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精选(九篇)
第1篇：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范文
19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的文艺实践相结合，特别是根据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需要，明确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批评标准。这一批评标准，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相比较，除“艺术”和“美学”具有较多一致性外，其他方面就相去甚远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需要，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标准完全脱节，几乎变成了政治批判，除偶尔提及某些马克思主义词句外，在精神上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毫无共同之处。到十年“”期间，中国的文学批评完全陷入了混乱，帮派的、政治的需要彻底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一方面确立了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指导方针，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回到马克思”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一大特点。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回归了中国理论界和文艺界。在中国文学理论界，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展开了一场文学批评标准的讨论。在那场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成了重要议题之一。人们对什么是“美学”标准、什么是“历史”标准，“美学和历史”标准如何统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美学”标准，就是文学批评“从艺术实际出发，从艺术规律出发，而不是从某种政治的、伦理的或哲学的观念出发，它的根本任务也不是借艺术来论证这些观念”。“历史”标准，就是将作家作品“放在历史发展中，放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去考察研究”、“美学和历史”标准的统一，就是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之中。⑤这一看法，代表了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人们对“美学和历史”标准的基本认识水平。在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基本上都贯彻了这一标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些被误解了的作家作品，运用‘美学与历史’的标准重新加以衡量，恢复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和应有地位”。（2）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7年以来被错误政治伤害的作品，运用‘美学与历史”的观点，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论证，推倒了加在这些作品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使其成为‘重放的鲜花’，回到了文艺的百花园”。（3）“对新时期的文学作品研究，或从美学分析进入历史把握，或从历史角度导向美学分析，然而都无一例外地致力于从‘美学与历史’的统一中去把握”。⑥
二、哲学反映论向审美反映论的过渡
从反映论角度去看待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立场。自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后，这一角度和立场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理论界。20世纪初期，陈独秀、就明确主张用哲学反映论来解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肯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1930—1940年代，瞿秋白、、周扬、胡风、冯雪峰等人进一步强化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套相关的理论。1950—1960年代，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普遍命题，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理论界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认识，开始出现了由哲学反映论向审美反映论的过渡，其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一是文学理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关于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论争。“中国文学理论中审美因素的复苏，从对‘形象思维’的探讨开始”。⑦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和1978年1月《诗刊》先后发表了1965年7月21日致的信。在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⑧的话包括两层意思：诗歌有自身特殊的思维方式，这是诗歌具有艺术魅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宋人作诗不懂形象思维，所以宋诗缺少韵味。在的论述里，已经流露出了文学应该具有审美思维和艺术意味的思想。由于给的信关于“诗要用形象思维”的观点，涉及了艺术的审美思维问题，它一发表便在美学界和文学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掀起了一场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等著名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讨论。朱光潜发表了《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看》（《美学》第1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形象思维在文艺中的作用和思想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李泽厚发表了《关于形象思维》（《光明日报》1978年2月11日）、《形象思维再续谈》（《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蒋孔阳发表了《形象思维与艺术构思》（《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形象思维与议论》（《山花》1979年第2期）等。这些学者的共同点是：从美学的角度论述了形象思维的含义、特点、作用。形象思维是“不脱离形象想象和情感的思维”，⑨是审美活动的特有思维方式，在审美活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审美活动中的情感、想象、移情、直觉等特点，都是形象思维活动的体现。文艺活动作为审美活动的集中体现，更是需要形象思维。文艺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创造“具有个别性、具体性、生动性、丰富性、完整性以及真实性、典型性、倾向性、感染性等特点的艺术形象”，“为了要塑造形象，我们就必须按照形象本身的特点，采用形象思维这一特殊的思维形式，来进行构思”。⑩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关于“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论争，是新时期伊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问题，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来的。马克思说：“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架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在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和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的译文是“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围绕马克思的这段话，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对马克思这段话的理解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马克思论述了人类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即哲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其次，马克思关于人类掌握世界的艺术的方式，表现在思维特点上主要是“形象思维”。“艺术是不同于哲学对世界的掌握的方式……它用艺术思维的方式掌握世界，主要是形象思维”。瑏瑢再次，马克思所强调的掌握世界的艺术的方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审美的方式。“掌握世界的艺术方式是因为人类需要掌握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而发展起来的……艺术要从审美上掌握世界，反映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瑏瑣从美学的角度看，形象思维的讨论和马克思关于“艺术的”掌握世界方式的争鸣，为审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奠定了文学与生活关系中审美反映说的美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文学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转向美学的角度审视文学与生活的审美关系，明确提出了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刘再复、鲁枢元、童庆炳、钱中文、王元骧等都持“审美反映论”这一立场，并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阐释。刘再复提出“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活动”。因此，“审美判断”就成了文学批评的基本方式。瑏瑤鲁枢元认为，文学属于“美的领域”，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是“某种社会生活现象拨动了作家的心弦，激起了作家审美感情的波涛，产生一种强烈的、持续的爱，或者憎”，这种带有审美性质的爱憎情感通过语言符号表现出来就是文学作品。瑏瑥童庆炳于1984年出版的《文学概论》，明确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的命题，其第一章第三节的标题就是“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他说：“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其实，包括文学在内的全部意识形态（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和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客观的社会生活的反映，都以客观的社会生活为源泉，所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论断只是阐明了文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本质……我们还必须阐明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的特征。弄清文学本身自身特殊的本质。……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的崇高目的是要按照一定的社会审美理想来改造人的生活，使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钱中文也于1986年提出了文学审美反映论。他指出：“文学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反映———审美反映，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它较之反映论原理的内涵，丰富得不可比拟。反映论所说的反映，是一种二重的曲折的反映，是一种可以使幻想脱离现实的反映，是一种有关主体能动性原则的说明。审美反映则涉及具体的人的精神心理的各个方面，他的潜在的动力，隐伏意识的种种形态，能动的主体在这里复杂多样，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精灵”。瑏瑧王元骧也于1988年提出了文学“审美反映”论，1990年进一步深化了文学“审美反映”论。与前面几位文学“审美反映”论者相比，他的论述最为全面。如果说，刘再复是从文学批评的层面说明文学是一种审美创造，鲁枢元仅从文学的归属的层面说明文学属于美的领域，童庆炳是从文学反映生活与其他意识形态反映生活区别的层面说明文学是一种审美反映，钱中文是从一般反映和审美反映不同点的层面说明文学审美反映论的特征，即他们都是从某一方面论述文学是一种审美反映，那么，王元骧则从多个层面论述了文学反映生活是一种审美反映。他认为，从反映对象看，文学的对象与认识的对象有明显的区别：“在审美者看来，它们的地位价值就不大一样。这就是因为审美情感作为审美主体面对审美对象的一种态度和体验，总是以对象能否契合和满足主体自身的审美需要为转移的：凡是契合和满足主体审美需要的，哪怕是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也会成为爱慕倾倒、心醉神迷的对象；否则不论事物本身的客观意义多么重大，人们也照样无动手衷，漠然置之”。从达到的目的看，文学的目的与认识的目的有较大的不同：“由于审美的对象是事物的价值属性，是现实世界中的美的正负价值（即事物的美或丑的性质），而美是对人而存在的，是以对象能否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为转移的，凡是审美愉快总是以主体的审美需要从对象中获得某种满足而产生的。所以，从审美愉快中所反映出来的总是主体对对象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肯定的态度，亦即‘应如何’的问题。这决定了审美反映不可能以陈述判断，而只能是以评价判断来加以表达”。从反映形式看，认识的反映和审美的反映差异很大，认识的反映形式是逻辑的，而审美反映是“以崇敬、赞美、爱悦、同情、哀怜、忧愤、鄙薄等情感体验的形式来反映对象的”。
王元骧的文学审美反映论完整而深刻，是对文学审美反映论的深化与丰富。文学审美反映论的前提是对文学认识反映论的不满和反拨，提出的契机是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推动其转变是关于马克思“艺术的”掌握世界的争鸣，其意义是突出了文学的本性和特点。在中国文学理论界，长期流行的是文学反映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反映论相对于自我表现说，能更好地说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更好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立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它能被广泛认同的重要原因。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它将哲学反映与文学反映相等同，认识反映与审美反映相混淆，忽视了文学反映的审美本质和情感特点。而文学审美反映论的提出，恰好弥补了其缺陷，纠正了其偏颇，突出了文学的审美本性和情感特点。
三、社会意识形态论向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转型
