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理论精选(九篇)

第1篇：民族学理论范文

纵观历史，在我们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很重视民族团结工作。从建党之初到新中国成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后来的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之后的每一届执政政府，每一届领导人，都把解决民族问题和协调民族关系作为一项根本原则和基本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更把民族团结视为人民的生命线，并描绘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宏伟蓝图"中国梦",充实了新形势下的民族团结工作内容，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时代内涵。可见民族团结问题不仅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前提，也是今后改革开放成败的关键。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各民族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因此"民族无小事".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日趋复杂，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抬头，民族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和平与发展的显著问题，和睦相处、和舟共济、和谐发展是关键。习XX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深刻指出："增强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2014年人民网理论部就刊出了习主席《摆脱贫困》一书，书中深入调研分析了闽东少数民族状况，并指导性提出了摆脱贫困的战略方针。习XX总书记高屋建瓦，非常重视各民族工作，从祖国的世界屋脊到黄土高原，从西南的山寨到天山南北，从北国的边疆到南海椰林，就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重大问题不懈努力着。

团结稳定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重要前提，核心问题是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这是关乎人民是否康乐幸福的关键指数。民不富则国不强，同时，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我深知民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作为一名最基层的政府工作人员，我深感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性，怎样使我们的民族能够真正的团结、富足、有礼呢？结合实际，我们社区现有居民人，其中少数民族占居民总数的百分之，少数民族党员名，占全体党员的百分之，每一个小团体，每一个分子，一枝一叶总关情，社区居民的事就是大事。新形势下，深入贯彻执行习主席民族团结指导思想，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坚持习XX同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重要思想精髓，巩固和发展辖区平等、团结、互助、友爱、和谐的民族关系，凝聚各民族居民团结一心，打造和谐社区，推进民族团结的楷模社区建设，让民族团结之花竞放，是我今后的职责，也是我今后继续努力地方向。

公而忘我，情系居民。孔子有一句话，反映了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句话用于我们的当今社会有一样的作用。用于我的实际工作中就是以民族团结，社区和谐为重，千方百计想居民所想，解居民所急，不断学习，加强服务意识。以人为本，端正服务态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民心连心，自觉服务，倾听民声，体察疾苦。

1、坚持思想学习工作不放松。通过集中学习和不断自学，不断努力，才能适应当前社会形势的需要，个人综合素质才能不断提高，才能密切结合实际，更好地服务于民。

2、求真务实，力争更好成本职工作。坚持实事求是，不摆架子。利用社区之家，广泛开办各类活动，包括健康讲座，各类娱乐活动，扶贫、帮助再就业等活动，促进感情交流，增进了解，凝聚人心，从而真正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共同创建和谐文明社区。

3、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牢固树立为居民服务的观念，杜绝歧视不同民族现象，从社区居民不满意的难点热点抓起，从居民满意的好事实事做起，急居民所急，让居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精简手续，让居民多半事，少走路；少说话，多受益。

第2篇：民族学理论范文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收稿日期：2000—06—27

【参考文献】

[1]格鲁夫音乐大词典（第6卷）［Z］.P275.香港：美国Macmillan公司出版，1980.

[2]沈洽，董维松.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183.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3]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P231.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4]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121.

[5]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213.

[6]民族研究丛刊（第1辑）［C］.P287.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7]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273.

[8]古宗智.EML理论方法应用［M］.P81、84.贵阳：贵州艺校印刷，1992.

[9]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J］.音乐研究.1980（4）.

[10]黄友葵.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开幕词［J］.南艺学报.1980（2）.

[11]吕骥.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J］.南艺学报.1980（2）.

第3篇：民族学理论范文

关键词 药理学 民族医药 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药理学以生命科学和化学的发展为依托，沟通医学和药学的最新成就，既是理论科学、又是应用科学。作为一门桥梁科学，与其他医学、药学学科密切相关。为体现民族院校的办学特色，提高办学质量，民族院校的办学宗旨是面向民族地区，培养新型创新型医药人才。对于民族高校的药学生来讲，药理学是一门重要的课程，因其不仅是其他临床课程的基础，而且在将来的工作中非常重要，故而其开设的药理学课程必须适应民族地区发展需要，充分体现民族特色。在对民族高校学生讲授药理学时，要考虑到其学科特点，和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应有所不同，笔者在教学中总结了以下经验：

1注重相关学科知识衔接，为药理学学习打好基础

由于受教学内容和课时安排的限制，民族院校药学专业学生对基础医学如解剖，病理，生化，生理学知识的掌握相对薄弱，也没有学习过相关临床知识。在学习药理学时，理解不透彻，相对吃力，表现得比较迷茫。针对这种情况，经过认真观察，笔者认为在教学中应强调医药学科的系统性，在讲授前应让学生们认真回顾复习相关的基础医学内容。在讲授时只有花一些时间把相关基础知识讲明白，才能便于学生深刻理解掌握相关药物的作用。与此同时，在讲述药物作用时，适当穿插临床应用案例，以加深学生印象，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可以提高学习的兴趣。

2优化教学内容，按系统讲授药理学时可与相应的中药民族医药理论进行对比呼应

民族医药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产物，与当地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我校相当比例的学生来自于民族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就都对当地草药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认同感，有些同学甚至来自于民族医家庭。将西医西药的知识与传统的中医民族医药知识相结合起来，阐明机理，在对民族院校学生讲授药理学可结合他们熟悉的中医民族医药知识进行阐述、对比，使其融会贯通，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例如，在讲述传出神经系统药物时，可以将温里药和寒凉药对传出神经的作用进行介绍；在讲述镇痛药时，可以将民族地区代表性的镇痛药如元胡、重楼等与课本讲述的吗啡、阿司匹林分别进行对比。通过比较学习，使学生对相应内容有更深刻的理解，并树立民族自豪感与使命感，为自己今后的从业方向打下坚实基础。

3通过药物的发现史学习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西药中很多药物的来源是从天然物质中提取分离来的，而这些天然物质很可能就是某一种中药，但二者是存在差别的。讲述过程中，将药物发现的过程编成小故事，讲授给学生，只需要2-3分钟，却可以大大提高民族院校药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感性认识。从而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如讲述解热镇痛抗炎药时介绍阿司匹林与柳树皮的故事；讲述抗疟药时回顾青蒿素的发现过程；讲述抗心绞痛药时介绍诺贝尔与硝酸甘油的故事等等。既活跃了课堂气氛，也加深了学生对药物作用理论知识点的感性认识。

