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市发展的认识精选(九篇)

第1篇：对城市发展的认识范文

对象越复杂，人们越需要清晰的认识原则和研究方法。把现实世界知识化，把复杂对象概念化，以符号和概念的方式将对象世界进行“解码”，是人们应对复杂对象世界、特别是复杂现代性的一种需要和策略。随着城市化的拓展，人类日益栖居于城市之中，复杂现代性日益表现为复杂城市性。建构城市哲学，寻找能够反映和把握复杂城市社会的概念系统、话语系统，日益成为人们在城市社会语境下的一种理论诉求。努力把握城市问题、城市发展、城市社会的遗传密码，对城市与城市发展进行DNA基因测序，形成能够反映城市本质与城市变迁规律的一般城市化理论，帮助人们形成应对城市问题、建构城市生活的一般方法、原则和态度，是城市理论与城市哲学研究的总体方向。但反思目前的城市研究、理论研究，不同学科和取向的研究者对城市与城市问题往往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认识，不仅没有形成获得普遍共识的一般城市方法、城市态度，甚至还没有找到为大家所基本认可的能够反映城市问题、城市本质的核心概念、概念群。如何寻找、建构、形成能够反映城市问题、揭示城市本质的核心概念、概念群，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具有一般性的城市理论、城市理论体系，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不同的学者往往用不同的范畴来定位城市。列斐伏尔用空间生产、政治性、日常性、城市权利等概念定位城市、城市化。他认为，在实然与问题意义上，作为空间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的城市与城市化具有政治性，城市往往成为少数精英占有与再生产权力的工具与场域;而在应然与理想意义上，城市是人们进行日常生活的空间与场域，城市发展应该尊重与保障广大的日常生活主体的全面城市权利。所谓城市权利，也就是所有的社会主体都“不被排斥于城市中心和城市运行之外”。

哈维则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资本来揭示当代城市的本质。在哈维看来，当代城市的深层本质是资本性，当代城市与城市化是资本维护自身生产、增值的高领域、新工具，当代城市问题的深层本质也就是资本的问题，城市问题不过是资本问题的一种新形式。芒福德则用文化这个范畴来揭示城市的本质，认为城市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容器。“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这大约就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了。”凯文•林奇则立足城市的主体，对城市本质进行揭示，认为活力、感觉、控制、效率、公正等是把握城市本质的重要概念。应该说，针对具体研究目标，在不同语境下，不同的学者用不同的范畴来揭示、定位城市，对把握城市本质，建构作为一般城市理论的城市哲学都具有重要意义。但问题在于，目前的城市理论与城市研究，由于仍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还没有对其自身的方法论策略进行十分自觉、系统的反思。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研究的深层化。笔者认为，城市理论、城市研究的深化，离不开对自身方法论的反思与确认。城市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论问题是如何处理对象与概念、社会史与概念史的关系，如何从感性的城市现象出发，生成、建构反映城市本质的概念与概念群。马克思《资本论》的认识论策略，概念形成的原则和方法，对确认城市哲学建构的基本方法论，具有示范意义。面对巨大的商品堆积、复杂的资本世界，马克思运用商品—货币—资本，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生产资本—流通资本—消费资本等一系列相关的概念、概念群，对资本社会进行了解码。

正是通过这些紧密相关的概念与概念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知识化、概念化，使资本社会从抽象的感性存在，成为具体的理论存在，实现了资本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飞跃。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理论飞跃，马克思究竟以什么原则和方法为支撑，实现了对作为感性存在的资本社会的符号化、概念化、理论化。笔者认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从抽象到一般，是马克思对资本社会进行理论研究的根本方法，也是《资本论》的根本方法论策略。“抽象”也就是感性的具体，“一般”也就是理论的具体，抽象之所以抽象是因为它只反映了对象的某一个侧重、某一个特点。具体之所以具体，是因为它由不同的抽象组成，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了对象多个特点、多个侧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就是从感性出发，尽可能把握研究对象的所有特点、根本特点，并形成反映对象本质的概念与理论的过程。“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发展的场合”。这种方法在本质上也就是一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也就是从历史出发建构逻辑，并对历史进行逻辑与本质把握的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资本论》所运用的这种处理对象与概念关系的方法论策略，对城市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感性的城市生活出发，是建构城市哲学的根本基础。在任何一个时代与时期，都会形成反映这个时期与时代的概念与理论。

而社会生活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样，从真实的感性生活出发，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和概念出发，就成为形成能够反映已经变化了的对象与生活的概念与理论的重要基础。城市化是一个正在进行的综合变迁过程，建构城市哲学尤其需要注重从现实、感性的城市生活出发。其二，直面与解答城市问题，是建构城市哲学的重要任务。从问题出发，从资本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出发，是马克思《资本论》能够形成其独特概念群的重要方法。对城市哲学而言，真实地面对、切入城市问题，是建构与深化城市哲学研究的重要起点与动力。其三，回归城市历史，正确处理城市逻辑与城市发展史的关系，是深化城市哲学研究的重要路径。面对日益复杂而严重的城市问题，诸多学科的学者已经建构起不同向度与形态的城市知识。梳理、鉴别这些城市知识的合理性、价值与意义，是城市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面对日益丰富甚至互相对立的城市知识，尤其需要回到城市发展史本身。比如，雅各布斯提出了一种“首先是城市的观点”，认为，城市在公元前8500年就产生，城市的诞生早于农业文明，正是在城市的推动下，农业等生产方式才得以生产。那么，究竟是农业文明先于城市文明，还是城市先于农业?显然，在概念史这个层面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反思社会实践史，可以发现，雅各布斯在建构起城市观与文明观的时候，没有看到或者说忽视了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雅各布斯所设想的城市，其运行需要有运输工业、存储工具以及文字。但考古资料显示，在公元前8500年，轮子运输工具、制陶技术以及文字都还没有出现。这个例子说明，只有回到历史本身，从城市发展史出发，才能解决城市知识层面存在的诸多分歧，才能建构起真正合理的城市理论、城市哲学理论。

二、时间与空间:《资本论》的历史观策略与城市哲学

城市哲学的兴起和当代社会发展、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密切相关。20世纪中后叶以来，伴随现代性的复杂化，在福柯、列斐伏尔、哈维、索亚等学者的推动下，当代社会理论发生了重要的空间转向。空间转向可以从社会实在与社会知识两个层面来认识。从社会实在看，所谓空间转向，是指现代社会的人文环境、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与文化等的存在形态日益多样，人们日益遭遇同时性存在的文明与文化等的多样性、差异性问题。从社会知识看，所谓空间转向，是指人们日益关注社会生活的当下性，日益关注同时性存在的多样、差异的文明与文化，甚至把空间作为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本体性范畴，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空间本体论”等观念和方法。笔者认为，时间与空间、历史性与空间性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当代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问题的一面。这种转向反映了当代现代性的重要新特征，也反映了人们对传统一元性、强制性历史观的反思。时间与空间、历史性与空间性，是世界与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状态，也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范畴。如果只侧重于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比如空间性、共时性，可能有利于解释某些阶段性、局部性的现象，但并不能根本性地解释和说明研究对象的深层本质与变迁趋势。在历史观这个问题上，目前的城市哲学研究也遭遇了空间与时间问题。

一是如何认识城市问题与城市发展的空间性。在当代语境下，空间性也就是同时并存意义上的多样性。对城市而言，这种多样性、空间性表现在利益、文化、建筑形态、资源条件等方面。那么，这些复杂的关系有无一个相对统一的交汇点，是否存在把握复杂多样性的相对统一的切入点、关节点?这实质上涉及对城市本质与城市秩序的理解，如果城市只是各种要素的杂多性聚集，那么，城市可能也就没有本质与秩序可言。一是如何理解城市问题与城市发展的时间性，如何在历史、现实、未来的统一中，认识城市问题与城市性。面对城市化的复杂结果，有的研究者以一种停滞、乡愁甚至倒退式的思路看待城市化，认为城市发展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破坏了传统的美好生活;有的研究者以一种激进、技术的思路看待城市化，认为人类可以以技术为支撑无限制地向前推进城市化。那么，对城市研究而言，在方法论上，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时间性与空间性?马克思《资本论》对时间与空间关系问题的处理，对历史性与空间性关系的处理，对厘清当代社会理论的历史观问题，对从方法论层面自觉确认城市哲学的历史观基础具有重要启发。

应该说，马克思深刻地遭遇了其所处时代的空间性问题:资本形态与资本问题的多样性并存。比如:多样堆积的商品，多样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利润、利息、地租、工资、价格等多样形式存在的价值与剩余价值。可以说，促使马克思进行理论思考的正是这些复杂的空间性问题。如何把这些空间并存的资本问题揭示清楚，正是《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目标。《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两个层面揭示了资本空间化、多样性的深层本质。其一，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空间化、多样性的资本进行社会定位。在马克思看来，再复杂的价值关系、资本关系，最终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具体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不管资本是以利润、利息、地租、工资，还是以其他形式存在，不管资本再生产自己的具体形式与链条多么复杂，最后都是一种社会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其二，对已经深刻空间化、多样化的资本进行历史透视，通过揭示资本自身生成的历史逻辑，呈现其逻辑一贯的深层本质。

《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生成经历了物的交换、一般等价物的产生、货币的产生、资本的产生，再到资本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等过程，而贯穿这个过程的核心与红线，正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度追求。在马克思对空间化、多样性的资本进行社会与历史本质揭示的背后，是马克思独特的历史观策略、方法论策略。其一，马克思强调从已经充分展开、复杂化的现实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从后思考”，把握其变迁的总体逻辑、总体趋势。“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也就是说，研究对象的复杂化固然是一个问题，但也为人们研究认识对象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条件。其二，马克思注重从历史、现实、未来相统一的视角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变迁逻辑、未来趋势。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以资本形式存在的社会关系，具有阶段性、暂时性，既不是历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存在。也就是说，人类可以立足社会实践，把握社会规律，创造新的生活。

《资本论》的历史观策略、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空间性与历史性的辩证处理，为我们理解城市的本质、建构城市哲学具有重要启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如何理解不断空间化、多样化的城市。虽然城市是一个日益复杂的现象，其重要特征就是多样文明要素的空间化并存，但在深层本质上，城市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创造物。社会关系是把握城市本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线索。把握了社会关系的变迁、结构与趋势，也就把握了复杂城市现象的深层特点。城市问题不管多么复杂，其深层本质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意义关系的合理化，也就没有合理可持续的城市秩序。社会关系是把握城市本质、解决城市问题的根本切入点。其二，关于如何理解城市发展的时间性、历史性。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社会是工业社会之后的一种普遍社会状态，与意识形态无关。

雅各布斯认为人类社会一直都是城市社会，索亚也赞同这种“首先是城市”的观点。这种城市观其实否认了城市的历史性、时间性，否定了城市发展的可能。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方法论视域中，城市是人类生产力、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应该区别社会性与城市性，区别以同质文明为基础的小群落式的空间聚集与以多样异质文明聚集为基础的空间聚集。前者是村落，后者是城镇或城市。而城镇与城市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并仍将继续。只有从时间性与空间性相统一的角度，才能深层次地把握城市的具体、历史本质。其三，关于城市哲学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自觉。《资本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在进行社会与理论研究时，要有自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意识。城市发展与城市问题具有全局性，对人类社会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面对时间效应与空间效应相统一的城市化，建构城市哲学尤其需要具有自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意识。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现实问题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从后反思”，把握其历史本质与历史趋势的方法，对深化城市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世俗与神圣:《资本论》的主体论策略与城市哲学

