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优点精选(九篇)
第1篇：通货膨胀的优点范文
[关键词]动态不一致性 零通货膨胀 政策制定者
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但是由于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很难达到理想中的效果，政策制定者对最佳经济目标的认识直接决定了政策目标的选择，宏观经济的长期目标是达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即零通货膨胀（至少是低通货膨胀），在实施零通货膨胀货币政策时可能会遇到动态不一致性问题。
一、动态不一致性的基本思想
所谓动态不一致性是指政策当局在t期宣布t+n期将实行的最优政策，而当t+n期到来时，实行该政策不再是最优的，导致政策当局食言，初始的政策承诺不可信。也就是说，动态不一致性是指事前的最优政策和事后的最优政策的不相同。从对动态不一致性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政策制定者所面对的不再是和现实经济状况的简单博弈，而是和公众的动态博弈。作为理性个体，公众预期到政策制定者总想采取短期行动，会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采取相机决策政策时，虽然这是理性的政策制定者出于良好动机一个很自然的结果，但是仍然使政策的可信度降低。
二、动态不一致性分析
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关系是由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决定的，但是由于通货膨胀预期的调整，在长期内二者不存在替代关系。在当期对政策制定者来说，零通货膨胀可能是目前最好的政策；但在未来期，由于作为理性个体的公众的预期，零通货膨胀已经不再是最好的选择了。在充分就业和零通货膨胀的政策下，政策制定者有可能追求较低的失业和稍高的通货膨胀，而使政策成为一种骗局。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公众知道政策制定者会采取短期行为，因而使政策成为不可信。向公众宣布的政策与具体执行的政策之间的分离，产生了动态不一致性的问题。图1表明了菲利普斯曲线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二者之间的替代关系，结合图1将政策制定者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型化，具体分析零通货膨胀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的成因。
政策制定者宣布执行零通货膨胀政策，经济决策者根据预期，必然选择与执行的政策相符的通货膨胀水平。图中A点是政策制定者许诺的零通货膨胀，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作为理性个体的公众，第一选择肯定是处于零通货膨胀的A点，此时失业率是自然失业率水平，也就是充分就业，所以经济运行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假设经济达到A点，在零通货膨胀水平之下，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会做出理性的选择，也就是以通货膨胀的小幅度增加来减少失业，于是经济将沿着短期菲利普斯曲线PC1向左上方移动到B点。
在B点，通货膨胀率高于政策制定者一开始许诺的零通货膨胀率，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公众要求提高货币工资等，并相应的提高其预期，这一调整会使PC1将向上移动到PC2位置，经济最终恢复到充分就业，但是有正的通货膨胀率的C点。每一个人都渴望零通货膨胀，政策制定者一开始可能是最佳的决策，但是政策执行的最终结果，总是维持在一个正的通货膨胀率，政策制定者无法保证达到零通货膨胀，这种反常结果的出现使零通货膨胀的诺言成为一场骗局，也在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信誉。
三、避免动态不一致性的措施
1.政策制定者保持言行一致
政策当局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为企业制定经济运行制度、方针和发展方向，政策当局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它必须身体力行，明确信誉道德的约束力。言必行，行必果，是做人的准则，也是政策当局的准则。如果政策形同空文，会导致公众对政策当局的“信任怀疑”，以后出台的政策会更难执行。一个明智的政策制定者必须知道保持言行一致信誉的重要性，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如果常常因为时期和执行人等因素被随意改变，不顾信誉的追求短期利益，这就很容易导致公众对政策当局的信任度减弱。作为理性个体的公众是政府政策的执行者和实践者，政策当局的言行直接关系到公众的满意程度，只有做到“言”与“行”的有机统一，才能维护政策当局的公信力，提高公众对政策的可信度。
2.政策制定者的选择要适当
降低动态不一致性的诱惑，政策当局选择一个合适的政策制定者至关重要，即要选择一个比其他公众更具有反通货膨胀倾向的政策制定者，从而这个政策制定者会自觉抵制通货膨胀的压力，避免以实行更高的通货膨胀政策来换取短期内失业的减少。如果该政策制定者相对于失业率来说更偏好物价的稳定性，从而更加重视通货膨胀导致的成本，必然执行“保守”的货币政策。当货币政策由一个众所周知极其厌恶通货膨胀的政策制定者控制时，那么公众的预期通货膨胀将降低，从而使实际的通货膨胀与最优通货膨胀更加接近。
3.采取低通货膨胀政策
政策当局可以与政策制定者签订一份奖励低通货膨胀的合同，采取低通货膨胀政策，防止政策制定者运用“相机抉择”导致动态不一致性。低通货膨胀可以给经济带来很多好处，比如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提高，经济不确定性的减少，价格体系更趋于透明化，经济产出的波动很小，生产效率和社会公平的提高等等。经济政策制定者不是冰冷的机械装置，而是理性的经济人，这决定了政策制定者随时都存在以出乎意料的通货膨胀换取经济扩张的动机。“相机抉择”规则往往具有较高的通货膨胀倾向，因此强化自动财政政策，弱化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是保持稳定的低通胀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彭玉镏.政策信誉与人民币汇率政策信誉分析[J].财经研究，2004.10
第2篇：通货膨胀的优点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目标 通货膨胀目标制 通货膨胀
一、引言
过去十年间，为了管理并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各国央行开始采取新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目标制。中国央行货币政策采取“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多目标制，货币政策工具形式也表现为多样化。稳定物价在很多国家是首要的任务，但是在我国一旦经济出现问题，首先牺牲的就是物价指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我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我国物价指数急剧上涨。我国货币政策有没有可能实现单一目标成为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开始对我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能性进行了相关的探讨。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
1.通货膨胀目标制特点
通货膨胀目标制不同于传统的货币政策，货币当局根据心理学中公众普遍存在的锚定效应直接设立通货膨胀目标值或目标区间，不再运用中介目标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央行操作过程的关键在于提高对未来通货膨胀和公众通胀预期预测的准确程度。首先货币当局设立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值或目标区间作为公众通胀预期的一个名义锚，其次根据经济系统和相关模型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率，最后根据预测结果调整货币政策。如果预测的通胀率大于设定的通胀目标值或目标区间的最大值，货币当局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如果预测的通胀率低于设定的目标值或目标区间的最小值，货币当局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如果预测的通胀率接近设定的目标制或在目标区间范围之内，货币当局就保持原来的货币政策不变。
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有很多，如消费物价指数、零售物价指数和生产者物价指数。政策由于消费物价指数具有很多其他指标不具备的优点，因此大部分国家都选用了消费物价指数作为政策中参考的通货膨胀指标，部分国家采取扣除能源、食品等的核心物价指数作为参考指标。
2.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效果
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后的几年，几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有了明显的改变，平均通货膨胀率和通胀率标准差都显著变小。下表为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前后通货膨胀率及其波动率对比。
数据区间内的几年中，世界上通胀率普遍由高变低，仅以表中数据的下降无法完全证明通胀率的降低是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结果。但是，可以通过直接测算通胀预期值来判断政策的效果。瑞典和英国两个国家都有完善的国债市场，国债市场中存在收益率与预期通胀率联动的债券，通过这些债券与一般市场中收益率的差值可以测算出预期通胀率的变化。结果证明，在通货膨胀目标制实行后，经过短暂的政策公信度认知期，公众预期通胀率开始下降并开始保持着稳定。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证明，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于稳定并降低通货膨胀预期，治理通货膨胀具有重要的影响。
通货膨胀目标制利用所有的信息来进行预测，进而决定货币政策的选择。设定通货膨胀名义锚并严格遵守承诺使得货币当局的政策增加了透明度，增加了公众对货币政策的理解，有利于公众形成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
三、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
根据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9年演讲时对货币政策目标所作的诠释，即中国的货币政策历来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围绕四个目标来设定：第一是低通货膨胀，第二是经济增长，第三是保持较高的就业率，第四是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要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把握好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间的平衡，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但是回顾十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可以发现，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基本上是“促进经济增长为主，兼顾通货膨胀”，在目标之间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选择权衡。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汇率政策改革之后，我国进入双顺差的时代。为了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央行被动的买入流入的大量外汇，增加人民币的发行。虽然我国保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但造成了经济中货币流动性的大量增加和物价指数的剧烈波动和上涨。
2001年到2012年期间，相对于国民收入，我国物价指数波动明显。从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来看，除2008年初为了治理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而采取“从紧”的政策，2009—2010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适度宽松”的政策外，其余9年均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用语，稳健的政策可以偏紧也可以偏松，需要根据央行所要达到的政策目标来定。这就表明了我国一直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根据不同阶段的最主要的矛盾给与不同目标以不同的关注度。
