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精选(九篇)

第1篇：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关键词：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思想；发展过程；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13-0092-05

职业教育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是清末以来我国近代教育思潮继承与发展的结果，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的起源，也是我国职业教育进入近代化启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即萌芽阶段（1912―1937年）、成型阶段（1937―1945年）和成熟阶段（1945―1949年）。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成为改造传统教育思想的一股新生力量，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启示。

一、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思想的体系构成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思想体系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动态过程，其体系包含着纷繁复杂的内容，但其核心体系体现在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内容选择和方法运用等三个方面。

（一）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

“学会生存”、“学会生活”、“学会学习”是当代教育的目标取向，也是“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体现。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平民生计教育”的思想正是以培养学生的生存与生活能力为旨归的。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在发轫之时就定位于“平民教育”，主张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职业教育权利，使接受职业教育成为公民的一项普惠性权利，以此作为“民权”的一部分。在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民国的职业教育依然坚持“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方面，始终坚持培养学生“生计技能”这一核心，提升自食其力的能力，从而实现“民生”改善的政治理想。如以晏阳初为代表的职业教育家，在农村推行职业教育试点，旨在“训练农民生计上的现代知识和技术，以增加其生产；创设农村合作经营组织，养成国民经济意识，与控制经济环境的能力。”[1]通过提高农民的素质与技术水平来改善平民生活质量。在课程结构方面非常强调普通知识与职业技术的协调促进，“职业学校每周教学四十至四十八小时，以职业学科占百分之三十，普通学科占百分二十，实习占百分之五十为原则”；[2]注重根据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专业设置与专业课程选择，提出“以教授农工商业必须之知识技能为目的”，[3]同时，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始终关注学生的主体差异性以及专业差异性，如国民政府的《修正职业学校规程》中按照不同专业对专业知识、普通知识以及见习实习的时间进行区分，制定了不同教学科目与课程的教学标准；对起点较低的学生专门制定了《职业补习教育办法大纲》，加强了对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补习。

尽管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深深地烙下了“实用主义”的职业取向，但并没有放弃对技术工人健全人格的培养。如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在大多数职业学校中得到了落实；很多学校还专门开设了美术、音乐、外国语等课程，推动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1935年教育部颁发的《修正职业学校规程》中就明确提出职业学校要实施6个方面的教育，即“锻炼强健体格、陶融公民道德、养成劳动习惯、充实职业知能、增进职业道德、启发创业精神”。[4]

（二）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对象与内容的选择

在欧美民主思想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面对国家苦难和民族危机，蔡元培、蒋梦麟、陶行知、晏阳初等人倡导将职业教育定位于“平民教育”，他们认为要想改变当时中国落后愚昧、贫困不堪的困境，首先要从改变人开始，人是国家复兴的关键，而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晏阳初指出“中国大部分的文盲，不在都市而在农村，中国是以农立国，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农村是中国85%以上人民的着落地，要想普及中国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去。”[5]梁漱溟的“邹平乡农学校”、陶行知的“晓庄学校”以及晏阳初的“定县教育实验”等，都是平民主义指导思想的实践。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的定位是“民生”主张在教育领域的体现，也是社会各界尤其是商业界、教育界的有识之士进行社会经济变革的结果。

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实业家、政治家矢志于救亡图存，提出“实业救国”的思想。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富裕，大批有远见、有胆识的实业家，如蔡元培、穆藕初、黄兴、张謇和范旭东等大力提倡发展实业。国民政府重视并采纳他们的建议，以孙中山“民生主义”为指导，大力发展农、工、商等实科教育。如民国初年除继承清末实业教育的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四类专门学校以外，增设医科、教育、法科等更加实用的专门学校：如1931―1936年，全国医科专业毕业生人数由58人增加到129人，教育专业毕业生由23人扩大到106人，法科1931年有182人，1934年增加到283人。[6]1935年颁布《修正职业学校规程》后，全国职业教育发展迅速，1930年职业学校毕业生7756人，1936年增长到10294人，增长率接近50%。[7]

此外，职业教育除了课程门类种类的增加，还更加注重不同教育阶段课程的衔接，强化课程的地方性，从而更好地为地方发展服务。例如，1922年制定的“壬戌学制”，在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中，“在小学增置职业准备学科；初中在施行普通教育的同时兼设各种职业科；高中施行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为健全职业教育，在相当学校内酌设职业教员养成科”。[8]

（三）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的方法体系

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主共和，发展实业一直是中国近代有识之士的奋斗目标。在“西学”的影响下，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实业家主张“中体西用”，打破传统的“重学轻术”，实现“工读结合”，将西方的思想技术应用于社会生产实践。

尽管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规模很小，但是大学毕业生也出现结构性过剩的局面。一方面，一些大学生无法就业而不得不重新参与社会职业培训；另一方面，具有专业职能的职业学校毕业生却辗转难求。如“1930年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职业指导所共有2878人委托介绍职业，其中国内大学毕业生已达到730人，国外大学毕业生133人。”[9]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书本上空话太多，实际上做事做人的训练太少，所以学生到社会上，多不能适应环境。”[10]因此，为解决国内学校培养的学生与职业界需求难以衔接的瓶颈，教育界有识之士在受赴法勤工俭学的影响下提出了“工读结合”的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强调读书与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阶层相结合。因此，蔡元培与黄炎培等人主张职业教育应是面向大部分贫困子弟的平民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应以学生将来的就业方向为导向，注重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训练，不断增强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他们认为：“农业学校学生，当知农业为平民的而非贵族的，实践的而非理论的，进化的而非保守的。故学生在校时，当注重实习，留意普通农人之习惯，庶毕业后得实地施行，而不致以农商部或各省实业厅为归宿。”[11]同时，教育与生活相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

二、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思想发展的动力源泉

思想是时代的精华，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思想是在社会经济变革、政治环境、思想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萌芽、生成与发展的。

（一）工业化生产的冲击：农耕经济的凋敝与社会贫困的加剧

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清末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外国的侵略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巨大的变革，使中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清末民初，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开始在我国迅速铺开，“1913年中国仅有698家工厂，创办资本3.3亿元，工人27万名。1920年中国有工厂1759家，创办资本5亿元，工人55万名。七年间工厂数、工人数均增加1倍以上。”[12]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我国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开始萎缩，农村社会的贫困程度不断加剧，“近年来农村经济，整个破产了，自耕农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农、雇农，以致十村九困，十家九空……在今日经济侵略下之农村，无田之耕农，歉岁所分之粮少，不足以供食用，半年所分之粮食，不足以易所需”；[13]另一方面，工业化生产所需要的产业工人出现较大缺口。因此，以“生计需要”为核心的职业教育思想开始萌芽；蔡元培等民初教育改革家鲜明地提出：职业教育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应从受教育者本体着想”，这种带有民主性质的职业教育思想，为整个民国时期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启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华东地区沦陷后，国民政府的经济重心由华东地区转向中西部。工业基础的薄弱与技术人才的匮乏使中西部地区难以满足抗战的物资生产，因此，发展职业教育，为抗战培养技术性人才成为救国救民的重要出路。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使地尽其力、物尽其用、必须人尽其才。如何人尽其才，是教育上的问题，所以今后的教育方针，应于最短的时间内，大量培养工农业人才，以应改进生产事业的急需。”[14]后来，陈立夫把它浓缩为“发达经济，增进武力”。[15]对各种技术人才大量而迫切的需求，促使职业教育发展倾向于技术生产，以满足抗战需要和民生生存。

抗日战争以后，为了尽快恢复国内经济秩序，拯救受阻的实业发展，国民政府制定了战后经济恢复政策，鼓励职业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中关于教育文化政策的专条制定了战后教育的基本原则，“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16]为贯彻落实教育方针，教育部门结合战后实况，一方面恢复职业教育发展，成立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职业指导所等；另一方面改进和扩充职业教育。

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撞击而引起的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使中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为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具有技术的职业人才成为社会经济变革的支柱。

