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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概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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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概论

第1篇:网络媒体概论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概论 课程建设 网络课堂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5-0093-03

近年来,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从新媒体上获取信息。新媒体是未来媒体发展的重点,是传媒市场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方向。因此,加强新媒体的研究和教学对推进新闻传播学学科进步、人才培养、产业升级乃至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国内外新媒体教育还处在发展初期,在教学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从惠州学院《新媒体概论》课程的教学定位、教师队伍建设、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建设、学习环境的改善等几个方面进行描述、分析、总结,试图找到适合《新媒体概论》课程建设的优秀方案,为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建设提供现实指导。

一、《新媒体概论》课程教学定位

(一)课程教学目的及要求

《新媒体概论》是因新媒体新闻传播事业的勃然兴起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属于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新媒体概论》主要研究以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各类新媒体的信息传播规律。在惠州学院,《新媒体概论》是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也是专业主干课程之一。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习者了解各种新媒体的基本概念,把握各种新媒体的传播现状、效果和发展趋势,掌握各种新媒体的技术特征、信息流程以及盈利模式。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教师必须在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在实践中理解、掌握、深化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因此本课程除了进行理论课的教学之外,还有实践教学环节。为《网络新闻学原理与应用》、《新闻网页设计与制作》等后续相关课程打好基础,为将来在新媒体传播领域中工作奠定基础。

(二)《新媒体概论》课程建设的指导思想

《新媒体概论》课程建设以提高教学质量、优化教学效果、增强学习兴趣、改善教学环境、促进学科发展为指导思想和根本出发点。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基础之上,加强课程内容建设,争取把惠州学院《新媒体概论》课程建设成为广东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二、《新媒体概论》课程建设的具体内容

为了全面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惠州学院的《新媒体概论》课程建设主要从教师队伍、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和学习环境等方面展开。

(一)教师队伍建设。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应该由学术造诣深厚、教学经验丰富、教学特色鲜明、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教师主持建设,教学团队应结构合理。惠州学院《新媒体概论》课程的教学队伍由5人组成,其中教授2名,高级记者1名,副教授1名,讲师1名,学历均在硕士以上,年龄在35岁至45岁之间,且都是从事新闻传播学教学与科研的一线专业教师,是一支具备较高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符合教学要求的教学团队。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惠州学院制订了课程团队发展规划、青年教师结对培养计划、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等,优化了课程团队。

1.引进高层次、高水平人才,优化教学团队。惠州学院建立高级人才引进机制。在课程建设过程中,引进一名具有硕士学位的教授担任课程负责人。课题负责人近十多年从事新媒体与网络新闻学教学与科研。担任《新媒体概论》、《传播学》、《网络新闻学原理与应用》、《新闻网页设计与制作》等课程的教学,主持2013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才引进项目《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舆论研究》。还引进一名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担任课程第一主讲,该主讲教师担任省级精品课程《传播学》的负责人,主持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才引进项目《网络非理性舆论的社会风险研究》,对新媒体课程教学有丰富的经验。

2.促进青年教师博士化。在课程建设过程中,一名主讲教师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新闻学博士学位,选修了与《新媒体概论》密切相关的课程。该主讲教师2011年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网络公共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12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网络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与治理研究》等都是关于新媒体的研究。通过教学结合、教研结合,深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

3.鼓励教师参加学习交流和学术考察。课程主讲教师先后参加过中国新闻传播学年会、中国网络传播年会等学术会议,了解学科、专业的发展趋势,与新媒体、网络新闻学等课程教师探讨交流教学经验。教学团队反复研究中国传媒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媒体与网络新闻传播专业课程的教学体系,完善《新媒体概论》课程体系设置。

(二)教学内容建设

1.更新课程体系,增加实践环节。惠州学院通过对国内外院校相关课程的比较分析,结合本校的教学情况,按照整体优化课程体系、有利于学习者能力培养的原则,增设了一系列增强学习者实际操作能力的课程教学环节。改革前的课程总学时为36学时,没有实践教学环节。改革后增加了12个实践教学学时,总学时为42学时(见表1)。

2.调整优化课程内容,保证教学效果。关注最前沿的新媒体动态,使教学内容紧跟学科发展的前沿,保证学习者能及时获得最新、最有用的新媒体知识和技能,是《新媒体概论》教学改革的目标之一。首先,惠州学院调整了教学大纲,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视频网站”、“社会化媒体”、“手机之外的移动信息传播”等内容。其次,主讲教师通过参加学术会议,把新媒体发展最新成果及行业发展动态与趋势,整理、归纳、整合为教学资源,提高课程的科学性。通过改革,《新媒体概论》的教学内容具有清晰的逻辑性、系统性,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还具有丰富的知识点和信息量,在教学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深受学习者欢迎。

(三)教学方法与手段建设

1.“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本课程经过近五年的建设,教学方法已从最早的老师单向授课模式,变为教师授课、学习者讨论、个人和小组报告、师生互动、社会调查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的多元化模式,成功地将过去“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转变成“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学习者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教育教学理念。

2.“案例工作坊”的教学模式,强化实践能力。《新媒体概论》课程在教学改革中引入“案例工作坊”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是以主讲人为核心,15名左右的成员组成的小团体。结合市场需求与行业发展,主讲教师把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与各种新媒体实际应用范例结合起来,让学习者围绕某个话题、案例进行讨论或实践操作,引导学习者对问题实质进行思考,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探索精神与动手能力。由于该教学模式强调面对面交流、参与者的互动学习以及实践操作,所以,学习者可以获得更多通过普通讲课无法获得的思考和成长体验,可以把课堂上的体验内化成专业素养和行为态度。课程组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大部分学习者在“案例工作坊”教学过程中积极性很高,并认为自己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收获。

3.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优化教学效果。在教学中积极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开发完善了多种网络资源和PowerPoint的演示教材,充分利用教学互动平台进行师生的互动。值得一提的是,《新媒体概论》课程利用魔灯教学平台,建立了具有多媒体特性的网络课堂,开展网络教学。利用魔灯教学平台提供的论坛、测验、资源、投票、问卷调查、作业、聊天室、Blog和Wiki等丰富的课程活动,在教学过程中开展在线自主学习、在线作业、在线答疑、在线自测/考试、在线实时交流等教学活动。使教学理念从传统的教案设计向课程设计转型,内容设计向“资源+活动”设计转型,教学方法从传统的传授型向传授型、研究型、社区型相结合的多样化的教与学方式转型。比如主讲教师和学习者可以通过新媒体网络课堂的课程管理中的资源上传、 下载教学资源, 以达到教师与教师、学习者与教师、学习者与学习者多方位资源共享的目的。再比如,通过新媒体概论的论坛或博客,学习者可以在线提问,教师可以在线答疑,在虚拟的网络空间,突破空间的阻隔进行实时的同步交流,也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时间进行异步交流。

(四)教学条件建设

1.教材的使用与建设。本课程早期采用中科院新媒体研究专家闵大洪研究员编写的《数字媒体概要》作为教材,该教材在编写中强调学理性、实用性、工具性、前沿性、延展性、交互性的统一。但是,随着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该教材部分内容难免过时。目前,该课程使用本课程主持人周海英教授著《数字新媒体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作为课程的主教材,并选用了如下书籍作为参考教材(见表2):

2.课程相关资料建设。课程组成员密切跟踪,及时购买与本课程相关的国内外最新出版的图书、资料,并向学生推荐阅读。比如《网络社会的崛起》(纽曼尔卡斯特著,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网众传播―― 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何威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微博―― 一种新传播形态的考察影响力模型和社会性应用》(喻国明、欧亚、张佰明、王斌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新媒体概论》(宫承波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研究新媒体的著作。本课程组还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目前已有国内外新媒体传播类图书约100多种,与本学科相关期刊论文数百篇,光盘数据库文献资料也非常丰富。

课程团队积极引导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跟踪和吸收国内外有关本课程研究的最新成果。如教会学生熟练使用中国学术期刊网、中国硕博士论文库、传媒学术网、传播学论坛、中华传媒网、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网等,增强了学生自主获取学术信息的能力。

3.网络教学环境建设。教学改革重点之一是学习环境的改革。当前,课程学习环境的改革主要体现为学习者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环境的建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课程团队在惠州学院的网络教学平台上搭建了《新媒体概论》的课程网站。在课程网站中,根据《新媒体概论》的教学定位、教学内容,建设了课程介绍、教学大纲、师资队伍、教学日志、电子教材、教学课件、练习与习题、参考资料目录和教学录像等基本资源,并且随着教学活动的开展进行及时的更新。在基本资源的建设中力求涵盖新媒体相应领域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系统介绍《新媒体概论》的相关知识,既实用又易用,能共享,为《新媒体概论》的教与学提供平台。

除了建设《新媒体概论》课程的基本资源之外,还建立了课程的立体化拓展资源。拓展资源包括:图书资源库、多媒体素材库、视频讲座库、案例库等。在多媒体素材库中收集了中华传媒网、人民网传媒频道、新浪传媒、紫金网、中国新闻学评论等传媒学术网和传媒体资讯网,每一个条目设有网站名称、网站截图、网站链接、网站介绍。学习者可以通过这些网站了解传媒体资讯、学术动态以及前沿的学术观点,丰富自己的传媒知识。视频讲座库收集了新媒体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学术报告共20场,便于学习者领略传媒领域专家学者的风采,了解传媒热点话题。图书资源库收集了40多本传媒书籍,每一条目设有书名、网络购书链接、内容简介、内容目录、作者介绍等关键信息,为学习者拓展知识面提供参考。

三、课程建设成效

从2008年以来,惠州学院在广播电视学专业开设了《新媒体概论》课程。经过五年的探索,课程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效:明确了课程定位,完善了教学体系,改进了教学方法,改善了学习环境,培养了一支教学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2012年5月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深化教学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系列专题研讨会上,惠州学院的《新媒体概论》课程获同行专家、学校、学习者、社会等方面的高度赞誉,提交的教学改革论文《新媒体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被评为优秀论文。2012年《新媒体概论》被评为院级重点课程,2013年被评为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被学院推荐为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课程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教学机构、教学团队、学习者坚持不懈、共同努力,才能造就真正的优秀学习者以及惠及相关的教师和社会人士,从而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 参 考 文 献 ]

[1] 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Z].教高[2003]1号.

[2] 教育部关于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工作实施办法[Z].教高[2012]2号 .

[3] 张芹,黄宏.高校网络和新媒体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分析[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3):185-189.