这也正是自2000年来我国陷入“两难困境”的真实写照，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要避免通货膨胀，这对于货币政策而言经常是冲突的。要保持或加快经济增长需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控制通胀需要减少货币供应量，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08年金融危机爆发期间我国通货膨胀下降，之后我国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结果就是通货膨胀指数节节攀升，但我国的GDP在2008、2009年依旧保持9.6% 、9.1%的增速。从中可以推测我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即保持经济的增长，当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保障时，才开始着手治理通货膨胀。
我国GDP已经连续三十年高速增长，其中积累很多结构性的问题亟待解决，在金融危机后，政府指出要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这也就预示着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仍然是在多方目标之间寻求平衡，但通货膨胀这个目标依然被至于不重要的地位。
四、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
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在改革不合理价格体系的期间，需要承担一定的通货膨胀。央行必须在当前的目标优化和未来的目标优化之间寻求平衡，这是改革必经的过程。通胀目标制在我国得以实行的条件还有很多没有达到，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1.经济体制
政策的实施需要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保证货币政策顺畅传导。
2.操作条件
通货膨胀目标制在确定政策目标后，要有多层次且有效的政策工具进行调节，达到预定的目标。
3.央行的独立性
由于政府总目标和央行目标之间存在的差异性，政策的实施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央行报账政策的顺利执行。
4.政策的透明度和政府的公信力
通货膨胀目标制最终需要稳定公众的通胀预期，如果政策不够透明或政府不能够遵守承诺，公众的预期就会左右摇摆，加剧经济的波动。
而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上述要求都不能很好的满足。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的顺利实施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首先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指标的选取，由于我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不包括房地产等价格，我国的消费物价指数并不能够综合和准确的衡量实际的通货膨胀指标。其次，我国正处于改革深化期，一些领域的价格改革还没有完成，而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要忍受相当的通货膨胀。此外，我国仍实行较为稳定的汇率制度，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需要与汇率制度相协调。
五、小结
本文介绍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特点，根据我国近几年采取的货币政策分析了我国的政策目标，根据政策实施需要满足的条件分析了我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过程中我国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需要完善的条件，得出了目前我国并不适合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结论。我国仍处在改革转轨阶段，货币政策考虑多目标是必要的，必须在当前目标优化和未来目标优化的程度之间做权衡，动态分析和解决问题。央行需要采取其他措施锚定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稳定通货膨胀。
参考文献：
[1]龙成学.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的适用性分析[J]. 当代经济.2009（11）
[2]卞志村，毛泽盛.货币政策规则理论的发展回顾[J].世界经济.2005（12）
[3]奥特马·伊森，陈巧娥.通货膨胀目标制：前景及问题[J].中国金融. 2004（05）
[4]胡昆.通货膨胀目标制：我国货币政策的一个可选框架[J]. 海南金融. 2007（01）
[5]孙丽.不同类型通胀目标制：框架划分及其转型规律[J].上海金融.2005（11）
[6]谢罗奇，胡昆.西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证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
第3篇：通货膨胀的优点范文
[关键词] 货币；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述评
2007年我国居民cpi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2008年1季度cpi上涨高达8%，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创11年来的新高。通胀的袭来给全社会民众都带来了福利的损失，实际收入的降低和自有资产的缩水，尤其是对中低收入者带来了最直接的痛苦感受。面对通胀，政府不仅要控制物价的上涨，还要制定适当的政策缓解通货膨胀对社会公众造成的福利损失。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正确计量是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依据，是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一、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述评
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是货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货膨胀的成本较为隐蔽，经济学家将其归纳为鞋跟成本、菜单成本、相对价格变动的加剧、税收负担的不合意变动、混乱，以及任意的财富再分配等，这些成本在理解上虽比较直观，但是在总量上如何衡量却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意义上的成本才可以被称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1967)认为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损失，这种个体的福利损失就称之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定义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未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当然，关键问题是合理地度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从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正确的依据。对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度量自bailey(1956)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至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 variable approach)以及基于mccallum-goodfriend frame-work的估计方法。
1.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弗里德曼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认为，在一个货币经济中，为保证完全竞争的均衡达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名义利率必须等于零，此时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扭曲最小。因此，最优通货膨胀率是使得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通胀水平。当经济中通胀率高于最优通胀水平，即名义利率大于零时，货币均衡配置不再是一个帕累托最优配置，此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而产生福利成本。bailey(1956)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货币征税(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当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逆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的面积，即名义利率从i减少到0时所能获得的“消费者剩余”，这一推论与friedman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相符。
随后，很多学者在bailey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如marty(1967)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和考虑货币流通速度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结果。barro(1972)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因此，他重建了货币需求曲线，重估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craig和rocheteau(2005)先利用bailey(1956)的方法，通过log-log型货币需求函数和semi-log型货币需求函数计量了在传统方法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指出bailey(1956)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假设掉外部性、一般均衡效应(general equilibrium effects)和分配效应(distributional effects)的局部均衡模型，它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是实物资产的报酬率与通货膨胀无关。
消费者剩余方法虽然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提供了一种简单、便捷的计算方法，并开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先河，但这一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因而无法对个体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也无法对形成宏观的加总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与此同时，这一方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一些学者认为即使通胀率为零，名义利率仍可能为正，这样持有实际货币余额仍然可能有正的机会成本，无效率仍然存在。因此，以通货膨胀率为纵轴计算货币需求曲线下方位于零通胀率和另一通胀率之间面积的计算方法有可能低估实际的福利成本。如foster(1972)计算了完全预期为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小于产出的0.05%。garfinkel(1989)得到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为国民收入的0.3%。这些估值远小于其他经济学家的估计。laidler(1990)认为消费者剩余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当名义利率改变时，货币需求曲线的位置不变，只是沿着货币需求曲线移动。这就需要假定实际余额的边际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的需求，而这一假设条件事实上限定了这种计算方法是一种局部均衡的方法。gillman(1995)指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bailey认为在稳定价格时的福利成本就是为零，但是，这种认为的零福利成本和真正的零福利成本却有很大的不同，其差额有时竟可以高达50%。基于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一般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时，这一方法主要用来进行补充性说明。
