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小故事精选(九篇)

第1篇：古代文学小故事范文

一、将传统文化植入到识字中

在小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识字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识字是每一个小学生必须具备的基础技能。汉字作为世界上最美妙的文字，每一个汉字，无论简单或复杂，都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是文化的产物，是历史的传承。在汉字教学中，教师应该善于植入传统文化，使得汉字的教学工作不仅仅是简蔚氖蹲制匆簦而是一种更加饱满、更加深刻的教学工作。一方面，在汉字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主动地为小学生进行汉字文化的讲解，将汉字的演变史、发展史、递进史等完整地呈现出来，引导学生对汉字发展的认知，使小学生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能够深刻地感知到汉字的伟大魅力，能够深刻地认知到汉字创造者的聪明才智，这些是汉字教学的关键，更是汉字教学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另一方面，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代表，在汉字教学工作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进行汉字的拼读、解构，引导学生了解汉字的结构意义，以及不同字结构之于汉字整体意思的作用。汉字教学还要抓会意字、形声字，从造字的意义着手，解释字义，这样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二、将传统文化植入古诗词中

语文课程中涵盖着丰富的古诗词，这些古诗词是传统文化的代表，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在讲授古诗词的过程中，应该主动将传统文化植入到古诗词中，这样不仅能够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学生的视野，同时还能够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教学意境，使学生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认知到古诗词的重要意义。古诗词作为小学语文课程中的重点环节，几乎每一首诗词中都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每一首诗歌中都蕴含着扎实的传统文化，这是古诗词中最典型的特征。无论是诠释文人气节的古诗，还是赞美我国优美山水的古诗，都在很大程度上象征和体现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在古诗词的教学过程中，植入传统文化，一方面教师应该引导学生熟读、深读优秀的古诗词，理解古诗词中丰富的意境和主要的思想，同时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积极背诵优秀的古诗词，通过古诗词的积累来提升小学生的知识储备。另一方面，在古诗词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进行古诗词的赏析和品鉴。在古诗词教学中，教师应该鼓励学生不断地扩展古诗词的积累，通过阅读、搜集、整理等来全面赏析优秀的古诗词。

三、将传统文化植入国学故事中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传统文化是语文教学中的核心部分，特别是在国学故事的教学实践中，应该积极渗透传统文化。在国学故事的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教师应该鼓励和引导学生积极阅读一些优秀的国学故事，在讲解这些国学故事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深刻领会到故事中的寓意。如教师在讲解《揠苗助长》的国学故事课程时，可以引导学生进行一定的预习，在预习的基础上来进行国学故事的深入讲解。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进行课堂汇演，通过课堂汇演等来展示学生对故事的理解，这是国学故事渗透传统文化的重要方法。另一方面，在国学故事的讲解中，渗透传统文化，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进行相应的课外积累，不断扩展国学故事的积累外延，有效扩大学生的阅读量。此外，教师还应该鼓励和引导学生积极将对某一故事的认识，通过作文、笔记的方式写下来，这是传统文化渗透至国学故事中的最直观的体现。如在讲《负荆请罪》时，教师可以给予学生一定的指点，引导学生找准故事的核心，找出故事的脉络，从而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全面有效地理解这类故事，升华自身的思想感情。

第2篇：古代文学小故事范文

【关键词】叙事曲；肖邦；《g小调叙事曲》；蒙古族叙事民歌；《嘎达梅林》

《g小调叙事曲》和叙事民歌《嘎达梅林》作为西方叙事曲和中国叙事民歌的杰出代表在音乐文化上的差异非常鲜明。《g小调叙事曲》以钢琴来表现故事，乐曲的构成是奏鸣曲式，肖邦做了很多灵活自由的处理。虽然有鲜明的标题，但没有具体的说唱，着眼于特定情景或事件所引起的感觉情绪，完全根据音乐想象故事情节。《嘎达梅林》采用了蒙古族常用的五声羽调式，用四湖或潮尔琴等乐器伴奏，自拉自唱，歌词运用了形象化的比兴手法，情节内容复杂，结构庞大，主要根据歌词理解故事情节。节奏舒展从容、稳健有力，旋律宽广豪迈、庄严肃穆。然而这两首音乐超越民族地域的限域，具有很多相同之处，体现了音乐艺术的世界性。

一、叙事曲和蒙古族叙事民歌

叙事曲也叫叙事歌，是由叙事性的民间歌曲、传统形式的创作歌曲等继承和发展来的一种曲式。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民间诗歌和文学之中，诗人们又以此为基础唱出了叙事歌。钢琴叙事曲是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特有的体裁，舒伯特的代表作《魔王》，使得声乐叙事曲这种新式体裁成为了音乐史上的里程碑，而肖邦又在舒伯特的基础上大胆革新，首创了钢琴叙事曲，结合了民间艺术传承下来的精华，使叙事曲具有了戏剧性和交响性，在他的钢琴音乐中是最富有创造，最动人的作品。叙事曲一方面背离了器乐曲严格的结构限制，一方面又与19世纪的标题乐曲截然不同。标题乐曲中的文学性内容往往被限制在某一个特定的范围之内，而叙事曲中所包含的文学性内容则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它可以给听众广泛的想象和联想。肖邦的一生只创作了四首叙事曲，每首曲子的背后都有一个关联的故事背景。

蒙古叙事民歌产生于蒙古帝国和元朝时期。蒙古族古代叙事民歌，如《独角白鹿》、《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孤儿传》、《孤独的鹿羔》等，篇幅短小，故事情节简单，人物少，说唱性不明显。近代叙事民歌是在已有的民歌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综合艺术倾向的民间艺术，除继承了民歌的基本要素之外，还改造吸收了神话、传说、史诗、叙事诗以及戏曲艺术的各种因素，以科尔沁叙事民歌为代表。叙事民歌既不同于史诗也不向于后来产生的说唱艺术，史诗的内容局限于神话中的英雄镇魔（蟒古斯），表达形式有特定的格式，演唱者也往往是师徒相传或得到特殊启示（如梦中得到前辈的指点等说法）的少数艺人。而说唱艺术，如《好来宝》，是需要道具来伴奏的舞台艺术，叙事民歌完全是群众自编自唱的大众艺术。

二、反压迫，追求民族独立的主题

《g小调叙事曲》是肖邦于1831年到1835年之间取材、创作，结曲出版于1836年，这时候的肖邦的音乐生涯正处于顶峰。肖邦的音乐创作分为华沙时期和巴黎时期，叙事曲创作于巴黎时期，以演奏家本身为主体，追求艺术创新，是肖邦的代表作品之一。肖邦终生眷恋着自己的祖国波兰，暮年身体虚弱的时候，仍然公开演奏为祖国募捐。美国盲人钢琴家及钢琴教育家爱德华・巴克斯特・培理在出版于1902年的《钢琴作品描绘性分析》一书中指出：《g小调叙事曲》是根据波兰革命诗人密茨凯维支的《康拉德・华伦洛德》而写的，是爱国主义的浪漫主义作品。

作品表现了十四世纪时立陶宛人反抗日耳曼武士团的斗争，讲述的是被日耳曼武士团俘虏的立陶宛少年康拉德长大后立志牺牲自己、为祖国报仇的故事。立陶宛人倭尔特・冯・斯塔丁幼年被俘，在日耳曼武士团的抚养下长大。被俘的立陶宛民间歌手哈尔班，暗中以爱国思想感化倭尔特，在他的潜移默化下，倭尔特酝酿着复仇的大志。后来倭尔特被立陶宛人俘虏过去，娶了立陶宛大公的女儿阿尔多娜。夫妻二人以身许国，决心牺牲自己的爱情、幸福甚至生命和荣誉，来挽救祖国的命运。倭尔特改名换姓回到日耳曼武士团，取得了武士团的信任，渐渐削弱武士团的战斗力。事情泄露后，被处死。肖邦创作《g小调叙事曲》是在1831年华沙起义失败以后，他把愤怒反抗之情全部倾泻在作品中，因此作品着力表现深刻的思想内容，刻画复杂的情感世界，充满了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以及祖国的怀念，通过音乐故事再现了一位爱国英雄高大伟岸的形象。