把文学看成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式，既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传统，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基本命题。20世纪初期，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就明确肯定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1930—1940年代，瞿秋白、、周扬、胡风、冯雪峰等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论；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意识形态论已统领了中国文学理论界，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广泛出现在文学论文、文学理论著作，特别是高等学校文学理论教材中。文学意识形态论支配中国文学理论界近80年，一直到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才逐渐受到挑战，1990年代才被审美意识形态论所取代。“70年代末至80年代，随着中国‘’十年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人们开始对‘’十年进行反思，文学艺术理论界也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艺术意识形态论，在此期间发生了关于艺术意识形态的大讨论”。瑏瑩这次讨论是由朱光潜的两篇文章引起的。1978年底和1979年初，朱光潜分别发表了《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朱光潜在文章中提出了艺术不是上层建筑的主张。朱光潜强调，马克思著作所讲的上层建筑不包括意识形态在内，恩格斯的著作偶尔让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而斯大林明确将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相等同。他的结论是反对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同起来，或者让意识形态代替上层建筑，他坚持认为“马克思把艺术当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没有把它列入上层建筑”。瑐瑠朱光潜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理论界的热烈讨论和争鸣。这次讨论和争鸣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期，“争论的焦点最初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
在这一时期的讨论和争鸣中，除有个别学者表示有保留地认同朱光潜的观点外，大多数学者表示朱光潜的观点不能成立，并提出了文艺不能排除在上层建筑之外，认同者的理由是有些意识形态，如语言等不属于上层建筑，虽然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之一，是上层建筑，但文学在上层建筑中有它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某些非上层建筑因素，这些因素是语言带来的。语言是文学的基本构成要素，既然语言是非上层建筑，那么，文学也必然含有非上层建筑因素。瑐瑢反对者认为，朱光潜上层建筑不包括意识形态的理由不能成立。其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都肯定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同时，也不能因为文艺领域中存在着某些复杂的、特殊的现象，就文艺属于上层建筑的结论。还有学者指出：文艺和政治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上层建筑内的关系。说文艺不是上层建筑，就是否定文艺是由经济基础产生的。瑐瑤后期为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讨论和争鸣的重点转向了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其重要收获是提出了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界最早提出并论述文艺具有审美意识形态性质的是张涵。1982年，张涵在《论艺术作品的审美性质》一文中率先提出了艺术作品是具有“审美性质的意识形态”。他说：“意识形态性，思想性，认识性，形象性，典型性，主观性，情感性，愉悦性，工艺性等等，均为艺术作品的属性，都是艺术作品所不可缺少的。然而无论其中哪一种属性，都必须同时具备审美的性质，才有可能成为艺术作品的本质属性”，“审美性质在构成艺术作品的本质上，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是一种具有全局性的属性”。作为特殊精神产品的艺术，“只有当它成为审美性质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它的特殊性才能显示出来。”可以说，张涵关于艺术作品是具有“审美性质的意识形态”的表述，是后来“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源头。1980年代中期，我国文学理论界最先明确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论述的是钱中文。1984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钱中文先后发表了《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文艺研究》1987年第6期）等论文，系统论述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1984年，钱中文在《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一文中，回顾了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各种文学本质论，指出有人认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对这一看法表示了认同。1986年，钱中文在《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一文中，明确指出文学的特性就是“审美的意识形态性”。他说：“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性，其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1987年，钱中文在《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中进一步细化和强化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观点。他说：一方面“文学确实是反映与认识生活的一种意识形态。问题在于，它只是阐明了文学本质特性的一个方面。如果要以这点来代替文学本质特性的全面、总体的把握，就显得不够了。”另一方面，“绝对排斥认识论、反映论、意识形态等观念在文学理论中的使用，也是一种极端偏颇的表现”。辩证地看，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特性既非单纯的意识形态性，也非单纯的审美，“讨论文学特性，必须使审美方法与哲学方法融为一体”，看到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审美的意识形态性”。童庆炳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的认识持“审美反映说”，认为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这一点与钱中文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所以他很快就认同并接受了钱中文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并在其主编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中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作了较多的补充性阐释，进一步传播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扩大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在文学理论界，特别是在高校文学专业师生中的影响。以钱中文、童庆炳为代表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并日渐普遍化，甚至被有的学者看成“文艺学的第一原理”，似乎“以它在时间、空间上广泛的物理性存在而确立为‘传统’力量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虽然获得了很多学者的认同与支持，但并非没有不同声音，部分学者也对这一命题提出了商榷。董学文对“审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审美’是什么？‘审美意识形态’又是什么？文学的意识形态特性是不是仅用‘审美’来规定？‘审美’与感情和认识是什么关系？‘审美’本身是不是意识形态？”等。瑐瑨单小曦则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否定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合法性。他认为，“意识形态指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由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和意识因素构成的、表现在各种意识领域中的社会意识的整体面貌和样态”，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审美意识形态’之说，不过是人为虚构和神化出的概念”。
周忠厚则从意识形态内涵的角度，质疑“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科学性。他指出：“意识形态不是意识加形态，不是意识的样态或意识的外化形态，意识形态是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体系化了的、系统化了的学说和理论”。从这个角度看，不能说文艺是意识形态。“关于文艺的本质，可以说是审美情感，也可以说是审美意识，但是说文艺是意识形态，是审美意识形态就说不通了。”瑑瑠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评价“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一命题呢？一方面，这是从美学角度审视文学本质的必然结果。在美学发展史上，一直有从美学角度审视文学的传统，“美学是艺术哲学”的命题，“艺术是美的集中体现”的观点都是这一传统的体现。这一传统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进一步明确了从审美意识的角度来说明文学的属性。1956年，苏联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布洛夫在《美学应该是美学》中提出：“艺术是审美意识的最高的、最集中的表现”。瑑瑡进入1970年代，布洛夫再次强调并论述了“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现象，其特殊实质就在于这种‘审美方面’”，“无论审美关系还是艺术都将是意识形态的审美变体，是它的独特的、特殊的表现”。瑑瑢1980年代，中国的美学家们也开始了从美学角度审视文艺的本质。1980年，蒋孔阳发表的《美和美的创造》中就指出：“美是艺术的基础属性”。瑑瑣钱中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顺应了从美学角度审视文学本质的学术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是对文学意识形态特性认识深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直比较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20世纪初期，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时，就对文学意识形态属性论表示了认同，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属性论。到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命题已十分流行。在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的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争中，有的学者为了说明文艺这种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区别，强调文艺这种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提出了“文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
第2篇：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范文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新学派 生态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 世纪7 0 年代初以来形成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支学派，是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理论表达，他们从生态危机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革命”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结合点，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威廉·莱易斯和加拿大的本·阿格尔。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派别较多，但就其基本观点来说，还是比较一致的。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使他强调内部社会关系而不是强调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来论述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当今生态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应当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社会理论的两个基本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外，补充第三个同样重要的范畴——生产条件。
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进而提出“劳动闲暇一元论”。当代资本主义为克服经济危机，力图歪曲满足人们需要的本质。这种“异化消费”导致刺激“异化生产”。因此，他们认为首先消灭“异化消费”才能消灭“异化劳动”，进而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
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谓“稳态”，就是维护生态平衡，维持人类的生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的状态。这样既可防止不合理的过度生产和消费，又能防止异化和分裂人的存在的社会状态，克服“异化消费”。
第四，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暴力革命”，应当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他们的生态危机理论去发动人民批判资本主义的那种集中化、官僚化的违反自然和人性的倾向，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创造条件，解决所有制问题，最终把生产过程的分散化、民主化、工人管理这三者结合起来，以建立实行“稳态”经济的社会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高生产、高消费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人的异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透过生态环境问题，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和自然的严重损害，揭示了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倡导生态保护，主张人类和平，着眼人类的未来，把人类的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在诸如维护和平，提倡男女平等和政治民主，建立国际新秩序等方面的国际活动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绿色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其他西方思潮一样，在理论上也存在着复杂的成分，既有科学的一面，又有其局限性。
（一）在基本理论的构建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贯穿其理论的始终，存在不少理论自相矛盾的地方。它把生态问题作为理论构建的核心，通过人与自然不可分离的关系来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这样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用“生态危机”代替“经济危机”，其结果是必然导致否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进而取消社会变革，转移了人们反对资本主义的视线和方向。
