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精选(九篇)

第1篇：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

[关键词]历史民族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历史人文地理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十分活跃。而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把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学科。[1]史先生“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直接引发了以后对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的重视及对此项研究工作的展开。之后郭声波先生和安介生先生，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科学性质、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的地域范围与内容划分、研究的基本资料等诸多问题。[2]

在史念海先生提出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基础上，黄盛璋先生首先提出了“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3]对于这一观点，刘锡涛、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表示赞同，并针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推动了该学科理论建设体系的不断完善。[4]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历史地理的讨论方兴未艾，其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并无定论。笔者认为，不管是历史民族地理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其实质并无区别，徐强在《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5]一文中已有论述，故将历史民族地理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没有必要, 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是不妥当的。但按照传统的学科体系划分方法，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也不尽合理，从研究内容来看，历史民族地理不仅研究人文地理现象，而且研究自然地理现象，所以简单的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外，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6]而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更为合理。

所谓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的学科。如果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那么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从古至今，少数民族的分布都呈现出区域性特点，故将其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一、历史民族地理不应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在早期的研究中，历史民族地理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民族的起源、发展、分布与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分析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但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有所扩大，例如朱圣钟先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7]一文，属于历史民族地理范畴，却不属于历史人文地理范畴。经初步整理可将目前的研究分为以下几部分：（1）历史民族地理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讨论、研究对象的确定、历史地理学方法、民族学方法等。（2）民族地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聚落地理等分支。（3）民族地区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气候变迁、历史水文地理、历史动物地理、历史植物地理、历史矿藏地理、历史时期自然灾害情况等。（4）民族地区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包括汉文资料如《蛮书》、《华阳国志》、正史地理志、各类游记、碑刻等，以及少数民族文字资料。

综上，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相当丰富，既包括理论体系的探讨，也包括具体问题的研究。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现象，同时也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现象。故不能将其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二、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学科是不合理的

黄盛璋、李并成、刘锡涛、朱圣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 并主张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但看完几位先生的论文后，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到的历史民族地理学对比, 不难发现二者的研究范围都限于历史时期, 研究对象都是民族实体, 研究内容都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者是基本一致的, 没有明显区别。既然二者没有明显区别, 那么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就没有必要了。

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 黄盛璋先生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他指出：1. 当前各方的需要, 日益要求提到讨论日程上来；2. 重视民族历史地理记载与研究, 是中国学术传统；3. 中国具有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基础。[8]但仅凭这三点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历史地理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得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界定。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丰富，但其不足以构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均属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

再从研究方法来看，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文献分析法：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时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是获取民族历史地理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虽然历代正史地方志对民族地区记载较为简略，但各时期的总志、地方志、笔记、游记等记载了丰富的民族历史地理信息，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民族调查法(或称之为实地考察)：是进行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方法之一。历史民族地理虽说是谈历史上的东西, 但历史是延续的。其次，由于历史久远，许多文献的记载多有出入，这要求从事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民族地区，对民族居住地(包括历史时期的民族居住地和现在民族分布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进行详细的考察，获取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早在建国初期，许多的民族工作者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考察，撰写了大量的民族、民俗调查报告，这些民族调查材料也是从事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9]

各类图表法：地理学家巴朗斯基曾说过:“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 并且应该说它永远是更经济, 更容易了解的语言。地图能使人很容易地了解许多在正文里往往必须用很多篇幅来叙述, 但完全得不到充分效果的东西”。可见, 充分利用图表, 是民族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10]

考古学方法：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使用考古资料，进行直接现场挖掘的情况较少。

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研究民族历史地理学过程中,除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外, 还应采用经济论证法、电子计算机、遥感遥测等新技术手段。这些都会使我国的民族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多样，但这些都借鉴了历史地理学甚至是历史学、民族学的方法，历史民族地理学自身并无特有的研究方法。

三、历史民族地理应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以及与人类关系的科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国内外学者多按其研究内容分为两大类, 即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除此之外, 还有把历史自然与人文地理各要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论著, 比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于希贤主编的《滇池历史地理》, 则属于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

根据李令福观点，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图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11]所谓区域历史地理学是指以特定的地域为对象，揭示该区域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或其总体）的发展与演变。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和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12]由上可知，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内容属于历史区域地理的范畴。

四、小结

总之，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 无论是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没有区别, 因而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下转第26页）（上接第10页）学没有必要,故以历史民族地理学为基础，提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太成熟的。

事实说明,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人文地理现象、也研究自然地理现象,而把历史民族地理单纯的归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就会不尽全面，综合各方面因素，将其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较为合理。

参考文献：

[1]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郭声波.历史民族地理的多学科研究――以彝族历史地理为例.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2007；安介生.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地理第二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4]李并成.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当议.甘肃民族研究，1997(1)；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 1)；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5]徐强.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贵州民族研究，2008(5).

[6]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3).

[7]朱圣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7(3).

[8]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9]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10]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兼谈新疆民族历史地理.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3).

第2篇：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

2010年在星海音乐学院召开的第三届西方音乐学年会,会议主题是跨学科研究,提交会议的一百五十多篇论文,分为学科交叉与跨学科研究,音乐分析与音乐阐释,音乐哲学、音乐美学,跨文化、中西音乐比较,社会学角度,思想史,浪漫主义音乐研究,其他等十个专题。仍然没有讨论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与学科归属的论文。这种情况反映出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而这个问题是学科发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故本文从西方音乐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出发,来讨论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与归属问题,希望能更进一步认清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归属,以利于更好地探讨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

一、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回顾与存在的问题

西方音乐史学传入中国,至今不足一百年的历史,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结合国内学界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四个时期。①史前期,1937年之前,主要成就是愈寄凡的《西洋音乐史纲》,王光祈的《欧洲音乐进化论》。②初期,1937—50年代,王光祈《西洋音乐史纲要》,以及丰子恺、萧友梅、青主、黄自等人的论着。这是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的起步。③60年代与“”时期,主要是张洪岛主编的《欧洲音乐史》。④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有钱仁康、于润洋、李应华、刘经树、沈旋和谷文娴等人等编着的教材,以及重要的译着,如朗多尔米的《西方音乐史》、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第四版、第六版)、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的《简明牛津音乐史》等。可以说,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在我国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快速的繁荣与发展。

由于西方音乐史学受西方学术研究影响很大,中国人在这方面有些“先天不足”,因而西方在学术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会影响到国内的研究。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研究范围狭窄

长期以来,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可以说就是作曲家-作品的研究,而且还仅仅限于最着名的作曲家的最着名的作品。“作品研究取代了历史研究”[1]。最终,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变成了西方着名音乐家的谱系排列,而对作品的研究变成了音乐会或歌剧的节目说明。[2](P13)

(2)研究方法僵化

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长期采用“作家生平—作品分析—创作背景介绍—历史影响”的研究模式,“对音乐作品的形式价值和意义价值的判断与解释成为历史叙述的中心。”[1]对社会历史进程及其与音乐现象之间的关系重视程度不够,从而导致对作品的研究与史学研究脱节。

(3)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与反思滞后

虽然国内学界已经有很多关于研究方法反思的文章,但是对本学科的理论思考还不足,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这是国内外一个普遍的问题。达尔豪斯在《音乐史学原理》的序言中曾写到:“写作此书,是因为与普通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其本身就擅长认识论反思)中令人生畏的理论着述相比,在我自己这个多少有些属于边缘的学科中,理论的缺乏显得不成比例。”[2](P1)王晡也指出:“相形之下,西方的音乐史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始终存在与一般史学在元理论上的差距。因此,直接从一般西方史学中吸取营养,也应该是我们西方音乐史学方法论建设的目标之一。”[3]

(4)学科定位不明确

在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过程中,往往将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分析、作曲技术理论混在一起。尽管跨学科的研究是当前学术发展的趋势,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这种学科定位上的迷茫,导致研究者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从而丧失了西方音乐史学的历史学特性。

上述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学科定位问题。正是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才导致研究方法僵化、研究范围狭窄问题的出现,而且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就不能有针对性地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反思,也影响了对学科理论的构建。

二、西方音乐史学与音乐学的关系

达尔豪斯曾经写到:“所谓音乐学,一般认为主要就是音乐史。”[2](P16)尽管随着音乐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音乐史学在音乐学学科中的重要性还是有所夸大。