（二）“三民主义”思想不断深化

辛亥革命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为中国带来了民主。政体的更新使教育思想也随之改变。中华民国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执政方针，力求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最大限度的“民生”、“民权”、“民族”。“民生”旨在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生活问题，根本途径是发展生计教育、职业教育；“民族”则是追求民族独立，赶走外国资本家发展民族经济；“民权”强调人人享有民主政治权利，包括受教育的权力。1911年孙中山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的演说中强调“凡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均有平等自由之权。今民国既已完成，国民希望之大，然最要者为人格。我国人民受专职者已数千年，近260余年，又受异族专制，丧失人格久矣。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须从教育开始。中国人数四万万人，此四万万人皆自学成才受教育。”[17]孙中山先生不仅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为民主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使之成为主导社会变迁的主流思潮，在教育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

民国初期军阀混乱，为快速瓦解各地盘踞的军阀统治，顺利实现北伐战争，解救国内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国民政府大力支持发展职业教育、生计教育以解决“民生”问题。例如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后，1929年公布的教育宗旨即“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人民生计，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18]在政府的支持下，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使当时国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生存状况得到好转。现代化工业生产逐步扩大，据统计“1920年现代工业生产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37%，1933年增长到10.33%，1936年为13.37%”[19]。这种良好的发展趋势终止于日本的法西斯侵略，中日战争使得资本主义经济最繁荣的华东地区沦陷。为了实现“民族”和“民权”，对抗日本的入侵，国家发展职业教育，培育职业人才，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工商业界迫在眉睫的诉求。国民政府采取了知识分子“实业救国”的意见，鼓励发展实业、工商业，为抗日战争提供战时物资。民国后期的内战拉锯时期，国民政府试图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权，提倡发展职业教育，为政治稳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推动职业教育的恢复与发展，教育部制定《推动中等职业学校计划》，“对战后职业教育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指导与要求，同时规定各职业学校可因地制宜酌情增加专业和课程。”[20]可见，国民政府始终将发展实业作为实现所谓“国富民强”的重要途径，实则是为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虽然声称“遵守三民主义教育”，但这并不是人类普世价值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前卫的教育理念。

（三）中外文化互动：西方“实用主义”职业教育思想的中国化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中国的传统思想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思想的冲击，使之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困境。“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等思想在中国延伸，而发展最快的就是职业教育思想。洋务学堂即是实践代表，当时的有识之士均支持兴办学堂，创办实业。盛宣怀曾说过，“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21]他亲身实践，创办南洋公学，发展实业教育，洋务学堂的开办为洋务实业提供了专业技术人才。此外，随着来华传教士的增多，“西学”逐步被国人接受，蔡元培、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和胡适等进步人士在庚子赔款奖学金的支持下出国学习西方教育思想，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看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社会的巨大变化留学日本，学成之后，将国外学习经验结合中国的实情投入实践，不断进行理论的探索。他们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教育更加注重生计，更加贴近生活，力求学校将知识与职业相结合，反对学非所用。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等创办的乡村教育实验都是对“实用主义”职业教育思想的实践。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职业教育思想，陶行知还邀请自己在哥伦比亚的老师杜威来华讲学。杜威在中国的巡回演讲，将职业教育思想传播到不同省份，扩大了职业教育的影响力。此外，另一位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在中国进行教育交流与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学制改革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外国职业教育思想的传入与中国本土职业教育思想的文化互动，即“实用主义”职业教育思想中国化的过程。

社会经济变革是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思想发展的直接动因，民国政府政治环境为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外国职业教育思想的传入与传播为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三、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的评价和影响

思想是时代精神的结晶，教育思想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政治经济的反映。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思想不但是职业教育社会化的产物，同时也给当代职业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一）为我国职业教育的近代化与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重心从“道德教育”向“生计教育”转型的重要标志，而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实际就是西方教育思想对我国传统教育思想影响的过程，也是西方教育思想逐渐“中国化”的过程。

从民国初期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受西方工业文化的影响，知识分子异常活跃，他们结合地方官绅形成民间教育团体，从不同视角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教育资源，成为推动职业教育思想发展的中坚力量，从而形成了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的萌芽。黄炎培、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知识分子和教育家是民初职业教育思潮的主力，直接影响到1922年的学制改革，舒新城对此评价道：“中国近代各种教育思想在实际上之影响，无有出乎职业教育思想之者”。[22]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为职业教育思想从理念到政策提供了契机。在“攘外”与“安内”的双重压力下，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令法规为战时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保障。如颁布《各省市编制该年度教育行政计划及教育文化概算原则》与《教育部协助职业学校生产资金暂行办法》保障抗战时期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修正奖励职业学校科教员进修暂时办法》与《教育部津贴职业学校专科教员及导工薪给暂行办法》避免了战时师资的流失，促成职业教育发展的第二次高潮。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致力于职业教育的恢复与扩充，成立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职业指导所等，使职业教育思想完成了从理念到政策再到组织的渗透过程。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成熟的不同阶段。整个民国时期是职业教育思想丰富发展的时期，开启了职业教育的近代化。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教育，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民国时期，就教育思想理论而言，也是一个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中国的教育整体上从简单模仿进入自我创造、初步民族化的阶段。教育理论的探索涉及教育的所有领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财富。”[23]因此可以说，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是西方教育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为我国职业教育近代化以及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确定了我国职业教育“工学结合”的基本模式

20世纪初叶，由于职业教育脱离生产实际与现实生活而导致人才供求矛盾。陶行知、蔡元培等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职业教育要为生产与生活服务，提出“舍采用实用主义，尚有何通哉”，中华职教社的成立就是职业教育沟通生产生活实践的重要标志。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等在杜威的影响下提出职业教育平民化的思想，任何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人人可以将职业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产生实利，解决生计问题；同时，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家强调，课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不仅传授理论知识，更要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如蔡元培提出学习欧洲中等农业实习学校“半日听课，半日作工”的经验，增加学生实习时间以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优势。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秉承了杜威的“实用主义”理念，推动了当时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我国当代职业教育“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探索了道路，也为中国近代的实业教育向现代职业教育的转型提供了支撑。

（三）为教育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

我国传统的教育都是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的儒家传统文化教育，这种教育内容通过科举考试制度而不断得到确认与强化，使教育成为政治的忠实“奴仆”。而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首次从理论上突破了“仕途教育”的传统惯习，将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于“生计教育”，并将其作为“富国强民”、“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而得到重视，客观上推动了教育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从而相互融合。

从历时性上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而得到丰富与发展。民国初期，面对西方列强的掠夺、国内军阀的混战、封建帝制的复辟以及民族经济的凋敝，“改善民生”成为民国职业教育思想的核心；而在抗战时期，“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当时职业教育思想的主流；抗战胜利之后，很多教育家提出要将“生计教育”与“民族复兴”结合起来，并强调职业教育应成为一项国民权利。从空间来看，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从重视工商业到重视农业、从贵族教育到平民教育、从“学非所用”到“学有所用”的发展过程。显然，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总是与政治、经济与文化保持紧密联系。这也为我国当代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

当然，由于民国时期战乱不断与西方文化的侵蚀，加上国民政府的腐败，因此，民国的职业教育思想中还仍留下很多西方文化的印迹，并且有很多教育思想得不到落实，甚至在实施的过程中被政府所异化，我们应当从中取其精华而吸，去其糟粕而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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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兰自珍，杨佩霞.民国时期职业教育体系的演变及特点[J].职业教育研究，2007（11）：179，179-180.

[5]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C]//夏金星，彭干梓.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民国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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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张晓冬，吴文华.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研究[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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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490.

