果，受到威胁最大的反而是中国，因为都在中国门口。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半岛战略是不是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

在梁立昌看来，如果从“南北平衡”这个策略看，不成功。一方面，中国和韩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没有影响到韩国的安保政策。韩国从统一半岛的角度出发，把自己和美国牢牢绑在一起了，无论是韩美同盟，还是萨德部署，都表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从朝鲜角度看，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中韩建交起，朝鲜就有了“背叛”的感觉；在20年来的世界形势发展中，中国与韩国、美国的关系深化，也加剧了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怀疑”。

因此，梁立昌认为，中国应该调整半岛战略，从“南北平衡”转向“双向战略遏制”――同时约束南北双方，以中国的利益为标准，违反了的，就得用必要的反制措施让其感受到“疼”。毕竟，对于中国来说，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重要性还是不言而喻的。

复旦大学朝韩研究中心研究员朱芹认为，和平谈判看上去很漫长，问题的解决，或许可以借鉴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等组织架构，由中国提议，在半岛地区设立共同的安全机制。这个机制可以先由中国、美国、朝、韩四方组成，结束战争状态，在一个半岛联合体机制下，内部可以存在韩美、中朝等利益联结体。先搭起这样一个平台，摸索出章程、逐步建立部长级会议甚至是首脑会议等，就可以对各方有效约束。六方会谈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约束机制，无法推动问题的解决。

第7篇：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

不久前，日本某旅行社组织了一个“特色团”，团员由35岁到50岁之间的师奶组成目的地上海。别误会，她们不是来看世博的她们是来探一位“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国际大明星”的班并且转达祖国师奶对他的拳拳爱意。这位大明星就是――什么?汤姆克鲁斯?他早走了，约翰尼德普?他还没来，“嘿嘿，是我是我还是我!”黄晓明得意地伸出了脑袋。

感谢泥轰人民，感谢CCTV，感谢赵薇……虽然黄晓明曾经改名“黄小明”，希望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明星就好，但是富贵来了真是挡都挡不住。《新上海滩》在国内反响平平，在日本却是N播炙手可热，韩日论坛里评选“最受期待的外国演员”，黄晓明夹杂在一众好莱坞巨星里排名第六，论坛里还有不计其数的花痴女热泪盈眶地感慨：“中国居然有这么帅的人，真是令人震惊啊!我们也要给老公天天吃中国包子好变黄晓明!”

就连日剧里的女主角，也动辄喜欢提黄晓明的名字来羞辱男主角，“给你把刀，你再不自杀就来不及了!你长得一丁点都不像黄晓明!”“你去整容吧!照着黄晓明整!”“神，我是善良的小孩，请您保佑我当上黄晓明的太太!” “我眼里的男人只有两种，非常非常有钱的，还有长得像黄晓明的。”甚至让男主角戴上黄晓明的头套睡觉，“虽然手感不好，可是我会感觉很幸福!”不可思议的国内观众在论坛上交头接耳，“黄晓明肯定拿钱买通了日本电视台!”“也可能是认识他们的编剧。”谁知道日本编剧柳眉一竖，“我要是认识黄晓明，早去中国追他去了，还耗在这里写什么剧本啊!”她们是真爱黄晓明啊……

杨二车娜姆：在国外，很多人认为我是中国最有性格的女人

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鉴赏力通常很雷，某欧洲明星就在胳膊上文了他最欣赏的一个中国字――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杨二车娜姆的自传体小说《走出女儿国》已经被好莱坞相中，即将被拍成电影，“其实在10年前，这个小说就在国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就有人想买下版权拍成电影和电视剧但当时我没有这个概念，所以都拒绝了。从去年开始，包括美国好莱坞，德国，法国的制片商又找上门来抢夺，我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

杨二表示，像自己这样既取得了学术研究成果，同时本身又代表了东方神秘文化的专家，我国外特别受欢迎，　“在国外，很多人认为我是中国最有性格的女人。章子怡在国外演艺圈很有名，但我在学术圈的深度和广度，她跟我就没法比了。”有很多人把她对快男的点评翻译成英文，在欧美国家的网站上流传甚广。只不过，这位头戴大花的专家难免让人想起《国产凌凌漆》里，达文西被凌凌漆问及，在“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从事什么研究工作时，一脸自豪地回答“被人研究。”

