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调研精选(九篇)

第1篇：劳动力市场调研范文

关键词：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研究综述；评价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B

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失业率和持续增长的失业成为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污点。世界经合组织国家（OECD）平均失业率从1973年的3%上升到1993年的8%这样的最高点。OECD国家开始认识到总需求政策并不能解决问题，开始通过那些旨在减少劳动力市场不完全，防止弱势群体（青年、残疾者、非技能、长期失业者等等）状况恶化的政策来减少失业，这些政策即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旨在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匹配效率，运用劳动力的需求及供给及其就业服务等政策工具，实现劳动力的便利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调整，从而实现劳动力参与率、社会就业及收入的提升，反对社会排斥和社会疏离，实现社会凝聚的政策措施。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外学者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兴趣在逐渐增加。20世纪90年代许多政策规划开始指向提高劳动力市场绩效，主要标志即1994年发动的世界经合组织工作战略（OECD Jobs Strategy），以及1997年紧跟阿姆斯特丹高峰会议（Amsterdam summit）之后发起的欧盟就业指南（EU Employment Guidelines）。这些政策及规划给予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以重要的地位。

一、国外学者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界定，必要性及政策效应的评价。

（一）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界定

1.OECD的定义。OCD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最初是作为人力政策为目的而提出的，1964 年OECD提出的“积极的人力政策”，即是通过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增强国家间、地区间以及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等方式，达到增加就业人数的目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受经济不景气等的影响，欧洲的就业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力普遍短缺现象逐渐被严重的失业现象所取代，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将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当作解决高失业问题的政策工具，1973年后开始使用那些旨在为促进就业增长和再就业的政策，后来被“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这一术语所涵盖（OECD，1993）。

OECD界定了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并给予精确的内涵，即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指旨在帮助失业者重新返回就业岗位或者帮助他们获得更高收入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举措，这些举措包括通过工作创造计划、工作津贴等调动劳动供给；运用诸如再培训这样的措施开发与就业相关的技能；运用就业服务、工作匹配和咨询促进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在这样的框架下，更为普遍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1）直接的工作创造（公共工程计划/公共服务就业）；（2）公共就业服务/工作寻找帮助；（3）对成年失业者和那些面临失业风险的人的培训/再培训；（4）资助失业者群体开办小公司（微型企业开发）；（5）对那些雇佣失业个体的厂商提供工资/就业津贴。

2.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国际劳工组织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认识和界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如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of 1948）坚持“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1964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就业政策公约（Employment Policy Convention）在第一条中预见：“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满足对人力的需求，并解决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问题，各会员国作为一项主要目标，应宣布并实行一项积极的政策，其目的在于促进充分的、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

费城宣言（1994）确认国际劳工组织在世界各国中促进获得充分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纲领的庄严义务，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序言中规定防止失业和提供足够维持生活的工资，它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做出的定义是：“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政府为追求公平和/或效率，有目的的、选择性的干预。政府可以采取间接或直接的措施为那些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人提供工作或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尽管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最初仅被看作是旨在促进充分的、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的政策领域的政策之一，但从近来对激活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发展看，逐渐成为体面工作的一个重要元素。比如1999年提出的国际劳工组织的体面工作议程中，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作为体面工作的一部分。在2003年3月由国际劳工组织就业和社会政策委员会提出全球就业议程（Global Employment Agenda， GEA）中，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被作为十个核心要素之一。

（二）对OECD国家政策的研究与评价

对OECD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评价并不是系统地进行，因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目的和使用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和制度环境。国外学者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作用及政策效果进行的评价及比较，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必要性论证。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失业率的不断攀升，OECD国家政府意识到总需求政策应对失业问题的不足，应该采取新的政策遏制失业，研究者们开始探讨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选择。

如R Jackman，C Pissarides and S Savouri（1990）描述了14个主要OECD国家实施的就业服务、培训、直接创造工作岗位和就业津贴等积极劳动力市场项目，并基于失业和职位空缺关系的贝弗里奇曲线分析框架，列举了1968-1988年欧洲各国的失业率数据，分析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其他制度性因素所起的作用，发现在岗位空缺不变时，失业救济加剧了失业；相对于救济持续时间而言，救济水平对失业的影响是很小的，其中实施失业救济政策期限为6-12个月的国家的空缺-失业情况要好于无限期救济的国家，这个结果反映了消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对于失业问题的解决并不能起较好的作用。

Schmid（1995）详细描述了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分析并提出了制定优选政策的3个总指导方针——有限制的、必要的多样化，制度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以及制度的灵活调整。Jrgen Elmeskov、John P.Martin & Stefano Scarpetta（1998）调查、记录并讨论了OECD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及各项政策，指出大多数国家已经设法采用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减少结构性失业，在一些国家比如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典等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Saint-Paul（1993）认为与一些相对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国家（如新西兰、瑞士、英国和美国）相比，在瑞典、丹麦等国家的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对失业者的激励作用更强，而且内容广泛的积极劳动力市场项目可以将更多的失业者纳入到工作中来。由此可见，OECD国家成功减少失业的一个共同特征即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项目的广泛性。

2.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总体效应。

（1）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积极效应。Fay（1996）在1993年就业展望（The 1993 Employment Outlook）中综述了对OECD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的评价，认为随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在国家间还是一国内，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在目标和影响方面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对一些具体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项目而言，某些政策项目确实能帮助大部分失业者重返就业岗位 ，政府应采用更多更好的评估手段来找出那些真正起作用的政策，以及政策在实际上更能帮助哪些群体的失业者实现就业。

L Bellmann& R Jackman （1996）运用20世纪90年代7个工业化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显示，在控制制度、地区特点和经济现状等因素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能提升商业部门的就业率。Kraft（1998）的研究是一项关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通过比较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瑞典以及美国的数据，旨在了解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比如工资津贴或培训课程支出）是否会增加就业，或是仅仅导致在总就业量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的替代效应。该实证研究发现消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就业产生了消极效应，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则对就业产生了积极效应。

Martin & Grubb （2001）陈述了OECD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计划实施所带来的成果，并着重阐述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对抵抗长期高失业率和低收入贫困问题做出的贡献。总体看，许多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能够提升就业率，并给工作搜寻者带来希望，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

Belot and Van Ours（2004）研究了成功地降低失业率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实施了一套综合的体制改革。作者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分析失业与劳动力市场政策之间的关系，例如失业与劳工税、失业救济、雇佣保护、集体谈判等政策间的关系，通过对来自1960-1999年间17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综合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对降低失业率起作用。

Brandt， Burniaux and Duval（2005） 在OECD实施就业战略 （the OECD jobs strategy）之后，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评估了OECD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绩效。尽管并不能肯定劳动力市场形势完全是就业政策的结果，但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OECD国家总体上的劳动力市场效率在提高，大多数国家的结构性失业在减少，其中丹麦、荷兰、爱尔兰、新西兰等国的劳动力市场绩效显著提高，而德国、希腊劳动力市场效率没有明显进步。

（2）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有限性。在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积极评价的同时，有的学者提出相反的结论，认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发挥作用有限，而且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限制。如Tito and Miehael（1996）应用大量来自捷克各行政区的季度面板数据，分析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工作搜寻过程的影响，发现虽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的效果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效果甚微。

如前所述，L Bellmann和R Jackman （1996）运用20世纪90年代7个工业化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显示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能提升商业部门的就业率，但从预算的角度看，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否具有成本效益还不确定。Coe and Snower（1997）基于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刚性，强调劳动力市场政策组合起来使用时比单独使用效果更为显著。作者的研究揭示了这种政策互补性在广泛的劳动力市场领域起作用，暗示了局部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在降低失业率方面不可能获得显著的成功，而彻底的、多方面的方案才是关键。尽管Martin & Grubb （2001）阐述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对抵抗长期高失业率和低收入贫困问题做出的贡献，但大多数国家从消极转向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几乎不能给改善公共经济状况带来希望，因为这些政策只是帮助搜寻和匹配效率。但是，如果整个经济中不存在那么多空缺岗位，这些政策也无能为力。此外，还有很多专家学者将视角集中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具体项目的效应。

3.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具体项目的效应。Kluve和Sehmidt（2002）对过去30年里对欧洲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效果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干预形式或者目标人群影响着政策效果。他们认为培训和求职援助是较为有效的，但年轻失业者很难得到援助。Boone和Van Ours（2004）应用OECD20个国家1985—1999年间的数据，对不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项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中的培训项目是降低失业的最有用的手段，公共就业服务项目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补偿性工作机会项目是完全无效的。如Michael等（2006）应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了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在德国的实施情况，认为对于德国劳工局来说最有效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项目就是激励策略（如工资补贴）和培训政策。

4.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社会平等和社会整合效应。对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社会平等和社会整合效应的评价研究较少，研究结论即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对于社会平等和社会整合起积极的作用。比如Gregg和Wadsworth（1996）比较了没有成年人工作的家庭和有成年人工作的家庭。许多群体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单亲母亲可能会将持续的社会排斥传递给下一代，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通过更好地整合进劳动力市场以及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试图减轻这种社会不平等，就这点而言，对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使用是正当的。

二、中国学者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劳动力市场政策建立的必要性，及国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引进介绍开始的，随着中国积极就业政策的制订及推进，涌现出大量有关对国内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界定，对中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以及对国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综合研究。

（一）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理解和界定

对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理解，国内学者有着不同的说法。马永堂在2000年《中国劳动》中曾提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指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通常实施的为积极帮助失业者重新就业，或为在职人员提供职业培训，以提高其就业适应能力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摈弃了过去单纯保障失业者失业期间基本生活的做法， 运用市场就业机制、就业服务手段、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失业者积极参加职业培训，尽快实现再就业， 从而降低失业率，力争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主要包括向失业者提供免费的公共就业服务和就业培训；对传统的失业保险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 使之为鼓励和促进失业者尽快实现再就业服务； 对雇佣失业人员的企业和积极参加培训或再就业的失业人员实行鼓励或补贴措施； 实施以帮助失业者创办小企业创业为目的的创业就业计划； 实施以安排困难失业群体为目标的临时性就业计划等措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不等同于全部劳动力市场政策或就业政策， 而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概念和内涵类似于我们国内所说的促进就业政策。

