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的理论精选(九篇)

第1篇：民族学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历史民族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历史人文地理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十分活跃。而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把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学科。[1]史先生“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直接引发了以后对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的重视及对此项研究工作的展开。之后郭声波先生和安介生先生，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科学性质、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的地域范围与内容划分、研究的基本资料等诸多问题。[2]

在史念海先生提出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基础上，黄盛璋先生首先提出了“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3]对于这一观点，刘锡涛、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表示赞同，并针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推动了该学科理论建设体系的不断完善。[4]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历史地理的讨论方兴未艾，其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并无定论。笔者认为，不管是历史民族地理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其实质并无区别，徐强在《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5]一文中已有论述，故将历史民族地理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没有必要, 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是不妥当的。但按照传统的学科体系划分方法，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也不尽合理，从研究内容来看，历史民族地理不仅研究人文地理现象，而且研究自然地理现象，所以简单的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外，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6]而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更为合理。

所谓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的学科。如果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那么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从古至今，少数民族的分布都呈现出区域性特点，故将其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一、历史民族地理不应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在早期的研究中，历史民族地理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民族的起源、发展、分布与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分析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但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有所扩大，例如朱圣钟先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7]一文，属于历史民族地理范畴，却不属于历史人文地理范畴。经初步整理可将目前的研究分为以下几部分：（1）历史民族地理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讨论、研究对象的确定、历史地理学方法、民族学方法等。（2）民族地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聚落地理等分支。（3）民族地区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气候变迁、历史水文地理、历史动物地理、历史植物地理、历史矿藏地理、历史时期自然灾害情况等。（4）民族地区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包括汉文资料如《蛮书》、《华阳国志》、正史地理志、各类游记、碑刻等，以及少数民族文字资料。

综上，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相当丰富，既包括理论体系的探讨，也包括具体问题的研究。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现象，同时也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现象。故不能将其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二、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学科是不合理的

黄盛璋、李并成、刘锡涛、朱圣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 并主张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但看完几位先生的论文后，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到的历史民族地理学对比, 不难发现二者的研究范围都限于历史时期, 研究对象都是民族实体, 研究内容都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者是基本一致的, 没有明显区别。既然二者没有明显区别, 那么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就没有必要了。

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 黄盛璋先生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他指出：1. 当前各方的需要, 日益要求提到讨论日程上来；2. 重视民族历史地理记载与研究, 是中国学术传统；3. 中国具有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基础。[8]但仅凭这三点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历史地理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得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界定。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丰富，但其不足以构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均属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

再从研究方法来看，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文献分析法：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时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是获取民族历史地理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虽然历代正史地方志对民族地区记载较为简略，但各时期的总志、地方志、笔记、游记等记载了丰富的民族历史地理信息，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民族调查法(或称之为实地考察)：是进行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方法之一。历史民族地理虽说是谈历史上的东西, 但历史是延续的。其次，由于历史久远，许多文献的记载多有出入，这要求从事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民族地区，对民族居住地(包括历史时期的民族居住地和现在民族分布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进行详细的考察，获取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早在建国初期，许多的民族工作者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考察，撰写了大量的民族、民俗调查报告，这些民族调查材料也是从事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9]

各类图表法：地理学家巴朗斯基曾说过:“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 并且应该说它永远是更经济, 更容易了解的语言。地图能使人很容易地了解许多在正文里往往必须用很多篇幅来叙述, 但完全得不到充分效果的东西”。可见, 充分利用图表, 是民族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10]

考古学方法：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使用考古资料，进行直接现场挖掘的情况较少。

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研究民族历史地理学过程中,除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外, 还应采用经济论证法、电子计算机、遥感遥测等新技术手段。这些都会使我国的民族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多样，但这些都借鉴了历史地理学甚至是历史学、民族学的方法，历史民族地理学自身并无特有的研究方法。

三、历史民族地理应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以及与人类关系的科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国内外学者多按其研究内容分为两大类, 即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除此之外, 还有把历史自然与人文地理各要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论著, 比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于希贤主编的《滇池历史地理》, 则属于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

根据李令福观点，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图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11]所谓区域历史地理学是指以特定的地域为对象，揭示该区域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或其总体）的发展与演变。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和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12]由上可知，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内容属于历史区域地理的范畴。

四、小结

总之，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 无论是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没有区别, 因而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下转第26页）（上接第10页）学没有必要,故以历史民族地理学为基础，提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太成熟的。

事实说明,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人文地理现象、也研究自然地理现象,而把历史民族地理单纯的归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就会不尽全面，综合各方面因素，将其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较为合理。

参考文献：

[1]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郭声波.历史民族地理的多学科研究――以彝族历史地理为例.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2007；安介生.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地理第二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4]李并成.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当议.甘肃民族研究，1997(1)；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 1)；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5]徐强.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贵州民族研究，2008(5).

[6]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3).

[7]朱圣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7(3).

[8]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9]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10]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兼谈新疆民族历史地理.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3).

第2篇：民族学的理论范文

卡尔•W•多伊奇（KarlW.Deutsch）清晰地阐明了一个最明确和广泛的关于民族主义中沟通的角色的理论。在其第二版《民族主义与社会沟通》一书的引言中，多伊奇强调与当前争论有关的一个基本主题：他观察到民族国家是“处理事务的主要政治工具”，并强调，考虑到民族的弹性，超越民族的整合具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多伊奇理论的主要命题是：“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本质——是个体之间沟通的互补性或者说是相对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就好比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只不过规模上更大罢了。”多伊奇认为“人”是民族形成的基础。反过来说，这与“民族国家地位”不同，即利用政权来追求一个群体的凝聚力及其身份认同的一致性。尽管没有清晰命名，这一理论蕴含这样一种理念——那就是“无国家的民族”（thenationwithoutastate）——这一理念既作为一种分析范畴，又作为一种旨在现存的国家国际体系中重新定义民族自治权的政治目标，近年来变得日益显著。多伊奇认为，对国家权力的使用最终依赖于“相对协调和稳定的记忆、习惯和价值结构”，而这些反过来又“取决于社会从过去到现在及同时代之间的沟通能力”。社会沟通理论包含聚集社会文化群体的方法，以及内聚力形式如何影响制度和社会文化互动。沟通的整合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生产出社会封闭。争论的核心就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强烈地被其社会性沟通互动结构所限制这一观点：“人们通过这种沟通效果和其成员获得的沟通能力的互补性而被从内部凝聚到了一起。”民族性因此具有沟通能力和归属感的客观功能。

二、高雅文化、想象的共同体与平庸民族主义

多伊奇关于社会沟通的潜在概念——如果不是他理论上的习语——充其量一半被认为紧密依托于最新的著作，如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Gellner）著名的《民族和民族主义》（NationsandNationalism）以现代主义的视角对民族主义概念的原则进行了阐述。盖尔纳认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工业化不可避免的结果，伴随着复杂的劳动分工。工业社会所创建立的社会关系意味着，为了有效运转，人们原则上需要能够做任何事，这就需要“通用的培训”。这种实际知识的传递需要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化的教育体系，适用一种标准化的语言媒介。就是这一过程引发了不可避免的“政策和文化之间关系的深层调整”，即民族主义，“人类群体组织成为大规模的、集中教育的、文化同种的群体”盖尔纳的理论把工业化的解释模型与典型的多伊奇社会沟通概念联结起来。盖尔纳认为，文化指的是“特定群体各种风格的行为和交往”，在当代世界中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呈现。对这种政治形态中的成员来说，“文化现在是必要的共享媒介”。文化的边界被民族文化所定义，传播着一种文明（教化）的“高雅文化”，是国家教育系统的关键介质。因此，民族文化被官方文化所广泛定义。这一理论较少关注民族内部的不同和冲突的来源，而更关注是什么让民族得以凝聚。因此，如同多伊奇的理论一样，盖尔纳主要关注民族文化如何被创造，而不是如何维系和复兴，他同样强调被民族国家保护的文化的独立性。因此，尽管多伊奇只是顺便被提及，但是作为盖尔纳的跳板来简略思考媒介在民族文化中角色，实际上他的影响比看起来要深远得多。

