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文主义的认识精选(九篇)

第1篇：对人文主义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探析

中图分类号：G64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2-0060-03

政治文化是一国家和社会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情感的反映，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核心。政治文化认同是理想、道路、制度认同的思想基础。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部分人对我党政治文化存在困惑和误区，因此，厘清问题，澄清认识，多途径提升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对我党政治文化认同，是新时期高校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新时期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面临的挑战

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是高校教职工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高校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在政治文化认同方面遭遇各种困惑，面临诸多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弱化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是当今世界三大基本特征，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文化不是游离于经济、政治之外的单独存在，而是内含于政治、经济之中。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必然蕴涵着西方国家倡导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播。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起从未停歇过对非资本主义地区的影响和渗透，在不断的势力扩张中扩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经济渗透、文化渗透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手段和方式。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打着所谓“普世价值”的旗号，模糊文化的民族性，大肆推行西方政治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全球化是民族化的发展条件，民族化是全球化的发展基础[1]”。引导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实质，辨识物质现象背后的文化本质，自觉形成与中华民族发展相一致的价值取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新时期高校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技术工具主义误导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淡漠政治文化

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它不仅推动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也显示了一个国家强大的实力，有助于提升国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也扩大了其所在社会政治制度影响。熟悉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坚信科技的力量，坚信科技可以改变社会和生活，因而导致部分人陷入唯科学主义的科技决定论陷阱，以科技代替人文，以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忽视了人对政治文化的审度。科技知识的学习、运用与研究，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超社会、脱离政治的科技是不存在也是不现实的。只有在正确的政治文化引导下，科技的发展才不会脱离“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价值取向，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三）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淡化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

“意识形态终结论”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论调。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阶级社会，而是“大众社会”，“意识形态已经变成了一个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的词汇”[2]，企图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掩盖其阶级实质。“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本质是终结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取而代之西方宣扬的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其本身就是一种变相的意识形态教育，借所谓西方文化的“普世性”，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降低和消灭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警惕性。“意识形态终结论”是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种理论手段，在所谓文化无国界宣扬中放弃对自己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进而认同西方宣扬的文化和价值观。部分醉心科研、忽视政治的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很容易被西方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所迷惑，单纯地认同“意识形态终结论”所宣扬的经济技术社会形态标准，成为唯生产力论者，忽视了其中渗透的意识形态色彩，忽视了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丧失了自身应有的政治警惕性。

二、新时期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在文化认同方面出现的新特点

与老一辈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相比，新时期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受一些现实主义社会文化影响，他们在文化认同方面出现一些新特点。

（一）政治文化认同意识淡漠

新时期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学历层次高、眼界开阔，不少人有海外留学背景或者出国学习经历，他们切身感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实力以及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他们和老一辈党外知识分子一样怀揣“科技报国”、“科技强国”的梦想，一心想在科研上有所建树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早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梦想。同时，受西方一些错误社会思潮影响，部分人认为政治与其无关，那些都是他们眼中所谓“政客”关心的事情，他们秉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理念醉心科研，对政治文化的态度显得淡漠。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文化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心理和信仰的表达，是一个关系国家和社会“向哪里走”、“如何发展”的大问题。政治文化与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休戚相关。“为谁服务”是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进行科学研究首先追问的问题，否则，他们就会失去开展科学研究的动力和方向。

（二）文化选择实用主义倾向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主体意识、利益意识、竞争意识不断增强，以物质利益原则衡量得失成为部分人的惯性思维。简单地以“物”作为衡量标准的文化是肤浅的、短视的、庸俗的，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市场经济现象背后蕴涵的文化本质，把市场经济等同于物质主义，误读了市场经济。成长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部分人受这种错误思想影响，文化选择出现实用主义化倾向，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实利益的文化受到他们的青睐，理想信念对部分人而言虚无缥缈，认为其可有可无，政治文化更是被其简单地等同于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没有看到政治文化是维系一个社会稳定的重要根基，是增强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思想底蕴，文化选择庸俗主义化。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想认同差异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成长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从心理上完全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但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部分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却表现漠然。部分人认为，理想信念似乎是不切实际的代名词，是个人的事情，有无信仰无所谓，理想信念成为其心灵深处缺失的空白地带。同时，理想也被部分人M隘地定义为生活理想和职业理想，往往是从个人角度出发来阐述人生追求的目标，从过去纯粹的理想信念追求转向对现实物质世界的追求。理想信念是激励一个人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在精神动力，“珍视人生价值的人才能珍视自身的存在”[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现实体现，两者具有内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关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三、厘清认识，不断提升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对我党政治文化认同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4]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核心，对既有政治体系起着维护和延续的作用。我党政治文化简而言之就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等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为了激发广大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使其同心同德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不断提升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对我党政治文化认同。

（一）不断提升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意识

意识是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物质世界的主观映像，具有自觉能动性，能够指导和调控人的心理和行为。不断提升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意识是增强其政治文化认同的首要前提。不断提升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意识，使其像空气一样徜徉在人的周围，在无意识中强化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对我党政治文化认同的自觉性。“人的存在是一个意义系统，信仰是灵魂生活所在的一种状态。”[5]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理想信仰的精神表现，体现了一个社会倡导的价值取向和引领方向。理想信念作为人内在本质规定性的核心内容，与政治文化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如果一个人的理想信念与社会倡导的政治文化同向，他就会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建设者，在坚定理想信念的同时强化对政治文化的认同。不断提升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意识，不仅可以坚定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而且可以增强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自信，在两者的互动中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二）注重政治文化认同教育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原则

加强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教育，不断增强其文化自觉，既反对庸俗的唯物质主义倾向，也反对片面强调其精神性而忽略其物质性的错误做法。马克思曾指出，思想一旦脱离物质利益就会出丑。注重政治文化认同教育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原则，是增强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教育有效性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物质性和精神性是人的行为具有的两种属性。片面强调政治文化的精神性忽视物质性，导致人们对理想信念的追求缺乏动力，政治文化教育显得苍白无力，难以具有说服力。片面强调政治文化的实用主义而忽视其精神性，则导致政治文化教育堕落为庸俗的市侩哲学。加强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教育，既要注重精神性，不断提升其思想觉悟，又不能忽视物质性原则。对于在科学研究和生产力转化方面有突出贡献的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必须给予其丰厚的回报，一方面体现社会对知识、对文化的肯定与尊重，另一方面使其精神贡献得到相应的物质回报，激发其不断进行科学研究的动力，坚定其“科技报国”、“科技强国”的理想，提升其对我党政治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其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三）多种途径开展政治文化认同教育

人不是天生的理论家，对某种政治文化的认同必然经历一个教育、引导、接受、同化、吸收的过程。对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开展政治文化认同教育，要做到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双管齐下，不断提升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对我党政治文化的认同。第一，利用高校社会主义学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灌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必要手段，必须把高校社会主义学院建设成为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是简单的照本宣科，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是有思想、有主见的成年人，只有讲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和价值性，才能得到他们的信服，才能不断提升其政治文化认同感。引导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和多元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识破西方所谓“价值共同体”的本质。同时，针对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对某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困惑，高校统战工作人员要及时地为其解疑答惑、澄清认识。第二，在实践参观考察中强化政治文化认同。政治文化认同不仅需要思想情感上的共鸣，更需要在实践中检验这种文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利用实践教学等机会，让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出实验室，在参观考察中切实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给城乡带来的巨变，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强化对我党政治文化认同，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第三，通过开展座谈会、联谊会等形式，及时了解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和文化诉求，及时回答其对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困惑，澄清认识，避免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误导。同时，高校统战工作人员要及时向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讲明我党新的政治主张和新政策的内容，在信息公开、透明的对称交流中，不断提升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对我党政治文化认同，使其树立“四个自信”，成为自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参考文献：

[1] 郑永廷，张彦.德育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2.

[2]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M].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519.

[3] 维多克・弗兰克.活出意义来[M].赵可式，沈锦惠，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84.

第2篇：对人文主义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融合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所谓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融合，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划分，这种融合可以分为学术和实践两个层面。两者融合不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促进中国人民健全发展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需要。同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是可能和必要的。从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本身看，尽管两者不尽相同，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也可以看出两者并不是明显对立的。显而易见，两者是存在互补性和一致性的，是可以融合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含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主要是指在我国实际和当下时代精神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发展。利用马克思主义解析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融合的实质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所谓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不只是单纯继承，还包括对其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继承是利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内容和思想，发展是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精神对已经继承的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发挥，最终将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

融合的两个主要层面。鉴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分为学术层面和实践层面的中国化，并且每一个层面中都包括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所以，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融合也对应地分为实践和学术两个层面的融合。

实践层面的融合就是在两者的结合过程中，融合动力始终是实践需要，融合的目标始终是更好的指导实践的进行。这样的融合大多都是从实践方案的指定开始，随着方案进行而不断深入，最后总结实践经验。

学术层面的融合就是两者的有机结合，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对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发展，而不同于国外哲学，民族化的中国哲学是其核心建构。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是中国现实的需要。我国社会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对社会意识建构进行反映，并且还映射了我国社会现实，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我国社会现实的需要。从当下看，改善我国社会现实需要不断加强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以及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这五方面的建设。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人，必须要身心协调才可以健康发展。若只看重肉体，只有物欲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若只看重精神追求，物质生活得不到改善和提高，就是苦行僧，显然没有物质生活的保证而只片面强调精神层次都是空谈。可见，健全的人生必须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协调统一。精神世界是非理性和理性的协调统一。理性和非理性是相互关联的情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是离不开意志作用的，意志与理性的引导和控制是息息相关的。

可以说，健全的人生就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有机统一，也是非理性和理性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对人的指导是各有千秋的。所以，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和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实现两者的对立统一，对于我国人民的健全发展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要。现代化指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面的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文化建设的现代化，当然要包括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显而易见，我国传统文化顺利实现现代化转变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至关重要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一般来说涉及到下面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都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连。

一方面，传统文化要怎么去实现现代化的转变。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我国传统文化是对立统一的。从对立的角度看，我国传统文化缺少民主，这与现代文化相冲突。比如，现代文化提倡独立自主的人格而传统文化通常造就奴性人格。而换一个角度看，把传统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现代化转变或者改造之后与现代化思想是一致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物质基础，当然也离不开历史文化基础。显然现代化建设是不可能架空历史文化而存在的。立足于时代特征，利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看待传统文化，不难看出传统文化对我国现代建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决定了其实现现代化转变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变的根本路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融合。“历史上任何的思想都不是绝对正确的，都有其局限性。即便是最精华部分也要实现现代的诠释。”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变不是文化复古，而是结合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自我完善和更新。

可见，马克思主义和我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或者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变，两者其实可以归为一个过程，都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致性和互补性

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尽管它们具有一些差异，但是两者不存在根本冲突，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并且，因为两者所产生的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等原因，所以两者具有特定的特点，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不一样决定了两者具有一定互补性。这样的一致性和互补性也是其融合的依据。然而，对它们的认识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认识和方法论，都会对两者产生不一样的评价。同时，伴随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刻和对传统文化看法的逐渐成熟，也将会加深对两者之间互补性和一致性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致性。两者的一致性主要体现是在哲学层面的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同时，两者追求的最高社会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致的。

首先，两者具有一致的知行观。两者的认识论具有各自独特性，也有一定相同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强调悟性，也看重从经验到理性的认知。传统文化中把这样的认知叫做“思虑”和“见闻”，对应于从感性到理性的思维。传统文化中是不存在“真理”这种说法的，取而代之的是“真知”一词。孔子并没有对真知的判断直接下过论断，但是可以从论语中体验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可见孔子对于真知的见解是客观认识，而不是来自固执和臆测。孔子认为“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也就是说人们的认知是和仁德对应的，仁德是判断真知的重要依据。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们的认识要经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理性认识是对感性认识的判断和提取，高于感性认识。

其次，两者的历史观是一致的。传统文化讲究“通古今之变”。这就是说要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而实现对历史的认识。传统文化历史观可以归结为三点，历史在发展还是在退化、历史发展动力和规律、历史发展中经济和道德的关系。而唯物史观的观点是人类社会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以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不断矛盾中推进的。因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导致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

最后，两者的最高社会理想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而传统文化的憧憬是大同世界，两者有一定的一致性。郭沫若的《马克思进文庙》一书中利用文学技巧表达了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一致性。孔子在文庙见到马克思对其惊叹道，“你的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真是不谋而合。”大同理想突出特点是公平，与共产主义是相通的。这些一致性使得中国人民在感情上可以更加积极地去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样就使得我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成为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心理基础。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互补性。一是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刚好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二是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对传统文化进行补充。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可以全面地表达人的认识过程、理性思维和检验真理的标准等内容。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缺乏对于人，这一认识主体的修养对于获得正确的认识的探索。然而，这点恰恰是我国传统哲学的长处。在现实社会中，我们通常都会感受到人作为认识主体的社会立场、心理情绪和道德标准等方面，对于正确认知的养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当今社会，我们通常会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影响，受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某种框架结构的束缚，忽略我国传统哲学对于认识主体的研究成果。当下，我们应当在时代的制高点，从新的角度来挖掘我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然后提炼和升华其中的主体修养哲学论，从而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规律

