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发展前景报告精选(九篇)

第1篇：畜牧业发展前景报告范文

一、基本情况

**位于木北部，毗邻达来诺日湖，303国道从境边通过，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全共辖7个独贵龙，共有235户，人口1*0人，劳动力460人。党支部下设6个党小组，现有党员31名，其中流动党员3名。共有草牧场41万亩，已围封的28万亩，20*年6月末家畜存栏2万头（只）。几年来，支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达里湖旅游景区发展生态经济，保护草原植被，不断发展壮大旅游产业，实现资源转化增值，增强了党支部凝聚力，实现了牧民增收，20*年人均收入1.1万元。

二、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1、草畜矛盾。**是以外延数量型增长方式为主的头数畜牧业，加之多年的干旱，过渡的放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由于牲畜数量逐年递增，对草牧场实行掠夺式经营，虽然近年来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工种草和草场改良，但仍然补不足日益严重的草场退化速度，草畜矛盾日趋突出，继续走头数畜牧业的路子难以为继。

2、经营管理粗放。表现为饲草品种单一，饲草料消耗高，报酬低，牛、羊育肥数量少，品质低，牲畜出栏集中，且多年喂养后才出栏，这就加大了投入成本，育肥出栏的极少，和每天需要鲜肉的市场很不协调。

3、牧户居住分散，社会化程度低，保障功能差。住宅建筑布局零乱，建设公共基础设施难度大，居住环境与小康水平有一定差距。牧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很突出，养老问题主要以子女赡养为主，导致个体化差异严重，缺乏稳定、长效的社会化保障体系。

4、人畜饮水不能满足牧民和畜牧业的需求，引水管道等设备已经老化，人畜饮水供应不足，影响了牧民的生产和生活，不能适应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需求。

5、畜群结构不合理，没有形成集群优势。牧民养畜多而杂，不专一，基础母畜、育成畜、后备母畜及良种畜的比例不尽合理。

三、解决矛盾的办法和发展方向

1、立足区位优势发展第三产业。世界地质公园园区之一的达里湖景区位于该，达里湖景区假日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旅游日益兴起，受旅游业拉动使当地成了极为宝贵的旅游圣地，依托丰富的旅游和牛奶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加大奶制品、旅游纪念品等民族特色产品的开发力度，把草原旅游资源与草原文化相结合，给当地牧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旅游业的带动下快速发展。

2、加强草原保护建设，实现草原永续利用。通过建设饲草料基地、季节性休牧、湿地保护、草场改良等措施，对退化草原进行治理与合理利用，提高草地生产能力，促进牧民增收。

第2篇：畜牧业发展前景报告范文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　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　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　The economy，culture and environment of Zhu Kai Gou site

阶段

年代

环境

生产工具

猪：羊：牛

第一段　相当龙山文　木本花粉很少，主　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

要为草本花粉，其　磨石、骨镞、骨凿、

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　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　相当龙山文　木本花粉中出现了　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

少量的胡桃和漆等　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　石纺轮、砍砸器、石

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　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　 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

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　相当夏早期　草本蒿、藜花粉继　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　器、陶器与前段相差

1:1:0.27

花粉的90%以上。　 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　相当夏晚期　木本花粉中出现了　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　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

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　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

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　相当商二里　木本以松、杉针叶　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　林为主，草本蒿、　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　都有所减少。骨镞的

1:1:1

粉的93%。

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　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　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　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　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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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畜牧业发展前景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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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仔鸡的免疫程序及其常见病的防治措施骆艳秋，王全红，张大庆

七种畜禽驱虫药于丽萍

鸡痘发生的原因及防治刘庆才

鹅绦虫病的诊治刘树娟

奶牛热应激及防治刘瑞生

牛惊恐症病例报告吉林畜牧兽医 白福全，王雅军，徐中升

小型母犬剖腹产病例廉淑敏，邵希荣，郝连声

长沙金大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新产品问世-"金大田"力威素

维生素C在家禽饲养中的作用薛志成

提高二元杂交母猪产仔率的技术措施贾东明

浅谈生产中提高母猪泌乳量的方法史乐雷

小冰麦复种青贮玉米技术佟国军

哺乳母猪催乳法赵从民

降低仔犬发病死亡率的综合措施郝连声

天然蟾衣的采集蒋张林

塑膜水袋结合电热褥孵鹅技术关成军，程小源，赵权

鹅业-吉林牧业的优势产业刘景盛，

浅谈与牧业产业化系统密切相关的几个方面体系王欣国，于海洋，乔文慧

改良的水杨醛比色法检测奶牛血酮、尿酮的研究夏成，孙恒，武瑞，付世新，梁鸿雁，张洪友

转移因子在动物医学上的研究进展何理平

动物乳腺反应器构建技术进展高爱保，吴登俊

苹果酸在反刍动物的应用现状李卓卿，周贵，阎晓刚，万克军，王光辉，杨雨江

奶牛对非蛋白质含氮物-尿素的利用冯修义，赵福忠

肉狗饲料的科学配制戴书林

低投入、高产出、多用途的凤眼莲卢隆杰，苏浓，岳森

青饲料之王-聚合草的栽培和利用梁民

大面积碱斑草地综合治理的研究初报吉林畜牧兽医 李宝华，杨俊奎，陈金利，贺群山，陈国良

肉用种犬的繁养技术薛志勇

仔鹿越冬期的饲养管理田来明，王雨千，邱丛生，付晓霞

狐的养殖许志林，孙洪波

一例猪败血性链球菌病的微生物学诊断报告张媛，于晓霞，杨晓洁，刘清河

六种动物发生附红细胞体病的诊治报告王爱清

果子狸寄生虫病的检查和治疗赵有辉

浅析仔猪腹泻的成因及防治郑春花，李雪梅，王喜伟，王晓东

野鸭常见病的防治丁秀文，赵桂英，叶萍

霉变饲料喂猪导致疾病的病例报道王庆双，薛继才，张勇

本地鸡发生法氏囊炎的诊治报告费景春，张忠伟，王唯

蜜蜂白垩病发病规律及防治措施时丽君

甲硫酸新斯的明治疗犬瘟热瘫痪后遗症韦公远

如何做好特禽场(舍)的消毒丛立新，张辉，李荣权

抗菌药物的药敏试验方法刘山辉

断奶仔猪应激性腹泻肠道菌群的测定与药敏试验吉林畜牧兽医 宋卓

犊牛下痢的临床治疗秦文武，孙玉海，秦威

应用硫酸铜粉治疗乳池管狭窄及管闭锁魏秋梅，宣立锋，李冰

母畜产后胎衣不下的防治赵从民

养犬应注重免疫接种疫苗张全，崔荣梅，胡继英，王晓阑，周殿军

家畜冻伤的预防与治疗李长林，王欣国

成年产茸鹿黄曲霉毒素中毒的诊治报告王占文，王玉珍，刘传达，张申波，易志国，林秀

第4篇：畜牧业发展前景报告范文

9月30日，县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张耀华副县长所作的《关于全县规模健康养殖情况的报告》，会议对报告进行了满意度测评，测评结果为满意。

会议认为，近年来，县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加大对规模养殖业的扶持力度，狠抓规模养殖项目建设，提供优质保障服务，使我县规模养殖得到长足发展，养殖的标准化程度明显提高，尤其是政府的引导扶持、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全新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健全的服务保障体系，确保了全县规模养殖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

会议指出，我县规模养殖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如品牌意识不强、产业链条不长、现代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制约着我县规模养殖业的进一步发展。对此，常委会提出以下建议和意见：

一、提高品牌意识，进一步增强抢占畜禽产品市场的能力。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养殖企业的品牌意识，制定扶持奖励政策，积极引导和支持有条件的规模养殖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引进先进技术，积极创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品牌，力争在三至五年内推出一批质量好、信誉高、影响大的名牌畜禽产品，提升市场竞争能力。

二、大力推进养殖产业化，进一步提高畜牧业的经济效益。要坚持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坚持畜牧产业化这个主题，扶持和帮助一批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管理水平、较强经济实力、良好市场前景的畜禽养殖企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向循环经济迈进，拉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

第5篇：畜牧业发展前景报告范文

一、项目摘要

1、项目名称：__市__区无公害达兰配套系

优良品种猪开发

2、项目性质：新建

3、项目申报单位：__区畜牧管理局法人代表：谷振峰

4、项目建设单位：__区高桥佳荷种猪繁育中心

5、建设内容：建设1个达兰配套系种猪繁育场和100个百头规模无公害标准化科技示范场。

6、品种开发与技术应用：

（1）国外达兰配套系优良品种引进与开发。

（2）无公害猪标准化技术应用及推广。

7、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项目完成后，商品猪瘦肉率将提升10个百分点，达65%；经产母猪胎次仔猪成活提高1头，胎次平均成活仔猪9.5头，项目达产后年为社会提供达兰配套系种猪1万头，优质商品猪开发10万头，创产值10500万元，利润2700万元。

二、项目提出的目的及意义

__区是__市畜牧业强县，是__商品猪生产的重要产地。20__年全区肉蛋奶产量达18万吨，畜牧业产值实现12亿元。养猪业是__区畜牧业中最大的优势产业。是畜牧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20__年全区生猪饲养量将达到55万头，农民人均养猪实现1.7头。尽管__区生猪生产实现了规模数量的急度扩张，然而与国内外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良种化水平低，种猪亲本性不纯，二元杂交母猪血统混杂，三元瘦肉型猪杂交改良优势不明显，无公害标准化技术应用不到位，全区尚无养猪企业通过无公害商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建设该项目就是在这样背景下提出来的。实施该项目，通过引进芬兰达兰国内外著名优良品种种猪，建立达兰配套系种猪繁育场，应用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技术，生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瘦肉型商品猪，使我区母猪繁育性能、商品猪胴体标准等主要技术指标处于国内外先进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实施该项目，项目建设单位从事商品猪生产多年，法人代表具有管理经验、企业资金积累多年，实力雄厚，现有中、高级畜牧兽医师8名，承担项目具有明显优势。实施该项目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是提高我区生猪整体水平的需要，是振兴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是现实要求，战略选择。

三、与项目相关的国内外发展概况及市场需求分析

项目产品为达兰配套系纯种及优质商品猪。猪肉一直是国人喜爱的动物性食品。随着全面建设小康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猪肉这一动物性食品市场需求量将不断增长，特别是无公害优质安全猪肉更为消费者喜爱。据不完全统计，__区每年商品猪消费量20万头，__市年消费量约100万头。我市为关外第一市，__区与__市同城，北京、天津、唐山每年从我省调运500万头，我区乃至我市每年外销50万头，__区15万头左右，项目产品市场前景相当广阔。