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相呼应，盖尔纳部分地认同媒介即讯息，但是这一准则考虑到“语言与风格”而被修改了。所谓“语言与风格”即常见的行为准则如何引领观众去意识和理解到，他们是某个集体（通过那些常见的行为准则所构造出的集体）中的一员。媒介因此承担起一个分类体系的功能：公众对民族空间的普遍认同便被认为是这种文化体系形式产生的影响之一。媒介是分界的标志物，与“盖在文化上的政治屋顶”密切相关，并使那种文化进入一个民族国家之中。这种说法夸大了一点。“语言和风格”不仅仅是用于传播它们的媒介，它们与“内容”方面的问题也密切相关。这是文化产业所生产出来的基本要素，也是电影和电视业政策的核心问题。国家对于自身“民族”内容的态度通常在国际文化贸易中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经常体现在民族交流政策中。因此，盖尔纳对社会沟通理论的演绎，重现了多伊奇对沟通共同体内部因素的专注，而不去考虑引进外部的因素和思考外部因素会如何影响内部因素。它忽略了那些能在实质上决定特定民族身份的差异性。

内在论的观点也贯穿了近几年另一个重要的文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en）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ies)，该书已明确地为大多数近期民族电影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开端。在解释欧洲民族的出现时，安德森和多伊奇一样，甚至比盖尔纳更强调交流媒介在民族意识形成中的重要性。“积极的意义上，半偶然性地但是爆发性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技术交流和人类语言多样性逐渐消失之间，使新的社区成为可想象的。”然而对于盖尔纳的论点，国家的教育系统产生的文化姻亲以及聚贤，安德森主要的论点是“印刷语言产生了民族主义，不是一个特定的语言本身”。因此，强调的是在假定合适的物质条件下，在想象共同体建构中传播媒介的重要性。依安德森所说，“印刷语言”是通过书籍和报纸市场传播使特定方言标准化的方式。他的描述绝对是古登堡式的：移动影像带来的影响并没有被说明。机器复制的印刷语言整合了语言交换领域、固化了民族语言，创造了新的权力成语。安德森称，“民族主义叙事”与将“历法意识”作为组织原则的报纸，是塑造民族意识的两种关键媒介。通过协调时间和空间，这些甚至能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就阐明一个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安德森思索过民族故事是怎样经过人口普查、地图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在后殖民地国家被讲述的。虽然，不是安德森故事中的一部分，但是移动影像对形成后殖民地国家的重要演变作用，已被他人所强调。尽管安德森没有引用多伊奇的论述，他的方法依然很明显地处在社会沟通理论的框架中：想象的共同体处在社会文化和民族国家的沟通空间中，它是民族形成主要利益的内部过程。

安德森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争论以一个极具特色的解读方式被迈克尔•毕利希（MichaelBillig）采纳。然而，毕利希强调的民族主义陈词滥调，就是把民族主义纳入日常生活的一些仪式和习惯这个可论证的命题。毕利希认为，在当代世界，所有人只是把所在国家的代表性事物印入脑海。他们国家的国旗每天都在公共建筑物前飘扬，但是大部分都被当成装饰品；新闻报道将一些大事件分类成国内事务，而与外国的报道区别开；天气预报强化了人们对政治地理学的认识；体育英雄们体现出民族美德，调动了集体荣誉感；危急时刻，尤其是战争，政治领导人要进行爱国主义演讲；通过民族语言和历史的传达，人们滋生了共同体意识等等。这就是民族认同常规的、不引人注意的、不断重复的内在支撑。与盖尔纳和安德森一致，毕利希的分析填补了“沟通互补性”的空白，并且强调要牢牢把握住如何对世界进行分类。但值得注意的是，毕利希不像其他前辈一样，相比于民族是如何形成的，他对如何维系民族更感兴趣。

三、民族的边界与民族电影的范围

电影研究关注电影在民族中所扮演的角色，必然是内在式的，主要关注的是移动影像的生产、传播以及消费怎样构建了民族的集体性。然而，这种内在主义必然被把外在性作为一种塑造力量的认识所调和。的确，民族性实实在在地被好莱坞产品进口到本国的文化压力所影响，构成了民族电影在当下的问题。这些对民族理念的外部挑战被解释为文化、经济、政治甚至是意识形态。对于苏珊•海沃德（SusanHayward）来说，她认为如何描述民族电影的这个问题深深根植于政治文化的发展，根植于“关于一个民族多样而特定机制的神话被创造”的过程，被国家主义范式所深刻影响：“电影的作用在于一个民族文化的融合……电影赋予一个民族语境，而后围绕一些概念建构一系列联系，首先，是国家与公民，然后是国家、公民与其他因素……一部‘民族’电影不可避免地被概括成一系列围绕两个基础观念的阐述，这两个基本观念分别是：同一性与差异性。”

在这种建构中，民族被视为单一的，特定国家的电影生产研究审视着“民族电影”。民族电影可通过对电影本身的分析、电影所引发的语篇，及体现在档案和展览中的遗产来研究。海沃德的观点深受法国塑造民族历史的自觉偏好和与好莱坞长期明确的对抗所影响。“同一性”的概念强调了内向聚焦，而“差异性”的概念通过对比和比较，指明了民族电影的外在因素。对于海沃德来说，分析法国民族电影的可行办法就在于强调电影生产问题，以及包含在电影生产中的鲜明的电影文体论。莎拉•斯特里特（SarahStreet）在描述英国的情况时，提出了相似的对民族电影实用主义定义，也是最容易实现的，即强调本土生产，也就是理解为“在英国注册的电影”，考虑到在资金、合作制片人和电影制作创意性人才等方面的多国混合因素，这个定义有很多含混之处。然而，这种简化被英国风格（Britishness）的接受所调和，成为“一个在日益国际化、互文多样性的现代电影流派中的元素”。基于相同的领域，安德鲁•西格森（AndrewHigson）提出，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电影都应该以一个过程化的视角来看。他提出，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特征来界定民族电影，包括：电影产业和商业，在展示、消费以及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方面，在文化政策制定和评论界所使用的定义等方面，最后，特别是对（国家）特定流派的支持。西格森接着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如下描述：“电影经常有助于展现一个国家的民族性。通过植入电影体验的基本框架，这类电影以戏剧化地表达人们当前的恐惧、焦虑、快乐和愿望，构建了一个将同一个民族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想象的纽带。因此，一个多样和互相敌视的群体的人们认识到他们是一个有着共同文化的单一体，并与其他文化和共同体对抗。当然，这一点从来没完全成功过。”当西格森提出应该如何定义英国民族电影并主张电影文化提供一种可以划分群体的方式时，他也明显持有政策制定者和民族文化知识分子所推崇却无法实现的文化保护观点。与海沃德相反，西格森让这种争议与电影的生产脱离，强调观众如何消费的重要性。于是，所有的问题都演变成了“观众是如何通过多样的国内外影视作品建立自己的文化认同”。

这一论点也有反驳者。例如约翰•希尔（JohnHill）区分了保护民族电影产业的经济学观点和支持民族多元呈现的文化观点。他认为后者更需要认真关注，因为全球政治经济交流设定了好莱坞以外电影生产的贸易条件。他认为如按照西格森诉说的，为了强调消费而提升观众理解观看方式的重要性，是对民族电影概念无法成立的利用。希尔特别谈到了英国的情况，认为西格森的方法将会使好莱坞电影被划分为英国民族电影的一部分，仅仅是因为好莱坞电影被英国观众所消费。他反驳说，区分“在英国的电影”和“英国民族电影”很重要。保护后者要走向规范化，并认为民族电影应该代表文化的多样性，它没有必要承担民族主义的使命。希尔指出，关于“民族”的同一化观点在面对英国日益明显的多样性的情况下分崩离析了。黑人电影和苏格兰及威尔士电影制作对狭隘的英国风格（Englishness）概念构成了挑战。希尔的观点可以解读为是一种请求，目的是保持批判性文化话语在思考电影在民族公共空间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与时代潮流相一致，但是将文化生产降低为经济问题来考量，的确严重限制了争论的可能框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承认消费如何可能构建集体主义身份并不需要放弃关于民族电影生产中文化价值的争论。相反，它提供了另一个平行的理解电影在民族空间中如何伴随着标准化和经济化观点运行的模式。这一观点被皮埃尔•索尔兰（PierreSorlin）所发展。他认为电影在代际的消费是理解意大利民族电影的关键，“看电影的四代人建构起一个巨大的对不同声音和影像的重写本，国内的和国外的，并用这些在意大利，他们所在的特定地方，来组织他们的生活。他们像欣赏国内电影一样欣赏美国电影，但是他们吸收和重新使用这些素材的方式是他们自己的，这就是他们挪用不同种类的电影素材来建立意大利民族电影产业的方式”。