第2篇:网络媒体概论范文

关键词:新闻观 舆论场 喉舌论

一.舆论场与“喉舌论”

在传媒领域,德国传播学者马莱茨克曾经提出了“大众传播场”的理论。“大众传播场”就是大众传播过程中诸种社会关系的群集和总和,无论是传播者还是接受者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磁场”中进行的。刘建明提出了“舆论场”的概念,用以说明具体舆论形成的一种情形。刘建明在《舆论传播》一书中对舆论场的定义被广泛接受,他认为:“所谓舆论场,就是指包括若干相互刺激的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1在舆论场的分类方面,刘九州教授认为:“在我国,社会舆论场可以细分为一个三元结构:一是政府舆论场,即体现党和政府意志的舆论场;二是媒体舆论场,这个舆论场为媒体的新闻实践所构成。在这个舆论场中,媒体既反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表达民情民意:三是民众舆论场,它通常是民众从自身利益、情感和意愿出发而形成的舆论场。”2

仅从舆论场的概念定义上看,舆论场只是一个客观的概念,与新闻观念并无关系。但当我们考察舆论场的分类时,可以看出这种分类是基于话语权的主体不同。在大众传播中掌握话语权的主体,无论是通过把关人、议程设置还是沉默的螺旋,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该媒介所形成的舆论场,那么任何舆论场都不可能是客观的,都是带有态度带着立场的(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同时,我们对于舆论场的分类也是基于某一种固有的成见,所有的这些态度都透露着我们这个时代所奉行的新闻观念。

舆论场是伴随网络舆论才成为新闻领域的研究热点的,可以说是网络滋长学者对舆论场的研究热情,舆论场的这一时代背景,也正好与本文所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网络时代背景相契合。另外,由于舆论场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这就必须探讨新闻的性质问题,因为新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谁在新闻领域拥有话语权,同时,对新闻性质的认识属于新闻观念的范畴。因此新闻的性质是本篇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马克思有关新闻性质的论述概括起来就是众所皆知的“喉舌论”,不过马克思所提出的“喉舌论”与当下我们所知的“喉舌论”有一些区别,这些区别就体现在之前所提到的态度的变化上。因此,本文旨在通过挖掘舆论场理论中潜在的态度,以及不同时期态度的变化,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喉舌论”在网络时代的继承与发展。

二.“两个舆论场”下“人民性”的复兴

马克思是“耳目喉舌”概念的最早提出者,1849年2月,他在驳斥反动势力对《新莱茵报》的控告时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从该论述可以看出,马恩所指的“耳目”强调了报纸代表无产阶级人民对当权者的监督作用,“喉舌”则是指人民可以借助报刊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见马克思的“喉舌论”更强调新闻的“人民性”。继马恩之后,列宁从政治角度强调党报党刊的党性原则和喉舌角色,认为党所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应该完全服从于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列宁调整之后的“喉舌论”更强调“党性”。

在“党性”与“人民性”的抉择上,为适应建国时期的国情需要,我国肯定了媒体的“党性”,而因为党的立场与人民的立场一致,因此媒体作为,也就是人民的喉舌。然而与马克思时期的“喉舌论”相比,人民性丧失了主体地位。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发生过新闻人民性与党性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后来因为发生了那场有名的事件,“党性”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人民性”被噤声。这期间,“喉舌”论的定位似乎发生了变化,不仅党的机关报要发挥“喉舌”作用,其他报纸也不允许出现不同的声音。所有媒体都保持着高度一致的党性,出现“舆论一律”的现象。

南振中提出的“两个舆论场”概念是对新闻“人民性”认识的一个突破。他说:“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两个并不完全重叠的‘舆论场’:一个是主流媒体着力营造的‘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人民群众议论纷纷的‘口头舆论场’。”3首先,“两个舆论场”对主流媒体提出了质疑,也是对“舆论一律”现象的质疑。其次,“口头舆论场”由千千万万的人民意见构成,人民在舆论中的主体地位随着“口头舆论场”在此提法中获得独立而被肯定。随后频繁进入新闻研究视野的“网络舆论场”则突破了传统的“喉舌论”,“网络舆论场”作为“口头舆论场”在网络中的延伸,人民性得到了充分体现。网络作为第四媒体没有被划入主流媒体之列,而是充当人民的喉舌,媒体消逝已久的“人民性”重被提起,强调“人民性”的传统马克思“喉舌论”在网络时代得到真正的继承。

三.概念纠纷中重新认识新闻“党性”内涵

当下的“舆论场”理论还不成熟,没有完善的理论系统,因此面对相关的种概念,我们应该审慎对待。环顾当下,已有学者对“官方舆论场”这一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官方舆论场”本身是一个无法成立的伪命题,应当丢弃这一说法,以免误导众多媒介和草民大众。个人也认为“官方舆论场”的提法需要商榷。当“官媒”能够负责地传递大多数人的意见态度,那么“官方舆论场”一说自然能够成立,之所以会有质疑,这说明“官媒”有仅代表少数人意见的嫌隙,才无法构成舆论,也就没有舆论场一说了。

基于这种观点,有学者认为应该将主流媒体的“舆论场”改名为“宣传场”,他说:“主流媒体传播的一些观点出自宣传需要,只能叫做宣传场而不是舆论场。”4这其实是媒体“党性”意志的具体表现,因为从新闻“党性”提出至今,媒体的宣传功能都名正言顺地属于“党性”内涵的一部分。传统的“党性”原则也一直将人民利益纳入内涵之中,1989年11月28日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对新时期新闻工作党性原则进行了论述,其中就有“坚持党性原则也就是坚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原则,两者是一致的。”5但从“主流媒体舆论场”转向“主流媒体宣传场”这一提法看,这实际上体现了主流媒体在维护人民利益方面的缺失。若不是传统的党性内涵存在问题,就是主流媒体没能很好地实践党性原则,不能处理好人民利益与宣传角色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这还是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党性原则和人民利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 是由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至于为什么能够是统一的,没有说明。、邓小平等人的新闻党性思想多涉及一种抽象和表层意义上的人民利益,即将新闻党性视作对人民利益的当然代表,认为新闻宣传深入群众、倾听人民呼声、反映人民心声、就是体现了党性原则和人民利益的统一。实际上, 新闻工作的“党性”就是指新闻事业服务于党的利益,它并不直接地等于人民利益。那么无论新闻媒体怎样正确地坚持党性原则,都无法化解人民利益与党的利益之间的矛盾。

四.“网络舆论场”促成“喉舌论”新观

“喉舌论”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的著名的“圈子理论”很好地阐述了这种变化。他认为关于媒体是喉舌的定义有大圈、中圈、小圈之分。大圈是指“凡是媒体都是”这一传统观点,中圈则缩小了范畴,以“新闻媒体是”来表达,小圈划定的是“党报党刊是”。李良荣教授认为,中国进行新闻改革25年来,“大圈”之说已基本消失,现在“中圈”与“小圈”之间徘徊。从“大圈”到“中圈”,主要是网络以及新媒体的发展在发力。随后的发展则是在声势不断扩大的“网络媒体舆论场”的推动下。

随着网络媒体、网络舆论成为学术热点,“网络舆论场”这个概念也已开始被一些专家学者们加以运用。简单来讲,充斥于当今网络中的在线聊天室、博客等,尽管形式各异,但都有着开放畅达的意见交互通道,网民相邻密度和交往频率高的共同特点,在总体上构成了网际信息传递和意见交流的宏观的时空环境,即网络舆论场。“网络舆论场”,是网络社会所独有的一个时空环境,是现实社会场的一个延伸部分,与现实社会场不同也与现实社会场相互作用。“网络舆论场”不同于“主流媒体舆论场”,主要是由于在实际操作中,“网络舆论场”主要是人民的舆论阵地,因为网络杂乱所以难以成为,得以突破“大圈”禁锢。同时,随着“网络舆论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网络媒体舆论场”也将刺激和推动传统主流媒体的越“圈”行径。在李良荣教授看来,当今的“喉舌论”适用于“小圈”,那么“网络舆论场”的推动看来应该是积极的,这种影响也将促成“喉舌论”的“小圈”观的形成。

参考文献:

[1]刘建明,纪忠慧,王莉丽.舆论学概论[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50.

[2]刘九州,付金华.以媒体为支点的三个舆论场整合探讨[J].新闻界,2007(1).

[3]南振中.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改进新闻报道的着力点[J].新闻战线,2003(11).

[4]刘建明.两个舆论场若干歧义的破解[J].中国记者,2013(1).

第3篇:网络媒体概论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 定义 传统媒体 内涵 外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臻成熟和迅速普及。“新媒体”这一概念不仅在学术文章中出现的频率与日俱增。而且逐渐融人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当下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时髦名词。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新媒体”,不仅普通使用者难下定义,就是专家学者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造成理解和交流上的诸多障碍。因此很有必要加以讨论和澄清。

大相径庭的新媒体定义

一般认为,所谓新媒体。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我们平时见到的已经用于公共通信方面的除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外的新的媒体形态。目前,对于新媒体较为流行的定义是,新媒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但是,这种说法并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国内外还有一些较为典型的新媒体的定义,了解它们将有助于对新媒体的定义加以重新建构。

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个相对的概念。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今天的新媒体主要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基础上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

阳光卫视的执行主席兼集团行政总裁吴征给出的新媒体的定义是:是一种既超越了电视媒体的广度。又超越了印刷媒体的深度的媒体,而且由于其高度的互动性、个人性和感知方式的多样性。它具备了从前任何媒体都不曾具备的力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岳颂东提出,新媒体是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的介质。

若干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新媒体有过一个定义,即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美国俄裔新媒体艺术家列维・曼诺维奇认为。新媒体将不再是任何一种特殊意义的媒体,而不过是一种与传统媒体形式没有关联的一组数字信息,但这些信息可以根据需要以相应的媒体形式展示出来。

康涅狄格州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媒体分析师文・克罗斯比的定义为: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收者融合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

事实上,上述定义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都有各自的强调重点。但无疑它们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定义所必须依据的新媒体的特点。因此,在给新媒体下定义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新媒体的特点。

新媒体的特点

形式逻辑告诉我们,所谓定义,就是通过归纳出概念对象的特有属性,通过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方式,从而使该概念对象和其他类似对象区别开来的一种揭露概念内涵与外延的逻辑方法。其中,内涵定义就是要揭示这个概念对象的本质属性,而外延定义则是要划定该概念所指的范围。从以上提示中,我们可以看出,要定义一个对象概念,关键在于抓住它的特性,或者说是要理清它的特点,抓住它的本质特征。我们通过对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新媒体作为新型的传播形式,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交互性。传统的大众媒介都是单向式传播。媒体高高在上,居高临下,报纸写什么,读者就只能读什么;广播说什么,听众就只能听什么;电视播什么,观众就只能看什么,受众很少能主动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根本无法和媒体互动。而新媒体则不同,由于采用了新的技术。尤其是因特网具有连接网上任何用户、共享网上信息资源的功能,用户之间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广泛的沟通,从而可以实现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交互式的双向交流。

个性化。由于计算机网络把单向的传播变为双向乃至多方位的交流,通过联机网络,只要拥有一台信息处理机和一台调制解调器的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提供者或报道者。这样新闻报道便成了个人行为,即所谓“人人即媒体”,从而实现了信息传播与收阅的个人化。

复合性。以往的传统媒体传递的信息符号较为单一,而新媒体所传递的信息不仅包含文字、声音、图像。还包含视频、音频、动画等,真正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图文声一体化。

集成性。集成性充分体现了新媒体传播形态的多样性特点。它集报纸、广播、电视的传播手段与传播方式于一体。如:计算机网络媒介=电子报纸+电子杂志+交互式电视+交互式广播+电子图书馆+……其形式的多样化是前所未有的。

