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精选(九篇)

第1篇：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动漫；传统文化；文化缺失

Abstract： As China's animation recent years to develop industry in China has formed a preliminary scale. A large number of domestic animation works， a lot of animation production base in China earth came into being. But careful study of difficult to find in this great anime is difficult to have a good exemplary works of various animation production base production center also did not form their own style and sadnes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henomenon in the end is what causes it？ Traced culture， especially with the lack of separation of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animation industry is the cause of this phenomenon lies.

Key words： Anime；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e is missing

0引言

动漫，是动画和漫画的合称与缩写， 现可考证，该词语出处为1993年创办的动漫出版同业协进会与1998年创刊的动漫资讯类类月刊《动漫时代（Anime Comic Time）》，后经由漫友杂志传开，因概括性强在大陆地区的使用开始普及起来。在中国以外，并没有此种说法。国外习惯性将动画（anime）、漫画（comic）、游戏（game）三者合称作ACG，或加上轻小说（novel）合称为ACGN。其实究其根源我国对动漫艺术的贡献更早，皮影戏就是其中最有力的佐证。史书记载，皮影戏始于战国，兴于汉朝，盛于宋代，元代时期传至西亚和欧洲，皮影戏不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更值得我们骄傲的是他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和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完美的结合了起来。现代动漫虽然不是发源于中国，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对动漫的创作与发展必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说到动漫就不能不提到动画，在过去近100年的世界动画史中，欧美出现了如保罗・格利牟、卡洛林・丽夫、约翰・哈拉斯、沃尔特・迪斯尼特等动画大师，在中国，则有特伟、“万氏兄弟”、等老一辈动画家，他们无疑是动画创作领域最耀眼的明星。 在20世纪中国动画也创造过辉煌的的过去。对于观众来说《大闹天宫》《三个和尚》《小蝌蚪找妈妈》《九色鹿》，等都是我们曾经百看不厌的经典，

1中国动画的黄金时代

古老的文明，丰富的文化遗产，广为流传的经典故事曾为我国的动画制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养分。《大闹天宫》为那个时代的每个男孩子女孩子实现了叛逆之梦和英雄之梦。《大闹天宫》的造型设计不同于国外动画作品人物的无基础夸张，其造型灵感统统来源于传统文化，京剧造型、敦煌壁画、门神……都是人物创作的源泉，每个人物造型都有据可查、有案可找，整套人物绘画大大张扬了中国特色和民族个性。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三个和尚》的讽刺故事，用最最简单的线条、最最简单的形式，做了最充分的表现，整部作品没有配音，音乐只是简单的几声木鱼敲击声。这种表现模式恰恰同佛家万事皆空及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的道家思想完全契合，很好的适合了国人的欣赏情趣，在简单的叙述之中将观众带入中国文化的意境，让人不舍得遗漏一个镜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水墨动画是世界动画界的珍宝，水墨画借助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绘画工具和材料（毛笔、宣纸和墨），表现具有意象和意境的绘画。水墨画具有水融，酣畅淋漓的艺术效果[1]。《小蝌蚪找妈妈》就是利用水墨画的艺术形式表现动画的代表作之一，看这部作品好像打开一本素雅的国画画册，使人产生丰富的遐想，琵琶和古琴乐声悠扬，一幅幽静的荷塘小景淡淡推入，勾画出抒情优美的水墨世界，这种意象效果能，符合“中国绘画注重意境”的审美理想。这部片子打破了动画片“单线平涂”的模式，恰恰是这种打破使得中国画和动画这种表现方式做了很好的结合，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使得这部作品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各种文化的成功融合与包容使这部作品获得多项国际殊荣。

2当前中国动漫作品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1）传统文化的缺失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教育普片存在不足，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学生只关心数理化，而很少学习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缺失造成一代人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这种背景下，当外来动漫进入我国时，我国大批的青少年极易产生盲目迷恋的现象。尤其是对美日韩动画的缺少价值观的、空泛的没有目的的盲从与追崇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面对这种情况，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国产的动画片的发展越来越困难，很难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很难创作出优秀的动画作品。这看似是市场因素所致，但其根源则除了近一代人的传统文化缺失以外，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我国当代动画创作中传统文化的缺失。动漫制作过程不是产品生产流水线，动漫作品不仅仅只是商品，她还是教育与文化传播的使者，因此一部没有优良文化传统内涵的作品，最多只能是一顿视觉快餐，它是没有营养的，更是没有生命力的。目前，很多动画创作者不注重自身文化素养的学习，不重视市场竞争所掩盖的文化价值内涵，盲目拷贝美日韩的动画的外在形式，过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这种做法不利于青少年内心深处优良传统文化品质的形成，忽视青少年自身的审美与文化需求。

对传统文化理解的扭曲与偏差是当代动画创作中传统文化缺失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一提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保留中华民族传统风格、本土化、民族化，许多人就认为是守旧的、固步自封的、落后的，和时展的步伐不相适应，而且这种认识在动画创作领域极具普遍性[2]。其实，这种认识观是片面的，有着悠久历史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从来都是开放包容的，她海纳百川，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自身从来都是不断吸取外来有益营养，努力发展自己。应该说，善于吸纳任何外来优秀文化并进行再创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3]。在历史文化长河的发展中，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发展与嬗变正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2）中国传统文化与动漫创作的融合与并存

“励精图治，奋发图强，融贯中西，走民族化之路”，就是给当代动漫创作人前进的风向标、指南针。我国传统的文化艺术宝库中有着丰富的动漫创作源泉，在20世纪60年代借鉴水墨画、剪纸、木偶、皮影等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创造出大量优秀的动画片，震撼了全世界。

动画借鉴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创造的有利条件很多，文化传承的血脉是创作出一部好的动漫作品不可或缺的也是无法割舍的。几千年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着广泛而又浑厚的受众群体。在继承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从本土文化中寻找动画创作的灵感并非固步自封，不求创新[4]。我们是要充分借鉴传统文化的精髓，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创造出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具有创新元素的优秀作品。文化上的借鉴与传承，并非是空洞的概念。任何文化创作都要有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如何在融入传统文化的基础山做到社会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确需要有识之士从研究入手，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创新，从创作手段，文化传承、艺术融合等方面重新解读，使动画真正成为文化传播商品，做到既能获利又能获益。

（3）大力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对动漫产业的影响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源泉，但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并不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人类文明在进步，民族在发展，当然与之对应标志性产品“文化”也在不断进步。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阶段的文化内涵可能有所不同。在动漫产业的发展中，我们强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但这并不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相背离。相反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正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这种发展应用在动漫产业中，给动漫的文化积淀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动漫产业向着更加健康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

3总结

五千年的文明史是我们中华民做的宝贵财富，我们没有理由也不能抛弃他。当今世界各种文化交织在一起，新的艺术形式从出不穷，但无论文化形式如何变化，优秀的，被历史所证明的文化传统都应该被继承。在当今动漫创作中更是如此，一部好的动漫艺术作品是有灵魂的，是有生命的，而这种灵魂和生命的创造者除了动漫创作者以外，更重的就是传统文化给予的血液。在中国，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动漫产业振兴腾飞的精神动力，是中国动漫作品长久生存，不断壮大成长的永不枯竭的血液。

参考文献：

[1] 陶雯. 传统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动画发展探讨[J].电影文学.2010年9月.

[2] 田冰. 动画形象的设计、传播与传统文化复兴的研究[D].硕士论文.江南大学，2008年8月.

[3] 陈晓毅. 民间工艺形式在定格动画中的应用研究[D].硕士论文. 广东工业大学，2011年5月.

[4] 陶雯. 中国动画创作中传统文化元素的接受[J]. 文艺争鸣. 2009年6月.

作者简介：

张勇， （ 1 97 7- ） 男， 安徽宿州人， 硕士， 副教授， 从事软件工程、 图形图像处理的研究。

第2篇：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 三毛 道家风骨 儒家情怀

台湾女作家三毛以其朴实流畅、细腻动人的文风和自身颇具个性的形象赢得了受众的喜爱，自上世纪80年代她的文字传入大陆后，其热度便经久不衰。如今，尽管三毛已离世二十余年，但各种版本的三毛作品仍层出不穷，关于三毛的电视节目和新闻报道仍不时地出现在媒体上，在中国文坛百花齐放的今天，她的影响力尚存，并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一代人。

作为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濡养的女作家，三毛的文字看似朴素自然、通俗易懂，实质却折射出特定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趋向，展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

一、自由随性、天人合一的道家风骨

天人合一、清静无为是道家文化的重要本源。三毛的作品洒脱不羁，自然宽和，延绵着老庄哲学的仙风道骨，具体表现在：

（一）在流浪中感悟自由：“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三毛说“我是一个自由魂”，流浪和自由是她众多作品的共同主题。她的词作《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传递出心向他乡，为自由而漂泊的意念。三毛曾表示：“自由是多么可贵的事，心灵的自由更是我们牢牢要把握住的。”在《孤独的长跑者》中，她说：“我自然也是一群又一群长跑人类中的一员……这些年来，越跑越和谐，越跑越包容，越跑越懂得享受人与人之间一切平凡而卑微的喜悦。当有一天，跑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时，世上再也不会出现束缚心灵的愁苦与欲望，那份真正的生之自由，就在眼前了。”①

