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研究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新媒体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广电媒体；可持续发展；创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对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准确判断后指导思想上的重大选择，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实现以人为本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要有先进的文化建设为其提供坚实的思想保证、精神支持、道德基础和文化条件。广电媒体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文化精神产品的聚集地和辐射源，属于思想上层建筑的传播者。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理应发挥重要作用，承担起引领先进文化的重任。
一、广电媒体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社会的永续发展。
广电媒体是以现代电子技术为传播手段，以多元素的声音、图像、文字相结合的传播优势传递信息、传达政令、普及社会教育、提供社会服务、丰富文化娱乐的现代化大众传播媒介。广电媒体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始终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与时俱进，推动广电媒体宣传创新、管理创新、经营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全面、协调发展；就是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和“三贴近”的方针，以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为目标，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永续发展，保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既实现广电媒体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又要为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和谐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广电媒体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困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广电媒体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总体来说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和矛盾，面临着四大现实困境：
首先，旺盛的信息需求和媒介产品匮乏的冲突。广播电视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工具，为公众的日常生活增添着色彩。然而目前中国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普遍存在着节目缺乏，播出质量不高的问题，内容匮乏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不能满足人们对文化产品质量多样性、多层次性、多选择性的需求。
其次，混合型身份束缚市场潜能的发挥。长期以来，中国广电媒体展现的是事业、产业的双重身份，走着“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模式。这样运行的初衷是，既保证舆论宣传，又可经营创收，广电媒介财政拨款、企业化经营两头得利。但事实证明，广电媒体的双重身份，未能带来预期的收益，反而造成多种弊端，其中之一就是面对市场左右为难、畏首畏尾。导致广电企业发展后劲不足、活力不够、效益不好。
第三，其他媒体的兴起挤压广播电视的阵地。随着互联网媒体的兴起、手机的普及以及第三代移动通信(3G)的发展，电信网、计算机互联网在不断融合广播电视业务，不断挤压广播电视的阵地。《中国电视台管理创新与品牌建设分析报告(2005～2006)》调查显示，在过去的6年中，越来越多的城市白领每周看电视不过10h，但每天在网上则高达3～5h，他们获取新闻和资讯的主要渠道是门户网站或专业网站。
第四，缺乏高素质的人才。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人才的作用。中国的广电业普遍存在人才短缺现象，特别是由于中国广电业自成体系、相对封闭，导致广电业的高素质人才更为缺乏，已经成为阻碍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广电媒体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措施
广电媒体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广电宣传、广电管理、广电经营、广电技术四大系统的全面良性发展。这四大系统的任何一个发展的不平衡，都会影响广电媒体的持续协调发展。因此，实现广电媒体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广电宣传、广电管理、广电经营、广电技术创新发展上下功夫、做文章。
宣传始终是广播电视工作的中心任务。节目质量是宣传效果的生命。宣传导向正确、宣传节目创新是广播电视工作不懈追求的目标。在牢固树立“喉舌意识”、“导向意识”的基础上，在宣传的内容、形式、手段上不断创新，在宣传的理念、思路、方法、措施方面与时俱进，全面强化各类节目特别是新闻、时政节目的宣传效果，以丰富多彩的高品质、高品位、多样化、个性化的广电节目增加宣传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不断提高引导水平，大力推进宣传创新，具体要抓好3个创新。
首先，新闻理念创新是广电宣传创新的前提和基础。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理念不更新，就不会有创新的精神、创新的自觉、创新的行动。要始终把转变观念贯穿于宣传创新的全过程，不断强化实践探索意识、改革创新意识，以创新的理念认识新的情况，以创新的思路解决新的问题，进一步推进宣传创新。要以新的新闻价值观念、新的新闻报道题材、新的新闻形式，使新闻既要有重要性、指导性，又要有实用性、趣味性、知识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为构建和谐社会传播先进文化提供高品位的精神食粮。
其次，新闻策划创新是广电宣传创新的重要课题。新闻策划是宣传的前瞻，宣传没有前瞻性，就谈不上引导，就会失去应有的宣传效果。新闻策划创新的功能主要表现为能使新闻报道的主题更明确、内容更集中，形式和角度更新颖，更能吸引观众，广电宣传创新需要好的新闻策划。
第2篇：新媒体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安徽民间文化资源整合；文化自觉；文化传播舆论导向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18-04
一、引言
一个地方的文化资源丰富程度彰显一个地方文化底蕴的深厚与否，安徽是文化资源丰富的文化强省，特别的地域文化造就安徽特有的文化气质，安徽最早的文化历史痕迹可从两百万年前的繁昌县人字洞的人类活动遗址说起，安徽依据独特的地形与环境，在漫长地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三大文化板块：涡淮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新安文化），以合肥为中心的新的文化圈――环巢湖文化圈逐渐成为安徽省第四文化圈，安徽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安徽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文化素养，成为安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安徽民间文化资源作为安徽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皖风徽韵最为世人称道，人们总以博大精深赋予安徽民间文化最高端的称谓，但我们看到安徽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与当前安徽发展十分有限的民间文化产业规模、民间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不足、民间文化精品化与成果推广难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局面，除安徽民间文化存在地域分散、文化系统之间管理松弛、民间文化市场难以开拓、安徽民间资源缺乏有效的整合等原因造成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在安徽其他地域乃至全国推广受到严重的限制，新媒体在推介安徽民间文化的传播舆论引导途径上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
二、安徽民间文化资源整合与文化自觉
地域文化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空间，长期的风俗习成，它是集地域特色文化之大成。梁启超曾论：“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1]梁启超向我们展示了地理环境对文化的深度影响。安徽民间文化潜伏在安徽四大丰富的文化板块或文化圈中，“文化自觉”作为安徽文化精神的典型特征深深的根扎安徽地域的“文人墨士”之中，安徽人的“文化自觉”带来安徽民间文化的繁荣，我们能从多个方面看到安徽人的“文化自觉”给安徽民间文化带来发展的契机，实现安徽民间文化的内涵提升，有效整合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增添安徽民间文化的学术价值。
安徽民间文化中之戏曲文化对中国戏曲文化影响至深至远，在王世华先生所撰写的《徽商与戏剧的发展》[2]一文中指出：“徽戏”进京导致国剧――“京剧”的产生。罗可曼先生在其所撰写的《从明清徽商、家乐班的活动探徽剧文化的张力》[3]中指出，徽剧作为安徽地方戏明以前只是活动在安徽地方规模的民间小戏，后来在社会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徽剧取百家之长，海纳百川之胸怀，兼收并蓄，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国家大剧。徽剧是京剧的前身，京剧在骨子里找到徽州文化的精髓，徽州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凸显安徽地域文化的张力，徽剧作为安徽民间戏曲文化的代表其戏曲价值与学术价值可见一斑。安徽民间戏曲之黄梅戏，作为中国目前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安徽的地域名片，深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黄梅戏以其独特的音韵、表演艺术、服装舞美等曾征服了戏曲史上最庞大的海外观众群，观众的存在是建立在他们对某种文化存在文化的共识，法国史学家兼文艺理论家丹诺在他的著作《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种族的特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和时代创造一种永恒的美，“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4]黄梅戏的产生和发展与其赖以生存的皖江历史文化的人文地理和民俗文化特征分不开的。安徽的其他戏曲文化，青阳腔、岳西高腔、泗州戏，花鼓戏等，每一种戏曲无不是本地人们社会生活、语言特征和思想意识的表达和建构，反映了当地普遍的文化心理，关注安徽民间戏曲文化，从发生学的角度，必须对他们生存的共同的人文环境进行了解，找寻他们的血脉联系，充分发挥皖人对皖戏曲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文化自觉”作为精神内核，加强安徽戏曲文化内涵式培育，实现安徽戏曲文化的整合，促进安徽戏曲文化的发展。戏曲中只有在不断地找寻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最佳结合点，才有可能找寻到其生存发展的空间。
安徽民间文化之民俗文化中的精英文化蕴藏着中原文化的哲学基因，“老庄文化”中所体现的道家思想对中国辩证法哲学的发展起到代表性的引领作用，道家思想的独树一帜与本土性，使其在中国哲学发展乃至世界哲学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体现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同时安徽民俗文化也是华夏农业文明发展的历史积淀之一，“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它概括了人类在历史进程中人们日常生活的规范和范式”[5]，反映了他们朴素的道德行为和原始情感。安徽许多民俗于先秦两汉时期就已开始延续至今，展现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如重要的节日安徽民间保持着祖先流传下来的习惯做法：大年三十接祖宗、除夕吃团圆饭，贴春联、守岁，春节走亲戚拜年，元宵节送祖宗、清明节祭祖、端午节插艾叶、中秋节吃月饼等，展现安徽节日风俗文化的辉煌事象。安徽饮食风俗文化也独具风情：安徽民间对“豆腐”情有独钟，安徽乡间“豆腐作坊”几乎家家俱设，过年做豆腐几乎是安徽民间乡村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各种形式以豆腐为主菜食的豆腐菜肴是安徽春节迎接客人饭桌上的主要美食，长期的生活习惯，让豆腐菜肴成为安徽食谱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豆腐不成席”。最具代表性的豆腐文化当属“淮南豆腐文化”，这个可从学术上找到考据，宋学大师朱熹在其《豆腐》一诗中指出，豆腐应是汉代淮南王刘安发明的；日本驰名商标“唐传豆腐淮南唐制”，明代大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豆腐之法，始于淮南王”等等这些考据佐证了安徽淮南的豆腐文化。安徽婚嫁风俗中的“哭嫁”文化，表达对父母的感恩和依恋之情，安徽丧葬风俗中“送终、报丧、入殓、请七、出丧、安葬”是安徽丧葬礼俗必须对送别逝者要举行的葬礼环节，体现了安徽人对死的重视，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徽州曾流行一句话“要生生在苏州、要死死在徽州”，由此可见，安徽在对逝者的礼数与其它地方的确不同。表达对死者的尊重，深刻体现了“死者为大”的民俗理念。安徽民俗文化作为安徽最具地域特色的生活文化，深深融合在安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待传统民俗文化安徽民俗学家要用“时代”的眼光和“文化自觉”的意识对其进行资源整合，取其对传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有益的部分，去其具有封建迷信的部分，同时用现代的科学手段、文明理念等对其进行改良创新，安徽民俗文化在保留传统的同时定能焕发新春。安徽民间文化之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尤以“桐城歌”为胜，桐城歌是最具有桐城地域特色的文化之一，其语言表达与艺术风格独树一帜，这和他独特的地域环境和人文土壤是分不开的，桐城自古就有“文都”之称，它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发祥地，历代英杰名士群星璀璨，素有“文化之乡”的美称，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优美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桐城歌”这个民间文学的奇葩，桐城歌在明中叶自“两淮以至江南”，民间歌谣盛行，民间歌谣为两淮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共有”格局，它使属于音乐范畴的黄梅调找到了文学的依附，对黄梅戏的剧种产生具有基因孕育作用，它涉及的领域广泛，内容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朴实无华，通俗易懂，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它是我省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珍贵的民间文学类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六尺巷”以民间故事形式流传的安徽民间文学，其文化内涵中折射出的“和合”思想反映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社会的历史文化道德传统，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都有深刻影响。“孔雀东南飞”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与《木兰辞》并称“乐府诗双璧”，是中国汉乐府民歌中最长的叙事诗，它以赞颂诗中主人翁兰芝和焦仲卿坚贞不渝的爱情而千百年来为文人墨客所称道，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风俗价值和史料价值，反映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光辉诗篇，在安徽民间对不讲道理的婆婆至今仍有称之谓“焦母”的说法，可见这一民间文学的影响至深，在安徽怀宁还建有孔雀东南飞影视基地。安徽民间文学折射出皖人在文学造诣上的深厚功底，“文化自觉”精神深深渗透在安徽民间文学古今的宏篇创制之中，实现安徽民间文学的资源整合对传承安徽民间文化，展现安徽民间文学的优秀成果，树立皖人的文化自信，能让更多人感受到安徽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