新媒体定义的重构

对于“新媒体”一词的认识,既可以从语义学的角度来探索,也可以从形式逻辑学中关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来考察。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新”一般用来描述与传统的、旧的、落后的、不同的事物或者更先进的和最近出现的事物。而“媒体”一词,按照传播学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的界定,它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信息传递所借助的具体媒介,如报纸、电视等:第二层含义是指信息的机构。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越来越被定义为技术性媒介,即是能够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范围、提高传播速度的一项科技发展,或者说是这些方式得以实现的技术形式(如电视机、报纸、影片等)。可见,“媒体”一词越来越被专有化、特指化。从而“新媒体”的含义也被用来仅仅指新的信息载体,而不再涉及媒体机构。

从形式逻辑学中关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来看,其内涵指20世纪后期在世界科学技术发生巨大进步的背景下,在社会信息传播领域内出现的、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能够使传播信息大大扩展、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传播方式大大丰富的、与传统媒体迥然不同的新型媒体。就其外延而言,新媒体主要包括光纤电缆通信网、都市型双向传播有线电视网、图文电视、电子计算机通信网、大型电脑数据库通信系统、通信卫星和卫星直播电视系统、高清晰度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和多媒体信息互动平台、多媒体技术即利用数字技术播放的广播网等等。

可见,无论新媒体具体指的是什么、如何对它加以定义,本质上它无非是一个中介,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因而可将新媒体定义为: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对出现于传统媒体之后的各类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统称,主要指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实时地、交互地承载和传递各种个性化、多媒化复合信息的中介。其中。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主要指电脑的发明、互联网的出现即HITP

协议的发明,它们是新媒体兴起的首发阵容。但是随着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兴起,数字技术,尤其是其中的卫星通信技术’、宽带技术及手机无线服务平台,成了新媒体出现的最基本的科技基础。发展新媒体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类更快、更好地相互交流、获取信息。它的出现使得以往种种阻隔人们沟通的障碍得到了革命性的清除,人类从此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交流和互动关系。

新媒体――一把“双刃剑”

新媒体以它无可比拟的优势迅速抢占了广阔的受众市场,它突破了传统媒体受时空等的限制,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接收信息的新平台,而且为实现信息的交互提供了可能。然而,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对社会的双重影响和对传统媒体的双重作用同时表现了出来,新媒体在为社会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怎样控制信息有序流动问题。由于以新媒体为工作的信息传播自由度非常高,信息控制就成了一个难题。例如,有时我们在网络上阅读新闻时会发现,虽然有众多的链接和海量的信息,但由于把关人的缺失,无论什么信息都有可能畅通无阻地在网上,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难辨真伪。很多时候,当我们看遍了这些信息后并未感到有多少收获,因为除了网上信息参差不齐外,网络的相互抄袭现象也非常严重。正由于网络把关人的缺失使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且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也难以得到保障。

怎样保护个人隐私问题。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个人的私生活同时也被置于摄像头的监控之下。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对于个人隐私,传统上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西方新闻理论把“国家安全”、“商业机密”、“个人隐私”列为传统媒体不得涉足的三大,严加保护。但是自从新媒体横空出世以后,个人隐私的保护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一些与公共事务无关、只涉及私密生活的信息在网上随处可见,而且不断加以放大,最后常常使当事人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很受伤”,如台湾的“璩美凤事件”、香港的“艳照门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不得不让人惊叹新媒体的可怕与可恨,也使得当代社会中如何保护人们的隐私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舆论导向的偏颇问题。在新媒体,特别是网络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消极作用中,舆论导向的偏离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有些网民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常常会一些无中生有、捕风捉影、颠倒情节、胡编乱造的信息,因为其具有刺激人的眼球的特征,就免不了会引来一些不明真相、不明就里的网友跟风评论,甚至不乏恶意发展其故事的情形发生,所以网上以讹传讹、以假当真甚至弄假成真的事件(即网络事件)时有发生,误导网民,损害社会诚信。对于年轻人来说,一方面他们的好奇心重,对各种信息都十分感兴趣;另一方面对新事物新观点的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在他们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之前。舆论导向与家庭和学校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如果青少年过早地接触网络上的不良信息的话,往往会受到一些负面信息的冲击,甚至受到一些敌对网站错误信息的不良影响,这对于社会的整体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第4篇:网络媒体概论范文

一般而言,“网络”所指极为宽泛,但与“互联网”联系在一起,多指计算机网络,包括所有按照网络协议连接在一起的计算机系统,连接介质包括电缆、双绞线、光纤、微波、载波或通信卫星等。计算机网络按大小不同一般可以区分为:局域网(LAN)、城域网(MAN)、广域网(WAN)等,其中最为庞大的网络系统就是互联网。

“因特网”与“互联网”的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作为专有名词理解,因特网是互联网的一种,英文名为Internet,源于1969年诞生于美国的Arpanet,初始于军事目的,后用于学术系统,最后走向商用,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开放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但“因特网”作为普通名词理解,则泛指多个计算机互联而成的大型网络系统。在这个意义上,不少学者认为“因特网”与“互联网”只是音译与意译的不同,而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区别。

互联网,最早的官方界定是,“互联网是指全球的信息系统,这个系统是:(1)基于IP协议或由其进一步发展的协议,通过全球唯一的地址段,有逻辑地连接在一起;(2)能够支持采用TCP/IP协议或由其进一步发展的协议,或者能够与IP协议兼容的协议进行通讯;(3)能够在通信网络上提供、运用或获得公开的或个人之间的高层次服务”。该定义所指具体、清晰,且反复以“进一步发展”的表述为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创新“埋下了伏笔”。

新媒体,以互联网为新媒体,成为不少人对新媒体理解的惯性。事实上,互联网的发展,仅以1992年商业化为起点也经历了近20年的历史。早期,《新媒体百科全书》的主编斯蒂夫・琼斯在该书导言中说,“旧媒体曾经一度是新媒体,而新媒体又在不断的变化与演进。”并列举光盘、万维网、流媒体为例。而斯蒂夫-琼斯对新媒体的关键把握,被后进学者不断深化,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时间的概念”、“发展的概念”,这一观点不断引领我们对新媒体的进一步认识。

如何界定新媒体,其核心不外有二:其一,有关技术基础,指新媒体依托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等;其二,有关传播功能,指其传播具有互动性、虚拟性、原创性、分众性等。