客观地反映、研究社会生活，是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但追求客观性，不等于没有价值立场。从知识归属看，价值立场问题是理论与知识的主体性归属问题，即一种社会理论为谁代言的问题;从社会实在看，价值立场问题其实深刻涉及历史本身的主体性问题，即谁是历史与社会的主体这个问题。在当代复杂现代性、“碎化”现代性语境下，历史被分化为不同的具体领域，历史的主体性问题被具体地分化为不同社会领域的主体性问题，比如，谁是经济领域的主体、政治领域的主体、文化领域的主体等。对城市发展而言，追问谁是城市与城市发展的主体，也就是对历史主体的一种具体追问。城市的主体问题又具体化为“城市权”的归属问题，包括城市权力与城市权利的主体归属问题，即谁在城市与城市发展中拥有城市权力、享有城市权利。正如韦伯等所揭示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专业化分工。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专业化，使人们只能在某个领域内获得发展、获得范围与内容有限的权力与权利。但这种有限的权力与权利，在现实中的配置却往往并不平等。不同领域的权力与权利往往被少数政治与技术精英所占有。对“城市权”而言也是如此，城市发展与运行的权力，城市发展的成果及相应权利，往往被少数的政治与技术精英所占有，这些精英在城市发展中日益享有神圣的主体地位，而广大的民众作为世俗主体，往往只能成为不受自身左右的城市发展结果的接受者甚至城市发展工具，而不能作为城市发展与运行的主体。精英与世俗的关系，是历史与城市主体性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虽然芝加哥学派对城市发展的社会问题、社会冲突进行过研究，以社会学的方法触及了城市主体性问题;虽然福柯、哈维、索亚等对城市权力、城市权利、城市公正等问题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探索，以政治学、地理学的方式涉及了城市主体性问题，但反思已有的城市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者们往往相对忽视从主体性及其历史变迁角度进行城市研究，没有对城市主体的神圣与世俗等结构性问题进行专门的历史与逻辑探索，尤其缺乏对城市主体性问题研究方法的深层反思、理论自觉。《资本论》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主体的历史反思、对世俗主体地位的历史与价值确认，对推动城市哲学主体性研究、价值原则研究的自觉化具有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所面对的现代性是一个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的社会。权力与资本所有者占有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财富，产业工人则挣扎在生存线上，甚至走向绝对贫困。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剩余价值论为视域，对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进行了深刻揭示。他认为，生产劳动是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生产劳动的核心主体是工人、普通的劳动者。但在资本现代性的制度语境下，作为财富主体创造者的普通劳动者，作为历史真正主体的世俗主体，不仅没有获得应该的权力和权利，反而成为资本无限增值自身的工具。《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整体运行逻辑与运行过程，揭示了资本家在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方法、策略。反思《资本论》，可以发现，在科学客观逻辑的背后，有一条非常鲜明的主体价值逻辑，就是确认世俗主体、普通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可以说，对谁是历史的主体这个问题的追问是《资本论》的真正主题。当然，《资本论》的价值不在于简单地指认这个事实，而在于通过详细地研究资本主义诞生、发展、运行的历史与逻辑，具体证明了剩余价值的存在，具体证明了世俗主体的历史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在方法论上，马克思是通过深入的历史研究来进行主体性研究、历史主体确认的。让历史过程本身确认历史的主体，用事实本身来揭露事实，是马克思进行主体性研究、主体性确认的根本方法论策略。正是通过这种具体的历史与机理研究，马克思把对苦难者、世俗主体的同情转化或者说升华为对其历史主体地位的理论确认、价值确认。《资本论》的这种主体性研究进路对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特别是城市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城市哲学研究离不开对城市主体的自觉反思与确认，当下的城市哲学研究尤其需要拓展从微观、具体出发的主体问题研究思路。城市主体性是历史主体性这个问题在城市发展领域的具体化。对历史主体这个问题进行哲学高度、宏观尺度的反思与反省，对把握城市主体性问题具有基础意义。但对城市主体性问题的真正深入把握，尤其需要结合具体、微观领域的城市权力、城市权利问题进行。城市是一个由诸多具体领域、环节构成的复杂机体，没有诸多构成环节与领域的合理化，没有诸多微观领域城市权力与城市权利的合理化，也就没有对整体意义上的城市主体性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从微观出发，从城市存在与发展的具体构成出发，具体确认世俗主体的“城市权”，是深化城市主体性研究、推进城市研究走出主体性迷失的一个基础路径。其二，对城市本身进行历史研究，用城市发展史本身的内在逻辑确认城市主体，是厘清城市主体性问题的根本基础。目前的城市史研究往往以城市空间、城市地理、城市形态、城市建筑等为线索进行，而没有以城市主体性问题为线索展开城市发展史研究，更没有对城市主体与城市发展史关系进行深层把握的城市史研究。这导致了城市研究、城市哲学研究的浮躁化与浅层化。城市哲学研究的深层化，离不开对城市权利史、城市权力史的进程反思与逻辑把握，也离不开对生产方式变迁史、社会关系变迁史及城市主体变迁史的具体研究，也离不开对主体性、城市性、社会性、现代性等问题的逻辑与历史把握。城市发展史研究的深化，将“自然”呈现世俗主体在城市发展中的历史主体与价值主体地位。其三，直面城市主体性问题的当代特征，具体探索符合时代条件的解决城市主体性问题的制度路径。当代城市现代性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现代性，有延续性也有差异性。一方面，资本现代性是城市现代性的重要特点，马克思对资本关系、阶级关系等的批判性把握，对分析当代城市及其主体性问题仍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当下现代性、城市现代性呈现出诸多新的特征，后福利社会、消费社会、知识社会、虚拟经济与社会等的推进，使城市现代性语境下的社会关系、阶级与阶层关系等表现出高复杂性。这就需要城市与城市哲学研究者不断跟踪、把握当代现代性的新变化、新特征，对城市主体性的变迁趋势进行动态性的研究，探索面向未来的调整城市主体关系、实现世俗主体历史主体性的可行制度、可行策略。

四、智慧与知识:《资本论》的知识论策略与城市哲学

任何一个对象，包括客观性的世界和主观性的理论，都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对理论而言，对象性存在有两层含义。一是任何理论都最终同实在对象、感性对象有关，都是对世界与实在的一种直接或间接反映，不和真实、感性、外在对象相关联的理论往往是抽象的;二是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单独存在，都以知识群、理论群的方式存在，只有在同其他理论和知识的共存与对话中，一种理论才能得以生成、发展。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理论在其发展中都需要同时性地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同外在对象的关系问题，二是同其他理论和知识的关系问题。城市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城市问题的突现，是城市理论、城市知识产生的根本动因，正是在感性的城市问题的推进下，城市理论、城市哲学才得以产生，离开了对现实生活、城市问题的关注，所谓的城市理论、城市哲学将没有意义;另一方面，城市理论、城市哲学需要以知识群和理论群的形式存在，任何一种城市研究都不可能以单独或独占的形式存在，正是在同多样形态、范式的城市理论、城市知识的共存、对话与碰撞中，城市研究才得以繁荣、不断发展。这样，对城市哲学而言，如何处理好同已有的多样、多学科城市理论的关系，能否形成与其他城市理论的良性互动关系，推进城市知识群、理论群的良性发展，就成为城市哲学研究能否深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的城市理论群、城市知识群，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不同向度的城市知识、城市理论正在蓬勃兴起、方兴未艾，不同专业学科的研究者们建构起不同样态的城市理论，比如城市规划与建筑学、城市政治学、城市社会学、城市人类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学等。二是这些不同向度与范式的城市知识、城市理论仍处于相对离散的状态，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各异。虽然有了一些跨学科的对话，但城市知识仍主要分属于不同的专业学科，往往缺少真正的深层对话，尤其缺少不同城市理论之间的多元对话，甚至没有进行多元对话的机制和平台。三是城市问题本身的复合性、复杂性，客观上要求不同学科城市知识、知识理论的跨界对话，这种对话将为城市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新的可能。城市哲学正是这种对话趋势的一种产物，城市哲学的推进将为不同学科城市理论、城市知识的深层对话提供一种新的可能、一种新的基础甚至一种新的机制。这样，如何探索、确认同多样的城市知识、城市理论进行多元对话的原则和机制，就成为城市哲学建构与发展中需要自觉反思的一个方法论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知识论策略，其处理知识与理论对话问题的原则与方法，对城市哲学处理知识对话、理论对话问题具有重要启发。反思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可以发现，同已有的相关研究、相关知识、相关理论进行深层和系统的对话，不仅是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推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的一个重要机制。正是在同不同思想的对话与碰撞中，马克思自身的理论不断形成、不断完善、不断成熟。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与其同时代的诸多思想、理论进行了对话，对其同时代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重要著作进行了系统反思，并在这种反思与对话中形成、证明了自己的知识论立场、原则与方法。

《资本论》的思想与理论对话，体现出三个特点。其一，是一种有深度和明确目标的对话，一种有强烈问题意识的批判性对话。马克思梳理已有的国民经济学等研究，其目的不是为了撰写教科书式的理论概览，不是为了梳理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而是为了在对话中揭示、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揭示已有的国民经济学等研究在剩余价值这个问题理解上的可能价值与主要问题。也就是说，《资本论》中的理论对话，是紧紧围绕探索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运行规律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对话，而不是无目的的漫游式对话。其二，是一种有广度、直面问题本身、没有学科边界的哲学性对话。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诸多流派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反思了李嘉图、斯密等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论》也就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思想史、政治学思想批评史。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的反思与批评，始终保持着哲学的高度与深度，始终没有游离于对现代性、资本现代性深层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这样，《资本论》又同时是一部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著作。哲学性是《资本论》的重要特点，也是《资本论》能够走进当代的重要原因。其三，是一种有智慧的对话，是以探索具体规律、可行的实践策略为目标的对话。揭示资本的剩余价值本质，揭示资本主义的生成、发展、灭亡的规律，是马克思同不同范式经济学思想进行对话的重要目的，而这种目的又服从于更为高远的目标:具体探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建构新世界的可行策略、实践智慧。也就是说，在《资本论》的大尺度思想对话中，始终有一个明确的实践目标，就是为解决资本问题，为建构更合理的新世界、新社会进行原则、路径等探索。这样，马克思《资本论》就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思想批评史著作，不仅是一部经济哲学与政治哲学著作，更是一部以实践智慧为导向的实践哲学著作。智慧性是《资本论》的根本价值所在，是《资本论》具有跨时空意义的根本原因。对城市哲学而言，在知识建构这个层面，《资本论》的独特知识论策略可以给我们诸多启发。其一，多学科对话是深化城市理论与城市哲学研究的必要路径。一方面，建构城市哲学是不同形态城市理论深层对话的一个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城市哲学的自觉建构，也将为城市理论的多学科对话提供一个更具一般的对话基础与对话平台。

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哲学也就是城市批评史研究，其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内容是对不同范式的城市知识、知识理论进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反思、梳理、把握。思想只有在激荡中才能深化。离开了同已有城市规则、城市建筑、城市经济、城市地理、城市政治、城市文化等城市知识、城市理论的对话，城市哲学研究将失去思想资源，也将失去走进现实的知识路径。其二，把握城市本质、呈现城市发展的历史与趋势，是城市哲学研究进行跨界与多学科对话的重要目标，而与不同向度的城市研究、城市知识的跨界性对话，是保持城市哲学活力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不断建构、验证城市哲学知识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路径。但城市哲学不能止步于此。城市哲学、城市批评史的重要基础是城市发展史，只有不断地回归城市发展史本身，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研究才会具有真正的基础。其三，在知识对话中，城市哲学建构尤其需要具有现实意识、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实践意识。“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第2篇：对城市发展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少数民族；民族意识；异化；分化

Abstract：Intheprocessofurbanization，nationalconsciousnessofminoritynationalitiesisworthpayingcloseattention，whichmakesacrucialimpactonnationalrelationsandnationalcontacts.Withthedevelopmentofurbanization，theexternalenvironmentchanged，whichleadstothetrendofdifferentiationandalienationofnationalconsciousness.