安徽民间文化之民间美术的艺术底蕴和文化内涵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一笔，“徽州三雕”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间美术，徽州三雕包含徽派风格的“木雕、石雕、砖雕”三种民间雕刻工艺，它是在繁华的“徽州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徽学”和“敦煌学、藏学”并称中国三大地域文化学派，“以质趋文”的徽州文化造就了黄宾虹、查士标、石涛、黄士陵等中国美术史上罕见的书画家群体，他们是中国美术史上公认的大家，这些奠定了“徽州三雕”的美学艺术水准。徽州三雕的雕刻主题文化意蕴“忠、孝、节、义”“忍让、中庸”“崇王”“恩荣”“读书及第”、“观礼”中包含着对儒家文化的崇拜和儒家文化的教化，徽州是朱熹的故乡，朱熹是程朱理学的儒家思想代表，自然成为徽州儒生膜拜的对象，这为徽州三雕浓郁的儒家文化特征找到母体的根源.徽州三雕是以徽商能提供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徽商富可敌国的财力、敦实淳厚的徽文化、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高超绝伦的雕刻技巧，使徽派建筑具有鲜明的汉风唐韵，完整地设计规划，立体的空间感官，程式的寓意表达，完美的建筑装饰使我们感受到其它艺术所不能感受到的艺术感染力。徽州三雕是“中华民族母体文化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封建社会晚期的一颗璀璨明珠，是最后的传统，终点的辉煌。”[6]徽州篆刻、徽州版画与徽州三雕并称“徽州三绝”，安徽合肥的“火笔画”，安徽宿州的“灵璧钟馗画”“萧县农民画”，安徽滁州的“凤画”，安徽池州的“青阳农民画”安徽安庆的“望江挑花”以及安徽阜阳的“民间剪纸”这些淳朴的民间美术文化已融合在安徽民间百姓的生活中，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这些民间文化在当代皖人“文化自觉”的传承创新中呈现出新的美学常态。
安徽的文化资源必须坚持属于自己的、同时又具有全国、乃至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符号，才能不断地提高本省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安徽人必须以“文化自觉”的精神和状态传承和发展安徽优秀的文化资源，建立皖人对本土文化的“文化自信”，树立皖人起对本土文化的“文化自豪”，唤醒皖人对本土文化的“历史记忆”。安徽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若干意见》提出安徽省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转变，提出建立“文化强省”的重要目标，在文化建设中以安徽“经济圈”作为经济后盾、安徽“四大文化圈”作为文化基础，提升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内涵、实现安徽民间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加快安徽文化强省的建设步伐，提升安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三、新媒体下安徽民间文化资源整合的传播舆论导向
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历史上以皖人“文化自觉”的人际传播方式传承至今，“文化自觉”的人际传播方式在历史上曾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随着文化的多元发展和文化传播媒介的日益广泛，安徽民间文化受到巨大的文化冲击，“文化自觉”的传播方式明显的出现“弱化”的表现。时至今日，安徽许多民间文化濒临灭绝的边缘，除了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在文化发展制度上对传统文化不够重视、致使传统文化出现传承断层的制度原因，缺乏文化宣传策略、文化传播途径、文化依附载体、文化内涵提升等都是安徽民间文化在现阶段出现“式微”表现的传播原因。
20世纪以来，网络技术与数字技术的飞跃发展带来了媒体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舆论生态的重整，新媒体的飞速发展极大的充实了传统的传播体系，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讲话中曾多次强调“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要运用新技术新运用创新媒体传播形式，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7]新媒体作为新技术体系下新的传播形态，以覆盖率高、互动性强、推广方便等特征在现代传媒界保持飞速增长，这为安徽民间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传播平台，“网络”“手机”的逐渐兴起，传播模式发生重大改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形成两个“舆论场”，新媒体“互联网”“微信”“微博”“腾讯qq”等构成新的“舆论导向格局”，这让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处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呈现新的传播规则。
（一）发挥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各自优势，实现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有效宣传
传统媒体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内容生产力，大量的原创性、首发性报道来在于传统的媒体，据尼尔森评级数据一项名为《再现读者行为报告》的研究说明：新媒体67%的新闻来自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在内容上具有很大的依赖性。传统媒体专业化的新闻传播理念和运营方式及专业素养在新闻报道的深度、广度、高度上是新媒体无法比拟的，同时传统媒体长期的运营和发展，在受众群中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形成了品牌效应，这也是传统媒体的优势所在，因此传统媒体从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政策宣传上、从安徽民间文化的特色专栏节目的制作上、从安徽民间文化的知识普及上等发挥其质量传播优势。
随着新科技的发展，以新兴工具和传播工具为基础的新媒体传播媒介的时代到来，新媒体的信息传播量、低成本的宣传营销手段、与消费者的自主互动、广告的创意空间、与用户的创意共享、对客户的个性化定位、潜在消费用户数据的简易获得，企业与新媒体新的利益分享方式的建构，有效应对危机公关等是其优势，新媒体通过多平台加大对安徽民间文化的传播，在传播的过程建立起与对安徽民间文化的“群讨论”的良性互动模式，加大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唯美”广告宣传，尤其是已经有相当数量用户消费群中的新媒体平台上如微信、微博、Facebook、博客等加大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宣传能在更多的民众中推广安徽民间文化。
安徽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不同的优势领域发挥其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宣传传播价值，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的创新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共同为推广安徽民间文化的服务，实现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有效宣传。
（二）加强对新媒体传播媒介的正确舆论引导，传承安徽民间优秀传统文化
对于安徽民间文化，我们应当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中全面的观点来一分为二来分析评判，我们了解到安徽民间文化传承至今，其间安徽民间文化中的许多优秀的文化基因凝聚了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我国民间文化的深厚底蕴，再现了我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的丰富和发展，表现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培养了特立独行的深受“徽文化”影响，具有“皖风徽韵”气质的安徽人，但我们同样看到安徽民间文化中还存在腐朽的，不合时宜的文化元素，它是封建文化的遗毒，是人本性中的劣根，需要我们以时代的眼光、创新的思维、敏锐的嗅觉、开拓的视野、破釜成舟的胆略对其加以剔除或改造，传承和发展符合时代文化需求的优秀的安徽民间文化。
以“传播信息量大和传播速度快”而著称的新媒体对安徽民间文化舆论的导向具有其他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其在传播过程中宣传的安徽民间文化内容是能进入公众视野的主要的安徽民间文化内容，它不仅能左右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的认知层次，还能左右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态度，新媒体可以通过对安徽民间文化报道与不报道、报道的多与报道的少等手段和措施来主导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关注程度和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媒介宣传力度，同时在对安徽民间文化在宣传的过程中注意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正确舆论引导，让更多的民众在关注新媒体传播内容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接受安徽民间优秀文化的艺术熏陶，让新媒体对安徽民间文化中不合时宜的文化因素在传播的过程中以不报道和反面报道的方式引起公众的警惕和注意，从传播舆论导向上引导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内容辩证的选择。
安徽地方政府应加强对新媒体的舆论监管，在舆论导向要注重对符合时代文化要求的安徽民间优秀文化的大力宣传，对不合时宜的安徽民间文化，新媒体要在传播的过程中要降低其对公众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加强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正面舆论引导。
（三）新媒体要有地方文化全球化传播理念，培养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自信
新媒体在传播的过程中传播理念的准确把握是新媒体自身获得深度发展和形成影响力的重要基础，新媒体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文化传播理念会影响文化受众群对新媒体的文化传播价值的准确评价和新媒体在文化受众群中的受欢迎程度，新媒体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要以开阔的视野、奔放的胸怀、国际化的视角表达出对人性的尊重、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反映人类最基本的文化价值观，“传播具有普世的价值文化，体现对人类自由、平等精神的肯定”[8]，绝不把自己的文化意识加于与他人的文化意识之上，崇尚自由多元，又要有强烈的时代感、现代感的文化，以包容的心态传播西方的文化的同时向世界推广本地区的文化，这是新媒体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应当遵守的最基本的传播价值观。
新媒体要真实、准确地传播安徽民间文化，制作更多的高品质的安徽民间文化的大型文化专题节目，通过向外界不断的推介安徽民间文化，使更多的国内外人士能准确地真实地了解安徽民间文化，消除因空间距离和政治倾向等因素造成的对安徽民间文化的误解，让国内外人士在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实现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有效交流和传播，同时让更多的安徽人通过新媒体了解到本地区民间文化艺术魅力，自觉地接收本地区文化知识的艺术教育，主动地承担宣传安徽民间文化的历史使命，增强安徽人自觉传承安徽民间文化的责任感，使安徽人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豪感得以彰显。走进安徽、安徽民俗文化节、安徽黄梅戏艺术节艺术展演等大型文化节目，在安徽民众中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新媒体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能实现文化在全球范围类的自由传播，它俨然已成为构建当代文化与文明的重要载体，它既体现本身的传播价值，又通过文化的传播体现其传播的社会价值，新媒体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要理性的传播文化，灌输给受众优秀的民间文化的“心灵鸡汤”，陶冶民众的文化情怀，引领时代情势下文化传播的社会任务。
四、结语
安徽民间文化深受徽文化的影响，徽文化离不开徽人的文化自觉，徽商是传播徽文化的主要群体，徽商的文化自觉推动了徽州地区的文化繁荣，给安徽民间文化提供了充足的文化养分，打好了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根基，奠定了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底蕴，“一个群体的精神也反映一个群体的特征，是一个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基础。”[9]安徽民间文化哺育了安徽人，赋予安徽人独特的徽文化气质，形成独具特色的徽文化体系，促成整个华夏文化体系的结构养成，历史的成就代表的是过去的辉煌，今天我们皖人仍需担负起传承安徽民间文化的历史重责。
新媒体作为信息时代的重要传播工具，其广泛存在的传播形式：网络论坛（BBS）、博客（Blog）、播客（Podcasting）、掘客（Digg）、即时通信（如QQ、MSN）、社交网络（SNS）、微博（Twitter）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其他媒体所没有的传播渠道，实现了普通民众对文化信息的自主提供和文化共享，颠覆了传统文化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播方式，更加体现了对受众文化选择权利的尊重，满足了受众文化自由的心理需求，对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传承安徽民间文化提供了新的传播手段，有力于安徽民间文化在更广泛地域领域与传播领域的宣传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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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2013-08-19.
