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精选(九篇)
第1篇：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范文
[关键词]古镇；旅游开发；商业化；适度商业化；过度商业化；古镇保护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12―0052－06
[收稿日期]2006－05－10；[修订日期]2006－11－02
[作者简介]李倩(1981－)，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旅游规划与资源管理；吴小根(1964－)，男，江苏苏州人，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自然地理、旅游规划与资源管理、海岸海洋科学等；汤澍(1982－)，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硕士。
1 问题的提出
古镇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是在千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人类聚居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旅游产品开发向纵深处发展，古镇作为一个新型的旅游产品，逐渐受到游客的青睐，其中尤以周庄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古镇，及蕴含丰富民俗风情的云南丽江(大研古镇)走在开发的前列。在“古镇旅游热”的带动下，诸多颇具地方特色的古镇纷纷效仿开发，作为地区经济新的增长点。
旅游的开发为古镇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提供了资金保障，然而在其促进古镇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争论较多的是古镇旅游发展中出现的商业化现象，多数学者认为旅游的开发使古镇陷入了“过度商业化”的局面，或出现“商业化氛围过浓”的问题。如熊侠仙(2002)指出江南古镇的旅游开发存在“过度商业化的倾向”，林锦屏(2005)认为丽江大研古镇受“商业化”冲击严重。然而，关于“商业化”及“过度商业化”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诸多学者往往在文献中相互套用。且对“商业化”现象本身的好恶，也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旅游地的商业化将导致地方特色文化资本的流失；相反，也有学者认为通过销售地方土特产品和艺术品，旅游地的文化商业化不但可以为当地人提供生机，还能复兴地方的传统文化，进而增强民族自豪感。
“商业化”是否等同于“过度商业化”?它是否真的会导致古镇文化资源的丧失?本文围绕上述问题，尝试对“商业化”、“过度商业化”进行区分，并通过探讨旅游“商业化”与古镇发展的关系进而说明商业化是古镇旅游发展中的必然现象，而“适度的商业化”将有助于实现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 古镇旅游发展现状
古镇是地方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的有机整体，不仅有古建民居、历史街区及民间工艺等有形的旅游资源，更有包括空间环境、民族艺术及节事活动等的无形旅游资源，其独特的文化内涵，特别是与现代文明隔离所保留的传统环境迎合了现代游客求异的心理。
我国的古镇旅游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1984年，陈逸飞先生一幅《故乡的回忆》使得苏州周庄享誉海内外，不仅成功开创了江南水乡古镇的品牌，更使周庄成为中国古镇旅游发展的开拓者。继周庄之后，苏州同里古镇于1986年开展旅游事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周庄的示范效应下，江浙一带的古镇相继走上“旅游兴镇”之路。浙江乌镇于1999年开始旅游的开发工作，由于在开展旅游的同时又较好地保护了历史，故被喻为“最具文化气息的水乡古镇”。与此同时，西部的丽江大研古镇因其独特的民俗文化逐渐为游客所关注，1997年“申遗”的成功更使其名声大噪，并迅速跻身古镇旅游开发的前列。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古镇旅游进入迅猛发展的时期。周庄平均每天接待游客3000―4000人，周末平均每天7000―8000人，2002年，周庄接待游客263万人。乌镇于2001年起正式对游客开放，同年接待游客数达78．9万人次。丽江2002年接待游客约320万人。2001年，江南六镇(苏州周庄、同里、角直及浙江乌镇、南浔、西塘)共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水乡古镇的品牌效应日趋成熟。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于2003年和2005年，相继公布了两批共44个历史文化名镇。在这股古镇旅游热潮的带动下，我国各地开始大规模的发展古镇旅游，四川、重庆、安徽、江西等都在打造各自的品牌，目前较为出名的有江西婺源古镇、湖南凤凰古镇等。
我国古镇旅游现有开发模式主要有以下3种：(1)政府主导模式。以丽江大研古镇为典型代表，由镇政府投资建设古镇基础设施，并通过行政审批权在宏观层面上对古镇旅游开发进行管理。(2)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以浙江乌镇为典型代表，由镇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或以资产作价入股的形式，组建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公司，并通过向银行借贷来开发古镇旅游项目。(3)企业主导模式。以湖南凤凰古镇为代表，由开发商取得古镇内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权，镇政府则退居宏观角度经由法律条例对开发商进行管理。
目前，我国古镇旅游的发展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古镇旅游由于开发时间较短，游客多集中在周庄、乌镇、丽江等知名度较大的古镇，大量游客的涌入影响了古镇原有的宁静气息，而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旅游房地产开发热潮又使这些古镇陷入了“圈地运动”。除上述知名古镇以外，多数古镇的旅游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一些新兴的古镇缺乏科学的旅游规划，镇内的商铺或餐馆只是在原有民居的基础上稍加处理就开始接客，旅游经营者对于古镇旅游的本质普遍不太了解，并没有形成古镇旅游应有的文化氛围，而某些古镇管理者急功近利的开发行为也对古镇的传统风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此外，古镇旅游资源在一定区域内的遍在性较强，由于开发深度不够，古镇旅游在发展中易出现旅游产品雷同，对于匆匆游玩的大众游客而言，很难体验到差异性，因而回游率不高。
3 古镇旅游的商业化现象
3．1商业化及相关概念辨析
3．1．1商业化
在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特别是对其中的文化遗产地所产生影响的研究中，商业化问题受到较多学者和相关部门的关注，对于商业化的态度也往往褒贬不一。事实上，旅游和商业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现代旅游经济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以旅游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为主要特征的旅游活动。而商业，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以营利为目的，以商品交换为特征的经济活动。可见，旅游业的发展必 然少不了商业部门的参与，两者紧密联系且相互渗透。
布迪厄(Borudieu，1997)将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资本概括为3种类型：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可以相互转化。因而，在古镇这类具有丰富社会文化资源，而经济资本尚缺的文化遗产地，往往会通过地方文化的资本化运营来为地区发展筹集资金。故旅游开发作为实现地方社会一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的方式被广泛采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旅游开发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商业活动。正如格林伍德(Greenwood，1989)所指，当当地人为了获得报酬而表演传统仪式时，商业化就开始了。
3．1．2 适度商业化与过度商业化
商业化现象本身虽然是中性的，但随着旅游的发展，商业化进程的快慢不一又会对旅游地产生不同的影响，表现为旅游地的适度商业化或过度商业化，这里的“度”是针对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旅游发展中不同的组合形式而言。
在古镇等文化遗产地，其自身所具备的特殊社会一文化资源成为一种资本，即社会～文化资本，旅游地通过商业化开发实现了社会一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在理想状态下(图1)，其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在用于消费及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后，剩余的相当一部分资金将反馈于文化资本，用于古镇的修复和保护，并通过挖掘传统文化而实现地方文化的繁荣和复兴，从而形成经济一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这一过程即为古镇旅游的适度商业化发展。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图1是一种在理想状态下的文化资本商业化运营模式。事实上，在古镇旅游的商业化进程中，地方文化资源是被当作商品进行生产和消费的，有商品交换则必然存在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市场法则具有的盲目性使得商业因素的投入规模和发展速度往往难以控制，若经济的发展以文化的流失为代价，当造成文化不可逆转的破坏时，即商业化的发展超过“度”的限制时，旅游开发便成为一种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单向度转化过程。从而陷入多数学者所言的“过度商业化”的局面，这是旅游商业化的极端表现。表现为地方传统文化逐渐被异类文化，特别是现代商业文化侵蚀；本地居民的大举外迁，古镇原有淡雅的生活气息逐渐消失；旅游商品同质性现象严重，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被能成批生产的退化而简单的工艺品所取代。目前，我国古镇旅游的发展中，周庄、丽江大研镇等多数古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过度商业化”倾向。
那么，“过度商业化”是否真的会成为古镇旅游商业化的末路，而适度商业化仅存在于理想状态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商业化的根本目标是获得长远的经济利益。人们的经济活动总是与一定的文化传统相联系，文化的发展也需要以经济的发展为支撑，故古镇旅游的商业化必须以保护并繁荣地方文化为前提。而“过度商业化”导致地方文化资本的淡化甚至遗失，旅游业的发展脱离了地方文化的依托，必然无法长远。可见这种为获取短期经济利益而置文化于不顾的做法，是违背了商业化发展的原则的。其次，古镇的旅游开发过程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既然“过度商业化”是由市场的盲目性而引发的，那么通过引入外部约束作用，特别是政府的预见性措施．则完全有可能避免市场机制的缺陷，使商业化进入适度的发展过程，故“过度商业化”并不是商业化不可避免的结果。
3．2 古镇发展与旅游商业化的关系
古镇的发展是以其经济、文化、社会的和谐发展为目标的，然而商业化，包括旅游的开发导致的商业化所带来的人员流动和异地文化的入侵，引发了古镇社会文化环境的一系列变迁，那么古镇旅游是否真的会削弱古镇文化的真实性，进而影响古镇的保护与发展呢?笔者将通过探讨商业化与古镇文化真实性及商业化与古镇保护的协调。
3．2．1 古镇文化的真实性与商业化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文化的真实性”要求文化以其本来面目呈现出来，而旅游的开发使得一切具有经济价值的地方文化都可以通过符号(包括服饰、纪念品、舞台表演等)的形式向游客展示，文化的商业化运营是否会破坏文化的真实性成为诸多学者争论的焦点。
事实上，真实性是针对游客的体验而言的，不同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的游客对真实性会有不同的评判；真实性也是针对时间而言的，古老的未必就是真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实性也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容。文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若以保护为由将其局限在封闭落后的状态下，不但违背了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也是对真实性内涵的曲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笼统地将商业化视作地方文化的消亡。相反，若是以文化发展为目的的商业化运营，不但可以挽救一些濒临失传的文化技艺，同时通过与外界先进文化的交流，还可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例如，若没有旅游对传统文化及时的关注和积极的挖掘，丽江的东巴象形文字、纳西古乐很可能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遗忘了，而许多古镇的传统民居也会随着现代化的冲击而被当作旧物拆除了。