杨雪认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主动的失业治理政策，它的制定和执行是按照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调节和改善劳动力供给，进而加强劳动力市场自身的调节，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最终达到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和降低失业等目的。尽管没有确切地定义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但蔡昉等认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且认为劳动力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安排，是指以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几乎每个国家都要针对劳动力市场出台一定的限制措施，这就是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劳动力市场规制的具体内容和水平形形，与各国的具体国情有关，一般来说规制的内容包括就业立法、岗位保护、对工资形成的干预、与劳动有关的税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等。

刘建社认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实施的前提是存在较为健全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系，重点在于修复劳动力市场的缺陷，通过职业培训、提供公共岗位、匹配失业与空岗，以及促进青年就业等途径有效扩大就业。杨伟国从就业政策发挥的功能的角度，将就业政策分三个层面：战略性就业政策、市场性就业政策和保护性就业政策，认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指市场性就业政策，即关注劳动力市场效率的就业政策，包括劳动力供给（就业能力）、劳动力需求、劳动力市场过程（就业中介服务）。申丹红认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政府对劳动力需求的干预措施，旨在为劳动力创造就业条件，促进其就业，包括建立公共服务机构如职业中介；提供职业培训；提供工资/就业补贴以鼓励雇主雇佣新的员工、或是留住那些因经济波动原因本来可能解雇的员工；公共部门雇佣；公共工程建设、扶持创办中小企业和自雇佣帮助。胡云超认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公共政策，是为了应对产业结构对人力资源产生的新要求和市场失灵而提出的公共政策，要点是一方面着眼于降低市场参与主体的成本，增加市场参与主体的能力；另一方面致力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空岗与失业间的配置效率，实现提高就业的目的。

（二）对中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

学者对于中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经历了从劳动力市场政策建立的必要性，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运用，以及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评价几个阶段。

1.劳动力市场政策建立的必要性及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探索（1995-2002）。我国劳动力市场建立较晚，对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是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起步的。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1994年7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将劳动合同制推广到包括原固定工在内的所有职工，从而在法律形式上将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纳入了劳动合同的法制化轨道。在此之后，研究者开始对劳动力市场政策建立的必要性进行探讨。姚裕群（1995）指出劳动力市场问题是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因而劳动力市场政策成为重要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政府在劳动力市场问题上的责任、应加强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实施劳动力市场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邹再华（1997）提出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就业体制的新架构，要进行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探索，这就是要由过去对失业人员进行失业救济为主的方式，转变为预防失业及在一旦失业的情况下具有较强的再就业能力。

2.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运用阶段（2002-2007）。中国积极的就业政策制定于2002年，重要的标志是当年9月中央召开的再就业工作会议，会议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推出一系列促进就业再就业的政策，确立了中国积极就业政策的基本框架。此后，学术界围绕积极就业政策及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运用与完善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一阶段的相关研究对于深入认识积极就业政策以及努力发挥积极就业政策的作用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有必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在探讨积极就业政策演变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积极就业政策存在的缺陷，为实现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的目标努力健全完善积极就业政策。

陈佳贵、王延中（2003）在对北京、上海和苏州三个试点城市及其他城市调查积极就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基础上，肯定了积极就业政策的效果，同时指出要认真评估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效应并对积极就业政策予以适当调整。刘星（2003）探讨了技术进步与积极就业政策的关系。刘昕（2004）提出我国扩大就业的思路，从微观方面看，是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刘丹华（2005）探讨了积极就业政策在扩大妇女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王大奔（2005）较为深入地梳理了积极就业政策的内容与重点。曾群（2007）综合介绍2000 年以来上海实施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或“上海模式”，依据自己提出的社会保护政策框架， 对照 2000年以来上海实施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 对上海市在失业者的社会保护方面进行了评价，认为上海市在失业者的社会保护方面已有所突破，但仍存在不足。

杨宜勇（2007）对我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总体评价，指出目前我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特点，即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主动干预、目标人群的排他性、政策投入不足，并提出“十二五”期间应在完善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标准、加强失业预警机制建设、健全公共就业服务机制、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及加强劳动力流动等五个方面加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运用。

3.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评价阶段（2009-至今）。随着2002年积极就业政策的3年期限，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下发3年期限的到达，学者们的研究进入第三阶段，多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评价。吴晓琪（2009）应用实际调查数据，尝试采用Cox比例风险度模型衡量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在治理失业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对这种作用进行了测量，继而又以福建省为例，研究目前各项的具体实施情况，比较分析这些政策的优势和劣势。吴要武、蔡昉（2009）使用66个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从覆盖范围、瞄准机制和救助成效等方面，评价了两套劳动力市场政策在城镇执行的效果，发现以“再就业中心”“失业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为内容的消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执行效果都差强人意，而政府提供的“职业培训”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确能够促进下岗失业者实现再就业，但是只有不足10%的下岗失业者得到了职业培训。张车伟、周闯（2009）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计算了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和男性的劳动参与弹性，提出设计并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能够有效地促进低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有助于城镇贫困的削减和收入差距的缩小。

（三）对国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

除了适应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需要，而对中国国情进行研究及分析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力图通过引进介绍国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而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提出借鉴及指导。

1.发达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介绍及借鉴。林中萍（1995）最早介绍了德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认为进修与转训是德国最基本措施之一。在此之后，有关国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介绍层出不穷。《中国劳动》在2000年连续三期介绍了发达国家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认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在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就业能力，以及促进国家整体就业水平所普遍采取的有效措施，并较为深入、系统、详细地介绍了国外市场经济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实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的历史沿革、基本概念、宏观环境和具体措施等，以期对中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有所借鉴。

王建初（2001）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把职业咨询与指导视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职业咨询工作与指导可使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更为有效。赵湘怀等人（2002）介绍了美国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借鉴之处在于加强培训与继续教育，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变消极的“单纯输血”为“以工代赊”等。赵祖平（2005）介绍了OECD国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制中的三方机制，认为虽然由于经济全球化，工会影响力的消减，以及一定程度上由于三方的劳动力市场管理机构财力有限，政府加大了对它的参与，以致其原有的独立性原则受到了损害，但在制定和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过程中坚持有效的三方参与，从长远来说会促进社会伙伴关系和合作主义架构的建立。

2.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在劳动力市场发展模式中的作用。随着中国学者对西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了解逐步深入，学者们开始探索国外劳动力市场发展模式，以及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在劳动力市场发展模式中所起的作用。刘艳丽（2007）系统分析了丹麦劳动力市场模式，指出丹麦1994年1月1日对其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主要是引入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丹麦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目标是以提高失业者，特别是那些失业一段时期后仍然不能通过自身能力重返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的就业能力为目标，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着重强调就业安全性，通过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等，不仅使失业者获得就业安全性，还增强了从业人员的就业安全性，并提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实现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统一的关键因素，它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激励效应和提升效应。

杨伟国、蔡为民（2008）介绍了丹麦灵活保障制度——“金三角”模式由较高的工作灵活性、综合的社会保障网，以及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与教育政策三方面组成，并取得了良好的绩效，认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与教育政策所构成的“第三角”，扮演了市场参与的威胁角色与技能提升角色，中国学者需要对这些政策结构与实施绩效进行长期的跟踪与检验，并从中寻求更多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发展的借鉴。张敏（2009）详细讨论了欧盟和欧盟成员国实施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就欧盟层面上的政策协调及积极劳动力市场的创新行动的两个个案——丹麦及英国进行了介绍。

三、研究述评

从现有国外学者的研究来看，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对经合组织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比较研究，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效应评价也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政策总体和具体项目对失业及收入的经济效应评价，但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社会效应评价研究为数不多，且缺乏实证研究。中国的研究包含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基本概念、国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引介，对于中国本土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经历了从必要性论证、应用性介绍以及初步评价的历程，反映了中国目前的研究一方面缺乏对于建立在国外较为成熟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评价方法基础上，对于中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评价的应用研究；另一方面也缺乏与国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横向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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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劳动力市场调研范文

论文关键词：薪酬；劳动力市场；职位评价；市场定价

引言

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而言，企业人力资源活动的成功要么取决于薪酬政策或实践，要么与薪酬政策或实践相关。首先，企业能否吸引和招聘到合适的员工与它所提供的薪酬直接相关。其次，薪酬还会影响企业激励和留住核心员工、关键员工的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薪酬是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一种心理契约，这种契约通过员工对于薪酬状况的感知而影响员工的工作行为、工作态度以及工作绩效。

综观以往薪酬领域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出发，强调薪酬在企业内部的公平性和一致性。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不断深化，内部劳动力市场开始暴露出弊端，正面临着被外部劳动力市场所替代的新挑战。相应地，薪酬研究关注的焦点应该从先前的只注重组织内部标准转向关注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以及薪酬的外部竞争力问题。

一、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薪酬管理评述

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力资源在企业内部的流动与配置。美国经济学家Doeringer和ore第一次明确总结和概括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他们定义内部劳动力市场是“一个行政性的单，例如一个制造企业，在那里，劳动力的定价和配置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性规则和程序来管理的。”这些行政性的规则和程序给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员提供一定的福利包括工作安全性，晋升和职业流动机会，公平待遇等。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资源大部分是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配置的，在美国，拥有目前工作已超过25年时间的职工约占全部员工的25％；在法国、德国和日本，劳动力拥有稳定工作的倾向更加明显。

从薪酬视角来看，内部劳动力市场强调不同工作薪酬支付的内部公平性和一致性，而不关心与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类似工作的工资率比较是否具有公平性。内部劳动力市场上薪酬体系设计的主要方法是职位评价。职位评价是指对不同职位的价值及其在企业内的重要性高低进行评价和比较，然后再以评价结果为主要参照确定不同职位的薪酬水平。所以，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薪酬体系是以职位为中心构建的。在这种薪酬体系里，员工的薪酬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职位，而不是员工个人拥有的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在做职位评价的时候，企业只需要考虑职位的内在特征以及职责，而排除对外部因素的考虑比如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当地的工资率和地理位置等。职位评价方法在以制造业等集约化生产为特点的工业化时期被广泛的采用。

二、基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薪酬管理

20世纪90年代之后，内部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首先，在美国，雇主开始通过裁员解雇工人，并且日益增加使用多种灵活化的短期雇用形式，包括非全日制就业、临时就业、承包就业和派遣就业等。其次，这种短期雇用形式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呈现出很快的增长势头，如l985—1995年间，欧盟临时就业增长了2．5个百分点，其中增速最快的西班牙增长了约20％。目前，其临时就业占就业总量的30％。《经济学家》(2000)作了如下评论：“雇主和工人之间那种旧的社会契约正在被撕碎，现在还不清楚取代它的是什么，但这意味着先前的职业生涯模型，即一名员工在一家公司沿着工作阶梯晋升将会变得越来越稀少。”嘴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既有宏观层面的变革，例如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不断深化，从工业化向知识经济的转化；也有微观层面组织发生的技术、生产方法的变革以及市场对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渗透。