第3篇：民族学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创新

【作者】陈英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66-007

理论是学术思想的最高形式。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特征，当然也是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本质特征。人类学民族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与许多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本质上的“跨学科性”，当然不可避免地分化出一些独立研究领域和共同研究题材的分支学科，这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认识论的必然，其理论创新，作为学科构建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从现存的理论和今后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趋势上去考虑。

一般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体系包括基础理论和一般理论两个方面。

基础理论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定义；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其他相邻学科，如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与人类学民族学关系的理论；人类学民族学其他分支学科，如历史民族学、考古民族学、经济民族学、社会民族学、政治民族学、语言民族学、地理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构建及其同人类学民族学主体学科关系的理论。另外，还有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体系建设等其他理论。

一般理论涉及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制度和家庭婚姻理论以及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形成、发展、变化的理论和观点等。

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分3类：一是宏观理论，如人类学中的进化理论、传播理论、功能理论、结构理论；二是中观理论，如人类学中的婚姻家庭理论、亲属制度理论、国家形成理论；三是微观理论，认为一个归纳经验现象，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命题就是一个微观理论。

以上这些理论归纳起来，有些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少数则属于自然科学。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或是处于两个学科的交汇地带；或是相关学科外延部分的交叉、渗透或融合，构建起一个学术共同体，一直支撑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研究：对社会制度的研究，对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研究，对的研究，对社会文化的研究，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对种族的研究，对民族分布的研究，对民族迁徙、相互同化、相互融合的研究，等等。

近些年来，由于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的支持，其研究方向逐渐转向新时期的社会热点问题，诸如新时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地区儿童和青少年研究、农民工城市化和市民化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研究、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边疆地区民族研究、少数民族权益研究、少数民族女性研究与性别文化研究、少数民族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民族地区戒烟和艾滋病防治研究、民族地区突发性事件的应对机制及重大灾害后重建研究、周边国家民族问题及国外民族志的研究等。对于上述研究，我们不应该把它仅仅看成是传统研究的惯性延伸，而应该看做是一些学者在不脱离人类学民族学的主要旨趣――描述文化现象和理论诠释的同时，致力于推动人类学民族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这当中触及到一些分支学科的文理交融，是加强各学科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思考和解决方法，改变学科分割状况，鼓励以问题为中心打破学科壁垒和解决跨学科问题的最佳路径。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在引领社会变革及推动自身理论创新的要求亦显得更加突出，尤其是跨学科互用互证地融合创新已成为促进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的新路径。

面对本学科及相邻、相近、相关分支学科的大量新旧内容，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掌握、提炼，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有学者指出，人类学民族学学术创新包括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观点创新。笔者认同这种提法。笔者以为，理论的形成与学术的发展呈反哺作用，两者的完善与发展是相辅相承的。理论的产生要做到逻辑上的自洽，尽量减少内在矛盾，并能够提供新的解释力。而目前的人类学民族学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都显得跟不上时展的要求，这表现在有些基础理论阙如；有些理论研究与应用分割运行；有些理论套路简单。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学民族学推进自主理论创新，妨碍学科理论水平的提升及学术实践的可持续发展，举以下3个例子为证：

例证1：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缺失在讨论这一问题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形形的哲学定义，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爱智义、逻辑义、世界观义……。爱智义在古希腊意味着“爱智的学问”，是指通过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追思”，以获得智慧；逻辑义是狭义的哲学概念，古希腊亦称“逻各斯”；世界观义则是19世纪通行的“哲学就是世界观”的说法，这种说法今天依然根深蒂固。哲学与世界观看起来有差别，但关系密切，必定回避不了“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这一命题”。随着时代的演进，当今“哲学”涵盖宽泛，大致分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其功能也有所不同。中国哲学重视对人生观和宇宙观的感悟与塑造；西方哲学关注思辨精神，主流坚持逻辑分析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归属和指向而言，与现代哲学发展走向具有高度的契舍性，它注重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其基本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体上说，哲学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宏观大理论，其特有的存在方式及其对“事情”判定方式的独到之处，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超越性追求，根植于人的反思、批判与超越本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哲学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既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精华，也是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基本内核，它的秉性之一就是对时代主题给予关注，以便在理论与实践的思辨性竞合中修炼、提升合理的判断。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上个世纪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们在量子力学创立过程中对其原理和方法论方面所涉及的“物理实在”、“自然的因果性”、“空间和时间”以及对于观察与理论之间关系的理解等问题的争论，也已经不单纯是从物理学的角度，而更像是一场哲学争论。科学巨匠们如此这般地执意将物理学研究延伸至哲学领域，恰恰说明是其研究的内在需要。自然科学领域况且如此，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我们社会科学更离不开哲学。特别是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和国情的要求。应该看到，当下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同样活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资源的挖掘及其当代意义的阐释相当热门。

对于人类学民族学而言，笔者以为，哲学是魂，人类学民族学是根，没有哲学思想内涵的人类学民族学是不存在的。应该看到，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散见于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术体系中，其思想资源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生活各种现象的观察与研究，去发现其本质和规律，为研究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方法论。今天，站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现实问题的研究重新温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自然会有新的视角和关注点。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人类社会纷繁事项方式相比，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些理论、概念、问题等一般具有直接的现实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具有基本的概括性，是对多门学科的再抽象。可以说，人类学民族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是现实与思想的对话。如果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推导、验证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使其哲学化，不仅能够使人类学民族学整体特质随之丰盈，还能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视野，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提供启发，同时也能够以此作为切入点，一方面反思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发展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超越困境提供思想储备，以便更好地拓展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使其发展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由此而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如果能够努力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学派，用人类学民族学哲学构筑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思想基础，并由此构建起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理论原点①和研究的逻辑起点②的学术平台，并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范式，对于人类学民族学今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更需要哲学的直接介入。从认识论层面，人类学民族学注重实践，往往以问题为先导而缺乏抽象的说明作为其研究的核心或主题；从方法论层面，人类学民族学追求实证、量化标准而遑论自身的理论问题。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如果能够从上述两个层面上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发挥其对人类学民族学在概念、意识、规律以及与其它学科的同一性等问题的澄清作用，其原则上所要求的是持续地置理论于鲜活的实践之中，并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地吸收新的经验，以便更新理论，而不是简单的看成是纯粹理论概念的演绎，不失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操作层面上的科学化提供了重要途径。这既存在着构建一个新理论体系的学术需要，也存在着解决工作中碰到问题的实际需要。换言之，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兼具实践价值和评判功能，其主要特征应该是：通过一些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致力于发现规律性的认识；提供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实践进行哲学反思的平台，探讨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主要功能；以期对人类学民族学的逻辑、方法、模式的探讨，构建一种实践理论的可能与边界；增加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实践的理性重建，展示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基本旨趣；坚持对人类学民族学的实践、经验、理论、假设等给予评价，并为这些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则是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研究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整体提升我们的学术境界，深入探讨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基本了解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的形成与演变，尽快厘清人类学民族学的概念界定，不断追问人类学民族学的时代背景和哲学背景。这对于推动哲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的因果关系问题的思考以及保持传统人类学民族学的思维风格也极具积极意义，它既能使得我们研究中思维线索清晰，也能清除我们实践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还能在人类学民族学调查与研究中转换视角，不断地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研究范式，使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在这一点上，我曾在《民族学通讯》第122期上，就民族学哲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等做过提纲式的刍议。

例证2：“田野调查”研究范式老化“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产生的基石，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也应该在田野调查中得到提升和总结。