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真实性是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根据《威尼斯》(The Venice Charter，1964)及《奈良真实性宣言》(Nara Document onAuthenticity，1994)，真实性是鉴别文化遗产价值的本质因素，对真实性的了解是所有关于文化遗址科学研究的基础；“所有文化和社会都扎根于构成文化遗产的有形的或无形的特定形式及表现方式之中，这点应该得到尊重。”“保护一座文物，意味着也要保护文物所存在的环境”。真实性原则要求古镇的保护应体现其原貌，不仅建筑实体在设计、材料上需真实无误，同时还应保证古镇整体环境的完整性，能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对于有人居住的古镇还应考虑到城镇生活功能的真实性。
因此，古镇的保护不但需要资金的支持，还需要居民的共同参与以维护其风貌环境。而适度的旅游开发，不但可以提供古建维修所需的经费，通过居民参与旅游经营，还可以使居民认识到文物古迹及传统民俗的历史文化价值，从而自觉保护古镇的资源和风貌。因而，以保护为前提的旅游利用有助于维护古镇建筑及环境的真实性。
3．2．2 古镇保护与商业化
古镇是居民生产生活的依存，不同于一般的文化遗址或遗产单体，古镇除了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它的生活价值，古镇的灵魂不在风土，而在居民这一“活的文化”上。因而对民居的保护若只维持在静态的方式，甚至将居民迁出古镇的做法，则是有违古镇发展规律的。
合理的利用应以不破坏古镇资源为前提。在当前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许多乡镇拆旧建新，开办乡镇企业的做法，虽然为乡镇带来了经济效益，然而随着一些有价值的文物古建的永久消失，古镇社会文化效益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古镇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商业化运营或许正是对古镇保护的最合理的方法。适度的旅游开发，不但可以提供文物维修的资金，还可增加居民的 就业机会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若引导得当，旅游开发还可改善居民资源利用观，使他们摒弃传统的资源耗用方式。一味地否定商业化也是否定旅游开发，这是对古镇保护的肤浅认识。
综上所述，商业化是旅游开发中的必然现象，适度的商业化可以为古镇的修复与发展提供资金，并通过解决居民就业而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传统文化经商业化运营得以从封闭的状态解脱出来，通过与外界文化的交流而实现自我更新，故适度的商业化有助于实现古镇的可持续发展。过度商业化是对古镇发展规律认识偏差所致，从本质上是不符合商业化发展的内涵的。
4 商业化适度发展的合理途径
商业化发展的程度将直接影响古镇旅游的健康与否，故如何在旅游发展中控制商业化的“度”就变得尤为重要了，笔者认为至少应包含以下措施：
4．1 制定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规划
(1)解决旅游规划的非专业化问题。旅游的开发要切实做好旅游规划的编制和评审工作，编制单位需要专业化，可由高等院校的旅游专业或专业的旅游规划机构来承担，并通过权威专家的严格评审以确保规划方案的可行性和高质量。旅游发展规划在实施过程中需受到政府的重视，古镇旅游的开发活动应严格按照规划进行发展，以确保旅游规划的权威性。
(2)旅游规划需要做认真细致的资源调查。古镇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文化性，这就要求古镇旅游发展规划也应具备相应的技术性和文化性，细致深入的旅游资源调查就尤为关键。旅游资源调查需要对古镇的历史演变、建筑风格、节事活动及风俗民情进行深入的考察，突出特色旅游资源，善于挖掘潜在的旅游资源，立足本地特征制定相应的规划方案。
4．2 政府的积极干预
(1)建立政府引导的市场运作机制。正如上文所述，在缺乏外力的作用下，市场法则的盲目性容易使古镇旅游陷入“过度商业化”的局面，故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调控作用就变得不可或缺了。特别是政府的前瞻性措施将成为限制旅游商业化发展的有利手段。政府的干预作用是从宏观层面进行引导和管理，在借鉴其他地区旅游开发的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管理和保护条例来规范旅游经营市场，通过限制商业活动的范围来控制商业因素的投入规模和发展速度，从而促进旅游业经济和社会的有序发展。
(2)处理好古镇管理者与旅游经营者的关系。古镇管理是政府行为，属于公益事业；而旅游经营则是商业性的，以营利为目的。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处理好两者的协作关系。古镇保护者应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前提下，积极支持旅游业的发展，将旅游收入尽可能地用于古镇保护，可通过建立古镇保护基金来提供长远的资金保障。
4．3 镇外建新区，镇内限制商业范围
目前，许多古镇在旅游开发中都出现过度商业化倾向，多数游客批评周庄喧嚣的商业气息破坏了其“小桥流水人家”的原有风貌。丽江大研古镇在旅游大规模开发前，商业街区主要集中于四方街，而自1997年“申遗”成功后短短几年，古镇的商铺已遍及各主要街区，仅旅游纪念品商店就达800多家，严重影响了古镇的原有视廊及居民正常生活。因此需要对古镇的旅游商铺经营的范围进行限制，将商业活动控制在旅游核心区内，主要生产、销售地方特色产品。对于商业型古镇，商铺应尽量集中在传统商业街，并以沿街老字号为主，起到复兴古镇商业原生态的作用。由于传统街区普遍具有完整的传统风貌，因此居民或经营者均不得私自对民居进行翻修拆建，已新建的商铺必须逐步拆除。
由于停车场、现代型饭店等现代旅游设施与古镇传统风貌不协调，可在古镇外另建新区进行设置，以作为古镇旅游的延伸和疏导。新区的建设应与古镇周边环境相协调，并保持一定距离，区内建筑需控制在一定高度之内。此外，由于古镇民居存在居住条件上的缺陷，而居民若擅自翻修不当，又会破坏古镇整体风貌环境，故可将部分居民外迁至新区，以满足他们对新住房的需求。镇外建新区，镇内限制商业范围的措施，有利于在促进旅游商业化适度发展的同时，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
4．4 探寻商业化与文化发展的平衡点
目前游客对于商业化的指责主要集中在商业范围大、商家诚信低、旅游商品单调无特色等，普遍认为商业气息淡化了古镇原有的传统风貌。而正如前文所述，商业化本身并不会削弱文化内涵，事实上，一定的商业活动总与一定的文化背景相关联，商业有商业文化，它贯穿于商业活动的全过程。商业化的适度发展需要高品位的商业文化，这就要求旅游投资商和经营者立足于本土特色，在商业活动中融入古镇特有的文化氛围。具体可采用以下措施：
(1)振兴“老字号”：“老字号”是古镇商业发展兴衰成败的见证，它不仅是生存时间较长的企业，更是一种历史遗存，其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应在保护的基础上，对“老字号”进行旅游利用，可将其作为生产和销售地方特色旅游商品的定点商铺，转变原有经营方式，恢复古镇的商业活力。
(2)开发特色旅游商品：古镇旅游开发必须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通过对客源市场的调查分析了解游客的需求，掌握市场的动态，在此基础上对名镇文化传统进行深度挖掘，大力开发体现地方风土人情的旅游商品，如乌镇的姑嫂饼、蓝印花布、三白酒；同里镇的芡实、莲藕、酒酿饼；周庄的脍鲈羹及工艺品竹编、“庄炉”等具有盛名的土特产品。
4．5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
第2篇：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范文
关键词：教师；教学方法；古代商业
在高中历史教材中突出经济史方面的内容，是历史教材编写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如何以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把经济史的相关内容教好、学好，是高中历史课程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商业经济方面的教学内容来说，内容的时间跨度长，知识点多，发展脉络虽然清晰但梳理起来比较复杂。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做足准备工作，把相关的知识利用一个有效的线索串联起来，并且突出重点、难点，而且还能有针对性地补充各种课内课外的资料来使学生更容易接受教学内容。
1.在理清发展线索的基础上突出重点
要想清晰地把中国古代经济的相关知识传授给学生，教师首先得对这些内容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把握。要想在教学过程中明确课程内容的体系和结构、重点和难点，教师首先应该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在现阶段，我国的高中历史教材中，不管是哪个版本，一般在讲授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时，其主要的线索一般都是根据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商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来展开的。历史知识是相互联系、错综复杂的知识网络，在不同的层面都有不同的联系。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如果对历史知识中那些错综复杂的联系没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就不可能把历史学好，甚至还可能对历史课程产生厌恶情绪。在各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及其原因，则成为教材中的重点和难点。因此，教师在授课时，既要交代各个时期商业活动发展的历史脉络，也要非常明确地对各个时期的特点及其原因加以强调，突出重点和难点。
2.在掌握板块设计的基础上揭示联系
我国古代在商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经济史方面可圈可点的人物和事件非常多，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也不可忽略。在授课时，教师可以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把具体史实的讲授和叙述做好，在此基础上用线索将内容贯穿起来，然后形成一种立体的授课内容，使每一个知识点都能够传授到学生那里，同时又使他们能够注意到知识点之间的相互贯穿和联系，形成一个整体的历史观念，这是一种纵向的教学方法。同时，教师也可以对教学内容稍作延伸，对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各国的情况作出介绍，通过简单地介绍了解我国经济成就的独特之处，加深学生的印象，这是一种横向的教学方法。通过多个角度的讲授，使学生能够既掌握知识版块，又形成整体的历史发展思维，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记忆。
3.充分运用课内资源
新教材在编写方面有许多创新，通过字体的变化，把课文分为大字的正文部分和小字的知识部分，包括历史纵横、学思之窗、资料回访和图片文字解释等内容。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把课文分为文字内容和文物照片的插图两个部分。另外，还给出了本课要旨和学结等知识提示方面的内容。这种编排方式，为学生多角度、立体式地感知教学的内容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这也造成了一些新的困难。教师普遍感觉教学中的头绪很多，难以处理；学生只针对考试必须掌握的大字内容感兴趣，其他内容形同虚设。如果在课堂上增加其他内容的教学，则因为课时不够而影响到正文的学习，对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应对考试有影响。这就需要教师开动脑筋，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把辅的内容有机地融入到正文内容当中，与正文的内容互相参照和印证，起到强化学习的作用。把知识提示性的内容与教案编写过程中的重点、难点和知识点等归纳结合起来，使提示的内容成为课堂教学中学习的具体内容，提示性的文字就成了学生课后复习的依据。
4.合理补充课外知识
尽管学生普遍反映，除了正文内容以外，教学中安排的其他辅的材料已经不少，但是我认为在教学中合理地补充课外的知识和史料还是有必要的。与教学内容有关的绘画、图片、实物（如货币等）、文字资料、视频资料异常丰富。在教学中适当进行补充是新课改的要求，可以增加学生对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状况的全方位了解和理解。尤其是当前我国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今天，更应该利用好这些材料，特别是增加一些本省、本市、本地的特色材料，比如山西和安徽可以增加晋商和徽商的商业活动内容，还可以把历史知识与当代的一些商业经济中的典型案例融合进去进行一些比较，从古今的差异当中寻找不同时期商业经济的特点。只要教学内容变得丰富多彩，结合学生的学习实际，就能够丰富教学的内容，激发学生的兴趣。
第3篇：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范文
关键词:广州名城;黄埔古村;商埠文化;建筑遗产;保护利用
Abstract:The architecture culture heritage in HuangPu History Village records the history about the foreign trade in GuangZhou. The threat to it is pulling down old architecture and the too much new-built. It is urgent task that we should protect culture heritage, renovate the regulate architecture and develop tourism that make the history village more vigorous.
Key words:The famous city of GuangZhou; HuangPu History Village; Architecture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Renovation.
