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安排精选(九篇)
第1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
各科（股）室：
为做好我院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控，确保意识形态安全，根据卫计局《全县卫生计生系统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患全面排查和集中整治方案》（梅卫计函字[2019]4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对本院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和集中整治，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贯彻落实黄梅县卫计局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强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认真做好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控，着力抓重点、抓关键、抓薄弱环节，做到工作“零缺陷”、排查“零盲区”、问题“零容忍”、事故“零发生”，确保我院意识形态安全，为健康黄梅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
二、主要任务
（一）严格党员干部纪律约束。加强对全体干部职工特别是党员干部的管理和教育，教育党员干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抵制生活中、朋友圈的各类谣言，严禁在手机朋友圈造谣传谣，对在公共场合中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非议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决策部署，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的党员干部依法严肃查处。
（二）防范和管控邪教活动。加强对“法轮功”分子、“民运分子”、“三股势力”等组织渗透破坏活动的防范，发现情况及时上报。
（三）加强舆情监控。成立网络舆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涉及卫生计生领域的重大舆情监控，对可能涉嫌发生重大舆情的，相关科室要第一时间介入，并及时向院领导汇报，迅速展开舆情事件调查和处置工作，及时掌握舆情动态，加强舆情会商和研判预警，控制舆情态势，严格把握信息工作。
（四）管控好信息传播途径。加强本系统内外网管理，严禁利用内外网、传播各类损害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通过增加监控软件、硬件防火墙等设备，截断传播途径，发现相关隐患及时处理。
（五）管控好信息审核关。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各类信息的审核和把关，及时发现问题和隐患，切实把控好“出口关”。制订“三审三校”制度，规范“三审三校”流程，登记造册，严格奖惩机制。
三、工作步骤
（一）研究部署（2月21日-2月25日）。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按照意识形态领域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要求，精心组织实施。
（二）自查整改（2月26-3月10日）。按照卫计局文件要求，集中时间和精力，全面开展一次意识形态安全隐患排查和集中整改，建立隐患排查台账，认真梳理。
（三）巩固提升（3月底）。在前期排查和整治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建立隐患排查与整治长效机制，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常态化转变。
四、工作要求
（一）成立机构。卫生院成立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患全面排查和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长王兴权同志任组长，院班子成员任副组长，院各科室主任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蒋晓龙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风险排查和整治工作。
（二）高度重视。全体干部职工要充分认识开展风险隐患全面排查和集中整治的重要意义，要建立意识形态工作长效机制，即查即改，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三）落实责任。要严格履职尽责，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要狠抓整改。对工作不落实，排查整治不力，敷衍作假的，将进行通报批评；对发生责任事故的，将严格追责问责。
黄梅县杉木乡卫生院
2019年2月20
杉木乡卫生院新闻信息三审三校制度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院新闻信息、审核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确保新闻信息准确、及时、安全、有效，根据国家、省、市、县有关部门要求，结合我院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审核标准
1.政治立场鲜明，主题积极向上，有感染力、影响力；
2.内容真实，时效性强，符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
3.表述准确，角度新颖，逻辑严密，语言流畅。
二、校对标准
1.用语规范，表述准确；
2.格式规范，结构合理；
3.认真严谨，差错率低。
三、 “三审三校”具体要求和流程
各科（股）室媒体用稿，网站，微博、微信、微信公众号、QQ等信息实行“三审三校”制度。
“三审”：信息员初审，科室负责人复审，分管宣传工作领导终审。
“三校”：信息员初校，科室负责人复校，分管宣传工作领导终校。
第2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不幸的是，经济学教科书中讲得最多的故事是关于鲁宾逊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说明了每个决策者面对的选择和约束，但用它作为探究经济行为的起点却会把人引入歧途。鲁宾逊世界不需要制度，但人从其历史起源来看却始终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并且不得不和其他人发生关联。传统观点也说人是“社会动物”，或称人们具有一种加入团体的“本能”。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增加对制度的认识。与其说因为人必须在团体中生活才需要制度，不如说是以物换物、易货贸易和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需要才使得制度不可或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与其他人交换货品，那么一般来说每个人的结果将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人的行动”（参考书目69，第11页）。因此，要使交换成为可能，就需要有管束个人合作和竞争方式的行为规则。本文将在制度功能和制度决定因素范围内进行研究，但首先有必要对导致制度出现的个人行为特征以及环境特征作一专门的说明。
制度需求
要解释为什么制度对人是不可或缺的理由，必然要依托人能力的有限性和人生活环境的特征。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经济学家指的是当个人在交换中面对现实的选择时，他将挑选“较多”而不是“较少”。按贝克尔的说法，这种分析人的行为的方法把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区分出来（参考书目7）。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经济学上大多数的进展都可以归因于对这种解释的再解释，以及把那些过去认为是“非理性”和超出经济学探究视野的行为并入理性分析构架的做法。这种再解释通过引入信息费用和执行费用等而得以完成。仿效贝克尔的方法，本文假设个人具有稳定的偏好，“它们由生活的基本方面，如健康、声望、官能快乐、仁慈或忌妒来决定”，这些基本方面可表示为商品（参考书目7，第5页）。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货品，以及用他自己的时间来生产这种商品以求他自己偏好的最大化。因此，个人并不只关心物质收益和货币收入。对健康、声望、快乐以及其他非物质商品的追求，可能诱致个人摒弃他可得到的最大物质收益。个人并不一定是利己的，然而，只有在他的利他主义的报酬超过他作为利他主义者的费用时他才利他。理性并不意味着个人不犯错误。尽管如此，理性人在发现错误，并发现改正错误的费用小于改正错误的收益时，他将不会再犯同样的措误（参考书目19，第9页）。虽然个人是理性的，但他的理性受到接收、储存、检索以及处理信息的神经物质能力的限制，也受到让其他人理解他的知识和感觉的语言能力的限制（参考书目70）。由于有界理性的缘故，个人偏好的全局最大化在复杂环境下将得不到保证。不能达到全局最大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信息费用昂贵。需要时间、努力，有时还要花钱才能获得数据资料并充分理解它们的含义。因此，如果额外信息的预期收益低于获得额外信息的费用，那么不拥有完全信息是理性的。
光有有界理性并不构成制度不可或缺的充分条件。鲁宾逊在进行他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时也是理性的。一方面，个人的生命周期、健康和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技术规模、经济效益和外部效果也都是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由于人的生命周期和他面对的不确定性，也由于人“局限于知识、预见、技巧和时间”（参考书目62，第199页），人需要用制度来促进他与其他人的合作，从而为确保年幼和年老时的安全作好准备，拉平随时间而变化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并获得对风险和灾难的保障。本文称这些功能为安全功能。制度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来自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的收益。作为生产单位的个人是太小了，以致于他不能把这些经济中的大部分内在化。为开拓这些收益需要有集体的行动，这些功能本文称为经济功能。正是出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人们才需要彼此交换货品和服务并使制度成为不可或缺。
制度的经济学研究
在作进一步研究之前，有必要把涉及制度的两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讲清楚。
制度安排的定义是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不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如家庭、企业、工会、医院、大学、政府、货币、期货市场等等。相反，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就是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例子。经济学家用“制度”这个术语时，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制度安排。第二个概念是制度结构，它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本文下一部分将说明制度变迁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指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不变），而不是指整个结构中每个制度安排的变迁。由于没有搞清楚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论述制度变迁作内生变量可能性的文献中曾引起过一番争论（参考书目23）。
安全和经济是制度安排，从而也是制度结构存在的两个基本原因。出于安全目的而存在的制度安排有家庭、合作社、保险和社会安全项目。实现经济功能的制度安排有公司、灌溉系统、高速公路、学校和农业试验站。以上所列只是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应该指出的是，像家庭和合作社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同时实现多种功能。