对于自由的追寻和感悟使三毛颇具庄子“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风采，而这也使得她的文字满含中国闲适文学“独抒性灵”的魅力。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仰观土曜，府察含章，高卑宅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②近代作家林语堂则认为：“性灵”也就是要作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表现自我”或“自我表现”。③三毛的作品深刻地反映出这些特质，表现出道家文化对于创作者的影响。

（二）在天地间体味和谐：“俯仰自得，逍遥自在”

三毛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以异域风情为背景，将一个个故事铺成展开，向读者展现芸芸众生与天地间自然和谐之美，从而传递出随遇而安、逍遥洒脱的人生观。在《白手起家》中，她说道：“远离我们走过的路旁，搭着几十个千疮百孔的大帐篷，也有铁皮做的小屋，沙地里有少数几只单峰骆驼和成群的山羊……生命，在这样荒僻落后而贫苦的地方，一样欣欣向荣的滋长着……我看着那些上升的烟火，觉得他们安详得近乎优雅起来……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我的解释里，就是精神的文明。”④在《黄昏的故事》中，她描绘道：“船都拉上了滩，没有预备出海的迹象，有些面熟的年轻人坐着钓鱼，老人在补网，穿热裤的金发游客美女在他们身边哗笑走过，这么不同的生活和人种同住在弹丸大小的十字港，却平静得两不相涉……港口的椅子上，一个外国老太太，一个西班牙老渔夫，两个人话也不通，笑眯眯的靠在一起坐着，初恋似的红着脸。”⑤

三毛的作品中，这样的描述比比皆是。尽管她旅居他乡多年，但漂泊的生活并未给予她怨天尤人的性格，相反，她的文字无不传递出从容淡定、温情乐观的和谐之美，烘托出一种远离世俗尘嚣的浪漫主义精神。“此心安处是我乡”，三毛的逍遥行天下，是一种获得精神自由的文化行动，诉诸文字，超然出尘、返璞归真，便形成了庄禅意味浓郁的道家风格。

二、中庸仁爱、悲天悯人的儒家情怀

崇尚“仁义”，提倡“中庸”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主张。几千年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融入了百姓的心灵深处。三毛的许多作品都是在异乡完成的，在十几年的流浪生活中，她以东方女性温婉而不失个性的形象成为了儒家文化的践行者，她的作品中也体现着她中庸仁爱、悲天悯人的儒家情怀。

（一）在差异中找寻平衡：“不偏不倚，调和适中”

《论语・雍也》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⑥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免不了意识形态和文化习俗的碰撞，而三毛秉承着中国人的中庸品性，以一种“不偏不倚，调和适中”的处世态度在文化差异中寻找平衡。面对西班牙丈夫荷西，三毛“在语文上迁就他”，面对与婆家人的矛盾，三毛恪守家和万事兴的理念，忍让和协调，在《亲爱的婆婆大人》中，她幽默地说：“结婚半年过去了，我耐心写信，婆婆只字不回。我决不气馁，一心一意要盗婆婆的心，这还得一步一步慢慢来。”⑦她不激烈、不极端，而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将自己的婚姻生活打造得有滋有味。她表示，“结婚之后，双方的棱棱角角，彼此都用沙子耐心地磨着”，“‘开放的婚姻’这个名词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撒哈拉沙漠居住时，对待邻居她既不过分亲昵也不刻意疏远，而是“除了给药时将门打开之外，平日还是不太跟他们来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道理我是十分恪守的”。④在《西风不识相》中三毛说道：“我没有忘记大人的吩咐，处处退让……我是中国人，我要跟每一个人相处得好，才不辜负做黄帝子孙的美名啊！”⑦可是这并未使她得到应有的尊重，于是她开始反思自己妥协中庸的行为，“我一再的反省自己，为什么我在任何一国都遭受到与人相处的问题，是这些外国人有意要欺辱我，还是我自己太柔顺的性格，太放不开的民族谦让的观念，无意间纵容了他们；是我先做了不抵抗的城市，外人才能长驱而入啊”。⑦

我们可以看到，三毛在作品中不但表现出中华民族顺从谦虚、中庸低调的美德，也对这样的传统文化提出了适度地批判，这是环境转换下行为个体对于传统文化价值取舍的理性反思，如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早已不能生搬硬套地运用于现实生活中，三毛在其作品中不仅直抒胸臆地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不适于现世环境的因素进行了反思，这是具有与时俱进的意义的。

（二）在尘世间播散仁爱：“以人为本，仁者风范”

三毛的文章之所以动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她对人间真情真爱的凸显和高扬，她笔下的故事中，“我”――不仅是事件亲历方，更始终是一位尘世间播撒仁爱的使者。在《悬壶济世》中，“我”免费替穷人看病疗伤；在《温柔的夜》中，“我”给予陌生人无私的帮助；在《哭泣的骆驼》中，“我”为沙漠女子的悲惨遭遇痛哭流涕；在《写给“泪笑三年”的少年》中，“我” 安慰失足少年，提供人生建议；在《哑奴》中，“我”尊重遭人唾弃的残疾家奴，请他共进午餐；在《朝阳为谁升起中》，“我”倾囊相授，谱写朴实的师生情；在《一个陌生人的死》中，“我”对异国老人的关切溢于言表……三毛说：“我能学着去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上的一草一木一沙。”在她的文学世界里，充满着对亲情、友情、爱情的感恩，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对天地万物的珍视，她亲亲、爱物、从善的儒家情怀倾注于行云流水的文字中，使文字饱含浓郁的东方人文主义色彩，这是创作者对生命价值的体验探索，也是她对传统文化的情感皈依。她的故事里沉淀着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来的精神产物，是儒家文化观照下的真善品格，以文字为载体，传播的是中国情结，是民族精髓。

三、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受到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影响，三毛的作品不仅具有自由随性、天人合一的道家风骨，也蕴含着中庸仁爱、悲天悯人的儒家情怀。同样，正是由于三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咏叹，才使其作品经久不衰，并感染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注释

① 三毛.闹学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107.

② 刘勰.文心雕龙[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2.

③ 李喜华.论道家情怀在林语堂后期文艺思想中的表现[J].现代文学评论，2010（5）：130.

④ 三毛.撒哈拉的故事[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173，97，156，189.

⑤ 三毛.背影[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26，57，96.

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91.

第3篇：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范文

对于李行电影的总体评价，论者一般认为他延续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的形式与风格，在台湾创出新的乡土写实电影传统，为台湾原创电影的发展，奠定技术与美学的基础。关于李行对台湾电影美学方面的影响，台湾电影史学者卢非易给予很高评价，他在《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一书中讨论台湾电影于创作环境先天不良的条件下依然陆续出现优秀的创作时，便以李行的作品作为典型：“……《王哥柳哥游台湾》开发出台语喜剧原型，《街头巷尾》为健康写实电影定下基调，《秋决》奠定儒家电影的伦理风格，《海鸥飞处》重赋爱情文艺类型新生，《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引介本土反思与乡土意识，以致《原乡人》领先探讨中国/台湾情结。可以说，李行始终能步于众人之前，呼吸时代的新空气，一再地带动台湾电影的发展方向。”(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266-267页。)

李行近30年的导演生涯、50多部作品，其创作始终不出民族精神、传统道德、家庭伦理的主题圈子。从中不难看出李行关注现实的品格、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创作立场和“文化中国”的气质、在意识形态与艺术追求的中间地带从事“主流”电影的创作、尽可能兼顾政宣要求和风格化的艺术表达、坚持将伦理道德的理想渗透进商业化的剧作构思、百般眷恋的乡土情结和爱国情结等等。以上也是历年众多论者一再论及的内容，在此不必重复。不过，同时也有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就是李行电影还一直受到争议及批评。李行自己也很清楚，对于他的电影，有两方面始终是激烈争议的引发点。一是他的“煽情”作风，一是他的“保守”的伦理观念。那么我们就从李行作品的争议处入手展开评析，在下文我们将会发觉，这两方面的批评，也从另一个角度触及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先说“煽情”。其实，与其判定李行是“煽情”，不如说他是十分的“重情”。李行作品一贯“重情”，尤重传统的伦理亲情。关于亲情的描写，在他的健康写实电影(如《街头巷尾》)、哲理电影(如《秋决》)、爸爸电影(如《路》、《吾土吾民》)、琼瑶电影(如《婉君表妹》、《哑妻》)、乡土电影(如《中的一条船》)、寻根电影(如《原乡人》)中都有鲜明体现……这是与中国人的抒情文艺传统一脉相通的。

