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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药滥用,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安全,市场失灵,政府失败
一、引言
近期发生的“毒豇豆”、“毒豆芽”、“毒韭菜”、“毒大米”等等诸多食品源头安全事件引起了消费者对我国食品安全的极大担忧,并且使政府在食品安全领域管控效力备受质疑和指责。因此,如何有效防止类似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防止农药的滥用,重新树立公民对我国食品安全的信心成为全社会关心的话题。
西方发达国家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大多采用加强机构设置、制定完整法律措施和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积极作用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大规模推行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及可追溯系统来对食品安全进行全方位监控和明确责任。近几年,我国学者结合国际成功经验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具体研究和有益探讨,比如,范春光认为,应当借鉴国外经验,建立起全过程的信息披露制度,实现食品安全的监管目标[1];学者刘亚平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破解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困局,不只是监管机构撤并的问题,而是要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 反思现有监管模式[2];沈红则通过近几年对市场随机抽查的结果汇总分析得出,要在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评价体系、食品安全信息监测、通报和的网络体系[3]这四个方面入手进行解决,除以上四个方面毕业论文提纲,学者徐晓新认为应充分发挥中介组织作用、促进消费者的参与[4];刘为军等人指出,由于外部性、人的有限理性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市场本身无法解决当前存在的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必须通过政府管制来解决[5]。
以上研究及实践表明“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监管是政府实现保障食品安全的有效手段。而农产品则始终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源头和基础,农产品质量安全得不到保证, 食品的质量安全也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得到保障[6],因此农田管理理应成为我们监管过程中首要高度重视的问题,然而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相关研究较少。根据2008年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的数据,至2006年末,我国共有农业经营户2亿多户,农业经营单位39.5万个[7],全国耕地面积约18.2574亿亩[8],户均耕地面积仅有9亩左右,小规模经营农户在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如此多的散户经营,使农田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显然,如果没有良好的农田管理,食品安全后续监管过程的努力只能付诸东流。因此,对农田管理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意义重大,而农田管理的一个最重要、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农药的使用。
二、农产品安全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原因分析
(一)农产品源头的安全隐患——农药的使用
农药作为一种可以增加产量的药剂为各国所普遍使用,关于它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最重要的是农药滥用问题,尽管目前还没有完整的资料客观反映这一情况,但每年农药中毒事件频频见诸报端的事实不可否认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相对于我国建国后才开始推广使用农药而言,国外使用农药的历史较早,因此,对农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认识更为深刻。澳大利亚学者Clevo Wilson和Clem Tisdell通过数据分析认为,农药的使用不仅对人体会造成一定的损害,而且对环境的污染是长久的,其成本大于收益,最终将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9]。美国学者JohnS. Wilson和TsunehiroOtsuki则从公共健康的角度出发认为粮食生产必须在安全和经济之间的进行适当取舍,要全力清除农药滥用及制定更为严格的农药使用标准[10]。加拿大则大力推行有机农业,尽量避免使用农药[11],由此可见,农药的负面影响是确定无疑,发展生态农业是趋势。
但是,根据相关专家的说法毕业论文提纲,通常情况下施用农药后因病虫害引起的农作物的损失会保持在35%左右,而不施用农药则损失可能会达到70%左右[12],因此,一方面,农药的使用在保证我国粮作物供给上功不可没,就目前来说农药的大规模使用是必须的;另一方面,如果减少或不使用农药,农民损失是相当大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农民收入还非常低的情况下不可能让其自觉的控制农药的使用,但这也成为了农产品安全的最大隐患。徐晓新甚至指出由于农民的素质比较低和利益趋使,农民购买并使用剧毒的农药,这是食品安全问题最初的源头[13]。
就我国国情而论,农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大范围使用是不可避免,但重要的是如何保证农药的使用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以及如何鼓励农民去生产绿色有机产品从而逐步摆脱农药对农民收入的制约,使农民保证农产品安生的情况下利益仍然能得到保障或补偿。
(二)市场失灵原因——不能区分农产品品质的好坏
众所周知,市场之所以能发挥其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的生产能力,消费者在消费之前必定通过市场来获取与之相关的可用信息来确定其是否购买某种商品。但是就我国农产品市场来说信息生产能力严重不足从而产生了卖者和买者的信息不对称,其结果是不能以质定价。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就农产品本身而言,其产品本身是具有经验品和信用品的双重属性[1],也就是说,从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食用后有不良反映)、口感、新鲜程度等方面的品质特性来说是经验品,因为这些方面消费后是可以明显感知的;但是如果从其农药残留(食用后人无明显反映,但确实对人体有伤害)状况、是否含有激素、内部营养元素的构成及含量上讲又是信用品,消息者消费后一般不可感知。农产品所具有的这两种属性,特别是其具有信用品的特点是有利于生产者隐瞒一些负面信息而使购买者事前不能获取与商品相关的全部资讯,从而导致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发生,出现了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一方面使得消费者难以区别农产品品质的好坏;另一方面促使农户使用各种农药去提高农产品产量、改变产品外观观感和提高口感度等等,而忽视其真正的内在品质,诸如高营养,无公害等等,使优质与劣质农产品相混淆,使得农民因生产安全农产品所付出的代价不能得到补偿,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
就消费者而言,与其它商品一样毕业论文提纲,对农产品品质及食用安全的评价是根据其价格[14],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偏向“价格优先”,绿色消费意识不强[15]。对于一些农产品,消费本身并不能从外观上或其品质上区别孰优孰劣,从而视为同一档次,所以也出现了以价格优势为标准进行选择的行为,盲目追求所谓的“性价比”,使市场失灵现象更为严重。总之,消费者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从而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三)政府失败原因——不能有效监管
政府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其主要职责便是监督、纠正市场的失灵,对可能或已经出现的市场失灵进行内部性政府管制,消除信息不对称,使市场机制能够顺利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频频出现的食品特别是农产品安全问题反映了政府在管制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 管制成本过高。
从理论上讲,对每一种食品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全面监控,是最完全的监
控,但相关的监控成本将是政府所承担不起的[16]。因为政府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就必须实现对农产品的全程监督、就必须对农产品进行严格的检疫检验和要求农户及时的信息披露,但是上文已经指出我国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使得各地方政府不可能做到到家到户的监督,政府所做出的种种监管决策不能真正有效落实,农药滥用现实仍较为普遍。而西方发达国家则早已完成了农业产业化转型,大模型标准化生产成为其一大特点,加之各类第三部门的广泛存在,使得政府监管对象集中、监管压力较小,决策易于落实,所以其政府监管也较为成功。
第二,处罚执行成本过高。
对于一些违反食品安全的行为,政府都有相应的法律处罚措施,但是,我国农产品销售渠道非常灵活,根据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不论村庄多么偏僻,都会有小商小贩开车进村收购,然后再集中卖给其它中间商。就整个农产品收购过程来说大多没有实现对农产品安全的检测毕业论文提纲,即便是进行了检验,也是集中收集后再检测,导致出现了问题也很难区分具体责任人,追溯到农户个人的难度较大,从而使不少人怀有侥幸心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也正是因为这样,国外流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以及HACCP在我国难以大规模推行。此外,紧缩农药的使用,会减少农民的收入,其后果可能会使农民与政府监管部门产生较大摩擦,甚至会演化成对抗问题,使农产品安全更加不能保障。