真正的“问题”来自于社会矛盾。作为一名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要注意“问题意识”，面对的问题是现实的，回答问题的方式是理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尽量长期在一个地方进行实地调查，尽量融入到当地社会，与不同阶层、性别、年龄、信仰的人群接触，对关注的事项进行观察与思考，详细了解一个地方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以“非我”来论述“我”，这是人类学民族学的优势所在。但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我们虽然没有脱离田野，可我们的田野实践并没有真正实现由民族调查向人类学民族学调查的转变。例如，当今的“田野调查”，有些还在沿用当年那种对特定民族做叙事式描述的研究模式，它所呈现的主要是纯粹的“客观”描述。少数研究成果甚至还在“炒”《五种丛书》的研究体例，在先前老课题的模式上兜圈子，有意无意地让人看出一种抄袭的游丝，这种没有创新的陈陈相因，对学科发展没有多大补益。还应该指出的是，有些田野的研究时段基本上属于历史学的研究问题――“过去”，只注重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强调事件的历史性。过多地采用文献和历史考证方法研究问题，引用现实田野素材非常有限。而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除了非常注重尝试对现实现象进行的客观性说明外，还非常注重文化的“深描”及意义的阐释，总是对现实变化中的人与事怀有浓厚兴趣，常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突破自身的研究手段，来认识当今社会的文化及其变迁。例如，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类学民族学家只关注有边界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系统，“民族”是其最主要的研究单位。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逐渐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现代化元素涌入我国乡村社会。由于市场因素渗入，农民们挣脱了土地的束缚，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模式及农民的价值观念迥异于过去。现今农村问题的落脚点并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发展和消亡问题。从农村城镇化发展速度上看，多数农民“田夫野老”式的生活方式将从“田园时代”进入“都市时代”。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可能会达到70%。那时的“田野”，或被称作是“身边的田野”，而现在的“田野”，或被称作是“远方的田野”。

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学民族学出现了质疑田野工作中的时态性、客观性与科学性的声音。我们应该承认，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果的质量考量，除了同田野工作时间的长与短、调查地点的生与熟、观察事物的粗与细，以及撰写者对问题的认识水平有密切关系外，方法论上也存有重要因素。可以认为，“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跟不上时代要求，其研究成果的偏颇之处在所难免。简言之，“当前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除了一般方法外，还包括建立范式”。所谓“范式”，从本质上讲是包括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的研究模型，它是研究问题、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所使用的一套相对固定的分析框架，是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它已成为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范式”在库恩那里，是一个内容丰富、包括了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科学工作者所共同信奉和共同遵守并奉为圭臬的重要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然而，我们还是知道了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一次革命，即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范式转变到伽利略――牛顿范式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科学界，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学术规范和理解范式，它的研究范式应当随着某些问题的探讨而不断变换模式。因为，田野调查往往是对同一问题研究视角的不断变更，更是对不同相关问题的连续探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调查的深入，我们就会发现，当一种研究范式持续到一定阶段已经欠缺完善，必须探讨、表征新的研究范式，这不仅影响到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也影响到田野调查新的理论范式的产生。由此而论，要想摆脱前人窠臼，更新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理论范式，首先应该在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上不囿于以前的框架，在不断地借鉴和融合现念及其他成分的基础上，实现自身伦理的提升与优化，尽量用新的研究视角思考问题。因此，在研究范式上，除了通过深入参与观察特定人群，俗称“蹲点”来获得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实证性研究外，还应该尽量掌握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后实证范式中，研究方法多以量化分析为主，其理论依据为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人类学民族学应该更多地使用“定量方法”，在以往文字叙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定量数据的收集（如人口普查、问卷式调查、成绩测试），采用移动、多点、多元的田野调查方法来横向比较社会人群中的差异性，也可以采用广泛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多方验证法”，尽情地表达人文思考。

例证3：生态人类学研究重心还需强化“生态”一词最早用于人们对生物学领域的研究。50多年前，西方国家就提出了生态德育，如今已步入规范化和系统化阶段。学界关于生态的探讨在哲学、史学、法学等领域也从未停息，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生态学作为生物科学领域中的子科学取得了快速发展。生态学研究的对象是生物个体、生态系统、生物种群等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其分析原理和研究方法早已被各门科学所采纳，有些已成为某些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在生态学方法的推动下，一些新兴学科，如生态经济学、生态心理学、认知生态学、历史生态学、生态人类学等亦应运而生，有的渐趋成熟。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也成为经济建设中一项有价值的基本诉求，自然也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比如，为人们所熟知的我国生态经济学，始于上世纪80年代，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发展。目前学界对“生态经济”的内涵存有3种不同的认识：①它是一种生态型的经济类型。②它是一种“生态与经济协调”的指导思想。③它是由生态学和经济学交叉结合形成的新兴边缘学科。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生态经济学这些理论是为“生态与经济协调”这一生态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建立和“生态型经济”的实现提供理论基础和具体实践的一种居于领先地位的理论和理论体系，正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还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些关注生态政治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者开始认真发掘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自此，较为活跃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异军突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生态问题时，有别于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工具来解决当代生态危机，比西方其它绿色思潮具有更大的优势，其理论的侧重点不仅仅停留在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层面，而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升至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及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来研究分析。他们明确宣称自己的生态学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只有诉诸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然而，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这就决定了他们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所有努力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还是对我们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马克思现代性理论和推进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迪作用。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到，生态经济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有各自的研究重心和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相比起来，虽然源于西方并已拥有150多年历史的人类学于20世纪初被引入我国，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了对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并于20世纪60年展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可现有的理论还存在着短板，除了引用目前比较主流的基本理论“二元制衡论”，认为：从终极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存在所导致的生态问题，都是地球生命体系与人类社会两大体系并存、互动、延续、派生的结果。除此之外，余下的有关理论则显得有些庞杂，或是明显缺乏主导性理论，或是基本理论存在偏颇。就好比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的由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借用生态学的研究视角及方法提出的“文化生态学”，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学者赞同他的主张，转而采纳了文化和环境可以互动的主张。

有学者认为，目前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文化，另一块是生态；或者分为三大块，一块是思想观念，一块是社会结构，再一块就是生态环境。可见生态研究的学术地位。对于这样一门人文学科，厘清其学理，关系到学科的基本定位和未来发展，而目前我国生态人类学需要认识的问题是：能否凸显学科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学科本位意识与学科融合趋势的张力中，深入到人类学与生态学的交汇地带，在学理上构建起新的理论框架，真正认识到，生态观念来源于神话传说、、禁忌习俗、乡规民约、习惯法、生产方式等文化形态；认识到，生态人类学是研究生态文明及生态文化发展和生存规律的学科。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以下两点愚见：

其一，就“生态文明”而言，对其重视并展开研究，标志着生态人类学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彻悟。“如何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关键在于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关涉到如何看待生态文明的本质”。单从生态价值观来说，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存有对立或差别，但它们都把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重建看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而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恰恰也是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问题。笔者以为，我国生态人类学要超越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确立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用生态有机整体意识的思维方式来指导研究，启发人们以生态整体利益自觉主动地限制超越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物质欲求；在探寻人类充分享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的同时，提出保障自然资源合理开发的建议或意见，努力把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的观念变成人们的价值追求。为此，其研究重点或理论侧重点应该放在生态价值观视域下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和由此而产生的后果等问题上。应该承认，生态文明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生态改善并重，当然是一个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但对于生态人类学而言，生态文明是其研究的重心。生态文明从文化历程上考察，是人类获利于自然和还利于自然过程中的文化表白，这种文化介入是自觉或不自觉进行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在审视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探究生态文明现象，使其促进更新生态文化，达到人与自然始终保持和谐统一。例如，发展生态农业是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点。生态农业中的“文化因素”应该是我们学术上所关心的内容，从这方面展开研究，既可以少有疑义地证明我国生态人类学学科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又可以以此为基础，加深对生态人类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和基本理论的挖掘，不断梳理和拓展我们的研究空间，使生态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二，从“生态文化”角度讲，文化生态学作为人类学生态研究的发端，同时也就有了人类生态学研究的意义。“从文化生态学到生态人类学，标志着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从人类主位到人类与自然互为主位的变化……。在文化生态学时期，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是以人类文化为主位的互动。到了生态人类学时期，这种互动就成了双方互据主位、互为主体、互为主导、互为宗旨的一种平衡的共生”。笔者以为，无论哪个时期，文化本是人类与非人动物之自然生存状态的超越，而人与自然则具有“社会的人”和“自然的社会”双重属性。作为“社会的人”，不论怎样，文化因素始终决定其在生存中的主导作用。作为“自然的社会”（可以理解为纯自然和社会两者的结合），亦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渲染。也就是说，无论是人类保护自然，利用自然，还是破坏自然，自然界一经人类参与立刻就被打上“文化”的烙印。自然界中，人的存在是社会发展各种条件所依托的根本，由此所产生的各种文化是人与自然界发生效应的各种行为。“文化”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一种传统的存在，是知识、认识引发人类行为的含金量，人类生活中面对自然的一举一动都应该看做是文化的传承。例如，举世闻名的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境内的龙脊梯田，上溯元代，下迄清朝，是当地民族生存意愿和共同文化心理的集中表现，堪称稻作文化的典范。谁都知道，它并非是原生态自然景观，而是人化生态的悉心再造。龙脊梯田除了核心内涵是以水稻种植为手段，提供人们粮食为目的之外，所折射的人类在经年累月劳作过程中不断积淀形成的文化形态，就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了。对此，我们不想追随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文化决定环境”观点的骥尾，只想从生态人类学角度认证：人与在人类涉足下的自然界仍然是一种非平衡的共生，即使存在着平衡共生，对于宇宙运行而言，也是暂时的平衡，它的被打破，有时作用于带有人类文化色彩的行为；有时作用于大自然对生态本源的影响。由此证明，“人类带有文化色彩的行为”不仅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命题，也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之一。因为，“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破坏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人的‘无限性’和‘绝对理性’支配下的社会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我们要从生态的角度研究“人类带有文化色彩的行为”，重点审视其在人类生态危机中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深挖其研究视角中“与人有关”的现象。只有找出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耦合运行的文化特点，才能真正克服人与自然的矛盾。

第4篇：民族学的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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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72.