Keywords：urbanization，minoritynationalities，nationalconsciousness，alienation，differentiation

一、少数民族的城市化与民族意识研究的城市化视角

城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集中表现，城市化是社会变迁与发展的直接动力和必然途径[1]。少数民族的城市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地区的城市化，二是民族人口的城市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民族地区和民族人口卷入城市化进程之中。城市化过程本身就是城市多民族化、文化多元化的过程。由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城市各民族群众经济交往活动日益增多，产生摩擦和矛盾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多，城市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必然是需要长期重视并着力解决的问题[2]。在这种形势下，以城市化的视角来探讨民族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民族关系、族际交往、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变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都成为研究焦点。

民族意识是综合反映和认识民族生存、交往和发展及其特点的一种社会意识[3]。在城市化的新形势之下探讨民族意识问题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首先，城市化是我国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将多民族人口的生产生活纳入到一个共同的有限时空之中。一方面，民族交往、民族融合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城市生活人口密集、关系复杂、文化多元的特点又使得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都面临众多的考验和变数。民族意识是民族交往的产物，城市化对民族交往的巨大影响必然在民族意识上得到展现。其次，城市化的实质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转变的过程。城市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上，还体现在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和观念上。民族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必然对城市化过程中民族交往的现状做出相应的反映。再次，民族意识一旦形成就将对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的建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城市化使得民族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关注这一新形势下民族意识的发展与变化对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维护国家和平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基于民族意识研究的城市化视角，本文拟探讨以下问题：城市化背景下民族意识的发生条件有何改变?城市化进程中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呈现何种局面?城市化背景下民族意识可能出现哪些新的问题与倾向?

二、城市化改变了民族意识发生的外部环境

民族意识是人们在族际交往中形成的关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的观念。民族意识的产生不是单个民族孤立的存在所能进行的，它是“民族内部条件和民族关系外部条件相结合的产物”[4]。民族意识的走势是同民族及民族关系的趋向相伴随的。也就是说，民族意识不仅来源于民族内部的自我认同，其形成与发展还离不开外部的社会定义[5]。外部环境影响着民族意识的走向，民族意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外部环境烙印。从现实情况来看，城市化的进程从多个方面改变了民族意识发生的外部环境，从而必然对民族意识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民族人口增多，民族成份复杂，文化多元

随着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迅速增加。根据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城镇少数民族人口达2458万人，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23.09%。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渐突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安、南京、青岛的少数民族成份均在50个以上，武汉、杭州、济南、广州等城市少数民族成份也在40个以上[6]。而民族人口增长、民族成份复杂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城市空间内文化的多元。复杂而多元的城市生活使得各民族在文化传统和生产生活模式上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碰撞，各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得到调整与适应。语言、宗教、饮食、习俗、观念、节日等方面的彼此差异，使得非我族类的思想更加明晰，族群分界和认同意识更加明显。而城市生活中交流合作的因素也使得各民族在若干方面的趋同，也存在导致民族意识的弱化的因素。

(二)民族交往深化，融合深入

城市化使得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具有前所未有的一致性与关联性，族际交流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得到迅速提升。城市化的生产生活方式让不同民族成员得以相互了解、彼此合作，个体感情和民族情谊随着交往深化不断加深，在共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建构起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随着民族交往的深入，民族融合也得到进一步深化。不同民族成员杂居于同一社区之中、对其他民族宗教活动与传统习俗的尊重、参与庆祝其他民族传统节日、民族语言之间的借用现象以及民族通婚的日益增多都是城市民族融合进一步深化的表现。

(三)民族交往中竞争成分增加，民族分层初步显现

城市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生产生活模式，其主要特征就是竞争性与开放性。不同民族在共同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既存在合作与交流，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与分化。相对于前城市化时代而言，民族交往中竞争的领域开始呈现出从经济到政治及文化全方位深化的局面。不同民族不仅在经济生产或商业上展开直接竞争，在政治领域如本民族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人数和比例等方面也是各族民众广泛关心的问题。

族际竞争不仅体现为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竞争，也体现在各个民族整体之间的竞争之上。竞争的结果就是民族分层和民族分化的出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各个不同民族人口在就业、教育、职业、城市化比率、从业产业、收入等方面都存在分化现象。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族际竞争与民族分层呈现进一步加剧局面。

(四)城市少数民族的散杂居化

居住模式对民族意识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民族聚居能够使本民族文化、宗教、语言等得到很好的保存，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但民族聚居使族际交往相对减少，可能导致民族分界意识淡薄，民族意识处于模糊状态。民族杂居则正好与此相反，杂居可能引起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感的弱化，也可能因为族际交往和族际区分而增强民族意识。对于具体民族而言，居住模式对民族意识的影响方向由该民族自身文化特性决定。

从目前形势来看，城市少数民族在居住模式上主要呈现出散杂居的趋势。尽管有学者认为城市少数民族“聚族而居，聚族而业”[7]，但这种聚居仅发生在部分有独特和生活习俗的民族之中，同时这种聚居也是属于大杂居的模式下的小聚居，并没有改变城市少数民族散杂居的总体面貌。散杂居对民族意识和民族关系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这种居住模式既可能因增进彼此了解与合作而促进民族团结融合，也可能因强化民族差异与民族利益而引起民族纠纷和矛盾。如何通过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来排除这种不确定性是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城市化使得民族意识表现形式呈现分化局面

有关城市化对民族意识的影响，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城市化、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等因素使得民族意识得到普遍增强。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城市少数民族民族意识出现弱化趋势[8]。研究结论上的差异体现了学者们在民族意识表现形式上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化使得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呈现分化断裂局面。

民族意识的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它表现为对本民族存在和发展道德义务和责任感的复杂感情。诸如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自强、民族自豪、民族优越、民族自卑等等心理感情，都是构成民族意识的重要成分[9]。民族成员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群体性意识，又在此基础上通过族际交往而形成群体共同利益感，这就是民族意识形成的过程。因此民族意识必然包含三个部分内容：文化意识、群体意识、利益意识，这三个部分构成了民族意识的整体框架。因此，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不仅反映民族生存和发展条件以及与他民族交往的环境与条件，也应该反映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特征和特点、历史及传统的认识[10]。前者反映的内容是群体意识和利益意识，后者反映的内容则是文化意识。

从群体意识和利益意识的角度来看，城市化使得民族意识进一步明确和强化。民族意识一般是从民族属性(民族成份的更改恢复、民族认同和分界)、民族交往(民族交往联系中平等地位和权利的强调，对民族侮辱歧视现象的反对等)、民族发展(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自主发展、均等发展机遇和协同发展的要求等)三个方面认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11]。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同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趋强化，在民族交流合作得到深化的同时，相关民族的利益冲突也在不断地形成。在这种背景之下，民族自我归属意识发生作用，使民族个体趋向于民族整体的内聚；民族认同意识促成民族整体的形成；民族分界意识将相关民族界定为不同利益的集团；民族平等意识唤起同等地位与利益追求；民族自尊意识进一步使其民族的地位与利益追求强烈化；民族自我发展意识提升民族本位意识；民族自主自立发展意识进一步强化民族本位意识；消解民族协同发展意识[12]。在城市化的背景之下，民族差异被彰显与放大，民族竞争得以强化，民族利益感日趋明晰。学者们普遍基于这种现实认定城市化促使民族意识增强。

文化意识也是民族意识的重要构成部分。吴治清认为民族意识具体内容表现为六点，即族籍意识、族源意识、民族语言文字意识、民族地域、环境意识、民族文化意识、民族生存发展意识[13]。其他学者如张学礼、刘宝明等在总结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时均对属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范畴的语言文字、服饰、宗教、传统节日、居住饮食习惯及禁忌等有所强调。无论从当前的实证研究的结论来看，还是从理论分析上来看，作为民族意识重要组成部分和形成基础的民族文化传统意识在大部分族群中都呈现衰落的趋势。

民族意识的分化不仅体现在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上，而且体现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上。在城市化过程中，具有民族、人口较多、具有独立语言文字和独特生活习俗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易于得到保存和强化，并与城市化的过程相互形塑，形成新的民族意识特征与特点。而人口较少、缺乏独立语言文化宗教等传统文化因素作为支撑的民族意识容易在城市化的熔炉中弱化和消失。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必将出现人口较少民族、长期受周边强势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弱化和消亡，从而导致民族特性的消失。例如杜玉亭认为基诺族民族意识正在快速消亡[14]，韦东超通过调查研究也发现广西百色城市地区壮族居民民族意识弱化趋势明显[15]。

四、城市化进程中民族意识的异化

城市化对民族意识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民族意识强度与方向的改变上，也体现在民族意识构成与特点的变化上。

(一)民族意识中文化虚无化

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在观念形态上的集中反映[16]。一个人民族意识产生的最原始的基础的无疑是我群之于他群的区别，而此意识的强烈程度则主要相关于、思维方式和历史文化传统等[17]。英国社会学家史密斯认为：族群是一种文化的集合体，……(族群)并凭借文化方面的一个或几个差别(如宗教、习俗、语言或组织)来相互区别[18]。文化所具备的这种相互区分的功能正是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分界意识的来源。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宗教和仪式、共同的节日和风俗、共同的服饰和礼仪都成为建构民族认同的基础，而在这些文化要素上的异同则成为区分“我族”与“非我族类”的重要标准。民族成员在文化的基础上产生民族认同，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产生民族区分，再在民族区分的基础上产生民族利益感。从这些角度上来说，民族意识产生与发展的基础是民族文化。

而从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意识发展趋势来看，作为民族意识形成基础和重要构成部分的民族文化意识呈现逐步弱化的态势。民族意识中文化虚无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竞争与融合的大氛围之下，城市化进程中各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容易出现马太效应，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主流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得到强化，而大部分少数民族则可能出现文化加速消亡的局面。二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一些特质，如语言、文字、宗教、节日和服饰等，都已经很少能得到展现的舞台，也就无法承担起原本承担的民族认同或民族分界功能。在城市生活中，民族认同和民族分界的标准不再是文化，而是作为民族识别结果的民族身份划分。功能的丧失也是导致民族意识中文化虚无的重要因素。

民族意识中文化虚无将会导致民族凝聚力的下降，也会导致民族意识对本民族发展的推动力和协调力的丧失，从而对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同时，缺乏民族文化基础的民族意识还容易向狭隘和偏激方向发展。