第3篇：新媒体研究论文范文
最近30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出现了冷战结束后的新格局,东西方之间进入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全面对话与交流的新时代,互联网带来的传播技术革命引发了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国结束了长达10年的“”浩劫,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邓小平亲自倡导下,100多万中国学子走出国门,开始海外求学的历程;几百万中国新移民到世界各地追求自己的人生梦想。海外华人中内地、香港、台湾新移民大幅度增长,为海外华人社区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巨大变革。中国与世界形势的变化,海外华人人口大幅度增长,为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新的市场和新的挑战。
中国的国际交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发挥传播媒介的作用,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增进了解,减少摩擦,消除误解,互利共赢,成为大众传播媒介关注的一个新的课题。
海外华人华侨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和平使者,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海外族群之一。在过去30年里,海外华人身体力行,让中国与世界汇聚在一起,为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积极的贡献。海外华文媒体是连接海外华人与祖国和所在国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它服务于海外华人,在满足海外华人的精神需求和信息需求方面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如何充分发挥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服务海外华人,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增加海外华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中国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新闻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海外华文网络媒体是全球中文网络媒体的发端。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就开始了利用互联网与远方同学进行交流的尝试。1989年,北美的中国留学生们创办了第一个英语华人网络电子刊物,1991年创办了全球第一份中文电子刊物,1992年创办了全球第一个中文网络论坛。海外华文网络媒体在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中不断发展壮大,与传统的海外华文报业和广播电视相互影响,并行发展。由于传统海外华文报业受到地域限制,只能在华人集中的大都市发展,而传统的广播电视受到转播条件的限制,今天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华人仍旧看不到华文报纸,也没有华文的广播电视。唯有网络媒体具有超越时间、超越地域的特点,而且信息及时迅速又便于随时反馈意见,加上海外华人新移民多为上网族,目前海外华文网络媒体已经成为海外华人最主要的信息交流平台,形成了遍及全球五大洲庞大的华文网络媒体群。
有关海外华文媒体研究,起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战后期新加坡出现了一批研究学者,出版了一些学术研究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出现了一些研究海外华文媒体的学者和专著,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新华出版社,1989年)、杨力:《海外华文报业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王士谷:《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新华出版社,2001年)、彭伟步:《海外华文传媒概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专著,还有数量可观的发表在各种学术刊物的专题研究论文,都对海外华文媒体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本世纪以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闻社分别主办了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特别是中国新闻社,自2001年始,每两年一届,已经主办了4届论坛,海内外华文媒体同业聚集一堂,加强联谊与合作,共同探讨经济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两大趋势下海外华文传媒如何应对和变化,海外华人媒体的历史与现状、跨文化传播等诸多论题。中国新闻社编辑出版了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和世界华文传媒年鉴,为深入研究海外华文媒体奠定了基础。
稍感不足的是,过去出版的专著和学术论文中,侧重于研究东南亚和新加坡华文媒体的居多,对于美洲、欧洲、澳洲等地华文媒体研究不足;侧重于历史研究,对于最近30年海外华文媒体发展变化研究不足;侧重于对海外华文报业的研究,对于网络媒体、广播电视等媒体研究不足。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的由美籍华人李大玖撰写的专著《海外华文网络媒体――跨文化语境》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作者曾经在美国华文媒体新闻第一线工作多年,从记者到副总编,熟悉和了解海外华文媒体的各个工作环节和运作方式,作者以跨文化视角和传播学理论研究探讨海外华文网络媒体的产生、繁荣与发展的社会因素与文化背景,以新思路开拓了海外华文媒体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向:
研究范畴的拓展
1.媒体研究范畴的拓展:新书将海外华文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跨文化传播特点的大众媒介的特殊传播体系进行研究。以前的学者多数将海外华文媒体视为中国新闻史的海外分支,其研究对象多数限于狭义的海外华文媒体――由海外华人创办的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澳门两岸四地以外地区发行的报业。新书以海外华人网站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海外华人创办的报纸和电视广播,将海外华文媒体的定义拓展为所有在两岸四地以外出版发行的以汉语言为传播媒介的大众传播媒介,将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华文网络媒体和海外有影响力的各种英文媒体的中文版(如华尔街日报、BBC、金融时报等)都纳入了研究范畴。将海外华文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大众媒介传播体系进行研究,突出了海外华文媒体的跨文化传播的特殊性;将同一媒介市场环境中各种不同背景,不同类型的报纸、网站、广播电视都纳入海外华文媒体的研究范畴,有利于以大众传播学理论分析各种不同背景不同类型的海外华文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有利于研究海外华文媒体的基本特征、社会人文环境及其市场运作机制,有利于全面地分析研究海外华文媒体产生、生存及发展的规律。新书将海外华文网络媒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最近数十年,海外华文网络媒体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海外华人新移民舆论最大的集散地与整合地。
2.受众研究范围的拓展:关于“海外华人”有诸多不同的定义和解释,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辞海》对“海外华人”、“华侨”都有严格的界定:“海外华人”是“已经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人,是外国公民,亦称外籍华人”;“华侨”“指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这是狭义意义上的“海外华人”和“华侨”,以是否获得外国国籍和外国永久居留身份为区隔。海外的词典字典百科全书多从血缘和民族性来界定,牛津字典“华人(Chinese)”定义为“A native or national of China”或者 “Person of Chinese descent”,“A native or national”可以有多种翻译,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翻译,都是以民族和血缘、祖籍加以区分和界定。美国人口普查以“Chinese”统称所有具有中华民族血缘的人;美国政府将人口按种族分为六大类:白人或高加索种人;黑人、非洲裔美国人或具有黑人血统的人;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亚洲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其他太平洋岛民;其他种族。这是因为当海外华人置身于一个与其他民族杂处的社会环境中时,“Chinese”就不再是一个狭义的定义,而被视为一个整体概念,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族群,其自身的独特身份、是否持有中国护照,是留学生还是已经在当地居留多年等等反而被忽略不计了。新书采用美国国家人口局的分类,以“海外华人”泛指所有居住在两岸四地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将所有在两岸四地以外居留的华人都纳入研究范畴,不仅能够适应海外华人人口结构的发展变化,而且便于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进行受众研究。最近30年,欧美等国海外华人新移民人口成倍增长,已经成为海外华文媒体受众的主流。只要他/她具有中华民族血缘,能够阅读中文,都有可能是海外华文媒体的受众,都应该被纳入海外华文媒体受众的研究范畴,无论他/她持有什么样的身份或者签证,无论他/她以什么样的目的长期或短期旅居海外。
资料搜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我国学者王士谷、程曼丽等人在海外华文媒体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海外华文媒体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海外华文媒体分布在全球五大洲,而且历史跨度近两百年,因此资料搜集整理非常困难,第一手资料搜集整理更加困难。互联网是一种新兴媒体,由于缺乏专业的资料保存系统,很多网络媒体的资料已经永远消失了,为研究网络媒体发展史带来相当大的难度。新书的作者主要研究对象是最近20年崛起于海外的华文网络媒体,在IT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搜集了大量的网络资料,并通过访谈和实地调查等多种方式大量收集第一手资料,同时利用一些著名的网络评估公司的资料多方面加以补充相互印证,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海外华文网络媒体的专著。特别是新书搜集并保留了大量的海外华文网络媒体创始时期的资料,弥足珍贵。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新思维
海外华文媒体具有双重或多重文化背景,如果忽略其跨文化传播特征,忽略海外华文媒体与中国内地媒体的差距,很容易陷入泥潭甚至误导读者。新书将研究对象还原于跨文化语境中,有利于更准确把握海外华文媒体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
最近数十年,新闻学、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领域都出现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如何将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新闻史研究是一个新课题,也是深入进行新闻史研究所必须面临的问题。《海外华文网络媒体――跨文化语境》的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积极尝试。
新书以海外华人的视角,重点分析介绍了美国华文媒体的基本特征、市场状况以及受众选择的特点,以美国网络媒体的创业与发展为轴心,全面介绍了世界五大洲海外华文媒体现状,是海内外第一本系统研究最近30年海外华文媒体发展变化的专著。更为特殊的是,新书的作者在美国华文媒体工作多年,对海外华文媒体以及海外华人的精神需求、信息需求有着深刻的了解。作者在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采访了许多海外华文网站的创始人和知情者,从跨文化传播和传播学的角度,以全球化视角探讨海外华人―祖国―所在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的社会、不同地域文化环境对于海外华文媒体和受众市场的影响,对于海外华文媒体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未来发展方向有着精辟独到的分析和研究。作者借鉴了《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解释史》等西方新闻史学研究方式,注重背景研究和解释,从传播学和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媒体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原因,在新闻史研究和写作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
第4篇：新媒体研究论文范文
TeunAvanDijk是话语分析的翘楚,也是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盖了多种传媒话语的诸多类型(教科书、新闻报道、医患对话乃至旅游宣传手册、广告),对其中所表现出的认知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对各种话语类型尤其是政治话语进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传媒语言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与传播教授的AllanBell:作为一名多产的学者,AllanBell近30年来发表了与传媒语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64篇、专著5部(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献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这不是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的语言殖民主义”为题开始了传媒语言的语体研究,仅从这一点讲,称AllanBell为世界范围内首次研究传媒语言的“鼻祖”并不过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编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论文集首次将语言与大众传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论文集讨论了新闻广播语言、东西方新闻差异、广告以及图形传达意义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开学界对“电子邮件语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讨论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传媒语言有别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传媒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对传媒语言进行分析话语有助于详细了解媒体输出的本质,而语言分析侧重于文本(texts),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6]该论述高瞻远瞩,无论对话语分析还是传媒语言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俄罗斯大众传媒语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声称要发展传媒语言学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点研究仍集中在新闻语篇(现在被称为传媒语篇)以及迅速发展的功能和文体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编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论文集汇集了学者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分析:博客、电子邮件、传真、网络实时聊天系统(IRC)、聊天、即时通讯、短信(SMS)、情书、邮政卡和电子贺卡、电话、广播、电视,以及诸如网页文本、维基百科条目和网站超文本网站文化。文集对新媒体萌现、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变化以及相关新、旧媒体之间技术演进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8]