4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鼓励本科生课外科研，引导药学生的民族医药研究热情

在学习过程中，部分同学因为对理论知识感兴趣而对科研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从而希望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中去。笔者根据自身的研究进度，有选择地吸收优秀本科生开展课外科研工作，使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的教学与科研相促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方面，学生强化了药理学理论知识，对药物作用的途径及靶点进行探索，另一方面，对民族药物的研究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能培养他们全面、综合、细致地考虑问题的能力，为将来工作打好基础。

5强化实验能力培养，为中药民族现代化打好基础

药理学是一门实验学科，是培养学生实验设计能力，操作能力。观察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的很好机会。在实验课中要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能力，要让学生们知道，中药民族药新药是我国研制和开发的重点，民族医药要走向世界，首先必须解决好中药民族药现代化的问题。在实验课组织与实施过程中，适当通过对民族药学专业药理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探索知识改进，培养出更适应社会，更好服务于人民的医学人才。如在降压实验中，我们加入丹参提取物，让学生观察其缓慢持久的降压作用。在观察药物对胃肠蠕动功能影响实验中，我们也让同学们比较大黄提取物与西药的区别，增加了学生对民族医药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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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民族学理论范文

[关键词]民族舞 大学教学 舞蹈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 J7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12-0050-02

我国一直坚持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政策，目的是使民族文化能够最大限度地被保存下来，使民族文化能够传承下去。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民族舞蹈。我国大学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对其中的舞蹈教育教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且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形势，已经成为大学教育探讨的重要课题。要持续不断地对大学民族舞蹈教育理论和实践进行探究，以期形成国内民族舞蹈教育理论与实践教学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国际化。

一、民族舞蹈教学的重要性

我国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问题非常重视，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民族舞蹈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大学中开设民族舞蹈的课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舞蹈影响力的扩大和民族舞蹈的普及。做好民族舞蹈的教育、教学探究是保护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发展。

良好的文化观念是推进大学民族舞蹈教育理念和实践教学创新的理论保障。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舞蹈的重要性决定了在创新民族舞蹈教学中要树立良好的文化观念。

舞蹈是艺术的一部分，是艺术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舞蹈在技巧和动作熟练的基础上，能够表达出舞者深层面的情感和思想。同时，任何舞者都有责任将能够表述自己感觉、感情的舞蹈传承下去，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我国民族舞蹈的多样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使我国民族舞蹈在国际舞台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高校民族舞蹈的教学现状

随着我国对民族舞蹈重视程度的加深，大学开设了民族舞蹈课程。目前，我国民族舞蹈专业只限于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大学民族舞蹈的培养目标主要是为了输送表演人才，职业导向较固定，培养的目的和培养的方式也过于僵化和反复;教学内容过于单一，实际教学中以舞蹈技巧训练为主，局限于学校内部的师资力量和课程资源，就业方向受限。在教育理论中，其虽然已经完成转型升级，以期培养复合型人才，在提升舞蹈技能的同时提升实际教育理论的高度，但是它仍然忽视了对学生思想、情感的培养和对民族舞蹈的引导和普及意识。

三、当前大学民族舞蹈教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探究

在舞蹈的众多种类中，民族舞蹈的特殊性不言而喻。我国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有政策上的支持，并且我国民族舞蹈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大放异彩。大学民族舞蹈是为当下舞蹈发展和未来发展输送人才的重要途径，重视对大学民族舞蹈教育教学理论和实践的探讨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一）在当前的大学民族舞蹈教学中最常用的是单元式教学法

单元式教学法按照民族舞蹈的不同性来进行划分，再根据舞蹈的共通性进行归纳和练习。单元式教学能保持民族舞蹈的独立性，这种教学方法非常适合我国大学的民族舞蹈教学。我国民族舞蹈种类多，归纳特点的过程复杂而且繁琐。通过单元式教学法的实践和探索，我们对编排方式、训练方式等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且以此为基点，创办了不同学校的民族舞蹈办学特点，形成了独特的舞蹈学风。在实际的教学中，利用独特的见解和讲解、训练方式可以更好地普及民族舞蹈的知识，在为社会输送众多优秀的民族舞蹈人才的同时使丰富的民族舞蹈文化能传承下去。

（二）在大学民族舞蹈教育教学中，要继续坚持言传身教的教学方法

传统理念上的“传道”和“授业”已不适用于民族舞蹈教学。虽然在应用于舞蹈教学之初言传身教法受到的评价参差不齐，但是在实际的民族舞蹈教学中，言传身教的教学方法可以很好地与素质教育相结合。素质教育提倡的是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言传身教是素质教育基础培养阶段的良好方法。大学的民族舞蹈教学应该把发展规律和学习规律作为教育教学理念和实践探讨的基础。单纯地依靠理论不能解决在实际大学民族舞蹈教学中的问题，学生也不能在纯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对舞蹈技巧的掌控。而言传身教的教学方法，可以让学生能够直面民族舞蹈的教学冲击，感受舞蹈的魅力，正视舞蹈技巧中的细节问题。言传身教的舞蹈教学方式能够更好地弥补在书籍上不能体现的知识和技巧。例如，舞蹈教师在教授我国傣族传统舞蹈《孔雀舞》时，可以通过言传来讲述理论部分的知识，在学生理解了《孔雀舞》表述的舞蹈含义和涉及的舞蹈技巧后，教师可以通过身教的具体实践帮助学生更好地领会舞蹈的动作技巧。关于《孔雀舞》中各种含有寓意的手形、舞蹈中通过眼睛表达的情感、脸部表情的调节等的理解与学习，教师可以一边讲解一边做动作，两种方式共同进行。这样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和音乐的影响下，更好地理解《孔雀舞》中的精髓与内涵。

（三）在大学民族舞蹈的教育教学中，应该根据实际的学生情况和不同舞蹈的特点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多种方法的运用是教师开展教学的基本技能之一，能使教师更好地完成自己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完成对民族舞蹈精髓的领悟和学习。教师应在对所教舞蹈有深层领会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方法，并且在不同的舞蹈教学和学生不同的学习阶段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对所学舞蹈的领悟程度。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不同，舞蹈所表达的文化内涵、民族气息以及通过各自的舞蹈要表达的情感内容也各不相同。民族舞蹈种类众多的情况加大了大学民族舞蹈教学的难度，无论是在舞蹈教学的开发、巩固训练还是能力提高阶段都要注重民族舞蹈内涵，这是开展舞蹈教学的出发点，也是引导学生学习舞蹈要最终达到的教学目的。教师可以通过示范工作、讲解舞蹈动作与技巧、分组练习等方式开展教学，根据不同的民族舞蹈教学来选择舞蹈的教学方式、方法。教师要根据自身的舞蹈功底和教学经验对学生难以掌握的舞蹈难点和重点着重讲解和示范，以便使学生能够掌握要领，加深体会。