所谓规律，指现象或者事物之间存在的必然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这种规律不能被消灭也不能被创造。人们去分析和研究事物的规律，只能从事物或者这一过程的以往事实中去概括和提取，然后再分析事物或者过程的不同要素之间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去发现其中的规律。

要分析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融合的规律，就必须紧紧把握马克思主义和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这些珍贵历史，对这一历史进行仔细分析可以看出两者存在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回顾这百年历史不难看出，两者融合的过程，是和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过程一致的。这一伟大进程，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作为思想武器，利用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来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从而实现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的建立，逐渐在引领实践方案制定、总结实践经验和推动实践顺利展开等方面实现两者的融合。

两者融合与现实需要相适应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和我国传统文化一样都是对社会意识的反映，是一种社会形态。虽然表面上看，两者的融合是思想理论来创造活动，但是这样的过程不是随意的，不是天马行空的。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挥一定的主观能动性，然而主观能动性是有前提的，就是牢牢把握我国的现实需求，以前、现在、将来都必须这样，也可以说是我们必须尊重客观实际。反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就难免会出现一些与正确方向的偏离。毕竟，任何的理论去创造活动的行为都是对社会存在的某种反映，是社会意识的创造活动。我们无法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以自己观点为根据，就像我们也无法以这个特殊时代的集体意志作为根据来评论这个时代。但是，想要去追求意识的解释就必须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矛盾的角度去探索。毕竟，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同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对我国社会现实的认识过程。两者在学术上的融合也必须要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必须立足于现实，离开现实的融合是无法进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要按照事物基本现实来唯物地看待历史。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若是脱离社会现实，不把融合建立在社会现实基础上，这种忽略历史面目去认识历史的行为就犯了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可见，两者的融合必须扎根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必须与我国的现实需要互相适应，显然，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主导两者融合的规律。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过程中谁占主导地位，谁消化了谁的问题始终充满争论。一些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始终坚持要在民族文化的立场，坚持中体西用，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来主导我国传统文化，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比较。两者都是各有所长，这样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

笔者认为，尽管两者各有所长是客观事实，但是不能因为此就断定两者不存在优劣。两种文化的各有所长主要是说两种文化内容，而两者种文化优劣主要是对内在精神气质来说的。文化的内在气质一般体现在价值性、实践性和科学性三个方面。显然，谁具有更强大的实践性、价值性和科学性，谁就具有优势，这样的明显优势就决定了其在两者融合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两者融合的规律反映的内容必须要坚持科学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这种坚持科学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主导地位的规律是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到现在为止，纵观人类丰富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具有绝对优势，集中表现了科学的方法论、价值观和世界观。其实，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同我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同任何一种文化的融合都必须占据主导地位。只有这样才可能得出具有真正意义上科学的成果，才可以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迄今，还未发现一种在实践性、科学性、价值性，以及在三个方面统一的角度上可以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党的学风影响两者融合的规律。因为党的所有工作都会受到学风的影响，所以若是学风正就会大大促进党的事业推进，反之，若是学风不正，势必会对党的事业产生严重不良影响。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这一过程理所应当属于党的工作范围，并且这一工作受党的学风的影响更大。毕竟，在党的各项工作建设过程中，思想建设与学风关系最为紧密和直接，所以，学风势必会影响到两者的融合过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又一条规律。同时，在这两种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学风建设实际上也是主体的素质问题。只不过不是前面说到的个体的素质，而是群体角度的主体素质。

结语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利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基本国情相结合，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新时代，我们更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实际进行有机结合，尤其是传统文化的结合，从而探索出具有我国特点的理论表达，并且使得我国人民可以利用科学理论来武装自己。随着我国伟大实践过程的不断推进，将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内涵，并且在此基础上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定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而彰显新的生机。

第3篇：对人文主义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 政治认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A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6-0139-04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命题和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任务和具体途径。在此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逐渐成为全党和全社会关注的一个富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在于取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促进全社会对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度信服与自觉认同,并最终在人们的生活、工作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换言之,要在全社会进行有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最关键的就是要解决社会公众对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认同问题,正确探讨民众的政治认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

一、政治认同的科学内涵

政治认同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社会公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所属政治体系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以及社会公众在政治生活中基于特定利益而积极支持、参与政治体系的实践行为活动。政治认同的内容一般分为意识形态认同、制度规则认同和经济绩效认同等方面。公民首先要从其生活的政治共同体中获得一定的利益,政党与政府要具有不断满足公民需要的显著的政绩,取得公民的政治信任或认同,才有可能使公民进一步服从与遵守该政党和政府的制度,才能产生对制度的认同,从公平的制度中,公民才能获得一种情感上的满足,在利益认同与制度认同的基础上,最后,公民才能形成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获得一种意识形态认同。〔1〕由此可见,经济绩效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和前提,制度规则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关键,意识形态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与归宿。

公众对意识形态的认同,是以意识形态是否有利于自己的生活作为标准来判断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具有行动取向的信念系统和思想观念,“它是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它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它通过培育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认同和情感来起作用,有助于政治权威的形成”〔2〕。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必须符合人们的内心期待和利益需求,才有可能被接受,才能与公众的心灵产生共鸣和契合。当前,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3〕。只有用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去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才能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保持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民政治认同的思想基础和核心内容

如前所述,政治认同形成的逻辑顺序是:经济绩效认同――制度规则认同――意识形态认同,即公民在利益认同与制度认同的基础上,最后才能形成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获得一种意识形态认同。可见,意识形态认同是公民政治认同的核心内容与目标归宿。对于当今中国社会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公民意识形态认同的思想基础和核心内容。

在当前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层次性,人们往往很容易疏忽、淡化,甚至否定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在此背景下,用什么来作为社会共同的思想基础,使之引领人们在思想道德上不断提升和进步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有利于全党全社会自觉维护我们共同的思想基础,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与公民的政治认同。

任何社会、国家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居于统治和引导地位的社会价值体系,它能够有效地制约非核心、非主导的社会价值体系作用的发挥,能够保障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稳定和发展。”〔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的地位,其基本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其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和灵魂;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和价值目标;其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和价值指向;其四,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国的主流价值体系和主文化,具有崇高性、共享性、导向性、合理性等这样一些软实力的特征;它在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基础上,为理解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民族、个人与文化、个人与环境的关系,为解释生死现象、人生价值、生存意义,为确定价值取向、做出行为选择、判断是非曲直等等,提供了核心理念和基本准则。〔5〕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公民政治认同的思想基础与核心内容。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变成全社会的共识,为广大社会成员所认同、所接受、所掌握,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旋律,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助推器。因此,在实践中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最大限度地扩大公民的政治认同,不断提高公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力与认同度。

三、以政治认同为诉求,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在于通过各种有效的形式和途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实质内化为公民个体的认知,再外化为公民的具体行为,最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感知、所认同、所掌握,真正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旋律”。

第一,遵循价值认同的一般规律,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

在价值认同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一”与“多”的矛盾,要处理好价值观念的“一元化”与“多样性”的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把价值认同理解为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绝对真理或真理的表达形式,认为价值认同就是追求一种绝对的价值观念上的‘同一’。另一方面,我们的价值认同也不是放弃一切内在规定性的无条件的对各种价值观念的接受与肯定。虽然我们不拥有先天一致的意义,但是,我们的价值活动从来都内含着概括杂多现实和寻求共性的努力。”〔6〕由此可见,在强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过程中,首先要坚持多元价值体系的一元导向,即在社会理想、思想道德、观念体系、行为准则等意识形态领域,全社会只允许一种思想理论体系作为它的指导思想和主导理论,不允许有其他的思想理论体系同它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7〕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否则整个意识形态就会陷于一种混乱状态,导致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非社会主义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失序,引起人心混乱和社会动荡。因为“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8〕。其次,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允许多元价值体系并存,而不是要整齐划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地位,并不是要否定除此之外的其它社会意识,恰恰相反,对多样化的社会意识要承认、尊重、包容甚至是吸纳。我们要以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建立和形成多个层次、多元并存的思想价值体系。正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一方面,“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另一方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9〕。

第二,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促进知、情、行的统一。

一种意识形态,只有民众对它产生认同与信仰,它才会发生作用,才能从一种精神力量变为物质力量,否则意识形态只能成为一种摆设。而意识形态要为民众所认同、信仰,其运作的一般方法是统治阶级利用各种媒体大肆宣传其理论。因此,当前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首先就要对其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使之获得民众的信仰与认同。同时,要紧密联系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成就和群众的切身感受,进行生动的理想信念教育,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国情和国家发展形势,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的信念和信心。在此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宣传教育工作的适度性和有效性。实践证明,仅仅靠形式主义的运动方式让社会公众去信仰或认同某种主义或理论,是不会产生多大效果的,这是因为“意识形态工作不能简单化、表面化,不能仅以直白的政治口号作为自己的工作语言,这样的工作方式和工作语言不仅会损害意识形态本身的形象,也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和理想的效果”〔10〕。因而,要切实增强宣传教育工作的说服力和有效性,必须以回答现实问题为指向,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广泛宣传教育,促进公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的有效结合与统一。认知认同是价值认同的发端,是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的根据。人们在接受一定的价值观或价值体系、产生价值认同之前,首先要有一些基本的认知和了解。因此,要引导人们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基本内容、现实目标、鲜明特征和实践要求,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性、坚定性。情感认同是指在对某一事物有了深刻全面的了解的基础上在情感上对其产生的满意、喜爱以及肯定的态度,它一经形成,就会对认知认同有巨大的强化作用。因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情感认同是产生在对其认知认同的基础上,是对认知认同的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在一定意义上,情感认同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的完成,即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原则去理解、评价周围环境中的人和事物,并使民众形成稳定的深厚的情感。做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知、情、行统一的关键在于行,即是说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认同和情感认同的基础上,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并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形成行为认同。这是公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目标和归宿。

第三,通过大众文化的渗透,使民众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与行相统一的过程。它必须贯穿于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特别是通过大众文化的渗透,使之成为全社会成员普遍接受、自觉遵守奉行的价值理念。美国著名学者卡斯特认为,认同是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11〕。当今社会,仅仅依靠宣传某种抽象的理论原则和信仰来达到社会群体的认同已不可行。人们是受利益影响和情境导向的,这种导向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因此,社会公众的意识形态认同必须以一定的文化形式为载体,通过有效的社会文化建设使公众普遍接受、认可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传播主要有精英文化的形态和大众文化的形态。其中,精英文化是以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的文化表现形式,精英文化形态的意识形态适合于受过较高教育的人群,需要进行逻辑思考。大众文化又称通俗文化,指反映大多数人的兴趣和爱好、易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民众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其特点则是浅显易懂、形象化。在今天的消费时代,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与广泛应用,整个社会已被纳入了大众媒介之中,人们已身处大众文化的包围之中,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听收音机,看电视、电影,听音乐,阅读报纸、杂志,参与这样那样形式的媒介文化。因此,媒介文化开始主宰日常生活,成为无处不在的背景,而且也是对我们的注意力和行为极具吸引力的前景,一些人认为媒介文化正在瓦解人的潜能和创造力〔12〕。与此同时,我们时代的文化正在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变,不单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大众,而且许多知识分子也不愿进行较深入的社会政治思考。因此,主流意识形态更多地需要通过大众文化来向广大民众传播。〔13〕一方面,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成为意识形态得以建构的文化资源。大众文化深深地嵌入当今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各种制度,它所涉及社会精神生产和大众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或隐或显地流露出意识形态的意向。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大众文化出现世俗化、“快餐化”的倾向,人们只顾追求享乐却忘了付出和责任,没有了理想的追求和发展的动力。针对这一趋势,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应当充分考虑民众的需要,坚持以文化人,善于运用各种文化形式来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巧妙地嵌入到作品的人物、情节中,创造出能够深刻打动人心、富有时代精神的大众文化作品,用进步的思想观念和精美的艺术形象感染与教育大众,让人们在美的享受中受到鼓舞、得到启迪,最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感知、所认同、所掌握。

〔参考文献〕

〔1〕孔德永.政治认同的逻辑〔J〕.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1).

〔2〕宫志刚.社会转型与秩序重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375.

〔3〕本书编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3.

