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精选(九篇)

第1篇：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范文

论文摘要：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既有意识形态性又有审美性，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是有机的整体，是有着丰富的完整内涵的复合结构。从其性质上看，既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从功能上看，既有认识性又有情感性；从目的上看，既有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从方式上看，既有假定性又有真实性。

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既有意识形态性，又有审美性。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存在于文学的审美性中，而文学的审美性又总是表现一定的意识形态性，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共同形成一种新质——审美的意识形态。下面从几个方面说说它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这不是把文学看成“审美”与“意识形态”的简单相加，而是说“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所谓的“意识形态”是对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抽象，并不存在一种称为“意识形态”的实体。苏联著名“审美学派”的主将阿·布罗夫曾说过：

“纯”意识形态原则上是不存在的，意识形态只有在各种具体的表现中（作为 哲学 意识形态、 政治 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才会现实的存在。

我们须要注意的是：第一，意识形态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意识形态只存在于它的具体的形态中，没有一种超越于这些具体形态的所谓一般的意识形态。第二，所有这些具体形态的意识形态都各自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系统。意识形态对象的差异，导致它们在形式上的差异。这样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了自己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并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完整的思想领域。例如，西方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总的来说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表示不满，对于在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人性的丧失、人的异化、人的悲惨生存状况以及非人的生活环境等，进行“诗意的裁判”。在这种情况下，审美意识形态自身就成为一个独特的思想系统，它的整体性也就充分的显现出来。

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复合结构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为独特的思想系统，并非“纯审美主义”或“审美中心主义”。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总的说是一种复合结构。

第一，从性质上看，既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

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确表现出集团的、群体的倾向性，这是毋须讳言的。这里所的说的集团、群体，包括了阶级但又不止阶级。例如，工人、农民、商人、官吏、知识分子等，都是社会的不同集团与群体。不同集团、群体的作家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这样他们必然会把他们的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渗透到文学的审美描写中，从而表现出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和思想感情的倾向性。

但是，无论属于哪个集团和群体的作家，其思想感情也不会总是被束缚在集团或群体的倾向上面。作家也是人，必然也会有人与人之间相通的人性，必然会有人人都有的生命意识，必然会关注人类共同的生存问题。如果体现在文学的审美描写中，那就必然会表现出人类普遍的共通情感和愿望，从而超越一定的集团或群体的倾向性。

其实，在一部作品的审美描写中，往往既含有某个集团和群体的意识，同时又渗透了人类共通的意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集团倾向性和人类共通性的统一，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质。

第二，从功能上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是认识的，又是情感的。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无疑包含了对社会的认识，这就决定了文学有认识的因素。即使是那些自称是“反理性”的作品，也包含了对现实的认识，只是其认识可能是虚幻的、谬误的而已。有的作品，其认识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解析，例如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有的作品则表现为现实 发展 的预测和期待，许多浪花漫主义的作品都是如此；有的作品看似十分客观、冷静、精确，似乎作者完全不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其实这些作品不过是“冷眼深情”，或者用鲁迅的话说“热到发冷的热情”。

但是，文学的反映包含的认识，又不同于哲学认识论上或 科学 上的认识。文学的认识总是以情感性评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学的认识与作家情感态度完全交融在一起。或者说，作者把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情感性评价渗透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从而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在这里，认识与情感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的认识与情感结合的形态，究竟是什么呢？黑格尔把它称为pathos，朱光潜先生译为“情致”。黑格尔说：

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情致所打动的是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那根弦，每一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蕴含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

黑格尔的意思是，情致是两个方面的渗透，一方面是个体的心情，是具体感性的，是会感动人的；可另一方面是价值和理性，可以视为认识。但这两个方面完全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人们可以逐渐领会它，但无法用抽象的言辞来限定它。有人问歌德，他的《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歌德不予回答，他认为人们不能将《浮士德》所写的复杂、丰富、灿烂的生活缩小起来，用一根细小的思想导线来加以说明。这些都说明文学的审美意识是认识与情感的交融，就像盐溶于水那样，无痕有味，很难用抽象的词语来说明。

第三，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从目的上看，既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

在文学活动中，无论作者还是读者，他们都无法达成实际目的，或者说无法获得实际的东西，譬如事物的有用性， 经济 、政治甚至情感的物化结果，有谁能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一个金币、一个官位或者一个真实的爱人呢？这是一个缥缈的虚幻世界，是无限美好的水中月镜中花。你只有用心灵、用想象才能获得那种超越世俗的情感与精神收获。在世俗的心态里，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将离这个世界更加遥远，甚至与它毫无关系。

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狄德罗说：

第2篇：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范文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指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观念、哲学观点等观念形态的总和。在现阶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系列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主导性和多元化的统一。在阶级社会的每一种社会形态中，往往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首先是反映现存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其次是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它反映已被消灭和正在被消灭的旧的生产关系；最后是反映现存社会中正在成长着的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其中，反映和维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通常占统治地位。可见，除原始社会以外，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主导性指导思想与多元化社会思潮并存。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主导性和多元化相统一的体系。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多元化表现为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人们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和思想观念。正确认识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和支流，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决定了社会主义主导意识形态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必将表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这种意识形态的建设越关注人民、越关注民生，就越能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从而也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各项权益的实现。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各族人民最广泛的认同。它是从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价值理念，不仅符合中华民族的心理和追求，也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特征和品格。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具有世界性。一方面，它是在以改革和开放为时代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同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实现的。另一方面，它着眼于当今世界和时代的发展，并将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对人类文明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批判性和包容性的统一。这一特征可以理解为是主导性和多元化特征的延续。从横向来看，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存在多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因此，同一时期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展开斗争；从纵向来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是在前一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之上进行建设的。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必须坚持批判的态度，借鉴和吸收同一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传统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果加以批判的继承，弃除糟粕，吸取精华，只有这样，才能够建设出更加科学、更加理性、更加符合人民生活需要的意识形态。而这一过程也体现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性和包容性的统一。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孕育和确立阶段。党在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重大政治目标的稳步实现，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得以提前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反过来，这些经济社会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又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权威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逐渐被社会大众所认同，人民民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国民经济得以恢复，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

从1956年底到1976年底，这一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曲折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待一切，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利用一切舆论阵地，宣传“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任务。总之，从1956年底到1976年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党和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偏离了正确方向，过分强调政治与思想的作用，甚至把思想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把思想认识问题当成阶级斗争问题，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作敌我矛盾，用大批判、斗争的方法来处理。将马克思主义真理绝对化，对其他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持全面否定态度，意识形态领域在追求整齐划一的同时日渐保守和僵化，束缚与制约了当代中国的思想创新能力与社会活力。

从1978年12月至今，这一时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新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领域的解放是整个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时代的第一步。其突出表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重新确立，为新时期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提供了总的指导方向。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主要任务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邓小平在深刻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从而确定了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为核心取向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内容，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和确立，以及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思想道德建设上，针对过去长期存在的一些狭隘观点，强调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社会主义“五爱”国民公德同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共产主义道德既区分开来又联系起来。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主要围绕国家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平稳顺利进行提供思想指导。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推广，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形成了主导性意识形态与多元化意识形态并存的发展格局。一方面，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向前推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是党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来分析、观察新时期、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而创立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新时期社会主导性意识形态，并将随着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不断得到强化和丰富。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重大突破，是改革开放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的第一大思想结晶。这一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国顺利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稳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的思想前提。以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和国家在新时期为转变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基础在意识形态建设上作出的理论创新。以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与时俱进，提出并形成了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即科学发展观，不断对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提出理论和观念创新。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时代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例如，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传统社会信任关系遭到破坏，社会道德和伦理价值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日渐被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急功近利思潮侵蚀，社会意识形态凸显了工具主义的倾向；在信息网络化和文化影视化的影响下，各种社会思潮出现了更加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渠道，意识形态感性化趋势无疑又增加了社会意识形态存在变化的复杂性。

三、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几点思考

（一）在新的形势下，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加强。同志说过“文化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出新的特点，即价值观的渗透和反渗透异常激烈。我国国内又处在社会转型、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转型任务叠加、转型环境复杂和转型速度加快，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极为复杂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日趋多元化，特别是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主流价值观与非主流价值观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传统价值观面临挑战，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现象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构建并强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强调：“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些都是加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举措。

第3篇：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勒庞；微博；意识形态；意见领袖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微博是互联网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迅速成为不同意识形态聚散地的平台。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微博自媒体、碎片化的方式表达出来。由于微博技术140字的限制，又由于人们喜欢快餐式文化的消费，意识形态以非理性的方式强化表达，以情绪轰鸣式地并以最短的文字获得影响最大化效应，从而使意识形态的极化现象十分突出。意识形态的极化与包容在短时间内难以取得平衡。意识形态的分裂既是社会分裂的理论反应，又是社会利益分化的反应。不同的意识形态，背后都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利益。网民对不同的意识形态信仰不是其主要目的，利益才是其主要目的，信仰只是手段。对微博“意识形态极化”现象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应采取有力措施，避免其极化现象，使其逐渐转化为意识形态建设的积极组成部分。