这样说也许失之厚道　外国人也可能真的是很有诚意地想和杨二交流学术问题，不过，如果他们知道他们的专家自称“四十岁身体三岁的心”，并且曾经对着流星许愿，希望和陈楚生在专辑中对唱情歌，最好能听到陈楚生对她唱“小妹妹，小妹妹，满山的金橘你最美。”不知道还会不会对她的学术研究成果发生兴趣……

【韩庚：十三亿中国人的奇迹OR靠粉丝接济的三流小明星?】

韩庚在韩国究竟红不红?他的粉丝团比你更纠结这个问题，他们一会儿快活地宣称，韩国人称韩庚是“十三亿中国人的奇迹”，一会儿又忧伤地哭诉，韩庚在韩国其实境况凄凉，要靠中国粉丝的接济才能吃上昂贵的韩国大米。

韩庚算得上是出身名门，2001年参加韩国SM公司，该公司虽然名字虐得可以但是H.O.T神话，东方神起，BOA这些近年来韩国最红的明星都是由它一手推出，比起华谊兄弟在内地的地位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国举行的选秀活动，以3000：1的比例在参选者中脱颖而出，之后加入偶像团体Super Junior，成为SM公司旗下签约艺人。

Super Junior甫一出道就势头凌厉，不但把韩国知名的综艺节目上了个遍，拿起各种奖项来也毫不手软，超高曝光率加上眼花缭乱的才艺和绝不失礼的外形，想不红都不容易。巅峰时期韩庚一度被KBS(韩国三大电视台之一)评为最受欢迎的外国人，Super Junior的首尔演唱会上，韩国粉丝们齐刷刷地用中文叫着“韩庚!韩庚!”，某综艺节目甚至还专门做了一期《韩庚为什么这么红》…于是，韩国的论坛上终于有人考证出韩庚是赫哲族人，有朝鲜血统，所以也算是半个韩国人。

他其实是一个韩国人――这是韩国人对外国人最大的赞美，他们不是考证出菲尔普斯也是韩国人吗?所以，最上面那个问题的答案，现在由韩红来告诉你――韩庚在韩国，红!

【萨顶顶：变废为宝的“国际巨星”】

萨顶顶何许人?去年四月，她荣获“2008BBC世界音乐大奖亚洲最佳歌手”，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华人歌手《上一个获得提名的是朱哲琴》，实现了中国流行音乐人在国际音乐大奖中零的突破，并在美国发行了唱片《万物生》，全美超过一百家电视台对她进行了追访报道――就连周杰伦也没在美国发过片之前台唱片界所谓的“全球发行”，充其量不过是“东南亚发行”。环球唱片的总裁自称是萨顶顶的粉丝，说萨顶顶的现场音乐会是他至今所看过最精彩最完美的演出，就连萨顶顶随便哼哼，他也认为那声音“接近神”。

第8篇：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

2009年12月2日,在底特律举行的通用汽车公司月度董事会会议上,董事会接受了韩德胜辞去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董事、总裁及首席执行官职务的请求。随即,通用在全球发表了关于韩德胜离职事宜的声明。这一天,距离韩德胜接替瓦格纳担任通用CEO整整八个月,韩德胜也由此成为通用自1908年成立以来,在CEO位置上呆的时间最短的人。

韩德胜辞职是通用汽车走出重组程序后,管理层进行的首次重大调整。这个消息的到来让通用中国的员工议论纷纷,许多人都表示非常意外。通用一位内部人士说,声明刚出来的那几天,他接到无数电话,“大家都觉得太突然了。”

在声明中,通用强调韩德胜是主动辞职的。通用董事长惠特克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通用汽车公司一直保持良好的复苏势头,韩德胜出色地带领通用汽车公司战胜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度过了充满变数的艰难时光,我想对韩德胜数年来对于通用汽车公司的领导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但是,惠特克拒绝回答现场记者的提问。通用总部以及通用中国都没有对韩德胜辞职的原因做出说明。美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之前回应,韩德胜辞职是“董事会单独决定的,政府与这一决定无关”。

