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精选(九篇)

第1篇：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四大区域；变异系数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已经得到社会的关注和研究。伴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区域经济差异的不断扩大，不仅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也关系到我国社会和政治的稳定[1]。怎样才能有效缩短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异，和促进社会快速发展，需要总结比较比较以往学者研究理论和方法，同时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区域经济之间差异，能够促进区域协调快速发展。

1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试图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中所伴随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从空间尺度划分我国大大经济区域，即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自2005年起，统计对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分组方法是：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省市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本文主要从人均GDP为测量指标，采用当年价格来分析我国大大经济区与整体区域进行分析，比较经济差异。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省份进行了区域差异分析，有学者分析蔡P和都阳把全国总体差异分解为三大地带内和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认为 1978-1999年间，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很大，但呈下降趋势；中部地区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很小，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对总体差距的贡献微不足道，均呈下降趋势；东中西部之间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非常大，趋于明显提高[2]。1999-2008年间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发生了绝对收敛，且三大地带经济增长以大约 9.4的速度收敛[3]。张馨之等通过比较1990-2004年人均GDP增长速度的Moran散点图和LISA聚集图，认为东部沿海地区与其他区域的经济差距呈扩大趋势[4]。区域经济相对差异在不同的区域层次上的变化过程不尽相同[5]。本文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来评价区域间经济差异，选择2008-2013年为分析时段，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 研究方法与差异分析

2.1研究方法

区域经济差异分为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绝对差异是区域经济指标之间的偏离程度，本文采用的是离差，它是指每一个地理数据与平均值的差，代表着每一个地理数据与平均值的离散程度。离差可表示为：

（i1，2，…，n） （1）

式中 代表平均值。

描述和分析区域相对差距的方法很多，常见的有基尼系数、变差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和加权离均差系数，这些方法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因此，其结论大同小异[6]。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方法，它表示了地理数据的相对变化（波动）程度，方法简洁，结论直接明显。其中变异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2）

式中S代表样本标准差。

2.2差异分析

通过前面介绍，我们知道变异系数测度的是地理数据分布的相对差异[6]。下面本文分析中国四大区域与中国大陆各省份的人均GDP数据的变异系数曲线图。如图1所示：

由结果分析，中国四大区域人均GDP的变异系数都在中国大陆省份之下，从总体来看，四大区域差异变化不大，其中东部与中部地区基本持衡，基本上变异系数都是在0.3至0.4之间，但是要比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的人均GDP差异大，二者影响因素是不同的，这表明中部地区于目前政府政策有密切关系，政府鼓励开发集中投资，经济快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在进入9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在全国各地全方位展开，沿海省份的一些特殊优惠政策减小或者取消，沿海地带与西部内陆地带之间体制差异减小；而东北部地区在数据显示来看，人均GDP差异变化最小，变异系数都在0.2以下，这表明东北地区是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力水平下降；同时显示四大区域的经济差距有缩小趋势。

3结论

根据以上结论研究表明，在2008-2013年之间中国四大区域的人均GDP差异变化的趋势不大，与此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有下降的趋势，在2008年变异系数达到0.57，在2013年变异系数变化到0.43。但是之前学者都在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区域差异变化是逐渐拉大的，与研究结果显示的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目前是在缓慢降低的有所不同。引起经济差异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经济因素、区域环境因素，社会体制等等，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需要利用多种方法进行验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吴爱芝，杨开忠，李国平.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的研究综述[J].经济地理，2011（5）：31.

[2]蔡P，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J].经济研究.2000（10）：30-37.

[3]李冀，严汉平.平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演进趋势分析[J].经济问题，2010（12）：14-18.

[4]张馨之，何江.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空间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2）：35-39.

[5]刘树成，李强，薛天栋.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141-165.

第2篇：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范文

1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甘肃省87个县（区）为研究对象。选取1991年-2009年各县（区）GDP和人口作为基础数据和测度指标。基础数据来源于1992年-2010年甘肃统计年鉴。所需县域位置坐标和县域行政边界数据取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1:4000000数据库。其中合作1998年设市，为方便比较，在此之前采用夏河县数据。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标准差作为区域经济绝对差异测度指标，加权变异系数、泰尔指数作为相对差异的测度指标，GeobalMoran’sI、LocalMoran’sI分别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的测度指标。1）标准差S标准差是衡量区域绝对差异的一个常用指标。公式为：2)加权变异系数Cv考虑到人口规模的影响，此处加权变异系数是变异系数用人口加权得到，是衡量区域相对差异的一个常用指标。公式为：(2)式中：jp为j县域的人口，p为甘肃省的总人口，其余指标同公式（1）。3)泰尔指数Theil泰尔指数或称泰尔熵指数可把总体差异划分成地带内差异与地带间差异，以便比较地带内差异和地带间差异分别对总体差异的影响和贡献，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总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泰尔指数等于地带内泰尔指数(WT)与地带间泰尔指数（BT）之和，地带内泰尔指数（WT）又等于各地带内泰尔指数（iT）的加权和。公式为：(3)式中：T为泰尔指数，m为分界的区域个数；iy为第i个经济区的人均GDP总量，ijy为第i个经济区中j县的人均GDP；ip为第i个经济区的人口，ijp为第i个经济区中j县的人口；其余指标同公式（1）。4)EDSA方法EDSA方法是一系列空间分析方法和技术的集合，为事物或现象的空间自相关测度提供了有效工具，主要分为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两种，均在空间计量经济学软件Geoda的支持下完成。对GlobalMoran’sI选择9999次空间排列，判断显著性水平，并对LocalMoran’sI，采用95%的置信水平检测，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县域以LISA分布图显示。

①全局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GeobalMoran’sI）常用的测度指标是Moran’sI统计量，反映了空间邻接或空间邻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可进一步探索整个区域空间自相关性的变化趋势。公式为：(4)式中：ix为县域人均GDP，x为整个经济区人均GDP的均值，ijw为空间矩阵。Moran指数I的取值在[-1,1]之间，小于0表示县域与其相邻县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呈现负相关；等于0，表示县域与相邻县域之间相互独立，呈现空间不相关；大于0表示形似考察变量的县域在空间上集聚，呈现正相关，其值越接近1，县域空间相关性越显著，集聚性越强。

②局部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采用的测度指标为LocalMoran’sI，其重要意义为从局部出发衡量相邻区域之间自相关性。公式为：

结果分析

1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间特征

1)总体差异呈现扩大趋势如图1所示，标准差逐年上升，从1991年的893上升到2009年的19723，升幅达到21倍。加权变异系数波动上升，1991年-2009年升幅高达54.5%，呈平稳上升（1991年-1993年）—波动下降（1993年-1994年）—波动上升（1994年-2007年）—波动下降（2007年-2009年）。泰尔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前期与加权变异系数的波动相似，先升后降，均在1994年下降到观测期的最低点，后期稳步上升，1991年-2009总上升幅度为83.3%。总体而言，甘肃省县域经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呈现扩大趋势，区域经济发展越来越发散。2)总体差异的分解分析参考甘肃省区域发展规划分区，将经济总体差异（T）分解为陇中经济区内部差异（1WT）、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2WT）、陇东经济区内部差异（3WT）、陇南经济区内部差异(4WT)、南部民族地区内部差异（5WT）和区间差异（BT），以进而分析各种内部差异和区间差异对甘肃省总体差异的贡献。从图2所示，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和区域间差异与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化趋势一致，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的变化过程；陇东、陇南经济区内部差异变化幅度不大；而陇中、南部民族经济区内部差异总体上呈缩小的趋势。由表1可知，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是甘肃省总体差异的最主要的贡献者，且贡献率有不断增大的趋势，2009年高达66.89%；其次是区域间差异，最少的年份也占了30.06%；陇中、南部民族经济区内部差异贡献率都不大；陇东、陇南经济区内部差异，受人口因素的影响，人均GDP的比重均小于人口的比重，所以对区域差异的贡献率为负值，表明其对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扩大起到了抑制作用，其中陇东经济区由2005年开始转变为正值，成为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又一正贡献者。综合来看，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和区域间差异是甘肃县域经济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