达兰配套系猪，品质高、肉质鲜嫩，产品质量在国内外竞争有实力，我区属半农牧区，地处农牧交错带，具有廉价劳动力和丰实的饲料，产品成本低，产品出口实力强劲，预测实施该项目，我区优质商品猪市场占有份额将提升10%，国内市场占有率将明显增长。

四、主要攻关内容及技术路线

（一）攻关内容

1、建立种猪场，引进荷兰配套系种猪500头，进行纯种繁育。

2、建立100个百头规模无公害标准化科技示范场。

（二）技术路线

引进荷兰达兰配套系种猪，采用高床母猪规范化饲养管理技术，猪人工授精技术，仔猪保育技术，生产纯种达兰配套系种猪提供给农户，成立__区养猪合作社，通过淘汰更新省质猪，为达兰配套系优良品种，开展级进杂交，采用无公害标准化技术，生产优质商品猪。

（三）国内外发展现状：

目前国内外生猪生产向优质高效安全方面发展，无公害商品猪生产为现今社会总发展趋势。__区生猪生产水平低，现商品猪瘦肉率仅为57%，实施项目后，我区生产的优质商品猪生产水平将与国内外发达地区水平均等，瘦肉率达67%；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将通过无公害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生产安全、优质、高效商品猪。

（四）项目目前进展情况：

为实施该项目，项目建设单位__区佳荷种猪繁育中心，在__区高桥镇季屯村，兴建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的种猪场，截止目前企业注入资金135.7万元，建设了6栋2200平方米办公室，饲料车间等，建设了8000平方米标准保温猪舍，配置了供水、供电、饲料加工等设施设备，并引进达兰配套系种猪108头，又与中荷农业部——北京畜牧示范培训中心合作，为技术委托单位，种猪场现存栏猪850头。

五、申请单位现有工作基础和条件

（一）单位基本情况及企业发展思路

1、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__区佳荷种猪繁育中心

地址：__区高桥镇季屯村

注册时间：20__年10月11日

注册资金：40万元

登记注册类型：个体

2、企业发展思路

建立万头规模种猪繁育场，存栏达兰配套系种猪500头，其中：公猪50头，母猪450头。建立100个百头规模无公害标准化科技示范场，建立10万头无公害商品猪生产基地。

（二）研究开发能力

申报单位__区畜牧管理局承担过国家商品瘦肉型猪基地县（区）建设项目和多类省、市级农业科技项目以及国家“星火计划”项目，全区现有畜牧兽医科技人员328名，其中中高级畜牧兽医师39名。项目建设单位现有科技人员8名，其中兽医师4名，畜牧师4名，具备项目研究开发能力、资质和水平。

（三）财务和生产经营管理状况

建设单位财务、经济和管理及运行状况好，全年8月以来，企业总资产132.7万元，无负债，销售收入63万元，利润6.4万元。

六、申请人基本条件

项目负责人谷振峰，沈阳农业

大学畜牧专业，从事畜牧行政管理工作10余年，懂经营、会管理，现任__区畜牧管理局局长。课题组承担人员：

郭志东__区畜牧管理局副局长兽医师

高辉__区畜牧管理局业务股股长兽医师

刘莹__区畜牧管理局业务股科员畜牧师

陈杰克__区兽医站站长兽医师

李学信__区动检站长兽医师

金玉霞__区技术推广站畜牧师

张立东__区技术推广站畜牧师

项目负责人及课题组人员承担过国家瘦肉型商品猪基地县（区）建设项目，实施过高床母猪繁育技术应用推广和猪人工授精技术应用，开展三元瘦肉型猪品种开发。

七、进度安排和实施方案

（一）建设安排

20__年1月—6月，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引进优良品种500头。

20__年7月11日，开展良种繁育，实行无公害标准化饲养管理技术示范推广。

20__年12月，项目总结、验收。

（二）项目运行机制

成立项目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区畜牧局局长任组长，成员由项目区乡镇领导担任。领导小组负责项目发展，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成立项目技术指导组，组长由畜牧局副局长担任、区防疫站、检疫站、畜牧技术推广站及有关乡镇畜牧站科技人才组成，重点解决项目遇到的技术问题，并依托中荷农业部——北京畜牧示范中心。

八、预期成果和考核目标

1、目标：项目完成时，年为社会提供选育后达兰配套系种猪5000头，为社会提供瘦肉率65%以上商品猪10万头。

2、经济指标：项目完成时，繁育场年出栏1万头种猪，销售收入1500万元，实现利润700万元，100个百头猪场和基地年出栏10万头，销售收入9000万元，实现利润20__万元。项目总利润2700万元。

3、技术质量指标：育肥期三个月100kg，年均日增长920g，背膘厚11.2-12.3公分，瘦肉率达65%以上，母猪产活仔数9.5头。执行无公害商品猪生产国家标准，通过省级无公害高产产地认定。

4、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对比与分析：

项目

时间

日增重

瘦肉率

母猪胎次产活仔数

项目实施前

750g

55%

8.5头

项目实施后

920g

65%

9.5头

九、推广及应用前景

__市__区无公害达兰配套系优良品种猪开发建设项目，是__区20__年新上的农业科技重点项目。实施该项目，兴建达兰母猪繁育场，是__区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落实省政府实施辽西北地区开发，实施省畜牧业倍增计划的一项重大举措。项目由__区高桥佳荷种猪繁育中心承建，法人代表目前已注入部分资金，投资兴建和修缮了标准保温猪舍、办公服务区及部分配套设施，项目建设现已具有一定基础。

实施该项目，把优良种猪引进项目区，通过纯种繁育，杂交改良实验，并组装先进的生猪无公害标准化饲养管理技术，必将带动__区乃至辽西地区生猪业发展，实现农民科技增收。

实施该项目，符合国家农业产业发展规划，符合国家扶持的农业科技政策，符合__区禀赋资源，符合大众愿望。

__区地处半农牧区，有丰富的饲料资源，水质充足，地下水纯净，气候温和、阳光充沛，交通便利，非常适合项目建设。项目设计合理，方案可行，应用技术先进，能够获得较显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项目总投资1182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982万元，流动资金投资300万元。项目建成后，年创产值10500万元，实现利润2700万元，项目区农民人均纯收入200元，增加就业人数5000人。项目达产后，2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该项目是一个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农业科技推广项目。

十、项目风险分析：

1、投资盈亏平衡。经测算，饲养450头基础母猪，胎次仔猪成活9.5头计算，达兰纯种猪市场平均价格750元既可保本。按现市场销售价算，母猪1500元/头，胎次仔猪成活4头也可保本。

2、风险分析。此项目从财务角度分析是极为可行的。影响投资效果的风险因素主要是疾病。只要通过加强防疫工作，完全可避免风险。因此，项目投资比较安全。

十一、投资概算及来源

项目总投资1182万元

1、建筑工程费527万元

100个百头猪场改建猪舍5000㎡200万元

标准保温种公猪舍500㎡1万元

标准保温种母猪舍4200㎡84万元

标准保温育成猪舍20__㎡124万元

分娩车间900㎡18万元

标准保温仔猪舍1600㎡32万元

饲料加工间56㎡7.8万元

饲料库200㎡10万元

水房24㎡1.2万元

人工授精室40㎡2万元

兽医化验室20㎡1万元

深井2眼1万元

办公室300㎡15万元

门卫、食堂、宿舍300㎡15万元

地下水电管路1500延长米9万元

院墙600延长米6万元

2、设备购置费50万元

母猪分娩库200个20万元

仔猪保育库180个14.4万元

饲料粉碎机1台0.6万元

兽医化验器材、设备1套2万元

人工授精器材、设备0.5万元

供水设施设备5万元

供电设施设备5万元

饲料车50台1万元

锅炉1台1.5万元

3、引进种猪、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295万元

购置场地30亩15万元

引进种公猪50头25万元

引进种母猪400头225万元

人工授精、无公害标准饲养管理技术2项20万元

人员培训20__人10万元

4、不可预见费10万

元5、饲料周转资金300万元

项目资金筹措

1、自筹827万元；

2、银行贷款300万元；

3、科三费55万元，科三费主要用于达兰配套系种公猪引进25万元，无公害标准饲养管理技术应用20万元，人员培训10万元。

十二、申报材料附件清单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资产负债、损益表

3、出口畜禽饲养场备案证书

4、中荷农业部——北京畜牧培训示范中心证明

5、达兰配套系种猪引种证明

6、种畜禽合格证

7、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8、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标准通知书

9、动物防疫合格证

10、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11、北京三元集团动物疫病诊断（检测）报告书

12、课题组职称证书复印件

13、达兰猪简介

第6篇：畜牧业发展前景报告范文

秸秆不同处理方法饲养山羊对比试验张作仁，后家根，王学能，陈林，杨太根，张运平，毛德柱

绿壳蛋鸡与褐壳蛋鸡养殖效益比较试验谢章学，陶云荷，蒋义明，廖文远，周寿齐

推广种草养畜加快畜牧业发展宋秀钿

关于七彩山鸡生产成本的调查陶宏年

牛的胚胎移植王洪宝，韩永胜，梁坤，李同豹

农村养鸡应激的产生原因及防制措施赵云焕

仔猪断奶的方法薛志成

杜长太生猪经济杂交模式在竹溪县应用效果分析王兴春，段罗成

猪酒糟中毒的综合防制张勤

仔猪水肿病的防治技术俞志成

鸡传染性支气管炎合并大肠杆菌感染诊治报告熊金洲，魏德先，戴猛，江虹

母猪瘫痪的病因与防治刘忠琛

肉鸡肾型、腺胃型传染性支气管炎混合感染的诊治王琴，周曰朋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诊治徐贤君，万德志