通用老将担任CEO的八个月

1984年,韩德胜以财务分析员的身份入职通用。在负责过很多财务项目后,韩德胜于1989年被调任至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担任银行抵押贷款总监。经历过几次晋升后,1992年,韩德胜成为通用金融集团副总裁。

从1997年开始,韩德胜的工作不再局限于财务方面,开始全面负责通用在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的业务。2002年,韩德胜与中国正式结缘,被调任通用亚太业务部总裁,也就是从那时起,通用的业务开始在中国市场蒸蒸日上。

2009年年初,瓦格纳在他的辞职信中曾给予韩德胜这样的评价:“对于未来的通用汽车公司而言,弗里茨・韩德胜是一个很好的首席执行官人选。就我多年来与他共事的经验来看,弗里茨可以领导公司完成重组,获得新生。他有关全球性行业的知识,他的智慧、精力,可以支持通用在全世界获得成功。”

然后,这名老将在通用CEO位置上的八个月过得却着实不容易。

八个月前,韩德胜临危受命,成为通用CEO,面对的是通用深陷破产困境的烂摊子。然而正是在他的带领下,通用以超乎任何预期的速度完成了破产重组――仅用了40天就走完了预计需要的60-90天的破产保护程序。在新通用诞生的那一天,韩德胜曾满怀信心地宣布,新通用汽车将生产更多消费者想要的轿车和卡车,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来推出这些产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新通用必须瘦身,实施精简品牌的战略,主要战略意图包括出售通用旗下的悍马、欧宝、萨博和土星,只保留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和GMC四大品牌。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韩德胜最初预想的那样顺利。

首先,四川腾中重工收购悍马的事宜至今未通过中国商务部的审批,无法落实;接着,原打算收购土星品牌的美国第二大汽车经销商PAG也在9月底交易进入尾声时宣布放弃收购。11月4日,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决定继续保留欧宝品牌,理由是通用业务的发展不断好转以及欧宝/沃豪在通用全球战略中有很大的重要性。这一事件被外界看作是韩德胜与通用汽车董事会意见相左的一个突出表现。欧宝事件之后,2009年11月24日,瑞典跑车制造商科尼赛克公司突然宣布取消收购萨博的计划,原因是在与瑞典政府就财务支持谈判了数月之后,迟迟不能达成协议,未来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最终使科尼赛克选择放弃。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好转,通用在慢慢复苏,通用董事会的规划也逐渐与韩德胜的初衷渐行渐远。51岁的通用老将韩德胜,只能成为CEO位置上的匆匆过客。

通用的未来

韩德胜卸任后,通用董事长惠特克暂时兼任CEO的职务,与此同时通用也将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总裁兼CEO的新人选。惠特克说:“我期待着和通用汽车公司的所有团队一起工作,我们即将翻开这家伟大公司历史发展中的新篇章。”通用在声明中也表示,其所有日常业务运营将照常进行,所有的员工、经销商、供应商、工会以及消费者都不受影响。

第9篇：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韩非；马尔萨斯；人口；思想

中图分类号：F091.341/F0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1-0072-04

人口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体，直接关系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活动。人口问题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从古至今都是思想家考察、论述的重点。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和马尔萨斯(1766-1834)是中西方人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韩非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绝对人口过剩论者”，他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论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尔萨斯作为西方近代人口理论的奠基者， “唤醒了人们对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注，开人口理论的一代先河。”对韩非和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把握和印证中西方人口思想的某些异同，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揭示思想所产生的特定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

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考察，马尔萨斯和韩非在人口问题的见解上，既有相近的一面，也有显明的相异之处。两人思想比较一致的地方，恰好表明人类经济生活的客观实践和理论反映自有较为普遍的共同性，即使相互隔绝、互不联系的场合也会发展出极为类似的理论观点。具体说来，马尔萨斯和韩非的人口思想的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处于新旧秩序转换的历史过渡期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十八世纪末英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英国在18世纪后半期开始产业革命，到十八世纪末产业革命达到高潮。产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机器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然而机器的使用造成了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和工人的破产与失业。伴随工人、农民生活的日益恶化，贫富差距和阶级冲突不断加剧，英国掀起了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在法国革命和启蒙主义影响下，各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纷纷涌现。威廉・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一书中，论证了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灾难的根源。法国思想家让・康多塞同样认为社会状况取决于社会制度，好的制度会使一切财富、机遇的不平等消失，使人口增长不致因生活资料的匮乏而阻滞。为了消弭激进思想的影响，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英国当政者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为其辩护，于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登上历史舞台。