（二）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暴露出片面性和局限性。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集中化、官僚化和技术统治论本来是正确的，但是把这些都归结于工业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进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构成整个工业文明基础的现在科技体系是有失公允的。又如，它主张的稳态经济是以企图追求产品质量和经济的零增长为前提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的。这在当今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对经济总量形成严重压力的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必然导致新的供应不足。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并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对生态文明建设再次做了强调。这为解决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人与自然的突出矛盾指明了方向，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生态文明意识，科学选择发展路径，统筹规划，系统推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方法。
（一） 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依托和道德基础。只有大力宣传生态文化，培育全民的生态道德意识，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行动，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运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广泛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普知识，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亲和型产业发展模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其一、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建立完善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及农业品质量标准体系，规范农产品管理和市场准入体系。其二、加快发展生态工业。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提高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控制污染物的总量。其三、大力发展生态服务业，加快生态旅游开发，积极发展绿色商贸、绿色物流，发展金融保险、科技咨询、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二） 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抓好重点流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污染防治工作。建设完善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设施，严格控制并逐渐减少各个领域的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总量。
（三）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体系和法律体系。第一、建立综合决策制度，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手段，用行政手段维护好生态环境。第二、出台相关政策，综合利用价格、税收、信贷、保险等环境经济政策，调动各地各个行业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第三、把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写入相应的法律法规，使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得到法律上具体而切实的保障，从而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第3篇：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范文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就必须讲清楚“人民群众是创
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唯物史观认为，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没有劳动人民从事生产活动，就不能解决人们的物质生活问题，人类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社会发展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即劳动群众的历史。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再进一步结合史实引导学生认识，劳动人民从事生产活动所提供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创造精神文化财富的物质基础，一切科学文化艺术的创造和发展，追根溯源，都来自群众的实践。
历史上，劳动人民直接创造了大量光彩夺目的精神文化财富。语言和文字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发展的；历史上许多优秀的建筑、雕刻、绘画、诗歌、音乐、舞蹈的创造，都出于劳动人民之手。同时，在劳动人民中，还涌现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教师在教学中利用这些生动的历史事实，引导学生认识劳动群众是科学文化的真正主人。
在历史教学中，还必须结合史实，着重指出劳动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这种“决定”作用，在社会大变革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代谢，总是通过人民群众社会革命来实现的。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新兴剥削阶级也加入革命运动，甚至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但革命的根本力量，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力，始终是广大劳动群众。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就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杰出人
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阶级的需要、群众斗争的需要而出现的。随着社会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当历史进程提出要求，特别是提出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任务时，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或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同维护旧制度的反动阶级作斗争，需要在先进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这就要求有杰出的领导人物把这个发动组织和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担当起来，而这样的杰出人物必然会或迟或早地应运而生。
杰出人物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代表着先进阶级和集体的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反映或客观上符合了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任何杰出的人物，不管其个人特点如何，也不管其作用多大，都不能超越一定的历史时代，不能脱离所属的阶级，不能脱离群众斗争的实践，更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在引导学生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坚持辩证的分析方法。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历史人物进行具体的、深入的、全面的分析，对于以往的杰出人物，要分清其成绩与缺点、主流和支流，把握他的主要倾向。既要肯定他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同时又要指出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对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必须引导学生掌握阶级分析
的方法
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就要依据规律性的历史知识引导学生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发现，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有不同的阶级对立，同时也就有不同的阶级矛盾。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应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如讲述中国古代“四大清明”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时，应明确指出“盛世”仅仅是相对那些封建腐朽的专制统治而言。其实，盛世之下，并不能掩盖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对立，不能掩盖地主阶级的穷奢极欲和贫苦人民饥寒交迫的强烈反差。十七世纪，英国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克伦威尔，在斯图亚特王朝专制统治的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而随后不久，便掉转枪口镇压了国内的“掘地派运动”，并远征爱尔兰，暴露了资产阶级反人民的阶级本性。所以评价这类人物时，引导学生一方面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同时指出其阶级局限性，以便得出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认识。
第4篇：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范文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道德；生态危机；福斯特；奥康纳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032-02
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的绿色运动思潮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是由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米拉・福斯特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创造、发展的，并引起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切关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快速传播为各个国家探索如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借鉴。那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什么关系？它的内容又是什么？它在生态道德方面有什么样的新内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是否有借鉴意义？本文意在从以上几个方面把握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为党的十以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种理论上的借鉴。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历史上争论不断。有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关于生态学的相关思想或者直接论述，据此认为马克思不是生态主义者；另一些西方学者则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是伟大的生态学家，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是最早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两派的观点再加以考察，以便厘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英国著名的生态学者戴维・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扎根于生态学,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释强调的是人类如何改变自然并贬低自然对人类的影响和自然经济的规律”[1]89马克思所在的年代是19世纪中叶，大量的工厂兴起，资本家雇佣大批的劳工生产大量的产品，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困苦，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特别突出。马克思看到的都是带着血的钞票、肮脏的交易和裸的剥削。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更关注的是如何使工人从资本家的奴役和剥削中解放出来。正如美国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留下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方面。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决定物质生产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主要是生产方式,或者说是对劳动者的剥削方式,而不是自然环境的状况和生态的发展过程。……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作为一种既能有助于又能限制人类活动的力量,在该理论中却越来越被遗忘或被置于边缘的地位”[2]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无法从马克思的原著中直接找出关于生态学的明晰的文本。
尽管马克思没有关于生态学的直接文本，但是“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3]3。当代所指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并没有发生生态危机，因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们必须依赖自然而生存，人们对自然抱有一种敬畏和感恩。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并要求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的，马克思实际上为我们改善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提供了一个深刻的世界观和有效的方法论。因此，我们发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态学方面的延续和发展，二者的立场和目的完全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发展和“补充”。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和延续。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思想
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们吸取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有必要的。
“异化消费”理论。该理论由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首先提出。阿格尔认为生态问题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们过度追求消费造成的。“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4]486。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单位通过媒体、政策和快速更新换代推陈出新的产品刺激民众，促进大众消费；另一方面，高强度高压力的劳动强度让人们不得不通过消费来转移注意力释放压力。因此，人们只能以消费和占有社会资源为手段来提高自己的幸福感和存在感，消费的目的不是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而是占有更多资源。占有欲的膨胀和永不满足的贪欲加速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枯竭的趋势。而快速消费的结果是产品的消耗、巨额利润的产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发展。