音乐学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它的确立开始于德国音乐学家克里桑德(F.Chrysander)在1863年编撰的《音乐学年鉴》,他主张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历史的研究,应该提高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长期采用的那种严肃而精确的标准上来[4](P4)。1885年,阿德勒在《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一文中,明确了音乐学的学科体系,并于1919年在《音乐史的方法》中做了修订,将音乐学学科体系分为历史的音乐学、体系的音乐学、音乐教育学与教授法、音乐学(即后来的比较音乐学)四个大的部分。虽然后来德国学者德列格(H.H.Draeger)、维奥拉(W.Wiora)、斯洛伐克的艾尔舍克(O.Elschek)先后在1955年、1961年和1973年对阿德勒的学科体系做了不同的修订,但音乐史学始终是这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学者在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二分法”和“三分法”两种设想方案。特别是在“三分法”中,将音乐学分成三大部分:(1)“主要与人文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哲学、音乐历史学、音乐形态学、音乐创作学、音乐表演艺术学、音乐批评学;(2) “主要与社会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经济学、音乐教育学;(3)“ 主要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研究”。 包括音乐物理学、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地理学、音乐工艺学、音乐治疗学。[5](P9-14)

其中,音乐史学又包括各种音乐通史、断代史、地域史、国别史、体裁史、乐器史、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古谱学。[4](P12-20)这里一方面表现出音乐史学所具有的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音乐史学只是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音乐史学之外,还有众多的音乐学子学科,它们共同构成了音乐学学科体系,因此,不应夸大音乐史学在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性。

三、西方音乐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定位

历史学理论认为,历史与历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想给历史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历史是活的、开放的,是在发展变化的。按《辞海》的解释,“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通常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可逆、不可再现。而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记录,也被称为历史。按照历史学界的说法,前者是历史I,后者是历史II。[6]二者是两条可以无限接近但是永远不能相交的平行线。

也就是说,历史I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历史II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过程的记录。人类在记录的过程中,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认识与解释,并逐渐形成相关的史学理论,这种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认识与解释,以及相关的史学理论,构成了历史学的主要内容。历史是客观的,而历史学则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历史学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对历史的叙述;二是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三是历史诠释学,即对第二层面的研究与阐发。历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在第二、三层面,特别是第三层面。

关于历史学的学科定位,历来众说纷纭。在古希腊,历史由九位缪斯中的克里奥所掌管,可见古希腊人认为历史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按照当前的学科划分,普遍认为人类的知识系统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类。自认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手段。而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知识,被统称为“人文学科”,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特殊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知识。历史学被划归在人文学科领域,但是历史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历史学界仍然有争议,按照何兆武先生的观点,历史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6]也就是说,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就在于其具有科学性与艺术性两重特性。

历史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学科群,或曰学科体系,这是因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实践活动,而人的实践活动包罗万象,涉及到各个不同的领域。一般按照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来划分为三个学科群:(1)从空间跨度来分,可分为世界史、国别史、地区史;(2)从时间跨度来分,可分为通史与断代史;(3)从人类活动领域,分为各种专门史,如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外交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

通过上述对历史学的学科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音乐史学与历史学的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它是历史学之中的一门专门史,它研究的是历史中的人在音乐领域内的实践活动,或者说,是研究人类音乐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进程。当然,这种专门史又可以按照空间跨度,分为法国音乐史、意大利音乐史、德奥音乐史等;按照时间的跨度又可以分为西方音乐通史和各个时期的断代史,如中世纪音乐史、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史、巴洛克时期音乐史等;也可以按照音乐实践活动的具体领域,分为作曲技术发展史、音乐美学史、钢琴艺术史等等更详细的专门史。

四、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音乐史学是音乐学的子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子学科。历史学的研究,要求在考证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但这一点,在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中做得还很不够。纵观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直到安布罗斯(奥地利,Ambros A.W.1916-1876)的五卷本通史(1862-1882),才摆脱仅仅收集史料的做法的影响,首先采用“精神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对历史史料进行解释,而此后的H.里曼的五卷本《音乐史纲要》(1904),则“力图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去把握音乐历史的发展脉络,表现出一种从风格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学术特点。”[4](P49)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对历史的解释,才是真正的历史学。前者影响到20世纪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后者影响到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西方音乐史学,既是音乐学的子学科,更是历史学的子学科。目前,西方音乐史学主要是在音乐院校开设,那是因为其音乐艺术的技术性要求。但是,现在往往忽视了其历史学的学科属性。[1]作为历史学的子学科,要求我们对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要遵循历史学的学术规范,即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确定历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历史解释。

西方音乐史学在我国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准自己的学科定位。我们可以参看中国音乐史学的学科界定。“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就是系统地收集、客观地评价与历史上发生事件有关的资料,以论证这些事件的因果关系、发展趋势,在对传统音乐的抢救、保存、整理和研究中寻求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特征和基本规律,对其起源、形成、繁荣、发展、演变等问题做出精确的描述和阐释,进而解释现代的音乐活动,促进音乐艺术的发展。”[7](P9)(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主要是在掌握历史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因果关系与发展趋势,总结音乐发展的特征和基本规律,其目的是解释历史中的人的精神活动,并进而促进音乐艺术的发展。对于西方音乐史学来讲,由于学科性质的特殊性,国人收集史料有较大的困难,但是不等于说中国人就无所作为,就不能对西方音乐事件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就不能为音乐艺术的发展贡献力量。而这一点,中国研究西方音乐的人士在认识上还不够明确。究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不明确,没有站在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所以,我们要呼吁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在承认自己是音乐学的子学科的同时,更要承认自己的历史学学科属性,树立历史学的学科意识,遵循历史学的学科要求进行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音乐历史研究的是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原因,而不是仅仅研究作品。西方音乐史,首先是历史,其次才是西方音乐的历史;西方音乐史学,首先是历史学,其次才是西方音乐史学。

参考文献

[1]祁宜婷.为音乐史正名──作为历史学分支的西方音乐史学[J].《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03期

[2](德)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M]. 杨燕迪译.上海音乐学院 出版社,2006.07,

[3]王晡.方法:在实践中开创,在交流中开拓(上、下) [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03、04期

[4]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03,

[5]王耀华,乔建中.音乐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07,

第3篇：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

关键词：研究史；《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11；K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5-000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9AZZ00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KS040）

作者简介：邓伯军(1967-)，男，河北高阳人，法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史又称为历史，其在英语中是History，在法语中是Histoire，都源自于希腊文historia，最早见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是“对过去真实的事情的记录”的意思。在汉语世界，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属皆从史。”[1]（P65）也就是说，从广义上讲，史是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从狭义上讲，史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构成史学的研究对象。史学又称为历史学，“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2](P1)史学之所以是史学，是其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基础上，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征。而史学史则是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阐述史学本身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历史学科。史学史一般包括史料整理、历史编纂、史学思想、史学方法等内容。作为史学编年体体例，研究史是对历史过程中研究的研究。研究史既涉及到史学研究，也涉及到史学史研究，从总体上讲，研究史属于史学的范畴。就“《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后文简称为“《形态》研究史”）而言，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翻译、注释、介绍、阐释、创新的研究；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做出哲学层面的反思；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新任务、新目标和新问题的前瞻。“《形态》研究史”试图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文献把握规律、理论运思规律和实践诠释规律。从根本上讲，是要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研究史的性质和特征

历史只是对过去的史实记录，而史学要研究人们怎样研究历史。就学科性质而言，研究史属于史学的范畴，可以上升为历史哲学，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为人们总结、反思和前瞻历史提供借鉴。因此，研究史不仅有对历史事实陈述的总结性反思，还要有兼指得失、征信求实的史学批评，对历来的研究遗产、研究事件作深入细致的清理和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梳理研究发展的过程和脉络，总结研究发展规律，为研究的发展、完善和创新提出新的任务和目标。

从学科性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二级学科，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是三级学科。“《形态》研究史”无疑是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态》研究史”研究，要深入阐明其研究的各种论著的版本来历、体例归属和解读模式；要深入阐明其研究的各种论著学术观点、历史渊源和社会影响；要深入阐明其研究的各种论著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还要在论从史出的原则基础上，对各个阶段对其研究颇有建树的代表人物、理论观点、重要著作、学术思潮和流派，予以恰如其分的史学评价，既张其功，又指其过，既明其势，又点其憾。也即“《形态》研究史”研究，既要研究其翻译、介绍和传播的外在性历史过程，又要注意其阐释、创新和应用的内在性过程，尤其是要高度关注其研究规律的扬阐发。