与此类似，中国的春秋战围之际，封建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革，由贵族领主土地占有形式向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形式过渡。与这一变革相适应，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礼乐征伐白天子出”递次降为“自诸侯出”、“大夫执政”、“陪臣执国命”，表明整个社会已陷入“礼废乐坏，大小相逾”(《史记・礼书》)的失序状态中。重新恢复和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成为摆在先秦诸子面前的迫切问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个体私欲膨胀、无限制地追求财富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宣扬“以义制利”作为稳定社会、缓和阶级矛盾的统治原则。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主张，他们从人口与财富的对比关系中，说明社会治乱的原因，进而为财产私有权进行辩护。

二、面临增加人口的主流思想趋势

西方近代人口思想发源于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的人口观主张国家像窖藏金条那样积聚人口”。托马斯・孟说：“在人数众多和技术高超的地方，一定是商业繁荣和国家富裕的。”著名经济学家蔡尔德・配第、斯图亚特，乃至亚当・斯密等都把人口视为财富的源泉，提倡增加人口。蔡尔德・配第指出“人口少是真正的贫穷，有800万人口的国家，要比面积相同而只有400万人口的国家不仅富裕一倍。”亚当・斯密认为：“一国繁荣最明显的标识，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斯密之后，约翰・拉姆齐・麦卡洛克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 “资本所指的应当不光是人体之外可以用于维持生活并帮助生产的一切劳动产品，人本身不当成国家财富一部分是没有任何充分理由的。反之，把人当成国家财富的一部分，则可以举出许多理由。人正和人力所造成的机器一样，都是劳动的产品。”由此可见，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人口思想的取向上是基本一致的，即众多的、不断增加的人口是国力强盛的标志，人口增长有利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这种人口观截至18世纪中期，一直是欧洲占主流地位的思想。

增加人口，作为一种经济思想或国家政策，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最早强力推行人口增殖政策的是越王勾践。他规定“壮年男子不许娶老妇，老年男子不许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和男子二十不娶则罪其父母。……生育男孩者赐以两壶酒一条狗，生育女孩者赐以两壶酒一头猪。一胎生三子者官府为之雇乳母，一胎生二子者给予粮食津贴。”勾践之后，梁惠王及秦孝公都是厉行人口增殖政策的封建国君。在春秋战国的思想家中，孔子、墨子、管子、商鞅等无不主张增殖人口。孔子说： “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礼记・亲记》)墨子认为： “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 (《墨子・非攻中》) “孰为难倍，唯人为难倍。” (《墨子・节用上》)并提出早婚、禁妾、非攻、薄葬、减税等一系列增加人口的具体措施。商鞅、管子从富国强兵的观点出发，力主增殖人口。商鞅说：“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商君书・弱民》)管子指出： “地大国富，人众失强，此霸王之本也。” (《管子・得令》) “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 (《管子・霸言》)总的看来，在先秦时期占主流地位的人口思想是追求人口的增加，增殖人口的目的在于发展生产或富国强兵。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下，马尔萨斯和韩非提出了人口过剩论，它既是对客观经济现象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前人思想成果的积淀与扬弃。