第2篇：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思想政治教育史 分期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现状及不足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现状

关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党史为线索,根据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分期来划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发展阶段。如邱伟光、黄小惠、许启贤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划分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21.7―1949.9),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49.10―1976.10),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76.10以来)等三个大的时期。二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然属性、自身发展特点及其规律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发展阶段,并以党史的历史分期来命名。如张耀灿、刘建军认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应分为初创与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发展时期、曲折前进和严重挫折时期、拨乱反正和发展的新时期等。三是依据党的重要历史文献的出台时间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如毛锡学、李其然将其划分为:(1)形成时期,以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为标志;(2)逐步成熟时期,以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为标志;(3)发展时期,从1944年4月起到1954年4月《中国人民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颁布为止。(4)曲折进行并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从1954年起到1976年粉碎反革命集团止。(5)创新时期,从1976年10月到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止。

(二)上述分期存在的不足

重新审视这三种历史分期不难看出,它忽视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学科独立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不是党史的“缩影”,不应以中国革命的历史时期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分期进行命名,把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党史、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混为一谈。另外,对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还未形成统一的划分标准。不论是以党史为线索进行划分,还是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发展特点和规律进行划分或是以党的重要历史文献的出台划分,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缺乏统一的标准。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把握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学科独立性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确定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成立的根据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曾有精辟的论述:“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科学的对象。”①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有自身的特殊矛盾――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理论和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与人民群众实际思想认识水平之间存在的矛盾(差异)以及如何解决矛盾,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实践和历史经验,有学科自身的研究对象――解决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领域特殊矛盾的客观规律,②这一学科特殊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决定了其学科的独立性。我们不可否认,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学科独立性是相对的,它与中国共产党史、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这两门学科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既是中共党史的分支学科,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一门分支学科,“而且主要是在中共党史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这两门学科的交叉点、结合点上生长、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③因此,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独立性的前提下、在与党史分期不相矛盾的大背景下、结合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本身的发展特点进行的分期,才能得出合乎逻辑的科学结论。

(二)把握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分期的标准

笔者认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正确分期的标准能否确立,主要是看分期是否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否有助于总结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经验教训。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适应事物发展的规律,将会促进事物的发展,反之将会阻碍事物的发展。同样,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无论是横向划分还是纵向划分,都要遵循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那就是对其进行的分期首先是是否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主要是时空上的变迁规律,这是第一位的、是首要的;其次是是能否总结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经验教训,使理论成果与时俱进。因此,笔者认为,以此为依据确立的分期标准,就不会偏离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大的方向,更不会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标准与党史的分期混为一谈,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分期的科学性强,它能不断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良性发展。

(三)把握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实效性评价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实效性问题意即党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能否被教育对象接受内化并外化为自己的行为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同时是一个曲折变迁的过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目标任务的改变,已经成熟的理论不一定适合后续实践的发展。“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④因而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实效性的评价、找到在当时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契合点,这才是对其进行历史分期的着力点所在。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正确分期

依据上述需要把握的问题,笔者尝试将党的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分为三个时期:

(一)革命时期的革命化思想政治教育时期(1921年-1949年)

1.思想政治教育探索时期(1921-1927)。这一时期主要是学习和借鉴苏联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理论和制度,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化和制度化探索时期。

2.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发展时期(1927-1935)。从1927年10月的“三湾改编”的把“支部建在连上”尝试建立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体系开始,经过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系统总结我军工作经验、批判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阐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进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这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1934年2月在瑞金召开的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报告,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生命线”地位的确立,表明党对思想政治工作及其规律的基本形成了科学的认识,因此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形成时期。

3.思想政治教育成熟发展时期(1935-1949)。这一时期从针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我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实事求是工作作风,这是党思想政治工作实践的一次伟大创举。在理论上,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高度总结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1944年谭政代表留守兵团政治部作的《关于军队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它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阐明党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性质、方向、任务、地位和方法,完整地概括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成熟的重要标志。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围绕争取和平和统治的政治任务,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和优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向前发展,形成了最广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建设时期的革命化思想政治教育(1949年―1978年)

1.思想政治教育非革命式正向转变时期(1949―1957)。这一时期,党领导开展土地革命、“三反”、“五反”以及抗美援朝系列实践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完成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些实践活动表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既有针对敌对势力的传统的革命化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又具有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是新时期指导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也是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非革命化转变实践的反映和总结,体现了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方式转变在认识上的深化,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标志性成果。

2.思想政治教育革命式反向转变时期(1957-1978)。这时期,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左倾错误,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期甚至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出项革命式的反向转变,片面扩大社会主义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以政治斗争化的革命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失,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遭受严重挫折。

(三)建设新时期的科学化思想政治教育时期(1978年至今)

1.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转变时期(1978-1992)。这一时期,围绕后出现的“两个凡是”的僵化指导思想,以“真理问题标准”大讨论为起点,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1982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宋仁穷在有关会议上提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随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表现在国家开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专门培养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才。(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仍然残留着革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痕迹,比如运动式的教育口号、方式等等)

2.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确立及发展时期(1992至今)。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提出进一步改革开放,标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围绕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开展切合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以及国外资本主义思潮等带来的错误思想和认识的影响,党不断深化、完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体系同时,在90年代末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21世纪初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些重要思想不仅是党和国家工作根本指导思想,也赋予思想政治工作新的科学内涵。

注 释:

①选集(第一卷),1966,第284页.

②王树荫.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建设论[J].思想教育研究,2006,(3).

③张耀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40页.

参考文献:

[1]邱伟光.思想政治教育史[M].陕西:陕西师大学报,1988.

[2]黄小惠.思想政治工作70年[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

[3]许启贤.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陈登才、董京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5]张耀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刘建军.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第3篇：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关键词：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地位；作用

中图分类号：D42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1-0274-02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处在日军和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之下，生存环境艰辛，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尽管如此，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却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得最有声有色和富有成效的时期之一，这是因为中共共产党人意识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中心环节”的地位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保证、育人、协调和激励作用。

一、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

延安时期我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与我党对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中心环节”地位的确立分不开。

（一）“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生命线是中国共产党用于说明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各项工作中的地位作用，意于强调其保证、导向、协调、激励等作用。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就把政治工作比做红军工作的生命线，1929年12月，古田会议的决议标志着我党我军思想政治教育形成。1934年2月，同志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1942年，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944年，审阅和修改的由谭政所作的《关于军队工作问题的报告》中强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许多领导同志，都进一步阐述了政治工作作为“生命线”的重要地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是军队工作的“生命线”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最终确立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一地位的确立具有十分丰富的实践基础。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在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正是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一“生命线”，才唤起千百万工农，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惊涛骇浪和艰难曲折，夺取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二）思想政治教育是团结全党和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

同志从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一定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思想进步的过程也就是工作进步的过程，离开思想进步而求工作进步只能是形式主义。”“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工作是不能完成的”[1]1094。可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坚定共同理想和信念，形成凝聚力，无坚不摧的最主要工作。只有紧紧抓住和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个中心环节，才能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排除万难，完成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个“中心环节”，有效地克服了党内、军内和人民内部各种有害思想和分歧，齐心协力，夺取了革命的胜利。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农村中大量发展党员，特别是在陕北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的地区，这就造成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如古田会议决议就列举了党内存在着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正是充分发挥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个“中心环节”的地位，从党内做起，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复杂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就是靠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中心环节”，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同时期的共同理想信念，把党和人民凝聚起来、团结起来，夺取胜利的。

二、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延安时期是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有声色和最有成效的重要时期之一，我党在延安时期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导向作用、保证作用、育人作用、协调作用、激励作用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要用发展的、全面的、整体的观点，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理解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一）导向作用

第一，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同志亲自领导的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是全党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的一次学习运动。同志要求广大党员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延安的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正如李所记的那样，整风学习教育了我们党的中青两代人，克服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使我党的各项事业始终保持了正确的政治发展方向。

第4篇：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关键词】思想自由；思想政治教育；和谐统一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们开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直在强调它的重要性，并且会引用一些结论性的话来佐证，比如：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等等。那么，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似乎从这些结论看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这些论断里面并没有提及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自由的关系，于是，有些外国人士就认为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甚至认为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思想上的专制主义。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思想自由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作出分析说明了。