总之，在民族舞蹈的教学中要时时注意到我国民族舞蹈的特殊内涵和舞蹈精髓。大学民族舞蹈的教学要在实践中调整具体的教学理念和实践方式。一切教学理念和实践方式的提高和优化，都是为培养学生的舞蹈能力和实际能力。要以激发学生学习民族舞蹈的兴趣为开展民族舞蹈教育理论和实践探讨的基础。兴趣是学生内在能动性的体现，充分调动学生的内在能动性能够激发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教学中。只有以一个良好的学习态度参加到教学中，学生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舞蹈的学习中，才能够最大限度地理解民族舞蹈的动作、风格、表现手法、舞蹈内涵等，对民族舞蹈的精髓有整体性、系统性的把握。要注重培养学生在民族舞蹈中情感表达的方式，舞蹈不只动作技巧的熟练，也是文化内涵和人文情感的体现。学好民族舞蹈要兼顾对舞蹈技巧和动作的巩固，也要注意到舞蹈细腻情感的表达，教师要引导学生感受到深层次的情感内涵和文化内涵。

四、结语

民族舞蹈是我国艺术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国家注重对民族舞蹈的教育教学与传承。我们应在实践的基础上探讨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这对保持和提高我国文化领域的多样性、特殊性和国际性至关重要。我国大学民族舞蹈教学处于徐徐上升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加大对舞蹈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探讨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民族舞蹈教学的优化，能够为社会培养更具实际能力的舞蹈人才。

[ 参 考 文 献 ]

[1] 陈东云.高校舞蹈教育理论的探究与实践[J].大舞台，2012（3）.

[2] 张健.当前综合性大学少数民族舞蹈教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3（8）.

[3] 高静.当前综合性大学中少数民族舞蹈教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

[4] 肖灵.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与民间舞蹈的教学[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5（1）.

第5篇：民族学理论范文

（一）班主任便于对少数民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观察在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与班主任的关系最为亲近，接触最多，而班主任也对一个班级学生的思想、学习、健康和生活等工作予以负责，为此便于对少数民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观察。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属于警觉、阻抗和衰竭渐进的过程，在警觉期，这种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为茫然与不知所措等，而在阻抗期，则是对应对方法进行探索，借以消除心理健康问题，而在最后的衰竭过程，这种心理健康问题加重，由于应对手段的失败，进而出现悲观、绝望与心理崩溃的情绪，进而引发自残等行为。因此必须对少数民族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及早的的发现，进行及早的干预，以避免进入衰竭过程，防止个体与社会受到危害。作为与学生最为亲近的老师，班主任应及时的发现少数民族患者警觉、阻抗过程中的反常行为，并针对这些反常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心理健康干预。

（二）班主任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更加灵活班主任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仅需要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解，同时应为学生进行及时的解决疑惑，并做好心理辅导，进而促进班级成员的心理健康发展。随着心理教育重视力度的提升，少数民族学生心理卫生、心理健康问题等也都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师负责，但是这其中也存在较大的问题，也就是即便心理咨询师、学生处等部门能够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但是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变化过程则往往容易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班主任的作用也就显得尤为的重要，由于班主任与学生接触更多，因此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也就更加的灵活和具有针对性。班主任可以结合少数民族学生的具体的心理健康问题，采用相应的活动来进行心理健康辅导，进而使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在活动中不知不觉地得到解决。同时由于班主任工作的性质，使其能够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三）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问题处理中班主任属于全程参与者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体现在学习与生活的行为与情绪的反常上，班主任不能将其看作简单的态度问题进行处理，应及时的将情况上报，并让学生进行专业的心理健康辅导与心理干预。心理健康问题与一般的思想问题不同，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应进行及时的反应与处理，进而避免严重问题的发生，减少危害。班主任在发现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后应防止过度保护，及时地将学生的心理问题反映到专职心理辅导老师那里，让学生进行心理健康咨询与心理干预。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专职老师负责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干预的过程中，班主任仍然需要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状态给予高度关注，并在平时的生活中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心与辅导，班主任应作为少数民族学生心理健康干预的全程参与者，应具有充分的责任心与耐心。

二、新疆高校班主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策略

（一）建设良好的班风，营造和谐心理氛围高校班主任需要建立起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档案、个案资料，内容包括基本情况、个性特征、职业能力倾向以及心理健康水平等，并通过这些资料的分析来掌握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可以在班级设立起具有良好心理素质、乐于助人的学生作为朋友“辅导员”，或者安排心理委员来对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进行辅导，在这期间应对这些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辅导与培训，从而更好的营造起良好的和谐心理氛围，促进他们在辅导中进行交流，有效的认识心理健康问题，认识自我，起到彼此启发的作用。班级心理辅导活动在班风的改变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因此班主任可组建起小组、宿舍、班级，以及院系和社团等网络系统，进而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实现少数民族与其他学生的友好共存与交往。

（二）进行针对性多样化的教育高校班主任应对少数民族学生中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并且表现较为特别的，存在行为偏差的学生给予更多的关注，对其进行跟踪教育。刚进校的大一新生，班主任应帮助他们适应学校新的生活与学习环境，在生活上与生涯规划上给予辅导；对大二少数民族学生人际交往、情绪、爱情上的问题，应进行针对性的辅导；对大三的少数民族学生应给予如自我意识、考研与就业以及个性辅导等；针对大四少数民族学生在求职与就业中的心理压力问题，采取职业适应和耐挫力的辅导。各个年级的心理健康教育可以交叉进行，也可以有所侧重。例如在大四的学习中，职业生涯规划辅导应贯穿于整个过程，并指导学生对自己的生涯进行总结与规划，同时在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优点与缺点，自信的面对自己的未来，积极面对生活，健全人格，实现身心全面健康的发展。