《嘎达梅林》这首著名的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是根据真人真事由人们口头创作而成的，民歌自20世纪30年代产生以来，在民间口耳相传，经民间艺人反复传唱，逐渐丰富发展，臻于完善。《嘎达梅林》塑造了二三十年代我国蒙古族民族英雄嘎达梅林，歌颂他敢于反抗军阀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掠夺内蒙古地区土地的斗争。1929年11月9日，嘎达梅林率牧民以“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夺回自己家乡土地”为口号举行起义，他的妻子牡丹果敢坚强，深明大义。嘎达梅林最后为自由、为生存、为爱而走向死亡，他是蒙古族的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叙事民歌充分表现了嘎达梅林刚毅正直、同情人民疾苦、热爱家乡、矢志不移的斗争精神和高贵品质。

《嘎达美丽》是蒙古民歌中传唱最广、改编最多的长篇叙事民歌，曾被译成多国多种语言，曾被改编成歌剧、交响乐、摇滚乐、电视剧、电影、胡仁乌力格尔、京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蜚声世界艺术之林。1956年，由著名作曲家辛沪光创作的交响诗《嘎达梅林》，进一步确定了其在蒙古族音乐史中的重要地位。《嘎达梅林》为中国第二批非物资文化遗产，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蒙古族人们智慧的集中体现，堪称是一幅描绘蒙古族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三、音乐取材的传承性

肖邦叙事曲的创作除了直接受密茨凯维奇叙事诗的影响外，还来源于丰厚的传统音乐文化土壤。肖邦从波兰民间“杜马”中直接获取灵感。“杜马”波兰文为“Duma”，是16世纪末叶一位波兰民间无名作曲家悼念爱国英雄的叙事诗。波兰的“杜马”源于乌克兰，起源于15至世纪，歌唱时拉琴伴奏，内容是抒情性或叙事性的，具有沉思和忧郁的性格，所讲述的多半是历史事件或重大事件。后来这种叙事诗传入波兰，民间歌手就用这种体来叙述爱国英雄故事，由弦乐器伴奏，具有把严谨而简洁的史诗叙事性和纯朴的抒情性结合起来的特点，这在密茨凯维奇的叙事诗和肖邦的叙事曲中均有鲜明的体现。在肖邦的乐曲中有波兰民间音乐史诗体裁――波兰沉思曲的痕迹。《g小调叙事曲》还受到声乐叙事曲的影响。声乐叙事曲具备了戏剧性特征，舒伯特的声乐叙事曲具有浪漫主义的戏剧性和叙事性特点，肖邦受其影响，钢琴叙事曲有鲜明的标题描绘性、故事的形象性。《g小调叙事曲》有类似讲故事者的开场白的引子或引子性质的主题。在他的《第四叙事曲》讲故事者的形象出现在乐曲中间部分。《第二叙事曲》最后则有叙述性的结束语，这些都和舒伯特的 《魔王》相接近。

《嘎达梅林》源自蒙古族民歌，最初是以抒情短的形式记载，没有谱例流传，以后逐渐形成一首概括嘎达梅林起义全过程的长篇叙事民歌。在嘎达梅林之歌形成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蒙古族英雄史诗、胡尔乌力格尔、好来宝、民歌等的营养，这些民间口承文艺从内容、形式、艺术、主题、文化等方面深刻影响了嘎达梅林之歌，对其成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加深了该民歌的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嘎达梅林》的叙事民歌韵文与叙事结合的行文结构与《蒙古秘史》等蒙古文学经典作品在结构上有相同之处，其中有很多传统的蒙古民族风俗习惯和文化现象，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尚圆意识”、尊老习俗、鸿雁象征心理、兄弟结拜、盟誓礼仪、祭祀礼仪、妇女观等文化风俗、现象、心理，提升了该民歌的文化含量。

《嘎达梅林》尤其受到东蒙民歌影响。东蒙叙事民歌发达，历史悠久，在科尔沁地区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经民间艺人的作歌，广泛传唱的情况尤为普遍。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东蒙地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民俗文化形态，蒙古族民间文艺门类齐全，其中长篇叙事民歌和器乐独奏独树一帜。自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里经历了漫长的半农半牧进程，较早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也是蒙古族近代民族民主思想最早兴起的地方，这为科尔沁地区民间音乐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出现了一大批以蒙古族人民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叙事民歌。长篇叙事民歌音乐风格的形成得益于古代“蟒古思因・乌力格尔”、“胡仁・乌力格尔”和抒情民歌的给养。叙事民歌是从“胡仁・乌力格尔”传统发展而来的，胡尔奇是说唱艺人，是叙事民歌的实践者，也是近现代东蒙地区民间一度活跃的作歌习俗的实践者。他们背着胡琴，游走于乡野间，收集各地民歌、故事，加以记忆、整理、再创作。胡尔奇这一职业群体的繁盛给叙事民歌的勃兴和发展带来的契机，他们是演绎《嘎达梅林》的主要艺人。

四、悲剧性主题

《g小调叙事曲》是一部折射了波兰民族英雄的悲剧。历史上，波兰也曾经是中东欧强国，但是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列强瓜分、蹂躏的对象，一直未能摆脱悲剧的命运，在近现代200多年的历史上，波兰这个国家曾经三次从世界版图上消失，最长亡国时间长达123年之久，两次世界大战，波兰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而波兰人民并未屈服，一直在抗争，波兰国歌就叫《波兰没有灭亡》。波兰人就算远在异乡，也是爱国的，在他们的作品中无一例外地都展示出浓郁的爱国热情和悲剧情怀。《g小调叙事曲》音乐形象的发展线索从抒情性逐步转向戏剧性，最紧张的戏剧性发展和冲突在乐曲最后的再现部和尾声。音乐首先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祖国的怀念，爱国热情的增长，然后充满了豪迈的英雄气概，最后是悲剧性浪潮的爆发，作品中把色彩暗淡的主部放到结尾，体现出浓郁的悲剧性和戏剧性。

叙事民歌《嘎达梅林》被称为“陶丽多”，即史诗性民歌，其精神内涵与蒙古族崇尚英雄的传统情节一脉相承，是一部悲情英雄史诗。科尔沁部族自古以英勇著称，战争和英雄造就了英雄史诗，科尔沁是世界上蒙古史诗七个中心之一，经过历史和文化的积淀，英雄主义已经形成了集体性文化心理，演唱叙事民歌时歌唱者和听众严肃的态度，表演场域所形成的庄严肃穆的氛围无不体现着民众对英雄的敬仰和崇尚英雄主义的审美追求。英雄主题长与悲剧情怀相联，产生于人与一种无形的自然力量或社会制度的矛盾冲突，近现代科尔沁民众经历了游牧和农耕两种经济生产方式，不同文化的冲突，失去故土、起义失败、颠沛流离的集体痛苦等转化成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具有审美价值的集体悲情。表现出悲剧性的严肃和完整。正因为严肃完整的悲剧性情怀和英雄主义情节赋予《嘎达梅林》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持久的艺术震撼力。