这种变革已经导致组织和个人更加关注外部劳动力市场。现在，组织开始在所有的管理层次从外部雇用那些拥有合适技能的员工，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从工作阶梯的进入口雇用新工人然后对他们进行培训，再从内部晋升。组织为了提高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能力和反应速度，在进行组织变革的时候，越来越强调组织的扁平化，即缩减组织的管理层次，使组织从原来的众多级别变成少数的几个级别。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组织日益增加使用了临时雇用而不长期雇用。与此同时，组织也逐渐放弃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上以职位为中心的薪酬体系，而用密切的与变化的外部劳动力市场相联的工资结构取代它。薪酬体系设计的基础已经由职位逐步转向人的技能和能力，这意味着组织现在是在向人而不是职位支付薪酬。薪酬与技能和能力的高度关联不仅可以有效地激励员工不断获取新知识和技能，而且也消除了员工在不同职位间横向和纵向流动的障碍，使组织结构根据外部环境不断调整和重组成为可能。

目前，在咨询专家和HR人事专员之间，职位评价已经不再受到欢迎，基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方法已经取代它。越来越多的组织利用外部市场直接为职位定工资，这种方法被称为薪酬的市场定价法。美国咨询公司HayGr0up在2003年发起了一次面向大企业人事专员的大规模市场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有59％的企业只依赖市场定价为所有的职位定薪水，而较少考虑内部公平性；与之相反，只有2％的企业在设计薪酬体系的时候使用内部职位评价方法；而17％的企业采用的则是内部职位评价和市场定价的组合方法。薪酬体系设计已经从强调内部公平转向强调外部竞争力以及从以职位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先前，针对职位而不是个体决定工资率首要强调职位评价，今天，为个体决定薪酬需要基于市场考虑以及他们贡献于组织的技能、知识和人力资本。

结语

第3篇：劳动力市场调研范文

关键词：金融结构;劳动力市场特征;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2-0016-008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cn

*基金项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基础领域研究课题“国际经济金融结构研究”

作者简介：唐时达（1983―），湖南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中国农业银行博士后，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互联网金融、金融风险管理与劳动力市场;巴曙松（1969―），湖北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与金融市场监管。

一、引 言

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不是决定就业水平的唯一因素。金融发展领域的大量实证文献表明，金融市场对就业有着显著的影响。金融深化提高了金融资产收益率，降低了实际利率，因此推动与之相关的产业发展，从而增加就业。金融发展对就业水平有直接和间接双重效应：直接效应在于金融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会根据市场导向作出合理的战略调整，创新出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吸纳更多的劳动力;间接效应在于金融发展通过发挥其资金融通的功能，推动不同行业的成长，促进产业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带动就业增长。

最新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相互作用对就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相关的理论研究认为，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对就业水平有不良影响，而影响程度则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在这一领域，大多数的实证研究侧重于考察劳动需求的因素，并采用微观数据考察金融市场对劳动需求的影响。然而，采用宏观数据对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而关于中国方面的经验研究则仍是缺失的。本文的研究对此是一个补充。

当前，正是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时期，而中国金融结构也在迅速调整，故研究中国金融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特征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借鉴Donatella、Christophe & Anne-ga？c（2012）的研究，采用中国1999―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就业水平。研究的目的在于：第一，考察金融结构、劳动力市场特征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第二，考察金融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特征的交叉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

二、计量模型、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计量模型

为考察中国金融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相互影响对就业的作用，本文借鉴Donatella、Christophe & Anne-ga？c（2012）的研究设立如下计量模型：

lnEi，t=c+？琢i+vt+？字・lnlabori，t+？啄・lnfini，t+

？酌・lnlabori，t・fini，t+？渍lnCVi，t+？着i，t（1）

其中，Ei，t是就业率，？琢i是省际固定效应，vt是时间固定效应，？着i，t为残差项。labori，t为劳动力市场特征指标，fini，t为金融结构指标，labori，t・fini，t为劳动力市场特征指标与金融结构指标的交叉项，用以考察金融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特征的交叉作用对就业的影响，CVi，t为其他的控制变量。我们使用的是中国29个地区（1）1999―2012年的数据。数据的来源如下：各省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各省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各省上市公司的IPO、SPO、配股增发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等来自相关年度的Winds数据库和《中国金融年鉴》，其他的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的经济统计公报。

（二）变量选取

1.就业水平指标

本文所采用的就业水平指标为各地区就业人数与其总人口的比重，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金融结构指标

已有文献普遍认为，“金融结构”一词指的是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在这类文献中，金融结构被分为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这一定义被林毅夫（2009）、贾玉革和李健（2005）等学者称为“狭义”的金融结构。“广义”的金融结构则包括金融工具的结构、金融机构的结构和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等。

本文重点考察“狭义”的金融结构。因此，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反映金融结构：市场主导型融资结构和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直接融资比例（M-finance）变量反映了市场主导型融资结构，银行集中度（B-finance）变量反映了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

关于市场主导型结构指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划分标准，债券和股票为直接融资，杨俊和王佳（2009）认为在中国地区金融数据缺失严重的情况下，非金融机构的融资结构是一个相对较好的表达市场主导型程度的指标，并在其实证研究中用债券和股票的规模/总融资规模对市场主导型结构指标进行度量。本文借鉴其做法，用债券和股票的规模/总融资规模来度量市场主导型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04―2012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关于银行主导型结构指标，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所有金融机构统称为中小金融机构。本研究借鉴其做法，用各地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占该地区全部金融机构总贷款余额的比例来衡量银行业集中度程度。该比例越高，说明该地区金融结构越偏向于银行主导型。

3.劳动力市场特征指标

当前，正是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具有二元经济和新古典的双重特征。中国劳动力市场正从二元经济的模式转向新古典经济的模式，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既有二元经济的特征又有新古典经济的特点。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由于存在劳动力区域转移和部门转移的制度障碍，劳动力供求关系无法通过工资水平的调节得以出清，所以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在新古典模式下，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工资调节达到市场出清的状态。因此，本文用劳动流动指标来衡量中国劳动力市场从二元经济模式向新古典经济模式转型的程度：劳动流动程度越高，向新古典经济转型的程度也越高。

目前，研究劳动力流动的文献中，衡量劳动自由流动程度的指标有以下几种：

Parai & Beladi （1997）构造了一个劳动力流动弹性指标（w1/w2）=（L1/L2）1/？着。w1为农村部门的工资，w2为城镇部门的工资，L1为农村部门的劳动力，L2为城镇部门的劳动力。ε为两部门间劳动流动弹性，0<ε<∞，当ε=0时，劳动力完全无流动，当ε=∞时，劳动力完全流动。

蔡P（2001）利用农业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衡量劳动的流动程度和两部门的劳动配置效率。比值在0到1之间，如果劳动要素完全流动，那么各部门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出相等，则比值为1。反之，如果政策和部门间的障碍使得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限制，则比值小于1，比值越低，说明劳动自由流动的程度就越低。

与蔡P（2001）类似，王泽填与姚洋（2009）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单位劳动力增加值的比率来衡量劳动力的流动程度。其假设部门的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与工业部门的工资呈正比，而工资是吸引劳动力流动的唯一因素。因此，如果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越高，则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之比越接近于1;反之，如果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越低，则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之比越接近于0。

王泽填、姚洋（2009）和蔡P（2001）对衡量劳动自由流动程度指标的构造思路基本相同，具有较强的理论依据和可实现性，能较好地衡量中国劳动自由流动程度。唐时达和刘瑶（2012）的实证分析表明，与蔡P（2001）相比，王泽填与姚洋（2009）构造的指标能更好地表达劳动自由流动程度。因此，本文将采用王泽填与姚洋（2009）的构造方法来度量中国劳动自由流动程度，检验劳动自由流动程度对就业水平的作用。

4.控制变量

以往研究表明，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城镇化进程等因素均对就业水平有着确实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使用的控制变量包括了人均受教育程度（edu）和城镇化水平（urb）。温怀德（2010）的研究认为，人力资本（高等教育）系数不利于就业的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可能仅仅改善了个人就业状况，而对就业整体不利。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十分迅猛，劳动力市场受到巨大冲击，在巨大的人口及就业压力下，不仅受到良好教育的工人就业逐渐困难，而且挤出了教育水平不高或者非熟练工人的就业。众多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认为城镇人口比例增加会降低农业就业人口，有利于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增加。本文用eduit表示i地区t年的人均受教育程度，urbit表示i地区t年城镇化进程。关于人均受教育年限（eduit），1987年至2001年数据引用了陈钊、陆铭和金煜（2004）的数据，2002年至2012年数据为作者根据同样的方法独立测算。其中小学毕业教育年限设为6年，初中毕业教育年限设为9年，高中毕业教育年限设为12年，大学毕业设为16年。独立测算所需相关数据均来源于2003―2012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关于城镇化率（urbit），本研究用各地区城镇人口数与其总人口数的比重来表示。

我们以（1）式为基础，从模型（1）至（5）依次进行如下回归：模型（1）检验了劳动流动（labor）和市场主导型融资（MF）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模型（2）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了劳动力市场特征变量与市场主导型变量的交叉项（labor*MF），以检验两者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模型（3）检验了劳动力市场特征变量和银行主导型融资变量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模型（4）在模型（3）基础上加入了劳动力市场特征变量与银行主导型变量的交叉项（labor*BF），以检验两者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模型（5）将所有变量都纳入进来，查看计量模型的稳健性。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为防止出现“伪回归”问题，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前，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若数据平稳，则可用上述解释变量对就业指标进行回归;反之，则继续对其进行协整检验。根据数据特点，本文主要采用五种常用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LLC 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和PP-Fisher检验，根据AIC准则选取的最大滞后期为7，检验结果如表2。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5种检验方式的绝大数情形均证明，所有变量均为不平稳单位根过程，而其相应的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则表现为平稳过程。接下来估计面板回归方程，在估计回归方程之前，利用Stata11.2统计软件的vif和hettest命令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也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所有自变量的vif都小于10）。

