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意义精选(九篇)
第1篇：能源转型意义范文
人生意义是积极心理的重要来源。人生意义体验是指个体目前所体验和知觉自己人生有意义的程度。人生意义寻找是指个体积极寻找人生目标的程度[1]。转型高校是指从传统学术型向应用技术类型转变的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既要达到本科层次的学业标准，又要符合地方应用型教育的特殊要求。与普通高校相比，师资力量、教育体制、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发展都在转变，故又称转型高校。转型高校大学生的人生意义如何，与性别、文化程度、职务、家庭类型是什么关系，带着这个问题，开始调查。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从转型高校随机抽取70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获得有效样本684份，有效回收率96.61%。其中年龄范围18～24岁，平均年龄20.40±1.29岁；其中，男性344人，女性340人；干部176，非干部504人；城市有164人，乡村有516人；属于独生子女家庭的有136人，非独生子女家庭的有548人。调查时间为2014年3月。
（二）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调查表，调查转型高校大学生一般情况，包括性别、文化、职务、城乡、专业与家庭类型等。采用人生意义问卷调查，问卷包括2个因子：人生意义体验和人生意义寻找。问卷采用Likert-7级计分，“1”完全不同意，“2”基本不同意，“3”有点不同意，“4”不确定，“5”有点同意，“6”基本同意，“7”完全同意。问卷2因子α系数分别为0.85 和0.82，重测信度为0.705。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1]。
（三）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6.0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和t检验。
二、结果
（一）性别、政治面貌转型高校大学生人生意义因子比较（见表1）
由表1可知，转型高校男大学生在人生意义体验及总分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大学生（p
（二）职务、城乡转型高校大学生人生意义因子比较（见下页表2）
由下页表2可知，转型高校是学生干部的大学生在人生意义体验及总分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p
（三）家庭类型转型高校大学生人生意义因子比较（见下页表3）
由下页表3可知，转型高校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大学生在人生意义体验及总分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p
三、讨论
调查发现，从性别看，转型高校男大学生在人生意义体验及总分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大学生。这表明男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高于女大学生。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有一定差异。罗德明等人研究表明贫困大学生的人生意义在性别不存在显著差异[2]。这表明转型高校有其独特的状况，比如生源和普通高校不同，农村生源较多等。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男性更被重视，获得更多的关注，更积极乐观。
从政治面貌看，是党员的大学生在人生意义体验及总分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党员。这表明党员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较高。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党员的信仰明确，和国家导向一致，价值观和心态积极。
从职务看，转型高校是学生干部的大学生在人生意义体验及总分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这表明学生干部的心理幸福感较高。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学生干部更多地为学校服务，价值有更多的体现，心理更积极幸福。
第2篇：能源转型意义范文
【关键词】典型理论 一词多义 中心义项 边缘义项 家族相似性范畴理论
1 引言
语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发展和变化。起初，词都只有一个意义，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一个词就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从而产生了一词多义现象。一词多义现象(polysemy)是指一个词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义项。多义现象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不断范畴化和概念化的结果，也是人类对一个语言形式的核心意义扩展的结果。本文将通过认知语言学的典型范畴理论(the prototypical category theory)，隐喻和转喻为基础，来分析语言上的一词多义现象。
2 范畴化和原型理论
人们把世界上相同的或相识的事物从认知上归纳在一起，并赋予同一语言符号，这就形成了范畴，其过程就称为范畴化。认知语言学上的范畴跟传统的范畴理论有着很大的区别。在传统范畴理论看来，一个范畴中的成员必须满足某个范畴中的所有特征，如果它违反了其中一个或几个特征就被剔出这一范畴成员的地位。此外，结构主义语义学家认为，确定语义范畴的标准是充分必要的语义特征，即判定一个词是否属于某个语义范畴就是看它是否具备了该语义场的充分必要语义特征。而近代哲学家L.Wittenstein经过研究发现了传统范畴理论的不足，并提出了家族相似性理论(Family Resembalance)。他认为范畴的成员不必具有该范畴的所有属性，而是AB、BC、CD、DE式的家族相似关系，即一个成员与其他成员至少有一个或多个共同属性。范畴成员的特性不完全一样，他们是靠家族相似性来归属于同一范畴。而范畴没有固定的明确的边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形成和变化发展的。如F.Ungerer et H.J.Schmid在“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举的“game”一例中，“游戏”范畴，包括多中游戏，有的游戏只是为了娱乐，没有输赢;有的游戏需要运气，有的需要技巧，有的需要勇气，也有是游戏兼而有之。然而随着科学和社会的进步，新的游戏产生了，游戏的范畴也发生了变化。如90年代的电脑游戏和网络游戏的出现并有新成员加入了游戏的范畴，是该范畴扩大了，其特征属性也更复杂了。
而Labove和Rosch在家族相似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成为认知语言学范畴理论的核心思想。根据原型理论，在同一范畴中，成员的地位是不同的，即成员代表该范畴的程度不一样，有中心的、典型的成员和边缘的、非典型的成员之分。其中心的典型的成员即是范畴的原型(prototype)，而其他成员具有不同程度的典型性(degree of typicality)，比如麻雀就比企鹅更属于“鸟”的范畴。此外，他们认为典型成员和边缘成员只是相似程度的不同，典型成员具备所有或大部分该范畴的特性，而边缘成员只与典型成员具有很少的一部分相似属性。因此，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某甲认知对象可能完全成为一个范畴成员，而某乙对象可能部分划在该范畴之内;其中甲范畴成员和乙范畴成员之间可能存在某点或多点相似，因此，范畴应该是构成一个连续体。其中，典型(或原型)范畴理论的基本观点有以下几点:
(1)范畴的确定是凭借典型特征，而不是有充分必要条件来建立的;
(2)范畴成员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彼此之间有典型程度差异;
(3)范畴成员之间存在相似性和共同的特征，且够成一个连续体;
(4)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
3 一词多义与原型理论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概念是人认识世界的产物，是对现实世界的本质反映，是对一类食物进行概括的符号表征。而且概念的形成是以认知范畴为基础的。概念是词义的基础，词义概念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词又通过概念来反映世界上的事物或现象。随着认知的发展，概念将不断被扩充。这就是说，原有概念不断被扩充，形成一个更大的语义范畴。根据认知语言学，词义属于语义范畴。随着词范畴的不断扩大，其词义也将不断的发展变化。
语义范畴也是原型范畴，其义项成员具有不同等的地位，而是具有中心的、典型的义项和边缘义项之分。其中心义项就是原型义项(prototype meaning)，被认为是语义范畴最具代表性的义项，往往是人们最早认知习得的，也是语言符号初现时具有的最早或是“直接”意义。(赵艳芳，2001:84)语义范畴是围绕原型意义向外扩展的。其扩展方式是一种放射形结构，即语义由中心义项通过认知机制(隐喻metaphor或转喻metonomy)不断向周围辐射，从而初现新的边缘意义(non-prototypical meaning非典型意义)。下面用“head”一词来看原型理论在一词多义现象的解释。“head”的原型意义为“身体的前端部分”(top part of the body)，后围绕这个中心意义扩展为“事物的顶端”如 the head of an arrow;后来又逐渐扩展为“首脑，首长或是一个组织机构的领头人”如the head of college，the head of a delegation;后来进义不扩展为“重点，要点”，如 the head of a discussion;the head of a passage;后来还演化成为“才智，智力，或有才能的人”，如 use your head;the company needs several heads。从上面不难看出，“head”其它义项都是通过隐喻或转喻的认知机制对其原型义项进行的拓展。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通过认知机制从原型意义而来的义项不能提升到原型意义地位。相反，由于社会文化和语境的不断发展变化，有些词的原型意义会逐渐沦为边缘的、非典型的义项，而原来一些边缘的，非典型义项将会转化为中心的，原型意义。比如PEN一词，最初来自于拉丁语，其原义为“羽毛”。由于当时的人们用羽毛当作书写工具，所以pen成为书写工具的名称。后来由于新的书写工具不断出现和其形状的多样化，于是pen的语义范畴也扩大了。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其原型意义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羽毛笔”转化为了今天的“钢笔”。这也正说明了语义范畴也具有原型意义和边缘意义之分，各个义项之间是具有不同的地位，而是围绕原型意义成辐射状不断扩散，其中各个义项之间具有明确的二分法，而是与原型意义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认知词汇语义学通过原型理论和范畴理论运用于一词多义的分析，其主要结论是:
(1)语义范畴不能以充分必要特征来进行二分; (2)语义范畴围绕原型意义呈现出放射性的链状结构，其中各个义项之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家族相似性，即语义结构呈现集合和重叠意义辐射集;
(3)语义范畴成员具有不同的地位，并不是每一个义项成员都可以代表该语义范畴，而只有原型意义最能代表该语义范畴;
(4)语义范畴边界具有模糊性，随着社会文化变化发展和语境的不同，范畴的扩展其边缘变得越来越模糊，并出现与其它语义范畴交叉现象。
4 原型理论下隐喻和转喻对一词多义“原型意义”的认知拓展机制
传统语言学将隐喻和转喻看作语言形式上的修辞，是语言装饰的手段，因而只是修辞学，文学和文体学研究对象。而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和转喻是人们对抽象概念认识和表达的强有力的工具。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认知能力的断提高，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加深，使得要求语言要不断的扩展来实现对人类的需求。这样就需要非常丰富的语言来表达，而对于抽象的事物现象将是一筹莫展。人的大脑不是具有无限的容量，而是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它能借助于已知的事物和语言符号认知和命名新的事物——其中主要是指隐喻和转喻认知机制。通过对已有符号和事物进行隐喻和转喻来认知新的，抽象的事物，这也是符合“省力原则(least of effort)”和语言的“语言的经济原则”。因此，隐喻和转喻是一词多义的拓展机制。
4.1隐喻
隐喻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是新的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隐喻的本质是概念化。人类长借助简单的具体概念来认识抽象复杂的概念。也就是说隐喻是通过一个认知域内的经验或范畴来了解另一个认知域内的经验或范畴。隐喻中又一个重要概念是“映射(mapping)”。Lakoff提出隐喻是从一个比较熟悉。易于理解的始源域(source domain)映射到一个不熟悉，较抽象或较难理解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过程。其中这种映射来自于两个概念，即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相似(similarity)”——即相似原则(principle of similarity):人们容易将相同或相似的东西用来互为比喻。
下面以“face”为例来说明，隐喻对“face”这个英语单词意义的拓展。
(1)face of a mountain，face of a building，face of a watch.其中，始源域为:人的脸一直在身体的最外层，最容易被注意;而目标域为:实体都有表面和各个侧面。从中可以看出，用人的“脸”映射为实体的表面。因此，“face”就具有了“实体表面”意义。(其中概念隐喻公式为:FACE IS SURFACE)