（三）班主任应不断地提升自身的心理理论水平针对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班主任应及时地掌握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特点与相应的理论知识，如大学生在情感、人际关系、个性、爱情以及就业等方面的特点；掌握少数民族在不同年级与不同时期所遇到的适应与发展的问题，掌握与运用团体动力的基本理论、心理辅导中的基本技术、心理辅导活动的设计与实施的基本原理与技术等等。同时新疆高校应推荐班主任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培训中来，使班主任关于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知识获得提升，以便更好的参与到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来。同时还可邀请心理健康教育的专家与学者到校内来举行专题讲座进行班主任的团体辅导，进而提升班主任对少数民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使班主任掌握心理辅导的技术和方法，并有效的应用到学生队伍建设中来。

三、结束语

第6篇：民族学理论范文

[摘 要]本文主要论述了民族院校思想理论课教学加强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应该加强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倡导少数民族优秀文化。

[关键词]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民族大学生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文化

民族院校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各种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的重要阵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未来的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加强对民族大学生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思想的灌输和教育，使这些科学思想真正渗透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灵深处，真正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除了加强这些基本理论的教育以外，还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民族观教育主要是要帮助学生树立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正确观点，深入了解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我们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教育。

一、加强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教育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证，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民族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让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到民族没有优劣贵贱之分，树立起各少数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思想观念，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大学生要做到相互尊重；要教育少数民族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现象，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经济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相对来说，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比较落后，除了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因素以外，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如思想观念保守、封建残余思想和迷信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固步自封观念和保守心理，扼杀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竞争意识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尽管我国政府实行各种优惠政策，但这些地区的发展相对缓慢，不过，这不是民族的优劣问题，而是各个民族发展的先后问题。

民族平等是指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社会交往中各个民族之间处于同等的地位，享有同等的权利；民族团结是指各民族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在祖国这个大家庭中亲如一家、和睦相处的一种友好关系。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民族院校大学生进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教育，首先要让大学生认识到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我们党一直把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放在一个重要的战略高度来考虑。在民族问题上，我们党首先解决了我国各民族的社会地位问题，指出：在我国各个民族具有一律平等的社会地位，享受同样的社会权利，同时也应该承担相同的社会义务；各民族无论拥有多少的人口，居住地域无论大小，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是否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汉族和少数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之间一律平等。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关系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拥有50多个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二、将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引入课堂

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增加我国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文化资源等教育内容，激发民族大学生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提高民族文化素养，传承我国中华民族文明和少数民族优秀文化。

首先，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作为古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他们曾经熏陶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心灵，提升了我国人民的思想境界，培育了传统的民族精神，中国先辈们创造的灿烂精神文化，对中国今天文化的繁荣甚至是整个世界都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忽视了对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教育,中华民族文化在我国不同程度地渐渐退却，尤其是高校大学生总体上呈现出对传统文化认识不足和传统文化意识淡薄的现象。为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传统精神文化，民族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注重把儒家思想文化、爱国主义精神等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帮助民族大学生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教育他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处世之道；培养他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爱国情操；发扬“刚健奋进,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艰苦奋斗、勇于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的民族大学生。

其次，要倡导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少数民族都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各少数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少数民族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风俗礼仪、、节日庆典、绘画艺术、建筑风格、医药艺术、文化典籍等等，构成了我国各民族绚烂多彩的文化格局和文化特征。我国各少数民族都希望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尊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这种心理，创造各种条件，尽量避免单纯的灌输和说教，采取生动活泼的方式，将政治思想教育贯穿于民族整体文化中来进行。要加强民族常识教育，引导他们体验不同文化的魅力，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发扬光大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做到推陈出新，继承和发扬各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同时，要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民族历史。为了使民族大学生更加了解我国灿烂的古代文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除了课上指导、帮助和培养民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之外，在课外也应指导民族大学生阅读我国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引导民族大学生学会用历史的眼光、国际的视野看待中国, 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的艰辛历程；了解中国各族人民灿烂的优秀文化，民族院校大学生通过一些课外学习和阅读，进一步深入了解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有利于丰富他们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知识,进一步增强民族大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

民族院校通过加强民族大学生民族观教育，有利于民族大学生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正确认识、理解和掌握我们党的民族政策，了解我国的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民族观，培养他们自觉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有利于培养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正确认识和对待各民族的不同文化，处理好大学期间各民族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共同抵制民族分裂活动和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分化；有利于保持我国的稳定、团结和统一。

第7篇：民族学理论范文

【关键词】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创新

【作者】陈英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66-007

理论是学术思想的最高形式。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特征，当然也是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本质特征。人类学民族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与许多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本质上的“跨学科性”，当然不可避免地分化出一些独立研究领域和共同研究题材的分支学科，这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认识论的必然，其理论创新，作为学科构建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从现存的理论和今后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趋势上去考虑。

一般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体系包括基础理论和一般理论两个方面。

基础理论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定义；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其他相邻学科，如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与人类学民族学关系的理论；人类学民族学其他分支学科，如历史民族学、考古民族学、经济民族学、社会民族学、政治民族学、语言民族学、地理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构建及其同人类学民族学主体学科关系的理论。另外，还有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体系建设等其他理论。

一般理论涉及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制度和家庭婚姻理论以及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形成、发展、变化的理论和观点等。

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分3类：一是宏观理论，如人类学中的进化理论、传播理论、功能理论、结构理论；二是中观理论，如人类学中的婚姻家庭理论、亲属制度理论、国家形成理论；三是微观理论，认为一个归纳经验现象，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命题就是一个微观理论。

以上这些理论归纳起来，有些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少数则属于自然科学。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或是处于两个学科的交汇地带；或是相关学科外延部分的交叉、渗透或融合，构建起一个学术共同体，一直支撑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研究：对社会制度的研究，对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研究，对的研究，对社会文化的研究，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对种族的研究，对民族分布的研究，对民族迁徙、相互同化、相互融合的研究，等等。

近些年来，由于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的支持，其研究方向逐渐转向新时期的社会热点问题，诸如新时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地区儿童和青少年研究、农民工城市化和市民化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研究、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边疆地区民族研究、少数民族权益研究、少数民族女性研究与性别文化研究、少数民族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民族地区戒烟和艾滋病防治研究、民族地区突发性事件的应对机制及重大灾害后重建研究、周边国家民族问题及国外民族志的研究等。对于上述研究，我们不应该把它仅仅看成是传统研究的惯性延伸，而应该看做是一些学者在不脱离人类学民族学的主要旨趣――描述文化现象和理论诠释的同时，致力于推动人类学民族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这当中触及到一些分支学科的文理交融，是加强各学科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思考和解决方法，改变学科分割状况，鼓励以问题为中心打破学科壁垒和解决跨学科问题的最佳路径。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在引领社会变革及推动自身理论创新的要求亦显得更加突出，尤其是跨学科互用互证地融合创新已成为促进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的新路径。