（二）面板协整检验

接下来本研究对变量之间进行协整检验。关于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1）Kao（1999）、Kao and Chiang（2000）利用推广的DF和ADF检验提出了检验面板协整的方法，这种方法零假设是没有协整关系，并且利用静态面板回归的残差来构建统计量。（2）Pedroni（1999）在零假设是在动态多元面板回归中没有协整关系的条件下给出了七种基于残差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和Kao的方法不同的是，Pedroni的检验方法允许异质面板的存在。（3）Larsson et al（2001）发展了基于Johansen（1995）向量自回归的似然检验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这种检验的方法是检验变量存在共同的协整的秩。我们对lnE、lnLabour、lnMF、 lnBF、 lnlabour*MF、lnlabour*BF、lnedu和 lnurb进行KaoADF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 的面板协整检验结果，Kao ADF 统计量在1%的检验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直接对原方程进行回归。

（三）回归结果和分析

我们进行了面板回归，表4给出了样本的估计结果。

1.关于金融结构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从（1）和（3）可以看到，直接融资指标（MF）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间接融资（BF）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为负值，但在5%的水平上不显著。实证结果印证了Rendon（2001）的研究，如果金融发展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发行证券（直接融资）来减少其劳动调整成本（即金融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替代），金融发展会促进就业。直接融资使得中小企业能直接从金融市场融资，从而可以优化资金配置，增强企业活力，而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因此能够有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银行集中程度的提高使得信贷不可避免倾向于大型机构，大型机构的就业吸纳能力通常来说不如中小企业，因此银行集中度越高，越不利于提高就业水平。

2.关于劳动力市场特征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劳动流动程度（labour）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降低劳动流动障碍有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这与Wacziarg & Wallack（2004）和Kambourov（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Wacziarg & Wallack（2004）认为劳动自由流动程度的提高会对就业水平产生有利影响，劳动力市场临时解雇成本的降低和限制政策的减少也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Kambourov（2009）构建了一个开放、劳动流动和就业结构转变的理论模型，并进行了数值模拟，其结果也表明劳动自由流动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就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提高就业水平。

3.关于金融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特征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从（2）和（4）可以看到，直接融资指标与劳动流动指标交叉项（labour*MF）的系数显著为正，间接融资指标与劳动流动指标交叉项（labour*BF）的系数显著为负。即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越高、直接融资程度越高，则对提高就业水平有促进作用;而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越高、间接融资程度越高，对就业水平的提高反而有负面影响。实证结果印证了donatella、christophe和anne-ga？c（2012）的研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程度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会有利于新兴小企业的诞生，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动自由流动才能与更多的就业机会相匹配，从而提高就业水平。另一方面，直接融资的提高有利于劳动者在找工作的过程中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从而促进就业水平的提高。

4.关于其他控制变量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从（1）―（4）可以看出，一是人均受教育水平（ edu） 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虽然（5）中人均受教育水平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这与我们的直观印象有一定出入，出现这一结果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方面，中国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匹配，主要表现为高中、职专等中等教育规模和大学教育规模的比例失衡;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积累可能仅仅是改善了个人就业状况，其劳动效率的提高反而导致了其他人的失业。二是城镇化率（ edu） 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人口不断涌入城市以及农村自身的城镇化，使得农业劳动人口不断地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而且这样的就业人口的产业间调整一直在进行，使劳动要素达到最优配置，提高了就业水平。

5.关于模型的稳健性：从（5）的结果可以看出，在纳入全部变量之后，虽然有些变量显著性不够，但是在方向上依然与模型（1）―（4）保持一致，因此样本期内，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四、结 论

本文探讨了金融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特征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主要结论归纳如下：

1.金融结构中，市场导向型融资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就业。市场导向型融资使得中小企业能直接从金融市场融资，从而可以优化资金配置，增强企业活力，而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因此能够有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反之，银行集中度的提高则有可能对就业造成负面冲击，中国银行业结构以国有大型银行为主，银行集中程度的提高使得信贷不可避免倾向于大型国有企业，从而对就业水平有负面影响。

2.劳动流动自由程度与就业水平呈正比。这表明降低劳动流动障碍有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而且要重视创造条件让劳动要素在不同产业、不同层次之间的流动。

3.金融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特征的交叉作用能够影响就业水平。当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趋低的时候，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就业;当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趋高的时候，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就业。

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特征看，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二元经济所导致的城乡分割状态逐渐向新古典经济的自由流动状态转变，劳动自由流动程度大幅提高;从我国人口结构看，随着人口结构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跨越“刘易斯拐点”、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口负债”，不仅会在中长期内影响一国的资产负债的稳健度，而且也会在短期内影响这个国家的负债融资能力、资产配置能力以及使用杠杆率的能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间接融资占主导的金融体系决定了银行信贷成为M2扩张的渠道。然而，在劳动自由流动程度逐渐提高之后，银行信贷所带动的杠杆扩张功能将受到限制。因此，无论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还是从金融市场的角度出发，我们都应该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的规模和比重。

注释：

（1）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本研究剔除了、台湾，将重庆的数据合并到四川之中。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国研网相关标准划分，这29个地区包括――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西、海南; 中部： 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 西部： 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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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劳动力市场调研范文

［关键词］市场营销劳动力产品大学毕业生就业价值

［作者简介］哈增红（1973-），女，河北秦皇岛人，河北体育学院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就业；路皓（1963-），男，河北邢台人，河北体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经济学；张雷（1981-），男，河北保定人，河北体育学院科研处，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管理学。（河北石家庄05004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奥运时期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HB11TY005,课题主持人:哈增红）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11-0086-02

一、引言

将大学生劳动力的活劳动及技能视为产品，将高校和大学生自身联合视为生产者及营销商，将其他高校及教育培训机构视为竞争对手，将各类人才市场视为中间商，将用人单位视为顾客，那么“解决大学生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即转化为“如何出售产品，以解决产品的价值实现问题”。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者对目标市场的需要、欲望和利益做出正确而又客观的判断，在统筹兼顾生产者自身利益、顾客欲望和社会责任的前提下，以一种能够维持或改善消费者和社会福利的方式，比其竞争对手更有效地提供顾客想要的“满意”。

二、大学生劳动力产品理论概述

与传统产品相比，大学生劳动力产品在性质上更贴近于一种无形服务，确切而言，应该是一种“生产产品”。高校毕业生自身是这种无形产品的有形物质载体。用人单位把大学生劳动力产品看成是一系列复杂的有形及无形的特色与服务，这种产品能带来一个核心的利益――一个既方便又高效地提高用人单位效益的途径。

1.大学生劳动力产品的三个层次。生产者需要从三个层次上研究大学生劳动力产品。其中，最基础的一个层次是核心产品，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顾客（用人单位）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核心产品位于整个大学生劳动力产品的中心，它是指顾客（用人单位）在购买劳动力产品时所寻找的能够解决问题并提高单位效益的核心利益――业务知识及实际操作技能。购买钻头的顾客真正需要的不是钻头，而是钻头钻出的洞。因此，在设计劳动力产品时，生产者（高校和大学生自身）应先确定将给顾客（用人单位）带来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生产者（高校和大学生自身）接下来要做的是围绕核心产品制造出实际产品，实际产品可有特长特色、综合素质、道德品质、情商水平以及价值观念五大特征。最后，生产者必须围绕核心和实际产品，通过附加的服务和利益，建立起外延产品。顾客（用人单位）在购买大学生劳动力产品时，生产者（高校和大学生自身）要提品质量担保，提高“售后服务”水平，以便创造出能最大满足顾客（用人单位）要求的一系列利益组合。

2.大学生劳动力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主要行为者。大学生劳动力产品的价值在于创造顾客（用人单位）满意度和效益。但是大学生劳动力产品的生产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产品的价值的，其价值的成功实现依赖于以下因素：生产者、营销商、中间商、竞争对手、终端顾客、售后服务商（跟踪调查指导者）。（1）生产者、营销商、售后服务商“三位一体”――高校和大学生自身。高校和大学生自身作为大学生劳动力产品的生产者和营销商，必须“想顾客之所想”，协调一致地提供上乘的顾客价值和满意度。同时，作为售后服务商，高校应对其售出的产品进行跟踪调查与指导，提高“售后服务”水平。（2）中间商――各类人才市场、人才中心和人才中介商。中间商也是大学生劳动力产品价值传递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类人才市场、人才中心和人才中介商帮助生产者将大学生劳动力产品促销，找到顾客并最终销售给顾客。（3）竞争对手――其他高校及教育培训机构。作为成功的生产者，高校必须要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让用人单位更满意。因此，高校应考虑自身独特的教育规模、目标市场与产品定位,不仅要考虑到用人单位的需要，而且要在用人单位心目中留下比竞争对手更有优势的印象，以赢得战略优势。（4）终端顾客――用人单位。顾客是指接收大学生劳动力产品的用人单位。顾客市场包括个人或家庭、企业单位、事业单位、政府。每种市场均各具特点，高校和大学生自身应仔细研究其顾客市场。

3.大学生劳动力产品价值实现的全过程。大学生劳动力产品价值实现的全过程依次包括以下环节：大学生劳动力产品需求确认及毕业验收测试设计、大学生劳动力产品需求分析及工厂学徒锻炼设计、大学生劳动力产品概要设计及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大学生劳动力产品详细设计及各项知识技能培养设计、对大学生劳动力产品所需的各项知识技能进行实际培养及测试、对大学生劳动力产品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对大学生劳动力产品进行“工厂学徒锻炼”、对大学生劳动力产品进行出厂（毕业）验收测试。

三、就业市场角度下的大学生劳动力产品开发程序

大学生劳动力产品是一所高校的生命线。然而，劳动力产品的开发具有风险性，由于对市场规模估计过高、市场定位不准确、产品设计不合理等原因，很多大学生劳动力产品都没能在市场上站住脚。高校必须努力研究和开发质量上乘、特色鲜明、使用价值高的大学生劳动力产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策划大学生劳动力产品开发计划，建立系统的产品开发程序。大学生劳动力产品开发程序包括以下主要步骤：