(二)民族意识中情感性与工具性的疏离

民族差别与民族利益是民族意识形成的双重基石，因此民族意识兼具情感性和工具性的双重特性。一方面，民族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是对民族存在的反映。它是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基于共同文化、共同际遇、共同心理特征的产物，因而具有强烈的情感性和排他性。其表现形式为民族自豪感、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另一方面，推动民族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归根到底是民族的共同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19]。“民族意识本质上是关切、维护自己民族的民族权益或民族利益的”[20]。对自身民族生存、交往、发展的地位、待遇和权利、利益的享有和保护是民族意识工具性的体现。这两部分共同构成民族意识的整体内容。

随着城市化进程中文化的多元碰撞，市场经济背景下利益考量的增加，个体利益和民族整体利益的逐步分离，以及随着民族意识中文化成分的虚无，民族意识中工具性和实用性的因素和考虑逐步增加。相对于民族意识的情感性作用，如族内交往、情感支持、彼此认同而言，作为民族意识或民族身分背后维系的利益因素却日益为民族成员所重视。民族意识工具化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从作用机制来看，民族意识在发挥动员、组织、协调作用时对民族情感和认同方面的强调在减少，而群体利益因素在整个过程中能够发挥更为强大和直接的感召力。即民族情感所起作用下降，利益因素所起作用上升。第二，城市化背景之下个体利益与本民族整体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个体民族意识的激起往往需要强烈的外部刺激，同时这种刺激指向了个体利益所在。个体只有意识到自己利益受损的时候才能积极投身入整体民族利益的维护。第三，部分民族成员为个体利益或小群体利益，如在城市拆迁、商业竞争、私人恩怨这些问题上，利用自己的民族身份，通过民族意识动员引发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在城市化进程中利用民族身份谋取利益、利用民族冲突为个人寻求好处的案例都有存在。这样一种借助民族意识的方式来挑拨民族关系、影响民族交往的行为和趋势是值得警惕的。

(三)民族意识的两极分化

从现实情况来看，城市化进程中民族意识的两极分化主要有两重意思：一是就民族意识构成自身而言，民族意识中文化意识因素日渐衰亡，而利益意识因素则日趋强烈。二是就民族意识主体而言，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部分少数民族民族意识日益高涨的情况之下，部分少数民族民族意识日渐衰退。本部分主要就第二种意义上的两极分化进行讨论。

多元的文化环境、主流文化的外在迫力、各民族全方位的竞争与融合，面对城市化进程中诸如此类的外部环境，各民族都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来适应形势的发展。然而复杂多元的外部环境容易使得民族意识脱离“适度”的区间，呈现向两个极端发展的局面。一方面，部分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甚至出现“把民族意识要凌驾于国家意识之上，把民族群体的利益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的思想意识。这种狭隘偏激的民族意识的结果就是导致民族自利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盛行，导致民族冲突、民族矛盾的易发，影响我国和谐民族关系和稳定发展的大局。另一方面，与民族意识过度强烈相对应的是民族意识的过度弱化。部分少数民族，尤其是长期与兄弟民族关系良好、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差异不大、自身民族意识较为淡薄、缺乏“民族自觉”的少数民族呈现出迅速融入整体社会，民族意识淡化甚至是消亡的局面。民族意识是民族存在的主要标志之一，民族意识的消亡将导致“族将不族”。民族意识的两极分化与我国“多元共存、和谐发展”的民族理念是不相符合的，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研究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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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对城市发展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过程哲学；低碳生态城市；有机体；生成过程；善治；大成智慧思想；发展方式；哲学

中图分类号：F291.1；B56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6-0077-05

在人类发展面临各种严重的生态问题和城市问题的背景下，生态城市与低碳城市相继被提出。虽然，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二者进行了大量研究，许多城市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对生态城市和低碳城市概念和内涵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1] [2]。在这种状态下，仇保兴博士又于2009年提出“低碳生态城市”概念[3]，学术界对此更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定义和理解。对于生态城市、低碳城市和低碳生态城市的理论研究依然处于初步阶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低碳生态城市已为我国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提供了明确的思路，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趋势[4-6]。尽管探索是积极的，但世界上还并未有一个生态城市、低碳城市或低碳生态城市建成。

“生成”显然需要一个过程。当前进行低碳生态城市研究和建设的各个城市正处在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过程”中，它们还不能算是低碳生态城市。称之为“低碳生态化城市”以反映它们正处在这个过程之中是科学合理的。低碳生态城市“如何生成”的问题将直接关系到低碳生态城市能否建成。因此，笔者基于过程研究或过程哲学研究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问题，期望能够对有关城市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起到积极的帮助和引导作用。

一、过程研究或过程哲学是研究复杂社会系统的新角度新方法

过程研究或过程哲学的代表人物为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其过程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过程与实在》一书中。他在一系列新范畴的基础上，构建了其过程哲学体系[7]。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可以表述为：整个宇宙是由各种实际存在物的相互连接、相互包涵、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有机系统。自然、社会和思维乃至整个宇宙都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机体，处于永恒的创造和进化过程之中。构成宇宙的基本单位是由性质和关系所形成的“有机体”。有机体的根本特征是活动，活动表现为过程，过程则是构成有机体的各元素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持续的创造过程，它表明一个机体可以转化为另一个机体，因而整个宇宙表现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活动过程[8]。

随着人类对于过去发展方式的反思，过程哲学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王治河博士指出的，过程哲学是一座有待发掘的思想宝库，它具有综合性、强调过程、强调互依互动性、高度推崇创新、与中国文化有亲缘性这五点理论优势[9]。并且过程哲学与东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发展观具有更高度的契合关系，成为当代研究复杂社会系统的一种新的角度和方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管理决策者的高度重视。

二、基于过程哲学本体论的低碳生态城市系统的生成分析

过程哲学的本体论认为，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过程哲学思想所具有的新意就在于它特别强调正在发生着的动态的共生活动[10]。过程有两个方面，即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宏观过程是从已获得的现实性向获得之中的现实性的转化；而微观过程是各种条件的变化；这些条件是纯粹的实在的，已经进入确定的现实之中。宏观过程造成了从“现实的”到“纯粹实在的”转化，微观过程造成了从实在的到现实的增长。宏观过程是直接生效的，微观过程是目的论的[7]（P391）。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即“转化过程”和“生成过程”。

“过程”与“机体”密不可分，过程哲学又称为“机体哲学”。各种实际存在物都是机体。“过程”是“机体”的过程，即“没有实际存在物，就没有任何原因”[7]（P32），“现实世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各种实际存在物的生成。因此，各种实际存在物都是创造物”[7]（P38）。而且，“在机体哲学中，实际存在物被假定为是复合的”，“宇宙的每一项，包含所有其他实际存在物，都是任何一个实际存在物的构成之中的组成要素”[7]（p269）。或者说，实际存在物是“共在”的，即“各种存在物都是通过这些方法而‘共在’于任何一种实际场合之中”，并且“共生”预设了“创造性”“多”“一”“同一性”和“多样性”等概念[7]（P36）。

机体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它的生成过程，即微观过程。怀特海认为，实际存在物是如何生成的构成了这个实际存在物是什么，它的“存在”是由它的“生成”所构成的。这就是“过程原理”[7]（P40）。生成过程，亦是合生过程。过程哲学家提出，每一种活的存在不仅是通过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化学刺激而形成的，而且是通过内在感受到的、获得与当前状况相关的满足生存的目标――过程哲学家称之为主观目的――而形成的。这些主观目的并不完全趋向于生存，而且趋向于经验中的和谐与强度，趋向于美[11]。这就是说，生成过程中必然受到实际存在物的主观目标的影响，这涉及到过程哲学的认识论和发展观。

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低碳生态城市作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众多学者从系统的角度对城市系统及其复杂性进行了大量研究。马世骏、王如松（1984）指出城市是一类典型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12]。在此基础上，各学者对城市系统的研究不断深入，周干峙院士（2002）指出，城市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具有一切复杂巨系统的特点，符合系统科学基本规律[13]。宋刚、唐蔷（2007）指出，现代城市是一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应以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指导城市管理工作[14]。屠梅曾、赵旭（1997）、黄光宇、陈勇（1997）、文宗川、崔鑫（2009）各位学者对生态城市的复杂巨系统进行了研究[15-17]。而付允、刘怡君等（2010）、倪外、曾刚（2010）、毛超、李世蓉等（2011）各位学者对低碳城市的复杂巨系统进行了研究[18-20]。低碳生态城市作为一个涉及自然、经济、社会三个维度的更复杂的巨系统，可以理解为：将低碳目标与生态理念相融合，实现“人―城市―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复合人居系统，是生态城市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全球温室效应危机下）的特定表现形式[21]。

从过程哲学的角度，作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城市，低碳生态城市就是一个实际存在物、机体，而其各个子系统亦是各种实际存在物、机体，共生于城市、低碳生态城市之中。并且城市、低碳生态城市的形态表现为多样性。城市这个机体又是过程。从转变过程来看，它是不断从一个低级的城市形态转变为一个高级的城市形态的转变过程。而从生成过程来看，每一个城市形态又是自身的生成过程。低碳生态城市本身亦是一个生成过程，它的生成亦是它的死亡，城市的发展不会停滞，又会向着更高级别的形态转变。低碳生态城市取决于它的生成，有什么样的生成就有什么样的存在。一个城市当前的状况就决定于当前状况的生成――过去怎么做的就决定它现在是怎么样的。我国现阶段低碳生态城市建设存在的不合理状况和问题就是过去的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过程所造成的。过去的生成决定了实际存在物的现在，而现在的生成决定了实际存在物的未来。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取决当前的状况，也取决于主观目的。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必须以城市当前的状况为基础，当前各个城市存在的生态恶化状况是低碳生态城市生成的客观基础，而我国正在推行的园林城市、山水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等城市发展形态所取的成就同样也是低碳生态城市生成的客观基础。

作为自然―经济―社会复合人工系统的低碳生态城市，它的生成必然是各个子系统的共在与合生。而且这个人工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生成就是低碳生态城市中的“人”（体现为低碳生态城市生成的参与者）这个实际存在物或机体不断对其他实际存在物或机体进行摄入、连结、整合、创造的合生过程。这正是城市建设和发展中一直强调的政府、企业、市民共同参与，共同协作，整合作为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的人工系统，生成低碳生态城市这个复杂巨系统。这需要在对低碳生态城市本质的认识和低碳生态城市现状的基础上，对应低碳生态城市的目标，对各个子系统进行整合、组织、协调、创新。这就是对城市发展的管理，而且是对生成过程的管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参与者如何相互作用、如何共同参与、如何共同协作。更进一步，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参与者的相互作用，共同参与和协作，生成低碳生态城市的过程是什么，如何对这个过程进行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提高生成的效率，即如何对这个过程进行有效管理。这就需要把过程哲学思想转化为过程理性，自觉树立过程意识，形成过程化的行为方式，把握过程行动的细节和实现过程管理的操作化。正如郭强（2007）所指出的，把握过程从细节开始，必须把握过程的结构。而在行动中加强过程管理既要实现理性结构化，从而有助于行动过程管理；又要了解行动过程模式，把握过程的点、节、段、链、环及其相互间的关联，同时了解过程变化的若干程式[22]。当然，有效管理亦是低碳生态城市主观目的和追求目标。

