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精选(九篇)

第1篇：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范文

1. 鸦片战争期间的抵抗派、顽固派、洋务派、维新派与革命派、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民主派的阶级属性。

前面三个派别都是地主阶级中的不同派别，鸦片战争期间的抵抗派、洋务派是地主阶级当中比较开明的派别，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经世致用思想；而顽固派则是地主阶级中的保守派，思想极度僵化。

后面三个派别都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基本政治主张相同，只是实现主张的道路、方式有分歧。如维新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革命派、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民主派主张实行民主共和制。

2. 中国近代新旧民主革命的异同。

相同点：中国社会阶段性质――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都是反帝反封建。

不同点：革命领导阶级不同――旧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革命指导思想不同――旧民主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思想、进化论等；新民主主义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前途不同――旧民主主义的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目标是走向社会主义。

3. 革命或改革的性质。

这取决于其斗争目标和任务，以及客观上它主要体现哪一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谁领导改革或革命与它的性质无直接关系。例如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中国1898年的，都是封建君主主持或者以封建君主的名义进行的，但是这两次改革带有反封建的性质，主要是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此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同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核心内容是反封建的革命，主要体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此不论谁领导这场革命，其实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4. “左”倾与“右”倾。

从思想认识角度看，“左”倾是指思想超越了客观现实，硬要去做客观条件不具备的事，“右”倾则是指思想认识落后于客观现实，现实条件已经具备的事，却不去努力。从对人的政策角度看，“左”则是指扩大打击面，把朋友当作敌人对待；“右”相反，过于宽容和软弱。

5.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原则与西方民主原则的区别与联系。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分权制衡。共同点都是选举民主、间接民主。

中国的民主制度除选举民主外，还有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制度），两者密切结合，相互补充。

6.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标志。

标志是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而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因此，新中国建立的1949年到三大改造完成的1956年这段历史时期就被称为过渡时期，即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7. 民族区域自治区与特别行政区。

（1） 民族区域自治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在中央政府集中统一领导下，遵循国家宪法的规定，各少数民族以聚居区为基础，建立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享有当家作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治制度。它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其主要特点是一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自治；都必须是依照宪法规定的权限下行使自治权；是以少数民族聚居为基础实行的区域自治。

（2） 特别行政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域范围内设立的，享有特殊法律地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地方行政区域。特别行政区的建立构成了我国单一制的一大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我国具体情况下的创造性运用。其突出特点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实行和非特别行政区地区不同的社会制度。

（3） 特别行政区与民族区域自治区的关系与区别：二者的联系是具有自治权，都是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行政区域，不具有任何独立实体的性质。二者的区别是设立的地区不同，特别行政区是在港、澳设立的，而民族区域自治区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的；自治程度不同，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区有“一定的自治权”；社会制度不同，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解决的问题不同，特别行政区是为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设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区是为了实现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愿望而设立的。

8. 与两德问题、朝鲜半岛分裂问题原因、性质根本不同。

（1） 从成因上看，中国的成因与两德、朝韩问题不同。德国分裂和朝鲜半岛的分裂是冷战的产物，主要是由外国干涉所致的国际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战遗留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这就决定了的解决与德国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不可以用同一种模式。两德统一、朝鲜半岛的统一模式是绝对不适用于中国海峡两岸统一的。

（2） 从性质上看，两德统一、朝鲜半岛统一是属于两个国家之间的统一；则不同，因为台湾始终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不是独立国家。

（3） 从统一的方式上看，两德统一、朝韩谈判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国家之间的对等谈判，而中国的统一则是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进行平等协商，是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

9. 如何认识和评价国家外交政策？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说，是其内政的延伸。决定一个国家外交的核心目标是国家利益，具体地说，最基本的国家利益，就是安全和发展。同时，制定外交政策，开展外交活动还必须根据形势、自身实力。因此，我们分析、评价一定时期的外交政策和活动时，必须抓住两个基本点：一是它是否切合形势，二是它是否维护了国家的核心利益――安全与发展。新中国初期的外交政策，最重要就是“一边倒”，这是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巩固政权，恢复发展经济的需要而实行的，在当时是一个正确、明智的选择。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必然是独立自主的外交。

10. 区别“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另起炉灶”这两个外交方针。

两者的类似之处是都否定旧中国政府的外交。但是范围与程度不同，前者则主要是指对旧中国与外国签定的所有条约与协定重新认定；而后者主要是否定旧中国与外国建立的一切外交关系，原有的外交关系一律不承认，重新开始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两个象征性的形容非常形象也很确切，打扫屋子当然不可能把屋子里的东西都扔掉，而是有区别的处理，该扔的扔，该留的留；另起炉灶则是原有的不要，另外再建。认真推敲一下，两者的区别是很清楚的。

11. 中美正式建交的标志是《中美建交公报》的签署。

（1） 20世纪70年代，美国为了其全球战略的利益，主张逐步结束中美对抗的局面，着手调整对华政策；中国政府为了抵御来自苏联的威胁，减少解决的障碍，也准备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美国改善关系。乒乓外交开启外交之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从此，中美两国结束了20多年的对抗，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发表第二个联合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一历史事件开辟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

12.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有三种成分或类型。

分别为外国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主义出现最早――鸦片战争以后，外商陆续在通商口岸私自设厂；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开始于洋务运动时期；二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人教版教材对此的表述是倾向于官僚资本产生于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消极作用是主要的，它们压迫、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严重阻碍中国社会进步。

13. 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正确理解。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农民通过一定的政策获得的是土地和相关生产资料（水塘、森林等）的使用和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合理性：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是与农业的自身特点相适应的，具有客观的必然性。世界各国农业发展史都表明，农业家庭经营不仅能与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相适应，而且不排斥技术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可以同农业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推进协调一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农业生产力很高的条件下，大部分农业生产仍以家庭为单位经营。

14. 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的不同内涵。

经济特区：经济建设过程中享受特殊经济政策、灵活措施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地区，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如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

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开始在我国沿海开放城市设立的以发展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的特定区域。范围要小于经济特区。

沿海经济开放区：1985年1月，中央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漳泉厦三角区等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又扩大到山东、辽东两个半岛，形成了一个沿海开放地带。

15.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新三民主义的关系。

新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新三民主义是革命斗争的纲领，是民主革命奋斗的目标，它蕴含着三大政策的精神。三大政策是实现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的方法和手段。

16. 《新民主主义论》与《论人民民主》的主题与核心内容不同。

第2篇：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新地区主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化

新地区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二战后以欧共体为代表的传统的地区主义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

地区主义实践的经典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在冷战期间，西欧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开展协调与合作，成功地实现了一体化，建立了一体化组织欧共体。欧共体组织带有明显的区域保护的内向封闭色彩。为了与后来的地区主义相区别，人们称上世纪60、70年代欧洲的地区主义为传统的地区主义（或旧地区主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酝酿和欧共体内部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一种新地区主义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发达国家为了扩大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愿意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密切经济领域合作，签订紧密的经贸合作协议。美国通过促使墨西哥开放市场而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在推动与中东欧国家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要求新成员必须进行自身改革以适应欧盟的规范。这些现象改变了传统地区主义注重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相一致基础上推进贸易融合的“浅一体化”做法，而是通过在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推行贸易、金融、技术、信息等方面全面合作的“深度一体化”，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由此“新地区主义”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地区主义现象在亚太地区表现为一系列跨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1980年建立“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the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Council，PECC），1989年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APEC），1994年分别建立半官方性质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ouncilForSecurityCooperationintheAsiaPacific，CSCAP），和第一个官方对话机制的东盟地区论坛（ASEANRegionalForum，ARF）。上述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安全对话机制的突出特点是其成员包括了东亚、北美、南太平洋甚至南美洲国家，几乎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在分析这种过去没有出现过的合作机制时，美国学者诺曼?帕尔默（NormanD．Palmer）在《亚太地区的新地区主义》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新地区主义”这一新概念，以区别于传统的地区主义。他认为，地区主义理论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随着20世纪80年代美苏关系的缓和，在“修正的民族主义和相互依存的时代”，地区组织和一体化出现了新的特点，新的地区主义不仅仅是旧的地区主义的简单复兴，而且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因素。他强调“新地区主义”的突出特点是跨区域性，即地区合作应超越单一地区，实现跨区域国家间的合作与融合。

新地区主义在国际经济学的范畴内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它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复兴的新一波地区主义浪潮，与20世纪60、70年代的旧地区主义比较，有新的特点。而且相对旧地区主义而言，发生时序上有一个间隔期。第二，由于新地区主义与经济全球化一起构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范式，因此，新地区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范式，以及与这种经济范式相关的思潮和理论研究思路等。从诸多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出，仅就世界经济发展的范式而言，新地区主义或者是指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兴起的新一波区域一体化进程，或者是指研究这一进程的理论思潮。

对于新地区主义的特点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但是就其发展进程而言，“多样性”和“开放性”是其最基本的特点。

关于“多样性”，可以从经验事实中看到，在世界的不同地区，由于人们对地区主义的主张以及地区主义本身的实践条件等相去甚远，从而造成地区主义发展的结果千差万别。这种“多样性”首先是指地区主义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其次是指地区主义组织化程度的多样性，另外还指地区主义与其他思潮的关系也呈现出多样性。不论是从国际经济的角度，还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欧盟、北美与东亚三大地区性经济区的发展模式都有一定的差异。欧洲经济区所属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一体化发展层次高，目标是迈向政治一体化。而北美和东亚经济区所属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分别以美国和东盟为诸多力量，发展层次远不及欧洲，并且还未出现向政治一体化过渡的倾向。但就其内部组成结构看，三者的包容度都比较大。尤其是东亚经济区，还未建立正式一体化组织，但是各领域存在诸多形式的论坛、次区域合作、组织三角等，它们都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作用。在东亚，“软地区主义”是重要特色，但这不等于说东亚就一定不能向制度化程度高的一体化迈进，只是需要漫长的过程而已。东亚区域的地区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认识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欧洲经验”的突破，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多样性发展趋势。

关于“开放性”的特点，可以从新地区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着手进行分析。从事实上看，一方面新地区主义是以自由化、市场与竞争为导向，既寻求地区合作的潜力，又致力于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参与，其原因在于仅仅一个自由的（即便是统一的）地区空间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和各种经济力量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本质是超边界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增长，不只是狭隘的经济问题，还涉及文化、认同和共同体等内容。前者由于物质利益驱动而流动、扩大和渗透，后者由于民族的或地区的属性而有着很强的抵抗力。透过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全球化的实际进程看作是这两种力量相互牵制与妥协的产物。