关于中国文艺的抒情传统，其源流之久长，影响之深远，无论怎样描述都不为过。朱天文在《悲情城市十三问》一文里讲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以区别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不仅仅是侯孝贤电影的学理脚注，也同样适用于李行的电影。她借用学者陈世骧的观点，从诗经开始梳理这条抒情传统的线索，楚辞、汉乐府、赋、元小说、明传奇、清昆曲，可说都是由名家抒情诗品“堆叠”起来的。(注：吴念真、朱天文《悲情城市》，台湾三三书坊1989年8月版，第12-16页。)不仅从民间文化的“小传统”(littletradition)的角度来看，这一抒情的品质，堪称民间文艺世俗精神的核心；而且根据考古学者和文化学者的考察与研究，抒情传统不仅仅局限在“小传统”，并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同源。(注：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195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RobertRedfield发表《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SocietyandCulture)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小传统”(littletradition)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这一对观念，“用以说明在较复杂的文明之中所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culture)；而相对的，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传统虽各有不同，但却是共同存在而相互影响，相为互动的。”大小传统文化也可称为“高文化”与“低文化”、“古典文化”与“俗民文化”及“学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RobertRedfield认为自己这一组大小传统的观念最适于研究古老的文明社会，如印度、伊斯兰和中国社会。见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43页。)

1993年10月，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出土一批竹简，共13000字，含18篇学术著作，即著名的“郭店楚简”。据学者庞朴介绍，“郭店楚简”提供了许多我们过去从不知道的“儒家之秘”，其中就涉及重情的思想：“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儒家相信性是善的，情是恶的，因此所有有关儒家修养的书都好象是道貌岸然、远离七情六欲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这一次竹简的出土基本上摧毁了我们的观念。竹简里面有好几篇谈情的重要性——道始于情。人道从哪儿来的?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从性来的。因为儒家认为性本善，从性善里面派生出人们的道德规范来。可这一次它明确说，道始于情，从情开始了人的道德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这个思想我们以前不敢想也不敢说，这是儒家的一个秘密。”(注：庞朴《郭店楚简探秘》，《北京晚报》2001年4月6日，第26版。)

既然“道”始于情，那么“文以载道”的“文”、“影以载道”的“影”也应当有“情”。而“情”、“道”之间的渊源，来自儒家文化传统的“有情的宇宙观”。关于“有情的宇宙观”，学者韦政通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传统的哲学，以儒家为主，儒家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是仁，仁的基本性质是感通，所以能感通者在有情。……仁，内在于人说，为人心；超越于人说，又是万物之性。仁周流于人与自然之间，促成人与自然的相感通，人与人的相感通，以及物与物的相感通。从儒家的观点看，万物莫不相感通。万物莫不相感通，也就是万物莫不有情……儒家认为天地万物乃一生化的历程，是一有情的生命体。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就是说，人能由感通之道，与天地万物融而为一的意思。了解这一类的玄思，必须了解它的基础是定在情字上：人与人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物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天地万物，统被连系在情的交光网中，此之谓有情的宇宙观。”(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

在“有情的宇宙观”基础上，韦政通先生又说：“中国传统中第一流的文学，不是纯粹写景的山水文学、自然文学，而是融情于自然山水之中，情景交感的性情文学。”(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归根结底，亦在一个“情”字。由是观之，李行导演一贯的“重情”作风实在是受中国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深入影响所致。

至于李行的“保守”，我们知道李行选择坚守“影以载道”的传统立场不改变，一开始是由于在台湾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电影从业者不得不苦苦寻找政治、商业和艺术三者之间的通约点，结果是找到一种折中方案，“拍摄一些既反映台湾现实又符合政宣要求，宣扬中国伦理道德，在票房上也能有起色，不担风险的电影”。(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2页。)同时，李行自己讲：“我的作品重点，多半强调父母子女间的亲情，这一点，与我的家庭环境极有关系，在我的感觉里，上一代与下一代应该是协调的，不应该是叛逆的、相抵触的，人类感情，没有比父母对子女更真诚无私，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是传统保守的中国人典型，所以我最服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1958年，四位台港地区的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共同署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的副标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标志台港地区新儒家作为一个思潮的崛起。而当时的政府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来支持。由6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台湾大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积极动员权力体制内的各种电影资源——李行是“中影”公司的大导演，自然不能置身事外。而为他所拳拳服膺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恰巧与政宣内容不谋而合。所以，他的“保守”作风，他的一系列“保守”作品，还有这样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不容忽视。

那么“传统的伦理亲情与教育，正是李行导演作品中的主要元素，也可以说是他的美学核心，他的导演三昧”(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这亦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之下，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在政治上相对中性、在艺术上符合表达愿望的主题区域和题材空间。至于李行在后来政治限制相对宽松的时期仍旧坚持其“保守”作风，如何看待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毕竟创作者有坚持自己风格的权利与自由，而且无论怎样的艺术家都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

二、影以载道：美是道德的象征

李行的电影，是以传统的眼睛看传统，以之为“健康”标准拣取现实素材，有论者认为是将现实渲染、美化、构造成传统眼光下的现实：在传统眼光先于一切、居高临下的注视下，一切社会现实的外在现象，经过过滤、筛选，都被儒家的传统精神统摄起来、凝聚起来。“事实上就是传统的伦理主题落实到某种层次人的生活中，而使得观众能更真实地领会其情感而已。”(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3页。)

无论多么剧烈的内在或外在冲突，无论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多么疏远、多么隔膜(如《路》、《浪花》、《原乡人》)，在“仁爱”精神、忠恕之道的感召下，对立都化解，问题都消弭，隔膜被穿透，距离被拉近，在心有灵犀般的感动、共鸣中，走向人际和谐的圆满，在作品中的小世界实现儒家的道德希冀与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亲亲爱人”的实践与圆满。

李行的“保守”，尤其他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道德伦理观念，其实也和“有情的宇宙观”有着微妙联系。中国的传统哲学，受“有情的宇宙观”影响，始终没有能够和文学划清一条界限，“情”与“理”之间缺乏明确区分。为了以文载道，多少损失了文学的独立性，即，给文学的表达定下一套先验的哲学理念，虽然这一理念与情感有关，可一旦成为定式，就难免理念先行而情感在后的说教嫌疑。儒家思想对中国文艺作品的这一消极影响为诸多论者提及，而在李行的电影中也确有说教过多的痕迹。同时，这种天人感通的哲学传统，造就了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泛道德化的伦理主义系统。在儒家的道德思想中，视道德原理为“先验”的道德原理，“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先验(apriori)一词，借用自康德哲学。根据康德的解释，先验就是先乎经验的意思，同时，也包含对于一切人、一切可能情况都适用的必然的、普遍有效的意义在里面。凡是先验的原理，都不必由经验来证明，它是不证自明的。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都属于这种先验的道德原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就是，只要我要求实现仁，那么仁就可以实现。实现仁的条件，既不依靠知识，也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经验，唯赖人的意志。还有孟子著名的四端之说，作为儒家的四大德目，代表儒家所厘定的行为规范。这些德目的根源是为人心所固有的。(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页。)这样把儒家的道德抬高到的层次，倒颇能帮助我们理解，李行的人伦道德的理想为什么始终渗透在他的电影作品里，构成贯穿其整个电影艺术生涯的重要特色。从而，李行作品中这一普泛存在的、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姿态与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同源共流，面对受过传统文化精神熏陶的中国/台湾观众，正符合他们的“期待视野”，因而一度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特别是李行的健康写实作品，撷取现实的素材，按照儒家的精神进行理想化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计——与其说是反映现实，不如说是提升现实；与其说是描述现实，不如说是美化现实。道德精神的和谐与完满是李行作品主题一贯的、先验的归宿。所以，李行的大多数作品，不是“现实”的，而是理想的；不是再现的，而是象征的。内中渗透出的影以载道的“理趣”，成为其美学风格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

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专门论述过“对美的理知兴趣”，他把审美判断理解成不仅仅是纯粹的审美，而且是部分地具有理知性的趣味判断。“当心灵思索自然美时，就不能不发现同时是对自然感兴趣。这种兴趣是临近于道德的。”(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的译文为“当心意思索自然的美时，就不能不发见自己在这里同时对于自然是感到兴趣的。这种兴趣按照它的亲属关系来说是道德的。”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145页。)在此，道德的理念通过“象征”而感性化，成为审美——“趣味归结乃是判断道德理念的感性化的能力(通过二者在反思中的类比)”。(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译文为“鉴赏基本上既是一个对于道德性诸观念的感性化——通过对于两方的反思中某一定的类比的媒介——的评定能力”，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204页。)康德在美的分析中把“纯粹美”/“自由美”和“依存美”区别开来：前者如花、鸟、贝壳、图案画、无标题音乐，属于纯粹的形式美，是非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后者是指“依存于一定概念的、有条件的美，它具有可认识的内容意义，从而有知性概念和目的可寻”，即并非以线条等纯粹形式而引起美感的对象如人体、园林、建筑等等。(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3页。)康德将“依存美”看作是高于“纯粹美”的，指明“依存美”才是真正的美的理想，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著名美学命题——例如白色象征纯洁，或把自然景物类比于一定的观念而成为美等等。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松、菊、竹、梅四君子象征道德的高尚贞洁，与康德这里讲的意思倒相当一致。”(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6页。)

在李行的代表作中，《秋决》(1971)极其典型地传达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理趣、理念，片中的每个主要人物都有着明确的象征意涵，成为探讨儒家哲学及伦理的形象化概念，达到“趣味与理性的统一，即美与善的统一”。我们不妨将李行长兄李子弋对该片剧本第十二稿的读后意见录在下面，文章不啻为影片道德象征理念的上佳阐述：