一、意识形态变异和极化

意识形态主要分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官方意识形态是对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彻底信奉。民间意识形态是为了捍卫其所属群体利益，从而对真相进行掩饰或扭曲的反应。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形态都具有互相渗透性、互相制约性。在现实中，主要以官方意识形态为主；在微博中，主要以民间意识形态为主。无论官方与民间，无论特殊与普世，都具有扭曲与掩饰真相与真理的特点。意识形态不完全是真相与真理，意识形态包括谎言、神话、假相、信仰、真相、真理。意识形态就是一个大杂烩。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意识形态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统治阶级的权力及其经济基础服务。中国存在的意识形态思潮是庞杂的，也是多元的。任何一种思潮在网络中都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和大陆新儒家等思潮相互流荡。在网络活跃度最高的是网络主义、网络民族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网络自由主义受到前三种主义的批判，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生存艰难，经常受到网民的嘲讽，处于尴尬地位，但因有权力支配和管控，对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批判声音并不系统也不强烈。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主义、网络民族主义、网络民粹主义具有一致性，具有合作的可能性与实现性；与网络自由主义也有合作的空间与前景。如果处理得好，在意识形态上也能收到线上互动，线下沟通的效果，并能整合意识形态资源，最大化地取得意识形态共识。问题在于，官方意识形态思维老化，对网络各种主义拿捏不准，形成共识的能力还有待时日。各种主义和思潮在微博中不断发生变异并激烈地水平式碰撞，这种变异与碰撞是非理性的，是煽动性的，是仇恨性的，是蔑视性的。比如把宣传自由主义的人称为美狗，把宣传主义的人称为毛粪，把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人称为脑残，缺少基于人格尊严平等上的认知。基于自己所属群体利益基础之上的正义感也在争吵中失去了基本的讨论方向和讨论共识，导致不自觉的自身的意识形态裂变甚至癌变。同宗不同种，同种不同宗亚意识形态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意识形态亚种主义的出现，使社会撕裂，并由此进入人人为敌、互相侵害的社会。不可否认，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利益诉求都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但如何在网络上、微博上和平共处，寻求最基本的共识，却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网络理性公民还没有到位，网络暴民却早就提前布阵并很快站稳脚跟。在微博上寻求公共理性，寻求共识比在现实生活中要困难得多。各种意识形态在变异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病毒”，这种“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播性和感染性，使得各种价值不但难以共存，而且势同水火。不但没有使各种意识形态信仰和平共处，共存共荣，反而都向信仰极化方向发展。各种意识形态，从世界观来说，都具有原教旨主义的倾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意识形态，其意识形态必坏。德国传播学家、政治学家诺埃勒•诺伊曼说，大众传播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大众传播传播的是群众意见，而非群众理性共识，而且群众理性共识在传播中很难形成。大众传播受个人偏好左右，受个人情绪影响，更受群体情绪影响，当群体情绪不可控制时，个人就容易陷入群体意见的漩涡。在群体意见中，个人的思想与观念被淹没，个人的理性被群体的非理性所取代。大众传播形成的只是“意见气候”，通过意见气候形成社会舆论，通过社会舆论形成社会压力，社会压力迫使个人放弃自己的思考，屈服社会舆论并最终臣服于社会舆论、“优势意见”。〔1〕5“意见气候”受意识形态支配，没有意识形态的支配只会形成意见，而不会形成“意见气候。”“优势意见”是意识形态的高度凝聚。“意识形态气候”一旦形成，对于现实政治、互联网政治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吉斯塔夫•勒庞指出，给群众提出的观念必须是明白无误的，断言式的，绝对的，简洁清晰的，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群众是不愿意接受逻辑推理的，更厌恶复杂的论证过程。由观念推导出的逻辑体系必须被群众所抛弃。只有强烈简单的观念，才容易被群众所接受，并被群众所喜爱，才能进入无意识领域，变成一种强烈的情感。群体不需要理性，不需要推理与理性，只需要想象力与情感。“意见气候”、“意识形态气候”是情感与想象力的产物。微博恰恰是满足想象力与情感的最好的平台之一，意识形态信仰通过情感与想象力并借助微博平台得以极化。“意识形态气候”掀起了非理性主义狂潮。微博因其发言群体的隐匿性、平等性、个体的原子性、群体聚散性，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失去了道德约束，呈现出非理性的特征。隐身化的原子化个人具有无助与无力感是形成集体潜意识的原因。非理性言论充满了攻击性和不可妥协性，充满了意见偏见、政治偏见和价值偏见。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都试图引导非理性主义上发挥作用。官方舆论因其教条主义、僵化的意识形态，在引导中处于劣势；民间舆论场在引导中处于主导地位，意见领袖因此获得了对网民的思想支配权。“意识形态气候”是“坏消息综合症”的心理基础。传统文化与民主政治发育不健全使中国网民患有一定程度的“坏消息综合症”，倾向于相信和传播负面的信息。网民对“坏消息”的“亲近感”已不再局限于商业消费领域，扩展到了整个社会政治生活领域。〔2〕由于微博的接收和均可通过手机进行，也可通过电脑进行，进行参与应该是理性的，不易操控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手机与电脑上参与政治，具有个人原子性和个人隐身性，理性思考会被无形的群体裹挟。为了获得群体的承认，在进行微博政治参与时，往往不经思考，不做求证，跟着群体走，从而获得群众在者的意义与价值。微博信息量巨大，个人面对如此众多的信息难以取舍，难以判断。难以选择也就不选择，难以判断也就不判断。转播的过程是让思想停滞的过程，是让思考偷懒的过程。在转播与评论的过程中失去了对好与美的追求，纵容了对坏信息的放大与传播，产生了负面信息的舆论场。网民具有意识形态偏见，无论何种信息，都来自网民对意识形态的本能认同、本能排斥、本能解构。“坏消息综合症”只是表象，意识形态信仰才是实质。“意识形态气候”极化是微博舆论的基本特征。微博是动态的区域，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进入微博，也可以自由地退出微博。在法律的框架内，微博的思想是自由的，交流也是自由的。人具有社会群性，进入微博的人都会寻求与自身情趣爱好、价值观念相同的人在一起，并组成粉丝群。人具有排他性，这不仅是由阶级地位和利益决定的，也是由网民价值观决定的，微博具有相对封闭性和排他性。具有相同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分享共同的价值理念，分享共同的信仰就更容易，但因此孤立他人也更容易。惟我独尊，拒绝不同的观点和声音。网民采用微博的拉黑功能对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进行屏蔽，使不同意识形态观点不能再现。网络不同群体的出现与自我封闭，快速地强化意识形态价值的极化现象并失去控制。意识形态暴民发展成网络暴民，网络暴民转化成现实暴民，从而增加了中国社会风险系数。

二、个体性强化与消失的悖论

个人在互联网社会中进入了不同的虚拟的网络共同体，网民进入了一个互不认识的虚拟的网络社会。个人成为流动社会和网络社会双重的心理上的原子化的个人。没有现实共同体和单位价值观、单位伦理的约束，没有道德与契约意识，又因缺少公民文化，缺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网络的人际关系就具有了变成狼与狼关系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勒庞悲观地认为，个人进入群体就如同人进入了动物界，失去了人之称为人的思维，人的思维退化成动物思维。道德低下、智力低下，在群体之中的个人几乎与“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人在群体中就是野兽。群体中所有的语言是简单粗暴的，说理被嘲笑，口号流行，语录盛行，群体的世界就是口号与语录的世界。他不无鄙视地说，“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事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3〕36勒庞认为：“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3〕11-12群体心理让个人才干、才智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只有领袖才让个人获得存在感，“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群体使每一个个人的智慧不是发挥而是葬送，“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3〕16他们被领袖的某个极端化观点所臣服。他们放弃思考，让领袖代替他们思考。群体心理有三个表现：第一，个人免责。人人都是集体的成员，集体行动，集体负责，个人通过群体而免责，通过集体推卸责任，让集体自由而放弃个人自由。在群体的个人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个人却不必负任何责任。“群体是个无名氏”〔3〕16，群体不必承担责任。第二，易于传染，每一种情感，每一种行为，只要足够吸引众人的眼光，众人就会不自觉地、不可控制地模仿，不可控制地扩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易于接受暗示，这是相互传染的结果。群体起到了“催眠师”的作用，“一切感情和思想都受着催促师的左右”。〔3〕17有意识人格消失，无意识人格得势。“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3〕18微博上网民除了体现勒庞所说的群体心理及其三个特点之外，还更易于产生幻灭感和失去自我。第一，个人在微博群体更易于免责。网民或者以事件聚集在一起，或者以价值聚集在一起，或者以意识形态聚集在一起，或者以共同的情趣聚集一起，或者以共同的利益诉求聚集在一起。当事件不再是热点，当情趣不再是新话题，当利益得到解决时，网民也就自动解散。唯一具有恒定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就是受意识形态支配的共同价值和共同情感。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或者赋予个体以崇高感，或者赋予群体以神圣感，但都以群体的方式确信。也正因为崇高性，他们对其他的价值观及价值群体充满了敌视，甚至不惜以人肉的方式、污化的方式对对方进行攻击。也正因为崇高，也正因为生活在微博虚拟的价值共同体里，他们在心理上就获得了免责。第二，个人在微博群体中更易于传染。微博有长微博、短微博和图片，除了少部分网民愿意进行系统性思考之外，大部分网民更易于接受简明扼要的短微博和图片，甚至一个图片胜于若干微博。在读图时代，在快餐式文化的支配、主导和驱使下，一个情感表达强烈、具有意识形态信仰的短微博更容易受到热捧和扩散。在短微博的传染下，部分网民失去了基本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在微博价值共同体里，只要有一网民振臂高呼，网民们就应声云集，形成了最具典型特征的乌合之众。每一个网民个体，在价值共同体中失去了自我，忘记了自我，消弭了自我。第三，个人在微博群体中更容易接受暗示。微博意识形态共同体不但起了“催眠师”的作用，而且每一个人在自己所属的群体中似乎都掌握了“催眠术”。比如，一个爱国微博，就使爱国网民的爱国情怀得以迅速升腾，至于爱国的内涵他们是不进行细致梳理和分析的。在爱国微博的感召下，他们反对美国、反对日本，并视那些讲现代文明的价值观为美分党、汉奸、卖国贼。他们以爱国的名义霸占爱国市场、获取爱国的垄断地位。一些人把爱国当生意去做。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心理更容易爆发，仇恨心理更容易扩散，极端非理性极易得到渲泄。〔4〕第四，个人在微博群体中更易于产生幻灭感。在微博上，每一个人都会攻击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人和群体，每一个持有自己特定的意识形态的个人都会攻击与自己意识形态不同的其他人，以期寻求心理上的安全感，从而克服个人的孤独感、无价值感、无意义感、虚幻感。攻击的结果就是使得网民更具幻灭感。网民原来持有的信仰面纱被撕碎，信仰的情感受到严重伤害，意识形态信条被肢解。网民们面临意识形态的固守与重新选择问题，选择固守意识形态的网民，会把原来的意识形态极化，并以极力歪曲事实的方式捍卫意识形态信条。他们在固守和捍卫意识形态中失去了理性，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自我，迷失了自我，他们通过捍卫错误而消解了个人的责任和所应该承担的义务。第五，个人在“群体聚集”中更易于失去自我。南开大学李霞博士说，微博将传统互联网中呈现一盘散沙的匿名用户“聚集”起来，每一次转发、评论都如同广场上聚集的人群在振臂高呼，共同的情感能量进而产生强烈的道德感，维护公平正义。〔5〕微博互动在激发正义感和道德感的同时，也能激发非正义感和非道德感，会使意识形态信仰极化。每一个人都具有平等的价值和尊严以及平等的思想与言论自由，这一理论应该在微博上得到平等的实现。在微博上很难有现实中的外在强制力，微博的世界就是平的。微博上的信息过载，对信息的判断与选择成本过大，收益极少，甚至是零收益。网民不得不通过选择与个人偏好相一致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此卸载选择的成本，规避个人自由选择的风险，这就具有了被他人价值与意识形态操控的可能性与实现性。意识形态的信条只能取舍，如同选择一个神，就得放弃其他的神一样，选择某一意识形态，就得放弃其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群体的，而非个体的。个人一旦选择某一意识形态，就必然放弃其他意识形态。选择一种意识形态，就是选择一种立场。