面对本学科及相邻、相近、相关分支学科的大量新旧内容，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掌握、提炼，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有学者指出，人类学民族学学术创新包括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观点创新。笔者认同这种提法。笔者以为，理论的形成与学术的发展呈反哺作用，两者的完善与发展是相辅相承的。理论的产生要做到逻辑上的自洽，尽量减少内在矛盾，并能够提供新的解释力。而目前的人类学民族学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都显得跟不上时展的要求，这表现在有些基础理论阙如；有些理论研究与应用分割运行；有些理论套路简单。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学民族学推进自主理论创新，妨碍学科理论水平的提升及学术实践的可持续发展，举以下3个例子为证：

例证1：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缺失在讨论这一问题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形形的哲学定义，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爱智义、逻辑义、世界观义……。爱智义在古希腊意味着“爱智的学问”，是指通过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追思”，以获得智慧；逻辑义是狭义的哲学概念，古希腊亦称“逻各斯”；世界观义则是19世纪通行的“哲学就是世界观”的说法，这种说法今天依然根深蒂固。哲学与世界观看起来有差别，但关系密切，必定回避不了“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这一命题”。随着时代的演进，当今“哲学”涵盖宽泛，大致分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其功能也有所不同。中国哲学重视对人生观和宇宙观的感悟与塑造；西方哲学关注思辨精神，主流坚持逻辑分析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归属和指向而言，与现代哲学发展走向具有高度的契舍性，它注重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其基本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体上说，哲学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宏观大理论，其特有的存在方式及其对“事情”判定方式的独到之处，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超越性追求，根植于人的反思、批判与超越本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哲学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既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精华，也是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基本内核，它的秉性之一就是对时代主题给予关注，以便在理论与实践的思辨性竞合中修炼、提升合理的判断。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上个世纪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们在量子力学创立过程中对其原理和方法论方面所涉及的“物理实在”、“自然的因果性”、“空间和时间”以及对于观察与理论之间关系的理解等问题的争论，也已经不单纯是从物理学的角度，而更像是一场哲学争论。科学巨匠们如此这般地执意将物理学研究延伸至哲学领域，恰恰说明是其研究的内在需要。自然科学领域况且如此，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我们社会科学更离不开哲学。特别是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和国情的要求。应该看到，当下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同样活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资源的挖掘及其当代意义的阐释相当热门。

对于人类学民族学而言，笔者以为，哲学是魂，人类学民族学是根，没有哲学思想内涵的人类学民族学是不存在的。应该看到，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散见于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术体系中，其思想资源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生活各种现象的观察与研究，去发现其本质和规律，为研究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方法论。今天，站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现实问题的研究重新温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自然会有新的视角和关注点。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人类社会纷繁事项方式相比，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些理论、概念、问题等一般具有直接的现实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具有基本的概括性，是对多门学科的再抽象。可以说，人类学民族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是现实与思想的对话。如果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推导、验证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使其哲学化，不仅能够使人类学民族学整体特质随之丰盈，还能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视野，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提供启发，同时也能够以此作为切入点，一方面反思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发展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超越困境提供思想储备，以便更好地拓展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使其发展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由此而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如果能够努力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学派，用人类学民族学哲学构筑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思想基础，并由此构建起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理论原点①和研究的逻辑起点②的学术平台，并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范式，对于人类学民族学今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更需要哲学的直接介入。从认识论层面，人类学民族学注重实践，往往以问题为先导而缺乏抽象的说明作为其研究的核心或主题；从方法论层面，人类学民族学追求实证、量化标准而遑论自身的理论问题。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如果能够从上述两个层面上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发挥其对人类学民族学在概念、意识、规律以及与其它学科的同一性等问题的澄清作用，其原则上所要求的是持续地置理论于鲜活的实践之中，并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地吸收新的经验，以便更新理论，而不是简单的看成是纯粹理论概念的演绎，不失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操作层面上的科学化提供了重要途径。这既存在着构建一个新理论体系的学术需要，也存在着解决工作中碰到问题的实际需要。换言之，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兼具实践价值和评判功能，其主要特征应该是：通过一些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致力于发现规律性的认识；提供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实践进行哲学反思的平台，探讨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主要功能；以期对人类学民族学的逻辑、方法、模式的探讨，构建一种实践理论的可能与边界；增加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实践的理性重建，展示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基本旨趣；坚持对人类学民族学的实践、经验、理论、假设等给予评价，并为这些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则是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研究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整体提升我们的学术境界，深入探讨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基本了解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的形成与演变，尽快厘清人类学民族学的概念界定，不断追问人类学民族学的时代背景和哲学背景。这对于推动哲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的因果关系问题的思考以及保持传统人类学民族学的思维风格也极具积极意义，它既能使得我们研究中思维线索清晰，也能清除我们实践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还能在人类学民族学调查与研究中转换视角，不断地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研究范式，使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在这一点上，我曾在《民族学通讯》第122期上，就民族学哲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等做过提纲式的刍议。

例证2：“田野调查”研究范式老化“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产生的基石，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也应该在田野调查中得到提升和总结。

真正的“问题”来自于社会矛盾。作为一名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要注意“问题意识”，面对的问题是现实的，回答问题的方式是理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尽量长期在一个地方进行实地调查，尽量融入到当地社会，与不同阶层、性别、年龄、信仰的人群接触，对关注的事项进行观察与思考，详细了解一个地方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以“非我”来论述“我”，这是人类学民族学的优势所在。但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我们虽然没有脱离田野，可我们的田野实践并没有真正实现由民族调查向人类学民族学调查的转变。例如，当今的“田野调查”，有些还在沿用当年那种对特定民族做叙事式描述的研究模式，它所呈现的主要是纯粹的“客观”描述。少数研究成果甚至还在“炒”《五种丛书》的研究体例，在先前老课题的模式上兜圈子，有意无意地让人看出一种抄袭的游丝，这种没有创新的陈陈相因，对学科发展没有多大补益。还应该指出的是，有些田野的研究时段基本上属于历史学的研究问题――“过去”，只注重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强调事件的历史性。过多地采用文献和历史考证方法研究问题，引用现实田野素材非常有限。而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除了非常注重尝试对现实现象进行的客观性说明外，还非常注重文化的“深描”及意义的阐释，总是对现实变化中的人与事怀有浓厚兴趣，常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突破自身的研究手段，来认识当今社会的文化及其变迁。例如，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类学民族学家只关注有边界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系统，“民族”是其最主要的研究单位。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逐渐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现代化元素涌入我国乡村社会。由于市场因素渗入，农民们挣脱了土地的束缚，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模式及农民的价值观念迥异于过去。现今农村问题的落脚点并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发展和消亡问题。从农村城镇化发展速度上看，多数农民“田夫野老”式的生活方式将从“田园时代”进入“都市时代”。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可能会达到70%。那时的“田野”，或被称作是“身边的田野”，而现在的“田野”，或被称作是“远方的田野”。