1.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及为获取竞争优势而进行的市场定位。（1）市场细分。大学生劳动力产品的市场由各用人单位组成，而各用人单位之间总有或多或少的差别，它们拥有不同的欲望、不同的资源、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产品购买态度、不同的产品购买习惯等。通过市场细分，生产者（高校及教育培训机构）可将巨大的、庞杂的市场划分成小的细分市场，并通过提供与它们的特殊需求相一致的大学生劳动力产品以更有效地占领这些市场。通过细分，高校及教育培训机构可以很好地定调其产品，而且如果较少的竞争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细分市场，该高校还可以面临较少的市场竞争。可用来细分用人单位的主要变量有地理细分、行业细分、产品忠诚度细分、单位规模细分等。同时，有效的细分市场应具备可衡量性、可获得性、可区别性、可行动性、可收益性等特征。（2）目标市场选择。将用人单位进行市场细分后，高校就需要对各类细分市场进行评估，以决定设立几个以及设立哪些目标市场。高校在评估各种不同的用人单位细分市场时，必须考虑细分市场的规模和增长程度、细分市场结构的吸引力、高校自身的目标和资源这三个因素。高校应只对具有适当规模和增长特征的用人单位细分市场感兴趣，必须查明该细分市场上存在的竞争者数量等能够影响细分市场长期吸引力的几个重要结构因素，再将自身的目标和资源与其所在的细分市场的情况结合在一起统筹考虑。在评估不同的用人单位细分市场后，高校就需要决定选择哪些和选择多少细分市场，并对这些市场的需求进行确认和分析。根据实际情况，高校可以不考虑用人单位细分市场的差异性，对整个市场只提供一种劳动力产品，也可以以几个细分市场为目标，为每一细分市场设计独立的劳动力产品生产方案和营销方案。（3）进行市场定位以获取竞争优势。高校在决定进入哪个细分市场之后，还必须决定在这些市场中它想取得什么样的地位。每所高校均须打造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使自己区别于其他高校或教育培训机构，从而充分吸引细分市场中的用人单位。高校的市场定位包括三个步骤：识别据以定位的可能性竞争优势选择正确的竞争优势选择一个总体的市场定位战略。然后，高校必须有效地向用人单位目标市场传播和送达自己的市场定位。

2.大学生劳动力产品创意的形成及筛选。高校生产大学生劳动力产品的创意来源主要包括内部来源、对顾客（用人单位）的观察和聆听、竞争对手、中间商等。高校可以通过正规的调研活动找到劳动力产品的新创意，还可以撷取机构内部工作人员的智慧。好的劳动力产品创意还来自对用人单位的观察和聆听，通过调查或集中座谈以了解用人单位的需要和愿望。结合用人单位目标市场的需要和愿望，接下来要对产品创意进行筛选。筛选的目的是减少创意的数量，尽可能快地找到好的创意，放弃不合适的。

3.大学生劳动力产品概念的形成和测试。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大学生劳动力产品创意必须要发展成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对创意的详尽描述。新产品概念可以用符号的形式提供给几组目标用人单位，以供其测试。

4.大学生劳动力产品市场营销战略的制定。高校发现它的某个概念测试结果最好，下一步就是营销战略设计，即为了把该种劳动力产品推向市场而设计出的最初的营销战略。营销战略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描述市场目标、计划中的产品定位、开始几年内的销售率（就业率）、市场份额；第二部分概述产品第一年的生产计划、营销计划及销售率（就业率）；第三部分描述预计的长期销售率（长期就业率）、目标和营销组合战略。

5.大学生劳动力产品的业务分析及开发。业务分析是指考察新的大学生劳动力产品的预计销售率（就业率）和生产成本等，以便查明它们是否可以满足高校的目标。如果满足，高校就可以把产品概念转变为实际有效的大学生劳动力产品。大学生劳动力产品的样品经常要通过严格的性能测试，以便确信该产品具有所要求的质量和特色。

6.大学生劳动力产品的市场试销和正式上市。如果新产品通过了性能测试及用人单位测试，接下来便是市场试销了。在这一阶段，新产品被置于更加逼真的用人单位市场环境之中。它允许高校测试劳动力产品，并对产品的生产方案和营销方案做出整改。

市场试销为高校的管理部门提供所需信息，以便做出最终决策：是否要将新的大学生劳动力产品推向用人单位目标市场。

四、结语

本文通过借鉴市场营销学等相关理论，在深入解析大学生劳动力产品层次、产品价值实现、产品开发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困难现象的全新指导思想――“生产并出售符合就业市场需求的劳动力产品”。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劳动力产品的相关理论，对于解决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景体华.2005-2006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戚本超.2007-2008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Kotler P.Marketing：An Introduction［M］.USA：PearsonEducation，inc.，2003.

第5篇：劳动力市场调研范文

关键词：结构性失业；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137-03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世人瞩目的显著成果。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化，目前中国经济处于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受体制转变和产业兴衰转移的巨大影响，中国出现大量失业人员与职位空缺并存的现象，即结构性失业。从世界各国实践来看，一个国家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该国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紧密相连的。造成中国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因素有很多，有历史的、体制的、企业的以及劳动者素质等方面的。由此可见，中国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是一个综合症。

一、结构性失业的定义

中国的结构性失业表现形式和形成根源纷繁复杂，许多经济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结构性失业作过一些定义。目前，中国学者对结构性失业问题的研究在理论方面逐步达成共识，普遍认为结构性失业是由于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不相适应，如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知识技能，甚至性别、年龄结构等不能满足劳动力需求结构。同时导致这种结构不适应的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引起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的因素，另一类为导致劳动力供给结构没有随需求结构发生相应变化的原因。

二、结构性失业的类型

结构性失业表现形式多样、形成根源复杂。为了更加深入研究结构性失业，我们有必要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划分依据，对结构性失业进行归类划分。本文依据其形成根源对结构性失业进行划分。

1.结构调整型。主要指由于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及所有制结构等的调整导致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而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不能及时作出调整而引起的失业。比如产业结构调整通常促使传统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对劳动者的需求增多。而不同产业对劳动者在工种、技能、知识、经验上的要求显然是不同的，如果原来劳动者无法对自身各方面素质及时作出调整就不能满足新兴产业的需要从而导致失业。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使企业提高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能满足要求的低素质劳动者也会陷入失业状态，而企业需要的高级工却处于缺位状态，从而引发结构性失业。

2.体制转轨型。指由于经济体制转变导致劳动力供求结构不一致而产生的失业。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严格的成本约束下，国有企业中那些边际生产力低于社会平均边际生产力的职工（无效劳动力）就会下岗失业。而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崛起，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但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国有企业中下岗的员工和新增劳动力并不能很好地转入非公有制企业。因而下岗失业也是由于供求结构不一致造成的结构性失业。

3.教育发展滞后性。指教育体制落后、教育结构不合理导致劳动者素质不能及时得到提高或劳动者学非所用使劳动力供给结构满足不了需求结构的要求而引起的失业。如中国目前教育投资主体单一，教育形式发展滞后且市场化程度不高，再加上体制僵化，导致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同时职业教育一直得不到重视，结果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加剧。总之，教育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导致因劳动者文化素质不能随着经济发展需要及时得到提高而失业；另一方面导致专业难以对口的高学历人才也被迫流入失业人群。

4.技术进步性。是指由于技术进步使劳动者的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在工种、技术、知识上不相吻合而造成的失业现象。科技革命、技术进步是现代社会前进的动力，而劳动者又是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如果劳动者不能及时更新知识和技能，就无法满足新技术岗位的需求，必然会被抛入失业的队伍中，而与此同时出现大量的新技术岗位空缺，继而引发结构性失业。中国高技术人才普遍缺乏就反映了这种类型的失业。

5.地区差异性。指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在区域间的差异而造成的失业。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导致人才为追求高收入，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从而导致落后地区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导致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人才过于集中，出现失业现象。由于教育水平往往取决于经济水平，经济落后地区的劳动力素质相对偏低，更容易被市场淘汰，从而最终导致这些地区失业率的上升。

三、结构性失业的形成机理

结构性失业实际上是结构失衡理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失衡是结构性失业的根本引发机制。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客观上要求劳动力需求结构处在不断变动之中。然而，相比而言，劳动力供给结构的调整具有较大的滞后性，因而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结构失衡是经常存在的，它们的现实作用结果就是结构性失业。下面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结构性失业的形成机理。

为了便于分析，作如下假设：假设经济中存在这样一个系统，该系统劳动力总量和劳动参与率保持恒定，系统中有两个劳动力市场I和II，两市场教育培训费相同，且职工工资是完全刚性的，也就是只升不降。在该假设下，该系统处于均衡且充分就业的初始状态。如图1，DI和DII分别是I和II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曲线，SI和SII分别是I和II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可以看出系统均衡的劳动力供给量为O1O2，为I和II两市场供给量之和，均衡的工资率为W0。

图1I 和II两市场的均衡

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市场I和II的需求发生变化，可能出现三种情形：

一是I和II两市场需求同时扩张，设两市场需求各自扩张量为ΔDI和ΔDII，劳动力需求增加，但劳动力总量恒定，出现需求大于供给，无失业。

二是I和II两市场需求同时缩小，设两市场需求各自缩小量为ΔDI和ΔDII，劳动力需求减少，而劳动力总量被假定恒定，这样需求小于供给，出现总量性失业。

三是一个市场劳动力需求收缩，一个市场劳动力需求扩张。假定I市场劳动力需求收缩了ΔDI，需求曲线DI向下移动为DI1，II市场劳动力需求扩张了ΔDII，需求曲线向上移动为DII1。如果此时劳动力可以在两市场间自由移动，由于两市场存在工资水平的差异I市场劳动力会部分流向II市场，当两市场供给曲线由SISII移动到SI1SII1时，两市场工资水平一样，系统达到新均衡。原有的市场均衡工资率从W0移到W1，在工资率W1水平下实现了新的充分就业（如图2）。

图 2结构性失业的模型分析

但如果劳动力不能在两市场间自由移动，市场I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就不会移动，仍然是SI，这样需求的收缩会引起劳动力供大于求，如果工资有弹性，I市场供给曲线与新的需求曲线DI1形成新的均衡工资率W2；如果工资完全刚性，则会出现失业。而市场II劳动力供给曲线也不会移动，仍然是SII，需求的上升使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如果工资有弹性，II市场供给曲线与新的需求曲线DII1形成新的均衡工资率W3，如果工资完全刚性，则会出现岗位空缺。因为我们已经假定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参与率不变，因此系统中的失业不是由于总量供给过剩造成的，而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不一致造成的，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由此可得：结构性失业必然导致不同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拉开差距，结构性失业越突出，工资水平差距就越大。此外在同一系统内，即使劳动力总量供求平衡，只要存在劳动力供求结构不对称，劳动力又无法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中转移，结构性失业就在所难免。上述结论对多个劳动力市场构成的系统，也同样适用。