(2)又由于脸上表情丰富多彩千变万化，是人们心情的晴雨表，最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因此出现了像“she had a face like thunder” equals to “she looked very angry”;“you are a good judge of faces” equals to “you can judge a person’s character by the expression on his face.”等隐喻用法。因此“face”具有了“人的表情”的用法。(其中概念隐喻公式为:FACE IS EXPRESSION) 此外，“face”还可以表示“尊严”，如，it is a matter of face，I’m shocked that you have the face to rest等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从中可以看出，“face”的原型意义——“人或动物的脸部分”通过隐喻机制增加了“实体表面”、“人的表情”和“尊严”等边缘义项。
4.2转喻
转喻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有效机制，当然也对词义的扩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涉及的是一种“接近(proximity)”和“突显(salience)”的关系。一个物体、一件事物、一个概念又很多的属性，而人的认知往往更多的注意到其最突出的，最容易记忆和理解的属性，即突显属性。(赵艳芳，2001:116)比如，一个人会有很多特征，但它的丹凤眼最显眼、最突出，于是它被叫做“丹凤眼”。随着词语转喻用法的日益固化，其转喻部分意义也成为词义的一部分并被列入词典中。因此，转喻跟隐喻一样，也对单义词向多义词的拓展起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与隐喻不同的是，转喻是相近或相关联的不同认知域，一个突显事物代替另一事物，如，“部分与整体”、“容器与其功能或内容”、“地名与机构”、“原因与结果”、“人名与作品”等之间的替代关系。如“国脚”代替着名足球运动员，“head”代替“智力”，“It is hard for me to read shakesphere”其中“shakesphere”代替其些的作品，“我需要几个帮手”与“我们组织需要增加一些心血液”为“部分代整体”和“这是中央电视台从前方发回的报道”为“整体代部分等。
下面以汉语的“头”为例来说明转喻对一词多义的解释，汉语“头”主要有以下语义义项:(1)(人的)头部:如头脸、头骨等;(2)(动物)身体的最前部分;(3)(物体)顶端:山头;(4)(动物、物体)数量，多指牲畜:一头牛;(5)头发或头发式样:寸头等等。
其中，(4)和(5)义项是临近原则在起作用，即转喻的作用。第(4)义项是由第(1)和第(2)义项转喻而来的。“头”是一切事物的重要部分，头就可以代替整个事物(部分代整体)，并且能成为量词。头发长在头上，用“头”转喻指头发或发式就顺理成章了(整体代部分)。
由此可见，跟隐喻一样，转喻对词义拓展也具有巨大的作用，因此对一词多义现象也可以从转喻得到解释。
5 “原型转换”和“原型分裂”对原型意义的作用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原型转换”和“原型分裂”是一词多义形成的原因之一。Ungerer和Schimd(1996:226)提出了多义词构成的语义范畴中的“原型转换”(prototype shift)和“原型分裂”(prototype splits)两个观点。“原型转换”指一个范畴的中心特征发生了改变，即一个词的中心义项慢慢变为该词的边缘义项，而原来某个边缘义项由于社会变化发展而突变为中心或原型义项。“原型分裂”指原型从一般到具体的变化。下面我们用“coach”和“idea”两个词的意义变化和构成来解释“原型转换”和“原型分裂”在多义词形成中的作用。
“Coach”在被引入英语时，指一种较大的封闭式的四轮马车，它内部设有作为并依靠马做动力。那个时候的其主要为皇家的正要服务的。因此“state carriage”是“coach”的原型意义，而其它意义属于从属地位。随着“coach”的广泛使用，普通居民也开始广泛的运用它作为叫他工具，因此到了十九世纪，“coach”的原型意义由原来的“state carriage”转变为了“state coach”。但随着科技的发展，铁路的使用和发展使“coach”又富于了新的意义——“旅客车厢”，并逐渐进入了我们的认知范围，很快这一意义随着铁路交通成为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而成为“coach”意义中的第二重要意义。到了二十世纪，长途汽车成为“coach”意义的原型。这种词汇意义的原型转换不易被我们察觉，反而使我们决定这些意义是该词本身所具有的很自然低使用。但究其认知根源，是由于这些意义的重要属性在原型转变的过程中保留了下来，比如“一种交通工具”，“四个轮子”，“内部设有座位”等。
“idea”一词义项形成是“原型分裂”的一个很好的实例。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时期的“idea”一词的原型意义是“构想”、“思想”的意思，后来又增添了“信念”的意义，知道十九世纪它又具有了“灵感”和“目标”的意义。这些意义都变得越来越具体化，这正是“原型分裂”在多义词中的作用。
从历时角度看，一词的多个义项并存的共时表现是由原型义项通过“原型转换”和“原型分裂”不断变化发展而来的。
6 结论
一词多义是人类认识世界而不断的对世界的有效认知。通过认知语言学上的语义原型理论，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机制可以对一词多义现象有较好的解释力度，其避免了传统语义理论中语义由一组成分必要属性来确定和结构主义语言学语义的成分分析方法的弊端。此外，语义原型理论对教学上对词汇教学具有建设性的效果。它使我们认识到词汇的教学应从语义的原型语义义项开始，逐渐扩展到其由隐喻和转喻语义拓展机制得来的边缘义项。这正符合了人类认知的发展机制。
参考文献
[1]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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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世雄，陈维振.论语义范畴的家族相似性[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4).
[6]扬忠，张绍杰.认知语言学中的类典型[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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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辉.认知语义学评述.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12).
[9]胡壮麟.语言·认知·隐喻[J].现代外语，1997，(4).
第3篇：能源转型意义范文
关键词：
改革开放以来，义乌从浙中的贫瘠小城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小商品名城，创造了无数经济奇迹。但繁华背后亦有颇多隐忧。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义乌小商品重重一击，瞬间惊醒：小商品必须尽快转型升级，必须提高附加值和竞争力。近年来，义乌建设了一批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如浙江大学义乌技术转移中心、义乌创意园等，以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促进小商品的转型升级。科技中介是支持、促进技术创新和创新扩散，提供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的第三方组织，浙江大学义乌技术转移中心和义乌创意园均归属于科技中介。2009年，义乌市政府出资建设义乌市创意园，旨在发挥创意园的"平台"作用集聚创意人才，助推小商品的转型升级。现已引进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的设计机构、产品研发科技型企业55家，累计实现创意产值5385.6万元，转化生产产值近8亿元，与一些知名高校联合打造了设计学子实践平台，在助推义乌经济转型与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就以义乌市创意园为例，分析科技中介在小商品转型升级中的功能发挥。
一、科技中介在小商品转型升级中的功能
科技中介在政府与科技、科技与经济、科技与社会之间，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纽带和桥梁的作用，不仅使社会资源得到了优化配置，同时也更好地服务于科技产业，直接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服务，促进经济发展。科技中介在小商品转型升级中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
（一） 搭建草根企业与科技精英的对话平台
长期以来，由于科技与经济在功能与体制上的分离，导致信息不对称，使得科技成果向产业转移成为一个很大难题。科技中介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信使的功能，在科技与经济之间逐渐建起了具有服务功能的中间转化体系，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科技中介为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遇到的关键问题提供技术咨询和信息咨询，也为中小科技企业孵化提供场所和硬件服务，大大加快了科技成果向产业的转移。
义乌中小型的"草根"企业居多，缺乏市场分析力和科技创新力，生命力较为薄弱。科技中介为草根企业和科技精英搭建了对话平台，有效地促进了科技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实现了信息的对等。义乌创意园成立后，先后引入了55家设计类企业，50余家国内知名院校在园内建立设计学子实践基地。创意园俨然成为义乌家门口的"智库"。"草根"企业无需走出义乌，就可以与科技人才、设计人才等直接对话，获取第一手信息。
为增进双方的了解，创意园还推出了一系列活动。开展开园优惠推广月活动，联合园区企业，为需求企业提供免费或打折设计、咨询服务；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设点，主动拜访商户，寻求设计合作；开拓与镇区、街道合作项目，在园区入驻企业、挂牌合作院校和义乌当地企业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通过开展一系列的对接活动，进一步加强创意园与义乌当地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二） 整合资源、创新环境，提供专业化服务
科技创新有四个必备要素：开展科研活动的资金、基础设施、具有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以及宽松的文化氛围。科技中介利用社会资源，建立各种专家系统，为企业和与其合作的各方提供专业咨询和项目管理服务，比如为企业提供经营战略、创新战略和创新实施咨询服务，帮助开拓市场，为银行、投资者和政府提供项目咨询和投资决策服务，帮助企业规避经营风险，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竞争能力。同时，还能从创新主体的需要出发，在较大范围内，通过市场手段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并进行优化配置，为创新主体提供和配置优良的创新环境，从而提高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
为实现资源的整合，义乌创意园在入驻单位的选择上，强调专业均衡、业务互补，一方面使入驻企业避免了在相同业务上的价格恶性竞争，另一方面也使这些企业能够在业务上形成合力并实现共赢。园区重点推介项目--"设计学子实践基地"，致力于整合高校研发资源，构建"高校-创意园-企业"三方联动的产学研平台，旨在营造创意、创新的氛围，培养创新创意人才。创意园还经常组织创意沙龙活动，为创新主体提供了优质的创新环境。
（三） 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传播科学知识
科技中介以技术进步为依托，科技发展为动力，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其强大的知识与信息传播功能也得到了较大的发挥与强化。科技中介就该为企业管理者和决策者获得本专业外的最新科学技术知识和科技信息的重要途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知识是企业实现长远发展必须具备的知识之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交流的进一步深入，有关知识产权的争议和纠纷越来越多，知识产权的保护备显重要。科技中介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宣传知识产权相关内容，提高企业的产权意识。科技中介通过影响政府的政策、组织修订行业技术标准、参与加强市场准入机制建设，可以发挥政府或单个企业发挥不了或发挥不好的保护知识产权、维护行业利益的作用。[1]义乌创意园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加大面向园区企业宣传知识产权的力度，鼓励入驻机构对自主研发的产品申请专利保护，树立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的典型，同时依托创意园的影响力，带动设计公司申请专利。
二、进一步发挥科技中介功能的途径
义乌创意园在小商品转型升级中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但小商品的转型升级才刚刚起步，未来的道路艰辛漫长。科技中介能为义乌"引才"、"引智"、"引技"，可见，要继续保持义乌小商品在全球市场的份额，需进一步发挥科技中介的功能。
（一）打造科技中介园，形成科技合力
目前，义乌虽已有科技中介机构，但力量还很薄弱，尚未形成阵势。义乌创意园是政府为主导的公益性非盈利机构，在义乌已小有名气，但还提升知识转化能力。国外科技中介的发展历程已经表明，科技中介的发展初期，政府需占主导作用，从政策和资金上支持科技中介的发展。随着科技中介的不断成熟，政府逐渐退居二线，从宏观层面指导科技中介发展。2011年，义乌获批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改革发展的过程离 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科技成果的转化过程环环相扣，流程繁琐，涉及到的单位也较多。各企业所需的专业知识各不相同，技术供求双方很难沟通、共享信息。所以，政府要挑起建立区域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的重任，为中介机构开展中介服务创造硬件支撑系统，并建设科技中介园，提高科技中介在小商品转型升级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义乌地处长三角地区，突出特点是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完善，对外开放水平较高，经济力量雄厚，这些条件都是打造科技中介园的现实土壤。[2]
（二）进一步发展网络科技中介