“《秋决》应有三条主轴：第一、与生俱来本质上‘道欲并存’的人性可塑性。第二、刑罚教化‘刑期无刑’的矫正性，自我反省、悔改重于刑罚的惩治。第三、中国传统女性的牺牲奉献与柔顺妇德，所彰显的无私的爱，会开启人性至善之门。

秋决，是中国法治的精神，以秋天肃杀、收敛，蕴涵着下一个春天生命的再生。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在于‘生生不息’，中国的文化价值，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充满生命精神的世界，它是一种生命形式转化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生生是后一个生命接替了前一个生命，是一种圆的转换与传承。

中国人对生死的看法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秋决正是这种生生死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时序与生命转换。

因此，《秋决》的男主角，是‘道欲并存’人性可塑性的象征，女主角则是柔顺妇德、母爱光辉，牢头则是‘刑期无刑’鼓励反省悔改的力量，通过秋的肃杀一个旧生命的衰退，开启春天苏醒一个新生命的成长，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转换。”(注：黄仁编著《行者影踪——李行·电影·五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股份公司，1999年12月版，第28页。)

《秋决》以死囚裴刚由暴戾乖张到良心发现的心路历程为叙事主线，穿插塑造了仗势护犊继而悔恨不已的奶奶，性格温婉柔顺、甘愿传宗接代的莲儿，以及正义严峻又慈悲若父的牢头、代表性恶的小偷与彰显良知的书生等几个人物形象，再辅以诗性象征意味的四季自然景色的描写，俨然是探讨人性、亲情、天命、生死、道德等等诸多人生终极问题的哲理电影诗。影片完成后，李行称它是过去十年来以伦理为主题的毕业论文。

追溯该片之主题渊源自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我们知道，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观本来就有把道德理性和自然理性先验地看作一致的倾向，后世理学家据此发展出“致良知教”，即认为良知天然植于人心，可由人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良知的最大特点。这里举一实例说明之。已故的现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1909—1995)有一件难忘往事，曾深刻影响其哲学观念：“30年前当吾在北大时，一日熊(十力)先生与冯友兰氏谈，冯氏谓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个假设。熊先生听之，即大为惊讶说：‘良知是呈现，你怎么说是假设!’吾当时在旁静听，知冯氏之语的根据是康德……而闻熊先生言，则大为震动，耳目一新……‘良知是呈现’之义，则总牢记心中，从未忘也。”(注：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308页。牟宗三正是在熊十力的启发下开出“道德的宇宙论”，视道德的秩序为宇宙的秩序，再融汇康德先验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精要，依着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路，推展出一整套现代新儒学的“先验道德论”哲学架构。另外，关于“良知”的先天自存于人心，可参考王阳明《大学问》第26卷所讲：“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良知到底是不是“呈现”，从理性的角度，既无从证明，也无从证伪，只能是悬案。新儒家继承宋明理学传统把它理解为德性之知的“呈现”，已越出科学的界限而进入信仰的领域，故而有的学者干脆把儒家文化系统看作“宗教、伦理、政治”的三合一。

为了使《秋决》有力彰现儒家之自然与人伦同源不二的信念，李行和编剧张永祥屡易其稿，惨淡经营，借用情、景、人、物、事在凸显“道”与生命的联系，视天、地、人为一整个的生命系统——“天地之大德曰生”——把自然和人伦统一在天道运行、生生不已的哲学境界里，这样一来，就把伦理道德的终极依据形象化地展示出来。

关于此中蕴涵，可再参考国学大师钱穆的一段文字：“这一个道，有时也称之曰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大自然言，有生命，无生命，全有性命，亦同是生。生生不已，便是道。这一个生，有时也称之曰仁。仁是说他的德，生是说他的性。但天地间岂不常有冲突，常有克伐，常有死亡，常有灾祸吗?这些若从个别看，诚然是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但从整体看，还只是一动，还只是一道。……从道的观念上早已消融了物我死生之别，因此也便无所谓冲突、克伐、灾祸、死亡。这些只是从条理上应有的一些断制。也是所谓义。因此义与命常常合说，便是从外面分理上该有的断制。所以义还是成就了仁，命也还是成就了性。每一物之动，只在理与义与命之中，亦只在仁与生与道之中，冲突克伐死亡灾祸是自然，从种种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中见出义理仁道生命来，是人文。但人文仍还是自然，不能违离自然而自成为人文。”(注：钱穆《湖上闲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34页。)

三、时代/个体局限：在政治、商业的夹缝生存

李行电影创作的黄金年代是20世纪60—70年代，台湾此时正处于经济起步的历史阶段。从经济角度上看，台湾正在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官僚资本、私人资本迅速增长，连带着电影投资也大幅提升。从政治角度上看，政府鼓励本土电影发展，并限制外国片进口，在政策方面为台湾本土电影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支持空间。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氛围里，老百姓自然会有对电影的消费需求，又值台语片渐渐走向颓势，国语片急需找到新的表现方式。而且这一表现方式既要能够兼顾政治宣传目的，又得符合市场的需求、观众的口味。在电影艺术方面，世界兴起写实主义的电影浪潮，波及台湾，它成为“(健康)新写实主义”电影应运而现的又一催化剂。

然而表面安逸的社会征侯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紧张。当时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冷战”背景下处于两极对立的时刻。“保守的威权统治与政治压抑仍继续强化，以确保一个低风险的稳定投资环境。”(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7页。)

“鉴于过去上海左派电影的庞大影响力，政府仍小心翼翼地钳制电影内容与意识。60年代的主要片商戴传李，曾提及当时噤若寒蝉的状况：‘有轻描淡写社会的不平，但不敢深入说明，太露骨的话，不要说惹事上身，只要禁演，就赔大了。’电影检查的严苛与近乎神经过敏的自我约制，使台湾电影始终谨守在政府许可的意识范围内。这样紧张兮兮的创作气氛，贯穿了整个60、70年代。”(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8-99页。)比如台湾当时的文艺政策中有所谓的“六不”，即：“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103-104页。)在如此鲜明的意识形态限制之下，确实是先验地、强迫性地决定了健康写实电影的扬善隐恶的根基品性和价值起始点。作为从台语片时期走过来的成功导演，李行为了在这一社会氛围中生存，也面临自身的表现方式、风格的转型。因为他必得在夹缝中求生存，一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一面是观众口味的要求，并且艺术家还有强烈的表达个人关怀的愿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要想三者兼顾协调，诚非易事。

李行作品中的所谓“健康现实”的美，是作者的审美理想以“现实”的表象外化在银幕上，至于它与客观现实的真正关系，往往成为论者争议的引爆点，至今仍褒贬不一。尽管李行在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夹缝中生存下来，在限制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既然是时代背景限制下的产物，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时代的烙印，无法真正逃离时代的局限性。李行的局限，一方面是他的伦理观念及教化主题上的局限，一方面在于他实现其电影美学风格的手法的局限。

在道德伦理主题方面，李行若有意若无意地流露出对当时意识形态的迎合，即对现实父权/威权文化的某种依附或妥协。陈飞宝中肯地指出李行电影“遵古守旧、不做任何改变的思想，与当时台湾社会趋向开放的社会潮流格格不入。对代沟问题的探讨，他总是远离台湾政治社会生活，远离现代工商业发展带来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和对中国固有伦理和传统的具体分析，单单强调下一代向上一代迁就和妥协，这是很不够的、片面的”。(注：陈飞宝编著《台湾电影史话》，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03页。)

在电影美学、电影风格方面，则属焦雄屏最具代表性，她提出以李行的《蚵女》、《养鸭人家》、《路》为代表的“健康写实主义”电影——

“一、背景多设在台湾某农村、乡下、渔港等地，以农渔的生产为题材，在外景实地拍摄，避免了以往片场显出的虚假狭陋景观。

二、人物普遍是劳动的普罗阶级，如《养鸭人家》的农户与养鸭户，《蚵女》的殖蚵女郎，《路》的筑路工人和近邻的贫破木屋区。不过，这些演员并未掌握角色的现实原则。扮劳动妇女的女星常挂着一脸都市妆上戏(如：眼影、假睫毛等)。男星则吹着飞机头、穿着花衫西裤演农夫。其面貌与写实的外景并不搭配。

三、标准国语的演员，使电影极不写实。这是台湾充满南腔北调的时代，农渔村更是一片台语。但是，训练有素的话剧传统演员，吐着咬音标准的台词，使人产生错乱。

四、健康写实脱不了宣传政策的任务。虽然放弃了的陈词，但是宣扬台湾的经济变化以及政府德政都不遗余力。

五、这些电影都存有保守的意识形态，先验地巩固父权思想及封建伦理。也因为背后已存有既定的意识形态结论，‘健康写实’完全不能如‘意大利新写实主义’一般采取开放的形式，电影的终结往往是一家团聚，误会冰释，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和天伦之乐超过一切。”(注：焦雄屏《时代显影——中西电影论述》，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第157页。)

综观以上五点意见，我们可以看出，其一，对于“健康写实”电影的评价，除了第一条带有某种程度的肯定语气之外，其它四条都是持批评态度的。其二，前三条写出电影在拍摄手法上的局限与不足，后两条则在电影传达的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指出其局限性。其三，从拍摄手法的陈旧，到主题、意识形态的保守落后，这些问题几乎在80年代崛起的台湾“新电影”全部纠正过来。因而，在这些批评意见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新时代的电影美学观念。也正是在新的美学观念引导下，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80年代“新电影”导演们形成了大大区别以往的电影创作气候，开拓出台湾新生代电影发展的新局面……