四、中国结构性失业的成因分析

结构性失业产生的根源在于劳动力供求结构的不一致。而引发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很多，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又有需求方面的原因；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加上中国某些政策的偏颇或推行力度不够，不利于结构性失业问题的解决，从而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1.产业结构调整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调整是客观的经济规律，即使政府无主动的调整意识，由于经济本身的发展，产业结构自身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以适应发展了的经济。任何产业都有产生、发展和消亡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分别对应三种存在形式，即新兴产业、成熟产业和衰退产业。在各产业此消彼长、分化组合的过程中，要求劳动力也要相应在各产业间调整转移。但因为新的劳动技能的获得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一些衰退产业自动或被迫退出的劳动力并不能马上满足新兴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事实上衰退产业往往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要求不高，职工受教育程度偏低，新兴产业多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他们来说，胜任难度很大，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即。再加上一系列制度的限制，使劳动力流动本身存在滞性，导致就业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这样就会造成新兴产业岗位空缺，衰退产业大量失业的局面，即结构性失业。由此我们得出，产业结构本身的调整并没有直接导致结构性失业，相反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是经济发展的标志，它对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社会发展都是极大的推动力。之所以将它列为结构性失业的一个因素，是因为与之配套的各方面调整远远不到位，使它本应该带来的经济正效应反而表现为负效应，但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经济是有利的。这对我们的启发是在治理结构失业问题时，着眼点应该是大力倡导合理产业调整，制定产业调整相关政策，积极改善配套调整，而不应该是限制产业调整。

2.行业结构的非平衡发展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行业是产业的细分类，在不同的经济阶段有不同的行业结构。行业发展的核心是技术支撑，不同的科技水平带来不同的行业格局。它也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因子，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依托新技术的行业不断诞生，而基于淘汰技术的行业也会逐渐被淘汰。这注定了行业之间的发展是非平衡的。同产业结构调整一样，它也并不直接导致结构性失业，它也是技术进步的表现。问题在于不同行业对劳动力素质和技能要求不同，劳动力不具备在各行业间转移所要求的素质和技能，导致结构性失业。

3.所有制改革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计划体制下，企业实行就业配额制。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市场主体，经营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企业不得不大量消除冗余人员以削减成本。在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隐性失业公开化是必然的。但由于国企改革的同时吸纳劳动力的另一主体即中小企业的发展却没有得到相应重视，发展缓慢，同时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导致结构性失业问题凸现。所有制改革必然会导致失业，但由于相关改革未到位，使结构性失业凸现，加剧了失业危机。由此给我们的启发是在治理结构性失业问题时，政府理应采取必要手段，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大力扶植中小企业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

4.劳动者自身素质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平稳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期，要求大量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劳动力。但中国劳动力的基本状况却是总体素质低，结构不合理，高技能人才相当缺乏。这不仅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产业升级，而且也成为劳动力自身就业难的主要障碍。中国劳动力的这一状况，成为结构性失业的一个诱因，再加上产业优化升级关键期的背景，必然造成结构性失业加剧的现状。因此在应对结构性失业问题时，应该致力于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力度，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等，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

5.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中国经济体制已逐渐转向市场体制，这要求有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来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但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起步晚，成效还不显著，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使得劳动力配置的基础平台不能有效运行，这从根本上制约了劳动力的有效配置，直接导致了结构性失业问题，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带来隐患。为此政府理应建立一个适应向知识经济新时展的要求，高效、有序、开放、规范、公平，能积极合理配置人力资源，调配劳动供需，吸引各方人才，提高人口素质的社会主义人力资源大市场。

总之，结构性失业问题是一个社会综合症状，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客观地分析各个影响因素，理清各因素的作用机理，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目前结构性失业问题的本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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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严燕飞.结构性失业的概念界定及类型研究[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3，(5).

第6篇：劳动力市场调研范文

关键词：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生；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3－0103－02

研究生作为国家高层次人才的主要来源，一直是备受推崇的稀缺人才。然而，据教育部统计，从1999年至今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年平均递增速度达26.9％。毕业生数量的激增使其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研究生的就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一、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出发分析研究生就业的特点及其原因

研究生就业问题是一个应该多层次、多角度加以考察的综合复杂的社会问题。若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出发，研究生就业则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突出特点：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研究生就业流向失衡

从经济学角度上讲，良好的就业机遇是研究生就业过程中相对稀缺的资源，直接导致了其就业流向上的失衡：研究生就业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以及大中省会城市；就业单位主要集中在机关、高校和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等。此外，所从事行业的冷热不均现象亦日趋严重。

从实质上说，研究生人才流向的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突出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整个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好等特点的主劳动力市场和相应条件较差的次劳动力市场。由于存在户籍制度等体制，两大劳动力市场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而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又是一种多层次分割，既有城乡之间的制度分割，也有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分割及行业分割等，而且在可预期的时间内，这些分割还将长期存在。因此，一旦研究生就业时选择了次劳动力市场即选择城镇或边远地区或是非正规部门和冷门行业，不仅在经济条件、社会地位上处于劣势，而且将来如果想要进入主劳动力市场，需要面对许多难以逾越的体制以及付出大量的工作转换成本和心理成本，这将意味着丧失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自身人力资本的升值潜力。于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人才匮乏，而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才处于一种局部的过剩(这种过剩是相对于对研究生的容纳能力来说的)。

(二)工作竞争模型与“人才高消费”现象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得许多用人单位片面追求高学历，使原本某些本、专科生就可以胜任的工作由研究生来做，再加上发达城市中福利好、收入高的工作的强大吸引力，从而使许多行业和单位在部分岗位上出现了人才高消费、不当消费等现象。

这种越来越多的高学历者受雇于过去由较低学历者从事的职业的现象，就是工作竞争理论着力解释的问题。“工作竞争模型”的中心观点是：教育是用于筛选求职者并决定个人工作报酬的主要依据即教育水平越高，在求职者队伍中的位置就越靠前。依据此理论，研究生正是教育水平较高，在求职者队伍中位置靠前的那部分人。在雇主心目中，研究生学历是显示其高智力水平和主动性等影响未来劳动生产率或“易调教性”的各种要素的重要信号。意味着只需要支付较低的培训成本便可以赢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于是，越来越多原本适合岗位学历层次的人才被筛选下来，由此产生了被菲尔兹称之为“职位排挤”的现象，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损失，研究生也因为不能“人尽其才”而产生挫败感和不满，进而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因此，这种人才高消费、不当消费的现象一方面不利于单位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研究生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以致引发教育过度。

(三)工作匹配模型与学科专业结构性失衡

所谓学科专业结构性失衡是指学科专业供需结构矛盾突出，不同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出现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两种不同状况。人事部的统计表明：机械、市场营销、建筑、通信工程等专业研究生供不应求，而文艺体育、医药、文秘、管理等专业的研究生人才明显呈现供大于求的现象。因此，许多毕业于就业比较“尴尬”专业的研究生不得不选择专业以外的工作。从类型的角度来看，在就业市场上应用型的研究生要比学术型的研究生更受用人单位的欢迎。此外，一部分研究生追求高收入、待遇好的单位，因此竞相到热门行业求职的状况也加剧了学科专业的结构性失衡。

根据工作匹配理论，这种学科专业的结构性失衡反映出研究生就业时丧失了在某些职位上的比较优势。工作匹配模型的核心是在个人能力既定的情况下，一些类型的教育比另一些类型的教育在某些职业岗位上有比较优势。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是对某一专业领域进行深入学习研究的专门人才，是一种深化和细化的教育。某一专业的研究生较之其他专业的研究生有着更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科学研究能力，在从事本专业的工作中会更加得心应手并且极具发展潜力，从而拥有从事该行业的比较优势；但是倘若转做他行，这些比较优势则荡然无存，而且相对于专业从业者更是处于竞争劣势。这样一来，人才资源的配置没有处于最佳位置，不仅影响效用的发挥，而且对于研究生个人人力成本的报偿和国家的人才培养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二、解决研究生就业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打破两大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割，优化研究生的人才配置

两大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割是造成研究生就业流向失衡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同地域之间经济及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在一定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相当一部分研究生在就业时还会首先选择在主劳动力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收入、社会地位高的行业和岗位)就业而不愿进入次劳动力市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低的行业和岗位)，进而还会出现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上的自愿性失业现象，即宁愿在主劳动力市场失业也不愿进入次劳动力市场就业。

因此，应该打破两大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割，尤其是清除户籍制度等体制，打破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使中央、地方、部门、行业各自拆除壁垒，改革僵化的企事业用人制度，以降低人才从次劳动力市场向主劳动力市场流动的成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将人才自由流动到最能实现价值的岗位上去。如此一来，如果研究生由于种种原因暂不能在主劳动力市场就业，可能就会愿意先进人次劳动力市场，等将来有机会再进入主劳动力市场，这对于个人来讲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对于政府来说也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另外，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研究生到急需人才的行业和岗位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实现研究生人才的优化配置。

(二)建立健全适应需求的用人机制，适当降低研究生就业期望值

随着高学历人才供给的不断增多，“人才高消费”现象抹

杀层次上的差异性，用高工资聘请一个硕士或博士生来做本科生或更低学历的人就可以胜任的工作，不但没有产生更多的价值，反而容易造成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因此，将人才配置到最能发挥其作用的岗位上去。营造一种“人尽其才”的用人环境，建立健全适应需求的用人机制才是用人单位的明智之举。这样既有利于将研究生引导到适合他们的岗位上去，又可以凭借合适的人才谋求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可谓一举两得。

此外，根据工作竞争理论。高校扩招之后，大学文凭的相对地位将下降，毕业生将只能接受相对较低层次的工作，因此，解决扩招之后毕业生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降低毕业生对工作的期望值。研究生可以通过畅通的信息传递机制掌握尽可能充分的信息来确定合理的期望值，以便更好地抓住有限的就业机遇。同时还应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合理规划职业生涯，正确认识和处理职业理想与职业本身的关系，以便实现个人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

(三)调整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

第7篇：劳动力市场调研范文

关键词：劳动份额；影响因素；新古典一般均衡；偏离新古典一般均衡

中图分类号：C976.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02

劳动者报酬或者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即为劳动份额，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劳动份额开始表现出持续的下降趋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少在90年代也开始表现出类似的趋势性变化。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也开始大幅度下降。面对这个新的现实，劳动份额问题被重新重视起来，无论是从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角度的分析还是非均衡角度的分析均得以快速发展。