制度安排是获取集体行动收益的手段。由于个人理性并不必然暗含着团体理性，个人会为自己的利益去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因此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个人常常不得不对其他人的工作质量或贡献作出评价。在很多情况下，有关质量的信息是昂贵的、不确定的或甚至是不可能得到的。集体行为因而会产生某些当个人单独工作时所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欺骗、“磨洋工”、搭便车以及道德危险。产权经济学家、交易费用经济学家以及公共选择经济学家都强调了这些问题（参考书目2，18，26，49，70）。为了减轻这些问题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制度安排以实现监督、强制执行等功能。等级、合同和法律都是这方面的制度安排。磨洋工、搭便车和道德危险问题也增加了供给基本的制度安排服务的费用。因此也有某些制度实排，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供给基本的制度服务的费用。私人产权、货币、合同、习惯、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就是这些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私权、法律系统、货币等制度安排的存在都以假定国家的存在为条件。没有一个国家理论，对制度的讨论是不完整的。然而，本文在第四部分之前暂不考察国家问题。
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
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心的主题。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注意这一问题。然而，正如阿罗所指出的那样：“雇员听从命令和市民服从法律的程度，远大于以控制机制为基础所作的解释”（参考书目4）。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正如诺斯简洁的概括那样，意识形态具有三个特征：
1．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
2．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定纠缠在一起的；
3．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一下……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参考书目44，第19页）。
文献中提到意识形态大多是因为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合乎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确实，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如果它成员中的大多数对系统的公正原则不具有相同的感觉，那么它就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一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如果足够大，那么有可能会引起革命。形成社会或组织可以开拓个人不可能获得的收益，但是，对个人行为理性的假设中也暗示着：任何大组织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参考书目49）。因此，成功的意识形态也必须能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认识世界的费用的工具，所以为了使意识形态有效率，它必须相当好地合乎个人对世界的经验。随着世界的改变和个人经验的积累，个人对公平世界的认识也会改变。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足够地灵活，使它不仅能赢得新的团体成员的信赖，而且也能保持老团体成员的忠诚（参考书目44）。
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如果世界是简单的或个人的理性是无界的，那么个人也不会抄近路用意识形态这种形式来评判他周围世界的公平性。意识形态最初的功能因而可视作节约信息费用的一种工具。但意识形态是凭借什么机制实施检查搭便车和减少强制执行法律和法院决议的费用呢？本文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给个人提供有选择性激励来实现这些功能。正如贝克尔明确指出的那样，个人用市场货品及服务、自己的时间、人力资本以及其他投入品来生产一整套被定义为生活的基本方面的商品，其目的在于使他的偏好最大化。虔诚——被边沁认为是十五种简单快乐中的一种——应该是那些进入个人偏好函数的商品之一。生产虔诚这种商品的能力，相比其他而言尤其依赖于个人的意识形态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ideologicalconviction）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因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他配置到虔诚上的时间边际效用高，为此他会配置较多的时间来消费虔诚。奥尔森曾指出（1965年），对任何大组织而言，它都应该能向它的成员提供一些有选择性的激励。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奥尔森对效用函数的定义较窄，所以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参加投票。诺斯指出，大多数人投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但他未能认识到投票是一种生产个人消费商品的活动。个人投票是因为投票能生产他所看重的某种虔城商品（Pietycommodity）。然而，只有在他的收益超过费用时，他才投票。这正是为什么下雨时投票人数大大减少的原因。
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关于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理论具有如下内容：
1．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因此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可能性较小，而他对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的意识形态信念较强；
2．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收入分配、劳动分工或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并不立即引起个人意识形态的变迁。这是因为个人不能立即说出这种变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这种变迁是永久的，对个人而言也需要时间以剥除旧的意识形态资本；
3．如果发生永久性变迁，青年人会比老年人更快地投资来获得新的意识形态（即使他们的偏好相同），原因如下：第一，一般来说老年人具有较多要剥除的意识形态资本，这需要时间和努力；第二，他们在投资方面的激励较少，因为剩下来积聚报酬的年数相对较少；
4．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按权威们的观点，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为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然而，与广告相类似，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改变口味而是通过改变相对价格来实现的（参考书目66）。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对任何想要得到的制度而言，总有许多制度安排能实现这种功能。因此制度安排的选择将包括对费用和效益的计算。传统的费用－效益分析只考虑生产费用。只要每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就可得到最优。但是在选择制度安排费用中还包括组织费用、维持费用以及强制执行这种特殊制度安排所包含的规则的费用。第二种范畴的费用指的是交易费用。除了技术要素，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这种制度是否已被认为是合乎义理的（Perceivedlegitimacy），这一点在讨论意识形态时曾提到过。撇开国家的作用，很容易从理论上认为，在生产和交易费用给定的情况下，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讲，如果两种制度提供的服务数量相等，那么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影响制度安排效率的因素有两种。第一种因素影响生产效率。另一种因素包括那些决定交易效率的因素。从根本上讲，这两种因素都是技术的函数。然而，在现实中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率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制度安排“嵌在”制度结构中，所以它的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它们功能的完善程度。例如，在以货易货制中，不方便程度以及搜索那些具有你所想要货品和想要你所具有货品的人所花的费用都很大。尽管如此，即使仅就不方便程度而言，也不见得它必然无效率。因为要找出一种大家意见一致的商品（agreed－oncommodity）当作一般意义上可接受的交换工具来使用的费用，或者创立和维持某种货币权威的费用都很高，所以当人们难得交换货品时，以货易货制可能比货币交换制更为有效。原始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挑出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并绝对地讨论它的效率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研究制度安排需要具有对历史时间及地区的专门知识，并需要专门了解该制度安排在制度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如何。缺乏这种了解，对特定制度安排效率的讨论也就不得要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规模不是随机的：可以对它们进行严密的经济学分析。为此，比较有益的做法是研究一种新制度安排为什么被创新以及如何被采用。
有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然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虽然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但本文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将这两种制度变迁分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讨论要推迟到第四部分才进行。
制度不均衡的原因
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其条件是，从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它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如前所述，特定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其他诸如法律、习惯、意识形态等制度安排；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要发生锈致性制度变迁必须要有某些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也就是说，由于某种原因现行制度安排不再是这个制度安排选择集合中最有效的一个了。
从某个起始均衡点开始，有四种原因能引起制度不均衡：①制度选择集合改变；②技术改变；③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④其他制度安排改变。这四种原因中的每一种原因本身又由几个不同因素组成。
1．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
可行性生产技术集合，是我们在物理、化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知识的函数。同样，提供特定制度服务的可行性制度安排集合，也取决于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拉坦曾明确指出，对经济学、其他社会科学及其有关职业（如法律、商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方面的知识需求，其最初的诱发原因是制度变迁以及对制度执行所实现的改进。社会科学的进步能改进人心的有界理性，因而不仅能提高个人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而且还能提高他领会和创造新制度安排的能力。
正如与其他经济接触能增大适用性技术选择集合一样，与其他经济接触能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波尔在广泛研究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后强调指出，农村地区流动个体商贩在传播新技术和新制度安排方面，因而也在鼓励人们“对现行习惯和道德提出疑问，并促成那些与物质进步不相宜的态度和习俗的非强制性消蚀”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考书目5，第12页）。通过借用其他社会制度安排来完成本社会制度变迁的可能性，极大地降低了在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费用。然而，制度移植可能比技术移植更困难，因为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席勒报导过这样一个情况：缅甸政府曾经派遣一些人去以色列集体农庄接受实践训练。一年后这些受训者得到一个结论：这种集体主义极端形式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需要那么多的公共精神和自我约束（参考书目55，第7章）。已经移植过来的制度安排要实现其功能，则需要作更大的适应性调整。