中图分类号:TU-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9-21(7)
作者简介:杨宏烈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肖佑兴广州大学中法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
黄埔古村是典型的岭南海滨港镇,作为广州十三行时期商埠文化重要的实物载体之一,今后还将继续发挥任何新建筑不可替代的作用。农业文明的村落景观与海上贸易帆船时代的历史建筑,依然具有文物纪念性的存在价值。完善、完整、完美地保护利用其建筑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与此相违,“滥拆乱建”、新旧冲突,只会加速古村的衰落和死亡,体现不出“发展与进步”①。
一、黄埔古村拥有丰富的商埠文化建筑遗产
广义的黄埔古村是旧时整个琶洲岛,狭义上的黄埔古村,是以对外贸易的酱园码头为中心的黄埔村与石基村。现在任何一个到过黄埔古村的人,都会为黄埔古村丰富而精美的历史建筑所感动,为其多姿多彩的人文环境和自然景观而叫绝。
1.独特的港口型空间格局
黄埔村始称“凤浦”,建于北宋,到清代已发展成为拥有“好几千人的市镇”②。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得黄埔村由一滨海小渔村发展成为著名的十三行碇舶港口(图1),建筑布局非同一般村落,具有市镇的规模档次。因外国人多传诵“黄埔”而得名。全村分为十二坊,现在仍保留着昔日坊、街、里、巷的规划层次。很多里巷的坊门题有“瑞康”、“覆仁”、“永乐”等祥瑞名号,给古村频添无穷的雅趣。街道铺设花岗岩条石,可通马车。黄埔古港的标志至今还在,“一港两市”走向仍清晰可见。底层做商铺、一边是柜台、一边开大门的商铺建筑,至今也有集中的保留。粤海关志记载:每年有上百艘大型海舶停靠黄埔。世界给这个远东的村庄带来的不仅是大量的物质商品,还有大量的精神文化财富。
2.丰富的高品质传统建筑
(1)古宗祠全村原有祖祠36座,现存19座,承袭了岭南建筑的传统风格,但在某些细部上,具有异于传统的装饰作法,体现出黄埔村是一个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村镇。保留下来的古宗祠大多空置,有些功能发生了变化。梁氏宗祠是十三行行商梁经国家祠,已被定为市级文保单位(图2)。位于乐善里的化隆冯公祠,现为黄埔华侨港澳同乡联谊会之一。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的胡氏宗祠至今有270年的历史,三间两廊式的粤中风格保存较好。
(2)古民居 保存完整的民居建筑尚有73处,比一般的农舍规格要高,依水而建、院落相套、“梳式布列”、里巷分隔。如拱辰里、永康里、平燕里、太平里、中正里等多为青石板铺砌,清洁宜人。名人故居不胜枚举,如“子牙居”、“涉趣园”、冯肇宪故居、胡璇泽故居等,工艺制作上乘,高大的锅耳山墙,青砖磨缝砌筑厚实,门头和窗罩用的灰塑式样很多,雕塑、壁画、漏窗、花基、门洞、灰塑门联,无不令人赞叹(图3)。
(3)古私塾各宗姓常建有私塾,启蒙了大批享誉国内外的儒商雅士。商家于故里兴办私塾培养子弟,并热衷公共文化事业,是很普遍的事。“佐垣家塾”(图4)为天宝行行商所筑,因私塾与祠堂同为公共场所,所以将二者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内院外场通畅和谐。
(4)古神庙 始建于宋代的北帝庙(又名玉虚宫),是一片供奉玄武水神的道教建筑群,主体建筑为砖木结构,面阔三间,深二进。现庙内保存了九方碑记,记载了广州外港――“黄埔口”对外贸易的发展史。村内原有的神庙多祭拜海神,这凸显了黄埔村乃古代港口城镇包容性的特征。
(5)涉外建筑 “日本楼”的称号也许就会给人带来涉外的意象。当年符合中外建筑天然合一要素的这一小洋楼,现今依然充满神奇魅力。西式院门、中式屋盖,青砖绿瓦、外廊内天窗,好一处风味无穷的景点(图5)。
3. 生态的网络型河海景观
黄埔古村位于江海交汇之处,负洲临海,江涛与海潮对此产生严重的威胁或影响。然而,黄埔古村的江、河、湖、塘、堰、池、涌,却组织得十分科学合理,不但体现了大自然的平衡互利,还为人们的生活用水、景观用水带来了极好的效益。全村水系长数十公里,大小水面几百亩,且一脉相连,源头活水水质很好,人工治理可控可调。有利于航运、防洪、防旱、防潮汛,以及灌溉、安全防御、饮用、造景、调节微气候等等。黄埔古村的水系网络也是一笔可贵的旅游、生活、文化与美学资源(图6)。
盛大的建筑,往往关联着良好的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港口贸易使黄埔村处于农耕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双重影响之中,舶来的文明嫁接在黄埔村古老的传统上,近代涌现的商业巨子、外交家、军事家以及工程专家,荟萃成黄埔村独特的人文景观。十三行时期,村民“差不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外国航运有关,充当买办、装卸工、铁匠等等”(亨特《广州“番”鬼录》P66)。策划开发黄埔古村旅游产业,建筑文化遗产及与之相联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宝贵的资源财富。
二、黄埔古村商埠文化建筑遗产的整体保护
然而,在传统的、和谐的黄埔古村中,出现了大量违章建筑。固有水面日益减少,传统的街巷格局被破坏,许多优美怡人的院落空间、街巷空间、园林空间、山水空间、名胜景观不复存在。村镇的天际轮廓、优美的水岸线、富有韵致的街面、具有标志性特征的村镇空间节点,都令人不堪入目。奇怪的是,长时间以来竟无真正的政策法规遏制败坏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行为,杜绝这种丑恶的现象孳生蔓延。
1.古村落的保护模式
从整体上保护古村落,国内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与模式:
(1)文物古村落――整体性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将整个村落当成一个保护对象,严格保护村落的内外环境、总体格局、所有空间特征,以及全部建筑集群关系、所有单体建筑及其构造工艺特色。这种保护模式注重历史的真实性、环境的完整性、村民生活的延续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这种保护模式在我国远没有普及,具体的实例不多,浙江建德市新叶古村是个典型③。新叶村始建于南宋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至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它是浙江省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血缘聚落建筑群之一。新叶村村落建筑质量高,类型多,发育好,总计200多栋,包括塔、阁、祠、庙、桥、堂、厅、舍等,传统建筑得到了原真性的保护。这一文物保护工程,被专家誉为古村落保护的活标本。
(2)一般古村落――保护性的开发利用模式
这种模式的保护工作主要针对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以及建筑艺术价值较高的人工景观,结合自身的地理优势和现实状况,按重新整合的总体规划进行分级保护。通过有效的保护和合理的开发,发展古村落特色旅游,也不失为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实际例子有贵州省从江增冲村④。增冲村古村落是一个自然景观和古村落文化结合得较好的村,新建筑较少,且包涵有特色的民风民俗文化以及黔东南山区饮食文化。考虑到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将保护放在首位。“保护就是资源”,保护古气、古风、古韵、古貌,确立富有特色的旅游主题形象,充分挖掘无形文化资源,作好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项目审批制度,加强旅游资源开发。
2.黄埔古村保护模式
广州黄埔古村现因遭受严重破坏,已失去整体保护的基本条件,不可能作为一个“文物古村落”实行全面的“冷冻保护”或整体“博物馆式保护”。在农业萎缩,城市化、商业化渗入骨髓的大环境包围之中,不依赖商贸活动也是难于发展存活的,因此必须采取“保护文物精华,维护古风古貌;创新第三产业,重登世贸舞台”,即,保护遗产与开发旅游互动的模式。基本要点是:
(1)将“文化工程”与“民生工程”相结合
古村落的保护是一项文化工程,须全方位地沿袭古村历史文化,而不能追求全方位的商业现代化开发。通过保护修缮历史建筑,尽量保存自身特有的历史环境。古村落的保护又是一项民生工程,不能简单地将所有历史建筑封存起来(无论私人封存,还是政府封存,都只会加速建筑的灭亡),须充分考虑如何改善生活条件,使村民在保护中得到实惠。
(2)以“保护”为宗旨进行旅游开发
除特殊文物建筑之外,冷冻式的保护,将使历史建筑遗产、建筑物等,失去更有效的运用。冷冻式的保护古村落原有生活方式,居民将会落后于现代生活水平,况且因产业变迁、时代变迁,原有的生活方式早已不复存在。只有以“保护”为宗旨进行旅游开发,确立富有特色的旅游主题形象,才能既使建筑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展示宣传自身固有的历史文化,又能提升居民的生存质量。
(3)做好基础设施与环境保护工作
古村丰富的建筑文化遗产,今天看来依然富有艺术魅力,值得继承发扬。然而许多当时先进的设施,因种种原因现已破损、老旧,而满足现代需求的新的设施尚没安装。如是,在保护建筑文化遗产历史风貌的同时,应极力改善古村落的基础设施。既不丢失历史,又不脱离现代;在利用中更好地保护,保护中更好地利用。基础设施的投资主要靠政府。政府应改变不投资古村落基础设施的陋习。
(4)走产业化物业化经营管理道路
古村落保护的主体是村民,而不是政府。政府须在更大范围内做好政策协调、服务、监督的工作。保护利用的具体工作需要村民来实现,任何越俎代庖的行为都不可能产生好的效果。为了保护,进行产业化的经营管理是时代的进步。为此,恢复古村落原有建筑私有化模式,变被动为主动保护方是根本法理所在。在此基础上,组建古村历史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村民可以房屋作为股份投资,社会资金可以输入,克服单纯财政补贴的不足。村民民主选举自己的总经理、董事长,实行产业化经营,古村“旅游区”配备物业化的管理⑤,在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中开办家居旅馆、“农家乐”等休闲观光旅游项目,可望使古村落取得较好的保护效果。
三、黄埔古村商埠文化建筑遗产的单体保护
为什么黄埔古村至今还以“村”的形态自立于大都市化环境之中?只因该“村”在广州的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建筑文化遗产以其物质形态深刻地表明,人类的现代化需要文化遗产,不能以毁灭文化遗产为代价。任意将一个城中村“全拆”,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相反,须采取多种保护手法展示其历史建筑的文化内涵及环境特色。
1. 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文物古迹保护
黄埔古码头、北帝庙、“日本楼”、晃亭梁公祠、胡氏宗祠、佐垣家塾、凤浦牌坊遗址等十数处历史建筑,早已划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随着文物普查的深入,黄埔古村会发现更多的文物。依照《文物保护法》,对黄埔村内已批准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批准的“准文物”建筑,须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基础上进行修缮保养。黄埔古村的文物古迹是城市的重要遗产,也是旅游经营的基石,因此,要以严肃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将文物古迹的保存延伸到历史环境的保护之中⑥,让文物保护带动古村的历史大环境保护,用古村大环境的保护,进一步推进文物保护。
2. 以姓氏文化为线索的宗祠建筑保护
据《重修北帝庙配碑记》记载:黄埔古村大约于宋代,就有了“冯、梁、胡、罗四大姓”以及关、黄、卫、陈等小姓组成的“凤蒲”(“凤洲”)繁华村镇。这意味着黄埔古村因对外贸易而打破了单姓宗族农耕聚居的人口结构模式,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祠堂建筑的艺术成就相对较高,因祠内空间尺度较大,功能转变容易,适宜用作公共建筑,因此将其开辟为各种文化活动中心,如展览馆、纪念馆、博物馆,是非常容易的,成功实例很多。如对十三行天宝行作深入研究,可于梁氏宗祠举办“天宝行”为主题的博物馆。
3. 以名人故居为亮点的民居建筑保护
明清时期,黄埔古村乃人杰地灵的著名侨乡。鸦片战争前这儿是全国唯一通商口岸,世界各国商船云集、舳舻相接,村民得海外风气之先,出洋谋生、经商、留学,涌现出一批对中华民族颇具贡献的人物。例如新加坡华侨领袖胡漩泽,一身兼任三国领事。现新加坡、黄埔村均有他的纪念牌坊。政治家、外交家梁城、商业巨子梁韬、梁经国,专家学者胡栋朝、冯锐,军事家冯肇宪、梁广尧,教育家梁庆桂,经济学家梁方仲等等,都有感人的事迹令人敬仰。黄埔村70多栋古民居极具岭南特色和艺术价值。保护、修复、利用名人故居,挂牌筹建名人事迹陈列馆,使之成为参观景点,室内、庭院、外环境、植物水体,均是层次丰富的游赏空间,对游人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图7)。
4. 以海神文化为特色的宗教建筑保护
黄埔古村原有不少神庙建筑,如北帝庙(玉虚宫 图8)、圣母殿、天后宫、洪圣庙、华佗庙等等。这些神灵大多跟海洋有关,为沿海人民出海作业时祈求平安而供奉,这说明该村确为古代南海港口城镇。而宗教建筑往往具备优美壮观的特点,对此村完备的海洋文化纪念性庙宇建筑进行修复,可开展旅游观光、海洋体验、心理咨询等活动,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使“古港古村”的概念深入人心。
5. 以家居旅馆星级化促进民族建筑保护
黄埔古村来燕里、横辰里、永康里、长乐里、中和里、太平里,申明大街、黄埔自街、沙桐大街、夏阳大街等处,有73栋特色鲜明的粤中传统民居。它们是砖木结构、“三间两廊”、厅堂天井、花木盆景、高墙静院,其安全完整的私密居住空间,着实逗人喜爱。尤其是那些石铺巷道、锅耳山墙、砖雕照壁、灰塑彩画,字画楹联,更是引人入胜。有的建筑还点缀有西式要素。它们很适合旅居度假、文化创业、商务考察,是最吸引国内外游人的旅游佳品(图9)。临近广交会这个近在咫尺的庞大的国际市场,可将此产业做强做大,带动全村的保护整治工作,从而解决“空壳村”、“空壳巷”、“空壳屋”的问题。
6.以国际化的视野实施涉外建筑保护
黄埔古村慵街有一栋“日本楼”,乃旅日华侨与日本妻子所建,带有东洋风味,还伴生了一些传奇性的历史故事。厦阳大街的安窖居宅则是一栋带有西洋风格的民居,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古村同海外不同文化圈的人民相互交往的情况。这些具有文物价值、纪念性价值的“涉及外来文化的建筑”,作为特殊景点,生动地联系着东、西两半球的民间感情与商贸往来,不应让其毁灭在我们这代人的手上。只要清理一下檐口、屋顶、门窗、入口等部位,清除滥添乱加的部件,其整体形象必将令人刮目相看。
7. 再现粤海关志所描述的港口建筑
对已不存在的文物古迹或历史建筑,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进行重建,只要坚持原址、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一样具有文物价值。利用恰当、切实的表现手法和风格体裁进行再现,可取得景观功能古今相宜的效果。《粤海关志》所记载的黄埔海关、税馆、夷务馆、买办馆、永靖守卫兵营,以及酒楼、商号,宝塔、宗教寺观等特色建筑,曾经见证了黄埔港的繁盛(图10),但现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以纪念性娱乐建筑再现,则是一种集锦式的纪念小品。现税馆的再生是一个案例,其原本的形象意义倒是看不出来,实用的是一个博物馆(图11)。再生的效果与原品或许还存在一定的距离。里普凯莫(Pypkema.1992,p.207)说过:“很少有人会说历史建筑没有用或市场对它们没有需求”⑦,重要的是真正能让人感受到它们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
8. 以山水情怀为理念的基础设施营建
黄埔古村的村镇格局主要是石板路加水系林木组成的网络,这一特色在保护规划中应得到延续。现有黄埔村的“梳式”巷道空间保存较好,巷道口的牌坊、石板道路都很有文化个性。目前很有必要提升街面的铺装质量、配套服务设施,对村内的池塘河涌进行水害治理和污染治理。要使得这里的每一口水塘都是一个优秀公共园林,每一段护城河都是赏心悦目的景观带,与原汁原味的黄埔古村八景――“华山晚望”、“曲水流觞”、“北秀山明”、“古花勒园”、“上界清风”、“长鹅之岭”、“洞里乾坤”、“夏阳大道”相互映照,用优美的山水将其维系成一个旅游的大观园。
四、黄埔古村建筑遗产需乡规民约予以保护
古村落的形成、保护、科学发展,得益于人民大众自觉严格遵守的“乡规民约”。在目前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下,乡规民约对古村落的保护尤显重要。
1. 建立全村、全族共同信赖的乡规民约
浙江、贵州等地的经验值得借鉴,他们的做法有:
(1) 由政府给以物权政策和业主身份,把遗产保护工程与民生建设工程结合起来,引进社会资金,让全民参与监督。地方政府的相关法规和乡规民约互补互容,逐步建立起以乡村自主管理为基础、地方政府以政策配套为主体的法治环境。
(2) 力争科学化、民主化,发挥学术机构、大专院校等社会团体的智囊作用,共同保护我们民族的文化根脉。文化古村的保护要以严肃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注重挖掘、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探寻文化村落保护事业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模式。大力培养保护和管理古村落文化遗产的各类专门人才,避免唯利是图的商业行为对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的侵害。
(3) 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推动地方制定《黄埔古村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黄埔古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黄埔古村历史文化街巷保护条例》。
2.运用法律、法规保护文化遗产的物权
黄埔古村大量出现损毁古建筑、滥建乱搭违章建筑的现象,就是缺乏有法律效应的物权机制。“遗产”的所有权归公归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有效地保存传承下去。具体保护方法可作如下思考。
(1)黄埔村的古建筑多为一二层,而周围的民居多为三至五层,与古建筑极不协调。对于新式建筑的高度应以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所确定的控制高度为依据。体量形式应考虑历史街巷的连续性,使新旧建筑的视觉感受协调与平缓过渡。坐落在古建筑群甚或古建筑院落中的新建(构)筑物,必须坚决拆除,然后按照传统建筑修补完备。
(2)一般民族风格式的现代居住建筑,如位于风貌协调区,结构方面可以还原修正、维护加固、嫁接替换;空间划分可以结合具体业务功能区别对待,采用成组成团的院落式、庭院式加以综合使用;外墙采取传统青灰装饰为主色调,满足现代家庭或家庭式客栈的需要。
(3)建设控制区内,一些与历史风貌不协调的新式建筑,可按照历史风貌要求对建筑的高度、色彩、形式、体量等进行修改。新式建筑如有30年以上年龄,可对其建筑式样,施工工艺和工程技术等进行价值鉴定后确定取舍。在乡土经济发展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坊、商铺、仓库及工业附属设施,应作必要的隔离或更改,使之不破坏历史风貌。历史文化应该是发展的,保留和适当更改这类乡土建筑即可延伸、记录这种历史文化⑧,可克服“断代”现象。
(4)在考究的景观地带中,一些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风貌不协调的新式建筑,应进行拆除,兴建符合历史风貌要求的空间环境。新建筑必须应用古建筑语言表达当代意象,形成具有传统风格的现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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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范文
商王朝的始祖契生活在商丘一带。当时这一带是夏王朝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到王亥时商部落开始强大。“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明商族的图腾崇拜是玄鸟。据郭沫若、闻一多等学者考证,玄鸟即凤鸟。商丘一带的汉画像石墓中凤鸟的图像很多,而且常常刻于墓门外侧,为祥瑞安宁之象征,说明直到汉代豫东一带仍将凤鸟视为神鸟而崇拜[2]。王亥生活在夏王朝中期,是商王朝开国帝王成汤的七世祖,是先商十四个部落首领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据范文澜、郭沫若等人研究,商部落活动的中心在商丘。王亥是商契的第六世孙,甲骨卜辞中称之为“高且(祖)亥”、“王亥”、“高且(祖)王亥”,《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也作“王亥”,《竹书纪年》作王子亥或“侯子亥”,《楚辞•天问》作“该”或“眩”。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王考》一文中说:“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曰,则亥乃其正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在商代王室世系中,最重要的有契、王亥、上甲微、成汤四位。王亥是卜辞中所称的三位高祖之一。在商朝的发展史上,契是商部落最早的首领,成汤是商王朝的建立者,而王亥、上甲微父子则是先商时期商族强大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尔雅•释古》说:“王,君也。”《说文》说:“王,天下所归往也。”这也就是说,商后代称亥为王亥,卜辞中多次称亥为高祖或高祖亥,说明了王亥为首领时所开创的事业及活动值得后人纪念,对商族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从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王亥崇我”的记载也可证明。
当时,商朝人祭祀王亥所用的牲畜多达三十牛、四十牛,甚至五十牛、三百牛,有时还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王亥为什么被殷商后人如此重视呢?这要从王亥所生活的时代及所从事的事业谈起。王亥生活的时代大约与少康同时。当时,夏朝正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逐步确立,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商部落的经济在夏王朝时期应该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也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管子•轻重戊》记载:“殷人之王,立帛(皂字之误)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以养马,“牢”以养牛。这说明,到王亥时代,商人已经驯用马牛。但王亥所处的时代还是奴隶制初期,农业生产水平虽有进步,但还比较低下,饲养家畜无疑是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商部落畜牧业的兴起,不仅提高了商族的生活水平,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因此,胡厚宣等人在《殷商史》中认为“王亥是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3]。在夏王朝中期时的商丘环境优美,水清木秀,非常适宜动植物的生长,所以王亥就首先发明了畜牧业。随着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商业的产生。随着商部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剩余农产品及畜牧产品数量的增加,王亥便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这就是开始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王亥作为商部落的首领,他率领部落成员同其他部落进行的贸易已不是简单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而是有一定规模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贸易活动[4]。王亥率领商部落,赶着牛羊到外部落进行交易,外部落的人把他们称为“商人”。
王亥一生中应该说会有很多次规模大小不等的商业贸易活动。王亥最后一次贸易是与黄河以北的有易氏。《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山海经•大荒东经》注引《竹书纪年》记载:帝泄,“十二年,殷侯王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还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这就是说王亥由于在贸易时在有易居住时间过长,引起对方不满,被对方杀死。在当时商族日益强大的情况下,王亥的这些商业贸易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王亥被杀除了商业贸易中双方发生分歧之外,也不排除政治方面的因素。但王亥被杀并未影响商部落的强大,商人所从事的贸易活动也并未因此停止。王亥死后其子上甲微借助于河伯的武力,打败有易氏,杀了有易氏国君绵臣,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商只所以能够取代夏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商人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使其日益强大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商人的商业贸易活动为商灭夏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就说:“汤灭夏以前,商已是一个兴旺的小国。
《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也说明了当时的商国已是房屋成片、人口众多的状况。随着商业的发展,交易的货物必需增加其数量,夏后期早已利用奴隶,商应有更多的奴隶从事生产。商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夏朝进步。因此造成代替兴起的形势,开启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革命。”[4]虽然王亥为他所开创的商业活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这并不影响历史的进程。正是王亥所开创的商业活动,增强了商部落的经济基础,并掀起了一场夏王朝的革命。在中国商业史上,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和王亥从事商业贸易并因此被杀害的记载是中国古代文献关于商业和贸易行为的最早记载,王亥又是当时商部落的首领,所以,王亥可谓是中国商业第一人,即中国商业的鼻祖。因此,王亥受到殷商后代的隆重祭祀就决非偶然。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说:“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在《殷墟卜辞综类》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辞,就多达96条。殷人有时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可见王亥在商朝人心中具有极高的威信。正是王亥所开创的畜牧业和所开始的商业贸易活动给当时的商部落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商部落迅速壮大起来。《管子•轻重甲》记载,商汤时,夏王朝的统治者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夏桀仅女乐就有三万人,而且“无不服文绣衣裳”。商汤则采用宰相伊尹的策略,命令自己部落的妇女赶织“文绣纂组”,换取夏朝大量的粮食,通过这些商业贸易活动,为灭夏准备物质基础。由此也可推断,商国的强大应是从王亥所进行的商业贸易这场经济革命开始的。通过持续不断的商业活动,使商族的粮食日益增加,国力日渐强盛,商国终于在汤时取代夏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商王朝[4]。商朝取代夏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并且成为对中国历史进程中有重要影响的王朝,商朝时的商丘无论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二、商丘历史源远流长,古商文化几度辉煌
商丘历史悠久,文化底蕴非常厚重,是商部族的起源和聚居地,商人商业的发源地,商朝开国帝王商汤灭夏后的建都地。因此,商丘的商有三重含义:一是指商部族的“商”;二是指商人商业的“商”;三是指商朝的“商”。先商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更是商丘文化的源头,正是有先商时期丰厚的文化积累,才使商丘这块土地孕育出了光辉灿烂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丘文化,即商丘成为了当时百家争鸣的文化中心,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文化的策源地。儒家创始人孔子祖籍商丘[5],后又长期在商丘及周边地区讲学传道,招收弟子。孔子之所以能创立儒家学派,可以说与其先祖所居的商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丘成为孔子实践儒家思想和传授儒学的重要地区之一。
庄子是商丘人,是战国时期道家的重要人物,其思想继承老子又有所发展,《庄子》亦称《南华经》,是道家主要经典之一。他认为“道”是宇宙本体,“自本自根”,“无为无形”,“莫知其始,莫知所终”。以此出发,他认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万物皆一”。《庄子》一书中有着朴素的辩证因素,而且常借寓言故事讲述抽象道理,想像丰富,语言生动,既是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两千多年来庄子的思想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座思想的丰碑。道家创始人老子家居鹿邑,距商丘只有几十里,鹿邑虽然属楚国,但其远离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实际属于古代商丘的文化圈内,老庄的道家文化融为一体,其思想根植于古代商丘深厚的文化土壤。墨家是兴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古代重要思想学派,创始人墨翟也是商丘人,他当时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政治主张,墨家初始即以与儒家对立的姿态出现,在一系列政治与学术问题上与儒家展开论争。战国末期,墨子后学克服了墨家学说中的宗教迷信成分,增加了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内容。“兼爱”、“非攻”等许多思想独树一帜,墨家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是“不相爱”,因而提倡“兼爱”、“非攻”,反对征伐攻战;提倡“节用”、“节葬”,反对奢侈享受,以减轻庶民负担;提倡“尚贤”、“尚同”,反对宿命的尊卑观念和等级制度。
特别是墨家对科学的认识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丰碑。百家争鸣中的名家惠施是商丘人,惠施的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的诸子百家或萌发于商丘,或成长于商丘,或光大于商丘,他们聚集在商丘这块先商文化润育的热土上,高谈阔论,激扬文字,切磋学术,交流思想,开放出了一朵朵美丽的思想之花、智慧之花,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思索和深深的向往。诸子所留下的著作更是一座座文化的“金字塔”,两千多年来一直在向后人展示着其光芒和神秘。这段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更是商丘历史上一段最美好的一页。在汉代前期和中期,商丘历史再度进入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在刘武被封为梁王并把封国都城定在商丘之后,商丘的经济文化在汉代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居全国之首,许多文人墨客、天下名士聚集商丘,研究经典,撰文作赋。商丘人戴德、戴圣编篡《礼记》,对儒家经典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学者丁宽、焦延焘和桥玄对《易经》的研究,亦有较大进展。著名文人贾谊、枚乘、邹阳、司马相如等相聚商丘,谈古论今,饮酒赋诗,留下了许多千古佳话、绝世佳作,声誉满于华夏。魏晋时期,虽战火不断,但商丘文化仍然继承了前代文化的脉络,出现了著名思想家杨泉,他提出了世界是物质的初步概念,这是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文学大家江淹、江总文才溢于海内,为当时一代文豪。唐代商丘是我国东方丝织业交易中心,其经济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当时的商丘文化亦十分发达。在唐代诗坛活跃的商丘诗人有陈希烈、刘宪、刘熙古、崔日署等。宋代是商丘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北宋时定商丘为南京,商丘成为陪都。