从经济的角度看，一定程度的地区安排，并没有阻碍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其他的全球合作的努力。尽管新地区主义的高潮反映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不受规制的全球转变和自行其是的新自由主义战略的疑虑与疑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是在利用地区安排来抵制全球化进程。相反，诸多事例表明，地区安排促进了经济自由化、全球化。地区合作相当于较小范围的“全球化”。欧盟、北美和东亚三大经济区的实践表明，封闭的内部经济联系已无法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地区主义逐渐成为全球化的过渡途径，通常表现为：各个地区共同体是“次佳的”，却是最终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要阶段。不论地区主义是否能最终完成对全球化的过渡，首先它必须实行开放的姿态，以利于经济区内部成员国之间以及与外部经济体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在APEC的实践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APEC“正酝酿形成一个地区经济合作的全新模式：将地区性和全球性贸易自由化紧密地连接传动起来，为‘开放的地区主义’作出贡献”。与此同时，欧盟接纳东欧10国入盟；北美自由贸易组织扩大到整个美洲，将建成一个涵盖除古巴以外所有美洲国家在内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正是在APEC开放姿态的挑战以及欧洲、北美经济开放模式的示范带动下，东亚经济区发展至今，其所奉行的地区主义必然是自由化的，更是开放的。

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研究中，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形成、发展及表现形态尤为引人关注，对东亚区域国家间关系以及区域一体化机制的构建意义深远。

东亚是一个区域概念，在本文中指的是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和东南亚的东盟十国。

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实践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当时正值冷战时期，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在东南亚争夺加剧，特别是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使该地区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为了应对内忧外患，争取生存发展，东南亚一些弱小国家萌发了用集体力量抵御外来干涉的想法。1967年，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五国发起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简称东盟）。东盟的建立在加强内部团结，发展互利合作，调解内部纷争，解决地区冲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整个东亚层面看，由于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东亚各国诸多矛盾与分歧的存在以及济发展水平低等种种因素，各国合作的意愿不强，地区主义发展既缺乏动力又缺乏条件。事实上，当时东盟的地区主义着眼于政治与安全，经济联系并不紧密，只能是传统地区主义在东南亚的表现，不是新地区主义。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东亚经济体经济发展明显加速。日本是亚洲国中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日本的先进技术和产业转移的带动下，东亚“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纷纷实现了经济起飞，东盟国家（老成员）也加入经济快速增长的行列，从而形成东亚经济增长的“雁型模式”。而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转向市场经济机制后，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冷战的终结进一步打破了市场分割，形成东亚区域内部联系机制。直至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区域内部贸易已超过50％，同时区域内的投资和技术转移也显著增加。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与相互依存形成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既是东亚合作的内在基础，又是东亚新地区主义萌芽的土壤。

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集中暴露了全球化与国家国际体制的矛盾。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始于泰国，并迅速蔓延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邻国以及韩国和俄罗斯，导致了这些国家严重的经济衰退。东亚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十分复杂，但直接原因就是这些国家过快地实行金融自由化，开放金融市场。

受危机影响的东亚国家在自身的金融体系发育不够成熟和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的情况下，仓促开放金融市场，特别是放松了资本项目交易的管制措施，导致大量的短期国际资本（游资）的流入。短期国际资本在东亚各国金融市场的流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稳定，国内银行部门的脆弱性则大大强化了这种资本快速流动所造成的潜在风险。一方面大量的外资涌入使国内经济流动性加强，银行部门信贷相应急剧扩张，使贷款质量不易控制。另一方面一旦银行部门坏账问题趋于严重时，资本就会外流，为汇率与债务危机留下隐患。尽管东亚国家有很高的储蓄率，但投资需求的快速扩张使资金需求与国内储蓄缺口扩大，积极引进外资成为东亚国家弥补资金缺口的重要举措。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短期国际资本经国内银行体系为中介，流入房地产和股市，推升资产价格。资产价格暴涨引发“泡沫”，巨额获利的外资借机出逃，泡沫破灭引发了金融危机。

金融体系危机发生后，不仅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应对乏力，而且在许多东亚国家看来，美国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危机处理的态度令人难以接受。IMF认为问题主要出在这些国家内部，虽然答应给予援助，却提出相当苛刻的条件，即接受IMF的改革建议，坚持开放和自由化，听任外国公司收购它们的破产企业。IMF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准则，不惜牺牲危机受害国来维护国家资本的利益。

通过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东亚国家从多边主义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它们认识到仅靠单枪匹马无法与欧美的区域集团抗衡，只有加强合作，建立自己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才有出路。各国学界和政界人士提出了一系列倡议和设想。“10＋3”机制应运而生。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在金融危机后加强了金融合作，制定了防范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区域性措施，这些措施成为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可以说，东亚金融危机催生了东亚新地区主义。

东亚开放的地区主义具有以下特点：（1）包容性。参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国家不仅存在文化、宗教的多样性，而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制度的差异性。（2）多层次性。区域合作机制中，既有整个区域层面的合作机制，又有次区域层面的合作机制，还有跨区域层面的合作机制。（3）多元性。在推断力量上有政府间组织、半官方组织和民间组织。

东亚新地区主义就是东亚开放的地区主义。东亚开放的地区主义不仅强调区域内国家间建立制度化合作机制，还要与对本区域有影响力的区域外的大国以及愿意融入东亚的国家合作，实现区域内整合。

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日益重视东亚区域合作制度化建设，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国家寻求中、日、韩三国的帮助。各方都强调在发展预防性能力、避免第二次金融危机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展开了密切的合作，“10＋3”机制应运而生。

在1999年东盟10国与中、日、韩首脑早餐会期间，韩国总统金大中提出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倡议。2000年东盟10国与中、日、韩首脑会议上，三国首脑首肯了此构想。2002年11月的第三次“10＋3”会议上，各方就适时启动中、日、韩FTA的可行性进行研究。2003年10月，总理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韩国总统卢武铉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但是由于三国特别是中日、韩日之间缺乏战略和谐，加之近年来中日、韩日关系龃龉不断，中、日、韩三国合作迟迟未能取得新的突破。

“10＋1”机制的建立是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关系深化发展的表征。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与东盟达成协议，将在2010年之前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中国与东盟合作的“10＋1”机制也由此得以迅速推进。中国与东盟合作机制的发展，带动日本和韩国也采取了相应的举动，从而在东亚地区初步形成了三个“10＋1”机制。

2000年5月在东盟10国和中、日、韩三国财长会议上通过的《清迈倡议》是迄今为止“10＋3”机制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东盟和中、日、韩三国确立了以双边货币互换为核心的紧急融资框架协议；同时，各个层次的政策对话机制也先后建立，并设立了亚洲债券基金。这一时期，东亚经济合作以区域性金融市场的发展作为基础。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显现出金融合作先行的势头。

在2003年第9次东盟首脑会议上，正式通过《东盟经济共同体》文件，决定在2020年将东盟建成以商品、服务、投资自由流动和资本更为自由流通为特点的单一市场与生产基地，并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将进一步推进东盟成员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增强东盟内部的凝聚力。

“10＋3＋3”即以东亚峰会为标志的东亚合作新模式，代表着东亚区域合作扩大的趋势。在2005年首届东亚峰会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个在地缘上不属于东亚的国家获得参会资格，预示着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合作在范围上已经大为扩展。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到目前为止，东亚峰会还只是一个论坛，尚未成为机制，但正如总理在首次东亚峰会上所言，东亚峰会的召开，是东亚合作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加快发展之客观要求，是本地区各国相互依存、共同利益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东亚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7年1月，在菲律宾宿务召开的第二届东亚峰会上，出席会议的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签署了《东亚能源安全宿务宣言》，正式提出了东亚地区能源合作的具体目标和措施。向外界表明，东亚峰会的参与各方朝着深化区域合作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在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2004年11月“10＋3”领导人会议明确将东亚区域合作的长远目标确定为建立“东亚共同体”。从地区主义的角度出发，区域应该是利益与制度的一个统一体，而东亚目前仍然分为东北亚（主要是中、日、韩三国）和东南亚（东盟十国）两个部分，应该说“10＋3”框架只能是一种过渡性措施，“东亚共同体”目标的确立符合区域一体化的潮流。

东亚金融危机时隔10年，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蔓延，美国、欧洲、日本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受了惨重损失，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面对这次罕见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任何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为了应对和化解危机的影响，国际社会付出了巨大努力。2008年召开的G20峰会、APEC领导人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都一致强调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这次罕见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既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加强区域合作。东亚国家吸取了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加强合作，积极应对。2008年12月13日，中国、日本、韩国领导人会议在日本福冈举行，中国总理、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韩国总统李明博出席会议。会议由麻生太郎主持。三国领导人积极评价三国合作的进展，确定了今后合作方向，提出了新的合作倡议，并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重要共识。会议结束后，三国正式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联合声明》、《三国灾害管理联合声明》等文件。在联合声明中，三国领导人提出了合作的原则，即公开、透明、互信、共利、尊重彼此文化差异的原则。此次会议提出的具体的合作原则无疑为巩固、发展三国关系定下了指导方针。不仅如此，此次会议还明确把三国伙伴关系和推进现有的地区多边合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即推进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等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

本次会议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在东盟“10＋3”框架外单独举行的会议，而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首次使用了“三国伙伴关系”这个定义。此前，中日韩三国只分别定义了相互间双边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的关系称为“战略互惠关系”，中韩之间称为“战略伙伴关系”，而日韩关系则被定义为“成熟的伙伴关系”。从原先的三个双边关系合并为一个三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表明了中日韩认识到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当前，三国利益需要一致的行动来维护，这不仅符合三国的战略利益，也有利于东亚地区甚至是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三国领导人确认在“清迈倡议”的基础上，扩大双边货币互换规模，以有效监测本地区经济与金融市场。“清迈倡议”是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物，在当时无疑是一大进步，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进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其局限性已经愈发明显，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改。而在此前召开的三国央行行长会议上，中韩、中日分别达成了1800亿人民币和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清迈协定”规定绝大部分的货币互换协议均为双边协议，而双边协议具有很多风险，比如援助国以各种理由不愿意提供援助，国与国的双边谈判耗时太长，此次三国宣布建立“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无疑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捷径，通过这一常设机制，不仅可以有效缩短各方磋商的时间，抓住解决危机的最佳时机，而且还可以为今后三边货币互换提供基础。

2009年2月28日，第14届东盟首脑会议在泰国海滨度假胜地华欣开幕，这是自2008年12月《东盟》生效以来的首次峰会。东盟各国领导人签署了《关于2009－2015年东盟共同体路线图的差安华欣宣言》，其中包括建设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三方面内容。继2008年《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后，本次峰会还了《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为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勾画出完整的蓝图，并制订出工作计划。除推进共同体建设外，东盟领导人还就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粮食安全及争取在本地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发表了相关宣言或声明。此外，与会的各国能源部门部长还签署了《东盟石油安全协定》。

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与东盟首脑会议可以看出，在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东亚新地区主义制度化进程加快，而且向“深度一体化”发展倾向日趋明显。同时，还能看出东亚区域内东盟与中日韩（10和3）之间关系产生微妙变化。

目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核心是以“10＋3”为框架，而不是“3＋10”，是以东盟为主导的。从一体化成功的范例看，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都是由大国主导的。东亚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因素，特别是中日两国缺乏互信才导致目前的现状。如果中日韩三国能够加强互信，深化合作，以三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必然会在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还不够成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是制度化趋势不会改变，开放的趋势也不会改变。