二、何为思想自由

（一）自由是相对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自由，意味着不受限制，随心所欲。然而，是否存在绝对的自由呢？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万事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事实上的确如此。人具有社会性，是社会的人，既然在社会中，就要去适应社会的原则，才能有相对的自由，同时也只有很好的适应了社会的原则，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举个例子，一个人，即使不生存在社会，也总要受到客观规律的限制，无法超脱生老病死，更何况，如果人不生存在社会，那还如何能称之为人？就像动物一样，生存在自然界，比人类要更自由，但相对也更无奈，同时也还是要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因此，万事无绝对，世界上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适应客观规律，我们才能拥有更多的相对自由，规律不是实现自由的限制，而是实现自由的必要条件。

（二）思想自由是否需要一些限制？思想自由，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思想自由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取得的成果，它象征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党对思想自由这一文明成果所持的态度是批判继承的。马克思主义注重思想自由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又优越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我们的思想应该比西方国家更为自由。但是为什么西方国家会说我国国民的思想不自由呢？据笔者分析，主要有两点原因：首先，我国绝大部分国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者，是无神论者，基本没有的差异化。这里，笔者觉得信仰自由是一种权利，信不信教应该由当事人决定，国外有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等，只是体现了的多样化而已，而的多样化并不等于自由化。第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社会处于一个转型期，对于社会转型期国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需要引导的。如果不给予国民一定的引导，那么，社会动荡在所难免，必然会影响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最后受苦受难的依旧是平民百姓，所以基于这一点，暂时的思想上部分人为设置的限制是为了转型成功以后获得更大的自由。举个例子，是组织，如果国家不设定一些人为的限制，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无法想象最后的结果到底有多么惨不忍睹，那么这些人为设置的限制是好是坏呢？很明显，这个限制不仅挽回了许多生命，也挽回了整个社会的稳定。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及作用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的社会性活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都知道，万事皆有起因，那么，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为了国家的发展。相信这个也能得到大家的共识。但是这之后，很少有人会继续推论下去，总是以为“国家的发展”这个原因就是最初始的原因了。那么我们不妨继续进行简单地推理，国家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笔者认为，国家发展的最终归宿是要达到国强和民富的统一。国强和民富不可分，国家的强大是人民富裕的起点和保障，国不强民如何富？只有国家强大了，人民的富裕才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障，否则如果一个国家灭亡了，之前再好的生活都只是昙花一现，如空中楼阁一般虚无缥缈；人民富裕是国家强大的归宿，国家的强大最终是要保障人民的生活，国强而民不富，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动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再强大的国家，只要失去了民心，终将灭亡。我国目前正处于国强而民不富的阶段，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也是暂时的。我国人口基数大，素质偏低，造成了我国人均不富的情况。这个时期是艰难的，人民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非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思想政治教育者才要更好地引导大众。我们看到，政府已经把“富民”作为“十二五”规划的主题，已经出台了许多政策来改善民生，我国的民生状况正在逐步改善，作为普通大众的一员，看到了这些情况，我们有什么理由失去希望呢？

（二）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并非从近代才开始，可以说，从人类社会开始存在的时候，思想政治教育就已经开始了。究竟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笔者认为，一切为人类在适应社会准则的条件下生存并且能为社会作出贡献而采取的教育实践行为都应该属于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当人类还处于最原始的状态的时候，男人负责外出打猎，女人负责采摘果物和操办家务。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分工？是因为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发现了只有这样的分工才最具有效率，那么人们就会开始这样做，这可以看作是最原始的自我改进和自我教育。从先秦开始，我国的封建社会一直有思想政治教育，并且有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巅峰时期。唐朝开元盛世之时，社会风气和国民文明程度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状况比比皆是，这就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因为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了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而服务的，以上地状况无论从任何方面看，都对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可以说是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当然，封建社会后期，出现了“八股文”这类地纯粹为了维护阶级统治而诞生的思想控制手段，这当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很单纯地思想钳制而已，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不符。再看近代，建国以后我国的国民道德也达到了一个巅峰。与封建社会不同的是，我们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而封建社会大多是以儒家文化为指导。从这一点看来，我们现在有了更先进的理论指导，应该要更好地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三）国外人士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提出质疑，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必要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只有发现了问题，我们才会有完善和改进的机会。他们往往认为国家没有直接干涉个人生活的权力，只能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来管理人民。这里，笔者认为西方国家并不是不搞思想政治教育，而是没有条件像我国这样采取集中式的教育方式。为什么呢？拿美国举例，首先，在两百多年前，是没有美国这个国家的，美国的国民都是殖民和移民过去的，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有着不同的，当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太过多元化的时候，政府是没有这个能力根据每一种文化来制定相应的教育方式的，那么，只能有一个普适原则作为规定，再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来管理人民；其次，从伦理学上讲，美国道德文化里有一个举足轻重的思想――自由主义，在这个思想的支配下，人们很反感他人包括政府过多的介入自己的生活，政府很难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里需要我们进行思考，政府难道仅仅只有管理的职责吗？在社会转型时期，在传统价值观遭到强力冲击，出现价值观紊乱的时候，难道政府不应该承担起引导的责任吗？但是我们知道，思想引导和思想控制之间的界限往往不是那么明显。思想引导过分地强调灌输强调成果，就会进入思想控制，但是如果不强调，那么就会很容易出现引导失效的现象。西方国家的政府可以引导，但是一旦做不好就会落下“思想控制”的骂名，况且在这么多文化的冲突面前，想要进行有效地引导，可操作的难度不可谓不大，于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只有制定普适原则和相关法律来管理。西方国家的人民貌似生活地很自由，但是在需要引导的时候，人们只能通过向宗教和一些民间组织来寻求引导，这样会有很大的危险性，如果碰到的宗教或者民间组织是，那么将会引发人间悲剧。

四、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思想自由条件下地良性引导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否必要？通过以上分析和论证，可以肯定地说，在一个国家发展的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必不可少，而且在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这里要更正西方世界的一个观点，他们认为只要法制健全，就没有必要对国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于这个观点笔者是持否定态度的。这种说法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法家思想很相似，认为管理人民不需要进行道德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只要法律体系完善，处罚严酷，人民就会服从，但是事实证明了，这种才是高压专制。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说，如果带给国家和社会的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会产生社会动荡，人民对统治阶级会产生反对甚至敌对的情绪，这种不利于自身和国家发展的行为，是不会被统治阶级接受的，尤其现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有先进的马克思理论作为指导，是一个本着一切从人民出发的政党。一个与人民利益一致的执政党，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只会给人民带来好处而不会带来坏处。

然而，只有统治阶级有选择进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力吗？难道人民就没有权力接受或者反对思想政治教育吗？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种人民反对的情况，但是随着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这个问题被摆在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上。这样看来，人民具有两种权力：一种是接受的权力，即肯定的权力；一种是反对的权力，即否定的权力。在这点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在逐渐进行改善。就曾经在《论人民民主》中说过：“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是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知道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对于原来是敌对的阶级和分子，人民的国家“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实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思想自由与思想政治教育并非水火不容得敌对关系，而是辩证统一得关系。思想自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与基础，同时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我国宪法规定了自由是我国国民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力，如果没有思想自由，何谈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正是因为有了思想自由这个前提条件，思想政治教育才有了用武之地，没有思想自由也就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反过来讲，思想政治教育又是为了促进人类更好地发展，实现更大得自由。马克思说过：“……人类要全面且自由地发展……”，既然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那么这句话就印证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实现人类全面并且自由地发展。

（二）在新时期的大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在思想自由前提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呢？笔者认为，经过“反右倾”斗争及“”等等过激的政治运动之后，人们的思想自由实质上受到了制约，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厌烦，这是由于我们离开了思想自由这个前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造成的。那么，在新时期的大环境下，我们应该在充分尊重思想自由这一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具体措施有以下三点：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尊重个人思想自由的前提下开展工作。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并且在尊重个人思想自由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曾经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来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切记，一定要采取引导的方式，而非强制的方式。

2、强调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地引导作用。我们的工作方式要从以前的单方面宣传灌输转变为既有宣传又有引导，要引导受教育者自己进行思考，进行分析。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们应该强调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尝试诱导受教育者主动进行思考，教育者从旁引导，最终达到理想得教育效果。同时要注意引导的方式，淡化理论色彩，把马克思主义演绎成生活中的细节，拉近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距离，增强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影响力。

3、政治色彩需由明变暗，加强对受教育者地隐性教育。以往我们过于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性，在引发了许多政治斗争之后，人民对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冷漠甚至反感。在这种时候，直接进行说教和引导，会使受教育者产生抵触心理和情绪。那么，当显性教育无法奏效的时候，隐性教育的作用就大大提高了。我们可以通过制定一些法律法规，或者树立楷模，表彰优秀个人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引导受教育者，使其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将社会行为准则内化成自身地道德品质。

参考文献：

[1]姚晓丽,陈文斌,方莉.论思想教育与思想自由的和谐统一[J].学习月刊,2009(12):17-18.