当下，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经济逐步实现全球化。与此同时，生产要素在网络技术的支撑下也以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展现在人们面前。以企业为服务对象的科技中介机构更应该顺应世界潮流，发展网络科技中介。科技中介服务的网络化主要指区域或行业种类主体应用互联网来和征询技术或其它项目、业务的供给与需求信息，实现虚拟空间中不同信息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对接，其实体形式与价值则在现实生产生活中得到最终体现。最终节约了社会资源，提高了创新要素与运行主体的效率和竞争水平。加强这一虚拟科技中介服务形式，一方面将互联网的优势与科技中介行业的性质特征做到有机衔接，另一方面来弥补我国实体科技中介机构数量不足和素质不高的状况，更好地促进我国科技中介市场的整体发育。
科技中介的网络化在义乌才刚刚起步。义乌创意园建立了专业的网站，但还需进一步开拓和完善。义乌建立网络科技中介，能将全世界的智慧都汇集于网络平台，扩大义乌小商品与外界的沟通与联系，促进信息的对等传递。企业有技术难题，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公布，科研机构和高校有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样在网上公布，双向选择的空间更大，达成合作意向的机率也将大大提高。
（三） 培养高素质的科技中介从业人员
第4篇：能源转型意义范文
一、引言
资源型地域是指因自然资源的开发而兴起或发展壮大，且资源性产业在工业中占有较大份额的地域。地域发展过于依赖资源，会导致经济产业结构单一、经济粗放、生态环境恶劣等问题，洪洞县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因此利用好当地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开发旅游资源实现转型，对促进资源型地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资源型地域转型发展模式与转型意义
（一）资源型地域转型发展模式
资源型地域在矿产资源开采和初加工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渣、废液等引起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影响地域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转型才能更好地发展。由于地域资源条件的不同，转型产生了不同的模式。
1、实施优势组合发展模式。将石油发展模式，组合成为石油、天然气以及化学与金属制品等多种产品的生产模式。2、实施优势延伸模式。将有色金属与土地森立资源优势延伸，转型为生态与工业旅游共同发展的城市。3、实施优势再造模式。重新确立新的发展产业，促进经济发展。
（二）旅游开发对资源型地域实现经济转型的意义
发展旅游业是促进资源型地域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旅游业作为新兴产业，使资源型地域经济产生新的增长点，替代重工业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1、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2、有利于增加就业。3、有利于提升地域形象。发展旅游业有利于地域的形象的转变，将煤炭“黑色印象”转变到“绿色主题”，改善生态环境问题与地域形象。
三、洪洞县转型发展中的旅游开发选择
（一）洪洞县发展概况
洪洞县位于山西省南部，洪洞县盆地北端，全县辖16个乡镇，463个行政村，902个自然村，总面积1494平方公里，总人口74万，是山西省第一人口大县，也是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二）洪洞县转型发展的选择
1、在农业上的选择。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因地制宜，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加强农业商品的生产与流通。
2、在工业上的选择。建设工业园区，提高产业聚集度，促进了土地的集约使用、互补互利、资源共享，形成链条经济，还要充分考虑民生、环保、就业等因素的基础下，进行长期的全面持续发展。
3、在第三产业的发展选择。打造优秀旅游景区与景点，提供供食、宿、行、游、购、娱等一体化的服务，改善洪洞县“三废”污染现状问题。因此选择发展旅游产业是洪洞县在鉴于资源和环境各因素方面，改变目前单一的、对资源过度依赖的发展模式，转型的最终选择。
四、洪洞县转型发展中的旅游开发对策
（一）政府引导积极发展
资源型地域的产业转型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只有在政府的引导下才能作出科学的发展规划，动员和组织全市人民共同参与旅游业发展，以财政资金引导社会投资用于旅游资源的开发。
（二）注重建设旅游资源特色板块
旅游特色是旅游地整体形象的构成要素。旅游特色版块是通过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后，成为具有轰动效应的独特价值的特殊吸引物。它能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并使这种发展具有超常、跳跃的特性，形成巨大的磁力效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争取更大的客源市场。
广胜寺景区的大开发是洪洞县委县政府在洪洞转型发展的蓝图上绘的特色版块规划。
（三）开发工业旅游模式
工业旅游是指以生产场景、生产设施、厂区环境和企业文化为资源的旅游项目，具有独特的魅力。洪洞县有煤焦、钢铁、化工等行业，具有丰富的工业旅游资源，可以建成颇具特色的旅游项目。
（四）开展会展节庆旅游
会展节庆旅游是指以举办各种会议展览和文化节事活动为契机，带动客商和各地游客在举办地进行参观游览活动，以此促进旅游业发展。节庆会展业的进步可以优化社会资源的组合，带动其他行业更快的发展，也为旅游业带来更多的客人、更多的消费，延长客人的逗留期，增加旅游业淡季时设施设备的利用率。因此，我们应该十分注重节庆会展业与旅游业的互动性，利用他们的放大效应以谋求旅游成为地域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结语
第5篇：能源转型意义范文
关键词：社会原型；社会转型；社会发展；历史分析
有关社会转型的话题已是近20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着力最多的一个方向之一，然而学界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对中国社会自性的转型研究目前还未真正展开。所谓“社会自性”，简而言之，就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特质，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文化传统、治理体制乃至区域地理气候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和驱动下所形成的社会独特原则，它包含了诸如如何对待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态度和意识，是一个特定社会区域里的社会观和方法论。
社会自性受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发生变换。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从长时段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以秦制建立为标志的皇权时代、以共和体制建立为标志的民国时代、以新中国成立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建立为标志的单位制时代和以改革开放国策实施为标志的市场化时代。每个时段或长或短，但对于中国社会自型转型的影响意义却是同样重大的。
一、中国社会原型及其立论基础
所谓中国社会原型亦即中国社会转型的母本，是中国社会特质的原初状态，它实然是对中国社会历史渊源的理论追问。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思想形成的原典时代，在那个动荡的岁月经过对“三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反思形成了中国社会典型的和合本位和仪礼本位为核心内容的大传统社会特质，但在中国社会的长期演变中，宗法本位和土地本位又占据了中国小传统社会特质的核心内容。因此分析中国社会的自性必须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二分法中来挖掘。现分别概述之。
从大传统的视角而论，中国社会的原型是和合本位和仪礼本位。所谓和合本位是指中国社会追求多样性的统一。“和”即多样性，“合”即融洽和统一。它不仅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更主要是指国人处理问题方法论和异质文化吸收的多元和统一性。中国古史中常见“虞夏商周”的联称，说明三代之前有个以虞舜命名的虞代，暗示着中华文明的成长从那时已经开始，而据考古学提供的证据，那时正是龙山文化中晚期1。龙山文化起源于陕西的仰韶文化，是以中原为主要区域的华夏集团生活方式。后来其中心区逐渐向东发展，约在公元前2800-2400年中心东移的华夏集团与现今苏鲁豫冀边界的部分东夷部落发生大。一直到中原龙山文化中期以后，苏鲁豫冀边区才逐渐过度为山东龙山文化，实现了黄河流域的文化大融合，为两大集团的主要部落联盟即中华民族主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尧舜之时，三苗已成为南方的一个强邦，与夷夏联盟时盟时战，禹任盟主之后，对三苗集团大力讨伐，不仅讨灭了三苗集团，而且“亡其姓氏”，之后禹任众邦霸主，豫冀为主划定九州。后虽频繁分裂反复，但以中原文化为本的中华民族多样性统一格局却未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2。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角度看，和合本位又奠定了中国家庭制度的基础。《大学》中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它把修身看作根本，实际上修身的内容还是家庭制度所要求的，家是社会生活的主轴。尊尊亲亲观念，即孝、悌、慈都是以和合为基础而产生的。从家庭关系出发，士林阶层又着手探讨“人伦”，亦即人与人关系的秩序。孟子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伦大致包括了当时社会上最主要的个人关系，但要注意这五伦是以和合之道为宗旨，而且都是强调一种多样对立中的统一。和合本位在当时社会的表现形式就是“家国同构”、家庭主义和和平自然主义。
所谓仪礼本位是指中国社会多以形式代替内容、表象代替实质，追求表面的浮华。中国人“面、命、恩、派”四面一体的文化特性就是仪礼本位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林语堂先生曾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具有15个方面的特点，即稳健、单独、酷爱自然、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多生多育、勤劳、节俭、热爱家庭生活、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和耽于声色。他认为，中国人在本性上是属于道家的，而在文化上则属于儒家，上述15个特点正是儒、道相互作用的结果3。抛开林先生的偏颇性不论，他在这里实然是指出了仪礼本位对中华民族性塑造中的重大影响。从大传统而论，仪礼本位发端于孔子的学说。面对“礼崩乐坏”的战乱春秋，孔子深感到“世风之日下”、“人心之不古”，于是愤然强调“克己复礼”，追寻“三代”时期的仪式和伦理，他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此处所讲的“周礼”不但是一种政治原则，一种仪文，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社会规范。他认为礼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西周以来的等级名分制度，“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他认为，在这种等级名分制度下，同等级的人都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办事，谁也不要“僭越”，才是“天下有道”，才能使社会秩序井然。孔子的“礼论”思想在战国时期又得到孟子、荀子等人的继承和发挥，《荀子·礼论》曾记载“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假如说孔子的礼论还只停留在宗法等级制，那么孟子、荀子等人已将其发挥至祖宗崇拜、土地崇拜和伦理崇拜。儒学讲礼，而道学则讲仪，仪即派。飘逸和洒脱是道家追求的外在形式，而“不可琢磨”则是他的内在需求。因此道家追求仙风道骨、追求道观的气派、追求归隐和鹤发童颜，以神秘来体现派头影响了千千万万国人的心态。儒道结合共同为中国社会自性的形成奠定了原型基础。
上述两个中国社会的特质是从大传统角度而论的。在社会学的视野里，大传统代表的是知识分子即士林阶层的思想，而小传统则代表了民间社会的习俗和日常生活。以小传统而论，宗法本位和土地本位则显示了中国社会自性的原型特质。
所谓宗法本位是指周代以宗法制度为基础，在宗的局限下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定社会秩序的方法和原则4。周代的上层社会，分为周王室、诸侯、卿、大夫和士等等级，在异姓贵族和平民百姓中也进行着类似的分宗安排，以这种制度把国家上至天子、下至诸侯大夫和乡民都网罗其中，严格规定了他们相互间的地位、关系和义务。周人的分封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周天子分封土地予诸侯，建立一大批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另一种是周天子在王畿地区（以镐京和洛邑为中心的周天子直辖统治区）以及诸侯在其封国内向下级贵族封赐土地和人口。同时还制定了一些宗法规则来确保宗法分封制的延续，如规定大宗宗子对族人具有处置权，保持严格的姓氏制度以标志人们的血缘关系，遵循等级有序的宗庙祭祀规范以及严格的婚姻制度、墓葬制度、徭役制度等等。通过这些原则显示了宗法本位的社会寓意，即强调血缘地缘的区分、强调身份的异同等以此来达到威权主义的扎根和延续。中国社会后期发展如身份主义、单位主义、地方主义和家长制以及由祖先崇拜导致的血缘化都是以宗法本位为立论基础的。以此而论，宗法本位是中国社会型态的原点之一。