社会语言:传媒语言文化界面的回归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EdwardSapir及其学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性假说”在战后广为传播,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和思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谈民俗学(ethnographyofspeaking)来研究言语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认为语言事实上存在社会性层次的区分,而且社会层次(身份)和语言层次(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异体)是互相对应的。[9]70-80年代间,英国学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这类交往行为时提出“语言的社会网络理论”,对语言的维护和切换进行动态描写,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层说更细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学者提出语言国情学,强调语言有一种文化积累的功能。同时,大众传媒对“水门事件”的不断传播引发了语言学家在文化背景中对语言构成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学者HaroldInnis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1]美国学者PaulLevinson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13]
传媒与教育:传媒语言界面的人本回归
作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充当着传媒与教育的联姻的急先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UNESCO明确了媒体在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制定了参与和利用各种媒体发展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和战略,设立了“媒介教育项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通过媒介积极参与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并发展其批判性赏析能力。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共同创建了姊妹大学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讲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体内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学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参与学校内发展教育和媒体研发、促进全球媒介信息素养行动、创建媒介信息素养学习研发网络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体的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在语言学学术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传媒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课堂教学[14],英国学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电视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15],美国学者MarieWinn(197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MichaelWillie(1979)论述了传媒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肢体语言与文本语言)的结合增强了感官的刺激,从而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17]。英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全国理事会(NCTE)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教学指导方针之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用口头、书面和视觉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反馈、创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8]。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中学课程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了传媒特别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传媒语言界面的东学交融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相对而言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学核心期刊《新闻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随后,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开始译介、学习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与世界传播学界对话的共同经验范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一)学术论文:方兴未艾在我国,各类期刊上对传媒语言的研究始自语言学或外语教学领域。以我国最早的外语类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为例,该刊早在1959年第5期有3篇文章分别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集中介绍了中外高校在外语教学中利用现代技术设备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刊第二次介绍刊登同一类型的问题却是25年之后的事了。1979年,学术界开始对“电影剧作的语言特色”[19]和“现代俄语报刊语言句法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20]1980年出现了“新闻标题英语”[21]、“新闻广播语言的特点和词语变化”[22]、“刊物的科技资料翻译”问题[23]、“对外语(西班牙语)电视语言的分析”[24]以及“广告英语”等方面的研究论文,遗憾的是6年之后学界才出现了对广告语言的再次学术探讨。1986年,学界开始对“两篇旅游文章的文体比较”的研究。[25]1987年,陈四益指出“报纸杂志的编辑要负起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责任语文建设”,[26]12年后张普在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中提交了“关于网络时代语言规划的思考”的学术论文[27],堪称国内学术界传媒语言规范与规划研究的先驱。2003年,王翰东在《电视通俗文化中的话语活动》通过对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简要介绍,论证了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平行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对豪车与美女的广告模式与竞猜秀中潜藏的意识形态作了分析。[28]2004年后,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研究乏善可陈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传播新领域的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等6种期刊中,符号学、话语分析理论论文数量共26篇,占所有论文总数的23%,位居2004年所有议题的榜首。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传媒语言的研究散见于学术期刊论文,如网络语言方面,多从修辞的角度研究新词新语,研究内容和方法集中在字词和语用、修辞等方面;还有不少论述从语用学的视角对报刊语言、影视语言(新闻、主持人话语风格)、网络话语(网络聊天话语、电子邮件等)、手机语言(SMS)、广告语言、外宣语言交际进行话语对比分析以及研究新闻语言、学术语篇的语用语体。还有的研究专注于传媒语言的翻译工作,覆盖范围较广,涉及影视语际互译、学术语篇、外宣资料公示语及创意产业翻译研究等方面。(二)专著研究:整合成型2000年,齐沪扬出版了《传播语言学》一书,在语言学界首开传播学与语言交叉研究先河,对语言符号、语言信息进行界定,并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语言理解和语言运用的过程,借用传播学的术语介绍了语言传播的类型、语言传播的媒介及其效果;[29]2002年,许嘉璐在姚喜双、郭龙生编著的《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序言中首次提出了“传媒语言”的概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社科院姚喜双、郭龙生提出了传媒语言研究应该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传媒语言的定性、内涵、外延分类及规范等[30]。2004年,于根元教授就传媒语言研究从学术定位、方法、分类、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31]2005年,童之侠出版了《国际传播语言学》一书,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国际传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国际传播语言学的理论来源与相关学科、传播媒体及其语言特点、报纸期刊及其语言特点、广播电视及其语言特点等。[32]俞香顺(2005)的《传媒•语言•社会》[33]以及纪秀生、索燕华2010年出版的《传播语言学》[34]探讨了语言在传播中的特性、语言在传播中的功能、语言在传播中的局限、语言在传播中的发展、文学语言的传播艺术、新闻眼的传播形态、广告语言的传播功能等。(三)学位建设:引领潮流国内学界对传媒语言系统研究“集大成者”当属姚喜双教授:姚喜双教授身兼教育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语委语用所所长、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主任、广播电视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等数职,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央电视台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姚喜双围绕“媒体与语言”主持完成了一系列部级项目——“媒体及媒体语言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广播电视等媒体语言研究”(国家语委“十五”科研规划项目)等,编著了《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2002)、《媒体语言大家谈》(2004)等著述,以广播电视语言为原点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论文,并于2009年在国内首创“媒体语言学”方向博士点。[35]纵观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申报,从1993-2011年共有114项课题涉及传媒语言研究。
第5篇：新媒体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媒体融合 可视化 CSSCI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自此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成为当前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的一项紧迫任务。就国内当前媒体融合研究而言，陈昌凤将之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融合的必要性、迫切性；什么是媒体融合、如何融合；在大型活动的报道业务中如何运用融合手段；国内各类媒体的实践和探索；国际媒体的经验介绍与分析；融合中的版权与伦理问题；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与人才培养；融合带来的表达方式、传播话语的变化 。综上，学界目前对进入新千年以来的媒体融合研究综述分析较少，基于此，本文拟通过CiteSpace Ⅲ软件工具，以CSSCI辐射整个学术场域，对2000年以来国内媒体融合研究现状进行可视化分析，勾勒媒介融合知识图谱，为学界、业界今后相关学习、研究和实践提供基础借鉴。
一、研究工具及过程
CiteSpace Ⅲ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于2004年开发的一种用于分析和可视共引网络的信息可视化软件，该软件可以通过共被引和关键词共现来探测某一科学领域的研究现状和趋势，揭示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展现该领域的知识地图和发展全貌。根据研究目标，笔者于2015年10月19日利用CSSCI数据库的高级检索中的“来源文献检索”功能，以“媒体融合”、“媒介融合”作为关键词，确定检索策略“媒体融合or媒介融合”，检索2000-2015年间的文献，共检索到相关记录635条。将符合条件的文献全著录格式下载，文件另存为UTF-8格式，并以download.txt为其命名。利用CSSCI格式转换工具，将检索所得的记录进行格式转换，进而将条文献记录导入至CiteSpace Ⅲ，新建项目，设定各项参数。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媒体融合研究进入爆发阶段
衡量某领域发展的重要指标就是学术论文数量的变化，对其文献分布作历史的、全面的统计，绘制相应的分布曲线，为评价该领域所处的阶段，预测发展趋势和动态具有重要意义。据此，可将2000年以来国内媒体融合研究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2000年至2005年，5年时间仅有两篇相关论文，2001年至2004年发文量0篇，体现出该研究领域在该时段基本处于真空状态，媒体融合远未引起学界的重视。起步阶段：2006年至2012年，文献数量突破个位数，首次显现平缓增长态势。爆发阶段：2013年至今，相关研究进入大幅增长时期，包括新闻传媒学界在内的许多人文社会学科广泛探讨媒体融合的发展方向，掀起媒体融合研究热潮。本轮“媒体融合热”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背景。成熟阶段：2016年乃至未来几年，随着国家政策导向及业界转型需求，有关媒体融合研究的论文数量将会持续大幅增长，迎来媒体融合研究的井喷，此阶段将呈现螺旋迭代深度发展特征。