第5篇:网络媒体概论范文

摘要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为传播学领域一大研究部类/范畴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现出现实意义。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成果。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梳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主要通过对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并对两本近年来出版的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来从论文和著作这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大陆传播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视其概况及特点。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其对研究成果的梳理,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 present, as waves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rge forward throughout the word, media analysis a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demonstrating its significance. Worldwide, uses and impact of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for discussion, thus pushing forward research in the whole area of media analysis, attracting much academic attention to the area.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media analysis has also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ve explored many issues in the area, resulting in many publica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survey of their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on the basis of that,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these achievements. Owing to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to limited materials available, the writer cannot possibly make a thoroughly comprehensive study of all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Therefore, the writer chooses to carry out the study mainly through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fou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s in the country from 1996 to 2000, a similar analysis of the papers submitted to sever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s since 1995, and a discussion of two recent books on media analysis. As the writer’s knowledge of and reading in the literature of this area of research are very limited, and the materials available are also very limited, this paper is bound to have some limitations. Omissions may also be unavoidable, but certainly not intentional. The writer offers this paper just in the hope of inviting more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Key Words: media analysis;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正文)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范畴,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上。诚然,传播学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对传播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媒介分析成果和理论,如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Harold Innis )的传媒的时空偏向理论,促使媒介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登堂入室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acLuhan)的以“媒介即讯息”为中心论点的传媒理论,等等。但是,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原本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然而,近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社会现实,却使媒介分析的现实意义,清晰地凸现。因而,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尚短,媒介分析领域中尚未出现象麦克卢汉理论式的独树一帜的、闻名遐迩的媒介理论。但是,我国传播学术界的成果发表、学术会议交流等学术活动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尤其是随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浪在全世界的高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社会影响等媒介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在我国举行的一些传播学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不少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涉及的重要内容。此外,专门涉及媒介分析领域的书籍也已出现。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输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拟通过如下几步研究,透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找出其中涉及媒介研究的文章篇数、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论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本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主要面向业界的刊物、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易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 ■ 通过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进行这种梳理。这里笔者只可能把范围限于自己所熟知的几次学术会议,不敢妄求全面包括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有学术会议。 ■ 通过对《传播科技纵横》(闵大洪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两本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研究在专著这一层面的成果。笔者坦承,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而研究只能建立在对资料文献的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局限性在所难免,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一、 概况透视 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领略学术界的研究动向。 I.1 学术刊物 学术刊物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道窗口,因此,笔者希望先以分析若干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刊物为切入口(按季刊、双月刊、月刊排列),进入对于近期我国学术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 年份 *总篇数⑴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⑵ 1996年 50 2;4% 1997年 46 7;15.22% 1998年 49 8;16.33% 1999年 50 8;16% 2000年 51 14;27.45% 总计:246 共计:39;15.85% 《新闻大学》(季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04 5;4.81% 1997年 117 5;4.27% 1998年 117 4;3.42% 1999年 108 8;7.41% 2000年 119 13;10.92 总计:565 共计:35;平均比例:5.88% 《国际新闻界》(双月刊;1998年度第5-6期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14 19;16.67% 1997年 111 9;8.11% 1998年 99 13;13.13% 1999年 103 21;20.39% 2000年 97 26;26.80% 总计:524 共计:88;平均比例:16.79% 《新闻记者》(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298 6;2.01% 1997年 342 7;2.05% 1998年 339 7;2.06% 1999年 374 19;5.08% 2000年 427 31;7.26% 总计:1780 共计:70;3.93% 以数据点折线表示,媒介分析文章在这些刊物中所占百分比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1. 这四种刊物在最近几年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常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2. 在四种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发表媒介分析文章最多,不但按篇数计算数目最大,而且在总篇数中所占百分比也最大。 3. 四种刊物中,《新闻记者》刊登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最小,但1999年起该刊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篇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 4. 1996年-1998年期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 以上几点中的第一点显示了媒介分析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它和《国际新闻界》的宗旨目标及特点有关。这一刊物以“透视环球传媒,追索今昔流变,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品位”为其宗旨目标,具有重视国际传媒业最新动态、重视介绍国外情况的特点。自美国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率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以来,信息高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迅速投入应用、因特网作为新一代的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全世界范围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势头猛烈、传统的传媒业正面对一场新的社会传播事业结构调整──这一切已成为国际传媒业近年来的新动态。而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使介绍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介绍这些国家传媒业近况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些显然都促使《国际新闻界》较其它刊物更多地刊登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文章。此外,自1997年以来,《国际新闻界》每年都有一期或若干期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栏目,集中刊登有关文章。1997年第四期中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下有5篇文章,按我们本文中所下的定义都属于媒介分析文章;1998年第四期中有“新媒体研究专辑”栏目,收有6篇文章,均属媒介分析文章;1999年第三期中有“网络传播研究专辑”栏目,收有5篇关于最新传媒──网络的文章;第四、五、六期均设有“网络传播”栏目。2000年第一、五、六期均有“网络时代”栏目。设有这样集中刊登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文章的专栏,显然也有利于该刊较多地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关于上述第三点,《新闻记者》上的文章体裁不一、且以短文居多大约与此不无关系。作为一家面向业界的刊物,相对而言,它所刊登的理论性、学理性探索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它重视传媒业界同仁间的体会交流等,大量的文章涉及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方面的体会。当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日益渗透,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技术手段更新的过程的进展,我国新闻工作者将会在其传播实践中对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影响等,体会日深。在被称为我国“传媒上网热之年”的1998年过后的1999、2000年,《新闻记者》上刊登的媒介分析文章明显增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四家刊物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可说理论色彩最浓。1996年—1998年期间这家刊物所登载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而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探讨传播技术手段、传媒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媒介分析研究,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界的关注。 I.2 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也是观察学术界动态的一道窗户。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1995年“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以来,探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等的媒介分析文章,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显示,“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系当时对论文分门别类时的一个类别。但是,当时这一类别下的论文篇数尚不多,仅有两篇,题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又一次革命”和“试论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十字路口的选择”。(论文集总共收入论文59篇。)1996年,当暨南大学新闻系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的学者会聚羊城各抒己见时,会上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中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5篇。这5篇论文绝大部分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研究正在迅速崛起的因特网(当时称“国际互联网”)。1997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60余名学者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论文宣讲与讨论。会议收到的46篇论文中有 5 篇论文属于讨论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媒介分析文章”。信息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络与大众传播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了台上台下的热门话题,不但在会场上引发学者们的热烈发言,而且在会场外的个人交谈中也引发种种议论。会议结束后,有关论文很快被《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学争鸣与探索》等刊物登载。 1999年10月至11月,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接连举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学术会议。10月下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99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30多位中外学者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媒介分析论文有5篇,以研究因特网为主。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 ”,会议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10多篇。紧接着,12月7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上发表的50余篇论文中,有10来篇属本文所说的“媒介分析文章”。 2000年10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近70篇论文中,可归类于“媒介分析”的文章达16篇,占总数的23.19%。2000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是网络传播。 从这几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在1999年以来的五次学术会议上,媒介分析文章尤其成了会议内容的一个重头。这一点,同笔者梳理有关学术刊物近年来的文章内容所发现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致的。 I.3 书籍 1998年4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先生撰写的《传播科技纵横》。此书分十五章,阐述了传播科技发展进程中各项重大进步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十五章是:“古代信息载体与传播手段”,“近代印刷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影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近代通信手段的重大发明与发展”,“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当代印刷术和出版业”,“当代广播电视新技术”,“当代计算机业与通信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交流”,“因特网与传统大众传媒”,“当代多种媒介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传播技术在当代新闻传媒中的地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传播新技术的管理”和“信息高速公路展望”。书中追踪最新信息传播科技及其应用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宽广的社会影响的,占10章之多;这10章中,尤以探索计算机业及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业及其正、否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的部分占了重头:作者以整整八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阐述。鉴于对建立在以往的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上以往的传播方式,学术界早已有过许多论述,达成许多一致的认识,作者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对信息传播科技的最新进展、最新发明及其对于传媒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方面的影响上,这种选择显然使《传播科技纵横》得以涉及开拓空间较大的课题。书中不但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系列最新传播科技手段作了描述,而且涉及了一系列围绕传播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大课题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传播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管理,传播科技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及国家的信息传播政策,等。 以传播科技的发展的利和弊为例,该书在对卫星直播电视的探讨中,既谈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利──对于扩大电视的覆盖面、扩大电视传播的范围、促进国际电视传播中的作用,又探讨了卫星直播电视的弊──对卫星的轨道资源的国际争夺和电波越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通信卫星具有打破以往电视传送所受到的时空限制的能力,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大力研制、发射电视直播卫星,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购买或租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利益与国际政治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争论。一项是技术问题,即卫星轨道问题,因为同步静止卫星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得到认可,而目前世界各国对卫星轨道位置争夺激烈;另一项是社会问题,即电波越境带来的影响。 电视直播卫星所带来的电波越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使用不当或别有用心,也会造成国家间的不和甚至相互憎恨,破坏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氛围。……在DBS电波越境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持‘信息自由论’的立场,要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反对的国家则持‘信息主权论’的立场,要求在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总格局内制订出具体的规则,并强调应事先取得他国的同意。…… 80年代,美国国际电视进入西欧,为已经风靡西欧市场的美国影视片推波助澜时,欧洲传播界也纷纷指责美国为‘文化帝国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许多国家对电视台(尤其是对有线电视网)播放外国节目的比重作了限制。当国际电视的浪潮推进到亚洲地区以后,这种矛盾就更为尖锐。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进行有效的国际管理确实困难重重,……”⑶ 该书在有关因特网的章节中也讨论到了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在简述因特网的特点和功能,各国对因特网的应用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效能后,该书即谈及因特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犯罪、“黑客”猖狂入侵重要的网站网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流传,色情内容泛滥于电脑空间,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 再以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为例。《传播科技纵横》谈到了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媒构成冲击,但以更多的篇幅,探讨后者如何能“借着因特网之势另有一番风光。” ⑷因为,因特网上信息流通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在网上广泛浏览之后,更愿意访问每日能提供客观、真实信息来源的节点,而这一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建立权威地位的著名新闻媒体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现有新闻传媒上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新闻传媒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特网并非可以完全包容和替代。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刷报刊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完全被网上电子报刊所代替。” ⑸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强调指出,传播科技的新发展必然导致新老传媒间的激烈竞争,作为新一代媒体的因特网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间在传媒市场上对受众的争夺。“各类媒介均有自己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影响力的大小,此消彼长,则是不言而喻的。” ⑹而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在改变以往各种传媒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情况,竞争之中还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多种多样的媒介在推进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⑺ 1999年2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先生主编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该书不但对90年代初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新媒介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性的描述,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围绕它们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按自己的框架,综合研究了众说纷纭的概念,论点,预测,通过系统的分析,将有关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⑻此外,该书又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该书聚焦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分十一章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 走向光与电”,“当代多种传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和“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按照该书主编、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研究员的归纳,该书是从五个方面,对研究重点展开探讨的,即: ■ “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 ■ “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 “对书中重点探讨的‘信息传播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界定,并回顾和概括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 ■ “简要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便以此为背景更好地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 “探讨和预测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播的大众传播在一系列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并对于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众传媒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及理论研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⑼