所谓土地本位是指中国社会在渊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立足农业而导致的对土地的依赖进而体现出的社会学涵义，表现为地缘性的局限以及由此而扩展的小农意识、僵化和封闭性。以史而论，中国社会主要是在黄河流域这块土地上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不如古代希腊社会那样一开始就以海上贸易、海上交通为基础，因此中国的社会亦可称为“土地社会”，土地和农业生产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根本所在。为了在土地上发展农业生产，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即天与人的关系。《周易·序卦》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人是自然界生成的，那么与自然界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理所当然。因此国人的价值取向则主要是“安息于土地”，这是中国社会质朴厚重、绵延世泽、稳定数千年的根本之一。但同时依赖土地又导致了对土地的崇拜，进而迷恋土地而缺乏流动、安于天命而不思进取。这反映在土地制度上就是“井田制”和“授田制”的推行和禁锢5。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决定了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同质性、稳定性和僵化性，长期的稳定又促成了家长制的持续继承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宗法本位其实就是土地本位所需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土地本位导致的家庭主义又使中国社会保持高度的凝聚力，因为家庭共有的经济、财产、物质利益和发展家业的共同需要及家庭成员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共同厉害关系导致了以亲情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共同意识具有极强的坚韧性。国人重血缘、地缘、业缘联系，重“回归故里”，重关系构建和门派区分等应该都是土地本位的附属品。
总之，和合本位、仪礼本位、宗法本位和土地本位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原初型态，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态势，构筑了数千年中国社会转型的母本和基石。
二、转型与继承：秦制的历史地位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在分析中国文明连续性的根源时列举出了五大因素：地理因素、人口因素、农业生产方式、统一的文字和科举制6。在这五大因素中统一的文字和科举制当属秦制的主要贡献。
公元前221年秦王在中华大地上的军事、政治胜利及秦皇朝的建立应是中外历史社会发展上重要里程碑。除其建立大一统国家是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之外，其实施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和治理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改革措施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达二千年之久的重要因素。如将贵族废为平民、官吏按能力任职、井田制度一律取消、土地自由买卖、土地税按亩征收、士兵按征兵的程序入伍、提倡农桑而贬斥其它行业以及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驰道、实行郡县制和推行中央集权体制等措施彻底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第一次颠覆性革命，尤为重要的是它对中国社会自性的转型也赋予了决定性影响。表现为多元一体主义、同质主义、家庭主义和农本主义等思想的萌芽和发展。
所谓多元一体主义，不仅是指中华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更重要的是指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及中国社会的整合一体模式，它源自和合本位的社会特质。众所周知，东周时期周王室软弱无力，封建主相互混战不绝，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思想活跃、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当时的社会结构除了王、诸侯等世袭官僚阶层外，出现了士林阶层和商人、匠人及农人等多元阶层，伴随阶层分化而来的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即封建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变，诸侯们能够把从前分给贵族的封地转变为由他们的中央政府派官员管理的行政单位，这是中国社会由血缘支配向科层制统治转变的开端。当时的秦国在充分吸收各诸侯国已有经验的同时，率先应用法家学说，将所有权力集中到秦王手中，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属地，征服周围一个又一个分封国家，直至公元前221年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主人。此后他废除了周王朝和所有的分封国家，将广阔的国土以郡县制的形式划分为若干行政区，每一行政区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皇帝直接负责的官员。此外，他还通过统一度量衡和货币来实现经济的集中化和一体化，通过统一文字完成有效而又独特的民族情感粘合，通过统一车轨来实现全国交通网络的有序。正是这些措施使当时的中国完成了多民族、多文化、多元社会结构的融合和统一，其影响可以追溯到今日及将来之中国社会的发展。
所谓同质主义是相对于仪礼本位转型而言的，在此特指秦帝国在推行郡县制的过程中片面追求同一而导致的对国人社会心理的影响。全国过度的同一使中国社会产生一种“非此不可”的认识论，它与西方追求性和多样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影响是禁锢了国人的创新思维，导致了中国社会思维的僵化，是后期中国社会发展稳定主义和封闭主义的思想基础。
所谓家庭主义是相对于宗法本位转型而言的。秦皇朝摧毁了宗法分封制的外部存在条件，但未能摧毁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主义。相反在近二千年的岁月流逝中，伴随王朝的不断更替，特别是随着儒学的复兴及相应的变异，家庭主义得到了加强，以致成为中国社会形态的次原点。这从家庭制度的历史沿革变迁中可以看出端倪。如前所述，在周王朝以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族社会，但从春秋末期起逐渐进入家族社会。所谓家族社会是指以家族为主体的家庭成为社会基本组织形式、家族关系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生活关系、家庭生活成为人们生活方式基本内容的社会形态。在社会结构上就是家长制，家庭主义是以家长制为主要核心内容的，表现为小农家庭的出现。氏族、宗族、家族构成了我国血亲群体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构成了家长制释义的变迁7。随着秦皇朝的建立，随着井田制和宗法分封制的彻底摧毁，小农家庭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形态。受当时国家专制体制的影响，小农家庭也是专制性的家庭结构：父权至上、父家长占据至尊地位并在家庭中实行专制。后经过两汉特别是宋明理学的进一步演义，形成了中国社会“家天下”的独特治理体制。对皇权而言，那是绝对权威，没有任何组织和制度可以制约及抗衡，这构成了中国社会专制集权制的理论依据，申言之，它构成了后期中国社会威权主义、身份主义及单位主义的思想基础。
至于农本主义是土地本位原型特质的演化发展。由于秦皇朝建立以后重农抑商，再加上家庭主义的意识形态制约，中国近二千年来一直是靠农业支撑社会的发展，久而习之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封闭、僵化和地缘区域主义及机械稳定的状态。
概言之，自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以来一直到满清皇朝的覆灭，中国社会的自性转型几乎是保留了秦汉的风格，未能实现实质性的突破，这也是中国社会未能跨越传统型态影响最终僵化腐朽的根源。
三、帝制的覆灭与转型过渡：民国的贡献
1911年随着满清帝国的覆灭和皇权的失落，以皇帝为颠峰的金字塔形的延续二千年之久的中国社会结构也轰然崩溃，以皇权、官僚、士绅和民众构成的多元社会结构急剧转变为地方实力派与民众之间的二元结构。科举制的废除导致承担缓冲作用的士绅阶层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社会似乎失去了脊梁的支撑。民国时期，混战不已，内有军阀、国共之争，外有日本外族的侵略，国难家愁绞和在一起。中国社会转型也陷入一种漂泊不定、反复摇曳的状态，表现如下：其一，新旧治理体制衔接脱轨。取得政权之后，力图将中国纳入现代化的世界体系，而扎根国人骨子中的以皇权为象征、以道德力量为整合核心的社会组织模式干扰和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变革与推进，新旧体制的矛盾就导致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混乱及民族社会心理的失衡。其二，乡村的没落。在皇权时代，乡村处于一种相对自治状态，特别是士绅的嵌入使乡村成为支撑中国社会稳定机制的基石。然而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及乡绅的失势，乡村出现“空离化”趋向，大传统和小传统都失去了生存的依赖，进而乡村也失去了与现代社会接轨的媒介和桥梁，同时乡村的没落又导致宗族的复兴和家庭制度的变化与转型。其三，传统价值观的失落与彷徨。民国时期，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讨论及坚决性的否定，与此相应是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推崇及绝对性的肯定，其结果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失落及中国社会转型指导理论的缺位8。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化运动无不起源于民间社会，先秦诸子、六朝玄学、佛学以及宋明理学都是如此，但这些文化运动的最终结果是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是与官方的肯定与推崇紧密相连的，虽然最终在僵化的官方认可中失去了活力，但却成为国民行动的一个重要参照体系，断然否定中国传统而又片面肯定未受官方认可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使中国社会忽然失去了平衡的重心。因此民国时期的最大贡献是完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过渡，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它未能为中国社会自性的转变留下深深的烙印。
但从学术渊源而言，民国时期社会思想家对中国社会特质的认识与讨论却最为激烈也最为深刻。初略分析大约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思想路向，即以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乡村学派、以孙本文，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学派和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政论学派。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位分途”9，他认为在中国没有个人观念，中国人不为自己而存在，中国弥天漫地是义务观念，因而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近代中国虽不能称为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还未构成阶级，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位分途的社会，这是中国的特殊性。由此他认为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的道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计划路向，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造乡村；孙本文认为，中国人的特质表现在重人伦、法自然、主中庸、求实质、尚情谊、崇德化等方面，认为中国人缺乏国家民族观念10；费孝通则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以“己”为中心的关系有异的社会，中国人的特质表现为家观念、小圈子、人伦、自我主义和团体道德的缺乏11；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的特质是安息为本、不崇尚战争和武力、家族本位和感情本位，由此他认为国人散、贫、不洁和圆滑12；思想大师胡适则认为国人具有知足、物质享受、自欺、无思无忧、注重个人修养和安命不争的特点13。还有诸如的“动静论”、潘光旦的“中和位育论”等观点。上述大师大多从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社会进行的反思，特别是论述国人性格的多，而对中国社会的特质则大多处于一种模糊的分析。尽管如此，他们的分析奠定了深厚的学术根基，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国社会的型态。
四、颠覆与重构：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
1949年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而言是传统中国与现代社会的一个绝对的分水岭。如果说民国时代中国社会是在传统与现代的转型前夜挣扎，那么1949年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使中国昂首挺进现代的光辉大道。然而任何一种社会转型决不是与传统社会型态的彻底决裂，或多或少总有些藕断丝连。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型态中仍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原型的一些特质。于中国社会原型的四个本位而言，在现代中国它们则变异为关系主义、行政主义、单位主义和身份主义。