最后，制度选择集合还可能因政府政策的改变而扩大或缩小。由于某些原因（下一部分将讨论）政府可能将某些制度安排从制度选择集合中剔除出去。因此，取消一种带有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实行的农业作业制度的改革。在最近发生的这一制度变迁之前，家庭农作这种制度安排是被禁止的，集体农作制是唯一可接受的模式。然而，由于政府政策的改变，中国约95％的家庭在1980－1983年间转到了新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参考书目32）。另一方面，当政府在制度选择集合中建立某种新的限制且这种限制又是有约束力时，就可能产生制度不均衡，而且原先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可能在这种有限制的选择集合中成为占优势的制度安排。菲律宾转租现象的出现，就是法对地租加以限制的结果（参考书目28）。
2.技术的改变
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结构基本上以技术为条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中，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技术变化除了在制度结构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之外，它还能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相对效率并使某些其他的制度安排不再起作用。技术变化的影响可以从它对生产和交易的作用来进行分析。
从生产方面看，新的制度安排往往需要利用新的潜在外部效果，或者需要修改要素所有者和经济部门之间新收入流的分割。制造业中现代企业相对家庭工场而言已占支配地位，这是第一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它是生产过程中机器使用需求在规模问题上的响应（参考书目12）。第二种情况的例子是：菲律宾由于引进现代化高产水稻和可用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加玛（gama）合约替代传统的佛纳桑（hunasan）合约。按佛纳桑合约规定，所有的村民都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而按加码合约规定，只有那些不领工资而参加除草的工人才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加玛合约授予不领工资除草的工人以收获独占权（参考书目28）。显然，加码制的创新是由修改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新收入流的要求而诱致的。
技术的变化也可能影响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私有产权的确立特别需要的条件是（指与其他条件相比时）：产权所有者得自产权的收益要大于他排除其他人使用这一产权的费用。当费用过高时，财产将成为共同所有。例如，一般来说，牧场由于围栏费用方面的原因可以属于共同所有。然而，用带铁蒺藜的铁丝构成的低费用围栏的创新，却引起美国西部公共收场中出现私人所有和牧场出租（参考书目3）。拖拉机和其他农作机械的创新极大地降低了监视费用，因为监视一个驾驶员比监视许多手工劳动者更容易。结果出现了一种由“分享收成”转到土地所有者自己操作，或由“分享收成者”变为工资工人的趋势（参考书目8，17）。
3．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
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是历史上多次产权制度安排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某种要素相对价格的上升，会使这种要素的所有者相比其他要素而言获得相对更多的利益。某种产品价格的上升，也会导致用来生产这种产品的要素的独占性使用更具吸引力。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变，按诺斯和托马思的观点是人口和土地稀缺性增加导致土地相对价格提高的结果（参考书目46）。费尼也发现，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泰国发生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移，也可以用那个时期人口和稻米出口需求的增加来解释。在英国，食品价格的提高使得把开放地带和共同牧场圈为私人经营单位有利可图。据麦克劳斯基估计，尽管围栏的费用很高，但圈地所产生的年收益率达17％。
4．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
如前所述，某个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正如刘易斯所说的那样：“一旦制度开始变迁，它们会以一种自动强制实施的方式发生变迁。老的信念和制度在变化，新的信念和制度彼此之间，以及新的信念和制度与相同方向上的未来变迁之间都逐渐变得调和一致”（参考书目31，第146页）。波士纳认为，荣誉感在原始和远古社会显得如此突出，可以用当时缺乏正式的法律执行制度安排来解释。荣誉感增加了报复的可能性，因此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参考书目52）。在现代化国家中，荣誉仍是有价值的；然而，国家成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制度安排。报复和决斗被禁止了。前工业化社会出现“生存伦理观（Subsistenceethics）”，可以解释为农业生产率水平低下和潜在市场规模受限所致。“主从关系（Patron－clientrelationship）”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它代替了劳动力、土地、保险、信贷等一系列专门的市场（参考书目28，第2章）。而市场的扩张弱化了互相帮助以及这种“主从关系”（参考书目51）。在中国最近发生的农村农作制变迁之前，农村要素市场的存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从集体农作制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的转变，导致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土地和信贷市场的重新出现（参考书目33）。
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学
以上所讨论的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因为制度结构由一个个制度安排构成，所以一个特定制度安排不均衡就意味着整个制度结构不均衡。许多制度安排是紧密相关的。一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也将因此引起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不均衡。如果人心的理性是无界的，且建立制度安排是不花费用、不花时间的，那么社会在对制度不均衡作反应时，会立即从一种均衡结构直接转到另一种均衡结构。然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领会所有必要的制度变迁并在同时设计所有最佳的制度安排，已超出人心容量的范围。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消费时间、努力和资源的过程。而且，具有不同经验和在结构中具有不同作用的个人，他对不均衡的程度和原因的感知也不同。他还会寻求分割变迁收益的不同方式。要使一套新的行为规则被接受和采用，个人之间需要谈判并取得一致。因此，当发生不均衡时，制度变迁过程最大可能是从一个制度安排开始，并只能是渐渐地传到其他制度安排上去。这种过程是在一个由历史确定的制度结构中发生，并以这个现行的制度结构为条件。所以，某些制度安排从抽象的理论观点看可能是有利的，但由于它与制度结构中其他现行制度安排不相容，因而是不适用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大多数制度安排都可以从以前的制度结构中继承下来。虽然某个制度结构中的基本特性，在个别制度安排变迁累积到一个临界点时会发生变化，但制度变迁的过程仍类似于一种进化的过程（参考书目1，43）。
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社会将从抓住获利机会（它由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制度安排创新中得到好处。然而，这种创新是否发生却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费用。创新者的收益和费用计算比社会收益和费用的计算更复杂。不同的制度安排有不同的问题。本文将制度安排分成两种，即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正式的制度安排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或修改，需要得到其行为受这一制度安排管束的一群（个）人的准许。也就是说，无异议是一个自发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的前提条件。因此，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需要创新者花时间、花精力去组织、谈判并得到这群（个）人的一致性意见。菲律宾农村转租制的出现以及从传统的佛纳桑合约到加玛合约的转变，就是这种制度安排变迁的两个例子（本考书目28）。与此相反，非正式制度安排指的是另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纯粹由个人完成，它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动完成。最初，个别创新者将被其他人认为是违犯了现行规则。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制度安排才发生变换。这种制度安排的例子有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等。
一般来讲，改变一种正式的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产生外部效果的原因，是因为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当一个制度安排被创造出来后，其他群（个）人可以模仿这种创新井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制度安排的费用。因此，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因此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搭便车”问题可能会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产生。一旦制度安排被创新和被建立，每一个受这个制度安排管束的个人，不管是否承担了创新和初期的困难，他都能得到同样的服务。如前所述，个人意识形态信念能弱化“搭便车”问题。如果新的制度安排与个人关于公平世界的观念相一致，那么他“搭便车”所需要的加价将更大。“搭便车”问题的严重性还取决于一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群体中成员流动性大，那么由于个人行为被发觉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搭便车”问题更容易发生。另外一个考虑因素是看群体结构的紧密程度如何。在一个结构紧密的社区内，速水佑次郎认为，“人们个人主义较少并会严格地遵从社会规范”（参考书目28，第36页），因而“搭便车”问题不会太严重。
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政治或制度企业家的作用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就尤为重要。政治企业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受到普遍的信任（敬畏），或者他能够猜出谁在讨价还价中弄虚作假，或者他能够用简单的办法节省讨价还价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制定出一种制度安排，它对所有有关者来说比任何没有政治企业家领导和组织时可能出现的结果更好”（参考书目49，第176页）。制度不均衡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人。因此，一个政治企业家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分割潜在利润的设计能力，它似乎能使每一个人的境况更好并使成员们确信这种分割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如果政治企业家相信对他来说收益大于费用，那么他会努力把新目标描述清楚，并建立起新规则。收益不一定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诸如社会威望或政治支持等（参考书目20，21）。对政治企业家来说，如果他能够从政府机构内动员政治支持或者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结成联盟，那么他的费用将较小（参考书目28，第2章）。然而，这种考虑还暗示着新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损害某些个人，因为一旦运用了强制性力量，意见一致就不再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了。