三、粉丝被意见领袖操控

微博意见领袖是互联网的产物，是互联网催生的思想市场的产物，他们在思想市场中胜出。微博意见领袖具有两个极化的趋势：一种是微博意见领袖在设置议题、信息传播、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对于网民群体具有重要的支配作用；另一种是微博意见领袖发挥消极作用，应该采取相关措施向微博“亮剑”，向微博意见领袖“亮剑”。除了两种极化趋势之外，还有介于两个极化之间的观点，或者是意见领袖的作用利大于弊，或者是意见领袖的作用弊大于利。但无论人们对微博意见领袖具有何种观点，微博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传播力、公信力都是不可否认的。微博意见领袖的基本特征在于对意识形态信仰的准确把握。正是基于对意识形态信仰的准确把握，才能对公众事件进行独特而精致的分析。那些为了博得众人眼球而故作惊人之语只会在短时期内吸引听众，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被粉丝们自然淘汰。刘瑞生认为，微博意见领袖群体为数不多，却极其活跃，在重大事件中具有很强的能量。他们的政治倾向及其对网络舆论的“操控”策略〔6〕之所以能够改变传统舆论格局，就在于他们有坚定的信仰。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其电视研究著作《关于电视》中，曾经提出过“快思手”的概念。意见领袖就是微博上的“快思手”。微博意见领袖与网民容易形成呼应，他们针对社会热点、公共事件发表言论时，其观点往往影响大批粉丝和舆论走向，甚至改变公共事件在现实中的走向，这极大地增强了意见领袖的号召力。〔7〕正因为微博意见领袖具有坚定的意识形态信仰，他们才能通过自己的信仰解构公共事件，对公共事件进行重构，使公共事件变成舆论意识形态公共事件，使公共事件成为意识形态信仰的载体。微博意见领袖通过公共事件的解构吸引了一批有信仰的粉丝，使粉丝们成为有信仰的群体。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公共事件为什么不能进入人们的视野，或者进入人们的视野之后聚散性不强，而有些公共事件一旦发生，在意见领袖的解构下，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微博意见领袖是现实的映射、映象、映照。勒庞认为，没有领袖，就没有群众，没有群众，也就没有领袖。尽管他对领袖与群众在心理上都是排斥的，对二者的评价都不高，对领袖与群众的评价并不准确。但是领袖与群众具有的意识形态信仰的分析，具有启发作用。在微博技术时代，是思想家退隐，学者淡出的时代，是意见领袖统领的时代。如果说现实中的领袖具有单一性，那么微博意见领袖就具有多样性，有多少意识形态，就有多少意识形态的意见领袖，不同的意见领袖具有相互制约、相互抗衡的作用。每一种类型的微博意见领袖在信仰方面都具有掌控粉丝的能力。粉丝又参差不齐，一些意见领袖为了吸引更多粉丝，不得不向粉丝献媚。意见领袖也因此容易剑走偏锋，使意识形态极化，把真相、真理进行扭曲式、歪曲式的放大。意见领袖与粉丝之间的互动就具有了新特点。对于微博来说，领袖与群众的关系转化为意见领袖与粉丝的关系。意见领袖与粉丝互相支撑，意见领袖在粉丝中具有主导地位，并显示出微博上的特色。第一，意见领袖与粉丝相互呼应。勒庞说，领袖容易在“神经有毛病的、好兴奋的、半癫狂的即处在疯子边缘的人中间产生”，领袖的观念和目标无论多么荒诞，他们的目标都是坚定而非理性的。在每一个社会领域里，人只要脱离孤独状态，“立刻便处在某个领袖的影响之下”。领袖与群众的心理互相支撑，“芸芸众生总是愿意听从意志坚强的人，而他也知道如何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看法。聚集成群的人会完全丧失自己的意志，本能地转向一个具备他们所没有的品质的人。”〔3〕97如果领袖由于某种变故而消失，群众就会立刻回到群龙无首不堪一击的状态。“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3〕99“群众喜欢的英雄，永远像个凯撒。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3〕37微博上的意见领袖都有明显的意识形态信仰标签，粉丝们分布在不同意见领袖的信仰周围。第二，意见领袖通过信仰支配粉丝。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勒庞在群众社会里特别强调了信仰的作用。他认为，“信仰的建立永远取决于人群中伟大领袖的作用。”〔3〕97一个人具有了信仰，“就是让他强大了十倍。”信仰影响历史，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促使社会变革。领袖只要掌握和操控了信仰，就会影响亿万民众，使民众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著名命题，“重大的历史事件一直是由籍籍无名的信徒造成的，他们除了自己的信仰之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3〕98意见领袖的个性信仰特征明显，具有极强的信仰。微博意见领袖或者持有左派价值观影响社会底层民众粉丝，或者持有价值观影响中产阶级粉丝，或者持有民族主义价值观影响各个阶层的爱国粉丝。意识形态左右摇摆的人是难以成为意见领袖的，对意识形态持中庸态度的人也难以成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就是让意见引领社会，让意识形态重塑社会，改变社会。第三，意见领袖的意识形态观必须简洁明了。勒庞认为，在现实中，领袖的动员手段包括：断言、重复和传染以及由此产生的名望。微博意见领袖必须采取极端的方式进行表达。这是微博技术本身的要求。在140个字之内，微博内容不但需要精致，必须具有震撼力、感召力，只有断言式的微博才有震撼力、感召力。微博上的传染，主要体现在跟帖、转帖和评论上，意见领袖的一条优秀的微博，在一天之内就可以转载几十万，意见领袖的名望也随之增加。也正因为如此，对微博意见领袖设置内外边界，防止对粉丝信仰的不当支配，显得至关重要。只有设置道德文明的边界、微博意见领袖的责任、法治的边界、知识的边界、思想的边界、社会心理承受力的边界，才能发挥意见领袖的积极作用，才能防止、淡化、削弱其消极作用，从而推动和加强道德文明、法治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8〕

四、结论

综上所述，微博导致意识形态信仰的变异与极化，意识形态信仰的极化导致个性的丧失，个性的丧失导致意见领袖对粉丝的操控，意见领袖对粉丝的操控影响现实，改变现实，使现实发生或好或坏的转型。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对微博上“意识形态极化”研究，并不以否定微博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为前提，否则就会得出取消微博意识形态的错误结论。在充分肯定微博在传播意识形态积极作用的同时，应该对微博意识形态的极化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避免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的双重撕裂和双重不稳定。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避免意识形态的极化，以期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寻求共识，使意识形态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动态性和建设性，从而发挥不同意识形态对现实社会转型的积极作用，探索不同意识形态共识的机制，无疑是具有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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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方.我们是不是患上了“坏消息综合征”[N].中国青年报,2013-07-10（02）.

〔3〕[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4〕张爱军.微博政治伦理的瓶颈及其疏导———基于罗尔斯的视角[J].探索与争鸣,2013（9）：62-67.

〔5〕微博仪式互动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以新浪为例[D/OL].[2015-09-16].

〔6〕刘瑞生.微博意见领袖之影响与对策[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9）：69-72.

〔7〕胡泳.微博上的意见领袖[EB/OL].[2015-09-06].

