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企业盈利模式精选(九篇)

第1篇：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

一、不能仅从销售情况看企业盈利能力

对企业销售活动的获利能力分析是企业盈利能力分析的重点。在企业利润的形成中，营业利润是主要的来源，而营业利润高低关键取决于产品销售的增长幅度。产品销售额的增减变化，直接反映了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经济效益的好坏。因此，许多财务分析人员往往比较关注销售额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试图只根据销售额的增减变化情况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和评价。然而，影响企业销售利润的因素还有产品成本、产品结构、产品质量等因素，影响企业整体盈利能力的因素还有对外投资情况、资金的来源构成等，所以仅从销售额来评价企业的盈利能力是不够的，有时不能客观地评价企业的盈利能力。

二、关注税收政策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税收政策是指国家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任务，选择确立的税收分配活动的方针和原则，它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税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利于调节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企业提供公平的纳税环境，能有效调整产业结构。税收政策对于企业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符合国家税收政策的企业能够享受税收优惠，增强企业盈利能力；不符合国家税收政策的企业，则被要求缴纳高额的税收，从而不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因此，国家的税收政策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评价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离不开对其面临的税收政策环境的评价。然而，由于税收政策属于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很多财务人员对企业进行财务分析时往往只注重对影响企业发展的内部因素进行分析，而容易忽视税收政策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三、重视利润结构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企业利润主要由主营业务利润、投资收益和非经常项目收入共同构成，一般来说，主营业务利润和投资收益占公司利润很大比重，尤其主营业务利润是形成企业利润的基础。非经常项目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也有一定的贡献，但在企业总体利润中不应该占太大比例。在对企业盈利能力进行分析时，很多财务分析人员往往只注重对企业利润总量的分析，而忽视对企业利润构成的分析，忽视了利润结构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实际上，有时企业的利润总额很多，如果从总量上看企业盈利能力很好，但是如果企业利润主要来源于一些非经常性项目，或者不是由企业主营业务活动创造的，那么这样的利润结构往往存在较大的风险，也不能反映出企业的真实盈利能力。

四、关注资本结构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资本结构是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负债经营程度的高低对企业盈利能力有直接的影响。当企业的资产报酬率高于企业借款利息率时，企业负债经营可以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否则企业负债经营会降低企业的获利能力。有些企业只注重增加资本投入、扩大企业投资规模，而忽视了资本结构是否合理，有可能会妨碍企业利润的增长。在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许多财务人员也忽视了资本结构变动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只注重对企业借入资本或只对企业的自有资本进行独立分析，而没有综合考虑二者之间结构是否合理，因而不能正确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

五、注意资产运转效率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资产对于每个企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资产运转效率的高低不仅关系着企业运营能力的好坏，也影响到企业盈利能力的高低。通常情况下，资产运转效率越高，企业运营能力就越好，而企业的盈利能力也越强，所以说企业盈利能力与资产运转效率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很多财务人员在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时，往往只通过对企业资产与利润、销售与利润的关系进行比较，直接来评析企业的盈利能力，而忽视了企业资产运转效率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忽视了从提高企业资产管理效率角度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性。这将不利于企业通过加强内部管理，提高资产管理效率进而推动盈利能力。

六、对企业盈利模式因素的考虑

企业的盈利模式就是企业赚取利润的途径和方式，是指企业将内外部资源要素通过巧妙而有机的整合，为企业创造价值的经营模式。独特的盈利模式往往是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法宝，也会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个企业即使是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人才，但若没有一个独特的盈利模式，企业也很难生存。显然，企业的盈利模式并不是指从表面上看到企业的行业选择或经营范围的选择。因此，要想发现企业盈利的源泉，找到企业盈利的根本动力，财务人员就必须关注该企业的盈利模式，要分析这家企业获得盈利的深层机制是什么，而不是简单地从其经营领域或企业行业特征上进行判断和分析。

七、重视非物质性因素对企业的贡献

忽视非物质性因素对企业的贡献，是指在分析企业盈利能力时只注重分析企业的销售收入、成本、费用、资产规模、资本结构等直接影响企业盈利水平的物质性因素，而忽视企业的商业信誉、企业文化、管理能力、专有技术以及宏观环境等一些非物质性因素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事实上，非物质性因素也是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动因，比如企业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较好的经营管理能力和企业文化，将会使企业在扩大销售市场、成本控制、获取超额利润等方面有所收获，这都有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财务人员在对企业的财务能力进行分析时，如果只注重通过财务报表分析企业的物质性的因素，而忽视非物质性因素对企业发展的作用，就不能够揭示企业盈利的深层次原因，也难以准确预测企业的未来盈利水平。

八、不仅要看利润多少，还要关心利润质量

对企业盈利能力高低的判断，取决于企业提供的利润信息，企业利润的多少，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一般来说，在资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利润越多，企业盈利能力相应越好，反之，企业利润越少，企业盈利能力越差。因此，很多财务人员在对企业盈利能力进行分析时，非常重视利润数量的多少。然而，企业的利润额由于受会计政策的主观选择，资产的质量、利润的确认与计量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质量风险问题。只看重利润的多少，不关心利润的质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利润信息及盈利能力的真实性，从而有可能导致财务分析主体的决策缺乏准确性。

第2篇：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政治关联；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民营上市公司

一、引言

在中国目前的制度背景下，民营上市公司在市场经济下的竞争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而政治关联俨然成为民营企业面对市场失效、制度缺失的一种非正式的替代性机制。在民营企业获取了政治寻租相关的利益后，为了躲避政府等的严厉监管，民营上市公司倾向于利用盈余管理方式调整企业的报表盈余。以往关于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的研究大都验证了政治关联能够导致应计盈余管理活动，随之我国会计准则和制度各方面的日益完善，我国企业在进行盈余管理时逐渐倾向于真实盈余管理。那么，在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中，具有政治关联的管理层在盈余管理方式的运用上是否存在了盈余管理方式的合谋，具有政治关联背景的管理层基于其自身因素的考量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上又更倾向于哪种方式呢？本文的研究，诣在解决上述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相关概念界定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人们开始关注政治关联，政治关联能够为企业带来大量的利益，如政府投资的增加及贷款歧视的降低（吴文峰等，2008；张敦力、李四海，2012）、税收优惠（吴文峰，2008）、政府补助及补贴的增加（余明桂等2010）等，但是政治关联并等同于腐败（Faccio，2006）。政治关联对于企业来说又是一把双刃剑，有些学者则认为政治关联会导致企业的经营绩效变差（Fan，2007），会计信息质量也较差（杜兴强等，2010；曾昭明等，2012；刘永泽等，2013）。

企业出于增发新股、避免报告亏损等目的（Perry等，1994；夏立军，2003；高雷等，2006），或者高管为了掩饰其获得私有收益不被发现（Fan等，2002；Francis，2005；黎文靖等，2011），管理层会操纵公司的报告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管理层操纵企业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无外乎两种：应计盈余管理（Healy和 Wahlen，1999；杜兴强等，2010）和真实盈余管理（Zang等，2007；张昕，2008；李增福等，2010、2011）。

目前，国内对于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研究尚不成熟，相关文献相对较少，基于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都是建立在应计制盈余管理研究之上，但大多数的文献都是支持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负相关（Ahmed，2004）。由于具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提供较高质量的盈余信息的压力较小，所以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能提供较低质量的会计信息（Bushman等，2006；Faccio等，2011）。企业拥有政治关联，其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就会增强，并不会提供较高质量的盈余信息（易玄等，2011）。

三、研究假设的提出

以往的大量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为了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获取优势地位，有强烈的动机去建立与政治之间的政治联系，而为了隐藏其通过政治关系手段获得这些便利所引起的社会关注或市场监管，民营企业会倾向于通过盈余管理手段调整其业绩以避免遭致政府的严厉管制。常见的盈余管理的方式无外乎两种：应计盈余管理方式和真实盈余管理方式。以往学者得出结论，政治关联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和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监管制度的日益完善，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在逐步缩减。另外，管理层采用应计盈余方式操控，越来越容易被投资者所识别而受到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增加管理者实施应计盈余管理的成本，仅仅实施应计盈余管理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学者们也得出结论认为，上市公司对于盈余管理方式上，会兼顾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于是，真实的盈余管理以其手段的隐蔽性和实施成本的相对降低的特性，使得企业管理层逐渐倾向于实施真实的盈余管理。

因此，在我国政商联合被政府所严厉禁止的大背景下。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为了掩饰其通过政治寻租而获取的更多利益资源和建立与政府之间更深的政治关联，往往不仅实施了应计盈余管理还实施了真实的盈余管理（H1）。

Ewert et al.（2006）的研究就发现，在会计准则日益严格及执行力度加大的环境下，管理者从应计盈余管理向真实盈余管理转变的动机加强。随着会计准则的日益完善，管理者进行应计盈余的空间不断被压缩，并且应计盈余管理的成本不断增加，而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就相对降低（Zang，2011），管理层就更倾向于与选择真实的盈余管理。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于声誉维护的意识较浓，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看，声誉的奖惩作用比较明显，舞弊的机会成本相对较高。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其本身已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及名望，使其更爱惜自己的名誉，他们并不希望在任职期间公司出现任何舞弊的问题，从而损害自己的名誉。

因此，综合各个方面的考量，他们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上更倾向于采用相对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方式（H2）。

四、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研究利用2011年-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初始样本，对本文的假设进行了验证。在此基础上，我们做了如下的筛选：①剔除ST和PT公司样本②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③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④剔除极端异常值，最终获得1164个样本。本文的财务指标等数据等来源于CSMAR数据库，并且，管理层的政治关联数据通过自己的手工搜集获取。

2.模型设计及变量定义

（1）模型设计

为了验证假设1，我们构建了模型I：

为了验证假设2，我们构建了模型II：

（2）变量定义

①被解释变量

a.应计盈余管理程度|DA|，借鉴Dechow et al. （ 1995），扩展的琼斯模型来计算应计盈余管理程度。

其中，TAt为总应计利润，TAt=NIt-CFOt，NIt为第t期的净利润，CFOt为第t期的经营性现金净流量，At-1为第t-1期的总资产；ΔREVt为营业务收入的变动额，ΔRECt应收账款的变动额，PPEt为第t期期末固定资产原值，NDAt为非操控性应计利润。

b.真实盈余管理程度| REM |，借鉴李增福（2011）的做法来估计。

其中，S表示营业收入；ΔS表示营业收入变动额；PROD表示生产成本，是存货变动额与销售成本之和；DISEXP表示可操控费用，是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之和；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Ab_CFOt）、异常产品成本（Ab_PRODt）和异常操控性费用（Ab_DISEXPt）均是实际数与估计值之间的差额。

c.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EMS，借鉴仓勇涛等（2011）的方法来估计

EMS越大，表明企业越倾向于实施真实盈余管理方式。

②解释变量

政治关联（PC），借鉴杜兴强（2011）的方法，上市公司高管具有政治关联赋值为1，否则为0。

③控制变量

盈利能力（ROA）、偿债能力（LEV）、公司规模（SIZE）、成长性（GROWTH）、高管持股（MANAGE）、两职合一（DUAL）、股权集中度（SHARE）、行业变量（INDU）、年份（YEAR）。