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政府真正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落实对农产品的全程监督及对每一违法行为进行惩戒,其结果则很可能将高昂的监管成本转嫁到农产品成本上,这反而促使农民想各种办法人为去增加产量以实现预期收入,其中最为主要的办法就是使用各种不安全的农药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有效组织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需要建立中介组织。这个组织不但可以使分散的小农联合起来,统一管理、合作经营、共同面向市场,又能够代表农户利益,使农户利益和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得到统一,这个组织形式就是农民专业合作社[17]。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利于解决市场失灵
首先,合作社可以通过注册商标品牌来将自身与他人相区分。
农产品市场是一个近似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市场中有大量的买者和卖者,每一个人所生产的产品基本同质,这样的产品市场使单个农户不可能去宣传自己所提供的商品的优越性,因为不仅效果不佳,而且成本过高。但是合作社则可以发挥其规模大、标准化生产、安全高效等等方面的优势,进行商标注册,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反过来又促使合作社更为注重其品牌声誉,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内在品质;另一方面让消费者掌握更多的购买决策信息,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所带来的决策风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失灵给消费者和农户造成的损失,实现优质优价。
其次,合作社能实现对农户的利益补偿,推进绿色产品的生产。
保证农产品安全,尽量少使用农药是全社会的共识毕业论文提纲,但在中国的许多农村地区,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是最紧迫的任务。经济主导型的特征是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以获取最大收益为目的。绿色农产品的生产所创造的额外利润是驱使他们安全、无公害农产品的最根本动力,因为谁也不愿意为了提高农产品安全而去放弃本可以获取的利益。只有当一部分农民在发展绿色农业的过程中得到更大收益时,在市场利益的驱使下,就会使得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推动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而从更大程度上保障农产品安全。而合作社就可以做到保证绿色农产品生产的同时,补偿农户由于减少农药的损失,并提高农民的收入。它通过为农户提供农资产品购买、农业技术和产品销售服务来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增加销售收入等方式弥补农民为生产绿色产品而产生的损失;它可以联合农户开发地理标志产品、地域著名产品,注册登记农产品品牌,通过优质优价,或获取品牌收益,来提高农民收入;而大型合作社还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使农民在农产品销售链上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从而吸引更多的农户参与到合作社中进行绿色产品的生产。
案例:隆丰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是甘肃省民勤县的第一家注册合作社,该合作社主要从事的是洋葱的生产和销售,并且是当地最大的一家洋葱产销合作社,实行标准化生产,统一购销。为了便于与其他洋葱生产者相区别,合作社不仅注册了商标,而且将其商标品牌印刷在其专门定制的红色包装袋上,在洋葱的销售过程中必须用这种包装袋。在市场上不仅中间商很容易将其识别,而且据了解,其品牌也在消费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认可程度逐年上升。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有利于缓解政府失败
首先,合作社将分散的农户有机相联,减少了监督及执行成本。
各农户通过合作社易于迅速集中,使得政府的农业服务部门透过合作社向农户进行监管,节省了政府机构与分散农户联系的成本,而合作社进一步通过统一农资采购、统一技术规范、统一使用肥料、统一治虫施药和统一农产品检测及销售来实现对合作社成员生产全过程监督,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确保所生产出来的是绿色、无公害的优质产品,使政府难以灵活实施的各种监督举措内部化毕业论文提纲,极大降低了政府监管的成本,也减少了不必要的沟通摩擦所带来的争执,将政府在农田管理上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得到较为有效的解决。
其次,利益相关者的一致压力从很大程度上遏制成员农药滥用。
虽然政府机构无法掌握分散农户使用农药的情况,但处于同一村庄的农户对邻居生产用药情况有较为充分的信息。同时,处于一个相对狭小范围内的农户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熟人社会”关系:如果某合作社成员隐瞒了使用烈性农药的情况,极有可能出现的农产品安全问题会使整个合作社的声誉和收入遭受损失,该农户不仅受到来自于合作社的惩罚,而且还要承受周围人群施加的道德谴责,其社会地位受到严重削弱。总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具有极为广泛的联系基础,能够纠正农药滥用问题中政府监管失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案例:民勤县金光高效农业产销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8年,该合作社主要从事的是蔬菜的产销。为了保障农产品安全,合作社严格掌控农药的使用,统一农药采购及使用,并对农药的使用请专家进行指导;合作社本身有育苗中心,一直积极探寻更为优质的品种。上级主管部门每次只随机抽检部分农户便可以掌握全部成员使用农药情况,政府也经常利用合作社定期及不定期的社员大会来宣讲各种农业政策,加强与农民的联系与沟通。
四、多中心治理——政府、合作社、其它社会组织三者缺一不可
由奥斯特罗姆等一批学者发展的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对公共事物的良好治理不仅仅依靠于政府,而且还需要吸纳更多的社会组织(第三部门)参与其中,强调自主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管理效率,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对于农产品安全,政府、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它社会组织三者缺一不可。只有明确各方职责,相互配合在创造有利的市场环境,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的调节作用才能解决农产品安全的源头问题。
三者关系如图一:
图一
政府应该在法律法规上进行完善,其主要职责是制定相应的农产品安全生产的标准以及违反该标准的严厉惩罚措施,使安全生产成为农户的自律行为;支持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引导和强化其在安全生产上以及将分散的农户联合为一体的优势,让合作社成员形成更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从而更利于政府的监管,并积极推进合作社的品牌建设;定期食品安全检测公告,推优警劣;扶植其它社会组织的发展等。为农产品安全生产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合作社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组织,更应该发挥其贴近治理对象的优势毕业论文提纲,成为农产品安全保障的主体,发挥其在产供销上的一切影响力,保障农产品生产源头的安全,将政府在农田管理中管不了、管不好的方面尽量内部化,并积极扩大其影响力,带动更多的农户,追求更高品质;合作社也应该配合政府的监管行为,积极提供便利,自觉带头遵守《食品安全法》中的相关规定;并且应该加强与其它社组织,如合作社联合会、消费者协会等等协会之间的联系,共同为农田管理出谋划策、承担起农产品安全生产的主力军。
其它社会组织,如消费者协会、养猪协会、蔬菜协会、金融保险机构等等。消费者协会应该发挥其联系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功能,探索调节二者之间矛盾的积极解决方案,成为联接双方的桥梁;各种行业协会则应该积极探索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以及推广,弥补政府在食品监管中的死角,分担政府的工作压力,并且定期或不定期的组织各种培训提高合作社成员的生产技术能力,以及介绍引进品质高、效益高、无农药依赖的优质农产品品种;此外,应该充分利用保险机构的风险保障机制,将一部分保质期短、易变质、产品运输风险大的绿色农产品进行投保从而确保农户利益并生产出更多的市场信息以利于消费者选择。
五、总结
农田管理作为农产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而农田管理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农药滥用及残留问题。但是存在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现象使农产品安全问题更为突出,农产品不能因其品质高低而获取相应的社会认可及收益。本文认为必须明确政府、合作社、其它社会组织在确保农产品安全中的职能定位,特别是要发挥合作社为作为一个主体在解决该问题上的独特优势,三者相互配合、各司其职才能解决在食品安全中难于解决的瓶颈问题——监管及农民利益补偿问题。
参考文献
[1]范春光.国外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及其借鉴——建立“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质量信息披露制度[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3):96-98.