结语

综前所述，本文首先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情的宇宙观”对李行的“重情”作风的影响，与我国自《诗经》就开始的抒情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其次，说明儒家传统的泛伦理主义倾向，直接导致李行作品中“先验”的主题意念，即“美是道德的象征”这样一种将哲学观、道德观、审美观合而为一的创作追求。接着，又指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政治和商业的双重限制，李行在创作上的某些局限。基本肯定的一点，是李行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奉持者兼代言人，他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终生不渝的最高信仰，从“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的角度上看，是没有任何距离感的完全认同，即认同传统、认同民族、认同国家。

不过也要特别说明，认同传统文化、信仰传统精神的人，不一定就是极端的守旧派或者(狭隘、庸俗意义上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主义者。比如李行的《贞节牌坊》，就是同情、肯定女性正当的要求，反对并谴责了残酷无人性的封建贞洁观，有其进步意义；再者，他所宣扬的传统伦理道德，也只是强调仁爱之心、忠恕之道，崇尚克己奉献、向往亲情和谐……是对传统之积极面的认同，决非对封建糟粕认同，像后期作品《原乡人》、《中的一条船》中的爱国主义情操和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当为我们全体中国人所信奉。因之，笔者以为应主要从积极方面看待李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体现。

传统是复杂的，现实是复杂的，传统和现实的关系，以及传统与未来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人们常说温故知新、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创造转化，依据的正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李行的电影创作，正给予我们这方面的重要启示——正如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关于“文化的传统”与“创造的自由”的精辟论述：“文化始终有两个源头：一是传统，二是创造的自由。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连贯性，就没有历史沿革的合理性。这儿说的传统决非那种阻碍创造性发展的守旧，而是跟过去的创造、过去的文化价值的一种内在的联系。没有创造的自由，文化就没有创新，就没有不断提高和上升的活力，就是消亡。在文化创造的历史上，发生跟过去决裂的现象，激烈地对抗过去，特别是对抗刚逝去的过去。不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文化生活中也要闹革命，但伟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过去却始终会保存于深层处，人们总会向它回归……没有跟过去的联系，没有记忆，就不存在文化，就像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化一样。”(注：[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灵魂——别尔嘉耶夫文选》，陆肇明、东方珏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17-218页。)

附录：李行电影导演年表

1958年《王哥柳哥游台湾》(上、下集)

1959年《猪八戒与孙悟空》、《猪八戒救美》、《凸哥凹哥》

1960年《台湾地下水》(纪录片)

1961年《台湾教育》(纪录片)、《王哥柳哥好过年》、《武则天》、《两相好》

1962年《金凤银鹅》、《白贼七》、《王哥柳哥过五关斩六将》、《白贼七续集》

1963年《街头巷尾》、《新妻镜》

1964年《蚵女》(与李嘉合导)、《养鸭人家》、《婉君表妹》

1965年《哑女情深》、《贞节牌坊》

1966年《还我河山》(与李嘉、白景瑞合导)、《日落日出》

1967年《路》

1968年《玉观音》、《情人的眼泪》

1969年《群星会》、《喜怒哀乐》(第三段《哀》与白景瑞、胡金铨、李翰祥合导)

1970年《母与女》、《爱情一二三》

1971年《秋决》

1972年《风从哪里来》、《大三元》(与李嘉、白景瑞合导)

1973年《彩云飞》、《心有千千结》、《婚姻大事》

1974年《海鸥飞处》、《海韵》

1975年《吾土吾民》

1976年《碧云天》、《浪花》“有”版权所

1977年《风铃风铃》、《白花飘雪花飘》

1978年《中的一条船》

1979年《小城故事》、《早安台北》

1980年《原乡人》

1981年《又见春天》、《龙的传人》

1983年《大轮回》(与胡金铨、白景瑞合导)

第4篇：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范文

在当代画坛里有很多艺术家都在把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绘画上的体现也做的非常的好，强有力的展现出作品的极大魅力。正如“吴冠中先生运用当代艺术的综合性创见解构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从而独树一帜。从吴冠中先生作品丰富的意象表现中，既有中国传统绘画风格内涵，又有中国传统艺术的时间与空间、动态与静态的文化内蕴，在他的后期绘画作品当中并以意象的符号重构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意识和当代性，阐发出时代的强音 。说到蔡国强的火药，使他在当今世界艺坛无非也享有盛名，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艺术追求者应关注并了解的对象，他的艺术语言，很明显具有很强烈的民族气息，作为四大发明的火药，他以它来作为绘画表象的主题，具有很强的民族意义，整个创作作品的场面气势压人，颇具东方气息，一见其作品就让人震撼与兴奋，他让火药再一次让世界所认识。再一次说明了中国民族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与所做出的贡献。为世界的发展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作为艺术家就应该为民族文化做一份自己的努力。

看看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传统文化何去何从？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自身的文化已经失去了很多很多。从古至今，中华民族遇到过多少次的入侵？但是从来没有被征服过！那是因为我们有一股韧力，很强的抵抗力量，——民族传统文化。然而它却在渐渐流失。这不能不让人深深忧虑，如果当我们再一次面临武力或是文化入侵时，我们是否还具备极强的抵抗力？

现象实在严重。现在发出此呼声意识到此现象的人确实不少，但是只是都停留在喊叫声当中，能意识到问题的却往往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我们来看看吴冠中先生，吴冠中先生就在努力的付出他实际的行动，以他个人微薄的力量通过绘画的形式去提倡传统文化。?他的绘画在后期有人说呈现出来的是绘画功底薄弱，而没有真正的去反思其真正的意义价值，这是当今所谓一些美学评论家的一种悲哀，我只能在此对他说说的说上两个字“无知”。个人觉得他后期的绘画，越来越倾向于人文价值、审美熏陶等方面，它却可以让一个人受益一生。

他的提倡也许仅仅只是表现在美学方面的传统文化，但这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指得是其中适合人性、社会的理性部分，我们应该做到下一代从意识形态方面意识到对社会的关注、对家庭的责任、对自我的认识、对人性的尊重、对师长的尊重，应该具有为人处世恻隐之心，应该具有对民族忧患意识，应该具有赤子之心，应是一个立足与中华民族文化为基石的具有改造社会，改造自我改造世界的有能之人，以正直、宽容、大度、睿智、善良、仁和的形象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5篇：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范文

论文摘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文学创作关系问题进行探讨，界定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涵，阐发其与古典文学创作关系，指明其对现当代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引起了世界关注，赢得了广泛赞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赞扬道:“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可以成为世界统一和文化上的主轴”。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又是什么呢?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与文学创作是何关系?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什么影响?本文对上述问题试做讨论。

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内涵透视

(一)传统哲学文化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中华民族观察世界、体察人生的方式的总结，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追求超越的形而上学的表述。综观中国哲学史上儒道释各家的阐释，可以归纳为:中国哲学当以“天人合一”为“至真”之价值目标，以“知行合”为“至善”之理想人格，以“情景合一”为“至美”之审美境界。

(二}传统审美文化理想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决定了中国传统审美理想的基本特征和审美方式的特点，中国传统审美理想所指向的是文化与自然的调和，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倡导“中和之美”。中国的传统美学认为，自然万物都有其各自的生命情态，并能与人的生命体验相互沟通，所谓万物交感，人天相通。

(三}传统人格文化

中国的文化精英以他们的人格理想和人格规范深深地影响了后代成长。中国的人格理想是“君子”。《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的人格内涵丰富，包括“三不朽”(指立德、立功、立言)，温、良、恭、俭、让等，要而言之，君子要有浩然正气，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古典文学创作的关系

(一)传统哲学文化思想有力指导了古典文学创作

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与情感世界里，天地间的万物是内化于人的心灵的，人与自然是“物我同一”的，这就是古代文人的创作思维方式。我们按照这一思维模式可以由物及人，寻求人格的映射物，并且不同的人对于同一映射物使用的话语也不尽相同。陆游在《卜算子·咏梅》写道:“骤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杜甫则写出了

(二)文化品格对作家人品及作品人物塑造的影响

文学创作是作家人品的外化，文学作品表达的是作家对社会的感悟，对人格理想的推崇。古典文学作家及作品推崇的人格理想基本上是君子形象占主导地位。作品努力建构君子的人格大厦。其基座是:(1)以天下为己任。孟子在《腾文公下》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2)建功立业。屈原作长诗《离骚》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追求美政理想。(3)乐观旷达。苏轼是体现君子豁达、开朗、坚韧精神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唱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三)审美理想在古典诗歌创作中彰显

古典文学创作审美理想是承载在审美意象中的，审美意象写意化和意境追求是中国诗歌的特色之一。在诗人的文学创作中审美意境常由月亮、柳、莲、梅花等构成一定情结色彩的意象组成。苏东坡吟咏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清天，不知天上宫网，今夕是何年一”，。从上述审美意象选取上可以看出诗歌作者多自逆境感发，逆境源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某些阻隔，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人追求审美和谐的强烈愿望。