书中对媒介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式研究,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传播高新技术同大众传播的关系的分析,对世纪之交我国在信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领域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都反映出课题组对有关问题的深思,并有助于启发人们探索思考。例如,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首先以历史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法则,再分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和编辑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的大众传播中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对于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老传媒遵循的法则,表达了深具概括性的观点,即:旧媒介在同新兴媒介的激烈竞争中,纵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遵循生存第一法则,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下去,旧媒介又会遵循变革求存的法则,适当地改变自己的“媒介形式、运作方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新媒介要在原有的媒介世界中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就得遵循优胜法则,即在方便、兼容、简便、可靠、可见、价格适宜等一系列方面显示出其超越旧媒介的优胜性,并遵循经过一个(一代人时间的)过程的“一代人法则”;旧媒介和新媒介在激烈竞争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遵循长期共存法则。⑽ 书中对新闻与传播理论体系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探索,也颇具特色。该书建议“重新构建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认为这就是要建立“网络传播学”这样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理论体系而又根据崭新的网络化传播环境形成全新的特色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书中探索性地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网络传播学”至少应涵盖这样几类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采访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报道学、网络公众学、网络调查学、网络传播法规学和网络传播伦理学。⑾ 与论文相比,书籍由于篇幅大得多,论述问题可以在全面、系统、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内容覆盖面当然也可大大超过论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刊物上的媒介分析论文各自探讨了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有关理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话,那么《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则对以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媒介概括性地进行探讨,并对传播科技发展与变化加以总体研究,还对围绕科技、传媒、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 目前,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推广,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已开始被推上网:1999年下半年,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新闻学评论》已在网上出现,这是一家没有印刷版的网络刊物,而且是专门有关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网络刊物。有关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的研究是该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刊的栏目之一“个人频道”下的“大洪视点”,集中刊载了闵大洪先生有关网络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28日,上海14家主要新闻传媒机构联手创办的东方网正式开通,“网络媒体研究”成为这一网站上的专题栏目之一。由于《中国新闻学评论》在网上推出和“网络媒体研究”在东方网上出现时间还不长,目前笔者尚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上述讨论到的都属于我国学术界在媒介分析领域、尤其是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领域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据有关论文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极为重视,“1996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课题,如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2000年设立项目《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 ⑿有关成果发表和正在进行的有关项目,显示出我国传播学界围绕着与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已进行并在继续进行许多探索。 二、 特点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传播新技术及其特点、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领域的研究,已产生了以论文为主兼有书籍的成果。这一部分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成果的特点。 II.1 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 介绍、描述性内容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我们此处称为“媒介分析”的领域的成果中占重要位置,这可说是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特点之一。如果略加细分,不难发现,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上的媒介分析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主要是描述性或介绍性的,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与思考”,“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等,《新闻大学》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等,《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战”,“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西方通讯社是如何在哥伦比亚工作的”,“数字时代的BBC”“美国记者如何利用E-mail”,等,《新闻记者》刊登的“一份跨国界的免费出版物──兼谈电子网络”,“网络上办影展 光盘上存照片”,“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美国《时代周刊》见闻”,等,“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的“因特网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效果及趋势”,“从新闻提供者到公共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个案分析”,等等,可说都属于此类文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般以小见大,往往从某些具体实例入手对最新传播技术渗透到传媒业工作和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作描述、介绍,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三期刊登的“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思考”(作者:闵大洪)一文,对亚太地区三家大型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台湾省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概况进行了介绍,提供了诸如访问人次、电子版网页编排、内容、电子版上的广告等资料信息,由此切入到电子报纸的发展这一课题,探讨了电子报纸发展的技术基础──因特网,以及与电子报纸的特点有关的电子报纸发展的动因。 又如,《新闻大学》1998年冬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作者:陈思劼)一文,主要是对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网页的一些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作介绍,并对这些网页进行比较,介绍的信息包括这些网页的主页网址、上网日期、网页数、容量及主要栏目与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广电传媒与网络传播的关系问题略加探讨,但从全文来看,这一探讨部分所占篇幅颇小。又如,《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三期刊载的“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作者:杜跃进)一文,是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一家小报《圣何塞信使新闻报》创办的(与“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联网的)电脑联机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信使中心”的实例,透过这一“信使中心”提供的电子报纸、通讯服务等网上服务的情况,来以小见大──观察“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并进而讨论美国新闻业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采用对美国新闻业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文中谈到了反映这种影响的四个方面:新闻媒体物质形式的演变,新闻内容的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挑战、对受众的影响。但介绍性内容不但所占篇幅较大,而且还贯穿于讨论分析之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二期登载的“数字化时代的BBC”(作者:彭兰)一文,描述了BBC近年来的沿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向前迈进的情况,即:进入90年代以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需要,英国广播公司BBC实施自己几次根据形势进行修改、补充的对近期、远期发展规划,采纳数字化技术,退出一系列新广播、电视频道和服务的发展状况。文中具体对BBC的一系列借助数字化技术的新服务、新频道作了介绍及特点分析,为读者描述了BBC数字化广播(DAB, 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的缩写)服务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计划。 再如,《新闻记者》1999年第十期发表的“办出特色:传媒网站生存之道”,透过两家并非由传统传媒中著名的大型媒介机构创建的传媒网站——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阳海滨媒介集团公司创办的Sunline网站和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家视频作品制作公司Gardy McGrath International创办的“网上电视”/“万维网电视”(TV on the Web)网站──的成功实例,探讨办出特色在传媒网站获得成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中对这两家传媒网站的网页设计、内容、办网站的方针、策略等,作了介绍分析,以“办出特色”为主题,将这些介绍性信息串在一起,作为讨论这两家传媒网站的成功的一大原因及其启示的基础。⒀ 这类文章当然并非遵照同一模式,虽说总体而言都带有这样的特征:以小见大,以介绍实例为主引出或融入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是,其中有的在介绍和讨论方面都较宽泛,有的则突出重点的色彩较浓。由于偏重情况介绍描述,此类研究往往在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就涉入有限,从而出现谈得较宽泛而缺乏细化深入的分析,几笔带过等情况。然而,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自有其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类研究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用的新近资料,而新近资料的积累,正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的有些研究中,作者提供了或由其本人采用调查、观察、内容分析等方法而得的量化的第一手资料,或通过网上研究、图书资料研究等而获得的来自其他学者实证性研究结果的量化的第二手资料。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传统上重思辨、重定性研究而对定量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而论,这种量化的资料的提供,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辨式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量化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作为一种手段,对事物(的质)进行精确量化,有利于对事物、对事物的质的系统研究和了解,也有利于使论点的展开、定性的阐述具有扎实的依据从而增添说服力。因此,上述提到的那些研究提供的量化数据的积累,对于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就可说另具一层意义了。 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信息传播新技术大量涌现,发展之迅速,真是创历史之最。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媒介分析研究,客观上需要先从介绍、描述与最新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新情况入手。此外,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经济实力、科技优势等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走在前面,这些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新经验、它们在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因其参考作用而值得介绍。这也必然使我国传媒研究成果中覆盖这方面的内容,从而增添了介绍、描述性的内容在我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文章中似以描述性或介绍性为主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居多,但也有一些文章是讨论分析性的,或以此为主的,如:探讨网络出版物与法律法规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分析互联网络的“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社会”(作者:张锦,《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三、四期。),探讨网络时代媒介把关人角色的变化的“从‘Gatekeeper’到‘Heads-up Displays’”,探讨网络传播中的受众的“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作者:石艳红,《国际传播界》,1999年第三期。),等。此类文章中还有对某一媒介分析理论进行探讨的,如:讨论著名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四期刊登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作为“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之一的“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作为探讨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就较为突出分析讨论。 II.2 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 从上面梳理到的我国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成果来看,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也是一个特点。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在对问题的展开中往往铺开面甚广,以概括性、综合性地阐述为主。例如,“电子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文将传统媒介的新闻出版法规面对网络出版物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归为九点,对建立与网络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上出版中要解决的法律道德问题,分“名誉侵权问题”、“著作权问题”、“保密和泄密问题”、“黄色、凶杀、暴力一类图文音像信息引起的法律问题”四个方面予以展开,逐一讨论。“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一文对于网络媒介为受众成员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变化之分析讨论,分“网络受众的定义及其图示”、“个体化和主动化的网络受众”、“网络受众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网络受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网络受众:为自己把关”五个部分展开,铺开面较广,在论文的篇幅范围中来看,这种处理法带有综合性的色彩。 就书籍来说,上面讨论到的《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中,相比之下,后者对理论探讨更为偏重。因此,笔者此处拟集中考察后者在讨论分析问题中是否也具有重概括性、综合性的特色。笔者感到,此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同样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它综合讨论了诸多问题上。对此,我们在上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其次,这表现在此书对其所讨论分析的问题,在展开中似乎也偏重概括周全。试以该书的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为例。这一章概括了“媒介发展的基本法则”、“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新闻采访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报道和编辑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发行和传送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媒介角色的根本变化”七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力求全面概括的展开方式。这七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章的七个节,而每一节的展开,同样体现了这种偏重概括周全的特色。例如,第二节“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分“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电视:数字式、高清晰度、互动式家庭影院”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三点展开,显然最后部分以“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为名,可以将除了这一节的标题中点到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外的其他的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进去,这看来同该书的讨论注重全面概括有关。在具体到这些小点(目)的阐述中,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仍然可见。即以这一节的第一点“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为例,其内容涉及到:作者对印刷报纸因其特点不会“很快被高速飞驰的信息列车碾得粉碎”的看法及理由,报纸等印刷媒体的变形三部曲──即出现电子翻版、电子变版和多媒体版,以及反映报纸发展另一种趋势的便携式电子报纸及其特点,覆盖面相当广,由此也可见力求概括周全的特色在书中得到了层层体现。 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著述中出现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自有其原因。首先,它同选题有关。我国不少媒介分析文章的题目都较大,题目本身要求覆盖面较广,注重概括性、综合性也就自然而然。其次,我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学科建设的早期,围绕媒介的技术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更新同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而展开的媒介分析研究,当然更是处于早期。对于早期的研究来说,重概括性、综合性正适应学科建设积累的需要。此外,对于书籍而言,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少书籍似乎往往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而且事实上在使用中也扮演专著与教材的双重角色,对于问题的分析阐述力求概括周全,与教材要全面概括、传授基本知识的客观需要相吻合。对于我国的媒介分析领域而言,这些已有成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媒介分析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 II.3 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 从选题来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具有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的特点。电子出版物的兴起与特点,因特网的特征及其对传统大众传媒的挑战,网络传播中的法律法规问题、伦理问题,传媒网站建设,卫星电视,网络时代传媒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网络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新、老传媒的关系,计算机(电脑)辅助新闻学,等等,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一再关注的问题,这些选题,无疑是贴近我国传媒业新发展的现实的,也是追踪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发展动向的。这一特色,大约同媒介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性质、特征有关。媒介分析本身,是一种考察传播技术的发展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对发展、变迁的研究,首重新发展、新变迁往往很自然。当年,媒介分析理论家麦克卢汉正是在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其媒介理论,为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作出关键性贡献的。虽然他的著述涉及了媒介技术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但是当时的新兴传媒电视无疑是他的研究突出关注的。关注媒介新技术的特征及其发展动向,是媒介分析的需要使然。追踪发展动向除了可以指追踪实践方面的发展动向外,还可以指追踪理论方面──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动向。在后一种意义上,我国的传媒分析研究的选题,总体上来说也是可以说具有追踪发展动向的特色的。当笔者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中经常关注的问题同国际上的一些新闻与传播学学术刊物——如《传播学杂志》(季刊;由美国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办)、《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季刊;由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主办)、《加拿大传播学杂志》等──中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的同类研究的关注点相比时,笔者发现,两者相当吻合。即使国际上的这些刊物上的同类研究不少在时间上领先了一步,但是我国的研究并非在时间上远远落在后面。事实上,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少引征了国外学者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有的还参照了网上提供的最新资料,注释中出现有关网站的网址与上网日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展不同,各国传媒采纳高新传播科技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各国媒介分析研究的起始时间、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际学术界所经常关注的问题中也有一些尚未构成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例如,对于电子出版在学术性信息传播(scholarly communication)中的应用,对于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等,国际上学术界常有论及,但在我国学术界现实的媒介分析研究中,似尚未引起多少注意。关于前一问题,迄今为止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信息沟通中,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印刷传媒,这大约是影响关于电子出版与学术性信息传播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的重要因素。关于后一问题,对于现阶段因特网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说,离众多的人们感受虚拟社区的存在,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影响到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研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它尚未构成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热门选题,也就很自然。 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但那些围绕传播技术新发展、传媒新发展展开的研究显示出追踪国际上的发展动向的特点,而且那些探讨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本已在达到其红极一时的顶峰后长期陷入较少引起注意的寂寞的低谷,但近年来,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新形势下,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又再度受到国际上学术界的关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探讨。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1995年,加拿大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udith Stamps 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Glenn 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Paul Benedetti和Nancy 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发表了W. Terrence 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Black Rose Books出版社出版了Paul 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围绕麦克卢汉媒介理论,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各抒己见,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⒁学术性刊物中,《加拿大传播学杂志》近年来一再刊登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重要源头──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在该刊1998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刊登的学术论文中,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几乎占了半数。美国《传播学杂志》1998年也曾刊出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国际上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新关注,还在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的学术沟通中反映出来:因特网上曾出现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和。我国学术界在对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在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提出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学说、认识其作用的论文有之,专门讨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也有之。 从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对我国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恐要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然,大多数媒介分析研究的成果中似乎并没有直接引征麦克卢汉的著述,但是,我们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即从媒介技术的影响的角度考察传播科技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关系的思路,却影响着这些研究。这一事实即:这些研究大多数都着重探讨传播新技术对大众传媒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较少换个角度探讨社会的其它方面对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的影响,如:社会决策对于决定传播新技术的命运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于传播新技术的采纳过程的制约等。 结论 中国大陆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讨论等活动表明,在媒介分析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远非一片空白。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起步,并且还将继续研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许多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努力,日积月累,我们终将取得日渐成熟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高估计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虽然,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大量研究以介绍、描述性内容为主也好,分析讨论偏重综合性、概括性也好,都自有其原因,我们对此可以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来概括;而且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在现阶段而言,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对发展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讨论分析中突出综合性、概括性对学科建设的积累,也有很大贡献。但是,一切存在的,又并非“都是合理的”:事出有因的状况,并不总是等于理想的状况;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应不断发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追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应追求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扎扎实实的资料积累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论探讨的深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注: ⑴* 笔者在统计篇数中没有把报道式消息、文摘、书讯等包括进去。 ⑵ * 在本文中,“媒介分析文章”指的是:总体来看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及同社会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文章。 ⑶ 闵大洪著《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32页。 ⑷ 出处同上,第194页。 ⑸ 出处同上,第194-195页。 ⑹ 出处同上,第230页。 ⑺ 出处同上,第233页。 ⑻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之二”。 ⑼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⑽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4页。 ⑾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90页。 ⑿ 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16-18页。 ⒀ 有关以上讨论到的论文的材料,请参见《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和《新闻记者》1996年—2000年。 ⒁ 张咏华 “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一期,第3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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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网络媒体概论范文

“散播―集聚―热议―流行”

首先,我们来分析网络舆情发展的“散播―集聚―热议―流行”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散播,即网络原发信息在没有策划和组织的情况下,总是零散地存在于网络空间,如果不是位于点击流量大的门户网站,其浏览量也非常的有限,尚没有形成网民关注和广泛舆论。准确地讲,在网络舆情的散播阶段仅仅是零散地存在于拥有海量信息网络空间中的信息,还不能称之为舆论,其影响力是潜在的。网络舆情处在萌芽状态时,相关信息传播具有分散的特点,具体表现为舆论起点分散、信源分散和传播主体分散。起点分散是指诱发舆论的信息起初只是零星地出现新闻转载、新闻评论、社区论坛、博客、留言或跟帖的页面上,往往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时,相关信息来源也处于分散状态即信源分散,某一舆情信息的来源不是集中在一个网站、网页或专题上,而是散布在关联度并不高的页面,由不同的网络个体披露。这时,网络舆情信息的传播主体也具有分散性,并没有形成集聚,即使有网友转载或跟帖,其数量也不大。网络舆情信息散播是一种常态,随着网络空间传播主体数量和信息量的不断增大,绝大多数信息不会引发网民公共舆论,只有少量的信息能够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形成关注集聚和意见集聚。在网络舆情的散播阶段,如果能够准确预见其中的部分舆情信息可能形成关注效应,就可以从源头上加以干预,既可以主动引发网络关注,促使网络舆论的生成;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网络关注,使网络舆情总体上平稳、有序。