商丘除了继承着唐代东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外,文化较唐代又有较大的发展,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就设在商丘,为宋朝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戚同文、石延年、王洙、王尧臣、张方平、赵概等都是应天书院培养的杰出学生,分别成为宋代政坛和文坛上的重要人物。明清时期,是商丘古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当时的商丘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位居大学士者有沈鲤、宋权、李天馥;位居九卿者有吕坤、宋纟熏、杨东明、侯恂、练国事、汤斌、宋荦等十余人。他们都是当时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吕坤、杨东明还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汤斌、窦克勤则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大家,侯方域更是以一代风流才子千古垂名,李子金、杜知耕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数学家。明清时期商丘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再次证明了古代商丘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积累,也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商丘人的聪明和才智。沧桑变迁,斗转星移,100多年的中国近代史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商丘自不能免,以致于在发展的进程中放慢了脚步。今天我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古老商丘再次焕发生机提供了绝好的机遇和挑战。
三、打造“华商之都”,建设和谐商丘
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于2004年6月来商丘考察后,欣然题词:商人、商业源于商丘[6]。商丘的“三商文化”,不仅内涵丰富,而且拥有大量的古代文献和实物资料支撑,应成为商丘城市品牌的核心内容,继承、弘扬、挖掘和宣传“三商文化”,进而打造“华商之都”城市品牌,必将对提高商丘知名度和竞争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是一个可以创造奇迹的时代。在这么一个绝好机遇中,有着创新传统的商丘人民,生活在我们祖先留下的这块具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土地上的每一位商丘人,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起打造“华商之都”、建设和谐商丘的伟大历史使命。
第5篇：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范文
[关键词]政策管理 政策调节 抑商政策 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
所谓中国古代政府的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就是指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常常采用的在一个领域、一个时期、一个地区内靠抓紧一部分政策而放松另一部分政策；或对某一政策实施力度上的一抓一放、抓抓放放的办法，对国家政策实行的一张一弛、一收一放的有序管理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使中国古代政策的运行轨迹呈现出波浪式起伏的特点。古代政府正是通过这种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使国家政策能够有效、灵活地适应各种实际情况的变动，实现政府对中国巨大版图内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动态管理和控制。
一、以政策管理为特点的中国古代政府管理与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
古代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没有法律，比如在战国时期魏文侯相李悝编纂的《法典》，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只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完整性和作用远远比不上西方国家，能够成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在古代中国，对形成和建立社会秩序起基础作用的是作为国家正统政治文化的儒家学说以及中国古代政府颁布的对人们行为进行强制性正式约束的政策。所谓政策，就是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事务的谋略或规定。中国古代国家的政策就是国家为表现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意志和要求，以权威形式规定的在一定时期内人们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政府所颁布的政策，是由一系列方案、措施、策略所组成的完整的体系。它规定了政府管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意向。它不仅仅是一种条文规定，而且包含整个实施过程。
在古代中国，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制定正确的政策和以“抓”和“放”两种手段对政策进行调节和管理。政策在政府管理中的这种重要作用，是中国古代政府管理模式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古代中国，政策的作用既是实施管理的向导和目标，也是实施管理的依据和手段。政策手段在管理中的作用是其他手段不可代替的。古代国家对财政、税赋、土地等等的行政管理，都是遵循相关政策实施的。
政策的作用可以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强盛中看得很清楚。秦国执行的以发展农业和对外扩张为目的的“农战”政策，使得秦国在国内建立起强大的农业，形成强大的国力，对外靠其强悍的军事力量，兼并了各诸侯国，终于建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那些没有实行这一政策，或实行这一政策不力的诸侯国都一一被打败了。然而得政策之利的秦国，在统一六国十几年后迅速失败，也是因为其没有将“得天下”的政策及时转变成“治天下”的政策。同样汉初政权之所以能够在多重矛盾中生存和巩固下来，根本上来看，也是因为汉高祖把“得天下”的政策改为“治天下”的政策，与民“休养生息”的结果。这些都反映了政策在中国古代政府管理中的巨大作用。
政策对国家生活的这种重要指导作用，是其他政府管理办法所不能比拟的。在古代中国，一项好的政策，能激起亿万人民的热情，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同样一项不好的，甚至是错误的政策，必然给社会带来苦难和悲剧。政策对中国历史发展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致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也就是政策管理，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一大特点。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诸多的矛盾需要中国古代政府去进行调节。而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中，中国社会获得了平衡的发展，其中中国古代大一统政府对政策的抓放式管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抓抓放放之间，中国古代政府给各种因素留下了生存的余地，并限制它们只能在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生存和发展。
中国古代政府对政策进行的抓放式调节机制，首先来源于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人文、地理和历史的特点。中国古代社会在自然、地域、经济、民族和风俗上的千差万别，决定了皇帝和中央政府对国家的管理只能是一体化发展方向上的管理和基本原则指导下的政策性管理。
其次，从思想根源看中国古代政府对政策进行抓放式的调节，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翕辟成变的原理和轻重论的经济指导思想，它们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思想，并自然而然地习惯以一张一弛的办法，来平衡政策的实施力度，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得以避免偏颇和失衡，并在这种一张一弛之中，一步一步地向既定目标推进。
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政策往往会处于一对矛盾的斗争状态之中。一是保证皇帝及其官僚的租金最大化，也就是皇帝和官僚能从他们的政策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另一个要降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也就是要应用最小的国家开支达到全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从而可以在皇帝和官僚得到最大利益的同时，保证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以达到国家税赋最大化和社会平衡。大一统政府对政策的抓放式调节机制就是对这一对矛盾进行及时调整的平衡机制。
因此，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抓一放的态势并不是盲目出现的，这是中国古代政府根据当时当地的各种情况，为了实现自己的治国目标，对政府和百姓在利益分配中的矛盾和其他阻碍社会继续发展的矛盾，所自觉采取的一种以政策控制为主要手段的，以对政策的抓和放为调节机制的管理方法的表现，它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特点。
二、中国古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抓放式调节机制
当我们对中国古代政府的政策进行分类时，可以看到这里面包括了政治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和科技政策等等。所谓经济政策，就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领域方面所规定的政策。经济政策是调整人们的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规范和准则。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的经济活动是最主要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几乎涉及人们的全部生活，因此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政策之一，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决定着国家的兴衰。中国古代国家就是通过经济政策，正确地处理了经济生活的各种矛盾，在古代有限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尽量实现了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中国古代农业经济获得了持续的发展。
经济政策也是古代国家实现其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主要方式。政府按照国强民富的经济政策总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各负其责的财政、生产、专卖(榷)、市场等管理机构，在全国范围内配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有序地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协调各种关系，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和巩固国家的经济基础。从经济政策的内容来看，它包括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各种因素和各个环节。从宏观上来考察，经济政策是一个社会经济目标和各项经济政策的综合体系。从中观上看，国家经济政策又可以分为农业、手工业、商业、财税、交通运输业等各个行业的政策。在每一项产业政策下面，又可分为若干微观政策。如农业政策，又可分为种植业政策、林业政策、畜牧业政策、渔业政策和农副产品加工政策等等。手工业政策，下面也可分为采矿、冶炼、陶瓷、制盐、纺织、铸币、兵器、食品政策等等。
本文探讨的经济政策的抓放式调节机制，主要是指对那些管理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意义的，属于稳态型的经济政策的调节。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和在一些具体领域中执行的中观和微观层次的政策，不作为本文探讨的对象，尽管这些政策也有一个抓放式调节的问题，但它们的变化会更快一些，从而在政策调节中，有关制定新政策和革新旧政策等问题将更为明显，这与作为基本国策的政策调节管理是不同的。
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表明，在中国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意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皇帝和中央政府的集权式领导，在制定、贯彻、监督、检查、调整各项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使全国经济向着同一个方向有效地运行着。其中，从政策管理的角度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围绕着地方对中央政策的执行情况，中央政府往往用更严格或更松懈的补充政策，对前一阶段地方执行政策的情况进行调整。而从微观层次上看，对政策如何执行，也往往得由地方政权自行制定补充政策来贯彻中央政府的精神。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是通过政策的一张一弛而进行的一种趋势管理和原则管理来保证中央对地方集权化管理的。而对于地方来说，除了极少数地方官员不执行或违反了中央政策以外，绝大多数的问题也都属于执行政策不力的。而且这种抓放式的政策管理办法，往往还打上了皇帝和重臣们个人风格的烙印。
三、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效率的实证分析——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抓抓放放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抑商政策主要包括二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禁止人们从商或用重税来对付从商的人们；二是加强对从商者的惩处力度。抑商政策对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中国古代政府通过对抑商政策的抓抓放放，实现了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有序化发展。其主要的调节原则是：当商品经济的发展威胁到政府对全国政治经济控制能力的时候，政府就会以“收”的政策，对商人和商品经济采取压制或限制的态度。但是当经济活力减少，经济出现萧条时，政府就又会采取“放”的政策，竭力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使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一张一弛的轨迹。