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文以载道“等观念成为文学革命的引线

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文中反对“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旧文学观念，提倡现实主义的文艺观。“文以载道”是对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的文道结合思想的一个公式性的概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仍要求格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公式，要求文还是旧文，载的道还是韩愈所说之“道”，就是文化专制主义。因此，以无产阶级为盟主的各革命阶级的文学联盟同以传统口号为护符的封建顽固派，即“选学妖孽、桐城缪种”进行了生死斗争。综合陈独秀、郑振铎、茅盾等人观点，现代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不能文中无道或无作家自己认可的所载之道，而是要有新思想，特别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通过对“文以载道”的批判，使新文学摆脱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浸透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近代思想，并具有了社会主义因素，出现了新的主题、新的题材、新的作品、新的人物。

(二)观照现实及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兴起

综观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可以理解为“扎根”理论，中华民族一直是立足现实，致力与“天人合一”，解决现实人生的诸多问题，于是现实主义成为中国文学的深厚根基之一。国人“观风俗”、“考得失”，在艺术表现中则努力做到“穷形尽相”。于是就有曹雪芹著《红楼梦》对现实主义的执著追求。正是由于古典现实主义的艺术成果积淀促进了现代现实主义的兴起。

李大钊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要求新文学应建筑在“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的“土壤根基”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研究会被称为“为人生”的艺术派，茅盾在《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上，阐发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显出现实主义倾向。在1956年至1957年间，出现了作家“干预生活”的作品，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

(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浸润于现当代作家思想与作品之中

1.京派作家群—“中和之美”眷恋者

“京派”是鲁迅在文学批评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指30年代以(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主要阵地在北京、天津形成的北方作家群。主要作家有:沈从文、废名等30年代活跃在以北平为中心的身处北大、清华、燕京的作家自由组成的团体。他们将“和平静穆”作为美学追求的极至和最高境界，崇尚和谐、淳朴、节制的美学观念。京派作家善于从平凡的人生命运中细加品味，挖掘其中的诗意，寄托一定的文化理想，以节制感情，诚实、宽厚的心态进行创作，使作品达到一种和谐、圆融、静美的境地。如废名的作品《竹林的故事》等深受中国古典诗文的影响，具有反朴归真的人生态度和肃穆静观是审美态度，田园牧歌的情调加上古典式的意境营造，反映乡村风景、风俗、人情之美，致力于乡间儿女情态的描写，透露出哲人式的人生态度和对普通生命方式的体悟，创造了一个古朴明净、清野朦胧的艺术世界，有“唐人绝句式”的小说之称。

2.“天人合一”—新文学创作的文化追求之

沈从文受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其审美观相应地表现为对自然美与人性美的追求。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从整体上呈现出都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他因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二十岁时来到北京求学，但刚到北京，他就被车站一个车夫骗了。随着在都市生活的时间愈久，他对都市人性的异化就越反感。《八骏图》展示教授们在道貌岸然的“道德”名分下，压抑自己天性，成为精神上阉人的可怕现象。沈从文将自己对于自然美和人性美的追求寄托在其湘西题材的乡土小说中。“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得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而生活在这人间佳境中的人们质朴，善良，他们的人性呈现出“与自然的契合”。

戴望舒则具有磅礴的宇宙意识和深广的世界意识。《夜蛾》中“我”以众香国里被滴的飞虫自喻，诗人“明白它们就是我自己”，幻化成“凤”离开“寂寂的夜台”，“飞越关山，一妞越云树”，点燃自己，照亮一方。

郭沫若喜欢讴歌自然，把自己溶人到大自然里，达到“物我无间”的境界。这在《光海》、《梅花树下醉歌》等诗里可明显地看出。无论是礼赞“波涛汹涌着”的大海、“新生的太阳”和“天海中的云岛”，或是歌吟“池上几株新柳，柳下一座长亭”，以及“含着梦中幽韵”的“醉红的新叶，青嫩的草藤，高标的林树”，都流转着清新的气息和使人愉悦、奋发的乐观主义色彩，洋溢着“五四”时代蓬勃进取精神和诗人飞扬凌厉的朝气。

刘震云谈及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时说:“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我特别推崇‘自然’二字。崇尚自然是我国的一个文学传统，自然有两层意义，一是指写生活的本来面目，写作者的真情实感，二是指文字运行自然，要行云流水，写得舒服自然。中国的现代派作品就不自然，是文字游戏，没有什么价值。”这使新写实小说呈现出近乎“俯拾即是，不取诸邻”的自然。

3.寻根文学—传统文化的复归

第6篇：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思想政治教育 应用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55（2012）03―0―02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如何为人处世的丰富哲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教导大学生如何做人、怎样做事，以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如何做人、怎样做事，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共通之处。如何借鉴、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中的思想教育资源，构筑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底蕴，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内涵，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机制，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主要课题之一。

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意义

1. 培养大学生民族凝聚力及民族自豪感

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多年，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凝聚力和超常的稳定性。文化凝聚力是社会发展的潜在动力，是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力量，是联系炎黄子孙的纽带。文化的凝聚力来自文化认同中的相同的思维模式、相同的道德规范、相同的价值观念和相同的语言与风俗习惯。学习中国文化，充分认识中国文化的魅力，会使大学生为中国古代文明而骄傲，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激发他们奋发学习、建设祖国的热情。同时也使他们认识到过去的辉煌是祖先创造的，中华民族未来的腾飞需要他们这一代人继往开来的奋斗。这在无形中就增强了他们的使命感。

2. 有助于大学生形成良好的品德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义为上，其核心内容就是熏陶人、感染人、教育人、塑造人，其最终目的是要培养出正直、公义、诚实、善良、勤奋、进取、对社会有用的人。在道德培养方面，中国文化一直存在义利之辨，讲求道义，弘扬仁德，遵循“先义后利”、“以义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的道义原则；讲气节，倡导“士可杀不可辱”的“浩然正气”；讲情操，提倡“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和“大丈夫”精神；讲廉耻，有着高尚的荣辱观念，主张有所为，有所不为；讲宽广的情怀，高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讲慎独，一个人独处时也要自律有尊严。所有这些，在今天大学生的道德教育中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3. 指导当代大学生的人生实践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从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群体的关系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形成了我们民族的一系列传统美德，这些都有助于在当代大学生的人生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从修养的主体来看，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是实现仁的具体要求。如果我们对此加以借鉴，在大学生中弘扬这五种品德，不仅可以使同学关系和睦，而且可以继承我们民族以人品宽厚为宗旨的人格评价标准，还可以在讲求诚信上，甚至可以为他们将来成为一名杰出的管理者奠定基础。“礼”是传统道德的行为表现。中国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精神。中国伦理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礼义文化”。大学生懂得“礼”，不仅自己会感受到社会和他人的温情，提高自己的幸福感指数，而且也能展示出一个受教育者良好的风貌，提高社会交往的成功率。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生存发展之本。俭是一种生活标准，只有具备了这种生活态度，才能不在与同学对比时有一种失落感，才能感念父母的恩德，才能成为自强的动力，形成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大学生继承了俭的传统美德，才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宽广情怀，才会关心民众疾苦，将来以自己的才学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众。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

1. 确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并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纳入教学计划

对大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既是时展的必然，也是大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内在需要。了解与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 精华，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他们奋发学习、建设祖国的热情，增强为国家民族奋斗、献身的自觉性；有助于当代大学生养成良好品德，增进其道德修养；可以指导当代大学生的人生实践；可以为当代大学生增添人生情趣。发掘与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内涵，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塑造。鉴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性，新闻媒体要确立正确的舆论导向，要关注中国传统文化问题，要介绍和宣传一些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全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加速中国传统文化适应时代要求的现代转型；学校领导应高度重视大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不能把大学生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看作是课外可有可无的消遣，应纳入教学计划。课程范围应包括古代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宗教、道德、教育等领域的思想。应选派一些精通传统文化的教师开一些诸如以《周易》、《论语》、《诗经》、《老子》、《韩非子》、《资治通鉴》、《孙子兵法》等为专题的讲座，开设诸如《中国历史文化》、《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概论》、《中西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中华民俗风情》、《名胜古迹赏析与风俗文化》、《唐宋诗词鉴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专题》等选修课，这些都是对大学生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最直接、最迅捷的手段。

课程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和集中体现。每一门涉及中国文化的课程都有一个学科体系，每一个学科体系的内容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必要的课程学习，有利于提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民族文化的传承，既要靠熏陶，也要靠灌输。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寻找适当时机使上述选修课程上升为一系列必须课程，不断完善教学体系及其内容，这是提高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条件。