[2]刘建军.试论思想教育与思想自由的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2005(10):4-9.

第5篇：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近代文化时期的教育公平制度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在帝国主义炮火•150•的轰炸下开始被迫向世界敞开，外国的入侵，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中国历史进入近展时期。中国近代文化随着西学渐入，冲击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资本主义入侵、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改革、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变革最频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我们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来了解我国近代教育公平制度的变迁。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西方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也对中国的文化教育进行侵略，他们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一些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一些教育学校，虽然这些学校是用基督教和西方自然科学来进行教育，以达到从思想上同化中国人的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十分重视女子教育，在办学之初就开办了女学，为我国的男女教育平等开了先河。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运动高峰，不但对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进行了批判和摧毁，也对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文化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太平天国运动领导人洪秀全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的平均思想和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并将其体现在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妇女等政策的各个方面。在教育方面，太平天国就实行了一种政治、宗教、教育三者合而为一的平等社会教育制度：重视儿童教育，主张男女平等，废除了科举考试对门第、出身的限制，开创了不分贫富、贵贱、男女平等的普遍的教育。虽然太平天国运动的最终失败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文化，但是其教育改革和实践为我国开创公平的教育起了先驱实践的作用，引发人们思想和文化上的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等对外战争的失败，使统治阶级开始反思，于是洋务运动应时产生，向西方学习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潮产生，求强求富的改良意识开始明显，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西方民权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代表人物一致强调教育的作用和地位，在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新的学校制度的同时，发展女子教育，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张。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里构建了一个“无邦国，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极富创造性地设想了大同社会的教育，儿童的教育完全由社会承担；他还对男女不平等受教育权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其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倡导男女教育平等。另一位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也倡导男女受教育权的平等，并创办了国人自办的正规女子学校。在西方近代教育观念的引入下，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并依照西方近代三级教育模式建立了规范全国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设置了与近代教育相匹配的各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使得新式学堂的数量迅速增加，使普及教育的思想开始了初步实施。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的思想迅速传播，人民的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新的文化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已经被民主、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代替。中华民国成立，奠定了教育民主化改革的政治基础，为与民主共和相适应，在文化教育政策上进行相应的改革。

孙中山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建议普设教育，使国人不分贵贱皆能受教育，使人能尽其才。在1912年后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在《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的致辞中，孙中山指出：“凡在自治区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权利。”另在《民主主义与社会革命》的演讲中指出：“法定男子五六岁入小学堂，以后由国家教之，养之，至二十岁为之，视为中国国民之一种权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期，将教育权利平等的民间主张写进了官方的法律条文，如1912年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将“初等小学四年定为义务教育”，“也可以男女同校，另专为女子设女子中学校”。孙中山先生一生坚持“平人类不平等”的革命信念，从教育平等的观念出发，竭力主张效法西欧，实施普及性的、平等的学校教育。1917年，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请促进义务教育案》，次年10月提出《推行义务教育案》，要求政府实施义务教育，各地中小学迅速发展。中华民国时期，教育公平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出现，初具制度模型，如《中华民国教育宗旨》（1929年）及《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明确规定：“男女教育机会平等”（“男女教育机会一律平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5年）、《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则更全面地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受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国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3］。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恢复封建君主制，中国出现了历史倒退、文化倒退，但是时代潮流具有不可逆转性，一批积极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知识分子，开始了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五四”时期新旧文化激烈冲突，是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反传统的运动，它给中国带来了民主和科学。与文化变革相适应，中国的教育开始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开始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的多元文化，教育权利平等的思想主张在这一时期成为人们追求的社会理想之一，教育平民化、个性化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的主要特征。平民教育的代表人物陶行知提出了“学校即社会”的主张，旨在扩大教育的范围、对象和学习的内容，让人民大众都有受教育的机会。陶行知后期将他的平民教育由乡村教育发展到了普及教育，定位于为大众服务，把教育平等与教育立法联系起来，成为我国教育公平制度探求路上的一大进步。同时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想的1922年“新学制”的七项标准就包括“发扬平民教育精神”和“使教育易于普及”，并在“新学制”中规定“初级小学4年为义务教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成长时期，也对教育公平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1922年党的“二大”的《大会宣言》提出了两条教育纲领：“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有平等权利”，“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在党领导下的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开展了一些特殊的教育运动，如普及义务教育运动、免除学费运动、在教会学校内平等待遇运动、男女平等运动等一系列为劳动群众争取平等受教育机会的运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宣告：“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党的教育政策是要使工农劳动人民子弟受到免费教育，学校大门向劳动人民敞开。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政策更加旗帜鲜明地要求贯彻“在抗日和团结的条件下，主张不分阶级、不分民族、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性别，都有受教育机会平等的权利和义务。”［4］当马列主义和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文化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针后，文化不再为少数统治阶级所垄断，而是成为人民所享有的精神财富。在这些教育政策和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普及义务教育、工人教育和农民教育等。现代文化时期的教育公平制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劳动人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同时亦带来了文化教育上的翻身和解放。文化事业从为统治阶级服务转向为全体劳动人民服务。国家在帮助广大翻身工农获得受教育权利和机会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把实现教育制度的民主化，增加劳动人民子弟入学机会作为主要任务，并以各种形式确保全体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为保证公民教育权利平等和入学机会均等的贯彻落实，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如教育向“工农开门”、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免收学费等。

1951年产生了新中国第一个新学制，标志着我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基本确立。教育公平制度被明确，如新学制实行单轨制，保证了劳动人民及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重视工农教育，同时为成人接受再教育而设立的训练班、实习班。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国内条件和自身经验的限制，新中国的文化也出现了一些错误和不足，如在“”时期降低了教育的质量。20世纪60年代“”，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我国的文化处在一种专制之下，政治对教育的干预过大，随着政治动荡，出现了文化观念上错乱，全面否定中国的儒家文化，拒绝接受一切西方现代文化。过分以政治出身来限制教育权利和机会，一大批人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处在低谷时期，各项教育公平制度均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除了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外，在文化领域也逐步消解“”的极端走向，提倡解放思想，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涌入中国，在教育上接受了西方的民主、科学及开放的文化模式。基本的教育公平制度开始建立，如恢复高考制度、颁布义务教育法及实施细则，我国政府也在教育公平制度方面进行不懈的实践：把每一位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写入宪法和其他教育法律法规中；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从教育公平的观念出发，拓宽办学思路，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如取消重点中学的初中部，免试就近入学，保证我国人民享有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除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外，还为实现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提供了多种途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进入多元的文化历史时期，虽然传统文化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依然存在，但是多元选择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人文精神对教育公平制度的影响日益增强，教育公平制度体现了社会对人权、人性的尊重与关怀，受教育权利平等已经被视为最基本的人权。教育公平制度除了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西方文明的影响，我国教育公平制度也呈现出多种形式。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考试制度依旧是我国教育公平制度的主导制度；受西方人权和个性教育的影响，我们在考试过程中又有许多相应的非考试政策；而在政治生活中的、官本位导致教育腐败现象的出现，使教育公平制度执行不力，如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原则，受到权利和金钱的破坏，不能有效执行；虽然国家已经明文取消重点学校制度，但实际上却是名无实存，在以分数择校的基础上出现了以权择校、以钱择校，导致教育不公平问题突出；高等教育收费制的实施，与其相配套的资助体系和政策还不完备，导致社会底层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受到冲击。这就要求教育应做到尽可能的公平，改革旧有的教育公平制度或构建新的教育公平制度必须考虑根植于社会的文化因素，否则教育公平制度将难以执行或有效运行。