关系主义是由和合本位经多元一体主义演化而来。在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中，关系网络是华人社会里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14。国人讲“和气生财”、讲“家和万事兴”、讲“和合之道”，推行和睦与合作，并且注重不同群体的协调与配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求得自身的平稳和心理满足。关系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及社会寓意是：对社会规则的漠视、面子观、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强调及社会整体面的松散。1949年后，新中国仿制苏联建立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全部社会资源垄断在国家乃至中央政府手中，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外几乎不存在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性手段将所控制的社会资源分配至个人，从而形成个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个人的社会地位。由于这种国家对这会资源的分配是按照特定的制度规则有差异进行的，因而造成了等级相异的社会地位，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分层体系。那些占据了公有资源分配权力的人此时成为关系的原点，在公利与私情的权衡沟通中构建、强固和发展了个人与个人的私交关系，也就是常说的公共资源个人化、公共权力私人化、公共利益人情化。在改革以前它是血缘、地缘和业缘发展的温床，在市场经济下它则成为权钱交易、堕落腐败的根源。公共权力的占有者在国家经济、社会事务中舞弊以牟利，主要是由于占据和垄断了稀有资源的分配权，同时他们的社会关系原点地位又促成了小集团关系网络的形成，如此以来社会被分割成众多的集团圈，而在社会的整体层面上由于集团间的倾扎而表现出一盘散沙。中国社会之“官官相卫”、结党拉派、区域分离、行业分割等弊端皆由此来。官场社会如此，民间社会亦然。国人好讲情面、漠视规则而两肋插刀都是关系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这种氛围又蔓延、加固和助长了关系主义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关系主义的原因和后果都出于一宗。
行政主义是宗法本位的腹子。在宗法的阴影下国人由追求血缘的同一转为社会治理中的家长制，由追求社会地位的荣耀转为现代社会的官文化和官本位。官位等级不同，官人占据的资源、施令的分量及享用的待遇相异，官位所体现出来的荣耀和利益使之成为国人追逐的焦点。特别是1949年革命成功之后，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国家按照行政权力在身份和单位的基础上赋予官人和几乎所有的单位以一定的行政级别，按照这种行政级别将不等量的社会资源和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分配至不同级别的个人和单位，使社会资源和它的实际使用者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至于那些官人则因这种行政级别的唯一性更直接成为其社会地位的标志。在此行政权力泛化为社会权力，换言之，行政权力取代了其他形式的社会权力。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官吏沉冗、公共权力部门改革难以深入的内在根源。
单位主义是单位制的理论基础，它源自宗法本位和仪礼本位的交相作用，它首先表现为单位制。有人认为，单位制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战争时期形成的严密的组织体系，发端于“根据地”的供给制使财产所有权的公有基础被确立了，个人不存在经济的独立性，物资生活依赖于被称为公家的集体，这种做法逐渐转变为建国后的单位制15。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我们姑且不论，但单位制的社会意义是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主要通过单位组织来实现。一个人一旦离开了这样的单位组织，也就丧失了过去由单位组织所赋予他的各种资源和各种国家权力。因此个人离不开单位组织，而单位组织又紧紧依附于国家。单位主义是单位制长期施行的理论升华，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家庭性、集团性、宗派性和依赖性。在社会层面上它又表现为圈中人的团结和大社会的松散，与行政主义互为犄角。
身份主义与单位主义、行政主义一脉相承，是土地本位原型特质在现今社会的变异继承。在土地本位的作用下国人从依赖土地、迷恋土地发展为血缘统治和家长制，后又进一步发展为对权威的认可和推崇，在社会结构上就是身份制。1949年后中国社会不仅没有打破身份制，反而通过城乡户口的分离、干部与平民的差异政策强化了身份制。在身份制度下不同身份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占有不同量的社会资源，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力。改革之前，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是人们社会地位最主要的外显特征，成为表现人们社会地位差别的基本模式关系，但在改革后特别是市场经济下身份的涵义发生了某些变异，权力只是一种重要的参照，财富和声望也成为参照系数。这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有紧密关系16。身份制导致身份主义，表现为对等级秩序的推崇和对权威的认可及追逐，于社会意义而言，又表现为媚上欺下以及两面性等。
诚然，任何一种社会原型特质都不可能单独演化为另一种单独的社会特质，在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中他们相互作用、互为交织共同促成和规约了社会特质的变化。我的分析也只是在历史的时空跨越中以“理想类型”的方式对中国社会的特质做的一个粗略概括，对社会原型特质及转型的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化。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有关龙山文化的详细资料，请参阅《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根据学者们的看法，新石器时代中国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区、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区、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的诸文化区各为一人种聚居群。结合古史传说材料，新石器诸部落大致可分为仰韶文化区的华夏集团、大汶口文化区的东夷集团和南方诸文化区的苗蛮集团。
2 参见许顺湛著《中原远古文化》第182-21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书中具体描述了文化一体局面的形成历程。
3 参见林语堂著《中国人》第54-82页，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4 有关宗法制度的分析可以参见宋宝安、赵定东《乡村治理：宗族组织与国家权力互动关系的历史考察》一文，载于《长白学刊》2003年第3期。
5 有关土地制度对中国社会自性的影响请参见袁林著《西周土地制度新论》，东北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书中对我国原初社会形态时期的土地制度进行了详尽的梳理。该书认为，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是私有与公有并存的状况，即“田”为统治者所有，而“井”则为自耕农自我控制和调节。春秋战国时期的授田制首先将控制单位局限于“家”，秦以后“名田制”则直接导致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
6 参阅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1页。书中是在对比中国与穆斯林世界时作出的评判和分析。他认为，中国文明连续不断的内因是其内聚性，而促成这种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是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还有一条重要因素是中国有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井然有序的有效的官僚机构、军用弛道网和北方的长城。
7 家长制释意的历史变迁可以参阅王玉波著《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39页。
8 对此余英时先生曾在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一文中有独到的阐述，请参阅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4页。
9 见梁培宽、杨雅彬：“梁漱溟”，载《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144页。也可参考其《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0 孙本文《我国民族的特性与其他民族的比较》，见庄则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
11 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12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转自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7-79页。
13 转自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111页。本文作者进行了相应的综合。
14 关系主义的分析范式始于西方社会学界20世纪70年代的网络理论研究。根据有关学者的考据，社会网络的研究产生于英国人类学家布朗20世纪50年代“社会网”概念的提出，但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是用网络描述社会结构，网络在这里只是一个隐喻。而深受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影响的美国社会学界在英国人类学家著作的传播下，也兴起了网络分析的热潮，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网络分析的国际网络得以形成，网络分析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学界社会网络分析体现二个不同的方向，一种是以林顿、弗里曼等人为代表，他们采用社会计量学的传统进行社会心理学的群体研究；另一种是以怀特、格兰诺维特和美籍华人林南、边燕杰等人为代表，他们的研究属于结构主义社会学的范畴，以网络作为社会结构来看待社会网络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港台学者继承了这种分析范式，并在20世纪80年代后导致了中国大陆社会学界的研究取向，关系主义成为网络分析的关键词。
第6篇：能源转型意义范文
关键词：认知；多义词；隐喻；转喻
一词多义是认知现象，词在产生之初都是单义的，随着对客观世界认识加深，人们发现新事物与旧事物存在主客观的相似性、相关性，于是，在认知驱动下，用现有语词去表达新观念，对基本义进行扩展。现汉词典中，“头”义项有13个.多义结构中，各义项地位不相等。基本义项最具代表性，是各个义项的原型。在认知心理层面上，它被语言社团首先认可，居于“核心词义”的地位。义项（1）即“头”的原型义项，它最具有典型性特征，人们根据义项（1）形成心理意象反映整个范畴、范畴成员的相似外形、特性，使范畴内所有相关概念得以组织，如此一来，我们又可称它“基本层次范畴义项”。借助它的完型感知功能，利用“头”的语词形式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以辐射和连锁的模式向外扩展，义项（2）至（13）围绕（1）形成“头”共时词义范畴。
范畴内成员难用某个共同语义特征概括，义项通过家族相似性获得系联，形成一个意义链：AB-BC-……-XY-YZ。义项间有至少一个或几个共同属性，但没（或很少）有某属性是所有成员都具备的。如“头”词义范畴中，义项（1）为基础，其余义项的家族相似性表现为与头的形象特征、功能地位等属性相关的辐射式、连锁式系联。（2）、（13）与头的形象特点有关；（3）、（6）、（8）、（9）与头的功能地位有关；（4）、（5）为（3）的衍生，（7）为（13）的衍生，（10）、（11）、（12）为（9）的衍生。通过“头”的网络义项模式可知，多义词语义范畴中，原型常见于分裂，产生次原型，是个一般到具体的演变过程。原型义项分裂，整个语义范畴被次范畴化，第一等级上分裂出的义项为次原型，以此类推，构成整个语义范畴的网络结构，第一个层次的次原型与原型义项关系最密切，越往推衍得到的义项与原型义项联系越薄弱。词义范畴不依靠词语的客观语义而依靠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机制形成，包括转喻和隐喻。通过该两种认知方式，构建语言。
转喻是词义扩展的基本途径，其基础是思维上的微观分解，义项以转喻模式衍生，凸显事物间邻近性的关系特征。它是同一认知域内的映射，义项间相对独立却有联系。（2）由（1）转喻而来，通过整体转指部分。头发长在头上，是头的一部分，使用时，语言社团用“头”指称头发或发型。
隐喻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是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投射，强调从源域到目标域映射的结果。（3）、（6）、（8）、（9）与（1）有相似性联系，它们实现了“头”原型向其他目标域的映射。人们的意识中，头在人体最上部，是生理机能和行为活动的指挥中枢，人的智慧更是源于头部的大脑，“头”使人类具有了“万物之灵”的地位，因此“头”在汉民族文化中被赋予了特殊意义。（3）、（6）、（8）、（9）即根据“头为人对外的观瞻、形象，且在最高点，非常明显”、“头被视为人体最高贵的地方”等人们关于头的原型义项的范畴特征之间的相似性推衍而来。心理认知学认为，隐喻是人们头脑中相似的表象联想，表象是人们心理中保持的原型客观事物的形象，“相似点”是隐喻的基础，也是联系源域和目标域的纽带，“头”各义项中，“相似点”最初只是语言社团的成员对“头”的突出感受点，通过联想，找到本质不同而具同“头”的突出感受点相似的点的其他事物，“头”作衡量周围事物的标准尺度，用“头”的范畴特征理解、描绘该事物，便完成了隐喻投射。
“头”多义结构是原型效应下，通过隐喻、转喻及其交叉等方式产生的，在认识事物过程中，人们根据相似性和邻近性原则围绕“头”原型义推衍，通过与原型义项的某种联系辐射或连锁发散形成语义系联网络，最终构成“头”的共时语义范畴。
参考文献：
1、李福印：《认知语言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第7篇：能源转型意义范文
一、资源型城市竞争力重塑与提升模式构建
从现有文献来看，城市竞争力的研究一直是区域经济关注的前沿问题。