2.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 vari-able approach)。这一方法在sidrauski模型(1967)的基础上应用了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sidrauski模型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由于这种内含货币效用函数方法允许我们根据一个符合经济人最优行为的货币需求模型来计算通货膨胀的成本，从而使通货膨胀升高所引起的实际货币持有额下降直接表现为个人效用和福利的变化。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认为，市场价格的变动肯定会影响人们的福利状况，很可能使一些人受损，另一些人受益，多数情况下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此时关键是如何对受损者补偿，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改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补偿变量法认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在某一通货膨胀水平下，应补偿给家庭多少额外的收入才能使家庭在给定利率的均衡状态所获得的效用水平与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效用水平相等。这一方法考察了通胀给社会中每个人所带来的获益或损失，从而增加了必要的微观基础，为我们从个体效用函数出发，分析在预算约束和资源约束下计算通货膨胀的稳态福利成本提供了一个方便好用的框架。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方法得到了普及。
lucas(2000)用收入补偿的思想，以sidrauski(1967)的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给出了估计方程。lucas定义在名义利率i下的福利成本w(i)是收入的百分比，即用使得家庭在名义利率为i和0时达到福利水平无差别的收入差额，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实证方面，lucas利用美国1900-1994年的数据，估计得到：对于美国经济，10%的通货膨胀率对于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仅相当于消费者总消费水平的1.3%，即如果要保证在通货膨胀率10%和通货膨胀率为0时消费者的福利水平是一样的，那么必须增加消费者约1.3%的收入。
jones、asaftei和lian wang(2001)在lucas(2000)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货币总量理论(monetary aggregation theory)，从而建立了一个包含现金和利息的一般均衡模型，弥补了前人研究中将m1层次货币全部视为无息资产的缺陷。他们发现，由于个体持有现金(无息的)的份额与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相比是非常小的，并且在稳态下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是不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从这个一般均衡模型中计量得出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比前人的研究结论小得多。
虽然补偿变量法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货币、尤其是没有实物资产支持的纸币会产生效用，但这一方法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而且该模型具有的货币超级中性性质表面、效用函数的另一个变量——实际消费不随通货膨胀率变动而变动，从而使福利成本计算得以简化。不过利用这种方法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时，在选择适当函数以及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赋值时，常常需要主观事先判断和利用经验来为参数设定不同的值，这势必会导致因参数赋值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测算结果。
3.基于mccallum-goodfriend frame-work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方法通过引入交易技术方程将货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间接化。mccallum-goodfriend (1987)建立了一个购买——时间(shopping-time)模型，这一模型假设时间和货币共同为购买消费品提供交易服务，并且时间和金钱在实现交易方面可以互相替代。交易服务技术决定了在既定的消费和货币持有水平下所必须花费在购买上的时间。购买时间模型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和度量通胀的福利成本：在家庭持有货币数量一定的条件下，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货币贬值，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家庭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取同样数量的消费品，从而减少了劳动时间或休闲时间，因此，造成了福利损失。simonsen and cysne(2001)研究了在购买-时间模型中包括有息资产的情形，并从理论上给出了福利成本的上下界。cysne(2004)研究了连续时间下的购物时间模型，并得到了福利成本的解析表达式，他还从理论上讨论了引入家庭异质性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除了上述三个比较代表性的方法外，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计量方法。如fischer(1981)将货币和其他资产同等看待，把货币看作是资源跨期转移的载体，建立了一个禀赋经济的olg(overlap—generation)模型。lagos and 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寻介理论，估计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imrohoroglu(1992)刻画了在一个收入波动且没有保险经济环境里，经济个体为平滑自己的消费而持有货币的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模式。
二、对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启迪
反观国内，当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成因、对策等定性方面，而专门针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则很少，且大多是基于国外已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如欧俊和李花(2006)利用bailey(1956)研究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了估算；陈彦斌、马莉莉(2007)分别使用消费者剩余方法、miu模型和cia模型计算了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谢赤(2002)则在购买-时间模型下讨论了金融创新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影响；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shopping-time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2005)利用他们研究的框架，在lucas模型基础上，应用kruz(1968)和zou的思想，把消费者的财富引入效用函数，给出了货币供给的改变对经济不确定影响的分析。
但问题是这种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的方法存在较多的局限性，因为纵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方法的发展，尽管不同经济学家的模型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基于货币对于公众的有用性或者货币能提供给公众便利为出发点，进而考虑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如何影响公众的货币持有，并引起公众效用的变化，从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由于公众效用本身的抽象性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已有的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计量方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此外，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美国有许多不同的特殊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的准确性。
1.已有的研究所采用的模型大多是引入货币的效用函数模型框架，加上各种外部约束来推导货币需求，进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但从各种模型的计量结果来看，各种模型间不仅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且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2.已有的研究大都只限于在稳态下得出的比较结果，而当通货膨胀率剧烈波动或迅速上升(下降)时，实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会与稳态下的计量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差距。这使得已有模型的结果其实用性大打折扣。
3.很多模型都假设名义变量对真实变量不产生影响，即货币和通货膨胀是中性的。这与很多现存的研究结果相悖。尤其在中国，由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货币冲击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与货币主义的前提假设不符，货币中性依然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4.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相对独特的中国式发展之路。如中国至今还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城市和农村在使用活期存款时的便利性方面有很大不同、活期存款普遍是付息的，这意味着货币层次的选择上m0和m1都不准确。
5.已有的研究大都将名义利率作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函数的自变量，从名义利率的角度来计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其隐含假设为名义利率的水平和变化，可以反映出通货膨胀的水平和变化。但在中国，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利率市场化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利率水平的反应比发达国家相对更迟缓，也更具有粘性。因此，根据名义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有时无法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研究时必须在把握主流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采用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以来的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水平作出正确计量和评价，并对中国通货膨胀率的确定给出一个社会福利的考核标准。
参考文献：
[1]bailey，martin j.the welfare cost of inflationary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2)，93-110
[2]sidrauski，m.rational choice and patterns of growth in a monetary econom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2)，534.