作者：段丽华 柳海民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第6篇：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近代文化时期的教育公平制度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在帝国主义炮火?150?的轰炸下开始被迫向世界敞开,外国的入侵,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中国历史进入近展时期。中国近代文化随着西学渐入,冲击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资本主义入侵、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改革、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变革最频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我们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来了解我国近代教育公平制度的变迁。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西方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也对中国的文化教育进行侵略,他们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一些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一些教育学校,虽然这些学校是用基督教和西方自然科学来进行教育,以达到从思想上同化中国人的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十分重视女子教育,在办学之初就开办了女学,为我国的男女教育平等开了先河。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运动高峰,不但对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进行了批判和摧毁,也对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文化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太平天国运动领导人洪秀全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的平均思想和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并将其体现在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妇女等政策的各个方面。在教育方面,太平天国就实行了一种政治、宗教、教育三者合而为一的平等社会教育制度:重视儿童教育,主张男女平等,废除了科举考试对门第、出身的限制,开创了不分贫富、贵贱、男女平等的普遍的教育。虽然太平天国运动的最终失败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文化,但是其教育改革和实践为我国开创公平的教育起了先驱实践的作用,引发人们思想和文化上的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等对外战争的失败,使统治阶级开始反思,于是洋务运动应时产生,向西方学习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潮产生,求强求富的改良意识开始明显,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西方民权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代表人物一致强调教育的作用和地位,在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新的学校制度的同时,发展女子教育,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张。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里构建了一个“无邦国,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极富创造性地设想了大同社会的教育,儿童的教育完全由社会承担;他还对男女不平等受教育权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其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倡导男女教育平等。另一位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也倡导男女受教育权的平等,并创办了国人自办的正规女子学校。在西方近代教育观念的引入下,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并依照西方近代三级教育模式建立了规范全国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设置了与近代教育相匹配的各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使得新式学堂的数量迅速增加,使普及教育的思想开始了初步实施。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的思想迅速传播,人民的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新的文化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已经被民主、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代替。中华民国成立,奠定了教育民主化改革的政治基础,为与民主共和相适应,在文化教育政策上进行相应的改革。

    孙中山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建议普设教育,使国人不分贵贱皆能受教育,使人能尽其才。在1912年后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在《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的致辞中,孙中山指出:“凡在自治区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权利。”另在《民主主义与社会革命》的演讲中指出:“法定男子五六岁入小学堂,以后由国家教之,养之,至二十岁为之,视为中国国民之一种权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期,将教育权利平等的民间主张写进了官方的法律条文,如1912年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将“初等小学四年定为义务教育”,“也可以男女同校,另专为女子设女子中学校”。孙中山先生一生坚持“平人类不平等”的革命信念,从教育平等的观念出发,竭力主张效法西欧,实施普及性的、平等的学校教育。1917年,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请促进义务教育案》,次年10月提出《推行义务教育案》,要求政府实施义务教育,各地中小学迅速发展。中华民国时期,教育公平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出现,初具制度模型,如《中华民国教育宗旨》(1929年)及《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明确规定:“男女教育机会平等”(“男女教育机会一律平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5年)、《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则更全面地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受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国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3]。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恢复封建君主制,中国出现了历史倒退、文化倒退,但是时代潮流具有不可逆转性,一批积极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知识分子,开始了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五四”时期新旧文化激烈冲突,是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反传统的运动,它给中国带来了民主和科学。与文化变革相适应,中国的教育开始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开始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的多元文化,教育权利平等的思想主张在这一时期成为人们追求的社会理想之一,教育平民化、个性化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的主要特征。平民教育的代表人物陶行知提出了“学校即社会”的主张,旨在扩大教育的范围、对象和学习的内容,让人民大众都有受教育的机会。陶行知后期将他的平民教育由乡村教育发展到了普及教育,定位于为大众服务,把教育平等与教育立法联系起来,成为我国教育公平制度探求路上的一大进步。同时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想的1922年“新学制”的七项标准就包括“发扬平民教育精神”和“使教育易于普及”,并在“新学制”中规定“初级小学4年为义务教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成长时期,也对教育公平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1922年党的“二大”的《大会宣言》提出了两条教育纲领:“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有平等权利”,“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在党领导下的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开展了一些特殊的教育运动,如普及义务教育运动、免除学费运动、在教会学校内平等待遇运动、男女平等运动等一系列为劳动群众争取平等受教育机会的运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宣告:“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党的教育政策是要使工农劳动人民子弟受到免费教育,学校大门向劳动人民敞开。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政策更加旗帜鲜明地要求贯彻“在抗日和团结的条件下,主张不分阶级、不分民族、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性别,都有受教育机会平等的权利和义务。”[4]当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文化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针后,文化不再为少数统治阶级所垄断,而是成为人民所享有的精神财富。在这些教育政策和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普及义务教育、工人教育和农民教育等。现代文化时期的教育公平制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劳动人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同时亦带来了文化教育上的翻身和解放。文化事业从为统治阶级服务转向为全体劳动人民服务。国家在帮助广大翻身工农获得受教育权利和机会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把实现教育制度的民主化,增加劳动人民子弟入学机会作为主要任务,并以各种形式确保全体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为保证公民教育权利平等和入学机会均等的贯彻落实,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如教育向“工农开门”、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免收学费等。

    1951年产生了新中国第一个新学制,标志着我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基本确立。教育公平制度被明确,如新学制实行单轨制,保证了劳动人民及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重视工农教育,同时为成人接受再教育而设立的训练班、实习班。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国内条件和自身经验的限制,新中国的文化也出现了一些错误和不足,如在“大跃进”时期降低了教育的质量。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我国的文化处在一种专制之下,政治对教育的干预过大,随着政治动荡,出现了文化观念上错乱,全面否定中国的儒家文化,拒绝接受一切西方现代文化。过分以政治出身来限制教育权利和机会,一大批人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处在低谷时期,各项教育公平制度均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除了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外,在文化领域也逐步消解“文化大革命”的极端走向,提倡解放思想,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涌入中国,在教育上接受了西方的民主、科学及开放的文化模式。基本的教育公平制度开始建立,如恢复高考制度、颁布义务教育法及实施细则,我国政府也在教育公平制度方面进行不懈的实践:把每一位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写入宪法和其他教育法律法规中;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从教育公平的观念出发,拓宽办学思路,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如取消重点中学的初中部,免试就近入学,保证我国人民享有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除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外,还为实现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提供了多种途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进入多元的文化历史时期,虽然传统文化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依然存在,但是多元选择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人文精神对教育公平制度的影响日益增强,教育公平制度体现了社会对人权、人性的尊重与关怀,受教育权利平等已经被视为最基本的人权。教育公平制度除了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西方文明的影响,我国教育公平制度也呈现出多种形式。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考试制度依旧是我国教育公平制度的主导制度;受西方人权和个性教育的影响,我们在考试过程中又有许多相应的非考试政策;而在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官本位导致教育腐败现象的出现,使教育公平制度执行不力,如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原则,受到权利和金钱的破坏,不能有效执行;虽然国家已经明文取消重点学校制度,但实际上却是名无实存,在以分数择校的基础上出现了以权择校、以钱择校,导致教育不公平问题突出;高等教育收