[2]刘亚平.中国食品安全的监管痼疾及其纠治——对毒奶粉卷土重来的剖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3):84-93.
[3]沈红.食品安全的现状分析[J]. 食品工业,2011(5):89-91.
[4][13]徐晓新.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成因、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02(10):45-48.
[5]刘为军、潘家荣等.关于食品安全认识、成因及对策问题的研究综述[J]. 中国农村观察,2007(4):67-74.
[6]王华书、徐翔.微观行为与农产品安全——对农户生产与居民消费的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23-28.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EB/OL].
一、目标任务
按照全省东、西两片全面推进脱贫攻坚的总体部署,从2016年开始,将全省15个贫困县和1500个贫困村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扶贫工作计划,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建设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全面提升新农村建设水平。
二、工作内容
(一)推进贫困村新农村项目建设。从2016年开始,按照每2年开展一轮新农村重点村建设,到2019年开展2轮新农村重点村建设工作计划的要求,每轮支持贫困村40个,2轮支持80个,约占支持15个贫困县重点村的40%,每个贫困村年支持额度40万元左右,2年累计支持80万元左右,总计支持资金6400万元左右,其中每年支持额度1600万元左右。
全省按照东、西两片划分,东片重点支持靖宇、长白、柳河、龙井、和龙、汪清、安图、图们8个县市,两轮支持36个贫困村,支持资金额度为2880万元左右;西片重点支持镇赉、通榆、大安、洮南、洮北、长岭、双辽7个县市,两轮支持44个贫困村,支持额度3520万元左右。支持项目主要有5类:道路建设、排水沟建设、村部建设、休闲文化广场建设和围墙大门改造项目,具体以当年项目申报指南为准。
(二)推进贫困村村干部和村级合作组织带头人培训。结合省里新一轮万名村干部培训,每年对500名贫困村党组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村级合作组织带头人进行重点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是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三农”政策和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脱贫攻坚任务目标和政策措施等,提高基层干部和职业农民创业、带富和致富能力,确保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每期培训10天,到2018年,按照每村培训1名的标准,全面完成1500个贫困村村干部和村级合作组织带头人的培训任务。
(三)推进贫困村美丽乡村建设。按照各美其美、全面发展的要求,积极推进贫困村打造新农村升级版,建设美丽乡村。重点是推进部分贫困地区整县美化、积极打造美丽庭院和干净人家,加强农村生态建设、文化建设和法制建设。到2019年,在15个贫困县的贫困村中打造新农村建设文化名村50个。
三、措施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将全面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纳入到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工作的重要日程,加强领导,加大投入,精心组织,科学推进,确保如期保质保量完成新农村支持贫困村建设任务。
(二)整合资金投入。以新农村支持贫困村为平台,按照一名领导、一个部门、一户企业三帮一的要求,加大新农村帮扶工作力度,进一步整合涉农项目,集中向贫困村倾斜,切实解决好贫困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滞后问题,全面整治好农村环境。
(三)加强督导检查。将新农村支持贫困村建设纳入督点,重点督查贫困村规划制定情况、项目建设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情况、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情况、美丽乡村创建情况,坚持标准,不打折扣,加强监管,保证项目建设平稳运行,发挥应有效益。
(四)创新机制模式。在推进新农村支持脱贫工作中,要积极创新能人治村、民主管理、整合投入、整村推进、产业兴村、商贸活村等新农村建设体制机制和工作模式,切实增强新农村帮扶工作的力度和成效。
四、责任分工
全面推进脱贫攻坚新农村建设工作由省农委负责,按照“省级规划引导、市州协调推进、县为责任主体”的原则,明确各自职责。
一是省新农村办负责制定全省全面推进脱贫攻坚新农村建设具体工作方案,明确建设目标、工作任务、主要措施等,抓好工作指导和工作考核。
关键词:食品产业;食品安全监管
中图分类号:R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15(2013)4-003-01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已发生多起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苏丹红”,“三聚氰胺”“塑化剂”等词已引发公众对食品产业的信任危机。而近日的“毒姜”事件,再一次刺痛了公众原本已脆弱的神经。目前,欧美及日本是世界上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最完善,手段最先进的国家。然而在上个世纪,这些国家也经历过食品安全事故频发,消费者信心动摇的时期。因此,国外食品产业的保障措施与经验对我国食品产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国外主要的食品安全管理手段
1.HACCP体系 。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是在从原材料到成品的生产过程中,按照科学分析设定若干重要的临界点 ,对可能发生的危害进行监控 ,以便及时处理。1995年日本修订《食品卫生法》,正式引入HACCP体系,但并没有作出强制性的规定,企业首先根基HACCP体系的要求进行自检,再向厚生劳动省申请获得HACCP体系的认证效力。由于HACCP体系的前期投资较大,为了鼓励更多的企业实施HACCP体系,日本出台了针对认证企业的贷款、税收优惠政策。目前,该体系已经推广到生鲜牛奶、乳制品、加工肉制品、加工水产品、速食食品、软饮料等6种食品产业。
2.可追溯体系。 日本食品可追溯体系分为检验并处理不合格产品和向消费者提供食品信息两部分,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可以迅速的通过信息记录追踪到问题产品,并调整流通渠道。2001年日本出现疯牛病,国内的牛肉生产和消费陷入低迷,为重建消费者信心,日本开始建立食品可追溯体系。2002年,日本规定国内饲养的肉牛,必须佩戴带有个体标识的耳标,通过网络可以随时查询这些牛肉的信息。2003年,日本在全国推行大米身份证制度,要求大米生产者在包装袋上注明品种、产地、生产者姓名、认证号码等,加工者则要标注批量、是否为精米等信息,销售者还要提供大米产地备查号码。2006年,日本开始全面推行食品流通的身份证制度,所有进入市场的食品必须标注生产者、产地、收获和上市日期,以及使用农药和化肥的名称、数量和日期等,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情况、储存运输过程等信息,必须进行记录并保存2年以上。
3.良好农业规范 。良好农业规范(GAP)是一套针对农业产品生产的操作标准,通过减少化学物质的使用,避免农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受到污染。2005年,日本《制定和普及食品安全GAP的手册》,开始在蔬菜、谷类作物(大米、小麦)、果树(苹果)、菌菇(香菇)等农产品上推行良好农业规范制度。日本的良好农业规范大致分为4个步骤:1、制定农业生产计划,确定检查项目;2、按照计划开展农业生产,记录检查项目;3、对检查结果进行处理。为推动良好农业规范的实施,农林水产省于2005年《确保食品安全安心的补贴金实施纲要》,规定执行良好农业规范的地区可获得不超过该制度实施费用50%的补贴。