2经济发展水平局域空间异质性特征

全局空间自相关只能反映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性，以Moran散点图和LISA为测度指标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则能反映局部空间异质性(图4、图5)。Moran散点图以笛卡尔直角坐标系为表现形式，横纵坐标分别为各单元经标准化处理后的属性值、标准化后的空间连接矩阵所决定相邻单元属性值的平均值。由4图可知，甘肃省县域和相邻县域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关系4种类型被分别分“H-H”（第一象限）、“L-H”（第二象限）、“L-L”（第三象限）、“H-L”（第四象限）4个性质不同的象限。其中“H-H”表示县域自身与相邻县域经济水平均较高，即为通常所说的热点区；“L-H”表示县域自身经济水平较低，而相邻县域经济水平较高；“L-L”表示县域自身和相邻县域经济水平均比较低，即为通常所说的盲点区；“H-L”表示县域自身经济水平较高，而相邻县域经济水平较低。

从Moran散点图中4种类型县域数量及其变化可以看出，H-H类型和L-L类型的县域数量最多，且分别较为集中、年际变化不大，表明了自1991年以来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出现明显的二元结构。其中H-H型县域数量由1991年的17个降到2009年的16个，降幅为5.8%，说明了发达地区的极化作用较大，对周围地区经济带动作用很小，县域之间差异越来越大，与3.2.1的分析结果相吻合。L-L型县域从51降到47，降幅为7.8%，说明了自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以来，经济落后的地区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L-H型县域数量由1991年的12上升到2009年的15个，所占比例相应上升3.5%，H-L型县域数量也上升1个，落入这两个类型的县域与相邻县域存在较强的空间负相关，即异质性突出，表明在甘肃省总体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内部县域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均衡。由Moran散点图4种类型中县域分布可知，H-H热点区分布的县域主要集中在河西经济区和兰州市及周围县区，且在1997年以后都没有大的变化，2009年兰州市及周围县区虽作为热点区，但是大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了热点区中河西经济区经济扩散作用比较明显，而兰州市经济发展处于相对孤立状态，对周边县区的带动作用很小；L-L型盲点区主要分布在陇南和南部民族地区部分地区，县域数量有先增大后缩小的趋势；L-H类型区分布较为分散，主要分布在地级市区的周边，因受周围经济发达县区经济极化作用的影响，经济发展瓶颈未能得到突破。

由Moran散点图4种类型中县域分布变化可知，年际变化比较活跃的县区主要集中在河西、陇中、陇南经济区，其中敦煌市、肃北县、肃南县自1993年后转为H-H型，这主要得益于河西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步伐加快；永登县在1997年由H-H型沦为L-H型，这主要由于工业化初期作为甘肃省省会城市的兰州市区，行政、科技、投资环境、基础设施等均优于其他地区，永登县的资源条件不断向兰州市区流动，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负面影响。陇南市的武都区和两当县由于汶川大地震的影响，基础设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因而在2008年沦为L-L型。

区域经济差异成因分析

1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成因分析

甘肃省地域狭长，地貌类型多样，地域分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基础和增长方式。近年来，以兰州为核心的陇中经济区逐渐发展为全省乃至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科教、商贸物流、区域金融和交通通讯中心，成为支撑西陇海兰新经济带以及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河西地区成为国家重要新能源、冶金和石化基地，以及丝绸之路黄金旅游沿线极具影响的旅游胜地和甘肃省特色农产品加工、外来资源落地加工基地。陇东地区依靠能源化工产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逐渐向着区域性的工业化地区发展。陇南以有色金属加工业、历史文化旅游业、农产品加工业为主要产业，市场化程度低，尚未形成区域经济的规模。南部民族地区传统畜牧业比较发达，而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总量小。总的来说，在自然条件、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基础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5大经济区之间差异成为了甘肃省县域经济整体差异的重要贡献者。

改革开放以来，河西经济区经济发展迅速，逐渐成为甘肃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但河西经济区的武威市一直没有进入H-H热点区，导致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居高不下。2009年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贡献率达66.89%，成为甘肃省总体差异的最主要的贡献者。一方面是受自然条件限制，武威市天祝县全部，古浪县大部，凉州区少部都属于山区，自然资源匮乏，耕地比重小，自然经济成分浓厚，商品经济不发达，工商企业发展先天不足，各县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河西热点区差距比较大，成为了河西经济区的凹陷地区。另一方面是河西经济区的嘉峪关市、敦煌市、玉门市、金昌市经济发展水平高，但其极化作用远大于扩散作用，不但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势头不明显，反而集聚了周边地区的资源、劳动力、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削弱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

2县域经济发展空间二元结构成因分析

1）自然条件

河西走廊土地资源、光热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其中嘉峪关市、敦煌市、玉门市、金昌市、阿克塞县依托旅游、矿产资源，经济发展迅速；张掖农业经济较为发达，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5大蔬菜瓜果生产基地和甘肃省肉蛋奶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兰州市是甘肃省省会城市，区位优势明显，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密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所以河西经济区和兰州市是历年来H-H型热点区主要分布区域。而L-L型盲点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沟壑区、陇南山区和甘南高寒地区，陇南、陇中和南部民族地区土地资源缺乏，自然灾害频发，而且受地形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经济发展以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为主，生产技术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落后。区位因素影响下的H-H型、L-L型县域分布集中，且两种类型县域数量占总数的72%，区位因素是形成经济差异明显的空间二元结构的最初因子。

2）产业结构

河西经济区的县域以能源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较高，乡镇企业发展势头较好，加之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因此河西经济区大部分县域属于H-H型热点区。陇南和南部民族地区受资源限制，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多半是靠天吃饭，其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乡镇企业规模较小而且发展缓慢，丰富的农业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加工利用，市场化水平低，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发展，因此陇南和南部民族地区大部分县域属于L-L型盲点区。产业结构影响下的H-H型和L-L型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产业结构是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二元结构的重要因子。

结束语

利用EDSA与传统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1991年~2009年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分析的结论如下：

1）在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间特征方面，以标准差为测度的甘肃省县域经济绝对差异不断扩大，以加权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为测度的相对差异变化趋势一致，经历了先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波动上升过程。

2）从5大经济区内部差异变动和对县域经济总体差异的贡献来看，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和区域间差异与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化趋势一致，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的变化过程；陇东、陇南经济区内部差异变化幅度不大；而陇中、南部民族经济区内部差异总体上呈缩小的趋势。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和区域间差异是甘肃县域经济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这主要跟河西经济区内的热点区经济发展极化作用大于其扩散作用以及5大经济区之间自然条件、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基础的差异有关。

3）在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空间特征方面，经济发达县域和落后的县域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县域在空间上集聚性增强，H-H型和L-L型的县域数量最多，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区域差异二元结构明显。从两种类型县域的分布情况来看，H-H型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好的河西经济区和兰州市周边县区，L-L型盲点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沟壑区、陇南山区和甘南高寒地区。

第3篇：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范文

在以往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研究中，存在着“集体”(collectives)的意义指向模糊的问题(陈玲丽，金盛华，刘文，黄甜，2013)。虽然社会群体(so-cialgroups)是集体主义的内核，但是在集体主义理论和测量实践中很少有研究者去关注“集体”的内涵。Oyserman等(2002)对以往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问卷内容编码的结果发现集体主义的核心是“对内群体的责任和义务”。Brewer和Chen(2007)通过内容分析认为绝大多数文章没有把泛集体—这一集体主义术语中的目标囊括在内，相反测量的主要目标是关系集体(内群体)。陈玲丽、金盛华、刘文和孙丽(2013)通过国内学者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概念的内容分析，发现国内学者主要是指向“大集体”，且在“大集体”的内涵上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以模糊集体为主，泛集体和模糊集体混杂在一起。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所认同的集体主义概念中“集体”的意义指向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西方学者在中国人是否集体主义的问题上持截然相反的观点。此外，多数学者认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倾向是和具体情境有关的，随具体情境中参照对象(ref-erencetarget)的不同而改变。Hui和Triandis(1986)首次提出了集体主义是个多维的、与具体参照对象相关的观点。一个人在面对关系中的人时可能很集体主义，而面对其他人时却不尽然(Hui，1988)。而后一些研究者也认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倾向依赖于对象(内群体还是外群体)、情境和具体行为(Tri-andis，2001;Triandisetal．，1988)，是种类似于人格特质和具体参照对象的混合体(Realo，Koido，Ceule-mans，＆Allik，2002;Realo，Allik，＆Vadi，1997)，是种文化症候群或社会模式，有内外群体之分(Oyser-manetal．，2002)，在不同的内群体中表现不同(Rhee，Uleman，＆Lee，1996)。一些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者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承认，集体主义的概念或许可以通过关系依存这个术语来界定:比如Kim(1994)区分了集体主义的形式:泛集体主义(“un-differentiated”collectivism)和关系集体主义(“rela-tional”collectivism)。综上所述，学者对集体主义概念中“集体”指向的认识上存在模糊性和不一致性:国外学者指向关系群体，国内学者指向泛群体;且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随具体情境中参照对象的不同而改变。因此要比较中西方被试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上的可能差异，需要区分参照对象。本文着眼于区分参照对象的视角探讨中西方被试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上可能的差异及具体表现，将参照对象区分为亲密关系群体、一般关系群体和泛群体。并且首次尝试性地把“自己”设为参照对象之一，以期深入、细致地考察被试在“自己”与其他三个参照对象的权衡中所表现出的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上的可能差异，剥离出以往问卷中存在的“项目和参照对象混淆的效应”，深入揭示中西方被试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上的可能差异。