参考文献：

第3篇：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 新城市主义 居住区规划方法 中国实践 利与弊

20世纪80年代“新城市主义”理念出现，由于其提出的理念与现代主义“理性”思想相悖，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上世纪90年代欧洲各国率先运用该理念指导规划设计，在解决“边缘城市”的弊端方面效果良好。目前在中国以“新城市主义”为设计理念的城镇及居住区规划设计，在取得良好效果的同时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本文意在通过对“新城市主义”背景、理念、类型等介绍的前提下、以其在中国实践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客观性总结其在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利与弊，为真正建设中国化的“新城市主义”提供参考。

二、新城市主义产生的背景

1.城市主义和边缘城市概念的产生

以1933年现代建筑国际会议（CLAM）通过的《雅典》为代表的城市主义是一种建立在迪卡尔 “我思故我在”的“理性”基础之上的规划设计方法。1938年美国学者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一文中，从社会学的角度论述了城市主义（Urbanism）概念：都市环境产生了一种持续的社会生活，包括庞大人口、高密度、异质性与匿名性的生活方式。其以工业时代为背景，以机器为原型，倡导城市规划以功能分区为主要手段等为主要特点。

二战后，由于高速公路修建、经济飞速发展、汽车生产和个人汽车拥有量增长等因素的影响，欧洲许多大城市的郊区开始城市化发展。居住、商业、办公等由中心区向郊区迁移，内城逐渐瓦解――即：边缘城市（Urban Sprawl）[4]。其显出：内城瓦解；郊区化无序蔓延；文化丧失；城市周边环境恶化；农田侵蚀；人性冷漠等等致命弊端。

2.新城市主义的出现

“新城市主义”是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与现代主义“理性”思想相悖的以生态性、以人为本为特点的城市规划思想。它以《新城市主义》为标志，以解构主义、建构主义为主要哲学思想。具体表现为追寻文化及传统来源以及建设满足人各方面需求的道路、建筑、公共场所等。

二、新城市主义的主要类型与理念

1.新城市主义的主要类型

新城市主义由TND(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和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两大类型组成。

TND：传统邻里开发模式，是在1920年代～1930年代“邻里单位”社区规划模式基础上提出。重点在对传统城市邻里空间重塑，打破现代城市体系中简单的功能分区，回归传统社区邻里生活方式，强调交往空间、邻里单元和传统街坊的重要性。

TOD：以区域性公交站点为中心，以人步行的最大需求距离为设计半径，将人们所需的各方面设施和建筑都安排在这一设定半径中，其目的是使公共交通能取代私人汽车，从宏观设计层面减少环境污染。

2.新城市主义的设计理念

新城市主义的设计主要从生态可持续性、人性化和公众参与这三方面体现。

(1)生态可持续性

首先，新城市主义以生态学观点为基准，将城市看作一个生态系统并认为城市的发展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即：存在无形的界限（Urban Growth Boundary）。其反对城市无序扩张；反对郊区环境和自然植被破坏，认为城市应是可持续发展。其次，主张社区多样性，认为多样性是造成城市及社区稳定、持久发展的重要因素。

(2)人性化

新城市主义人性化主要从三方面体现:

①生理需求方面。注重对步行道路合理设置，注重一定范围内商业、居住、工作等建筑和设施的混合布置等。

②心理方面。注重安全与交往，采取紧凑建筑集合体形式，用建筑围合空间创造半私密-私密的空间形式，倡导步行为主、交通为辅的道路设计模式，从而满通安全需求，采取混合设计模式，促使各阶级之间相互交往，满往需求。

③情感需求方面。新城市主义秉承后现代主义对文脉的继承与发展，采用具体环境具体分析，对不同设计地域的不同文化和传统进行理解，创造出具有认同感、归属感的设计。

(3)公众参与

新城市主义不仅提倡在规划和决策过程中体现科学性、民主性而且也强调建立完善规划决策体系的重要性。为公众提供众多了解和参与的机会，真正体现以人为本。

三、新城市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的利与弊

1.中国居住区规划的主要方法及不足

(1)苏联模式

1949年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结束前，中国的居住区设计大多采用以“被动式”为特点的苏联模式。其主要根据国家制定的一系列具体地、严格地建设标准进行相应规划设计。住区规划主要在国家有限的资金分配下解决居民“可居性”这一最低需求而极少考虑环境等其他因素。

对苏联模式盲目模仿和运用给中国居住区建设产生了许多弊端。例如：机械化功能分区导致的长距离通勤；缺乏公共场所而导致的人性淡漠；居住区内环境恶劣；住区内道路多以满足汽车通行为目的的大尺度马路等等问题。人的心理、生理的多方面需求得不到满足。

(2)卫星城市

“卫星城市”是在“田园城市”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规划思想。它主要针对中心城市无序蔓延现象，通过在中心城区外一定范围内，根据一定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人口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建设几个满足人们所需设施、能为大部分人提供工作岗位的具有向心力的、吸引人居住的子城市的规划理论。北京的通州、顺义、香港元朗新城和将军岙、上海浦东陆家嘴等均是其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卫星城市理论在实际运用中也存在：母城市与子城市之间交通不便；子城市成为社会分层的代名词，造成阶级矛盾恶化和社会环境恶劣；子城市内建筑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缺乏，导致识别性弱；子城市后期管理不利，造成中心城市再次无限蔓延等不足处。

(3)邻里单位

佩里于20年代末在《纽约区域规划与它的环境》(Regional planning of New York and Its Environs)中提出了迎合汽车发展需求的“邻里单位”理论。该理论具有如：由小学合理规模确定邻里规模；邻里内部设置齐全的、满足需求的基础商铺；主要城市干道围合形成邻里单位边界；邻里内部道路采用环绕式，保证人车安全等优点。

“邻里单位”概念以满足汽车发展、大规模郊区化等需求而提出，其本质是塑造适合小汽车空间尺度及宜人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空间。客观上造成了以满足汽车尺度需求为主的城市形态的发展，带来“城市蔓延”问题。

2.新城市主义在中国的实践

人们生理、心理上的需求随着社会高速发展越来越难以满足。在住区方面，人们再也不仅仅追求“可居性”而以追寻具有宜人、舒适、人性化的居住环境为目标，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家”成为当前中国城镇和居住区规划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许多省市的项目都开始采用“新城市主义”指导规划和设计，因此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罗店新镇、安亭新镇、“汉口天地”为研究对象，尝试通过研究能较为准确的得出目前 “新城市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现状。

(1)新城市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优点

①建筑类型及布置的多样性

首先，多样住宅类型，提高了当地居民对场所的归属感和可识别感。如罗店新镇：规划为：现代城、花园城、生态城三种特色居住区分区类型，并在不同的分区类型中设置特色的建筑类型。现代城由联排别墅、独立别墅、多层住宅构成混合居住区域；花园城以联排别墅或下低层别墅为主；生态城以独立式、联排式别墅为主。

其次，多样的建筑类型混合布置，满足了居民生活、心理等方面需求。如“汉口天地”：将居住、商业、公共设施通过街道与开放空间紧凑相连,共同构成集合各种活动的人性化空间。

②合理道路设计与规划

主要是从人车分离设计、曲线形道路设计、高密度步行道路设计三方面体现。如安亭新镇：设计环形道路并将新城区内主干道与城外大干道以丁字形连接，限制车辆快速行驶，保证居民步行安全。

武汉“汉口天地”：恢复旧租界原有高密度网格道路特点，将高密度网格道路与周围区域城市道路顺畅衔接.提供适于步行的邻里与街区,以公共交通站点与开放空间为中心,有效形成公交社区。

③标志性创造

“新城市主义”在中国的设计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创造标志性建筑。如罗店新镇以北欧地图为地形特色修建诺贝尔公园作为标志；

安亭新镇将中心场地教堂作为地标建筑；“汉口天地”则保留区域历史建筑，体现“汉口天地”的特点。

④新技术运用

“新城市主义”设计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中强调新技术的运用。罗店新镇、安亭新镇和“汉口天地”这三个项目在整个设计过程中都运用了集中供能系统、保温隔热、同层排水、共同沟、环保节能技术、外维护结构保温材料等高档材料和先进技术，为当地居民提供了高质量的、舒适的生活品质。

(2)新城市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弊端

①城市归属感混乱

“新城市主义”注重对文化与传统的延续、保持甚至再发展，认为应把一个城市的文脉、历史、文化、建筑、邻里和社区的物质形式当作一个活的生命来对待，要根据它的“生命”历史和生态状态来维护它、保持它、发展它和更新它，如果一旦遗失，这个城市或社区便会失去灵魂[16]。然而，目前在中国的“新城市主义”社区和城镇建设中大多是套用“新城市主义”模式，仅从表现上机械模仿所谓“欧陆风情”，忽视了文化本质的从属性特点。例如：德国魏玛小镇镇长杰尔摩博士来到以其为母版进行建设的上海安亭新镇时他说：“城市是人生活的，首先得考虑到人生活的需要，人处在这个城市里，要有舒适的环境来工作、学习、生活、休憩。城市不是众多建筑物的堆积，城市应有自己的肌理和器官，要有文化，要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只有具备这些后才是真正的城市 。如果没有歌德，没有席勒，魏玛也不会是现在的魏玛。”这位镇长的评价值得深思。因此，缺乏对相应文化的背景和深刻理解，盲目地构造所谓的“异国风情”无谓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②风格差异明显

许多“新城市主义”居住区在建设和设计时未考虑具体环境特征，造成新规划区域与周围现存区整体上的脱节。例如：罗店新镇与罗店老镇一个北欧风貌一个以江南水乡特色 “一镇两貌”，值得深思。

③富人区的代名词

“新城市主义”最初是以为广大普通民众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而提出的规划理念，现在却价格高昂，成为高级精英和少数富人的“桃花源”。

四、结语

运用“新城市主义”思想进行规划是一种极大进步。表明规划真正与生态环境相结合、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但应该用一种理性态度认识“新城市主义”,应该采取“拿来主义”而不是盲目的争相模仿。无论是以形成归属感为重点的整体布局还是道路系统规划、公共设施安排、建筑大小甚至内部小品尺寸设计等各方面，都应以是否满足人们需求进行衡量。对适应具体国情、具体环境的方法和模式应选择性利用；对那些比较好但与实际有些差距的则应具体分析。因此，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城市主义”成为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Thomas Angotti.Metropolis2000:planning ,poverty and politics.Routlege,London and New York,1993

[2]吴缚龙:中国的城市化与“新”城市主义[J].城市规划,2006,30(8):19～23

[3]沈 锐 李同升 赵 伟:后现代的新城市主义与中国城市规划[J].城市问题,2005,(4):20～24

[4]Garreau ,Joel. Edge City :Life on the New Frontier[M].New York :Doubledy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y DellPublishing Group Inc.1991.