与研究史学科性质相联，研究史学科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学术性和政治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历史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特征，要求研究史学科潜心发掘史实，克服浮躁风气，杜绝功利主义，彰明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要求研究史学科以史义补考据之不足，从而杜绝一切史演之学；要求研究史学科通过对历史的清理，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服务于现实的社会实践。学术性和政治性相统一的特征，要求研究史学科的研究，扬弃史料整理学的观念与方法，从其必备的学术良心出发，以不卑、不亢、不猥、不亵的学术勇气，以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为路径，对研究做出恰如其分的学术评价。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要求研究史学科从前人历史研究的资料中，从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历史哲学高度提炼出研究发展的一般规律；要求研究史学科将研究置放于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哲学等广阔的视野加以透视，获得具有实践价值和社会效益的史学研究成果。

就“《形态》研究史”研究而言，其研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特征。在此研究中，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既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其翻译、注释、介绍、阐释、创新、应用的历史过程，又要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强烈的现实性，通过对其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反思和前瞻，提出有益现实生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形态》研究史”研究，还具有学术性和政治性相统一的特征。此研究的确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但并不是脱离现实政治的文牍考证工作，其始终要在现实政治的框架下才能得以运行，因为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经典著作，其范围的阈限、概念的诠释、思想的解读，无不触及当前政治的许多敏感话题，通篇饱蘸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因此，我们要胸怀一颗学人必备的学术良心，从历史事实与发展过程出发，才有可能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从简单的政治辩护进入科学的学术研究层面。“《形态》研究史”研究，还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此研究的理论性，是指面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性质、状况、阶段、结构关系、内在矛盾、外部环境、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和规律等一系列彼此相关的问题所构成的问题体系，并在历史哲学的高度做出回答，以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发展。此研究的实践性是指，面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系列问题域，不是去死记硬背关于问题的历史结论，而是从中悟到对现实实践有什么启示；不是精确重建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话语，而是结合新的语境做出合乎现实的实践诠释。

二、研究史的对象和方法

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对研究历史的研究。研究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涵。其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出发，对史料进行耐心细致的清理考证，厘清历史发展的脉络，澄清隐晦于史实之后的“史义”。其二，要“总结出从古到今的‘研究史’发展规律与特点，研究史学研究的现状、倾向以及发展方向。”[3]（P40）其三，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指导，在学术范围内积极开展兼指得失、恰如其分、健康积极的史学批评，对研究史中的隐恶虚美的浮华之风予以纠偏，辨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性和责任感书写历史。其四，要研究其社会作用的历史发展过程，主要看其研究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研究者是否重视研究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也就是说，研究史不仅要具有历史的品格，而且还要反映史学的时代精神。总之，研究史要有史料学的梳理甄别、辟谬正讹，要有历史编纂学的连点接线、连横合纵，要有史学思想的精神统帅、方向引领，要有史学方法的视角折射、范型诠释。

“《形态》研究史”研究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及其规律。也就是说，是要通过历史考证的方法，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史料进行梳理甄别，厘清《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真实历程；是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尽可能多的史学方法，采纳尽可能广的研究视角，提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是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成败、得失、优劣、经验教训做出兼指得失的史学评论，并以史为鉴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史的理论和方法；是要以研以致用的实践精神，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研究做出实践诠释，以此推动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具体来讲，“《形态》研究史”要研究对其研究的译家、注家、史家、史著、史论、学派、团体等等；要研究对其研究的理论内涵，如其所蕴涵的新哲学世界观，如实践观、生存观、交往观、历史观、异化观、发展观、自由观、价值观、文化观等等；要研究对其研究所运用的新的方法论，如历史哲学方法论、考据学方法论、史学编撰学方法论、史学批评方法论、解释学方法论等等；还要研究包含《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过程，也即研究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根本任务、战略策略、意识形态、统一战线、对外关系等等的实践诠释过程。

对研究史的史学学科定位，决定了其研究方法既要对史学理论及方法做出继承，又不要拘泥于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而要引进新方法、新视角、新思路，开辟出新领域、新课题、新范型，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上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就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继承而言，是要用古代研究史研究的成果滋养当代研究史的成长。在史学理论方面，如关于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关于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史法、史意，关于书法和信史，关于史实采撰，关于史论艺术，关于史文表述，关于史学的社会功能，关于史学批评的标准和史学批评的方法论等，都是宝贵的史学理论遗产。[4]（P285-353）在史学方法方面，“如直书、曲笔、采撰、史法、史意、会通、断代等范畴，都有丰富的含义，需要作深入细致的发掘和阐发。”[5](P14)应该承认，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是史学研究花圃中最瑰丽的花朵，有待于人们对之做深入细致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就新方法、新视角、新思路的引进而言，史学研究要获得重大的发展和突破，就要提倡大胆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丰富、充实和改造，将史学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历史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比如历史考证方法、历史编纂学方法，历史解释学方法、历史批评方法，历史比较学方法等等。史学研究新视角的扩展，可以向史学遗产投射新的光束，再经多棱镜的分解，获得五彩斑斓的历史画卷。譬如，人类学视角、文化学视角、民族学视角、传记学视角等等。史学研究新思路的引进，可以推动历史解释的模式、视域、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上做出超越和创新。新方法、新视角和新思路的引进，使研究史在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中，对新的课题做出新的开拓，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新的范型，从而使研究史研究在更高的层面上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模式。

“《形态》研究史”定位于“史”，就决定了本论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的方法。要在研究中承继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的史学理论书写其研究的历史，尽可能地复原历史之真实发展历程；以不卑、不亢、不猥、不亵的史德精神，尽可能地揭开伪装，昭示历史本来面目；以严肃的史学方法，尽可能地阐明隐晦于史实背后的历史真义。要在研究中以史学评价的优良传统去评判其研究的历史，在信而有征的叙述中，做出一出己见、切中肯綮的史学评价；要在研究中不断引进新方法、新视角、新思路，从而开辟出史学研究新领域，提出研究史研究的新课题，最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范型。因此，“《形态》研究史”是通过史的研究把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去探求当代社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解决，这才是研究的根本目的。

三、研究史的目的和意义

研究史的首要目的是彰新。研究史是通过深入细致的学术发掘、清理、考订、甄别、批评工作，彰明研究发展进程中的创新性成果，使之以较为系统的理性见解实现于社会。史学研究的根本精神是自觉地追求理性认识的真理性和创新性。因此，研究史的“主要任务乃是要总结理性认识逐步深化、日趋真确与形成体系的发展历程，彰明各个历史时期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评析学术事业的社会影响与发展的方向，分析某种可能存在的误区，特别是要清算因盲从、迷信与追逐某种直接利益而伤害学术真理性的倾向。”[6](P2)“《形态》研究史”是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历程的发掘、清理、考订、甄别、批评，彰明代表性的创新性学术论述，贬抑谬论，杜绝随风炒作，以匡正学术风气，更重要的是为后人深入的学术研究提供最新的理论基础。

研究史的学术目的是阐明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规律。通过探索学术研究自身发展规律，不仅可以提高学术研究工作的自觉性，而且有助于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解决和完整学科体系的建构，从而推进研究史学科稳健有序地发展。就学科建设而言，“《形态》研究史”要有新型版本学的视野，通过建立发达的版本比较学，奠定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第一块基石。要有新型文本学的视野，通过文本考据学的路径，建构起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第二块基石。要有新型解释学的视野，从文本解释学角度建构起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第三块基石。要有新型实践论的视野，通过实践诠释学的路径，建构起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第四块基石。也就是通过对以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学术研究的探本、考据、解释、应用的研究中，要从历史的高度，以史的特征、史的脉络、史的架构，找出尚未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指出亟待开发的理论和实践境域，指明应坚持的学术方向，最终找出新的学术生长点。这对于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学科的建立和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研究史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总结治史发展经验，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研究史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研究”发生、发展、完善的经验教训，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和方向。“《形态》研究史”作为对马克思恩格斯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本的翻译、注释、介绍、阐释、创新、应用的历史过程的历史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无疑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起到了特殊的历史作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史研究，对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使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掌握发展规律，明确前进方向，少走弯路陡路，提升实践水平，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

四、研究史的超越和创新

“《形态》研究史”采纳研究史编年体体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著作进行史学考证、史学解读、史学评论、史学实践的系统研究。所谓“研究史体例”，是通过大量的史料钩沉、收集、整理，通过前后因果关系的历史比较，通过对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的纵横思考，来展现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脉络、代表人物、理论观点、重要著作、史学思潮和流派，从而揭示该领域研究史的特殊规律，达到研究研究史的理论与实践之目的。“《形态》研究史”最突出的创新之处是“史”，由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一部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具代表性的专题文本进行研究史研究尚无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由于受《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研究资料的制约，笔者所揭开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理的冰山之一角，相信伴随更多研究者的加盟，通过学者的阐释和揭明，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出离遮蔽状态，从而敞开其对于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