五、音乐中的创新发展

肖邦把他所涉猎的音乐体裁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g小调叙事曲》中肖邦创造性地把叙事曲运用到了钢琴作品的创作上，使其成为一种抒情性、叙事性、戏剧性相结合的器乐曲体裁。叙事曲较长，音乐处理需要更多样化的主题和织体，戏剧性和悲剧性的冲突内容，要求作曲家采用更庞大的音乐形式和更复杂的表现手段等，它的真正开创意义不仅在于对已有曲式的突破和综合运用，还在于将音乐作品的戏剧性内容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处理多个段落与句子的前后关系和整体结构都有了新的突破。《g小调叙事曲》的音乐旋律具有宣叙性、朗诵性的特点，表现了丰富的情感。运用了抒情性、神秘性、戏剧性、悲剧性的表现手法，有完美的作曲技巧，巧妙的曲式构思，深刻的内容，精致的织体和优美的旋律等，使叙事曲成为浪漫主义时期钢琴音乐在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典范。

蒙古族叙事民歌传统古来有之，但篇幅短小，人物少，故事情节也相对简单，寓意性和借事抒怀是其主要特点。《嘎达梅林》创造性地发展了蒙古叙事民歌，篇幅大，人物角色多，故事情节复杂，而且其故事直接来源于民众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我国历史离殇曾经发生过数百次的人民起义，从中涌现出很多优秀的民族英雄领袖，但他们的业绩很少在民歌中得到流传，而《嘎达梅林》真实完整地记录了起义的前后过程，填补了中国音乐史上的缺憾，是蒙古族人民对我国音乐史的一大贡献。《嘎达梅林》的表达方式以叙事为主，兼以抒情，说唱兼备，全诗长达2000余行，唱完这首叙事歌需要花费4个小时，在音调、调式、曲式结构、演唱方法等方面均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征。作品具有浓郁的写实色彩，所反映的生活事实既有别于古代科尔沁叙事民歌，又有别于蒙古族其它地区的音乐形式，个性鲜明。

肖邦的《g小调叙事曲》和《嘎达梅林》的共同性体现了音乐无国界。傅雷曾对傅聪说要了解肖邦，一定要了解肖邦的诗。肖邦的音乐有着中国古典诗词的气质，浪漫的气质和强烈的民族感是我们古典诗歌的特点。《嘎达梅林》作为蒙古族叙事民歌，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还受到近代汉文化影响，具有古典诗词的一唱三叹的韵味，这些都通过音乐传达了人类的共性和强烈的民族感情。

【参考文献】

[1]保・朗多尔米.西方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2]勃・阿拉波夫.音乐作品分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

[3]西洋百首名曲详解[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4]钱仁康.肖邦叙事曲解读[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5]黄新羽.肖邦和他的叙事曲――《g小调第一叙事曲》之实践研究[J].黄河之声，2008（8）.

[6]王晓宏.论肖邦《g小调叙事曲》的创作特征及艺术表现[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7]李德芳.分析肖邦《第一叙事曲》（0P23）[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3（2）.

[8]姚丹.从《傅雷家书》看中国诗画对“钢琴诗人”傅聪的影响[J].艺术百家，2006（2）.

[9]陈清漳.塞西.芒・牧林整理.嘎达梅林（蒙古族民间故事诗集）民间文学丛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54.

[10]伍国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卷[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11]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12]杨玉成.胡尔奇：科尔沁地方传统中的说唱艺人及其音乐[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13]乌兰其其格.近现代科尔沁标志性文化―长篇叙事民歌[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3）.

[14]屈正平.简论嘎达梅林的英雄形象[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5（1）.

[15]巴.苏和.论蒙古族科尔沁文化[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6）.

第3篇：古代文学小故事范文

一、故事与意象：一种合宜的教学思路

小学古诗文教学，要尊重两个逻辑：一是要尊重古诗文的内在逻辑，使古诗文得以以一种粘连的方式呈现在孩子面前;二是要尊重孩子学习古诗文的内在逻辑，使古诗文以一种更加自然、更富有童趣的方式走入孩子的内心世界。

因此，必须对推荐的古诗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推荐的必背古诗词，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选本”，也就是从中国古典诗歌中选择了经典的、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精神气质与文学创作成就的，同时又符合儿童接受水平的诗歌，作为一个选本提供给当代中国孩子，从而希望建构当代中国孩子的历史胸襟与精神地图。

选本的优势在于能以比较小的篇幅让读者接触更多的作家作品，但选本同样有劣势，不利于学生全面深入了解作家及其作品。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中指出： “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也就是说，真正要理解一首诗，需要了解一个作家尽可能多的作品。否则对于某个作家、对其诗歌的了解免不了浮光掠影。当然，对于小学生而言，选本的形式是必须的，不可能要求儿童阅读作家全部作品。所以，这一个特殊的选本在小学阶段以何种总体上的思路进行教学，体现了小学古诗文教学的文化自觉。

从尊重儿童学习古诗文的内在逻辑出发，一般的思路是以难易为序，进行递进式的教学。这种教学思路符合儿童的接受水平，但是容易使教学比较零碎，不利于学生形成对中国诗歌历史的大体印象，同时对于诗歌难易的判断也是来自于语言文字，而对诗歌情感等元素缺少关注。

从尊重古诗文的内在逻辑出发，形成了这样一些教学思路：

一是以作家为单位进行逐次式教学。这种教学思路便于整体地了解作家，问题是由于总体上只有160首的篇幅，最多的作家也只能分到六七首，不足以深入了解作家。

二是以创作年代为序进行。这种教学思路便于学生了解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与进程，但这种思路比较僵化呆板，往往与实际的教学有比较大的冲突。从小学的实际来看，也并无必要。

三是以内容题材类型进行结构化的教学，如咏物、送别、旅思、乡村，等等，这一思路符合诗歌的表现内容，也与中国传统诗歌鉴赏的路子相吻合，但缺点在于诗歌个性迥异，把几首诗歌整合到一起来教，往往很难在风格等因素方面协调。

可以看出，上述思路具有浓郁的“文学史”的影子，满足了对文学发展的表现，但对于儿童学习古诗文的心理机制缺乏满足。

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合宜的教学思路：这种教学思路既要符合儿童认知的发展规律，又要符合中国古典诗文的内在规律，也就是说要形成一种“文化地图”。

为此，我们提出这样一种教学思路：以故事和意象作为结构化的主要工具，整理古诗，形成若干个单元，以故事的方式将这些单元凝聚成整体并进行教学排序，同时也可以按故事的走向进行诗歌补充，以意象的方式进行结构化的教学。这一个教学思路，较好地协调了古诗教学的内部关系，即关注诗之间的内部关系，同时也较好地协调了古诗教学与儿童接受之间的关系。

二、故事：古诗文教学的“童年逻辑”

童年时代，儿童接受文学最为重要的方式是故事与歌谣。然而中国古典诗歌音韵和谐，语言高度凝练，从某种角度来看并不是儿童接受的最佳文学样式。但是儿童又是诗性的存在，儿童天然地与诗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古典诗歌的面前，儿童就是如此矛盾而又神奇地统一在一起。由此，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只有将教学内容进行故事化改造，才更加符合“童年逻辑”。

1.以“故事”改造古典诗歌解读中的“知人论诗”传统

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常常以简洁的文字抒发深沉的个人情感，所以古诗词表现出极大的跳跃性，往往留下巨大的空白地带与想象空间，形成独特的“空灵”“计白当黑”等美学特色……所以只有了解作者生活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反映在传统教学中，即“介绍时代背景”。然而，这种介绍时代背景的教学方式往往无所不包，常常着眼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元素，缺少对作家情感的关注，缺少从儿童的角度认识作家，落入“宏大叙事”的窠臼。为此，需要将这样一种传统方式变革为儿童可以接受的方式。