“资本主义二重矛盾”理论。该理论是由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奥康纳首先提出的。所谓的二重矛盾是指资本具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两重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无休止的生产和追求利润导致自然界无法供给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受到严重的制约，利润严重削减，资金链断裂，最终爆发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即便受到自然资源的制约，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仍要突破生态的限制，通过技术改进和寻求新的能源来达到掠夺自然资源的目的。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该理论区别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两点自己的看法：第一，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性，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是追逐利润扩大生产，而生产的无限扩大需要无限的资源，生态系统本身的周期根本满足不了资本快速扩张的需求，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出现经济危机最终走向灭亡。第二，资本具有短期行为，为了利润，资本家会不择手段。福斯特指出“资本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回收，并且确保要有足够的利润抵消风险，并证明好于其他投资机会。……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环境的致命因素”[5]3-4。
三、利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初探生态新道德的内容
根据上述观点，新的生态道德标准应该具有两个基本内容：第一，将个人权利和社会正义适当结合，使生态道德与自由主义相对立，限制自由主义的过度发展和蔓延；第二，鼓励奉献而不是占有，西方社会的生态问题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是人们更关注自己占有了多少资源而对怎样占有漠不关心，哪怕是牺牲生态环境、破坏环境资源，所以要提倡奉献，鼓励人们多讲自己为社会做了什么，少讲社会为自己做了什么。
四、借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探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因此，借鉴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国企在生产上游中的地位，提高国企在资源性行业中的数量和质量。通过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发现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本性。据此，一方面我们应该限制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在生产上游特别是资源领域的数量和质量，防止资本在资源领域出现“短期行为”，减少资本对能源的过度过快索取；另一方面，加强国家在生产上游的国家行为，不仅能让国企的利润以税收的形式惠及全民，还会让资源的开发有序进行，让国企的行为受全民监督，让资源的开发纳入国家战略规划，有效地加强了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早转变、淘汰低生产效率和重复生产的行业或企业。首先，通过货币政策增加低生产效率企业的贷款利率，促使该类型的企业尽早撤出或淡出市场；其次，利用法律手段提高粗放型生产企业的准入门槛，减少这种企业的新成立数量；最后，利用税收手段鼓励高科技企业出口科技产品，加快出口结构的调整。
第三，开展环境运动，将生态道德纳入到个人道德中，树立生态的“居住观”。首先，将生态道德纳入到个人道德之中，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传统道德缺少必要的生态观，为此应该将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生态安全作为真善美的标准，以此来改造传统道德；其次，树立生态的“居住观”，将生态的“居住观”列入到基础教育，从娃娃抓起，教育人们学会如何在“地球村”生活；最后，“环境运动应该选择一种和生态协调的以人为本，特别是以满足穷人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确保生态长期安全的新的社会形态，保证环境公平”[6]93-94。
参考文献：
[1]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2]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5]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第5篇：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范文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生态文明建设；启示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气候变化、资源紧张、物种减少等生态问题频频出现，生态带来的危机使人类不得不开始反思与自然的关系。在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问题成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党的十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和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充分说明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马克思主义蕴含着对人类命运、人类解放的极大关切，也包含着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想。因此，挖掘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表现为内在的统一关系，两者相互联系又相互依存。人类依赖于自然，自然界为人类生存及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场所。人类是自然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人类是社会的产物，具有高于自然物质的社会属性，表现为理性、道德和劳动生产能力。人类具有改变自然界的能力，同时人类还应该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是马克思生态观的核心理念。
1、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人虽然是自然存在物，但人又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马克思在肯定古典经济学有关劳动创造价值原理的同时，也强调了劳动对象在自然界中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地位，人类在自然界中进行劳动活动，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必备的生存空间以及生产资料，人类离不开自然界。
2、自然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
马克思肯定自然界是客观独立存在的，人对于自然界有着强烈的依赖性，但同时认为人类是自然界中的认识主体、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尤其伴随社会、科技的发展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改造能力在不断加强，自然界被人化的速度加快，范围亦在不断扩大。因此说，自然创造人类的同时，人亦在创造自然。
3、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相统一
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关系。人的这两种关系之间是相互依存关系同时又是相互制约着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能单独的脱离、独立存在，人与自然之间是以生产关系为中介的社会性关系，两者之间是在长时间的发展中形成的社会性关系，并凭借这种社会形式实现生产、生活。自然生态的恶化是人类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人类与自然互相伤害的结果，欲解决这种恶性循环，需对人类的物质生产进行整体的规划与控制，保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4、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
自然与社会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要解决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必先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营造崭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交换节奏，以最小的投入实现更大的成效。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统一、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人的内在尺度与自然的外在尺度的统一以及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统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四大”特征。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相统一的生态思想揭示了其生态思想的本质。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增强，同时过度的自然开发导致资源出现匮乏、生态失衡等问题出现，危机到人类的生活与生存，人类需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人类走出生存危机、摆脱环境危机困境指明了方向。
1、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方向
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核心理念，这种思想为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解除生态环境危机指明了方向，马克思生态思想中指出人具有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能力，但人却最终不能脱离自然、超出自然，不能过度的依赖自然，开发自然，这样会打破自然自身的平衡关系，使自然本身的循环能力丧失。人类应该重新审视传统工业文明的弊端，开创新的生态文明的时代。
2、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思想基础
传统的发展观念关注更多的是眼前利益，没有长期发展规划，不能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已导致当前一些地区环境威胁到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重点强调经济与环保的关系，其中涉及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思想理念，这一理念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前提。可持续发展观认为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竭的，如果人类的不合理使用资源、任意开发等活动超出了自然界的承载能力，必将导致自然界的报复，危机到人类的正常生存和发展。
3、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人类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之后，开始向生态文明过渡。在工业文明阶段中，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最大，向生态文明的过渡是人类对传统文明深刻反思的结果。人类重新审视传统文明形态中的个体行为，并意识到，只有以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均衡发展为基础，使人类的生产、生活都处于自然生态系统所承载的合理范围之内，人类社会才能真正走向生态文明。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在考察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基础上，指出要高度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并揭示了这两种关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挖掘马克主义生态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
1、发展低碳经济，走可持续化发展道路
低碳经济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低碳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就是探索我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就是破解能源资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约束的世纪性难题。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突破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和环境瓶颈性约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利于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变革的潮流，形成完善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和制度保障体系；有利于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打造我国未来的国际核心竞争力。
2、健全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政治、经济、法律、伦理、教育等方面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
维护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建立相应的法规与机构，以协调和解决在环境保护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如建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机构与组织、制定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与法律、采取确立生态意识的教育措施等等。
3、倡导文明生活方式，树立绿色消费观念
绿色消费是一种绿色化的或生态化的消费模式，是人们在对生存环境的忧虑、对人类行为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消费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既有益于人类自身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有益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是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具体到个人、家庭的实践。
生态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我国突破这一瓶颈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我们必须以这一理论为基础，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生态文明。
【参考文献】
第6篇：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理论联系实际 学风 文风 作风
党的十以来，党中央不断加强作风建设，陆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活动，以推动党的作风建设形成新常态。笔者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和研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体会，认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关键点和突破口是要大力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和文风。
一、马克思主义学风与文风建设是党风建设的重要问题