第7篇：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关键词]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大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指的是人类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变迁过程。这个过程一个鲜明的特点是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大压力。由于文化的多元、各种新思想的不断涌现，人们的社会意识呈现出多样性、选择性，这对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地理位置特殊、民族成分复杂的我国西部地区更是如此。因此，迫切需要我们重视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处理好与之相关的十大关系。解决好西部地区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必将对促进西部地区的良性发展、国家的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一、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与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和有力的思想武器，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并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指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因此，我们的各项工作，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坚定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西部地区，要处理好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民族观。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认为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应该享有符合民族实际的发展权利。民族传统文化作为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并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理应受到我们的理解和尊重。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要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共同价值理念作为切入点，引起少数民族群众的共鸣，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二者不存在谁同化谁、谁吃掉谁，而是共同服务于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共同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与现实目标的关系

我们倡导在处于转型时期的西部地区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工程，其最根本、最长远的目标是要通过为西部地区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来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让西部地区的人们与中、东部的人们一样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最终实现人的最自由最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建设者和一切社会主义劳动者奋斗的崇高目标。

要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最直接的任务就是要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中、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工程，就是要服务于这个基本的、直接的目的。只要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上去了，切实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有了极大的说服力，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并得到人们的配合，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最根本的目标。

三、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

面对转型时期的西部地区的特殊情况，为了力争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最大化，必须既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原则性，又要注意结合具体情况，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灵活性。

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坚持两个原则不动摇。一是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不动摇。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坚实理论基础，学习并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二是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一大法宝，加强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是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复杂的新形势、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各级党组织都应该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转变思路，改进方法，提高领导水平，切实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

灵活性是指由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地理位置特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等现实因素的存在，要求我们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除了坚持上述原则外，还必须将思想政治工作与西部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灵活应用，力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用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四、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西部地区不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且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活动发展也处于较低水平。因此也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困难比较突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人数较少，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经费不足，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视不够，不能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需要。二是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任务异常艰巨。据1999年对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六省区的抽样调查显示，六省区成年人文盲人数为2468万，占六省区成年人总数9408万的26.1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8.7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人均接受教育的年限为10.8年，而西部地区只有3.6年。对受教育水平如此之低甚至是文盲的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难度之大、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思想政治教育在转型时期的西部地区所面对的环境是较差的，改善这种较差的内部环境，就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对思想政治工作引起高度重视，保证经费和人员的充足。西部地区的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外部环境的国家和中、东部地区，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相关政策和财政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教育，培养更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的兄弟省市要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在人力、财力、智力等方面对西部地区进行多方支援。只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都得到提高和改善，达到高度的统一，西部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真正抓出成效。

五、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中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的关系

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的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重要的一对关系，也是处理起来难度较大的一对关系。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西部地区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其对象就是西部地区的全体人民。其中不乏积极主动参加的参与者，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有抵触情绪的参与者。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很多人限于受教育的程度和知识文化水平、结构等因素的制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还有很多误区，比如认为搞思想政治教育是没什么用处的，花费时间精力还不如从事一些产生效益的活动。这难免会有功利主义的嫌疑，但我们不能一味地批判，应更多地从转型时期的西部农村的实际来考虑问题，由于西部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人们迫切改变现状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面临的这种情况比较棘手，给西部地区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提出了挑战。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因此应该更加重视思想政教育工作，给予思想政治工作足够的重视和对思想政治工作者足够的支持。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则要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深入到农村地区和农民中去，把道理说透、讲通，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尊重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合理的建议，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反对把思想政治工作搞成照本宣科似的敷衍和言之无物的空洞说教。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西部地区人们的积极参与，这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六、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循序渐进和系统推进的关系

循序渐进作为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不仅应该体现在智力教育上，同样应该体现在德育即思想政治教育中。循序渐进的教育原则强调要结合教育活动所面临的实际情况，适时、适度地实施教育。目的是使教育达到最佳的可接受性。西部地区教育基础比较薄弱，必须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避免一味地追求过高、过快的结果，要切实考虑到西部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初阶段，只要方法得当，稳步推进，必将会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收到良好效果。当西部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推进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时；当通过一定时间的教育，人们的认识水平和道德水平发展到一个较高阶段时，则要全面推进西部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我们做好识别工作，注意到人们道德水平的变化和教育阶段的转变，及时调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和形式，使其更具针对性。这种全面推进包括横向的扩展和纵向的深入，具体指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围、内容、形式等的深人和扩大。在深入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教育的实施密切结合现实，这样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理想的效果。

七、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对象与一般对象的关系

所谓对象，是指人们的行为、思维活动等所指向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所有人，主要的是把人们的思想道德作为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是增强教育效果的前提条件。

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重点是青少年和各级领导干部，这是由二者的作用和地位决定的。首先，青少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培育“四有”新人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要求具备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种技能，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献身的理想和精神。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重点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作为党和国家骨干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如何，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干部队伍和广大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甚至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在转型时期的西部地区，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着更重的发展经济和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任务，理应受到更大的重视。

从广义上讲，我们现在所涉及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对象是西部地区的所有人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们树立与社会发展一致的观念、思想，使人们的思想更加符合客观实际，以便更好地利用世界、改造世界。将西部地区的所有人作为教育对象是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国家的发展战略、西部地区人们发展经济的意愿完全一致的，必将收到良好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对象和一般对象的关系。要在普遍教育中突出重点，又要在重点教育中不忽视普遍，真正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八、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深化了我们党对人类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是我们党的又一次伟大理论创新。我们建设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的西部地区能否解决好各种问题、协调好各种矛盾、理顺好各种关系，将影响到区域和谐，进而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乃至成败。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要服务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素质的教育和培养，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构建诚信友爱、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弘扬公平与正义的良好社会氛围；其次，加大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提高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人们的科技知识水平和民主法制观念的力度，目的是创造民主法制、充满活力的社会氛围，提高大家建设西部地区的积极性，激发西部地区人民的创造性；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服务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的宣传和教育。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转型时期，人们要求加快发展经济、快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可以理解，但是决不能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要坚定地贯彻党中央关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方针，切实把经济增长依靠资源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上来。坚定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这一政策方针。必定会建设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的西部地区。

第8篇：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新时期，同志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留学人员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战工作的着力点。”“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不仅要增强责任意识、配强工作力量，还要改进工作方法，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特别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这里，不仅明确指出了留学人员是新时期统战工作的重要着力点，而且明确指出了要注重改进工作方法，特别是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很明显，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新时期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的主要方法。一方面，留学人员由于长时间受到海外思想意识形态的熏陶，拥有较为开放、独立，乃至十分个性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对其不能采取硬性的灌输、规范、管制，只能采取明是非、晓大理，较为渐进、协商、柔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

那么，如何展开对留学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呢？而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一个十分重要的逻辑前提是：留学人员要对党在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有着总体的、根本的、正确的认识，反过来说，我们要以适应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形式和方法，去促使海归留学人员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认同。具体而言，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做好留学人员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

一、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已由革命战争转向社会建设

新时期，最大的历史背景转换，是我国整体由革命战争年代转向和平建设年代，由夺取政权转向建设、发展政权，由积贫积弱的国情转向振兴富强的发展。历史主题的重大变化，决定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也要从服从、服务于革命战争转向社会的整体建设、国家的富强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以往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革命战争的紧急，以及整个国家、民族陷于危亡，思想政治教育最集中的任务，是如何打败敌人、如何夺取政权。而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是要突出和平、建设与发展，最根本的是破解我国现实最大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实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任务。

新时期，在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明确界定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这里，第一次把“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进了统一战线的内涵，体现了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最大的公约数，进一步拓展了统一战线成员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无论怎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最大、最普遍、也是最根本的主题。留学人员，作为中华儿女的一员，无论其思想观念有多么复杂，但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主题上，其心底肯定是持赞同态度的。因为，留学人员自身，也是中华儿女，也是炎黄子孙，他们绝不希望中华民族落后、衰败，希望中华民族能够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对于留学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应侧重于从其心底，奠定最坚实的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够得到最为广泛的政治认同，能够奠定最大的政治公约数。对留学人员的统战工作，应要使广大留学人员充分地认识到，由统战工作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从革命战争转向了和平建设，发展、振兴成为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主题。在这样主题的引导下，必然会增强留学人员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最终会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始终抓住新时期统战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是做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树立好留学人员对统战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印象的核心要点。