五、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从表1中我们不难看出，|DA|的均值为0.0750，这说明样本中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操纵性应计利润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平均约为7.5%，|REM|也存在相同的现象。对于EMS其均值为0.5591这也就从侧面表明样本中上市公司大多数选择采用了真实的盈余管理方式。PC的均值为0.34，民营上市公司中政治关联的比重相对较大。

2.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政治关联对不同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本文采用了两个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回归结果表明，PC与|DA|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PC与|REM|和EMS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个回归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会影响民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它会导致民营上市公司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上存在合谋。但是，在民营上市公司中，公司高管基于其对于自我声誉和社会资本的保护，在盈余管理方式上更倾向于选择采用隐性化的盈余管理方式，即采用真实的盈余管理方式。因此，本文提出的两个假设得到验证。

在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SIZE）与|DA|显著负相关，而与|REM|和EMS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规模越大的公司其经营状况越好，相关公司制度越透明，其进行采用应计式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小，而真实盈余管理隐性话程度相对较高，所以更倾向于选择采用真实盈余管理方式。公司的偿债能力（LEV）与|DA|和|REM|显著正相关，而与EMS呈显著负相关，也即是公司的偿债能力越差，其越有可能选择盈余管理粉饰其报表。另外，公司的成长性、盈利能力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也与盈余管理程度存在着相关关系。

3.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加稳健，我们做了如下的检验：（1）用营业利润替代净利润计算应计盈利管理程度；（2）采用如下方式替代REM：REM1=Ab_PROD-Ab_DISEXP；REM2=（-Ab_CFO）-Ab_DISEXP（Cohen和Zarowin，2010）。替代之后，所作出的结果与本文基本一致。

六、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2011年-2013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对于政治关联对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政治关联导致公司不仅实施了应计盈余管理还实施了真实盈余管理；2.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方面，高管的政治关联导致民营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采用相对隐蔽的真实的盈余管理。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逐步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构建，完善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法是国之根本，重典之下必有大治。政治关联损害资源配置的有序运行，同时，又会增加相关官员的腐败的风险。因此，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不仅能够进一步约束企业的不当寻租行为，从而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还能够保护民营上市的公司的利益，从而能够保证资源配置的公平原则。2.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提高公司信息质量。上市公司依靠盈余管理这种“灰色”手段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使得财务信息能够随需求而定。因此，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机制，提高财务信息的透明度。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降低民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可能性。3.进一步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形成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良好的治理机制能够为高质量财务信息提供有效保证，降低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此外，良好的治理结构还能够有效的遏制各种利用政治关联掏空公司的行为，进而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永泽，张多蕾，唐大鹏.市场化程度、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基于深圳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2）：49-58.

[2]蔡春，朱荣，和辉，谢柳芳.盈余管理方式选择、行为隐性化与濒死企业状况改善--来自A股特别处理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2（9）：31-39.

[3]李彬，张俊瑞.过度投资、盈余管理方式“合谋”与公司价值[J].经济科学，2013（1）：112-125.

[4]杜兴强，杜颖洁.濒死体验、盈余管理、政治联系与朽而不倒--基于ST*ST、SL类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7）：70-78.

[5]李增福，董志强，连玉君.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还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基于我国2007年所得税改革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1（1）：121-134.

第3篇：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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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文献中对于企业利润与盈利能力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研究：一是将其解释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刘易斯拐点（LTP）之后的必然现象，企业长期的利润增长依靠的是低要素成本，特别是低劳动力成本，而当这一条件消失之后，企业的盈利能力迅速地下滑（蔡P，2010；Aghion， P，et al.，2009）；二是从市场结构变化与竞争力的角度来解释。有学者认为企业的利润率水平主要与市场的垄断程度和企业竞争力两个因素相关（金培，2007），利润率的下降可能伴随着市场垄断程度的下降和市场整体竞争程度的不断提高，因而企业利润的下降并不一定是负面的，其可能会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Porter，2005；曲h，2008）。

因而，我国企业利润率的快速下降，既有可能是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信号，也有可能是经济正在发生转型升级的外在表现。如何科学地认识这一变化，对于政策制定者尤为关键。已有实证研究证明政府的管制所形成的垄断利润是企业高利润的主要来源（曲h，2008），因而企业的主要盈利模式就是突破政府管制，将主要的精力用于分配性努力，形成制度型企业家（汪伟，史晋川，2005）。但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 这种制度突破的空间越来越小，企业越来越需要通过创新能力的提升来获得利润（程虹、宋菲菲，2016）。然而，现有文献对于我国企业盈利水平现状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存在着缺憾，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缺乏较新较全的数据分析。目前对于我国企业利润现状的分析，主要使用的是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该数据库并未覆盖占我国企业数量绝大多数的中小型企业，因而难以真实反映我国企业整体的盈利状况。学术研究中所使用的企业数据，主要是2007年公布的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其不仅在时间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滞后性，且在数据质量上存在着各类问题（聂辉华等，2012）。二是对于我国企业利润下降的现象缺乏较为深入的实证研究。国家统计局等对于企业利润下滑做了一般性描述，从需求不足、成本上升、工业品价格下降等方面分析其原因。但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并没有对于企业利润下滑进行定量分析。为此，本文基于最新的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CEES），对企业的盈利现状进行全面分析，同时对影响当前企业盈利水平的几个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目的，是要在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盈利状况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之上，得出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主要因素，借以为延缓企业盈利能力下滑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对于现有文献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使用了随机抽样的一手企业调查数据，能够对企业的整体盈利状况做出全面评价；第二，基于我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来对我国企业的盈利状况进行分析，特别是结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特定背景，分析其对于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是：第二部分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指标以及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第三部分阐述我国制造业企业盈利现状的特征性事实；第四部分是对我国制造企业盈利现状的解释；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武汉大学等单位开展的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该调查于2015年实施，调查了企业2013、2014年的状况。这一数据调查对于企业盈利状况分析的主要优势在于：

第一，调查了较为全面的企业盈利指标。该问卷重点调查了企业的财务指标，包括工业增加值、利润、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指标。因而，能够满足多维度的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二，调查涵盖了不同规模的企业样本。现有文献使用的主要是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忽略了大量的中小型企业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论的稳健性。CEES基于经济普查的企业全样本数据进行随机抽样，对于各种规模的企业均有所涉及，因而能够全面地反映企业的盈利状况。

第三，CEES数据的匹配性。该数据不仅囊括了企业盈利状况的基本数据指标，同时还调查了与企业相匹配的劳动力的基本状况，如劳动力工资状况、受教育程度、技能状况、社会保障状况等指标，这有助于对劳动力这一影响我国企业盈利能力重要因素进行更为深入而细致的分析。

（二）数据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参考了金碚、李钢（2007）所提出来的企业盈利能力概念，其主要指企业的利润状况，在衡量指标上主要使用了企业销售利润率（利润总额/销售收入，ROS）。但他们同时指出，企业的利润率并不是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唯一指标，实际上盈利能力是一个与企业竞争力密切相关的概念，更高的盈利能力代表更高的市场竞争力。而企业高利润率既有可能是由于企业的竞争力较强，也有可能是由于市场的垄断性较强。因此，企业的盈利能力应结合企业所处的行业状况进行研究。

本文选取了企业的销售利润率来表示企业的整体盈利状况，用净资产利润率来表示企业盈利与投入的关系，即企业的经营效率状况。同时，本文还考察了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以所在行业的进入壁垒状况来控制行业的市场结构，以企业研发投入、人力资本、进出口、产品质量、管理水平、企业家能力等变量来控制企业竞争力。

三、特征性事实

（一）企业利润率整体稳定

调查表明，企业整体的销售利润率为555%，较前一年提升了092个百分点，而官方统计，2014年

（二）劳动密集型加工型产业利润下降明显，新兴消费类产业利润趋稳

从不同行业的销售利润率来看，主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整体偏低且呈下降趋势，如纺织服装业利润率为268%，纺织业利润率仅为121%，均远低于平均利润率水平。一些新兴的消费类产业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平均利润为577%，略高于总体利润率，且较上一年度提升了05个百分点。这一行业是我国制造业的主导行业，在随机抽样的样本中占据18%以上的比重，对于维持制造业整体利润率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利润率高达1324%，较上一年提高了664个百分点。此外，部分行业利润远高出平均利润率水平，如医药制造业为2188%，烟草制造业为1526%，且均较上一年有所上涨，这可能与其行业的垄断性有关。整体而言，不同行业的利润水平整体趋稳，反映出企业转型升级的趋势，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受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的压力，其利润率迅速下滑。部分行业仍依赖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而保持了较高的利润率。然而，利润率的高低仅仅是企业盈利能力的一个方面，这些行业的企业盈利能力的具体变化，将在第四部分进一步控制行业进入壁垒等因素以后得到更为稳健的结论。

（三）利润率随着市场份额提升而增长

企业的利润率与其市场势力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具有垄断能力的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垄断溢价”，竞争市场中的企业一般只能获得平均利润率。用不同的市场占有率来代表企业的市场势力，分组统计表明（图1）：销售利润率随着企业市场份额的变化，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利润最高的组别为市场份额占1%～10%的企业，达到541%，最低的为小于1%的企业为391%，市场份额占50%以上的企业平均利润率为525%，要低于1%～10%的组别；从年度变化来看，市场份额小于1%的企业平均利润率出现了067个百分点的下降，而市场份额为1%～10%以及50%以上的企业则分别出现了222个百分点和039个百分点的增长，因此充分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的利润率下降，但具有一定市场势力的企业也现出了较大幅度的利润增长。

表3不同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及其变动

〖2〗行业名称平均利润率2014平均利润率2013利润率变动数量占比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5.77%5.26%0.51%18.42%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4.62%4.14%0.47%10.18%33金属制品业 7.15%6.56%0.59%8.42%18纺织服装、服饰业2.68%3.29%-0.60%7.89%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6.22%-11.00%17.22%7.37%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0.80%-1.47%0.67%5.61%34通用设备制造业5.18%7.16%-1.99%4.56%24文教、工艺美术、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0.01%-1.69%1.70%4.39%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9.39%10.03%-0.64%3.86%17纺织业1.21%1.13%0.07%2.98%23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13.24%6.60%6.64%2.98%35专用设备制造业 8.15%9.17%-1.02%2.98%13农副食品加工业3.09%2.10%0.99%2.63%21家具制造业 8.63%12.78%-4.15%2.63%40仪器仪表制造业1.06%0.82%0.24%2.46%36汽车制造业6.68%4.62%2.07%2.28%22造纸和纸制品业 31.21%9.17%22.04%2.11%27医药制造业 21.88%18.81%3.07%1.58%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37%1.44%-0.07%1.23%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3.68%3.59%0.08%1.05%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97%1.17%0.80%1.05%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3.57%3.52%0.06%0.88%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3.24%3.21%0.02%0.88%37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5.64%4.22%1.42%0.70%14食品制造业2.07%1.21%0.87%0.53%16烟草制品业 15.26%13.86%1.40%0.35%5.58%4.64%0.94%