同志曾经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长期以来为培育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与文风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
（一）马克思主义学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风建设的首要问题
对于学风问题，同志曾经讲道：“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1]。邓小平也十分重视学风问题，他尖锐地批评教条主义，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2]他郑重提出：“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同志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开学典礼上，强调要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依靠学习和实践走向未来。党的历代领导对学风问题的重要论述，体现了我们党对学风问题的高度重视。如果一个政党学风不端正，党员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党性原则和能力素养必将失去基础，那么政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乃至生命力必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我们党历来将马克思主义学风建设作为党风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首要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文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风建设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文风的本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语言文字上的体现，它所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风和党员的党性修养。同志是马克思主义文风的一贯倡导者和忠实实践者，他尤其反对党的领导干部写“党八股”文章，在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中，将属于“党八股”的罪状一一列举，倡导生动、活泼、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邓小平同志指出：“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3]，揭示了文风在党的领导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通过研读系列讲话，可以看出，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贯高度重视文风建设，还明确地指出了当前的文风问题主要表现为“长、空、假”，强调“文风不是小事”。指出：“文风不正，危害极大。一切不良文风都是不符合党的性质、宗旨的，都是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相背离的。”[4]文风之事历来不可小觑，它反映着学风、展现着作风、明确着党风，表达着立场、观点、方法，是展现着我们党的创造力与活力的重要侧面。文风不正，不能够用基层和群众能够听明白且管用的语言来行文和说话，这就会影响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落实，影响真抓实干和执行能力，久而久之就会削弱党的威信，影响党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正文风是转作风的重要任务。
（三）马克思主义学风与文风是内在统一的
学风是文风的实质，可以说，文风是学风在语言文字中的体现。学风自然会影响文风的形成。因此我们党在党风建设方面，向来遵循和倡导学风、文风的一致性。思想的诞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与文风相统一的成果，他将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善于运用新鲜、形象、通俗的语言论述解释他对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思想和观点，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思想，也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风。邓小平同志进一步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优良学风，他重视马克思主义学风与文风建设，提出了“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这一重要思想。党风、学风、文风不正，党的事业就会遭遇滑坡，小平同志还讲过：“我们也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3]（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上，同志将作风、学风、文风作为一个整体来强调，指出要进一步转变作风、端正学风、改进文风。全党对“三风”建设达成了共识，开创了改革实践的新格局。因此，学风、文风与作风是密切相关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学风和文风建设是作风建设这个大系统中的相互交融的子系统。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文以载道、道以化人。文章可以体现学习的成效和用处，文章中的道理也可以促进人的学习和教化，学与文二者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与文风相统一，就是坚持学习与应用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二、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学风文风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
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学风文风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
是第一个明确把理论联系实际确定为党的学风之人。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学风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1]在时曾批评某些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的不正文风，他主张抛弃党八股，极力倡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风。
邓小平同志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文风的重要倡导者。在《邓小平文选》中可以看到，他极少直接引用马克思、列宁、的原话，从不把别人的经验当成公式来套。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体现了“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学风思想。“”之后，为恢复党的优良文风，他倡导开短会、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并率先垂范。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开会，做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2]
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在推动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中，更加重视和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文风。当前，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们国家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强学习和实践，学用结合、增长本领。号召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千万不能夸夸其谈、陷于‘客里空’。”[5]对于文风，同志提出：“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要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脱离实际的话，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4]
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和文风，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还是普通党员和干部，离开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文风，都会导致根基不稳、无所建树，并且还会使党的理论和思想距离群众越来越远，难以指导实践。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和文风，以良好学风文风带动各项作风的持续改进，才能提高自身素质，履行好工作职责，从而推进党的各项事业不断前进。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文风
马克思主义学风文风从哪儿来？只能依靠学习和实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着眼现实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学习和运用理论，不断培育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文风。
（一）加强理论学习，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为做好一切工作打下前提和基础，也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学风文风的必然要求。“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曾提出：“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工作，这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我的确深有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一件宝贝，是一件锐利的武器。我们在搞科学研究时（当然包括交叉学科），如若丢弃这件宝贝不用，实在是太傻瓜了！”[6]作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术大师尚且如此认为，那么对于党员和干部来说就更应该学好理论、用好理论，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是自己成长为懂理论的实干家。不管是年轻同志，还是资深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都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系列讲话精神；都应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耳聪目明、坚定方向，在成长和奋斗中不断形成前进的动力、务实的精神、实干的品格和创新的思维，从而更好更快更稳健更有成效地做好工作、推动发展。
（二）深入调查研究，让学风文风更接地气
调查研究是反映客观实际的关键，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间环节，也是文章思想和内涵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也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文风的重要途径。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所指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申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思想。他批评党八股：“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1]
对于党员和干部来说，认识社会、改进工作、推动事业，离不开调查研究，改进学风和文风也离不开调查研究。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身临其境地了解基层现状，设身处地地研究群众关心的问题，只有这样学习才更有深度、文风才更有温度。在信息化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还要善于运用网络平台等技术手段，多渠道、全方位地提高调查研究的效率和效果，只有及时掌握第一手的资料，工作才会更有成效。
（三）突出问题导向，努力做到学以致用
理论联系实际的结合点就在于“问题”。突出问题导向，就是要重视学习中、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坚持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为导向，深入学习并学以致用。因此，坚持问题导向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文风的应有之义。邓小平同志历来倡导坚持问题导向，他曾反复强调“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的语言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直面问题一针见血，决不闪烁其词、遮遮掩掩。同志反对不坚持问题导向的空话、套话，认为这些空话、套话“没有针对性， 既不触及实际问题，也不回答群众关切，如同镜中之花， 没味、没用。”[4]因此，每个共产党员在学习和工作中都要把发现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加强学习正确认识问题，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认真解决问题并及时总结经验，进一步丰富学识和思想。与此同时还要锤炼“实”的文风，做到写文件、做报告、发表文章，都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际，符合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使时代要求反射于思想和文字之中。
（四）坚持厚积薄发，不断锤炼有深度、力度和温度的语言风格
同志博览群书，旁征博引，开创了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风，其大气磅礴、生动深刻的语言为人民群众所喜爱和传诵。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文风的目的也是更好地贴近群众、服务群众，让群众易于感知党的声音、党的温暖和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从而自发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来。为此，我们要学习和积累有中国历史文化底蕴和贴近当代群众实际的语言风格。同志谈到语言文化学习，曾指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
……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1]同志的语言风格，也常常是老百姓能够听得懂、记得住的“大白话”，给人留下深刻启发。他在正定工作时，批评那些怕担风险的同志是“还没抬脚就怕摔跟头，那就寸步难行，什么事也干不成”；在宁德，鼓励人们大胆改革是“不吃别人嚼过的馍”；在浙江，对转方式、促发展的要求是：“要努力培育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俊’鸟。”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为《浙江日报》的《之江新语》专栏撰写短论，先后发表文章232 篇，为践行优良文风树立了榜样。到中央后，一系列充满力度和温度的语言，如“打铁还得自身硬”、“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等，为广大干部群众耳熟能详、津津乐道。这是他从政多年来文风的一贯体现，也是他长期以来博览群书、厚积薄发的结果。
总之，优良学风文风的锤炼，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不断结合的产物。更为形象而具体地说，它就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文化积淀等要素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发生的化学反应，只有各方面的火候和功夫到了，才能释放出马克思主义学风文风的光和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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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 .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J].求是，2010（10）.