2.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教育主渠道作用，使课堂教学与课外阅读相结合

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教育主渠道作用。课堂教学作为学校对学生进行知识教育的主渠道，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要发挥课堂这一主渠道的作用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手段。一方面，我们应该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入教材、引入课堂。在教学内容上，要扩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增加知识的传授量。通过课堂教学，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入耳、入脑、入心，将中国传统价值观贯穿于高校育人的全过程，陶冶他们的情操，培养他们的志趣，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同时针对大学生的特点，科学地设计相关的教育内容，通过课堂教学不断深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另一方面，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相关的专业课基础课程当中，也应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有机地结合进去，融为一体，使学生在接受专业知识的同时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事实上，专业课教师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句肯定和赞赏，比中国传统文化任课教师滔滔不绝讲上半小时的作用还要大。所以，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甚至全体教师的培训当中，也应增加相关内容，不仅提高教师自身素质，更让他们了解和掌握我国传统教育思想和方法。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让学生不但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课程中，更能在其他课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依靠课堂教育只能使学生对传统文化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因此，激发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情，让他们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有选择地阅读一些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文史哲典籍就显得尤为重要。天长日久，传统文化自然就能对他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他们提高人文素质的思想营养。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文学修养的水平对大学生来说是读书加感悟才会慢慢提高起来的。因为一些伟人早已给我们作过历史的注解：我们羡慕唐朝诗人李白的才学，但我们更应该知道李白才学的取得，也源自于他勤奋的攻读和写作，据说他读书读到口舌生疮，写作写到手肘见胝。在革命洪流中每次讲话都带着那浓浓的湖南乡音，但因为他一生酷爱中国古代典籍，运用起来得心应手，无疑增色许多，每每都能引起台下听众的共鸣。

3. 重视并促进教师的人格垂范作用，以此带动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素质的提高

教师在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的关键位置是十分清晰的。一方面，教师处在教育教学的第一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靠他们去传播和灌输。教师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另一方面，教师的每一堂课都伴随着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流露。常言道：教师是学生灵魂的工程师。因此，对大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师的决定性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各方面都要为人师表。

高校要把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落到实处，一方面，需要有一批既有很高的专业造诣，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优秀教师队伍。他们能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专业课教学中，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地判断和分析，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及其缺陷所在，能够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和思想推进本学科的研究，在教学中对学生潜移默化地发挥出教育作用，达到对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叉渗透。教师必须充分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要以崇敬的态度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他们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责任感和自觉性；要不断提高教师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使大学生眼中的大学教师不仅是一位智者，还具有哲人的风度与贤人的风度，他们不仅精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而且达到一种信手拈来的程度；另一方面，教师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文明修养、治学态度、生活方式及人生观、价值观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是终生的影响。教师应该处处以身作则，做到为人师表，躬身实践，以教师职业道德和学生良师益友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提高自身素质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提高治学、做事、律己、交友、待人、处世等方面的修养。教师要敢于敞开自己的心扉，袒露自己的成长和发展经历，总结以往道德经历中的得失及其所思所感，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沟通。此外“现代教师必须具有民主观念、民主精神，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教育民主化的要求”，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思想实现现代转换之必然。

参考文献：

【1】薛继红.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6(2).

【2】吴勇.试论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广西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1).

【3】王金剑.浅析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6).

【4】高海霞.论中国传统文化与教师现代意识的培养，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

第7篇：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画;文脉;传统;中国画教学;修养

中国画教学在高等学院的美术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传承和体现民族文化的代表性学科。但是,20世纪以后,美术学院兴起,受西学东渐的影响,渐渐地出现了漠视本民族文化而崇拜西洋文化的现象,导致学院美术教育体系和教学模式与我国传统文化教育逐渐背离或疏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类高等院校相继增设了美术专业的学科教育,随着文化艺术多元化现象的产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画的变化与发展,中国绘画的教学也呈现多种多样的层面。中西文化又在新的形势下进行碰撞与交流,又一次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中西文化的交织混杂、文脉不清,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画教学的迷茫状态。

我们是一个具有5000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极强的生命力,我们没有理由割断承传有序的文化脉络和放弃珍贵的祖宗遗产,而应疏通文脉,正本清源,使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一、先期学院中国画教学的状况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中国画教育,除了初步启蒙教育在中小学普遍实施外,高等专业教育多数是在有数的几所美术学院和少数省级以上的师范学院的美术系中开设,并且招收的学生人数也不多,一个省级的师范大学的美术系每年只招中国画专业学生不足10人,突出体现了精英教育的模式,教师的配备有时还超出了学生的人数。虽然那时仍受新文化运动遗风和“”流毒的影响,但部分老教师,仍能传习传统中国画的思想和艺术表现技法,在课时分配上也以较大的比重放在专业课上。那时的文化氛围也不像古代那么纯粹和民族化,体现出中西文化的融合,甚至有崇拜外来文化、蔑视本民族文化艺术的现象,关于中国画的民族化问题,争论了很长时期。可以说,这一阶段的中国画教育思想及其思路是很不清晰的,较为突出的有,注重传统绘画教育理念的潘天寿教育思想体系和以中西合璧为结构体系的徐悲鸿为代表的美术教育思想体系。相互的争论与探索,虽然丰富繁荣了美术教育事业,同时也使中西绘画概念相互混淆,从而产生艺术思维的模糊状态,艺术语言不纯粹、异化变调,以至出现只注重表面的艺术符号拼凑、失去绘画艺术的内在本质和精神灵魂,还出现大量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作品,使人观之费解。

潘天寿先生很早就关注中国画的发展和中国画的教学工作,他在教学过程中始终为中国画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他曾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将自己的民族文化看成是莫大的骄傲,以此来证明本民族的文明程度和聪明才智。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文明古国,传统遗产之丰富,艺术成就之高深,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作为中国人应该花大力气研究、整理、宣扬我们的民族遗产,并从中推出民族风格的新成就,否则真要对不起我们的老祖宗了。”当然,潘天寿先生也没有排外的思想,而是要强调艺术风格的民族特征,否则丧失了民族特征就不能立足于世界艺术之林。潘天寿先生还说:“近数十年来,西学东渐的潮流日张一日,艺术上也开始容纳外来思潮与外来情调,揆诸历史的变迁原理,应有所启发。然而民族精神不加振作,外来思想,实也无补。因民族精神为国民精神的血肉,外来思想是国民艺术的滋补品,倘恃滋补,而自己不加锻炼,是不可能成功的事。”

二、当今中国画教学状况

时至今日,中国画教学的基本思路和知识结构的建立,尽管有很多仁人志士在竭力呼吁和调整,但仍是处于不太明朗的状态。大多数各类高等院校都开始设立美术专业,大量扩招本专业学生,由于艺术专业文化课录取分数要求较低,使得有些非长期进行专业准备的考生转而报考艺术专业,这样就更使得学生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或大大下降。再有,中国画的基础是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诗书画技艺技巧的基本功训练的,如果没有这些基础,通过只重视所谓西方绘画的基本造型训练而录取来的学生,进入大学阶段学习中国画专业,就谈不上掌握中国画基础语言的使用了。

现在多数院校的中国画教学,仍然是通过使用传统的绘画工具和材料,经过临摹、写生、创作的过程来实现,但是,在绘画思想和艺术表现上与传统绘画不尽相同,有追求写实的,有崇尚写意的,有抽象表现的。这是和我们多元的文化时代有关系的。

中国绘画的审美取向和审美意味与西洋绘画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我国是具有悠久文化发展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民族的绘画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已形成自己的审美取向和表现方式,很早就超越了对客观物像的描摹阶段,更多的是通过点线的抽象概括进行意象表达。我们从战国帛画、汉代墓室壁画及早期寺庙壁画等都能分析出它的表现方式,后期的卷轴画作为纯粹的艺术欣赏品,更加讲究笔墨意味和形式审美的主观因素。另外,中国画的发展历程中,还有书法为其伴舞,又有诗歌为其调情,它已不是单纯的视觉表达方式,而是有了深厚的内在审美因素。西方绘画更加注重外在形式的审美表达,以早期写实和现代表现为主要方式,这和他们民族张扬外露的性格有直接关系。“西方的绘画多追求外观的感觉和刺激,东方绘画多偏重于内在的精神修养。中国绘画作为东方绘画的代表,尤其注重表现内在的精神气韵,意境格趣。”(潘天寿),也就是说,中国绘画的发展是按照本民族的文化脉络而向前发展的。

学习传统中国文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非一朝一夕之功。我们在招收中国画专业学生时,就应该考虑怎样设置考题,要从中国画专业的特点去选择知识点,这样才不会出现专业盲点学生,使中国画教学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前行。

现在中国画教学思想的不明确、不稳定、不统一的现状,主要是由于几十年来文化艺术思潮的波动所造成的。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学东渐,对传统文化开始怀疑和批判,由于对当时社会落后状况的不满,甚至不加思索地对古老传统文化进行摒弃。尤其到期间,反传统的行为更加狂热,砸毁文化遗迹,烧毁文化书刊,批斗文化学者,使得人们提起传统文化便视为最大的敌人。大概在50年代至60年代出生的人都经历了这样一段文化浩劫,使得我国文化教育事业青黄不接,文脉割断,中国绘画的教育同样没有逃脱这场劫难,使得传统的文化艺术精华不能传播延续。“”后,经过拨乱反正,逐渐回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开始思考走上正确文化教育的轨道,但是,这个时期的高校教师大多数是这个非常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结构混杂不清,文化导向茫然。那些受过深厚传统文化熏陶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多数随着光阴的流逝而消失,仅存的高寿老者早已退养休息,无人问津。这种状况直接导致现今中国画教学承接传统绘画思想和传授传统绘画技艺的障碍与盲从。