2研究方法

2．1研究工具

中英文版自编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问卷，共19题，每个项目要针对四个参照对象(自己、亲密关系群体、一般关系群体、泛群体)分别进行作答，即有四个分问卷。每个分问卷都有两个维度:行为理念和价值选择。问卷采用Likert式6级评分。中文版四个分问卷的Cronbachα系数在0．91～0．95之间，各维度Cronbachα系数在0．83～0．92之间。该问卷信度和效度良好。马洛—克罗恩社会赞许性量表(Crowne＆Mar-lowe，1960;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英文版的Cronbachα系数为0．88，一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89。

2．2研究对象

中国被试的数据收集采用传统的纸质问卷调查和网络版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共有有效数据453份(纸版问卷有效率为93．6%，网络版问卷有效率为94%):其中男性171人，女性275人(性别信息缺失7人)。学生样本的年龄范围为13岁到28岁(M=19．91，SD=1．89)，成人样本的年龄范围为18岁到45岁(M=26．82，SD=5．69)。西方被试有效数据共180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某大学就读的留学生。采用个别施测，发出问卷40份，回收问卷32份(回收率80%)。男18人，女13人(性别信息缺失1人)。年龄范围为20岁到39岁(M=25．97，SD=4．41)。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范围从1个月到4年。另一部分是加拿大某大学的学生。采用团体施测，发出问卷148份，回收问卷148份(回收率100%)。男46人，女102人。年龄范围为17岁到25岁(M=19．43，SD=3．21)，其中有1人54岁。

2．3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问卷的翻译和内容效度的检验:将自编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问卷(19题)经过中译英、仔细推敲形成英文版问卷，再经过英译中、比较、讨论、修改和请有跨文化研究经验的研究者把关和检查，最终确定英文版问卷。施测过程:对国内留学生采用个别施测，填答完毕送签字笔一支。国外样本采用团体施测，填答完毕后，被试获得1个学分。数据处理:采用Epidata3．1软件进行数据的双录，录入完后导出为Spss分析文件。处理方法为:用Spss15．0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协方差分析。

3结果与分析

对中西方被试的社会赞许性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中国被试(17．07)的社会赞许性得分显著高于西方被试(13．93)，t=6．79，p＜0．001，Co-hen’sd值为0．61。

3．1中西方被试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上的差异

对中西方被试在4个分问卷上的总分差异，以社会赞许性为协变量，分别进行协方差分析。未将社会赞许性作为协变量时，当参照对象是“自己”时，西方被试得分显著高于中国被试，t=－2．50，df=620，p=0．013，Cohen’sd值为0．22;把社会赞许性作为协变量后，当参照对象是“自己”时，中西方被试没有显著差异;并且中西方被试在“自己”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的结果，受协变量社会赞许性的影响显著。从表1还可以看出，将社会赞许性作为协变量后，当参照对象是一般关系群体时，中西方被试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中西方被试在一般关系群体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的结果，受协变量社会赞许性的影响显著。当参照对象是亲密关系群体、泛群体时，中国被试的得分显著高于西方被试，但是效应值并不高(分别为0．03和0．04);并且当参照对象是泛群体时，中国被试得分显著高于西方被试的结果，受协变量社会赞许性的影响显著。

3．2中西方被试在四个参照对象上的差异

中西方被试在四个参照对象上得分的描述统计如下:中国被试在“自己”分问卷上得分的均值为95．00，标准差为11．32，西方被试在“自己”分问卷上得分的均值为97．46，标准差为10．24;中国被试在亲密关系群体分问卷上得分的均值为96．95，标准差为9．93，西方被试在亲密关系群体分问卷上得分的均值为93．07，标准差为9．73;中国被试在一般关系群体分问卷上得分的均值为68．83，标准差为14．03，西方被试在一般关系群体分问卷上得分的均值为67．94，标准差为15．40;中国被试在泛群体分问卷上得分的均值为56．02，标准差为17．25，西方被试在泛群体分问卷上得分的均值为47．20，标准差为15．09。对中西方被试在四个参照对象上的差异，以社会赞许性为协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参照对象对因变量的影响力强度达到0．33，而中西方之间差异虽然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水平，但在真实世界中的强度并不大，仅为0．02。以条件筛选进行单纯主要效果比较(吴明隆，2000)，结果如下:中国被试在不同参照对象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亲密关系群体的总分最高，“自己”总分排第二，一般关系群体总分排第三，泛群体总分排最后，且两两之间差异显著。西方被试在不同参照对象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自己”的总分最高，亲密关系群体总分排第二，一般关系群体总分排第三，泛群体总分排最后，且两两之间差异显著。