仔猪猪瘟免疫的适宜日龄与剂量浅析李志强

猪苦楝子中毒的诊治汪传全

一起马浑睛虫的病例报告张喜春，高明，刘东

仔猪黄痢病的综合防治黄海涛，李娟，刘佳

荆门市饲料工业现状与对策隗德合

种用鹧鸪养殖技术丁卫星

獭兔的冬季饲养管理技术刘忠琛

自拟蜜冰矾磺苏膏治疗牛口炎的体会石德立，刘定富，张耀全

盐酸山莨菪碱注射液在兽医临床上的应用杨广忠，杨春连

冬防猪便秘江涛

鲜橘叶治疗牛支气管炎廖厚祥，隗寿廷，张玲

冬季养牛三法龙可

初产母猪死胎的防治薛志成

黄牛缠筋穴的临床应用李开权

新时期乡镇畜牧兽医培训工作的几点体会向富勇

关于加快山区畜牧业产业化进程的思考张作仁，曹钟鑫

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伊维菌素注射液的含量刘群，卢芳，艾青，徐东萍

推进山羊产业化的十大体系建设向隆寿，彭陆华

生猪定点屠宰亟需规范管理黄高明，蒋皓，朱素琴

采取综合措施提高种鸡育雏期的成活率王晓明，王定发，范友年

十堰市实施"放心肉”工程的做法及成效李观题

湖北红鸡生产性能观察谢章学，廖文远，陶云荷，吴新合

蛋鸡养殖的环境控制刘忠琛，王秀珍

仔猪白痢病的诊治王永新，董选梅

三十例犬肺炎的诊治杨国亮

犬梨形虫病及其防制湖北畜牧兽医 姜凤华，田立波，于庆祥，张秉耀

鸡二次感染法氏囊病的诊治报告龚大春，何会时，王高山

僵猪的防治方法周广泰，田海燕，刘永辉

樱桃谷种鸭群肌胃溃烂的发生及其防制尹定良

肉雏鸡曲霉菌病的诊治王琴

青饲料喂兔效益高张广智

适用于饲料添加剂的中药剂型施秀萍

猪的优良青饲料——芭蕉的栽培及采喂技术湖北畜牧兽医 夏家超

新型高蛋白牧草——鲁梅克斯K-1杂交酸模刘建秀

褐马鸡的疾病防治刘冰许，赵文珍

牛红眼病的简便治疗薛志成

益母草在产科中的应用赵从民

大蒜治兔病验方孙书静

根据皮肤与淋巴的变化判断病变性质柯国安

雨季要防牛羊腐蹄病孙永泰

中西医结合治疗犬病毒性腹泻效果好戴书林

蜜蜂中毒的救治王曙光

中西医结合治疗耕牛原发性膀胱炎一例张浩

自制冰茶药解救牛中暑付高新，熊兴华

放鸭小经验金玉松

发展畜牧生产振兴民族经济田弟龙，TianDilong

推进通城县生猪产业化建设的思考徐三平

提高农户二元母猪繁殖力方法与措施李国富

蛋鸭的养殖技术探讨刘定富，石德立

提高波尔山羊羔羊成活率的措施梅俊，祁明德

怎样养好肉狗赵从民

种鸡引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刘长城

规模化山羊场疫病免疫程序及驱虫措施李复中，肖后军，郭安国，李勇

推行防疫耳标制度的效果黄高明

猪发生饲料中毒的病例报道马明筠

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的诊治周立印，赵龙江，周鲁

肥育猪驱虫效果对比试验汪传全

畜禽口服补液盐治疗犬病临床效果观察赵青松，陈光源，刘发志，ZhaoQingsong，ChenGuangyuan，LiuFazhi

鸡啄癖的诊断与防制黄立，HuangLi

仔猪白痢的综合诊治赵永志

当好乡镇畜牧兽医站站长之我见鲁志鹏

大悟县乡镇畜牧兽医站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严金火，徐东峰HtTp://

通城县实施畜牧兽医“绿色证书”工程的做法及成效湖北畜牧兽医 吴平波

家畜定点屠宰场检疫员“三轨”管理制度谢续权

养猪场谨防伪狂犬病张晓东

猪喘气病继发典型猪瘟一例张安民

“野猪”仔猪黄痢病的综合防治俞志成

红心蛋研究进展龙良启，李昌桂，戴汉川

用糙米、小麦代替玉米饲喂瘦肉猪的试验谢章学，陶云荷，蒋义明，廖文远，陈泳

对武汉市新洲区良种蛋鸡产业化发展的思考漆维成，徐才木，雷火清

加强兽用疫苗管理的几点措施蔡双双，马明筠，全英华

兽药市场监督管理中应注意的几个关系曹伟志

调整畜牧业结构大力推行秸秆养畜姚中国，符永葆，谢厚乐

竹溪县推广肉山羊综合生产配套技术的效果初报王兴春，李晓峰，陈明新

提高母鸡冬春季产蛋率十法李连任

冬季如何使奶牛产奶量不下降王文召

农户提高养羊效益的措施罗平

电针关元和胃俞穴治疗猪少食或不食症的疗效观察刘万钧

一起鸭的巴氏杆菌病的诊治张荣兵

鸡白痢与球虫病混合感染的诊治徐东萍，董政

波尔山羊肾炎的治疗体会梅俊，熊家军，刘万钧

中西医结合治疗仔猪水肿病刘庭玉，罗文学，王春光，张铁

奶牛前后盘吸虫病的诊治徐引弟，宋念华，李复中，刘恩勇，秦为勋，张厚芝

雏驼鸟大肠杆菌病的鉴定和防治报告熊金洲，戴猛

发展牧草生产在畜牧业中的重要性及措施曾德芳，姜斌

鱼用型优质高产饲粮兼用新品种——杂交狼尾草冯蕊华

倍克菌治疗仔猪黄白痢有特效梁大明，漆

犬恶丝虫与细小病毒混合感染的诊治湖北畜牧兽医 侯洪烈

20种特种畜禽的开发前景

畜禽免疫失败的原因及预防桂军林

牲畜安全越冬管理措施周祖涛，刘俊涛

食醋在兽医临床上的应用孙永泰

识别鸽龄的"七看"法赵锦斌，周广泰，周志强

中西医结合治疗种鸭眼结膜角膜炎尹定良，曾晓红，李泽民

猪水肿抗毒注射液治疗仔猪水肿病张国红

倍克菌对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的临诊疗效观察张玉山

止痢金刚注射液治疗仔猪黄白痢张国红

两例猫难产的诊治徐国胜

仔猪腹泻的防治严静

肉鸡传染性关节炎的诊治王元光，王德义，邢润红，董以爱，刘长太，丁培君

产蛋鸡白痢病的诊治孙书静

肉鸡大肠杆菌性蜂窝组织炎的检验湖北畜牧兽医 王军，许益民

一例奶山羊附红细胞体病的诊治赵俊龙，李永阁

武汉地区草坪主要杂草调查及其防除吴新江，徐泓

应用板蓝根加安痛定治疗猪食盐中毒薛志成

夏季应慎用的饲料添加剂施秀萍

我国的野猪资源及其开发利用初探程泽信，李助南，李恒德，汪志国，张桥

两例土杂鸡啄肛癖的诊治刘友木

第7篇：畜牧业发展前景报告范文

生态学家方精云有一个宏伟而颇具诗意的设想：把90%以上的草地都“圈”起来养着，只开垦剩下不足10%的耕地，种出优质的饲草，一方面喂饱牛羊，进而丰富人们餐桌上的肉类食物；另一方面保护绝大部分的天然草地，或能再现“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并非痴人说梦。这位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植物所所长已经将这一想法写成报告，呈交国务院。在报告中，方精云率先提出“草牧业”――即在传统畜牧业和草业基础上提升的现代化生态草畜产业的理念。他希望通过这一理念的计划实施，从根本上回答“要生产效益还是要生态文明”这一难题，解决草畜矛盾问题。

如今，这个被称作“生态草牧业试验区”的解决方案，已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落地：由方精云领衔的中科院22个研究所、近200名科研人员，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提供的上万亩草地上研发实践，科研国家队和农业国家队联手，共同开垦着这块位于我国北方草原上的农业结构试验田。

警钟敲响 ：约90%的草地在日益退化

事实上，方精云提出这一设想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大命题，即关乎民以食为天的农业结构问题。

根据统计，2003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不断攀升，至2015年已实现了“十二连增”，粮食总产量从4.3亿吨/年增长至6.2亿吨/年，增长了44%。

然而，粮食“十二连增”背后的社会经济问题却日益凸显。方精云说：一是国产粮成本居高不下，进口粮不断增加；二是粮食库存超负荷，难以消化；三是粮价下跌，种粮户收入减少；四是养殖需求攀升，饲料用粮缺口增加；五是劳动密集、资源粗放的粮食生产不可持续。

以“养殖需求增加，饲料用粮不足”为例，方精云说，由于国内的粮食生产主要面向居民口粮，因此，尽管粮食不断增产，饲料用粮仍面临着巨大缺口，已出现了将粮食作物用作饲料的情况。

换句话说，给人吃的“口粮”够了，但给牲口吃的“饲粮”还远远不够，而后者则影响着给人吃的牛肉和羊肉。“现在基本不缺口粮，但老百姓对肉类食物，尤其是优质肉类食物的需求还很旺盛。”方精云说。

他介绍，国内粮食生产的高成本显著提升了饲料的价格，饲料行业大量进口饲料玉米、苜蓿干草以及干酒糟等玉米替代原料，进一步抑制了库存粮食的消化。

从深层次来看，这些问题是我国农业结构长期失衡的集中体现。具体到草产业，则是缺乏草产业体系，畜牧业发展水平低下。方精云列举了两组数据――

第一组数据是，我国当前的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种植业，畜牧业发展水平不高，仅占农业总产值30%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畜牧业产值均占50%以上。其主要原因是当前我国没有形成草产业体系。发达国家的集约化人工草地和饲料地占耕地总面积的20%-40%，而我国不足5%，只能依赖于农区的粮食发展畜牧业。

第二组数据是，我国拥有草原、草甸、草丛等各类草地约60亿亩，占国土面积42%，理应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发挥重大作用。但长期以来，我国缺乏科学合理的草地管理体系，草业甚至没有被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

由于不合理利用，草地退化严重，载畜量不断下降。据统计，我国约90%的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

方精云说，要改变这些问题，必须转变思路，大力推进农业结构的优化。而要解决我国饲草料短缺的问题，必须改变农业种植结构，建设集约化人工草地，增加饲草在种植业中的比重。

科学与技术在草原上齐飞

草牧业理念应运而生。方精云介绍，2010年以前，他所在的中科院植物所便开展了大量的草地基础研究和小面积的试验示范，对草地的生态功能和生产功能进行了分析和测算。

草牧业是以草（牧草或饲草）为基础的畜牧业，可以粗略地理解成是草业和畜牧业的合成词。从生产功能上讲，草是牧的物质基础，牧是草的出口；从生态学角度讲，草牧业在强调草地生态与草产业的同时，更关注草地的生态功能和生产功能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

2015年3月，呼伦贝尔生态草牧业试验区建设启动。自此，一系列与此相关的科学与技术开始在草原上崭露头角。

在试验区，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昆虫病毒学研究组组长秦启联正在特泥河农场上放飞一台无人机，其中携带的赤眼蜂是目前国内外应用范围最广、使用面积最大的天敌生物农药。

在数十公里之外的呼伦贝尔农垦总部，中科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王儒敬则展示着其牵头研制的农牧业生产指挥决策管理系统，这一系统被称作整个试验田的“指挥官”――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能检测等手段，针对不同地块“对症下药”。他介绍，该系统将根据采集到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气象记录、表层土壤肥力分布、土壤墒情、作物病虫害、作物长势等农业大数据，有针对性地给地块“开处方”，做到精准施肥，精准应对病虫害，科学规划作物种植规模、比例和分布等。