第7篇：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范文
论文摘要：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时代使命与历史局限性的整理，认为意识形态、文化批判与人的解放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代的精神处境”的重要美学线索。
3 卢卡契、阿尔都塞与本雅明
卢卡契(1885一l971)，匈牙利共产党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他自己说：“成长为共产党人的确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最大的发展成就”。主要著作有《心灵与形式》、《历史与阶级意、《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理性的毁灭》、《审美特性》等。1923年，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集中反映了他的美学思想。法兰克福学派正是在该书对资产阶级的物化批判的基础上，着手建立他们的“批判理论”。在这部著作中，他反对历史决定论，强调主体意识的作用。布哈林批判他“重新陷入了黑格尔主义”。当现象学美学家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中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追溯到《历史与阶级意识》时，卢卡契表示了强烈抗议。自1933年迁居苏联起，他就转向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他的思想与美学有关系的，主要是总体性、物化和阶级意识理论。在他看来，相对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一个最大的变化是过去那种完整统一的社会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破碎的零散的社会。面对这样一个社会，艺术家失去了整体把握的能力。在表现主义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和意识流文学中，扑面而来的都是一些破碎的局部现象。面对这样的现实，本雅明主张以一种新的“剪接拼合”方式来表现现实，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则认为现代主义之所以采取一种破碎的形态，目的在于与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相抗衡。卢卡契的观点则与此相反，他认为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是四分五裂了，但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体现出一种“总体性”。他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但“从个体通往总体的道路是没有的”，“只有阶级才能积极地领悟社会现实并整个儿地把它加以转变”。他把存在分为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两类。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建立，目的就在于要正确协调自然的因果性和劳动的目的性之间的关系。卢卡契实际上是以文学对现实世界的总体性描绘为基本要求，来区分现实主义和一切现代主义文学的根本差异。他把艺术视为人类自我意识的最高形式，把审美视为人性复归的途径。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这两种选择面前，他认为“哲学水平之降低就是非理性主义发展的本质标志，“颓废艺术即是非理性主义的艺术”。他认为，从谢林到希特勒的非理性道路背叛了德国哲学的理性传统，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产生，“非理性主义的不同阶段都是作为对阶级斗争的问题所作的反动回答而出现的”。他竭力强调20世纪文学的现实主义方向，对现代主义，例如表现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他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提供了总体性的艺术方法，达到了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他甚至和布莱希特进行了关于“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大论战”。同时，在现代作家托马斯·曼和卡夫卡之间，他选择了前者。倡导现实主义，反对现代主义，这是他美学思想的重心。卢卡契政治上的革命理想和艺术上的保守趣味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西方现代批判理论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类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大致出现了两种思潮，即“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坚决站在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一边，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黑格尔化的倾向，认为在青年马克思和成熟期间的马克思之间，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决裂”。阿尔都塞(1918-1990)是以《保卫马克思》(1965)一书成名的，他是法共党员，但反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主要著作有《保卫马克思》、《阅读》、《列宁和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等。他把马克思思想解释成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特别是意识形态的理论，创立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他讨论文学艺术的著作并不多，主要有《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一封论艺术的信》和《抽象派画家克勒莫尼尼》。他依据一种“症状”阅读法，主张在马克思理论的表层结构中寻找深层结构，把一种深层理论框架“从深处拖出来”。这就是理论的“结构”。在他看来，只有对“无意识的”“深层结构”的认识才是科学。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意识形态期到科学期的转变。是“认识论上的断裂”。他的独特的意识形态论和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理论，对西方马克思美学有较大影响。甚至形成了阿尔都塞学派。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本雅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和卢卡契、阿多诺相比，它的思想组成更为复杂，并深深地影响了杰姆逊、伊格尔顿等人。本雅明(1892-1940)，出身于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主要著作有《论本体语言和人的语言》、《德国悲剧的起源》、《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他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这造成“一切取决于时间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现代人不再致力于那些耗费时间的东西”。因此，小说等传统艺术形式走向终结，摄影、电影等机械复制艺术取而代之。机械复制艺术是指能够运用先进技术、机械手段进行大量复制的现代艺术作品。随着“韵味”的消失，艺术的全部功能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是从马克思《剩余价值论》一书有关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论述中得到启发，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生产”观念。“艺术是一种社会性生产的形式”。为了说明艺术的生产性质，他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理论，阐明了艺术政治学的革命要求。在他看来，在艺术生产过程中，文学艺术家是生产者，艺术作品是产品或商品，艺术欣赏是消费，艺术创作的技术代表着一定的艺术发展水平。艺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即艺术家与观赏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艺术生产关系。这样，文艺的“技巧”作为艺术生产力的代表，在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中就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本雅明是第一个把生产概念系统用于美学研究的。应该承认，本雅明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充分肯定了现代摄影、电影等新兴艺术的价值与成就。他对后审美艺术即机械复制艺术的肯定性判断，大大突破了唯美主义视野，并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倾向。当然，他对技术的歌颂有忽视艺术精神性的成份，他对现代派的推崇也有盲目性。
本雅明对技术的重视和阿多诺对技术工具理性的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一定意义上直接开启了后现代美学。本雅明认为，电影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艺术和大众的关系，使之具有了革命性。因为电影把艺术变成了亿万民众的参与，不再象传统艺术那样局限于少数人。这种关注普通大众的接受效果的观点，显然有“接受美学”的思想。在布莱希特的戏剧中，他认为只有保持“间离”效果，才能避免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俘虏，并把被动的观念改造成积极参与的批判主体。他把绘画艺术和摄影艺术相比较，更清楚地说明了复制给艺术带来的巨大变化和“传统大崩溃”的内在原因。复制作为“后现代的一个基本主题”(杰姆逊语)，摆脱了原作的局限，是当代艺术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里，本雅明和阿多诺的美学观念稍有不同。当复制技术出现并威胁到传统艺术的生存时，阿多诺做出的直接反应是倾向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现代派。本雅明对此不屑一顾，自然受到了阿多诺的反驳。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只有本雅明坚决主张大众文化，并认为其中包含了许多值得发掘的政治潜能。他说：“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性改变大众对艺术的关系。最落后的关系，例如毕加索，最进步的关系，例如卓别林”。在一定意义上，他关于“韵味”有无的判断，实际上构成了艺术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区别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本雅明的美学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美学。
和哈贝马斯相似，本雅明的思想同后现论有着复杂的联结。他欣赏尼采的说法：“当什么东西正在衰落时，应该给它最后的一击”。由于资本主义世界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和衰落，因此，“当代现实性”、“破坏”、“重建”等就成为其美学思想思考的中心。这样，波德莱尔象征主义的愤世嫉俗，布列东的超现实主义式的疯狂否定和布莱希特反戏剧式的表现主义戏剧，正是他理想的出路。在这一点上，他和阿多诺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即努力在现代主义的艺术中寻找出路。不过，对阿多诺来说，卡夫卡、贝克特、勋伯格才是理想的最有颠覆性的艺术家。而在本雅明那里，真正有力的艺术家则是波德莱尔、布列东和布莱希特。
4 后期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是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从比较的意义上说，就审美观念而言，卢卡契是一个传统主义者，阿多诺是一个现代主义者，而本雅明、哈贝马斯则是后现代主义者。
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纳粹法西斯的残暴，美国式的消费文化，这一切都在他的美学思考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作为一个一度是唯美主义者和音乐问题专家的阿多诺(1903—1969)，他的主要著作有《启蒙辩证法》(1947)、《否定辩证法》(1966)、《现代音乐哲学》(1499)、《美学理论》(197o)等。同其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一样，阿多诺的研究重心也放在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上。不同之处在于，阿多诺是从“否定的美学”方面来建设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
卢卡契和阿多诺在政治目标上是较为一致的，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揭露物化的现实和虚假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但两人的审美选择却大相径庭，前者主张回到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亦即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肯定的意识形态，而后者则主张从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的情况出发，在现代主义艺术中找到新的“批判武器”。卢卡契认为，现代主义是一种“精神的堕落”，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回到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才能发挥艺术的批判现实的功能。而阿多诺所推崇的则是艺术在现存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具有的文化批判和否定的功能。如果说卢卡契在现代主义中看到的是颓废、消极和堕落，那么，阿多诺则在现代主义艺术中看到了否定、颠覆和批判。一个失望于现代主义，一个则寄希望于现代主义。他要通过现代主义艺术来达到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颠覆，以实现审美的救赎，唤起希望的乌托邦。阿多诺最钦佩的几位现代主义艺术大师，如波德莱尔、卡夫卡、贝克特、勋伯格等，都是具有这样明显特征的艺术家。在阿多诺眼里，现代主义具有一种更为深层的政治使命。现代主义艺术在其100年的历程中，似乎一直具有“小圈子的分工性格”(马尔库塞语)。在阿多诺看来，要否定资本主义社会，要同市场化的文化产业作斗争，唯一的道路就是拒绝交流，拒绝被大众所接受。他在其著名的《审美理论》一书中指出：“关于艺术的一切已经变得成问题了：艺术的内在生命力，它和社会的关系，甚至它存在的权利”。阿多诺对存在主义美学家海德格尔(也是宿敌)十分尖刻，说他“每一个毛孔里都浸透着法西斯主义”。
阿多诺和本雅明的区别则在于，阿多诺始终对文化产业和大众媒介忧心忡忡，并反对和否定文化产业，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操纵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而本雅明的理论则不但保持着激进的政治主张，甚至比阿多诺更进一步，对机械复制时代的大众文化做出了全然不同于阿多诺的解答。阿多诺对技术存有疑虑，而本雅明则确信新技术在艺术领域中的运用，不仅改变了艺术自身的面貌，而且将改变艺术和大众的关系。显然，本雅明是以一种更加开放和宽容的立场来看待机械复制时代的新艺术的。他关于艺术“韵味”消失的判断，关于复制技术革命性的冲击以及艺术未来的预言，显然超越了阿多诺精英主义中心化的现代主义美学。
第8篇：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范文
[摘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目标是关注现实问题，然而如何关注现实与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地在我们的时代“出场”，这是当代学界研究中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和焦点。“对话”无疑是一种很好的研究范式，使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对话、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与中国现实对话。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话范式作为国内学界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无疑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中图分类号]BO-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1-0022-06
长久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兴奋点往往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内容的分析、文本的解读等等，而鲜有研究方法的反思，即对于以什么样的范式来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纵观近年来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途径、以多种形式解读马克思的思想，其中，在解读中“对话”无疑是一种非常主要的出场形式，这种对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回到”马克思，更重要的是让马克思在我们的时代真正“在场”。本文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话范式给予科学分析和理论梳理，通过厘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对话”逻辑，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文明谱系中的作用，这种研究范式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一、从“当年”到“当代”：对话范式的成因与特征