图1不同市场份额企业的利润率变化（四）企业经营效率稳中趋降

企业利润率的增长，除了与市场势力相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企业的经营效率。判定企业经营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金碚，2007）。一般而言，净资产收益率的提高表明，企业主要是通过经营效率的提升，而不是通过投资规模的扩大来获得利润。表4显示，企业整体的销售利润率有所提升，但是净资产利润率出现了略微下降，因而企业的经营效率未见显著改善。其中净资产收益率较低的行业主要集中于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和服饰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值得注意的是，两大主要行业――电气机械、计算机，虽然利润率有所上升，但净资产利润率均有下降，分别下降了1991和265个百分点。因而，企业利润的增长可能很大程度上仍是通过扩大投资规模来达到，企业经营效率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

（五）政府审批与管制显著影响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

政府的行政审批与管制对企业造成了一定的进入壁垒，增加了企业的制度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但同时也可能为进入的企业形成一定的垄断优势，提高其利润率。图2表明，政府的管制与审批因素对企业销售利润率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即一开始随着管制程度的提高而提高，然后随着管制程度的提升而下降。其原因在于，政府的管制与审批本身会导致行业的垄断效应，因而越是利润高的行业，其审批强度就越大，如烟草、医药等行业；管制程度较小的行业，更接近于充分竞争市场，因而使得行业的利润率下降。从年度变化来看，政府审批与管制较小的企业，销售利润率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上升，而管制程度较高的企业，其利润率则呈现出略微的下降。从静态来看，政府的审批与管制使得一些企业获得较高的垄断利润，但是从动态来看，由政府管制而带来的利润率优势并不能持续，只有放开管制、充分竞争的行业才能够保持较好的盈利能力。

图2政府管制与审批对企业销售利润率的影响注：图中的无、较小、中等、较大和完全，分别表示企业对于这一因素的妨碍程度的评价。

图3显示了政府管制与审批对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总体而言，净资产收益率与政府管制程度之间也呈倒U型关系，但在形态上有一定差异。审批与管制程度“较大”的企业组，其净资产收益率明显较低，而该组的销售利润率却较高，反映出政府的管制与审批虽然带来了较高的利润率，但其整体效率不高，企业需要依靠较高的投资或负债来支撑其经营。从动态来看，不同管制程度的企业组的净资产利润率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管制程度在“中等”及以下的企业组，其净资产利润率较为稳定，或有一定程度上升；而管制程度为“较大”以上的企业组，净资产收益率则呈现出明显的下降，其中管制程度为“较大”的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下降了9个百分点，管制程度为“完全”的企业组，净资产收益率在887%的低水平下还下降了3个百分点。这进一步说明，政府的管制与审批导致了一部分企业形成了垄断地位，获得了较高的垄断利润，但其对于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却是负向的。政府的管制因素降低了企业提升效率的内在动机，不利于企业向高盈利能力转型。

图3政府管制与审批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综合以上统计数据，可以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正处在转型期，整体利润水平较为稳定，但净资产收益率趋降，这表明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存在不足。依靠投资驱动的传统发展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虽然部分行业在市场竞争中展现出较高的盈利能力，但仍有较大比例的企业依靠政府行政管制所形成的进入壁垒而获得高利润。在第四部分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将进一步地控制企业、行业和地区因素，考察市场竞争、行政垄断、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企业利润水平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四、回归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部分将进一步分析在企业利润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哪些是最为显著的。根据金碚等（2007）提出的企业盈利能力理论，企业利润的主要影响因素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企业所处行业的市场结构，即是垄断的还是竞争的，一般而言垄断程度较强的行业平均利润率较高，而竞争越充分的行业利润率越低；二是企业自身的竞争力要素，如企业的技术能力、创新水平、质量水平、劳动生产率等因素；三是政府的规制因素，政府对企业的规制既可能对企业的利润产生负面的影响，也可能使得企业的利润较高，但对其盈利能力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据此，本文的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Profitij=β0i+β1iX1i+β2iX2i+β3iX3i+β4iXci+Dj+εij

其中Profitij表示第j个行业第i家企业的利润率，X1i是市场竞争程度向量，主要包括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行业的进入难度、市场需求状况等变量；X2i是企业的竞争力向量，主要包括企业的研发强度、质量水平、劳动者技能等；X3i代表政府对于企业的管制程度、政府补贴等变量；Xci为企业的其他控制变量向量，主要包括了企业的规模、劳动力成本、固定资产投资、融资成本、出口状况等变量；Dj为行业虚拟变量。

表5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资产规模对企业的销售利润率无显著影响，企业研发强度（研发支出与销售收入之比）对企业的利润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品牌和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利润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企业的市场份额（占50%以上的取值为1）对于利润率无显著效应。这说明，企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一方面原有的依靠垄断或市场势力来获取高利润的空间已经非常小，需要通过质量的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等来获取利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企业仍处于转型初期，科技创新投入对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效应还不明显。科技创新需要一个较长的积累过程，大部分企业还不具备依靠科技创新来显著提升其盈利水平的能力。控制企业的市场份额、劳动生产率等因素以后，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强度，对于销售利润率无显著影响。控制其他变量以后，高新技术企业的利润率显著高于非高新技术企业，平均约高出10%。在控制了高新技术企业这一虚拟变量后，企业的品牌、员工受教育年限的效应均不显著，这说明企业的质量与人力资本对利润率的作用，主要是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这一变量来体现的。

6）：研发、质量、人力资本等因素的效应均不显著，政府的管制与审批对净资产收益率的效应为负，但不显著。这进一步地说明了，政府的管制虽然对于企业的利润率无显著性影响，但对于企业的经营效率则可能存在负影响。此外，高新技术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要显著地高于非高新技术企业，出口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也更高，表现出更高的经营效率。这验证了，出口企业虽然并不存在利润“溢价”，但却可能在经营效应上表现出更高的水平。 （-2.020）行业固定效应控制区域固定效应控制Observations410410407407407Rsquared0.5520.5520.5740.6030.615值，即变动一个单位企业利润增长的百分比，其主要反映了对企业盈利能力提升的效应。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的品牌、人力资本水平等要素对企业的利润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有品牌企业较无品牌企业利润约高出40%～50%，员工受教育年限每提升一年可增加利润约30%。研发强度变量和政府管制变量仍不显著，而高新技术企业变量对利润增长显著为正。

（二）分组回归

为深入考察不同类型企业的盈利能力状况，本文进一步地对企业进行分组回归分析。本文主要选取了三个分组变量：政府管制程度（强和弱）、市场份额（高和低）以及出口（是和否）。选取这三个分组变量的原因是，首先，政府的管制强度影响了企业的制度交易成本，同时对于其他企业的进入造成了一定的壁垒，从而可能对于企业的经营模式产生影响，已经进入管制强度较高行业领域的企业，其创新激励可能会降低；其次，市场份额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市场地位，因而企业可能更多地依赖垄断地位带来的利润，使得产品创新能力下降；再次，选择是否出口作为分类变量，是为了考察出口和非出口企业在盈利能力上可能存在着差异性（Fryges & Wagner， 2010；苏振东、洪玉娟，2013等）。

按不同管制程度的分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表8），管制程度较强的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于企业的销售利润率有显著的负效应，而在管制程度较弱的组中，研发投入对于利润率是显著为正的效应，同时高新技术企业变量对于净资产利润率的效应只在管制程度为弱的组别显著为正，品牌和员工受教育年限对于利润对数也只在管制程度为弱的组别中显著为正。这均表明，政府的管制对于企业的经营效率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其既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激励，也削弱了企业的质量、人力资本等要素的效应。在政府管制程度较强的行业领域，企业可通过较高的进入壁垒而形成利润优势，从而降低研发、质量、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投入激励。

按不同市场份额分组回归分析表明（表9），研发投入只有在市场份额较高的组别显著为正，而在市场份额较低的企业中，其效应是显著为负的，其原因在于研发投入效应的发挥需要一定积累，因而只有具备一定市场份额的企业，才有能力进行研发投入。在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中，员工的受教育年限在低市场份额中显著，而在高市场份额中不显著，这说明了在较为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人力资本所能发挥的效应更大。

表10的回归结果表明，研发强度在出口企业中对于利润率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在非出口企业中其效应则显著为负。同时，高新技术企业变量也只在出口企业中具有显著为正的效应。这表明，出口企业确实存在着“干中学”效应，其不仅能够提高技术研发的效率，还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整合，提高企业的整体经营效率。

（三）主要的结论与讨论

对于企业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总体而言，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高新技术企业对于利润具有显著为正的效应，而研发强度则具有显著为负的效应；政府的管制壁垒对于企业的利润率无显著影响，但对于净资产收益率具有负效应；从企业的异质性来看：政府管制较强的行业，其盈利能力显著较低，表现为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等要素在企业盈利能力提升的作用中并不显著，甚至显著为负，这反映出在管制较强的行业中，企业缺乏内在的创新激励；市场份额较高的企业，其在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效应要显著更高，证明了企业的市场份额与研发、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的效应；出口企业在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等方面具有更明显的优势。以上回归结果突出地反映出，我国企业正处于盈利能力模式转型的过程，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企业开始出现了盈利模式的明显分化（程虹等，2016）。

首先，企业的盈利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的主要盈利模式是依靠高投资和低要素成本，以及大量空白的市场需求。大部分企业只要投资就可以获得利润，而突破政府设置的进入壁垒是决定企业利润高低的主要因素，因此由进入壁垒而形成的垄断地位与企业的利润水平正相关。但随着市场需求的饱和、政府管制壁垒的日益减少，原来依靠管制壁垒而获得垄断“租金”的空间已越来越小，而更多地需要依靠企业的人力资本提升、产品质量改进和管理效率提高等供给能力提升，才能持续性地获得利润。

其次，市场竞争对于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的优势日益显现。虽然越是充分竞争的行业领域，其利润率越低，但是在我国企业转型的过程中，竞争越是充分的企业其利润增长的速度越快。相反，竞争程度越低的行业，虽然在短期内能够保持较高利润，但长期来看其利润优势会逐步消失，会被越来越多潜在的进入者所替代。

再次，企业的技术创新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回归分析中，企业的技术研发强度对于企业的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均呈现出显著为负的效应。这并不代表技术创新对企业的盈利能力提升不重要，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我国企业仍处于技术创新的起步阶段，原始创新真正形成市场收益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同时，通过分组分析可以发现，出口企业和高市场份额企业中，研发创新投入对于企业的利润率具有显著为正的效应，这表明我国仍有部分企业在技术创新领域取得了一定优势，也说明出口企业的“干中学”效应仍有一定空间。

五、政策建议

基于一手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正处在一个盈利模式转型期。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进行适当的政策引导，加快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最终促进企业发展模式的转型。