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夜喜雨》《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等诗均为杜甫在“草堂”居住期间创作，都是“安史之乱”后杜甫在成都度过的相对宁静的一段生活的写照。笔者曾听过上述三首诗的教学，课堂上无一例外地都要介绍“安史之乱”，然而“安史之乱”仅是这些诗歌的总体上的大背景，至于每一首诗背后诗人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心境，都缺少关照，为此，需要将其进行故事化的改造。

2.以“故事”作为背诵诗文教学回归生活情境的路径

在推荐古诗文中，有一批可以与儿童产生共鸣的诗歌，如“忙趁东风放纸鸢”“牧童骑黄牛”等，充满了儿童情趣。但大部分古典诗歌离学生的生活遥远，要让古典诗歌的学习回归学生的生活情境，需要具体的落脚点。

一首优秀诗歌是一位诗人某一个生命节点上的体验的全部写照，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与诗人的具体境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可以从故事出发，联系与作者境遇相关的诗歌，达到开放教学的目的，使诗歌学习的过程成为学生学习过程中有意义的学习模块，从而提升诗歌学习的效益。

如《乐游原》一诗，从字词的理解来看，教学并没有多大难度，但如果仅仅知道了“夕阳”非常深沉而美丽，就是接近黄昏，学习这首诗的意义就不大了，为此，结合《忆秦娥》（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与《天净沙・秋思》两首古诗，进行结构化的学习，让孩子更好地了解“乐游原”，有了对乐游原的了解，理解本诗就有了一个基础。

3.以故事作为儿童学习古诗文的一种“探究方式”

在新课程理念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中，对于语文探究，既缺少好的研究，也缺少好的实践。

中国古典诗歌是以汉字为载体的语言艺术，它保留了中国原始文字的图画性。文字直接表示事物，就像L・R・帕默尔所说的“汉字不过是一种程式化了的简化了的图画的系统”，或者像E・庞德所惊诧的，汉字就像一幅幅连缀起来的画面。为此，作为诗歌的语文探究，就小学生而言，就是要在文字与画面之间架起桥梁，而故事正是“画面的连续”。

在教学《芙蓉楼送辛渐》一诗时，学生初步了解诗歌大意后，我根据故事的发展找到了同样题为《芙蓉楼送辛渐》的诗：“丹阳城南秋海阴，丹阳城北楚云深。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这首诗实际上是王昌龄在前一天晚上与辛渐在芙蓉楼送别的记录，结合“寒雨连江夜入吴”的诗句，学生发现王昌龄一夜没睡，由此，提出“王昌龄晚上会想些什么”，使本诗的学习有了较为浓重的故事探究的味道。

三、意象：古诗文教学的“诗性逻辑”

故事是一种连续的画面，意象则是画面的聚焦。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是一种意境的艺术，而构成意境的最重要元素则是意象。意象是承载了意义的物象，小学阶段的诗歌教学的内容，不是诗歌鉴赏，更不是诗歌考证，而是要在儿童的心目中种植下诗歌的种子，寻找诗歌阅读的内在逻辑与儿童这一诗性存在的关联，引领儿童亲近作为传统文化的诗歌的精华之所在。

1.以意象使学生学习用情趣的方式体验诗歌

读诗歌，就是要体验诗人独特的情趣，因为诗言志，是情趣的化身，但是诗歌作为一种艺术，从来不会直接地表达情趣，而是运用意象作为情趣的载体。克罗齐在《美学》中说过：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

著名的送别诗《送元二使安西》，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即出现了三个地名：安西、渭城、阳关。这三个地名实际上构成了三个意象：安西是目的地，渭城是出发地，而阳关则是一个必经的路口，三个意象相互关联，又层层递进。在教学中，首先通过诗题与资料让学生了解安西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体验安西是一个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的边陲，明白本诗的诗题是记录了一个送别事件，为此，本诗通行的诗题是《送元二使安西》;接着通过让学生学习前两句，体验渭城是一个风景秀美、雨水滋润的地方，引发学生体验留恋之情，因此，本诗又名《渭城曲》;最后在反复吟诵、想象本诗第三、四句中，领悟阳关是诗人心目中的一个“间隔”，一个亲情与友情的“间隔”，因此本诗又被人改编为《阳关三叠》。

2.以意象使学生学会用直觉的方式把握诗歌

中国古典诗歌以意象的方式决定了语句的意指，限定了话语的语意范围，呈现着意义，保存了从语言直接抵达思维的简略性。因此，朱光潜指出：诗的境界是用直觉见出来的。教学中，当学生对意象有了一种“熟悉”的感觉之后，阅读古典诗歌就有了一种直觉的把握能力，这也就更加符合诗的逻辑。

“风”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意象。李峤的《风》可谓是将“风”意象的意蕴集中得以表现的一个作品：“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教学这个作品，有利于建立起学生关于“秋风萧瑟”“春风温情”等意象的直觉。于是，在学生阅读《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春眠》（春眠不觉晓）、《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等诗歌时，对其中的“风”意象就能做到直觉的把握，减少了理性的分析。

3.以意象使学生学习用文化的方式感受诗歌

中国诗歌具有一些经典的意象，这些经典的意象常常凝集了中国人的情感与思维方式，使中国诗歌不仅成为情感的承载方式，而且成为了文化传承的方式。

第4篇：古代文学小故事范文

当《三国演义》普及民间,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时,脍炙人口的桃园结义开篇故事,就变成人们口中话题

而津津乐道。统治者借此来巩固江山,下层民众效仿来团结力量,各取所需,互有目的。但无论怎样,上下两个阶层借重这个故事都是看中了其中的“义”字。

现存所见讲述“桃园结义”的成型故事,最早是元朝建安虞氏至治(1321-1323)刊刻的《全相平话三国志》。

该书因是当时说书艺人的讲话底本,为坊间所刻,所以内容极为粗糙,且只讲故事本身,回与回之间没有回目,其叙述桃园结义故事如下:关、张二人见德公生得状貌非俗,有千般说不尽底福气。关公遂进酒于德公。公见二人状貌亦非凡,喜甚,也不推辞,接盏便饮。饮罢,张飞把盏,德公又接饮,飞邀德公同坐。三杯酒罢,三人同宿昔交便气合。有张飞言曰:“此处不是咱坐处,二公不弃,就敝宅聊饮一杯。”二公见飞言,便随飞到宅中。后有一桃园,园内有小亭,飞遂邀二公亭上置酒,三人欢饮。饮间,三人各序年甲,德公最长,关公次之,飞最小。从此大者为兄,小者为弟,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三人同行同坐同眠,誓为兄弟。

三国时期,战乱频仍,亲朋好友之间,反目成仇比比皆是。甚至有不惜假为父子关系者,也能刀斧相加。如：

吕布先“大见亲待”于丁原,董卓进京后,又“诱布令杀原。布斩原首诣卓,卓以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最终吕布一声“‘有诏’,遂杀卓,夷三族。”亲兄弟之间如袁谭、袁尚,为了一己利益,而兵戎相见。当此之时,刘备、关羽、张飞这三位出身不同的人,萍水相逢于乱世,能“恩若兄弟”相处,确属难能可贵。自《三国演义》流行以来，由桃园结义引发出的社会结义现象增多,过去的刘备庙宇名称也随之而变。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至迟在元代中期是出现了的,前引《全相平话三国志》已证。故事已经为