第4篇：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范文

但我们总是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一种是“意识形态”(Ideologie)，一种是“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来源、内涵、性质等方面存有本质区别，一味在二者之间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不仅难免郢书燕说以讹传讹，而且会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极易造成乱贴“阶级”标签的粗暴学风。西方学者把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视角，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制度的对峙，不如说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与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范畴。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形成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的出现及其政治意识的觉醒，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都是培育“意识形态”研究的适宜气候与土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滥用，不过同时又强化了它的语义威力。

“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撒姆纳曾经归纳、总结了10种意识形态定义，伊格尔顿归纳、总结了6种意识形态定义，其中都充满了对立、矛盾和歧异。“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简单概念不同，它是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达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既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又包括价值的评判；既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仰的过程；既具有理论的性质，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用其他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取而代之，因为意识形态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标记性术语”，而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实体性术语”。这个事实本身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缺少了它，对学术研究来说，或者课题的性质有变，或者课题的范围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构成、诸种定义、历史背景、哲学框架进行考察，对“意识形态”各种意义、各种用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省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知识考古”，无疑有益于澄清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家”创造出来的，而“意识形态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能在“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传播、发展、阐释某个特定的价值体系——他掌握的是一个知识系统，但这个知识系统包含着人类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认知、理解、评价等诸种心理因素。他们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批判现实；或者着重建设“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倾尽全力建构新世界的蓝图。意识形态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人分为描述意义、贬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人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有人分为具体意识形态和整体意识形态，有人分为认识论意义、社会学意义、心理学意义、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无论哪种分类方法，它们都只能把握问题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而定义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体性定义，它着重认定事物静态的本质；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它着重描述事物动态的功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实体”：18世纪末以前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巫术、宗教、神话、传说)为载体，19世纪初之后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学术思想(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为载体。即是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某种并不特定的事物(“体”)呈现出来的功能(“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这种“用”的“体”在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在现代则是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见解……都既可以是纯粹的学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识形态，只要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第二，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第三，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意识形态，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认识世界的面目，阐明现状的意义，指引前进的方向，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化民众的团结，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它既能综合性地满足人类认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态度与行动，并为人类生活提供适当和适度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

2、历史的探源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上的蒙蔽——“去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虽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类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列宁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盛大典礼，成了每个阶级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因为马克思内在地否定了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揭示真理方面的“无能为力”或“倒行逆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曼海姆在两种意识形式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偏见——“意识形态”；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乌托邦”；同时他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具体意识形态，一种是整体意识形态。具体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个人的私利；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主体的认知态度。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整体意识形态，因为只有它才能揭示出一个时代或一定团体的思维结构、一个社会的主体的认识态度是怎样形成的。曼海姆之后，盖格尔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以“理论”的形式掩饰着的原始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这样，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便渐渐浮出水面，而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透视，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

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成为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表现在它是某个特定阶级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对现实所作的扭曲，而是来自个体与团体无意识间的“自欺”，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伤痛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威廉·莱希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中精彩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对精神压抑、意识形态、社会现实三者相互关系进行了透彻分析。弗洛姆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的幻想”，“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就在于揭露掩藏在各种幻想下面的真实状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颇具特色。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迫使卢卡契、科尔施、葛兰西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以便解开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崩而不溃”、“灭而不亡”的秘密。他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几经波折大难不死，原因很简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因此他们无法肩负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只有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才能使无产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在革命斗争中获得胜利。但随着20至30年代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巩固，卢卡契和科尔施直接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努力宣告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再次明白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朴素道理，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能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阿尔都塞还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这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密切相关。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以“意识形态”一词对西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剖析。最具有典范意义的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只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剔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秘因素，才能复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达不仅没有使意识形态走向终结，反而使它以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得以强化，并以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恨之入骨，但在如何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也是苦无良策。在这方面，哈贝马斯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著称于世，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之处在于，他志在社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歧异之处在于，他虽然注重理论的实践性，但无力因而也无意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性观念，以消除他所谓的“被制度扭曲了的交际”。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

3、思潮的透视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在形式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但在内容和功能上又不乏交叉重合之处：经历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洗礼之后，任何意识形态都可能以一定的学术思想为根基，任何学术思想都不能排除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由学理到思想，由思想到价值，由价值到信仰，由信仰到行动……便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功用的步骤和过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这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时代孕育危机哲学，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都以“危机哲学”为核心和基石。中国危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危机，亡种、亡国、亡教是中国人面临的灭顶之虞；二是文化危机，情境上难以界定，精神上流离失所，乃其典型表现。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解决危机是全体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这就不难理解，情境的界定以及方案的制订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是多么急迫；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在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都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只有为解决中国危机“献计献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一切无关乎解决中国危机的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将被弃之如敝屣。

一方面，传统的经学、史学、理学逐渐式微，这不仅因为它们无法应付西学的挑战，而且因为它们对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局势束手无策，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完全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们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思想无一能够逃脱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我们并没有接收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的学理，没有顾及孕育、产生它们的具体文化环境，只是一味在“经世致用”的驱策下对其予以“生吞活剥”。我们特别注重每一种学术思想的社会含义及其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对其学理漠不关心。这种华而不实、逐流而不探源的学风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今天我们在面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时，依然还在接受这种“传统”的“赐福”。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中国所能发挥的功能还是相当有限的。科学主义或许可以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发挥一定功能，但在“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却是无能为力的。它具有的只是一定的阐释职能，却无力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它可以解释自然现实，甚至可以隐喻性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讨论民族救亡大业)，解释人的生理现实和精神现象，但究竟如何进行民族救亡，它既无切实可行的方案，也无实现这方案的纲领步骤，“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更是无从谈起。作为科学主义之一种，进化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持续发生影响的思想主流，就是因为它同时具有几项功能：第一，解释当时中国的险恶情形及其成因。第二，提出应付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策略和方法。第三，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但它最终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其原因显然不外乎：第一，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危机的成因。第二，它提出的改变中国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策略失之于粗疏无当。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弥补它的缺陷，它能告诉我们如何组成政党，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如何实行无产阶级，如何打倒帝国主义，一招一式十分清晰。第三，作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的理论依据，它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它的中心议题是以变应变，变到最后的结局将是如何?我们不知其详。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依据是十分完备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分期，对共产主义的构想，都使人信服，而且又有俄国革命成功的先例，于是替代进化论已经成为时代之必然。第四，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及中国人寻找自身的意义，而进化论却做不到。在进化论那里，人只是受难者和牺牲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是革命者，人的价值与光辉全都体现在解放全人类然后解放自己的革命实践之中，因而能够引发强烈的革命激情。第五，进化论一方面强调物竞天择是进化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力可恃，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使中国人困惑；进化论中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使得一向钟情于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矛盾：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又不可爱。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西方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时刻受到西方的威胁。中国接受进化论的历史就一直是这样矛盾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克服了这样的矛盾，在许多外力条件的作用下，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也在情理之中。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绝非偶然。它多方面地满足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之中。只要它还能多方面地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还能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中，它就会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4、理论的批判不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而且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史——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所谓“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某些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之下，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之下，让文学发挥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我们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其实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因为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的作用，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指引方向”、“社会认同”、“社会动员”、“情感沟通”的作用。我们有这样的批评传统，孔子所谓的“兴观群怨”，就把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极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出来。从理论上讲，文学能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功用取决于许多因素。要而言之，这首先取决于文学自身是否具有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潜质，其次取决于社会需要的内容与性质，一个危机重重、动荡不安的社会不需要“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抒怀，一个平安富足、安乐祥和的社会也不需要“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式的悲壮。现在看来，无论就文学的性质而论，还是就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而言，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都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沉痛的事实，也是一个无奈的感慨。

化约和确立假想敌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一个重要步骤。化约就是简化，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具有极强的简化、诠释功能。中国近代启蒙主义者失望于现实的政治专制，因而迁怒于政治专制的文化心理基础，把这个文化心理基础化约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化约为传统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化约为宋明理学，把宋明理学化约为几个腐儒乡愿式的标语口号(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简化的典型表现。孔子的地位在现代史上的变化可以表明假想敌的确立对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维新初期孔子名声还很不错，后来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是“秦政”，为之服务是“荀学”，可它们“罔不托之于孔”，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荀学”，把“荀学”当成封建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根源。真正使孔子“斯文扫地”的是康有为。维新失败之后，变法维新的意识形态——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的合法性已经渐渐消失；袁世凯复辟打出了孔子的旗号，想以此为专制复辟寻求合法性，康有为甚至要“定孔教为国教”，这不仅使孔子之学进一步走入困境，而且迅速激发起知识分子批判儒学的政治与道德热情。“打倒孔家店!”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

第5篇：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意识形态、认识与实践、社会心理与个人心理、社会主义文艺

一

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支点。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中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先在的，就像葛兰西所指出的，“是由每个人从其进入这个意识的世界之时起，就自动陷入的许多社会集团所强加的”（P.233）。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进入一定文化、接受一定意识形态的过程。阿尔都塞也认为只要一个人进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到“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他的思想和行动无不受一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规范，所以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文化客体”，是人们必须接受的赠品。出于对意识性质以及它与人的思想、行为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马克思主义才从根本上把文艺界定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并要求无产阶级文艺自觉地担当起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的历史使命。因而意识形态性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灵魂。

正是由于这样，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这个命题自它提出之后就遭到许多“纯艺术论”的倡导者的反对，新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和否定，以致有些文艺部门的领导也回避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放弃了对文艺的领导。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创作倾向，起着腐蚀人们的意志、毒害青少年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用，这显然是与文艺界所出现的一股淡化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这股思潮在我国出现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起来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想的影响。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有些思想家就竭力否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否定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中个人存在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等同于一个纯粹的政治性的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断言随着剧变，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也宣告终结。这观点很契合我国某些长期以来深受极“左”思潮压制和饱受“”文化专制之苦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和心理，他们也就趁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之机，以批判文艺界的极“左”思潮之名，跟着在我国掀起一股否定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试图以文艺是一种“美”、一种“文化现象”来取而代之。这些观点在理论上自然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在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因此审美观的差异说到底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它是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完全没有联系的。另一方面，也与以往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片面性和不确切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片面性和不确切性具体表现为：一是纯科学的倾向，亦只是从意识论、认识论的观点，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反映被反映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意识形态的性质，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内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阐明。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它作为反映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的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是属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信念体系和行为规范的范畴的，它的任务就是为了凝聚人的思想，把人的行为引导到同一的方向、共同参与到对社会的变革实践。所以，它不仅有认识的属性，同时还有价值的属性，不仅有理论的功能，同时还有实践的功能。这些方面，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晚年的卢卡契都曾有不少合理论述和发挥，并得到西方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如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表象体系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社会的职能比理论的职能重要得多”。卢卡契认为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使人的社会实践变得有意识有活力”，“所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是：Wastan（做什么）？”《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解释意识形态时也认为它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这些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在我国过去，可能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以意识形态所指代的“虚假的意识”，亦即指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统治而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价值观念划清界线，在阐述意识形态时都侧重于从它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方面，亦即认识论的、科学性的观点来进行发挥，而忽视从实践性的、对社会变革的功能方面来进行理解，这就把意识形态实证化了、认识论化了、纯科学化了。这理解显然是不够全面、准确的。二、是纯理论的倾向，侧重强调意识形态是自觉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思想（理论）体系，而无视它与社会心理、个人心理和日常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认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观念，不但是从对社会心理加工、提升而来，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是以社会心理为“共同根源”的，同时还表现为只有经由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才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样，就把意识形态混同于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科学，视意识形态为远离生活、高高在上、只是少数意识形态专家在研究的纯思辨的、理论形态的东西。尽管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是相互影响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但由于对这种反作用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没有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揭示，从而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说明上，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几乎显得无所作为。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要真正阐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道理必须深入分析揭示它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就是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从来也不超出世界秩序的范围”，因为思想不可能直接打破现实关系实现对社会的变革，所以“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表明意识形态总是以现实的人为物质载体的，它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融入生活、融入大众、融入社会心理、融入人们的人格无意识之中，唯其这样，它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实践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葛兰西、赖希、弗洛姆等人都曾做出许多有益的探讨，如葛兰西提出：必须革除“哲学是一种奇怪而艰难的东西，认为它是由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理智活动”的观念，“不应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的和意见的片断汇集的、日常的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他批评当时意大利流传的以克罗齐和金蒂雷为代表的“内在论哲学”，认为它的最大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它们不能在上层建筑和底层之间、‘普遍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这些探讨对于我们克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纯科学、纯理论的倾向，全面、深入理解意识形态性质，实现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有突出贡献和积极意义的，它应该被吸收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来，并作为我们探讨文艺意识形态性的重要理论依据来加以研究。