③④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教社政[2004]16号）.

⑤本雅明.本雅明文集.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2.

⑥[美]罗伯特・梅逊著.陆有铨译.西方当代教育理论.文化教育出版社，1984.31.

第5篇：民族学的理论范文

摘要：本文主要从民族观念的形成、民族音乐学实践、民族音乐学理论、巴托克的历史地位及影响四个方面论述了匈牙利音乐家巴托克在民族音乐学领域所做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工作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后人的影响。

关键词：巴托克 民族音乐 实践 理论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有众多的音乐家，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打下民族的烙印。而音乐作品中真正的“民族性”则是由民族乐派来实现的，民族乐派作曲家的创作，一方面是受浪漫主义时期追求主观个人风格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民族解放运动或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与欧洲的其他国家相比，匈牙利的专业音乐起步较晚，在浪漫乐派中享誉盛名的只有李斯特和埃凯尔。其中，李斯特因长期生活在国外，虽作品中不乏有关民族音乐的创作，但因其创作风格丰富、多样而无法划归到典型的民族乐派；而埃凯尔的作品也未流传于世界。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既是20世纪早期民族音乐学的先驱又是20世纪民族乐派代表的巴托克将匈牙利的专业音乐创作提高到了可以与西欧及世界水平相当的程度。笔者认为，作为民族乐派代表的巴托克，其音乐创作的成功与他长期从事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有着紧密联系的。而创作背后的艰苦研究则往往是被忽略的，本文将对此做深入的探讨。

一 巴托克民族观念的形成

在走向多元化的20世纪西方音乐发展史中，民族主义音乐占有一席之地，而匈牙利的音乐家巴托克是民族主义的鲜明代表。

1 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

“民族主义”这个词总是与“侵略和压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巴托克的祖国匈牙利就有着长期被侵略的历史。位于欧洲中部的匈牙利有着悠久的历史，9世纪末，这一来自东方亚洲的民族就已迁徙到现在的匈牙利国家境内。从14、15世纪开始，土耳其入侵匈牙利并对其进行奴隶统治，17世纪又占领了这个国家。因此，多年以来，匈牙利的民族史始终是和反侵略、反压迫的独立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巴托克来说，他最初选择“民族音乐”作为自己的事业，主要原因就是被当时国内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潮所激励和鼓舞，决心肩负起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的重任。虽然巴托克后来逐渐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圈子，成为一名具有国际观念的民族工作者，但究其初衷，民族解放运动的确带给这位后来的民族主义音乐家很大的影响和推动。

历史的复杂性与多种可能性使“侵略与反抗”、“闭塞与隔离”、“贵族与平民”在一位音乐家的生涯中产生了无法预想的相对积极的作用，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因素对巴托克这位从事民族音乐研究的工作者来说起到了关键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由于长期的外族统治与压迫，加之匈牙利城市贵族和部分市民盲目的优越感而导致城乡音乐难以交流、融合，这却使匈牙利这一民族的民间音乐由于与其他国家和本国城市音乐的相对隔绝而未受到过多侵扰，而十分完整地保存于乡间，因此，巴托克才能够收集到真正的、传统的、质朴的、原汁原味的民族民间音乐。

2 柯达伊的影响

对巴托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音乐家，也是匈牙利民族一位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家――柯达伊・佐尔坦。在民歌研究领域，柯达伊要先行于巴托克。巴托克认为，凭着柯达伊清晰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判断力，他能够在音乐的各个方面给予自己宝贵的忠告、建议和帮助。而事实证明，在巴托克整体的关于民间音乐工作的指导思想以及最初开始接触农民音乐的方方面面的实践中都得到了柯达伊的影响与帮助。也是在这两位伟大的音乐家的共同努力下，匈牙利的音乐学学科才得以正式建立并发展，他们的团结、协作所取得的成绩也使民族音乐学的群体工作价值得到了良好的体现。

二 巴托克在民族音乐学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

巴托克在从事民族音乐研究的过程中，一直秉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用实践去充实理论，用理论去指导实践。笔者将从两个方面探讨巴托克的研究创作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其一，其文章中所表述的他在从事这项工作时所体现的目的、构想以及对此的客观评价，为后人留下了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理论依据；其二，他在民族音乐学领域中所得到的经验、成果对其音乐创作的重要作用。

1 理论研究成果和指导思想

作为一名匈牙利人，巴托克的研究领域主要在东欧，他的研究工作很自然地从本国开始，并逐渐涉猎到邻国，比如：乌克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偶尔也会到更远的北非或小亚细亚拓展他的视野。因此，从收集这个角度来讲，巴托克的工作是具有国际性的。

在理论研究方面，巴托克为我们留下了很多有意义的文字，比如在《为什么和怎样采集民歌》一文中，巴托克从研究目的和准备工作开始，十分详尽地论述了采集工作的步骤和范围、工具的准备与使用、研究者本人应具备的素质与知识水准，以及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和应该严格杜绝的错误倾向等问题，对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形成的一套较为完备的研究体系进行了总结。这篇文章在当时民歌研究领域的创新价值和指导作用可以说是无人可及，而且其中大部分观点和方法在今天的田野采风中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比如论文《农民音乐对现代专业音乐的影响》、《匈牙利新艺术音乐的基础》，等等；比如著作《匈牙利民歌》、《罗马尼亚民间舞曲》等巨著是当时音乐学研究领域的典范。巴托克论文、著作的最大特点是观点鲜明而语言平实，虽然文中论述的内容比较专业，但文章整体行文简洁又不乏幽默和质朴的修辞，显示出一种努力让读者尽可能读懂笔者思想的明确意图，这与某些是非尚未探明而专以词句令人费解为特点的音乐理论文章相比，让人有耳清目明之感。

对农民音乐和整体民间音乐的认识构成了巴托克全部音乐学以及创作工作的基础根源和指导思想。首先，在旋律、节奏、音阶、调式上，民间音乐为人们展示出一个崭新而丰富的世界；在风格上，民间音乐大多单纯而质朴，因而表现的感情真挚、自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其次，与当时浪漫主义晚期日趋冗长的作品相比，民间音乐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更为精巧而严谨的结构。在巴托克的心中，民间音乐作品经过漫长的岁月和无数人的千锤百炼，已经成为完美的杰作和典范。

巴托克在田野工作中常强调的思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客观性。一般的研究工作，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能够使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之间相互信任、了解，从而促进彼此的合作。而从另一个角度讲，非本民族的研究者往往会持有更客观的态度。而无论作为哪种身份的研究者，巴托克都在他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着清醒冷静的头脑，以辨认作品的价值和真伪，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做到全面、深入和准确地完成每一项工作，而这其中的尺度往往很难把握。与之相应，他也特别注意音乐学与其他文化门类的联系和结合，以便能够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为民歌工作者提出了包括大量学科在内的全面的知识范围。