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对低碳生态城市及其各个子系统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低碳生态城市现状、低碳生态城市生成的目标、低碳生态城市生成的过程管理等。正是认识到低碳生态城市生成的关键问题，郝文升、赵国杰、黄浩明（2012）将低碳生态城市生成的目标具体化为自然环境生态化、经济发展低碳化、社会生活幸福化。在此目标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也最终获得幸福，这正与“善治”理念追求的目标一致[23]。并且在上述目标下的低碳生态城市生成的参与者的相互作用，共同协作的过程正符合“善治”理论的过程要求。于是，郝文升、赵国杰、黄浩明（2012）将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过程拓展为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参与者通过“善治”过程来生成低碳生态城市的过程，并且进行了该过程的分析和设计，从而从管理的角度探讨了如何生成低碳生态城市[24]。

三、基于过程哲学认识论的低碳生态城市系统的生成分析

怀特海反对传统认识论中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二元区分，认为认识主体自身也是认识活动的产物[7]（译者序P15）。对于认识的客体，怀特海也不同意传统西方哲学认识论的观点，把认识客体视为外在于认识活动和认识者的自在对象。怀特海认为，任何东西只要在主体身上能够唤起某种特定的活动，他就构成认识的客体。也就是说，客体也是在认识的过程中生成的，是与主体现实地发生关系的客观对象，或者说是主体的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8]。就主客体的关系来说，怀特海认为，每一种实在的经验场合都是一个主体，场合的主体性随场合的存在而存在。实际存在物从主观性上永远消失，在客观性上却是不朽的。消失中的现实性得到了客观性，同时却失去了其主观的直接性。如此看来，认识过程现实地发生之前，根本无所谓主体和客体之分。主体和客体是在实际存在物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步生成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生成的过程[8]。

为了突破传统认识论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这样的二元划分，怀特海使用了“摄入”的概念。“摄入”概念构成了过程哲学认识论的核心范畴。摄入，被定义为具体的关系性事实，又被翻译为领悟、把握、摄受[7]（P37）。《过程与实在》中的第十、十一、十二和十三种说明性范畴分别对实际存在物是由各种摄入所组成的合生、摄入的三个成分、摄入的两个种类和主观形式进行了说明[7]（P40）。需要强调的是，摄入并非人类所特有，而是以不同方式为原子及其他一切存在物所共有[7]（译者序P20）。怀特海认为，实际存在物的本质在于它是摄入性的事物[7]（P17）。并且认为，执行摄入功能者即主体是摄入活动的产物，即“感受者是从自己的感觉活动中出现的统一体”[7]。由此表明他的一个重要观点：认识的主体自身也是认识活动过程的产物。

既然认识的主体自身也是认识活动过程的产物，那么，对实际存在物有什么样的认识，就会有什么样的实际存在物。或者说，过去对实际存在物的认识决定了实际存在物的现在，而当前对实际存在物的认识就会决定实际存在物的未来。实际存在物是“机体”和“过程”。对实际存在物的认识必须进行整体性的综合认识。对实际存在物的认识除了正确把握实际存在物自身的发展规律，还涉及到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带来的主观目的的相应调整。当前世界所面临的种种生态问题和重大问题需要树立整体的认识观念，综合各学科知识进行综合性认识。专业化的认识方法及其带来的各学科的相对封闭性和与其他学科的缺乏共通性，并不适用于这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和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树立整体的联系的观念，不能再采用传统意义上学科分门别类的专业方法来处理。这就必须要打破学科间的专业壁垒而强调它们的整体关联。可以预见21世纪有更多学科由于合作解决人类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而日益被整合在一起。这种学科之间的整合趋势需要有跨学科发展观念，并强化把各门学科综合起来的哲学思维[25]。

过程哲学的整体认识论思想正契合于钱学森院士的大成智慧思想。大成智慧思想是指导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科学方法论。其大成思想中的大成智慧学是指导人们如何尽快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学问。为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钱学森又提出了大成智慧工程，即“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其实质是把各方面的有关专家的知识及才能、各种类型的信息及数据与计算机的软、硬件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系统。在大成智慧工程的基础上，钱学森针对如何完成思维科学的任务――“提高人的思维能力”这个问题，进一步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26]。钱学森的大成智慧思想与“善治”是相互契合的。他认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当前不但是研究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唯一可行的方法，而且还可以用来整理千千万万零散的群众意见，人民代表的建议、议案，政协委员的意见、提案和专家的见解，以至个别领导的判断，真正做到“集腋成裘”，科学地、完美地实现党提出的民主集中原则[27]。

城市在钱学森论及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文章中多次被提及，而钱学森的大成思想作为城市领域的相关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更被高度重视。比如，周干峙院士指出的“城市系统具有系统运行的非定常性规律”[13]。宋刚、唐蔷提出的“以综合集成法为指导推动信息技术引领的城市管理创新”[14]，等等。低碳生态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机体或者说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其目前的状况就是过去对它的认识的结果，而未来的状况则取决于当前对它的认识。因此，当前只有树立正确的认识论和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论，才能对其未来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对低碳生态城市的认识必须树立整体的观点，以钱学森的大成智慧思想为指导，集成各学科专家和群众的智慧，才能发现规律，指导行动。虽然，对于低碳生态城市的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坚持运用大成智慧思想，勇于探索，不断地及时把新知识、新规律和原有城市系统整合，及时地根据新的研究成果调整城市发展目标和政策，就有可能有效地实现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

四、基于过程哲学发展观的低碳生态城市系统的生成分析

过程哲学的发展观强调创造性，鼓励创新。创造性是过程哲学的终极性范畴，是新颖性的本原[7]（P36）。过程本身是一个创造性过程，整个宇宙是一种面向新颖的创造性进展的存在[7]（P407）。过程哲学的价值观追求和谐，追求真善美，这是宇宙万物的本性。正如怀特海所说，“上帝”是这个世界的诗人，具有慈爱的耐心，并通过他对真、善、美的先见之明来引导世界[7]（P629）。

创造性自身不存在好坏或者善恶，它具体化在每一件发生着的事情之中，创造性体现在我们宇宙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之中。事件是具有内在影响的创造性的一个综合体，它在宇宙的历史中增加了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从而使宇宙创造性地前进到新奇的事物之中[28]。但是，创造性的进展则不同，怀特海认为创造性进展是文明的本质，包含着对更高层次的真理和美不断地渴望与获得[29]，它具有目的性。所以，过程哲学强调“历险”，历险主要指的是观念的历险，是某些先进的观念在加速人类文明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对新的完美的追求”[30]（P332）；必须抛弃观念的停滞和保守，确立积极进取的创新观念，世界才有新的可能性和希望。“没有历险，文明就必然衰败”[30]（P360）。

机体的连续性的生成过程就是不断地历险和创新，包含价值目标这个主观目的，它在机体的生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方向的作用。历险和创新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切事物都包含了无数可能性的实现，机体向着完善的演化中不断地充斥着淘汰。机体演化中的每一步变异都是杂乱无章的、随机的、无目的的，但在总体上，机体正在趋向一个完善的“目的”，在向“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方向上前进，机体的演化最终将会显示出明显的目的性和规律性[31]。

低碳生态城市作为最复杂的开放的人工巨系统，它的生成必然依靠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管理等众多领域的创新，而且必须要正确树立“真、善、美”的方向目标。真，即把握各个城市的现状和低碳生态城市的本质；善，即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即低碳生态城市万物共生的幸福美景。在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路径、遭遇各种挫折，但是，只要正确树立“真、善、美”的方向目标，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生态城市终将生成。

五、结论

基于过程哲学对低碳生态城市生成过程的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实际存在物是如何生成的就决定了这个实际存在物是什么；对实际存在物有什么样的认识，就会有什么样的实际存在物。所以，在实际存在物如何生成的问题上，实际存在物的过去，对于实际存在物本质的认知，实际存在物生成的主观目的和实际存在物的生成创新过程共同决定了实际存在物的生成，即实际存在物自身。因此，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必须立足于各城市的现状，运用钱学森大成智慧思想探索低碳生态城市复杂巨系统的本质，树立追求幸福的整体目标下的自然生态化、经济低碳化、社会和谐化目标，依靠各个城市建设的参与主体群策群力，进行“善治”方式的创新生成过程。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过程也必将是一个概念生成、目标生成、规划生成、政策生成、城市生成，再继续概念生成、目标生成、规划生成、政策生成、城市生成……的连续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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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对城市发展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城市建设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

前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城市的园林绿化，只有做好城市的园林绿化才能打造生态的城市，促进城市的发展，进而促进城市经济的进步，因此，城市园林绿化在城市建设中地位获得了显著的提高。

1.城市环境现状

从目前我国的众多大中小城市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城市近年来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城市园林绿化效果良好，但是哦那个整体来看，我国的城市发展中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大气、水体的污染，人口增多带来的环境压力，城市建设脚步的加快还带来课城市噪音或者热岛现象等，这都对人们的生活环境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阻碍了城市发展的进程。

2.城市园林绿化的作用 2.1 调节剂

绿色植物的吸收二氧化碳能力较强，可以释放出大量的氧气，为平衡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氧气的均衡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城市人口的骤增，所需氧气的含量也在逐渐的提高，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在增多，只有达到气体比例的平衡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而绿色植物是最好的调节剂。

2.2 净化剂

绿色植物同时还具有净化空气，吸烟滞尘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交通压力在提高，排放了大量的尾气，造成城市环境的负担，而通过专家的测试，发现，城市园林露出啊具有超强的空气净化能力，是大自然的净化剂。

2.3 消音器

城市交通负荷的增加，导致城市中噪声的增加，通过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植物的枝条与叶径具有吸收声波的能力，可以降低噪音，是大自然最好的消音器。

2.4 缓和剂

城市园林还可以缓和城市温度的骤增或者骤减，降低由于城市突变而引发的一些不适，是最好的天然温度缓和剂。

2.5 美化剂

我们所最熟悉的莫过于城市园林的绿化功能，美化城市的作用，其利用花草树木的生态作用，建造具有较高观赏价值，形成统一的布局，改善城市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感觉，其是最便宜，最直接的美化剂。

3.城市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要求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城市建设的意识，很多人对城市环境不够热爱，造成城市形象的破坏，我们不能仅仅追求眼前的利益，还要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理念。自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成为全球公认的城市发展不变的原则，因此，城市园林绿化也要根据这一发展原则进行城市的建设，在城市的规划、建设，园林的设计阶段都充分的运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作为指导。

4.城市园林绿化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园林绿化发展迅速，从我国的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来看，城市园林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出现了发展不均衡，大型城市与中小城市发展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部分城市中甚至出现了城市园林建设与城市总体规模不相符的现象；部分城市的绿化结构单一，没有体现生物的多样性；倾向性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发展不均衡；侵占土地，滥砍滥伐现象严重；管理水平无法实现现代建设发展的需求，这些不足都严重的阻碍了我国城市建设脚步的发展。

5.城市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措施

5.1 提高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只有充分认识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其不足，我国的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基础差，人们对其认识不足，这些都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改革，我们可以利用现代化的宣传工具进行宣传教育，提高人们的绿化环保意识，增强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并且宣传相关的城市园林绿化的规范，提高人们对环保的认识，促进城市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

5.2 转变对城市规划理念的认识

这是城市园林建设的基础，是城市园林发展的重要方向。我们应该从传统的城市绿化方式中走出来，建立新的城市规划理念，从观念上建立城市绿化的重要性，根据城市自身的发展水平，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根据人们对城市的要求，建立城市园林绿化的目标，实事求是，以科学的方法作为指引，以现代的管理理念为基础，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打造独具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城市。

5.3 遵守生态学原则

只有按照生态学的发展理念，才能建造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城市。从生态学角度来讲，城市园林绿化就是充分发挥绿色植物对环境指数的影响作用，来改善城市建设的环境，实现人与环境，人员社会的和谐共存，这就要求在城市建设中要注意到：城市园林建设是与环境成一体的整体功能，也就是说起具有公共性；但是其不是狭隘的，其几乎涵盖了城市建设的一切领域，其突破了传统城市规划的小范围，打造了一个相对没有界限的城市规划区域，使园林绿化建设成为人类环境工程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体系；同时其还具有互相协调的功能与多层次性，实现了城市园林绿化的生态性。

5.4 依法治绿是基础

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是各项政策发展与执行的保障，城市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亦不例外，必须加强立法的建设，并且严格执行，在法律保障的环境下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总之，城市园林绿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必须站在这一总体目标的基础上，来不断地完善城市建设，不断地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随着低碳环保概念的风靡，城市园林绿化成为未来城市建设的核心，成为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关键，也是世界城市建造的必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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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海峰. 浅谈城市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问题[J]. 农家之友(理论版), 2008, (08) .