4讨论

效果量是指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力程度。统计检验虽可决定自变量的统计意义，但是却无法说明自变量效果在实务上的意义与价值。此时，即需根据效果量来反映自变量效果在真实世界的强度意义，亦即一种实务显著性或临床显著性的指标(邱皓政，2013)。中西方被试社会赞许性的独立样本t检验的Cohen’sd值为0．61，处于0．30～0．50的区间内，表明效应值在中等水平，意味着中西方被试在社会赞许性上的显著差异具有实务上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对中西方被试在其他变量上的差异检验需要以社会赞许性为协变量。当参照对象是“自己”时，未将社会赞许性作为协变量时，西方被试的个体主义得分显著高于中国被试，但是其效应值(Cohen’sd值)仅为0．22，表明自变量效果的统计意义在真实世界中的强度并不大，还未达到实务显著性水平。把社会赞许性作为协变量后，中西方被试在个体主义上没有显著差异，与前面得到的效应值低的结果是吻合的。但是，中西方被试在“自己”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的结果，受协变量社会赞许性的影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西方人是个体主义占主导，它与学者的观点也是一致的。许烺光(2002)认为，美式作风是凡事靠自己。美国的立国精神就是彻底的个人主义，彻底个人主义最基本的要件就是自我依赖。世界上大部分社会中的人大概都能自给自足，个人能够照顾自己在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但美国的彻底个人主义是指:一个人不仅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自给自足，还要奋力拼命的去争取。一个人应该经常告诉他自己和别人，他的命运是自己掌握的，不需要别人帮助。“笑的时候全世界跟着你笑，哭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哭。”中国被试在面对“自己”这个参照对象做评定时，容易受社会赞许性因素的影响;在剥离了社会赞许性因素后，中国被试也是个体主义的。当参照对象是亲密关系群体时，中国被试的集体主义显著高于西方被试的结果，在真实世界中的强度并不大，还未达到实务显著性水平。也就是说，当参照对象是亲密关系群体时，中西方被试的差异并不明显。这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98)具有一致性:中国社会是“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杨国枢(2004)概括说“以自我作为界定亲疏关系的起点或参考点，是人类学家常用的办法。”另外，与杨中芳(2001b)对中国人人己观的解读“以扩大界限的‘自己’为中心”也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然而，当参照对象是泛群体时，中国被试的集体主义显著高于西方被试的结果，在真实世界中的强度并不大，还未达到实务显著性水平。也就是说，当参照对象是泛群体时，中西方被试的差异并不明显。这与以往学者的观点也是一致的，比如集体主义者有强烈的内外群体之分(Triandisetal．，1988;Trian-disetal．，1990)。中国人的家族主义主要限于自己的家族，应是一种“内团体的集体主义”(杨国枢，2004)，而不是一种“普遍性的集体主义”(Schwartz，1990)。本文结果同时也表明，中国被试在泛群体分问卷上的得分显著高于西方被试的结果，受协变量社会赞许性的影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中国人在社会主义意识导向的长期、正面地教化下，在看到本文自编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问卷指导语中对“泛群体”的界定时，可能强烈地启动了经社会教化而积淀下来的浮于表面的“共同的成员身份”意识，尤其可能强烈地激发、启动了“国家”意识，就类似于陆洛教授对中国人自我的概括一样(陆洛，2003):“中国人的自我并非行为的指针，而是‘道德人’在行为考量中应尽力克服的‘我执’”;因此，这时中国人在问卷得分上的结果表现出来的可能仅仅是种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社会参照的，价值取向才是一个人行为的最终指导力量)，而非源于其内化的价值取向。或者，依Yuki等(2005)的偏激观点来看，中国人注重与泛群体的联结，可能是种策略，这种策略通过维持这种联结关系而使得个体自身利益最大化。“中国人外表所显现的行为，事实上可能并非是反映，却是应对文化导向及要求的结果(杨中芳，2001c)。”对四个参照对象上的差异进行混合实验设计的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参照对象对因变量的影响力强度达到0．33，远大于0．138的标准，属于高效应值。而中西方之间差异虽然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水平，但在真实世界中的强度并不大，仅为0．02，属于低效应值。这说明参照对象上的差异，比文化差异的强度要明显;文化对被试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反应是有影响，但远不及参照对象的区分所造成的影响那么强烈。以条件筛选进行单纯主要效果比较结果表明，在进行四个参照对象的权衡时，中国被试最重视亲密关系群体，其次是“自己”，再次是一般关系群体，最后才是泛群体;西方被试最重视“自己”且趋向于将亲密关系群体和自己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再次是一般关系群体，最后才是泛群体。因此本文认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差异随着参照对象的不同，其表现也有所不同;从人际距离由亲到疏，集体主义表现越来越弱，个体主义表现越来越强。基于此结果本文尝试做出这样的推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实质是种人际距离的反映;随着人际距离的增大人们越倾向于表现出个体主义。

5结论

第4篇：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范文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背景；价值观；差异

近些年，伴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问题引起了社会越来越广泛地关注。众所周知，价值观寓于人的思想当中，并影响着人的具体行为。价值观不同，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选择也会有所不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具有很大的差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在现实中，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差异容易激发矛盾，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处于对立甚至是剑拨弩张的状态。这种现状，严重背离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的研究，以缓和国与国之间的紧张态势，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发展。基于此，本文以中国与西方为研究对象，对其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问题作了详细地阐述。

1.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的主要表现

在现实中，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对其进行系统地分析和研究，有助于我们形成对相关问题的正确认识，既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为此，本文对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表现作了如下概括：

1.1行为模式差异

众所周知，思维模式决定行为模式。思维模式不同，行为模式也会有所不同。在中国，人们提倡“三思而后行”，做事谨慎小心，考虑问题细心周到，对人要以诚相待。而且，中国人将有野心视为一种不可取的行为。而与此不同，西方人将有野心视为一种积极的行为模式。在西方，孩子从小就接受自信与自立教育，使人们养成了“进攻”意识，这种意识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果断、直接、有野心。

1.2家庭观念差异

在现实中，中西方的家庭观念差异很大。而且，这种差异表现地特别明显。在中国，人们特别重视亲情，自觉地遵守三纲五常。对待父母，人们要孝敬，尽量做到百依百顺；对待兄弟姐妹，人们要同心协力，互帮互助，共同克服一切困难。在中国的家庭中，亲情的氛围异常浓厚，家庭成员之间缺少隐私。此外，中国人对待客人，视如家人，讲究一团和气。

而在西方国家，家庭观念就稍显淡薄。在西方人的眼中，家是一个私人领域，各自卧室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出入。而且，在西方家庭里，长辈与晚辈间可直呼其名。再有，西方家庭的孩子成年以后，就会搬出去自己住，过独立自主的生活。此外，在西方，亲人的概念划分地较为明确，有的家庭在就餐时还会各自付款。

1.3人际关系差异

在不同的民族文化的影响下，中西方的人际关系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特别重感情；而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更重视实际。具体而言，在中国，儒家思想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较大。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中国人提倡“仁”与“礼”。其中，“仁”是指做人的基本标准，向人们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而“礼”阐述了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在规范人的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仁”与“礼”的有机结合，实现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和谐。进一步讲，“仁”主张尊尊亲亲的人际关系。而且，受封建思维的长期影响，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特别重视社会与情感因素，“长幼有序”与“朋友有信”是他们一贯奉行的人际关系原则。

受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西方人还养成了自由、独立、直率、冒险的民族性格。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西方人提倡人人平等。即使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可以为追求平等而进行竞争。与此同时，西方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去过多地考虑情感因素。与中国相比，他们更加注重公事公办。在处理问题上，即使双方存在亲属与朋友关系，也可以不讲任何情面。在物质分配的问题上，他们秉承公平与公正的原则，不会因为一些特殊关系而偏袒一方。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在这里，我们只是以中国为参照物，相比中国而言，他们的人际关系更加单纯而已。绝大多数西方人不会拿“人情”去交易，去谋求各种不正当的利益。在西方，他们也爱好交友，对人热情大方，为人处世上重视礼数。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辩证地看，考虑问题要全面。

1.4语言表达差异

语言表达是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的重要表现形式。这里所说的语言表达，主要包括口语表达与书面表达两个方面。首先，在口语表达方面，中国人显得既含蓄又排外，而西方人却表现地直接与简单。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思想观念差异导致的。在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而儒家思想又以“礼”与“仁”著称。在此影响下，中国人口语表达就表现的谦虚而谨慎。而在西方，人们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更大，再加上自身果断与直爽的文化特性，使得他们的口语表达显得开门见山。例如，同样是获得别人的赞扬，中国人会说“哪里！哪里！”，而西方人却说“非常感谢！”这充分说明，直接与含蓄是中西方口语表达的最明显差异。

而在书面表达方面，汉语非常重视用词，强调用词的严谨与含蓄。而相对来说，汉语对句式的要求就显得比较宽松。与此不同，西方语言特别重视句式，强调以形统意。此外，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喜欢从整体上把握事物。而汉语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与模糊性，这正是这种习惯在语言上的表现。同时，汉语讲究隐性连贯，在造句上少用甚至不用连词。这说明，与西方语言的以形统意不同，汉语注重以神统形。而在西方，人们却喜欢从个体上把握事物。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实现认识与理解事物的目的。以英语为例，它强调句子的结构。一个句子只有符合主谓结构，才能满足句子的基本结构要求。我们通常所说的简单句，就是只有主谓语的句子。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复合句，是在主谓结构的基础上添加一些附属结构，如连词、介词、副词等等。与英语不同，汉语有些时候可以省略某个主语或谓语。即使如此，它也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1.5知识获取方式差异

在知识获取方式方面，中西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通过观察事物，在观察中发现事物的联系与区别，进而形成较为系统的认识。也就是说，中国人是通过演绎的方式来获取知识的。

而对西方人来说，他们将事物看成个体，通过对个体联系与区别的分析，实现认识事物的目的。换句话说，西方人是通过分析的方式来获取知识的。此外，在认识过程中，中国人注重整体观察、审美情趣、直观经验。而且，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与伸缩性。而西方人在认知过程中更强调理性，其思维方式则具有直线性分析的特点。总之，演绎与分析是中西方在知识获取方式方面最显著的区别。

2.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的成因分析

国与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这是毋容置疑的事实。但是，这种现实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经济、历史发展与思维方式是三项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不同的国家，这三项因素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