〔4〕吴潜涛.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N〕.人民日报,2007-02-12.

〔5〕郑杭生等.走向更有共识的社会:社会认同的挑战及其应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6.

〔6〕王.建构现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认同〔J〕.探索,2006,(1).

〔7〕罗国杰.马克思主义德育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6.

〔8〕.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438.

〔9〕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

〔10〕俞吾金.新时期意识形态的特性〔N〕.人民日报,2005-06-01.

〔11〕〔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

第4篇：对人文主义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 词义 主观性 客观性 互摄相渗 统一

词，是一种音义结合体，是声音形式和意义内容的有机整体。从宏观上说，词义，就是词的声音形式所负载的内容，它标记的是一定的意义，它作为一种较为复杂的词汇学现象，是具有多方面性质的，有学者认为“词义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是词义中一组最根本的特征”［1］，主要是从客观现实与主观意识的角度对词义进行审视的。我认为这是合理的，词义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无法忽视的一个重要课题。

词义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看似是相对的两个概念，在同为词义性质的范围内，主客观性双方却是辩证统一与词义这一整体的，二者是互摄相渗的关系。客观性中不乏主观性的渗透，主观性中亦有客观性的制约，正是在渗透制约的状态之下，词义的丰富性才得以彰显。

一

词义的客观性中有主观性的渗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突出显现在词义本身所具有的感彩上。感情，是人作为人所特有的一种心理反应与感性特征，是“人的主观意识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或作用于客观事物时产生的对客观事物态度的体验……”，①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随之而产生的这种社会意识观念的改变也会渐渐渗入语言交际领域，而原先词义所带有的客观性中就不自觉地带上了主观性的特征，这是人类观念和文化的进步之于语言词汇领域的一种折射，带有某种层面的倾向性。比如：“鼠”这个词的词义，在产生之初，仅是指一种哺乳动物，而后来当使用者们用到这个词时，越来越多地将它与一些不良的品格、行为、物状等联系在一起，如“鼠胆”、“鼠辈”、“鼠目寸光”、“贼眉鼠眼”、“投鼠忌器”等。渐渐的，它带上了明显的文化语言意义上的贬义成分。实际上，这种词义的衍生，是作为动物的鼠本身对人类带来的危害而来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鼠患横行，在深受其苦和防治的过程中，人类的文化心理中渐渐建立了这样一种主观上约定俗成的认识，将“鼠”一词的词义逐渐引向语言意义的反面，而与此同时，“鼠”一词也带上了一定程度上的拟人色彩，当用之来形容人的时候，有指“胆量小”（胆小如鼠）、“狼狈之状”（抱头鼠窜）、“相貌丑陋猥琐”（獐头鼠目）等多方面多角度的意义，这本是这个词一开始所不具有的意义内容，而在“特定环境或周围条件中引起一种对符号固有意义做出解释的过程，而解释本身必然带有解释者的主观成分”［2］。再如，现今当我们提到“鲁迅”一词时，可以将其释为一个人、一个作家，一个文化巨人，然而，更多的，我们还将这个词理解为一种精神，一个文化的符号，这个词承袭着某个特定时代的文化意义与精神力量，而这更是带有了明显的主观性的烙印。客观对象仍是那个对象，那个存在的客体，由于带上了释者感情、观念、心理等主观成分，从而对对象加以理解认识，词义不可避免地渗有主观色彩，这是人类的主观意识对客观对象某种程度上的渗透，由此，词义表现出的客观性质中有了明显的主观性质的渗透。

第二，词义的客观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主观认识的程度，这更多地体现在主观意识与客观现实的关系上，主要表现为对客观对象的某种错误或者是不成熟的认识。如“鬼火”，是“夜晚时在墓地或郊野出现的浓绿色磷光”，因为这种火焰忽隐忽现，它多出现在墓地、荒郊等处，当时的人们受世俗迷信的影响，加之认识能力低下，尚未形成科学理性的认识体系，误认为是鬼点的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积淀下，对“磷火”这一客观存在的命名词便固定了下来。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认识不成熟的表现，人们仅从主观判断和认识构架出发，确定下来一种词义作为某种客观对象的所指。再如聊斋故事中的“鬼”、“仙”、“妖”、“魔”、“灵魂”、“天宫”、“地府”等词，皆是客观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对象，是人们从事主观认识活动，在某一客体的基础上，或想象，或加工，或创造，形成的一种虚幻的歪曲的错误的认识结果，却用语言文字的形式将其作为一种词汇现象固定下来，成为某个特定领域的专用名词，就这点看，词义中主观性显现得尤为充分。

二

词义的主观性受到客观性的制约。我们所说的主观性质，并不是随性所至、任意而为的，并不具有任意性。在一定的社会群体内部，有很大程度上的约束性，这种约束性主要来自客观存在的限制与制约。

上面我们说到词义的主观性时，提到这种主观性或多或少来自于不同语言运用群体认识和理解上的一种“差异”，而这种差异的产生，却总是以客观对象作为物质载体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个体色彩的主观性特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客观世界存在的物质对象将人们的主观认识圈定在一个特定的范围之中，人的认识再主观，想象力再丰富，也始终不能过分地超出这个额度，这样，客观性某种程度上就制约了主观性的任意，而语言运用主体的主观成分便得以在一个特定的维度中充分显现出来。比方说，面对同一事物，如“水”、“火”、“电”等，不同的人产生的不同词义，有时是有“科学义”与“通俗义”之分的，但这种词义的指向却依旧是那个客观存在的确定对象，这是不变的。再如，上段的“神”“仙”“鬼”之类带有奇幻灵怪色彩的词，在欣赏文学或影视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神鬼之流，也具有“人”的本质特征，无论从外表，还是内在情感的表现上，都只是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造与升华，这些大多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类为参照物，经过艺术家的加工进而形成的；这些词所标记的意义，也同样是有一个客观存在物为“原型”的。“如果离开了‘人’这个客观存在，也就无法凭空创造……”［3］。归根结底，词义的形成与概括还是以客观对象为基础和依据的，从而决定了对于它们的主观性认识只能是一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超前虚幻的反映，词义客观性对主观性的制约也正体现在此。

三

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词义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有着内在互摄相渗的关系，但在词义界定的视域中，词义的客观性质依旧占据着“本体”性的位置。任何观念的产生都需要一个业已存在的物质载体作为一切建构的基础，“无论是基于对客观存在的正确的认识，或者基于错误的认识，词义总要在客观存在的基础上产生，客观存在永远是词义形成的不可缺少的依据”［4］。词义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互摄相渗，在概念意义的层面上，二者有着本身的对立，但这种对立是辩证的，并统一于词义这个有机整体，不能因此非彼。当某一个词表达的是某种理智、科学性的判断时，我们应该适时排开过多的主观臆断；而当表现的是一种充分的价值论断、感性思维时，我们则要恰到好处地张扬个性，使主观意念趋于完善合理，从而更好地适应客观对象的要求。我们在探求词义的过程中，应当在遵循语言词汇规律的基础上使二者趋向内在的一致。

参考文献：

［1］刘继超.试论词义的客观性和主观性.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Vol33，3.

［2］王跃平.语词意义的本质和逻辑结构新探.江海学刊，2003，6.

第5篇：对人文主义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文化安全；话语权；核心价值观；思想阵地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4-0102-08

在信息时代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领导权成为执政党的第一领导权，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全球化浪潮和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文化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问题必然更加突出。在研究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时，存在着两个明显不足，一是意识形态文化自身谈意识形态文化安全之不足。意识形态文化毕竟是第二性的，它受制于经济。因此，意识形态文化安全不能简单就意识形态文化自身来研究安全的策略，还要深入到决定意识形态文化的经济基础。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根本原因还是在经济领域，如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和分配的严重不公平等制约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二是我们对国内的日常世俗文化观念和哲学文化关注不够，我们对文化系统中存在着的传统的官本位和市场经济所滋生的负面观念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等泛滥缺乏足够的警醒。哲学文化是文化层次中居高位的信念性、信仰性的文化，对文化的其它要素起统率作用，而在研究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时，我们对我国公民的哲学文化状态即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反思和反省不够，例如，泛道德化批判思维已经对我国文化安全构成了新的严重威胁，而对此，我们并没有引起应有的警觉。

一、我国意识形态文化虽然总体安全但不安全感仍存在

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最终取决于经济社会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空前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充满自信。这为意识形态文化自我认同和安全提供了根本保障。调查数据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1.超过五成的人认为我国文化是安全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侯惠勤教授负责并由笔者参与的我国文化安全蓝皮书①的调研数据显示，选择“非常安全”和“比较安全”的分别为5.56%和46.36%，认为我国文化安全的人超过五成；选择“不安全”和“形势非常严重”的分别为22.57%和16.45%，即有四成的人认为我国文化不安全，说明我国文化虽然总体上是安全的，但人们的文化不安全感在增加，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公民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还缺乏足够的自信力，同时也说明我国公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

2.有近七成的人信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四成以上的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有69.07%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仅有11.77%不认同此观点；在历史观上，赞成人民创造历史观点的为58.73%；赞成人性创造历史观点的为20.74%；赞成资本创造历史和英雄创造历史的人分别为13.35%，6.95%。这反映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在社会上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持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观点的为69.60%，认为今天应该告别革命的为12.97%，9.78%的人认为革命扭曲了人性，6.77%的人认为革命妨碍了建设。绝大多数人更加赞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说法。

另外一个调查数据显示，41.7%的大学生声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远高于对其它对象的信仰，有近九成的大学生能够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出正确的选择，七成的大学生思考问题时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面。有七成的大学生认为信仰重要，但近六成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没有信仰或说不清自己信仰什么。②

《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数最多，占比41.01%；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为27.64%；选择权贵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较少，分别为12.19%和11.7%；仅有7.3%的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被访者中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选项持认同观点的人数达到58.09%，仅有17.84%的人不认同。

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叫嚣的“中国崩溃论”，《信仰调研》显示，仅有6%的人“相信”这一论调，57.4%的人“不相信”，36.6%的人“说不清”。说明当代大学生大多数人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他们并不相信这一论调，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前途是有信心的。不过，不容忽视的是，也有1/3以上的大学生态度游移，表明其信心不足。

3.对我国道德现状和人际关系现状满意率高于不满意率，但未过半数，特别是对政府官员道德现状普遍不满意。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认为生活幸福。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王燕文同志主持的、由笔者参与的国家重大招标课题“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③的调查显示，在对我国社会的道德状况的总体评价方面，2.1%的被调查者非常满意，33.6%的被调查者比较满意，41.5%的被调查者觉得一般，19.0%的被调查者比较不满意，3.8%的被调查者非常不满意。在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的总体满意程度方面，认为非常满意的占2.3%，比较满意的占35.1%，一般的占45.0%，比较不满意的占15.5%，非常不满意的占2.1%。55%的被调查者认同中国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人们对道德现状和人际关系现状的满意度远高于不满意度。

《信仰调研》显示，在回答“您如何看待道德”时，大学生选择“非常重视道德”的占72.8%，选择“有用就讲道德”的占24.1%，选择“不看重道德”的占3.1%。这表明，绝大多数大学生重视道德。

①调研时间为2013年9月，有效样本4316个。地点为全国各地，该书正在修改出版过程中，以下简称《文化安全蓝皮书》。

②《我国90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1期，以下简称《信仰调研》。

③依托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就《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状况调查》于2013年在全国28个省级行政单位进行了调查，共获得5666份有效样本，调研报告已经形成，但还未发表，以下简称《公民道德报告》。

《公民道德报告》显示，13.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生活非常幸福，58.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生活比较幸福，19.3%的被调查者认为说不上是幸福还是不幸福，7.4%的被调查者认为比较不幸福，1.5%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常不幸福。总体上有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认为生活幸福。

《公民道德报告》还显示，民众对政府官员的伦理道德最不满意，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不满意政府官员的伦理道德，这充分说明我国政府官员在人民心目中的伦理道德形象亟待提升；民众对商人的伦理道德不满意居其次，有三成的被调查者不满意商人的伦理道德；民众对演艺娱乐界明星的伦理道德的不满意度占第三位，超过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不满意他们的伦理道德。

4.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性有较高的认知。《信仰调研》显示，在回答“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时，大学生表示“非常重要”的占28.7%，“比较重要”的占41.8%，“说不清”的占25.6%，“不重要”的占3.1%，“非常不重要”的占0.8%。从数量上看，大学生肯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性的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文化安全蓝皮书》调研显示，当被问及其本人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什么的时候，其中公平正义、爱国主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四个选项所提及的人数较多，分别为62.74%、60.24%、60.24%、50.30%；而选择共同富裕、仁义诚信、人民至上、集体主义、劳动优先的各占39.83%、39.48%、38.53%、36.96%、27.55%。人们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主要的是公平正义、爱国主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2013年的这一调研与同年稍晚些时候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很高的重合度。