第二阶段是集聚,指原本处于散播状态的舆情信息,在某些传播因子的作用下,突然被多数网民关注,快速为多个网站或网页转载,相关页面的访问量和信息点击量呈爆炸式增长,形成网络关注的集聚。同时,网民的评论、留言也同步快速增长,形成网民意见参与的集聚。网络舆情传播的集聚阶段主要有三个表现:一是网民访问和参与集聚快,相关舆情信息的点击量快速上升,在网上形成普遍关注的态势;二是网站议题设置集聚快,多个网站特别是重点新闻网站和商业门户网站将相关舆情信息在显要位置加以呈现,并开设相关专题网页,集纳各种媒体对该主题的信息,形成多维信息链;三是网民意见集聚快,新闻跟帖、论坛发帖评论及跟帖等迅速集聚,将网民的意见和诉求集中地呈现出来。从网络舆情传播的历时性来看,由散播阶段到集聚阶段非常短暂,大多在半天之内即可完成,有的甚至在1―2个小时左右就可完成。处于集聚阶段的网络舆情,其关注效应已经完成,为舆论朝各个方向发展都提供了契机,既存在着扩大积极的传播影响、形成正面的传播效果的可能;也存在着增加负面舆论压力、扩散消极传播影响的可能。其关键在于如何把握网络舆情的走势,针对网民的意见诉求加以科学应对和有效引导。应当说,在网络舆情的集聚阶段,网络传播危机已经形成,就看舆论责任主体是否有能力转危为机、化危为安、乘机所为。

第三阶段是热议,即成为网络媒体的舆论焦点,同时传统媒体也大量参与相关舆情传播,形成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有效互动、相互促进的舆情发展态势,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纷纷将舆情进展作为重点传播议程加以呈现。处于热议阶段的网络舆情,由于媒体议程设置的凸现作用,网民的参与度进一步得到提高,媒介舆论压力进一步增大,舆情中民意诉求进一步强化。从舆情表象上看,对这一阶段所涉及的热议主题和相关责任主体可以用“四个一点”来概括,即媒体报道热点、社会舆论焦点、学者研究热点和政府处理难点。在相关舆情的关注与热议形成之后,媒体报道纷纷加入进来,因为它们也要借助该舆情所形成的受众注意力资源来实现自身的传播影响力,将事件影响力与媒体影响力有机复合起来,并使其进一步放大。这样,社会舆论在媒介舆论的推动下,也对相关舆情形成聚焦,而作为社会精英层的专家学者也都加入进来,进行学理分析和现实批判,公共舆论的压力骤增。在强大的公共舆论压力下,无论对于相关的直接责任主体,还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在处理舆情所涉及的问题上难度都成倍加大。而从舆情的本质上分析,关键是民众诉求能否得到满足,其前提则是所涉及事件本身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能否得到钝化和解决。

第四阶段是流行,指在网络舆情热议期后,一些从该舆情传播中总结或概括出来的语汇及其象征成为网络传播乃至社会公共传播中的流行语,比如:“周老虎”、“范跑跑”、“俯卧撑”、“打酱油”、“躲猫猫”等,将舆情中的主要人物或情节加以符号化,对舆情所涉及的责任主体本身概念化,形成社会讽刺和认知模型,使网络舆情的传播效果和认知结果长期延续,影响人们社会心理和价值判断。网络舆情传播的流行阶段并不是每一个经过热议阶段的具体舆情都将经历的过程,而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舆情,特别是因处置不当引起网民和公众不满的负面舆情结果所导致的。但其一旦形成流行就会长期存在下去,对人们的思想和认知产生长期影响,也对舆情所涉及的当事人、相关机构和地区形象产生长期负面影响。作为网络舆情传播延伸阶段的流行语很容易成为一段时期的普遍社会心理,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社会的基本态度和看法,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持续的反向传播积累才能加以抵消或转变。因此,在网络舆情引导上要重视舆情热点之后的传播效果分析,应尽量避免具有负面影响作用的流行语,使人们能够客观地看待舆情产生和发展过程,认同政府及直接责任主体处置态度、措施和结果。同时,要将舆情传播的认知效果的测评纳入到整个舆论引导的工作框架中来,通过对舆情个案的总结分析,为网络舆情的分析和研判提供传播效果的预测依据。

网络舆情变化的三个关口

我们分析网络舆情发展在四个阶段之间的转折点,也就是舆情发展过程中随着信息传播与受众参与的量变而引发舆论走势质变的临界点,从舆论引导或干预的角度而言,这三个临界点可以概括为网络舆情变化的三个关口,即处于散播阶段与集聚阶段之间的“爆发”关、处于集聚阶段与热议阶段之间的“升华”关、处于热议阶段与流行阶段之间的“延续”关。如果能够在危机事件舆情处置和舆论引导中把握好每一道关口,就可以使网络舆情发展相对稳定地处于某一个阶段,而不是任由其无可节制地发展下去。

第一关是爆发关,即网络舆论由散播的潜在状态到引发集中关注,其传播呈非线性爆发增长。网络的应用与发展使当今社会进入了全民传播时代,各种网络舆论信息大量地存在于网络空间,如果控制好网络舆情的爆发,就能够避免网络受众的普遍关注,从而也就消解了不必要的舆论压力。把好网络舆情的爆发关,离不开三个有效的工作环节,即实时监测、及时发现、快速处理。实时监测就是要对网络空间的舆情信息和网络传播议程进行不间断地监看,随时掌握网络舆情动态,特别要加强具有指向性舆情信息监测,为发现舆情信息做好充足准备;及时发现是指对可能引发网民关注舆情信息,特别是带来负面传播影响的信息能够在网络传播的第一时间发现,并形成报告提供给相关责任单位和政府机关,以便其能够及时加以处置;快速处理则要求舆情信息所涉及的责任主体或上级管理机构,及时根据信息内容进行核实、澄清、表态、问责和处理,并通过网络加以反馈,形成网络回应和网上意见的沟通、互动,使网络舆情信息链趋于完整和闭合,满足人们对信息内容的进一步知情诉求。

第二关是升华关,即网络舆论在传统媒体介入下进一步升华,成为各类媒体广泛关注的舆情。在网络舆情集聚关注效应形成后,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介入,那么相对应的只是网络事件,而不是由社会各种媒体广泛参与的媒体事件,其传播影响和舆论压力相对小得多;并且在网络议题快速更新的环境下,只要舆情诉求能够得到适当满足,网上集聚关注效应就能够很快消解。但是,一旦传统媒体以新闻调查、新闻评论、网络舆情反馈等方式进行跟进,而网络媒体再将传统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加以转载并再加以跟帖评论,舆情的传播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到社会热点和公众热议阶段。

随着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互动与融合,传统媒体对于网络舆情集聚的敏感度越来越高,相应地纳入自身传播议程的比例也大幅度提高,给把握与控制网络舆情升华关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对网络舆情引导的时效性和策略性要求就更高,需要将网络舆情处置与传统媒体报道的应对加以统筹考虑,形成更为有效的全媒体引导策略及应对措施,尽量避免形成传统媒体的大规模跟进传播的局面。因而,及时、主动地通过网络发言和网络评论回应舆情诉求,减少传统媒体的介入与传播,将相关舆情控制在合理的温度范围,不直接上升到舆情热议的阶段,是把好升华关的关键所在。

第7篇:网络媒体概论范文

民意权利表达的合法性前提是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利

对于网络民意来说,合法性获得就是网络民意的存在合理性取得社会普遍认可并获得其合法社会地位的过程。而且,只有“合法性”存在,才能推导出网络民意存在的“正当性”。

从意识形态层面上看,民意权利是社会民主发展和权利意识增强的结果。民意是自然法的产物,近代民主社会的建立和“社会契约”制度、“天赋人权”等启蒙思想赋予它合法地位并获得制度性安排的重视,澳大利亚政治学家约翰・S・德雷泽克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概念,并明确指出这一概念所强调的是公共领域的话语参与,并把它解释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发挥“在场”作用的“话语民主”,进一步肯定了民意在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价值。这种“话语民主”的合理价值就使网络这个具有“公共领域”性质的地方成为公民发挥“话语民主”的最好平台,网络民意的客观合理性由此产生。

其次,网络民意的合法性是以“话语民主”即言论自由权利的法律保障形式呈现出来的。言论自由权利是“话语民主”的逻辑起点,框架下的言论自由(包括新闻自由)才能够很好地保护公民的其他权利,同时框架下的新闻自由能够使媒体包括网络媒体成为民主制度的一部分。

我国同西方社会虽然存在着政治体制、参政议政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但是宪法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保护条款也十分明确。这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和义务。也为网络民意存在的正当性提供了法律依据。

网络民意表达要通过具体的权利形式实现

言论自由的权利落实到媒介场域时,就具化为媒体民意生产中具体的权利实践形式。根据网络民意表达过程中言论自由实现的要素构成,本研究把它分解为基于媒介要素需要的媒介接近权、基于思想表达需要的知情权和话语权三种派生性权利形式。

1.媒介接近权

接近和使用媒介是实现网络民意自由表达的物质性前提。没有媒介接近权,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就失去了现实的物质依据。“媒介接近权”的概念由美国学者J・A・巴隆1967年在《哈佛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的《接近媒介――项新的第一修正案权利》一文中首次提出并进行了系统论述。巴隆认为“接近权”或者“受众传媒接近权”是指“大众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皆应有接近、利用媒介发表意见的自由”,认为一般社会成员应该享有利用传播媒介阐述主张、发表言论以及开展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同时,这项权利也赋予了传媒应该向受众开放的义务和责任。

网络的出现对媒介接近权的广泛实现具有突破性意义,网络的低门槛和低成本使广泛的参与和使用媒体成为可能。这种突破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1)突破了信息传播中的渠道限制,信息准入特权在网络传播当中被打破,(2)对媒介资源不同媒介、不同地域,不同内容条块分割限制的突破,对传统媒体具有整合功能并与传统媒体形成联动效应;(3)对传统媒介言论局限的突破,“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等。“媒介接近权”的提出,加深了媒介应该是“社会公器”的认识,同时对受众的“传播权、知情权、接近权”等权利进行了体制化维模。媒介接近权对媒体的要求就是开放媒体。对公众的要求则是提高媒介素养,能够合理而有效地使用媒介。

2.知情权

这是网民参与讨论和发表意见的信息性前提。在20世纪40年代起由新闻界推动的信息公开立法运动中,一位叫做肯特・库柏的新闻工作者在1945年的一次演讲中首次使用“知情权”一词。知情权主要体现为一种政治性权利,因为“知”的目的是保障宪法规定的参与和监督政府的治理的权利的落实。当代制度经济学也提出,要想更有效地增进公民(委托人)的利益,政府的竞争开放和信息公开非常必要。要言之,在民主的框架下,公民的知情权是增进自身利益的必要补充措施。