创新，寓于温史之中。创新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吗？不是。创新，只能来自于社会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寓于社会实践的历史之中。人所皆知，新与旧是相互对立的，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温故而知新”吐露出了新与旧的辩证关系。就“《形态》研究史”而言，其创新之处就在于，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著作在中国的译介、注释、解读、创新、应用的历史过程的发掘、清理和考证，在论断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历史认知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超越和创新。实事求是地讲，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每前进一步都包含着艰辛的探索、反复的思考、失误的痛楚甚至鲜血的代价。正是在这历史的探索与耕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地走向了睿智、拥抱了真理，走向了价值、拥抱了德性，走向了成熟、拥抱了文明。

创新，来自论从史出。论从史出、史由证来、证史一致、史论结合是研究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也即研究史研究必须在充分尊重客观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综合、归纳总结、提炼概括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解读和阐释，并且在上升到历史哲学层面得出具有时代性的史学评价。就“《形态》研究史”而言，其创新之处就在于，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题文本在中国研究的历程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本着德、才、学、识的路径，对其做出了兼指得失、恰如其分的史学评价。这种史学评价既继承了传统的直笔征信、敬重伦理、资治经世的史学精神，又不拘泥于传统，使其在批评方法、批评视角、批评主旨、批评风格上，变得新颖而不猎奇，广博而不泛泛，深刻而不尖刻，平实而不清淡。这种史学评价有文本学的视野。消除了传统解释框架对马克思文本的先在性逼迫，通过对第一手文献的真实解读，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创新的逻辑起点。这种史学评价有历史的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和意义，在于经典文本，也在于经典文本的历史注解。单纯地回到经典，不是尊重经典，恰是将经典孤立化，因为，真理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种史学评价有时代的视野：经典的活力在于现实的需要，经典只有直面现实，捕捉时代的根本问题，提出现实的解决方案，这样的哲学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创新，出于多角思维。视角问题是创新的主要问题。人的思维经过岁月的消磨，世故的摧残，逐渐磨去棱角，变得钝化、飘零甚至虚无。保有思维的锐性，克服思维钝化，是一个深刻的文化问题，当然视角的转换对于克服思维的钝化惯性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就“《形态》研究史”而言，其创新之处就在于，对这部专门著作在中国研究的历程进行梳理的过程中，从纵向、横向、顺向、逆向、旁向等各个角度对研究史进行考据、整理、解读和评价，运用抽象思维、比较思维、联想思维、发散思维、综合思维对研究史进行介绍、分析、解读和诠释。“《形态》研究史”是把各种角度的思考化合成对史学研究的历史观，变成全面探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也就是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对其进行深度的理论思考。

创新，贵在实践诠释。史学研究的特征是“以研究过往的社会为起点，而以服务于当今的时代为归宿”。[5](P13)从这个角度讲，史学研究的最突出的创新乃是实践诠释。就“《形态》研究史”而言，其创新之处就在于，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著作在中国译介、考证、整理、解读和诠释，始终置放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历程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每一个阶段，学人们都是从其时代特征、时代要求、时代趋势出发，针对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新方法、新领域，对这部经典文本做出新的考证、新的探索、新的解读，做出服务于时代需求的新判断、新结论、新成就。这就彰显了史学的时代精神。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精神实质，不在于文本，而在于实践。正如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哲学箴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P57)

参考文献：

[1]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 吴泽.史学概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3] 桂遵义.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略论[J].历史教学问题，1985（6）.

[4] 瞿林东.史学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5] 瞿林东.近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J].史学月刊，2003（10）.

[6] 乔治忠.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责任编辑：彭介忠)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search History to the Research of Marxist Classic Texts

――Taking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German Ideology in China as an Example

DENG Bo-jun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Guangxi 541004,China)

Abstract: As a historical chronological style,research history is the research on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The positioning of historiography of research history determines that subjects of research history are historic and realistic,academic and political,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The positioning of subjects of research history determines the historical methods.The positioning of the goal of research history determines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the research.The research history transcends the history itself,which determines the innovation at the level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The application of research history to the research of German Ideology shows good command of the basic law of literature,the basic law of theoretic thinking,and the basic law of practical interpretation,which fundamentally serv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第4篇：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

[关键词]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代，各学科的蓬勃发展丰富着人类文化知识体系，人们无论在时间亦或空间视野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新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观念也仿佛在已近干涸的土壤里得到了新了甘泉，历史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本色一直以来都被思想家们所重视，人们对于历史的敬畏以及渴望从历史中得到启发的愿望使历史学在知识领域一直拥有无法撼动的地位，近代西方观点普遍认为：进步的理论正是被蕴含在历史哲学之中，“相信历史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通往某处，或接近某个事物”“历史学的任务是在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与过程，这是历史学的前提，如果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历史学也就没有其研究对象，如果没有其研究对象，历史学也就没有存在的权利和价值。”

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后，工业化的浪潮冲击着人们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认识，科学的发展改变着人们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人们心理越来越趋向对一个观点的信任即：通过实验所得到的真理，才是可靠的。科学实验以君临天下的气势掌握了一切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理论的发言权：“18世纪，历史思辨发展的标志是拒绝神学的与天意论的解释，而同自然科学家在其对物理世界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与目的一致。”实证这义在这个时候出来主持大局自然是水到渠成。实证主义――19世纪以德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它是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为理论方向的学术理论。它的最早的理论源泉是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其最引人关注的特点即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理论的研究。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做为衡量其理论科学性的标尺，实证主义排斥以目的论作为解释世界的事物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方法，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推崇为唯一一种适合任何研究的方法。只有实验方法才是科学的可靠的方法，实证主义以一种狂热的态度衷情于分析和解释感官经验。实证主义将历史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与传统研究理论一样试图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等。实证主义对历史事实非常重视，力求在史实资料中寻找科学的规律，历史学的研究由此而变得更为严肃和谨慎，也使思想家们更加重视对史料的批判与审查，历史学向自然科学的一步步靠拢。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创始人霍克海默曾经说过“关于人类和社会的各门学科一直试图效法那些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以注重感觉经验以及实验检验为根本，反对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传统研究方法，认为以理性思辨去探究感觉材料是不可靠的方法，正是理性使历史材料的客观性湮没，而真实的科学规律是通过科学的经验研究进而对现象进行的归纳。实证主义并不否认历史和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历史是有一定规律的，自然也一样是有一定规律存在的，它们都是可以以感觉经验为基础去认识，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学的研究是完全符合认识规律的。并且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本质在于确定事实和总结规律而不是思辨的形而上学而，实证主义者坚信只要用足够准确充足的史实资料再加上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得到客观科学的历史。由此可以看出在实证主义者看来，自然科学不仅适应自然科学领域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显然，在实证主义者眼中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即是普遍的的原则和方法。

实证主义并不是指某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也不会去假设人类知识获得的前提，它通常是指人类在对待知识时候的一种特定的评价标准或哲学态度。或者说是人类认识活动的特定规则，因而，实证主义是一种规范的态度。实证主义的原则还区分了在知识体系中哪些是不值得去深入探索的问题或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问题而哪些又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实证主义犯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忽略了历史学研究的独立性特点，将自然科学完全移嫁于历史学使历史学研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仅仅是二者之间简单的类比使历史学无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实证主义史学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英国的巴克尔和法国的泰纳、古朗治等。其理念引起了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兴起。实证主义将历史哲学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有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在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社会科学置身于科学之下，俨然已经成了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具有同等的地位，“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目的就在于理解和解释文化事实和被各集团所实现的社会事实，并且阐述人类行为方式的必然性。”随着经典物理学的可信程度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人们开始用更加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自然科学的概念，逐渐的反实证主义的呼声越来越有力度。

第5篇：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

第一、从学科研究对象区分，经济史学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人类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另一类是以经济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概论(或简称“经济史论”)。