二、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与问题

1.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持肯定态度的人多于持否定态度的人。《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当问到普世价值是人类的发展方向问题时，有36.33%认同此观点，29.63%的人不认同，持不清楚观点的为33.71%；在回答西方是否是当前政治改革的方向问题时，仅有21.39%的人认同，不认同此观点的占45.09%；对于新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这个观点，有40.22%认同，22.94%不认同；在民主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问题上，49.33%的人是认同此观点的，但也有17.05%的人持否定态度，33.20%的人对此问题说不清楚；当被访者被问及公民社会是否是未来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时有49.91%的人比较肯定此观点，而13.69%得人持否定态度，也有35.98%的人对此观点表示说不清楚。

《信仰调研》显示，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持“赞同”、“反对”和“说不清”态度的分别为52.8%、2.3%和44.9%。表明大学生群体中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缺乏正确的认识。大学生对“人性自私”观点持“非常赞成”和 “比较赞成”的分别占16.2%、52.8%，“说不清”的占20.4%，“不赞成”的占8.4%，“非常不赞成”的占2.2%。该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肯定人性是自私的。上述数据充分显示出大学生对人性的认知缺乏科学的方法论，存在着严重的认知偏差。关于“您如何看待利己主义”，5.9%的大学生选择“非常认同”，30.4%选择“比较认同”，35.7%选择“说不清”，23.0%选择“不认同”，5.0%选择“非常不认同”。结果显示，大学生对利己主义态度同样是模糊的和存在着较大偏差的。

2.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面临“外患”与“内忧”的严峻形势。首先，信息网络化的传播方式严峻挑战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正面临来自信息网络化的愈益严峻的挑战。一种信息的传播方式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掌握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就拥有了传播某种意识形态的权力和影响力。与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不同，网络传播具有自由性、快捷性、交互性、开放性、海量性、无国界性等特点。信息网络化的传播方式削弱了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力。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地域性，使舆论导向出现一定程度的失控。网络传播的海量性所造成的信息选择的多样性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和导向力，弱化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

网络化的传播方式具有强大的渗透功能，这就为网络强国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条件。网络意识形态具有非对称性和强大的渗透性，西方发达的网络技术手段和强势的文化输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传播和防御能力构成很大挑战。由于我国的网络技术相对落后，对信息的传播和防御能力相对有限，因此，在网络化境遇下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难以取得优势地位。借助信息优势，发达国家成为信息强国、网络强国。美国拥有信息传播的特权和霸权，文化的双向交流也变成了单向的输出，在美国发起并由其主导的因特网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推销自己意识形态的平台。发达国家利用网络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优秀文化进行贬低、丑化，使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受到严重的动摇。对于“信息弱国”来说，其信息资源、信息产业、信息传播、信息安全将被控制在“信息强国”手中，它们原有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面临着被“信息强国”加以改造的危险。

总之，网络文化的活跃与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网络世界的缺位，已经形成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反差。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去网络世界，就失去未来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必须抓住当今中国社会信息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机遇，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文化的控制力和引导力，才能确保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

其次，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B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出现了“西弱东强”的趋势，然而，在文化领域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西强东弱”的形势仍然未能改变，我国意识形态面临守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文化霸权主义，进行文化扩张和侵略，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价值观在改型。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本质是文化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文化渗透，彻底消灭西方文化可能存在的竞争压力，以保持其在世界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霸主地位，进而达到主宰和掌控全球意识形态的目的。

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文化宣传。最典型、最常用的是广播电台和电视的覆盖式宣传。美国的CBS、CNN等媒体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总信息量的100倍。第二种是以文化商品为载体，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文化“植入”，向社会大众渗透西方的各种价值观。第三种是以教育和学术交流为掩饰，积极进行人才争夺，向高层学者、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进行价值观B透。

《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受访者对影响当前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因素的选择，选择外来文化的滥输滥用的为56.63%；选择领导层缺乏文化安全观念的为48.98%；选择文化体制改革的过度产业化倾向的为41.64%；选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渗透的为38.42%；选择封建文化沉渣泛起的为34.38%，选择信息储存和流动被美国操纵的为27.11%。数据表明，民众认为外来文化的滥输滥用、领导层缺乏文化安全观念、文化体制改革的过度产业化倾向等这三项是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在被问到美国等国家利用网络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和文化渗透的现象的感受时，认为“这种现象有一些，但不必过度关注”的为49.65%；认为“这种现象非常多，且情况非常危险”的为40.89%；认为“美国不至于，不会这样做”和认为“美国希望中国越来越好”的分别只有6.33%和2.69%。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等国家会利用网络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和文化渗透，其中，认为不必过多关注的人数占多数，认为情况非常危险的占四成，这表明，国人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但多数人对其危害认识不足。

再次，多元化增加了文化共识和认同的困难。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思想意识日益活跃，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思想的多元、多样、多变特征更加明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使主流意识形态遭遇_击和淡化。

《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被访者中认为拜金主义对当代我国文化冲击较大的人数最多，占总体人数的47.66%；选择功利主义、奢靡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分别占总体人数的35.57%、34.29%、32.90%和24.49%。分析可以看出，人们在对当代中国文化冲击较大的几项因素中选择最多的是拜金主义。《公民道德报告》显示，被调查者认为对当前我国伦理关系和道德风尚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因素是传统文化的崩坏，然后是市场经济导致的个人主义盛行，继而是外来文化的冲击。

3.大学生群体信仰迷惑现象较为普遍。大学生是文化传承的主体，他们的文化态度决定性地制约着我国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文化的安全。《信仰调研》表明，大部分大学生能够认识到信仰的重要性，有31.8%的大学生认为信仰“非常重要”，37.5%的大学生认为信仰“比较重要”。值得注意的是，24.1%的大学生认为说不清楚信仰的重要性，这反映出在当今价值多元化的时代里，为数不少的大学生在信仰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迷茫与困惑。41%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有信仰”，23.6%的学生认为自己“没有信仰”，亦有35.4%的大学生选择了“说不清楚”。“说不清楚”意味着大学生的信仰对象模糊不清，这和“没有信仰”的比例加起来高达59%。数据说明，没有信仰或者信仰不明确已经成为当前大学生信仰现在的一个突出问题。1/4左右的大学生既认识不到信仰的意义，也没有明确的信仰目标，这表明了大学生信仰危机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也更说明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非常缺乏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专题教育。大学生表示信仰宗教的占12.9%，信仰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占16.7%，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占41.7%，信仰其它的占28.6%。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比例显然远高于其它的信仰，这说明当前大学生信仰的主流是健康积极的，但同时也显现出大学生信仰状态显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信仰调研》显示，37.1%的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用很大”， 51.9%的大学生认为它“作用不大”，认为“没有作用”和“有消极作用”的分别为9.5%和1.6%。这表明，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用总体上评价较低，虽然了解马克思主义相关基本理论，但是对其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作用认识不足。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持“非常赞成”和“比较赞成”观点的分别为6.2%和15.0%，持“说不清”观点的占44.0%，持“不赞成”和“非常不赞成”观点的分别占“29.1%和5.7%。

4.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性认识严重缺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在各种座谈会、学术交流会和大学课堂上，学者和意识形态领导者们虽然已意识到了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重要性，但许多人对24字核心价值观却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冷淡甚至拒斥的态度。认同度和信服度不高，这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巨大阻力。这种态度的形成主要基于三种理由：其一，他们认为中央本身并不十分坚信24字就是已经定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根据是，从中央文件的重要程度看，中央文件分为“决定”、“决议”和“意见”等不同层次，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一方面它还只是《意见》而非《决定》或《决议》，另一方面它仅是以中共中央办公厅而非中共中央名义的，这充分表明24字只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未最终定型态。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在还只是“正在进行时”而非“完成时”。其二，认为24字没有体现出核心价值观应有的简洁性。核心价值观之为核心，就是因为它是众价值观的灵魂和统领，因此，应当少而精，否则就是没有核心的核心价值观。其三，认为24字把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是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包含其中，未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优越性。

如果否定了以上24字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那么，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没有概括出来，这时，又如何要求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上三点质疑是巨大的困惑，也是影响文化安全的巨大挑战，必须从顶层设计上提高其政治地位，同时理论研究要给予其所以然的有说服力的深度阐发。

5.高等学校对主流意识形态“形式上重视、实质上轻视”现象较为严重。高等教育是文化精神生成的摇篮，是先进文化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的主要阵地，能否确保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直接地取决于我国高等教育是否真正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着威胁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诸多问题，如教育理念重知识技能、轻人文精神培育，重经济等可量化的指标、轻精神等不可量化的指标，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和精神效益等。

高校教育办学理念的功利化甚至是金钱崇拜破坏了先进文化的生成环境。高校是文化的摇篮和先进教育的主阵地，高校教师是大学生先进文化养成的主力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里，大学生成为先进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示范引领者。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是否安全，直接地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理念是否正确和健康。我国的高等教育理念和具体政策的偏差不仅构成了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潜在威胁，甚至已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我国文化安全。具体表现在，其一，办学理念上金钱崇拜现象严重，工具理性主义恶性膨胀。如，办学目标经济标准化，经济标准成为任何高校领导都难以抗拒的办学好坏的主导标准，一些高校正在蜕变为经营公司，重经济效益、轻人文精神效益和社会效益；急功近利，重眼前利益、轻大学精神培育。其结果是人才培养畸形化，师生关系功利化，师生眼界不宽、境界不高，缺乏超越自我利益的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担当。其二，在处理学术与行政、教师与管理者的关系方面，行政化色彩浓厚，对学术研究和教师利益重视不够，行政权力型学术倾向明显，导致学术行政化、行政特权化。同时学科之间、领导与教师之间、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严重不平等，甚至形成严重的盘剥关系。其三，在处理科研与教学关系时，教师课堂教学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特别是教学评奖官本位现象严重，导致一线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教学缺少热情、创造性和成就感，以致产生被污辱感和怨恨情绪，进而误人子弟。其四，直接从事意识形态教育的教师受到普遍性的专业歧视。高校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重视主要不是表现在形式上或现象上，更多地是表现在学校的政策制度等实质性问题上，即形式重视实质不重视。一方面，工具理性已深入到当今中国高校办学理念的骨髓，经济指标成为根本性指标，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思想政治专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被边缘化。但是，由于毕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校，于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表面上和形式上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做表面文章，形式上热热闹闹、轰轰烈烈，所谓的实际效果大都是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事实上，思想政治课老师们工作条件之恶劣、劳动成果之被贬低和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之被忽视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氛围下，其它专业的教师们自然会在课堂或其它场合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和学科的歧视与蔑视，以致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最密切相关的学科都在事实上疏远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如学界所悄悄流传的那样，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沦陷区、法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灾区，以致有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宣称，自己的论文从不引用马克思观点，不然会遭到同行的耻笑。总之，歧视性的评价机制和其它专业广大教师的藐视性态度构成了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们和广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的压力氛围和斥力场。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我国高校科研奖励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上普遍存在着不分学科差异一切向西方看齐的崇洋现象。自然科学研究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有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可是，在引进人才时，高校却并不关注其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奖励政策更是奉行SSCI崇拜论，这对缺乏意识形态辨别力的青年教师产生了严重的意识形态误导，因此，我们不得不担忧：怎么能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创造的财富去供养和培养主义和反人民的专家学者？

三、维护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思路与举措

总体上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要充满信心，应避免悲观情绪，但同时要充分迎战困难的准备，避免盲目乐观。维护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既要有长远战略，也要重视当前问题的策略对应。

《文化安全蓝皮书》调研显示，为当前保障国家文化安全，树立理想信念，通过中国梦凝聚共识被选择的最多，提及率为72.75%；其次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把思想领导权放在首位提及率较高，提及率为47.22%；再次，选项对西方文化渗透保持清醒认识，提高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和加强网络文化安全的技术建设、培养熟悉新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人才三个建议提及率相似，分别是43.86%、43.47%和42.26%；加强对当前信息舆论工作的重视，唱响网络主旋律和建立文化产品引进的评估机制两个选项提及率较低，分别是40.76%和37.28%。分析表明，保障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首要工作是，树立理想信念，通过中国梦凝聚共识；其次是对西方文化渗透保持清醒认识，提高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和加强网络文化安全的技术建设、培养熟悉新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人才三个方面。综合来讲，提高意识层面的文化安全比技术层面更重要，笔者以为，以下六个方面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特别重要。