期待重现“风吹草低见牛羊”

作为科学家，潘庆民却有着诗人一般的人文关怀，在整个试验区的任务分工中，这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负责的是“天然草恢复与合理利用板块”，即通过科技手段，重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他说，近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草原生态环境治理，但“局部好转，总体恶化”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原因很简单，草原牧区仍一直沿袭着传统的掠夺式草地畜牧业经营模式。其特点是：放牧场连年超载放牧，打草场连年刈割，片面追求草地的生产功能，忽视其生态功能，不断地从草原上索取而没有回补。

如此，草原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出现了问题，导致生物多样性降低，进而显著地削弱了草原的自我修复能力――在冬春时节，雪大的年份往往就演变成“白灾”，雪小的年份就会发生“黑灾”。

潘庆民开的“药方”是“一休、二轮、三调、四补”。一休是指季节性休牧，主要包括春季休牧和秋季休牧。他说，春季休牧是让牧草能够很好地返青，进入快速生长期，秋季休牧是让牧草能够大量结出果实，种子能够入土，以补充土壤种子库。二轮是指放牧场的牧刈轮替和打草场的分区轮刈。三调和四补是草地恢复和改良的集成技术。根据生态草牧业试验区的结果，通过一个生长季的改良，草地生产力由46公斤/亩提高到161公斤/亩，优质牧草羊草的比例由10%提高到50%-80%。

第8篇：畜牧业发展前景报告范文

关键词： 历史时期 草原民族 游牧方式

欧亚大陆中部从中国大兴安岭东西两侧到欧洲多瑙河沿岸，被一条绵延万里的草原覆盖。这条草原地带位于欧亚大陆的深处，无论太平洋上南来的风，还是北冰洋上吹来的水，都难以到达这里，干旱少雨成为这里基本的自然地理特征。草原上除少数几块靠高山冰雪融水与穿行于大陆腹地的河流滋润的绿洲外，绝大部分地区不适于农业开垦，长期以来这里只能作为羊、马、牛、驼的牧地，为游牧人所拥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草原为生，逐水草而居，历经数千年营造了独特的游牧方式与草原文化。

历史上活动在中国境内、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草原民族虽然代有更迭，但这些民族的游牧方式却几乎是共同的，从匈奴人、突厥人到蒙古人既走着由草原民族一一游牧帝国一一世界征服者的道路，也依托草原随阳而迁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因此游牧不但是草原民族基本的经济生活方式，也是认识草原社会的途径之一。本文即本着这样的基点，依托各类文献记载与社会调查，探讨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

匈奴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草原游牧民族，其发展与生活方式均是在草原环境背景下形成的。《汉书。匈奴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段记载虽然简单，却记述了匈奴人游牧生活的基本特点。"逐水草迁徙"是游牧生活的主要环节，草原生态的自然特征决定了草原载畜量的有限性，因为没有哪一片草场经得起长期放牧，因此当游牧业一经产生就与移动性生活相伴而行。为了追寻水草丰美的草场，游牧社会中人与牲畜均作定期迁移，这种迁移既有冬夏之间季节性牧场的变更，也有同一季节内水草营地的选择。在匈奴人"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涯中，还表现了另一个特点，这就是"各有分地"。从表面上看游牧社会的随阳而迁是空间上的无序行为，实际上无论家庭还是部族都"各有分地"，在他们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已经通过习惯与利益的认同，形成固定的牧场分割。虽然草原民族不像农耕民族常年束缚在小块土地上，但无论是"逐水草迁徙"，还是"各有分地"亦都将他们的生活与土地联系在一起，故当东胡人向冒顿单于索宝马、索爱妾时，单于均予之，惟索及瓯脱外弃地时，单于怒道："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人．"遂东袭东胡，获胜而归①a。由此可见，"逐水草迁徙"与"各有分地"是可以代表游牧方式的基本环节，本文将从这两方面人手，对历史时期草原民族的游牧方式进行探讨。

由于游牧生活的流动性以及与定居农耕生活的文化隔膜，因此有关历史时期游牧生活的记载不但有限，而且非常笼统，单纯依靠点滴的文献记载很难形成对游牧方式较清楚的认识，因此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入其它类型资料就显得十分必要。我在对东北民族研究中，发现包括游牧民族在内的非农耕民族经济生活方式有很强的稳定性，在自然环境没发生根本改变，也没有受到异质文化冲击的背景下，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一般不会变化，惯有的生活与文化习俗会稳定、不变地持续下去①b。正由于这样的原因，草原游牧生活以大体相似的方式持续数千年，直至20世纪中期以前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游牧方式，因此在这一时代之前留下来的西方人旅行记与包括满铁调查在内的各类草原社会调查，均成为充实、丰满传统历史文献的基本资料。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探讨本文所及问题时，以传统历史文献为基点，同时引入19世纪以来西方人行纪以及20世纪初各类草原社会调查，力图达到认识草原游牧方式的目的。

一、游牧方式一一逐水草而居

逐水草而居是草原民族的基本生产与生存方式，这一点在各类历史文献中留下了清楚的记载，从表1可以看出历史上活动在中国境内各主要草原民族在这一基本问题的共同性。

表l 主要草原民族与游牧方式

民族 资料内容 资料出处

匈奴 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乌桓 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 《后汉书》卷90《乌桓传》

鲜卑 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 《魏书》卷1《序纪一》

吐谷浑 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

突厥 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褐。 《北史》卷99〈突厥传〉

回纥 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吐蕃 其畜牧，逐水草无常所。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

契丹 逐寒暑，随水草畜牧。 《北史》卷94《契丹传》

奚 随逐水草，颇同突厥。 〈北史〉卷94〈奚传〉

蒙古 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 〈元史〉卷100《兵志三》

逐水草而居是牧人对草原生态环境的适应方式，而环境适应又与资源特性直接相关，草原虽然属于可再生资源，但没有任何一个牧场经得起长期放牧，若要保证在草原生态背景下被牲畜啃食过的牧草能够及时恢复，保证草原上牧放的牲畜能够繁衍不断，必须适时转移放牧地，追寻丰盛的牧场驻牧，在游牧中满足牲畜对草、对水的需求，牧人对牲畜的需求。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逐水草而居不仅包含牲畜对牧场因时而动的选择，也包含了在不同环境背景下各类草场的利用特征。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以及各类西人行纪与民族学、社会学调查，以逐水草而居为代表的游牧生活包括划定季节牧场、规定游牧路线等基本环节，此两者之间既有不同的含义，又是那么相辅相成。

(一)划定季节牧场

牧人划定季节牧场，一般需要满足两个原则，其一为保证牧场有良好的再生能力，且植物成分不被破坏；第二为饮水条件以及牧草生长状况可以满足季节要求。在这样的基本原则之下，草场的自然地形、气候条件、水源情况、牧草生长状况以及饲养管理条件等草场利用的季节适应性也往往对于划分牧场起着重要作用。一般在上述原则的控制下，根据牧场自然环境不同，可以分为四季营地、三季营地以及两季营地。

营地指牲畜集中放牧的地方，是牧人对放牧场的惯称。四季营地一般将放牧场划分为春营地、夏营地、秋营地和冬营地，随季节更替，顺序轮换放牧。中国北方春营地的利用时间较长，这时正值牲畜体弱且接春羔时期，为此往往将放牧地选在向阳开阔、植物萌发早，且有当日或隔日饮水条件的地方；夏营地多选在地势高爽、通风防蚊，牧草种类有利于抓膘的草场；秋营地往往选在开阔的川地或滩地；冬营地利用时间较长，一般选在向阳背风，牧草保存良好的草场。有条件形成四季营地的草场往往面积宽裕，植被覆盖度大，水源丰富。据满铁调查部《呼伦贝尔畜产事情》调查，一部分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蒙古人实行四季营地，一年中随着春、夏、秋、冬季节转化，进行4次大迁移，由于呼伦贝尔春、秋两季很短，人们也常把一年看成夏、冬两季，夏、冬两季放牧地的选择就显得十分重要，夏季放牧地往往接近水源，牧草丰富，且处于放牧圈最北端，而冬季放牧地则更强调气温，一般选在放牧圈内最暖的地方即最南端，!司时又是降雪最少的地方。确定了营地，蒙古人春夏秋冬四季放牧，过着游牧生活，每年只要不发生特殊事件，就按照一定的时期，在特定的圈内移动①c。

三季营地一般将牧场划分为冬春营地、夏营地以及秋营地，除上述形式，也有夏秋为一季牧场的情况。满铁调查指出扎鲁特旗、阿尔科尔沁旗部分牧民就采取三季营地的游牧形式，每年4、5月开始向北迁移，大约用两三天时间，到达北面70多里的平原，从这里再次向北迁至霍林河附近渡过夏季；9月逐渐移向冬营地，来年4、5月的时候又回到春营地②c。两季营地往往将牧场划为冬春营地与夏秋营地，基于自然条件中国许多牧场都采取两季营地形式，冬春营地多选择草高、避风，并靠近定居点的草场，而夏秋营地则选在丘陵、岗地或开阔平原。生活在阿鲁科尔沁旗的牧民一股将牧场分为冬营、夏营地，夏营地选在水草丰美的地方，一般在放牧区北边；冬营地则选在降雪较少的地方，一般在南面。每年从旧历5月开始牧民即由冬营地逐渐向北移动，7-8月到了北面60多里地的昆都伦，从9月开始又逐渐向南移动，10月回到冬营地附近的山丘地带，11月进入冬营地的山洼洼，一直到次年4月都在这里渡过③c。在天山、昆仑山一带放牧的牧民，也多采取两季营地，由于山下平原、河谷与山上气温相差很大，这里的牧民一般将夏营地选在凉而风爽的山上，冬营地则安置在山下背风、向阳之处。19世纪中期俄国学者谢苗诺夫记载在伊犁河以南游牧的阿特班部落中一个氏族冬夏营地的情况，这个氏族夏营地在外伊犁阿拉套南部凉爽的高山地带；冬营地则选在外伊犁阿拉套幽深的山谷①d。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非山地地带冬营地一般多选在放牧地的南部，但因牧场的环境不同，有时也有特殊情况。《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指出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牧民对于冬营地的选择更侧重于是否容易采集牧草，而朝向如何则显得不那么重要。晚冬、早春时节，牧场南面由于日光照射，残雪表面有一小部分融雪，晚间降温后，立刻结冰，雪质坚硬，采草困难；而北面雪较松软，在北风的吹动下，容易散掉，采草便利，反倒有很多人家，特别汇集到丘陵北面。②d