2 民间音乐研究对其音乐创作的影响

匈牙利著名的音乐学家和教育家萨波奇・本采（1899-1973）在他的《巴托克与民间音乐》中曾写到：“巴托克和他的艺术发展之所以与他同时代大多数的欧洲艺术家如此不同，在于他和民间音乐的一贯联系……在巴托克那永无休止、朝许多方向进行而有时曲曲折折的发展道路上，它（巴托克和民间音乐的联系）自始至终是概括一切的统一的因素。”这段话含蓄而又清晰地阐明了作为20世纪上半叶民族乐派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巴托克的伟大之处，那就是他在研究现代作曲技法并发展个人的现代作曲风格的同时，将本民族和其他诸多民族的优秀民间音乐语汇和西方艺术音乐创作技巧的最高成就相结合，并使作品达到了与西欧音乐相媲美的水准。

巴托克在从事繁忙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同时，也是一位勤于创作的作曲家，他的创作体裁涉猎声乐、钢琴、室内乐、舞台剧和管弦乐，等等。代表作有交响诗《科树特》，舞台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木雕王子》、《神奇的满大人》，钢琴作品《小宇宙》、《献给孩子们》、《匈牙利地区的罗马尼亚舞曲》、《十五首匈牙利农民歌曲》，管弦乐曲《舞蹈组曲》，等等，这些作品无不体现了巴托克心灵深处的民族烙印。对巴托克来说，民间音乐的优势在于它所具有的特殊的音阶、动人的旋律、丰富的节奏、简洁的表达以及精巧的结构，而在他的创作中，这些因素也都逐一得到渗透和体现。在具体的创作技法上，他一方面从民间音乐中吸取了大批的五声音阶、民族调式、新鲜而富有张力的不对称节奏、与传统和声走向不同的和声进行、交替节拍等多方面的民间音乐元素，同时尝试和采用20世纪新出现的创作技法；在内容题材方面，他喜欢采用像“科树特”这样的民族性题材，有创作像“蓝胡子”一类直到现在还略显怪诞的内容为蓝本，显示出创作的民族性和多样性。在民间音乐的影响下，巴托克在传统音乐创作技法和思想上都有很大的突破，民间音乐素材在他的创作中被广阔而深入地应用，民间音乐的精神气质和风格内涵已深深融入到其丰富的音乐作品中。

三 巴托克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巴托克的名字在音乐史书上出现，在其名字前面最常见的、排序第一的定语是――作曲家。但是，如果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出发，巴托克首先应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学家，原因如下：首先，民族音乐学的工作在巴托克整个音乐生涯中的地位毋庸置疑；其次，即使是他的另一个出色的工作领域――音乐创作，也在创作技法和整体气质、内涵方面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他的民族音乐学工作。笔者无意探讨关于巴托克的称谓，只是希望明确，一位伟大作曲家的背后，有着多么丰富的“内涵”，而这个“内涵”又有着至深的“民族”的烙印。

如果再进一步探究的话，作为一位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先行者，大量的、多民族地区的民歌收集和出版，探究科学而细致的工作方法，以及总结丰富的理论成果，都包含在他一个人的工作中，更何况这些工作也仅是他音乐生涯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巴托克还要从事大量的音乐创作，在音乐学学科内部，能够在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和音乐创作两方面都卓有成就的人几乎很难找。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巴托克的思想及为人，我们会发现，他愿意总结出经验和方法与其他学者共享，并愿将自己的收集成果介绍给大家以期对需要它的人有所帮助，这种在个人资料广泛交流和使用上毫无保留的无私学术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在近些年民族音乐研究领域中，曾有过一场关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讨论，即从事民族音乐学的学者究竟应该深入民间内部的、本国的“局内人”，还是保持客观态度的、外国的“局外人”；如果二者兼有之，那么又该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分寸和尺度。一时间，关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讨论成为很多论文的主题。如果对巴托克深入了解之后，我们会发现，“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身份，他都兼而有之，并能够在研究中很好地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关于深入被研究地区内部以及保持客观冷静头脑的观点在他的文章中也早有论述。另外，关于对民族音乐学学者的知识层次要求方面、关于音乐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问题，以及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国际合作问题，巴托克在他的文章中均有所阐述。而这些问题，也正是民族音乐学学术领域长期普遍需要关注的问题。因此，在民族音乐学领域，巴托克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先行者。

在巴托克自传的结尾，他曾不无伤感地写下这样一段话：“现在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任何地方对音乐学的这一领域感到真正的兴趣，也可能它根本不具有那样的重要性，根本不像为它而狂热的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在音乐学各个门类都蓬勃发展的今天，学者们的努力应该让巴托克感到欣慰，虽然对于我们来说他的话以及他本人都已经成为历史，但那依然是我们努力的动力和源泉，给我们方向与力量。

参考文献：

[1] 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选：《巴托克论文书信选》，音乐出版社，1961年版。

[2] 许勇三主编：《论巴托克的音乐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版。

[3] 拉约什・莱斯瑙伊：《巴托克传》，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简介：

第6篇：民族学的理论范文

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是以研究“非西方”的音乐为目标的比较音乐学发展而来。经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论文联盟，“在1950年出版的《音乐学》

(musicology)一书的副标题“民族音乐学性质的研究,其问题、方法及主要特点”中使用了“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1此后民族音乐学这一概念应用开来。民族音乐学是客观的

置身于当地文化中考察音乐的，注重实践性与客观性的研究学科；强调文化和音乐相结合的方式；以“鲜活”的“田野”调查法著称。为收集和传承世界各国特色民族音乐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已有很长一段历史，并且从研究方法上与民族音乐学课程有许多相似之处。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不仅强调作曲四大件的基础的写作

技法要求，而且力求在作曲者本人的主观感受下，结合含有中国特色的音调进而为我国音乐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与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调查法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根据对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的了解，结合个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的学习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民族音乐学提倡将研究的对象置身于文化的大背景下，把文化背景和音乐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真实、客观的研究。确实，每种特有的音乐品种自有其生长的特殊社会文

化土壤，如果抛开文化只谈音乐岂不是有片面之嫌？音乐得以拥有特色就是因为特定的文化背景不断的给予养分滋养，才得以旺盛的生长。而采用民族音乐学的把音乐置于社会文

化大背景下的综合的研究方法，这种主观能动性极强的研究者主体实地调查方法，充分掌握研究对象主体及其客观的供其成长要素，正好让研究摆脱了片面的嫌疑，从而进行全面

综合的客观研究。这种民族音乐学所强调的音乐与文化的结合的观点，是非常值得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子们借鉴的。

作为主观性极强的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活跃的思维、丰富的富有逻辑的想像必然是利于创作的，但为了使音乐创作更具文化内涵，应使创作的乐思穿上“文化”的外衣

，使其更具内涵与价值。孤立的乐句可以说是音乐，但如果它是反映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岂不是更生动、感人吗？音乐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融入了许多作曲者本人的思维方式和创

作逻辑，而作曲者本人创作一首作品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把客观的物质转化成作曲者本人的主观思维之中旋律生成的反映。这种自觉的吸收—转化—生成旋律的过程于无

形中影射了一定的文化因子。在这种自觉的反映文化的同时，再加入民族音乐学强调的把音乐置于文化背景之下的方法，创作出来的作品必然是首具有一定意义的感人之作。

2.民族音乐学学科提出了“局内人”和“局外人”关系的观点。“‘局内人’和‘局外人’这一对概念指的就是音乐民族志双视角考察的分析方法。学界认为这是一种音乐民

族志学者在其考察研究过程中兼从主位与客位视角对研究对象进行交互性考察分析,然后从中产生中介学术立场的研究方法。”2 这种客观的置身之中与置身之外的“局内人”与“

局外人”的立场应大大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子所吸纳。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这门学科是依托创作者各异的创作思维而存在的主观性极强的艺术。之因为这门课程的创作主观性极强，所以才要更加强调客观评价个人创作的作品。换

言之，自己悉心创作的作品，必然是个人“局内人”身份的真爱之物，在创作完成后，我们应该邀请更多的“局外人”（观众）来审阅自己的作品，以求得更加客观的评价和改进

的良机。所以这种“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子要大力推扬。

3.据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发展来看，民族音乐学家尽力开阔新的研究模式，摆脱单一的学科建设，逐渐和音乐学其它学科相接洽，表现出和人类学等学科的融合式的发展。这

种综合的跨学科的发展模式对西方音乐史学科建设也是有益的。理论研究应避免孤立的发展，不论是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还是其他相关的音乐学学科，都应该走出单科的圈子，相

互交流理论和方法，取长补短的促进本学科的发展。作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的学子应该尽可能多的涉猎音乐学其它学科的内容，开阔眼界，从而站在宏观的角度去研究西方音乐