第5篇：对城市发展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创新型城市；内涵；回顾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3.0064.01

1创新型城市内涵的国外研究回顾

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学术界关于对创新型城市内涵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角度不断创新，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在新的环境下城市、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革新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通过对国外关于创新型城市相关文献的搜集、检阅和分析，近年来西方国家和一些先进的国际性组织对创新型城市内涵的研究较多，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是创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实现经济新的发展的过程。创新包括艺术、教育和服务行业等广泛领域。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认为，创新是指给予资源新的、再造的创造力。

世界银行曾发表一份关于“东亚创新型城市”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型城市就是城市的经济、文化、科研、研发、体育运动具有创造能力，具有综合素质较高的师资队伍、交通电信基础设施功能完善、较高的服务理念、较高质量的居住环境等等。这是目前比较全面的创新型城市概念。

James 认为创新型城市是有城市的创新重视力度决定的，是由欧盟经济与社会研究组织关于国际间不同城市的综合竞争力项目发起研究的结论。认为创新型城市就是创新来源与国际开放程度、企业空间聚集和定位能力、城市创造力的进程与形态、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化力度的4个方面，这4个创新力量的不同要素，不同的组合构建了城市的创新导向和创新机制。

OECD认为创新是由不同参与者、不同的参与机构共同联动创新，这些综合因素共同构建出的创新体系就是国家的创新机制。这些创新机制正在革新变为国际化的创新。从创新的本质角度看，他认为创新体系是由于科技创新的发展而促进政府、学术界各个方面的相互交流，在整个创新体系中各因素之间的互动作用直接影响着城市综合创新能力。

Cooke认为创新型城市主要是指创新主体要素，通常包括高校、科研机构、大中型企业、地方政府、各类中介组织等在地里位置上一个相互分工而构成飞区域性组织系统，该系统支持并产生创新驱动力，推动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

2创新型城市内涵的国内研究回顾

近年来，国家对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的重视力度不断增强，认识到创新对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国内对于创新型城市内涵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的，尤其是在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城市如何提高综合创新能力，对创新型城市内涵的研究已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比较热点问题。

金吾伦等认为创新型城市主要是从本质上提高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最主要的是实现了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综合创新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其创新源泉来源于城市的不断地创造力、驱动力和机制创新能力，从而实现了城市的更大发展。

杨冬梅、赵黎明等认为创新型城市内涵就是指城市是由科技创新演变而成，是知识经济和产业经济演变而成的，主要依靠新环境和经济条件下，创新能力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的一种城市发展进程。创新型城市通常表现的特征是：城市的资源实现有效配置，各方面的发展不断自我调节实现均衡发展，城市的群体效应不断形成，城市实现可持续成长和发展。

尹继佐认为创新城市内涵是指创新意识是城市综合创新能力提高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能够将创新思想转化为具体行动，并加以实施的过程，在该过程中通过不断宣传、传播城市的创新进程。这种创新思维意识是一种系统的、全方位的、全员的、综合的创新。

杜辉认为创新型城市是指城市创新包含政治体制、组织结构、融资渠道、技术研发、市场开放等多方位的创新是一个体系的创新，是城市实现实质性转变的重要措施。在整个创新的过程中主要是依靠科技的创新、自主创新、文化的创新为基础来主导城市的整体创新。

3总结

目前，就国外来说已经进入知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阶段，呈现出很多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创新为特征的创新型城市，对创新型城市内涵的有了更深的一个层次的研究，研究的内容已经被大大扩展而且国外对创新型城市内涵的研究部分学者侧重于广义的研究，部分学者侧重于对创新型城市软竞争实力的研究。就国内来说关于创新型城市的内涵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和明确的界定，可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将城市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作为创新型城市内涵的应有属性。总之，国内外关于创新型城市内涵的研究还处于一个比较初始的阶段，没有很成熟的理论经验，没有形成系统的、统一的理论体系，对创新型城市内涵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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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对城市发展的认识范文

城市化是21世纪世界发展的三大趋势(另外两大趋势为信息化和全球化)之一。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中期加速发展阶段，我国城镇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城市化的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城市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现象。预计在未来15—20年内，伴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城镇人口和城镇数量将增加一倍，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以上。目前城市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很多地区把它作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发展战略。国家在“十五”计划《城镇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中，提出了积极稳妥、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地推进城市化。然而，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部分地方对城市化存在模糊，甚至是错误认识，在推进城市化的实践中也存在不当做法。这些城市化误区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势必将严重影响我国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澄清对城市化的错误认识，并使城市化真正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手段。

误区之一：对城市化概念认识简单化

城市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了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步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相适应，出现了乡村人口的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的比重稳步上升，居民点的物质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状转化或强化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

然而，有些地方把城市化仅仅看成是农民迁入城市，城镇人口增加，城市规模扩大，这无疑是把城市化看得太过于简单了。一方面，就宏观社会经济而言，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地域规模的扩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社会经济活动方式根本的变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由以农业活动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向以非农经济活动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转变，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区域空间景观也由农村占主体演变成以城市占主体；另一方面，对城市化主体——农民而言，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更是一个艰难而又审慎的抉择，决不像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过程本身那么简单。农民从农村迁入城市这个过程从总体上来说是农民从农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过程，它包含着农民经济活动由农业活动向非农产业活动的转变，生活方式由农村单一性向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转变，以及文化活动方式、思维方式、各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再社会化等等。在迁移决策中，迁入城市前涉及承包土地、农村原有住宅等问题；迁移到城市后，又涉及就业、住房，以及与户口身份有密切联系的各种城镇福利保障等问题。可见，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复杂变迁的过程。城市化内涵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各部门必须统筹安排，相互协调，周密布置，以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协调发展。

误区之二：对城市化动力机制认识片面化

对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理解，可简化为二元理论模式，即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前者指国家(主要由中央政府)有计划投资建设新城或扩建旧城以实现乡村一城市转型；后者以乡村集体或个人为投资主体，通过乡村工业化实现乡村城市化。从动力主体来看，可以把城市化动力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动力来自于市场，另一种动力来自于政府，前者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后者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保障，二者相互补充而又不可替代。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是在政府单元动力推动下，“自上而下”进行的，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府。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的动力呈现多元化，市场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对于当前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来自于政府，城市化必须要靠政府去推动，市场机制不能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甚至认为市场推动下发展的城市化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因而是有害的。基于这种认识，有些地方过多地沿用计划经济的方法，甚至动用行政命令来推进城市化。比如，在一些地方的农村，为了提高城市化水平，当地政府不准农民翻建住宅，新住宅必须建在城镇上。这种依靠政府部门的“推力”，用行政命令强行推进城市化的方法，不仅不符合城市化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还极大地伤害了农民利益和感情，严重影响了农民迁往城镇的愿望，最终必将损害我国的城市化的健康发展；相反，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城镇化就是市场化，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市场，城市化完全靠市场去推动，并认为经济发展了，城市化水平自然就提高了，不需要人为地去推进城市化，城市化发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政府介入往往容易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使经济要素流通受阻，延缓城镇化进程。因此，主张应采取自由市场化机制，让市场自由地推动城市化。很显然，这种政府对推进城镇化一概弃之不管、放任自流的观点，必然会导致城市化无序发展，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涌进城市、生产要素组合紊乱、脏乱差城市病并发等各种问题的产生，这方面的例子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早已屡见不鲜。

虽然说上述两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即承认政府或市场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但它们都片面地理解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只承认一种动力的作用，而忽视或否定另外一种动力的作用，因而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必须摈弃。在市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干预是十分必要的，但必须是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有效干预。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中期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过程中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更需要政府部门的参与和引导。

误区之三：混淆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对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预期过高

城市化的基本动力是工业化。人口和其它生产要素在城市的积聚可以产生经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反过来又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因，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果，城市化对经济的反作用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目前，有些地方颠倒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思想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误区，即认为一个地区城市人口增多了，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就会刺激需求，拉动内需，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甚至用城市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多少个百分点来说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性。这种观点颠倒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过分地夸大了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城市化的本质是伴随着工业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一方面，只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提高了，二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城市才会吸引非农人口和二三产业的增加和积聚，进而发挥城市规模效应，促进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的发展。决不能不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用行政手段积聚城市人口尤其是小城镇人口，提高城市化水平，以期促进经济的发展，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另一方面，对于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不能抱有过高的预期。因为城市化对经济的反作用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直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因此不能过高地期望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遇到的大多是经济本身、体制以及制度方面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它们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因此，要理顺城市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以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化，以城市化的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形成经济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机制。当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政府运用相关政策给城市化以积极的引导也是必要的。比如，进行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规划，制定吸引农村拥有一定资本的农产或村办工业到小城镇积聚发展的政策，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所采取的乡镇或镇镇合并以达适度规模的做法等还是比较可取的。

误区之四：对城市化道路认识狭隘化

国家“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应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

但在实践中，不少地方狭隘地理解了国家关于城市化发展的道路，不顾区域条件，误认为发展城市化、优化城镇体系结构就要按照大、中、小齐全的等级结构发展区域城镇体系，其实这是对我国城市化道路的片面理解。城镇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我国的大、中、小城市(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符合城镇体系发展的规律。然而，有的地方不顾区域具体条件，盲目照搬这种城市化道路，严重脱离了当地的实际。镇江市是江苏省较小的一个省辖市，面积为3843平方公里，2000年年底的人口为267万。从区位条件来看，镇江市又处在两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苏锡常都市圈)边缘区，在苏南板块中，中心城市镇江市只是一个二级中心城市，城市积聚能力有限。然而笔者在镇江市调研时却发现，虽然镇江市较小，但镇江市还是按照大、中、小齐全的结构发展城镇体系，各级城镇都预测了未来规划期末城镇人口数，结果出现了镇江市各级城镇规划城镇总人口比届时镇江市总人口还要多的奇怪现象。因此，各地应根据自身情况，如区位、人口、城镇体系特征、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等具体条件确定符合区域实际的城市化道路，不能一概而论。