社会经济因素。在现实中，社会经济发展不仅带来物质条件的改善，而且也引起了文化观念的变化。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方社会经济还远远落后于中国，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尤其是在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中国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文化成就，并形成了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开始加强文化统治，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统治工具。长此以往，人们逐渐变得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思想文化出现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的局面。而与此不同，经过工业改革的洗礼，中西方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这种差距还越拉越大。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的影响下，西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发生了质的飞跃和发展。而中国长期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外来侵略带来的文化腐蚀，使得中国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呈现出严重的落后态势。由此可见，中西方社会经济的差异，是造成中西方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历史发展因素。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对中国来说，它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尤其是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例如，中国人尊崇尊老爱幼，强调安分守己，重视个人身份。在这种文化底蕴的影响下，中国形成了一些特定的价值观念，并得以传承与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与三次工业革命的洗礼，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高，思想也得到了极大地解放。在这种历史发展的影响下，它们形成了倡导自由平等与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念。可见，中西方历史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是造成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思维方式因素。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思维方式不是凭空产生的，而要受到民族哲学基础的影响。在中国，儒学、道学与佛学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地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具有持续性，在短时间内很难消除或者根本无法消除。从这三种哲学思想的角度看，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非常重视悟性。在此影响下，中国人在处理问题上显得比较含蓄，需要经过思考才能真正领悟他的本意。而与此截然相反，西方人在处理问题上却显得比较直接，其要表达的意思也是通俗易懂。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奉行亚里士多德严密的形式逻辑以及弥漫欧洲的理性主义。特别是理性主义，其注重形式论证，对西方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总之，思维方式是形成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不可忽视的因素。

3.结束语

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总体而言，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差异巨大。中国讲求“利他”精神，注重群体意识；而西方却讲求“利己”思维，重视个体意识。出现这些差异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经济因素、历史发展因素、思维方式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了尽量避免国与国之间不必要的文化冲突，我们必须对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的表现、成因、研究对策等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易顶强，艾超.中西方宪法文化的价值观差异比较—以近现代中国的立宪运动为视角[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8（03）.

［2］周义龙.中西方人格特征差异成因的文化背景分析[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02）.

［3］陈静.从冲突走向融合：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方价值观[J].新疆大学学报，2004（07）.

第5篇：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范文

关键词： 跨文化 国际商务 东西方文化差异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国际商务交际既是一种经济往来，也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商务活动处在一个多元的跨文化环境中，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差异导致国际商务交往中的文化交际失误。东西方商务交际中的文化冲突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越来越显示出对多元文化理解的必要性。国际商务活动中跨文化意识直接决定着经济效益。如果一个跨国企业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那么就不仅需要掌握高超的经济和技术手段，而且需要深刻了解对象国的文化。所以，一个现代企业在国际社会的成功，不仅是经济的成功，而且是跨文化交往的成功。只有认识并重视这些文化差异才能在涉外的商务活动中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二、国际商务中的东西方文化差异

跨文化商务活动中使用的语言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文化差异是文化误解和文化冲突的原因。因此，涉外企业必须重视对跨文化商务往来中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研究，才能成功地进行国际商务活动。跨文化商务交际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例如，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取向、语言、社会规范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他们在编码过程、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等众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会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跨文化国际商务交际中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了解文化间的差异是国际商务交际成功的关键。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其在国际商务交际中的体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跨文化商务交际中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东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典型特征。受“主客体统一”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往往强调以人为本，注重主体意识。表现在语言上，“汉语多用‘人称’主语，句式多倾向于‘主动’句式”（张思洁、张柏然，1996）。例如一则外贸函电中文报盘：“我们须申明，丝绒的需求殷切，而现货有限，该盘有效期仅限一周。”汉语使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比较多，这反映出中国人的交际和关注对象更多集中在“我”和“你”之间。

西方思维模式起源于西方机械综合论宇宙观。（赵征军，2002）西方人注重客观事物和现象对人的作用和影响，反映在语言上，以英语为典型代表，英语“倾向于多用‘非人称’主语，句式多倾向于‘被动’，‘主动’句式并重”（张思洁、张柏然，1996）。例如：The goods were promised to be delivered within a week，and we have been put to considerable inconvenience through the long delay.英语第三人称的使用频率比汉语要高，多用被动语态。用了被动语态，把信息的焦点集中在实际存在的问题之上，刻意隐去责任方，给对方一点面子。这是商务文化沟通的一种语用策略。给对方面子目的是为了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得到对方的支持与合作。

在国际商务文化中，无论是商务信函写作，还是商务洽谈，人称和语态的选择一定要考虑对象国思维方式的差异并一定要遵循礼貌原则。

2.跨文化商务交际中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

在跨文化商务交际过程中，由于价值观的不同往往发生冲突。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不同的文化之间自然会产生差异，商务活动中影响跨文化交际的东西方价值观念差异包括群体依存和个体自主，这一价值观念的差异是最主要的差异。

例如，对称赞的反应是基于谈话者共同的文化价值。如果谈话者之间的文化价值不同或者一方的文化价值不能被另一方所接受，那么称赞就不会达到目的。西方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这应该受到重视，而中国人更看重集体的利益。所以，中国人对称赞所作的反应通常是不突出自己，中国人视谦虚为传统美德，卑己尊人；而西方人往往接受别人对自己的称赞，把它当作对自己成就的一种承认。再如，在商业谈判中如果西方人说：“Please stop in at any time，we can have a dinner sometime，I will call you.”（欢迎你随时光临，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吃顿饭，我再打电话给你。）千万不要以为是向你发出邀请，这只是一种结束谈话的信号，比直接说出结束语更为婉转、得体、效果更佳。西方人的真正邀请一般包括明确的内容、地点和时间。

总之，西方人的自我观具有相对独立性。西方人在交际中注重个人隐私和独立，强调个性。而中国人的自我观没有相对稳定独立性，总是把自我放在适当的社会关系中才会有意义，才会变得完整，注重集体荣誉感，强调群体。

三、总结

世界不同文化群体既有人类所共有的思维规律，也有在自己文化氛围中形成的具有各自特色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对方也用与自己同样的方式思维，从而导致交际难以顺利进行。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各个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差异共存才是根本，是基础。林语堂指出：“确实，要想尝试去了解一个不同文化的异邦，特别是中国这样与其他国家差别如此之大的异邦，往往不是凡人所能胜任的。这种工作需宽广博爱的情怀。……他必须像感觉自己心脏的跳动一样去感觉事物，用心灵的视觉去观察事物。此外，它必须摆脱一切自己的潜意识思维的影响，一切从小养成的观念意识和成年时代的所得的深刻印象……只有秉此超脱与淳朴的心地，一个人才能真正理解一个异族的文化。”所以，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我们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窦卫霖.国际商务交往中的语言文化差异研究［J］.上海大学学报，1999.

第6篇：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范文

关键词：财政努力度；财力差异；预期财政收入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05-0063-05

一、地区间财力差异与财政努力度

(一)研究地区间财政努力度差异的意义

我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而且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城乡差异、区域不平衡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矛盾日益尖锐。新一届中央政府适时提出了建设我国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和地区间财力差异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拟对地区间财力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财政努力度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

地区间财力差异过大是大部分转轨经济国家所共同面对的一个课题。国外一些学者对这些国家财力差异的现状及形成机制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Slukhai对俄罗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三国的财力差异现状进行分析，并结合三国各自的财政体制提出了如何通过财政平衡机制对这种差异进行治理。Mclure，CharlesE．，Jr则对俄罗斯的税权分配和财政联邦主义进行了分析，发现俄罗斯的地区间财力差异也是很大的，并指出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各地区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如石油)分布不均造成的，并在可预见的将来会一直存在。Bert Hofman and Susana CordeiroGurra对东南亚几个国家与中国的财力差异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后发现，中国、印尼、菲律宾和越南四个国家目前的地区间财力差异都很大。虽然转移支付制度起到了一定的稳定和弥补作用，但经平衡后的差异还是相当大的。他们提出了三种可能的途径解决问题：信息管理制度的完善；转移支付构成的合理化；中央政府作用的充分发挥。JamesEdwinKee通过比较中国和巴西的政府间财政状况，为如何平衡政府间财政不平衡提供了政策建议。我国分税制后地区间财力差异一直呈扩大态势，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如蔡方、孙文祥以天津市为例，对天津各区县的财力差异与分配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刘亮、葛乃旭等在对我国地区间财力差异现状描述的基础上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如何完善提出了政策建议。