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与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在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不包含群体行动，所以尽管它还有外部效果问题，但却没有“搭便车”问题。新规则的接受完全取决于创新所带来的效益和费用的个人计算。而且这种创新费用并不取决于创新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努力和资源等形式。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所以创新者的费用主要来自围绕着他的社会压力。如果获利机会不是在社区成员中平等分配，那么这种费用是极高的。对落在后面的人来说，他们会感到神圣的道德受到冒犯、习惯的权力受到剥夺。接着可能会出现说闲话，甚至出现暴力行为。这正是市场制度渗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时经常出现的情况（参考书目61）。由于害怕受到社会的耻辱和排斥，尽管得自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收益看起来非常之大，个人还是不情愿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因为这个缘故，非正式制度安排显示出一种比正式制度安排更难以变迁的趋势。即使有政府行动，发生这种变迁也不容易。
尽管如此，非正式制度安排变迁的标准和特点并不因此而有改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价值观、习惯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一样都已经发生变迁并且正在发生变迁。创新者面临的严峻问题与其他经济决策者一样。当制度不均衡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到足以抵销潜在费用时，个人会努力接受新的价值观、道德和习惯而不管这些规则着上去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的流动性越大，这种执行机制的效率也就越低。因此，流动性越高，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就越容易放弃传统制度安排和接受新制度安排。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价值观和道德，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不断流变而在传统经济中却凝固不动。市场经济中的青年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更可能成为创新者，相同的原因在意识形态变迁的讨论中已提到过。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代沟”。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由于国家干预会同时引起国家的费用和效益，所以国家是否具有采取适当行动的激励，可能是经济分析中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本部分提出了国家的一种经济模式。国家的决策将从统治者的观点来讨论。统治者可以是国王、主席、内阁总理或当选总统。我们将会看到，理性的统治者必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其原因将在“政策失败”一节中进行讨论。
国家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按韦伯的定义，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给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由于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所以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畴。作为垄断者，国家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上述制度。因此，当存在国家时，社会的总收入将大于个人不得不自我提供服务或从其他竞争性组织得到这种服务时的社会总收入。从规范的角度讲；可以认为最理想的国家是那种“局限在防范暴力、偷盗、欺诈并保护履行合同等等狭窄功能”上的最小国家（参考书目48）。然而在现实中，这是不切实际的。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国家可以扩张它的影响范围，使之远大于最小国家的影响范围。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是正如穆勒所说，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参考书目40，第21页）。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国家是否有激励和能力去设计和强制推行由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所不能提供的、适当的制度安排。
已经有人提出好几种研究国家决策的分析方法。第一种分析方法把国家看作一个有组织的主体。按这种观点，国家被人格化了。它具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它们独立于构成国家的个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而成为国家的整合细胞后，个人便失去了他自己的身份和特征。国家发挥作用的目的就是把它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虽然这种观点从方法论上看很简单，但它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因为正如当斯对它的评论那样，“它建筑在一个虚构的主体基础之上：国家是一种可以和个人分开的东西”（参考书目19，第17页）。第二种由布肯南和托拉克提出的分析方法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分析方法把国家想象为一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工具。它仅仅是一种加工工具、一部机器，个人可以用它来满足他的某些欲望。个人从它那儿购买服务并只对他接受的服务成本付费。这种观点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忽略了实际决策和操纵国家机器的人的激励。第三种分析方法是当斯在研究政府过程中提出来的（1957年）。这种方法从政党的观点来考察国家的决策，而政党的定义是：寻求用法律来控制管束工具的一队人。政党的成员被假设为对他们所有的、而不只是一部分的目标都意见一致。因此政党被看成为一个具有一致性偏好序列的单个的人。这种分析方法也是非现实主义的，当斯自己也承认：“在现实中，甚至是政府的主要官员，他们也不完全具有相同的目标。”（参考书目19，第26页）
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国家的最大权威是操在一个政治家手中，他或多或少不受公民偏好和压力的影响，所以，比较令人满意的一种分析方法是把国家的决策过程看作是通过国家政治者的行为来完成的过程。这个统治者可以是国王、总统、首相或幕后最高领导人（参考书目24，25）。和任何一个具有有界理性的个人一样，统治者也关心他自己的生存、威望、权力、健康、历史地位等等。另外，国内还有可能发生叛乱，国内或国外还有潜在的统治者，这些都给他以威胁或使他有压迫感。统治者想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看来足以使他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情。然而，统治者至少要维持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这些规则包括统一度量衡和解决不利的司法系统。统治者的权力、威望和财富，最终取决于国家的财富，因此统治者也会提供一套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统治政治系统的费用取决于统治者被承认的合法性，因此，为了使选民们确信他的权威合法性，他会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进行投资。
经济增长时会出现制度不均衡。有些制度不均衡可以由诱致性创新来消除。然而，有些制度不均衡将由于私人和社会在收益、费用之间有分歧而继续存在下去。只要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他将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会采取行为来弥补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足：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进入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计边际收益要等于统治者预计的边际费用。没有人可以保证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最大化。
作为实证研究，下一节将集中讨论国家不能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的原因。这种实证研究包含的规范性内容是：只要能消除政策失败的这些原因，强制性变迁的有效供给便可改进。
政策失败的原因
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1．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
制度安排的效率由它对国民总财富的影响界定。如果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而且他的财富正比于国民财富，那么统治者会在他权威限度内具有建立最有效制度安排的激励。然而，如果新制度安排带给国民的收入较高而带给统治者的收益较低（由于统治者交易费用的缘故），那么在和原先制度安排进行比较时统治者可能会发现，建立这种新制度安排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而且，财富仅仅是被统治者所重视的许多商品中的一种。例如，如果统治者更为关心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那么他可能牺牲国民财富而建立强化军事力量的制度安排。根据统治者效用最大化模式，我们也可以预言，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统治者将更为关心他的威望。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如此之多，以致于用不着再举例来支持这一观点了。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即使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由于他的有界理性和认识、了解制度不均衡以及设计、建立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他仍然还是不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
2．意识形态刚性
如果选民们对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那么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将下降。因此，统治者将发展一种服务于他的目的的意识形态，并投资于教育使人们能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谆谆教诲。因而统治者个人和他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是被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制度不均衡的出现，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在增长。然而，为了恢复均衡而强制推行新制度安排、并改变原来的意识形态，很可能会伤害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因此，统治者可能不是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而是去维持旧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战，他害怕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权威可能被动摇。因此，新的制度安排往往只有在老的统治者被新的统治者替代以后，才有可能建立。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从集体制向家庭农作制的变迁，邓是毛统治下的一名受害者（参考书目33）。
3．官僚机构问题