1.对意识形态热点问题不回避，要善于在与错误思潮交锋中揭示其实质并彰显自身的魅力。在以上的调研中发现，有1/3的人对一些意识形态重大热点问题态度暧昧，或者处于无知状态，甚至还出现对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率高于不认同率等情况，这表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已事实上占据了他们的思想，这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对那些具有热点性质的似是而非的社会思潮不应当简单以论断的方式来否定或抛弃，而要善于说理，对这些问题给予学理上的深度剖析；同时也不能将对这些问题的结论性认知停留在专业、专家或宣传部门，要能够大众化的语言在一切可利用的现代传媒上进行广而告之。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教材应当真正能够有效地回应当代大学生思想认识上的困惑，要勇于揭示各种错误思潮的实质和谬误之处。关于普世价值争论、所谓民主、新自由主义、公民社会、新闻舆论自由、人性自私论、革命错误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等，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以及主流舆论和新兴媒体上从学理的角度、用大众化的语言予以深度解析。

2.在经济生活中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增加群众获得感，增进广大劳动者的福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在精神层面上的展现，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取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践兑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其实践性，社会主义优越性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生产力比资本主义有更快的发展，分配更加公平，劳动者共享自己的劳动成果，实现共同富裕。但如果现实生活普遍存在着因财富分配和残酷的剥削导致两极分化，人们也许会暂时地满足于理论和理想层面的社会主义好，如果理论与现实的巨大把关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现实成为对理论的否证，那么，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便被虚化，进而就失去了安全的经济基础。我国的两极分化甚至超过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比中国做得还好，社会保障更健全合理，那么，在这些事实面前，受众无法接受意识形态教育宣传者关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的结论的。如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不认同或没有信心，那么，又何以能够认同其意识形态文化？

3.全社会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及，克服泛道德化批判思维误区。我们不难发现主流舆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自信自满的评价与民间消极怀疑的评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民间评价普遍地陷入泛道德化批判思维误区。泛道德化批判是将非伦理现象伦理化后再用理想主义化、甚至是双重化的标准进行道德评判的一种批判方式。泛道德化批判思维的后果是容易滋生个人生活的消极主义和碌碌无为，社会生活的怀疑主义和悲观厌世；削弱社会凝聚力、瓦解社会稳定的精神基础；滞缓制度建设，不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它为西方敌对意识形态“妖魔化”中国提供口舌，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构成威胁。泛道德化批判放大道德阴暗面，矮化甚至丑化人心人性，带来社会道德恐慌、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摧毁意识形态文化的道德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信仰的缺乏是泛道德化批判思维的方法论根源；儒家德性论和德治论传统是泛道德化批判思维的历史文化基因；网媒时代社会意识网媒化、网媒意识矮化和丑化社会现实是泛道德批判的主要土壤。为了避免陷入泛道德化批判的误区，在处理理性与感性的二维关系中，努力培育将科学批判与道德批判有机结合的科学批判观；在甄别“客观存在的事实”与“个别性的事例”、“现实”与“现存”等基础上养成唯物辩证的思维理念；在直面道德矛盾冲突中，提升道德审美能力，培养勇于道德担当的责任意识。

理想信念是意识形态文化的灵魂，而理想信念淡化的理论根源同样是唯物史观的缺乏，例如，那些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人，他们大多是只考察事物的结果，而没有深入分析其原因，或者静止而非历史地比较。那些坚信近现代中国错误论特别是认为中国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主要是陷入庸俗生产力论而不是真正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那些认为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的人，一方面对共产主义作了窄化理解，另一方面也未能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而是用抽象人性论（即异化了的、人性自私论）来评判共产主义的未来。

新兴媒体原本是为思想文化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新平台，但人们在这个虚拟世界里似乎一下子丧失了在现实生活中的说话能力，毫无根据的谣言、捕风捉影的传言等无一不透露出言说者哲学理性的缺乏。因此，应当在全国尤其是大学生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通识教育。

4.推进官德建设制度化，以增强文化安全的政治基础。政府官员是文化的引领者和宣传者，他们的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状况影响到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影响到党的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如果上述调研数据所显示的有五成的人对政府官员道德不满意这一状况不能彻底改善，就意味着政治文化安全失去了政治根基，政府官员倘若成了道德的反面典型，它对政治文化的损害便是釜底抽薪式的。客观地说，积极领导干部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我们的制度建设滞后，未能有效地保护他们，借鉴国外经验和我们的教训，首先，对公务员职业道德进行立法。将公务员职业道德分解为更加详细而可操作性的规范，并将其制度化。其次，建立和完善对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行为的惩处机制。这其中主要包括惩处和监督机构的设立、功能和权限的规范与完善等。再次，不同系统和具体部门要将本系统内的公务员道德要求规章制度化，形成完善合理的可操作的奖惩体系。公务员道德法制化的外部保障条件是重要的支撑，它主要包括：第一，真正落实公务员选拔任用的民主集中制度，把道德素质和民心民意两个因素作为核心的考量指标，尽量减少上级领导的干预，彻底杜绝任人唯亲现象。第二，为公务员提供基本和有尊严的物质生活保障。第三，将公务员道德细化，落实到具体的工作细节中去。

5.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现全民的价值认同。首先，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战略意义的思想认识。要从国家安危和民族兴亡的战略全局高度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如果认识不到位，践行就不力。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文化化的时代里，就国际而言，国际政治制度的矛盾与斗争越来越来通过意识形态来展开，而意识形态又集中在核心价值观之角力上――近年来关于普世价值之喧嚣便是西方借助于意识形态特别是核心价值观进行和平演变之证明。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企及的成就，出现了“西弱东强”的态势，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西强东弱”的局面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和平演变依然是西方敌对势力对付社会主义中国的最主要手段，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便成为其政治领导权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和核心价值观的概括是对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西强东弱”现状的积极应对。

就国内而言，社会主义之中国，人们的精神世界将更加自由发展，利益多元和思想价值观念多样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当前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封建落后的官本位等各种错误价值观粉墨登场，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巨大困惑与混乱，因此，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到我国公民个人精神世界健康发展进而实现人生幸福的大事，关系到凝心聚力、形成共同理想，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战略任务之大局。

其次，应当努力克服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教方面重论断轻论证之不足，要从对24字核心价值观的质疑入手，深入分析它与其它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辩证关系，揭示其超越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第6篇：对人文主义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本体论、主体间性、美学

Ontological inter-subjectivity and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discipline

Abstract: inter-subjectivity involves many different domains including sociological inter-subjectivity， epistemological inter-subjectivity and ontological inter-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ism and hermeneutics). Ontological inter-subjectivity concer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world， which is a Mit-Dasein of different subjects. Ontological inter-subjectivity leads to a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contributes much to modern aesthetic discipline， and reduces the uncertainties concerning cognition， freedom and aesthetics.

Keywords: ontology， inter-subjectivity， aesthetics

一、主体间性的三个领域

主体间性理论已经成为哲学、人文科学的前沿，而且正在取代主体性理论成为美学建设的基础。由于主体间性问题涉及到不同的领域，形成了不同涵义的主体间性概念，因此，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美学建构也各不相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有必要对主体间性所涉及的不同领域以及主体间性的不同涵义加以区分，从而找到美学建设的合理基础。

主体间性概念的最初步的涵义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统一性，但在不同的领域中，主体间性的意义是有差异的。在主体间性概念的形成历史过程中，事实上涉及了三个领域，从而也形成了三种涵义不同的主体间性概念，这就是：社会学的主体间性、认识论的主体间性和本体论（存在论、解释学）的主体间性。

社会学（包括论理学）的主体间性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涉到人际关系以及价值观念的统一性问题。社会学、伦理学本来就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天然地就属于主体间性的领域。因此，主体间性问题最早在伦理学领域内提出就不足为怪了。古希腊哲学是客体性的实体本体论哲学，主体性没有确立，它的主体概念不是指人，而是指实体，是实体而不是人发挥了能动的支配作用。因此，主体间性不可能在认识论或本体论领域提出，而仅仅在伦理学领域提出。伦理学的主体间性关涉的问题是：普遍的伦理原则是如何确立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都探讨了这些伦理问题。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更突出了伦理倾向。由于个体价值尚未确立，古代的伦理学带有先验论、绝对主义、整体主义的性质，它对主体之间的统一性问题的解决只是主体间性的古典形态。近代、现代的哲学家在个体价值独立的基础上继续在伦理学的领域探讨这个问题，而且扩展为更为广泛的社会学领域。像康德、黑格尔直至马克思、哈贝马斯等都在社会学领域涉及到主体间性问题。它关涉的问题是人的社会统一性问题。马克思把人的存在规定为“类的存在”和“社会存在”；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社会实践将克服异化，建立人与人的自由关系。哈贝马斯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行为是主客体关系，而交往行为是主体间性行为。他提倡交往行为，以建立互相理解、沟通的交往理性，以达到社会的和谐。

社会学、论理学领域的主体间性仅仅限于社会关系、伦理原则的范围，没有进入哲学本体论的层次。而且社会学的主体间性是不充分的，在现实领域不可能真正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因此，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主体间性理论都具有乌托邦的性质。古代哲学是实体本体论哲学，这是一种客体性哲学，存在被当作与人无关的实体，它没有可能涉及到主体间性问题。社会学、伦理学的至于体间性没有解决诸如审美何以可能等美学的基本问题，因此对美学研究的意义有限，不可能解决美学的根本性问题。

认识论领域的主体间性意指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它关涉到知识的客观普遍性问题。西方近代哲学由本体论转入认识论，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及其限度。由于自然地认为人类认识具有统一性，因此近代哲学无论是经验论哲学还是唯理论哲学都没有提出主体间性问题。近代哲学是主体性哲学，它在主客体对立的框架中考察主体的认识能力，对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注重，而把知识的可靠性建立在共同的认识结构、良知等未经反思的前提下：笛卡儿、莱布尼兹等提出天赋观念、康德提先验主观性、黑格尔提出辩证的自我意识是认识的普遍性的根据。只是到了现代哲学，由于认识主体转向个体，从而尖锐地提出了认识的普遍性问题。最早涉及到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胡塞尔建立了先验主体性的现象学，把先验自我的意向性构造作为知识的根源，这就产生了个体认识如何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为了摆脱自我论的困境，他开始考察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认识主体之间的共识或知识的普遍性的根据是人的“统觉”、“同感”、“移情”等能力。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概念是在先验主体论的框架内提出的，只涉及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认识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因此只是认识论的主体间性，而不是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梅洛-庞蒂反对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主张知觉现象学，即身体-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在本体论意义上，他与胡塞尔一样，是主体论，而不是主体间性论。他也是通过对认识主体（即身体-主体）之间的关系的考察介入主体间性的。他认为自我主体的存在依赖于主体间性：“现象学的世界不属于纯粹的存在，而是通过我的体验的相互作用，通过我的体验和他人的体验的相互作用，通过体验对体验的相互作用显现的意义。因此，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不可分离的，它们通过我过去的体验在我现在的体验中的再现，他人的体验在我的体验中的再现形成它们的统一性。”[1](P17)认识论的主体间性仍然是在主客对立的框架中，仅仅考察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承认人与世界关系的主体间性。因此，它不是本体论的主体间性。认识论的主体间性对美学的意义是有限的，只是可能解决审美意义的普遍性问题，而没有可能解决审美何以可能的问题。

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意指存在或解释活动中的人与世界的同一性，它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关系。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关涉到自由何以可能、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现代哲学否定了实体论，超越了主客对立的思维模式，由认识论哲学转入存在论和解释学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提出了此在的共在问题，已经涉及了本体论的主体间性问题，但仍然限于“此在”的范围，没有进入存在本身。后期他提出了“诗意地安居”、“天地神人”和谐共在的思想，这就建立了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更为彻底的主体间性理论家是神学哲学家马丁·布伯，他认为存在是关系而非实体，而作为存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我——你”关系，而不是“我——他”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神的关系；我——他关系是主客关系，是非本真的关系，而我——你关系是本源性的关系，是超越因果必然性的自由领域。在“我——你”关系中，体现了纯净的、万有一体之情怀，“人通过‘你’而成为‘我’”[2](P44)。此外，雅斯贝尔斯和马塞尔也提出了与马丁·布伯类似的主体间性思想。

建立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解释学解决了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狄尔泰意识到传统认识论不能解决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于是建立了古典解释学，提出了“精神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他认为精神科学的对象是精神现象而不是物质现象，因此不是认知而是理解才构成精神科学的方法。所谓精神现象实际上就是主体性的存在者，精神科学考察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但古典解释学没有明确地建立主体间性的哲学基础，因此也没有彻底解决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伽达默尔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把存在论的主体间性引入解释学领域，也把古典解释学发展为现代解释学。存在是解释性的，而解释活动的基础是理解。理解只能在主体之间进行，因此文本不是客体，而是主体，对文本的解释是对话，是历史主体之间的“视域融合”。他认为解释具有“彼此的开放性”： “流传物像一个‘你’那样自行讲话。一个‘你’不是对象，而是与我们发生关系。……因为流传物是一个真正的交往伙伴（kmmunikationspartney），我们与它的伙伴关系，正如我和你的伙伴关系。”[3](P460)此外，巴赫金也认为文本不是客体，而是主体，要通过与文本的对话才能理解文本的意义。