由上可知，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某一国家的地区间财力差异问题时，一般都侧重于分析财力差异与包括转移支付制度在内的财税体制的关系。这种研究为如何直接治理过大的差异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但需要指出的是，影响地区间财力差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也有在经济总量既定条件下财政努力度的因素，还有包括转移支付制度在内的财税体制性因素。研究地区间财政努力度的差异对正确认识地区间财力差异的形成原因及其治理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正确把握财政努力度内涵

在进行财政努力度的实证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明确财政努力度这一概念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现实中各地区财政收入的筹集虽主要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但同时受到当地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甚至当地政府维护当地经济利益的主观影响。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所筹集财政收入的数量差异可能较大。在这里，我们笼统地把除经济发展水平外的其它所有因素对某一地区财政收入的影响称为“财政努力度”。但无论是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评估，还是地方政府主观意愿对财政收入筹集的影响都很难从数量上进行度量。不同测度方法对同一对象的分析很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事实上，各国已有的对财政努力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如Lots and MorssThorn等。Bahl所提出的财政努力度巧妙地运用预期财政收入这一概念替代了其它因素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即：

财政努力度：实际财政收入／预期财政收入(1)其中，预期财政收入是按照下面的计量模型计算得出：

在模型中，REV表示各个地区的财政收入，GDP为每一地区特定年份的国内生产总值。T1，T2，…Tn表示特定年份，为虚拟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一般来讲，回归方程中的系数代表了样本中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平均水平。当REV和GDP都以对数形式出现时，β1则代表了全国各地区财政收入变化对GDP变化的弹性。即从全国平均水平看，GDP每变化1％，引起REV变化β1％。β1，β2，β3…βn+1表示各年度随时间变化的其它或不可测因素对各地区财政收入的影响程度。经回归，得出β0，β1，β2，…βn+1等系数值后，将每个地区特定年度的GDP值代入式(2)，即可得出其预期财政收入的自然对数值。然后经函数还原后，最后得出每个地区的预期财政收入。

考察式(2)可以发现，在计算每一地区特定年度的预期财政收入时，依据的仍然是该地区的实际GDP值，只不过假设该地区按照全国平均的“努力度” (即β1)来筹集财政收入，并考虑时间因素的变化。因此预期财政收入也可称为标准财政收入。每一地区实际财政收入变化对GDP变化的弹性可能大于β1，也可能小于β1，财政努力度就衡量了实际财政收入与预期财政收入之间的相对差异。由此可知，财政努力度表示的是每一地区某一年度在GDP总量既定条件下筹集财政收入的效率差异。影响财政努力度大小的因素可能有：

1．地区市场化程度和整体经济效益

在这里，可以把市场化程度进行全面的理解。即某一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可能意味着该地区的经济货币化程度、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优化程度越高，要素、产品市场和市场中介组织市场发育越健全，法律制度越完善，筹集财政收入的效率相对越高；反之越低。如从产业结构角度看，第一产业投资的增加可能提高GDP水平，但因为第一产业一般不作为主要税源，因此财政收入的GDP弹性可能就会减小。从整体经济效益角度考察，如地区内的重复建

设项目可能会暂时提高该地区GDP水平，但过度竞争导致的效益低下却可能阻碍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2．税收征管部门征税积极性

在经济总量既定基础上，征管部门积极性的提高无疑会提高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但这种积极性受行政领导及短期政策性因素影响较大，地方政府对当地税收征管的可能干预(如主观上增加或减少税收收入)一般通过影响征管部门的征收积极性实现。

3．税收征管效率

税收征收效率的提高无疑会提高某一地区的财政努力度而使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加快。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也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征管角度看，它受到征管人员的素质、征管物质手段及课税对象分布特征等的影响；从纳税人角度看，又受到纳税人纳税意识和社会税收文化的深刻影响；从社会环境角度看，交易手段、财务法律制度及信用制度等都对征管效率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我国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具有相对的征管优势，这可能对财政努力度的地区差异造成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Bahl所提出的财政努力度概念并不等同于税收征管效率，前者的概念范畴要大于后者，当然前者受到后者的重要影响。虽然财政努力度概念中没有具体分析征管成本，但其所研究的对财政收入影响因素的范围要大于仅仅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分析。使用财政努力度这―指标可能更便于科学分析地区间的财力差异。

二、我国税制改革后地区间财政努力度差异

每一地区的财政努力度依据式(1)计算，预期财政收入则根据式(2)确定，地区以省区(直辖市、自治区)为单位。本文主要分析分税制改革以来各省区之间的财政努力度差异，但由于地方政府1994年及以后获得的税收返还量以1993年实际数为基数确定，导致1993年底很多地方政府虚增财政收入，因此1993年各省区的财政收入不具可比性。1994年为分税制实施的第一年，改革所形成的地区间财力分配效应还不太稳定，因此本文分析的样本起止时间为1995－2004年。样本数据来源于1995--2005年各期的《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式(2)OLS回归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看出，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Rβ2值很高，且Durbin-Watson值显示不存在序列相关。从全国总体情况看，REV对GDP变化的弹性很高，即地方GDP每变化1％，可能引起地方财政收人增加0．99％。因为1996、1997年距离1995年较近，这两年的系数值较小，且不显著，说明了起初两年GDP总量对REV的影响基本没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但1998年及以后的时间系数还是在5％水平上非常显著的，且系数值较大，说明从较长期看，GDP总量的增长对REV的影响程度是增强的。

通过表1所列结果算出各省区预期财政收入后，然后依据式(1)容易得出各省区各年度的财政努力度。

计算结果表明，北京、上海、广东和天津等沿海地区的财政努力度排在最前列，而浙江、江苏和山东三省经济发展水平虽排在全国前列，但其财政努力度指标排名却较后。云南、贵州虽属西部地区，而财政努力度指标排在前列。其它的中西部地区则排名中部或尾部。这一现象说明了影响各省区财政努力度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而且每一因素在每一省区对财政努力度的影响可能也有很大差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应该具有市场化程度高、经济效益好和征管的优势，但其征收积极性相对于其它地区不一定很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可能迫于财政支出增长的压力大于其它地区，其征收积极性反而较高。

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各省区财政努力度整体上是否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按照空间上相互毗邻、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等原则，将全国划分为四大区域，各区域的财政努力度统计指标见表2。从表2第二列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财政努力度要明显高于其它地区。这主要由东部地区的税源基础较好和征管手段先进所形成的征管优势等因素决定。税源基础好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是指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程度高和企业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增值能力较强，另一方面则指优越的投资环境和区位优势吸引高质量投资所形成的特殊经济形态为财政收入增加所带来的好处。如总部经济模式下的总部企业在某个区域中心城市的聚集，会对该区域产生很大的税收贡献效应。作为世界经济的新亮点，总部经济也成为我国一些地方发展区域经济的新思路，而我国的总部企业主要落户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东部发达地区。东部地区的征管优势则可以从税务机构以“金税工程”为核心的税务信息化建设差异的角度考察。如东部地区市级单位的征收数据集中率是41％，而西部地区为27．8％；东部地区基层单位计算机联网比例是81．7％，而西部地区是66％。

但东部地区财政努力度较高并不一定意味着东部地区整体的征税积极性高。事实上，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财政努力度指标排名却靠后，表明这些省区筹集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可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影响。而且从表2最后一栏可以看到，东部地区财政努力度最高的北京达到206，而河北只有075，变异系数为03912，远远高于其它地区，说明其内部差异是很大的。

西部地区的财政努力度稍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虽然在西部开发中西部省区获得了较多的转移支付和国债转贷资金，但配套资金的筹集及发展步伐加快所引致的财政支出增长压力就会转变为财政收入筹集的动力。经计算，1999－2004年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分别为22％、14％、23％和15％。当然，西部地区财政努力度相对较高也可能是因为其它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如云南省为我国第一烟草大省，虽然总体税收规模不大，但烟草行业的税收已经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70％左右，2003年实现利税381亿元，占全省税收收入的75％。这种高度集中的税源分布特征提高了征税效率。