[5]戴晓晖:新城市主义的区域发展模式―Peter Calthorpe的《下一代美国大都市地区:生态、社区和美国之梦》读后感[J].城市规划汇刊,2000,(5):77～80

[6]袁 雁:新城市主义的理论探索和设计实践[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19(2):289～293

[7]李 强:从邻里单位到新城市主义社区―美国社区规划模式变迁探究[J].世界建筑,2006,(6): 92～94

[8]王 健:“新城市主义”思想对我国住区规划与设计的影响[J].安徽建筑,2004,(1):30～31

[9]Bernick, M and Cervero, R.Transit Villages for the 21th Century[M].New York:McGraw-Hill,1997

[10]沈清基:新城市主义的生态思想及其分析[J].城市规划,2001,25(11):33～38

[11]靳润成 张俊芳: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与设计的几大法则[J].经济地理,2004,24(3):299～303

[12]丁文静.新城市主义的人本理念及其在中国的应用[J].城市问题,2006,(3):89～93

[13]孟 强 舒 韬:城市建构中新城市主义理念的运用―上海曹路新市镇中心区城市设计[J].城市建筑,2007,(2):13～16

[14]仇保兴:卫星城规划建设若干要点―以北京卫星城市规划为例[J].城市规划,2006,30(3):9～12

第4篇：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理论基础；战略原则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这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作为农村社区庞大系统建设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相对于较为成熟的国外研究来说，在国内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成果主要分散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公益性文化建设两个方面。但由于各国在社会制度、经济水平和文化传统以及国际环境上的明显差别，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应在借鉴其成功经验的同时，依据自身特点，探索出一套符合自身国情、尊重本国文化发展规律的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模式。为此，明确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理论基础及战略原则对于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的致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都离不开文化的哺育和支撑。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关我国广大农民的文化权益和需求，因此，大力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具体说来，其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传承创新民族文化传统，凝聚和提升民族精神的内在需求。公益性文化的精粹必然包含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和提升民族精神，直接关系到国家生存发展的根基，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发端于农耕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之根在农村”，其本根就是农业文化。农村传统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民间工艺、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舞蹈、地方戏曲、神话传说、史诗民谣、传统建筑等数不胜数，它们经过历史的沉淀，已经扎根于农村的广阔土地，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精神血脉和延续基因。中国最深厚最古老的文化在农村，文化建设的根砥也在农村。“乡土社区文化”乃是“中国现代社区文化建设之根”。如何挖掘、整理、利用和创新农村传统文化资源，赋予农村传统文化以时代特征和崭新面貌，促进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实现农村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笔者认为，以农村社区为合理切入点，以公益性文化建设为具体内容，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扎实推进，是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二)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引导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我国当前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通过自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对整个社会与文化起到一种引导和教育作用，并对保持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其基本内容包括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公益性文化在宣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主旋律文化、凸显核心价值观念方面的作用是其他文化形式无可替代的。在我国，公益性文化建设是突显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作为党的重要喉舌的报纸刊物，还是为公众服务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从事优秀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事业单位和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都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代表和宣传着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农村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重要舆论阵地，相对于政府的号召、组织的说教灌输来说，在农村社区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化产品和多样化的文化服务，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的舆论引导作用更具广泛性和日常性。因此，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无疑是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途径。

(三)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建设文明农村、打造和谐农村的动力需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科学素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公益性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提升人们的审美水平、道德与文化素养，而且有利于净化社会环境与社会风气、规范生产秩序与社会行为，特别是在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能够起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独特作用。同时，我们要注重发挥公益性文化软实力在农村社区的作用，使公益性文化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支撑，使村民在思想观念、人文素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劳动形式、人际关系等方面得到整体改善或提升，既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又能有效协调农村社会关系，推动农村社区事业健康发展。因此，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及和谐新农村建设，必然需要其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四)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实现农民人文素养的追求目标。公民虽然职业、地位、身份和收入各不相同，但都有平等地无偿或少量有偿地享有知识，获取审美、文化，享受健康娱乐的基本文化权利。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它可以从一个侧面起到调节社会分配并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在现实生活中，物质层面上的差别容易引起关注，精神文化层面的差别却容易被忽略。特别是在我国，城乡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社会经济发展城市中心化，农村农民的文化权益则边缘化，而且长期以来处于弱势地位。深入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深度聚焦农村社区，深切关注社区农民自身，深情倾注人文关怀，实施以人为本的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刻不容缓。

(五)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农村文化力的迫切需求。综合国力的 竞争，根本上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但实质上是文化力的竞争。文化力是指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和文化积累所形成的现实力量，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公益性文化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方面，都包含着巨大的文化作用力。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可忽视其公益性文化的强大作用力：其一，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任何经济发展都是从理论突破开始的，知识经济的产生必须以知识、科技、文化为主要内容作先导。其二，文化从层面上看，包括技术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在技术层面，新的技术在理论上有了飞跃，才有可能引发生产的进步和革新；在制度层面，经济建设离不开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先进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优良的发展环境能为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保障；在观念层面，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只有通过文化建设，才能激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人的因素——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从社区公益性文化人手，只有不断提升农村文化力，才能为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长久的内在驱动力。

(六)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农村政治民主进程的内化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社区作为农村社会的新形态，已经成为社会矛盾酝酿、扩散和集中的敏感地带。农村的稳定和良性发展，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和政权的稳定。农村社区稳定需要依靠硬性的综合治理，也需要软性的文化建设。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的公益价值，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认同感和对执政党的认可度，也必然影响着农民对政治民主的热情与参与度。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一方面可以通过文化的教化和观念的引导，在实现农民文化权益、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的同时，也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深入民心、内化人心；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可以折射出文化民生意识。因此，坚持民生理念，切实解决好农民在文化方面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于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农村政治民主进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重大而深远。

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历史有延续性，文化有不可割裂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我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核心，历来都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注重从文化层面来探讨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等不同时期的问题，其文化发展的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其中，关于文化建设的一些重要观点和理论，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思想。他们对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做的科学阐述，为我们今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同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又提出了“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指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它们所产生的价值也不同。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肯定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作用同等重要，“作家”、“诗人”、“画家”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阶层”，他们进行艺术劳动的目的是创造在思想上、艺术上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精神产品。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进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公益性文化建设作为独特的文化艺术生产过程，它可以充分挖掘人们内心所固有的超越物质非功利性的一面，引导人们对真善美的深层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说，公益性文化给民众提供的是这样一种远离功利、回归精神的环境，也是对人们审美情趣的一种培养和熏陶，这正是我们今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所承担的责任和具有的功能。

(二)中共几代领导集体的文化发展理论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等不同时期的文化建设指针，也为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与指导。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端，毛泽东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泽东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鲜明突出了革命年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主要内涵。在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上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指出文化发展“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的方针，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思想和毛泽东提出的先进文化理论，明确提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邓小平强调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强调文化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条件；明确指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四有”新人培养的重要性，“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思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指出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原则，抓好“四有”新人的培养和塑造。这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3.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思想，特别是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三个代表”的重要内容，提出“先进文化”的概念，为新世纪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理论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创新的重要思想，“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江泽民在党的历史上首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纲领，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纲领、任务、方针、政策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4.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他们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全局出发，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等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强调了“四位一体”的整体建设思想，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建设确立了应有的战略地位与战略选择。就文化建设而言，要“在重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论述反映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对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

三、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战略原则

马克思主义及党的几代领导人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共同汇成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源泉，离开了它，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必须吸纳马列主义的相关优秀成果，与时俱进，制定并践行科学的战略原则，才能实现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坚持政府主导、主体多元原则。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非功利性使其无法单纯依靠自营而发展，更不可能将其完全依靠市场，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而必须紧紧依靠政府的大力扶持。这就决定了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过程中，基层政府在政策和财政上的支持是至关重要、不可代替的；同时，整个社会的重视和关注也是其有效开展的巨大动力。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也需要整合多方面的力量，应树立起社会文化社会办的意识，通过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规和政策，积极鼓励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引导社会资金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投入。

(二)坚持以民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是主力军。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中，以民为本的原则就是以农民为中心，坚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现和保障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和满足农民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上，并以此作为评价和衡量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工作的根本尺度；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作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在充分尊重村民个性、精神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倡导农村新型伦理精神，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环境，不断满足村民对居住环境、文化氛围的进一步要求，使农村文明程度和农民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

(三)坚持“双轮驱动”原则。尽管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以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效益为目标，但仍可以借鉴市场经济的某些意识和观念，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自己。经营性开发与公益性服务是文化的两大属性，但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社会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因此，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中应该贯彻“双轮驱动”的理念，既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又要重视经营性文化产业，以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带动公益性文化事业进步。通过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更好地增加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设施、项目的投入，降低文化消费门槛，引导公益性文化消费，进而培育农村文化市场，促使农村文化产业与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互为补充、相互作用，推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四)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原则。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依然严重，落后的农村仍处于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城乡一体化进程面临着复杂与艰巨的任务。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是进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必然举措，它不仅有利于推动农村社区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还对于改善农村社会风气、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作用。针对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重视城市、忽视农村，导致城乡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的现象，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大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的倾斜力度，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促进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5篇：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范文

人类永远在寻找“美好”的城市。“美好”是见仁见智的想法。

1 “现代主义”（Modernism）

1933年的雅典宣言是现代主义的代表，也是这三四十年“学院派”最强烈抨击的对象。以社会科学（socia1 science）为主的学院派指控它十大罪状，欠缺社会、政治与经济因素的考虑；缺乏社会良知（socia1conscience），忽视社会与科技的改变；缺乏对城市有机性生长的认识，特别是城市与地域间的相关作用（i nterdependence ） ，忽略人的尺度（human sca1e），分割了生活与生产的用地；破坏了社区和文化遗产；把小汽车的需要放在人的需要前面；把个人放在群体之下，但又把公众利益放在个人自由之下；鼓吹物质环境决定一切主义（physical determinism）。

但不要忘记，30年代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悲观主义的混乱世界，雅典宣言是黑暗中的火炬，是对人类前途的一个肯定。我们无法从现代“批评家”那里知晓雅典宣言时代规划工作者的理想以及他们所面临的现实。宣言全文共分八章，现摘录部分以供参考。译自路易斯·塞尔特（L uis Sert）的《我们的城市能否生存》 （Can Our Cities Survive）一书的附录。

第一章“定义与前言”。首先讲的是城市与其所在地域（region）的整体性和相互依赖性。包括了地理、经济、社会、文化、政府与自然环境。整个地域（regional unit）的发展不能离开它的地理与环境的特性、经济的潜力和社会与政治的结构，而且这些因素也在不断的改变。因此，科学性的规划一定要认清以上的相关作用及整个社会的不断进步。

注：可惜学院派的批评家，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者”（post-modernists）最不能接受的是“科学性的规划”与“社会不断进步”这两个概念。后现代主义相信有相对性和个别性的真理，因此，不承认规划可以科学化，只强调它的政治性。后现代主义还认为进步是主观的，甚至有人认为人类社会没有向前，只有横向的走动。