民间接受而广为流传,甚至还有杂剧加速其传播。傅惜华先生编撰的《元代杂剧全目・卷六》辑录的“元明间无名氏作家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剧目。傅氏记载:该剧“元明间无名氏撰。作者姓名,今无可考证。《也是园书目》古今无名氏‘三国故事’目,著录此剧正名;《今乐考证》、《曲录》亦著录之。此剧现存版本有:1.明万历间脉望馆抄校本,未题作者,北京图书馆藏;题目作:‘英雄汉涿郡两相逢’,正名作:‘刘关张桃园三结义’。2.《孤本元明杂剧》本,第十五册,又作简名:‘桃园三结义’;据脉望馆抄本所校印者。”傅先生《元代杂剧全目》中所载元明间无名氏作家作品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不能确指到底是元代还是明代,只是笼统含糊称为“元明间”,将元、明两代并举,说明其出现时期不会早于元代中期,极有可能是元末明初,因为，同时期的罗贯中《三国演义》已问世,其书之第一回目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为达某种目的结义为兄弟,这样的事情古已有之。唐朝皇帝为加强边境安全曾和回纥、突厥“结为兄弟”。

大明王朝统治者如何利用结义故事来笼络大众,目前尚未见到鲜明的例证。倒是大清统治者虽是满族贵族,却将此运用得得心应手。据《清稗类抄・卷六十四》记载:“本朝羁縻蒙古,实利用《三国演义》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演义》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其后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携贰也,于是,累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将一段民间故事特别是汉族的故事与自己的统治结合并运用于实践,这是满清统治者的高明之处。虽然当时清世祖尚未全面统治中国,但他能从桃园三结义中悟出结盟多民族来增强自己力量的道理,以求达到最终统治天下的目的,则非寻常统治者所能也。此后,大清统治近三百年中,新疆噶尔丹叛乱、康熙出兵抗击俄国侵略,都是民族矛盾尖锐的表现。而蒙古王朝完全臣服于大清,没有参与与中央王朝作对的叛乱,不仅如此,“(清圣祖康熙)召科尔沁蒙古王沙津入京,面授机宜,使诱噶尔丹”,则使蒙古贵族完全站在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上。桃园结义竟能使蒙古贵族三百年来对大清像关羽之于刘备“服事为谨”,这难道没有最初受到清世祖尊崇与之结盟有关吗?

二

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大都有一个由素材积累、逐渐加工和最后形成较高质量小说文本的过

程。《三国演义》就是由说话人的底本演化而来，再经由一些文人加以润饰、考证、整理而成的。作为一部优秀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被后人争相传抄、传阅、出版、评点、评论、传世，有其独特的传播要素。

传播内容的通俗化、传达精神的平民化是《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作为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小

说，《三国演义》的伟大成就在于具体地、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内部的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国古代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曾经在不同程度上揭露过这种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但是，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这样鲜明、这样深刻，而又这样广泛地揭露出这种斗争的复杂面貌。就是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里，这样的书也是很少见到的。它通过对三国时期社会动荡分裂状况的描写，特别是通过对曹操、董卓等暴虐统治者的形象的揭露和批判，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悲惨生活及其对于统治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三国演义》刘、关、张之间团结、平等和义气的关系及其处处流露的正统思想和忠义精神，是《三国演义》最为人们喜爱，对人们思想影响最大的地方，一直成为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加强团结、相互援助的榜样，成为人和人的正直关系的榜样，为广大人民长期传诵和学习。如：在明、清两代，农民起义军普遍地把“桃园结义”故事当作组织自己队伍的典范，就证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其传达精神的平民化这一点，为我们探究现代香港黑社会争拜“关二爷”的文化底蕴，打开了一个研究的窗口。

传播语言的口语化、传播载体的多元化是《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前提。《三国演义》是中国最早的历

史演义，历史演义是中国文学的特色，说书人透过讲史吸引听众，将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加以发挥，加上一些夸大的想象，创造出虚实相参的故事。《三国演义》从口传文学到话本杂剧，再到小说成书，是多重文化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三国演义》发根于正史，却更多地取材于民间口头创作，直接汲取了人民创作的题材、思想、形象和语言，使作家的天才和人民的智能得到了高度的结合，其作品中的人物至今仍然通过民间艺人的鼓词、评书、戏曲活灵活现地生活在他们原始发生的土壤里。在这一点上，世界杰出的文学巨著似乎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相同之处。《三国演义》的形成与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歌德的文学巨著《浮士德》等一样，是在“行吟诗人”即：民间“说唱艺人”表演传播的基础上，经由文人的整理加工才最后写就的，是由题材内容到体裁样式，广泛吸纳和多方借鉴民间“说唱艺人”传唱表演的口头传说故事的结果。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从三国历史到《三国演义》，从话本戏曲到传说故事，人们对它说不尽，道不够；有关三国的历史遗迹、遗址、纪念性建筑物，均得到妥善保护和有效地开发利用；有关三国的历史、故事、传说，以史学和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包括传记、小说、绘画、戏曲、影视等) 广为传播，起着教育和鼓舞人们的作用；有关三国的学术研究，以会议和各种书刊出版物的形式得以广泛交流，不断推动着研究的发展，并影响着一代学者；而与三国密切相关的三国旅游业也在日渐扩展，吸引着日益增多的国内外游客，这不能不说是文学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

《三国演义》的传播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极大。《三国演义》不仅是在传播一个故事，从深层次上来看也

是在传播一种文化，因此必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大。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外的“三国热”主要是在传统文化背景相似或者交流频繁的亚洲地区，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韩国，《三国演义》是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小说；近年来，出版的《三国演义》韩文译本、评本、改写本达一二十种，其中李文烈的评译本，销量已达数十万套(每套十册)。

三国人物广泛深入人心，《三国演义》传播的根基始终在民间。《三国演义》在民众心中深深扎根，《三

国》故事成了中国大众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人民从其中接受道德教育与价值标准。应当像刘备、关羽那样重视对朋友的义气，要爱护人民，决不可像曹操那样忘恩负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诈毒辣的事。刘备与关羽的道德模范比孔子、孟子更加普及、有效而重要。香港的警察以及黑社会人物都要设神坛拜关公，决不拜孔子，也不拜耶稣，不拜如来佛。小说人物成为大众宗教式崇拜的对象，这是全世界任何文学作品都做不到的。关羽受后人尊崇，全靠《三国演义》夸张了他的重义。中国民间最重视的道德，第一是孝，第二就是义。一部小说把一名武将捧成了神，不但由于小说的魅力，也由于中国人传统的性格。

在传播内容上追求多元的典型，蕴涵丰富的价值观念。《三国演义》在这一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

势。三国的历史，从时间上看，只有半个多世纪，比较集中；从政治格局来看，是三足鼎立,三者之间互相牵制，很富有戏剧色彩；从人物方面看，又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且三国的君主都可称明主，手下网罗了一大批杰出的文臣武将；从事功方面看，三国都是打着正统或维护正统的旗号，谋求剪除异已，实现新的统一。在很短的时间里，集中了这样一大批智勇之士，演出了群雄逐鹿、三国鼎立、西晋统一等一幕幕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因而，很自然地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也是罗贯中要选取三国这一历史时段来创作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别的历史时段，如楚汉战争、隋末唐初的战乱、元末明初的战乱、明末清初的战乱等相对而言，都没有三国这样在多面具有典型性。在内容上有人们始终珍视的价值观念。《三国演义》是雅俗共赏的作品，其丰富的精神内容，凝聚着晋唐以来社会广大群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反映着社会各阶层意识的折衷，在相当程度上集中、融会了中国古代，特别是中古以后我们民族的普遍思想意识、观念心理，这正是《三国演义》数百年来为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广泛接受认同，亦为最高统治者所容纳和利用的原因。