春秋之前政府不抑商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起决定作用的生产部门，商业和手工业都是基于农业而发展起来。从人口的就业分布看，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农民，这非但使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得到了劳动力的保证，而且为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生产力的基础。早在春秋以前，出于生产条件的限制，人们自然十分重视农业，却并不因此抑制或轻视工商业。《周礼》把“百工饬化八材”和“商贾阜通财贿”与“三农生九谷”等农业活动并列为“任万民”选择的“九职”。《史记》曾引用《周书》，说农工商虞都是“民所衣食之原也”。①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传统和习惯的。如古代商朝人就具有明显的经商传统。商先公王亥曾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有易氏经商，被有易氏杀害。这说明商部落首领已经参与和控制商品交换的活动了。商朝建立后，随着商王朝的强大，商王室和奴隶主贵族就在更大规模和程度上参与商业活动了。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商业或交换提供的产品就越来越多了。这时取得了国家权力的商王和奴隶主贵族，也已不像以往的部落首领那样亲自参与交换活动了，他们将交易交给了奴隶管家和诸如“小臣”之类的官员具体负责。从这种情况看，似乎中国古代的商品交易从一开始就具有“官商”即官府买卖的性质了。
尤其在商朝后期，商品交易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六韬》上说：“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这里的所谓市指的是官府设立的特定的交易市场。据说姜太公吕尚就曾在肉肆、酒肆上做过买卖。当时人们对经商的重视和普遍，还可从《尚书·酒诰》上看到，上面记载周初的统治者教育卫国的殷民，要专心种植黍稷，勤勉地侍奉父辈，农事完后，要牵牛赶车，到远处的地方去从事贸易。这说明农耕和到外地去从事贸易，都是殷民经常从事的事业。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商业的特点是经商权控制在奴隶制国家各级官府和奴隶主贵族手中。主要的商业活动是在商王朝与各诸侯国之间、奴隶主与奴隶主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的大宗商品是奴隶主国家和奴隶主贵族所需要的商品。平民之间彼此出售一些剩余产品，在商业交换中占不了多大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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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商业的这种特点主要是由当时尚处于典型的自然经济的奴隶制时代决定的。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西周贵族领地，具有内部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性质，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经济实体。当时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个体私人工商业，但工商业都是直接为奴隶主掌握并为他们直接服务的。直至西周末年以后，私人工商业才真正发展起来，商业活动也才跟民众有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家的君主，非但不会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反而实行“通商惠工”、“轻关易道、通商利器”的政策，以便坐收物资流通的便利，加快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事实也证明，那些商业发展较快的国家，的确强盛得比其他诸侯国更快一些。而且当时的许多工商业大户就是在国家重商政策下发展起来的。
经济转变时期的就业失衡与出现抑商政策的历史背景
战国时代的各国君主，为了鼓励农奴的生产积极性，纷纷通过变法，加速了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这使得许多奴隶变成拥有自己私人土地的农民，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各诸侯国的君主开始在自己统治的地域上建立起领地制经济。这是一种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经济形态。自耕农在经营土地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贫富分化，围绕着地权交易，土地自由买卖已然势不可挡。地主制经济由此得到巨大发展并日渐成熟起来。
然而，从事农业劳动和商业活动所取得的不同报酬，却使社会的就业结构产生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一般在领主制经济下，农民(准确地说是农奴)不能随意迁徙，对领主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被束缚在份地上，不能改变职业。于是在领地制向地主制经济过渡中的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感到已经没有必要世代为农了，一批农民开始流向工商业领域。这批进入经商或手工业领域的农民，在流通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社会上也由此出现了经商、做工和务农这几种社会职业在报酬上的严重差距。人们普遍认识到，“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司马迁将这种共识在《史记》中概括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文不如倚市门”。①
这种投入与产出比率上的巨大差别，使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弃农就商的热潮。这种就业趋势对于当时尚处于较低水平的社会经济生活，是一次严重的危机。这一情况非但造成社会就业结构上的不平衡，更重要的是由农业经济的不稳定而加剧了社会政治的动荡。比如，原先那些取得了份地的农民是国家赋役的基本来源，现在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人因利益驱使转向了工商业，这首先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带来了影响。另外，商人常常用其在经商中获得的利润，来吞并和购买另一些仍留在份地上务农的人们的土地，这部分丧失了土地的自耕农，被迫沦为私家地主豪富的佃客或奴仆，这就从另一个方面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赋人与兵源。以往对经商毫无约束的政策已经开始危及到国家的赋役收入及其存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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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
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仍处于较低农业生产力水平情况下的古代中国，大人人口的弃农，造成了普遍的粮荒和贫穷，尤其那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更经不起战争和灾荒的冲击，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流离失所，生活无着的流民。这时，对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控制职能的国家政府不能不认真考虑商业的自由发展问题了。适应这种统治需要，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开始考虑和研究如何在新的地主制经济条件下，保证广大人民生活的稳定，使国民经济得到顺利发展，以实现国强民富目标的问题。秦国改革家商鞅说道，“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①这里的居者是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商鞅在这里已经把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明智地找到了就业结构的症结上来了。
他开始明确认识到，在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人口就业结构和劳动力流动，必须从属于农业生产的客观需要。据此，他把是否能够把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心，是否能够把农业人口和其他职业人口的比例，限制到适当的范围内，提到了国家君主能否王天下，国家能否强盛的高度来认识。商鞅的认识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由于当时农业生产率水平还很低下，因此社会上有所谓“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②的说法，可见要保证农业生产的水平和向社会提供必要物质条件的话，就一定要有绝大多数的人从事农业劳动。这种把农业生产作为当时社会财富的基本来源，是富国强兵之本的思想，与后来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兴起的重农学派理论的基础思想是吻合的。
那么如何调节劳动力的流向，使之保持合理的比例呢?这个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了君主政权的身上。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商鞅等一批具有重农思想的政治家，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他们的目的是，“驱民归农”，使广大农民回到传统的农业劳动中来，以解决工商业与农业争民的问题。他们在论述重农抑商的政策时，经常有过份贬低工商的言论。对此我们就不必苛求古人了，任何时代的政策都不免会带上时代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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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子》卷一《农战第三》。
② 《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从以上我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经济学家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认识到：一个社会能有多少人从事工商业活动，取决于农业劳动者在满足其自身消费外，能提供多少剩余产品。只有遵循这种比例关系，农业社会的各个经济部门才能协调发展。这也说明我们的祖先当时已经开始具有现代经济学中关于就业结构理论的思想萌芽了。以这些思想为基础，重农抑商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很长时期内起主导作用的一种政策。
汉代对抑商政策的抓放式调节
继承了秦朝大一统制度的汉朝政府，在政策上也继承了秦朝政权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此以后，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中贯彻始终，成为最基本的国策；但又因为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离不开工商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得依靠工商业，因此各朝各代政府在不同的时期，总得对抑商政策的执行力度采取抓抓放放的调节措施，使得工商业不至因抓得过死而失却生命。而这种抓放式的调节机制，又严格遵循着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无商不活，商过又乱的规律，一张一弛地发挥着调节作用，以便使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农业和工商业的结构能始终处在一个合理的比例之中。
第6篇：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范文
一、应对挑战，启发文化觉醒的锁匙
“急、大、难”，是对城司组建十年来承办的众多政府项目的注解。十年前，城投入用7个月超高强度铁军施工完成火车站南广场改造项目，五年前，攻坚克难的环城古运河风貌带综合整治项目又拉开序幕。项目于2010年上半年竣工。1392年前开凿的江南运河，唯独在无锡抱城而过，堪称中国大运河罕见的奇迹，其历史价值弥足珍贵。广大市民对再现古运河魅力的呼声和期望值甚高。这个项目对提升无锡城市功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需要处理若干辩证关系，如传承历史与可复原性的关系，保护、开发和利用之间的关系，整治古运河与改造老城区有机结合的关系，远近结合、标本兼治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运河文化与吴文化、工商文化相交融的关系，生产力布局与人文景观对接的关系，水中、岸上和地下联动开发的关系，历史界定与学术争论的关系，等等。但在启动规划设计之初，对上述辩证关系的了解和理解还比较肤浅。凭直觉感到颇有难度，比如：修古复古、拆迁安置、筹措资金、规划设计的整体性，组织施工的时效性以及整治后管理经营的运作模式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整治要求的提升，在市领导高度关注和专家引导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规划设计概念由治理水环境上升到沿河两岸风貌带的综合整治。规划设计从运河是历史的也是发展的基本观点出发，找准了聚焦古今融合和人文关怀的切入点，经过各路中外专家、学者多轮的反复探讨，明晰了城池年轮，触摸到运河的灵魂，拟定了《策划总纲》，不断修正规划方向和完善设计理念，最终确立了“彰显古代、突出近代、融合现代”和“以水为本、以文为魂、以城为根”的总体规划设计思路，立足建设成为“历史文化长廊、休闲亲水步道和旅游黄金水道”。在探索过程中，建设者充分体验了文化觉醒的和乐趣，领悟到吴文化、运河文化的博大精深，它孕育了近代繁荣的工商业文化及现代文明，历史沿革一脉相承，生生不息。
经过5年多精心打造，在实施项目中保护和修复了光复门、望湖门和景区，老城区历史空间架构得以重塑；在茂新面粉厂旧址建成中国民族工商博物馆、无锡规划展示馆；抢救和修复了一批历史遗迹，包括无锡县商会、纸业公所、钱丝两业公所、中国银行旧址等；重建了古税卡、仿造黄鹄号轮船；打造了《运河无锡图记》、《古运河梁溪风情图》、《锡山隐渔图》、《莲蓉烟雨图》、《名人咏无锡》、《无锡竹枝词》等书画碑廊，成为弘扬无锡吴文化、运河文化和工商文化的闪光点和汇集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力打造占地16万平方米运河公园中，不仅将原规划开发高档房地产的南侧3万平方米纳入公园让利于民，修复了储业公所，而且在合理利用工业遗产上都有建树，如利用原塑料仓库改建成“何振梁与奥林匹克陈列馆”、九丰面粉厂旧址修缮开辟成“无锡市书画博物馆”、市粮食七库旧址改造成“中国民族音乐博物馆”等。运河公园已成为集“米市文化、运河文化、吴文化、体育文化、书画文化、音乐文化、娱乐文化、生态文化、旅游文化”为一体的城区最大的开放式滨水公园，列为全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今环城古运河风貌带堪称生态环境“绿一环”、历史人文“兴一环”、黄金水道“活一环”，到处呈现一派“水清、岸绿、景美、人乐”的盛世景象，被市民推举为无锡“经典十一五”期间最具影响力的工程之一。
二、转型发展，文化自信转身的动力