存在为什么是主体间性的呢？现实存在是非本真的，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世界的关系是对立的，人类征服世界，世界抵抗人类。这种主客对立的存在不是本真的存在，而是异化的存在，因为在主客对立之中没有自由可言，不仅人与自然的对立没有自由可言，而且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必然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从而也没有自由可言。本真的存在不是现实存在，而是可能的存在、应然的存在，它指向自由。本真的存在何以可能，就在于超越现实存在，也就是超越主客对立的状态，进入物我一体，主客合一的境界。这个境界不是像道家那样把主体降格为客体，而是把客体升格为主体，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为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在主体与主体的平等关系中，人与世界互相尊重、互相交往，从而融合为一体。这就是主体间性的存在，存在的主体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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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也是解释性的。解释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像传统认识论所认为的那样。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像狄尔泰所说的，只是一种说明，不是真正的把握，因为客体仍然作为外在于主体的对象存在着。解释是理解，理解是主体间性的，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主体与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交流而达到充分的沟通，彼此理解，最终把对象认识变成自我认识、自我认识变成对象认识，从而把握了世界的意义。这就是主体间性的解释，解释的主体间性。

存在论和解释学的主体间性进入了本体论的领域，从根本上解释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它对美学的建构具有根本的意义。本体论的主体间性解决了美学的根本问题即审美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是说它解决了审美的两个根本问题，即审美作为生存方式的自由性问题；审美作为解释方式的超越性问题。

二、本体论的主体间性与现代美学

在主体间性的三个领域中，只有本体论（存在论、解释学）的主体间性可以成为美学建构的基础。中国当代美学的主流是以实践派为代表的主体性美学，它认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实践是审美的基础，审美是实践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意味着中国当代美学尚没有实现由主体性美学向主体间性美学的转型。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主体间性理论也开始介绍进来，但主要是社会学和认识论的主体间性，而且鲜有运用于美学和文学理论者。金元浦先生较早地运用主体间性于文学理论，出版了专著《文学解释学》，对于主体间性理论的引入有开创意义。但是，金元浦先生对主体间性的界定是在社会学和认识论领域，他说：“在文学研究中，主体间性究竟具有何种涵义及本质规定性呢？我以为主要包括：1，主体间性在社会生活和文学实践中所表现的主体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同，即社会性的交互主体性的涵义；2，主体间本位的交流实践及其验证中达到的客观性、协同性、解释的普遍有效性和理解的合理性；3，主体间性在语言和传统中运作的历史性内涵。”[4]（P132）很明显，金元浦先生对主体间性的理解是在社会学和认识论领域内的，而没有进入本体论的主体间性。他确认的主体间性的第一个涵义是社会学性质的，即他所说的“社会性的交互主体性的涵义”。他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流和社会关系来谈论文学的，而避开了人与世界（也包括文本）的根本关系，这样就抽掉了主体间性的哲学内涵。他对主体间性涵义的第二个界定是关于知识的客观性问题的，这是胡塞尔意义上的、认识论的主体间性，意在解决文学价值的普遍性问题。至于他所论及的主体间性的第三个涵义，则涉及主体间性与语言的关系以及其历史性，这固然是重要的，但不属于主体间性的基本内涵范围，只是其相关性的论述。后来国内其他研究文学、美学主体间性的学者对主体间性的理解也大都限于社会学和认识论的领域，没有进入哲学本体论的领域。他们运用主体间性理论解决文学理论的问题虽然也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由于没有确立文学、美学理论的哲学本体论基础，因此没有突破传统文学理论和美学体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学、美学根本性质问题。例如，认识论的主体间性就不能有效地解释文学以及审美何以发生，因为它涉及的不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只涉及审美价值的认同问题；社会学的主体间性不能合理地解释对自然美的欣赏以及描写自然风光的抒情诗，因为这涉及的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本体论（存在论和解释学）的主体间性才建立了文学和美学的哲学基础，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学和审美的何以可能的问题。

自从国内开展“后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之间的论争以来，主体性美学受到质疑和批评，主体间性美学开始确立[5]。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变。我主张本体论的主体间性，认为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革命性的理论。在我的《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中说：“文学主体间性的第一个含义是把文学看作主体间的存在方式，从而确证了文学是本真的（自由的）生存方式。”“文学通过对人的理解而达到对生存意义的领悟……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6]主体间性美学的建构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从存在论的角度，解决了审美作为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一个是从解释学的角度，解决了审美作为理解（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先说存在论的主体间性对美学建构的意义。美学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审美作为一种自由是如何可能的？传统哲学、美学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古代哲学是实体本体论的客体性哲学，主体性尚未确立，因此没有可能解决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近代哲学是主体性哲学，它认为自由是主体性的实现。古代的客体性美学认为美是实体的属性，美能自美，它具有超现实的魅力，人在对美的观照中就获得超越。柏拉图的美学就是如此，他认为美是理念的反光，审美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中世纪美学也是如此，审美成为对上帝的光辉的体认。这种非主体的活动不可能带来自由，因为客体实体是主体的对立物，审美只是一种被动的观照，而不是主体的解放。近代主体性美学认为美是主体精神的化身，它通过主体的努力、摆脱了客体的压迫而获得了解放。康德把审美归结为先验范畴的作用，看作由现象认识到本体把握的过渡。黑格尔把审美看作理念在自我认识、自我复归历史行程中的感性阶段。马克思认为审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但是，主体性不能达到自由，因为客观世界不是主体的构造，主体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审美也不是像实践美学所说的那样主体征服客体的主体性行为，征服不能消除主客对立，也不会带来自由，更不能达到审美的境界。迄今为止的社会实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世界，但也产生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对立，自由还是彼岸的事情，审美也只是现实的对立面。审美是自由的存在方式，这是审美的最根本的性质。但是，我们处于现实存在之中，没有自由可言。如何实现自由，只有通过主体间性的实现，消除人与世界的对立，进入审美境界。审美是主体间性活动，既是主体间性实现的途径，也是主体间性的结果，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在审美活动中，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对立的主客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同一关系。此时，由于审美理想的作用，突破了现实关系的束缚，自我由片面的、异化的现实个性升华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这就是审美个性；世界由死寂的、异己的客体变成有生命的、亲近的另一个主体。两个主体之间互相尊重、彼此欣赏，以至于最后融合为一体，达到主客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把自然看作有生命的主体，而不是征服的对象。在人与自然的自由交往中，二者融合为一体，共同获得升华。如此才能有对自然的审美欣赏。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审美超越了现实的社会关系，变主客对立关系为主体与主体的平等交往关系，审美的同情取代了利益的冲突，从而使他人成为审美对象。审美在艺术活动中最鲜明地体现了主体间性。艺术中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已经转化为艺术主体与艺术形象的关系，艺术主体与艺术形象完全同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彼此难以区分，共同成为艺术（审美）个性的表现。

解释学的主体间性对美学建构具有同样根本的意义。审美不只是一种情感，而且是一种对存在意义的领悟。这种领悟如何可能呢？美学必须解决审美如何能够超越现实认识，达到对世界和存在意义的根本把握。传统哲学理论和美学理论无法解决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古代客体性哲学独断地确定了世界的实体性，而对它的认识似乎并不存在问题。近代主体性哲学进入了认识论的领域，但认识的真理性也仅仅限于现象界，而不能及于本体（康德）。古代客体性美学把美作为实体的属性，它自动显现出来，与人的把握无关，如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中世纪的上帝光辉说等。这是一种神秘论、独断论，而且也没有涉及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近代美学把审美当作感性认识，包括鲍姆加登对美学的命名“感性学”，以及后来的“形象思维”、“反映现实”等说法在内。由于感性认识总是低于理性认识，所以感性认识说抹杀了审美的超越性和真理性。在现代美学阶段，伽达默尔就提出了艺术的真理的说法，以反驳这种美学观，从而论证了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他指出：“通过一部艺术作品所经验到的真理是用任何其他方式不能达到的，这一点构成了艺术维护自身而反对任何推理的哲学意义。所以，除了哲学的经验外，艺术的经验也是对科学意识的最严重的挑战，即要科学意识承认其自身的局限性。”[3]（导言P18）问题是审美如何会成为真理的把握？在主客对立格局中的现实认识不能真正把握世界，世界仍然作为“物自体”与主体对峙，人类的认识也只是一种“说明”（狄尔泰）。只有超越主客对立，进入主体间性才能真正把握世界。审美超越现实认识，是对世界的真正把握。在审美活动中，世界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特别是在艺术活动中，我们超越了世俗的观念，领悟了生存的意义。审美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功能？从根本上说，审美消除了主客对立，通过主体间性的实现，达到了对世界的理解。认识的根基是理解，理解只在主体之间才有可能，因为它是对话、同情达到的沟通，而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只是一种“说明”。把世界当作客体，就不可能理解它；只有把世界当作主体，与之交往、对话、沟通，才能达到理解。审美就是这样理解的过程，自我与审美对象之间有充分的同情和理解，在对象中体验了自我，在自我中体验了对象。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只有把他人看作与自我一样的主体，才能超越利益关系，真正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他人，从而理解生活的意义。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只有摆脱对自然的征服、占有态度，把它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之沟通、才能达到审美体验，从而理解世界的意义。在艺术活动中，只有把艺术形象看作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主体，把主人公的命运当作自己的命运，才能从中领悟生存的意义。

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应该超越主体性哲学，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哲学基础上。应该加强对于主体间性的研究。主体间性理论产生于西方，但是建立主体间性的哲学体系并没有成为西方哲学的自觉和共识，也没有区分开不同领域的主体间性。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的氛围下，哲学体系的建构问题被取消，主体间性哲学失去了发展的空间。但对于中国哲学而言，主体间性研究却有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完全可以在西方主体间性哲学研究的基础上有所作为、有所发展，建立自己的主体间性现代哲学体系。对于中国现代美学而言，就是历史地对待和批判主体性美学，接受和建设主体间性哲学，特别要区分社会学的主体间性、认识论的主体间性和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在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基础上建构新的美学体系。

参考文献

[1]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 马丁·布伯．我与你[M]．北京：三联书店，1986．

[3]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4] 金元浦．文学解释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 杨春时．中国美学的主体间性转向[N]．光明日报理论版，2005-2-22．

第7篇：对人文主义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实践论》;来源;价值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2 ― 0019 ― 02

一、《实践论》的主要内容

1937年7月，同志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错误，而写了《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什么是实践。本体论强调，事物是什么必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指出。我们认识问题也是一样，首先要知道到底什么是实践。在《实践论》中这样写到：“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①

这样，首次在中国的哲学史上甚至外国的哲学史上全面、明确、深刻而且具体的说明了什么是实践――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

（二）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在《实践论》中详细、清晰地讲解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只有正确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称的上真正理解了实践是和认识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观点，又丰富发展了他们的观点。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认识的目的，是检验认识的标准，二者不能分开来讲。

（三）实践与真理。实践与真理有什么样的关系，它对认识真理又有何意义。关于这些，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只存在一个客观的标准即社会实践。对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问题，认为：二者既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一面，又有着相互统一的一面，两者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四）认识的辩证过程。对于如何认识事物，作了全面而且详细的解释。首先他从感性认识开始，讲解什么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的重要性，如何把握感性认识，怎样从感性认识进入到理性认识，如何达到真正的理性认识。为此，他给出了具体的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经过这一系列分析，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是正确的，然后还要用于实践，看看是否可行即用实践来检验一番。所以，不管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都要以实践为基础。

（五）总规律。在《实践论》中对认识的规律性做了一个总结：首先，先要实践。其次，形成或正确或错误的认识。再次，用认识指导实践，用实践来检验认识。最后，通过实践的检验再重新认识。这一规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反复以至无穷的过程。

二、《实践论》的两大来源

（一）传统文化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无论有没有读过书都或多或少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只不过是读过书的人要比没有读过书的人受到的影响、发挥的作用更大而已。作为旧时代的中国人，7岁就被送到村上的南安私塾念书，在五年的时间里，它熟读了《论语》、《孟子》、《左传》、《三国志》、《隋唐》、《水浒》、《西游记》等有关中国哲学、历史方面的书籍。他16岁开始到湘乡一所“现代学校”学习，20多岁到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之后又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在这一段时间中，的学识迅速增长。他对中国的古代文化已经达到非常熟悉的程度了。这一点从《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一题目以及他在《实践论》中运用的事例（例如《三国演义》、“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等事例，就可以很好的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的深刻影响。