第4篇：通货膨胀的优点范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在历经恶性通货膨胀之后进入低通货膨胀时代，学术界和各国货币管理当局重新将控制通货膨胀和实现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这对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具体实施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一、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基本思想
以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andPrescott，1977）的开创性研究为发端，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央银行可信度以及对政策事先承诺的能力等问题。如果没有对采取特定政策措施事先做出保证，那么，中央银行可能会产生不按原来计划和宣示行事的动机，这就导致了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或“动态不一致性”。所谓时间不一致性是指：在t期为t+i期计划的行动方案，在t+i期到来时，实施该行动方案不再是最优的。在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的基础上，Barro&Gordon（1983a）把供给冲击和稳定政策引入模型中，增加了预期形成理论，从而详细阐述了货币政策中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他们认为，尽管实现低平均通货膨胀率可能是最优的，但低通胀政策是时间不一致的。如果公众预期了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那么中央银行将面对某种现实的膨胀激励，通过制造意外高通货膨胀牟取产出的额外收益。然而，公众的预期是理性的，他们既了解上述动机，同时又确信政策制定者必将屈服于这种激励，因而一开始就会准确地预测一个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结果中央银行既造成了通货膨胀，又得不到任何产出上的好处。
自Barro&Gordon以后，大量文献开始研究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并把研究重点放在如何降低或消除货币时间不一致引起的通胀倾向上。Backus&Drifill（1985）、Barro（1986）等提出的声誉模型，Rogoff（1985）任命保守中央银行家模型，Ball（1995）的通货膨胀持续模型，Walsh（1995）的最优合同模型，Minford（1995）及Lippi（1996）的选举模型和Svensson（1997）的通胀目标制都是针对通胀倾向而提出的解决办法。近几年来，一些学者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运用于货币政策中，并提出即使政府没有扩大产出的动机，从而消除通胀倾向，增进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也会产生更好的政策效果，这无疑推进了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研究。
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再认识
TackYun（1996）等人利用个人效用最大化和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思想，得出了新凯恩斯主义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最大的特点是包括了前瞻性的预期。Clarida，Gali&Gertler（1999），Woodford（1999，2001），McCallum&Nelson（1999），Svensson&Woodford（1999，2000）以及其他学者推动了这一模型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广泛应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是在垄断竞争、名义工资刚性、每个厂商以错开方式定价这些限制条件下而得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当前的经济行为不仅取决于当前的货币政策，而且取决于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可以用两个方程来代表，一个是IS曲线，它表示产出缺口与真实利率成负相关关系；另一个为通胀调整方程，它表示通胀与产出缺口成正相关关系。
xt=Etxt+1-Ψ（it-Etπt+1）+gt（1）
πt=βEtπt+1+λxt+ut（2）
其中，xt为产出缺口，即产出相对于灵活价格条件下均衡产出水平的偏差；πt为通胀率；it为名义利率，所有变量都以围绕各自稳态水平的百分比偏差的形式表示；gt为需求冲击；ut为成本冲击。在Barro－Gordon框架中，是直接假定中央银行将一个取决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二次型损失函数最小化，由此来进行政策分析。这一假设虽然合理，但终究属于特殊化处理。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人们对经济体的描述以对一个完整严密的一般均衡模型的近似表达为基础，同样的，在这里，政策目标函数也是从个人的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中推导出来的，所得到的社会损失函数为：
其中，xt为产出缺口；α为社会加在产出缺口目标与通胀目标上的相对权重；k为目标产出缺口，它是指稳态有效产出水平和实际的稳态产出水平之间的缺口。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通常假定k=0，这是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通胀率都较低，一些学者认为不存在通胀倾向或通胀倾向很小。在Barro－Gordon框架下，如果目标产出水平等于潜在产出水平，则承诺与相机抉择政策产生的效果是相同的。而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由于前瞻性的预期作用，即使目标产出等于潜在产出水平，相机抉择行事也会引起另一种无效率，即稳定倾向。由于大量文献已对通胀倾向进行了研究，新凯恩斯主义框架通过假定产出水平等于潜在水平，从而消除通胀倾向，而把重点放在分析这种稳定倾向上。
三、降低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与通货膨胀偏差的方法
（一）声誉模型
对货币政策中出现的时间不一致性进行分析，目的是降低或消除其不利影响。在Barro－Gordon框架下，主要是围绕如何降低通胀倾向。其中一种解决方法是强制中央银行为偏离它宣布的低通货膨胀付出代价，即丧失声誉。Barro&Gordon（1983b）考察了一个允许时期t的通货膨胀选择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产生影响的重复性博弈，以此来评估声誉的作用。他们根据无限期重复博弈的大众定理得出，只要中央银行的折现率不是太大，就存在通货膨胀低于随意性政策下均衡水平的均衡状态。但是在对中央银行的真正偏好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公众必须从中央银行的政策措施中推断出它的类型。而且在某些均衡状态下，中央银行为了树立声誉可能不会采用一次性最优政策。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提高政策透明度，通过设立目标使公众更加清晰地观察到中央银行的意图。
（二）中央银行最优偏好
解决随意性政策下通货膨胀偏差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针对中央银行的偏好。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平均通货膨胀率与中央银行相对于政治当局的独立程度呈负相关关系（Eijffinger&deHaan，1996）。如果中央银行具有独立性，那么中央银行的偏好就会不同于当选政府的偏好，而且对于中央银行来说，通货膨胀的边际成本更高。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挑选一个比普通人更加重视实现低通货膨胀的人作为决策者，然后授予其政策操作方面的独立性。罗戈夫（Rogoff，1985b）是明确研究中央银行最优偏好问题的第一人。他认为，政府应该任命一个比社会（政府）整体赋予通货膨胀目标更多相对权重的人当中央银行行长。此类中央银行行长的特征就是比社会整体更“保守”，这种现象可以更为确切地称为“权重保守主义”（Svensson，1997）。虽然任命这样的中央银行家能够降低通胀倾向，但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在供给冲击太大时会引起产出的较大波动，稳定化政策遭扭曲而造成的代价会超过低通货膨胀带来的好处；其次，政府无法正确识别偏好参数并对其作出承诺，一旦预期已经形成，政府就有动机解雇保守的中央银行行长并换以和政府立场一致者；最后，对偏好而不是动机的关注模糊了该模型对制度结构和设计的含义。只需正确的人事安排并不一定产生好的政策，还应该对制度进行设计，以使决策者产生正确的动机。
（三）最优合同方法
Pearson，Tabellini（1993），Walsh（1995）等人先后提出了中央银行最优合同理论。他们认为，应该把货币政策委托给一个与政府具有同样偏好的中央银行，而且，中央银行能从政府那里得到转移支付，该转移支付可以看作是中央银行行长的直接收入或中央银行的预算，因此实现效用最大化的中央银行既关心由通胀及产出变化造成的社会损失，也关心其得到的转移支付。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胀倾向，同时使中央银行对供给冲击做出最优反应。Schellekens（2002）考虑了最优保守程度与模型不确定引起的谨慎政策之间的联系，和保守主义中央银行行长方法一样，合同解决方法将引起通货膨胀偏差的承诺问题“转移”了地方。Al－Nowaihi&Levine（1996）指出，如果转移承诺的程序是公开的，它就可以使政府对某一合同的承诺令人感到可信。这种政策透明度正是1989年新西兰中央银行改革所确立的政策程序的主要特征。该国政府与储备银行通过《政策目标协议》（PolicyTargetsAgreement，PTA）确定短期通货膨胀目标。对PTA可以重新谈判，而且一旦观察到当前的经济扰动，政府与储备银行都会有动机要求对通货膨胀目标重新谈判。但是，由于这种重新谈判必须是公开的，出于对声誉的考虑，双方可能维持一种不对通货膨胀目标重新谈判的均衡状态。因此，政策的透明度可以起到支持低通货膨胀均衡的作用。
（四）通货膨胀目标制