第二章列出城市的四大功能：居住、憩息、工作和交通。

第三章谈居住。它是城市首要的功能。城市居住密度超过1000人／公顷，降低密度和改善环境是当务之急，富人住区密度低，区位好；穷人的住区密度高，区位差。近郊（城乡接壤处）急速发展，但没有规划，也未能与城市基础设施连接。为居民服务的建筑（特别是学校）的区位也是杂乱无章的，因此，宣言声明居住区应放在城市中最好的地点：最佳的地势及气候；接近可供居民憩息的公共空间；并且在邻近地方有适于发展工商业的用地，以提供就业。

第四章谈憩息。城市里的空地不但不足，而且区位也不方便居民。市郊空地不能解决市内居民的日常需要。所以，城市更新一定要留有空地，不但作为憩息之用，也可与其他城市建筑（如图书馆、体育馆、邻里博物馆）合用。

注：这里我们要了解现代主义强调静态的憩息，而后现代主义则强调动态的娱乐。

第五章谈工作。工作地点（工业、商业、政府）与居民地点布局不合理，增加了往返交通，造成了道路阻塞。但市中心地价高，地税高，而交通拥塞，工业区只能向郊外发展；商业区也只能靠高价收购市内土地并拆除旧区来扩展。这些都是不合理的。解决的办法可按工业的特性和需要分类，然后将其均匀分布在整个地域内，主要考虑的是各类工业之间以及它们与城市其他功能的相依关系，缩短居住与工作地点之问的距离。大型工业区应与其他用地隔离，小型和非污染性工业应放在市内和居住区内，特别应提高通往商业区道路的使用效率。

第六章谈交通。城市道路网与现代交通工具。交通量的脱节，太窄的路和太多的交叉点带来拥塞和交通事故，单靠拓宽道路和管理交通不能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新的城市规划。壮观宽广的马路和环市的铁路都会分隔城市并使交通问题更加复杂化，城市交通需要现代化的道路系统。该系统应按准确的调研数据、道路功能、交通工具类别来建立，井按速度需要、安全性和方便度进行分类。

第七章谈古建筑。凡是有代表性、不影响市民健康且不妨碍交通的古建筑物及街区，不应拆除。但很多试图协调新旧区的建设计划都没有收到好的结果。有计划性的清理或拆除贫民区（很多时候也是古建筑区）可以同时改善当地和邻近地区的居住环境。

注：这也是批评家最反对的一段。他们只看到图画式的旧城区，而未能切身体会旧区里的卫生条件和污染情况。

第八章谈一般需要（general requirements）。结论是城市的居住环境未能满足市民生理和心理的需要。自工业革命以来城市扩张的动力来自私利和利欲的追求。结果是城市的经济力量与社会需要产生严重的分歧，城市发展过程中未能按现代规划原则去指导和管理。现在城市需要大量的改建和重建，但城市土地大部分是私人拥有。这尖锐的矛盾需要解决，一切私益应放在公益之下。

注：这种接近“社会主义”的理想也是北美批评家难以接受的。

城市的发展要考虑整个地域的经济结构，然后平等地处理居住、工作和憩息等功能的相互关系；按它们的需要和逻辑来制定开发方案；并以市民每天作息的规律来协调他们居住。工作和憩息的定点。其中，“住”是城市第一功能，是城市模式的基础。城市的发展应该是城市各功能整体的有机发展，发展中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平衡物质与精神的层面和个人与集体的需要。在建筑上，人的需要和人的尺度是首要的。从每一个住房到每一个小区到整个城市都要建立最好的空间关系。为能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利用现代科技和专家

注：“科技”和“专家”都是后现代主义所摒弃的。

城市规划是具有三个层面的科学：以高度（height，也可以看作是城市土地发展密度）作为基础去衡量和处理交通需要和空地需要的科学；每一个城市都要在整个国家和地域规划方案协调下做自己的规划；规划一定要有法律的力量。科研的基础，纵向上要能看到预期城市的发展，横向上要能协调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

可以看出批评家的论点实在是带点诽谤性，至少也是不实事求是的。雅典宣言所包含的拓荒精神，几十年来已被二三流的抄袭者取代了。但无可置疑的是现代主义已被公认是规划专业（不包括学院派）的主流。事实上，以往五六十年城市生活和生产环境的普遍改善是与以现代主义者为依据的规划工作不可分割的。

但是，规划的目标也就是社会的目标，也在不停的改变。因此，诞生于20世纪初期而成长于20世纪中叶的现代主义规划理论，能否适用于取代“工业社会”的“知识社会”里？这是个合理的问题。我认为现代主义精神有两点是常在的：对人文精神的乐观（o ptimism in the human spirit）和对理性的信赖（faith in reason）。前者可参看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一个城市设计新理论》（A New Theory Of Urban Design）；后者可读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一个有关美好城市形象的理论》（A Theory of GoodCity Form）。这两本书我已经在《城市规划》1999年第1期的“城市设计与真善美的追求”一文中介绍过。

无可否认，社会对规划工作的要求在不断地改变。现代主义的规划理论虽然也跟着时代在改变，但很多规划工作者，仍是墨守成规地用着过了时的数据。分析和指标。同时，新的城市理想也带来新的规划理论。 2　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

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急速扩展，以低密度平房和小汽车交通为主体的近郊发展给城市带来了交通拥塞、空气污染、土地浪费、内城破坏和邻里观念淡薄。自80年代以来产生了几种以矫正这些城市病为使命的理论，包括由安德雷斯·杜安伊（A ndresDuany）与伊丽莎白·普拉特——兹伊贝克（Elizabeth Plater-Zyberk）提出的传统邻里区开发（Traditional Neighbcrrhood Development，简称TND）和由彼得·卡尔索尔普（Peter Calthorpe）倡导的偏重使用公共交通的邻里区（Transit-Oriented Deve1opment简称TOD）。这两套城市理想和规划理论有很多相类似的地方，统称“新城市主义”。1993年的“新城市主义大会”（Congress of the new urbanism）否定了1933年的雅典宣言。

TND的重点在城市设计，而不是城市规划。这些“传统邻里区”有以下特征：半径约40Om，或5分钟的步行路程；街道间距是70～100m；周围有绿带；邻里内有多类型的住房和居民；土地使用多类化；区内道路两旁都有人行道；每条街道都有各具特色的行道树；公建布局在人流集散地；住房的后巷是设计的重点，基础设施。车库的所在地，也是邻里间社交活动的场所。

TOD理论也强调混合土地用途，并以公共交通为规划原则：居民距离社区中心或公交车站不超过600m，或1Omin步行路程；公交车站之间的距离在0．8～1.6 km；车程不超过10min；区内汽车时速不能超过25km，路宽不超过8．5m（其中车行道是2．5～3．Om，路旁停车2．5m，人行道2.0m）。此外，发展密度是25一60户／公顷，接近车站地方的商业用地不少于10 ％，市中心1．6km范围内限制商业竞争，尽量少设地下排水系统（主要是环保），并尽量保留天然沼地。

注： 25～60户／公顷的密度是小平房与两三层公寓的混合。

此外，还有内利森斯（Ne1esseils）提出的“小庄”（Ham1et）和麦克伯恩（Macburnie）的“都市小村” （metropolitan purlieus）等，都是鼓励“中密度”（一般不超过60户／公顷）不同住房种类。混合土地用途和公共交通。新城市主义在实践上出现了以下困难：北美的住房消费者仍是喜爱小平房；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是以小汽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各地城市的总体规划方案和土地使用规划仍然不鼓励功能不同的土地使用混在一起。此外，有人批评新城市主义鼓吹的美国1 9世纪小城镇形式的发展是矫揉造作，现代社会邻里淡薄的观念不会因建筑形式而改变。也有人批评后巷（back al1ey）是浪费土地而且制造不安全地带。最后，有人认为新城市主义的对象是白领阶层而不是普通大众，反映了精英主义（elitism）的心态。

4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

在美国与英国这是种族歧视和隔离的问题；在加拿大这是民族观点与城市形象的问题。传统理论是入侵-取代（invasion-succession）。首先是新来的少数民族人住城市房租最低的地区。他们的“入侵”使部分不能或不愿意适应的原居民迁出，这使该地区的房租更加下降。吸引更多少数民族的迁入，继续下去这些少数民族变成该区内的大多数，“取代”原居民，到了下一个入侵浪潮，他们又被新的少数民族取代。在美国东部城市，如纽约、波士顿等城市的内城区，最初是爱尔兰人，跟着是犹太人。意大利人。南部黑人等。

现在北美城市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很多来自国外的移民都是有知识和经济力量的，不一定要找内城租金低廉的地方，他们分布在城市不同的地区。因此，传统的理论再不能解释和指导规划，新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强调不同民族在文化上和城市形象上的竞争。

规划原则和方法不是中立（neutra1）的。它包含了主流民族和它的文化的观点和价值，在主观和多元民族之间规划要强调共识、谅解和接受。但规划是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必须分清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与民族团体的特别利益（special interest），现在有人提倡联络性规划（communicative planning），强调参与，这不仅可用以探讨和协调各民族之间价值观的差别，而且可以处理少数民族内部不同的价值观。

5　女权主义（Feminism）

60年代女权运动的焦点是就业、工酬和教育。70年代开始女权运动提出城市环境并没有照顾妇女的需要，甚至是限制了妇女的活动范围。

女权主义分子提出土地功能分区为女性日常运作（上下班、购物、看孩子）带来很多不便；城市近郊低密度发展也增加了交通时间，对妇女影响较大。她们还提出以解决上下班交通为主的交通规划，忽略了妇女们除了上下班以外还有很多与家庭生活有关的交通需要。女权主义提倡混合式的土地使用（与功能分区相反），多样化的邻里小区商业和社区服务，方便的公共交通和集中的学校、医院以及政府机关。

卡罗莱因·安德鲁（Caro1yn Andrew）提出一个女权主义城市（feminist city）的理想，包括：协助解决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动；多样化的社会服务；居民友好和步行者优先的邻里区；混合的土地使用；便宜、安全与方便的公交；解决离开丈夫，刑满出狱和伤残妇女的住房问题；妥善的托儿服务；发展邻里区内的就业机会；发展妇女艺术；推行“与民工作”（w orking with the people）而不单是“为民工作”（working for the peop1e）的“女权主义规划程序”（feminist planning process）。

注：以上的理想， 除了几点直接有关妇女福利以外，都是新城市主义的东西。女权主义最具体的建议是妇女安全，特别否定多层停车、后巷、围墙和阻碍视线的树木（这与新城市主义相反）。她们强调女权主义并非只关心妇女的需要，儿童。老人和伤残者的需要同样重要。因此，她们也强调城市环境的可达性（a ccessibility）。

转贴于 6　城市理想与理想城市（City ideals and ideal cities）

以往几十年的规划工作，大部分都是“现代主义”的实践，但在理论上则出现了很多门派。反映了对现代主义的不满，以及对“新”理想的探索。但总的看来这些新的主义主要还是“批评性”而非“创造性”的，而且批评中往往误解了现代主义的真谛，或是断章取义。有些新主义的主张甚至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精神的延续或现代主义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条件下的新演绎。