因寒暑而变转换季节牧场，是历史时期草原民族通行的逐水草游牧方式，各类历史文献均有所反映。如《汉书·西域传》载："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康居为西汉时期居于楚河流域的草原民族，对于此段引文，颜师古注曰："王每冬寒夏暑，则徙别居不一处。"进一步肯定了康居人因季节不同而迁徙牧场的现象。《魏书．西域传》载："嚈哒国……无城邑，依随水草，以毡为屋，夏迁凉土，冬逐暖处。"《辽史．兵卫志》中记述了契丹人’’顺寒暑，逐水草畜牧"，《辽史·营卫志》有五院部"大王及都监春夏居五部院之侧，秋冬居羊门甸"。六院部"大王及都监春夏居泰德泉之北，秋冬居独庐金"。《元史．兵志》记述了蒙古人"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元人王恽留下了类似的记载：蒙古牧人"遇夏则就高寒之地，至冬则趋阳暖薪水易得之处以避之……逐水草便畜牧而已。③d"马可波罗也记述了这样的现象，他说："鞑靼冬居平原，气候温和而水草丰肥，足以畜牧之地。夏居冷地，地在山中或山谷之内，有水、林、牧场之处。④d"13世纪进入蒙古草原的西方传教士鲁木鲁乞记载了同样的游牧方式，他写道：鞑靶人没有固定的住处，"冬季他们到南方较温暖的地区：夏季到北方较寒冷的地方。冬季他们把牛羊赶到没有水的地方放牧，这时那里有雪，雪就可以供给他们水。⑤d"

在牧人的游牧生涯中，季节营地的选择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在每一季营地驻牧期间，牧人也要根据草场与牲畜状况，做多次迁移。如生活在呼伦贝尔的蒙古人虽然实行四季营地，每年进行4次大的迁移，但在这各个营地的驻牧期间，还要在附近作短距离的小范围移动⑥d。草原上有各种移动循环，一些取决于地理环境，一些则与牧放的牲畜有关。一些部落移动得很远，一些一年只移动几十里；有的牧地包括好草与坏草，有的完全处在干瘠的草原上。畜牧学家一般将某一牧场在放牧季节内可以放牧利用的次数称为放牧频率，放牧频率依牧草的再生能力而定，再生能力强的放牧频率高；反之放牧频率低。放牧频率一般为牧草再生次数加1，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牧草在生长季节内一般可再生2-3次，放牧频率可达3-4次；荒漠地区一般只能再生一次，放牧频率为2⑦d。因此在放牧频率越低的草场，牧民迁移的次数越多；反之，则迁移次数少。

游牧生活中的迁移，有时也与牲畜种类有关，羊和骆驼在潮湿的牧地生长不好；石灰质的土壤对马有利；含盐的土却适宜于骆驼；山羊、绵羊啃草能力很强，一直可以吃到草根，因此牛、马吃过的草地可以继续牧羊，而羊刚吃过的地方却不能再牧放任何牲畜了。游牧频率不仅与牲畜种类相关，有时也受民族的社会生活习俗影响，民国年间的一些调查证明，甘青地带的藏民、蒙民同样均为草原民族，但两者的社会家庭组织不同，移动的便利程度也不一样。藏人的帐篷，组织粗陋，架设简单，质量甚轻，容积亦小，故便于移动。蒙古包则不然，组织精致，架设繁杂，质量甚重，容积亦大，不便于移动，因此蒙人家庭的移动不如藏人便利。为此藏人游牧某地，牧草将尽未尽之时，仅用数头牛或马，即可携带家用移于另一优良牧草地方，牧草恢复得快，草场也优于蒙人牧地。而蒙人移动须用数量可观的骆驼或牛马，且其家庭组织非常复杂，移动困难，故蒙民所住的地方，几无草可牧，处于过牧状态①e。由于迁移直接关系到草原生态环境，关系到牲畜的生长繁衍，因此在游牧业中移动权比居住权更重要，移动性越强，对于保持草原生态环境越有利，对于牲畜的生长繁衍越有利。

历史上活动在中国境内的草原民族很多，契丹人就是其中之一，与其它草原民族一样过着逐水草的游动生活。契丹历史中出现的斡鲁朵与捺钵制度就是游牧生活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中的反映。《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一书的作者杨若薇通过对斡鲁朵制度的研究，指出斡鲁朵是当朝皇帝与过世皇帝的宫帐，同时也是辽王朝的政治核心，与契丹人的游牧生活吻合，诸斡鲁朵与中央官员扈从当朝皇帝斡鲁朵四时迁移。在斡鲁朵制度下，皇帝所居者谓之斡鲁朵；皇帝所至者，则称之为捺钵。对此《辽史。营卫志》有这样的记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一般"春捺钵曰鸭子河灤，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夏捺钵无常所……四月中旬起牙帐，卜吉地为纳凉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与南北臣僚议国事，暇日游猎，七月中旬乃去。秋捺钵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冬捺钵曰广平淀……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於此坐冬"②e。"春山秋水"的捺钵制度是契丹人游牧生活、四时迁移的写照。契丹人民追随着牲畜四时游牧，皇帝贵族则伴随庞大的斡鲁朵四时"捺钵"。继辽之后，四时捺钵制度为金、元两代沿行不替，至满人人关后，实行的避暑热河、木兰秋畋，仍有捺钵制度的留韵遗风。

捺钵是在游牧背景之下契丹、女真等民族上层的逐水草活动，由于捺钵的核心人物是帝王，因此四季捺钵的距离很广，可是对于草原牧民来说，冬夏营地的距离，即四季逐水草的范围却在百里或数百里之内。波斯学者拉施特在《史集》中对于蒙古人的四季牧场也作了描述，蒙古窝阔台汗春天所在之处是哈拉和林四周；夏天是月儿灭怯土草地；秋天所在之处是距哈拉和林一天行程的古薛纳兀儿；冬大则为汪古。阿里不哥的夏营地在阿勒台，冬营地则在帖客和乞儿吉思，其间距三日途程③e。窝阔台与阿里不哥均为蒙古大汗，但他们的四季营地也只有1-3日的路程。19世纪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在《蒙古与蒙古人》中也记述了蒙古草原上牧民转场的情景，作者在一个叫作达兰阿玛乌鲁姆的冬营地看到牧民迁向夏营地，这里距鄂尔坤河仅4俄里，而即将迁入的夏营地就在河对岸，两季营地之间相距并不远。这样的转场在草原上随处可见，塔拉音托洛果依平原上的道路向北一条通向驿站的冬季牧场，另一条通向驿站的夏季营地，冬、夏营地相距多远呢，不用说肯定都在塔拉音托洛果依平原上，而这个平原仅长40俄里。与塔拉音托洛果依平原的冬夏营地距离相似，属于华硕洛图驿站的冬、夏营地仅20俄里左右。而驻守在乌里雅苏台的200名披甲兵夏营地在驿道附近，冬季牧场则选在70俄里以外的乌松祖依里河口①f。

有关草原民族冬、夏营地距离的记载还可散见于各类草原社会调查，据20世纪初对阿鲁科尔沁旗哈拉套科尔沁部落的调查，这一部落冬、夏牧场距离60里左右②f。在扎鲁特旗对3户组成的放牧小组调查显示，这个小组从4、5月开始以本部落为起点，大约用2、3天时间，到达北面70里远的阿鲁洪多伦平原，在这里停留数日，再向北面霍林河附近的茂丽林移动，在这里渡过夏季的大半。当9月接近冬季的时候，移动到南面的包卢肯庙附近(约5日到达)设立冬营，至次年4、5月用4天左右的时间，走100多里，回到本部落，显然这组牧民冬、夏营地之间大约相距100多里③f。当然牧民冬、夏营地的距离并不都在百里左右，有的部落就要作较长距离的迁移，在阿鲁科尔沁旗哈拉套科尔沁部落牧场上放牧的就有170里以外的部落，有时哈拉套科尔沁部落的牧民也会到200里以外的牧场去放牧④f。

总的来看，牧民逐水草的游牧活动是在百里或数百里的圈内完成的，这个圈内既有满足放牧需要的水草条件，也在习惯上被别人视为具有稳定的使用权。

(二)规定游牧路线

牧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虽然具有随意性的特点，但游牧路线一般不轻易改变，每年基本都一样，形成这样现象的原因与水源有无、草场优劣以及去年迁移中畜群留下来的粪便都有关。草原上树木很少，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般都将牛粪、马粪等作为燃料，13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加宾尼在其撰写的《蒙古史》中就注意到蒙古人："用牛粪和马粪烧火来煮食物，皇帝和贵族与其他人一样，都以牛、马粪烧火取暖。⑤f"

满铁调查报告之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指出：蒙古人分春夏秋冬放牧家畜，过着游牧生活，每年只要不发生特殊事件，就按照一定的时期，在特定的圈内移动。如果在游牧圈内改变了过去的游牧路线，会给他们解决燃料造成很大困难，这是因为蒙古人的燃料完全依赖历年游牧路线上遗留下的干燥家畜粪便，占第一位的是牛粪，其次是羊、马、骆驼等⑥f。但其它地方游牧方式的调查却表明，追循去年的牛粪并没有成为确定游牧路线的唯一选择，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牧民更注重牧草和饮水条件，为了寻找令人满意的牧草与饮水条件，牧民并不是有意识走同一路线。而对于燃料，新鲜的虽不能使用，但几年前的却可以使用，因此也不一定需要每年都走同一条路线⑦f。

游牧路线是联系营地之间的纽带，牧民驱赶着牲畜循着这些走了一遍又一遍的路线，来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营地，年复一年过着循环往复的游牧生活。新巴尔虎左旗牧民的放牧路经一般为夏天逐水草至海拉尔河、乌尔逊河、辉河、伊敏河以及这些河流之间数量繁多的湿地放牧牲畜，冬季则反过来将牲畜由河谷赶向高地。每条河流周围自然环境有别，为了适应牲畜的生理习性，牧民对牧地以及放牧路线的选择也不一样，新巴尔虎左旗以及毗邻各旗主要夏季和冬季放牧地点如下：

新巴尔虎左旗：夏--乌尔逊河。冬--买宁塔拉高地(位于昆都伦河右岸)

新巴尔虎右旗：夏--昆都伦河、达赉湖附近。冬一一达赉湖西北面的高地

陈巴尔虎旗：夏--海拉尔河流域。冬--海拉尔河上游兴安岭山麓地带

索伦旗：夏--浩音高努鲁。冬--浩音高努鲁①g。

游牧路线是草原民族游牧活动的重要环节，由于缺乏古代民族有关记载，以上谈到的游牧路线选择，虽然例举的均为20世纪初蒙古人的游牧方式，但基于长期以来游牧方式的稳定性，通过这些调查仍然可以了解牧民选择游牧路线的传统原则与习惯。