4.“肯定列表制度”。2006年,日本正式颁布《食品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简称“肯定列表制度”),包括一律标准、豁免物质、最大残留标准量3个部分,通过增加进出口检测项目和提高检测标准,加强对食品中化学物质残留的管理。与2004年之前的检测标准相比,“肯定列表制度”中涉及734种农业化学和51392个限量标准,分别为原标准的288%和551%。“肯定列表制度”中平均每种食品、农产品的残留限量标准多大200项,有的甚至超过400项。每过5年,政府会根据食品产业的发展情况,对豁免物质、最大残留限量标准重新审议和修订。“肯定列表制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检测标准,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参考了欧美国家的标准,即与国际标准接轨,又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日本国内食品的安全性。
5.食品召回机制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简称CFIA)负责全联邦风险加工食品的监管工作。CFIA设有食品安全和召回办公室,负责食品安全风险的评估和召回的。加拿大食品召回分为主动召回和责令召回,当企业不配合或无法找到生产企业时,由农业部长签字,可实施责令召回。
二、对我国食品产业安全监管的启示
1.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我国目前关于食品的法律主要有《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动植物检疫法》等,涵盖范围较广,但自颁布以来很少修订,已不能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现状;食品安全标准落后,与国际标准差距较大。应借鉴国外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提高处罚力度;参照国际通行的法律规范及食品安全标准,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食品安全标准。
2.引进国际先进的管理手段
HACCP,GAP,可追溯体系等都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食品安全管理手段,但中国的实施情况却不很理想。由于设备和技术投入力度较大,政府也没有强制执行,企业缺乏实施的动力。针对中国食品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自动化程度低的现状,政府一方面要鼓励龙头企业发挥带头作用,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快推广现代食品监管技术和手段,提升食品产业的技术含量,尽快与国际接轨。
参考文献
[1] 卢凌霄.日本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对中国的借鉴[J].世界农业,2012(10):4-7.
[2] 施用海.日趋严格的日本食品安全管理[J].对外经贸实务. 2010(2):45-47
在中国粮食连续12年增收的同时,粮价下行压力加大、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成为下一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必须破解的难题。
日前,“2016(第四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怎样确保粮食安全?怎样提高食品质量?相关各方对中国农业政策和营商环境有何期待?围绕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报告》记者采访了宋美凤、森和保罗・谢克勒三位与会嘉宾。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评价当前中国农业领域的营商和投资环境?在哪些领域可以优化?
宋美凤: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机会的市场。从零售企业的角度来看,中国消费者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电子商务客户。这意味着新的创新和技术将可能在中国产生并传播至其他国家。我认为高效、可预测的监管政策和营商环境将进一步促进市场投资,中国政府可以在这些领域进行优化。
森:大家都提到创新才能解决粮食与食品安全问题,但我想强调的是,科学、透明、可预见的管理体制更加重要。中国可以与其他国家一起合作来统一相关标准,以确保这些标准不会成为企业创新的阻碍。中国在这方面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评价中国农业和食品产业的相关政策和监管措施?
宋美凤:2015年中国开始实施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这表明政府希望行业、媒体以及每一个消费者都参与到提高食品质量安全的行动中来。此外,完善农业领域相关标准可以帮助企业和农民更好地获知如何生产营养、安全的食物。食品产业的法律、监管措施和监督检查都是确保食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确保食品安全还需要加强知识培训。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食品安全监管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确保全民的食品安全,对监管人员和公众进行法律、标准方面的培训非常重要。
保罗・谢克勒:对于转基因生物技术,尤其是主粮的转基因商业化种植,由于外界和媒体的反对声很多,中国政府一直持审慎态度。在我看来,科技是应对粮食安全挑战的关键。我们需要确保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正确运用,中国政府和消费者也需要加强对这项技术的信心。当中国各界对这项技术充满信心的时候,政府和监管机构就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当然,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运用转基因技术的方式,相关的技术也需要得到正确的管理。只是,有人质疑转基因技术、担忧该技术的使用对环境和健康造成影响时,需要以负责任的方式来面对。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中国确保粮食安全和提高农业生产率有何建议?
宋美凤: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为了确保现在和未来的粮食安全,必须开展负责任的农业生产,保护水资源和土壤质量,提高生产率和收益率。我们看到,中国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来更加合理地使用化肥和农药。下一步应该集中力量改善物流和冷链等基础设施,这样可以减少浪费并提高安全性。为了支持政府的相关工作,行业应将整个供应链看做一个整体,而不是各个分割的部分,尽可能确保系统的有效性和高效率。
森:首先是使用并且开发先进的农业技术。毫无疑问,科学技术能够为我们带来巨大的生产力,中国可以和全球的农业企业合作推动先进农业技术的发展。
第二是推动公私合作。公私部门的合作能够形成协同效应,创造新的解决方案,提升粮食安全水平。
第三是提高监管制度的一致性水平。确保全球粮食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国际合作。但监管障碍有可能会阻碍这方面的合作。作为中国的农业合作伙伴,我们希望有足够的信息和透明度,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中国粮食安全的稳定性。
保罗・谢克勒: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各国在食品安全供应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以可持续和环保的方式提供营养、安全的食物是一个现实难题。
我们认为创新对于建立一个现代高效的农业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能力,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抗病虫害能力。科学技术将有助于人类应对挑战,包括通过技术组合、整合传统技术与研发转基因作物等途径提高生产力水平。中国应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使中国农民能够运用更先进的世界级技术和设备。这些创新的价值需要通过政府、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密切合作来实现。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看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对于提高中国食品安全和监管水平有何建议?