影响劳动份额的因素可以系统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满足新古典一般均衡条件下某些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劳动份额，这些因素包括结构调整、全球化、经济波动、有偏技术进步等；另一类是导致经济发展偏离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从而影响劳动份额的因素，包括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企业异质性、制度变迁等。

一、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下劳动份额的影响因素

国外从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出发研究的劳动份额影响因素主要是以下几个：

一是结构调整，这些文献认为在产业和企业间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产业和企业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如Tomi Kyyra（2008）认为近20年来大多数欧洲大陆和北欧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资源在企业之间的重新分配，换言之就是具有较低劳动收入份额的企业所占比重上升。

二是全球化和开放程度，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存在分歧，多数人认为开放增强了资本讨价还价的能力进而降低劳动份额。William（2010）认为全球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负面影响，国家的保护政策能够有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Dario Judzik （2013）认为经济开放削弱了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但也有人认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

三是经济波动和冲击的影响。如Olivier J. Blanchard（1997）认为失业率和资本份额在欧洲差异巨大的原因是欧洲大陆国家受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动供给不利冲击的影响，而盎格鲁―萨克森国家几乎不受这种影响；四是偏向性技术进步，劳动强化型技术进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则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中性技术进步不改变要素份额。

国内从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出发研究的劳动份额影响因素和国外基本一致。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动、中国劳动力供给过剩、劳动者组织程度低、资本强势地位是导致我国劳动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二、偏离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对劳动份额的影响

偏离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主要由二元经济结构、企业异质性、制度变迁等因素引起。

1.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二元经济结构是从刘易斯理论引用到功能性收入分配研究领域的。该理论认为在国民经济中同时存在现代产业部门和传统产业部门，传统产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报酬很低，而现代产业部门的劳动报酬高。在经济发展初期现代产业部门所占比重很少，劳动力需求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现代产业部门工资被压低，劳动份额因此下降。当现代产业发展到剩余劳动力基本用尽时，其进一步发展使得劳动力成为稀缺要素，为了获得足够劳动力，现代产业部门开始增加工资，劳动份额开始上升，即呈现出U型轨迹。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等特征；二级市场工资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粗暴、没有升迁机会。一级市场的岗位主要是由内部劳动力市场组成，工资的确定、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由管理制度等规则来调控，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二级市场的就业者多为穷人。这种分割本身就会造成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巨大，而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壁垒又限制了劳动力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的流动，这阻碍了劳动者平均报酬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劳动份额。

李稻葵等（2009）关注中国二元经济转换过程中的城乡劳动力转移问题，他们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受到所谓“摩擦工资”的制约，其转移速度低于资本的，因此劳动份额呈现U型轨迹。姜磊（2008）认为中国劳动份额变化的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巨大的就业压力；人均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和劳动者组织程度低。宋涛等（2012）认为1996-2010 年我国 GDP 中劳动份额的下降有 15%是由于收入差距扩大所导致，基尼系数的“倒 U”型变化能引发劳动份额呈 U 型演变。且国内的研究表明我国正处在U型的下降阶段。陈钊（2006）认为城市政府出于维护城市居民利益的动机，实施了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导致外来劳动力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面临着与本地劳动力差距巨大的政策环境。这降低了农民工工资并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成本高，有效配置受阻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2.企业异质性理论

假定现实中的企业是不同的、异质的和具体的。在有限理性假设条件下，无论是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还是企业自身的行为方式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最终决定了企业之间拥有不同的生存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具体来说，企业之间存在所有制、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水平、企业给予劳动者的报酬水平及报酬的决定方式等均存在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外生假定，具有内生性。因此异质性企业比重的变化等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

Decreuse（2008）研究了FDI对于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认为在异质性条件下随着具有高生产率水平的FDI企业产出在经济中比重的不断上升，发展中国家劳动份额的变化呈现U型轨迹。Ghazala Azmat（2011）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认为私有化解释了劳动份额下降的15%。

伍山林（2011）研究了在具有身份异质性的劳动者和不同税负类型的企业的条件下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决定机制结果表明：在劳动力和企业双重异质性条件下（1） 工资率、生产技术和税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具有多样性。（2） 垄断和改制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劳动者参与利润分享常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周明海（2010）认为企业异质性是劳动收入份额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不同的重要原因，所有制结构的非国有化变动将加速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3.制度变迁理论

从制度变迁对劳动份额的影响体现在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正处在转型期，转型期存在两个大的转变：一是经济制度的转型（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人的实践模式的转型。所有制结构、市场制度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式和强度等均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会影响劳动份额。

罗长远等（2009）从所有制结构变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他们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导致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魏下海（2013）认为在中国民营企业中有政治关系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无政治关系企业，且政治关系程度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低；在要素市场发育越落后、法治水平越低以及政府掠夺越严重的地区，企业政治关系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越强烈。肖红叶等（2009）认为政府介入初次分配程度过高导致中国要素价格扭曲严重，进而导致劳动收入水平偏低。

三、总结和评价

现有关于劳动份额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学者在大多数国家的劳动份额下降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在劳动份额下降的影响因素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形成了基本得到认可的几个分析视角。

但是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就新古典视角的研究而言，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分析，往往是倾向于从环境因素方面寻找原因，分析一个或者某几个因素的变动对劳动份额的影响。这样做的问题很明显：这些因素是决定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还是经济运行机制影响劳动份额的外在表现？就几个具有长期影响的因素而言，以结构调整为例，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确实处在产业结构加速调整阶段，劳动份额最高的农业未来是从产业比重还是从业人口均大幅度下降，而发达国家这种调整早已完成，他们的调整过程是劳动份额相对较高的第三产业比重在上升。因此结构调整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决定这种不同的应该是各自发展阶段的经济运行机制。

从二元经济角度对劳动份额的现有研究问题在于：认为劳动份额呈现U型轨迹的专家学者尽管在U型的转折点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对于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所谓U型结构却是一致认同。这招致了一些批评，也与一些事实出现了冲突。如现有研究表明美国劳动份额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上升，那时美国人均GDP水平还很低，而且对照库兹涅茨的观点，此时美国正处在工业化进程的起步和起飞阶段，这个阶段也是资本积累阶段，资本相对稀缺，从城市化的角度讲正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城市转移的阶段，按照库的观点，劳动份额应该下降才合乎逻辑。然而美国劳动份额却从此开始了上升。相比之下我国现在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看与美国当年处于相似阶段的中国劳动份额并没有上升而是持续下降。这点至少能够说明所谓U型轨迹不是自动实现的，而是环境或者条件依赖性的。另外近年欧洲大陆劳动份额持续下降而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这点要么同样说明所谓U型轨迹具有条件依赖性，要么就是具有时间周期性。如果U型轨迹是条件依赖型的，那么它的条件是什么？中国是否具备这种条件，如果不具备，那么我们至少不能期待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随经济发展自动进入上升阶段。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异质性条件下劳动份额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同时存在技术水平比较低的传统产业和技术水平比较高的现代产业，而现代产业对于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那些没有多少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是不能进入现代产业的。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训练水平尽管在不断上升，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底子太薄，因此总体仍然十分落后。由此现实中现代产业快速发展，但是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的供给跟不上，导致转移过程出现障碍，劳动力供求问题由单一的过剩转为总体过剩和局部短缺并存。由此可能迫使企业通过采用劳动节约型技术等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个过程会影响劳动份额。但是现有研究对这方面关注不够。

从制度变迁角度研究劳动份额问题的学者对于政府因素的介入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态度。问题又产生了：这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是由于其依据的条件不同，还是说一方的观点根本就是错误的？如果这个问题是条件依赖性的，那么什么情况下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干预，什么情况下又应该放手？这些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国内学者的研究的优点在于更加关注中国国情，但是国内外对于劳动份额演变的决定机制的认识尚不够清晰，无论是否遵循新古典分析框架，这是未来研究需要努力克服的问题。

参考文献：

[1]Hotson，J，H. The Constancy of the Wage Share：the Canadian Experience [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3，45（1）：84-94.

[2]白重恩等.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J].经济研究，2008（8）：16-28.

[3]赵秋运，魏下海，张建武.国际贸易、工资刚性和劳动收入份额[J].南开经济研究，2012，4：37-52.

第8篇：劳动力市场调研范文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刘诗白；现代财富

中图分类号：F0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8―0019―03

以怎样的商品价值观作为经济学的基石，是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必须透过商品交换关系的研究，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份的关系、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特别是要研究变革生产方式与促进生产力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一点就是劳动的交换、分配关系。在当前创新劳动占主导地位的知识经济条件下，仍然需要建立在“活劳动一元假设”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和发展研究，是丰富而不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研究。“丰富”在于继续“坚持”马克思对诸多价值概念的科学抽象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不是抽去价值概念这个基石，用另外一套价值概念去取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

刘诗白教授的《现代财富论》堪称是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典范。他并没有把研究的视野局限在“抠”价值名词上，而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从生产力的要求出发，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财富的特征和促进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变革要求。其主要贡献在于：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命题不变。刘教授在《论当代技术创新》一文中，诠释了高科技时代创新劳动的时代特征：(一)当代技术创新表现为高技术产业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高技术群”，而更多表现为以某一核心技术创新为主轴、带动相关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二)高新技术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性，某一项技术创新会迅速引发另一项技术创新，呈现出高技术的强联动效应。(三)高新技术研发成果不只是作为技术储备供企业未来使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投入当前生产，来实现不间断的物质手段的革新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四)技术研发成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科学劳动成为劳动的一种具体形式。高科技劳动不但是现代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劳动，而且高科技劳动将促进高附加值商品财富的生产。季正松认为：“从体力劳动价值论到脑力劳动价值论，使价值决定由劳动时间转向能动性和创新程度，不同性质的劳动交换比例由“算术级数”向“几何级数”转化。”从劳动价值的外延上，刘教授认为不但包括生产商品的劳动，还包括管理劳动、商业劳动、服务劳动。这就是劳动价值的时代特征。

在使用价值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上，刘教授对现代财富的论述更是极富有创造性的发展。其贡献可以概括为：(一)现代财富本质是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是高附加值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从而满足以现代人需求变化为特征。(二)认为现代财富具有商品特征，也具有非商品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商品性财富的生产，也要促进非商品性财富的生产。(三)认为现代财富不但是具有实物形态、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商品(或产品)，而且包括无实物形态、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产品、服务产品。因此，基于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的要求，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拓宽公共品等非商品性财富生产的同时，大力促进现代财富的商品性生产。不但要促进物质财富的商品性生产，而且要促进文化、音乐、艺术品等精神财富的商品性生产和服务业的劳务生产。