鉴于以上认识，我认为，要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有一个准确、全面的理解，就必须从克服以往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和纯理论化两方面入手。首先是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的倾向。

对文艺的性质作纯认识论化和纯科学化的理解在我国由来已久。早在“五四”时期，有些作家和理论家在介绍西方现实主义（当时叫“写实主义”）的时候，就没有分清现实主义和在实证论哲学和实验医学理论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之间的差别，把现实主义混同于自然主义，认为它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最值得提倡的写作态度和方法”。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苏联文艺理论的引入，当时苏联广为流传的“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通过具体形象达到客观真实”的文艺观，更是被当作文艺的经典定义被我国文艺理论界所接受，以致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我们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编写我们的“文学概论”教科书，把文艺的性质界定为意识形态时，根据当时哲学界对意识形态的流行观点，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也完全作了纯认识论和唯科学主义的理解。如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一开篇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时认为它仅仅就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以往在我国流行的前苏联的文艺观，也就很自然地被吸收和整合到我们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解释中来，致使纯认识论与唯科学主义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成为雄霸我国文艺理论界的一种主导观念，至今影响尤存。

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性质纯认识论话，并非认为文艺不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因为一切艺术的东西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从根本上说都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只不过认为文艺的反映与一般的认识，特别是科学（非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所以，把文艺意识形态性做纯认识论的解释，不仅从普遍性层面上不足以揭示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容，而且在特殊性层上更与文艺的特性相悖。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所昭示的任何事物的性质都是多重的，相对的可以区分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层面的思想，同志提出：“对于事物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这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那么，文艺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由于作家的审美反映所赋予文艺的审美特性。审美不同于一般的认识，它是以主体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与客体建立联系的。这种情感的反映形式决定了它与一般的认识具有以下不同的特点：就反映的对象来看，认识的对象是不以主体自身利害和好恶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是事物的实体属性，而情感作为人们面对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态度和体验，总是以事物能否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物质的和精神的）为转移的，它反映的是主客体之间的某种关系，是事物的价值属性；就反映的目的来看，认识既然是为了达到对事物客观属性的把握，它所要判明的是“是什么”，目的是给人以知识，而情感反映的对象既然是事物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因而它离不开人的喜好，它要判明德不仅是一个真与假、而且是一个善与恶、美与丑的问题，所要把握的不仅是“是什么”，而更是“应如何”；就反映的方式来看，由于“是什么”是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它一般通过陈述判断的形式表达出来，一般是以概念、抽象、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方式来加以表述，而情感反映的由于是“应如何”，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评价、选择、意识和愿望，所以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出来。正是由于情感反映不同于一般认识反映的这些特点，使得文艺作品看似像实际生活那样不带任何主观倾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实际上无不蕴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态度、评价、理想和期盼，在不同程度上无不打上作家思想倾向的烙印。尽管历史上有些作家标榜他是纯客观的，但只要他被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感动了，他就不仅会把自己的思想倾向融入作品，而且由于情感机制的激发，还使得作家自己长期潜伏在心灵深处，支配、驱使着自己行动的那种潜意识的追求、企盼和梦想也都浮现出来，在作品中得到集中的流露，从而使得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往往比作家所意识到的要深广得多。所以，出现在作家笔下的艺术形象往往也就成了作家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载体，一种他内心期盼的“应如何”的人生图景。“应如何”是一个理想的尺度，它是需要通过人的行动去争取的，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实践的意识。当然，对于这种实践意识，我们不能像西方现代人本主义那样把它完全主观化和个人化，看作只是作家个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意向和精神向往；这是由于意识有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之分，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向来是指社会的意识、集群的意识而言，而非纯粹个人的意识。所以在实际的文艺作品中，这种“应如何”的人生图景虽然以作家个人理想、愿望、企盼和梦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由于作家是社会的人，他的思想情感总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在接受社会的教育和熏陶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这样那样地受着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约的，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也必然这样那样地以个人的形式反映着一定社会、时代、集团和群众的思想愿望，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伟大作家“最主要的个人特性，‘最高的独创性’表现在这里，就是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比别人更早或更好、更充分地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或者精神的需要和憧憬”。愈是伟大的作家，他与社会、时代、群众的这种联系也就愈紧密、愈深刻。所以，就文艺的性质来说，毫无疑问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的。转正是由于这样，这就决定了一切进步的文艺作品也必然像其他进步的意识形态一样，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凝聚和团结群众，激励和支配人们的行动，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同一方向，共同参与和投入到社会变革中去的作用。列宁在会见埃森时提出“真正的文学”应该“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文艺“要使群众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号召作家“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造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都是基于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这种实践性的内涵的理解而提出来的，都表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所彰显的文艺不只是对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介入。因此作品从作家手中完成，它的价值还只是潜在的，只有通过读者阅读，把作品中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读者的思想情感，并在读者的行动得以落实，作品潜在的价值才转化为实在的价值。这就要求我们把文艺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实体性的定义”，同时还必须看作一个“功能性的定义”不能仅仅从作家创作及其成果一维，而且还必须从读者阅读及其功效一维来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我们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才会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我们指出意识形态就其性质来说不仅是认识的而且是实践的；而实践是人的实践，它总是以人

为物质载体的。在对人的理解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黑格尔等德国思辨哲学家把人看作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认为他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样，实践也就不像黑格尔所理解的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运动，而首先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同时也决定了实践不仅仅是由理性观念所支配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种感性心理能量，如人的需要、动机、情感、意志等因素所驱动。所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认识性的，同时也是实践性的话，那么也就等于表明了意识形态不是纯理论的，它与社会心理以及它的具体表现领域——日常意识、个人意识和人格无意识有着先天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同属于社会意识，但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一般来说，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意识，通常以一定思想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会心理是一种自发的，感性的、亦即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未经分化、加工、定性的经验水平的意识，通常以一定社会群体的感觉、情绪、意志、愿望以及社会的风尚、习俗等形式表现出来。它们的关系是：一方面，意识形态是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加工、改造提升而来，以社会心理为“共同的根源”；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心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最为直接、紧密，是一种日常的实践意识，它作为人们“行为的调节器”，直接支配和决定着一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意识形态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也就必须经由社会心理。若是只停留在理论宣传而不能转化为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也就很难成为在实际生活中激发和推动人们行为的精神力量，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第6篇：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意识形态、认识与实践、社会心理与个人心理、社会主义文艺

一

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支点。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中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先在的，就像葛兰西所指出的，“是由每个人从其进入这个意识的世界之时起，就自动陷入的许多社会集团所强加的”（P.233）。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进入一定文化、接受一定意识形态的过程。阿尔都塞也认为只要一个人进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到“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他的思想和行动无不受一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规范，所以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文化客体”，是人们必须接受的赠品。出于对意识性质以及它与人的思想、行为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马克思主义才从根本上把文艺界定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并要求无产阶级文艺自觉地担当起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的历史使命。因而意识形态性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灵魂。