三、财政努力度差异对财力差异的影响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可知，我国目前的地区间财政努力度差异还是很明显的，而且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内部差异也很大。但地区间财政努力度差异的分析并不是目的，接下来的问题是：财政努力度的差异是否对地区间财力差异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若答案是肯定的，则缩小地区间财政努力度差异也是治理财力差异的重要内容。这里以人均财政收入为各省区财政能力的衡量指标，并将其作为因变量，以人均GDP和财政努力度为自变量进行实证分析。模型表达式见式(3)。

其中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为各省区当年

GDP和财政收入总量除以年底总人口数而得。财政收入所包含的项目同第二部分的注释。时间跨度仍为1995--2004年。资料来源为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

第7篇：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范文

【关键词】谚语 中西方文化 动物词 历史 宗教 环境

谚语有着它无可替代的魅力，这种魅力体现着谚语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瑰宝，又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的概括及总结。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成。文化包含着语言，语言中又渗透着文化；语言与文化，既相互制约又互相影响。首先从现代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语言是文化的根基，即“没有语言，何来文化？”；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即独特、互不相同；其次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论的角度去分析，语言会受文化的影响，却又能反映出文化。总之，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涵着该民族人民在其生活经验中的态度、思想。谚语作为语言的一种，不仅在内容上的表现手法简练精辟，在寓意中更能发人深省；它不仅具有广泛地感染力，还可以反应出一个国家的地理、历史、社会制度以及生活哲理。谚语是出自民间的警示箴言或至理名言，不仅在用词上趋于简练、便于记忆，在用句上，语言生动、切合实际；而且在理解范畴因句子短小而通俗易懂。可以说是集该民族人民的聪慧、精神和经验的结晶。本文就中西方谚语在、习俗差异、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与共性，研究各自特点。

一、关于谚语中的中西文化差异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习俗上的差异

中西方谚语的最典型差异，就是以动物词为主体的习俗方面的差异。究其原因，无外乎是相同的动物词在中西文化背景中除了其固有的字面意义外，还存在着文化内涵方面的不同。众所周知，含有动物词的谚语在英汉语言文学中的数量相当庞大，而且构成了谚语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一个动物词“狗”，狗在汉语意义中是种卑微的动物，如果在中国，被对方比做是狗，那将是很恶劣的中伤。我们汉语中也有不少与“狗”这个动物词有关的谚语：“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狗改不了吃屎”，“狗腿子”等，但大多都是贬义词，虽然在现代社会有很多爱狗人士，社会上许多人把宠物狗当成家族成员的一份子，其在家庭中的“地位”更是与日倍增，可由于汉语文化的根深蒂固，狗在汉语文字及口语表达中的贬义形象却不曾改变。而在西方文化中，狗作为人类忠实的朋友，地位很高，并且在英语谚语中出现以“狗”这个动物词来比喻人的行为的一般为褒义或是赞美。如：“You are a lucky dog.”（汉语翻译为：你是一个幸运的人）；“Every dog has its day.”（汉语翻译为：人人皆有得意时）等。不仅“dog （狗）”这个动物词，在中西文化背景下的意义存在较大差异性以外，还有很多动物词在英汉两种语言谚语中的意义也存在很大不同。比如“dragon（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龙”在人民的心目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很多最尊贵的人或物都以“龙”冠之。而在西方语言中，赞扬“dragon（龙）”的词语少之又少，大部分都是贬义。比如在英语中，“dragon”一词，指凶狠残暴之人、严厉严肃之人、恶毒的老妇人。

二、宗教上的差异

每个民族都有其信仰的宗教，它是一种人心向往，又是一种文化现象，英汉谚语中宗教对其语言的影响反映得也颇为具体。西方大部分国家的人们信奉的宗教都为基督教，所以在西方说英语的国家中的许多谚语都与基督教有关，如：“Christmas comes but one year.”（汉语翻译为：佳节难逢）；“In the right church， but in the wrong pew.”（汉语翻译为：总的来说是对的，但细节上不对）；等。众所周知，我国地域宗教种类繁多，在古代尤以古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儒家学派的影响最大，因此汉语中的很多谚语多与这些宗教有关，如：“借花献佛”（意为：拿别人的东西做自己的人情）；“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意为：平时不用功，不提前做好准备，真正遇到棘手的事情时才慌慌张张开始准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意为：即便一时可以逃脱，但由于其他无法脱离的牵绊，最后还是无法全身而退）等。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信奉佛教的人们相信有“佛祖”保佑必能成事，“佛祖”可以主宰世间的一切。“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乐极生悲，混迹则乱”（意为：事物发展到了极端，就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等谚语则反映出了道家在汉语文化中的影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意为：别人不来侵犯我，我也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别人要是侵犯了我，那么我也就得侵犯你了）等谚语则反映汉语文化中融合了儒家学派宽待以人、礼仪为先的思想。

三、环境方面存在的差异

第8篇：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范文

关键词：浙江省；信息消费；泰尔指数；地区间差异；地区内差异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6）06-0105-03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和信息消费需求的增加，扩大信息消费、发展信息经济将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也是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抓手。作为“软消费”和“硬消费”有机结合的信息消费具有大众性、数据化等特征，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效应。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是全国唯一的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国家示范区，但其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为促进信息消费，实现信息消费均等化，2014年浙江省政府颁布了《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实施意见》。本文重点研究浙江省11个地市的居民信息消费，从中寻找切入点，以缩小区域信息消费差距，进而推动区域的整体发展。

一、文献综述

信息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外学者较早开始对信息消费进行研究，Machlup（1962）、Oma（1996）等研究信息消费的对象，而Vandenberg（1995）、Shah（2006）等分析信息消费的行为，此外在信息对消费者的影响、信息消费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研究也卓有成效。

国内学者主要从信息消费的概念界定、影响因素、现状方面分析。郑英隆最早把信息消费归结为决策者将信息进行加工转换形成行动方案的过程，而贺修铭、沈小玲等对定义进行进一步完善；赵付春（2014）将信息消费分为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消费，并总结出信息消费对经济的六大积极效应和三大消极影响[1]；沈小玲（2008）分析得出信息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年龄、职业、信息能力与消费者偏好[2]；李旭辉、程刚（2012）构建了6个一级指标、35个二级指标的农村信息消费水平评价体系[3]；王子敏、黄卫东（2013）建立VAR模型定量分析江苏城乡的信息消费关系，结果表明城镇信息消费对农村具有单向影响[4]。

信息经济时代对信息消费的研究将不会停止，浙江省是信息消费极具潜力的地区，2015年信息化发展指数为0917，比2014年提高0029，而浙东北和浙西南的居民信息消费和收入依然存在差距，不利于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信息化的推进。因此，本文对浙江省信息消费进行泰尔指数分析，针对区域发展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对推动浙江省的发展有所裨益。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选取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全国首个提出打造信息经济大省的省份，信息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电子商务如火如荼，信息消费日益繁荣。浙江省东北地区包括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和舟山市，西南地区包括金华、衢州、丽水、温州和台州市，两大地区发展各具特色，信息消费水平存在差距。

（一）研究方法

泰尔指数是用于衡量不平等度的重要指标，已广泛运用于区域差异的测算，公式如（1）。为反映整体的区域差异可将泰尔指数分解为地区间和地区内差异，泰尔指数越大，差异越大，公式如（2）-（5）[5]。通过贡献率可以测量各因素对总体差异的影响度，公式如（7）。

其中 T是测度总差异的泰尔指数，Tm、Tn分别是浙东北和浙西南的泰尔指数，Ta、Tb 是地区内和地区间差异的泰尔指数， ci、pi是第 i个地区的信息消费额和人口数，C、P是区域的信息消费总额和人口总数。（Cm/C）Tm/T、（Cn/C）Tn/T是浙东北、浙西南地区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Tb/T是地区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处理

对信息消费的理解不同学者测度的口径也不同，借鉴陈立梅（2013）的测算方法：信息消费包括家庭设备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讯支出和文教娱乐支出[5]。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局及11个地市的统计局网站，选取了2006―2014年浙江省11个地市的城镇人口、农村人口、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GDP指标的数据，由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性，本文对一个地区信息消费总额进行统一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信息消费总额=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城镇人口+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农村人口。