规划理论的演变不能离开人类追求和创造理想环境（envionmental idea1s）的心态。人类永远在寻找理想环境和实际环境之间的吻合。那么，理想环境是从哪里来的？而理想环境怎样影响实际环境的追求？实际环境又怎样影响理想环境的诞生？昨天的理想实现在今天，但一般普通大众的理想与社会精英的理想有所不同。自希腊和古罗马以来精英分子都喜欢住在近郊区的别墅， 19世纪下半叶开始工业革命带来了城市拥塞和污染，也制造了新的交通工具，提高了很多人的收入，中产阶级追随精英分子迁入近郊居住。20世纪早期的近郊小镇一般很小，不超过一万人，围绕着火车站发展，半径在3 ～5英里，周围都是田野、农庄。

一般老百姓仍住在城里。他们没有能力迁出，近郊居所（suburban living）成了他们向往的“理想环境”。30年代的大萧条，使他们更向往近郊生活。二次大战后经济复苏，人民收入提高，加上人口急剧增长，小汽车大量使用，推动了史无前列的近郊城市化大扩张。每一个有能力的家庭都想实现美国梦（t he American dream）一一一近郊小平房。不论任何经济。文化背景。家庭背景，近郊小平房都代表了美好生活和理想环境。

然而，精英分子又修改了他们的理想环境。开始时，他们不满中下层社会入侵“他们”的近郊，跟着他们重新评估了近郊的居住环境。当普通居民实现了他们的美梦（拥有独立小平房。新鲜空气。安静街道。健康的家庭环境和每日辛劳工作后的休息之所）时，精英分子就觉得这些近郊区是一整片没有生气、没有个性和没有社会性的“房海”。他们要放弃近郊。

新的理想环境开始在精英分子中出现。其中之一是搬到更远的地方，拥有大地皮、庄园式的生活；另外则是前面谈到的新城市主义，模仿19世纪美国小城镇风光。同时城内生活叉再度抬头，当大众向郊外涌的时候，精英分子就又迁回城里，这包括了高尚公寓和旧房（旧区）改造。

在五六十年代迁往近郊小平房的平民百姓，等待了多年才有足够的积蓄去买（抵押贷款）那梦中的房子——三个睡房、大的后院、整齐的邻里。他们的孩子们也在这环境中成长，所做的梦也是类似的。当然会略有不同，例如现在买房的就想有大大的浴室，一个阳光普照的太阳房（s o1arium），就近有好的托儿所、社区中心、自行车道等。但总的来说，仍是近郊小平房。

可是近郊居民这几年并不好受。学者、传媒、规划师整天地批评近郊小平房破坏了生态、占用耕地、浪费能源，相对地他们鼓吹旧房翻新的美观。新城市化（高密度）生活的多姿多彩和内城区位的地位象征。在原来的几年里，大部分的人仍会以近郊小平房作为他们的理想环境。但总有一天近郊小平房会被丑化到一钱不值、而被精英分子所创的某一个环境新偶像（i con）取而代之。

注：看来，最有潜力的是新城市主义的传统邻里区。

到那时，新的理想环境会被城市规划认同，房地产商一窝蜂地去投资建设。稍后，精英分子又不满百姓的“入侵”而要另创新意了。所谓未来的理想环境也会被批评犯了现在还未发现的新罪行。

7　结语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规划主流理论很像北美在五六十年代的思想和实践一样有现代主义的模式而没有现代主义的精髓（对人文精神的乐观和对理性的信赖）。同时， “新城市主义”和其他的主义也经外来的学者。批评家和教科书带进来。我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前景不很乐观。

国内常有人说，“我们不会重复人家的错误”或者“这永不会在中国发生”，20年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会重复他人的错误，而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也都发生了。

第6篇：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范文

孔孟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是以维护帝王专制统治为出发点，主张君主要爱惜民力、关注民生，以稳固其统治，是一种专制统治策略；现代社会倡导的“以人为本”是指尊重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发挥特长，关注人的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讲究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相处。

2.对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解

（1）实质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以达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进而实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

（2）反映了儒学思想适应了西汉王朝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和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需要。

（3）西汉确立的儒学独尊地位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儒家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光大，因为这一时期的儒学还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家思想。

3.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属理学，但有区别

主要区别在于“求理”的方式，朱程理学主张“格物致知”，理在心外，陆王心学主张理在心中。

4.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位进步思想家的进步思想只是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没有提出废除封建制度的主张，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范畴，是对儒家思想的新发展，因此，不能把它看成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5.东汉蔡伦不是发明造纸术，而是改进了造纸术，因为在西汉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纸

但他改用植物纤维造纸，降低了成本，有利于纸的推广和使用，更加便于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6.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态度截然相反，但本质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宣称资产阶级思想文化

康有为等维新派借用孔子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主张；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儒家学说，猛烈抨击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封建礼教，以达到宣传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思想主张。

7.正确认识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不是反对整个满洲族，而是特指反对满族贵族的统治，即清王朝的统治，其实质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在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政治前提，民权主义是核心，民生主义是补充和发展，三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有机统一体。

8.正确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集体智慧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果；毛泽东个人的正确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晚年不正确的个人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9.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并不是主张放弃基督教，而是反对封建的教会和宗教思想

文艺复兴侧重反对的是基督教禁欲主义；宗教改革侧重反对的是天主教会的宗教特权。

10.狭义相对论与与牛顿力学的关系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并非全盘否定牛顿力学，它把牛顿力学概况在相对论中，是牛顿力学的继承和发展。因为因为牛顿力学只反映宏观物体低速运动的客观规律，而狭义相对论反映的物体高速运动的客观规律。

11.“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指代对象各不相同

“百花齐放”是指文学艺术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百家争鸣”指的是科学上的不同派别和不同理论主张，可以自由争论。

12.正确区分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

第7篇：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实践社区，礼貌，不礼貌

 

在西方，针对语言与性别的研究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和成熟的时期,研究者将语言和性别看成动态的、微观的和在特定场景下的构建,即从传统的变异论者认为的性别差异研究转向语言与性别的后现代社会性别建构主义的研究。而我国在语言与性别的研究方面开展的比较晚, 将实践社区理论应用到言者身份、性别话语的研究还处在初步的阶段, 因此,作者希望通过本文为汉语的语言与性别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博士论文，礼貌。

在语言与性别的研究中，语用学中的礼貌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综合使用为了在具体的，特定的场景中更好的解释言语意义和言者身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框架。在交际中，使用礼貌策略通常可以看做是一种间接指代普遍意义上的具有女性性别特征的交际方式，相反，如果没有遵循礼貌原则或规范，或不礼貌，则可被看做是一种间接指代普遍意义上的具有男性性别特征的交际方式。Mills (2003) 也曾说过礼貌已经是被看成是一种具有女性性别特征的产物了。博士论文，礼貌。

一 实践社区理论

实践社区理论(Community of practice) 是有Lave & Wenger 在1991年作为知识社会理论基础首先提出的，后由Wenger在1998年将其进一步发展。Eckert&McConnell-Ginet 在1992年将实践社区理论应用于语言与性别的研究，从此，实践社区理论在语言与性别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Holmes & Meyerhoff (1999) 也指出实践社区理论与从社会结构主义角度看待性别的方式更具兼容性。

Wenger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实践社区理论，即相互参与契合，联合的沟通机制，能达成一致的能使自己提高的技能。由于性别不是事先已经存在的,它是人们在实际讲话中所产生的,是人们在参与具体的交际活动中建构而成的。性别也不是静态的,它是通过在不同的实践社团中,个体的语言表现不同,性别也随之相对的产生。由于实践社区理论一般采用定性的方式关注某一特定场合的社会实践，从而与早期的变异论研究相区别，形成自己的明确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

二 Brown& Levinson（1987）的礼貌理论及存在的问题

1礼貌礼貌及其存在问题

Brown & Levinson的礼貌理论主要基于Goffman（1967）对面子的看法。以前的有关性别与礼貌的研究大多深受Brown& Levinson的礼貌理论的影响。我们知道，礼貌作为一种普遍现象，为各社会群体所共有，作为一种个性化的交际原则，又受制于不同语言群体的不同文化背景，因此，礼貌原则在言语交际中具有灵活和多样的特点。

但是，Brown &Levinson的礼貌理论中最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它对于不礼貌的忽视，不礼貌言语是指，在言语交际中言者所说的话直接或间接地威胁到了听者的面子（包括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而使听者感到尴尬，不快的话语。博士论文，礼貌。而这种忽视是由于该理论对Grice (1975) 合作原则的过分依赖，这使得它把精力都关注在避免面子威胁行为的策略上了。这就导致一方面礼貌理论和合作原则相辅相成的运用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是人们在会话中力求遵守和维持的一种策略。，而另一方面，在真实的言语交际中，人们却大量的使用被忽视的不礼貌原则来达到个人的目的。徐盛桓（1993）认为该理论未对其准则的具体内容及相互联系，层次做出说明，各次准则的规定均较含糊，笼统（方式准则的各次准则除外），未建立会话含义的推导机制；主要注意了非规约性会话含义的产生和理解，而对规约性现象未给予充分重视；对会话含义的区分有不够严密之处，对含义特征的说明过于一般，个人特征的说明不够恰当。

比如，Holmes于1995年出版的 Women，Men and Politeness 肯定了Brown & Levinson的礼貌理论及研究成果。而Mills 认为Holmes 没有将其定义的礼貌行为与判断这种行为和人礼貌的社区有机的结合，而导致这一缺陷的原因正是由于Holmes过分依赖Brown& Levinson的礼貌理论，Mullany, Spiers 和Harris 也肯定了Mills的观点。Mullany同样认为在以后的性别与礼貌的研究中，Brown & Levinson的礼貌理论应适当的调整补充从而关注对言语交际的特定场合进行适当的分析。博士论文，礼貌。

2 实践社区理论能解决这个问题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关于实践社区的特点，许多研究学者，如Culpeper (1996, 2005), Eelen (2001), Mills(2003) and Watts (2003)，反复强调礼貌理论只有涵盖不礼貌理论模式的时候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完整的（不）礼貌理论。博士论文，礼貌。而实践社区理论在研究性别与礼貌方面是有强大的优势的，因为它为全面的展现言语礼貌与不礼貌提供了平台。

三 通过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理论，优势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1从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理论

Mills（2003）认为在实践社区理论看来，礼貌应被看做是在实践社区中发展，认可和竞技的一套实践或策略。同时，她认为在女权主义语言学研究中，对言语礼貌任何方面的研究都应在实践社区的理论框架下解读。Mills (2002) 提到“女权主义语言学应更多的关注从实践社区的角度研究性别和言语行为的关系，而不是关注对个体的言语行为的研究。因为从实践社区的角度，不同的群体对礼貌的不同功能和意义有不同的认识。”

2从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理论的优势

一般来说，从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理论主要有三大优势，第一，是实践社区本身的优势，由于其关注的是微观的，当地的，特定场合的语言与性别，性别与礼貌的关系，这符合当今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趋势。第二， 过去的研究过多的在词，句子等微观层面分析礼貌，通过从实践社区的角度，我们可以从宏观的话语语篇角度去解释礼貌 (Harris 2001, Mills 2002, 2003)。第三，通过从实践社区的角度，我们可以把礼貌动态的看成是说者与听者言语交际中制定，产生的行为，而不是像Brown & Levinson的礼貌理论那样单一的，静态的从说者的角度去阐述。

3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通过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原则时，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 那就是谁来定义一行为时礼貌或者不礼貌。Mills 认为从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的同时，要完全将研究者的在实践社区中的作用最小化，她认为只用属于某实践社区中的群体才有资格和能力去解释发生在这一实践社区中的特定的话语是礼貌的或者不礼貌的。博士论文，礼貌。Mills 主张从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理论的看法，我是支持的，但她过分夸大实践社区中组成群体的作用是值得商榷的，正如Holmes and Schnurr (2005) 和Mullany（2007）所说的那样，由于语言具有多功能性，因此解释某一实践社区中某一段言语交换在一般情况下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仅仅从社区成员的角度去解释，而忽略研究者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与社会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根本目的相违背的。

参考文献：

Brown, P. and S.Levison.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第8篇：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范文

【英文摘要】TheglobalismandorientalsocialdevelopmenttheoryinMarx’slateyearscanbefurtherprobed.Thefactthatthebackwardcountriestook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provedagainthegenerallawofsocialrevolution,henceinevitable.ThebackwardCountries’taking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itselfdeniestheworldcapitalistsystem.Undercertainhistoricconditions,thebackwardcountriescanstrideacrossnotonlythe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hipbutalsoitsproductiveforces.