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对中央银行灵活性的限制即指定一个目标规则，要求中央银行达到某个预先设定的通货膨胀率或者为偏离该目标而支付代价。一般而言，通货膨胀目标制也可以看作是委托的方法，即政府或相关的机构为中央银行确定具体的损失函数，如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偏好以及具体的通货膨胀目标和产出目标，并委托中央银行实现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可以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心和信用保证，约束其履行承诺，解决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少国家实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中央银行必须提高其政策透明度，为了建立信誉，他们经常公开声明和公告，阐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提供与目标和业绩有关的详细信息。Mishkin&Schmidt－Hebbel（2001）分析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五个支柱特征，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政策确保透明度与责任制。Walsh（2002）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核心成分为：1.对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作出承诺；2.这种承诺通过宣布以数字表示的通货膨胀目标来公开表达；3.为完成目标，中央银行具有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可见，这些都强调了通货膨胀目标制中的货币政策透明度特征，这有利于公众准确地理解中央银行的意图，对稳定长期通货膨胀预期具有积极作用。
四、启示与借鉴：货币政策透明度与降低时间不一致性
第5篇：通货膨胀的优点范文
孔东民（2007）在研究通货膨胀与金融发展的关系的时候，也得到了通货膨胀阻碍经济发展的结论。以上研究结论反映了学者们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得出第一类观点的研究大多是从宏观层面来研究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的，而第二类观点的研究则倾向于从微观视角的消费、储蓄行为出发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然而，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还有些学者提出了第三类观点，认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没有必然的联系。刘溶沧（1994）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国外的经济发展实践看，高增长与高通胀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还是少数，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内，存在着不同的关系。第四类观点则是认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是存在最优组合关系，即“高增长—低通胀”的最优组合。王永中（2008）通过建立引入软预算约束的货币增长动态均衡模型，分析了中国经济近十年来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运行轨迹，认为政府的软预算约束是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郭洪伟（2010）通过建立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的计量模型，对我国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最优通货膨胀率约为5%，对应的经济增长率为11%；同时，他认为若本年和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都为零，我国实际的、可持续的年经济增长率为10%左右，则其中3.5个百分点的增长是来自于经济自身增长惯性。通过对以上研究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经验研究过多且缺乏理论指导依据，同时已有的研究结论对于宏观经济指导意义不够。本文基于以上不足之处，加强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理论研究，着重在通过理论研究两者的传导机制的基础上再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同时，遵循经济自身的发展周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近十年来宏观经济呈现的“高增长-低通胀”现象，并力图找出中国经济呈现良好运行态势的原因。
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传导机制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金融市场的发展。MinLin（2005）提出了这样的假说：金融市场可能是通货膨胀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渠道。金融市场主要由银行市场和证券市场两部分组成，通货膨胀也是通过影响这两个市场来影响资本积累以及资本的投资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当经济中出现高通货膨胀时，它会减少银行中储蓄的回报率，同时借着金融市场这个传导渠道，使金融市场产生摩擦从而加剧对金融体系的困扰；该种金融市场摩擦还可能导致信贷配给的产生，从而限制信贷资本的可获得性并降低资本的投资效率，最终可能会导致长期的经济萎缩。然而，当通货膨胀没有那么高，低于某一个临界值时，它使金融市场产生的摩擦效应会减弱甚至没有；相反地，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在降低金融市场中储蓄者的资本回报的时候，有可能会增加资本积累，提高资本回报率。在信贷市场上，通货膨胀会减少储蓄者的收入，也会减少债务人所要偿还的实际利息，这使得债权人的实际收入减少；此种通货膨胀效应会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债务人。相同贷款利率的条件下，信贷资金会配给到违约风险低的债务人；违约风险高的债务人要想获得信贷配给资金，必须支付更高的贷款利率。这种信贷配给机制越是严格，就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而且信贷配给限制了债务人资本的可获得性，使金融市场上形成的信贷资金的数量减少，这严重影响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从长期来看，经济会由于通货膨胀的进一步上升而呈现萎缩的状态。从经典理论来看，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可以通过菲利普斯曲线来进行论述。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之间的缺口对应着产品市场的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所以，从产品市场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也是一种可行的视角。当经济中有一个初始产出水平，若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升高时，就会带动产品需求增加，但由于厂商的调整成本以及时滞等因素的影响，产品供给不能相应地增加，这就产生了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缺口，直接会导致产品价格上升，进而使得通货膨胀率上升。
三、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实证检验
由于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为了更加明确两者的相互关系，本文参考Mills（1999）的研究建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官方网站：通过统计分析，得到以下的检验结果，如表1。表1的检验结果表明，GDPGC在5%的显著水平上是GDPDC的Granger原因，即通货膨胀率是影响经济实际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价格的变化是可以解释实际产出的变化的；GDPDC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是GDPGC的Granger原因，即经济实际增长率是通货膨胀的Granger原因，这同时也说明实际产出的增长对价格是有促进作用的。本文涉及的数据均属于时间序列数据，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时候，为了避免产生“虚假回归”的现象，必须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发现，中国GDP的实际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都符合一阶平稳过程。进一步，对经济实际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有如表2的结果。表2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显示，GDPGC和GDPDC在1%的显著水平上存在一个显著的协整关系，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经济实际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协整关系的估计方程如下：GDPGCt-0.0873*GDPGCt-10.5312=ut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短期波动关系，本文构建ECM模型对中国GDP实际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进行研究。由以上的误差休整动态轨迹分布图可以估计，GDPGC与GDPDC的长期均衡关系存在误差修正模型，并令误差修正项ecmt=ut，即ecmt=GDPGCt-0.0873*GDPDCt-10.5312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D（GDPGCt）=C（1）+C（2）*D（GDPGCt-1）+C（3）*D（GDP-DCt-1）+C（4）*ecmt-1+εt1D（GDPDCt）=C（5）+C（6）*D（GDPDCt-1）+C（7）*D（GDPGCt-1）+C（8）*ecmt-1+εt2对以上两个模型进行OLS检验得到估计方程如下：D（GDPGC）=-0.5144+0.4908*D（GDPGC（-1））-0.2056*D（GDPDC（-1））-0.5983*ut（-1）（-1.1408）（2.9075）*（-1.7088）***（-3.1075）*R2=0.4397F=6.8005DW=2.0850D（GDPDC）=-0.2136+0.04267*D（GDPDC（-1））+0.9096*D（GDPGC（-1））-0.1207*ut（-1）（-0.2982）（0.2232）（3.3915）*（-0.3946）R2=0.3639F=4.9574DW=2.0122在以上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方程中，差分项反映了短期波动的影响。从实证的结果来看，中国GDP实际增长率的短期波动效应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短期波动的影响，另一部分是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当通货膨胀率的差分增长1个百分点时，它会使经济增长率的差分在短期内下降0.2056个百分点；同时，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率的短期波动对当期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产生正向的影响，其影响程度为0.4908；并且这两种影响效果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这说明，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的短期波动将会对经济实际增长率的短期波动产生阻碍作用，同时，由于经济增长的惯性作用，上一期的经济增长率的短期波动会对当期的经济增长率产生促进作用。误差修正项ut的系数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5983）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因此，此修正过程中经济实际增长率将产生震荡收敛趋势，使经济实际增长率收敛到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的自然率水平上。从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存在正相关关系，通货膨胀会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同样产生促进作用；从短期来看，通货膨胀的短期波动会使阻碍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则对通货膨胀产生促进作用，即通货膨胀的短期波动滞后于经济增长的短期调整。