在传播方式上，积极借助新的信息形式和最有力的传播载体推动文学内涵的广泛传播。古代文学的传

播有两种基本方式：口头的，书面的。在古代主要是靠第一种方式，因为那时文字的使用不普及，甚至没有文字。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字的普及和发展，书面的方式文化传播与继承，越来越多地被使用，特别是人类进入知识爆炸时代以来。明清小说主要是以文字为传播媒介的，其传播对象便自然的被局限于有文化的受众群体之中。如：《三国演义》在传播过程中始终以民间艺人的口头文学形式的传播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并以其文字文采积极地走进文学的殿堂。进入信息时代，《三国演义》又较早与高科技结合，被传播者迅速搬上荧幕，在电子游戏的世界也能独领。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是由作品本身的力量与产生作品的土壤即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性质

第5篇：古代文学小故事范文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资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复绝于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未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苟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游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水》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游》、《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讲求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日"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唱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作冯志尼，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某、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磋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惜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一例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线”、“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滥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滥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张八事之中，惟此一条最受友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日：

“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饾饤獭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意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来函满纸‘旧雨’‘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瞶’、‘负弩先驱’、‘心悦诚服’、‘词坛’、‘退避三舍’、‘无病’、‘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抉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蓰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此论极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

（一）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瞶”，……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导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干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语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非此“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复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语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吾所谓“用典”者，调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已。

（子）用典之工者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一二，以实吾言。

（l）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现，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壁之典，何其工切也。

（2）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3）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酖人羊叔予，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土文有“本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鉏霓，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国维咏史诗，有“虎狼在堂室，徒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惟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用典之拙者，大抵皆衰情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惟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行中妇镜，江于黄竹女儿箱。空怜板话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杞天倾"是也。

（5）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阳关三迭”、“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莼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莼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莼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不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七曰不讲对仗

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虽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间有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三排句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馅，富无而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骄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未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游》、《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乃有“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造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凡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土，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游》、《西游》文字也。

第6篇：古代文学小故事范文

一、文学影视化的再创作

文学影视化最重要的意义是文学作品为影视艺术提供创作素材。文学作品在艺术性上，包括人物形象塑造、故事脉络结构、矛盾冲突营造等，都与影视艺术有共通之处。因此，电影导演、制片方都愿意从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中选择素材，把文学艺术改编转换成影视艺术。正如对故事情节的取舍一样，导演没办法将小说想要表达的故事一一反映在银幕上，且全部照搬也不利于电影主题设计。因此，讨论影视化与文学原著改编就显得非常有意义。《狼图腾》在2004年出版时，受到广泛关注，被评为当年中国文学类畅销书。原著《狼图腾》故事复杂，线索广泛，并带有鲜明的作者立意，导演让•雅克•阿诺在故事中找到与他个人经历相同的情绪，想把这部小说转换为电影语言。在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时，导演对主题、故事、内容、叙事等因素的选择决定一部改编作品的成败。《狼图腾》原著作者思考良多，他讲述北京知青在蒙古草原劳动改造中的经历，通过故事情节，带着读者思考中国历史，思考人与自然，思考人类文明等。阿诺在影片主题中则着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系，在环境自然主义的主题下，展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在故事情节和结局上，导演对原著的改编也糅合了许多影视艺术及电影市场的要求。影片以主人公在蒙古草原爱上狼、打狼、护狼、养狼、放狼的故事线索为主，以主人公与蒙古老人毕利格阿爸的感情，女主角喀斯迈的爱情线索为辅，为观众呈现狼群突围、围攻黄羊、掏狼崽、狼马大战、飞狼袭击等精彩故事情节和壮阔美丽的草原自然奇观。导演对原著的情节挑选与整合是整部影片改编的一大亮点，在充分尊重原著、展现原著魅力的基础上，发挥影视艺术时空整合的长处，将故事恰到好处地展现给观众。影片拍摄第三场时安排了一场突出蒙古狼的戏份，也是交代主人公对蒙古狼情感发展的情节点——陈阵只身遇狼群。小说中对这一情节的安排是陈阵随毕利格阿爸观察蒙古狼时，对前一次遭遇的回忆，而电影则简化为陈阵放羊后回蒙古包路上偶遇狼群，在剧情上交代了陈阵和杨克每日的工作，为下面回蒙古包与毕利格老人交流做铺垫，突出蒙古狼在陈阵心中的位置。《狼图腾》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对陈阵想养一只狼而抓小狼崽部分的改编。原著中，陈阵在蒙古包向阿爸请教掏狼崽，之后又听巴图讲述他小时候深入狼洞的传奇经历。一心想掏狼窝的陈阵一行被一只母狼引到一个山洞，一番激战后用“二踢脚”将其炸得从另一个洞口逃走，原著中写陈阵的野狗“二郎”穷追不舍，另一只狗黄黄发现真正的狼洞，陈阵冒险孤身往里钻，却只能惊叹那是个“魔鬼洞”，第一次掏狼崽以失败告终。陈阵回家后还被毕利格阿爸毫不客气地训斥一番，后来杨克请来从东北来的东蒙猎手道尔基，凭借丰富的经验帮助陈阵掏到狼崽。原著中，狼崽并不是陈阵本人亲自从洞中拿出来的。面对七只狼崽，陈阵和道尔基各领养一只。而影片则改编为陈阵欣喜地从狼窝掏出两只可爱的狼崽，却被偶然遇见的兰木扎布送上腾格里，陈阵面对两只小狼的尸体绝望到极点，而后又奋不顾身地钻进狼窝，惊喜地抱出最后一只稚嫩的小狼崽。影片这样的改编处理，更好地把握、突出了主人公的情绪，将事件矛盾紧凑地安排在人和狼身上，陈阵面对渴望已久的小狼崽，从得到到失去，复又得到，倍加珍惜，使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影片中主人公和狼的情感。

二、影片还有一处极具代表性的改编——对陈阵养的小狼结局的改编

原著中，渴望自由的小狼一次次反抗让它喉咙的伤越来越重，不愿见到小狼痛苦死去的陈阵忍痛将自己喂养一年的小狼打死，并亲自剥下狼皮筒子，凝视着在空中翻滚的狼皮筒子，陈阵相信见到了真正属于自己内心的狼图腾。影片对小狼结局的改编处理为喀斯迈在陈阵不在时将小狼放回草原。毕利格阿爸的天葬仪式后，陈阵在大草原上见到了真正成为狼的小狼。导演在一个重要角色情节上做出这样的改编，显然认为这样的处理更符合自己的自然主义观念，因为小狼回归草原后更容易凸显自然狼的狼性。由喀斯迈将小狼放走，既承接上面剧情中小狼咬伤她儿子的情感处理，又为她与陈阵的情感戏做铺垫。电影《狼图腾》，增添了原著没有的爱情戏。作为一部商业片，《狼图腾》似乎没有跳出传统商业电影的叙事模式，安排男女主角感情戏来迎合观众对故事的期待。然而，这仅有的感情戏被法国导演诠释得有些突兀。因为女主角戏份并不多，影片中也没有在情节设置上交代陈阵与喀斯迈的感情交流，背景下，两人从相遇、相知、到最后相恋，显得有些勉强，这也是整部戏在对原著改编时考虑欠缺的部分。此外，《狼图腾》这部影片总体在反应草原文化精神的层面上，与原著相比也有所欠缺，整个故事改编后思想性没有原著深刻，失去原著的精髓。但作为一部商业影片，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还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孙乾蕙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第7篇：古代文学小故事范文

关键词：《世说新语》；《晋书》；小说；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137-02

《世说新语》本是治文史者耳熟能详的古典名著，自问世以来，历代就冠之以“小说”的名号。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到《文献通考》、《书目答问》等，都将其文体归之为小说。故而，《世说新语》在我国古代被称为小说是没有异议的。那么，什么是中国古代小说？它的由来是什么呢？