史相关内容。

4.作为一门学科，研究人员都会遇到许多坎坷，应保持优良的心态以及对自己学科的钟爱和热情是必要的。谈到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调查法，就可预想到民族音乐学家深入

民间、走乡串户的调查，甚至需要与研究对象进行长期的接触，深入实地的体验以便得到最真实、客观的调查数据。在深入民间时，有时需要到及其落后的地方进行生活，做跟踪

式的民族志调查，研究者克服的困难与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但一代代民族学家怀着对专业的热爱以及对优秀民间音乐的向往为民族音乐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在昆曲音乐、

乐律学、中国古典音乐、民族民间音乐很精通的杨荫浏先生对我国民族音乐学发展贡献很大：“《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孔庙丁祭音乐》、《智化寺京音乐》、《单弦牌子曲

选》、《佛教水陆音乐》等论著，是他或由他率领部分研究人员，经过反复深入的现场考察、研究后所撰写的;而《昆曲掇锦》、《苏南吹打曲》、《十番锣鼓》的撰写，他本人就

曾经是这些乐种社班的成员，长期生活在这些音乐事象的田野之中，其融人音乐实际的程度是一般民族音乐学学者难以企及的。”3

作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的学子，更应该秉承民族音乐学家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积极的学习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专业，积极的深入我国富于民间音乐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深挖

掘我国传统的音乐旋律，把其融入到个人的创作之中。在个人的作曲道路上应树立中国特色的创作理念，在西方的作曲技法的基础上，深化我国特有的民族音调，使自己的创作能

第7篇：民族学的理论范文

【摘 要】要坚持民族地区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方向和目标，一个基本的教学方针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明确理论联系实际的内涵，把握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内容，掌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才能将这一方针正确地贯穿到民族地区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中，提高民族地区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实效性。

关键词 民族地区；中学思想政治课；理论联系实际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5）06-0038-02

中学思想政治课是在小学以“五爱”为中心内容的思想品德课教学基础上，对中学生进行公民品德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主要目的在于帮助中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对人类社会发展总方向和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能够有正确的认识，逐步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社会责任感。民族地区中学思想政治课要坚持这一方向，最终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重视教学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基本教学方针。

一、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内涵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在理论指导作用和实践检验标准二者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有机结合起来的基本原则。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理论的飞跃与社会实际情况的变化都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社会开放程度较低，学生接受外界信息渠道有限，因此，在中学思想政治课中只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才能使学生深刻理解和领会教材中的内容，这也是提高学生认识能力的基础。

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是以理论知识为载体，培养学生的认识能力、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这就决定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是这门课程的基本教学原则。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进行思想政治课教学还必须注意到理论和实践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原理的阐述，二者是指导和被指导、推动和被推动的辩证关系，随着二者不断发展，它们的结合也要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思想政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使理论和实际实现高度统一。

二、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内容

1.联系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思想政治课就是要将国家意识形态灌输给学生，尤其在民族地区，要抓住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来培养其热爱社会主义中国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这一目标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学生要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状况的实际问题。因此，在民族地区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要密切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和民族地区发展现状，使学生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方面发展的问题，党和国家在推动民族地区发展方面的相关政策法规以及民族地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社会各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等问题，引导学生明确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将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分析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解答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提高教学实效性的重要方针。

2.联系民族地区中学生实际。教的目的是为了学，教师的一切教学活动都是为学生的有效学习而服务的。教师要通过理论教育塑造学生完善的人格。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认识—理解—选择—内化”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超越原有观念重构主观世界的创造性过程，这个创造性过程能否顺利完成以及最终的完成效果如何首先取决于学生的思想实际和认识问题的能力。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联系学生实际，尤其是学生的思想实际，这样才能做到教学活动的有的放矢。教师要了解学生对国家方针、政策的认识以及对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政策、法律、法规的认识，通过对这些实际问题的分析，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提高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

3.联系国际社会实际。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民族、国家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地域界限，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在繁荣和进步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诸如人口、环境、资源、地区冲突、恐怖活动等社会问题，但主要的还是政治问题，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并存并且进行激烈较量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利用经济贸易手段外，还加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利用大众传媒工具，向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大肆宣传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和价值观念”利用宗教进行思想渗透，在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一些邪教组织，致使无辜的群众成为受害者。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具有信仰宗教的传统，民族地区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攻社会主义国家的突破口，一些宗教信徒被其利用，成为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因此，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用事实说话，教育学生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对西方资本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和认识这些问题，坚决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谨防被敌对势力利用。

4.联系一切文明成果实际。要让学生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需要引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科学文化成果来论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整体进步的过程，它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和推动的过程。我们要学习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先辈们创造的文明成果，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师，一方面要对班级中主要的少数民族学生就本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进行宣传，另一方面还要介绍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引导学生走出只放眼于本民族或者本国的科学文化发展的狭隘思想，培养其具有“开阔的眼界、面向世界的态度”，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其他文明成果。

三、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方法

1.正确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是前提条件。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前提条件是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对马克思主义不懂或者一知半解就不可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虽然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理论知识的传授不是其主要目的，但是为了达到对学生思维能力、认识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培养的目标，理论知识是重要的载体。教师在教学中选取的材料、例证要有针对性，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引导学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就必须正确、全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重视间接经验的学习，尽量不使用二、三手资料，不可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某一理论部分或者个别语句、概念的认识上，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准确理解相关概念和原理，防止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二是运用所学的间接经验认识直接经验，教师运用间接经验学习直接经验主要是对教材中理论知识的正确把握。教师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把教材中的理论钻深、弄懂、将之融会贯通，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在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使学生掌握理论。

2.了解实际情况是重要条件。

一是了解社会实际。邓小平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将理论讲解清楚，教师必须运用实例讲解，但是在选择实例时既不能是街谈巷议的传闻也不应该是无中生有的社会消息，教师要通过报刊、书籍、新闻媒体、文献资料或亲自深入到民族地区去收集信息。

二是了解学生的实际。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解决受教育者思想中存在的模糊认识，教育者要了解受教育者在想什么，尤其是在民族地区，学生在对于国家发展大是大非问题的理解上相对容易，但是一旦牵扯到民族、宗教、文化、语言等问题时学生的具体思想实际就会大不一样，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讲解比较困难，要联系实际解决学生思想认识问题把握起来难度较大，教师如果不了解学生思想的实际状况就很难达到思想疏通的效果。民族地区由于宗教、语言、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影响，学生的成长历程和生活体验具有特殊性，加之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学生思想观念保守，体现到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就是对新的信息接受慢、理解困难，教师需要了解学生生活环境的实际进行调查研究，选取教学案例能够符合学生生活和思维特点。

3.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是关键。对于民族地区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师来说，理论联系实际关键要抓住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点，理论具有一般性而实际具有具体性。将抽象性的理论转化到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具体实际之中，找到与一般理论相一致的具体实际，使教学中的理论与选取的案例材料有机结合起来，当抽象的理论与具体实际结合就能很好的解释学生遇到的现实问题。教学中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选取教学案例的典型性。对于民族地区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来说，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少数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个人成长与民族发展、国家强大之间的关系。正确把握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就要着眼于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为载体，帮助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分析和解决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二是组织实践活动的针对性。思想政治课根本教学目的是将内化为学生自身的理论认识转化为外在的行为方式，把理论和实际有机结合起来，需要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探索。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进一步深化学生借助于课堂学习获得的感性认识，锻炼他们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解决问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廖良初,廖思伦.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理论联系实际问题[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0,(4):46-49.

[2]刘治奇.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关键之笔[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5,(8):70-72.