三、首开人口与资源关系研究之先河

马尔萨斯在1798年匿名发表了《人口原理》，首次对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永恒的法则：“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在这个前提下，他阐述了人口与生活资料变动的一般规律。“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在马尔萨斯看来，人口的增长要快于物质资料的增长，绝对的人口过剩是不可避免的。 “随便假定世界有多少人口，比方假定有十亿罢，人类将以一，二，四，八，一六，三二，，一二八，二五六，五一二那样的增加率增加；生活资料却将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样的增加率增加。”因此，马尔萨斯把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动态的均衡过程，“人口的增加，必然要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生活资料增加，人口也常随着增加；占优势的人口繁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使现实的人口得与生活资料保持均衡。”换言之，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增加是有自然规律限制的，当人口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而出现不平衡时，自然规律必然使二者恢复平衡，那么，人口增长的最终结果就是贫困。“南人口的增长快于有限的土地所产生的生活资料的增长的自然倾向所造成的、以最简单的社会状态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贫困，使发达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中的上层阶级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己难以按同样的生活方式供养家庭。”富裕家庭生活质量下降的同时，穷人也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以前养活700万人口的食物，现在必须在750万或800万人口之间分配。结果，穷人的生活必然大大恶化，许多穷人必然陷于极为悲惨的境地。由于劳动者的人数也多于市场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劳动的价格必然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食物的价格则趋于上升。所以，劳动者要挣得和以前同样多的工资，就得更卖力地工作。”总之，“人口的不断增加使社会下层阶级陷于贫困，使他们的境况永远也得不到明显的改善。”在这里，马尔萨斯抛开人类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因素，抽象地总结所谓的“人口规律”，其理论的局限性不言而喻。但是，马尔萨斯对人口适度增长的最初表述却奠定了人口经济学的雏形，他通过对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劳动需求、人口与劳动工资等人口经济关系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由于他的理论，总的说来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我们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

与马尔萨斯不谋而合，韩非同样从人口和财货对比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治乱的原因。韩非指出：“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韩非子・五蠹》)在韩非看来，现实的问题不是人口稀少，而是人口过多。“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 (《韩非子・五蠹》)可见，韩非虽然没有“几何级数”、 “算术级数”的概念，但他和马尔萨斯一样，认为人口增殖的倍数快于财货增加的倍数。从客观物质因素中寻求社会变动的根源，说明韩非已经接触到人口问题的核心， “这在古代世界史上恐怕是最早出现的朴素的唯物主义人口观点，这种观点到今天还不无现实意义。”

四、反济贫法与反足民论

为反对社会主义者改革社会制度的主张，马尔萨斯在分析人口问题时，区分了不同社会制度下人口过多与社会贫困的关系。他认为财产私有制以及各人负担养育子女的责任，是控制人口的最有效制度。“在私有财产权确立的地方，在社会的需要由勤劳和交换来满足的地方，任何一个人想要占有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的欲望不管怎样强烈，如果他自己所占有的某些东西不为别人所需要，他的这种欲望就不能对生产起任何作用。……从利润的观点来看，如果产品的价值不能大于取得这种产品时所花费的劳动，就不会有对生产性劳动的需求。”因此， “在理论上，当不需要增加劳动时，人口的增加将因就业机会的缺乏和已就业的劳动者生活的恶劣而立刻受到抑制。”如果实行财产公有制，人们虽然消除了贫困和饥饿的顾虑，但人口生殖会很快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公有制便要迅速瓦解和消灭。 “在一种平等制度之下，虽然大家都努力于获取更多粮食，但是人口仍紧紧地压迫着生活资料的限度，而且所有的人都变得很贫困。”“除非人口的增长有办法加以阻滞，这种趋势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将使全体人民沦于贫乏和困苦的境地。”马尔萨斯由此断言： “贫困的主要的和最难消除的原因是与政府的形式或财产的不平等分配没有多大关系或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人口的过快增长才是贫困的根本原因。

为保持利益约束的应有压力，马尔萨斯反对英国的济贫法。他指出贫困救济不仅不能缓解贫困反而创造了更多的贫困人口，“济贫法往往使人口趋于增长，而养活人的食物却不见增加。穷人明知无力养家糊口，也要结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济贫法在产生它所养活的穷人。其次，济贫院收容的人一般不能说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他们消费的食物却会减少更为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份额，因而同样也会迫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为生。”所以，贫民的穷困“和任何其他人无关；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及统治这个社会的政府对于这个问题都没有直接的力量；社会和政府不管怎样热心要救济他们，或试图要这样去做，它们的这种仁慈的愿望，只不过是不合理的许诺，是无法实现的。”为此，马尔萨斯强调： “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尽管这对个人来说似乎很残酷。对于促进全人类的幸福来说，这种刺激似乎是绝对必需的。如果某些人根本没有可能自立，根本不可能养家糊口，只因可以指望得到教区的施舍，便结婚成家，不仅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而且还会不知不觉地损害同阶级的所有其他成员。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劳动者，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1834年，英国依据马尔萨斯的思想，撤销原来的济贫法，制定了一项新济贫法。新济贫法规定：取消一切金钱的或实物的救济，只承认一种救济方式即把穷人收容到当时已在各地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所里。