（一）有效减少政府的管制壁垒

政府管制壁垒是导致部分企业转型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部分企业仍可能被动地依靠政府的行政管制壁垒而获得高利润，而不是主动地加快自身的转型，从而使得转型升级的进程延滞，这是导致企业整体盈利能力不高最为重要的制度原因。为此，本文建议减少政府的行业进入壁垒，政府主要定规则、定标准，而让企业竞争性地进入，降低企业经营的制度易成本，消除企业依赖政府的行政壁垒来获得高利润。同时，要进一步增强市场的竞争程度，充分的市场竞争可能降低企业的利润率，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形成，从而有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此外，应当减少政府不必要的补贴，消除政府对本地区企业的“父爱主义”，引导已经不具有盈利能力企业退出市场，加快“僵尸企业”的消亡。同时，要将各类补贴转化为税收减免，提升企业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和进行质量创新的内在激励。

（二）进一步发挥出口企业的“干中学”效应

出口企业在盈利模式上，更多地转向质量和人力资本方面，表明我国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分工的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技术积累，具有盈利模式转型的基础条件。因此，加快我国制造业企业盈利模式转型的重要路径，就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不断地迈向价值链的高端。具体而言，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提高企业的标准能力，使得我国企业制定的标准更多地转化国际标准，从而降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于企业造成的不必要损失。另一方面，还要有选择地“引进来”，提升外资利用的质量，单纯引进外资扩张经济规模并不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应利用我国的智力和人力资源优势，吸引国际上技术能力强的企业，提高我国整体技术创新能力。

（三）促进企业供给侧质量提升

目前依靠高投资的规模速度型盈利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而产品质量、员工人力资本等要素对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效应十分显著，因此应加快制定有利于企业盈利模式转型的政策建议。减少对企业的质量规制，如减少对于企业进入的事前许可等，同时制定面向中小型企业的质量专项，实施面向中小企业的标准导入培训，全面提高中小企业的质量配套能力。加大对于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我国劳动力红利消失以后，人力资本红利即将到来，建议进一步降低务工人员落户城市的门槛，尤其是要采取有效措施吸引技能型人才，为企业的盈利能力转型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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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of the Profitability Statu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Empirical

Research Using the CEES Data

Luo Lianfa and Han Xiao

（Institute of 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Wuhan University；Coordination Innovation Center of

Macro Quality Management in Hubei Province）

第4篇：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 现行会计准则； 资产减值； 盈余管理； 琼斯模型

一、引言

为了客观、真实地反映企业资产的质量，提高财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我国财政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资产减值的会计政策。1998年，财政部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规定所有股份有限公司应对短期投资、应收账款、存货以及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2000年12月29日，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制度》扩大了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范围，在原来四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和委托贷款减值准备。加上原来的四项减值准备，共有八项减值准备，简称“八项计提”，表1列示了我国八项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处理。

从以往的实践来看，资产减值政策对客观反映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直接影响企业的当期损益，随着计提减值资产范围的扩大，资产减值逐渐成为了企业操纵利润的手段。

财政部在2006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以下简称现行资产减值准则）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这一规定理论上大大缩小了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

自现行资产减值准则实施后，国内大部分学者对其变化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许多现行资产减值准则在抑制企业盈余管理方面有显著效用的结论。但是他们所采用的大多数为现行准则实施后前几年的数据，我们知道，新政策效用性的显现所需时间较长，所以现行资产减值准则实施后前几年的数据能否真实反映准则的效用，是值得怀疑的。

到目前为止，现行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已经实施了六个会计年度，究竟现行会计准则是否在遏制企业盈余管理方面达到了其预期的目的以及是否减少了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性是本文所研究的内容。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初盈余管理在西方会计界提出以来，盈余管理就一直倍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Zucca和Campell（1992）研究了1978年至1983年之间67家公司的77次减值，研究结果表明资产减值成为了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Hflin和Warfield（1997）研究了1985年至1991年之间宣告资产减值的588家公司并与配比的同行公司进行比较，研究表明公司为了粉饰利润存在递延资产减值的行为。Teoh，Wong&Rao（1998）检验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发行前后的折旧和坏账准备政策，发现与非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公司相比，这些公司存在发行股票及以后年度通过折旧和坏账政策调整盈余的倾向。Mcnichds（1988）、Wilson（1988）研究发现，当企业濒临亏损或者利润较高时，管理当局存在通过资产减值平滑利润的现象。

西方学者对于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采用估计操纵性应计利润来检验选定样本在统计意义上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国内外普遍采用的度量盈余管理的模型都旨在从总应计利润中分离出可操纵应计利润来实现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检测。1991年Jones基于（Healy1985）及（DeAngelo 1986））的模型，把总应计利润分为操纵性的和非操纵性的两种，并提出了时间序列模型即Jones模型，侦测盈余管理的现象。Dechow、Sloan和Sweeney（1995）在Jones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修正Jones模型。陆建桥（1999）综合研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提出了扩展琼斯模型，此模型经检验是检测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效果较为显著的模型。本文研究盈余管理测算可操纵应计利润所采用的就是扩展Jones模型。

（二）国内文献综述

我国对盈余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早期绝大部分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盈余管理产生的动因、常用手段以及如何有效防治，直到1999年陆建桥在其发表的《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第一次对盈余管理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研究他发现亏损上市公司存在操纵应计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廖理（2004）对国内外学者测算盈余管理行为的方法以及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总结。并指出Jones模型对可操纵应计利润的计算效果较为显著。欧阳令南（2008）在盈余管理研究模型的有效性以及盈余管理与资产减值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他认为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虽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显著相关，但是其作用很小。

此外，自现行会计准则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学者在资产减值准备与盈余管理问题方面的实证研究较少。现行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有些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形成实质性差异，且已经在上市公司实施，所以研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以实证数据论证现行资产减值会计准则能否制约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现行的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准备的冲回做了严格的规定。按照现行会计准则，存货跌价准备、固定资产跌价准备、在建工程跌价准备和无形资产跌价准备在计提后不能冲回，只能在处置相关资产后，再进行会计处理，利用这些资产减值准备项目调节利润的空间将大大缩小，上述的限制性规定将对上市公司的利润操纵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现行会计准则对应收账款、长期投资、短期投资和委托贷款的减值准备项目未做规定，也有一些上市公司利用这些减值准备项目操纵利润。此外，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后借款费用资本化范围的扩大、公允价值运用范围的拓展、资产减值中会计选择与职业判断的增多、研发支出的非完全费用化处理，客观上增加了盈余管理的空间。鉴于以上，本文提出假设：

H1：现行会计准则颁布实施前与后，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现象，并且现行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较之前有所增加

H2：现行会计准则（资产减值）颁布实施后，资产减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降低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中国证监会（CSRC）行业股票列表中486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虑到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后其预期效果的显现可能滞后以及上市公司借助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是在几个会计年度进行的，所以本文选择2002―2011年10年期间数据完整的152家公司为样本，并且采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三）模型建立与变量定义

1.盈余管理模型与变量定义

目前，在众多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中，西方国家较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总应计利润法。该法通过分析总应计利润中的可操纵部分来检测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为了消除不同上市公司经济实力与规模的差异对测算结果的影响，本文以操纵性应计利润与年初资产总额的百分比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的尺度。采用陆建桥（1999）的扩展Jones模型测算企业的操纵性应计利润（DAcc），计算公式如下：

（1）非操纵性应计利润

NDAccit/TAit-1=β1（1/TAit-1）+β2[（REVit-RECit）/TAit-1]+β3（PPEit/TAit-1）+β4（IAit/TAit-1）+？坠it（1）

NDAccit：第i个公司第t年非操纵性应计利润；TAit-1：第t-1年的总资产；REVit：第t年销货收入变动；RECit：第t年应收账款变动；PPEit：第t年固定资产；IAit：第t年无形资产；？坠it：误差项；i：第i家公司。对应系数β1，β2，β3，β4等于公式（1）中B1，B2，B3，B4在整个样本中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值。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扩展Jones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TAccit/TAit-1=B1（1/TAit-1）+B2[（REVit-RECit）/TAit-1]+B3（PPEit/TAit-1）+B4（IAit/TAit-1）+？坠it（2）

TAccit：估计期总应计利润，在公式中用（REVit-RECit）反映公司各年的经营业绩变化，PPEit反映公司第t年的固定资产规模大小，为了消除各个公司规模对应计利润总额的影响，各个变量都除以TAit-1。

（2）操纵性应计利润

DAccit/TAit-1=TAccit/TAit-1-NDAccit/TAit-1（3）

DAccit/TAit-1：第i个公司第t年的经过总资产调整后的操纵性应计利润。

2.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关系模型的建立与变量定义

本文采用式（4）回归模型分析资产减值准备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EM=λ1+λ2K1+λ3K2+λ4K3+λ5Z+δit（4）

通过（3）式计算得出经过总资产调整后的操纵性应计利润，取其绝对值作为盈余管理的金额（Earning Management，以下简称EM），K1―K3为控制变量，K1表示公司的资产规模即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K2表示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即净利润与净资产的比值；K3表示资产负债率即公司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Z表示资产减值准备变量，它是由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即第t年资产减值准备-第t-1年资产减值准备）/（第t年总资产+第t年资产减值准备）的绝对值表示的，λ2―λ5表示回归系数，δit是误差项。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关系模型中涉及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第一，资产减值特征变量。观察2002―2011年这10年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变化。从表4可以看出，总体上，准则变化后的资产减值计提比例小于准则变化前的资产减值计提比例。2002、2005、2006、2010年计提资产减值的比例为负数，说明资产减值转回的数值大于计提的数值。现行会计准则禁止转回部分资产减值，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比例缩小了，一方面说明我国普遍存在虚提资产减值以操纵利润的现象，现行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更明确的计提标准及披露要求使企业计提资产减值更加谨慎，缩小了企业虚增资产的空间，使企业的财务信息更加透明；另一方面由于2007年与2008年宏观经济形势给大多数企业造成了负面影响，并且现行会计准则的实施使得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受到限制，使得企业不得不放弃通过过度计提资产减值降低本年利润，减少以后年度资产减值的选择。第二，盈余管理的金额（EM）。从表5可以看出，准则变化前EM为0.0627，准则变化后EM为0.1053，准则变化后上市公司可操纵利润的值明显高于准则变化前，说明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强度有所增加，支持了假设1。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比例缩小而盈余管理强度却有所增加。从而可以得出，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在盈余管理的内容、方式、目的上较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前有所改变，并且盈余管理的强度有所增加。

（二）回归分析

为了准确考察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前后资产减值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变化，本文对加入控制变量的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模型运用SPSS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可以看出，准则变化前与准则变化后样本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比例与盈余管理金额的变化都呈现正相关，说明公司管理层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仍继续存在，并且准则变化前的回归系数为0.089显著大于准则变化后的回归系数0.057。说明资产减值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准则变化前比准则变化后大，支持了假设2。以上结果进一步说明，现行会计准则缩小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有所改变，利用其他可操纵因素调节利润的强度有所增加。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2002―2011年我国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金额（EM）的测算以及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回归分析发现，从盈余管理金额（EM）的测算结果来看，准则变化后上市公司可操纵利润的值高于准则变化前，说明上市公司仍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并且其强度有所增加，支持了假设1。从资产减值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看，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调整盈余、财务指标的可能性减少。现行会计准则对部分资产减值计提标准及计提后不可转回的规定，缩小了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使资产减值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降低，支持了假设2。现行会计准则对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制约，提高了企业所提供的财务信息的透明度。

由此可见，现行会计准则的出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封住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渠道”。但是作为一个生产会计信息的技术规范，会计准则本身并不能完全消除企业的盈余管理。再者，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同会计准则的相互博弈会愈演愈烈，盈余管理手段也会越发难以识别。因此，客观上要求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要向国际准则靠拢，更要求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控制性，以达到资源合理化配置的最终目的。同时，在准则执行环节，应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操守，在选择会计方法时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在准则执行的监督环节，应增强外部监管者的职业判断能力，能准确判断公司计提减值的动机，并对其盈余管理行为起到制约作用。

本文的局限在于所采用的Jones模型虽然是学术界进行盈余管理研究普遍采用的模型，但是它并没有将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完全体现。另外，盈余管理的产生除了有资产减值的作用外，还有其他诱因。因此，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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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述有.新旧资产减值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分析[J].时代金融，2012（6）.