就如今所见材料看，“小说”一词最早出自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1]在这里，庄子把异于自己的学说称之为“小说”，以区别于自己的“大达”，显示了庄子位于大达的高度而鄙视异家学说的鲜明倾向。随后，在《荀子・正名》篇中有相似的记载：“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2]杨注云：“知治乱者，论合道与不合道而已矣，不在于有欲无欲也。能知此者则宋墨之家自珍贵其说，愿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也。”这里的宋墨之家被视为“小家”，与荀子所代表的儒家相对，“珍说”是指不合大道、不中义理的浅薄之论。“小家珍说”即“小说”，二者只是不同的称呼罢了。

在先秦时期，“小说”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文体概念，它只是一种判断标准。到了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小说”一词作了明确阐释：“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3]颜师古注引如淳语云：“稗官：小官，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综观《汉志》的论述，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小说即小道，君子不为；第二，小说是街谈巷语、刍荛狂夫之议，王者可用以观风俗、正得失。第一个观点是对先秦诸子不合经艺大道这一思想的发展，而第二个观点则是《汉志》的创新之处：小说与王者采风观俗联系起来，强调小说有益政化，这就赋予了小说一词以积极含义。《汉志》首次把“小说家”独立设目，自此以后，小说在各类正史文献中都有一席之位，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得到真正确立。

《世说新语》记载故事一千一百多则，分为三十六门类，篇幅短小，多者不过几百字，少则寥寥数语，是典型的“残丛小语”。它没有记载国家要事，内容多表现魏晋上层人士的谈吐、风度、精神风貌等，文风轻快、详实。故明人胡应麟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4]它主要记载人们的言行举止，没有太多与国家生活相关的政事的描述，因此，符合我国古代判断小说的标准――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这就是历代都把它称之为小说的原因。

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不能再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古代的小说，如果还固执地认为它是小说，那就是忽视了对小说的定义。但此类事情偏偏发生了，如徐震鄂在《世说新语校笺》的前言中提到：“《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作的一部主要记载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遗闻轶事的小说。”[5]游国恩在《中国文学史》中也说：“《世说新语》，它是魏晋轶事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诸如此类论断恒河沙数。今人仍然把《世说新语》当小说看待，明显是受到古人小说观念的影响，然现代小说并未继承先秦诸子以及《汉志》对小说的界定，它过去的定义既然已发生了根本变迁，我们再把它归入小说，显然不合时宜了。

那么，现代衡量小说的标准是什么呢？什么是现代小说呢？《辞海》对“小说”的定义是：“文学的一大样式。以叙述为主，具体表现人物在一定环境中的相互关系、行动和事件以及相应的心理状态、意识流动等，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生活。在各种文学样式中，表现手法最丰富，表现方式也最灵活，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可以并用，也可有所侧重，一般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基本手段。”也就是说，人物塑造、故事情节、环境描写是小说的必备要素。但是，虚构是小说的最本质特征。章培恒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卷《魏晋南北朝小说》一章的开头说：“小说是一种虚构性的文学。”如果没有虚构，我们古代的经典史学著作《汉书》、《后汉书》、《史记》等等都可以称之为小说了。下面我们用今天的小说标准――虚构、人物塑造、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衡量《世说新语》，辨个究竟。

首先，来谈小说的虚构。王能宪在《世说新语研究》中说：“《世说》是真人真事的文学。”[6]它是对当时上层人士的言行举止的如实记录，没有虚构的成分，它的创作意图就是为当时的文人名士提供可供借鉴的参考资料，根本无意于创作小说。袁行霈也指出：“虽系小说家言，未可直以小说视之。其于魏晋社会政治、哲学、宗教、文学以及士人之生活风貌、心理状态，莫不有真实记录。”[7]从内容上说，它是一部生动纪实的史料集；从社会效果上说，《世说新语》所记皆实，其中的故事被《晋书》和研究魏晋历史的人大量采用。据统计，《晋书》采录《世说新语》入书共四百馀事，超过《世说新语》全书的三分之一[8]。能够被史书引用、借鉴，可见其所载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没有虚构，怎么可以称其为小说呢？

其次，谈小说的人物塑造。《世说新语》的素材来源于现实生活，它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物言行的如实记录，由于现实生活就是生动的、丰富多彩的，因此，处于其中的人物形象无不带有这种特色。书中大多是用人物的谈吐、动作或者第三人称的叙述来表现人物的气质、才能，是对一件事情或者一个故事的真实描写，并非作者刻意所为，因此，人物形象是鲜活生动的。如《世说新语・雅量》篇记载：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9]。

淝水之战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谢安得知这一消息时“默然无言”，泰然处之，表现了他作为风流宰相的大无畏风度，这里表现的气质才是作者重点描写的地方。

就塑造完整丰满的人物形象来说，它较史书就有些差距了。《世说》是在不经意间对事件的叙述来表现一个人物的性格、气质等，表现手法就随意；而史书则不同，它要完整的记录人物的一生，通过生平事迹、所作所为来完整、全面的表现一个人。就算《世说》塑造了完整的人物形象，光凭这一点也不能算它为小说。

最后，谈小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世说新语》记录的故事，上讫汉末下至南朝，这个大的社会背景毋庸置疑。至于小说的故事情节，如上所说，《世说新语》中描写的事件、人物，不是对故事的全面的记录，它不穷本溯源，只保留了真实生活的情状。由于它的随意性，它不能完整地再现历史，它仅仅是一段历史的一鳞半爪，或从不同角度反映历史，它只选取人物整个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一些琐事，来再现人物的气质或是风度。书中故事多则几百字，少则寥寥几个字，而且后者占多数，我们举几个代表性的例子，如《方正》32则：

王敦既下，住船石头，欲有废明帝意。宾客盈坐，敦知帝聪明，欲以不孝废之。每言帝不孝之状，而皆云：“温太真所说，温尝为东宫率，后为吾司马，甚悉之。”须臾，温来，敦便奋其威容，问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无以测君子。”敦声色并厉，欲以威力使从己，乃重问温：“太子何以称佳？”温曰：“钩深致远，盖非浅识所测。然以礼侍亲，可称为孝。”

又《栖逸》1则：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

又《容止》30则：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如惊龙。”

就这样屈指可数的文字，它怎么能完整再现当时发生的事件呢？可见，《世说》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

综上所述，《世说》的作者没有旨在虚构故事，没有记录完整的故事情节，就算全面的塑造了人物形象（何况也没有），也不能称之为小说，因为它不具备现代小说的基本要素。它是中国古代小说，这个观点是毫无疑问的，但现代人不加区别，一概冠之以小说名号，这是不恰当的，如果一定要称其为小说，这个小说是要加引号的。

参考文献：

〔1〕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4.

〔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北京：中华书局，1964.