宋美凤:中国现在更加关注食品、健康和安全,这是好的开始。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食品安全状况的改善。为了进一步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产业链的所有相关方(包括种植、生产加工、物流、零售、监管等各个环节)都应参与进来并承担更多责任。供应链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因此各个环节都应该重视食品质量和安全。
政府在持续改善食品质量的过程中,可以与这些负责任的产业链相关方开展合作,确保监管效果。值得一提的是,政府还可以引导中国家庭开展有关食品安全的实践,帮助公民在家里缓解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的疾病。此外,更好的知情权会帮助公民了解食品安全领域的真正问题并建立信任。
面对食品安全的新要求,供应商和零售商应坚持“3T”的想法:信任(Trust)、透明(Transparency)、可追溯(Traceability)。首先,信任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核心,信任来自于做好每一件事。比如我们必须了解农民是否负责任地种植粮食、供应商能否为消费者提供可靠的服务以及政府监管是否到位。其次,消费者希望更多了解他们所消费的食物,包括食品采购是否可持续、是否高效地利用农业资源、是否正确处理农业化学肥料、是否负责任地应对温室气体排放、供应链中的生产者是否有稳定的生计。最后,可追溯需要以信任和透明度为基础。可追溯的食品可以使消费者更好地了解食物的来源以及生产过程。当我们能够看到并跟踪整个流程,我们可以在风险发生时及时予以应对。
对于农业和食品企业而言,保障食品安全不是负担,而是其商业模式的起点和核心。只有确保食品安全,才能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和价值最大化。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日益重视,企业过去那种依赖机会主义和低成本扩张的商业模式已经行不通了。
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很多企业却没有吸取前车之鉴。比如一家今年冲刺IPO的食品企业,其连锁经营模式使其实现了规模的快速扩张,因此受到不少投资者的追捧。结果还没等到过会,媒体曝光的一批有害食品中就牵涉到这家企业。
曾有一则颇具反讽意味的新闻,2011年食品饮料业前十大上市公司的广告费投放接近100亿元。看来食品企业更重视轰炸式的广告效应和市场的迅速扩张,而对于需要响鼓重锤、精心打造的食品安全,则往往是说得较多,做得不够,言行不一。
由于食品企业不把安全作为自身商业经营模式的核心,一旦出现安全问题,就顾左右而言他,努力撇清自己,什么饲料出了问题、是农民掺假、临时工操作不当等等,作为第一责任主体的企业俨然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事实上,商业模式是通过对内外部资源的整合,为消费者、供应商、合作方等提供价值,同时为企业创造利润的体系。农业食品企业的商业模式应该建立在商品安全的基础之上,其采购、生产、销售都要围绕食品安全来架构,形成从源头到终端各环节的可控系统。
比如在采购环节,很多食品企业面对的是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因此必须考虑如何与农民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以确保农户提供安全的农产品。像乳制品行业过去那种缺奶时疯狂抢购、奶多时压级压价的模式,就很可能导致奶农掺假现象的出现。
关键词本土膳食主义;食品安全;农业本土化
作者简介刘文1974―?雪,女,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发展;颜贤仔(1969―),男,江西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食品贮存与加工,食品安全管理。(江西南昌 330045)。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GL0812)、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YJ17)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1YJA790088)
一、本土膳食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本土膳食主义”( Locavore)于2005年的世界环境日由 Jessica Prentice首次提出,随即引起广泛讨论与实践。当年,旧金山就出现了一个“本土膳食主义”组织(Locavores),自我规定只从居住城市方圆100英里以内获取食物,以减少食品运输增加的环境污染,同时确保食物的来源。2007年,“Locavore”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的词典中,指的是吃新鲜的本地产品的倾向;土食者,本土膳食主义者。此后,在美国的索诺玛、加利福尼亚、纽约等多地开始掀起本土膳食风并蔓延至加拿大。
在我国,目前虽然没有“本土膳食主义”这种专门的提法,但类似的实践有很多,比如,城市居民在社区利用闲置土地或到农村租地通过自己种养以自给自足农产品,城市居民到农贸市场、蔬菜大棚、养殖场购买本地农民种养的农产品,本地居民购买本地企业加工的食品,餐饮企业购买本地生产的原材料进行加工供应给食客,通过设施农业种养其它地方的农产品品种供应本地市场,本地人在本地收购本地生产的农产品到外地开餐馆供应原籍人士,等等。
总体看来国内外实践还比较多,但学术界的专门研究很少,只是探讨了这种模式的影响作用,当然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归结起来,其积极的一面体现在:新鲜营养安全健康,减少生产和物流带来的环境污染,缓解农产品物流顽症,带动当地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塑造和强化地方品牌,传承农耕文化,保障种业安全,等等,这些都契合了小城镇发展思路(Catherine Tumber,2009)和绿色经济发展要求(Kathy Rudy,2012);消极的一面就是可能造成营养的不均衡,期望的环境效益未必能够达到(Vasile Stanescu,2010),模式选择不当还可能造成土地细碎化降低土地生产力,扭曲农产品贸易,滋生地方保护主义,等等。
二、本土膳食主义发展的原因分析
本土膳食主义之所以会产生并得到迅速发展,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环境保护,二是食品安全。
(一)环境保护
推行本土膳食主义有助于减少农产品运输环节的损耗和污染。英国的提姆・郎(Tim Lang)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食物里程”(Food Miles)的概念(Paxton?熏 1994)。所谓的食物里程就是指农产品从农场到食品加工厂,从食品加工厂到物流仓库,从物流仓库到批发商,再从批发商到零售超市的物理距离的总和,即农产品从产地到餐桌的总里程,它包含了农产品供应链整个周期的实际距离。一般来说,食物里程越长,也就意味着消耗的能源越多、排放的二氧化碳越多。如果能够缩短食物里程,就意味着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碳排放,从而有利于保护环境。
(二)食品安全
推行本土膳食主义有助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一方面,本土膳食能保证食品的新鲜营养健康。农产品是有生命的有机物,很多农产品易腐烂变质,随着性质和状态的变化其使用价值也丧失了。为了减少耗损,很多农产品还未成熟就被采摘,经过长途运输待运抵消费地后其口感和营养已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本土膳食的安全可信度更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产品市场已然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消费者越来越关心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相关安全知识也在不断增加。伴随本土膳食的推行,由于近距离原因,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容易收集,本地农业生产全过程都可以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只要政府监管到位,公众信任度自然就高,食品安全可以得到保证。
三、本土膳食主义的发展趋势判断
本土膳食主义的提出至今虽然不到10年的时间,但蔓延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蔓延范围也将越来越广,理由有三:
(一)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
最近几年,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现以及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需求,使得食品安全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2013年1月中旬欧洲“马肉风波”再次让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2013年下半年以来国人又深陷转基因食品之争,食品质量安全再掀波澜。本土膳食主义的发展和普及正好有利于解决食品质量方面的安全问题。
(二)食品安全问题的成因分析
食品安全有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之分:数量安全可以通过增加农产品种养面积、提高劳动生产率、寻找替代品等方式解决;质量安全问题更为复杂。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