根据定义，统治者必须拥有一些官僚机器来按照他的意图执行法律和维持秩序、征集税收、惩处罪犯、保卫国家和提供其他服务。政府机关中的每一个官僚机构本身都是理性的个体。它的利益从来就没有与统治者完全吻合过。当然，统治者会试图监视他的人的行为，实施一种能促进他们忠诚于统治者的奖励制度，并反复向他们灌输诚实、无私、尽职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些官僚机构并没有被统治者完全控制住，官僚自利行为也没有彻底消除掉。结果是设计成统治者偏好最大化的政策，却扭曲成使官僚机构本身受惠。统治者效用最大化以及建立有效制度安排的能力，取决于有多少个官僚机构把统治者的目标视作它们自己的目标。官僚机构问题恶化了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并增加了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果建立新制度安排所能带来的额外利润被官僚自利行为滥用掉的话，那么新制度安排就建立不起来。
4．集团利益冲突
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那样，“处于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赖于特定群体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使政体生存下去。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参考书目60，第10页）。制度安排的变迁经常在不同群选民中重新分配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如果变迁中受损失者得不到补偿（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确实得不到补偿），他们将明确地反对这一变迁。因此，如果制度变迁中受损失者是统治者依赖其支持的那些集团，那么统治者会因为害怕自己的政治支持受到侵蚀而情愿不进行这种制度变迁。兹尼发现，1880－1975年间泰国，由于其社会精英认为从技术和制度变迁中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政府就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结果是农业发展减速（参考书目22，第7章）。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也可能促进那些有利于这个集团收入再分配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种变迁将损害经济的增长（参考书目42，49）。不仅如此，统治者的垄断权还受到国内外能提供相同服务的潜在对手的制约。与统治者的对手有较多接近机会的集团，其讨价还价的力量较大。统治者因此将给这些集团提供较多的服务。如果变迁会把这些集团驱向统治者的对手一边，而且统治者从剩下的人民那里得到的好处不能补偿由于失去这些集团而使统治者蒙受的损害，那么变迁就不会发生。
4．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制度安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政府也可能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50年代初期，许多不发达国家采用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很难证明这种政策有多少是当时流行的社会知识的直接结果。然而，正如波尔总结的那样（1984年），战后初期发展文献的主要内容强调的是全面的政府计划在实现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时的必要作用。而舒尔茨根据近三个世纪以来英国和其他西方经济的历史发现，一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变动和确立，都是由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诱发和塑造的。从以下这种意义上讲，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可能并不是“正确”的思想：即体现在这种思想中的解决方案，将导致更高的收入增长速度和更合乎人们理想的收入分配。从根本上说，社会思想也受到人们有界理性限制。尽管如此，以下预言仍不失稳妥：如果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是在一个范围广泛且受过不同训练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经过充分的相互作用和商议的结果，而不是一小撮权威人物谋划的结果，那么它的危险会较小。
结束语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两个问题尚需说明，一个是文化素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
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与它的价值观和习惯一样，都是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一样，它们都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人造”工具。在静态经济学中，文化素质处于均衡状态并往往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制度安排中的一些会变得过时，其原因在于人们为了从能提供更多服务或降低交易费用的机会中得到好处而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虽然制度创新过程会受到外部效果问题的折磨，但只要预期的利润增长超过费用，那么制度企业家终究会出现，有效的新制度安排也会被创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观、习惯和文化素质中的其他成分都是中性的。这并不是说民族的文化素质不重要，而是说它们不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就经济增长而言，一个民族不能指靠它的文化素质（不管这种文化素质是如何地有利于增长）。一个民族也用不着等到确立了一套适合于增长的价值观或道德之后再来发展它的经济。民族文化素质会改变（一旦这样做有利可图时），而且实际上它们正在改变。今天，日本工人努力工作的态度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受到称赞。然而，引用一位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去访问日本的澳大利亚专家在1915年写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就足以证明以上观点：
“当我看到你们的人干活时，我对你们廉价劳动力的印象很快就幻灭了。毫无疑问，付给他们的钱很少，但收益也同样很少，看你们的人干活使我感觉到你们很知足，悠然自得，缺乏时间观念。当我和一些经理谈及此事时，他们告诉我，要改变这种民族承袭的习性是不可能的。”（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第3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
一、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1、把意识形态工作的大概念讲清楚，凝聚思想共识。
针对党员干部普遍对意识形态工作相关理论、概念掌握不够精准的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多种渠道，向全所党员干部和职工普及意识形态工作相关知识，提升全所上下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认知水平。通过深入学习和宣传，全所干部职工对意识形态工作是什么、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等重大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2、把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制建起来，强化组织领导。
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工作，全面落实支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了以所支部书记为组长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下发了意识形态工作实施方案，支部会及时对上级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会议精神进行传达学习，研究了具体贯彻落实意见，召开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暨意识形态工作推进会议，使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在支部领导下开展。建立“一岗双责”，把意识形态工作与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安全生产工作一起纳入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范畴，每月召开支部和党员会议，由各分管所长汇报责任落实情况，支部会分析存在问题，进行下一步工作安排。每月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具体安排部署并考核，通报发现的突出问题，督促责任人进行整改。
3、把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事抓到位，力求取得实效。
把能否真正起到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作用作为衡量意识形态工作成败的最重要标准，把凝聚人心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抓实理论武装，增强认同感。以巩固党的最新理论的指导地位为目标，持之以恒抓好全所干部职工的理论教育工作，集中组织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年来，虽然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但与局党组和镇党委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和问题，主要是个别干部职工对新形势下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上还有差距，思想上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新形势下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监管的措施还不够有力，提高舆论引导的本领仍需进一步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方法、形式、途径还需要进一步创新，宣传的影响力、渗透力、战斗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内对外宣传的力度还不够，新闻、信息上稿件数量不够多，财政宣传的亮点展现得不突出、不够深入，财政干部动脑思考、动手写稿的能力需要培养。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1、抓好责任落实。实行“三纳入”工作制度，即纳入组织生活对照检查范围，纳入年度党员民主评议评议范围，纳入年终目标管理综合考评内容。
第4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
2020年，市X局意识形态工作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有关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抓好全局意识形态工作，主动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做好意识形态领域重点工作，妥善处置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确保全局意识形态安全。
一、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完善领导责任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明确了局党组对全系统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党组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分管领导严格履行直接责任人职责，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抓好分管科室、单位的意识形态工作，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局党组召开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全年工作，上半年，制定实施方案X个，成立工作领导小组X个，班子成员及时向局党组汇报分管单位科室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情况，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二)强化理论学习教育，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深入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及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局党组认真贯彻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严格执行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通过集中学习、党组织书记讲党课、宣讲活动、观看警示教育片、撰写心得体会等活动，提升广大党员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上半年，扎实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抓好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定年度学习计划X个，安排集中学习X次。加强对宗教事务管理，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统战和宗教工作，有效防范各种极端宗教思想的传播和渗透，不给错误思想、观点和言论提供传播渠道，坚决抵制非法出版物的渗透。