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学民族学出现了质疑田野工作中的时态性、客观性与科学性的声音。我们应该承认，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果的质量考量，除了同田野工作时间的长与短、调查地点的生与熟、观察事物的粗与细，以及撰写者对问题的认识水平有密切关系外，方法论上也存有重要因素。可以认为，“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跟不上时代要求，其研究成果的偏颇之处在所难免。简言之，“当前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除了一般方法外，还包括建立范式”。所谓“范式”，从本质上讲是包括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的研究模型，它是研究问题、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所使用的一套相对固定的分析框架，是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它已成为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范式”在库恩那里，是一个内容丰富、包括了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科学工作者所共同信奉和共同遵守并奉为圭臬的重要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然而，我们还是知道了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一次革命，即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范式转变到伽利略――牛顿范式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科学界，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学术规范和理解范式，它的研究范式应当随着某些问题的探讨而不断变换模式。因为，田野调查往往是对同一问题研究视角的不断变更，更是对不同相关问题的连续探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调查的深入，我们就会发现，当一种研究范式持续到一定阶段已经欠缺完善，必须探讨、表征新的研究范式，这不仅影响到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也影响到田野调查新的理论范式的产生。由此而论，要想摆脱前人窠臼，更新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理论范式，首先应该在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上不囿于以前的框架，在不断地借鉴和融合现念及其他成分的基础上，实现自身伦理的提升与优化，尽量用新的研究视角思考问题。因此，在研究范式上，除了通过深入参与观察特定人群，俗称“蹲点”来获得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实证性研究外，还应该尽量掌握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后实证范式中，研究方法多以量化分析为主，其理论依据为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人类学民族学应该更多地使用“定量方法”，在以往文字叙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定量数据的收集（如人口普查、问卷式调查、成绩测试），采用移动、多点、多元的田野调查方法来横向比较社会人群中的差异性，也可以采用广泛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多方验证法”，尽情地表达人文思考。

例证3：生态人类学研究重心还需强化“生态”一词最早用于人们对生物学领域的研究。50多年前，西方国家就提出了生态德育，如今已步入规范化和系统化阶段。学界关于生态的探讨在哲学、史学、法学等领域也从未停息，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生态学作为生物科学领域中的子科学取得了快速发展。生态学研究的对象是生物个体、生态系统、生物种群等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其分析原理和研究方法早已被各门科学所采纳，有些已成为某些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在生态学方法的推动下，一些新兴学科，如生态经济学、生态心理学、认知生态学、历史生态学、生态人类学等亦应运而生，有的渐趋成熟。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也成为经济建设中一项有价值的基本诉求，自然也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比如，为人们所熟知的我国生态经济学，始于上世纪80年代，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发展。目前学界对“生态经济”的内涵存有3种不同的认识：①它是一种生态型的经济类型。②它是一种“生态与经济协调”的指导思想。③它是由生态学和经济学交叉结合形成的新兴边缘学科。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生态经济学这些理论是为“生态与经济协调”这一生态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建立和“生态型经济”的实现提供理论基础和具体实践的一种居于领先地位的理论和理论体系，正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还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些关注生态政治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者开始认真发掘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自此，较为活跃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异军突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生态问题时，有别于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工具来解决当代生态危机，比西方其它绿色思潮具有更大的优势，其理论的侧重点不仅仅停留在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层面，而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升至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及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来研究分析。他们明确宣称自己的生态学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只有诉诸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然而，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这就决定了他们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所有努力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还是对我们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马克思现代性理论和推进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迪作用。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到，生态经济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有各自的研究重心和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相比起来，虽然源于西方并已拥有150多年历史的人类学于20世纪初被引入我国，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了对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并于20世纪60年展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可现有的理论还存在着短板，除了引用目前比较主流的基本理论“二元制衡论”，认为：从终极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存在所导致的生态问题，都是地球生命体系与人类社会两大体系并存、互动、延续、派生的结果。除此之外，余下的有关理论则显得有些庞杂，或是明显缺乏主导性理论，或是基本理论存在偏颇。就好比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的由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借用生态学的研究视角及方法提出的“文化生态学”，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学者赞同他的主张，转而采纳了文化和环境可以互动的主张。

有学者认为，目前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文化，另一块是生态；或者分为三大块，一块是思想观念，一块是社会结构，再一块就是生态环境。可见生态研究的学术地位。对于这样一门人文学科，厘清其学理，关系到学科的基本定位和未来发展，而目前我国生态人类学需要认识的问题是：能否凸显学科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学科本位意识与学科融合趋势的张力中，深入到人类学与生态学的交汇地带，在学理上构建起新的理论框架，真正认识到，生态观念来源于神话传说、、禁忌习俗、乡规民约、习惯法、生产方式等文化形态；认识到，生态人类学是研究生态文明及生态文化发展和生存规律的学科。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以下两点愚见：