(三)营盘与放牧

营盘与畜群是认识游牧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地理特征诸问题的重要方面。

1．营盘

营盘为牲畜过夜休息的地方，牧民一般白天在营盘周围一定范围内放牧，夜晚归宿营盘。由于营盘的功能特征，往往设在牧场中心地带。按类型分为临时、固定与辅助营盘。

营盘的选择与水草状况相关，两者之中人畜的饮水条件似乎更重要。以羊而论’夏天一日需饮水2-3次，冬天也需要1-2次，因此营盘必须接近饮水处。草原上的水源基本分为两种，一种为河流、湖泊以及冬天的积雪；另一种即水井。在牧民未掌握掘井技术之前，河流等天然水源是唯一的饮水点，有了水井不但缩短了每天放牧的距离，而且也为逐水草的游牧生活增加了一些灵活性，水井周围的草场成为选择营盘与放牧点的理想场所。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在其所著《蒙古与蒙古人》中多次谈到蒙古牧民在水井周围放牧的情景，他说："我们越过若干被山岗隔开的谷地，在一道山岗的南面，紧靠路边的地方有一口小井，每年春秋两季都有陶公旗的牧民在此游牧。""我们将要穿过一片荒漠，在道路东侧不远有口井，驿站上的蒙古人有时也到这里放牧。②g’’水井对于夏季牧场尤其是必不可少的，那些远离河川、湖沼的甸子，很难成为牧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水井③g。时至今天，水井对于牧民的意义仍然十分重要，过多的畜群来往于水井周围，牲畜的哨食与践踏使水井周围地面裸露，失去牧草保护的地面竟成为草原沙化的起点。

由于饮水是放牧中的重要环节，因此牧民确定一天之内的放牧距离基本以饮水地点为半径，饮水地点包括河流、水泡以及水井等。畜种不同，每日的行走能力与放牧半径也不一样’一般羊日行5-6公里，牛7-8公里，马10-15公里，骆驼大部分在居住点周围。冬天牲畜吃积雪代替了水，放牧半径也相应缩小。盐是牲畜生长中必需的，游牧中牧人不给牲畜盐，为了补充盐的需求，每四到五个月左右到潮达湖放牧一次，让它们舔食表面的盐就基本满足了牲畜的要求④g。

营盘内的设备也是放牧生活中的重要环节。临时性营盘多出现在夏营地，这样的营盘不需要配置任何设施，仅因为乳牛需要取乳，将小牛与乳牛隔开就行了。固定性营盘主要用在冬营地，为了保证羊群躲避风雪，必须装有栅栏，羊群很大，故栅栏规模也很大①h。

为了保持营盘周围的牧草不被立时吃光，一般牧民都是各家独居，每家相距数十里，两家同居一处或相距十里内者较少，三家同住一地者更鲜为可见，具有明显的分散性②h。游牧社会中，不仅蒙古人的营盘具有这样分散性的特征，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也有同样的作法，一般一个部落有二三百人家，其帐幕都绵延不断地散布在一二十里地面之间，若聚居一处，牲口数量过多，附近草料不数日即可吃光，势必增加整个部落迁移的次数，非常不便③h。

2．放牧与畜群

游牧社会的畜群相当庞大，北宋时期宋人使辽见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棚，而生息极繁"④h。大约一千年后，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在蒙古草原见到几乎与宋人使辽时同样的情景，马群、牛群有二三百头，羊群则在千余头左右⑤h，至20世纪初蒙古草原上仍可见到500-3 000匹马、100-300头牛以及300-3 000只羊。5-100头骆驼各自构成的畜群，在2-3名骑马牧夫管理下进行放牧⑥h。当然草原上的牧民并不都有这样数量的畜群，也有牲畜量不多的小牧主。

牧民拥有牲畜数量不同，放牧距离也不一样，一般拥有数量可观畜群的家庭必须采取四季转场的放牧形式，而仅有二三十头牛，或二三十只羊的小牧主，并不需要离开营地很远，只在几里之内放牧就行了，因为这样数量的牲畜还不足以造成营地周围牧草短缺。20世纪初在对阿鲁科尔沁旗哈拉淘科尔沁部落的调查中，就发现属于这一部落的20户居民中，16户牲畜数量少，整个冬、夏两季都在部落附近游牧，与他们相比其它几户除冬季外，都在夏季牧场放牧⑦h。在对扎鲁特旗牧民的调查中也发现这样的现象，牲畜较少的牧主多以部落为中心，在半径50里以内的地方放牧。为了保证牧草的恢复，牧民一年当中要改换十几回放牧场所⑧h。

拥有牲畜较多的牧主，一般都要雇佣牧丁牧放畜群，五月初旬，牧草已逐渐生育，牧丁既将其所住窝棚和粮食都搬至牧场，再将马群编成数组，普通以500头为一群，内有儿马15头或18头，骡马300头，骟马180头左右，牧丁骑着快马，拿着杆儿，防止各组马?昆乱，大概30里牧地，只够马群15日就食，食尽了又转牧它处，经过30日或15日又回到前地，这时前地的草又茂盛了，足够马群饱食。这样蒙地在春夏秋三季，是不愁没有草吃的，一直到9月下旬至10月初旬之交，水草枯竭，牧丁才叠好窝棚，离开牧场，带领马群回家。这时不能远放，只能在居住地很近的地方放牧。牛不能像马那样有群性，最容易离散，牧丁最多只能监视20或30头。牧羊普通以公绵羊3-4头，母绵羊四五十头，小羊8-9头或十二三头，结成一群，因羊性最驯，所以牧丁一人可牧羊至二三群或四五群以上⑨h。

二、游牧空间一一各有分地

逐水草而居虽然是草原民族的基本游牧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游牧区域具有绝对随意性，草原固然不属于任何人所有，各地区的牧场却大体划分区域，成为固定的部族或部落放牧场所，草原民族的季节迁移、转换营地基本限于在划定的区域内进行，越过界线到其它部落牧场内放牧的现象虽然在草原上不是新鲜事，但以一个区域为基本核心构成游牧空间，却是草原上通行的习惯。

《史记。匈奴列传》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所谓"各有分地"，指的就是匈奴各部分区放牧之事。《史记》的记载讲得很清楚，"各有分地"与匈奴各级首领的领地有关。依匈奴之制单于之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尸，左右骨都侯"。这些匈奴首领的驻牧地点为"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上郡、羌、氐；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①i。显然匈奴单于以及左右贤王等首领所管辖的范围有一定界限，而左右贤王以下的诸王将，也在相对固定的地方放牧。除这些已在《史记》中注明驻牧地点的匈奴首领外，根据林干先生所作的考证，又可寻出16位匈奴王"分地"的线索，具体见表2。

表2 部分匈奴诸王驻牧地②i

名称 驻牧地

浑邪王、休屠王 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

犁汙王、温偶騌王 今甘肃河西走廊以北。

姑夕王 今内蒙古哲里木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一带。

左犁汙王 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北部。

日逐王 今新疆焉耆一带。

东蒲类王 今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南犁汙王 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及准噶尔盆地移动地带。

於軒王 今贝加尔湖一带。

右萸韃日逐王 今内蒙古河套以东至河北北部。

左伊秩訾王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带。

皋林温禺犊王 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满达勒戈壁一带。

句林王 今甘肃居延海北约600余里处。

呼衍王 今新疆吐鲁番及巴里坤湖一带。

伊蠡王 今新疆吐鲁番以西腾格里山一带。

匈奴各级首领的权限一般取决于其控制的骑兵数额，"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控制在手中的骑兵数额多，自然地位高，"分地"范围也大，匈奴自左右贤王之下至当户二十四长，即根据控制骑兵数额的变化，而获得相应大小的驻牧地，逐水草放牧。

实行"各有分地"，分区放牧是诸草原民族的通行作法，《辽史。营卫志》载："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涅里始置部族，各有分地。""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明史纪事本末》载：卫拉特蒙古"虽逐水草，迁徙不定，然营地皆有分地，不相乱。①j"在诸草原民族"各有分地"。分区放牧的游牧历程中，辽王朝的建立者一一契丹人的情况值得一述。

契丹民族的部族很多，依据《辽史》以及其它相关文献记载，契丹民族的主要部落基本沿西拉木伦河干流一线，分布在上京道各州府境内。而被征服、被俘虏的北边其它民族经改编后形成的"新八部"部落，多在契丹八部游牧。从圣宗开始随着"澶渊之盟"的签订，辽赢得了南境太平与北宋大量赔款，在增加了经济实力的同时，将军事经营的重点转向稳定内部各民族及北疆的安定。圣宗时期的三十四部族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军事背景下形成的，除以奚人为人口来源的部落外，他们主要分布在"新八部"，更接近边疆地带②j。无论契丹人、奚人还是其它民族均依各有分地的原则，实行分区放牧。

13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鲁不鲁乞也记述了蒙古人分地的情况，他说：蒙古人"把粟特划分为许多牧区，粟特是一片辽阔的地区，自多淄河向东延伸，直至日出之处。每一个首领根据他管辖下人数的多少，知道他牧场的界线，并知道冬夏春秋四季到哪里去放牧他们的牛、羊。"同时期另一位西方传教士加宾尼发现"捏培尔河西岸，阔连察在此放牧；在河的东岸，平原之上，是马兀赤游牧的地方。第二条河是董河，这条河沿岸是一位名叫哈尔班的王公游牧的地方。第三条河是窝勒伽河，这是一条很大的河，这条河沿岸是拔都游牧之地。第四条河称为扎牙黑河，河的沿岸是两个千夫长游牧之地，一个千夫长在西岸，另一个在东岸。所有这些入冬季就向海边来。夏季则沿着这些河向北到山上去。③j"

中国历史上清以前的历代王朝中，草原民族实行各有分地的范围界线多带有习惯性，而且分地也没有严格界线，因此跨出分地游牧的现象屡见不鲜。《辽史》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圣宗时期部分归附辽的党项部落叛辽离开辽境，辽将未叛离的党项曷党、乌迷两部迁至叛离者原来的营地，不久这两部党项竟也出现脱离辽境西迁的事情，当辽当局为此事责难他们的时候，他们以"逐水草"为由回答了辽人的责难④j。由此可见草原民族因逐水草而脱离原来的放牧地，进入其它区域是常有的事，这不仅是党项人策略上的托词，也是游牧过程的实际需要。

清代以蒙古人为代表的草原民族，牧场传统的"各有分地"出现了新的变化。自清太祖时期随着满洲人对蒙古人作战的节节胜利，蒙古各部或降、或朝，纷纷归附清朝，至太宗崇德初年，内蒙古几乎全部归附清朝⑤j。清将部分蒙古人依满洲八旗之制，编成蒙古各旗，并同时划定地界、指定牧场、编组户口，确定了各旗的放牧范围，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管理方法。