经济史学(习惯上简称“经济史”)这个大类中又可区分为两个小类。一类以研究经济生活演变过程为对象，着重揭示它是怎样演变和引起这种变化的具体因素。在分析方法与叙述方法中，主要使用叙述方法；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结合上，主要遵循历史逻辑。其论著一般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按时序叙述经济生活(或其中的某个方面)变迁的情况与变迁的环境、原因(包括必然的因素与偶然的因素)，从史实中概括出就事而论的结论(论从史出)。总之，它们以时间为经，以史实叙述或具体(时间、地点、表现、数量等等)为特征。另一类是在前一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经济生活演变过程进行理论的分析、概括与抽象，着重揭示它为什么这么演变及其运行机制与规律。在分析方法与叙述方法中，主要使用分析方法；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结合上，土要遵循理论逻辑。其论著一般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按照理论逻辑的框架，运用经济学范畴和历史学范畴，分析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各种因素的内在(本质)联系，或概括出特定空间(国家或地区)、特定时间经济生活演变的特点，或抽象出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学范畴与理论。总之，它们以理论分析和抽象(舍弃了对经济生活演变过程的具体叙述和那些偶然的因素)为特征。此类可称为经济史通论。

经济史学概论研究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叙述方法、理论、历史、学派、相邻学科、分期标准、研究者素质(研究主体)等等。具体地说，严中平的《经济史研究方法十讲》、吴承明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中的经济史论部分，就是属于经济史学概论的。

这样，经济史学科分类的第一、二个层次是：经济史学科。

经济史学概论以经济史学为对象，它不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在经济史学的两个部分中，经济史是经济史通论的基础，是经济史学的主体，也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下面讨论的，主要是有关这个主体部分的方法。

第二、按经济史的内容区分，经济史可以分成许多个类型。

经济史的内容包含时间、空间、经济生活三个要素。以时间言，可以按绝对年代区分，如某年(1842～1948年；1953年)、某个世纪(15世纪；18～19世纪)。可以按相对年代区分，如古代、近代、现代。可以按朝代分，如唐代、宋代。以空间言，可以按地域区分，如世界，欧洲，中国，广东省，无锡县，长江流域，城市、农村。对经济史内容的分类来说，“经济生活”这个要素极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的历史。因而可以从许多方面(角度)对经济生活和经济史进行分类，在每一类中又可以多层次分类。譬如：

1．可以按产业分为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等等。其中的每种产业又可以分为若干行业，其中的每一个行业又可分为若干小行业。

2．可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类。生产力中可以按要素分为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劳动力等。其中，每种要素又可分为若干种，如生产工具既可以按制造原料细分，又可以按使用领域细分。每一类工具又分为若干种。每一类每一种均可有史。一部好的犁史和一部好的织机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史上许多争论不休的难题。

生产关系中可以按经济形态、经济成分、所有制等等分类。其中的每一项中又可区分成若干类，类下还可以分。

3．可以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个再生产过程分类。每一类中又包含多个层次的类别。

与上述1、2、3分类标准并列的，还有多种，诸如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经济手段、经济范畴等等。以经济范畴言，它是反映经济生活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我曾经按照经济范畴查过，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经济范畴所反映的经济生活都有自己的历史。诸如：市场有市场史，货币有货币史，利率有利率史，物价有物价史，如此等等。

在这里有必要提到，有些社会现象，它们的本身并非经济生活，但却与经济生活及其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如人口、等等。于是有生态经济史、人口经济史等等。

不仅不同层次上的经济史会有范围大小的区别，而且同一层次上的经济史也会有范围大小的不同。有的属于宏观，如国民经济史；有的属于微观，如工厂史，公司史等经济组织史。这样，经济史又可分为宏观经济史和微观经济史。

这样，按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区分，经济史的类别虽不是无法计量的，却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经济生活仅是经济史内容三个要素之一。它和其他两个要素(时间、空间)组合出来的经济史类别，又是这个“很大的数目”的若干倍。

种类如此繁多，内含如此复杂的经济史问题，是不可能用一种方法来解决的。常言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于不同的经济史问题，要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要弄清楚中国第一个私人办的工厂出现于何年何地这样的问题，要用考证办法，而且仅仅用考证的方法就可以解决。当研究经济史通论中的问题(诸如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及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时，就无须用考证方法，而必须用抽象方法。就不同的问题要使用不同的方法而言，说“史(此处“史”专指经济史。下同)无定法”，是有道理的。

当我们说“史无定法”时，绝不是说经济史学没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其实，方法问题对经济史的研究太重要了。我们说对不同的问题使用不同的方法，并不否定这些不同方法中有共同的东西。这共同的东西，有的(最高层次的)可能是一个(如唯物辩证法)，有的(低一个层次的或再低一个层次的)可能是几个(如吴承明所举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史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无论是一个还是几个，都说明经济史经济是有一定方法的。此外，经济史研究不仅要遵循本学科特有的方法，还要遵循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譬如，无论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史问题，都要经过选题、收集资料、分辨资料的真伪、从分析资料中弄清研究对象变动的时序等步骤。这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程序也是经济史研究中的“定法”。可见，既要讲“史无定法”，还要讲“史有定法”，而且首先要讲“史有定法”，这才是辩证的，对学科发展有益的。

第三、从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学科的属性看，有经济学科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

历史学和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都分离出了各自的经济史。从而，经济史在产生过程中就出现了两种经济史；作为历史学中专门史之一的经济史和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的经济史。从另一个角度，即把经济史作为统一物看，它是由两个“妈妈”生的。它在以后的发展中始终脱离不了这个母胎的斑痕。

经济史学的这个胎记，直到现在，仍明显地表现在学科的设置上。在中国、美国等国家里，经济系(院、所)中有经济史课程、课题、教学或研究机构，培养经济史硕士、博士；历史系(院、所)中也有经济史课程、课题、教学或研究机构，培养经济史硕士、博士。于是，经济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既有历史系(院、所)培养，获历史学学位的，也有经济系(院、所)培养，获经济学学位的。他们攻读的课程不同，师从的学者各异，研究的课题从属于、服务于不同学科。这样，他们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各有特点和优势。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不同的人，在研究工作中各自扬长避短，沿着自己的思维路线展开探索，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乃是当然之事。例如，从历史学(系、所)出身的，史学理论与历史知识基础好，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进程，知道一些典章制度的变迁，懂得历史文献和史实考证的重要性与方法。他们把经济史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研究经济史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所以他们多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喜欢从引起社会(结构、事件)变化的原因角度选题，善于用顺时序、考证、联系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分析等方法，侧重说明某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状况，经济变迁的社会原因的社会后果。这是他们之所长。从经济学(系、所)出身的，经济理论与部门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好，了解经济的整体结构与运行机制，学了高等数学、统计学、会计学和计算技术。这使他们在研究问题时，喜欢研究国民经济整体或其中某个部分的变化(如供求关系变化、市场发育程度、部门经济史等等)，即从宏观经济角度选题，善于从计量上说明经济的发展状况，设计某种模型，从经济理论上解释经济发展的原因与后果，抽象出经济学理论观点。一般地说，他们不愿意也不擅长对具体的典章制度进行考证。

经济史学的上述历史与现实状况，使经济史研究者或具历史学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或具经济学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并不排除兼有历史学与经济学两个学科长处的学者存在]这使他们在研究工作中，选题各有侧重。即使研究同一个问题，视角与方法也不尽相同，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往往也不一样。就这种情况而言，经济史学界中存在两大学派；历史学中的经济史学派与经济学中的经济史学派。

人们常常把经济史学称为“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当然无可非议。但就上述情况而言，不如称它为“跨学科的学科”更为贴切。跨学科是经济史学的一大特点与优点。这个特点和优点，使它在研究方法上有两个学科而不只是一个学科的方法。因而它在方法上比某些学科丰富多样。这个特点要求经济史工作者不能只用历史学科或经济学科中某一学科的方法，更不能用其中一个学科的方法去代替、排斥另一个学科的方法，不能为经济史研究设计一种只适宜一种学科的方法。相反，它要求在两个学科的经济史之间交流研究方法，并在交流中融合为一种经济史学方法。据报道，美国经济学科的经济史工作者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工作者定期举行会议，交流研究方法。这值得仿效。我希望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两种经济史专业杂志的编辑部，承担起组织这种交流的重任，既组织面对面的讨论，也组织笔谈，各抒己见。

或问：对于经济史学来说，历史学的方法与经济学的方法孰轻孰重?我认为，一般地说，二者都很重要，因为缺一不可。如果能将其融合为一，那就不存在孰轻孰重这个问题。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这个问题中值得探讨的问题有以下两个。