(三)坚决维护网络安全，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党组书记亲自抓好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不断健全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强化管理责任，加强对网评员的培训力度，做好网上正面思想舆论，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动权，提高舆论引导水平。
切实履行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责任，严格实行信息平台专人负责制度、信息领导审批制度，防止出现错误和不良信息。上半年，制定上报意识形态网格化管理实施方案，填报了网格备案表X份，网格管理员登记备案表X份，意识形态网格化管理基本情况月报表X份，意识形态网格化管理网格基本情况汇总表X份，意识形态网格化管理网格基本情况台账X份。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备案X的通知，填报了2020年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机房备案登记表X份，2020年微信公众号X表X份、机房备案登记表X份，2020年全市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个人网络账号备案表X份。
(四)处置好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局党组坚持做好全系统干部职工思想文化工作，主动了解干部职工思想动态，用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头脑干部职工头脑。通过微信和短信信息平台及时党的方针政策，市委、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工作动态，牢牢掌控了网络意识形态主动权，要求全体党员对网络谣言、负面炒作、攻击渗透等各种网络乱象进行坚决抵制。
上半年，加强对重大思想理论和舆论问题的引导，及时化解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未发生反对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想和言论事件。
二、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存在的问题一是对意识形态理论学习不够，二是满足干部职工文化需求的工作有待加强，三是宣传思想政治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产生问题的原因一是对意识形态工作缺乏全面深刻理解把握，二是对宣传思想政治工作新方法、新手段不多。
三、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不断学习，提升思想水平。市X局将继续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落实到实处，继续做好每周四的学习教育活动，学好学透党的先进理论和优秀思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为推动X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有力思想引导和强大精神力。
市X局将继续努力，注重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与日常X业务工作相结合，把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同“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结合起来，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设结合起来，努力营造尽职尽责、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实现意识形态工作与X业务工作的双赢双丰收。
二是继续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针对我们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存在的风险点，X局党组将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补齐短板，认真落实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和网络安全责任制，严格按照中央、自治区、盟委及市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实施细则的要求，努力把握意识形态工作规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切实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落细落小落实，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履行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
三是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式。局党组将在学习了解网络技术和新兴媒体的基本功能和相关特性的同时，将新兴媒体与意识形态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弘扬社会正能量、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丰富宣传方式，针对民族地区特点，用少数民族语言宣传意识形态，增强意识形态宣传的亲和力、吸引力和传播力，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宣传添砖加瓦。
第5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
一、党委中心组学习。100分，最后得分按30%权重计入。一是基础分值（29分）。包括制度建设和学习安排两个方面。制度建设包括：集体研讨制度、个人自学制度、专题调研制度、巡听学习制度、学习台账制度、汇报通报制度、检查考核制度，共7项。学习安排包括：制定年度学习计划、学习配档表、每次学习方案、集体学习研讨交流每月不少于1次、每季度组织一次专题辅导报告会，共5项。一项落实不到位，扣1-3分。二是动态分值（71分）。包括：工作落实、示范带动、督查检查三个方面。工作落实包括：集体学习、专题报告会记录规范，学习有考勤记录，每月上报学习情况，学习台账健全，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宣传报道，对下级党委中心组学习巡听情况，对下级党委中心组学习调阅情况，学习情况半年通报，学习秘书培训情况，优秀党课评选情况，学习情况一学一报，开展“四级联学”活动，平时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示范带动包括：中心组成员上党课情况，召开中心组学习经验交流会、交流经验，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品牌创建情况，中心组成员每人每年至少2篇调研报告；督查检查包括：季度调阅学习记录、抽查中心组成员学习笔记，年底检查情况；共19项。一项落实不到位，扣1-4分。三是加减分值。重点是成果转化，具体是：中心组学习经验做法被中央、省市领导批示的，分别加3分、2分、1分；在省、市党委中心组有关会议上交流发言的分别加2分、1分；书面交流的分别加1分、0.5分；党委中心组学习经验在市级、省级、中央重点媒体（党报党刊，有正式刊号）上发表分别加0.5分、0.8分、1分（季度内加分只记一次最高分）（山东宣传信息、报500字以下的简讯分值减半）；在本区县召开省、市级党委中心组工作现场会，分别加2分、1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和政策措施：区县工作获得市委、市政府表彰的加1分，获得省级表彰的加1-2分，获得全国表彰的加2-3分。
二、党委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100分，最后得分按40%权重计入。一是基础分值（24分）。包括领导重视、履行主体责任、机制制度建设。领导重视包括：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共3项。履行主体责任包括：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履职情况，分管领导履行直接责任人责任和班子其他成员履行“一岗双责”的情况，把意识形态工作情况作为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巡视巡察、干部考核、述职述廉的重要内容，共3项。机制制度建设包括联席会议制度，意识形态领域舆情跨部门定期会商研判制度，汇报通报制度，督查检查制度，预警监测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共6项。一项落实不到位，扣1-2分。二是动态分值（76分）。包括工作落实、督查检查两方面内容。工作落实包括：及时传达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文件、重要讲话、情况通报、重大决策部署的情况；年初，召开会议安排工作部署情况；党委常委会每年两次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意识形态工作；每年两次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每年两次向上级党委专题汇报意识形态工作；每年召开两次意识形态工作联席会；季度意识形态工作跨部门会商研判情况，重大情况随时研判；党委领导班子成员作形势政策报告情况；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情况；严格执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论坛、讲堂等上报审批情况；重大突发事件随时报送；对区县范围内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处置情况；月度工作报送情况；完成意识形态领域其他临时工作；扫黄打非工作；新闻宣传重点报道排名；互联网舆情排名，共19项。督查检查包括年底检查情况一项。一项落实不到位，扣1-3分。三是加减分值。主要包括：在本区县召开有关意识形态工作省、市级现场会分别加2分、1分；中央、省、市领导对本区县意识形态有关工作作出批示的，分别加3分、2分、1分；获得中央、省级重大典型的，分别加3分、1分；意识形态工作经验在中央、省、市重点媒体（党报党刊，有正式刊号）发表分别加1分、0.8分、0.5分（季度内加分只记一次最高分）（山东宣传信息、500字以下的简讯分值减半）；违反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追责“十一条”的，违反一条扣3分；违反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追究“九条”的，违反一条扣2分；完成意识形态领域其他临时工作的，加1分。
三、干部教育培训工作。100分，最后得分按30%权重计入。考核内容和方式，采取实地督查、定期调度、随机抽查等方式，主要考核年度教育培训计划制定及落实情况、党的精神学习培训情况、学风建设情况、培训任务指标完成情况、创新工作情况、现场教学点建设情况等内容。考核细则和赋分办法，采取百分制加扣分考核，其中扣分项基础分为100分，加分项30分，每季度进行一次量化得分排名，全年进行综合得分排名。其中，年度培训计划制定情况只在第一季度进行考核，培训任务指标完成情况在全年综合得分中进行考核。（一）扣分项（基础分100分）。一是年度培训计划制定及落实情况。第一季度未制定年度培训计划的，扣10分。有关班次未按培训计划安排落实到位的，每个班次扣2分，最多扣10分。二是党的精神学习培训情况。按照上级部署要求，对所管理干部集中开展党的精神轮训工作，并把党的精神学习培训贯穿于全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上半年未完成集中轮训的，在第二季度得分中扣10分。三是培训任务指标完成情况。领导干部参训情况（包括调训率、参训率、人均脱产培训学时数、网络培训学时数等）、领导干部上讲台情况、教学安排中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比重情况，达不到中央和省、市有关文件规定要求的，每项扣5分。四是学风建设情况。不按照上级调训要求选派干部参训造成工作被动的，每人次扣2分；所选派学员参加上级调训出现违规违纪的，每人次在当季度和全年得分中均扣20分；区县在举办各类班次时，学风方面出现问题、造成不良影响的，每发现1人次扣5分。（二）加分项（30分）。一是本区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获得国家、省、市级领导批示肯定的，每次分别加8分、5分、3分；二是本区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获得国家、省、市级表彰的，分别加8分、5分、3分；三是本区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在省市创新工作评选中获奖的，每项分别加5分、3分；创新工作有经验、有做法、有成效，产生一定积极影响，在全市面上得到宣传推广的，每项加2分。四是本区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在部级、省级会议上作典型发言、经验介绍或召开部级、省级现场会进行经验推广的，分别加8分、5分；五是对本区县区域内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资源进行挖掘整合、打造提升，建成设施完备、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现场教学点，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得到上级认可的，每处加2分；每处教学点承接市级以上单位组织的学习培训的，每次加0.2分，最多加2分。同一项工作按最高得分计，不重复计分。