清以前各草原民族部落间的"分地"虽也以山地、河流、沼泽等作为界线，区分彼此，但"分地"与"分地"之间的界线始终不是绝对的，进入清朝，传统的不明确的"分地"边界变得严密而明确。清人张穆所著《蒙古游牧纪》对此就有详细记载，如："科尔沁部在喜峰口东北八百七十里，至京师千二百八十里。东西距八百七十里，南北距二千一百里．东至扎赉特旗界，西至扎鲁特旗界，南至盛京边墙界，北至索伦界。"科尔沁部所属下辖六旗，其中科尔沁右翼中旗"牧地当哈古勒河、阿鲁坤都伦河合流之北岸，东至那哈太山，南至察罕莽哈，西至塔勒布拉克，北至巴音和硕，东南至巴朗济喇坡，西南至格伦哈古沁城，东北至木勒推山，西北至博罗霍吉尔山"①k。不仅旗与旗之间规定了明确的界线，各苏木牧场间也有界线性的标志。前文已述，清初即在蒙古各部中建立了旗，旗的建立基础是牛录，蒙古文中牛录为苏木，苏水多为血缘集团，不但有公共牧场，而且牧场间存有标志。《蒙古及蒙古人》载道，萨伊特王旗内有两个察哈尔苏木，西苏木牧场之间以塔斯山为界，东边是宗察哈尔苏木牧地，西边是巴隆察哈尔苏木牧地②k。

为了限制蒙古部落的发展，清政府不但划定了严密的旗界，而且严禁越界游牧，违者严惩。如《大清会典事例》中就有这样的规定："外藩蒙古越境游牧者，王罚马十匹，扎萨克、贝勒、贝子、公七匹，台吉五匹，庶人罚牛一头。又定越自己所分地界，肆行游牧者，王罚马百匹，扎萨克、贝勒、贝子、公七十匹，台吉五十匹，庶人犯者本人及家产皆罚，取赏给见证人。"当然，在实际生活中这样严格的规定，对于长年从事逐水草的牧人是不实际的，因此必须经常允许牧人利用他旗的牧地、采薪地以及水源地等。针对游牧生活的这种特征，理藩院也在越界处罚的同时，做了相应的变通，康熙十九年"题准蒙古扎萨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因本旗地方无草，欲移住相近旗分及卡伦内者，於七月内来请，由院委官踏勘，堪实准行。若所居地方生草茂盛，甚于所请之处者，将妄请之扎萨克议处"③k。这样的变通虽带有诸多限制，但毕竟使越界游牧成为可能。

由于理藩院对于牧民越界游牧规定的松动，草场的利用往往不仅只限于本旗，阿鲁科尔沁旗的调查证明，其它旗的人只要住在本旗，会得到与本旗人同等待遇。如果在本旗没有住所，只是为了放牧，虽然理藩院规定不允许，但事实上即使外旗人来此放牧，无论扎鲁特旗人还是乌珠穆沁旗人都不会受到拒绝，仅由于理藩院的规定，需要得到旗公署的认可而已。位于大兴安岭西侧的东乌珠穆沁旗逢冬季下雪天气，往往会出现牧草不足，为此每年有不少东乌珠穆沁旗放牧人到阿旗公署报告，并献上一头羊，就可以得到在阿旗牧场放牧的许可，第二年旧历正月雪融的时候，再回到东乌珠穆沁旗原来的地方④k。

清代对蒙古人实行划定旗界的作法，虽然影响了蒙古部落的发展，但当分地内出现纠纷，也会成为维护利益的保障。《蒙古与蒙古人》一书记载了发生在科布多草原上的一件事，大约19世纪中期，吉尔吉斯人因不堪原居地厄鲁特统治者的征敛，东迁至乌梁海的领地苏木岱乐克、奇兰两河流域，并得到该地部落首领的认可借地放牧，不想数年后原暴敛吉尔吉斯人的那位厄鲁特长官也来到奇兰河流域，再次陷吉尔吉斯人于水深火热中，为此吉尔吉斯人又一次东迁。几年后东迁的吉尔吉斯人想起这件事很不服气，于是请求朝廷将原曾借牧的奇兰河流域正式划归给自己，面对这样的事乌梁海人自然更不情愿，自己的分地内不但来了厄鲁特人，吉尔吉斯人还想进一步分割分地，于是乌梁海人将官司打到朝廷⑤k。这一事例一方面再次证明了分地使用权的不严格性，另一方面则显示了分地制度对维护部落利益、获取部落利益的价值。

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不是无序的行为，牧民不但保持像中原农民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周期性生活节律，而且也有着与农民耕地相似的一片往复游牧的草场。各有分地虽没有耕地那样明确的所属关系，但无论是习惯上形成的，还是以制度性的形式确定下来的，每一个部落都有一片相对固定的草场，牧民四季营地的安置与逐水草的游牧生活基本均在这片草场范围之内，只在特殊情况下，如自己分地内牧草生长不好，或遇到旱灾、雪灾等灾害，才逐水草到其它部落分地内放牧。各有分地是草原牧民的空间占用形式，数千年来，正由于草原上存在各有分地的规则，草原才保持着以和平为主的历史进程。

以各有分地为规则的游牧生活维系着草原上分区游牧的秩序，维系着草原上的和乎，但和平不是永久的，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和平常常为战争所中断，草原上的人们也同样经历着战争的蹂躏。在战争阴云下，导致草原正常生活最大的改变之一，就是打乱了原来各有分地的秩序，民族之间，部落之间无论起因于优良草场之争，还是起因于权力范围之争，或起因于宗教信仰之争，胜利的一方会在新的领地建立新的分区放牧秩序；失败的一方则需千里游牧，万里迁徙寻求自己的立足之地。

建立在政治、军事背景之下的游牧历程远远超出了各有分地的范围，《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月氏的迁移过程，月氏与匈奴同俗"行国也，随畜移徙"，原本"居敦煌、祁连间"，后迁至伊犁河、楚河流域。月氏人千里西迁起因于匈奴人的压迫，而他们的迁入地伊犁河、楚河流域，原游牧者为塞种人，由于月氏人的西迁，导致塞种人被迫放弃这一地区，退缩至锡尔河北岸。无论月氏人，还是塞种人，他们之间的逐次迁移都是在游牧环节以外的原因下促动而成的，不属于正常逐水草范围。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很多，明代兀良哈三卫的南迁就是其中一例，所谓兀良哈三卫分别是泰宁、朵颜、福余，他们与蒙古人有一定的族源关系，但在习俗上又有差别。三卫南迁前游牧于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其中朵颜驻牧在洮儿河上游；泰宁驻牧在今洮南一带；福余驻牧在今乌裕尔河与绰尔河之间的齐齐哈尔周围，大约明正统年间三卫逐渐越西拉木伦河南下①l，开辟了新的驻牧地，"福余初分长春泰宁，后曰黄泥窪，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泰宁初分详稳九区，后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朵颜初分群牧十二，后自大宁抵喜峰近宣府"②l。景泰年间属于兀良哈睪卫部分部众再次南迁西走至宣府、大同等地。对于兀良哈三卫屡次南迁，学术界进行了多方阐述，军事乎?气候乎?近年青年学者程龙肯定了三卫部众南迁的主要原因是受蒙古瓦刺等部的袭扰胁迫，而非气候原因③l，这样的迁移仍不属于正常逐水草的游牧活动。

草原上的历史证明，非正常的迁移时常打破了草原上原有分地的秩序，同时又建立新的分地，步人新的稳定。游牧是草原民族基本的经济生活方式，包括以逐水草而居为基本特征的游牧方式，以及依各有分地为原则确定的游牧空间。数千年内草原民族依照这两项基准不但在草原上建立了生活秩序与空间秩序，并以此为基础推动着草原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于军事，实现了由草原民族--游牧帝国--世界征服者的史诗过程。

①a (汉书)卷94<匈奴传上)。

①b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①c (呼伦贝尔畜产事情)，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3年，第22-41页。

②c <兴安西省扎鲁特旗、阿尔科尔沁旗畜产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14年，第240一258页。

③c (兴安西省阿鲁科尔沁旗实态调查报告书)，伪满洲国兴安局康德八年，第64-66页。

①d 彼．彼．谢苗诺夫，李步月译：<天山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页。

②d {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15年，第37-41页。

③d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100{纪行}。

④d 马可波罗，冯成钧译：(马可波罗游记)，商务印书馆，第238页。

⑤d 道森编，吕蒲译：(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257页。

⑥d (呼伦贝尔畜产事情)，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昭和ⅱ3年，第22-41页。

⑦d 张秉铎：(畜牧业经济词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① 高长柱编著：(边疆问题论文集)，正中书局1941年版，第28-29页。

② (辽史)卷32(营卫志中)。

③ 拉施特著，余大钧等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8-72．365页。

①f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刘汉明等译：(蒙古与蒙古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9,210-264页。

②f (兴安西省阿鲁科尔沁旗实态调查报告书)，伪满洲国兴安局，康德八年，第79-83页。

③f <兴安西省扎鲁特旗、阿尔科尔沁旗畜产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14年，第240-258页。

④f <兴安西省阿鲁科尔沁旗实态调查报告书)，伪满洲国兴安局，康德八年，第64--66页。

⑤f 道森编，吕蒲译：(出使蒙古记)，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蒙古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⑥f (呼伦贝尔畜产事情)，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3年，第22-41页。

⑦f (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15年，第37-4]页。

①g <新巴尔虎左旗畜产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9年，第40-43页。

②g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刘汉明等译：《蒙古与蒙古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182页。

③g (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15年，第45页。

④g <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15年，第37-41页。

①h <兴安西省阿鲁科尔沁旗实态调查报告书)，伪满洲国兴安局，康德八年，第79-83页。

②h 董正钧：(居延海(额济纳旗))，中华书局1952年版，第116-117页。

③h 俞湘文：(西北游牧藏边社会调查)，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37年版，第27-28页。

④h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13(契丹马)<北人牧马)。

⑤h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刘汉明等译：(蒙古与蒙古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⑥h <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15年，第37-41页。

⑦h (兴安西省阿鲁科尔沁旗实态调查报告书)，伪满洲国兴安局，康德八年，第64-66~79-83页。

⑧h (兴安西省扎鲁特旗、阿尔科尔沁旗畜产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14年，第240-258页。

⑨ h贺杨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3页。

①i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②i 林干：<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ⅱ977年版，第36-47页。

①j (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

②j 韩茂莉：(辽代畜牧业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③j 道森编，吕蒲译：(出使蒙古记)，第107-257页；<鲁不鲁乞东游记)，第4--71页；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蒙古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④j <辽史)卷15(圣宗纪六)。