从小到大耳闻目染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已经深深的根植于他内心。一生极其重视研究认识论问题，在青少年时期就阅读过中国传统书籍，特别是青年时期的知行观深受朱熹、王夫之的影响。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尤其是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到了的实践论才讲清楚。从孔孟到王夫之几千年以来，关于认知能力的发展对的影响是很重要的。首先，以孔孟、二程、朱子和王守仁等人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主张“知先行后的唯心论”。这一主张虽然不正确，但是对的影响是存在的。正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旁上，才有可能通过对比分析得出正确认识。其次，以墨子、王充和王船山等人为代表的唯物论者主张，“行先知后论”。关于这一主张，也是辩证的来看待，他既强调行也注重知指出二者统一，即王船山的“行先知后，行可兼知”。所以，由此可见写《实践论》时受到传统文化影响是非常深的。

（二）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人历来强调：“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的老师（岳父）杨昌济先生，杨先生不但对中国古文有坚实的基础，而且曾在日、英、德留学十年。他虽然成了康德和托马斯・格林的信徒，但是并不放弃12世纪著名哲学家朱熹的理学。杨先生曾经在所教的班级里写过：“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以此抒发他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培养经国济世之才的激越情怀。说杨昌济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①

这不仅是出于对岳父的爱慕，而且表现出对老师的衷心敬佩。自从认识杨先生以后耳闻目染，势必会受到杨先生的深刻影响，从而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又很深刻的见解。加上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他本人自从1920年阅读《共产党宣言》，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后，阅读大量马列著作。他在写实践论时，从中吸取了许多思想。例如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等。《实践论》对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总过程以及真理的两重性和检验真理的标准进行了全面、深刻和系统的阐发，尤其是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的认识论辩证法予以了高度概括和进一步充实、发挥，构建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大框架，把他们发展成为更适合中国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可以说他们是《实践论》最直接、最重要的来源。

三、《实践论》的价值

由以上两部分，我们可以得出《实践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美结合，无论是对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一九三七年七月写了《实践论》，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错误。二是用《实践论》指导全国人民正确认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从而坚定不移地完成革命事业。在《实践论》中，详细阐释了知和行的关系，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国化，把难以理解的认识论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不仅有利于党员以及知识分子理解，更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其中文盲特别多）理解使得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当时的复杂环境和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从而坚定不移地完成革命事业。曾用《实践论》中的观点，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做过演讲，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在当时挽救了一大批受教条主义影响的党员干部，也为革命事业指明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实践论》强调的知行统一，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指导了以后的革命胜利。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从实践出发，取得了一次次斗争的胜利，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赶走了美帝国主义，结束了在大陆的统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可以说，这些胜利都是《实践论》的功劳。《实践论》不仅纠正了主观主义错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机结合。

（二）中国经济走向繁荣――改革开放

《实践论》不光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对改革开放的实施起了重大的理论指导作用。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思想和写的《实践论》中观点不谋而合，实际上是对实践论观点的继承。邓小平在党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决议上就说《思想》的重要性，而思想的精髓灵魂实事求是，就是《实践论》中的认识和实践的统一。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思想，面对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大胆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不管白猫还是黑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市场经济”等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既是对思想的继承，也是对思想的发展。改革开放就是在实践中一步一步摸索着，用实践来证明理论，再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完全正确的，虽然还有很多政策需要不断完善，但是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表现为;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人民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军事实力显著增强。

（三）“中国梦”――改革进入深水区

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取得的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实践中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例如，经济的发展导致道德的滑坡，裸的金钱关系，政府官员的腐败，钱权色交易等等。这些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尤其是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面对的困难可谓是“难于上青天”。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阻碍改革的进行，甚至。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上任伊始就采取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政策。例如：反腐倡廉，依法治国等等。特别是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这几十年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反映。面对新问题，关于腐败提出“八项规”“苍蝇老虎一起打”、“打破刑不上大夫”“依法治国”。经济上设立上海自由贸易区。教育上改革高考制度，实现教育公平。作风上公示领导人外出不封道、“八项规定”等等，都是对实践中问题的新认识。这些措施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我国的改革一定会走出深水区。“中国梦”也一定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实践论》是思想的精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它不经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

〔参 考 文 献〕

第8篇：对人文主义的认识范文

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摧毁了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家族的社会认同、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对于儒教的文化认同，使新知识分子发生了身份认同危机。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的历史。随着革命及新中国的建立，这种危机得到特殊形式的解决。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身份认同。

【关键词】 现代性 中国 知识分子 身份认同

自从中国现代性发生，传统社会解体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陷入了一种生存困境，同时也开始了漫长的身份认同的历程。由于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载体，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历程可以解释现代性在中国的命运。

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基于三个层面，即对家族(祖先)的社会认同、对国家(皇帝)的政治认同和对儒教(孔子)的文化认同。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传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传统民间社会实际上就是家族。传统知识分子不是独立个体，也没有社会活动的空间，而是家族成员，他们没有从家族中分离出来。传统知识分子不仅在家族中生长，而且在家族中受教育(私塾和家教)，在家族中尽孝，延续家族事业是他们的最基本的职责。如果不能出仕，就做乡绅，为家族服务。如果出仕，是代表家族为国效力，光宗耀祖。将来致仕，就荣归故里，造福桑梓。总之，家族是最后的归宿，不仅在生活意义上，而且在精神意义上都是如此。传统知识分子可以没有国，但不能没有家，在仕途不得意时，往往就回到家族去，从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而所谓归隐，实际上是回归家族。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是“内圣外王”，“内圣”是“修身”，而“齐家”是最低要求，是“外王”的基础，最高理想是“治国”、“平天下”。因此，国家成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之所在。这种“外王”理想不仅仅是一种功利行为，由于它与“内圣”联系起来，因此也是一种最高的人生境界。

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之根是儒教，儒家学说几乎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全部知识来源，它既是一套道德一政治学说，又是一种信仰体系(所谓“内在的超越”)，没有发生形上与形下、经验与超验的分化，也就是所谓“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准哲学和准宗教。儒家学说不仅论证了“外王”的合法性，而且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终极价值。这就是一种“圣化”的境界，它使世俗的活动(齐家、治国)具有了神圣的意义。在传统社会里，往往有一个最高的权威即“卡里斯玛”，成为整个民族的信仰。中国传统社会的“卡里斯玛”是家族(祖宗)——国家(皇帝)——儒教(孔子)三位一体，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个“卡里斯玛”的信仰者和论证者，同时也在这三个层面上实现了自我认同。

现代性是一个“祛魅”的世俗化过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卡里斯玛”解体，传统家族、国家、儒教被摧毁，“圣”沦落为俗。

现代性的发生，意味着家族的解体和家族权威的衰落。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和国内资本的产生，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打破了家族化的自然经济，现代城市兴起，造成农村破产，家族解体。同时，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他们虽然大多数出身于农村，但不可能再返回农村，而是脱离家族，流入城市，成为城市平民。正是由新知识分子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倡导个性解放、平等自由，首先就是反对家族制度，家族主义因受到个性主义的冲击而衰落。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曹禺的《雷雨》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共鸣，就在于抨击了旧的家族制度，讴歌了个性解放。家族失去了以往的神圣，而且变成了罪恶的渊薮，祖先这个民间的“卡里斯玛”也失去了魔力。知识分子因此脱离了家族的羁绊，获得了人格的独立。

现代性的发生，也摧毁了传统国家，致使君权崩溃。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传统国家日趋衰微，君威一落千丈，于是就有变法和革命发生，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1905年清政府被迫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断绝了知识分子与国家的联系渠道。辛亥革命清王朝，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体，而且也打倒了皇帝这个政治“卡里斯玛”偶像。从此，中国知识分子就失去了“外王”的理想，也从国家的束缚下得到解放，变成了自由知识分子。

现代性作为现性精神，也摧毁了儒教。儒学不仅由于传统社会的解体而衰落，而且在西方传入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冲击下瓦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科学、民主的大旗，批判孔孟之道。儒学是传统的伦理思想体系，缺乏科学精神，因此科学主义乘虚而入；儒学泯灭个体价值，因此被民主自由思想一攻即破。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他们不是私塾中读四书五经出来的旧士子，而是国外或国内洋学堂里培养出来的城市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儒家传统学说变成现代科学和人文知识。对孔子的批判毁灭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卡里斯玛”偶像，使其失去传统思想的约束，获得精神的自由。

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挣脱了传统的襁褓，由圣入俗，具有了独立个体的身份。他们环顾世界，不免感到陌生、焦虑和彷徨，不知道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发生了所谓身份认同危机。身份认同危机包括社会认同危机、国家认同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这是全面的生存危机。正是为了摆脱这三重危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寻根。

家族的解体和家族主义的衰微，使新知识分子获得了自由。但是，这也造成了个体生存的危机和社会认同的危机。外国的娜拉走出家庭后，可以走进社会，从事自由职业；而中国的娜拉走出家庭后，却很难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因此，鲁迅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西方的问题)因为传统中国没有市民社会，只有家族即传统民间社会；而由于市场经济极不发达，传统中国的解体并没有立即创造出一个市民社会，没有给新知识分子留下一个足够的生存空间。新知识分子不能回到传统家族中去，又无法在市民社会中立足，难以找到固定职业，于是成为一群社会“流民”。这种生存状况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认同的问题，即知识分子能否融入社会并成为社会的积极成员的问题。显然，成为社会流民的知识分子只能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而不能成为积极的建设力量。成为社会流民的知识分子也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依据，它原来是由家族承担的，而现在本应由市民社会来承担，却由于市民社会发展的受阻而丧失了。因此就造成了根本的价值危机，孤独的个体无所附丽，价值选择就失去了根据。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悲剧的根本原因。

由于缺乏民间社会的生存空间，他们便只能直接介入政治领域。传统士子可以经科举考试进入政治领域，成为国家的工具，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知识分子便丧失了晋身之阶，与国家分离，成为失去依托的孤独个体。虽然仍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政府，以后政府也建立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但由于政治的紊乱，就总体而言，还缺乏知识分子从政的正当通道。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发达的公共社会，各种社会组织、团体、政党和舆论工具都受到限制，知识分子没有正常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外王”理想在新知 识分子身上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这种政治热情受到压抑，于是，他们只能以造反者的身份介入政治，成为革命知识分子。这就是说，传统国家(皇帝)的偶像被摧毁，新知识分子发生了国家认同的危机，他们与国家政治体制相分离、相抵触，成为政治的“流民”。而革命既是与国家分离的表现，也是重建新国家以达到与国家融合的努力。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本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是“专门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初是抱着实业救国的志向或职业的兴趣选择各种学科的，但由于市场经济的落后而难以成为自由职业者，加之政治使命感的驱使，于是他们就放弃自己的专业和职业，由“专门的知识分子”转化为“普遍的知识分子”，即启蒙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家，如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胡适由学农学而改学哲学等，其他如陈独秀、、、瞿秋白等更成为职业革命家。在中国，“普遍的知识分子”最后只能是革命家，因为启蒙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很小。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本来胡适等人抱定“二十年不谈政治”，专注于思想文化建设，这是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表明了对国家的独立性。但仅仅过了数年，思想启蒙就转入政治革命。其中原因除民族危机和社会问题的紧迫性外，也由于公共社会没有成长起来，启蒙未能收到广泛的社会效果，大众仍然没有觉醒，从而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急躁情绪，最后很快放弃启蒙而投入革命。而胡适等人虽坚持启蒙，但已经把重心转向当政府的“诤友诤臣”，结果碰壁。

儒教的毁灭，也导致新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危机。这种文化认同危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现代性的“祛魅”，使文化由圣入俗，引进科学、民主，只是在“用”的层面重建中国文化，忽略了对“体”的层面的引进和重建；而由于传统的“道”的失落和新的“体”的缺失，导致文化的神圣性失落和信仰的缺失。科学、民主可以解决社会变革问题，但不能解决终极价值和信仰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生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和对宗教的批判，都是企图以新的“用”取代传统的“道”、“体”，这不但没有解决终极价值和信仰的缺失问题，反而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新知识分子对现代文化的接受就隐含着危机。他们的终极追求受到压抑，而科学、民主信念的正当性也缺乏终极的论证。一些留学西方的新知识分子之所以后来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如学衡派)，除了民族主义之外，还由于引进的西方文化缺乏终极价值，从而导致对新文化的凡俗化的反弹。另一方面，由于新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教育是西方的、现代的，因此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为了启蒙，他们引进西方文化，并激烈地反传统。中国本土文化成了异质文化，而西方文化又远离传统，得不到传统文化的“支援意识”，这就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失根。他们在中西文化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无所适从，成为文化的“流民”。如鲁迅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深恶痛绝，称之为“吃人的宴席”，主张“别求新声于友邦”，另一方面骨子里又是个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文化极为排斥，写于五四时期的小说《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形象(作品中唯一的接受西方教育的人)就透露出这种潜意识。他由五四时期的西化转为革命时期的反西化，也体现了新知识分子的这种文化漂流状况。