第6篇：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

[关键词]研究模式；马克思主义；史学原则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8-0023-0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成败得失，是准确把握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关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展现出研究方法不断丰富、研究视角愈益多元等新气象。同时，由于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研究的范式和手段各异等原因，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几种价值取向具有明显差异的研究风格。

一、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分歧与三种价值取向的研究实践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几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首先，关于中共党史的学科属性和归属问题，至少存在三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1]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属于历史学科。[2]第三种观点取以上两种认识的中间态度，坚持中共党史既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政治学科，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历史学，它是兼具政治学和历史学特点的特殊学科，是二者的交叉学科，或者说是带有十分浓厚政治色彩的历史学科，以中共中央党校郭德宏教授为代表。[3]

其次，关于中共党史的学科功能和学科价值问题，学者们认为中共党史存在着两个平行的学科功能和价值。一方面表现为意识形态功能、政治宣传教育功能以及为现实服务的直接的使用功能和“求善”功能等，具有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中共党史学科又具有学术功能，认识功能，为现实服务的间接性的基础功能，具有学术价值。[4]

在研究的实践上，中共党史存在着三种不同价值取向的研究范式：

1.政治性的党史研究（或曰官修党史）。这种研究侧重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从现实政治需求的视角反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注重突出在党的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宣传，志在弘扬具有正面宣传效果的会议、事件和决议，专注于对论证现实政治合理性有帮助作用的历史因素的发掘。很显然，所谓的官修党史是与中共党史意识形态功能、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功能、为现实服务的直接的使用功能相对应的。

2.学术性的党史研究（或简称学术党史、民间党史）。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中共党史研究主体的独立意识不断增强，许多致力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们从被动依附现实政治需求转向学术自觉，并且开始尝试着用规范的学科语言系统解读中共党史，逐渐摆脱传统思维方式和消极因素的影响，研究视野不断拓宽，研究的方法不断丰富，一些跨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系统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甚至部分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手段也被应用于中共党史的研究。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大批国内外党史档案、历史资料纷纷解密，使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出现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

3.非政治性亦非学术性的党史研究（或称之为另类党史研究）。在一些党史研究者（或者党史爱好者）中，存在着既不与现实政治需要相一致的政治性党史，也非从学术化层面研究党史的现象，其主要特征是研究态度很不严肃，为了追求观点的标新立异和引人耳目，不顾客观事实，不惜歪曲党史，以戏说，调侃，甚至丑化、妖魔化党史的手段，对党史进行十分随意的“全新”解读。也许是出于对学术性党史研究理论的缺乏，或是对长期以来党史研究政治论断式的报复性排斥，这种既非政治性亦非学术性的另类党史研究，经过网络等开放性大众传媒以及海外媒体的传播，所带来的影响是十分严重和恶劣的，轻则混淆视听，重则会颠覆部分党史领袖人物的历史地位，甚至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稳定。

二、对三种研究实践的认识

尊重历史事实，探索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首要目的。通过学术性的研究，中共党史才能给人以一个全面的、不偏不倚的客观面貌。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历史研究中也可以找到现实政治发展的规律。因此历史官修党史和学术党史的存在都是有道理的。不过，无论政治性党史研究还是学术性党史研究，都存在着某些方面的不足。

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看，官修党史研究注重党史研究的党性原则，在指导思想和相关概念、结论和提法上存在着诸多不足。如官修党史在很长时期里坚持革命史观的写作思路，一部内容翔实、涉及社会发展众多层面的中共党史容易被简单地描述为中国革命史和路线斗争史，出现严重片面化的学术弊病。还有，对不同的人物和事件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或为达到某种宣传效果，从而有意彰显或遮掩部分历史事实，厚此薄彼，不能给人以客观、完整的历史印象。另外，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有些政治性党史研究存在用个别领袖人物的论断和结论去裁剪历史，从而出现以论代史的现象，违背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研究原则。[5]这种现象使一部分读者对有些官修党史书刊，特别是较早时期的党史书籍和刊物产生厌烦情绪，在少数人中，甚至出现严重的逆反心理，即越宣传越不接受，越是你肯定的，我就越不相信，你越是否定的，我就越是认为它是正确的。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学术性党史研究就如何处理好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妥善解决与政治性党史研究之间的张力，是决定中共党史学术化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共党史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能片面追求还原历史上某些史实的原貌，热衷于从微观上对一些历史细节的考察和探源，而忽视它的党性原则。同时，学术性党史研究既不能仅仅侧重于研究范式的调整和研究手段的创新，也不是对传统的研究模式的一味否定。如将现代化范式、社会学范式等引入到党史研究中，为从新的视角认识中共党史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益的平台。但是，传统党史研究中的革命思维是否全盘抛弃，也值得斟酌。

对于党史研究中第三种现象，即既不属于官修党史也不属学术化党史的另类党史，准确地说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首先它没有坚持政治性党史研究的党性原则，其次也毫不具备学术党史的严格的学术水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诚如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周金堂所言，历史不是“面团”，不可随意揉捏，也不可随意编造，滥施斧柯。党史研究无论认可何种价值取向，都要把符合历史真实作为第一要义，信守史德，坚持“慎辩”，不搞“曲笔”，不写“诬史”、“秽史”。不负责任的篡改历史、调侃历史、歪曲历史和伪造历史的做法，必然严重损害历史的严肃性和真实性。[6]对于注重考据、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基本要求的历史研究来说，这种做法是绝不可取的；对于政治性和现实性很强的中共党史而言，更是要不得的。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是中共党史研究健康发展的保证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学术活动的基本要求。因此，要促进中共党史的健康发展，任何研究路径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尤其不可偏离以下几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则：

1.实事求是原则。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之一，也是中共党史研究坚持的首要原则。将实事求是原则贯穿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就是要求研究者从客观、公正和中立的立场出发，将所研究的对象充分地客体化，不是根据研究者自身的兴趣爱好，不被某种已有的结论和研究成果所左右，而是根据历史本来的是非曲直作出符合规律性的描述和评价。坚持实事求是也是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治史原则的基本要求和体现。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学术化党史研究才有生存和深入发展的前提。对于政治教育和宣传价值取向的党史研究，实事求是依然是一条不可丝毫忽略的指导原则，因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使结论、论断建立在可信的事实之上，更好地达到教育和宣传的效果。也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曲解、丑化党史现象的产生。

2.历史主义原则。历史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社会领域的运用，指从某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空背景为出发点全面考察的原则。任何历史事件都不可能凭空产生，围绕着特定的事件，总会有许多推动着它发生发展的主客观因素、直接间接的因素和内外部原因。历史主义的原则曾得到了的大力推崇，他在1942年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将历史主义方法形象地比喻为“古今中外法”，主张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应在充分地占有原始的、可靠、全面得到、准确的材料基础上，注重从纵向联系去研究党史的活动和人物。还要把研究对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从横向联系上进行考察。历史主义原则是对党史领域里长期存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现象的有力驳斥，它为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向深层次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它是进一步繁荣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3.群众史观。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最大成就是坚持历史是人民群众创立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党史研究由于受现实政治中个人崇拜现象的影响，在研究的指导思想上表现出英雄史观的倾向。中共党史似乎成了论证个别领导人如何伟大正确的历史，绝对化甚至神化领袖人物，把领袖描写成十全十美无可挑剔的完人。相反，对于某些犯过一两次错误的人物却极力否定，宁愿放大其不足的方面，而对其正确的一面极力隐蔽，甚至绝口不提。这就是邓伟志教授所说的党史研究中出现的“一错百错”现象。这种做法既违背了党史研究“不虚美”、“不掩恶”的基本要求，也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历史观。党的事业是千千万万党员和群众共同的事业，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可喜的是，当前已有许多学者将研究的兴趣转向了普通党员群众和党的基层组织，这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4.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要不要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如何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回顾中共党史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在“”结束之前，“阶级分析方法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近乎唯一的方法”。而在“”以后，“阶级分析方法在党史研究中很少使用，几近束之高阁”[7]。将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主要甚至是唯一方法，是在方法论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固然不对。同样，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完全抛弃阶级分析方法，恐怕也不可取。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主要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是一部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对于这一部分历史的研究，如果脱离阶级分析的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当然，阶级分析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方法，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时候应该与时俱进，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如对20世纪60年代重新强调的阶级斗争理论并非是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的客观反映，就不适用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存在，特别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阶级分析的方法应该慎用。

5.坚持党性和科学性、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统一。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与学术化、科学化的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立和紧张是不争的事实，而如何减小政治性与学术性研究之间的张力，是促进党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党史研究中的政治性和学术性、党性和科学性其实是辩证统一的。党性或政治性体现了党史研究区别于其他历史的学科特点，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需要，从而对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其它学科不可能有的推动作用。反之，中共党史政治功能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术功能的实现程度，因为“意识形态宣传要有说服力，需要对欲张显和遮蔽的东西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和深刻的了解，而学术研究的客观、准确和深入，能为其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和借鉴”[8]。所以，中共党史研究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统一，不但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在把握党史发展的主线和主题、主流和本质的前提下，推动党史研究学术化深入发展，就能实现“资政”和“育人”的双重效果。

参考文献：

[1]宋俭，丁俊萍.关于中共党史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J].中共党史研究，2008，（3）.