网络发展对满足公民知情权有重要意义。国务院于2007年1月17日通过的、计划自2008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用法律的形式把信息公开制度化,我国的公民知情权从此有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而网络为政府的“政务公开”和信息公开提供了便利,“电子政务”、各地政府网站的建设、网上信息等使政府行为更加开放透明。网络对不同媒体的整合作用使信息报道更加充分、详细、及时,信息和信源的多元化也使报道的真实性大为加强,虚假信息和信息垄断的可能性降低。对于网民来说,发表意见赖以进行判断的信息依据更为充足和及时,有利于理性、中肯、真实的民意的形成。

3.话语权

话语权是法律规定的公民自由表达权利在媒介中的直接呈现,也是一项基本人权。广义地讲,话语权是指公民在公共空间传播思想观点的自由。福柯把话语权利看作是人的社会交往本体性存在的方式,与人的全部问题都息息相关。话语所具有的强制性和排他性的影响力就是话语权,话语权的作用力构成话语的外在系统。

在福柯那里,话语权是一个散布系统,包括对象、表达形式、概念和主题选择四个建构维度。按照这四个维度,网络话语权较之传统媒体具有了一些明显变化:一是对象广泛但身份无法明确界定,全国网民数量已高达1.62亿,网络的影响力巨大;这些网民根据需要可以在网上进行多重身份转换,既可以是话语权的被实施者,也可以是话语权的实施者,话语权的含义被重构:既可以是表达权,也可以是辩护权、反证权等;二是表达形式、表达立场、信息来源渠道都具有多样特征,网络整合了多种媒体的资源使话语表达更为全面和充分,三是话语权概念被网民和各种社会力量反复强化,其内涵和外延都不断得到深化拓展,话语的增权意识、平权意识加强;四是话语主题更加丰富多样,网民的主动选择性更强,与之相关的就是不同主题的话语传播效果呈现出“集中化”或“离散化”两种趋势,根据网民兴趣而形成传播的强效果和弱效果一一新闻报道阶段性的焦点问题往往会被“集中化”议论,获得强效果。要言之,网络打破了传统媒体中话语权的集中和垄断现象,权威在传统媒体中的强势地位被弱化,一般公民的话语权利增强,从结构上瓦解了话语霸权。

这三种权利形式是实现宪法赋予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根本途径,实施和实现这些权利是当代社会民主政治和媒介发展的重要目标追求。

权利维护是网络民意表达的主要内容和核心价值

民意具有多重价值尺度。但它首先是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出现的,其首

要价值应该体现在社会的政治生活追求中。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基于对“群体的善”的追求,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在现代社会,公共利益有两个基本向度,公民正当权利的维护与政府公共权力的规范监督。网络民意在同时指向两者的过程中,其根本的落脚点还是对公民正当权利的积极关注和维护。

首先,从网站民意议题的分布构成来看,网络民意权利表达占据的比例。研究者从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主流新闻网站新华网的“发展论坛”和商业网站新浪网的“时事论坛”随机抽取2007年11月29日首页呈现的帖子,把内容划分为十类,做了一个简单的内容分析。论坛讨论话题分布比例如下表:

虽然新华网和新浪网的性质不同,但是两个论坛却性质接近,都是时政论坛,从比较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1)民生民权类内容在论坛中均占有重要比重,处于类别总数的第二位,分别占了论坛当日全部话题数22%和18%的比例。(2)在所有内容中,新华网占前5位的是焦点时事、民生民权和政治建设、公务监督、信息交流(并列),共有41项,占据总数的75%,新浪网的前5位则是军事外交、民生民权、政治建设、体育娱乐和焦点时事,总计也是41项,占据总数的比例是82%。话题内容具有集中性和相对一致性特征。(3)在这些类别中,除了体育娱乐、婚姻情感、信息交流比较个人化、娱乐化,与权利诉求距离较远之外,其余问题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个体权利诉求,主要是民生民权类内容和焦点时事中的一些话题,如“丈夫拒签造成孕妇死亡”;公共权益监督维护,包括政治建设、公民形象、焦点时事、公务监督、军事外交和经济财经等公共性议题,其中,既有对公权力的监督,也有对公共利益的关注,但其最终落脚点还是社会公民的利益和权利,是对公民正当权利的间接维护,权利仍然是其最终旨归。这两大类内容建构了两个网站民意议题的主体内容,从中可以看出,权利的诉求和维护是网络民意表达的核心价值取向。

网络发展十几年来对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是网络提供了公众接近媒介的机会,广泛的公众参与和言论自由在网络环境下具有了更大可能性,言论自由的权利从理论更好地走向自由和开放的实践领域,二是公民知情权和话语权的扩张带来了民意扩张,民意对社会和权力的影响力变得强大,民意的社会控制性质更加显性,公民正当的权利表达具有了更多的现实理性和正向推动力。近年来,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网络事件,大都落脚于权利的表达和维护:“孙志刚事件”对收容制度的改变是对迁徙自由权利的认可、“SARS危机”对无视公众知情权行为的批判、“佘祥林案”对“公正审判权”的呼吁、“踩猫事件”对动物生命权利的代言、“铜须事件”涉及到的则是个人的隐私权保护、2007年发生的“山西黑砖窑案”对人身自由等权利的呼吁等等。

总结以上可以看出,网络民意以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作为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以媒介接近权和知情权、话语权的获得作为其实现的途径和现实呈现形态,以权利的诉求和监督维护作为其重要内容和核心的价值取向,权利问题贯穿了网络民意现象的始终。完整的网络民意表达过程具有三个层面:一是基础性的言论自由层面,可以涵盖所有的民意表达行为;二是媒介呈现层面,范围缩小到一般意义上的媒介民意,重点是言论自由权利如何在媒介实现,三是网络民意现实表达层面,研究范围进一步集中,聚焦于网络民意表达的内容和价值分析。网络民意的实质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在网络媒体上的具体实现,从根本上讲,它还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一种具体而实在的表现形态。但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网络民意权利表达的意义还在于网络媒体的特殊性:它同时兼顾了三个层面的内涵――不仅以权利为出发点,更以权利为其手段和归宿,尤其是第三个层面的表达。网络以其平民化的气质所带来的对权利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在传统媒体和其他形式的民意表达中是很少见的,这是它最宝贵的价值所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民意表达的实质是权利的表达。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

第8篇:网络媒体概论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互联网;现状及问题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2-0123-02

互联网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兴传播形式,具有传统媒介无法比拟的优势,体现在传播多元化、个性化、交互性、快速性、广泛性和全球性、开放性、丰富性等,这些优势是基于其自身特性之上的。

一、何谓新媒体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是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新媒体基于新的数字和网络技术,使传播更加精准化、对象化,具体形式如互联网、手机、移动电视、IPTV等。

国内外有一些较为典型的新媒体的定义。对于“新媒体”这一概念的定义可以追溯至40多年之前,1967年戈登马克最初提出了“新媒体”(new media)一词。之后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罗斯托在向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提交的报告中再次提到此概念。“新媒体”一词就这样在美国普遍开来,很快扩展到全球。

一般,将“新媒体”这一概念作两种界定,分为广义与狭义。“新媒体”的广义定义为:通过运用网络数字技术及移动通信技术,通过无线通信网、宽带局域网、卫星和互联网、等渠道,通过手机、电脑、电视作为最终输出终端,向使用者提供语音数据、音频、在线游戏、远程教育、视频、音频等合成信息及娱乐服务的全部新型传播形式与手段的总称。“新媒体”的狭义定义即为“新兴媒体”。

二、新媒体新在何处

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新媒体以其形式丰富、互动性强、渠道广泛、覆盖率高、精准到达、性价比高、推广方便等特点在现代传媒产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新媒体体现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内容方式的转变、传播语境的变化、传统话语权的解构与转变。新媒体的“新”体现在在以下几点:

(一)全方位的数字化

新媒体最为显著的特点即数字化的传播方式。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必然带来数字化传播方式。Nicholas 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提出:“现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必然将改变人类的工作、学习、娱乐方式,即人类的生存方式。”“当无数产业扪心自问‘我在数字化世界中前途将如何’时,事实上,它们的前途归根结底要看它们的产品或者服务能不能转化为数字形式。”而新媒体就是通过全方位的数字化过程,将所有的文本缩减成二进制元编码,并且可以采用同样的生产、分配与储存的过程。

(二)互动性

提及新媒体最常提到的就是其交互性。传统的大众媒介都是单向式传播,但新媒体则突破了单向传播,增强了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互动性。新媒体以其新兴技术新兴,特别是互联网,可以连接网上任一用户,实现网络信息资源共享,使用户之间无障碍沟通交流。受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传播者。交互性使传播者和接受者极易进行角色转换,这种双重身份的角色使受众可以畅所欲言,及时反馈,使媒体得以与受众在互动中同声同气。

(三)个性化

新媒体实现了信息传播与收阅的个人化。以网络环境为基础,基于信息用户的信息使用习惯、偏好和特点向用户提供满足其各种个性化需求的服务。这种新媒体提供的个性化信息服务,令信息的传播者针对不同的受众提供个性化服务。此外,受众也对信息具有同样的操控权,受众可以运用新媒体选择信息、搜索信息甚至定制信息。所以,新媒体的时代是一个“受众个性化”的时代,传统媒体中具有“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转变为主动寻找和制作信息的用户,这是一个基于用户个人建立起来的双向交流的系统。

三、网络作为新媒体的优势

网络是信息社会的重要标志,它于1969年起源于美国,经历了从军事运用到全面商业化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真正的“信息高速公路”。列文斯通提到:“网络带来的新气象,在于它结合了互动性以及那些对大众媒介来说是创新性的特征:没有限制的内容范围,广大的受众规模以及表现出传播的全球性本质。”网络作为新媒体有其自身优势:

(一)交互性

网络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可分为以下四种:多人对个人,个人对个人和个人对多人的异步传播,是指信息接收者通过使用网络上寻找信息的活动,例如浏览网页和远程通信等;个人对个人的异步传播,如电子邮件;个人对个人、个人对少数人、个人对多人的同步传播,例如网络在线闲谈、多用户游戏等;多人对多人的异步传播,如新闻讨论组、电子公告牌和电子论坛等。在第一类中,用户只是作为信息的接收者。而在后三类里,用户很有可能是信息的者或交流者。由此可见,网络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最突出的变化即为“受众”不仅仅是指大众,也可能是个人,“受众”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可能是信息的者。

(二)分众性

互联网更加适应受众需求的多样化和受众市场的细分化。互联网的交互性特征引起了用户分化。它将目标受众按年龄、性别、种族、社会地位、文化程度、兴趣爱好、专业程度等标准划分为一个个群体,从而有针对性为这些不同的群体提供信息服务。所以说,这是具有小众化倾向的传播。由于媒体生存与发展必然与受众群体数量密切相关,所以每个受众群体仍然保有一定数量。