（二）基于CiteSpace Ⅲ的研究结论分析
在CiteSpace Ⅲ中，将时间跨度设为“2000-2015”，time slice设为1，选择网络节点类型“Cited Author”，设置三个参数的阈值分别为（2，2，20）、（4，3，20）和（3，3，20），确定前、中、后3个时间分区中的被引次数C（Citation）、共被引次数CC（Co-Citation）、共被引系数CCV（C-Citation Variance），其余时间分区的阈值由软件利用线性插值算法自动生成。分别绘制作者共被引知识图谱、期刊共被引知识图谱、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1、高影响力作者。
在知识图谱绘制中，节点年轮代表作者在不同时间的被引用情况，年轮越厚意味着相应时间被引用次数越多，因此节点直径与作者被引次数成正比。在媒体融合主题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有蔡雯（频次49，中心度0.24），作为第一位把“媒体融合”概念介绍到国内的教授，可谓媒体融合研究领域的先行者和拓荒者，在媒体融合研究的早期便及时将媒介经济学、流程管理、新闻实践等众多研究媒体融合的信息融会贯通，整理成文。后续研究更多关注了媒体融合时代下的融合新闻，提出了“内容重整与组织重构”、“整体策划与内容共创”等事务建议。在该领域影响力较高的作者依次如彭兰，在早期研究指出融合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合”是为了更好的“分”，通过融合达到更高层次 ；喻国明，在《媒介经济学》中从传媒经济学的角度思考了媒体融合现象及其影响，指出媒介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明显；王菲、高钢、宋昭勋、孟建、匡文波、许颖、陈力丹、熊澄宇等。
2、高被引频次期刊杂志。
《国际新闻界》以55被引频次在媒体融合主题研究相关期刊中排名第一，首次被引时间是2005年。《中国记者》、《新闻与写作》、《新闻战线》、《当代传播》、《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传媒》、《新闻记者》、《青年记者》、《传媒观察》的被引频次分别为43、23、20、19、19、18、16、15、10。不难看出，新闻学和传播学领域下的期刊在媒体融合研究领域中的主体和核心地位。不过对比国外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外对媒体融合的研究除新闻传播学科外，还包括广义的信息管理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教育学等。由此可以得到启发，当前国内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仍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要充分l挥本学科优势，更要突破学科专业藩篱，吸引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吸纳更多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拓宽研究范围，细化研究粒度。
3、高被引文献。
在被引文献图谱中，被引频次越高，则对应节点直径越大。此外，中心度指标反映的是文献对应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中介和桥梁作用。它与被引频次不同，是与时间无关的一个指标。中心度大则意味着该文献在相应知识领域中有更重要的贡献，甚至反应、代表着该知识领域的研究转折点。通过研究发现，高被引文献有以下两类：媒体融合核心概念、关键假设、本质定位、特征趋势的学理性溯源，如通过追溯Convergence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历史演进，阐释了不同传播语境下该词所表达的6种不同涵义 ，再如将媒体融合分成媒介互动、媒介整合和媒介大融合三层次，强调内容和服务应该是关注重点；国内外融合成功案例、经验进行详细介绍，从理论上探讨媒体融合主题研究发展方向，如“新闻传播的变化融合了什么――从美国新闻传播的变化谈起”，在国外先进经验个案详述基础上，从新闻传播业务角度指出国内融合新闻的研究角度有“传播业务整合和流程管理”、“新闻人才需求的变化”等。综上基础理论性研究为后继学界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4、热点研究主体与客体。
鲁道夫・斯得博指出媒介进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技术、文化、经济和法律与政治。每一个方面都可被视为一个分散的、独立的平台，都依据自己的规律运作，但同时四个方面又相互影响。以此区分为基础，结合研究论文的相关内容信息（题名、摘要）及研究关键词词频数据得知，2000年以来，媒体融合领域的研究主体分别涉及新媒体、全媒体、传统媒体（含广播电视、电视节目）、新闻教育（含新闻学）、社交媒体、微博、自媒体、网络媒体、数字出版及传统出版等。热点研究客体如技术面向的三网融合、数字化、数字技术；文化面向的媒介素养、互联网思维、传播力；经济面向的文化产业、媒介生态、产业融合、内容生产、传媒产业；以及法律与政治面向的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舆论引导、媒介环境。
5、研究前沿趋势分析。
Burst值，即在一个时段内发表文献中突增的节点，中文翻译为引文突增点，可用于表征某研究前沿的发展趋势。本次运行探测出该领域下共计13个膨胀词。首先由于2000年至2005年媒体融合领域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因此未见膨胀词出现。2006年的膨胀词分别是“新媒体”和“数字媒体”。新媒体是2006年最流行的词语之一，也是歧义最多的词语之一，2005年数个新闻传播学领域杂志期刊开设新媒体专栏后，该关键词在2006突变属意料之中。三网融合几经波折后，于2010年12个试点城市名单及方案得以公布，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因此该词在这一年成为膨胀词，该结果与中央顶层设计、政策导向、实践探索高度相关。2011年的膨胀词分别是“全媒体”、“媒介融合时代”和“新闻学”，体现出学界除了关注时代变化、产业动向外，对新闻学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如何创新发展、如何教书育人做出了深入、积极思考。据CNNIC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国内微博用户规模达3.09亿，在网民中的用户比例达到54.7%。“微博”如是成为2012年膨胀词。2013年理论界回归冷静思考，“传媒”的发展、走向，传统“报业”、“出版业”何去何从等问题集中爆发，该趋势一直延续到2014年，如“电视”关键词的膨胀。
纵览近年媒介融合研究，始终紧密围绕在国家政策，业界实践左右。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媒体融合领域的前沿趋势将集中于以下几点：传统媒体在融合发展下的崩解与坚守，如在两微一端运营中存在新闻同质化、经费来源受限、疏于管理规范、服务意识淡薄等问题；媒介形态重组；传统媒体转型过程中如何做好数据新闻、抢占移动入口、与自媒体融合共生、强化用户思维等。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媒体平台与自媒体创作者融合、多媒体内容与场景融合、媒体内容与社交和服务融合。新型媒体、青年及现象媒体、智能媒体、未来媒体、互联网+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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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俊超：《解读2014“媒介融合热”》，《新闻战线》2015年第1期，第7页
[6]蔡雯：《媒介融合趋势下如何实现内容重整与报道创新――再论“融合新闻”及其实施策略》，《新闻战线》2007年第8期，第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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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许颖：《互动・整合・大融合――媒体融合的三个层次》，《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第32-36页
[10]蔡雯：《新闻传播的变化融合了什么――从美国新闻传播的变化谈起》，《中国记者》2005年第9期，第70-72页
[11]RudolfSt&ober撰，《媒介进化是什么――新媒介历史的理论化阐释》，《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0期，第55-56页
第6篇：新媒体研究论文范文
[摘要]：
十几年来，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对中国媒介自身发展、相关学术研究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引领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也同时存在不少问题，如呈现出“无语”、“无理”、“无力”的状态。未来的媒介批评研究若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应当加强“中外结合”、“内外结合”、“事理结合”。
1996年初，《现代传播》——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了中国内地首次媒介理论批评研讨会，共刊登发表了6篇文章，介绍了媒介批评的起源、定义、特性、职责、理念、方法等。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着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我们注意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对中国媒介自身发展、相关学术研究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引领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性地看到，媒介批评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呈现出“无语”、“无理”、“无力”的状态；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未来的媒介批评研究应当加强“中外结合”、“内外结合”、“事理结合”。
今天，的新闻传播界同仁首次聚集于此，对媒介批评展开研讨，我相信这将为十几年来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作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也将为中国媒介批评接下来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电视50周年，这又为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增加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我首先祝贺本次大会圆满召开，也相信本次大会必将在中国媒介批评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媒介批评的意义
媒介批评与大众媒介的发生发展相伴相随，以美国媒介批评为例，媒介批评往往是在大众媒介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负面问题时，担当着矫正、监督、制衡的角色、职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流行着煽情主义、商业主义等不正之风，各大报纸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争相报道黄色、暴力、、犯罪、灾难等负面信息，引起政府、研究者、读者的强烈不满，因此，美国新闻界开始反省，展开新闻自律大讨论，这种背景下媒介批评应运而生。至今为止，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其媒介批评研究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内地，媒介研究也只有十几年。尽管如此，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研究还是对媒介自身发展、媒介学术研究的拓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引领作出了积极贡献。
1、现实意义——促进媒介生产自觉自律。如同艺术生产、文学生产一样，完整的媒介生产应该包括品评、鉴赏、批评环节，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产品引起的媒介现象、营造的媒介文化给予价值判断，因此只要媒介存在，媒介批评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就如同媒介的一面“反光镜”，时刻给媒介发展以警醒。20世纪90年代中期，媒介批评研究传入中国，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都处于转型期，大众传媒尽管处在快速发展时期，但同样面临着转型，媒介市场化、产业化趋势不可阻挡，由此带来了诸多问题：第一，媒体工作者尤其是一些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滑坡，比如滥用监督权、侵犯隐私权、“有偿新闻”现象等；第二，媒介产品的质量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一些粗制滥造的低劣产品不仅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更是带来了精神污染；第三，泛娱乐化、低俗化带来不健康的媒介文化；第四，传统的媒介管理体制不断受到质疑。这些现象的背后我们都能听到媒介批评的声音，例如对唯收视率、唯收听率、唯发行量至上的媒介评价标准的批判，对媒介工作者职业道德的拷问，对媒介伦理、媒介素养、媒介法规、媒介公信力、媒介美誉度的呼吁，对传媒体制种种弊端的质问，等等。及时指出了媒介发展中的不良现象，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这些不良势头的蔓延，基本回答了媒介发展中面临的困惑和迷茫，为净化整个媒介的生态环境，促进媒介生产朝着健康方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学术意义——促进媒介研究全面深入。媒介批评研究自从由西方引入中国之后，便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一些学术期刊开辟了媒介批评研究专栏，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媒介批评的杂志，还有一些重量级的科研项目获准立项，于是大量研究媒介批评的报告、论文、编著、译著和专著出现。在这种基础之上，媒介批评的研究在广度上不断拓展，在深度上不断深入，媒介批评的研究也愈发的成熟。然而媒介批评的意义不仅在于一个研究领域的开掘和深化，更重要的是随着媒介批评的研究的深入，大众媒介的理论研究也随之深入和拓展，尤其是对新闻传播学研究、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电影学以及新闻出版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媒介批评实践为媒介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素材。媒介批评深受各种媒介重视，它们或开辟专栏、或开辟专题，甚至开辟专门频道，积极开展媒介批评实践：如人民日报编辑部公开出版的《人民日报评报选萃》、《新闻传媒阅评》；如中央电视台利用央视国际网站开设《电视批判》频道；如专业性的新闻传播类网站中华传媒网、综合性主流网站新华网以及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等都有自己的传媒频道或者媒介批评专题，这些媒介批评实践活动及时、全面、集中反映了媒介的传播效果和媒介存在的问题，为媒介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为深入研究媒介发展的内在规律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媒介批评在高校传媒教育中深受重视。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全国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写的《新闻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研究报告》中，“媒介批评”被列为新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甚至在一些高校新闻传播学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考试中，媒介批评被作为一门必考科目。