四、结论
第6篇：通货膨胀的优点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资本；货币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组成部分。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来控制通货膨胀发展在有限的水平内，从而实现稳定物价、发展经济的目的。货币政策对于调控通货膨胀这一点而言力量薄弱，因此经济发展中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的关系是当前经济发展一个重要议题。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可以用“高增长，低通胀”六个字来概括，然而自从2007年7月CPI突破5%至今，通货膨胀这一问题就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重点经济问题，围绕这一问题，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的关系就显得日益重要。
关于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关系这一问题，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物价的发展对平决定财政发展的经济理论就受到包括Sims、Douper在内的国外经济学者的重视，他们认同的观点在于通货膨胀如果仅凭借货币的政策的微薄之力是无法调控的，而财政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认同这一观点的理由在于财政政策能够通过控制财政的支出与收入政策从而作用于投入产出价格与国民收入的平均水平，推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流动性平衡，进而作用于通货膨胀。纵观国内外经济学者对于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不外乎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财政赤字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是显著而长期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财政赤字是经济发展必然现象与通货膨胀没有必然联系。笔者认为，以不同国家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结论自然也就会有所不同，根据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而言，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处于互相影响的状态，并且互相影响的因素是多重的。许多专家在考虑财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时用财政赤字代表财政政策的主要变量，然而，财政的赤字仅仅是财政政策运行的众多影响之一，本年度本季度的财政赤字即为本年度本季度财政收支的差额，因此，充分分析财政结构才能够充分理解财政政策发展的原因。笔者通过VAR（向量自回归冲击模型）将以财政收入和支出为代表的财政政策和以物价为代表的通货膨胀进行分析，价格指数主要采用CPI（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时间段为2003年7月到2013年7月，数据主要来源为CEIC。数据表明，我国财政的支出政策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微弱，然而我国财政的收入政策对于CPI主要带的是积极影响，也就是财政收入的提升会推动CPI的正向上升，反之，财政收入的降低自然也就导致CPI的下行。与此同时，通过数据的方差也可以看出，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并没有证据表明两者有显著的相关性；财政收入与通货膨胀的方差数据较高，有证据表明两者有显著地相关性，可以对百分之五左右的CPI波动做出解释。
因此，我国目前复杂的通货膨胀现状要求我们正确利用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对于宏观经济进行需求的调节，并且还可以从供给的角度对于需求进行合理的调节，同时由于财政政策拥有手外部经济影响小等优势，因此对于政策的传达性可控性比较强，对于今后控制通货膨胀应当充分利用财政政策的优势，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发挥作用：
一、从供给调节角度利用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在供给方面主要体现在经济短期波动的调整和经济长期发展的调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供给一个经济体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力量，包括物资资本、智力资本和人力管理资本，在这三点之中人力管理包括劳动力的质量、数量以及社会管理系统。智力资本顾名思义包括文字、图片以及专利等等。物质资本主要包括资产的投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除物资资本以外，剩余两种供给条件都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仅仅依靠市场供给自然是难以满足其发展要求，就需要动用政府这看得见的手。政府采取提升财政支出、进行财政补贴、提高上述两种物品的供给量，以此推动财政政策的有效供应。由此可以得出，想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于通货膨胀的作用，政府应当加大对于教育科学研究事业的监管和补贴，从而从根本上推动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进一步发展。
二、从需求调节角度利用财政政策
凯恩斯社会总需求中重要的一部分在于财政支出，提升财政的支出水平必然会刺激社会总需求的提升，在社会总供给没有更改的条件下，物价水平的上升是必然的。与此同时，李嘉图等价定理在现实中的不科学性告诉我们，政府利用公共负债进行小额集资并不利于税收投资，拥有政府发行债券的公民认为自己的财富得到了提升，这样的暗示带来的后果是过度消费，导致物价水平畸形上涨。通过这样的推论我们可以知道，想要控制通货膨胀不断发展的脚步，就应当压缩财政的赤字程度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投资。然而，就中国经济目前发展的情况而言，刺激中西部经济发展相对于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的通货膨胀尤其特殊性，从一个角度而言对于通货膨胀来说，短时间内支出的提升和压缩财政的赤字程度会令当前市场上货币数量不正常减少，酒水影响流动性的平衡局面；另一个角度而言，对于美元持续贬值以及国际金价下跌的现状，为了控制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和出口速度的减缓，政府需要适度的经济刺激以防止滞涨现象的发生发展。由此可见，面对通货膨胀，从需求调节角度应当采取稳中有松的财政政策，在控制一定规模赤字的同时适度发放国债保持市场信心，推动经济流动性发展，继续扩大中西部以及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
综上所述，相比于货币政策的进退两难，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财政政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供给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除此以外，财政收入的持续走高也要求政府在保持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财政政策作用，同时协调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助力中国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第7篇：通货膨胀的优点范文
[关键词] 纳什均衡 货币政策 博弈分析
一、博弈论下的货币政策博弈分析
货币政策博弈分析即利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宏观金融博弈问题。因而,博弈论是宏观金融博弈分析的方法论基础。纳什(Nash) 在1950年和1951年发表了两篇关于非合作博弈的重要文章,从一般意义上定义了非合作博弈及其均衡解,并证明了均衡的存在,基本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础。因而,该均衡以后被博弈理论称为“纳什均衡”。即是指由所有的参与者的最优策略组成的策略组合。在这种策略组合中,给定其他参与者的策略,没有任何单个参与者有积极性选择其他策略,也就没有人主动去打破这种均衡。相反如果一种均衡或制度安排,如果不是一种纳什均衡,即不是所有参与者的最优策略组合,那么,这种组合就不能成立或者至少不能持续。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效率和公平。而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无效的。现实中,大量的经济博弈问题是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发展为其在经济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条件并推动了合作博弈的进一步发展。