与马尔萨斯的主张相似，韩非也坚决反对把土地，分给贫穷者的济贫政策。他说： “今夫与人相善也，无丰年旁人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善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 (《韩非子・显学L》) “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征课富人而施与贫穷者，就是使“无功者得赏” (《韩非子・奸劫弑臣》)，这样，贫者不急于耕作，不仅对生产不利，也有损于富者。况且，人们在“财货足用”以后会产生奢侈与怠惰，故足民不但不能使人富足，反而使人贫困。 “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财货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侈泰则家贫……此虽财用足而爱厚，轻利之患也。” (《韩非子・六反》)在韩非看来，必须人人贫困才能加倍努力，家家贫寒才不会因奢侈而陷于穷困。正如马尔萨斯所指出的： “不平等的社会状态给善良行为提供自然的报酬，并广泛地普遍地使每个人都希望在社会里往上升，而害怕沦落。这种社会形态无疑是最能发挥人的能力和智慧，并且是有利于人类

品德的锻炼和改进的。”由此可见，韩非和马尔萨斯反对济贫的思想虽有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但为阶级利益辩护的逻辑却如出一辙。

韩非和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尽管具有以上相似之处，但由于社会经济环境、思维方式和方法原则的差异，二者在控制人口、消除贫困的具体措施上仍存在重大分歧。

据现在的研究考证，欧洲大约从1750年起，人口增长率迅速提高，到1800年，人口增加到1.8亿至1.9亿，即50年问，人口总数翻了一番。随后，整个欧洲的人口增长率不断提高。18世纪下半叶人口的增长率约为34％，1800年到1850年上升到43％，1850年至1900年上升到50％，人口的高速增长使当时的欧洲成为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人口增加有助于刺激生产，加快工业革命的进程，但资本、技术等“瓶颈”因素的制约使“人口有超过生活资料许可的范围而增长的这一恒常的趋势”。对此，马尔萨斯指出：“在努力提高任何国家的生活资料数量对消费者数量的比例时，我们的注意力自然首先集中在生活资料的绝对数量的增加上。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立即发现消费者人数的增加远远地快于生活资料的增加；并且发现不管我们怎样努力，生活资料老是瞠乎其后。这时我们就该相信我们仅仅在这个方向上努力一定是不会成功的。这好象是驱使乌龟去赶上兔子一样。既然我们不能使生活资料赶上人口而达成适当的比例，那末次一步的打算自然就该使人口去适应生活资料了。假使我们能说服兔子使它乖乖地睡着，那末乌龟便一定能够赶上它。”可见，马尔萨斯所主张的恢复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的办法，是减少人口而不是发展生活资料的生产。 “唯其如此，才能够保证生活资料的增长超前于人口增长一定的距离，我们所希望的两大目标就可以同时达到，就是，一方面有实际的充实的人口，而另一方面又较少有赤贫和求助于人的社会情况。”

与之不同，中国战国时期，在文明比较发达的地区仍是地广人稀，“七大诸侯国的人口共约两千万左右”。只有韩、魏等国在秦国的不断进攻下，疆土削，而被占土地上的人民“不乐为秦”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纷纷向尚未被占的国土上迁移，以致在这些地区出现了“土狭民众”、“参居而并处”(《商君书・徕民》)的现象。所以， “人多财少”不是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更不是生活资料增长过慢的结果，而足军事、政治原因所造成的局部地区的人口机械增长。作为战国末期的韩国人，韩非对这种情况具有直接的见闻和亲身的经历。为使人口数量与能够承载其生存的生活资料的数量保持平衡，韩非厉行法制，奖励耕织。他说： “家有常业，虽饥不饿”(《韩非子・饰邪》)， “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 (《韩非子・六反》)， “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以得富也。” (《韩非子・五蠹》)等，都是劝民归农以增加生活资料的生产。从某种意义上说，韩非施行“务法”、“务耕”的政策是对当时中国人口矛盾的透彻判断和处理，“是一种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统一的思想理论。”具有不可抹煞的思想价值和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