对资源型城市竞争力的转型而言，国内外许多模式的应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从系统统筹的视角构建我国资源型城市竞争力重塑与提升的模式（如图1所示），突出资源型城市的特点与转型的过程，以期对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资源型城市竞争力重塑与提升的三大支柱
资源型城市竞争力重塑与提升的主要矛盾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经济结构过度依赖于矿产资源。其二，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引发的就业、保障体系建设等社会问题。其三，资源开采所产生的生态环境、城市综合环境的改造问题。因此，资源型城市转型最终要依靠经济
发展、社会转型、环境改造这三大因素进行推动，可称之为竞争力重塑与提升的三大支柱。
1. 经济发展
资源型城市竞争力的落后主导原因是经济的落后，因此经济发展是资源型城市竞争力重塑与提升的第一要务。如图1所示，资源供给、需求拉动、人力素质和经济结构是城市经济发展、产业替换的重要推动因素。同时这四个要素的目前状况又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制约环境。因此，经济的发展既要推动这四大要素的转换，又必须以目前这四大要素的状况为客观基础。
2. 社会转型
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落后同时带来社会发展的相对落后。因此，社会转型成为资源型城市竞争力重塑与提升的第二任务。如图1所示，人才素质、经济结构、制度创新和保障能力是资源型城市社会转型的四项重要影响因素。资源型城市在这四项影响因素上的表现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的转型，但如果资源型城市在这四项因素方面处理得当，它们将大大促进社会的转型。
3. 环境改造
如今，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三大问题，环境问题也是资源型城市竞争力重塑与提升的三大矛盾之一。
我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位于偏远山区，远离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偏僻，交通运输不够发达，信息比较闭塞，久而久之形成了远离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自我封闭的状况。资源开发利用不当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城市布局的分散等造成了聚集效益差和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优化组合空间，这极大地限制了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产业、绿色农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一大障碍。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城市的生态系统性质，不仅加强城市自身的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更要把城市放在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中去考虑。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改造要在集中与分散双向运动的动态平衡中使三种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生态空间有机结合。
三、资源型城市竞争力重塑与提升的系统工程
资源型城市竞争力重塑与提升的三大支柱不会自发的开始，也不会单独开始，必须在一定的外部因素的促使下协调的运转。因此，对于资源型城市而言，在处理三大支柱的内部关系时应该以经济发展为动力，以社会转型为保障，以环境改造为持续，同时充分利用有形的手（政府）和无形的力（开放与文化），形成竞争力重塑与提升的系统工程（如图2所示）。
1. 三大支柱的内部关系
三大支柱是资源型城市竞争力重塑与提升的系统工程的三驾马车，在该系统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产生不同的作用。具体来说：经济发展是系统工程的原始动力，社会转型是系统工程顺利实施的保障，而环境改造则是其持续力量。
“以经济发展为动力”表明目前阶段资源型城市竞争力低下的直接原因是经济不发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城市的经济发展了，整个区域才能重新充满活力，城市才有能力谋求全面的发展，才能切实实施社会转型和环境改造。否则，社会转型和环境改造也得不到经济支持，只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是三驾马车中的主动力。
“以社会转型为保障”说明仅有经济发展还是不够的，资源型城市竞争力的重塑与提升不仅仅是经济一个方面。社会转型作为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它为经济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它在经济发展遭遇某些困境时能够巧妙的化解困境，促进经济更优质、更健康、更快、更稳地发展。离开社会转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有可能步入极端，埋下更危险的结构性祸根。
“以环境改造为持续”突显资源型城市竞争力重塑与提升中的可持续发展观。城市或区域的发展必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改革不仅要考虑目前和将来较短时间的情况，更要作长远计划，真正实现代间公平和代际公平。城市只有不断地进行环境改造，不断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才能力保竞争中的有利局面。
所以，三大支柱共同撑起资源型城市竞争力重塑与提升的系统工程，各有侧重，缺一不可。
2. 无形的力：开放与文化
（1）开放
当今世界一体化加快，信息化与全球化以及各种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要素的流动速度加快，优劣势转化加快，区域的概念在信息化高速公路上被无限地延伸，城市更多地参与国际分工，其职能也趋向全球化。因此在研究资源型城市竞争力重塑与提升时，首先就要有开放和全球的观念。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发达地区的投资吸引力越来越强，像资源型城市这类欠发达地区的集聚能力、扩张能力、增长能力、流通能力与发达城市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资本、企业、人才的密集度差距更大。但全球化也给资源型城市竞争力的重塑与提升带来了宝贵的机遇。在经济开放的大格局下，地方市场保护将会逐步消除，封闭的市场格局将被打破。各种资源的流动和配置将趋于合理化，这给资源型城市按照市场化规则加速城市发展战略提供了宝贵机遇。城市的商品、信息集散地功能以及交通、经济中介、科教等方面的作用将在市场化、国际化的背景下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加强，城市功能将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当然，主导产业、政府管理与服务水平的竞争，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的竞争也将使现代城市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资源型城市竞争力的重塑与提升，既有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资源型城市的现状和潜力，制定恰当的城市长期竞争与合作战略，形成合理的区域经济格局，实现城市间的优势互补和良性竞争，又有助于资源型城市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分工。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源型城市要努力实现对外开放，具体来说，要创造各种硬、软条件，包括建立激励制度、制定优惠政策、成立交流组织、建立基金、场所、设施等，加快引进全球及全国的各种产业和资源包括先进的制度、文化、管理。要主动加快城市参与经济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取消地方保护壁垒，开放各类市场，促进城市的分工和协作。要特别重视、积极鼓励国内外城际间的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鼓励城市内外机构和人员的各种民间的非正式交往，以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城市环境。
（2）文化
文化渗透在人类经济和社会的一切方面，作为一种潜在力量制约着人的思维过程，构成了人类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的基础，并且以与之相辅相成的方式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例如，在经济领域，文化以人的智力方式制约着经济制度的选择和政策的制定，并给予物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以思想、理论、舆论的指导和影响，从而规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模。在资源型城市竞争力重塑与提升的过程中，文化尤其是科技文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资源型城市都是在开发资源基础上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在多年的资源开采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依赖于资源的“资源文化”，其经济依赖思想和行为习惯导致城市的创新意识缺乏。资源文化意识渗透在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所以资源型城市在竞争力重塑与提升过程中必须面对一项重要的文化创新问题。
因此，若要改变这种状况，建立学习型城市应该是资源型城市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网络的紧密联系及其相互作用，观念和背景各不相同的网络成员通过灵活的学习机制，以讨论或辩论的方式可以相互促进技术知识积累，了解新的机遇，分析交易的结果。并且，网络内各单元可以对上述种种结果做出迅速反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地理意义上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工商业网络都被定义为“学习型区域”。
3. 有形的手：政府
政府在资源型城市竞争力重塑与提升中的职能，包括城市政府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环境改造等各方面的管理和服务职能。政府管理与服务的好坏，直接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直接展示城市市容、市貌和形象，直接反映出市民的精神面貌，直接影响城市的对外开放和投资环境，对资源型城市竞争力重塑与提升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仍呈现为政府管制型，这一点在我国的资源型城市表现得尤为突出。但在竞争力重塑与提升的系统工程中，这一传统的管理方式将越来越受到挑战。因此，政府要想改变自己的职能，尽快地适应新型的管理和服务要求。资源型城市政府管理与服务的最终目标与城市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管理、服务，实现城市功能完善、运转高效、环境优美、结构合理、社会文明的现代化目标，从而实现资源型城市竞争力的重塑与提升。
为此，政府有必要进行管理与服务再造，进一步理顺政府管理与服务体制，着重解决好权责一致的问题，解决重规划和建设、轻管理和服务的问题，以及部门之间的配合问题。进一步完善政府管理与服务运行机制，同时还要防止进入无规划式、竭泽而渔式、被动滞后式和封闭捆绑式的四大误区。政府管理与服务再造要坚持以下原则：①充分协调结合的原则；②以人为本的原则，即要以人为中心实施管理；③依法治市的原则；④可持续发展原则；⑤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原则；⑥市场化原则。
4. 三大支柱与三因素的互动关系
在图2中，内圈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环境改造”是资源型城市竞争力重塑与提升的三大支柱，共同构成显性系统；外圈的“资源供给”、“需求拉动”、“人才素质”、“经济结构”、“制度创新”、“保障能力”、“生态改善”和“人文发展”分别是三大支柱的解释系统。而“开放”、“文化”和“政府”则表示资源型城市竞争力系统的剂。图中某一个圆以一定速度、一定方向的旋转能带动所有圆圈以相应速度和相应方向旋转起来。只要有一个圆圈不动、速度不相应或以相反方向旋转，则整个系统都无法动起来。这表示以上因素在整个系统中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或相互制约的，各因素都必须与其他因素协调互动。
四、资源型城市竞争力重塑与提升的基本理念
第8篇：能源转型意义范文
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有着自身的政治道德。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政治道德原则体现在 自然法这一传统理念中；在中国封建政治文化中，政治道德则体现在“天理”或“天道 ”观念中。政治人是政治道德的载体，政治道德在政治人的观念和行为中得以体现。与 此同时，政治系统的性质也以政治人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为媒介显示出来。作为一种 社会意识形态，政治道德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中政治主体自觉 努力的结果，它标志着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及其文化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社会转型期是一个文化的再铸期，也是政治道德的建构期，这是因为政治道德作为一 种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人们自觉努力的结果，是政治理性在道德层面上对社会发展中的 基本矛盾认识和理解的产物，具有对策性价值。社会转型是社会各种矛盾寻求深层解决 的一种集体自觉行为，政治道德的建构便是这种自觉行为中的必然。因此，在我国社会 转型期政治道德的建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我国公民政治意识的基本状况。