第5篇：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

一、网络游戏盈利模式的现状

伴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迅猛发展，各种网游盈利模式应运而生。目前，国内网络游戏的盈利模式基本有收费网游、免费网游、iga和周边产品种。其中，免费网游已经成为整个网游市场的主导力量。

（一）收费网游

收费网游是以出售游戏时间为盈利模式的网络游戏。这一模式分为点卡收费和包时收费两种。点卡收费指玩家购买点卡对游戏账号进行充值，而金额则根据在线游戏时间的长短来扣除，不进行游戏就不形成消费。包时收费指玩家一次性购买整个游戏时段，无论是否进行游戏都形成消费。

以《魔兽世界》为例，这款标准的收费网络游戏采用的是点卡和cd key销售相结合的方式。玩家在注册《魔兽世界》账号之前必须先购买一个价值30元的cd key，然后才能进行注册。购买cd key就好比是购买了一个游戏账号，想要实际进入游戏还必须购买点卡进行充值，每小时相当于0.45元。如果玩家使用外挂账号被封后，原本购买的cd key也随即失效，玩家只能重新购买新的cd key。这种账号和cd key的捆绑有效地保护了账号的安全，限制了部分玩家对外挂的使用，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可靠的游戏时间，维护了收费网游的资金来源。

收费网游给予了玩家在时间选择上的自由，在费用上也感觉更加便宜。玩家为了能够持续在游戏中生存，就必须不断进行点卡的购买或者增加游戏时间以赢得更多游戏币来进行充值。如此一来，收费网游在游戏推广初期可以有效地回笼资金，便于游戏的持续开发以及企业的运营。

（二）免费网游

免费网游是指游戏时间免费，而对游戏增值服务进行收费的网络游戏。比如销售装备卡、道具卡、双倍体验卡等。这一模式也被业界称为ib模式（item billing，即道具销售）。

目前，国产网游中深受玩家喜欢的《天下贰》就是一款标准的免费网游。玩家上线游戏无需支付点卡，通过完成游戏中设置的免费任务、下战场等环节达到增加经验、升级的目的。但是要想在游戏的pk中获得更多的胜利，就必须使游戏角色拥有好的装备，而这些装备一部分可以通过完成游戏任务获得，另一部分比较珍贵的装备则必须通过游戏币购买。此外，在《天下贰》中还设置了很多开宝箱活动。每一只宝箱售价1元，在开宝的过程中会有机会开出非常珍贵的甚至是无法用游戏币购买到的装备，这对于广大玩家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类似的心态。在单价相对低廉的情况下，大部分玩家都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购买宝箱，数量可多可少，有着庞大玩家基础的《天下贰》每天在开宝箱环节上就能获得较好的收益。可见，这种在免费网游中变相促进道具销售的方式，利用玩家渴望道具、的心理，使玩家从被动购买转变成主动购买。

（三）iga

iga（in-game advertisement，即网络游戏植入式广告），就是通过网络技术手段将产品或企业品牌信息植入网络游戏内部，在不影响游戏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以体验式、互动式的信息传播方式让目标受众在游戏的过程中接触广告信息或体验广告产品，从而达到广告传播的效果。比如在开心网开发的“开心农场”游戏中，商家大规模推出各品牌植入营销的特殊作物，就连农舍、花园等也都可以换成合作厂商的形象广告背景。

与传统网游盈利模式需要直接或间接向玩家收费并依赖玩家在线人数和时间的特点相比，iga显得更加灵活和独立。它依靠游戏在线玩家的数量来吸引第三方广告商，通过收取植入式广告费用来实现盈利。网络游戏植入式广告正越来越受到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的青睐，被誉为“网游发展的下一座金矿”。中国目前网游植入式广告只是初露头角，2008年其市场规模仅1.3亿人民币，与美国iga市场规模4.03亿美元相比差距很大，这正显示了我国网络游戏植入式广告本身蕴藏的巨大发展潜力。

（四）周边产品

周边产品就是网络游戏公司自己生产或是授权其他公司生产与游戏相关的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实物，通常包括游戏角色形象的人偶、游戏内容的邮票、带有游戏logo的服装、生活用品以及在游戏中的道具等。周边产品作为游戏的衍生品而存在，随着游戏的深入人心以及用户量的增加，销售游戏周边产品是游戏经营者拓展其收入的重要途径。相比欧美比较成熟的游戏周边市场，中国市场的潜力还没有得到释放，国内做得比较好的要数腾讯。腾讯公司为其qq系列产品推出了各种周边产品，如毛绒玩具、游戏中人物的玩偶、服饰以及化妆品等，这些周边产品为腾讯公司赢得了不菲的收益。

二、网络游戏盈利困境

中国目前的网络游戏主要靠游戏收费实现盈利，即便免费网游也不是真正免费，只是将收费的手段置后；而iga和周边产品等新型盈利模式虽然呼声很高，也受到各方专业人士的热捧，但其实际收益对网络游戏总收益的贡献很小。中国网络游戏要实现持续盈利依然面临不少困难。下面就目前我国网游盈利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收费网游”和“免费网游”模式的弊端

众所周知，“收费网游”和“免费网游”是当前网游企业直接和间接依靠游戏收费实现盈利的两种方式。“收费网游”对于玩家来说有进入门槛，需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一定的休闲时间，这样的玩家毕竟有限；况且，“收费网游”企业因受廉价收费普及的影响而不敢轻易提高收费，一旦提高就会导致玩家大量流失，其盈利空间因此受限。

自2006年开始，企业纷纷投资开发“免费网游”，“免费网游”逐渐成为网游运营的流行趋势，并占据国内网游市场的主导地位。“免费网游”在前5年虽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却存在资金回笼慢、游戏内容缺乏吸引力、道具设计理念单一等问题，削弱了游戏开发商的盈利能力。具体而言：首先，资金回笼慢。“免费网游”的收费模式对游戏运营商的资金实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在游戏进入成熟阶段之前，即便有大量玩家在线，资金也得不到及时回笼。同时为了维持整个游戏网络的运行，运营商还必须持续投入。其次，对游戏内容要求提高。由于免费游戏使玩家在前期接触阶段处于一种零成本的状态，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选择是否继续玩某款游戏，这就对游戏的内容提出了更高要求，游戏开发商必须以游戏精美的制作和设计来吸引玩家。再次，道具设计理念单一。目前对于游戏的设计，很多游戏开发商的思路仍旧围绕着游戏角色，对于道具的功能挖掘不够深入，一般只局限在几种比较常见的功能上。比如,《天下贰》游戏中提供的道具功能就仅仅局限在有助于提升游戏角色等级和装备评价上，之后所开展的各种活动也都是围绕装备等级这个主题展开，没有设计出更多的功能型道具来丰富玩家在游戏中的体验。

     （二）iga模式发展中的阻碍

我国iga市场刚刚兴起，市场的发展不容乐观，诸多问题都在影响其前进的步伐。一是营销思路老旧。现在国内的iga广告仍然停留在简单的品牌和游戏背景、人物的嫁接上，比如路边的广告牌、背景中漂浮的商标或者是直接以产品形式出现的游戏道具。由于目前处于iga广告兴起的阶段，玩家对这类广告还留有新鲜感，只要在游戏中设置得十分自然，不影响游戏的正常进行，玩家都会接受；但是，一旦这种广告模式进入成熟期，原先的新鲜感消失，这样的iga设计思路就会影响企业盈利。二是存在技术壁垒。一方面，我国的游戏运营商有些是通过国外游戏实现盈利，游戏开发团队多在欧美和韩国，而在游戏中植入广告需要修改游戏本身的程序，这在技术沟通上就会存在一定的障碍；另一方面，国内的游戏开发团队也尝试自主开发网络游戏并在其中植入广告，但受人力、财力和时间所限，游戏开发商兼iga广告商这种双重身份因无法全面、专业、深刻地理解广告客户的要求并给出周到、合理的广告方案，而使广告主对投放广告的效果表示怀疑。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严重阻碍了iga模式在我国的广泛应用。

（三）游戏周边市场开发力度不够

对比国外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周边产品市场，国内的网游周边产业一直处于一种半温不火的状态。主要原因在于： 1.产品品种单一，盗版问题严重。目前市面上最火的《魔兽世界》的周边产品也只有区区数10款，并且产品缺乏设计感，这也是国内周边市场的普遍现象。单一的品种使得整体产业链基础薄弱，不足以形成规模化。此外，周边产品市场不规范，行业内无序竞争且执法力度薄弱，导致市场上盗版猖獗，给整个市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2.渠道商缺乏。国内的周边产业链尚未铺设成熟，市场上缺乏专业的连锁店或其他规范的渠道销售网游周边产品。3.“异业合作”困难。异业合作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行业的企业通过分享市场营销中的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的一种营销策略。在异业合作中，游戏和影视的合作发展得较早，国外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如《忍者神龟》、《变形金刚》、《加勒比海盗》等。国内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从原创网络游戏转化到影视剧作品的《仙剑奇侠传》，但也只是扩展到电视剧便停住。中国网游“异业合作”困难，不外乎国内缺乏像迪斯尼这样集节目制作、游戏开发、游乐为一体的跨行业领军企业，以及国产网游中能够作为影视剧改编的经典作品缺乏两大原因。

（四）不同盈利模式之间缺乏沟通

目前国内的网络游戏盈利模式种类仍然比较单一，且总利润的大头被游戏收费即道具销售占去，一些新兴的盈利模式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没能体现盈利模式多元化的特点。网游的不同盈利模式，应该是围绕原创游戏这一核心展开的一个同心圆，彼此之间相辅相成 、共同促进，达到资源共享，才能实现总体利润最大化。但是，目前国内网游市场并非如此，各种盈利模式各自为战，在此基础上的产业化道路也远不成熟。