⑤j 田山茂，潘世宪译：(清代蒙古社会制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5页。

①k 张穆：<蒙古游牧纪)卷1<内蒙古哲里木盟游牧所在)，山西人民出版社点校本。

②k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刘汉明等译：(蒙古与蒙古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5-436页。

③k (大清会典事例)卷976(理藩院．耕牧)。

④k (兴安西省阿鲁科尔沁旗实态调查报告书)，伪满洲国兴安局，康德八年，第79-83页。

⑤k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刘汉明等译：<蒙古与蒙古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310页。

①l 和田清，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9-128页。

第9篇：畜牧业发展前景报告范文

[关键词]：乌兰夫 草原建设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畜牧业仍然占主导地位。乌兰夫主持内蒙古工作二十余年，对畜牧业的发展颇为关注，他的畜牧经济思想主要包括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草原建设、科教兴牧和各行各业相互支援、共同发展等理论，内容极为丰富。本文仅就乌兰夫对内蒙古草原建设方面的研究作一探讨。

畜牧经济具有很大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很容易受到水草、雨雪和疫病等因素的制约而遭到破坏，因此，“加强基本建设，是畜牧业稳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础条件。” 乌兰夫针对于制约畜牧业发展的这些因素和存在的问题，认为应该加强以草原建设为中心的牧区基本建设。牲畜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物质基础是草原，畜牧业生产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草原。“内蒙古草场，从大兴安岭至达后延海，绵亘二千余公里，面积有八十八万多平方公里，占自治区总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约占全国总草场面积的四分之一，居全国四大牧区之首。” 内蒙古有优良的五大牧场，如锡林郭勒草原、呼伦贝尔草原、鄂尔多斯草原、乌兰察布草原、科尔沁草原，发展畜牧业生产可谓得天独厚。保护和利用好天然牧场对发展畜牧业的作用事不可低估的，然而一旦这种天然资源被过度利用和出现畜草不平衡时，草原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乌兰夫关于草原建设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相当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保护牧场，禁止开荒。从晚清王朝开始，经过北洋政府到政府，大规模的开垦蒙地浪潮使内蒙古的草原和天然牧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到新中国建立时，内蒙古的草原沙化、退化问题和畜草矛盾已经相当严重。乌兰夫吸取了过去滥垦滥牧的经验教训，针对于草原不断恶化的现状，尤其是半农半牧地区的滥垦滥牧现象，提出了“保护牧场，禁止开荒”的政策，这是考虑到了草原的可更新性而做出的科学决策，所谓可更新性就是指草原的生产潜力在合理利用和开发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得到更新，能够持续的利用和恢复发展。建国后，内蒙古畜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牲畜的数量迅速猛增，与此同时，由于过度放牧、肆意开荒和畜草比例不平衡等原因导致了草原恶化的结果，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半农半牧地区，乌兰夫对半农半牧区如何解决牧矛盾和开荒问题颇为关注，有精辟的论述：“（1）如果土地条件发展农业无前途，就采取措施慢慢发展牧业，不再扩大农田，随着群众农业收入减少，就会自然减少农田面积，不可采取强迫命令办法。（2）在农业无大前途，牲畜又少的地区，要长期发展，但也要划定农场、牧场面积，并应注意研究在此种地区农田牧草轮种问题，最好使轮种地不要成为沙荒。（3）在农牧两种生产都占很重要地位，农牧两种经济又都可发展的地区，可把农田牧场固定起来，并可试种苜蓿，实行农田牧草轮种制度。” 在“保护牧场，禁止开荒”的政策指导下，既保护了牧场，限制了开荒，又解决了农牧矛盾和民族矛盾。有些干部有“重农轻牧”思想，在半农半牧区或牧区到处开荒，乌兰夫批评道：“久而久之牧场会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但又不能尽成良田，对生产和生活都是有害的。” 再比如，“1960年，中央农垦部的一支机耕队伍，在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以北牧业区开垦十多万公顷草原，其中：不适宜种植的沙地2万多公顷，牧场和打草场9万多公顷。这种盲目垦殖对当地畜牧业的不良影响是巨大的，乌兰夫理所当然地表示了异议。”

第二，改良水草。水是生命之源，有水的地方就会有草，有草的地方才会有牲畜，改良水草是草原建设的首要任务。内蒙古地区虽然拥有辽阔的草牧场，但是干旱草原和半干旱草原占有很大比重，缺水草原有日益增加的趋势，极大地限制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乌兰夫明晰改良水草与发展畜牧业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草原是发展畜牧业的物质基础，没有水草当然就谈不上发展畜牧业生产。” 因此，他十分注重改良水草和改善缺水草原的状况。他在1947年《在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就强调：“在畜牧区，则应改善饲养方面，提倡打井、贮草。” 建国后，随着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和牲畜数量成倍的增长，草原出现了由于过度放牧和畜草矛盾导致的沙化退化等现象，乌兰夫主张：“人民政府全力保护草原，改良水草，提倡储藏冬草，并防治畜疫。” 1963年，他在全国牧业区工作会议上说道“加强草原建设，解决水草问题。就成了首先要研究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水的问题是缺水地区的中心问题。有关地区的党委和政府，必须把草原建设问题、水草问题，作为发展畜牧业生产中的主要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乌兰夫在充分认识改良水草的必要性之后，就把建设草原和改良水草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来完成。具体实施了以下几种措施：其一，发展牧区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离不开水利建设，发展畜牧业也离不开水利建设。“内蒙古有缺水草原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只要解决了水的问题，就可以增加成千万头牲畜” 。在牧区兴修水利、打井开渠，不但可以保障牲畜的水草供应和饲草基地的建设，还可以防风固沙，有利于草原的恢复和发展。其二，植树造林，改造沙漠。内蒙古境内的沙漠横贯东西，西部阿拉善盟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沙漠，鄂尔多斯北部的库布齐沙漠和南部的毛乌素沙地，中部锡林郭勒盟南部的浑善达克沙地，东部通辽境内的科尔沁沙地以及呼伦贝尔盟的呼伦贝尔沙地等。这些沙漠每年吞噬着数以万计的良田和草牧场，严重地威胁着牧民的生存环境和畜牧经济的发展。乌兰夫主张要把“改造沙漠与发展畜牧业相结合，与发展农业和林业相结合；由近及远，先易后难。” “实现改造沙漠的宏伟规划，要把种草种树、保护现有的植被综合利用三者结合起来。在流沙和固定沙丘上种草种树，引水灌沙是改造沙漠的最基本的方法和最重要的措施。保护沙漠地区现有的植被不再遭受破坏，也应该列为带有方针性的基本措施。”运用封沙育林育草的方法，循序渐进地来改造沙漠，“把沙漠改造为林牧基地” 。其三，解决饲草、饲料问题。乌兰夫认为，解决草的问题，首先要合理利用天然草牧场，逐步进行划区轮牧，建立草料基地。“同时建立巩固的人工饲料基地，种植牧草，种植饲料，逐步改变完全依赖天然草原的现状。” 在充分利用天然草牧场的基础上，适当地建立人工饲料基地，就可以摆脱过去那种完全依赖自然的生产状态，就可以保证畜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三，提倡定居游牧，建立饲料基地。历史上，蒙古民族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但是随着大规模地移民垦荒，蒙古民族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格局被逐渐被打破，草牧场面积逐渐减少，畜草矛盾日益突出，草原状况逐渐恶化。解放后，为了改变这种不利于草原建设的恶性循环，乌兰夫经过实际调查和研究决定，提倡在广大的牧区定居游牧。他提出定居游牧并不是毫无根据和盲目决定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科学决策。他曾经这样分析道：“从牧业的远景看，游牧牧业是要逐步转为定牧的。但今天看起来，由于我们主要的还是利用天然草场放牧，定牧与游牧各有好处，各有缺点。定牧对于人旺这一点来说是有好处的，由于已经定居，家庭的保暖设备等自然会比较好些，老弱病人及小孩子也不再跟着牲畜的游牧游动了。但定牧对于牲畜发展与繁殖上极为不利。因为天然牧场的产草量是有其一定限度的，牲畜常年在牧民定居的周围放牧，就使得草量逐年减少，草质逐年降低，家畜传染病菌也逐年增多。” 辩证地分析了定居游牧的优点和缺点，优点主要是有利于牧民人口的增加、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牧区村镇的形成，缺点主要是容易导致畜草不平衡、牲畜繁殖能力下降、疫病的增多和草原的破坏，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下，科学地估计了畜牧业发展的前景是定居游牧，这为以后牧区集市、小城镇和中小城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乌兰夫多次提到畜牧业不同于其它行业，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等特点，实行定居游牧，必须得保证畜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保证牲畜的继续增长，饲草、饲料是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关键，如何解决草料短缺这一难题便摆在了乌兰夫等人的面前。他借鉴国外发展畜牧业的经验，坚持一切从内蒙古实际出发的原则，主张建立饲料基地和国营牧场，在牧区逐渐实行以舍饲为主的饲养方式，把互助合作和定居游牧有机的结合起来。首先是建立饲料基地。乌兰夫反复强调要解决畜牧业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就必须建立巩固的饲料基地和草牧场，解决了粮、草和蔬菜等基本维持生存资料之后，牧民就可以在基地和草牧场附近定居下来，因此“建立饲料基地是改变的牧业经济脆弱性的根本办法” 。1957年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之际，他提到，“为了保证畜牧业生产比较稳定的发展，以畜牧业生产互助合作为基础，推行了定居游牧，重点开辟了入工饲料基地，建设了冬春营地，推广了新式打搂草工具，这些工作现在都已获得初步成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证明了这种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后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乌兰夫又强调：“人工饲料基地是使畜牧业生产免受自然灾害，稳定发展的关键措施，在合作社中必须积极推广。” 其次是建立国营牧场。随着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加剧，在牧区建立国营牧场已经十分必要。发展国营牧场，可以起典型示范的作用，“不仅增加了社会主义因素，而且对解决牧区劳力不足问题有重要意义。” 既顺应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趋势，又可派遣大量的蒙汉人民从事生产建设，解决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再次，提倡舍饲为主的饲养方式。在牧区、半农半牧区或者农业区建立圈棚，又有饲草料的供应，“就可以抵御年年给畜牧业带来极大危害的风雪灾害，畜牧业就可以比较稳定地发展。” 既抵御了风雪灾害，又缓解了畜草矛盾对草原构成的压力，还有利于牧民定居游牧政策的推广。“定居游牧是使牧区不稳定的游牧经济向现代化的、科学的、稳定的畜牧业经济过渡，逐步改变牧区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

在以草原建设为中心的牧区基本建设中，乌兰夫还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观点和方案，对当时草原的恢复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对内蒙古的草原建设方面的研究，对今天畜牧业的发展和草原建设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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