[2]张静如，邹兆辰.中共党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访张静如教授[J].历史教学问题，2004，（2）.

[3][4]周一平，许曾会.2000年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问题研究发展综述[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0，12（1）.

[5]宋学勤.试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价值取向[J].学习与探索，2008，（3）.

[6]周金堂.党员干部学习党史之我见[J].北京党史，2010，（2）.

[7]李贵树，秦国刚.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应该如何使用阶级分析方法[J].中国成人教育，2008.（4）.

第7篇：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

关键词：比较史学；价值；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8-0077-02

一、浅析比较史学

史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和重要领域之一就历史的比较研究，它也是比较史学的基本特征和雏形。早在史学的萌芽阶段，历史的比较研究就开始出现，司马迁曾在《史记》中指出，对历史的研究如果想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应必须通过比较研究，“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近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则指出：“凡天下事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

在西方，随着历史研究的领域更加广泛，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史学家们逐渐在对历史的比较研究之中总结出了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这一独立的学科领域。西方公认的比较史学之父，法国年鉴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其1928 年发表的《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一文中，提出了较系统的比较史学的理论。他认为：“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提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

使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并不等于就是比较史学，比较史学有整套相对完善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所以说，在理解比较史学概念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要掌握比较研究的类型、程序、原则等基本理论问题。比较史学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可比性原则，它是能否正确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关键。可比性的判断是基于对研究对象本质的认识，而非表象的判断。

二、比较史学在研究中的价值

比较史学对于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很大意义，“由于这类比较方法能够更好地对近似点进行严格的分类和论证，就有可能希望得到对事实做出假设少得多而精确程度却高得多的结论。”

第一、有利于通过对各种历史现象的比较研究，察其异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比较史学最主要的功用在于，通过比较考察，探求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发生、发展与消亡的共同之理，探求各种历史现象发生与消亡的特殊规律，并进而探求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普遍规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史实。差异性决定着历史是丰富多彩的。但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往往把历史进程中某种制度、某种思想、某种社会现象等局限于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片面地割裂了各种史实之间的客观联系，难以把握各种史实之间的同异关系。比较史学可以很好的揭示事物间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历史研究中的偏向。侯外庐学派认为，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应当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研究相结合。这启发了我们应当从中国思想和社会这两个维度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和比较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思想和制度方面的联系及其特点，从而提炼出值得继承的精华部分。

第二、有利于深化对历史的研究。

陈国庆教授在《史学与科学》一文中指出，在学术研究中,或许有若干种不同的观点, 但是, 研究者们最起码在史实的判断上不至于发生歧义。从另一个角度讲, 历史研究者不应当以单纯的从事于史实的重建为满足, 历史研究不能停留在史料学的阶段, 而应当在充分掌握史实的基础上, 采用当代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力量与模式分析史料, 进一步解释史实。例如, 将许多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史实进行纵向或横向的比较研究, 以考察分析其异同和关联, 从而对史实作部分或全部的归纳与检讨, 进而从更高层次上衡量该史实在整个历史主流中所发生的意义, 将历史、现实与未来联系在一起。

当代中国史学大体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 但前苏联的一套史学研究体系, 也给中国当代史学的正常发展带来过麻烦。通过中外近代史学的比较研究, 把中国近代史坛不时受西方诸种史学思潮撞击情况及其引起这些撞击的各种社会背景发掘出来, 可以引起青年人作更深入的扣心反思, 通过中外当代史学的比较研究, 把国门打开后, 西方史学方法的大量引进和对当代中国史学变革的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揭示出来。

第三、有利于开阔研究者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根据人们获得知识的来源，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划分为三类，即理论、实践和鉴别的知识。而鉴别的知识是靠比较获得的，比较的长处就在于能认识事物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比较史学的兴起，正是因为它不仅可以推进对事物的深层次的认识，而且还可促使新思想观点的产生，从而扩展研究的视野，甚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杜维运认为,只研究中国史学,倾毕生之力写成的中国史学史也只是地方史,不足以跻身世界史学之林。他 “居于世界渐几于大同的今日,应胸襟广阔,眼光远大,以比较史学的观点,阐述中国史学的出现,成立与发展,同时涉及世界其它地区出现的史学,比较其异同,衡量其得失。如此则中国史学的世界性出现,其价值将弘扬于世界。”

陈国庆教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创新》第二部分——近代专门史研究需要拓宽和深化中指出“对经济史的研究越深入, 人们感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就越多。从目前的学术进展看, 有的学者从宏观角度, 对中国工业化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 有的学者从中外历史比较的视野, 对近代中外经济史进行比较研究。”这启发了我们，我们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历史的史事上，还应将其投放到更广阔的领域中去，与世界历史的背景相结合、比较，这样往往可以获得更多更有价值的结论。

三、比较史学的发展前景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史学学科建设中应当大大提升比较史学的地位。目前根据教育部的学科设置目录，历史学学科门类下设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但纵观这三个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都没有比较史学的位置。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使用两种方法解决：一是在中国史、世界史下分别设置中国比较史学、世界比较史学；二是参考经济学的学科设置，将历史学分为史学理论、中外通史研究与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并在史学理论下设比较史学二级学科。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设置，比较史学本来就是世界范围的比较，如果按第一种方案，中国比较史学的存在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但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本来就不仅仅是世界史研究中所必须的，中国史的研究也应当采纳。但鉴于第一种学科设置不至于对刚刚调整完毕的学科设置再做大的变动，也可以供决策者参考。无论怎样，我们都应当重视比较史学在历史学研究中的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杨豫, 胡成. 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5.

第8篇：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

《旨趣》一文作为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科学化历程中里程碑式的标志性文章，对近代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旨趣》一文也是傅斯年回国初期对史学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思考后所形成的主要成果，属于研究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基本史料。21世纪初，随着国内近代学术史、学科史研究的高涨和傅斯年热的兴起，该文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无独有偶，史学研究中的热点也渗透于高考试题之中，上海2012年高考历史试题中就有一道与此文相关的题目，具体如下：

以下每小题3分，共15分，每一选项的分值可能为0、1、1、3分。选出最佳一项，多选不得分。

34.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指出：“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对于上述观点理解最恰当的是

A.傅斯年突出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B.傅斯年主张在史学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

C.傅斯年认为历史学应该涵盖各种学科

D.傅斯年重史学的客观性而不重史家的主观取向

（评分规则：A.1分，B.1分，C.0分，D.3分）

该题为最佳选择题，即在四个选项中，除错误和最佳两个选项外，还设两个虽有一定正确性，但是又不够准确、深刻、全面或有其他缺陷的选项，此类试题试图更加精确地表现和显示考生的实际水平，提高试题的鉴别力[1]。题目中的材料节选自傅斯年撰写的《旨趣》一文，旨在考查学生的材料阅读和分析能力，以及对史学研究中客观性和主观性相互关系的认识。平心而论，此题题型新颖、贴近学术热点、选材眼光独到，关注史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不失为一道好题。另外，对于教师在讲评试卷时如何引导学生对材料进行整体性理解，此题尤有启发性。

依据题目设问要求，“对于上述观点理解最恰当的是？”首先，C选项比较容易排除，在试题所给的材料中，傅斯年虽然提到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多种学科，但这些学科只是作为研究历史学语言学的工具，并不能由此得出历史学涵盖各种学科的结论。实际上，C选项的结论是由于过度推理而得出的。在剩下的三个选项中，哪一个又是最佳选项，却不易判断，需要深入思考和仔细鉴别。