纳什均衡假定博弈参与者在选择自己的策略时,把其他参与者的策略当做给定的。而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如何影响博弈对手的选择。这个假定在静态博弈下是成立的,但在动态博弈下却不成立。在静态博弈中,所有参与者同时行动,不可能在自己采取行动前观察到其他人的行动,因而就无暇反应。但在动态博弈中,一方行动在先,另一方行动在后,后者自然会根据前者的选择而调整自己的选择,前者自然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点,所以不能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对其他参与者的影响,由于决策者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对他人选择的影响,纳什均衡允许了不可置信威胁的存在。1965年泽尔腾(Selten) 将纳什均衡的概念引入了动态分析,定义了“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的概念,将不可置信的威胁策略从纳什均衡中剔除出去,从而解决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均衡求解问题,将不可置信的策略变成可置信策略的行动,即经济学中的“承诺行动”。如果当事人不履行其承诺时将为之付出相应的代价,这种承诺就是可置信的,否则就是不可置信的。该概念的提出,对利用博弈论方法研究货币政策问题奠定了基础。
二、纳什均衡在货币政策效应中的应用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我们考察一期的货币政策博弈均衡。假定中央银行的目标成本函数为:
其中:π为通货膨胀率；y为实际经济增长率；y*为中央银行期望的经济增长率。
根据卢卡斯供给曲线:y=yn+α(π-πe), α＞0
其中:ynt为潜在经济增长率；πet为公众的预期通货膨胀率； α表示非预期通膨胀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即总供给曲线的斜率。
假定α=1,即:y=yn+(π-πe)
同时假定中央银行对货币增长有完全的控制能力,公众的预期完全理性；不存在真实供给冲击和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影响,通货膨胀率π等于货币供给增长率m,通货膨胀预期πe等于货币供给增长率me；中央银行期望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相等。有:
令公众的目标函数为避免由于预期误差导致的通货膨胀之害,因此可把公众的效用函数定义为:U＝-(m-me)2
可得该货币政策博弈的支付矩阵如下:
第8篇：通货膨胀的优点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压力；P-Star；产出缺口；菲利普斯曲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8CJY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7JC790055)；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计划项目(2007CG71)；上海市教委高水平特色发展项目“金融信用知识创新体系”资助。作者简介：贾德奎(1978－)，男，宁夏同心人，管理学博士，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中国立信风险管理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006-1096(2009)04-0021-03 收稿日期：2009-05-04
通货膨胀压力IP(Inflation Pressure)是指未来某个给定时期的价格总水平相比较上一期的可能上升程度。通货膨胀压力测度即通过数量方法对物价总水平的变动趋势进行度量，其主要目的在于帮助货币当局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并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决策效率及调控效果。近年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这要求货币当局有准确判断未来通货膨胀发展趋势的能力。正基于此，对通货膨胀压力的研究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一、相关文献述评
在已有文献中，有学者运用产出缺口同价格变化率之间的关系来估计通货膨胀压力，也有学者运用货币流通速度与其趋势值之间的偏移率来测算通货膨胀压力。除此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的P－Star模型，也是测度通货膨胀压力的一种较好的尝试。
基于货币流通速度偏移率的通货膨胀压力测度，假定当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货币需求量出现变化时，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能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需求增长速度保持一致，在此条件下，价格总水平将保持不变，此时的货币流通速度可定义为均衡货币流通速度。根据费雪的现金交易方程式YP＝MV可以得出，当实际货币流通速度与均衡货币流通速度出现偏离时，价格水平将存在着调整压力。其中，如果实际货币流通速度低于均衡流通速度，则意味着未来价格水平存在着向上的调整压力，即可能会发生通货膨胀。余根钱(1993)利用上述通货膨胀压力测度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年(1979～1992)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基于货币流通速度偏移率而建立的方程是一种预测物价总水平的理想模型。Miquel Faig和Bel6n Jerez(2005)利用美国的经济数据(1892～2003)，通过研究货币流通速度偏移状况来间接度量通货膨胀压力，并最终得出公众持有货币的动机变化会改变货币流通速度并引致通货膨胀。Lars RisbJerg(2006)利用货币流通速度偏移率对丹麦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行测度，并通过考察通货膨胀压力的周期性变化，来验证货币量增长、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内在联系。
基于产出缺口的通货膨胀压力测度，其理论基础为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价格水平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正是利用实际GDP增长率对其潜在值(或均衡值)的偏离来间接度量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压力。新西兰储备银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以产出缺口作为经济中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并进而为货币当局的政策决策和操作提供依据。Stefan Gerlach等(2006)利用不同方法对中国i982年~2003年间的产出缺口进行估计，并研究了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当考虑了价格管制放松、贸易自由化及汇率制度改革等不可观测变量后，产出缺口变化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多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变动趋势。国内许多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研究。刘树成(1997)通过研究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发现，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呈现出基本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同向变动关系。范从来(2000)通过研究中国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的形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价格水平之间存在着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同向变动关系，并据此提出反通货紧缩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石柱鲜、黄红梅、石庆华(2004)通过对中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关系的分析，表明中国的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相关关系比较稳定。刘金全、金春雨、郑挺国(2006)以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为理论依据，通过采用具有区制转移的状态空间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直接关系，但存在着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下经济增长波动性与通货膨胀波动性之间的紧密联系。
基于货币需求理论中的费雪现金交易方程式，美联储的Hallman Jeffrey等三位研究人员(1989)提出了一种估计通货膨胀压力的模型，即所谓的P－Star模型。国内外许多学者利用P－Star模型对相应国家或地区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该模型能够应用于大多数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压力测度。Peter Hoeller和Pierre Poret(1991)通过实证研究以评估P－Star模型的有效性。结果表明，P－Star模型在解释过去的通货膨胀变化轨迹时，要比单一依赖产出缺口的模型更为出色；不仅如此，在对样本中大多数国家的研究中发现，在长期通货膨胀压力的预测方面，P―Star模型也优于基于金融市场变量的其他模型。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预测短期通货膨胀压力方面，P-Star模型表现出相应的不足。其主要原因在于，P-Star模型既无法有效识别出事先的货币流通速度和潜在产出水平的暂时性冲击因素，也无法识别出类似的永久性冲击因素。杨运杰、张永军(2007)估计了P－Star模型的经验方程，并且研究表明运用P-Star方程来估算通货膨胀压力的变化，可以为国家价格总水平的调控提供参考。
在许多标准模型中，产出缺口是解释通货膨胀的主要变量，而在P－Star模型中，货币流通速度对均衡趋势的偏离也是决定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因素。P-Star模型基于传统的古典货币数量论，即就长期而言，价格水平取决于货币供应量。P-Star模型的货币政策含义在于货币当局在短期或长期内影响货币供应量的能力。
不同的通货膨胀压力测度方法既可以互为补充，又能够彼此验证，因此各具借鉴意义。但在具体研究中，测度方法
的选择应该基于现实的经济特征。基于此，考虑到中国过去所经历的通货膨胀上涨的主要引致原因，即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过快下的需求驱动特征，下面将利用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式，通过估计产出缺口，以对中国宏观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行测度。
二、产出缺口估计及模型建立