第8篇：民族学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文化适应 心理健康

一、文化适应过程

文化适应最初是人类学研究的范畴。人类学家将文化适应定义为：“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心理学家 Graves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心理文化适应的概念，强调不同文化接触所导致的心理和行为变化。

文化适应既是一个结果，也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一般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蜜月期。初来乍到，一切都很新鲜、有趣、令人兴奋不已，简直就是一次大冒险。人们着迷于文化的不同，兴高采烈地愿意去探索去了解去感受这种新的文化。

第二阶段：冲突期。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常常会感到疲倦、焦虑、有挫败感，甚至开始想家了，再加上由于文化不同带来的困扰以及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各种烦恼，如语言、住房、学校、工作、交通及购物，人们经常会觉得无所适从。

第三阶段：首次调整期。当人们对当地的语言和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开始觉得有些希望了，有些自信了，与他人的联系也多了起来。日常生活上遇到的烦恼少了，因此可以集中精力工作了。这时，人们又处于调整期的波峰段。

第四阶段：心理孤独期。在这个时期，人们离开家人和朋友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因而常常感到孤单、孤独、愤怒和压抑以及总是对当地文化挑三拣四。他们会尽量避免和当地人接触，却更经常地和本国人及同是“外国人”的他国人在一起。这个阶段的负面感觉比第二阶段要强烈得多。

第五阶段：接受及融合期。再过一段时间，当人们渐渐习惯了新文化的一切，包括它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准则时，他们开始接受并将其视作生活的另一种方式；甚至开始享受起这一切来。他们也不再那么炫耀自己本国文化和批评当地文化了。

当对语言和生活方式越来越熟悉及日常生活走上正轨之后，人们就不再茫然不知所措，而是越来越像在家里一样自在了。

二、文化适应模式

文化适应是在两种及以上的文化环境间展开的。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一个双向的影响过程。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往往是弱势文化群体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和调适。John Berry从文化适应的策略角度提出了文化适应的四种模式，即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

少数民族文化群体或个人如果觉得维持母体文化的价值较低，从而积极融入主流文化之中，则采用了同化的文化适应模式；如果觉得维持母体文化的价值较高，而疏远主流文化，则采用了分离的文化适应模式；如果个体觉得维持母体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价值都较高，从而积极融入两种文化的互动，此时个体采用了整合的文化策略；反之，如果个体既不想维持母体文化，又不想与主流文化积极互动，此时，个体采用了边缘化的文化策略。

三、文化适应策略

（一）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整合的策略

根据郑雪和David Sung于2003年提出的研究结论，“强的主族与客族文化认同及整合的文化适应方式有助于提高的个体的幸福感水平，促使他们对异质文化环境的心理适应”。采用文化整合的策略有助于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我们建议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构，心理卫生工作者和班集体，通过种种途径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文化为主的主流文化积极互动，同时，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母体文化的联系，从而形成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这将有利于少数民族大学的心理文化适应，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二）推广双语教育，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水平

心理学家萨皮尔和语言学家沃尔夫提出的萨皮尔. 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决定个体的心理过程 ，人们通过自己使用的语言进行一切认知活动。那些对教学语言（汉语）越是熟悉和理解的个体 ，在学校教育中会表现越好。有研究表明，那些接触教学语言（汉语）时间越早、 使用频率越高的个体 ，受主流文化影响越大 ，在主流文化环境中就越容易适应。目前，语言障碍已经成为制约少数民族大学生提高学业成绩、拓展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广双语教育，结合当地民族教育现状完善双语教育体系非常重要。通过双语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而且是少数民族学生通过语言学习了解汉民族文化，为文化适应作必要的准备。

总之，文化适应的过程也是一个心理不断调试的过程。通过掌握文化适应的规律性，积极寻求对策，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提高文化适应能力，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未来成为少数民族社会经济、 文化发展的中坚，在构建和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第9篇：民族学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新疆；教程课；教学改革

[DOI]10.13939/ki.zgsc.2016.41.182

1 前 言新疆位于祖国的西部边陲，是我国连接中亚，通往欧洲的战略要地，具有重要的资源、地缘优势，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汇聚之地。认识新疆，了解新疆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教程”就是专门针对普通高校本专科学生开设的地方性思想政治理论课。

“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是新疆面向本专科学生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是具有鲜明的新疆地方性特色的课程。课程的研究对象是新疆地方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它贴近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贴近了新疆的实际，更贴近了学生的实际。该课程突出反映了地方性、民族性、思想性、政策性，要求大学生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逐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增强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进一步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振兴中华而不懈努力。

“教程”课共40学时，其中理论课程28学时，实践课程12学时。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1～3章，新疆地方史的相关内容，通过学习了解新疆的历史，牢固树立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思想。第二部分：4～8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的相关内容，通过民族与民族问题的学习，了解民族问题的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理论和我国的民族政策、方针。第三部分：9～10章，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要求学生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了解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各民族大学生必须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坚决抵制""的渗透，坚定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2 针对“新疆地方史”教学改革的思考

“教程”课的前三章，是本书的开篇部分，前三章构成一个体系，即“新疆地方史”。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与新疆地区高中阶段开设的《新疆地方史》的内容重复、重叠，那么如何使本科（高职）院校的思政课与中学阶段的历史课在内容上有重复的情况下，仍然能讲出新意、讲出高度，是教学改革的重点。

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前三章总共为12课时，其中第一章6课时，第二章3课时，第三章3课时。在有限的课时数内，做到突出理论性，把握重难点、条理清晰、主次明确，就需要教师绝对地熟悉课本，在对教材内容充分了解的情况下，筛选重难点。例如：讲第一章“新疆自古以来是祖国的一部分”，可以不面面俱到，而是强调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之后，新疆与内地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往来；强调从西汉开始，新疆已经成为祖国版图的一部分，之后的历朝历代也都在对新疆行使有效的管辖。利用历史事实来说明，新疆自古与祖国母亲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主要史实的讲述，让学生明确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教程”的开篇虽然是历史部分，但毕竟不是一门历史课，学习新疆历史，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明确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让学生正确认识新疆与祖国、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从而为后续章节打下基础。

3 针对“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学改革的思考

“教程”的第二部分，是本书的重点，由第四章“民族与民族问题”、第五章“民族平等和团结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第六章“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第七章“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第八章“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组成。这些章节理论性强，相对较枯燥，如何把理论性、学术性比较强的内容讲得通俗易懂、接地气、大众化是教学改革的重点。

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全球化、网络化对大学生的影响日趋扩大，在校大学生大都为“90后”“00后”，他们思想活跃，善于接触新鲜事物，对待各种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看法，但他们毕竟还没有走向社会，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处于逐步形成的阶段，所以大学时期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的养成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多数大学生把高校的思政课看作是“大神课”，认为思政课所讲授的内容枯燥乏味，都是“大道理”不容易听懂，对生活也没有什么帮助。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有所改进，不能一味采用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方式，而应该丰富教学手段，例如：在开学的第一堂课，教师可以让全班同学以分小组的形式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把全班同学分成若干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课堂讨论、回答问题、实践调研等，让每一个同学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到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所以，高校教师也需要不失时机地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手段，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采取不同的教学模式。

4 针对“宗教理论与宗教政策”教学改革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是“教程”课的最后一个篇章，通过对“什么是宗教”“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宗教与民族、风俗习惯等的关系”的学习，让大学生明确宗教的本质、特点、属性，了解党和国家制定的各项宗教政策，从而坚持科学无神论，确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宗教观。

新疆自古以来是多宗教并存的地区，宗教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非常广泛和深远，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十分突出，而且宗教问题往往同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大大增加了处理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再加上近年来在西方的支持下，“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日益猖狂，他们打着宗教的旗号，疯狂制造民族矛盾，破坏民族团结，企图把新疆问题宗教化、国家化、企图把新疆从祖国的怀抱中分离出去。“”披着宗教的外衣，散布谣言、编纂篡改历史，扭曲宗教，把目光盯向青年一代，尤其是在校大学生，与我们争夺接班人。鉴于这种现实，高校教师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讲清楚，如何把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讲透彻，如何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相结合是教学改革的重点。

在以往的课程设计中，这一部分是按部就班地讲“宗教的属性”―“宗教的本质”―“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等。这种模式虽然循序渐进，但学生接受效果不强，所以在这一板块，教师可以大胆地采取让“学生讲课”的方式，以达到最终的教学目的。例如：让开学初已经分好的小组，进行分工、协作，具体任务由组长分配，责任落实到各小组成员。把这一章节的内容按照小组讨论后的结果，通过制作PPT、写讲稿、写报告的方式演示出来，在课堂上交流、展示。然后教师根据各个小组的展示情况给出小组分数，最后由教师点评、总结，把重要的知识点再进一步讲解，达到巩固强化的目的。所以，思政课不是教条课，高校教师可以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加大与学生互动力度，活跃课堂气氛，改革教学模式。

5 结 论

“教程”课作为地方性思想理论政治课，带有浓郁的地方性特色，在教学中增强思政课与地方特色相融合，思政课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思政课与大学生思想动向相结合，有益于大学生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有益于大学生观察问题不脱离时代、不割裂历史，有益于大学生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