正是由于这样，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这个命题自它提出之后就遭到许多“纯艺术论”的倡导者的反对，新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和否定，以致有些文艺部门的领导也回避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放弃了对文艺的领导。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创作倾向，起着腐蚀人们的意志、毒害青少年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用，这显然是与文艺界所出现的一股淡化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这股思潮在我国出现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起来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想的影响。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有些思想家就竭力否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否定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中个人存在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等同于一个纯粹的政治性的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断言随着剧变，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也宣告终结。这观点很契合我国某些长期以来深受极“左”思潮压制和饱受“”文化专制之苦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和心理，他们也就趁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之机，以批判文艺界的极“左”思潮之名，跟着在我国掀起一股否定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试图以文艺是一种“美”、一种“文化现象”来取而代之。这些观点在理论上自然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在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因此审美观的差异说到底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它是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完全没有联系的。另一方面，也与以往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片面性和不确切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片面性和不确切性具体表现为：一是纯科学的倾向，亦只是从意识论、认识论的观点，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反映被反映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意识形态的性质，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内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阐明。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它作为反映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的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是属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信念体系和行为规范的范畴的，它的任务就是为了凝聚人的思想，把人的行为引导到同一的方向、共同参与到对社会的变革实践。所以，它不仅有认识的属性，同时还有价值的属性，不仅有理论的功能，同时还有实践的功能。这些方面，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晚年的卢卡契都曾有不少合理论述和发挥，并得到西方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如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表象体系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社会的职能比理论的职能重要得多”。卢卡契认为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使人的社会实践变得有意识有活力”，“所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是：Wastan（做什么）？”《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解释意识形态时也认为它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这些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在我国过去，可能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以意识形态所指代的“虚假的意识”，亦即指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统治而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价值观念划清界线，在阐述意识形态时都侧重于从它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方面，亦即认识论的、科学性的观点来进行发挥，而忽视从实践性的、对社会变革的功能方面来进行理解，这就把意识形态实证化了、认识论化了、纯科学化了。这理解显然是不够全面、准确的。二、是纯理论的倾向，侧重强调意识形态是自觉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思想（理论）体系，而无视它与社会心理、个人心理和日常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认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观念，不但是从对社会心理加工、提升而来，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是以社会心理为“共同根源”的，同时还表现为只有经由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才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样，就把意识形态混同于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科学，视意识形态为远离生活、高高在上、只是少数意识形态专家在研究的纯思辨的、理论形态的东西。尽管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是相互影响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但由于对这种反作用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没有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揭示，从而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说明上，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几乎显得无所作为。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要真正阐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道理必须深入分析揭示它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就是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从来也不超出世界秩序的范围”，因为思想不可能直接打破现实关系实现对社会的变革，所以“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表明意识形态总是以现实的人为物质载体的，它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融入生活、融入大众、融入社会心理、融入人们的人格无意识之中，唯其这样，它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实践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葛兰西、赖希、弗洛姆等人都曾做出许多有益的探讨，如葛兰西提出：必须革除“哲学是一种奇怪而艰难的东西，认为它是由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理智活动”的观念，“不应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的和意见的片断汇集的、日常的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他批评当时意大利流传的以克罗齐和金蒂雷为代表的“内在论哲学”，认为它的最大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它们不能在上层建筑和底层之间、‘普遍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这些探讨对于我们克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纯科学、纯理论的倾向，全面、深入理解意识形态性质，实现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有突出贡献和积极意义的，它应该被吸收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来，并作为我们探讨文艺意识形态性的重要理论依据来加以研究。

二

鉴于以上认识，我认为，要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有一个准确、全面的理解，就必须从克服以往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和纯理论化两方面入手。首先是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的倾向。

对文艺的性质作纯认识论化和纯科学化的理解在我国由来已久。早在“五四”时期，有些作家和理论家在介绍西方现实主义（当时叫“写实主义”）的时候，就没有分清现实主义和在实证论哲学和实验医学理论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之间的差别，把现实主义混同于自然主义，认为它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最值得提倡的写作态度和方法”。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苏联文艺理论的引入，当时苏联广为流传的“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通过具体形象达到客观真实”的文艺观，更是被当作文艺的经典定义被我国文艺理论界所接受，以致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我们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编写我们的“文学概论”教科书，把文艺的性质界定为意识形态时，根据当时哲学界对意识形态的流行观点，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也完全作了纯认识论和唯科学主义的理解。如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一开篇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时认为它仅仅就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以往在我国流行的前苏联的文艺观，也就很自然地被吸收和整合到我们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解释中来，致使纯认识论与唯科学主义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成为雄霸我国文艺理论界的一种主导观念，至今影响尤存。

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性质纯认识论话，并非认为文艺不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因为一切艺术的东西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从根本上说都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只不过认为文艺的反映与一般的认识，特别是科学（非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所以，把文艺意识形态性做纯认识论的解释，不仅从普遍性层面上不足以揭示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容，而且在特殊性层上更与文艺的特性相悖。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所昭示的任何事物的性质都是多重的，相对的可以区分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层面的思想，同志提出：“对于事物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这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那么，文艺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由于作家的审美反映所赋予文艺的审美特性。审美不同于一般的认识，它是以主体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与客体建立联系的。这种情感的反映形式决定了它与一般的认识具有以下不同的特点：就反映的对象来看，认识的对象是不以主体自身利害和好恶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是事物的实体属性，而情感作为人们面对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态度和体验，总是以事物能否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物质的和精神的）为转移的，它反映的是主客体之间的某种关系，是事物的价值属性；就反映的目的来看，认识既然是为了达到对事物客观属性的把握，它所要判明的是“是什么”，目的是给人以知识，而情感反映的对象既然是事物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因而它离不开人的喜好，它要判明德不仅是一个真与假、而且是一个善与恶、美与丑的问题，所要把握的不仅是“是什么”，而更是“应如何”；就反映的方式来看，由于“是什么”是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它一般通过陈述判断的形式表达出来，一般是以概念、抽象、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方式来加以表述，而情感反映的由于是“应如何”，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评价、选择、意识和愿望，所以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出来。正是由于情感反映不同于一般认识反映的这些特点，使得文艺作品看似像实际生活那样不带任何主观倾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实际上无不蕴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态度、评价、理想和期盼，在不同程度上无不打上作家思想倾向的烙印。尽管历史上有些作家标榜他是纯客观的，但只要他被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感动了，他就不仅会把自己的思想倾向融入作品，而且由于情感机制的激发，还使得作家自己长期潜伏在心灵深处，支配、驱使着自己行动的那种潜意识的追求、企盼和梦想也都浮现出来，在作品中得到集中的流露，从而使得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往往比作家所意识到的要深广得多。所以，出现在作家笔下的艺术形象往往也就成了作家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载体，一种他内心期盼的“应如何”的人生图景。“应如何”是一个理想的尺度，它是需要通过人的行动去争取的，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实践的意识。当然，对于这种实践意识，我们不能像西方现代人本主义那样把它完全主观化和个人化，看作只是作家个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意向和精神向往；这是由于意识有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之分，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向来是指社会的意识、集群的意识而言，而非纯粹个人的意识。所以在实际的文艺作品中，这种“应如何”的人生图景虽然以作家个人理想、愿望、企盼和梦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由于作家是社会的人，他的思想情感总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在接受社会的教育和熏陶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这样那样地受着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约的，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也必然这样那样地以个人的形式反映着一定社会、时代、集团和群众的思想愿望，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伟大作家“最主要的个人特性，‘最高的独创性’表现在这里，就是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比别人更早或更好、更充分地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或者精神的需要和憧憬”。愈是伟大的作家，他与社会、时代、群众的这种联系也就愈紧密、愈深刻。所以，就文艺的性质来说，毫无疑问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的。

正是由于这样，这就决定了一切进步的文艺作品也必然像其他进步的意识形态一样，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凝聚和团结群众，激励和支配人们的行动，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同一方向，共同参与和投入到社会变革中去的作用。列宁在会见埃森时提出“真正的文学”应该“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文艺“要使群众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号召作家“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造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都是基于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这种实践性的内涵的理解而提出来的，都表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所彰显的文艺不只是对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介入。因此作品从作家手中完成，它的价值还只是潜在的，只有通过读者阅读，把作品中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读者的思想情感，并在读者的行动得以落实，作品潜在的价值才转化为实在的价值。这就要求我们把文艺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实体性的定义”，同时还必须看作一个“功能性的定义”不能仅仅从作家创作及其成果一维，而且还必须从读者阅读及其功效一维来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我们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才会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三

我们指出意识形态就其性质来说不仅是认识的而且是实践的；而实践是人的实践，它总是以人为物质载体的。在对人的理解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黑格尔等德国思辨哲学家把人看作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认为他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样，实践也就不像黑格尔所理解的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运动，而首先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同时也决定了实践不仅仅是由理性观念所支配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种感性心理能量，如人的需要、动机、情感、意志等因素所驱动。所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认识性的，同时也是实践性的话，那么也就等于表明了意识形态不是纯理论的，它与社会心理以及它的具体表现领域——日常意识、个人意识和人格无意识有着先天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同属于社会意识，但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一般来说，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意识，通常以一定思想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会心理是一种自发的，感性的、亦即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未经分化、加工、定性的经验水平的意识，通常以一定社会群体的感觉、情绪、意志、愿望以及社会的风尚、习俗等形式表现出来。它们的关系是：一方面，意识形态是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加工、改造提升而来，以社会心理为“共同的根源”；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心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最为直接、紧密，是一种日常的实践意识，它作为人们“行为的调节器”，直接支配和决定着一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意识形态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也就必须经由社会心理。若是只停留在理论宣传而不能转化为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也就很难成为在实际生活中激发和推动人们行为的精神力量，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第7篇：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资源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1)04-0018-06

“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社会利益集团(包括国家或国家集团)和社会关系共同体(包括各种正式组织或非正式组织)在对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文化生活等进行自觉反映时所运用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心理认知、精神指向和理论学说等的总称。”执政党要获得民众的认同，就要运用自己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理论学说等去吸引民众，运用自己的纲领和目标凝聚党员。所有这些，贯串其中的是这个党长期形成的理念和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政党传播影响的重要工具，也是执政党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一个基本手段。

资源概念源自经济学，起初是作为生产实践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基础提出来的。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资源是指“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资源依赖理论认为，所有组织都必须与环境进行交换，并由此获得生存，政党也不例外，政党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组织类型之一，有着与其他一般组织的特征，从而决定政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环境的约束，需要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在政党执政资源系统中，意识形态资源是基础性资源之一，执政党意识形态资源建设的成效直接关系到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和执政党对社会的整合效应。

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一样，意识形态是党的思想基础，是党组织、号召、凝聚人心并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精神武器。中国共产党主要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自己的思想理论基础，通过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不断扩充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资源。当前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国际上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出新特点，从国内看，我国社会也处于快速发展与深刻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导致民众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诸多方面的挑战。因此分析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资源建设面临挑战的具体表现，并思考巩固和扩展党意识形态资源的具体路径，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资源建设