利用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对通货膨胀压力进行测度，首先需要准确地估计产出缺口，然后通过建立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回归方程式进行计量分析，最后对通货膨胀压力进行测度。
(一)产出缺口估计
在已有的学术文献中，从理论上估算产出缺口的方法有结构性方法与非结构性方法两大类。结构性方法的代表是生产函数方法，但通过生产函数法估算潜在产出时必须使用失业率、企业开工率、固定资产使用率等指标，而在中国没有企业开工率、固定资产使用率的正式统计，对失业率的统计只有城市登记失业率一项，该指标对农村失业及城市中下岗等情况没有进行统计，因此在中国直接使用生产函数法计算潜在产出有比较大的困难。
非结构性方法也称为统计方法，是直接根据实际产出估计潜在产出，不需要其他统计指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HP滤波方法。即如果Y是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经济时间序列，Y是其中含有的趋势成分，Y：是其中含有的波动成分，则利用liP滤波可以将经济变量序列中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经济波动成分T分离出来。下面采用HP滤波法估算潜在产出时，因使用的是年度数据，故采用了OECD的建议，取r=25。估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二)模型建立
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可建立下述计量模型。
上式中为时期的通货膨胀率，Gap，为时期的产出缺口，真为扰动项。上式的经济学含义为，当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受过去的通货膨胀水平及产出缺口的影响，即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在正的产出缺口下，通货膨胀有上升的压力；在负的产出缺口下，通货膨胀则有下降的压力。下面将利用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上述模型，对中国近期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行测度。
三、实证及结果分析
计量分析所用的CPI及产出缺口数据均为年度数据。CPI数据来源为GCER中国经济研究服务中心的宏观经济数据库，产出缺口采用上面利用HP滤波方法的估计值。方程中的CPI和产出缺口分别取一阶滞后项，最后使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各变量系数的‘统计量都比较显著，DW值为1.32，为67.1％，调整后的及R为62％，计量结果比较理想。
根据上述回归方程，参考张晓晶(2008)关于稳态通货膨胀率的解释，可以计算出不同稳态通货膨胀率水平下的GDP增长率。如果仍然假定社会可承受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在5％以下，则相对应的GDP增长率为9.41％；并且从下表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率为0时，GDP增长率为7.39％。由此根据下表可以得出，稳态通货膨胀率上升1个百分点与GDP增速提高0.4个百分点是相对应的；并且可以看出，中国如果出现9％以上的GDP增长率，则经济将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四、简要结论
笔者利用HP滤波方法估计中国近年(1992―2007)的产出缺口状况，并建立描述中国宏观经济中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式，最后采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发展过快是中国近年来出现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不仅如此，中国2007年前后曾出现的通货膨胀上涨也主要由经济增长偏快所引致。通过考察不同稳态通货膨胀率水平所对应的GDP增长率可以发现，中国的稳态通货膨胀率上升1个百分点与GDP增速提高0.4个百分点是相对应的。由此可以得出，中国如果持续出现9％以上的GDP增长率，则宏观经济将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一结论也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实践所证实。
第9篇：通货膨胀的优点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 货币效用 分析
一、导论
通货膨胀率常被定义为物价增长率。它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稳定与否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央行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各国的中央银行认为，通胀率应当维持在较低水平，但是，什么样的水平才是合理的呢？一些经济学家称，我们应当维持现阶段通货膨胀率，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零通胀率才是最优水平。
Milton Friedman (1969)对最优通胀率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
（一）货币为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因为它能节约消费者的交易时间。
（二）同时，持有货币又会带来成本。除去消费外，家庭需要在实物投资和积累的实际货币总量之间配置资源。由于通常而言，货币工具收益低于资本性投资，持有货币的成本主要是来自于利差。
因此，家庭必须在货币能带来的交易便利与资本收益之间进行权衡，以决定最优的货币持有量。Friedman认为，为了消除货币工具与其他资本性投资之间的利率差异，货币当局要么把债券名义利率设为零，要么就对货币支付利息。而第二种方法，尽管支票存款也能赚取利息，但对现金支付利息成本可观。至于第一种选择，这就引入了对通货膨胀率及其最优水平的分析。本文接下来，就从MIU模型出发，给出经济学理论上关于最优通胀率的一些研究。
二、Money-in-the-Utility Function
新古典增长模型——索洛增长模型，有三个关键点：
(一)计算产出时，采用了资本和劳动可以平滑替代的生产函数。
(二)每一期都有固定比例的产出被用于投资。
(三)劳动力投入增长率是外生给定的。
1967年，Sidrauski将货币能带来直接效用的假设同基本的新古典模型结合起来，构建了MIU模型。
由于agent的效用直接取决于他们消费的商品与持有的货币，我们假设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如下：
（1）
其中，为第t期人均消费，是第t期的货币余额。当每一期消费固定不变时，个人的效用是持有货币的增函数。
预算约束函数为：
（2）
其中，为人口增长率，为资本折旧率。给定家庭的当期收入、资产以及从政府处获得的净转移支付，家庭将会在消费、实物总投资、积累的实际货币余额总量三者间进行资源配置。
家庭要解决的问题是，在②式的约束之下，选择一个，和，使得①式最大化。建立动态最优化问题，将值函数定义为家庭选择最优的消费、资本持有、货币余额后所得到的贴现到当期的效用值，如下式所示：
（3）
其中，是时间偏好系数(0
（4）
关于的一阶条件为：
（5）
关于的一阶条件为：
-+=0 （6）
给定包络定理：
= （7）
从⑤ ⑦， n=0以及==，可以得到
+1-= （8）
当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时，如时，则，进一步能得到
（9）
由于资本劳动比kss只取决于生产函数、折旧率和时间偏好系数，因此kss是中性的。
在稳态 n=0时，预算约束可以写成：
由于、，可以得到：
（10）
css仅取决于α、时间偏好系数和折旧率。
由于资本劳动比kss、消费css和产出f(kss)都与名义货币余额水平Mss相独立。其中，mt=Mt/PtNt 。因此，在这个模型中，货币是中性的。
一项资产若以消费品形式体现其真实回报率，该资产必定会获得一个名义利率。假设某项资产在第t期耗费了1单位消费品，但在第t+1期能得到()单位的消费品回报。如果用货币单位来表示，则该资产在第t期花费了单位货币。由于在第t+1期，每单位消费品价值是用的货币表示，则该资产在第t+1期的回报为。因此，名义回报率为：
[-]/=()()-1
或 （费雪关系式
结合⑤式和⑦式，得到
+1-δ= （11）
当n=0，等式⑤⑥⑦⑾可以推出：
（12）
由于和都是凹函数，实际货币余额是消费的增函数，是和的减函数。是用消费品形式表现的实际货币余额的相对价格，或者说是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其受实际资本回报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由于持有货币会带来直接的效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会减少实际货币余额，故通货膨胀会导致福利损失。那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最优的通胀率以最大化家庭在稳态下的福利呢？Friedman提出了一些想法。他认为，一方面，持有货币导致的私人机会成本取决于名义利率；另一方面，印刷货币的社会边际成本必须为0。在一个大于0的名义利率下的私人机会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会导致低效率。为了改善该效率缺失，私人机会成本应当为0。根据⑿式，意味着名义利率为0。在稳态下，从费雪关系式中可以得知，=0时，一定有。
因此，最优通货膨胀率为负，其大小等于负的实际资本回报率。
基于购物时间模型(Shopping-Time Model)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与MIU模型相同（证明过程省略）。假设购买商品是需要投入由货币和时间构成的交易服务。货币和时间是可替代的，因此拥有货币可以缩短交易服务的时间。在考虑将货币和时间如何结合起来时，代表性家庭应当权衡其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及闲暇。个人的效用取决于消费及闲暇时间。如同之前在MIU模型中所示，我们也能证明出一个标准化的结果：货币中性时，最优通胀率为负。
三、结论
由Milton Friedman提出的最优通胀率在MIU和Shopping-Time模型下都是稳定的。Phelps（1973）提到“货币增长为政府创造收入——通货膨胀税”。令名义利率为零会改善效率缺失，该效率提升是由以某项较高税收去补偿通货膨胀税的损失而产生的。
但无论学者们理论和实证的研究结果如何不同，其最终结论却较为一致：高通胀绝对不会是一个合意的通胀水平。最优通胀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另外，按照MIU模型中所述，持有货币会带来直接的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从而引起个体效用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成本。这一事实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非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因此在确定通胀水平的时候，还应当权衡福利成本。
参考文献
[1] Carl E.Walsh.货币理论与政策.The MIT Press，2001.
[2] Timothy Cogley.什么是最优通货膨胀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