无论有多少种对于马克思的解读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无论在众多的学说中存在多么尖锐的冲突，但是在有一点上存在着共识，即马克思只有从“当年”走向“当代”，他的学说才会具有不竭的生命力。因此，与马克思对话，让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对话，似乎是每个时代的学者所面临的使命。尤其在当代，人类实践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以现代性、资本全球化、物化异化、社会制度的完善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问题表现出来，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与命运。这里，对话不仅是回应当今时展诉求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化”过程的重要环节和逻辑必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是在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时代落差中进行的。由于中国社会呈现出迥异于西方社会的独特性，因而在现实的发展中必将遭遇更复杂的困境和难题。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呼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同当代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现实紧密“对话”，这样才会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学术图景，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平等而多元的对话才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展开，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当代现实之间的对话和交锋。首先，对话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方哲学之间展开。事实上，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为我们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者都“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论“补充”和“改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理论生长点。在许多涉及社会发展的时代重大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答案。面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诸多困境，如资本逻辑统治下人类生活的物化异化、环境污染与破坏、精神与信仰危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整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合理思想资源，提出了涉及消费主义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心理机制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异化劳动批判以及日常生活批判等诸多领域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应该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和方法给予了我们很多启示。在当前国内理论研究中，我们需要科学分析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共同点和特质，在批判吸收西方哲学合理思想资源和方法的同时，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中，总结经验、创新思维，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视域与新方向。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开展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时，必须确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领与核心地位。忽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会偏离方向走入歧路。
与此并行，还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之间展开对话。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郭沫若等人就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共性给予了相应研究。不可否认，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形态与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诸多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完全对立、不相融通的。纵观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哲学就开始逐渐寻求自身形态的转变，即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而中国哲学自身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相融会贯通的过程。可以说，当今中国哲学学术样态就是借鉴、参照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建构的，它本身就是中西融合的产物。除此之外，在哲学旨趣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也颇为相似，即二者都关注现实的人的生活状态和实践活动，而无意于构造抽象思辨的理性哲学体系。可见，开展中国哲学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基础的。
当然，对话范式的实现不仅仅在马哲、西哲与中哲之间展开和融会贯通，同时还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之间展开对话，形成相应的经济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等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相联姻，就会促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产生。在中国，伴随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经济哲学的确立与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而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包含的深刻的经济学思想也为同经济学的对话提供了理论资源。
从具体层面来看，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对话范式具备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对话视野广泛。这体现在对现当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相关问题、方法、人物以及著作分别进行专题和比较研究。在中国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积极开展了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对话。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各思潮、流派进行思想历史线索的梳理，把握其内在发展逻辑，这包括关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卢卡奇的总体性哲学、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研究，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此外，对新出现的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我们也给予了相应的关注，如20世纪70年代流行于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和鲍德里亚为代表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等等。
第二，对话程度日益加深。近年来，对话已经不仅仅停留于对国外学术热点、理论前沿和著述进行翻译与介绍，而且也开始对多元思想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与评价，在已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原创性哲学的建构。在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话更加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与问题意识，即把理论研究同思想对话相结合，并“置身”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之中，以指导中国社会发展为目标。
第三，对话在不同研究范式之间展开。随着理论研究的推进与现实的迫切需要，对话范式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同时还在各种研究范式之间展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除了对话范式以外还存在着教科书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文本文献学范式以及出场学范式等等。目前，国内学界通过各种形式，展开了在各种研究范式之间的高效对话，这对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平，焕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亦具有重要作用。
可以说，对话范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确立与开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主体意识的一次巨大觉醒。纵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我们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形成独立的研究范式。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内容的研究，还是对学科教学与教材编写，我们长久以来都照搬苏联教科书体系，从而丧失了理论研究的独立性与创新性。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变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也要自觉变革与创新。当然，这种变革与创新唯有在高效开放的对话过程、在对多元思想资源的反思批判中才会形成。
二、对话范式的路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场
在众多的对话范式中，显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交锋在中国学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即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可以说，30多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致出现了两大转型：“第一个转型是研究立场的转型，即从批判的研究立场转向认同的研究立场；第二个转型是研究主题的转型，即从注重资料评介和流派研究转向个案研究和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正是这两大转型，建构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对话，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与对话研究范式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学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建构了各异的对话路径，当然这不仅没有使他们之间各自为战，反而在思想的碰撞与交流中发展与丰富了中国学界的对话范式。
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以一种“激烈论战”的形式出场的，中国学界最初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展开了争论。对此国内学者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徐崇温为代表，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列宁主义、反第二国际新康德主义、反机械唯物主义的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不能说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第二种观点以杜章智为代表，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模糊、可疑的概念，主张用“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来替代；第三种观点以陈学明为代表，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应该统一到柯尔施的概念上来，因为柯尔施的规定是原本意义上的用法，其他用法都是在此基础上演化而来，这种规定既包含地域性含义又不以地域性为限，内容比较全面。这场论战的结果不仅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学界认同与接受，而且拓宽了学者们以往的研究视野，以一种不同的视角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哲学。不过，无论中国学界是从何种角度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存在着一个共识：即“倘若我们把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仅仅囿于‘文化知识的积累和辨析’，那当然应把注意力放在其定性上，即确定其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但假如我们是为了给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启示而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那么我们将专注于吸收和借鉴其中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成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者们已不再纠结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性问题，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了自己的研究。在这里，对话范式也以不同的形式展开。其中，将文化哲学看作一种新的理论范式的提法，比较具有影响力，即不是把文化哲学看作一种部门哲学，认为所有的哲学都具有这种内在特质。这些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在基本理论形态上，马克思哲学是关于人的存在的实践哲学；在具体表现形态和当下形态上，马克思哲学表现为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和超越精神的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在当代之所以会表现为文化哲学，是因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揭示了现代文化哲学的主题和演进思路：一方面，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深层文化精神，即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基本内涵的现代文明模式；另一方面，代表着一种对现代文化危机和现代人文化困境的深刻的批判意识。这种理论定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来自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把握。而且，这些学者为了强调这种分化和体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地域范畴，更愿意将一般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这不仅包括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还包括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后期新出现的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其内涵更加丰富。虽然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甚至流派内人物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以衣俊卿为代表的学者群认为，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演进中的文化哲学转向，即从传统的经济和政治的历史观转变为文化历史观。我们认为，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哲学理解，实际上是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成熟起来的。
另外，在西方哲学视野中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从生存论的角度探究马克思的当代性，即所谓的“以海解马”的对话范式独树一帜。在这一研究中，首先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深刻关联，唯有这三者进行充分的对话，才能真正领悟古典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对此，以复旦大学为代表的学者们首先探讨了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他们指出，德国古典哲学虽然不是马克思哲学唯一来源，但它是马克思哲学的主要理论来源。在传统的教科书体系中，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被简单化了，我们要重新认真探索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的关系，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德国古典哲学与费尔巴哈关系、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关系的研究也被凸显出来。通过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对话，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问题域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而和当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是一致的，马克思哲学从属于当代西方哲学，而且马克思也是当代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之一。由此，以吴晓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海德格尔生存论的解读，以此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共同实现了哲学史意义上的“生存论转向”，甚至马克思先于海德格尔完成了这种转变。“在突破形而上学方面，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可以说都达到了一种‘历史生存论’的境域。因而，他们就不是一种新形而上学来代替旧形而上学，而是完全消解了形而上学问题本身。”在阐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时，吴晓明教授认为，呈现马克思哲学当代视域或当代语境的路径就是对话，为此他还明确区分了作为文本解读的对话与在更广义上的同当代生活、当代哲学的对话。可见，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视域或当代语境不是现成地被给予，而是在“对话”和“追问”中不断生成，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也取决于这种对话的展开。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处于现存世界本身的历史性中，通过对话其意义也被历史地揭示和阐明。但是，“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阐发将不可避免地与海德格尔形成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形成的远不是结论，而是某种视域的开启：它使在形而上学语境内被全然遮蔽的东西显现出来”。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话中得到不断发展与丰富。在今天，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呈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形态表现为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国内学界以陈学明教授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针对当前的环境危机进行反思，并提出了一系列应该思考的问题，如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坚持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危机归因于理性和科学本身还是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是应该以集体政治行动的力量来改造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还是从存在论根基上建立更先进的社会主义等。