一、我国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的基本特征
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公民政治意识嬗变的过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仅拓宽了人们的政 治思维空间，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他们提供了多元的政治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客观上在锻造着一种“市场人格”，即一种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 自由意志。无论是合法的政治参与的范围和力度，还是非法的政治参与的规模和强度， 都能反映这一点。
就我国转型期的公民政治意识而言，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参与意识的增强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与这一过程平行的还有一些具有负面意义的倾向：公民政治心理的矛盾性，即 人们在社会转型中因为利益分配结果的差异而形成的人们对政治系统的认知心理的差异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执政党所推行的政策的支持情感的差异；政治价值观的模糊性，即 由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诸如政治腐败和一些下岗职工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一些农民负担 过重等现象导致的人们对凭借灌输而形成的政治价值观念的怀疑；政治取向的个人功利 性，即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形成的强烈的个人功利意识从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人们政治行为 的选择，使其政治取向呈现出明显的个人功利主义色彩；社会观念的复杂性，即在社会 转型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立足于自身利益需要和价值取向而自主形成的政治观念的错 综复杂性；政治态度的不确定性，即在上述诸种因素的作用下而形成的人们对现存的政 治系统的积极支持与消极抵触的不稳定态度。[1]此外，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人 们政治意识中表现出来的“软骨症”和政治冷漠，以及通过政治腐败和政治风波等形式 反映出的被扭曲了的政治主体意识也是不可忽视的负面现象。[2]
二、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现状与政治道德建构
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现状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其消极性亦是明显的。首先， 公民政治意识中具有负面价值的倾向作为一种消极力量阻碍着政治系统的正常运作，并 制约着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例如，政治心理的矛盾性和社会观念的复杂性隐含着人们 不能在思想上“拧成一股绳”的危险，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各自“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便是其逻辑的必然；政治取向的个人功利倾向的存在以及在这种因素作用下其政治态 度的游移不定，导致了一些手中有权的政治人在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关系上举 措失当，政治腐败由此而得以滋生和繁殖，其结果是执政党的政治凝聚力下降，政治系 统的运行负荷以及为此而付出的政治成本增大，政治风险也随之而增大，同时，政治系 统对社会经济运行的投入也因此减少。如此循环，必然会使我国社会转型更显艰难。其 次，在政治主体意识日趋强烈的过程中，公民政治意识中的负面因素会对政治系统形成 额外的高压，干扰政治系统的常规运行。因此，政治系统不仅要同作为其运行软环境的 公民政治意识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进行斗争，同时，它还必须自觉抵制其 自身的异化。执政党的“反腐倡廉”就是防止政治系统异化的举措之一。再其次，“市 场人格”独立自主意识的内涵与政治系统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往往直接对 政治系统造成压力，并打破政治系统的运行常规，造成政治生活的局部震荡。因此，在 官僚主义盛行的地方，“市场人格”大规模地政治角色化也许会与政治系统发生正面冲 突。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某种个性，但个性却不能取代共性。在“市场人格”成 熟的条件下，官僚主义的压抑与市场人格的反压抑不仅可能以个人与领导集体摩擦的形 式出现，而且还可能会以社会群体与整个政治系统对抗的形式反映出来。这是值得我们 重视的问题。
鉴于以上原因，政治系统自觉建构政治道德就显得非常必要。政治道德建构是以政治 人为对象，以政治系统运行的目标为参照，以政治人的政治观念现状为出发点的，因为 人是政治体系“原子”。从政治发展的意义上讲，政治系统的“卸载”从根本上将表现 为政治人与政治系统之价值追求相一致的道德完善，而引导人的政治道德走向完善又必 须同时关注人们的政治意识现状和社会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某些必然性。
三、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道德建构原则
政治道德建构是政治主体的一种自觉行为，是在政治道德层面上对社会现实矛盾反思 的结果。从我国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克制转 型期我国公民政治意识中负面因素的需要。笔者认为，转型期的政治道德建构应该坚持 如下几个原则：
1.充分尊重人权。人权问题是国际政治舞台中争论和斗争的焦点之一，也是关涉自由 化和人道主义的一个敏感性问题。人类，作为具有共性的存在物，有着某种共同的利益 要求。在人类理性不断觉醒的过程中，当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借助于某种权利话语表达 出来的时候，人权的观念也就形成了，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时空中，带普遍性的 利益要求所借以表达的话语不同，从而使人权概念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体而已。人作为 类的共同性及其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因而隶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的阶级性决定了 人权具有双重属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人权等同于抽象的人性要求，也不能通约 为阶级利益的体现。如果这种判断能成立，那么，西方人权理论中是不乏可资借鉴之成 分的。当然，人权的内容是具体的，具有历史文化时空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构不仅导致物质生活层面的巨变，而且还诱发了精神层面的革命，“市场人格”的形成 就是社会转型中人们精神层面革命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在基本的生存权得到满足的同 时，人们对自由、自治、有效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以及保护这些权利的诸如思想自由 和言论自由等其他权利要求日趋强烈。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增强迫切地要求把尊重人 权当作我国政治系统建构其政治道德的一个基本原则，因为，对人权的尊重不仅起着保 护业已形成的“市场人格”并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健向前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有利 于培养公民的政治主人翁意识，有利于根除我国政治系统中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和政治 腐败，尤其是将尊重人权确立为我国政治系统运行的基本的政治道德原则与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社会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为此，政治系统在自我调整过程中应该形成相 应的结构，完善相应的制度，为基本人权的实现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同时，还必须培 养公民，尤其是那些处于不同权力机构的公民尊重人权的意识。应该说，这是建设社会 主义不可缺少的内容。当然，人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形态应该具有其特殊性，它与 集体主义和全局观念不仅不应该相悖，而且应该是统一协调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 己主义也不是其应有的“义项”。
2.自觉地平衡利益。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个人功利意识增强，在集体利益和个 人利益发生冲突时的抉择中明显倾向于个人利益的现象已不罕见，因此，把平衡利益作 为政治道德建构原则是必要的。这里的平衡利益指的是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 关系，在确保社会利益服务于普遍的个人利益的前提下，提倡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服从 社会利益和整体利益。为此，我们既不能无原则、无条件地用社会利益、整体利益或集 体利益来压制个人利益的实现，也不能以前者的名义来否定个人利益，更不能以社会主 义社会中社会利益、集体利益服务于个人利益的本质属性或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之和为 由，无限抬高个人利益的地位，从而忽视社会利益的重要性。片面强调一方而否定另一 方都是有悖于作为社会的人的理性的。人作为社会的动物，对社会具有依赖性，这决定 了每个社会成员有义务向社会提供后者可资再分配的某种资源。当社会成员拒绝这种义 务时，社会就会因为其资源匮乏而丧失其功能。这种理论上的假设客观上要求处于不同 社会集团中的个人自觉地将自己所拥有的包括个人能力和智力在内的资源的一部分按照 某种比例分割出来交给社会或者群体进行再分配；同样，取之于个人的社会资源必须以 一定的方式和比例返还给个人，对人们因自然能力造成的差异实行某种程度的社会性补 偿，从而缓解人们需求的多样性和能力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从理论上讲，平衡利益对 于政治道德建构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即使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也未曾忽 视过对这种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研究和倡导。
平衡利益既是政治系统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也是公民应该自觉考虑的问题。政治系 统坚持平衡利益的政治道德建构原则，不仅要合理地从个人资源中划分出属于社会的那 一部分，确立个人所得和社会所得之间的合理的比例关系，并运用行政手段乃至法律手 段确保这种比例关系落实；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既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又 有利于社会稳定、社会政治关系和谐的分配制度，为人们平衡各种利益提供一种宏观的 制度框架和政治法律保障。目前，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屡禁不止的乱摊派、乱收费 现象的普遍存在表明，把平衡利益确立为我国政治道德建构原则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对 于个人而言，平衡利益原则要求公民全面认识自己的属性：人是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 统一，社会与个人在本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客观上要求他们应自觉地将自身所拥有的资 源按一定比例分割一部分给社会。由此而推知，人们不能将市场竞争理解为一场你死我 活、你亏我赚的，更不能以此为借口为极端个人主义进行辩护。事实上，竞争作为 一种生活方式不仅不能取消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义务，相反，它还强化着个体对社会的 依赖，并因而客观上强化着个体对社会的义务。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 中出现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实际上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内涵是相对立的。因此，在市场经 济的“语境”中，把平衡利益当作我国政治道德建构原则也是必然的。