1.市场本身失灵。Ccaswell and M0jduszka(2001)、周应恒、霍丽等(2003)、周德翼(2004)、David L. Ortega(2011)等认为食品市场自身存在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先天缺陷,由此引起生产、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消费者的“逆向选择”,最终导致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发生。
2.需求方面,消费者缺乏食品质量安全相关知识。Williamson1992、 Zwart & Mollenkop?穴2000?雪、 徐晓新(2002)、周洁红(2005)等调查研究表明,消费者自身在食品质量安全方面知识的缺乏是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直接原因。
3.供给方面,食品原料、生产和加工存在安全隐患。Hennessy?穴2001?雪、 Weaver 和Hudson?穴2001、Vetter2002?雪、张辉2009?雪、王廷丽(2010)等研究认为,食品安全涉及从原料供应、生产、加工到销售的整个食品供给链,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安全隐患,具体体现在:农业种植养殖业的源头污染,农业生产环境受到污染,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工艺落后,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食品添加剂(比如防腐剂等)的乱用滥用,新原料、新工艺带来的食品安全性如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侯守礼等,2004)。
4.政府现有措施失灵。体现在:食品安全政策不完善,多头监管体制不健全,管理很难适应食品质量安全全程监管的要求,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缺乏有效的质量检验检测机制和质量标准体系。
依据本土膳食主义的原理,由于本土生产本土加工、距离近的原因,供需双方的信息相对较对称和完备,市场失灵和供应方面的隐患可以大大降低,在此基础上,只要消费者不断充实相关知识同时政府加强全过程监管,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终将解决。
(三)本土膳食主义推行的积极意义
本土膳食主义推行有利于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之外,还有诸多好处:
1.缓解农产品物流顽症。农产品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在储运过程中要求有配套的硬件设施,包括专门设立的仓库、输送设备、专用码头、专用运输工具、装卸设备等等;为使农产品的使用价值得到保证,还需采取低温、防潮、烘干、防虫害等一系列技术措施。此外,农产品在跨区运输销售过程中还受到各个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的干扰,由此导致农产品价格不断飙升,这必将影响农产品的最终销售,为降低成本降低价格最后就将负担转嫁给农产品生产者,从而造成“谷贱伤农,菜贱伤农,果贱伤农”现象频出。本土膳食主义的推行可以最大程度降低这些方面的成本费用,将之实实在在地转化为农业生产者的收入。
2.带动当地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塑造维护地方品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很多地方的农业GDP比重在逐年减少,本地消费的农产品外部依存度越来越高,一旦出现比如自然灾害造成交通中断或者政府间关系交恶的情况,势必影响当地民众的基本生活。这一类地区应当顺应本土膳食主义的发展趋势,利用一切可耕种土地大力发展本地农业,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土地利用率,尽力维护“地理标志”品牌。
综上所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出于食品安全的考虑会接受本土膳食理念,继而倒逼生产者顺应潮流回归本土化;另一方面,本土膳食主义契合了当前小城镇发展思路(Catherine Tumber,2009)和绿色经济发展要求(Kathy Rudy,2012),必将引起各地政府的重视和引导推广。因此可以判定:本土膳食主义今后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普及。
关键词:食品安全;安全监管;经验借鉴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供应链的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传导机理与治理结构研究》(编号:13CGL12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供应链视角下我国食品安全预警与监管体系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12YJC630082)
中图分类号:F20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2月28日
2012年12月13日《小康》杂志就“2012年最受公众关注的问题”调查显示:食品安全排名第一,58.7%的公众对食品安全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仅有6.1%的公众感到非常满意,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令人堪忧。因此,借鉴国外食品安全监管经验,对完善我国“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确保我国食品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协作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实施主体,政府监管机构必须有明确的职能分工且相互协作,这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环节。尽管欧美国家食品监管具有不同的特点,但综观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经验,其成功均源于一个关键因素:建立非常健全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且机构之间通力合作,形成功能互补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比如,美国完整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由联邦、州和地区三个子体系构成,其食品安全管理职能由农业部、卫生与人类部和环境保护署等机构共同承担,同时还包括其他民间机构(如KFC使用高含量反式脂肪烹调油的“公众利益科学中心”就是美国著名的民间机构,其促使反式脂肪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并引来监管机构介入),各部门分工明确、相互协调,形成了联邦、州、地方三级监管的食品安全监管网络。欧盟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主要包括健康和消费者保护局以及欧盟食品安全局,健康和消费者保护局负责食品安全法规修订、监督成员国执行并综合评价食品安全质量风险,欧盟食品安全局则主要从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据此为欧盟制定食品安全政策提供依据。日本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一直以厚生劳动省和农林水产省为主要管理部门,为了打破各部门条块分割,加强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统一协调和管理,于2003年7月1日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自此,日本政府有关食品安全的职能分工更加明确,彼此相互合作,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体系。尽管国外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体系千差万别,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模式:多部门分工监管模式、单部门主导监管模式和专设部门独立监管模式。但无论采用那种模式,发达国家基本具备完善的管理机构,且能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协作,确保食品安全。
二、明确的食品安全责任主体
发达国家的监管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充分界定食品安全主体――企业,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督促企业按照法律和相关管理体系规范运行。从欧美国家实践和规定来看,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是食品安全的首要责任人,而政府的职能则是对生产加工企业的行为进行监管。澳大利亚明确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是食品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食品安全主要依靠食品生产企业本身自律。德国法律规定,从事食品、日用品和美容化妆品的生产、批发和零售企业,必须在所在地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进行注册登记,并被列入风险列表。同时,一方面要定期地实行自查和报告制度,对食品安全承担最基本的责任;另一方面要接受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定期检查,食品安全的首要责任是生产者、加工者和经营者的责任,要求企业必须建立严格的内部检查制度,预防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风险,便于实施有效监控,政府通过两种方式对企业实施监管:第一,直接检查和监督企业;第二,通过流通食品监控企业。