无锡自汉初建城以来，2200多年来城址未变，这在全国是罕见的，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地域特色。“龟背形”老城区占地4.5平方公里，是无锡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特征，也是传承无锡远古文明的重要载体，这里不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具有独特的稀有性。通过综合整治，环城古运河的水变清了，绿化亮化后两岸景美了，“枕河而居”的亲水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建设者切合时宜地抢抓机遇，顺势而为，结合企业转型发展，开发水上旅游业，放大综合整治的效应，使之历代“水经济”主体的漕运蜕化后，由蓬勃而起的“都市旅游”所替代。对此，从三个侧面来提升运河“水经济”、“水文化”的真实价值：一是充分利用综合整治成果，合成一条集“游、购、娱、吃、住、行”于一体的旅游带，使之成为“都市旅游”和丰富无锡夜生活的重要发力点；二是充分利用配套设施建设，着力打造风貌带腹地中高档商圈，使之成为水岸互动、商旅交融“水经济”新的增长点；三是充分挖掘多元文化内涵，尊重历史保持了线形的运河水系廊道组合的完整性，使环城古运河犹如一座露天人文历史博物馆，成为具有无锡地域文化特质的缩影，成为人们观照锡城历史和现实的最直观、最有效的场所，成为无锡与国际人文交流的崭新平台，并为运河“申遗”创造了条件。
2010年9月29日环城古运河全线通航，中央四台作了报道。2011年4月15日吴文化节上，彩船巡游主舞台所在地茅泾浜的灯光秀魅力四射。环城古运河之旅开创以来，游船已增加到15艘，拥有座位454个，已接待游客近6万人次。环城“水上游”的开发成功，打造了亮丽的无锡水文化旅游长廊，同时，也为开发公司转型发展赢得了新的契机，增强了文化自信，积累了建设文化品牌的成功经验。
三、敢为人先。文化自觉的引领力量
在无锡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的指引下，公司对“十二五”期间的发展作了认真的规划。奋斗目标是积极参与“四个无锡”建设，立足为中心城区转型发展再立新功，加快古运河周边地块的整合和开发，实施古运河水岸商旅互动，开发建设好城南商贸中心，着力打造古运河文化旅游休闲集聚带，让文化之光为“幸福无锡”添彩，实现文化品牌建设的拓展延伸。
第7篇：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范文
一、文化资源的存在
乾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距今约有1752年历史。从古时的军事重地到商业发展的交通要塞，乾州古城的历史文化十分丰富。它曾是南长城军事防御线上重要的指挥中心，清朝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的主战场，流传着1925年川军熊克武部队炸不开乾州石城的传奇故事；它曾开通司马、镇溪（峒河）、武溪（??溪或万溶江）三大水系，商旅直底洞庭与汉口，条条官道分别通往泸、凤、永馁、思南、印江、茶桐、秀山等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略的转移，修筑了湘川公路及乾州至所里（吉首）的公路支线，水陆并进，创造了乾州古城的辉煌。
乾州古城文化景观资源亦是丰富。从军事防御性建筑到祠堂会馆、楼阁古塔、古城巷道、河道码头及明清时期的特色建筑群随处可见。古城内北城门、胡家塘古民居群、罗荣光故居、文庙、抗日文化纪念馆、杨岳斌故居、观音阁、节孝牌楼、万溶江画舫观光、三王阁风雨桥等，都极具民族特色。从建筑景观价值看，古城的选址、城防的设置、街道的规划布局，除了具有鲜明的军事特征外，更具有层次丰富的民间特色，同时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①。世代居住此地的土家族、苗族、汉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古城光辉灿烂的文明史。阳戏、辰河高腔、傩戏、汉戏、苗剧是古城里的主要戏种。四月八、赛龙舟、六月六、玩龙灯、耍武术、赶秋对歌、游“春”会、赶庙会、跳鬼、巫术绝技、赶场等民俗节庆活动，充分体现了古城人民的古朴民风。
乾州古城自身的丰富文化资源，契合了湘西州对旅游资源的发掘和开发。2009年2月，州委书记何泽中在州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一个龙头、一个集散中心、两条风景线、三个核心景点圈、实现六个增值”的“11236”旅游发展思路，为湘西旅游产业格局画好了蓝图②。其中“三大景点圈”之一就是乾州古城景点圈。因此，乾州古城的打造是必然的结果，开发乾州古城，成为实现湘西旅游战略格局中重要的一环。
二、文化景观的再现
古城镇的旅游发展是以文化资源为主导的，构成古镇旅游文化资源的要素，既有有形的实物，如：古街区、古民居、寺庙宗祠等能明确的被感知的东西；也有无形态的意境，如：古城镇的民风民情、古韵氛围等，可通过人们的体验所感知的东西。可以说，古城镇的打造即是对古城镇文化空间的一种再造。因此，不仅要在硬件即能明显感知的物质形态上下功夫，保持其全面而真实的风貌，更要在软件即通过体验才能感知的非物化形态上下功夫，注重文化氛围、场景的营造，让有形的和无形的要素都能很好的展现出来，体现古城镇旅游的特色。
（一）物质空间的再造――古镇古街重塑建
2005年，乾州古城被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这为乾州古城的保护和重建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当时乾州古城破坏严重，核心景区面目全非。吉首市政府引进了大汉集团对古城主街区进行了恢复式开发建设。对古城北城门、文庙、胡家塘、三门开城楼、风雨桥、观音阁、贞节牌楼、田碑林坝和田碑林茶馆等标志性景点进行了修复，修整了杨岳斌、罗荣光、张一尊、翦伯赞等名人故居，清理了万溶江河道并建设了沿河游道。其建设工作主要围绕古城核心保护区域内的人民南路、迎宾路、建新路、乾正街、东门巷、观音阁街、万溶江等旅游主线展开。
从2005年至今，乾州古城内景点的修复已基本完成。对76栋有保护价值的典型古民居实施挂牌保护，完成了6个文保单位和22栋重点居民的修缮，完成21处单位房屋和420 栋民居的仿古改造，涉及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拆除临时建筑、违章建筑和不协调建筑四层以上部分5000平方米。景点重点项目建设停车场及游客服务中心已投入使用。在此基础上，乾州古城还规划了六大旅游主题浏览区：文庙文化展示区、胡家塘传统民居群、城隍庙民俗风情观光区、万溶江观光休闲区、解放路传统商业街、抗战标语展示区。这些“历史遗迹”是地方文化的代表，都借助于现代方法得以“复原”，并在复原的基础上针对旅游市场的需要进行了相应的建设和改造。
（二）心理空间的再造――“湘西坊”创业园的创办
作为旅游景区外在形象、内在文化的综合反映，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旅游经济效益的好坏。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应立足当地，无论是工艺品还是土特产都应有明显的地方标志性，这样不仅能提高游客的购买兴致，还能起到宣传作用。
为做好地方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项目，以加快旅游产品集散中心建设为目标，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劳动保障部门以湘西文化为主线和纽带，乾州古城为依托，大力建设集创业孵化、创业培训、项目交流、产品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创业基地――“湘西坊”创业园，大力发展特色商品产业、民族经典文化产业、地方饮食产业和旅游休闲娱乐产业。2010年，湘西州政府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了“湘西坊”商标。同年2月5日，湘西坊名优特旅游商品一条街在乾州古城内正式开街，湘西坊淘宝旗舰店、百工坊、百味街、能工巧匠创业园等项目亦相继启动，“湘西坊”旅游商品品牌正式确立。
（三）意识空间的再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的进驻
从传统到现代，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大环境下，乾州古城，这一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发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冲击――意识空间快速被现代生活方式肢解为碎片，但同时这些碎片又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地被再造。旅游开发让乾州古城整体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再具有鲜明的村落建制。意识空间的再造主要是通过“旅游化生存③”实践而实现的。“旅游化生存”又可分为两种具体形态：生活化生存、舞台化生存。
生活化生存是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的特点，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现、使用、保护和传承融入到古城的日常生活中。2011年5月10日，湖南省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在吉首市乾州古城揭牌开园。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由非遗展示馆、百工坊、百味坊、百戏坊等组团构成，集研发、展演、销售、休闲为一体。再造的文化空间里，游客可以看到工艺大师现场织锦，绘制苗画，雕刻傩面具、砚台、菊花石、手工制作粘贴画等，可以亲身感受湘西民族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亦使古老的民间手工重获新生。
舞台化生存指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将传统文化搬上“舞台”，使其转化为舞台表演艺术向游客展示，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旅游表演业。2011年5月，以“格朗渡”为名，在湘西吉首市乾城巫傩堂内，由湘西州格朗渡艺术团表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景演出正式开演，演出通过湘西1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场演示，把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渊源集中呈现在舞台上。目前该节目已经成为让游人了解湘西的一个主打节目。
三、多方力量的共同发声
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文中表示，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力量的塑造，而是各种不同力量最终“妥协、交易而形成的”。乾州古城一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正是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
（一）政府主导
文化资本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政府的力量不可忽视。旅游开发模式主要为三种：政府主导模式：政府运用掌握的城市规划审批权力对文化旅游开发进行宏观的管理；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政府成立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公司，相关资产以政府财政划拨的形式注入项目公司；经营权出让模式：地方政府将管辖范围内的旅游景点开发出来后，通过出让旅游开发经营权的方式，吸引投资商介入古镇旅游开发。从旅游开发模式中可以看出，政府是公共旅游资源的最大整合和调配者，是行业运行和发展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一方面，政府为了使民族文化旅游更好的发展，必须使民族文化不断传承；另一方面，为了打造民族地区旅游文化品牌，增强旅游文化的可视性，就必须在民族地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吸引注意力。从乾州古城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看，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地位，其主要活动是由政府牵头投入巨额资金开发修复，同时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政策和规定来规范乾州古城以及乾州旅游方面的管理。
（二）市场推动
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是引起文化资源重构与民间文化重组的重要因素。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很多文化被重构，很多如民族风情园等充满民族特色的景区都是为了旅游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而在以文化为主题的景区中，基本都有民族歌舞表演，这些表演者大都是旅游公司聘请的，他们对原有文化进行了选择性的传承。乾州古城的被挖掘开发过程亦是迎合了市场经济的需求。2004年，作为吉首市人民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湘西州五十年州庆重点工程“锦绣乾城”项目正式进入规划阶段。由政府牵头引进的大汉集团在此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看好的亦是在文化遗产旅游新兴下，乾州古城的潜力。旅游公司的招商为古城旅游发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锦绣乾成的打造，一方面对原有的乾州古城进行了多方位的复原，另一方面又使得乾州古城的发展区别于历史的轨迹，成为了一个集特色土产购物、民俗表演、品牌餐饮、旅游休闲、商务会所、宾馆住宿为一体的4A级仿古旅游商业风情小镇。市场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文化的再生产使得传统民族文化被重新挖掘开发出来，显示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专家学者发掘
文化学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脑④。民族地区的人民在学者们的帮助下，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民族民间传说，通过文物和历史遗址来确定当地的民族历史文化，并由此重新构建新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旅游者描绘或是说虚拟了一个新的有着深厚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⑤。湘西州文化学者为乾州古城开发做了大量的考证，从其历史人物、文化民俗、建筑风格等等各方面进行了资料的整理，对乾州古城的开发方向做了一个历史文化的再构建。杨良华《乾州风韵》、盛天宁《清代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研究》等著作，便是以乾州为蓝本而著。
另外，在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中，许多民族传统节庆里的禁忌与章法逐渐淡化消失，民族礼仪不再具有传统的祭祀性，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性，节庆不再是本民族的节日，而变成了游客与当地人的共庆。如乾州古城正月十五火烧龙仪式，本是靠天吃饭的土家族先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种意识，带有浓厚的稻作文化及神灵崇拜的烙印。由于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的需要，它成了一种带有娱乐性、观赏性的节目，烧龙的形式也在变迁的过程中更具戏剧化。
综上所述，乾州古城的打造，向我们展现了文化景观在旅游语境下的当代变迁过程。它并非是单纯的对历史景观的修复，而是各种力量因不同的利益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变迁具有再生产性。通过对古城再造模式的研究及动力机制的分析，对其他地区的古城镇旅游化打造具有指导意义。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助（编号：13JDY024）。
注释：
①张群.“凤凰古城的保护开发思路”[J].安徽农业科学，2008（12）.
②吴刚.乾州古城：吹响湘西旅游第三次创业的号角[EB/OL]. http：//news.xxnet.com.cn/h/24/20111229/14706_1.html，2011-12-29.
③旅游化生存：是指借助旅游之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有效利用、开发成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购买的旅游产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发展的模式.