误区之五：重视城市化量的扩张而忽视城市化质的提高

城市化进程不仅是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数量与比例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城市质量的提高。从城市化的内涵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不仅表现为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还表现在城市的更新、城市空间组织的优化、城市功能的完善等方面。城市化是城市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的统一体，城市现代化是城市化内在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当前，人们往往只注重城市化量的增加，而忽略了城市化质的提高。这表现在盲目追求城镇人口的增加和城镇地域面积的扩大，而不重视城镇的更新改造和城市环境质量的提高等。其结果是导致城镇建设乱铺摊子，城市呈摊大饼状向外扩展，走的是外延型的城市化道路。这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同时还为未来的城市建设带来困难，对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我们不仅要注意城市化量的提高，更要注意城市化质的提升，要以发展集约式城市化，走内涵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实现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统一。这不仅是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我国基本国情的要求。

误区之六：提高城市化水平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

城市化水平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它是一个衡量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最简单、最常用的方法，是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城市化水平的确定为政府制定城镇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参考依据。当前，很多地方都把提高城市化水平作为重要的工作任务，然而有的地方提高城市化水平不是基于城市化本质和我国当前城市化发展面临问题的认识，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启动消费，改变宏观紧缩经济的一种政策措施，希图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来改善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

第7篇：对城市发展的认识范文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工流动的加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出现在更多学者的研究视野中。自2000年下半年开始，在国家积极推进就业、社会保障等多方面配套措施改革的同时，城市流动人口的结构由“单身外出”方式逐渐转变为“举家迁徙”。城市流动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流动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也引发了学者们广泛的关注。但目前有关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研究大多是从显性的角度出发探讨此问题，从农民工子女的个体心理边缘化状态的层面来探讨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以及城市融人和适应等微观层面和隐性角度的专门研究显得不足。目前，此类研究又以现象调查和描述性分析居多，多注重实证，显得理论性研究力度不够，缺乏人文关怀，而且跨学科分析视角更是欠缺。如本文所探讨的农民工子女道德迁移，不仅是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影响农民工子女城市适应和城市社会稳定与整合的重要因素。伦理和道德不只是控制、调节社会成员社会行为的原则和规范，重要的还是个体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需要。农民工子女真正融入城市，除了物质层面的保障――制度的公平、权利市民化、社会结构完善等之外，还应该注重精神层面的融合，特别是个体心理是否符合当下的城市主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基于此，本文从社会伦理学的视角来探讨农民工子女个体心理城市融入，这对于解决城市中这一群体社会失范行为，使其真正融入城市，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农民工子女道德迁移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子女带着对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的追求和渴望，随父母来到城市，却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他们处于事实上的社会边缘化状态。目前，围绕这部分城市边缘群体青少年进行的研究大部分是实证探究，或是从社会学和教育学角度探讨平等、良性结构、权利等问题。从查找的文献看，从心理学角度对这一群体进行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有关道德心理的研究极少，甚至没有。道德心理学是探寻个体道德心理蠕变过程，关注个体心理健康，规范个体行为的一门交叉学科。个体的心理因素不仅对道德的产生和发展起着诱发力和承受力的作用，而且对道德的知与行起着调节作用。农民工子女在随父母流入城市的过程中，由于社会角色的变化和身处两种不同文化的境况中所遭遇的外力，基于道德心理裂变和融合，产生了个体的道德迁移。其道德迁移产生的原因在于：第一，客观上是由于社会流动导致的角色转换。角色转换是个体行为模式更替的社会化过程。它要求社会成员退出原有的角色社会规定，诉求个体角色冲突，超越过去，融入新角色的社会期待模式。著名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具有两个或更多的角色以及与之联系的两种或更多的身份，当来自于这些角色与身份的要求出现对立时，置身于其中的个人就处于了一种角色冲突的状态。一方面，农民工子女在同父母共同居住生活环境影响下，已接受了和习惯了农村传统伦理、习俗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农民工子女又每天所见、所闻、所感大量的来自城市的信息、规范和生活方式。进入开放的现代化城市，经过城市文明的洗礼和现代文明的熏陶，农民工子女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农民工子女个体身上会表现出一种角色上的冲突，心理上的冲突反映到道德层面来，就会引发个体的道德迁移。第二，主观上是由于个体内心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所遭遇的指向相反的评价力。城市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先进的文化，而农村文化则相对落后。城市舆论氛围中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由于各种原因作出的是直指个体内心否定性的评价(例如：不讲文明，不懂礼貌)；而在农村舆论氛围则是相反，对流入城市这一群体却是一种积极、肯定的评价(例如：听话、懂文明、讲卫生)。这两种性质相反的评价力共同作用在城市农民工子女个体心理上，就会引起其心理的冲突、裂变、融合，进而造成事实上的道德迁移。

道德迁移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诠释道德的变化与超越，以及角色转化与道德适应的相互关系。道德迁移，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由于角色地位或身份的变化而产生的善恶观念、价值体系的贯通、融合或升降等的异动情况，是社会流动中的一种新的道德认知方式，是社会成员进入新角色状态后的社会化的内容之一。这一概念比较全面地解释了道德迁移，但又似乎没考虑社会成员个体的心理因素。所以，道德迁移应是指由于社会流动，社会成员源起个体心理变化对其角色转换认同后，产生的道德意识变化、异动的一种道德认知方式。社会流动中，通过社会成员心理上产生一种融合新角色的真切期待，个体获得与新角色相一致的道德观念，从而顺利实现角色转换后的社会化。在矛盾的道德认知情境中，基于心理的积极变化，个体通过调整其道德认知结构，发生道德观念的异动和融合。道德迁移的最终结果：一种是正迁移。就是对个体道德意识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会促进角色转换的顺利进行；另一种是负迁移，就是对个体道德意识的发展具有消极意义，会阻碍角色转换的顺利进行。

二、农民工子女道德负迁移产生的原因及与其行为失范的关联

农民工子女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是属于个体精神层面建构的范畴。在社会流动中，农民工子女所经历的是一个新角色社会化的过程，起初是他们不定的道德认知和道德结构中存储的道德意识，这是一种不稳定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意识。从个体道德建构的整体以及个体道德结构层面来讲，是属于道德的他律阶段的范畴。在道德迁移中，在他律阶段中的农民工子女所认知和存储的道德意识是零碎的、暂时的、易变的。随着角色的转换，由于客观环境的刺激，历经了又一次的社会化过程，理论上来分析是容易达到与城市主流道德观念、价值观的融合和贯通，实现与新角色的行为模式的统一。但是，在社会流动中，为什么这一群体会出现道德迁移的负迁移并进而出现新角色行为的失真?

(一)社会流动过程中道德教育出现的断层

首先，农民工的流动性决定了他们子女的思想道德教育缺乏连贯性，导致出现道德教育的断层。农民工工作、生活地点的不确定性，随之带来的是子女就读的学校也往往不确定，学校、老师难以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有针 对性的、可持续性的道德教育。其次，家庭道德教育功能不强。由于文化水平处于较低层次的原因，农民工很少对其子女作积极的引导、教育；由于为了生存而不断地奔波，农民工很少有时间并且也不善于与子女进行心灵的沟通，使其人格发展得不到有力的支撑，也会出现道德教育的断层。最后，农民工子女的道德意识、道德认知更多的是在传统的农村伦理氛围、习俗以及熟悉的左邻右舍的环境中完成最初的道德教育。随父母流动到城市，他们面对的是陌生的环境和文化的差异。尽管是再教育过程，但事实上是处于城市中的贫困状态，遭遇来自城市同龄群体的某些排斥，幼小的心灵不知所措。迫于心理上遭遇的强大压力，会自觉不自觉地做出排斥城市文化、文明的反映，结果是自我闭合了城市中再道德教育的大门。一旦出现道德教育的断层，就很难形成系统的道德观念系统，一直徘徊在道德认知的最初层次，不利于农民工子女身心的健康成长和养成良好行为模式；一旦出现道德教育的断层，农民子女得不到有力的个体道德发展支撑，其道德意识很容易受到不良道德意识的影响，进而导致道德负迁移现象的发生和一系列的社会失范行为的出现。例如，城市和农村的现实差距导致他们物质欲望增长，刺激着他们的感受和思想意识，于是期望与现实之间出现心理失衡。当不能正确认识和面对现实而心态失衡，自我的道德意识、法律观念约束功能减弱时，他们为实现目标也就可能不择手段，这直接会导致行为失范，甚至做出犯罪行为。

(二)社会道德活动参与度的降低

由于家庭经济的拮据状况，农民工子女在经常看书读报、外出旅游、参加公益活动等方面的比例都要低于城市同龄群体。农民工子女这些客观事实与城市同龄群体相比，他们生活满意度较低，社会参与度不高。构建和谐的个体道德心理结构，除了具备基本的道德认知能力外，而且更要通过社会道德环境中个体的积极道德活动的参与。由于处在城市边缘化的状态，以至于农民工子女较少参与社会道德活动，使得农民工子女心理层面融入不了城市精神文化的氛围。他们较易受到农村亚文化及城市中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对学习不感兴趣，很多人就会沉湎于网吧，专注于游戏、，追求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较易走上犯罪道路。

(三)个体心理存在边缘化状态

吴新慧认为，在流动儿童群体中存在着三种排斥：制度(尤其是户籍制度)的排斥导致流动儿童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学生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其基础教育面临着边缘化的问题；经济的排斥导致流动人口子女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状态，从而形成边缘化的心态；文化的排斥(指的是社区归属感)导致流动儿童边缘化的归属感，产生出更多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以及对城市的敌对态度。心理层面的适应属于精神上的，反映了农民工子女适应城市生活的深度。农民工子女心理层面的适应是对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同化，强调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和归属。在城市群体归属感的构建过程中，农民工子女会遇到诸多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和阻力。其一是农民工子女遇到的来自于城市中同龄群体和居民的障碍。由于外界与自身的原因对城市居民缺乏认同与满意度，他们与城市同龄群体和居民互相交往、共同生活的意愿不强。其二是被动地生活在城市中的亚文化生态环境中。由于同质生活环境的影响，原来的农村生活方式与伦理文化保护了农民工子女的传统意识、道德观念，阻碍了其对城市社会的认同与归属，难以接受、融合、贯通城市积极的道德意识，从而出现道德负迁移。

由于经济上处于贫困、心理上处于边缘，贯通、融合不了城市价值观念，所以农民工子女只是被动地适应城市生活，难以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和同化，阻碍其向城市群体成员的转化。长期处于心理边缘化状态，久而久之，农民工子女就容易产生自卑、意志力薄弱、戒备心理较强等毛病。这些心理异常状态可能导致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越轨行为，不利于社会稳定。

三、消除农民工子女道德负迁移的可行路径

对农民工子女道德负迁移产生原因的认识和分析，目的是防止和消除个体道德负迁移的发生，倡导城市流动过程中的道德正迁移，使其更好地融入城市。

(一)重视城市心理融入中的道德正迁移

农民工子女在与城市群体道德观念互动的过程中，他们习惯的道德认知方式、道德心理结构在新的异质环境中不断地被改变、重构，这体现在其当下行为与惯习行为的矛盾冲突之特征上。同时，他们道德认知的参照也从农村熟知事物和伦理规则转向城市贯式事物和行为主体上，这体现在他们逐渐对城市规则、观念的转换上。事实上，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其个体心理建立起对城市正确的思想认识和理解框架是他们适应城市的前提。