第三，媒介批评在媒介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随着媒介批评研究的深入，媒介批评不仅仅存在于新闻传播学科，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都出现了专门的批评研究，如在电视批评学、电影批评学的研究上都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值得一提的是，媒介批评受到文化批评者的关注，有学者甚至提出，媒介批评就是文化批评在新时期的反应。第四，媒介批评对相关学科的体系建设和完善是一个补充。文学的繁荣与文艺批评是分不开的，媒介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同样离不开成熟完善的批评体系，电视批评研究、电影批评研究、网络批评研究，为各自学科体系的完善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3、社会意义——促进媒介文化民主开放。媒介批评是媒介的一种自律自省行为，同时也是受众对媒介的一种自觉自主行为。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媒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媒介产品营造的文化当中，人们的生活观、价值观、审美观都或多或少的在受传媒的影响。但随着受众意识的觉醒，受众不再是媒介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参与者，甚至是干预者，媒介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不断被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络媒介，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一种变化就是媒介的参与性越来越强，“你写我看”、“你说我听”、“你拍我看”的模式已经大大改观，取而代之的是大家都是“主角”，读者的意见、观众的意愿、网友的兴趣爱好等成为各种媒介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它们媒介产品的形式特点和内容安排，例如近年来，电视媒体一些参与意识强的节目类型像竞猜类节目、赛事类节目、选秀类节目等受热捧就与此有关，观众的参与意识得到关注和尊重，节目的受关注程度也自然就会有所提高。而网络媒体就如同是一个开放的大秀场，没有门槛，没有限制，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参与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受众参与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媒介不再对受众熟视无睹，受众的意见、建议、言论、价值取向、趣味、品味等都引起媒介的高度重视，媒介批评带来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变化，不再是独裁与被独裁的关系，而更趋向于民主。媒介产品因为观众的参与而不那么封闭，显得更加开放，所营造出来的媒介文化也显得更加和谐轻松而乐于接受。
二、当前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
媒介批评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为中国媒介发展、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但在成绩取得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正视目前中国内地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特点。
1、“无语”——专业性和时效性不足。近些年出现的一些媒介事件、媒介现象，如“超女”，遗憾的是我们的媒介批评界并没有及时地给予理论上的引导和批评，导致各种评论沸沸扬扬，社会公众不知所措，处于“失语”状态。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第一，缺乏专业性，没有独立的客观的公正的立场。容易受制于商业利益的驱使，所谓“拿别人的手软，吃别人的嘴短”，媒介批评成为了媒介产品的鼓嗓者，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说，或说而不真，媒介批评似乎沦落为一种工器，一方面采取“捧杀”，为各种媒介产品做无原则的吹嘘和追捧，客观公正的、直言不讳的评论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是骂杀，即情绪化的感性的毫无根据的指责甚至是谩骂。第二，缺乏时效性，理论批评严重滞后于实践的发展，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媒介批评对媒介实践要起到理论指引作用，就要求媒介批评能够迅速做出反映，对新进发生的媒介现象、媒介事件给予理论上的引导，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批评”的功效，否则全是马后炮，只是对媒介事件的一种总结，就是去了媒介批评的职责。
2、“无理”——科学性和人文性不足。所谓“无理”首先指的是没有学理。目前的媒介批评的对象、定义、内涵、外延、特征、功能、价值等基本命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更不用说媒介批评的方法、模式、范式等中观问题，至于媒介批评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还尚待完善，因此媒介批评有时显得随性、随意、随便。对一些媒介现象的分析不是站在学理的立场上，而因个人的好恶、情绪好坏就大放厥词，争而不辩，争而不议，只是“争斗”毫无建设，甚至到了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针对个人的攻击、谩骂、指责的地步。其次是没有情理，即媒介批评缺乏人文性，缺少善意的、富于建设性的批评。在媒介产业化、商业化的潮流中我们急需以人为本、富于感染力、具有高品位、高品质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媒介批评。
3、“无力”——权威性和规模性不足。之所以出现媒介批评“疲软”的现象首先是因为媒介批评在质量不高，缺乏权威性。我们发现很多批评一般性描述多，有见地的观点少。媒介批评重在批评，即要依据合理、合法、公正的标准，来判断媒介产品、媒介现象的意义的有无和价值的大小。因此媒介批评不是隔靴搔痒，而是要直面现实，并拿出勇气和科学依据，明辨是非，对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媒介产品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使其功能最大化；对有害于国家、有害于民族、有害于人民、有害于社会的媒介产品坚决予以反击。“无力”的第二个原因是数量上的不足，难以形成规模。这个规模一是指一定规模的媒介批评人士，二是指一定规模的媒介批评言论，由于平台的缺乏，组织的不健全等诸多因素，导致媒介批评难以形成连续性、大规模的言论，因此很难形成较大的影响力。
三、对媒介批评研究的几点建议
媒介批评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发展还欠成熟，要建立成熟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就需要海纳百川，从西方相对成熟完整的媒介批评体系中寻求可资借鉴之处，从其他相对成熟的批评体系中吸取经验，并紧随中国媒介发展的实际需求，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联系实际，努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之路。
1、中外结合——全球化视野、本土化道路。媒介批评起源于西方，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他们在媒介批评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上都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如美国的“党刊论战”、新闻评议等媒介批评实践，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报刊的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评思想，欧洲批评学派的媒介批评理论，北美学院派的媒介批评思想等，这些思想家、哲学家在媒介批评理论深度和理论高度上作出了精辟的阐释，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研究。但一味的照搬照抄，食而不化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媒介批评问题，中国的媒介批评更要符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实际，立足中国媒介发展的实际。纯粹的西化解决不了中国媒介批评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中遇见的问题，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更是对中国的媒介批评的开展毫无裨益。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体系，需要全球化的视野，本土化的道路，在与西方广泛交流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成熟的经验、先进的理论，并将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第7篇：新媒体研究论文范文
“今天，你围脖了吗？”成了如今最新的日常问候语。“围脖”即“微博”（微型博客），一般长度不超过140字，可以通过电脑网络或者手机上网更新内容或查看页面。由于形式精简，支持文字、图片、视频等多媒体信息传播，可同时满足多层次社交需求，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集多种媒体功能一身的手机和微博的结合，成为移动化的个人终端和网络微博的结合，人们可以通过手机把自己目前的行踪、心情、感受、所见所闻等以各种形式发送到微博上，让周围的家人、朋友以及任何关注“我”的人，随时了解自己的状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国微博用户数达到2.5亿，较上一年底增长了296.0%，网民使用率为48.7%。手机微博2011年的使用率同比增加了23个百分点，是增长幅度最高的手机应用，CNNIC分析认为手机微博将是继即时通信之后，又一个吸引网民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关键应用[1]。
手机微博用户快速增长是否表示用户对这一新媒体感到满意？其用户使用动机和满足之间是否有所关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用户使用手机微博的动机，而且可以完善这一新媒体的生长环境，促进其健康发展。由于手机微博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媒体本身出发的定性研究，缺少来自用户角度的实证研究。作为传播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使用与满足理论强调用户对传播媒体的使用，以此来满足需求。本文试图运用该理论，针对用户对手机微博的使用，通过数据统计分析，探讨用户手机微博的使用动机，分析其动机与满足之间的关系。
2相关理论
2.1使用与满足理论
1974年卡茨在《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一文中首先提出“使用与满足”理论，该理论认为受众是媒体的“主动用户”，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接触媒体，从中得到满足，并将受众的媒体接触行为概括为一个“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体期待——媒体接触——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相对于以往研究媒体对用户做了什么？使用与满足理论侧重于研究用户能使用媒体做什么[2]？
使用与满足理论有5个基本假设：①用户使用大众传播媒体是有目的的，用户基于心理和社会需求，想通过使用媒体来获得满足。②传播过程需要靠用户把媒体使用和需求满足联系起来，用户是媒体的主动使用者，用户使用媒体来满足需求。③大众传播媒体所能满足的需求，只是用户需求的一部分，媒体在满足这些需求上，必须与其他来源，比如人际传播或其他传统的需求满足方式相竞争。④研究资料来源于用户的自我报告。该理论假设用户是理性的，能了解自己的兴趣和动机，并且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研究者根据用户回答推断用户使用媒体的目的。⑤不必要对大众传播媒体下任何价值判断[2]。使用与满足理论有三个目标：解释个人如何使用大众媒体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了解媒体行为的动机；认知需求、动机和行为所引起的功能和结果[3]。
整体而言，使用与满足理论强调个人的自主性，比较忽视社会结构和媒体结构以及媒体本身的特点对用户的影响，而这些要素在新媒体时代却非常重要，因此在应用该理论研究新媒体时，要有所调整和补充。
2.2新媒体的使用与满足
新媒体是相对于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新媒体，是依托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技术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新兴媒体[4]。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媒体大量出现，人们有了更多的媒体选择。由于新媒体有别于传统媒体的一些特点，比如互动性、工具性、时尚性等，再加上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媒体使用动机。卡茨等人在1974年提出使用与满足理论时，诸多新媒体尚未出现，所以传统理论并没有涉及到新媒体的使用与满足，为此，国外学者补充提出了对新媒体的使用与满足的6个思考方向：①选择的补充；②互动的特征；③个人间的互动；④个性化满足；⑤理论焦点的拓展；⑥新媒体与受众的关系。结合这6个思考方向，通过综合社会文化结构和个人综合素质来重新审视用户使用媒体的心理动机，包括预期的利益交换、建立虚拟社群的认同感、与人互动的心理满足感等，有助于了解新传播科技的使用活动以及新媒体可能带来的传播效果[5]。
一般说来，媒体使用动机研究分为4种：①比较不同媒体的使用动机；②研究某个特定媒体的使用动机；③探讨某一特定类型节目的使用；④研究某一特定节目[6]。本文属于特定媒体研究，目前此类新媒体的使用动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外有不少文献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提出过新媒体的使用动机，尽管看法不完全一致，但一般都包括以下几方面：①获取和信息需求；②娱乐休闲和逃避需求；③个人和社会利益需求；④互动和自我实现需求。需要强调的是，在新媒体时代，这些分类不应互相排斥，不应将使用目的单一化为某个动机，这不能充分反映用户的媒体使用与满足情况。同时要注意到，动机并不是影响媒体选择行为的唯一因素，满足程度在预测用户如何选择媒体上亦发挥相当作用，所以对新媒体的研究可以从使用动机和满足程度两方面综合考虑。
3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网络在线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手机微博的使用与满足调查。由于使用手机微博的首要前提条件必须是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所以采用网络调查方法不仅可以缩小调查范围，切合实际，而且利用专业的在线调查网站可以利用内在的逻辑校验等分析工具，自动筛除不符合调查要求的样本，提高数据的准确性。
3.1问卷设计
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假设，结合相关文献提出的新媒体使用动机，从手机微博的使用时间、使用动机、使用满意度等方面进行问卷设计，共25个题目，组成手机微博消费体验研究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形式，将选项分为5个备选答案：“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请受访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在5个选项中选择最符合自身想法的答案。
3.2问卷发放及回收
2011年7月1日将手机微博消费体验的研究问卷提交至专业在线问卷调查平台，链接地址为：.