第8篇：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范文
关键词：历史街区；古文化；现状；修复；推广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7—100 —04
目前，我国很多历史文化古街区昔日的繁华已不复存在，有些街区虽然部分保留古街区特色、街巷空间布局完整、古迹文物众多，但仍需要进行整体保护、修建与管理。面对众多拥有悠久历史的古街道，如何进行整体保护，尽量保留其整体的历史风貌，成了一个难题。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以古运河为中轴，南长古街和南下塘古弄分列左右，为独具特色的古运河江南人家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无锡现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古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已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一、清名桥古街区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
1、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作为古运河文化的象征性代表街区，清名桥街区坐落于江苏省无锡市南门外的古运河与伯渎港交汇处，以古运河为中轴，清名桥为中心，北起跨塘桥，南至水仙庙，形成独特的自然属性和人文风情，造就了清名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另外，清名桥古街区位于无锡南长区南长街，在南禅寺附近，离崇安寺约2.3公里，距火车站只有2.8公里左右，占据无锡市的中心地带，交通便捷，地理位置优越，客流量较大。
2、韵味悠久的历史文化
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巨大的文化价值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清名桥见证了吴文化的发展，现存的历史文物都可以体现吴文化色彩。其次，清名桥古街区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集散地，在元代已成为朝廷储藏、转运漕粮的基地。第三，清名桥古街区在古运河畔，现存绝大部分历史建筑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成，民居建筑丰富多彩，有着浓重的运河江南人家特点。第四，清名桥古街区是大运河申遗的示范地，其古运河以原生态风貌和文物古迹最为密集而广受好评，是古运河文化绝版之地，成为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标志性节点之一。
3、理念先进的修复建设
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的修复建设旨在将人文、艺术和商业完美结合，创意角度新颖，阐释全新生活文化内涵。清名桥古街区一期工程以“时尚创意”贯穿始终，形成了集传统与现代为一体的时尚休闲街区。二期工程引进具有人文艺术氛围的商业功能业态，更突出“现代化文化创意”内涵。整体来看，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在明清建筑群体基础上改造复建，融入现代元素、功能，让整个古老建筑群的内涵鲜活、丰富起来。
另外，清名桥古街区引用了最新的环保装修理念，街区内绝大多数店铺均采用“地源热泵”技术，利用古运河流域的天然河域优势，不给环境造成压力，冬暖夏凉，既节能环保，又避免了悬挂空调外机对古建筑群的破坏。
经过我们的调查分析，对于以创意文化产业理念对清名桥古街区进行修复建设，有将近74%的市民游客表示满意（见图1.1）。说明游客对于修复后的清名桥有所期待，证明了清名桥街区修复的初步成功。
4、经济实惠的免费政策
清名桥古街区免费对市民和广大游客开放。在全国各地景区不同程度涨价的背景下，这无疑成为无锡清名桥古街区一大优势。据我们调研和走访显示，有超过1/3的群众认为古街免费开放是一项较大优势。
（二）劣势分析
1、缺少代表无锡特色文化的商铺
经过走访发现，修复后的二期工程商铺中与无锡传统文化相关的店铺较少，问卷调查的分析也表明，有将近65.6%的群众和游客认为清名桥古街区的创意文化修复理念缺乏无锡特色，无法展现无锡地方文化精髓。我们认为，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古街区引入的创意文化商铺中缺少一些能够代表无锡特色文化的商铺。商业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中，如何体现无锡文化的精髓，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缺乏宣传力度
经调查发现，将近47.6%的受访者是经过熟人介绍才知道清名桥古街区的，21.1%的人是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得知清名桥古街区的，15.3%从网络媒体中认识到清名桥古街区（见图1.5）。同时，大部分群众和游客并不了解清名桥古街区的历史文化精髓和修复意义所在，只把它当成简单的旅游街道甚至是休闲娱乐场所。以上数据和现象足以说明清名桥古街区对外的宣传的力度还有待加强。
3、缺乏便民设施及人性化服务
据我们实地调研发现，清名桥古街区公共座椅较为缺乏，相关的街区服务设施数量不够，不能及时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人性化服务。
（三）机会分析
1、政府的高度重视
无锡市和南长区两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清名桥古运河及沿河区域的保护规划工作，本着“规划定功能、策划定项目”的思路，自1992年开始，历经16年六轮规划论证，最后形成了较为前瞻、科学、完备的系统规划[1]，全力把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成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集世界文化遗产、旅游休闲度假、文博艺术体验于一体的运河活态博物馆、国家5A级旅游区和国际旅游目的地，使之成为无锡旅游最具江南文化特色、最显运河古韵风情的精品景区。
2、省市的旅游发展规划
根据《无锡市“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无锡市将重点开发文化旅游、休闲度假旅游两大精品系列。在文化旅游开发上将重点打造具有独特江南水乡特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
第9篇：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范文
关键词:周村大街古商城 ;历史文化保护;旅游发展
Abstract: With the the Zhoucun Avenue ancient Mal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his paper presents: Ancient Street Mall Zhoucun continuation of its unique environment and outlook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ourism industry, while maintaining itstheir vitality. Only built on the ancient commercial city complete historic look to save and uniqu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on the basi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wn resources to develop and utilize the the Zhoucun Avenue ancient Mall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will really embark on the pa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commendations and conclusions.Key words: Zhoucun Avenue ancient Mal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tourism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前言
以周村大街、丝市街、银子市街等古商业街区组成的古商业城，是江北保存最完善的明清商业古街。周村大街古商城独有的特色使其具有很高的旅游价值，与此同时，古商城只有通过严格、细致地保护与有限度、合理地旅游资源开发，结合自己的特色资源进行旅游开发，深挖人文景观的内涵，提高古商城自身的文化品位，妥善处理好古商城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才可能实现周村大街古商城旅游真正意义上地遵循可持续发展。
周村大街古商城街区基本概况、特色及历史保护
3.1周村大街古商城街区特色
3.1.1、街巷结构
周村大街古商城位于周村城区中部，占地 17 公顷，由大街、丝市街、银子市街、绸市街等古商业街区组成。古商城南有山东讨袁护国军司令部旧址及魁星阁庙宇，北有明教寺、千佛阁、汇龙桥，是周村自然人文的集汇所在。
周村古城始建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为防捻国修建围子墙，但因为周村从未作为政治中心，城市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商业自发性，城中比较明显的路网有东西三条大道与南北一条大道组成，交通便捷，而各种城市功能均布置在大街两侧或环绕中心布置，而不同的功能又充分利用环境、地势、地貌，极富创造力。
3.1.2、建筑特色
大街历史街区基本上保持了传统的建筑尺度，沿各街道的建筑一般为两层，大多为传统商业建筑形式，也有少数的西式建筑和民国时期中西合璧的建筑样式。传统建筑以木结构和砖石结构为主，绝大多数建筑为硬山坡屋顶、青瓦，建筑墙面也以青砖白石为主，木结构建筑木材部分漆暗红色和黑色，整个环境古朴、素雅。
3.1.3、建筑的布局和组合
建筑在功能上主要是前店后厂（仓库）或前店后住的形势，在组合布局上以四合院的形式为主，借鉴北京四合院的特点，又有本地民居的鲜明特点。
3.1.4、文物古迹
千佛阁坐落于周村古商城北首，是周村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宗教古建筑群。1984年被公布为淄博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佛寺古庙始建于唐朝，后历代不断扩建，清中期以后曾多次修茸，现内有千佛阁、关帝祠、三义殿、罗汉堂、弥勒殿、观音殿等6座大殿，千佛阁是主体建筑。阁内墙壁上的无数神龛中塑有一座座形态各异的佛像，因数目众多，故称“千佛阁”。
魁星阁坐落于周村古商城南首，是一座保留有清代建筑风格的寺庙建筑，也是周村现存最完整的寺庙古建筑之一，一九九七年被公布为淄博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魁星阁由碧霞元君殿、魁星阁、观音殿三座不同宗教文化的大殿组成，佛、道、儒三教共处一地。主体建筑魁星阁，魁星阁系三层高阁，被古建筑专家审定为省内最佳砖雕工艺品。
3.2周村大街古商城保护内容
3.2.1历史街巷
历史街巷：核心保护区范围为大街、丝市街、银子市街、绸市街。核心保护区内的历史街道、巷道应保持原有的空间尺度，严禁拓宽或缩小，商业街巷立面应当保持历史样式。
3.2.2 文物建筑及一切反映古商城特色的历史建筑的保护
历史建筑的保护是古商城保护中最基本的内容，保护文物建筑的同时，也要重视传统民居及一切能反映古商城特色的历史建筑的保护。周村大街古商城现存明清建筑多以木结构和砖石结构为主，讲究布局匀称、均衡、高度 2 层左右。现存民国时期建筑多为砖木结构，工艺精细，雕梁画栋，并有许多与日常生活、文化风俗紧密相关特色构件和特色空间。这些保存完整的能较好反映古商城风貌的历史建筑应该予以重点保护。
3.3周村大街古商城历史文化保护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政府及相关单位的重视，周村大街古商城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古商城内许多因年限长久或中遭到破坏未能及时采取措施的古建已逐步修缮完好，对街区内有极少七、八十年代兴建的与街区环境不谐调的建筑进行了严格控制。但仍存在街区内部分院落景观环境差、自建简易楼和搭建房屋等现象。
周村大街古商城旅游发展
4.1古商城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随着现代旅游规模日益扩大，旅游现象变得复杂并充满矛盾，旅游业的开发能否完全促进作为旅游接待地的历史文化的保护与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事实上，社会性的旅游活动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剥去旅游的经济外壳，其活动的性质要更接近于社会学的性质，也就是说，旅游活动的基本内涵是地地道道的文化性，它的出现源于基本需求满足之后人们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主要是精神需求）。既然旅游成为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生活体验的重要途径和现代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有着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和丰富内涵的古商城又代表了人们的一种依赖和追求，那么，开发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使其成为一种可供持续利用的旅游资源，便迎合了现代人的生活品位和精神需求，并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内容。这样一来，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精神、心理需求；另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又有助于提高历史城市的知名度，促进城市内部和地区之间信息、文化、经济的交流，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居民素质，从而最终为历史文化的保护和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氛围。
因此，保护历史城市与发展旅游业有着事实和逻辑上的天然一致性。
4.2 周村大街古商城开发的基本原则和开发重点
古商城旅游区以历史人文古迹和传统建筑及独特的街区景观吸引着众多游客来此游览，日益兴盛的旅游业，使古商城同样面对着旅游业的大规模发展和古城保护之间矛盾关系凸现的问题。通过严格、细致地保护与有限度、合理地开发，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准则成为周村大街古商城开发的基本原则。遵循“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一致”的方针，实施“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经营”的战略，将周村经济带上一个更高更完善的平台。
实施有效“整合”，在严格细致保护的基础上，对现有院落进行整治，并对重点院落进行规划保护。新规划院落应在用地功能布局及院落结构上保留大街古商城的特色。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充分利用古商城的优势，将现有景点及新增加景点合理搭配，打造品牌特色。
结语
对于周村大街古商城历史文化保护的讨论暂时告一段落。通过对古商城的历史文化保护特色的分析和解构中，我们得出周村大街古商城应从历史街巷特色保护、文物建筑及一切反映古商城特色的历史建筑的保护等方面来进行有机地保护。
随着周村大街古商城的发展，旅游开发同古商城的保护之间的矛盾关系成为了当前旅游开发中重点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在古商城保护和旅游发展中，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挖掘古商城的文化内涵，延续周村大街特有的人文特色，因此，只有建立在古商城完整历史风貌保存和历史文化资源传承的基础上，周村大街古商城的旅游资源价值才可能得到长久地保持，才可能真正走上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古城保护和旅游发展问题一直都是学科中讨论的热点问题，其涉及学科领域之广和知识层面之深都是笔者需要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对本文的探讨与研究也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探讨，也只是管中窥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