3.理性地自主自律。市场人格的形成在政治生活中同时表现为公民的自主性，也就是 说，他们的政治价值判断是他们自己根据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利益需要，依靠自己的 理性来完成的。这种自主性同时也会以一定的社会组织方式体现出来，群众性的自治组 织就是一例。在社会转型期，通过系统结构的调整为公民自主性的表达创造条件既是我 国政治发展应该坚持的方向，也是政治主体建构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公民的自主性不 仅是市场经济的内涵在社会政治事务中的必然扩展，而且与社会主义的性质具有一致性 。此外，它也是尊重人权的逻辑延伸。公民缺乏政治生活中的自主，其经济生活和社会 生活中的自主就可能会失去保障，“市场人格”的发育也就不可能臻于完善，其最终结 果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受阻。政治系统坚持这一政治道德建构原则，关键是要生发出一种 有利于自主意识发育、自主行为展开的组织结构，完善自主意识得以表达的法律程序， 并赋予和确保它们的法律地位。近几年来，在中国农村已经初见成效的村民自治就是一 种极好的尝试。从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趋势来看，这种尝试还应该在更大的层面和领 域进行，同时，自治的形式和内容的法律效率亦待提高。当然，自治并非社会成员自由 意志的任性，它与自律是共生的。既然政治道德建构原则的确立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发展中“市场人格”的形成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 决定了人们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中赖以自律的根本规范：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法制原 则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条。这些观念形态的东西从宏观上决定着人们的自治行为和方 式。从转型期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政治系统在坚持这一原则时应当注意营造宽松 的政治环境和宽厚的政治氛围，并以此为基础，在不断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过程 中，逐步引导他们凭借其独立的理性内化上述规范。仅仅依靠空洞的理论灌输或者行政 命令甚至强制性手段都是于事无补的。另一方面，公民应该加强自律意识的自我修养， 以合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自主权利，在既定的政治法律道德规范之内保障自己的自主权 利。从我国国情出发，对这些规范中暴露出来的弊端的克服也应该在自律的前提下进行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社会失范所造成的动荡。
只有坚持上述政治道德建构的基本原则，我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才能沿着既有利 于稳定又有利于发展的方向推进。
参考文献
第9篇：能源转型意义范文
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化建设转型都和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城市化要求城市改变原有的产业结构和城市功能，是导致城市经济转型的直接原因。城市经济发展转型的目的是重建符合城市化要求和城市自身发展规律要求的新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以保持城市经济的生命力。虽然目前理论界尚未形成城市经济转型的一般性理论，但城市转型发展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客观规律和城市转型主要趋势：
信息技术促进转型升级成智能型城市
智能型城市是以城市全面网络化和信息化为基础，以市民的全面知识化和高智力化为核心，更新传统产业，以产业轻型化和高新技术化为主体，并与之相适应的管理系统“软性化”为特征的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包括新近受到热捧“微博”和“云计算”。而数字城市不是一个纯技术、纯工程的概念，不是高新技术产品和信息基础设施的简单堆积，而是一个集技术、管理、人文、经济于一体的社会化范畴。数字城市建设是信息化发展模式在城市运转中全方位的渗透与融合，是国民经济信息化、国家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先导。数字城市是智能型城市的技术基础，是信息时代城市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是一个充分利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及虚拟仿真等现代科学技术，对城市基础设施和与生产生活发展相关的各方面进行多主体、多层面、全方位的信息化处理和利用，具有对城市地理、资源、生态、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诸方面进行数字化网络化管理、服务和决策功能的信息体系。在城市规划、发展和管理方面，真正实现“实时监测动态管控”。
智能型城市将使城市运转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它为管理城市提供高效有力的手段。它是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对现有的政府组织结构、运行方式、行政流程进行重组和再造，使其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改进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更加高效地运作，有效降低管理成本，打造阳光政府，更好地接受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管，为公众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它不仅能使城市的形态结构布局更加合理，运行更加高效，环境更加优美，生活品质更高，而且能够依托先进的硬件设施和软件系统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信息智能产业将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全球互联网正在向新一代升级，感知网和物联网方兴未艾。我们要着力突破感知网、物联网的关键技术，使信息智能产业成为推动产业升级、迈向信息社会的“发动机”。
绿能低碳技术引领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城市
“两型社会”既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和生态损耗强度为核心，以节能节水节材节地、资源综合利用和有效保护、改善环境为内容，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这一切都离不开绿能低碳技术的支撑和引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城市特征：一是经济发展的方式要由以环境和资源换增长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发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导向作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二是以中国基本国情为出发点，循序渐进，兴利除弊，逐步形成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三是崇尚环境文化与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将变成公民自觉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四是良好的“城市生态”，在改善城市居民的“人居”环境同时，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得到有效改善。
以知识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轻型产业为主，并依靠计算机、感知器和互联网，科学确定和严格控制资源消耗，使得城市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畅通、协调和高速，在一定程度上以信息流代替人流和交通流，资源配置和供应链得以优化，城市运行成本和生产成本有效降低，城市运行中的能耗、物耗和污染大大减少，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城市病”有效减轻。我们相信，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的绿能低碳城市必将成为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主要趋势。
以文化创意产业龙头的服务业将推进城市产业更新
进入21世纪，创意产业已经或将成为中国城市发展重要的经济支柱和核心产业。在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已经彻底改变过去的商业模式，不再以生产制造为中心来做思考，更强调文化创意、项目营销等概念。文化创意产业所创造的财富仅次于金融服务产业，同时也是第三大容纳就业人口的产业领域，是增长最快的产业。有研究成果表明，用就业和产出衡量，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金融业。以伦敦为例，一年中的境内外游客在艺术文化方面的花费超过了60亿英镑。据2005年《伦敦市长文化战略草案》的数据，伦敦的文化创意产业估计年产值为250亿-290亿英镑，从业人员达到52.5万。而且，伦敦创意产业人均产值也远远超过全国的水平，2005年伦敦创意产业人均产值为2500英镑左右，几乎是全国创意产业人均产值1300英镑的一倍。
日益成熟工业设计、现代物流、商业贸易、金融业、会议展览及旅游业，将使服务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支柱。在经历数十年的城市转型以后，各城市将逐步建立以提高资源禀赋效能的服务业为主的多元化经济体系。无论是传统工业城市，还是产业结构单偏的城市，实施产业多元化战略，尤其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世界城市经济转型中应用最广、最典型的转型模式。许多转型相对成功的城市，在追求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同时，不完全放弃传统制造业，而是重点扶植和优化如包装工业、食品加工及金属加工等传统制造产业，不断调整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也就是走出“突出增量培育自主创新，兼顾存量促进提档升级”之路。纽约、巴黎、新加坡、香港、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几乎都不遗余力发展产业高端环节和现代服务业，从而成功实现城市转型的典型。
工业结构的转型，将导致重工业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就业岗位大量减少，面对复杂的城市经济、社会问题，政府实施产业更新战略，进行产业调整、转型与升级，是必然选择。如用三产替代二产，用高新技术产业替代和倍增传统产业，用高附加值产业替代低附加值产业，用“多产业支撑”替代“一产独撑”等等。城市产业更新模式无疑是最彻底的产业转型模式。
以乐业为归属的城市转型包容性发展
城市转型发展中“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将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了的大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土地利用市场化步伐加速，房地产开发逐渐成为中国支柱产业的同时，当前和未来的城市规划和城市改造行动中不会迷失方向的不二法则将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 提升市民的福祉，乐业乐活。国家十二五规划向民生与惠民工程倾斜就有引领示范意义，这将是城市转型和发展软实力之所在。所谓“乐业”，从市民来讲，就是要热爱工作及自己的职业，这种热爱是建立在积极乐观的心态之上的，主动的、发自内心的快乐。从城市管理者来讲，就是提供乐业环境与基础，“人人乐业、人我同乐”的状态。这必将是下一轮城市间发展竞争、宜居亲和力比较的重要特质与元素。宜居乐业城市将是各类城市转型发展所追求的目标。
城市转型发展中“以人为本”的首要前提在于其社会公正的伦理诉求，即城市必须提供全体市民包括业主，就业、创业和乐业的均等机会。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和城市改造在资本的运行逻辑推动下，由于过度注重经济的发展，将“空间”作为了实现资本价值和阶级统治与剥削的工具。普遍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一度忽略了对社会底层、边缘和弱势群体的社会公正，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大城市相对普遍的内城区贫困和社区隔离，激发和衍生了持续的社会问题。这类现象将在新一轮城市转型中必将得以改善，我们认为，被动改善不如主动改善。
追求城市规划和改造过程中的“空间正义”。这种空间正义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公正的“预警”机制，即要通过制度设计和实施来保持对国家和市场的城市规划空间开发行为的审查，避免国家和市场空间利用和改造行为对弱势群体的伤害，争取城市弱势群体的空间权利；一个是“福利”和“正义”的视角，也即要通过制度设计来确保城市弱势群体能够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不会由于其弱势地位而遭受社会排斥。与此同时，城市的包容性发展战略，将是应对城市的生态瞬息万变，其衍生的产业、社团将层出不穷，这给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多元化的资源和发展要素，包容性发展将为城市提供一个平台，让各行各业在“绿能低碳和社会责任”的框架下得以充分发挥，从各自角度为城市发展与转型出力献策。
公共产品极大丰富必将促进社会化建设
根据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可以看出，“守夜人”政府的职能只是维护公共设施和公共秩序。对于纯公共产品中的国防、外交等这些只有以国家的名义才能实施的行为或提供的产品才是“守夜人”政府所做的。政府兴办公共工程等来缓解就业，农业、水利、电力和大交通等更多的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将纳入实践中的政府行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范围主观和客观上都在扩大。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将是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目标，即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为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从注重遵守既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绩效、注重提供优质服务的方向发展、增强行政人员的政治敏感性，使之忠实履行行政职责。除此之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内容和标准受到法律和民意的限制；城市的转型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