[4] 张幼斌,李亚昕.新媒体对广告传播模式的影响[EB/OL].[2011-10-10].省略/a/wenhua/xinmeiti/2011/0727/71440.html.
[5] 杨意菁.网际网路媒体使用与满足研究[EB/OL].[201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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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百度百科.KMO检验[EB/OL].baike.省略/view/2461745.htm,2011-10-10.
第8篇：新媒体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网络动员 作用机制 自媒体
当前自媒体规模庞大发展速度极快，社会影响力日益剧增，舆论的聚合效应凸显，其在舆论场的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现阶段国情所限，社会化的自媒体所承载的社会功能远高于一般的沟通工具与信息途径，它承载着包括内容传播、法律审判、国际博弈、商业营销等各种功能。在面对一些突发事件、敏感话题、民生等问题时，自媒体中各种言论会纷纷出现，正确的与错误的、主流的与非主流的、情绪化的与理论的观点相互交织，使得统一认识的难度加大，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频繁发生的网络动员活动，正在对我国社会和媒介生态格局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成为近年来的网络热点和政府管理难点。
一、当前我国自媒体网络动员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通过对相关期刊、文献整理分析后发现目前学术界对网络动员该课题有一定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动员的管理。这一方面典型的研究如南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徐祖迎博士其毕业论文就是研究《网络动员及其管理》，在这篇研究论文中，他分析了网络动员如何成功发起以及网络动员对传播双方的不同影响，论述了网络动员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评价的二元对立、侵犯公民权利、对公正审判的干扰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尊重和保障民众网络表达权的基础上，对民众的网络表达权进行合理的限制。
2、网络动员机制研究。这一方面研究的文章不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涂光晋教授2013年01月发表于《新闻界》的《基于新浪微博平台的网络动员机制研究》。这篇论文研究根据参与者卷入程度的不同,将微博动员分为线上动员和线下动员两个层次,并试图从社会心理和人际传播两个角度分析微博动员区别于以往网络动员的新机制。
3、网络动员的应用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网络动员的具体应用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网络公益的共意动员》、《网络动员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免费午餐’为例》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倪宁教授2012年9月发表于《国际新闻界》的论文《全球性网络动员如何可能?――基于《KONY 2012》的案例考察》，通过分析网络动员的资源优势与动员机制，提出全球性的网络动员情感建构，可以从两个层面：1、道义感的情感唤起；2、草根化的身份认同。该论文认为网络动员是构建全球公共领域的有益尝试。
通过对上述关于自媒体网络动员的研究文献整理分析后发现，目前我国对自媒体网络动员有一定的研究，但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有些分散、零碎，综合性的研究也一般基于行政管理或社会学的视角。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研究目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自媒体网络动员成因、类别等基本问题尚无具体统一的界定；二、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研究较零散，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如自媒体网络动员的社会心理机制、人际传播机制、资源动员机制的等研究都只存在于个别论文的零碎片段中，缺乏整合。三、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政府控制与调节缺乏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对策。
二、当前我国自媒体网络动员研究中的难点
1 海量的资料与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
“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及管理对策”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选题，它会涉及到众多的自媒体网络动员事件。自媒体网络动员事件参与的人物大多匿名、分散、去中心化，@些网络动员事件的相关信息庞大，时常属于亿计，对如此巨大且分散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有着较大的难度，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段与技术分析能力。
2 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研究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
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的研究目前尚无整体论述，需要做出理论性的解释框架。这些研究涉及社会学、传播学、管理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对研究者的基础理论积累要求较高。本课题研究者学科理论背景为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统计学等虽然有所接触，但目前未有更深一步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积累。因此，如何把握与整合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成为该选题涵待解决的问题。
3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自媒体网络动员监控、引导、管理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工程。自媒体网络动员虽然存在着如成员相对匿名、波及范围广、随热点的转移快速爆发和消退、去中心化、组织性差、难以控制等特点，但是现阶段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产生、扩散都是在网络上进行的，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支撑对相关IP及数据的整理分析。如基于互联网IP、cookies、网络机器人等技术：在用户层面可以明确的分析是谁、他的喜好、传播了什么事件、传播地点、传播内容、传播使用媒介；在内容层面，可以明确展现话题关键词、内容热点、话题讨论的集中区域、内容转载频次；在自媒体网络传播媒介方面，可以明确呈现不同媒介的话题量、介入方式、扩散方式。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管理应该着手建立基于大数据的自媒体网络动员监控、引导、管理体系。网络事件都有着特定的要素如时间、地点、人物、内容等，技术方面可以针对相关关键词作监控，如4月3日晚“朝阳区798艺术区的和颐酒店遭遇陌生男子袭击”这一网络动员事件，如果有将朝阳、袭击等作为关键词监控，并设定一定的警戒级别，及时推送到相关管理部门，可以在网络事件发起的初始阶段及时涉入，增加应对主动性。同时也应该建立自媒体网络动员管理的责任清单制度，及时处理与反馈。
立足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建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网络动员监控、引导、管理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工程。除了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全景、作用机制、政府管理方式与经验有全局的研究外，它还需要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有一定的研究。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的研究要能够导出一套衡量内容、传播、事态的变量，变量的导出需要大量数据、资料、案例的整合分析，同时还需要一定的统计学相关的知识。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工程量大且复杂。
参考文献：
[1]刘琼.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与管理对策[J].学术论坛,2010（08）.