三、网络游戏未来盈利模式展望

综上所述，我国网络游戏盈利模式从最初的“收费网游”发展到“免费网游”，单一盈利模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iga和周边产品等新型盈利模式刚刚兴起，发展未成气候。针对目前网游盈利的现状与困境，网游企业应在对原有盈利模式改进的基础上，寻求各种盈利模式间的有效融合，并通过市场的竞争和政府的监管去除盈利模式中不合理的因素，从而实现企业快速、持续的发展。

（一）促进各种盈利模式间的融合

网络游戏的各种盈利模式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相互之间围绕网游这一核心价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种模式如果能够有效融合，必将有助于网游企业实现快速、持续盈利。在此，我们不妨尝试着对目前现有的网游盈利模式作一个融合规划： 1.前期，做好宣传推广工作。根据著名的二次销售理论，游戏运营商第一次销售的产品为游戏，获得玩家的注意力；第二次销售的是玩家的注意力，获得广告收益。“免费网游”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游戏在线人数，确保了受众数量基础，那么广告商在游戏中做广告并为此付费就是理所当然的。游戏运营商在前期应结合游戏特点，向相关广告商推广游戏创意，鼓励其在游戏中做植入式广告，游戏广告费收入可有效破解“免费网游”资金回笼慢的难题。2.中期，待网络游戏正式进入市场并获得市场认同后，网游企业再根据玩家的喜好推出周边产品，并根据游戏进程及时调整设计思路。如此便在传统的点卡销售和道具销售的基础上，实现了游戏衍生价值的开发。3.后期，各种盈利模式共存，相互补充，确保网络游戏总体盈利稳步增长。

（二）完善网络游戏产业相关政策

近年来，出于对网络游戏市场健康发展的考虑，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范网游市场、保护消费者虚拟财产安全、控制青少年上网时间等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整个行业健康规范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今后，政府监管部门还应以扶持和规制并进为原则，为网络游戏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营造更为优良的环境。

第6篇：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

在很长一段时间，乐视对乐视致新实际经营状况遮遮掩掩，每被问及“乐视超级电视是否可能亏损”的问题，乐视高层就会“王顾左右而言他”，“乐视经营的是一个生态系统，不能简单地看乐视电视是否亏损”，拟或“乐视电视亏损是为了乐视网的盈利，这种亏损叫战略亏损”……等等。乐视把其创造的盈利模式称为“硬件+软件”的模式，具体讲就是“硬件+内容+应用+服务+广告”。的确，这个盈利模式对于已经习惯硬件销售模式的传统彩电企业来说，既新鲜又陌生。

乐视的逻辑征服了不少人，尤其那些对互联网思维心向往之的年轻一代；即使对于已经习惯传统盈利模式的彩电企业，也具有相当大诱惑力。比如TCL，就明确表示将彻底摒弃传统盈利模式，未来五年要实现“产品与服务的收入贡献各占50%”。

在同样的逻辑影响之下，包括长虹、海信等彩电企业纷纷宣布已“成功转型成为互联网企业”。

互联网企业引导舆论的能力令人叹服。即使新盈利模式看起来更像新亏损模式，仍然赢得了无数赞誉。今天，如果有谁敢对新盈利模式有哪怕一点点质疑，就会被戴上“旧势力”、“旧思维”的帽子。比如财务专家刘姝威，因为公开质疑乐视烧钱模式难以持续，被很多人骂作“廉颇老矣”。甚至资本市场也不例外，刘姝威发表质疑报告的当天，乐视网股价反而上涨了3.52%，以至于乐视以耐人寻味的口吻邀请刘姝威“到公司考察指导”。

有人称乐视“失去了销售市场，赢得了资本市场”。一个盈利算不上好甚至有点坏的企业，却因为创造了一个盈利模式而赢得尊重，真是闻所未闻。

于是问题来了：既然新盈利模式那么好，为什么乐视致新反而亏损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在乐视眼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彩电企业，反而实现了不错的盈利？

2014财年，创维数码实现净利17.66亿港元（折合人民币约14.15亿元），海信电器实现净利润14.0亿元人民币，虽然与海尔、美的、格力白电巨头相比，这个业绩不算很漂亮，毕竟是正盈利，而且这个盈利是由纯粹的硬件实现的，这就难得了。

于是，业界开始出现理性的声音：乐视网不能以“新盈利模式”为借口，掩盖其经营上存在的巨大风险。尤其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高度重视硬件制造的今天，蔑视硬件制造的中国互联网企业，该不该做出反思？

平心而论，新盈利模式有其合理性。进入互联网时代，金属与塑料也开始拥有“灵魂”的时候，内容的价值自然而然被凸显并放大，我们再也不能继续将智能产品视为一具冰冷的驱壳。既然如此，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盈利模式，被硬生生地做成了“亏损模式”？

有人说，是因为智能电视用户基数太低，导致“内容收费”模式短期难以奏效。还有人说，内容缺乏差异性，难以吸引更多消费者为内容买单。

用户基数高、服务内容丰富就能实现更好的盈利吗？答案是：未必。苹果被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科技公司，但是止于目前，内容与服务给企业带来的利润，仍然不足全部盈利的15%。换言之，即使像苹果这样的互联网企业，仍然以硬件盈利为主。

如今，一个观点受到追捧，“未来硬件制造商都是给互联网企业打工的”，“硬件将很快进入免费送时代”。在德国默克尔政府力推工业4.0，美国奥巴马政府“重振美国制造”背景之下，这样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刺耳。我只能说，在新盈利模式实为新亏损模式的今天，“硬件为软件打工”观点的提出，既是对中国制造的羞辱，也是对制造企业的误导。

我更愿意将硬件和软件的关系比喻为“肉体与灵魂”的关系。灵魂依附于肉体而存在，肉体死亡必然带来灵魂消失。随便否定硬件的价值，无异于“数典忘祖”。

硬件的价值永远不可能被软件取代。换言之，硬件的价值可以独立存在，而软件的价值必须依附于硬件。以汽车为例，即使未来的汽车再怎么聪明，人们购买的仍然是汽车这个硬件本身。好比电商再发展，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实体店，因为电商无法给消费者提供“优衣库试衣间”。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中国市场硬件越来越受到轻蔑？

必须承认，这和互联网企业有相当大的干系。互联网企业对新盈利模式无底线的吹捧，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公众的价值判断。

新盈利模式确有其合理性一面，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否定硬件的价值，好比我们不能因为某人品德高尚就可以把他一枪击毙然后把他的照片摆在神位上祭拜一样。

可以预见的是，从硬件为主的盈利模式过渡到软件为主的盈利模式，将需要较长的过程。软件盈利模式刚刚粉墨登场，就试图把硬件掀翻在地显然不自量力。我更倾向认为，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软件只能屈居盈利配角位置，硬件仍将是利润的主力，苹果已经用事实证明这一点。这实际上意味着，彩电企业要想实现持续的盈利，必须把重点放在硬件建设上，不应对内容、服务、广告寄托不现实的期待。

乐视超级电视陷入亏损，根结在于其过度轻视硬件价值，不愿意在硬件上实质性投入，导致硬件无法给企业带来利润，这是其盈利模式带来的必然结果。把乐视电视和制造企业的产品放在一起对比，你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乐视的，哪个是彩电企业的，差别非常明显。乐视的优势是是什么？是善于描绘一个“悬在空中的美好未来”，即讲故事。

事实上，即使在内容层面，乐视优势也不明显。传统彩电企业整合了多家内容，而乐视只有它自己的内容。

为什么乐视电视卖得那么便宜、宣传力度那么大，销量仍然只有主流彩电企业销量的1/8―1/10？我相信大多数人此时已经有了答案。今天，不少消费者已经明白：不管事前付费（硬件制造商模式）还是事后付费（互联网企业模式），反正花的都是消费者口袋里的钱。对于消费者来说，买一台好电视放在客厅才有尊荣感，而互联网品牌给不了他们。

而且我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事实，追捧新盈利模式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企业，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的企业，反而反应平平。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默默无闻地推进工业4.0，在重振美国制造。

有人说，没有强大的内容支持，苹果手机将无法实现巨大的销售与盈利。没错，但你不可以因此而得出“苹果的盈利主要是内容带来的”结论。实际上，苹果的设计理念是，用软件为硬件销售提供支撑。

今年以来，乐视超级电视的调子明显放低，人们普遍认为，持续的亏损让乐视的宣传不再那么有底气。

还有，乐视明显加大线下实体店建设力度，越来越向传统彩电企业模式靠拢。事实上，当昔日仇敌苏宁、阿里拥抱在一起的时候，线上线下融合已成行业大势，一味拒绝线下和一味拒绝线上一样不理智。同理，过度夸大软件的价值与坚决拒绝新盈利模式同样愚蠢。

第7篇：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

论文关键词：股利政策制造业现金股利

一文献回顾关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并没有统一的研究结论。国外比较流行的理论主要有“一鸟在手”理论、MM无关论和税差理论、顾客效应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及成本理论等。国内关于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类：一类是研究单个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一是股权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如陈洪涛、黄国良(2005)以2001—2003年沪深两市的A股作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二次函数非线性回归两种方法，实证分析得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存在“U”型关系，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成反比，股本规模及股权相对集中度对现金股利没有影响。唐国正(2006)罚究得出股权二元结构下上市公司分配现金股利产生再分配效应——流通股价值向非流通股转移，分配现金股利可能是大股东的掠夺行为。袁振兴、杨淑娥(2007)以沪市2001年至2004年进行过现金股利分配的58家公司的1241个现金股利分配事件为样本，研究发现股权高度集中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正相关；股权相对集中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权益性现金股利正相关，与收益性股利负相关。二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等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如朱云(2004)以1994年至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事件为样本，认为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能够增加现金股利支付率。姜秀珍(2004)以1999年至2000年沪深两市的公用事业、能源电力和路段隧道三类A股为研究样本，认为现金流不确定性时，理性的经理人会支付较低水平的股利。第二类是研究多种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朱明秀(2005)认为现金股利政策受公司盈利能力、股权结构、资本结构、企业规模的显著影响。唐国琼、邹虹(2005)以2003年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得出每股收益、货币资金、负债比例、企业流通股比例、企业规模、权益净利率对现金股利政策有显著影响。孙亚云(2006)的研究表明盈利能力、每股经营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股本规模成长性等对现金股利政策有影响。第一类研究仅考虑单一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不够全面，有失偏颇。第二类研究虽然同时考虑多个因素的影响，但较少关注特定行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制造业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数量较多、上市时间相对较长、现金股利政策相对稳定、信息披露质量较高，以其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研究设计(一)研究假设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较多，大致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法律法规的限制、大股东的分配偏好、税收因素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从分析内部因素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1)资本结构。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受资本结构的制约。若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率过高，会使资本成本上升、资本结构失衡，发放现金股利会加剧财务状况恶化。因此一般情况下，负债比率高的公司更倾向于增加内部融资和权益资本，一般不派或少派现金红利。本文用资产负债率表示公司的资本结构。