第6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
一、领导高度重视，认真贯彻落实。
按照上级文件要求，住建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推进2018年意识形态工作。住建局党组专门安排召开领导班子会，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文件资料，深刻领会文件精神，并具体安排部署多项落实工作。在全局会议上，学习了上级领导有关重要指示，安排专人牵头开展工作，所有干部职工用心配合，进一步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履行从严治党主体职责的意识。
二、查找问题，研究对策。
在推进意识形态工作过程中，住建局坚持问题导向，逐项对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各项整改要求，认真从组织领导、体制机制、阵地建设、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入查找存在问题和不足，并进行了多次意识形态工作的自检自查：
（一）反思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程度
在认识程度上，主要体现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思想上放松，在部署意识形态工作上存在着流于传达上级文件和会议精神的现象，未能以认真严谨的态度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二）反思意识形态工作的工作方式
在工作方式上，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工作抓手不多，未能从多方面着手，工作方式较为单一，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仍需加强。
（三）反思意识形态工作的网络管理
在网络管理上，对于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盲区”，网络监测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解决问题，工作成效显著。
为推进2018年意识形态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住建局以意识形态工作实施方案为指导，按照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原则，对全局各类意识形态阵地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地清查，严格落实管理职责，在工作中创新多种工作方式和举措，使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传递上情，宣传政策。
2018年住建局先后多次召开专题学习会，传达学习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州委、市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并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具体意见和工作措施，认真部署全局工作，争取做到人人都是宣传队，人人都是播种机，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工作朝着良好方向发展，让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二）多方部署，全面推进
推进意识形态工作成效，不能只靠文件落实文件，要多管齐下，全面发力。面对工作中出现的抓手不多的问题，住建局领导以上级文件精神为指导，结合实际情况，党组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落实“三个带头”“三个亲自”要求，督促班子其他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同时全局定时召开专题研讨会，并将意识形态工作会议纳入到党代会报告、理论中心组学习、党员领导干部培训、党委班子民主生活会等活动动式的内容中，建立意识形态工作会议制度，以多种方式加大对全局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
在意识形态工作稳步推进的同时，住建局也制定了相应的监督措施，领导班子成员带队，轮岗督查，对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指导和反馈，稳中求进，把意识形态工作做出新成绩。
(三）开辟网络新途径
随着近些年网络的蓬勃发展，其社会影响力愈加巨大。我们党始终坚持党管媒体原则，面对兴起的网络，住建局坚持在维护网络安全的同时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凝聚正能量。2018年我局党组利用网络加强对宣传报道工作的领导，注重宣传队伍建设，用心引导舆论导向，宣传党委、政府及我局的中心工作。对于歪曲的反动的假新闻配合相关部门果断采取措施，共同维护网络秩序，为意识形态工作的有序进行开辟有效途径。
五、下一步打算
第7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
尊敬的*****的同志们：
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会议，有幸跟上级党组织的同志们以及像我一样工作在基层战线上的各党支部书记同志们，来一起交流分享如何做好意识形态相关工作。
意识形态，是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或迟或早的发生变化。简单的理解，意识形态就是反映社会存在的思想体系，社会意识形态会变化，但我们共产党人的初衷和使命不会变，如何让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更好的服务于我们党管党治党、建设治理国家，是我们各党支部作为党在基层组织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一项重要使命。
指出，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章》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增强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履职自觉，强化使命担当，真正把主体责任放心上。意识形态工作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项极端重要的的工作，关系着党的荣辱兴衰、生死存亡。是广大党员武装头脑的工具，可以说意识形态有多深入，党员党性就有多强，意识形态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是天马行空、飘忽不定，它是以广大党员为抓手，以宣传思想工作为载体，是有骨有肉，有血有气的。意识形态的骨就是广大党员，肉就是宣传思想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是关乎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因素，但是在现实新的形势下，随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建设也在日新月异，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也要与时俱进。如何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现将我单位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措施汇报如下，和大家简单作交流。
一、明确工作职责
1、认真贯彻落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到致。
2、党支部书记是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带头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支部分管领导是意识形态工作直接责任人，协助党支部书记抓好统筹协调指导工作。
3、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党群党建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精神和要求，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支部年度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和推动落实，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民主生活会和年度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
4、党支部每年至少两次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年度综合目标管理考核体系，重大情况第一时间报告。
5、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动权。建立健全互联网管理体制机制，充实和加强互联网信息管理工作力量。加强网站等媒体的建设、管理和运用。
6、加强宣传思想文化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各类媒体优势，加强宣传阵地建设，不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宣传队伍。
7、领导、组织对意识形态重大问题的处置，对错误思潮和错误言论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理直气壮地加以批驳，及时做好舆论引导管控和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处置工作。
二、工作措施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全面落实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明确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结合党支部实际，制定意识形态工作措施。
1.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全体干部的智慧和力量，推动企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党支部的重要政治责任，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建立党支部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意识形态工作格局。
3.***成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党支部书记任组长，其他班子成员副组长，其他党员是成员。
4.党支部书记是第一责任人，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
5.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
6.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入年度工作要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与安全工作一同部署、一同落实、一同检查、一同考核。
7.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定期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情况，辨析思想领域的突出问题，对重大事件、重要情况、重要民意中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作出工作安排，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8.每年至少专题研究一次意识形态工作。及时向上级组织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情况并提出建设性意见。进一步完善学习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的教育培训，定期在党内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目标。