(三)复合性

通过互联网传递信息突破了传统媒体传递信息的单一性,互联网传递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图文声一体化,它将文字、图像、声音、视频、音频等完全融合。其复合性也充分体现了传播形态的多样性特点。它将报纸、电视、广播的传播手段与传播方式基于一体,其形式的多样化是前所未有的。它将各种接受终端,各种传输渠道,各种信息形态整合一起,从而保证用户可在任何地方、通过任何终端进入新媒体网络。

四、互联网新媒体发展现状及问题

互联的迅猛发展给信息传播乃至生活带来新的景观,更是将传媒行业带入一个崭新时代,但在其迅速发展的同时,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也日益成为焦点问题。目前我国网络新媒体发展现状为:第一,网络新媒体已经相当普及。网络新媒体所传播内容的丰富性和传播信息数量已远远超过传统媒体,数据显示,传统媒体每日传播的信息量不到网络的四分之一。网络新媒体的市场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且逐年扩大。其次,网络新媒体的技术支撑比较成熟。我国网络新媒体传播的硬件技术较为成熟,尤其是在通讯领域,可以与国外发达国家相媲美。

但是,网络新媒体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第一,我国网民数量激增,但分布不均。调查显示,城市网民,尤其是大城市网民是主力军。知识、信息之间的这一鸿沟将会变得更宽而不是更窄。第二,网民素质良莠不齐。网民拥有自由发表意见的平台,但此类言论自由随意、导向不明,甚至部分网民热于揭人隐私、制造谣言,而导致偏激和非理性、盲从与冲动。第三,虚假信息多。目前,网络上频繁出现一些虚假、低俗等有害信息给构建健康文明网络造成了极坏影响。

五、小 结

网络新媒体以其形式丰富、互动性强、覆盖率高等特点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愈加多的个人成为网络新媒体的主力军,不再单纯的是信息的消费者和使用者,更是主动参与其中的信息生产者与创作者。目前,网络新媒体发展出现新形式,更需要增强引导舆论的能力,把握舆论主动权,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才能使网络新媒体发挥优势、健康发展,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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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网络媒体概论范文

引言

新媒体营销互动性强、传播快捷、成本低廉、精准度高。旅游业是典型的信息密集型产业,旅游活动的异地性、旅游产品的无形性、旅游者需求的多样性等特征,使得新媒体营销契合了旅游业的产业特性,在旅游营销中广泛运用。随着旅游业新媒体营销实践的发展,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开展旅游业新媒体营销研究,对于指导营销实践,提升旅游业综合效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系统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综述分析旅游业新媒体营销研究进展,以期从中得到有益启示,促进旅游业新媒体营销理论与实践的可持续发展。

一、新媒体和新媒体营销的概念内涵

1967年,戈尔德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新媒体”(New media)这一概念。新媒体的“新”是相对的,新媒体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现阶段,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宫承波(2007)将新兴媒体群概括为网络媒体、手机媒体、互动电视媒体、楼宇电视、车载移动电视、户外新媒体等。大量研究中的新媒体为“第四媒体”和“第五媒体”,即W络媒体和移动传媒。本质上,新媒体营销是营销组织为实现整体营销目标,利用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特性开展营销活动的方式、手段和过程。与传统媒体营销相比,新媒体营销更注重体验性、沟通性、差异性等方面。

新媒体与数字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和网络媒体等媒体形式有联系也有区别。它们在网络与通信技术基础、传播模式等方面相似,但数字媒体强调二进制的形式、自媒体以个体为重心、社交媒体注重分享、网络媒体强调平台。可以说,新媒体

集数字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和网络媒体的优势之大成。

二、整体概念上的新媒体营销

将“新媒体营销”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旅游业的新媒体营销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企业营销策略的探讨上。

与整合营销理论的结合是旅游目的地新媒体营销研究的一大特点。李曦(2014)从基本原则、营销主体、战略制定、品牌接触、信息聚合和效果评估六个方面提出了旅游目的地新媒体整合营销传播的方案。舒伯阳和马雄波(2015)认为旅游目的地新媒体营销存在可持续时间较短、技术与资金投入短缺等方面的问题,并从内容、媒体工具、平台、技术、关系五个方面提出了旅游目的地新媒体集成营销模式。

新媒体营销在旅游企业营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旅游企业开展新媒体营销是应对旅游市场变化的必然选择。具体策略包括社区网络营销、微博营销、SNS网站营销和网络视频营销,硬件支撑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为主。周卫芳(2015)对横店的新媒体营销应用现状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影视主题公园类旅游景区应用新媒体进行营销,应认真梳理营销前期、中期、后期三个不同时期的工作要点。朱冰倩等(2013)则以大庆旅游纪念品为例分析旅游纪念品新媒体营销策略。

总体而言,旅游业中整体概念上的新媒体营销研究多为质性研究,行文思路是先界定概念,然后对比新媒体营销与传统营销,阐述新媒体营销的优势,接着总结新媒体营销策略或模式,而后以案例予以佐证,定量研究较为缺乏。

三、旅游网站营销

20世纪末,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旅游行业得到快速的发展,学者们开始研究旅游网站,并得出一些研究成果。比如,李彦丽、路紫(2006)对比分析中美旅游网站,进而提出全新的“虚拟距离衡量法”,用以预测旅游网站发展模式。任伊铭等(2007)建立智能化评估指标体系,并运用了模糊聚类分析方法评估了石家庄市10个旅游网站。也有学者研究旅游网站的某一分支,笔者通过搜索相关文献,发现关于学者们关于旅游网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目的地旅游官网、景区网站等方面。

有学者对我国的31个省市级旅游官网进行评价,高静等(2007)将营销战略、信息服务、交易处理、技术支持和网站运营作为一级指标,对官方旅游网站的营销功能进行评估,李君轶(2010)则从游客需求的角度出发,按照信息、交互、交易和关系四个层级和技术支撑构建了44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赵小丹(2016)从信息提供、信息互动、交易实现、关系维护四方面收集广西旅游官网游客评价,提出了广西旅游官网建设的思路。关于景区网站,李素娟(2010)从五大互动功能模块对34个5A级景区网站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大部分网站的互动功能都还有待改进。朱业思(2013)从内容性、互动性、促销性三方面实证研究了我国96个国家级森林公园网站。王维祝、于伟(2009)认为旅游景区网站功能在旅游决策中发挥很大的作用。钟栎娜、董晓莉等人(2012)构建了基于可达性、体验性、有效性、互动性、商业性和营销性6个维度的共35项评价指标的指标体系。张补宏和闫艳芳(2014)在网站设计、网站运营、网站发展三方面构建了包含36项三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

综上,旅游网站营销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研究对象基本涵盖每一类型的旅游网站,研究方法做到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四、微博旅游营销

(一)政府旅游微博营销

政府旅游微博具有权威性、独家性、服务性、公开性、反馈性的特点。赵晨、张Z(2012)在总结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功能定位,通过对微博相关数据的分析整理,指出不足之处并提出保质保量、时时更新、贴近生活、亲民互动、完善管理团队等建议。北京东城区课题组(2011)通过案例分析,提出应糅合整合营销、关系营销、病毒式营销、事件营销及湿营销等多种先进的营销理念,形成一套有效的旅游微博营销运作体系。杨主泉和白鹭(2013)开展了微博时代的官方旅游营销创新研究,得出类似结论。王明珠等(2014)、王亿思等(2016)分别以广西旅游局、南京市旅游委微博为例,分析微博自身运行情况,用比较研究法、用户反馈信息调查法等探讨营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策略。吕兴洋等(2015)运用回归方程分析了旅游官方微博短期营销活动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活动绩效主要受到粉丝基数、活动奖励和持续时间的影响,依此提出选取恰当活动奖品、设置合适活动期限、重视粉丝积累的建议。

(二)旅游企业微博营销

旅游企业应将微博营销上升到中长期战略的高度,坚定不移地贯彻,同时持续不断投入资源,才能取得成功。王朝晖等(2013)利用 Vensim 模型,分析微博在旅游企业中的营销效应,探讨微博营销相对于传统营销的优势。张和刘洁(2012)借鉴平衡计分卡形式,构建微博营销考核指标体系。该体系由品牌层面、用户层面、运营层面、资源层面四个层次系列指标组成。张国芬(2014)阐述了旅游与微博联姻对旅游景区及旅游消费者的影响,并应用SWOT分析法对旅游与微博联姻后的旅游营销进行了分析,提出提升旅游微博营销管理水平、注重旅游微博信息质量、增加旅游微博粉丝数量等建议。马倩倩(2013)以广东AA级以上景区为例,运用 PRAC 法则这一微博营销整合理论,为旅游景区微博营销从平台管理、关系管理、行为管理和风险管理等四个方面提出策略。贝宇倩和陆诤岚(2014)在作旅游景区微博营销效益分析时,除了对微博基本信息和内容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外,还探讨频率、粉丝数、平均转发数、平均评论数等指标间相关性,综合评估了景区微博营销效益。

综上可以看出,微博旅游营销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但当前热衷于微博营销的优势研究,较少论及其劣势与风险;无论营销主体是政府还是企业,是何种企业,营销策略均大同小异,针对性不强,有放之四海而皆准之嫌。

五、微信旅游营销

现阶段基于旅游和微信营销结合视角的相关研究成果仍较少。王天擎等(2014)通过分析微信旅游移动电子商务的现状,提出未来微信旅游发展的营销建议。李云(2014)指出旅游企业微信营销中要构建科学化的微信风险预警机制。周云倩(2016)把“瑞金旅游”微信公众号红色旅游营销经验概括为精准推送旅游信息、全面优化游客体验和增强与游客的沟通互动。姚丽芬等(2015)将旅游微信营销服务质量分为有形性、可靠性、信息质量、有用性、响应性、关怀性、交互性等7个维度,形成评价旅游微信营销满意度的指标体系,采用重要性-绩效复合分析(IPA)工具,对河北省旅游局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的营销满意度进行了研究。张补宏和章慧根(2016)结合ROSTCM内容分析和 UCINET共现,研究了惠州旅游官微的旅游l射形象。

目前对微信旅游营销的研究集中在微信公众号上,对于微信朋友圈、摇一摇等功能的关注不足,今后可全面考量微信的旅游营销可塑性,充分发挥微信作为当前中国最成功的自媒体形式所具备的营销潜力。

六、研究评述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旅游业新媒体营销进行了大量研究。在这些研究中,首先由于对新媒体概念界定的模糊和混乱,文献中对同一媒介存在多词表述,如新媒体营销与网络营销;新媒体、自媒体与网络媒体等,影响了旅游业新媒体营销研究系统框架的形成。其次,宏观中观层次的研究较多,如企业层面的营销策略、营销效果评价,关于旅游业新媒体营销的内在机理、受众心理和行为等微观的、深层次研究较为缺乏。再次,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研究,偶有实证数据也常为简单的描述性统计。旅游业新媒体营销是包括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在内的双向多变系统,不能仅作定性把握,只有定量化才能掌握其本质规律,旅游业新媒体营销的未来研究应注重如下论题。

1.采用比较研究法,对比分析不同营销主体、营销受众、营销内容和营销渠道的营销效果,探究最适宜的旅游业新媒体营销组合。

2.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结合,新旧媒体在旅游营销过程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融合新旧媒体,提升旅游营销效益,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