假设1：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资产负债率成负相关

(2)筹资能力。企业股利政策受其筹资能力的限制。公司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可以将利润留存，少发甚至不发现金股利，也可以一方面发放现金股利，另一方面借款或发行新股筹资。对于那些规模小、快速成长的企业而言，由于其在二级市场上筹资比较困难，后一种方案并不可行。因此这些公司往往减少现金股利支付、尽量多留存利润。本文用股东权益的对数表示公司的筹资能力。

假设2：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股东权益的对数成正相关

(3)盈利能力。企业股利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盈利能力。一般而言，企业的盈利越强，其股利支付率越高，因为盈利强的企业对保持较高的股利支付率更有信心。如果盈利低，一方面对未来资金的来源无法预测，另一方面也表明企业面临较高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外部资金的成本相对较高，企业只能留存利润以应付未来的资金需求。本文用每股收益表示公司的盈利能力。

假设3：现金股利分派率与每股收益成正相关

(4)股权结构。股利政策会受到现有股东对股权控制要求的影响。一些大公司试图通过股利政策来稳定其在长期经营中已形成的控制模式。为了避免新股东加入打破目前的控制格局，尽量发放较低的股利，以便从内部留利中获得所需资金。就许多中小型公司来说，如果现有股东无力购入公司新发行的股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将被稀释，现有股东会更倾向于采用债务融资或内部留利的筹资方式。我国上市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股在上市公司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由于股权的集中，使得国有股股东在股权的平等性和股权利益的一致性方面均与其他股东存在较大差异。国有股的委托机制存在的问题使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容易落在董事会和经理人员手中，进而可能损害所有者的利益。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及其对股利政策的重要影响，股权结构也是形成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之一，控股股东存在通过现金股利转移上市公司资金的嫌疑。股利分配的决策取决于控股大股东的利益取向及配股的需要。本义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公司的股权结构。

假设4：现金股利分派率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

(5)资产的变现能力。企业股利的支付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其资产变现能力的限制。股利通常以现金形式支付，然而大量留存利润并不等同拥有支付股利的现金，公司资产的变现能力与其留存利润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较强，其现金来源充裕，则股利支付能力也会较强。有的企业虽然盈利能力很强，却因再投资或偿付到期债务而缺少可发放股利的现金，这就限制了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能力。本文用每殴经营现金流量表示公司的资产变现能力。

假设5：现金股利分派率与每股经营现金流量成正相关

(6)投资需求。企业的股利政策应以其未来的投资需求为基础加以确认，如果公司有较多的投资机会，往往会采用低股利支付率，将较大比例的盈利留存以用于企业再投资。如果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高，其投资需求也较高，会扩大企业规模，那么将采取低股利政策。本文采用营业收人增长率表示公司的投资需求。

假设6：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负相关

(二)样本选择在2005年深沪上市的912家制造业公司中，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有354家，剔除2家信息披露不全的公司．最终获得352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采用EVIEWS3．1。

(三)变量定义因变量：现金股利分派率(PAY)。自变量：本文采用六个自变量，分别是资产负债率、股东权益对数、每股收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经营现金流量、营业收入增长率。具体的变量说明见(表1)。

(四)模型建立根据假设，本文构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PAY=+DR+SIZE+EPS+LARGE+CPS+zz+，其中，为待估参数，为随机变量。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在深沪2005年所有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发放现金股利公司有354家，占比38．7％，派现公司的比率不高。

从(表2)可以看出，样本公司股利支付率的平均值0．154，股利支付率较低；资产负债率平均值为0．449，最大值为0．856，最小值仅为0．047，说明样本公司资本结构较为合理，不存在很大的偿债风险；每股收益均值相对比较低，说明样本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待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仍然占很高的比重，接近全部股份的半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这是造成大股东利用权利来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进而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前提。完善治理结构，这样才能使得上市公司在机制上保证投资者尤其是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体现普通投资者的意愿；每股现金流最大值和最小值有很大差别，这与制造业的行业性质有关，不同规模企业的现金流差别很大，这也造成公司的各项投融资与股利政策的差别；营业收入增长率均值为0．230，在传统行业中此指标值偏高，最大和最小值差异很大。样本公司中每股收益为负数的有3家，每股现金流量为负数的公司有32家，分别占样本公司的0.85%和9.1%。这说明上市公司还是根据盈利能力来制定股利政策，基本上不会采取不理，说明上市公司没有存在大股东恶意套现的现象存在。

(二)相关性分析(表3)反映自变量之间pearson相关系数相关系数最大为0．515，均小于0．8(共线性中相关系数的经验值为0．8)，初步判断，各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

(三)回归分析用EVIEWS3．1软件进行回归，计算出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程度，具体见(表4)。通过多元回归，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从模型整体回归效果看，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325，模型的回归效果较好，DW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F值为27．680，说明整体解释能力比较强。

(2)从资本结构来看，资产负债率与现金股利分派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负债率高的公司不易筹集资金，尤其是制造业，资产的规模与质量对公司的偿债能力有很大影响，所以公司倾向于内部融资，从而造成股利发放率低。这也证实了唐国琼与邹虹(2oo5)、孙亚云(2oo6)研究结论在我国制造业的适用性，假设1成立。

(3)从筹资能力来看，股东权益的对数和现金股利分派率呈正相关关系，但显著性不大。这与我国国情基本符合。我国上市公司筹资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规模大的公司易于筹集资金，所以可以有较高的股利发放率。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壳资源稀缺现象表明上市公司本身即是一个很大的融资工具，公司的筹资门槛和筹资成本都较发达国家低，所以在考虑现金股利分配时并未考虑公司规模即筹资能力对其的影响。所以假设2不成立。

(4)从盈利能力来看，每股收益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显著正相关，即企业具有较高盈利能力时，倾向于高股利政策。优秀的业绩意味着有更多的利润可供分配，因此会相应提高公司现金股利的可能胜。本文关注的制造业，风险相对其他高新技术产业较小，盈利能力稳定但利润增长率相对较小，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我国制造业司的盈利能力普遍低下，很小的盈利波动即会引起公司现金股利的变动，这也证实了朱云等(2004)提出的仅仅政策引导对于构建健康的股利政策还不够，还需要盈利能力支撑，当前的关键是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假设3成立。

(5)从股权结构来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分派率呈负相关，与预期相反，且不显著。说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通过现金股利转移上市公司资金的动机不明显，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2005年不存在高管恶意套现现象。相反，由于近年证券市场法制的不断完善，包括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要求等各种配股条件都相应提高，所以各公司必须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才能达到各种配股条件，大股东的掏空动机被遏制，现金股利分派率降低。这与唐国正等(2005)提出的股权二元结构下大股东的掠夺行为理论相违背，假设4不成立。

(6)从变现能力来看，每股经营现金流量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正相关，但不显著。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部分公司在负现金流的情况下还分配现金股利。公司的现金股利通常是以现金形式支付，但大量留存利润并不意味着拥有支付股利的现金，因为公司资产的变现能力与其留存利润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较强，其现金来源充裕，则其股利支付能力也会较强。也有企业虽然盈利能力很强，却因再投资或偿付到期债务而缺少可发放股利的现金，这就限制了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能力。我国制造业的具体情况是，现金股利分配率低下，且分配公司少，现金流均值不大，从历史数据来看，现金流波动不明显，这些都是我国的特殊情况，与市场风险是不符的。所以企业管理者在制定殷利政策时并未考虑企业的现金流。姜秀珍(2004)的理论在这里并不适用。假设5不成立。

(7)从投资需求来看，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正相关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指标本身，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和其他业务，其他业务收入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和可操控性，所以指标值是否能正确反映企业的成长能力有待考察；二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气氛很浓，大部分流通股股东只想赚取买卖差价，获取资本利得，并不现金股利的发放，所以企业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并未考虑外部投资者是否会看好企业的成长潜力。假设6不成立。

四、结论与建议本文通过分析2005年我国制造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发现资本结构与股利分派率呈负相关，而盈利能力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著正相关。股本结构、成长性、企业规模、现金流等对制造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不显著。

第8篇：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

理论上来看，所得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方面要追溯到Jorgensen1963年发表的《资本理论与投资行为》，该篇文章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企业所得税会通过资本使用成本影响稳态下合意资本存量并进一步影响企业投资的动态过程。因为所得税政策会通过折旧扣除与投资税收抵免来影响资本成本。首先从税收结构来讲，如果税收法规允许税前可以抵扣较多的折旧，或者允许加速折旧的话，那么相当于降低了资本的使用成本，同时允许投资税收抵免也会带来同样的效果。其次是从税收总量来讲，所得税税率降低同时会降低投资者的资本使用成本。根据以上分析，Jorgensen在1967年的文章中重新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最优资本存量模型的框架下深入研究并讨论了税收政策对投资支出的影响。他认为税收政策不仅对投资支出的时机和水平选择有着高度影响，同时还影响投资的组成结构。在税收对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方面，大部分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广义的宏观税负与投资的相互关系上。马拴友（2001）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结构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在银行贷款、利用外资和企业自筹资金成为主要来源后，我国财政的直接投资作用逐步下降；在我国经济供求发生重大变化之后，企业投资利润趋于平均化。由于投资主要取决于预期利润和资本使用成本，因此税收对投资的影响也会逐步加大。通过建立投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税收优惠比例越大，越能促进私人投资，并且有效税率与投资负相关，税收优惠预期与投资正相关的结论。刘初旺（2007）对我国各地区的消费有效税率、劳动有效税率和资本有效税率进行计算后并与投资率进行比较，发现2001年西部地区的税负与投资率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在其他年份中则呈现理论上所认为的资本税率与投资率的反向关系情况。他认为是非税收因素抵消了资本税率的反向效应。