【关键词】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跨越/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力developmentalapproachoforientalsociety/strideacross/worldcapitalistsystem/productiveforces

关于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论（即东方社会理论），理论界、学术界有过不少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在对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及其发展道路的具体理解上，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入深入分析，以期给世纪之交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新的方法论。

一、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及其东方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验证了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规律：社会革命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地区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认为：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由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享用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界在阐析这一理论时，总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普遍性与不排除个别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首先发生社会革命，跨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作为立论依据。这虽然是有道理的，但还不能从根本上令人信服。其实，要说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只要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加久远的人类历史长河，便会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形态的变革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的国家。

人类最早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共产主义。在这一社会阶段，发达的地区是中国。散布中国各地的古文化遗址都是明证。以沈阳新乐文化为例，可窥见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发达状况。这是有距今7000年和5000年的两层遗址，在这块高地上，当年竟居住了12万人之众。他们有供上百人用餐的巨大陶鼎。这里还有7000年前使用煤炭为燃料的余渣，把人类使用煤炭的历史提前到距今7000多年。这里还有大量精致的印纹陶器，还有新乐人的图腾标志——木刻大鹏鸟的完整遗物。这一切说明，当时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的管理机制较完善，社会交往已有可观的规模，社会运转稳定有序。其他各遗址，也揭示了当时中国原始社会相对发达的事实。在世界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如此繁荣完善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证据。这说明，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中国是较发达的地区，其他各地区则是相对落后的地区。

在进入奴隶制的社会变革中，到底是原始共产主义发达的地区还是落后的地区最先进入新的社会阶段呢？历史选择了后者。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较为落后的地区如埃及、两河流域、印度首先发生变革，进入奴隶制社会阶段，而原始共产主义较发达的中国则较迟。

在奴隶制阶段，先后发展起来的地区和国家是埃及、巴比伦王国、印度以及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民主共和国的奴隶制度。中国奴隶制度则相对落后。这不仅由于它地域狭小，延续时间短，严格地讲只有一千年的时间，同时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影响强大的意识形态，连中央都城都是不断迁徙的。

然而，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变革中，正是奴隶制较落后的中国最早发生了成功的封建主义革命，把世界其他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这是又一次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发生革命的史实。

在封建主义社会，遥遥领先，十分发达。自秦朝开始便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的，设立郡县制的发达局面。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令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相形见绌。

但是，当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先进和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步履艰难，而封建制一直落后的欧洲却首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并获得成功。英法诸国封建社会成熟较迟，又不典型，时间也短，相比之下谈不上发达，但革命却恰恰又一次发生在这种落后地区。

在资本主义阶段，西欧、北美是发达地区，并且由于资本主义把世界联为一个紧密的整体，所以一切民族都很难改变列强的布局，除非打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俄国、中国等国家，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较迟且不充分的落后国家。

在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大变革中，再一次出现了落后国家首先发生革命并获得成功的事实。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难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纵观历史，没有一次以一种社会代替另一种社会的革命发生在其原来发达的地方。相反，这种革命总是首先在原来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发生，因而这可视为一条规律。

二、“跨越”并非是指取消资本主义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

首先，马克思在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个理论命题时，是把它与外部世界，尤其是把落后的俄国与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俄国要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1]俄国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

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就。”[2]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往中才能实现。

如果说跨越论在某种程度上修正或补充了同时发生论、首先发生论，那么跨越论与它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只有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看成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过程才是可能的。它始终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得到发展。

跨越论也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把俄国村社问题放进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欧先进资本主义的联系中形成的。跨越论的这一理论命题的前提条件，是进行跨越的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必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3]，这就为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来改造跨越前的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可见，跨越“卡夫丁峡谷”离不开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

其次，这种“跨越”本质上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开创了世界历史，使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超出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界限，以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资本主义运动和作为其否定物的社会主义运动都不能不具有世界的历史性。东方社会落后的国家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超越，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斗争的结果。理解这个问题的历史观深层基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历史发展“普照的光”的思想。他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他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4]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卷入了文明之中。从这个视角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普照的光”的照耀下，东方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能不带上资本主义的性质并由之决定。所以，虽然一切社会主义革命根源于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但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因而，“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些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类似的矛盾”[5]。由上可见对“超越”应当作辩证的分析，不可作僵死的理解，绝对的、纯粹的超越是不可能的，东方落后国家恰恰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已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并在与资本主义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否定。

三、“跨越”虽然绕过了资本主义，但并非是指直接进入到马克思所称的社会主义，这其中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马克思主义鉴别社会形成及其历史分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社会技术尺度为核心的“三分法”，它涉及到彼此相关、相互对应的一组情况，即以劳动与生产工具的结合类型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全面自动化社会（社会技术形态）；以劳动与劳动的交换方式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社会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社会交换形式）；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社会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社会主体形态）。另一种是以社会经济尺度为核心的“五分法”，即以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第一阶段）等前后相继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有其相对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由“三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但对特定的国家来说，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由“五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阶段却是可以超越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思想，可以看到经济落后的国家跨越到社会主义，虽然在经济形态上接近于（仅仅是接近）由后资本主义转变过来的社会主义，它们都处在历史发展的同一序列——社会主义，但在反映生产力发展的三个社会基本要素方面却有很大不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属于全面自动化社会，在社会交换形式上属于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全面发展）。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则属于工业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体形态属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人的片面发展）。这就

是说，跨越后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历史链条中还有整整一个阶段的差距。正是社会基本要素的这些差距决定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等方面不能采取纯粹的社会主义形式，而是采取现在这种非纯粹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形式。

我国社会主义在社会根本制度上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有着质的区别，但从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和社会主体形态方面看，却与资本主义近乎同一形态，处在历史发展的共同进程中，执行着同样的历史转化任务，即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化以及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向现代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由于我国现代化发展较晚，无论是在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上，或是在社会主体形态上，其起点都比资本主义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社会基本要素上赶上，更不用说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根据。

上述定位明确告诉我们：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并没有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究其实质还只是处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阶段，由“不够格”到“够格”的社会主义，其间必须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还要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其竞争对手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前景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认识到这三个历史系数，就能看到以往笼罩在人们思想上的迷雾，即只看到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上的差异性，而忽视二者在社会基本要素上的相通之处。这是一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上的原因。

四、“跨越”不仅是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本意中也包含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超越

在我国理论界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解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超越，但资本主义生产力不能超越。就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具有不可逾越性。然而，在资本主义降临人世之后，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生产力发展的国际化，使“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6]这种国际间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世界生产力的总体联系，使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马克思说：“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7]第二，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在前资本主义形态落后的生产力和分工的基础上，不可能形成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普遍交往的格局，历史只能被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因而在这种封闭状态下，其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单线递进；而当世界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时，这种单线递进必然受到世界整体生产力发展的规定和制约，它的最终结果必然表现为“合力”的结果，从而打破其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所以，世界历史的形成虽然无法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循序渐进性，却使某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有可能借助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力量，绕过一切从头开始来实现生产力发展个别阶段上的超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提出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时，曾针对俄国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象西方那样先经过一般很长的机器生产发育的孕育期呢？”[8]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对生产力不能超越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否则，在理论上必然把它教条化；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执行传统发展战略或爬行战略，使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只能等距离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永远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当然，这种超越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对其作出科学的分析。既不能随心所欲地跨越历史必由之路，又不能完全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必须结合具体国情，走自己的创新之路，否则，在理论上必然离开唯物史观，陷入“空想论”，在实践上必然导致不切实际的瞎闯蛮干。［收稿日期］1999-11-12

【参考文献】

[1][2][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51;431;431-432;43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25.

第9篇：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范文

要讨论中国的政体，首先要明白“名实之分”，不懂这一点，就不懂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有革命旧义，有改革新说，无论如何，一以贯之都是一个“变”字。只是天地万物若处在变革之中，名与实就不会那么吻合，或名至实不至，或实至名不归。这是天数，殆非人力可以消泯。

因此，政体之名实固然有不符，但说来也并非全然是消极的现象。一国政体之确立，其间必经历名与实的磨合，如大等等概莫能外。国家的政体，不只是写在宪法纸面上的东西，它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国家在革命、建国以及国家建设过程中一系列经验的总结。政体之所以为一国之大法，不在于其中有多少抽象的原则，而在于它对这个国家历史、现实以及未来命运总体性的决定力和解释力。因此，一国政体固然有其原则性成分，但同时也有其经验性成分。就中国的现实而言，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基本原则不可动摇，这就叫政体的原则性成分；摸着石头过河，这就叫政体的经验性成分。

如当变革之际，政体的原则性成分和经验性成分免不了会有摩擦、会有碰撞，故有“与时俱进”之谓。但变革之道，却并非只是“与时俱进”，所谓“无平不陂，无往不”，现实的、经验性层面的改革固然可以有所推进，但只要存在着名义层面的核准问题，经验性的改革越成功，名实问题就越突出，认同的危机也就越大。长远来看，名与实显然不可能维持在一种长久的明显紧张关系中。只有当政体的原则性成分和政体的经验性成分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和互动，政体的名实始能契合不悖、圆融无碍，认同的危机也才能得到解决；否则，就一定会进亦失、退亦失，以至于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这里，有历史本身的逻辑。简单来说，改革要怎样才算成功？这并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增长，或者依靠摸着石头就能给予回答，或许，它首先是一个名实问题。如果不能循名责实，重整名实关系，推动循名责实的变革之路，认同危机是不可能在现有框架内得到解决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说过：“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善哉斯言。这句话表明，既懂得革命的政治学，也懂得改革的政治学。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循名责实