新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进程中发生身份认同危机，成为“社会流民”、“政治流民”和“文化流民”，就必然产生一种现代性焦虑，这是新知识分子最根本的精神状态。中国现代性的精神气质，从全民族方面看是怨恨(民族的与阶级的怨恨)，从知识分子方面看则是焦虑，这与知识分子的反思能力和超越追求有关。从表面上看，新知识分子的革命选择是基于现实功利目的——救国救民，与形上追求无关，但实际上更深刻的精神动力是获得终极价值和重建生存家园。现代性焦虑是生存性的危机感，首先是由于脱圣入俗而产生的恐惧和忧虑。新知识分子在现代性的冲击面前，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根基，不由得茫然失措。鲁迅是值得研究的典型的个案。他在五四前和五四后都曾经有一段苦闷、彷徨，这不仅仅是由于找不到救国救民的道路，更深刻的原因是在现代性面前的生存性的焦虑。他对人生有一种深刻的怀疑，潜藏着一种悲观主义的哲学，这种怀疑和悲观几乎终其一生伴随着他，不论是在信仰激进自由主义的五四时期，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时期，这种焦虑都没有完全消除。鲁迅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掩饰和抹杀这种焦虑。现代性焦虑还表现为知识分子对现代性既渴求又充满疑虑。由于对现代性的渴求，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对于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和“主义”采取拿来主义，不管是自由民主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兼收并蓄，《新青年》和“少年中国学会”都是如此。同时，他们对现代性又充满疑虑，因为中国的现代性意味着脱圣入俗，意味着终极价值的失落，意味着反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接受西方(而且是压迫者)的文化。因此新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仰也是多变的，这种改变基于对现代性的不信任。如处于新旧知识分子之间的梁启超就曾主张过保皇主义(辛亥革命前)和自由民主主义(辛亥革命后至前)以及保守主义(后)；、陈独秀、等也都改信过各种主义，最后才选择了共产主义。正是基于这种现代性焦虑，才导致新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选择了现代性，五四以后又选择了反现代性，从而使中华民族和知识分子本身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坎坷命运。

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寻找生存家园的历史。由于家族和家族主义的破产，新知识分子离开家族走向社会；而由于民间社会尚未形成，他们成为无家可归的社会流民。于是新知识分子就投身于革命，在革命队伍中找到了新的“家”。许多新知识分子家境很好，是出于爱国爱民的信念才参加革命的，但找到社会归属感仍然是重要的动机。革命队伍的核心是革命政党，它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党，后者仅仅是世俗的政治组织，党员保留着独立性，而前者则是神圣的“家族”，党员和革命队伍的成员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和生命，个体完全融入集体，“把一切献给党”；由于党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入党就具有了超世俗的意义，从而找到了生存的意义。这就是说，在革命队伍里新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社会认同。

由于新知识分子与国家分离，从而失去了“外王”理想，他们就在革命斗争中摧毁旧的国家，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并重新获得国家认同。这个新的国家就是前苏联社会主义提供的样板。革命是新知识分子取得与国家一体化的唯一途径，在革命中知识分子获得了自己的政治身份，从而结束了自己政治流民的历史。新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是与共产主义相联系的，因此具有超世俗的终极价值，达到了“外王”与“内圣”的一致。

传统文化的瓦解，导致文化的脱圣入俗，新知识分子丧失了文化认同，成为文化流民。他们不可能向宗教和形上哲学中寻求超越，这是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特征决定的。于是，新知识分子就开始寻找和重建新的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文化。前苏联传人的革命理论即东方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以最高的科学和最先进的意识形态的身份与现代性相衔接，另一方面又以理想主义的品格即共产主义学说重建了革命的“体”和“道”，从而具有了形上的意义。五四时期的在1918年11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5卷5号上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引述《泰晤士报》文章的话：“bolshevism实是一种群众运动，带些宗教的气质。……有了bolshevism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并指出：“这话可以证明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运动所风靡。”在与众多的西方现代性思潮的斗争中，特别是与三民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能最终取得胜利，它的理想主义品格和终极关怀功能是重要原因。新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实践马克思主义，不仅实现了救国救民的理想，而且找到了新的信仰，从而获得了文化认同。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新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回应经历了肯定和否定的历史回合：洋务运动、、辛亥与五四时期接受了现代性，导致脱圣入俗和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危机。在五四后的革命中，新知识分子以反现代性的方式进行了重建社会、国家、文化的努力，并重新获得了自我认同。在建国后，进一步完成和强化了这种反现代性的建构。

在建国后，按照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其基本性质是国家与社会不分，国家对社会生活施行全面控制，包括经济上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政治上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及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一元化等。这就重新建构了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生活世界，知识分子在这个生活世界里完全被同化了，他们也认同了这种存在。

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民间社会的存在，家族也被消灭(通过农村破产和城市化有限地消灭了家族，共产党则通过和集体化彻底地消灭了家族)，取而代之的是“单位”。单位不仅是生产单位，而且是国家的细胞、人民生活的共同体，它在党政机构的直接领导下，集国家的几乎全部功能于一身，代表国家管理成员的经济生活(生产以及一切社会服务等)、政治生活(通过党组织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和监督阶级异己分子)、执行法律(治安保卫甚至有送劳动教养的司法权力等)以及文化生活(工会、青年团、妇联等主要工作)。每一个人都要属于一个单位，工人属于工厂，农民属于，干部属于机关，知识分子属于文化教育等事业单位，就是没有工作的人也有相应单位管理，如学生属于学校，家庭妇女属于街道居民委员会。这样知识分子就结束了社会流民的历史，成为单位的一分子，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单位是国家的细胞，是革命的家庭，知识分子融入单位就得到了归属感、神圣感，产生了一种忘我的集体主义意识。在单位体制中知识分子获得了社会认同，找到了生存的家园。但是，这是以牺牲知识分子的特性为代价的，他们不再是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单位的属人。

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主要是作为小资产阶级成为人民中的一部分。同时，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知识获得了“国家干部”的身份，虽然低于党政干部，但高于普通人，而且少数人改造好了还可以入党，转化为党政干部。这样，知识分子就结束了政治流民的身份，获得了政治身份。改造思想是获得这种政治身份的必要途径，为此知识分子也经历了各种磨难，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毕竟获得了国家认同。这种认同是与共产主义的神圣使命相联系的，因此具有超政治的意义，它成为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最高理想。国外一些人不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能被“洗脑”，为什么无怨无悔地认同社会主义。他们不明白，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意味着实现了“内圣外王”的使命。

第9篇：对人文主义的认识范文

摘 要：作为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主要流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已日趋衰落，但是，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根本看法以及关于科学和人文两个世界的截然划分等观点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及其局限的解读，以阐明理论的得失。

关键词：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局限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自然科学从可观察的经验出发，通过中立的观察、实验，并经过逻辑推导，排除了任何人为的主观因素，因此获得的科学知识是与自然的本来面目相一致的，是客观真实的。因此，认为自然科学知识具有严格的客观性、逻辑操作性、经验可证实性。从这种科学观出发，实证主义主张，一切知识称应该像自然科学知识一样受列经验的证实，包括科学术语在内的一切术语，只有严格地按照感官观察定义，才具有合法性。认为只有可经验证实或分析的命题才是真实有意义的。显然，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实证主义；二是科学主义。

一、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

首先，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种很强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这种实证主义主要体现在其根本原则上，即“经验证实原则”之中。此原则规定：知识必须依据经验。任何命题必须表述为经验并且能够被经验所证实或证伪才有意义，否则就没有意义。按照石里克的话来说，“作为合理的、不可辩驳的实证论的哲学方向的内核，……就是每个命题的意义完全依存于给与的证实，是以此来决定的。”[1]他认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必须固守在给与的范围之内，超出了这个给与的范围，是不可能的，或者毫无意义。逻辑实证主义的精神实质也非常符合孔德提出的实证精神。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色彩比传统的实证色彩强得多。

其次，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也是一种很强的科学主义的科学观。这种科学主义的特征是非常强调科学的独特性和其重要性的；他们不仅完全用逻辑的、实证的观点来审视科学，而且用这种完全的观点来审视整个文化。因此，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自然科学不仅是惟一种类的科学，而且也是在认识上惟一有意义的文化。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里，科学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化，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可将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他们认为，科学以认识世界为对象，试图通过数学计算和经验证实的方法，建立起各种世界秩序的体系；而一切诗歌、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则以体验世界为目的，采用的则是丰富的想象与兴奋的情绪，追求一种身临其境的境界。[2]

构建“科学的哲学”，拒斥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哲学不是一种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于是，逻辑实证主义发起的那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哲学科学化，就是要消除形而上学。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形而上学的错误就是认为哲学命题的真正意义和最后内容可以再用陈述来表述，也就是说用知识来阐明。可以说，现代逻辑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提出新的、更明确的回答。

最后，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科学的实证性和实证精神，强调从认识的角度对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加以区别，如果不对他们加以绝对化的认识，应该说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毕竟自然科学的确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它需要实证精神，也离不开实证精神。要知道科学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它的确比其他的文化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认识价值。但是，其他的文化也存在着客观性，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和含义上的不同罢了。

二、逻辑实证主义的局限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告诉我们：科学世界在认识上是有意义的世界，而人文世界在认识世界上是无意义的世界。无疑，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那就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及其哲学。这对于后来推进和深化科学哲学及其认识论的研究有些意义。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根本局限，就是对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的忽视。按照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解释，“科学就被看成是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者被当作是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3]因此，导致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严重偏差及其后果。

第一，只注重“科学的逻辑”，而严重忽视了科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文背景。逻辑实证主义者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当作科学哲学的中心议题，而所谓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实质上就是探讨科学理论的诸概念和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他们将科学方法论简单地归结为归纳逻辑，将对理论或假说的确认及其确认程度简单地归结为一类观察陈述同被检验的理论或假说之间的逻辑关系：显然，这种见解是极为片面的，事实上，科学与其它文化活动一样，也是一项人类的历史活动；它根植于整个人类社会，受时代的制约，受价值观念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具有丰富的人文意义。因此，脱离人、社会、历史和文化来谈科学，并将科学简单地归结为“逻辑”是十分肤浅的。

第二，只强调科学的实证精神，而严重忽视了人的创新精神。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科学作了实证主义的理解：在他们那里，科学似乎变成了“观察陈述”和“经验命题”的堆积，科学方法论则变成了“狭隘的逻辑，即形式主义的算法或半算法系统。”[4]于是科学似乎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任何深层结构和理论框架的变化，因为既然科学是“真的经验命题”的集合，那么，科学变化只能涉及到这些集合的扩大与合并，而绝对不能改变这些“真的经验命题”本身。[5]这样看来，科学似乎是一项纯粹客观的事业，与人的创造性和创新精神并没有多大关系。显然这种见解是很片面的。它忽略了科学也是人类的一项极富有创造性的活动，充满着人类的创造精神。况且，没有创新，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第三，强调科学与人文两个世界的截然区分，严重忽视了科学与人文文化的关联和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逻辑实证主义者强调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截然区分，强调只有自然科学在认识上才是有意义的，而一切人文文化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6]；这样做的结果，就使科学与人类其他文化活动的分离和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很显然，这种见解是极为片面的。科学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划界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至少，人文文化也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认识价值。如果离开人类的思想、意志、情感和激情这些非理性的活动，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创造。这样将人类文化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不仅是人为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直接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分离，严重地忽视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7]

三、结语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严重忽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并直接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当然，这种科学观也包含着不少积极的因素，比如，强调科学的认识意义和认识价值，肯定科学理想和科学精神，并且很想在整个人类文化中注入更多的科学因素和科学精神以及它所蕴含的实证精神等等，也具有些许人文气息，有利于我们现在深刻地思考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探求自然奥秘、献身科学事业的科学精神，而不是把自身标榜为惟一具有知识合法性的科学主义。人类关注的不仅是头上的星空，还有内心的道德律，只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携手共进，才能有完美的人类，才能塑造和谐的人类社会。[8]（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石里克.实在论与实证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 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3] [美]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 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M].范岱年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5] 江天翼.当代西方科学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6] 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7] 艾耶尔.语言、逻辑与真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