就其融入本质来说，他们适应城市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心理一一惯习行为的变迁过程。一旦他们的惯习适应了城市，这种惯习也就很自然地引导他们适应城市的生活，就能更容易融入城市。因此，心理上的变迁显得尤为重要。道德正迁移就是一种道德意识对另一种道德意识发生积极的作用，使个体道德认知结构产生裂变，达到与积极的道德意识融合、贯通的效果。城市文化相对于农村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而城市文化现代性表现的更为突出。从道德的流变过程来看，城市的伦理文化是代表着向前、向上发展的态势。个体心理如果不顺势发生变化，逆势而行，或者把自己包裹在重重的传统乡土伦理沉淀中，那么很难在心理上认同城市的价值观、道德理念，结果只会是心理排斥，其行为与城市规范格格不入。因此，城市融入首当其冲应重视城市主流，以积极道德观念对其心理牵引，关注对于其心理的文化抚慰。

当然，城市的道德正迁移过程是互动的，不应只重视城市群体的道德价值观念，而是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就其性质来说是积极的道德意识，究其发展方向来看是向前、向上的。比如：农民工子女拥有的一些良好个人品质是朴实、真诚、勤劳、宽容等。农民工子女比较懂事，有良好的自强自立意识，但也有孤僻、自卑的性格倾向和与社会对立的不良情绪，他们需要得到健康、积极、向上的教育和牵引。而城市群体也应吸收、融合这一群体属于人类道德范畴优良的那一部分，这样双方才能共同在良好的道德发展通道中，融合贯通，共同发展。

(二)营造城市心理融入中的和谐环境

新的价值观念、心态、意愿和思维模式等这些内在精神性因素的深刻变化，需要农民工子女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生活来适应。因此，农民工子女道德正迁移的发生、发展，不仅需要一个良好的心理接受态势，而且需要城市有一个融人的和谐环境。

第一，政府要实施制度保障，关心这一群体切实利益，营造良性物质环境。马克思指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的。”农民工处于较低的经济地位，农民工子女的道德意识传承于父母，深受父母的影响。因此，政府要切实改善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关心其利益，关心他们的文化生活，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感到自己是城市的主人，从而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并转化为有素质的市民。

第8篇：对城市发展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博物馆；城市建设；城市文化

文化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部分，我国对文化事业的重视有增无减，文化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文化也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城市建设中必须重视文化的建设，才能促进城市更好地树立城市形象。博物馆作为文化的载体，是城市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承担着城市建设的文化功能，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角色，没有博物馆，城市建设就不完整。

一、博物馆与城市建设

博物馆主要是对文化遗产的展现、陈列和馆藏。现代博物馆不仅有收藏和研究的功能，还有宣传和教育的功能。城市博物馆作为一个文化场所，能够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历史，增长文化知识，从而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曾有人指出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博物馆，那一定是个“贫穷”的城市，不仅是经济的贫穷也是知识的贫穷。现代博物馆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兴起，体现着一个城市的魅力。众所周知，博物馆最基本的作用是收藏，收藏有价值的文物，对文物进行保护，因为文物承载着历史，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对文化的传承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由于文物的历史性和技术性，往往一旦毁坏，很难修复，文物的保护工作需要重视。对文物的研究是博物馆的重要工作，研究文物才能发现文物的历史，揭开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况和社会发展水平，同时研究文物也是对文物的保护，延续文物的生命。博物馆将文物的生命重新唤起，通过陈列展览使人们能够亲眼目睹文物的形象，感受文化的魅力，了解一个国家和城市的历史，了解文化的发展。通过宣传教育，使人们认识更多的文化，认识文物承载的文化信息，体会不同时代的特征，使文物成为活的教科书。

现代的城市建设更注重突出城市的特色，树立城市的品牌形象。城市建设要有长远的目光，同时要大胆创新，显示城市独有的魅力。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文化的支撑，博物馆正是城市文化建设的标志，是城市建设中重要的一部分，两者相辅相成。博物馆正是不同城市不同特色的体现。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氛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博物馆是城市历史的浓缩，想要了解一个城市的过去，可以去一个城市的博物馆看看。博物馆具有真实性和直观性，是城市建筑的标志之一，是城市的宣传名片。

博物馆是城市建设的记忆者，随着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人们越来越重视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在进行城市规划建设时，设计者往往会先挖掘城市的历史风貌，分析不同时期的城市建设，以及城市文化沿袭的脉络，将城市建设与城市文化相结合，保留城市中有价值有历史的东西。城市化不断发展，城市建设不断改变城市的面貌，能够保留和收藏城市文化信息的博物馆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一部分，比如城市历史博物馆。博物馆不仅传递着城市文化的信息，同时具有纪念意义。有的博物馆有偏向性，有的是两种作用的融合。信息性的博物馆为人们提供历史信息和资料，关于城市历史或者关于城市文化，人们可以根据博物馆的信息进行研究判断，以满足某种需要，也可以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了解更多关于历史的知识。有纪念意义的博物馆是历史记忆的收藏者，主要能够让人们能够确信过去的历史，区别现实的事物，使人们能够理解历史，理解现实以及过去的事物，从过去的渊源中联想到现实，沟通真实的历史与美好的明天，以过去为参照，认识到对于现代的意义，能够从认识过去中把握今天，并且探索我们的未来。博物馆的文化记忆，使人们形成文化上的认同感，强化城市身份的认同感。

博物馆使城市文化更加融合，促进城市文化建设。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世界文化更是相互渗透和印象。虽然不同的城市有地域的限制，但是文化的交流始终没有停止，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新生文化的发展，使城市文化出现多样性的特点，不同文化同时存在，相互融合又互相冲突。城市文化建设中保持着文化的开放性，以文化的和谐促进城市的建设。

二、如何充分发挥博物馆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现代博物馆的综合性作用加强，不仅有专业性和纪念性，也承担着展示地方历史与文化，服务大众的任务。博物馆文化需要大力弘扬，才能为城市建设做出更多贡献。第一，要丰富博物馆的陈列内容。博物馆要与时俱进，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可以展览一些时代的内容。根据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城市的基本情况制定不同的主题。举办有时代感有鲜明特色的展览活动，给博物馆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吸引更多的参观者。第二，博物馆有重要的社会作用和服务功能，要充分发挥博物馆的这一特点，扩大博物馆的外延教育。博物馆不仅反映社会同时也服务社会，博物馆要有这样的服务教育意识，发挥自己的优势，使人们学习到更多的文化知识。博物馆对于不同年龄的参观者，可以设置不同的参观形式和解说词，尤其是青少年的教育，要能够吸引他们并且使他们能够从中得到启发和教育。第三，博物馆的研究要更广泛，不仅仅是对某个文物的研究，可以延伸到更广阔的文化领域以及博物馆的管理上。博物馆的学术研究是基础，学术成果可以通过简介、画册等更多的形式宣传，展示博物馆的特点，促进博物馆的对外宣传交流。第四，博物馆和旅游业紧密结合，当前许多博物馆已经成为城市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博物馆是城市历史的浓缩，表现了城市发展的进程。博物馆可以充分利用旅游黄金期，做好陈列展览工作。另外要加强宣传，宣传博物馆的功能和意义，使博物馆走进大众的生活。

总之，博物馆在城市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延续着城市的文脉，促进了城市文化的传承，推动城市的发展。博物馆不仅是历史的记忆者，同时具有社会教育的作用。要充分发挥博物馆的优势，促进城市建设。

参考文献

第9篇：对城市发展的认识范文

1农村经济增长中的资源转移概述

农村经济增长中的资源转移，大多是城市资源向农村的转移，但并不代表农村资源没有相应的利用价值。农村资源向城市转移也能够在带动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农村经济的合理发展。因此，要对农村经济增长中的资源转移保持合理而全面的认识。

1.1农村资源的转移

在农村经济增长中，农村资源转移发挥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劳动力的资源转移。现如今农村的青壮年向往城市的美好生活，进入城市工作。这样的劳动力资源转移，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足，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阻碍[1]。青年劳动力在城市中的工作学习，掌握了全新的工作能力，对以后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帮助。如果他们回到农村，也可以将自身的认知传播给其他人，使人们的整体认识能够有所变化，形成全新的经济管理思想和发展思路，一定程度上为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1.2城市资源的转移

在国内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也生成了许多农村没有的资源，包括文化资源、物力资源和信息资源。而新时期农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转移，也同样涉及到了这些资源的转移。通过对这些资源的合理利用，使农村经济较为稳定有效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资源的进一步延伸。在城市资源向农村转移的过程中，需要正确认识不同农村的发展状态。一部分农村依旧处于最为传统的发展状态，缺乏信息资源的正确引导，因而主要的经济增长方向是引入信息资源和物力资源，使他们能够拥有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经济增长的科学性。一部分农村本身已经拥有自身的发展特色，此时，城市资源向其中的转移，便需要考虑与农村现有经济特色是否冲突，而主要的资源转移可以集中在文化方面的转移，让农村的人们接触更多的城市文化内容，形成全新的思想认知和经济管理意识，促进农村经济资源的健康发展。

2分析农村经济增长中资源转移产生的效果

2.1劳动力资源的转移效果

在农村经济增长中，资源转移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而在众多转移的资源中，劳动力资源属于最为明显的一种。劳动力资源的转移，通常是由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在近些年的发展中，我国加强了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关注度，颁布了多项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下乡、高福利待遇等，使一部分城市中的高素质人才进入农村，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增长。这些高素质人才具备各种先进的知识和文化认识，可以将自身的认识传播给农民，使农民也能具备全新的文化意识，不会长期局限于当前的劳作模式。此外，高素质人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推动，还体现在各项先进的工作内容上，例如指导农民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为农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由此可知，劳动力资源的转移对整个农村的经济增长有着良好的推动效果，也能实现高水平的资源利用[2-3]。

2.2科技信息资源的转移效果

除了劳动力资源方面的转移，在农村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科技信息资源也属于主要的转移内容。科技信息资源与普通的资源不同，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远大于其他资源。在实际的资源转移过程中，由于基础认识不足，科技信息资源的转移速度整体较为缓慢，很难全面迅速地进入农村，因而对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也处于缓慢的状态。科技信息资源依旧是农业生产的第一推动力，不仅改善了人们的农业生产方式，还为人们的生产劳作形成了全新的实践方向，使整个农业生产变得更加合理完善。同时，科技信息资源引领经济增长模式迅速变化，即使在较为落后的农村经济模式中，也能够产生非常良好的应用成效。在科技信息资源的持续转移中，农民逐渐认识到城市资源利用的可行性，并且形成了较高的科技信息认知，开始加强对城市科技信息资源的利用，进一步推动了科技信息资源的农村转移，也为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活力。

2.3文化和经济资源的转移效果

农村经济增长中主要的资源转移发生在物质、劳动力以及科技信息资源的转移上，但不能否认文化资源的巨大作用。相比较而言，文化资源虽然没有其他资源转移带来的经济推动效果那么直接，但依旧在农村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文化资源的合理转移，能够迅速改变农村人们的文化认识，迅速提升农村的文化水平，进而与城市保持密切的文化交流。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城市经济资源也会进入农村。城市的各种经济发展模式和管理能产生巨大的推动效果，在实践过程中应当加以科学应用，使农村经济增长处于稳定而持续的状态，促进农村经济模式的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