〔5〕徐震.世说新语校笺（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7〕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第8篇：古代文学小故事范文

关键词： 故事 兴趣 活力

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教学内容占很大比例，这对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情感有着重要作用。作为新时期的一名教师，让学生轻松，愉快，自然的感受古诗文的魅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新课程理念的渗透和实施又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下面，我就小学阶段的古诗文教学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习兴趣是驱使学生去学习的强大内部动力，浓厚的学习兴趣会使学生感到学习有极大的吸引力，能带动学生主动愉快地去努力求知，乐而不倦地勤奋钻研。 在古诗的教学过程中，也必须运用故事调动和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这样可能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古诗文中采用故事法组织教学，效果是非常好的。它可以使孩子们更好更快的入情入境。例如，《小儿垂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我这样设计了一个故事开头：（老师充满激情地）老师给小朋友们讲一个故事，好吗？（学生顿时眼睛发光，精神饱满）有一个蓬着头发的小男孩，拿着钓鱼竿来到了小河边，他想学习钓鱼。他侧着身子坐在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上，他的个子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四周的草儿几乎把他的身子都盖住了。他可不管这么多，眼睛盯着鱼竿一动也不动的，他多认真啊！（这时加上老师的体态的作用，学生已完全进入角色了）。（老师用急切的语气说）这时，有一个过路的人经过这里，看见了他，想去问个路。这小男孩连忙摆摆手（老师加动作），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老师略作停顿，让学生参与故事的编撰、创作，适时给以鼓励）同学们真聪明啊，他是怕鱼逃走才不理他的。这小男孩可爱吗？（学生再次参与讨论，使小男孩的形象在小朋友头脑中鲜活和丰富起来。）这一极富意趣的情境被唐朝的一个诗人胡令能看见了，就用诗的形式把它写了下来，题目是《小儿垂钓》…… 这时，学生已经进入了非常积极的状态，后面的教学就会显得非常的轻松。

运用故事法教学与传统的释题，释词，释句的教学模式比起来，效果可想而知。比较一下，至少有以下几点不同：

1．目标定位不同。新课改明确打破了三维目标的排列,把学生的情感,价值观体验作为首要目标.而传统的讲解法，重点是让学生理解诗句的意思，目标定在这首诗上。因此，不自觉中，老师就开始逐字讲解了。故事教学法，要达到的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考虑最多的是这样教，学生喜不喜欢。老师们考虑得最多的是课程目标是否合理。因此，在课堂上着力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虽然对字词的落实表面看来没有前一方法明确，但长远来看，效果要好得多。不是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吗？从教师们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可以明显感到，孩子们的想学古诗，在开始阶段很多成份是被古诗中的故事、意趣吸引了。

2．学生的心理和情感体验有不同。学生学习古诗词的最大困难就在于文字，老师在上古诗文时首先想到的是要替学生扫除文字的难关，总会有意无意地去关注字词的意思讲解，学生首先感觉到的是“难”，“搞不灵清”，等基本弄懂，兴致就全无了，再去通过其他教学手段激起学生学习的学习兴趣，又必须另起炉灶。而且，老师讲多了，学生对诗的理解更多的是“共性”的东西。其实，古诗文本身，就已经为学生的想象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所描写的意境，在不同的人，同一个人不同的年龄阶段对它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学习过程中需要老师的引导，更需要同学们用心去读，不断地感悟。哪是一句“要想看得更远，请再登上一层楼”所能表明清楚的呢。

现在用故事引入法，学生随着老师的描述，他们不自觉地跟自己的生活经验取得联系，发挥想象，建构起诗的意境。这时同学们头脑中出现的意境也许跟诗歌所描写的意境还有一定的差距，但这又有何妨？同学们还可以通过朗读等手段去再次体验、建构。学习过程中不必刻意化精力去逐字地讲解，不必去担心怎样翻译成现代文，同学们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读背古诗文，知道个“大概”，不必作精确的口述，这样的学习，学生的心理是开放的，没有任何压力。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中，渐渐理解，慢慢受滋润。有些学生不太好理解的诗句，就留着让时间来帮助他们理解。

3．对“教学过程”的理解不同。“教学过程”的本质问题是“教”和“学”的关系问题。传统观念中教学“是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学生传授知识、训练技能、发展智力、培养能力、陶冶品德的过程”。在古诗文教学中要“以教为中心”的理由说它几十个不成问题。因此，就出现了“小儿是什么意思？”“垂钓是什么意思”的一连串的问题，及“恐就是恐怕，畏就是害怕，惊就是惊吓，恐畏鱼惊就是恐怕鱼受到惊吓”的小结。

第9篇：古代文学小故事范文

[关键词]藏族；古典文学；寓言小说；佛教思想

[中图分类号]1276.4“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4）03―0195―03

从文学发展的规律看，不管哪个民族，某种新文学的形式和体系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藏族古典寓言小说的发展也有同样的规律可循，它是在藏族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纵观藏族文学史，古典寓言小说虽然并没有像诗歌、戏剧、传记、道歌那样得到重视，但凭借其独特的艺术手法，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社会的某种视角和图景的可能。藏族古典寓言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独树一帜，形成了藏族作家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影响极为深远。不过“藏族古代文学作家大都是精通佛理、笃信佛法的宗教理论家和智者学人。佛教思想渗透到他们意识观念的最深层，占有绝对支配地位，成为他们世界观的主体”。因此在漫长的藏传佛教传播过程中，这些古典寓言小说对教徒起了不可替代的宣教作用，直到今天，如《连苑歌舞》《禅师和老鼠》《青颈鸟的故事》《牦牛、绵羊、山羊和猪的故事》《黄莺的故事》《飞禽选王》等表现佛教“出世”思想的经典作品，仍受广大藏族信众的喜爱。通常诸法无常、六道轮回、因果报应、利益众生等佛教思想，成为藏族古典寓言小说的核心内容，因此探究古典寓言小说，不能忽视其中的佛教思想。

1.“无常”观 藏族古典寓言小说中反映的佛教思想非常具体，而首当其冲的是佛家讲究的“无常”观。通常“藏区佛教徒在衡量各教派的宗教观点时，所依据的重要标准是‘四印法’，其中的‘诸行无常’说，‘无常’观反映了佛家对现实生活的反思，是佛教的基本世界观之一”。古典寓言小说《莲苑歌舞》《黄莺的故事》《青颈鸟的故事》都是佛教无常思想的典型代表。在《莲苑歌舞》中，主人公金蜂和玉蜂是一对恩恩爱爱的幸福伴侣，突然降临的灾祸让他们的人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玉蜂惨遭飞来横祸，悲惨死去，金蜂也跟随青年普罗门修行菩提。文中有一段金蜂所唱：“呜呼，迷惑幻景世间人，有为虚幻无实却执常。外器世间大种界无常，内情世间寿命亦无常，中间四季美景更无常！”作者透过小说中的人物，对人世表现出了虚无的态度。小说的情节虽然相当单一，但是叙事的策略非常成功，读起来流畅，紧凑。整个故事突出悲剧美学的特点，当然作者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人物的命运来宣扬佛教无常思想及其出世精神。《黄莺的故事》同样也是反映佛教无常思想的代表作之一。故事记述了从前在多麦，有个四季如春、佛法昌盛的地方，山间有个修行的窑洞，附近生活着一对活泼可爱的麻雀夫妇，公的叫意志坚，母的叫爱不舍，经历了生死的灾难，最后皈依游方僧人，参透诸法无常的佛教真理。《青颈鸟的故事》里对无常观更有形象的描述。比如小说的开头写到，某日国王诞生一公主。该公主不同于寻常女性。周边国王慕名，纷纷前来求婚。国王和王子准备公主嫁给一方国主，然则，公主说：“请听圣主父与子，家乃罪恶之根本，似同钻进毒蛇洞，若是满足此虚幻，好比晾在蛇影中，要是对我予关怀，让我出家为僧尼！”很难想象一个妙龄公主，一生下来，看破红尘，即使自个儿焚烧了都不愿嫁人，不知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但是作者的高明，就在于他的笔下，主人公的这一悲观情怀，升华了人物的精神气节，并且无人不对她的命运产生怜悯。不管是《莲苑歌舞》和《黄莺的故事》，还是《青颈鸟的故事》，作者意图非常明显，都是通过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来告诉人们，不管你遭遇了什么天谴，或者其他的原因，人世无常，如同一场梦，生命短暂，如雨后的彩虹，潜心修行，才是逃离苦海、成就涅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