9.切实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主导权。严格落实各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等活动制度，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宗教活动及宗教思想传播的监督管理工作。
10.加强组织领导、贯彻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状况、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开展思想舆论宣传和责任追究的情况。
三、取得的效果
我**党支部紧紧围绕**工作总体安排，找准立足点，发挥意识形态工作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的重要作用，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促进了全站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
（一）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全站范围内迅速召开会议进行学习部署,使各位成员充分认识到抓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承担直接责任，明确了责任内容、工作的相关制度、追责的相关情形。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通过持续教育，使党员干部明确了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遵循，也增强了抓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达到了统一思想，齐抓共管的目的。截至目前，全站未发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明显问题的人和事。
（二）明确职责，健全机制。进一步明确了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措施以及具体情况的处置办法，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一岗双责”的要求，党员干部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组织党风党纪教育、警示教育、作风建设教育，每次都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进一步明确会领导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责任，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考察评估的基本内容，明确考察评估目标、方式和奖惩办法，逐步形成从领导干部、从内容到形式、从落实到评估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抓意识形态工作制度机制。
（三）强化教育，夯实基础。以学习型建设为平台，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教育，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学习内容，不断创新载体和方法，切实抓好干部职工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工作。组织召开领导班子政治理论学习会议，认真学习新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
（四）抓住关键，增强实效。在主体责任上，进一步明确党员干部主要负责人是意识形态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承担起主体责任，尽好责、抓到位，从严从实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在阵地建设上，研究把握现代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用员工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党的故事，增强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在人员上，抓好党员干部教育全覆盖的同时，针对长期休息党员、外出请假党员等问题，利用微信平台进行加强教育，纳入到员工教育整体安排,将思想教育融入到各项活动中,不断扩展教育覆盖面和影响力。在落实措施上，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新情况的分析研究，大力推动理念观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严格排查意识形态管理漏洞，查找风险隐患和薄弱环节，及时采取措施改进完善，在细微之中保障意识形态工作扎实到位。
四、存在问题
**意识形态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8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
一强化领导、真抓实干
主要领导、主管领导亲自统一安排部署奥运安保工作,成立了“保稳定、促发展、迎奥运”活动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制定了工作方案，明确了工作任务，调整充实了领导小组及其成员，配齐配强了办公室人员，明确了一名管委会副主任为领导小组组长，各有关单位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坚持每周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分析当前形势，明确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抽调专门人员成立督导小组，将这项工作作为年终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不定期督促检查，好的要表扬奖励，差的要通报批评。
二强化责任、排查隐患
一是强化责任。每位领导干部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管好身边的人，做好身边的事，明确责任，落实任务。从现在起至奥运会结束，工作人员和市派工作组发现不稳定矛盾苗头，要及时向领导汇报，采取有效措施，把矛盾解决到萌芽状态，防止事态扩大，造成不需要的后果。对在安全保卫工作中因安排不到位，组织不力的相关责任人，要进行责任倒查，实施责任查究。
二是积极开展信访、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隐患排查化解工作。在全区十六个托管村(街)开展信访隐患“拉网式”排查，集中解决遗留问题。下发了《关于开展农村遗留问题排查调处突击活动的实施方案》，提出了“抓前、抓早、抓小”的思路和解决问题按照“轻重缓急”的工作原则，要求各村(街)每周必须开展一次“拉网式”排查。在排查过程中坚持做到“三求”：一是求真。各村每周排查一次矛盾纠纷，由包村的干部分别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和信息员及时沟通信息，了解情况。二是求细。进行全方位排查，不留死角，既注意已经显现的矛盾，又注意和发现潜在的问题，不论问题大小，都认真对待，及时解决，防止激化，不留隐患。三是求实。对于排查出来的信访问题，坚持做到“三定”，即定人员、定措施、定期限，并加强督导，真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切实维护我区的和谐稳定。目前，已发现和排查出一般性信访隐患40余件，较严重的信访隐患3件，并全部明确了有关负责人员并签订了责任状，要求定期解决。 四是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召开了全体政法干警会议,成立了严打整治斗争领导小组,并安排部署了当前的工作。一是要在线索摸排和核查工作上再加强。要按照上级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的安排部署，把调查摸排作为重要环节贯穿于专项斗争的始终，通过多种渠道和手段广泛收集犯罪线索，力争在短时间内摸出一批新的犯罪线索。二要在打击力度上再加大。要深入研究犯罪活动的新变化、新动态，积极探索严打工作的新思路、新办法，主动调整工作部署，牢牢掌握打击和防控犯罪活动的主动权。三要在形成合力上再加劲,强化证据意识和诉讼意识，抓好证据的固定和完善工作。目前我局已刑拘和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0余人,极大的维护了社会稳定、提高了群众的安全感。
第9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
2021年，某单位落实公司党的建设工作会精神，找准立足点，发挥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的重要作用，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现将某单位2021年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总结如下：
一、上半年工作情况
（一）进一步统一思想，全面安排部署意识形态工作。按照公司意识形态工作要求，认真组织学习上级相关文件要求，全面安排部署总站意识形态工作，并进一步明确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的责任内容，增强了抓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达到统一思想，齐抓共管的目的。目前，总站上下没有发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明显问题的人和事。
（二）进一步明确职责，健全完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
认真组织学习研讨《公司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表》，进一步明确总站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制度、责任办公室，以及一些具体情况的处置办法。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一岗双责”的要求，逐级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定期组织党风党纪教育、警示教育和作风建设教育活动，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进一步明确总站及支部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责任，逐步形成了从党组到党支部、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党员、从内容到形式较为完善的抓意识形态工作制度机制。
（三）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不断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成效。通过交流、宣贯、生活关心等措施，加强教育引导和关心支持，使全体干部员工不断坚定信仰信念，树立正确价值观。在措施上，抓住思想引领、政治一致、价值宣扬、舆论导向等关键环节，利用一切时机和场合，营造健康向上的思想政治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教人育人。在载体上，抓住门户网站、微信、信息上报和纸质媒体等载体，大力宣扬正能量，确保意识形态工作扎实到位。
二、存在问题及建议措施
存在问题：在应对网络新媒体舆论的本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建议措施：一是建议公司组织类似培训班提升应对网络新媒体下舆论的处置能力。二是建立网络新媒体下应对舆论的应急预案。
二、下步工作安排
（一）按照公司2021年工作会要求，加强领导，继续高效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认真学习，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大力弘扬企业精神，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和舆论导向。
（二）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强化理论学习、业务学习和廉政教育，结合“转观念、勇担当、高质量、创一流”主题教育，认真落实党员干部领学、上党课等制度，真正使党章党规、五中全会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见言见行，成为武装头脑、净化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利器，不断提升全体党员和员工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
（三）重视网络舆情管控，组织好网上正面宣传，管理好员工微信群、即时通群、QQ群等网络阵地，用好网言网语，引导员工自觉规范网络行为，加强对党员干部网络活动和行为的管理，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