刘教授在论现代文化生产中，更体现了拓宽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认识的精妙之处。文化作为商品化生产的前提是近代“在社会分工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一个由多种专业组成的自由职业者阶层，他们或者是从事独立生产的‘自由撰稿人’，或者是受雇于文化企业，自由职业者的形成和壮大，是文化商品发展的重要前提”。随着高科技嵌入到文化品生产中，形成了庞大的文化品产业市场。“文化品作为商品，它由此获得价值性，商品性文化生产的最重要经济功能，如像创造与实现产品价值和资本增值，进行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等，均是立足于文化品的价值性的基础上”。在论述文化品商品性或价值性时，更是经典地论述了文化品价格与价值的经常背离性。认为一个充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会使商品价格通过不断波动，趋向和定位于某一个价格轴心，这个价格轴心水准决定于生产中的社会劳动耗费，即价值。因此，也出现了价格背离价值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基于对价值与价格范畴内涵的科学理解，人们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中多种多样的价格与价值相背离模式。例如：(一)有价格无价值。张亚认为：“以商品零价值参与商品交换”。(二)以价值为轴心的市场价格。(三)垄断价格。总之，科学认识价值与价格这一对范畴的内涵，用之于分析当达市场经济中更加复杂的商品结构和多种多样市场价格模式，人们并不难以劳动价值论原理来对文物、文化品及其它知识产品等的价值决定做出科学阐明。

从刘诗白教授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原理分析现代财富的特征、表现形式、内涵、外延、交换和消费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对于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分析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这对矛盾运动时，把使用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地位，从而撇开商品使用价值多样性的研究，专心研究商品价值规律，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的研究中，商品价值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商品使用价值居于从属地位。基于这一把握，才得以完成资本运动规律的研究。而刘诗白教授的《现代财富论》则相反，基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出发，把研究视野集中在商品使用价值上，认为在当代社会中的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矛盾运动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形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使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现代生产方式。这就进一步从驾驭市场的高度(而不是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均衡价格的适应市场论或是商品效用价值的消费心理论)说明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必要性，说明生产方式的变革仍然是当前社会经济中的主要矛盾。灼见《现代财富论》是《资本论》的时代深化，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诠释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矛盾运动的认识论。可见《资本论》与《现代财富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上，不但互相补充，而且分析方法上互逆思维，抓住了时代特征。《资本论》立足于18世纪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研究商品价值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家剥削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揭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现代财富论》则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先进生产方式如何促进多样性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实现了当前高科技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现代财富论》的创新，还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劳动生产力的高科技创新优越性上。刘教授并没有囫囵于亚当・斯密的自利经济人假设的“市场万能论”上。根据劳动价值交换要求，工业革命时期，

资本主义生产也是千方百计节约活劳动的消耗，使商品生产的个别时间低于社会必要时间，从而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在当代高科技飞速发展时期，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要不断地调整生产方式促进科技创新，提高劳动价值中的创新劳动含量。进而刘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驾驭市场中可以发挥“集中资金”办大事的优势，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激励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自觉调控，引导和促进商品性财富的生产。同志深刻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最近，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同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我们改革和建设中必须坚持的方向。刘诗白教授从现代财富的使用价值人手，从价值概念的运用分析推导出社会主义制度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社会制度优越性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刘诗白教授还诠释了在当代高科技革命下的复杂劳动的内涵。他认为，即使是后工业时代机器的不断革新、不断地把劳动简化成“站”在机器旁边的替代劳动，但是，不论机器对人的劳动替代到什么程度，生产要素的结合，仍然是“在劳动启动、粘合、调控等功能下，非劳动要素才能真正发挥出使用价值形成的功能，即使在当代高技术经济中，任何产品始终是劳动产品，是对象化的劳动体现，可见，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学原理并未失效”。这就批驳了刘有源所谓“如果该劳动资料只需要人进行简单的启动或关闭，调控或遥控，或完全控制，那么它就形成了对人及其劳动的一种替代，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价值功能的一种替代，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创造价值功能的一种替代”。换言之，资本家拥有机器，则机器对活劳动的替代价值也只能归资本家占有。

的确，在工业时代的后续阶段，机器革命更是高科技劳动的创新活动并成为现代企业总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生产工具的改良实际是高科技劳动价值对象化为机器形态。与其说机器替代活劳动，不如说高科技创新劳动替代生产过程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而使简单劳动成几何级数倍增。事实证明刘教授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参考文献：

[1]刘诗白，现代财富的性质、源泉及其生产机制[J]，经济学动态，2005，(11)：5―10。

[2]刘诗白，论当代技术创新[J]，经济学动态，2006，(7)。

[3]季正松，从体力劳动价值论到脑力劳动价值论[J]经济学家，2005，(2)：21-25。

[4]刘诗白，论现代文化生产(上)[J]，经济学家，2005，(1)：4-16。

第9篇：劳动力市场调研范文

关键词：经济实质；问题；对策

一、就业理论研究综述

1、国外研究现状

（1）主流经济学的失业理论

古典经济学派失业理论认为：充分就业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大规模失业问题不会出现，失业是暂时的，会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实现充分就业。反对政府干预经济。20世纪30年代，古典经济理论破产。凯恩斯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理论。凯恩斯认为失业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只有通过政府干预经济，刺激消费和投资才能实现充分就业。20世纪70年代以阿瑟·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认为高税率降低人们工作和投资的热情，导致生产率下降，商品供给不足，物价上升。如果人为地扩大需求，通货膨胀势必加剧。

（2）其它失业理论

失业滞后理论以局内人和局外人模型说明均衡与实际就业率的滞后量相关。厂商因为转抉的成本更高的原因，只会在需求增加或有新的需求冲击时，才雇佣局外人。局内人的市场力增强，可以迫使厂商增加工资，减少雇佣局外人，所以市场中会出现高失业率和高工资率并存现象。麦克尔·P.多德罗的劳动力迁移与就业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动机取决于预期的收入差异与迁移代价的比较。当预期实际收入高于农村，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2、国内研究现状

（1） 城市化与就业协调发展的研究

目前我国处于城市化的中后期，各地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但是城市化所能吸纳的劳动力不足，韩江卫认为其原因是我国城市化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人为的结果：城市化成本高，就业体制不健全；服务业不发达，并探讨了城市化与就业同步增长的对策。赖作莲研究了城镇化对劳动力的转移效益，认为陕西城镇化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在提高起素质的同时也提高其收入。认为不同时期城镇化拉动劳动力转移的作用的大小不一样。

（2） 对有代表性群体就业进行研究

马俊清通过对影响高校学生就业的因素进行分析，找出了影响高校学生就业的核心因素及其内在逻辑联系，提出了解决高校学生就业问题的思路。张优智认为1999年大学开始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严峻，此问题是由包括大学生供需失衡、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劳动市场分割、高等教育制度的缺陷和大学生就业观念存在偏差等多种因素交织而成。蒋亚儒研究了陕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的原因是：整体文化素质低、专业技能欠缺、转移流动就业投资成本过高、乡镇企吸纳劳动力有限和外出转移就业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等。解决对策是：提高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实现就业市场的城乡一体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打造知名“劳务品牌”、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等。

（3） 对陕西就业状况的研究

杨洁认为陕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问题日渐突出，提出了灵活就业、积极就业政策、稳健财政政策、高效产业政策等促进就业的对策。姚聪莉通过分析西安市目前就业现状、存在的问题，指出产业结构、就业环境、劳动力市场是制约西安市就业增长的瓶颈问题，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就业，需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和管理体制，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李从容通过对陕西省分阶段和分行业就业弹性变化趋势及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相关性以及偏离度的实证分析，提出解决陕西省就业问题的思路是实施就业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通过发展第二产业促进“蓝领就业”；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完善社区就业体系；通过工业化加快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施以积极的就业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缓解严峻的就业形势。

综上所述，我国市场经济化程度不高，造成就业难题的因素既包括市场因素，也包括非市场因素，仅从市场经济角度分析不足以揭示失业存在的原因。而现有的研究多在市场经济理论范畴内，从劳动力的供求、GDP、产业结构等方面来研究就业问题，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所以本文跳出市场经济范畴，以经济实质为研究基点，研究陕西省在十二五期间，就业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二、十二五就业现状及分析

1.宏观经济发展状况

“科学发展、富民强省”成为陕西十二五发展的主题，目前，陕西GDP已经迈进万亿行列，已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发展势头迅猛，但是也面临很大问题。从宏观环境看，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步伐明显放缓，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此起彼伏，我国出口贸易增长面临很大压力。国家不断进行宏观调控，房地产业进一步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很低。内需则一直不足。此外我国近年来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国家今年出台了提高利率和银行准备金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这必然会抑制经济增长。

2.就业状况分析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在此形势下，就业压力日趋严峻。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我国沿海大量吸收劳动力的中小企业或倒闭，或裁员，引起大量人员失业；大学扩招以来，每年有大约600多万毕业生需要就业，加上历年未就业毕业生，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数量很大；我国本身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数量大；我国处于城市化中后期，每年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就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依靠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就业形式非常严峻。据统计，十二五”期间，陕西省城乡新增就业人数将达260万人，其中城镇新增就业135万人以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125万人，这对于总人口3700多万的陕西省来说就业压力非常大。

三、 解决就业对策

1.从经济的本质角度分析就业

就业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内需，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是富民强省的必由之路。经济的本质就是人们生产产品，然后进行分配、交换和消费，只有这四个环节逐次实现，整体经济才能不断持续发展下去。因此经济的发展过程应当是以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就业就是人们参与生产，然后藉此分配和消费产品，之后再生产，经济持续发展下去。

2.从经济的实质出发研究就业。

传统就业理论多以市场经济为条件，通过GDP、就业率等经济数据分析就业问题，但是经济数据并不等同于经济实质，所以这种研究模式会导致研究结论不能揭示失业的深层原因。因此以经济实质为研究基点，即经济的实质是社会成员参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过程，存在失业则说明现有经济体系不能吸纳部分人员参与，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或者这部分人员创造价值的能力不够；或者现有经济模式不能给这部分人提供创造价值的平台。进而提出解决就业问题的策略：通过教育和培训让失业者提高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出台相关政策创造出失业者就业平台。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M]，1999年

[2]（美），拉弗等著.繁荣的终结.[M]，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