三、健全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美国在食品安全方面,具有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这也是美国食品安全程度较高的原因之一,如在农药使用方面,法律除了规定其使用限量外,还从根本上规定食品生产商必须确保所使用农药对消费者无害,即做到食品安全“零风险”。具体表现在:(1)以食品安全法律为基础。既有以食品安全法为基础的综合型法律(如《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和《食品质量保护法》等),又有相当具体的、其辅助作用的配套规定(如《食品添加剂修正案》、《婴儿食品配方法》和《色素添加剂修正案》等);(2)以配套的法律为基础和依据。例如,自1906年以来,美国关于禽畜食品安全检验法规经过了多次重新制(修)订,并相继颁布和出台了《健康肉类法》、《联邦肉类检验法》、《健康禽产品法》、《肉类和家禽管理条例》、《美国肉禽食品检验新法规》等,这些法律法规将作为禽畜食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企业的操作指南,并加强食品安全预警,实行食品采购、生产、销售的无缝连接和全程监管;(3)以食品标签立法为指导。在美国,早在1990年和1994年就分别颁布出台了《营养标签与教育法》和《食品标签法》,明确要求全部预包装和出售的食品必须有统一格式的、强制性的标签。在英国,食品标准局颁布了《食品安全法》,卫生部颁布了《公众健康法》,两部法律成为加强食品生产加工、批发、零售过程监管的主要依据。日本卫生福利部则以《日本食品卫生法》对食品及食品添加剂进行监管,对其生产、使用进行审批,对食品规格、卫生质量、食品生产经营条件和过程、管理食品标签、检验进口食品等。欧盟分三次先后颁布了食品安全基本法,分别是《食品安全绿皮书》(1997年)、《食品安全白皮书》(2000年)和《通用食品法》(2002年),从基本目标到具体的机构框架设计,这三部法律层层递进,且不断完善的法律制(修)订过程和经历,从根本上奠定了欧盟食品安全监管的坚实法律基础,为欧盟实施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了法律保障。
四、无缝的食品安全管理链条
从食品原材料采购、生产、流通、消费,任一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诱发食品风险,导致食品安全事件,综观国外食品安全监管的成功经验,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全方位的食品安全监管手段,构建了集监管机构、食品企业、科研院所、新闻媒体和消费者协同参与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形成了无缝连接、逐级监管、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监管链。在加拿大,食品监督署主要就农业投入品、产地、动植物和食品及包装、药残、标签与加工设施实施等方面监管。在美国,联邦、州和地区三级监管机构从食品原料采集、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售后消费等各个环节对食品安全进行全方位监控,并采用食品专业技术人员进场监督的方式配合监管,对食品加工的各个环节都要监督和检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立体监管网络。在英国,食品标准署从食品产地到市场销售实施全程监测,以确保食品安全。在日本,政府部门为就食品安全设置准入门槛,食品只有通过“重重关卡”的检验后,方能进入销售和消费领域。在法国,农业部下属的食品安全总局负责对农业和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监管,加之政府不断调整和更新食品安全标准和法规,如1998年修订的《消费法》涵盖了食品生产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对产品的标签、生产和分销渠道等进行了严格规定,不仅规范了食品生产企业的卫生环境,而且提出了“从农田到餐桌”全程监管的概念,三方通力合作,构建了严密的安全监管链条。以牛奶为例,从原奶搜集、取样检测、成品奶贮存、销售、运输的每个阶段都必须严格遵守冷藏、消毒和清洁的各项规定,确保奶质安全。
五、严格的食品安全追溯机制
欧盟在2002年首次在食品行业提出了“可追溯”的概念,并通过法律的形式强制执行,其宗旨在于反映食品与食品链的关系。严格的食品安全追溯机制能确保完整记录从原材料采购到食品成品出厂全过程的所有信息,当出现问题时,能快速追溯,锁定食品来源并查出导致食品安全的真正原因。在日本,农产品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作为日本农协管辖的农户,“身份证”主要详细记录果蔬类、肉类及乳制品的生产者、化肥与农药的使用次数、收获与出售日期等信息,如果食品出现安全问题,通过“身份证”号码就可以追溯到相应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销售信息。在德国,通过建立食品问题追踪机制,农民或养殖企业必须详细记录农产品生产、畜牧的养殖全过程,以此作为监管机构对食品实施“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监管和控制的主要依据。以鸡蛋为例,任何机构或个人通过鸡蛋上面的编码均可查出出售鸡蛋的饲养场,若鸡蛋在流通销售中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监管部门或机构便可由此追溯并追究相关企业或人员的责任;又如畜牧产品,在流通中,企业提供者必须对饲料的种类与来源、牲畜病史、兽药使用情况等信息进行详细记录并妥善保管,将牲畜出售到屠宰场必须提供上述详细记录和信息。同样,屠宰场在出售的牲畜肉上也必须标示强制性标识,标识上必须详细记录可追溯号、牲畜出生和养殖地、屠宰场名称等内容,以便追踪每块畜禽肉的来源。在瑞士,政府部门对食品同样实施“从农田到餐桌”的系统管理,联邦政府和卫生局为确保食品安全,严格检查和监督食品生产和流通的各个环节,特别是对食用牲畜,自出生开始就必须实行网上登记注册,成长养殖过程、使用药品也必须在网上详细登记,上述信息必须同时提供联网查询,便于政府实施有效监管和消费者、媒体进行有效监督,例如,在瑞士巴塞尔市,屠宰场可以根据畜、禽耳部悬挂标码查询其养殖全部信息,动物食品在上市前、屠宰后和加工过程中,分别要进行喂养饲料检查、传染病检查和食用添加剂含量检查,以此确保动物食品的绝对安全。此外,无论是屠宰场还是食品加工厂,抑或是商店或在途运输食品,都必须处于冷冻状态,不新鲜的肉绝对不允许上市销售。
六、有效的食品安全防范意识
确保食品安全的最大受益者是社会消费者,他们也是食品的直接使用者和食品安全的体验者。在欧美发达国家,消费者保护团体成为了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力量。因此,国外消费者食品安全防范意识高也是确保国外食品安全的重要经验。从2003年丹麦的消费者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反对反式脂肪酸、迫使相关部门发出限令到2005年美国消费者加入反对反式脂肪酸的行列,再到旧金山的消费者甚至在当地律师的带领下麦当劳未及时改用含反式脂肪酸量较低的食用油,无不表明国外消费者食品安全防范意识。消费者食品安全防范意识主要通过宣传与教育获得,美国农业部、FDA等组织开展公益性食品质量安全技术研究,对消费者开展食品安全方面教育,提供公共信息。在加拿大,由消费者协会牵头,成立了专门的“食品安全教育组织”,并通过互联网定期向消费者提供相关的食品安全知识和信息,以此给消费者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提高了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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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食品质量安全 供应链 管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F274;F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336(2014)10-0044-02
食品供应链涉及食品从田间走向餐桌的整个过程,我们日常消费的瓜果蔬菜、零食饮料等等无不处于复杂的食品供应链中。随着我国从农业大国发展成为经济大国,食品贸易增长迅速,食品供应链进一步延长,食品质量安全供应链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将食品技术管理和组织管理相结合,抓好从源头到整个食品质量安全链条的监督管理,实现供应链各环节的整合,才能保障食品质量安全。
1 加强全程控制系统及可追溯体系的建设
建设全程控制系统需贯穿从食品生产到销售的整个过程,提取消费者关心的供应链环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食品安全信息数据库,食品安全一旦出现问题,便能通过这一体系溯本追远,进而达到从整体上掌控的效果。
以美国为例,在他们的食品外包装上都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就如同产品的身份证明,包含产品的相关信息,包括原料生产地、生产厂家等。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就能通过食品上记载的信息找到问题所在。我国国情决定了我国食品行业存在生产经营者文化程度较低,生产经营单位规模小,数量多、分布散的特点,因此导致了监管难度大。为确保食品安全,在此背景下建立可追溯体系需与基层组织建立紧密联系,要求生产经营单位做好生产记录、运输记录和销售记录,实现农产品生产、流通环节质量安全状况的可监控,逐步形成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的信息网络,消费者可以上网查询相关食品的安全资料。