循名责实，也是今天的任务。

所谓“循其名，责其实”，归根结底无非是说，“知其常以达其变” 。就政体而论，首先的一个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一个单一政体国家，还是一个混合政体国家？如果中国是一个单一政体国家，为什么这个国家能够承受前后两个30年如此巨大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中国不是一个单一政体国家，那么这个国家60年一以贯之的东西又是什么？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如何是“人民共和”？共和的本义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原旨又是什么？

而要讨论共和国60年历史背后的总体国家意志，就不能不从宪法谈起。新中国历经60年，前后有四部《宪法》，现行的八二年《宪法》虽然从理论上代表的只是1982年以来的共和国原则，但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的基础却在1954年《宪法》――这是1982年主持宪法修改工作的彭真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曾明确阐明的修宪原则；而五四年《宪法》的序言也曾指出，“这个宪法以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性质在1949年的《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之间是有明确的继承关系的。

但是，按照现行宪法的精神，中国的国体是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1949 九年的《共同纲领》却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

这说明了什么？

我以为，最为直接的理解就是，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其实并不只是两个现实存在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两个宪法、两种政体安排的产物。

三、铁的必然性

当然，我们可以说，五四年《宪法》颁布之后，政协已经不再是权力机关，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只是所谓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当代中国实际政治的运作中，政协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对人大没有制衡作用，对主持协商的事项也没有批准或决定的权力，大概属于中国国家结构里比较典型的有职设、无职效的组织机构。但如若尊重中国宪法的历史性，政协作为前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位置就不是没有意义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政协与人大之间存在的组织机构层面的区分之后是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张力。无论从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角度来看，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张力都是共和国政体至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其现实效力直至今天也并没有消失。

当然，这一点须得重新理解新民主主义理论才能够体察。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独有的理论创制，它很可能也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后最为重要的本土理论创制。我们今天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新性或许已相当隔膜，这是因为，我们只把它当作意识形态教条，不理解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理论意义。

新时期以来，不断有人重提新民主主义，但要么是不着要领，要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往往一厢情愿地以为新民主主义的要义在于民主，但是，“民主”二字用在这里实在是偏离原旨的叙述。只要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有所体察，就应当知道其关节点不在民主，而在领导权。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新民主主义，其基本观点毋宁是如下两点：一、政治状况与经济状况的分离；其二，政治的领导权。这两点放置于今日，难道不仍旧是指导性的社会原则？

从革命到建设，与其说历史是相似的，还不如说，历史有其铁的必然性。对此，我们与其流于感叹，不如试着去理解。

四、《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证

理论问题，固然会转化为意识形态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理论问题。

从表面上看，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的区分在革命时期是一个斗争策略和政治策略问题，但只要回顾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论证前提，尤其是《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证过程，其论证结构包含的东西可能比它的结论还要重要。为什么《新民主主义论》原来的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为什么被视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为什么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历史定位中能得出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这些问题只有回顾其论证才能得到解决。

在我看来，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论证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1.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从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视野下观察一国政治经济现状的理论

实际上，《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无产阶级何以能够领导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个问题有过一个极为关键的论证。文中指出，“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也就是说，只有以世界革命为背景，方可理解一国之中的政治经济状况。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即我们今天所谓后发展中国家，其革命的性质首先取决于与帝国主义或国际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这也是为什么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没有上溯到辛亥革命也没有下延至五卅运动，而偏偏要以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为开端的根本原因所在。

不止于此，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早已明确指出，“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意味着，体现着现代中国自身历史逻辑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也是殖民时期的后发展中国家即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普遍历史道路。

2.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大背景下，一国可能出现政治状况与经济状况的分离

此前由共产国际提出的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理论，表面上考虑到了中国的实际状况，认为中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需要首先进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是，由于它囿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范式，认为政治状况必须适应于经济状况，所以，才有或左或右、时左时右的表现（王明是典型）。由于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性质所带来的理论突破，这种情况的出现几乎是必然的。

从表面上看，新民主主义理论最为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但如果我们退一步看它的实质，不妨认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核心其实是这样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背景下，一国往往会出现政治状况与经济状况的分离”。甚至不妨说，政治/经济状况的分离，是后发展中国家的常态！――这也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真正要义所在。政治上由无产阶级团体领导，经济上是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经济形式，历史证明，这一经过“大风大浪”考验才得以认识的新民主主义命题，经过了种种历史误会，经过后起的一次又一次“大风大浪”，到了今天仍旧是最足以说明中国现状的基本命题。

3.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平衡――统一战线的产生

正因为政治的主导力量与经济的主导力量并不是同一个阶层，统一战线才是必要的：中国革命所建立的国家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也不是由无产阶级掌握所有权力的无产阶级国家。在确立革命领导权前提之下，权力必须被分享，也只能被分享。在单一政体形式下，只要主导性力量是单一的，是不存在统一战线的问题的。但是，对照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国体理论的表述，如果说社会主义中国的国体是“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那么，很显然，新民主主义并不是一种单一政体，而是以统一战线为核心的混合政体或均衡政体。

对于新民主主义这样一个政治与经济相分离、政治主导力量与经济主导力量并存的社会形式来说，混合政体或均衡政体是唯一的政治选择。

五、均衡政体的政治现实性――功能界别

新民主主义理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及政治协商制度是三位一体的东西。说社会主义是单一政体，新民主主义是混合政体或均衡政体，还只是理论上、字面上的思辨问题。但是这种混合政体的模型一旦落实在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上，就产生了与单一政体模式下相当不同的政治组织模式。

实际上，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时期差不多也是解放区以统一战线为基础的进行政权组织试验的时期。比如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的“三三制”，就是一种很典型的混合政体、均衡政治、分享权力的实验。“三三制”之所以没有被认真对待，是因为长期以来，统一战线似乎只被理解成一种政治策略，一种与武装斗争相配合的、分化瓦解敌人对手的策略斗争，以至于最后共产党人自己也对此将信将疑。但是，只有在尊重历史规律的前提之下，才能谈到正确的策略。策略之所以正确，往往是因为它遵循了历史的必然性。统一战线工作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拒绝“关门主义”、“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等等主张与其说是一种纯粹的策略性主张，不如说是共产党人从“大风大浪”里走来的对政权基础和代表性的再认识。因此，必须要把作为策略的统战和作为本体的统战加以区分――作为本体的统战是由新民主主义政体所决定的，绝对不是一时之策；相反，那些曾经被视为政策策略的东西反而会在历史中沉积下来，成为某种的原则性成分。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第一次以统一战线为基础的政权试验，在实验的过程中，为了让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让他们尽可能地参与进来，保持一定的比例，并没有诉诸平等代表权的安排。除了策略方面的考虑之外，由于统一战线要追求更广泛的代表性，要求尽可能地照顾到方方面面、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所以才形成了一种固然不合“平等代表权”，但实际上却比“比例代表制”更加照顾小团体利益的组织形式。

“三三制”的实验作为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不仅取得了很好的政策效果，争取到一部分地方乡绅的支持，建立了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加广泛的政权，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中国共产党后来组织统一战线政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简单来说，最直接的影响是，无论人大还是政协的构成，后来实际上都在区域制之外引入了“身份制”或“界别制”，除了党员、派、群众的比例关系之外，还有士农工商学兵等界别区分（比如说，有党派单位、团体单位和界别单位）。人大同时采用界别制和区域制，这多少会产生一些冲突，但对政协来说，界别制却是唯一的组织原则。政协的组成与我国港澳地区实行的“功能界别”选举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政协采取的是协商举荐的制度，港澳地区实行的是以团体为单位的“功能界别”选举制度，但只要采取了“功能界别”的区分，就一定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当时主持晋察冀边区工作的彭真曾对“三三制”加以总结说道，“在法律条文上规定“三三制”，是和真正的平等普选原则相违背的”；今天，类似的指责也出现在港澳地区“功能界别”选举制度上，这些人也认为功能界别的组织形式违背了平等普选的原则。

但与此相对，新加坡的郑永年先生则提出了另一种思路。在他看来，普选的功用是保障人民的民利，而功能界别则是基于社会各阶层相互制衡的需要。他认为，“问题不是取消功能界别，而是要改善和改革功能界别制度……功能界别的存在，不应当是像一些学者和政治人物所说的是民主的倒退，而可以成为民主的改善和改进。从改善民主的角度看，功能界别不应当是临时的安排或者转型期间的安排，而是要把此安排进一步制度化，成为未来民主政治的内在一部分”。

笔者认为，政协的问题与香港“功能界别”的情况极为相似，中国社会并不缺少民粹主义的传统，问题在于，我们很难形成利益团体之间的磋商协调、社会各阶层间相互制衡的机制。但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演化恰恰是诸多利益团体的分化，例如经济上的政企分开，又比如在城市拆迁过程中出现的房屋拆迁管理机构与拆迁公司、拆迁估价机构等等组织机构的分化。解决此类社会问题，单纯通过强化政府行政职能或者单纯通过民粹主义的方式都不是好的解决方式。在利益分别和职能分别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就应该承认利益代表者的差别，承认“共同而有区别”的人民利益格局，把人民中各个利益团体之间的均衡放在政治治理的第一位，并通过功能界别的组织形式在代议制机构内予以安排，才是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良治之道。

当然，要推进循名责实的改革，一方面需要解决有职设无职效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解决有职效无职设的问题。目前的政治协商制度由于不涉及立法权，它事实上行使的是谏议权，类似于中国政治传统文化的公议与清议，而如果给予政治协商会议以监督、问责或者接受述职的权力，并且依据功能界别的组织形式安排政治协商制度，那么，职设和职效、代议制与社会利益团体、名与实就有可能得到融贯统一。在这方面，政治协商制度是大有可为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利益格局的整合并不一定需要大动干戈，只要利益表达得以理顺，只要“共同而有区别”的利益格局在一个协商共进的局面中得到表达，有时候一个重新发挥其效用的政治组织往往有四两拨千斤之效。

六、人民共和：从和谐社会到均衡政体

总体而言，无论是哪一种政治制度，其基本核心都是要促进人民的共同福祉、协调人民内部的矛盾、实现政府和人民的上下沟通。这是和谐社会的民本政治的核心所在。判断政治体制的现实意义，只能从这三个标准去看，不能采取任何一种教条的方式。

如果说全国人大是由平等普选的原则所决定，那么全国政协恰好可以向功能界别的制度安排发展。这两者之间在组织制度上的区分，也恰好构成了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之间形成的张力。社会主义是“人民性”的代表；新民主主义的混合政体和均衡政体则是共和主义传统的经典形式，可以名之为“共和”体制，合而为一即是“人民共和”的制度。这种以人民性为主导的均衡政体既是共和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合题、是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合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原旨所在。它所要体现的不仅是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也是尽可能多数人民的广泛联合，既可以说是共识的民主即“共同而有区别”的人民利益格局的实现，也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共和”体制的现实化――所谓“循其名，责其实”，恰在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