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日益地突出以人为本

在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由革命战争转向社会建设，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确实，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题，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以物为本、重物轻人的偏颇。如今，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就的基础之上，党中央果断地提出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更要凸显人自身的建设与发展。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切实的物质生活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而且，也要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和提高。所以，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特别地突出以人为本，真正地是在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从人的思想心理深处，使人们得到思想、道德、精神的提升，最终，实现的是人自身的建设和发展。

我国著名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张澍军在《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定位与运行特征》一文中指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人们之间思想政治道德等精神元素交互传导，本质上是社会、国家或某种社会集团通过教育实施者、各类各种传媒介体以及人文和自然环境等，教育、引导受教育者提升思想政治道德水准惠及人的精神世界健康发展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养形成、发展、走向完善的助力，是惠及人的精神世界健康、进步、和谐、愉悦的实践活动”〔1〕。可以看出，新时期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突出人的精神内涵的提升，是惠及人的精神世界健康的教育实践活动。这意味着，对广大统战成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多的是解决统战对象的思想、心理等精神世界的问题，是能够有助于统战对象思想政治理论素养提升的教育实践活动。

留学人员在经历海外留学之后回国，在具体的工作、生活等过程之中，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会碰到许多的不解之处，影射到思想心理，便会出现许多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困惑。其实，他们特别需要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他们可以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得到他们对工作、对社会、对国家，特别是党的大政方针政策的正确理解。通过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达、解读党的有关路线方针政策，可以更好地解决存在于他们心里深处的困惑，更加支撑其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深入理解。所以，对留学人员的统战工作，在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特别地突出解决他们思想深处所面临的问题，是以留学人员所迫切关切的思想问题为重点，是真正地为他们思想心理上排忧解难。这样，就会使留学人员深刻地感受到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而更加认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最终是接受、认可党的统战政策，认同党的政治领导。

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日益地从灌输、要求、命令转向协商、民主和柔性

以往在革命战争年代，乃至在建国之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甚至在当下，还有许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惯于对受教育者采取灌输、要求和命令的方式，直接告知受教育者应该或不应该如何，往往不考虑受教育者是否认可和接受。原因在于，在十分紧急的革命战争年代，往往直接性的灌输、要求和命令，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最有效地传达党的指示，快速明确根本任务，集中力量去破解最要紧的问题。但是，随着我国整体国情进入改革开放，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潮流，再直接地对受教育者采取简单灌输的方式，自然，受教育者是无法接受的。即便是非常正确、非常重大的思想，也会在心底有抵触的情绪。原因在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知识信息的增多，人们的视野在不断扩大，价值观念也日益多样。尤其是海外留学人员，思想观念更为活跃，个性特征更加突出。他们不愿意接受简单直接的命令、要求和管制，而是需要尊重、平等和协商，希望能够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上，展开对话、沟通和交流。所以，对留学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应从其客观的实际和需求的角度，采取恰如其分的方式和方法。

同志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就是为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避免发生大的失误。民主和协商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2〕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方法，应更加侧重于民主和协商。民主协商不仅可以体现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而且可以真正体现党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并且可以切实地让广大统战对象非常心情愉悦地参与、投入，真正地感受到党和国家政府对他们的重视。留学人员其实十分热情，他们迫切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所学，投入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民主协商不仅是有效的方式，而且也提供了有效的平台，通过民主协商，留学人员不仅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而且党和国家政府还可以充分运用留学人员的聪明才智，最终，则是实现我国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第9篇：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爱国主义；道德规范

一、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时间的层次性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时间意义上的层次划分方法是划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层次性最常见的一种方法。这种划分标准又称为发展阶段意义上的，即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发展阶段意义上的远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近期目标。这样划分的层次也称作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发展结构。

1、近期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较短时间内能够实现或正在实现的目标，它是一种较低层次的目标

它能让人们切身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用性，因为近期目标反映的是现实社会的需要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的需要，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近期目标要求人们立足于现实，从现在做起，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做起，及时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一步步向近期目标迈进。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客体、介体（内容和方法）、环体都有其自身的近期目标，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近期目标，客体的近期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的近期目标，环体的近期目标，这种划分方法有一定的重复性，因此一般认为近期目标有社会（团体或群体）的近期目标和个体（受教育者）的近期目标。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近期目标（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近期目标）是正确处理目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理顺党群关系，让老百姓心里明白党的改革开放目的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比如：农民工问题，不应该让农民工处在被边缘化的境地。一些难点问题就是重点问题，只有正确地去处理，才能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扫除障碍。个体的近期目标主要是指对受教育者而言，就是解决受教育者的思想问题，解决他们思想上的困惑和难题。比如：网恋问题，做人与成才问题，各大院校生就业问题等。只有科学的认识这些问题，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才能消解受教育者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困惑，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

2、中期目标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或较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中期目标具有过渡性，处于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的中间阶段，它反映的是中期阶段的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中期所要达到的预想结果。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期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是到 21 世纪中叶，使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世界发达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个体思想政治教育中期目标是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中期目标是近期目标的延伸。是较高层次的目标，它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3、远期目标是一种高层次目标，它高于近期目标和中期目标，具有超前性和导向性，是经过连续不断地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

远期目标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意义。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远期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促使人们树立崇高的人生目的、庄严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养成勇于献身的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不屈不挠的品格，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做出应有的贡献。个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远期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因为它牵涉到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以及人的理想信念的树立等深层次的东西。社会的高度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二者密不可分。可以说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终级关怀，远期目标对社会和谐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

4、思想政治教育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近期目标是基础，中期目标是纽带和桥梁、远期目标是根本。思想政治教育近期目标是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的基础，是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开始阶段的目标。只有在近期目标实现的基础上，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才有可能实现。没有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就无从谈起。在实现近期目标的过程中，切忌注意避免短期行为，如果一味的急功近利，就会浪费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这样，近期目标就会成为形式主义的泡沫，那么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的实现就成为空谈。思想政治教育中期目标是连接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的纽带和桥梁，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中期目标是近期目标的延伸，同时是远期目标实现的基础，具有过渡性。没有中期目标的实现为基础就无法实现远期目标。思想政治教育远期目标对近期目标和中期目标具有指导作用，是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的、最高的目标。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具有导向作用，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决定的。远期目标集中体现了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又对思想政治教育近期目标和中期目标具有制约作用。总之，思想政治教育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三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也是辩证统一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意义上的层次性

目标根据目标内容来划分，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本道德规范教育。

1、理想信念教育

这是指“通过教育和实践不断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现阶段，就是要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28]理想信念教育中的理想就是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就是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持”。[29]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在当今思想政治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的情况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的目标也比以往困难更大，但难点就是重点，实现理想信念教育的目标也比以前任何时候显得更为重要。

2、爱国主义教育

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30]爱国主义的内容要根据具体历史条件来确定，在我国的现阶段，爱国主义就是热爱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爱国主义教育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即“开展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把民族精神教育和时代精神教育结合起来”。改革创新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它还包括立足国情，放眼世界，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间的合作与交往。我们只有把民族精神教育和时代精神教育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教育进行到底。

3、基本道德规范教育

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的组成部分，又是思想政治教育中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它是解决如何做人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基本规范并不是最低规范的意思，而是全体公民共同遵守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要求，因此基本道德规范也是根本的道德要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我国公民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在基本道德规范教育的过程中，起始点是道德知识的认知，落脚点是个体相应道德素质的形成，基本道德知识的学习和相应道德素质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道德知识的认知和掌握对个体基本道德素质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

结语：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层次性的探究减少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盲目性，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其更好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参考文献：

[1] 林春逸. 关注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