2 抓好源头监管
农产品种植、养殖的整个过程对食品质量安全产生最直接的影响,是食品供应链的源头所在。随着城市工业化程度、开发力度加大,工业“三废”、城市生活垃圾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土地重金属超标、水源质量恶化,农药、化学激素滥用等现象屡见不鲜。农民严格按照各项农产品质量标准推广是做好农产品源头监管的关键。可通过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等,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建立标准化生产示范区,规范种植、养殖行为,并逐步健全产品原料、农业投入品、生产过程操作等的记录,推进标准化生产和加工。
只有严格按照标准使用农资产品才能保障农产品的安全。一方面要加强农资产品质量的监管,多进村试点,严格农业投入品管理,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指导,提高农民选购和使用农资的水平。另一方面,要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进行快速检测,可在生产面积较大的基地或大型批发市场设立监测点,一旦发现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即刻停止流通。
3 加强对食品供应链各环节进行整合
质量管理是整合供应链所有工作过程与合作主体关联性的系统环节,一项关于影响我国猪肉加工企业绩效的研究也发现,通过强化猪肉链的整合有利于提高企业肉制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具体来说,可通过与上、下游食品企业之间实现纵向或横向合作、联合或合并等途径,建立长效联动机制的横向联合方式,有效控制或解决食品质量链上不确定性因素及其负面影响。
福斯特(Foster)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在供应链快速发展的时代,应该在采购、财务、会计、运营、人力资源、战略、工程等学科中,充分融会质量管理思想,消除组织中存在的质量感知差异,实现质量管理职能在供应链上的完全分配。[1]通过对供应链涉及的各相关学科、国内国际的食品质量安全体系、评判标准等进行整合,可有效控制和降低风险。目前,世界范围内食品质量安全体系名目繁多,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科学整合,才能取得最佳管理效果。
4 坚持社会共治
全球食品供应链是农产品生产资料商、农户或农产品企业、加工商、分销商、零售商及消费者组成的自上而下的供需网络。[2]涉及农业、动物科学、经济学、商业管理、加算机技术、食品科学等诸多专业学科知识。在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地方卫生局的许多部门都雇用流行病学专家、微生物学家、食品检查员以及其他食品科研专家,采取雇用食品检查员、食品科研专家、生物学家等相关人员进工厂,全面监督食品生产的各个环节,构建了覆盖全国的监管体系。
在我国,食品安全供应链安全环节越来越多,安全范围越来越广,食品安全问题复杂,处理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采用地方向中央层层上报的形式,导致了“处理速度慢”,“欺上瞒下”等情况的出现。对此,相关部门应建立健全预警体系,明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等级标准,提高预警和应急能力,并充分发挥电视、网络媒体及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的监督,发挥行业协会的纽带作用,使其做到及时、准确反映食品行业的呼声,为政府开展食品安全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实现“社会共治”。
近年来,消费者更为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与此同时,误传、错传食品安全问题的现象也有所增多,相关部门在鼓励群众积极参与食品质量安全监督工作的同时,还应培养科学的方法和观念,减少外界干扰。消费者辨别产品真伪大都依靠感官和经验,关于科学的鉴别方法了解甚少。“色谱法”是科学的鉴定方法之一,必要时可求助与专业机构,对产品真伪进行鉴定。譬如,国内某享有高知名度的名品折扣平台涉嫌出售假货,有消费者为证实这一猜想,分别从网站和原生产厂家购买了同等数量的产品,之后寻求专业机构帮助,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法对产品进行分离和检测,然后对色谱图进行对比,从而证实了猜想。
由于食品安全涉及的环节和因素很多,单纯依赖公共政策法规解决生产企业的食品安全问题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我们应该不仅从政策法规上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进行监督,还应该从整个行业、整个食品供应链上去落实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使得企业自觉建立健全自身食品安全体系,同时进一步调动消费者、媒体平台等进行公众监督,综合施策,共建良好的食品安全环境。
参考文献
县委、县政府组织召开全县食品安全工作大会,今天。主要任务是回顾总结年全县食品安全工作,安排部署今年工作任务。等下,县长、主任还将作重要讲话,请大家认真领会,抓好落实。下面,先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充分肯定食品安全监管成绩,增强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信心
年,我县以“建设食品安全县”为目标,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防治结合、重在预防”的工作方针,积极开展食品安全整顿,着力构建长效监管机制,不断强化食品安全保障,全县食品安全状况明显好转,全年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1、综合监管合力全面形成。一是各级各部门更加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县委、县政府多次召开食品安全专题会议,制定出台《望城县年度建设食品安全县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研究解决食品安全工作有关问题;县食安委及食安办充分发挥协调指导作用,大力加强综合协调,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扎实推动食品安全工作;各乡镇和食安委成员单位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切实加强本辖区、本系统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管,确保了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二是综合监管责任进一步落实。县、乡、村三级层层签订《食品安全工作责任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明确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许可、谁监督”的原则推进食品安全工作。县食安办大力健全例会制、督查督办制、工作责任制、食品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积极实行平时检查、阶段性督查、年度考查相结合的工作制度,有力地推动了食品安全工作的深入开展。
2、食品安全宣传力度不断加大。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通过“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食品安全法》实施一周年、食品安全知识巡回讲座以及“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等一系列宣传活动和从业人员培训,发放宣传资料、手册、教材10万余份;电视、报刊报道50余篇次,编印简报18期;开展“拒绝垃圾食品,关注食品安全”为主题的有奖征文活动,评出了优秀作品70篇和组织奖5个。通过深入宣传,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显着增强。
3、综合监管措施不断强化。一是预防为主,狠抓源头治理。对全县300多户种植养殖场(户)、498户农资经营户、1279家食品经营户、13家集贸市尝540户餐饮服务户、131个学校食堂和69家食品生产企业进行动态摸底,建立食品生产经营基本情况台账和重点生产经营单位食品安全监管档案;对全县374名农村流动厨师重新进行登记造册和健康检查;积极排查学校周边食品安全隐患,取缔旺旺路棚户违章经营户91家。二是突出重点,整治薄弱环节。在全方位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和示范创建的同时,突出抓好了重点环节和薄弱环节的防控工作。全面加强农村聚餐申报备案与指导工作,累计申报、监管农村集体聚餐761次;加大学校、建筑工地等重点场所食堂的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开展春、秋两季中小学校和夏季建筑工地食堂专项整治,强化了学校、工地食堂的食品安全。三是实施专项整治,落实全程监控。针对我县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实际,紧扣“从农田到餐桌”各个环节,先后出动执法人员600多人次,车辆180多台次,深入开展奶粉、豆制品、酒类、肉类等14项专项治理行动,有力地震慑了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净化了食品生产、加工、流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