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进程,又一轮中西文化交流,频繁碰撞,来不及反思的学子被交替登场的多种中外艺术形式搞得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他们试图用敏捷的感官来适应这种强烈的刺激,也极力去探索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可是,当他们着手实施时,便会发现认识的浮浅和幼稚,表现手法的欠缺与低劣。

三、中国画教学中的知识结构调整方向

中国绘画有自己的文化渊源,有自己的艺术语言和独特的表现方式,它的艺术特征表现既不是具象再现,也不是完全的抽象表现,而更像是介于两者间的表达方式,正像齐白石所讲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黄宾虹先生也曾讲过:“中国绘画,不以简单的‘形似’为满足,而是用高度提炼强化的艺术手法,表现经过画家处理加工的艺术的真实。”

我们在中国画教学中除了强化民族艺术语言以外,还要清理几十年来由于中西绘画概念的混杂,造成的一些传达中国画的语义模糊和扭曲,我们必须澄清,且达到纯粹化。

很多地区在高考前给学生进行专业培训,以应对美术专业考试,其中所考内容大多不外乎素描、速写、色彩写生、图案设计、构成设计、自由创意等,这些内容与传统中国画的基本因素关系不是很大,而与其亲如姊妹的书法艺术、篆刻艺术、诗词等则很少涉猎,只有中国美术学院等少数院校有所调整。在教学过程中,甚至有些教师使用的专业词语也有概念模糊的现象,常听到用阐述西洋绘画的“造型”、“透视”、“比例”、“笔触”、“机理”、“环境色”、“构图”、“构成”等来解读中国画,而真正符合描述中国画的如“笔法”、“墨法”、“皴法”、“章法”、“骨法用笔”、“经营位置”、“随类敷彩”等却越来越少。在审视中国绘画作品时,有人用三维空间、两维空间、比例分割、色彩构成等方法来从表面上进行分析,其实,这不是观看中国画的准确视角。我们的绘画是一种用意象表达方式来传达绘画者的内心感受的,它是借助笔、墨、纸、砚等特殊的传统工具,来抒发绘画者的情感的。它要求以形写神,含蓄内美,气韵生动,趣在法外,要用心灵去感悟,在笔走龙蛇间体会画外之意,弦外之音。作画过程中要意在笔先,神遇而迹化,迹遇而神会,行笔自然,好似庖丁解牛,“奏刀豁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体现出吻合我们民族心声的东方神韵。

中国书法与中国画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孪生姊妹般的不解之缘,书法所体现的汉字亦可理解为抽象的图画,中国文字多是象形而来;中国绘画也更突出地表现物我传化的心像,已逐渐脱离了可视形象的约束。潘天寿先生曾讲:“中国绘画的用线与西洋画的线不一样,是经过高度提炼加工的,是运用毛笔、水墨及宣纸等工具的灵活多变的特殊性能,加以充分发挥而成。同时,又与中国书法艺术的用线有关,以书法中高度艺术性的线应用于绘画上,使中国绘画中的用线具有千变万化的笔墨趣味,形成高度艺术性的线条美,成为东方绘画独特风格的代表。”宋代坡曾提出过“书画同源”的理论。元代书画宗师赵孟有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

中国传统绘画的另一特点就是诗与画的结合,其本意更多指诗情画意的融通,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潘天寿先生曾讲:“诗画是意境的结合,是从同一源头而来的,在画家和诗人的手和脑里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在诗的表现上,有关格调、韵律、音节、意趣等等,与绘画表现上的风格、神情、气韵、节奏等等,两者是完全相通的。”绘画与诗歌的关系同与书法的关系一样,仍然是在内在传情中心领神会。

诗、书、画在形式上的结合,是在元、明、清以后的事了,画面形式上的和谐统一也要建立在内在意境审美的基础之上。在新的知识环境中,我们仍然可以考虑诗、书、画的有机结合,在中国画的教学安排上要尽量考虑相关学科的比例,同时,也要求绘画专业教师注重相关知识的穿插渗透,相得益彰。

四、中国画教学展望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高等学院陆续设立了美术专业,多数都开设了中国画课程,所面临的教学问题有很多是普遍性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以便更好地搞好中国画的教学工作:

1.首先对教师的知识结构进行调查,确定其是否适合中国画的教学工作。因为教师是教学工作中的领头羊,他的知识点将导引学生的学习方向,学生在几年的大学生涯中,时间紧迫,不容荒废。所以,为师之道,首先是不要误人子弟。

2.为适应中国画教学的特点,课程安排要围绕专业特点进行,不要只是注重技法的练习,要同时进行画理讲解。

3.加强相关文化修养,对绘画史论的课程学习要引起重视。适当安排文学课程和书法、篆刻课程等。要理清中国画的基本概念,使这一独特的艺术样式按其本身的规律承接有序,永远保持自身的艺术特点。

第8篇：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范文

>> 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机制解析 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核 传统文化的重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浅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互动融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传统文化“惰性”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影响 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探析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水源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探讨 陈独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初始作用 中国梦视阈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探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分析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文化基础的思考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8

③《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1：1516

④刘晓虹，《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几点思考》[J].《甘肃理论学刊》，1999（1）

⑤陈雅颖，《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⑥郭建宁：《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

第9篇：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 影视创作 关系

绪论

“中国梦”是同志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构想，它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化是一种精神纽带和价值导向，是推进社会不断前进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充分表明：文化强盛是一个民族强盛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化之根，是人们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也是影视艺术创作的支撑和影视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国传统文化为当代影视创作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当代影视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因此，深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价值，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影视创作的关系，对于影视创作更好地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服务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刚健有为，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总则；“天人合一，和谐共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释、教、佛法等多家思想的交相辉映，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讲道德的文化体系，不但对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作用，而且使我们民族的一切共同信念与气节都从这里产生。

2.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影视艺术创作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构成艺术作品艺术价值的基本因素，是艺术创作最基本的价值追求。真正的艺术都是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任何艺术创作，实质上都是以一种艺术的形式在传播文化。所以，影视艺术创作必须以传统文化为依托，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成果，从中发掘符合中国人审美意象的题材和精神价值元素与影视艺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让中国当代影视艺术创作基建于中国传统文化，使当代影视艺术焕发出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只有这样，中国的影视艺术创作才能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才能真正打动、激励每一个中国人为实现民族振兴，构建和谐社会而奋斗。 所以，影视创作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就必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为当代影视创作提供精神滋养和丰富的材料资源；当代影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载体；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2.1.中国传统文化为当代影视创作提供精神滋养

中国传统文化以“刚健有为，厚德载物”作为文化精神的总则；以“天人合一，和谐共生”作为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刚健精神”和“和谐思想”当然就是当代影视创作的永恒的主题。

2.1.1.“刚健精神”是中国当代影视创作中最具表现力和生命力的母题

“刚健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信念的总体概括。影视艺术是民族精神的文化载体，因此，影视艺术只有呈现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才能给民众以精神动力、智慧支持、思想启迪和心灵慰籍；才能站在时代的前沿，回应社会变革的激荡，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和人民奋进的号角。这是时代对影视艺术提出的基本要求。所以，“刚健精神”必然成为中国当代影视创作最具表现力和生命力的母题。多年来，中国影视创作把“刚健精神”作为影视创作主题，通过艺术再现不同历史时期的英雄人物，使当代影视艺术显示出了独具魅力的审美价值，形成了一种以刚健，崇高，悲壮为主格调的美学风格。如《董成瑞》、《》、《南征北战》、《林海雪原》：《中国命运的决战》、《延安颂》、《孙中山》、《闯关东》、《暗算》、《敌营十八年》、《潜伏》、《司马迁》、《林则徐》、《孔子》、《詹天佑》、《杨家将》等许许多多影视作品。无论是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传纪性的影视剧，还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文献性的影视剧都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天行健”而自强不息的主体意识，强烈的社会性的人文意识，以及“天人合一”的超越意识和血浓于水的民族凝聚力融入影视艺术，引导观众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灵魂的诗意栖居，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1.2.“和谐思想”是当代影视创作的思想源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价值观念，它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 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成为当代影视创作的思想源泉。深层次地影响着当代影视创作。 在中国影视艺术创作中以“和谐思想”融入创作的成功作品不仅占有相当数量，而且深得人心。如电视剧《渴望》、《咱爸咱妈》以平实的百姓生活为视角，表现了一种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如《金婚》、《大哥》、《大姐》、《媳妇》、《亲兄热弟》、《老大的幸福生活》、《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老娘泪》、《我的丑娘》等一系列作品，无论是批判、反思还是现代解读，都是浓郁的“和谐思想”的呈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共生”思想融入当代影视创作，开掘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当代艺术创作的艺术表达的多重路径，不仅是中国当代影视艺术创作规律的题内应有之义，同时也是影视艺术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

2.2.中国传统文化为当代影视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资源

中华民族用五千年的历史，以自己的聪慧和才情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独特的艺术形态。从温柔敦厚的《诗经》吟唱，到迂回曲折的“小说”流传。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影视事业发展最为肥沃的土壤，为中国影视人进行民族原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是其他外来文化无法掠夺和复制的精髓，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资本，是中华儿女铸就伟大民族文化精神的文化宝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神话传说、历史文献、诗词歌赋、小说戏剧、哲学宗教都为当代影视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