[2]聂智.论虚拟社会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D].中南大学，2013
第9篇：新媒体研究论文范文
从调查结果来看，有关社会化媒体的研究始于2008年，文献数量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2011年之后，研究成果迅速激增。从文献分布来看，美国贡献了超过半数的论文；其次是澳大利亚，占总数的10%；英国居第三位，占总数的6%。从研究的主题分布来看，超过30%的文献研究的是社会化媒体在商业和经济方面的应用，超过11%的文献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研究社会化媒体，从媒介视角研究社会化媒体的文献占到总数的6.3%，其他则分布在信息科学、图书馆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
社会化媒体的基础理论研究
社会化媒体的基础理论研究是一个尚不成熟的领域，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甚至在一些基本概念、特征、范围等问题上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概念与特征研究。2007年，Antony Mayfield 在《 什么是社会化媒体》（《What is Social Media》）一书中为社会化媒体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即“社会化媒体是一系列网络媒体的总称，这些媒体具有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连通性的特点”。他认为，社会化媒体最大的特点是“赋予每个人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并将社会化媒体的基本形态分为七大类：社交网络、博客、维基、播客、论坛、内容社区和微博。Mayfield的定义成为学者们认识社会化媒体的重要起点。Kietzmann等人将社会化媒体定义为“超过了社会交往的内涵的社会化互动媒体，随时随地、门槛低和广泛的传播技术能使社会化媒体改变组织、群体和个人沟通方式”。他们观点的共性在于强调互动，因此暂时称之为“基于互动角度的概念”。
之后，后继学者又对社会化媒体提出了不同的定义：第一种是基于技术角度的界定，如Kaplan和Haenlein 提出社会化媒体是在 Web 2.0 技术的基础之上，允许人们交换自主创造内容的应用；第二种是美国公共关系协会提出的，认为社会化媒体是指支撑网络的那些工具和服务；第三种是基于网络结构的界定，如Toni Ahlqvist等人提出社会化媒体的一个重要元素是人际关系网，人际关系网反映了社会化媒体不再是所谓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漫无目的的传播，而是要依附于一定的关系网络，这也使得社会化媒体与传统媒体有了本质的区别。
此外，还有基于传播特点或者应用形态的界定，如认为社会化媒体具有内容碎片化、传播时空碎片化、受众碎片化、人们心智和生活方式碎片化的特性；还有一些学者将社会化媒体应用形式定义为博客、维基、播客、BBS、社交网络、内容社区和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就是由这些工具构建的社会化网络及其服务平台。
分类及类型研究。随着网络应用形态的丰富，社会化媒体所指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有必要对其进行科学的分类。然而，仅仅依据应用形态来分类显然缺乏学理依据，且难以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跨越。
Kaplan和Haenlein 运用媒介研究中的社会临场感理论（Social Presence）、媒介丰富度理论（Media Riches）以及社会过程理论，构建了一个二维表，根据表格将业已存在的社会化媒体分为不同的类别。在该分类方式下，就社会临场感和媒介丰富性来说，协作项目（如维基百科）和博客的程度是最低的，因为它们基本是基于文本的，因此交流空间较小；高一个层次是内容社区（如YouTube）以及社交网络（如Facebook），它们在文本交流之外还可以分享图片、视频以及其他形式的内容；最高层次的是虚拟游戏世界和虚拟社交世界（如“魔兽世界”“第二人生”），它试图在虚拟世界中复制面对面交往的所有维度。就自我展示和自我披露来说，博客比协作项目的程度高，因为后者主要聚焦于某一领域的内容；同理，社交网站比内容社区的自我披露程度更高；虚拟社交世界比虚拟游戏世界的自我披露程度更高，因为后者的用户是要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并以特定方式行动的。
Lietzmann和Hermkens等对社会化媒体的分类建立在对其功能性的区分上。他们首先提出了社会化媒体应该具有的七个基础功能模块（Functional Building Blocks），即认同、交谈、分享、存在、关系、声誉及群组：“认同”功能块表现出用户的社会化媒体设置在多大程度上透露他们的身份信息，包括姓名、年龄、性别、职业、所在地以及其他信息；“交谈”表现用户在多大程度上使用社会化媒体进行交流；“分享”是指用户使用社会化媒体来交换、、获取信息；“存在”是指用户可以在何种程度上与其他用户取得联系，这包括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情况；“关系”是指用户与其他用户之间的联系，具体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用户通过某种方式来相互交谈、分享社会事务、面晤或者仅仅是将对方加入好友列表；“声誉”是指用户如何识别他人及自己在社会化媒体中的地位（声誉在不同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上有不同的含义，有时声誉是一个信任问题，社会化媒体只能依靠机械判断，通过用户所提供的信息来判断何种关系是值得信任的）；“群组”是指用户组建社区和子社区的功能，一个网络越是“社会化”，其朋友、“粉丝”、联系人的群组就越大。
大多数社会化媒体在这七个功能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没有哪个社交媒体只聚焦于其中一种功能，但又各有侧重，有的偏向身份认同，有的更关注分享，不一而足。
社会化媒体的应用研究
相对于理论研究的薄弱，应用研究的发展非常迅速。相关研究涉及到个人使用社会化媒体的情况，社会化媒体在企业、政府、媒体乃至非政府组织中的应用，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和影响。
商业与经济视角下的社会化媒体应用研究。商业与经济视角下社会化媒体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公共关系、危机管理、口碑影响、推广宣传、公关策划乃至组织管理等方面。值得指出的是，社会化媒体在上述诸方面的应用并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它还包括媒体、非政府组织乃至政府部门相关的行为。
首先，公共关系方面。社会化媒体在公共关系方面的应用研究包括两个内容。一是通过对公关从业人员的调查，发现社会化媒体在其工作中的重要性。例如Alikilic等人对于土耳其的公关从业者进行了一项在线问卷调查，运用UTAUT模型，研究调查了土耳其公关从业者是如何对内和对外使用社会化媒体的。二是具体研究公共关系人员如何使用社会化媒体，以及社会化媒体在公关应用中的效果。例如，Eyrich等人调查了公关从业者对于18种社会化媒体的使用情况，探究他们如何通过社会化媒体操纵“想象的受众”，如何以不同受众为目标，如何隐藏目的以及如何保持真实性等，并由此探究在公共关系领域社会化媒体应用的发展趋势。
其次，危机管理方面。对社会化媒体参与危机管理的研究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注重社会化媒体在危机事件传播中的作用；另一类关注公众对危机事件的反应以及对危机处理手段的反馈。例如，Liu BF等人通过一项针对162名大学生的实验研究，测验了一个以社会化媒体为媒介的危机传播模式（the Social-Mediated Crisis Communication Model，SMCC）。这项研究聚焦于SMCC模式的两个部分：危机信息形式的效果（传统媒体，社会化媒体，口碑传播）和公众对于危机回应策略的接受以及公众危机情绪的来源（第三方组织）。结果表明，有策略地将危机信息的形式和来源匹配起来对于危机回应尤为重要。
第三，品牌与营销方面。社会化媒体在品牌和营销方面的研究包括影响和使用两个方面，即研究社会化媒体如何影响品牌和市场，以及如何利用社会化媒体开展广告和营销活动。例如，Christodoulides等人的定量研究为用户生产内容（UGC）对品牌的影响提供了例证。研究者建立了一个模型，为用户生产内容的驱动力和以消费者为基础的品牌价值之间的连结提供了新的洞察。研究表明，关于协同创造、集体和自我概念的消费者洞察对于用户生产内容有积极作用，从而对以消费者为基础的品牌价值产生影响。
第四，内部组织管理方面。如何运用社会化媒体进行组织内管理和组织外沟通，也同样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如Rybalko等人通过对《财富》的世界500强公司以及个人的Twitter信息随机样本的内容分析，研究了这些公司如何使用Twitter促进与股东的对话交流。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用Twitter进行对话倾向的机构来说，具有此倾向的机构更重视与访客沟通。
政治与社会视角下的社会化媒体应用研究。以政治和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社会化媒体的应用，普遍关注效果和影响。研究通过理论推理论证社会化媒体可能引起的各种影响，和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存在的现实效果。
对于用户通过社会化媒体参与政治活动的研究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关注群体的行为特征，例如，Jiyeon考察了2009年Facebook上联合抵制Whole Food公司的事件，研究发现在社会化媒体上非计划性但效果有力的行动主义有可能激起拥有共同道德观念的中产阶级的进一步行动。他认为尽管许多人担心网络空间的群体极化，但是社会化媒体提供了一个相对包容的空间，反对者在此也会仔细审视自己的观点。
微观层面从个体用户切入，考虑个体在上述问题上的差异。例如，Homero等人对社会化媒体用于获取信息和个人社会资本以及用于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等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首先检验了当人们利用社交网站获取政治事务或者集体事务的信息时，其民主愿望和行动会不会提升。结果表明，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将社交网站的使用频率同公民参与行为和社会资本的增加联系起来。研究还发现，通过社交网站进行的新闻消费与人口统计变量之间有关系，如年轻人、少数民族、低收入者和低教育程度者可能更倾向于用社交网站获取信息。
媒介视角下的社会化媒体应用研究。随着社会化媒体的普及，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以及受众的媒介使用也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利用智能手机来收集和社论内容，Mills等人通过四个国际智能手机的案例，研究了移动媒体在新闻生产中的使用。这项研究探讨了群体、学生和专业记者整理和媒体传输的潜力，并且提供量身定制的平台，并考察这个平台是否可以达到智能手机的内容制作和编辑部业务之间的无缝连接，同时探讨了未来的平台开发和潜在的设计方法。
除此之外，对于非营利机构如何利用社会化媒体也被研究者提上了日程。例如，2010年，Rowena L. Briones等人以《跟上数字时代：美国红十字会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建立关系》为题，采用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社会化媒体如何被有效地用在公共关系中进行客户资源的维护、开拓，建立与客户或公众的联系的问题。研究认为，社交媒体似乎为促进交流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在这里组织与公众分享相似的价值观、信仰和兴趣。此外，研究还指出了美国红十字会社会化媒体的现状、问题和前景，还对美国红十字会社会化媒体的使用策略提出了建议。
国外社会化媒体研究的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国外社会化媒体研究的情况可见一斑，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良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基础有利于新兴学科的发展。国外社会化媒体研究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与其良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基础密不可分。包括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商学、政治学等在内的社会学科，在国外有良好的研究基础，这为社会化媒体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一方面表现为理论和方法的支撑，另一方面是学术素养的延续。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缺乏这种宝贵的历史财富和学术积累。仅以传播学为例，进入互联网阶段后，网络传播研究成为传播学重要的分支。围绕网络传播的新问题，西方理论界迅速展开研究，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理论成果，包括社交现场感理论、媒介丰富度理论、信号理论、电子亲近理论等。相比之下，我国的网络传播理论研究还滞留在对传统传播学理论在互联网环境下的验证阶段，这样的现状制约了理论创新，从而进一步制约了新兴学科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从根本上强化基础研究，才能弥补不足。
基础研究与理论研究亟待强化。对于国外社会化媒体研究而言，尽管基础学科内的理论创新有着很好的发育土壤，但是本研究领域内对核心概念和基础理论的研究还很薄弱。现有的为数不多的成果对概念、特征、分类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往往陷入顾此失彼、厚此薄彼的境地，尚未形成共识。例如，一些研究中将电子邮件等与Twitter、Facebook等相提并论，一概算作社会化媒体。可见，概念体系尚未成形，对本质问题的规律性认知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也有待深入研究。
应用性研究成果丰富。相较于理论研究的“门前冷落”，应用研究可谓“门庭若市”，而且这些面向应用的研究为西方企业和组织带来了实际效益，在这方面非常值得我国研究者学习。西方社会化媒体的应用研究导向明确，研究问题的规模控制得当，便于研究的深入和成果的创新。此外，不得不说的是，应用研究发展迅速，对理论创新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