其一，就“生态文明”而言，对其重视并展开研究，标志着生态人类学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彻悟。“如何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关键在于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关涉到如何看待生态文明的本质”。单从生态价值观来说，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存有对立或差别，但它们都把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重建看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而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恰恰也是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问题。笔者以为，我国生态人类学要超越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确立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用生态有机整体意识的思维方式来指导研究，启发人们以生态整体利益自觉主动地限制超越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物质欲求；在探寻人类充分享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的同时，提出保障自然资源合理开发的建议或意见，努力把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的观念变成人们的价值追求。为此，其研究重点或理论侧重点应该放在生态价值观视域下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和由此而产生的后果等问题上。应该承认，生态文明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生态改善并重，当然是一个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但对于生态人类学而言，生态文明是其研究的重心。生态文明从文化历程上考察，是人类获利于自然和还利于自然过程中的文化表白，这种文化介入是自觉或不自觉进行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在审视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探究生态文明现象，使其促进更新生态文化，达到人与自然始终保持和谐统一。例如，发展生态农业是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点。生态农业中的“文化因素”应该是我们学术上所关心的内容，从这方面展开研究，既可以少有疑义地证明我国生态人类学学科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又可以以此为基础，加深对生态人类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和基本理论的挖掘，不断梳理和拓展我们的研究空间，使生态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二，从“生态文化”角度讲，文化生态学作为人类学生态研究的发端，同时也就有了人类生态学研究的意义。“从文化生态学到生态人类学，标志着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从人类主位到人类与自然互为主位的变化……。在文化生态学时期，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是以人类文化为主位的互动。到了生态人类学时期，这种互动就成了双方互据主位、互为主体、互为主导、互为宗旨的一种平衡的共生”。笔者以为，无论哪个时期，文化本是人类与非人动物之自然生存状态的超越，而人与自然则具有“社会的人”和“自然的社会”双重属性。作为“社会的人”，不论怎样，文化因素始终决定其在生存中的主导作用。作为“自然的社会”（可以理解为纯自然和社会两者的结合），亦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渲染。也就是说，无论是人类保护自然，利用自然，还是破坏自然，自然界一经人类参与立刻就被打上“文化”的烙印。自然界中，人的存在是社会发展各种条件所依托的根本，由此所产生的各种文化是人与自然界发生效应的各种行为。“文化”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一种传统的存在，是知识、认识引发人类行为的含金量，人类生活中面对自然的一举一动都应该看做是文化的传承。例如，举世闻名的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境内的龙脊梯田，上溯元代，下迄清朝，是当地民族生存意愿和共同文化心理的集中表现，堪称稻作文化的典范。谁都知道，它并非是原生态自然景观，而是人化生态的悉心再造。龙脊梯田除了核心内涵是以水稻种植为手段，提供人们粮食为目的之外，所折射的人类在经年累月劳作过程中不断积淀形成的文化形态，就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了。对此，我们不想追随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文化决定环境”观点的骥尾，只想从生态人类学角度认证：人与在人类涉足下的自然界仍然是一种非平衡的共生，即使存在着平衡共生，对于宇宙运行而言，也是暂时的平衡，它的被打破，有时作用于带有人类文化色彩的行为；有时作用于大自然对生态本源的影响。由此证明，“人类带有文化色彩的行为”不仅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命题，也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之一。因为，“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破坏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人的‘无限性’和‘绝对理性’支配下的社会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我们要从生态的角度研究“人类带有文化色彩的行为”，重点审视其在人类生态危机中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深挖其研究视角中“与人有关”的现象。只有找出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耦合运行的文化特点，才能真正克服人与自然的矛盾。

第8篇：民族学理论范文

1.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受家庭和民族背景影响，宗教意识较为浓厚。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在我国现有的信教人数中，少数民族信教人数所占比重较大。“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群众性信仰宗教的民族就有22个。宗教作为观念形态拥有其历史继承性或延续性。这种观念形态的历史继承性和较深厚的宗教文化，是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教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少数民族大学生受到父母及成长环境的影响，往往拥有。据调查显示：“信仰宗教的同学比例为22.5%，其中有87.5%的人是来自全民信教的民族。”在此背景下，辅导员一方面要尊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同时面临着如何认真贯彻党的宗教工作政策，旗帜鲜明地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正确区分民族文化与等。

2.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相对较高，经济资助和心理辅导急需加强。

“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等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里，生活着蒙、回、苗、藏、维吾尔、哈萨克等46个少数民族，其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80%。”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历史传统等因素，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缓慢，大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家庭经济贫困。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经济上的贫困导致缺乏自信，产生自卑，甚至封闭心理。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长期生活于人烟稀少、资源贫瘠的环境中，性格刚强独立、行为自我、自控能力差，不适应寝室生活和班级集体生活，喜欢聚集本族同学的小圈子内，呈现抱团现象。

3.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业压力和就业压力比较突出。

据调查显示，“64.82%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自己最苦恼的问题是就业压力，40.40%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自己最苦恼的问题是学习压力。”受限于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设施和基础条件，其教育水平、质量不尽如人意，大多数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基础薄弱，其专业成绩与其他同学相比存在明显差距，部分学生在享受减分政策后依然无法按时毕业。少数民族大学生由此产生自卑，甚至出现严重的厌学心理，此外近年来，全国就业形势严峻，少数民族大学生受限于地域、民族风俗、的影响无法得到用人单位的亲睐，承受巨大的就业压力。辅导员面临着将教育管理工作与解决学生实际问题相结合，切实缓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生活、学习、就业等压力等挑战。

二、“解学生难”，是辅导员从事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契机。

教育是需要把握契机的，解学生难，无疑是最佳教育契机，精细化帮助解决少数民族大学生生活学习上的各种困难，将思想政治教育与解决大学生实际困难相结合。

1.建立少数民族大学生个人信息库和困难档案，明确困难所在。

一是自少数民族学生入校以来，辅导员应该对其建立详尽的个人信息库，完善包括姓名、性别、详细的住址、家庭背景，尤其是父母的联系方式等重要信息。通过翻阅学生档案，与家长沟通交流，与中学教师联系，详细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所有信息，明晰其已存在或可能遇到的困难。二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入学后，和其他大学生一样会面临大学学习、生活环境、人际交往、管理环境等不适应，甚至可能出现理想的失落和价值观的迷失，尤其是对文化环境的不适应，辅导员要提前制定工作预案。三是辅导员要定期找少数民族大学生谈话和定期调研，全面掌握每一位学生的相关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记录进其困难档案，时刻翻阅，督促自己及时解决，确保工作的科学性。

2.定期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辅导。

针对大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存在的学习障碍、生活障碍、人际交往障碍等，辅导员应通过定期的心理辅导帮助其克服。如果超出能力范围，辅导员应及时上报学校相关部门，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或专家帮助。一是把握新生入学心理普查这一重要环节。协调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把握好新生入学心理普查这一环节，重点关注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特征，但要注意方式方法，防止其感觉被“特殊对待”。二是在新生入学教育中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针对新生学习、生活、文化环境的不适应，举办系列讲座与咨询，令其消除不适应，尽快融入新生活。针对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封闭、抱团的心理，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团或集体活动，拓展人际交往。三是加强职业生涯规划与辅导。引导大学生进行自我探索，明确自我成长方向和未来职业方向，形成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给予各种生涯引导，重视健全人格的塑造，尽可能引导其“以人生生涯之终，谋划大学生涯之始”，合理地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适应社会发展。