三、浙江省居民信息消费差异的实证分析

（一）总差异分析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居民的消费水平，因而将GDP和信息消费额代入公式 （1）得出2006―2014年浙江省11个地市总差异的泰尔指数值（见表 1），GDP和信息消费的泰尔指数从2006年的00089、00295上升为00134、00332，即差异扩大，2007年较2006年出现较大回落，之后变化平稳且上升，9年间信息消费与GDP泰尔指数的变化趋于一致。由此可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收入差距拉大，人们的信息消费支出差距也在变大。

（二）地区间差异分析

根据公式（5）测算出浙东北和浙西南地区间的差异，信息消费差异由00046扩大至00105，增加00059，整体上差异扩大，而GDP的差异增加了00043，两个指标与整个地区差异变化的走势相同，这是由于两地区发展不平衡扩大了信息鸿沟。由表2可知，地区间差异占总差异的比重大于50%且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而GDP指标的比重从2006年以来一直超过70%，因而造成浙江省信息消费的差异主要来自于浙东北和浙西南间的差异，这也是缓解浙江省信息消费差异的突破口。

（三）内部差异分析

由于历史、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浙西南地区的发展长期落后于浙东北，2014年浙东北的GDP达2740619亿元，约为浙西南的两倍。2006―2014年浙东北地区的泰尔指数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整体数值变化不大。而浙西南地区的信息消费在2006―2014年间波动较大，其中2011年差异最大，2014年差异缩小，2006―2011年浙西南地区内差异对总差异的影响大于浙东北，2012年后浙东北地区内差异的贡献率大于浙西南，而GDP差异波动比信息消费波动大，2006年差异最大，之后减小并趋于平稳（详见表3、表4和图1）。

四、提升浙江省信息消费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发挥城镇引领作用，促进城乡信息交流

近年来，浙江省居民的信息消费领域已从传统的报纸和书籍，转向以手机、电视和电脑等信息家电消费领域，信息消费的方式呈现多元化格局[6]。但受传统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制约，农村的信息消费仍落后于城镇。因此，应利用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契机将城镇的信息产品和服务渗透到农村，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不断向信息化转变，同时加强城镇和农村居民间的信息互动。

（二）加快“宽带中国”实施进程，加强软硬件建设

落实“提速降费”方案，提升信息消费的性价比，使更多的人成为信息消费者，并加强浙江省的“全光”城市建设和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产业发展，创新服务，大力发展“互联网+”，让城乡居民充分享受经济便捷的信息消费。同时，提升居民的信息素质、改善消费观念是推进信息消费的必要途径，为此需加强信息的宣传力度和发展地方教育[7]。

（三）缩小地区间信息消费差距，推动全省整体发展

一方面，应先提高整体的消费水平，而提高消费水平的关键在于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尤其要加快缩小浙东北和浙西南的发展差距，最终使两地区间的信息消费差距缩小。另一方面，信息消费越来越成为消费增长的引擎。当前要通过促进智能手机、电视等信息硬件及手机游戏、文学等信息载体的消费，促进各地区信息消费的增长，全面推动浙江省信息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付春我国信息消费构成、影响和发展重点研究[J]社会科学，2014（1）：64-73.

[2]沈小玲影响信息消费的主体因素分析[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8（6）：849-853.

[3]李旭辉，程刚农村信息消费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49-52.

[4]王子敏，黄卫东江苏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关系实证分析[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39-44.

[5]陈立梅，刘冬辉江苏省农村信息消费差异的动态变化与空间分解――基于泰尔指数的实证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6（2）：21-26.

[6]郑英隆，王勇我国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结构差异成长[J]经济管理，2009（1）：152-159.

[7]陈立梅基于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结构分析――来自1993～2009年的经验数据[J]管理世界，2013（9）：180-181.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to expand domestic demand and boost the reform of supply front. The article analyzes Zhejiang provinces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from 2006 to 2014 based on Theil index， and total differences is decomposed into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or within region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differences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on the rise， which mainly results fro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northeast of Zhejiang and southwest of Zhejiang both exist differences， but its contribution rate of total differences is smaller tha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Therefore， we should promote Zhejiang provinces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by strengthening urban and rural information exchange， building “BD China” and reducing the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gap between regions.

第9篇：中西文化差异个人总结范文

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体现

（一）宗教方面

作为佛教圣地的古代中国由于历史原因修缮了很多庙宇道观，在寺院与名山的相互融合下，更是成为了华夏文化的重要构成。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名山大川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有寺庙的存在，这种自然美感与艺术美感的高度融合，更是为整个的旅游业带来了特有的神秘魅力。然而在这种状态下，外国友人急需从种种的宗教文化中对中国的信仰有所了解，从而对中国宗教文化进行深度挖掘。例如为什么在庙宇的左右两侧都会有两个金刚把守、为什么每个寺庙上的观世音菩萨都在盘坐莲花？为什么十八罗汉各有法器？这些对于西方友人而言充满了神奇的历史文化，在整个的涉外旅游资料中进行英语翻译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二）民族文化差异下的旅游翻译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国家，不仅每一个民族都有不同的信仰同?r也具有着不同的图腾禁忌，例如猫头鹰在中国被理解为一种极其不祥的动物，然而在西方的很多国家中猫头鹰则是被认为是智慧的使者。所以在整个的旅游英语翻译环节中，我们每一名翻译者都要下大功夫来做好这种历史的衔接工作，以此来避免由于中外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误解和不愉快。

（三）饮食文化差异下的旅游翻译

作为一个重视饮食的国度，中国人民的饮食文化更是博大精深。然而中国饮食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化更是让国外友人心旷神怡。然而中国的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总会为生活增加很多乐趣，例如喜欢对菜谱进行“命名”，可是很多名菜对于外国友人而言却是大煞风景。例如“龙虎斗”这道菜，对于西方国家dragon是恶魔的化身，而tiger则是需要人们格外保护的动物，如果我们没有注意这种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而进行直接翻译，那么便会很容易在上菜、介绍的过程中让外国友人觉得没有了胃口。

（四）思维方式不同所产生的差异

可以说对于中西方文化产生分歧与差异的不仅仅是语言，很多情况下是不同生活背景所导致的思维模式的差异。拥有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华夏儿女喜欢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进行说明，而西方人则是喜欢开门见山的通过条理性与逻辑性来实现内心思想的表达，这种文化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中西方友人在旅游的过程中产生难以理解的感觉。

二、旅游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处理手段

通过对上面几种常见的中西方旅游文化差异的分析与总结，我们结合实践工作经验可以采取如下几种翻译手段来进行处理，以此来提升西方国家游客对于中国旅游文化更深层次的理解。

（一）增译法下的旅游英语翻译

为了让外国游客对一些与宗教有关的名词、人名、地名、朝代以及历史事件等进行对应的文化背景增加说明，对于一些宗教历史典故必须要通过导入相关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文化背景，来让外国游客有所熟知。例如在进行秦国兵马俑展开旅游介绍的时候，相关介绍者必须要从秦始皇的身份进行了解，通过例如“The first emperor in Chinese History who unified China in 221”等相关的介绍来对秦始皇的一生与业绩进行描述，以此来让更多的外国游客对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的愿望有所理解。

（二）类比法下的中西方旅游英语翻译手段

如果我们单纯的向外国友人讲解孙悟空、黑猫警长、王府井进行介绍，他们难免会一头雾水。可是如果我们每一名旅游讲解员都能够通过对比法来与西方游客喜闻乐见的一些形象加以比较，就会很容易的让游客们对中国的人物、事物有所共鸣。例如祝英台和梁山伯便是西方的“Juliet and Romeo”，中国的猪八戒和孙悟空知名度可与“Mickey Mouse Tang Laoya”媲美，而七夕节则是西方的“Saint Valentine's Day”。

（三）释义法下的中西方英语翻译

在旅游资料的翻译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例如菜名、俗语的翻译，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这些知识对于中国人而言属于一种常识性知识，而对于外国友人而言则是难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在进行翻译的时候，不妨利用外国人的知性思维直接对其进行释义法翻译，例如名菜“龙虎斗”可以翻译为“The civet cat and snake”、古迹阜三孔则可以翻译为“Temple and Cemetery of Confucius”等，通过这种直接的方式来为西方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