所面临的挑战

1.社会利益主体异质化，意识形态资源建设的难度加大

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强调整体性和统一性，压抑牺牲了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社会整合和政治调控体系。这种整合和调控体系的核心是以个人对集体的绝对服从为基础，是以下级服从上级的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为条件的。因而，无需个人和局部利益的反映与表达，只需集体和国家利益的存在与服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经济改革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在这场触动社会各个方面的改革中，也必然会带来多元利益主体的出现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分化。当前人们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个人声望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利益群体。同时，社会成员流动性日益频繁，原有的阶层界限的隔绝被打破，众多的社会成员从原有的阶层分离出来，产生了许多边缘阶层或群体。社会利益关系的非同步性和非均衡性，造成协调和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越来越大。不同的利益矛盾相互交织，彼此渗透，形成庞大的矛盾网络，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统治能够满足社会占绝大多数人民的功利性成为其对社会整合最有效的手段，单纯依靠革命时期的理想和热情来进行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是很难奏效的，也由此加大了党意识形态资源建设的难度。

2.多样化社会思潮的蔓延和当前思想理论领域出现的杂音、噪音干扰着党意识形态资源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各种社会思潮大量涌人我国，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新民族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在我国的影响也开始发酵，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通过媒体传播等途径广泛影响着我国各个群体。此外，随着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全球化这一良好的时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它们凭借着经济与科技优势，抢占我国的教育、文化、传媒、信息市场，通过这些领域与途径，展示他们的科技优势，传播他们的文化理念，推销他们的生活方式，“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西方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不可避免地冲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威胁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反映到国内，在我国的思想理论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人不负责任地散布一些不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言论。一些人常常打着“解放思想”、“理论创新”的幌子，兜售从西方搬进来的资产阶级理论和主张。主要表现：一是在经济上，照搬和推祟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和个人产权假定等，鼓吹全面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否定公有制，否定国家宏观调控，否定社会主义。二是在政治上，力图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鼓吹资产阶级，倡导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主张“全民党”、“全社会党“，否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三是在思想主张上，推祟西方抽象的自由、公正、人权和人性概念，机械照搬西方哲学和社会学说，热衷于以西方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的问题。有的人甚至把西方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鼓吹为“普世价值”，认为中国应把这些“普世价值”确立为指导思想；也有些人主张重建儒教，用儒教取代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整合能力，也增加党意识形态资源建设的难度，成为党意识形态资源建设面临挑战的一个重要方面。

3.民众思想观念的复杂化增加了党驾驭多元思想观念的难度

如上所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迅速发展，必然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而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又会必然带来思想的多样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大众传媒不断改进，广播电视的覆盖，国际互联网的开通，以及电缆通信、微波通信、卫星通信等的广泛使用，形成了媒介传播体系，改造、发展了传统的口头、文字传播体系。这一切使得民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 性明显增加。面对社会意识的多样化现实，如何处理好社会价值观取向多元、多样、多变特点与马克思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如何将执政党的指导思想转化为人民群众理解和认同的理想信念？

从生活与意识的关系看，在社会转型尚不定型时，为了使社会生活不至于失控，有必要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同时，控制又不能变成管死，不能造成社会生活的和谐与意识形态的收拢的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而是要在两者之间保持一个必要的张力。而要把“放”和“收”辩证统一起来，又需要相当程度的政治艺术。社会的多元化和人们思想的多元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只要社会在发展，多元化就无法避免。与此同时，执政党意识形态又不可能是多元的。因此，如何通过一种社会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意识形态，把多元化的价值观念结合在一起，是当前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资源建设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4.党意识形态资源建设方式有待改进，意识形态的渗透力有待增强

理论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创造历史的强大物质力量。意识形态是一种主观观念，它是政党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的反映。意识形态要发挥效力，只有走进民众生活，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和内心，才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因此，意识形态要想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必须要具有渗透到社会成员“骨子”里的能力，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渗透力问题。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是一种单向式的，即党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主要采取单纯的“灌输”方式。灌输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武装工人、武装群众的方法，始终受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视。正是有了无产阶级政党自觉的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党的基本政策才能为自发的工人农民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巨大的革命力量和物质生产力。但由于“灌输”方式缺少双方及时的沟通和互动，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单纯“灌输”式的意识形态资源开发方式就变得难以适应了。

在1956年4月曾讲到，因为建国后马克思主义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这一问题直到今天都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从形式看，现有的一些理论宣传的形式、方式和方法过于僵化、呆板，落后于当前社会形势的发展对宣传手段的要求。从内容看，最突出的问题是宣传中“大”和“空”的现象，空话、套话多，往往使百姓产生逆反心理。比如说，我们的报纸、电台、电视中大肆宣传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习、贯彻、落实某项理论、政策，但现实中大家只不过是走走过场，做做表明文章而已，这怎么能够让民众相信呢？也有很多理论文章回答问题、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对困扰人民群众的难题熟视无睹，语焉不详，甚至昧良心说瞎话，跟人民群众唱反调。“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关键问题得不到有说服力的解答，都会损害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战斗力。

二、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

资源建设的应对路径

1.重视民众的利益诉求，增强意识形态的说服力

“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唱高调、喊口号、讲空话。”意识形态说服力来源于政党所奉行的意识形态能切实增进民众利益，避免意识形态变为一种完全脱离现实、束之高阁的东西。因此，意识形态要切实关心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这句话揭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一条基本原理，即意识形态必须切实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利益，解决现实问题。“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苏联共产党就是典型的例子。苏联共产党天天都在宣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但现实生活中苏联人民又感受不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也感受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l生，结果口号感越高，人民对其所奉行的意识形态就越反感。“一个导致社会不稳定、领导和人民相互疏远的重要因素，就是苏共领导者的双重人格。他们的平民主义宣言与他们的实际行动、个人表现之间严重脱节甚至是直接抵触。与其他事情相比，这似乎是小事。然而，正是一些普通的、显而易见的、最易被人们理解的生活真实，对人们的意识有特别强烈的影响。因此，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更容易使领导层失去群众的信任了。”

我们必须看到当前在保障民众的利益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有的干部口头挂着要保障民众利益，但自己却对民众的疾苦视而不见；有的官员在会上不断强调反对，但自己却就是腐败分子；有的地方，做有损于民众利益的事情，也有当前社会利益失衡，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还不到位的问题。普通劳动者勤勤恳恳，诚实劳动，但却没有富起来，没有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那些“倒爷”、“明星”、“大款”却转眼暴富，腰缠万贯。正像有学者所分析的，在差距迅速拉开的时候，很多人的心理变得不平衡。不仅是那些低收人群体心理不平衡，即便是收入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甚至是中等水平、中上水平的心理也不平衡，也由此引发出种种社会矛盾。例如，目前突出表现在城市住房拆迁、农村土地征用、企业破产改制重组、农民工劳动薪酬等方面的矛盾纠纷，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事人对物质利益受损或利益曲线下降的强烈不满。

总之，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在增长，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是大量而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磨擦、新旧体制胶着，利益分化显露，使整个社会系统正在经历着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各种表层的问题，深层的问题，隐性的问题，显性的问题以急促的大范围的集中的方式表现出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那么其自身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新形势下，要提高党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就必须把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可操作性的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民众的利益，使民众切身体会到自身的利益得到了切实的保护，这样他们就会积极拥护党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增进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2.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阵地

如上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各种错误的思想也不断出现，如果任由这些错误思潮泛滥，其结果必然会使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资源建设受阻。这就要求，当前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意识形态资源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对错误的思想、观念进行批判，为此需要做到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舆论是影响公众心理、群众情绪、社会思潮乃至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能够激发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化解矛盾、增进社会共识。舆论导向错误，必然会扰乱人们思想，误导人们行为。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思想文化日益多样的情况下，社会上出现一点杂音、噪音难以避免，关键是要唱响主旋律，牢牢掌握话语主动权，使党和政府的声音始终占据话语制高点，进而有效地消除各种负面消息和小道消息，以及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二是积极回应现实问题、解疑释惑。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仅供人们诵读研修的学理，它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深入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并在这种研究回答中体现自身的价值，实现自身的发展。如果不敢或不愿面对现实，回避问题，钻进“象牙塔”搞经院哲学和繁琐论证，就不能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就会走进“死胡同”。为此要求我们加强对现实问题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客观地回答现实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具有反映时代精神，回应时代课题的理论品质。三是要有针对性，即针对当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错误言论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批评，而不能任其发展和泛滥。在对各种错误言论的批评中，要做到有的放矢，从而消除各种杂音、噪音的消极影响，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阵地。

3.坚持与时俱进，扩大党意识形态的包容性

如上所述，随着社会丰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向纵深推进，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利益阶层，出现经济主体的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的特征，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内容也出现了主体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局面。”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丰富、具有层次性的思想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中心部分或核心部分，也有相对边缘的部分。中心部分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以其鲜明的特征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需要指出的是在价值观念与信仰多样化的现代社会，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多样社会价值观念的关系就不能简单沿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所强调的“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斗争思维，而是要坚持增强马克思主义包容性的“包容性思维”。而且目前在我国，多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出现，并非完全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威胁，除了那些敌对的意识形态之外，有些非主流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补充。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在吸收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在新时期，马克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要实现对多样化思潮的引领，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整合就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它，扩大其包容性，增强其内涵的底蕴，以融合其他思想体系的文明价值。而不能人为地阻隔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同其他思想文化资源的联系，否则将会导致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贫瘠，也将窒息其生机和活力。

4.坚持柔性的资源开发方式，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含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与掌握到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武装群众、如何社会化的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种过程与机制，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生活化、通俗化、普及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又是一种结果，起码包括了获得社会大众的支持、成为人们言行的指导思想、转化为社会大众日常话语的一部分。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绝不是把广大民众看做“愚民”从外面强行“灌输”的过程，而是根据时代和具体社会实践的要求，在充分尊重广大民众意愿和主体创造性基础上的主流文化社会化的过程。