作为一道考查学生材料阅读和分析能力的题目，试题中提供的材料是解题过程中首要的信息载体，同时也是关键的信息来源。观察试题所示材料中两次出现的省略号可知，材料虽来源于傅斯年的《旨趣》一文，但却经过了命题人的剪裁取舍，最终以单一片段的形式呈现出来。试题中涉及的这些材料，在《旨趣》原文中分别出现在其论述历史学语言学进步与否的三个标准以及文末所提的三个口号中。完整阅读原材料，有助于教师在试卷分析时更好地理解傅斯年的思想，从而指导学生做出最佳选择。原文具体如下（作者对试题中引用的部分以黑体强调）：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2] （p.73）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2] （pp.74～75）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又如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学科的方法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2] （pp.75～76）

……我们高呼：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地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2] （p.82）

在上述材料中，傅斯年所表达的思想依次为：历史学语言学研究要依据直接材料，材料的扩充能推动学问的进步；地理学等自然科学能为历史学研究提供工具；要在历史学语言学研究中去除主观，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成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客观性的学科。

现在再来分析A、B、D三个选项。先看A选项的结论，试题中的材料：“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明确地反映出傅斯年认为史料的扩充对历史学科的未来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的观点。所以，能够得出A选项中的结论。其实，傅斯年在《旨趣》一文的开篇中，即表达了“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做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2] （p.70）的思想，简而言之，即“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傅斯年本人也因此赢得了史料学派“旗手”和“舵手”的大名[3] （p.227）。

那么B选项认为傅斯年主张在史学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有无依据？分析试题中所呈现的材料：“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其虽略去了原文中的前一部分，即“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学科的方法汇集”，但依然可以得出傅斯年主张史学研究中应运用诸如地质学等自然科学方法这一结论。如何理解傅斯年的这一主张？对傅斯年素有研究的学者李泉的观点值得参考：“利用自然科学之工具”研究历史，包含有两层意思：其一，将自然科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史学研究，解决历史问题。其二，将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引入史学领域，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史学方法[4] （pp.162～163）。

最后再看D选项能否成立？试题所引用的材料中有：“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仔细分析材料中所提到的“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学科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不难发现，其研究过程中具有鲜明客观性（在意识之外、不依赖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属性），而研究者个人的情趣、好恶等主观取向对研究工作的影响相对较少。众所周知，在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中，不论研究者属于哪个阶层、带有何种价值取向，但他在研究过程中所依据的材料、采用的方法却带有广泛的普遍性、必须遵循内在的学科规则。傅斯年主张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自然科学一样，实际上即主张历史学语言学的研究工作要遵循自然科学所遵循的法则，即重客观性而不重研究者的主观取向。所以，D选项也能成立。此外，跳出试题所给材料，根据前引《旨趣》一文傅斯年高呼的三条口号，可以明确发现傅斯年的主张，即历史学语言学应远离主观，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同样具备客观性，从而使科学的东方学在中国建立。这进一步印证了“傅斯年重史学的客观性而不重史家的主观取向”这一结论，同时也是《旨趣》一文的主旨所在。

既然三个选项都能成立，哪一个选项才是符合题目要求的最佳选项？这就需要我们对材料进行整体性理解。所谓整体性理解是指在多角度多层次分析理解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全面、准确、深刻的理解。其基本做法为：首先，通读全部材料，依据作者所采用的论证方法对材料进行分层、并逐一概括出各层论述中作者所表达的局部结论；其次，分析每个局部结论的内在联系、从中找出一致性；最后，理清结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中发掘最终指向，实现对材料的全面把握、准确理解，并得出符合材料本意的结论。若只阅读了材料的部分内容，或只抓住某一个方面去分析和解读，即使所得的结论新意迭出，并且能够成立，却也只是局部结论、片面结论，并不能全面完整的反映材料的主旨。

对试题材料作整体性理解，便能看出傅斯年分别从研究过程中依据的材料、采用的方法，以及学科发展方向三个方面来论说自己理想的历史学语言学。首先，在研究依据方面，傅斯年提出了史学研究者要以史料为出发点，尽力剔除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因素，不做超出史料之外的发挥和解释，也就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2] （p.79）其次，在方法采用上，傅斯年表达了研究者在史学研究中要严格遵循科学方法的思想，一方面要将自然科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史学研究，促进历史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要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史学领域，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从而增加史学的客观性，减少史学的主观性。最终，傅斯年提出，在史学发展方向上，要让历史学具备自然科学的特征——重客观性轻主观性，成为具有科学性的学科。总体来看，傅斯年的整个论述过程，都是紧扣史学研究中“应该重客观性而轻史家的主观取向”的这一核心观点来展开，三个论证层次在这一观点具有一致性。在逻辑上，论证的三个层次呈现出层层递进、逐步深入的关系，最终落脚于史学研究中“应该重客观性而轻史家的主观取向”这一归宿点。在A、B、D三个能够成立的选项中，只有D选项比较全面、准确、深刻地反映试题材料蕴含的思想，同时也充分地体现了对材料的整体性理解。与D选项相较，A、B两个选项仅是由依据材料或采用方法等单一层次形成的结论，没有全面利用题目所呈现的材料，也没有深入挖掘不同层次的内在关系，最终没有实现对材料的整体性理解，故而形成的结论缺乏深刻性和全面性。

古人虽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却须知，身处其中的所见所得并非庐山全貌。如何识得庐山真面目？须要跳出庐山，置身山外更高山，进行整体把握，全面审视。这种方法，用在材料分析理解中，就是整体性理解。而2012年上海高考第34题正是一道注重对材料的整体性理解能力的考查的题目。

【作者简介】焦鹏，男，1979年生，中学二级教师，西安市西光中学历史教师，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聂幼犁.最佳选择题要按常规出牌（上）[J].历史教学，2012（5）.

[2]傅斯年.出入史门[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第9篇：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注：

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984年再版。

②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院士文库”丛书，1994年。

③Robert E. Dickinson,The Makers of Geography,England:Frederick A.Praeger,(1969).

④Alfred Hettner,Die Geographie:Ihre Geschichte,Ihr Wesen Und Iher Methhoden,Ferdinand Hirt in Breslau,(1927);又（德）A·赫特纳、王兰生译《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1—172页。

⑤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Photo-Lithoprint Reproduction,Edwards Brothers,Lnc.,(1964),PP.184-5.188.［按R．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一著最早于1939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Annals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第29卷第3、第4两期上全文连载。此后于1946年单独出版；1949、1951、1956、1958年再版了四版；1961、1964年又由科学出版公司(The Science Pressprinting company)修订了两版。］

⑥"What is Historical Geography?"in Geography,Vol.17.(1932),39-43.

⑦H.C.Darby(Ed.),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AD 18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6).

⑧W.Gordon East,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London:methuen,(1935,1943,1948,1950,1956,1962,1966,1967);The Geography Behind History,Thomas Nelson & Sons Ltd.,(1938,1965,1967,1994).

⑨Carl o. Saure,"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

【关 键 词】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No. 1,(1941).

⑩Ralph H.Brown,Mirror for Americans:Likeness of the Eastern Seaboard,1810,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43);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Harourt,Brace and Company,Inc.(1948);又有秦士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初版“内部读物”，1990年2月再版。

①①Derwent Whittlesey,Environment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History,Century-Crofts,Lnc.(1949).

①②阙维民：《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期，227—240。

①③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历史地理学四论》，第138页；原载《新建设》第2卷、第11期，1950年。

①④原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73—80。

①⑤为庆祝北京大学建校80周年的五四科学讨论会地理系分会上的报告，原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9年第1期。

①⑥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1—5。

①⑦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106—110。

①⑧John Radford,"Editorial",i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Vol.16,No.1,(1990),PP. 1-2.

①⑨　③⑩A.H.Clark & J. Patten"Editorial"i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1 (1975).

②⑩谭其骧“序”，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7页。

②②如《法国历史地理》(Xavier De Planhol & Paul Claval,GeographieHistorique de la France,Paris:Librairie Artheme Fayard,1988)一著，1994年成为“剑桥历史地理研究”丛书的第21种Xavier De Planhol & Paul Claval,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France,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②③Weimin Que,"Historical Geography in China"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1,4 (1995),361-370.

②④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6页。

②⑤笔者认为“交叉研究”与“边缘研究”一旦成为学科，则应统称为“综合学科”。

②⑥Carl o. Sauer,"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Annals of the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 (1941),17-20.

②⑦谭其骧先生曾经“在80年代几次学术会议上既提出过历史地理工作者应重视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意见，也曾做过两次有关历史人文地理的报告”。（谭其骧《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1—202）。

②⑧V.I.Vernadsky,"The Biosphere and the Noosphere" American Science ,33 (1945),1-12.

②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