3.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帮扶、经济帮扶和就业创业帮扶工作。

一是在所带年级中，建立完善学习激励机制，激发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整合教师和优秀学生资源，推行“教师单独辅导、学生结对帮扶”等措施，引导形成勤于学习、勇于进步、善于互助的良好学风。二是完善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经济资助，既要助人更要助心。积极利用学校的资助政策和措施，并积极协调，扩大少数民族学生的受助面。在资助工作中，融入感恩教育、生命教育，引导少数民族学生自立自强、心怀感恩、传递正能量。三是细化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一定要细化，辅导员在入学伊始，便可针对每一位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职业规划指导，引导其确立就业创业目标，提升就业创业能力。临近就业季，辅导员应着重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还可以针对简历制作、面试技巧等内容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强化指导，对于欲创业的学生，对其进行政策的宣传和搭建平台。

三、“暖学生心”，是辅导员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情感基础。

教育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更是情感与情感的交融。亲其师，才能信其教。

1.尊重风俗习惯和。

尊重的前提是了解，只有真正用心去学习和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才能在日常的教育管理工作中做“有心人”。我国少数民族众多，部分民族拥有各自的语言、文字、宗教、道德、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历史等。我们不能要求辅导员精通所有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但可以根据自己所带学生的具体民族，划分重点了解的对象，如维吾尔、藏、回等少数民族，对其了解越充分，越能与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深层次的沟通交流，并在日常工作中避免触犯学生的民族禁忌，引发不必要的事端。少数民族大学生通常能歌善舞、爱好体育，辅导员可以利用古尔邦节、藏历新年等重大节庆日，开展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主题教育和文娱活动，如借助少数民族文化节、体育节等契机搭建各类文体活动平台，寓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借此也可增强各族学生情感交流，促进共同进步。

2.精心做好后勤服务。

教育是蕴含在吃穿住行这样的琐屑细节之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生活习俗深深镌刻着本民族文化认同、的烙印，生活习惯的不适应是他们在大学生生活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辅导员自己要精细化服务，同时也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协助学校各相关职能部门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做好精细化服务，以服务温暖学生。在少数民族学生寝室的分布，还有寝室文化环境的营造上，要融入各民族的文化元素。建设有少数民族学生专用的清真食堂，吸纳少数民族学生成立食堂学生委员会，参与清真食堂的管理和监督，确保食品符合宗教和风俗习惯。辅导员组织学生餐饮聚会时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的饮食习惯，在细微之处体现辅导员的关怀之情。

3.倾听诉求，引导其合理表达。

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与其他民族的学生或者与学校管理部门往往会发生一些小摩擦。辅导员要善于倾听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诉求，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可能解决其提出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如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要引导其合理表达，通过“领导信箱”“领导接待日”等途径，有理、有据、有节地表达诉求，而不是采取极端过激的手段。辅导员也要成为沟通的桥梁，关注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并及时将相关情况反馈至后勤集团等管理服务部门，大家一起提高服务水平。总之，辅导员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关键在平时，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既能严格要求、饱含信任，又始终能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喻之以义，施之以爱”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成长成材。

四、“引学生行”，是辅导员对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终极依归。

教育管理的终极依归是将受教育者已经内化了的思想观点、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外化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行为的改变源于思想的改变，只有通过精细化的“知学生情、解学生难、暖学生心”的教育管理工作，拥有强大的思想基础和情感基础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引学生行”。精细化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不仅要在思想上，更要在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引导少数民族学生树立正确的宗教观。

少数民族大学生问题成因复杂，要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学生树立正确的宗教观。一是辅导员自身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学习，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正面教育和引导，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精神。二是加强对各类报告会、论坛、学生活动的管理，抵御宗教势力渗透。始终强化学生的纪律意识，要求其防止宗教势力的渗透，不参与传教活动。三是对个别学生在校内开展宗教活动，穿着宗教服饰，要依据校规校纪坚决制止，同时尊重其风俗习惯，注意处置的方式方法，及时与其沟通谈心。

2.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爱国和加强民族团结。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加剧，西方思潮大量涌入，各种意识形态谋求发声，西方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一直致力于向高校渗透，少数民族大学生总是成为他们的重点攻克目标，对部分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尤其削弱了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在这种形势下，辅导员工作承受巨大压力与挑战，要不断提升自身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以丰富多样、富有实效的教育形式，切实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引导其将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与发展、捍卫国家的利益和荣誉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一是强化爱国主义教育。辅导员要利用《形势与政策》课堂、年级会专题教育、支部会民主生活会以及寒暑假社会实践等各种平台，融入爱国主义教育，让广大少数民族学生明白昔日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华夏民族的光辉历程，今日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二是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党建工作。注重对优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培养，加大少数民族学生党员的发展力度，积极将其发展进党组织中来，不断提升其党性修养，发挥其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三是注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干部培养工作。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干部，让他们有机会担任重要职位，促使其全面发展，增强其爱国情怀和民族团结意识，发挥其标杆效应。积极打造各种平台，如年级庆典，宣传表彰少数民族大学生先进典型，增强荣誉感。四是辅导员要积极主动研究QQ群、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信息传播规律，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使新媒体成为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开展教育管理工作的“利器”。

五、结语

第9篇：民族学理论范文

>> 高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当前高校转型背景下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导游业务课程实践教学改革 少数民族地区高校专业摄影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少数民族地区医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新思路 浅谈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浅谈文学理论课程的课堂教学艺术 论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瓶颈及突破 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建构意识 浅议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植物学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关于《西方经济学》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学改革的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制药工程专业药物分析教学改革的探讨 试论数字文学对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文本”概念革新的价值 基于卓越写作人才培养的文学理论课程改革的意义及路径 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教学探讨 浅谈少数民族地区的拼音教学 谈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 高校文学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理念与方法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②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72.

③④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教社政[2004]16号）.

⑤本雅明.本雅明文集.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2.

⑥[美]罗伯特・梅逊著.陆有铨译.西方当代教育理论.文化教育出版社，198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