在过去，中国共产党采用了集中统一的方式、群众性的教学活动、理论灌输等方法，这些方法是与当时信息较为闭塞、同质化社会相适应的。而在新的形势下，在社会价值观取向多元、多样、多变的今天，这些方法就难以适应了。“意识形态工作要遵循意识形态领域的客观规律，主要靠教育、宣传和说理等民主的方式。”这就要求，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实现从偏重“外部”灌输向注重“内外共生”的转变，实现从强制压力型的资源开发方式向柔性化的资源开发方式的转变，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键就要坚持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人手，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始终站在时展的前列，在理论宣传普及的内容、方法上创新。一方面要主动适应信息时代的新要求，充分运用先进的数字网络载体，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立体互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体系，以增强党意识形态对大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理论宣传普及活动还要遵从文化发展的规律并通过自己的独特风格去赢得大众，顺应大众的审美趣味及接受方式，以温柔的方式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文化顺利进入大众文化的场域，深深植根于大众文化的沃土，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大众话语”，最终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潜移默化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也使党的意识形态资源在这一过程得到不断的丰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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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科学的意识形态

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从而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一些与主流价值不和谐的声音，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和多个领域。这些不和谐的声音同时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诸多挑战，凡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就显得非常有必要。本文，拟从科学的意识形态入手，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最后勾芡出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应有的体现。

一、科学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属于上层建筑中的精神形态部分，阶级性和社会性是意识形态鲜明的特征，但是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方面，它都具有鲜明的科学特征。

（一）科学的意识形态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在科学的意识形态发展之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但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没落与它的非科学性有直接关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为价值基础，它主张宣扬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等唯心史观，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世界观，也集中体现了其思想的局限性，并不能够正确反映出客观社会关系的本质。而科学的意识形态结合实际认真地探索，正确理解、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它从本质上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也是它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是建立在对客观世界正确反映的基础之上，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发展的基本条件。

（二）科学的意识形态是以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

每个社会或集团都会以不同方式向社会群体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们都希望自己的意识形态能为更多的群众接受，以不断加强和扩大自己的意识形态影响，所以科学的意识形态会让人民群众认清社会利益的指向性，并积极地从人民群众本身的根本利益为着眼点，以唤起广大群众投身社会改革的热情。旧意识形态中剥削阶级的狭隘的阶级利益，使社会现实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得到的是不真实的反映，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被蒙蔽其中，违背了意识形态的有序发展，最终导致被科学的意识形态替代。可见以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是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

（三）科学的意识形态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系统

旧意识形态的理论者以其固执的形而上学思想否定了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有理性的统治就能维持社会的有序发展。但是实践证明，只有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才能保证社会的太平。科学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政治原则都是以社会实践为根据，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以实践这个客观标准，不断得到充实与发展，而不是成为僵硬的教条。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

事实也证明，只有坚持从科学的角度认识发展意识形态，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其最大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鲜明的科学特征，科学性是其内在品质，它是通过丰富的内涵、严密的结构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受一定社会基本制度的决定， 由一定社会崇尚倡导的思想理论、理想信念、道德准则、精神风尚等因素构成的社会价值认同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五个方面构成，并以理论为主导统领着道德、理想、精神等不同层面，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性与先进性。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本质和规律，是最科学、最先进、最严密的思想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不仅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且能够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性充分体现在，它不但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根本，而且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厘清方向，使多样化的社会思想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二）用现实手段维护人民利益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宗旨，这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根本的特性，而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区别于其它意识形态的根本。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否具有科学性，根本上取决于其所代表的利益关系是否得到相应群体的认同。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一种意识形态能够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并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着眼点，那么这种意识形态更容易被人们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与现阶段我国人民的共同理想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它充分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根本利益和普遍要求，它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一理想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的是我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统一思想动机与效果

思想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是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基础的科学意识。思想动机是从人们的认识层面切入，通过对思想价值观念的有效引导，从而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思想动机是行动效果的前提与基础，只有端正了思想动机才能引导正确的行为结果。行为效果是与行为动机相协调的产物。意识形态不是一项只有社会理想、理论思想的孤立的事业，而是要以实践为载体，最终达到思想动机与行为效果一致。例如，我国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的挑战会给人们带来意识形态的不认同，从动机上来看，首先必然要从人们的思想着手，努力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做好思想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在实践这个载体下，即从人们的现实利益关系下手，运用一系列政策与制度满足人们对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以及文化效益的需求，从而产生赢得人心的效果。

三、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表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新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具体反映。其包含的理论知识、理想意识、精神意识及道德意识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整体，其相辅相成、相互包容的关系体现了核心价值体系的广泛性及统一性，它的建立不仅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还有利于帮助人民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有利于建立道德规范，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它是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客观规律、客观形态的正确认识这一属性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理念，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然是一种科学的价值观，它的科学化具体表现如下。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化

我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断探索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色和会主义建设理论，形成一套凝聚亿万人思想的意识形态体系。实践也证明，只有通过正确意识形态的统领才能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所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与中国的发展实际相结合，在总结事件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取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思想体系，也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它不仅说明了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矛盾，还说明了其本质，认为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替代；同时，马克思主义还揭示了社会主义是一种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及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社会形态，它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而服务，它更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它的科学性本质特征是我国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党的执政规律的重要保障。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正如他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世界上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它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这在客观上也增加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导致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现象产生。其实多元化意识形态现象不可避免，但是牢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然能发挥其重要功能，维护社会发展，也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现实问题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活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正确认识我国基本国情，把握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理想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发展趋向一致的客观反映。理想是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们通过实践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它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共同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是党精神上的旗帜，也是人们意识形态的指标。

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共同理想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正像邓小平说过：“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过程，需要经过很多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实践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我们不可能对它进行详细的描绘，更不能超越现阶段，做不切实际的实践。”只有实现了共同理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劣性，才能针对性地为实现共产主义做好思想的基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是中国人民共同的理想，所以中华民族全体成员会为共同的利益，科学地理解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并逐渐掌握实现共同理想的步骤，并会不断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实现意识形态的升华。

（三）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化

中华民族从封建社会开始就形成了让人们信奉与践行的价值准则。例如封建社会形成的“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体系都是通过一整套严密的制度体系，规范着人们的思想。民族精神是价值体系的核心要素，它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思想基础，也是民族的精神支柱，所以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调了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足以体现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价值被完整地延续下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民族精神是民族成员价值观念、共同理想和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有被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理解和掌握后才能内化成共同的价值观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多少年来烙印在中华民族意识之中的，已深刻地感染、启发、激励社会成员，并推动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认知，可见，民族精神以一种民族化的意识形态增强民族凝聚力，是全民族保持高昂的斗志和旺盛的精神。

（四）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化

体现一个时代最新精神风貌的载体就是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社会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满足时代需求，推动时展的综合体现。任何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都渗透着改革创新，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元素。任何一个时代要发展， 必然要改革创新， 这是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础和动力，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改革创新在不同时代体现出来的诉求是不同的。人类社会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时代，改革创新的作用愈加明显。改革创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殊发展阶段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现实可能性，而且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深刻改变整个社会对社会发展动力、方向、模式等的认识，最终物化为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国社会结构新格局就是改革创新的成果。可见，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通过其意识形态的时代性特征，准确地反映了时代的需求，站在时代的前列。

（五）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化

社会主义社会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社会形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巨大的社会变迁，社会主义社会也出现了各种“危机”，其中伦理道德就是较为明显的问题。人们更加注重高水平的生活质量，更加追求金钱和物质，更加认同“自我”，更加要求伸张个性和自我实现。这种严重的道德失准问题会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其他方面，严重阻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具体体现，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共同要求，它具有丰富的内容，是意识形态的具体化表现。社会主义荣辱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成员的精神状态以及社会的价值导向、文明程度等，并规定了社会道德行为的价值标准。“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主要体现了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它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当前社会上人民群众的国家观、人民观、劳动观、诚信观、科学观、人我观、法纪观及生活观，它不但包含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还体现了当前社会的丰富意识形态，因此，它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完整理论体系，是可以应用于实际的具体规范。

【参考文献】

[1]郝潞霞，韩建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科学性的三维审视[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11（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9篇：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范文

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各种意识形态以政党为载体，在政治实践中广为传播，其社会理想和政治理念，在政党上台执政后转化为治国理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20世纪的世界称得上是政党把各种意识形态引入实践的一个大试验场。在资产阶级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在社会主义有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各色民族社会主义；还有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和新兴的环保主义、和平主义、女权主义……。

今天，从世界上看，在政党政治的发展中，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对各种主义的信奉和追随，不是随着政党执政实践的延续而增强，相反，主义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往往随着政党执政时间的延长而削弱。

各类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这种困境源之何方呢？其一，政党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距离。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政治组织，其意识形态是社会部分整体利益的高度抽象表达，是一元化的；而社会意识是社会不同成员和利益群体根据自己所处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生活体验，对事物进行的判断和认识，是多元化的，这中间有着天然的距离。只有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普世性，才能够缩小这种距离。其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政党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原本来自它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和改造社会的美好计划。人们信仰特定的意识形态，追随代表特定意识形态的政党，是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他们改造社会的计划得以实施，社会将变得比现在好得多。但是，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一再表明：不管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境界多么崇高，一旦成为执政党，就会经常遭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局面。这样一来，执政党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就会打折扣。其三，政策转向的困难。执政党的政策大都体现着政党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是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化。但是，政党为实现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在执政实践中由于各种复杂情况的出现常会遇到问题，需要改革和调整，为了解决问题，改革和调整可能出现与意识形态的脱节，这种情况不仅会引发党内的意识形态纷争，也会导致民众的不满和信任危机。其四，意识形态的神话不复存在。全球化和媒体民主时代的到来与发展，在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各种主义的纷至沓来，各种思想的冲击与交汇，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呈现，使过去相对封闭状态下的意识形态神话被打破了。人们不再相信意识形态的神话，就像人们不相信世上有包治百病的良药一样。人们不再对意识形态顶礼膜拜，而更多地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审视意识形态。其五，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越来越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中间阶层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传统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数量都逐渐减少；人们受教育的水平越来越高，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也越来越多。从西方社会看，对某一政党“从一而终”的固定选民不断减少，依政党政绩而改变投票意向的“流动选民”正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