三、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可能：对话范式的启示
对话范式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众多范式中的一种，并非是唯一有效的研究路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无疑为当代中国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提供了可能。如果我们的研究总是停留在对于文本无限贴近的解读，或者是亦步亦趋地紧随西方学者，那么显然无法形成我们自己的哲学。对话范式的开展无疑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对话范式打破了学界僵化、教条、封闭的学术局面，开创了多元、灵活与创新的学术氛围。众所周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长期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处于相对简单、封闭、僵化与教条的境遇，从而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创新发展与研究质量。而对话研究范式因具有综合、开放、灵活的特性，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多元思想主体展开对话交锋；学术研究与时展和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话，无疑有助于我们摆脱长久以来形成的僵化的研究模式，为新思想的诞生注入新鲜的血液。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中、西、马进行沟通和对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开始有意识地突破学科壁垒，积极探索并构建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当代新哲学的可能路径。如赵敦华就提出了要以“大哲学”的视野看待现代中国的哲学，这是一种广义的中国哲学，“指在现代中国发生的、或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一切哲学形态”。他认为，在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哲学已经不存在了，现代中国的哲学既有传统中国哲学，又有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这三种哲学一直互相影响、互相交流和融合。从中国哲学来说，其现代形态就是在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中才构建起来的。
第9篇：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范文
关键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关系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31-02
詹姆逊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后现论家，他的作品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巅峰。20世纪中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逐渐走入低谷，但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学者们开始把视角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诠释，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和分析，因此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方面，派系林立，众说纷纭，著述繁多，出现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博弈论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等等思想、学派，其中，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独树一帜，充分吸收各思想学派的精华，同时创造出了自己的一套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方法，并且影响甚广。但是，很多国内学者却把他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提并论，这是对二者的误读。
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坚守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置于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之中，试图找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突破口。而后马克思主义是在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中，重新调整社会主义策略并重建社会主义价值的信念，但他不完全是解构主义，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后马克思主义更注重积极的理论建构意图与努力，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与现代的结合、解构与建构的统一”[1]。因此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后马克思主义二者既存在分歧，在一定的语境下二者也联系紧密。
一、一定程度上的同一性
詹姆逊在西方理论界是一位博采众长的理论家，他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是在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等理论的基础上而形成的，这在詹姆逊的《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中多有体现[2]。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他的这一思想与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时代背景相同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危机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遇到了瓶颈，因此人们开始探索通过其他不同路径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因此人们把目光聚焦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方法上，便出现了多种思想倾向，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乘着这股东风而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而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更是盛行。
詹姆逊是美国杜克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他致力于研究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判，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无论是在他的文学观还是在其他学术观中都能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历史观为指导，运用文学批评和结构主义，找到了一条对于文本的新的解读方法，并且把文本解读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尤其是与生产方式相联系，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解释方法。他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真正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特别是在1985年詹姆逊来华讲学，为国内的学术思潮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也引起了国内学者对于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西方社会思潮的研究趣味。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一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颠覆式”解构的面目出现在国际学术界。拉克劳是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行政管理系系主任。墨菲是一位女政治学家，曾师从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家阿尔都塞，现为巴黎国际哲学学院成员。拉克劳和墨菲的出名是因为他们于1985年共同发表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的战略》这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们首次称自己的理论是“后马克思主义”，主张“无怨无悔地拥抱一种后马克思主义”，从而“超越”马克思主义传统。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批评精神，即以反中心主义、反本质主义为基础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因而它受到人们激烈的批评，引发了一场长达数年的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争论。后马克思主义在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策略，力图突破西方左翼思潮长期面临的理论困境。
（二）后现代主义的范畴
詹姆逊把后现代社会看作“早已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辩证的变异，是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3]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涉及建筑、电影、小说、绘画等主要艺术领域以及后现论等相关的话语领域，其研究对象主要来自后现代主义艺术。因此他的马克思主义观也是带有深刻的后现代主义印迹。
后马克思主义是在研究晚期资本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观，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是后现代思潮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观，因此属于后现代主义范畴，“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底蕴其实是后现代主义”，“它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种衍生物，必然承袭了后现代主义的衣钵”[4]。
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的同一，是因为他们都执着于后现代境遇之下解放事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展望与筹划，都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建构开辟了新的不同视角，都具有借鉴意义。
二、詹姆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
詹姆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同一性，并不妨碍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处理上存在着根本分歧。
在中国，詹姆逊被一些学者划归在了后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之内，但是在西方学术界，詹姆逊是较早地对后马克思主义提出严厉批评的思想家。早在1985年（即拉克劳与墨菲出版《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同一年），詹姆逊就毫不客气地嘲讽后马克思主义者是“精神分裂者”。在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中，詹姆逊的观点别具一格。他把后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代：第一代的后马克思主义是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观点；第二代后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阶段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第三代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以更复杂的形式出现的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特征。他所说的三种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只有第三种是属狭义后马克思主义，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打上后现代主义烙印的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观点中的总体性概念、生产方式理论、阶级分析理论以及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历史主义传统等，都是后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些是“本质主义残余”。
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观，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基础上形成的，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有着真诚的信仰和独到的见解。詹姆逊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逾越的视界”[5]，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比当今其他理论阐释模式更具有语义的优先权。他还十分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视野和辨证精神，并通过吸收当代各种理论话语给予马克思主义以现代阐释，构建了一种新马克思主义批评体系。詹姆逊说：“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可以写在纸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6]。
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目前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极端观点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它不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而是变成了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与上述否定性看法不同，第二种观点认为，尽管后马克思主义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但它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多于偏离；较为流行的第三种观点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与重构，从总体上看，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多于继承。但是就其根源来讲，后马克思主义倡导一种偶然的话语逻辑，它主张把意识形态和经济及阶级要素完全剥离开来，这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再者，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和重构，本身就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剥离的，因此，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非马克思主义，它游离于二者的边缘。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无论是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还是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都出自一派，即后现代主义，而二者与马克思主义在某些观点上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二者的区别也显而易见，前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后者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当然我们还能看到的就是，由于詹姆逊思想的兼容性特点，他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带有明显的后马克思主义情结。
无论是同一还是分歧，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不同角度，无论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还是后马克思主义都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观点，并且通过二者的比较，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界提供广泛的视野。
参考文献：
[1]周凡.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马克思主义？[J].江苏社会科学，2005，（1）.
[2]詹姆逊.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G]//王逢振.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08-316.
[3]胡亚敏.后现代社会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6）.
[4]王平.现代性：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与归宿[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