二、实证检验

（一）模型建立

建立企业所得税宏观税负的投资效应模型，首要问题是如何确定企业所得税的宏观税负，与全国意义上的宏观税负相比较，企业所得税宏观税负的税基比较特殊，它是所有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利润总和，而这个指标是数以万计的企业利润加总而成，在实际研究中很难得到，因此在测算过程中必须要找到能够替代利润总和的数据。这里笔者借鉴了资本有效税率的计算方法。在此方面，国内许多学者都对资本收入的有效税率进行过测算，其中资本收入中的主要构成部分就是营业盈余，税收的部分含有企业所得税，但都经过调整，例如马拴友（2001）在计算资本所得有效税率时使用的资本所得为经营盈余减去财政对国有企业亏损补贴再加上资本税收之和，而对资本的征税则采用耕地占用税、房产税、车船税、契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等数十个与资本要素相关的税种，经计算表明我国资本所得的有效税率有逐步下降的趋势，并且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李芝倩（2006）、王大林和成学真（2007）也分别采用马拴友的方法测算过我国资本的有效税率。这种计算方法使用了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与税收之间的关系。在现今复合税制的结构下，生产、支出还有收入法这三种方法核算的GDP中都能看到不同税种参与的影子。例如在生产法核算背景下，与之相关的税收主要是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在收入法核算背景下，与之相关的税收有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在支出法核算的背景下，与之相关的税收有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等。因此，GDP的收入法中应当含有能够代表企业营利能力总和的分量，并可以类似地代表企业所得税宏观税负的税基。在实践中，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核算中用收入法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被分为四个部分———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和折旧。其中劳动者报酬是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生产税净额指政府在初次分配中获得的生产税与获得的补贴之差，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不含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营业盈余是资本要素在初次分配中所得，指各经济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折旧后的余额。这其中，个人所得税来自于劳动者报酬，企业所得税来自于营业盈余。实际上，营业盈余与税收有以下两种关系：一是营业盈余与生产税净额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二是营业盈余与企业所得税具有直接的数量关系，营业盈余经调整后的应纳税所得额正是企业所得税的税基，这两者具有比例增减的关系。①以上分析表明，营业盈余可以作为企业所得税宏观税负的税基的近似替代。近似替代的原因就在于从企业层面来说，营业盈余与企业的营业利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首先，营业盈余是从GDP核算中得到的，也就是说它只计量当期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而无论这些商品和劳务是否销售，然后扣除有关成本费用等支出得到的。营业利润则是从当期销售的商品和劳务的收入中扣除有关成本费用等支出得到的。同时，营业盈余不包含企业或其他单位提供金融资产和出租土地等获得的利息、红利和地租等资本收入。因此，只能将营业盈余作为企业所得税宏观税负的近似税基进行计算，营业盈余只是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所得税的潜在税基。其次，企业所得税的宏观税负是“向后看”的，也就是对平均有效税率的计算，这是因为我们所计算出的结果都是以历史数据为基础的；“向前看”的计算方法则是对边际有效税率的测算，“向后看”的计算只是表明了一种事后的结果，也就是说企业所得税的宏观税负表示的是在一定经济政策条件下的所得税税收与营业盈余的关系，它是在测算期间一系列政策动态调整的结果。因此在对这个指标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要注意对税收收入和营业盈余分别考虑，如果一个地区企业所得税的宏观税负高，可能是税收收入相对于营业盈余的增长比其他地区多，也可能是营业盈余的减少相对于其他地区的税收收入的增加要多，也可能兼而有之，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在分析中还应当注意在此定义上的企业所得税税负仅仅是代表一国或一个地区实际征收的企业所得税与当地生产总值中属于企业创造的那部分的比值，其含义更多地表现为各地区对本地企业所得税税源的汲取能力。根据以上分析，笔者所建立的模型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资本形成总额②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营业盈余作为所得税负的税基，分别计算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宏观税负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来考察税率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其中控制变量组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来进行回归。这是因为，一般认为企业所得税的存在会减少纳税人的实际利润，在理论上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应与投资成负相关关系；而投资水平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呈正相关关系。在模型选取方面笔者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各地区所得税有效税率与资本形成总额进行回归分析。笔者之所以选择面板数据是因为相对于通常使用的横截面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面板数据模型最大的优势在于对于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进行控制，使得回归结果更为有效。除此之外，面板数据还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变化、较少的共线性、更多的自由度和效率；能够很好地研究动态调整过程；能够确定和估计一些由纯粹横截面或纯粹时间序列无法确定的经济关系；允许构造和验证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并且面板数据多用来处理个人、企业或者家庭的微观个体数据。③在面板数据模型中，根据对“个体效应”处理方式的不同分为两种：一种是将这种效应看做不随时间改变的固定性因素，相应的模型称为“固定效应”模型；另一种是将这种效应看做随机因素，因此相应的模型称为“随机效应”模型。如果总体空间较小，或者样本数量几乎可以涵盖到整个总体空间，通常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如果总体空间较大，样本只是总体空间中很小的一部分，则倾向于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笔者将同时采用这两种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从中筛选出最优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估计模型如下：GAit=α+βETRit+γPGDPit+εit其中，GA为各地区资本形成总额；ETR为各地区的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PGDP为各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ε为随机误差项。各变量下角标中i代表各地区，t代表时间，如表1所示。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在本部分的回归分析中，由于数据所限，笔者采用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3—2010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样本来进行回归分析。全部数据均出自各年统计年鉴。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的实际操作中，笔者将通过B-P检验和豪斯曼检验，筛选出最优的模型，如表2、表3所示。A．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B．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C．模型设定检验：以下通过B-P检验和豪斯曼检验进行模型设定的进一步筛选。固定效应模型中的F检验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OLS模型，通过B-P检验可以进行随机性检验，见表4。B-P检验表明模型中的确存在随机性，为进一步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需要通过豪斯曼检验来确定，见表5。Hausman检验接受了原假设，表明随机效应模型回归效果要优于固定效应模型。根据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就笔者所分析的时间段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企业所得税收入与营业盈余的比值计算出的实际所得税税率与各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企业所得税宏观的实际税率越高，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就越低，与笔者预期的符号一致，在政策含义上也意味着要吸引投资，所得税的宏观税负也就是地方政府对企业所得税的汲取能力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笔者所做的回归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的企业所得税占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营业盈余的比例越高，其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会越低，也就是地方政府对税收的汲取能力越强，其投资水平也就越低。同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也与大多数学者的回归结果一致。

三、政策建议

第9篇：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保留盈余　融资方式　应用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2004年组织的第十二次全国性企业经营者年度跟踪调查。公布了对2881位企业经营者的问卷调查结果。企业经营者感觉突出的是宏观调控后企业的贷款、运输和征地难度加大。57.3％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目前资金“紧张”，比去年提高9个百分点。可见。融资是企业常规性的课题。

融资，是一个有着广泛内涵的概念，既包括外部融资又包括内部融资。其中内部融资主要有保留盈余融资方式和折旧融资方式，我们这里重点讨论保留盈余融资方式。

一、保留盈余融资方式的优势

保留盈余融资，是以当期可供分配利润中保留一部分不进入利润分配环节，用于满足企业未来发展的一种内部融资活动，其性质相当于股权融资。这种融资方式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留盈余融资方式是一种财务负担最小、融资成本最低的融资方式

保留盈余属于企业内部资金运用的一种策略选择，并不发生企业资金规模外延的增大，也不发生与企业外部的实质性财务关系。所以，其融资成本接近于零，既无显见的筹资成本，也不发生用资成本。是最为经济的一种融资方式。

(二)保留盈余融资方式下用资风险的保障程度较高

由于保留盈余融资的资金是企业经营所得。是企业经营者辛辛苦苦赚下的钱，与企业经营者具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在用资过程中起到一种内在的约束作用，企业经营者就像用自己的钱一样。故其用资风险的保障程度较高。

(三)保留盈余融资方式可提高公司权益性资金的比重，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稳定公司的资本结构

保留盈余是企业利润分配决策的关键。从所有者角度来说，当企业预计投资收益率大于保留盈余资金的机会成本时，所有者愿意接受企业采取保留盈余融资方式；当企业预计投资收益率小于保留盈余资金的机会成本时。所有者将难以接受这种融资方式，对企业融资决策形成一定的制约力。同时。保留盈余融资方式会改变企业的资本结构。直接增加企业所有者权益，从而使企业利益格局向有利于所有者的方向调整，这是促使所有者接受这种融资方式的内在动力。

保留盈余。使企业盈余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公司易于较好地控制公司的经营运作，如不必发行新股以防止稀释公司的控制权。这是股东们所愿意接受的。避免发放较多的股利。使高股利收入的股东合法避税，也是有益于股东的。同时。这种低股利政策还可以减少因盈余下降而造成的股利无法支付、股份急剧下降的风险。将更多的盈余再投资。以提高公司权益资本比重，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稳定公司的资本结构，无疑对公司是十分有利的。

可见。企业采取保留盈余进行融资。有利于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对外传递着一种利好的信息，提升了企业的信誉度。提高了企业举债融资能力。对于企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起到良好的造势和推动作用。

二、保留盈余融资方式在我国企业运用的现状

美国经济学家梅耶(Mayer)很早就提出了著名的啄食顺序原则：(1)内部融资、(2)外部融资、(3)间接融资、(4)直接融资、(5)债券融资、(6)股票融资。即，在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中首选内部融资：在外部融资中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中首选间接融资：在直接融资中的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中首选债券融资。西方国家的企业正是遵循着这一原则进行融资并取得了成功。而中国的啄食顺序却与梅耶的啄食顺序原则背道而驰。

(一)国有大型企业

当前我国国企的经营者普遍认为银行贷款是最佳融资方式，因为资金是国家的，能还就还，还不起就不还，反正“肉烂也是烂在自己的锅里”：有的认为发行股票是最佳融资方式。因为既不必还本。也可不分红派息。因此。这些国企把外部融资中的股权融资作为首选。内部融资仅仅作为万不得已时的融资手段，这些错误的融资观念造成企业融资的难度越来越大。

国企的经营成果令人担忧。明亏、暗亏占相当比例，因此表现出对外部资金的严重依赖。特别偏好外部融资。

(二)中小企业

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过于依赖内源融资。根据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金融公司的调查，中国私营公司的发展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于业主资本和内部留存收益，这个比例近年来一直保持在50％一60％以上。而公司债券和外部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则不到1％。银行贷款大约在20％左右。而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中。业主资本大约占30％左右。显著低于当前中国中小企业的比率；股权融资占到18％。金融机构贷款占到42％。则显著高于中国当前的中小企业的相应比率。

三、保留盈余融资方式在我国实际运用的局限性

(一)企业融资观念的阻滞

我国企业界普遍对外部融资方式感兴趣，追求资金来源外延规模的增大，看重企业资金来源总量的增加。这部分融资占企业融资总量的80％以上。拉詹和津加莱斯ira－jall and Zingales，1998)的实证研究表明，在金融发达的国家，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行业其发展速度超乎寻常地快。在我国，金融市场还不是很完善。更应明确企业的最佳融资方式是内部融资，一个企业应主要依靠自身积累谋求发展，而不能总是指望所有者追加投资、债权人恩赐或政府赦免求得生存机会。这就像一个健康人是靠自身的造血机制来维持生命的。而不是靠输血、输液来维持生命的。企业应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大练内功，提高盈利水平。为扩大再生产留足利润。为此，要搞好现有资产的存量调整。减少资本的闲置和低效使用状况；强化投资决策能力。减少决策失误；改善应收账款管理，完成“惊险的跳跃”；增收节支，降低成本，拓展市场。增强发展后劲：等等。

(二)内部环境的制约

我国企业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上市公司和规模较大的企业。这部分企业所需资金庞大，保留盈余部分目前在这些企业往往所占比重还很低，不能满足其迅速发展的需要，所以对于国家、银行及证券市场就有了较大的依赖性。特别是上市公司。我国证券市场管理又制定了种种限制性政策，使得企业保留盈余融资幅度难以放大和持久。另一类是中小企业，这部分企业起点较低。发展速度缓慢。内部造血机制薄弱。保留盈余部分不大。引不起企业经营者的关注。往往把更多的融资工作放在外部融资方面。

(三)外部环境的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