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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的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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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的意义

第1篇:生态安全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7 ― 0046 ― 04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政权的更迭。上世纪末,苏联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结果导致迅速,这是我们必须汲取的深刻教训。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和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举措,它在目前西方意识形态不断渗透、国内思想文化意识日趋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形势下,显得异常迫切。因此,为了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1〕。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这一科学论断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系,也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也是密不可分、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与思想精髓,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起主导作用的价值理念。其具体表现为: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

意识形态是包括思想方式、信仰、情感、意志、价值观念等内容和形式的思想理论体系,价值观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构建,受一定的价值观所支配,并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而核心价值观则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规定和制约着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意识形态总是服务于一定的社会集团或组织,代表其根本利益和要求,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有着强烈的价值指向性。从根本上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乃是在于核心价值观的不同。封建主义以森严等级、固有特权为价值特征,资本主义是以金钱至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为价值导向的,而社会主义则是以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核心价值观的较量。资产阶级近代以来先后发起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宣扬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独裁、等级、特权,在思想意识领域对封建主义展开猛烈进攻,并最后封建统治,夺取政权,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然而,资产阶级极力鼓吹的自由、民主、平等并非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只是属于少数人的,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独占的战利品,而广大的劳动群众仍然受到沉重剥削和压迫。平等、自由、民主等口号不过是资产阶级为掩护阶级统治的实质,用来欺骗和迷惑民众的幌子而已。而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是要消灭剥削和阶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超越,更具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与灵魂,它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世界人类文明成果相衔接,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是在我国国内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的形势下,统一共识、凝聚人心的有力武器,也是在当今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背景下,抵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进攻的有力武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为社会存在所决定,同时对社会存在起着能动反作用。意识形态具有价值导向性和辩护性,能够促使社会成员认同现存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为共同的理想信念而努力奋斗,从而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而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发挥着凝聚人心和整合思想的功能。核心价值观是维系人们精神的共同纽带,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选择判断无不受到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和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凝练和概括,以极少的观念和范畴揭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实质,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和灵魂。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沉淀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理想夙愿,尤其反映了近代百年以来的奋斗目标。它向人们明确了在当代中国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根本问题。历史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崛起和振兴;只有树立起共同的理想信念,才能促使人们更加坚定不移的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追求。自由、平等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公正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助推器,法治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整个社会树立起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标准有利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向人们提供了基本的价值遵循。只有不断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塑造个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形成全体公民崇德向善的追求,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和未来。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先进的思想引领和有力的价值支撑。

二、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困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紧迫性

意识形态安全是指特定的“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体系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免遭危害,能够维持正常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有序和谐的状态”〔2〕 (P33),主要包括指导思想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道德秩序的安全、民族精神的安全等内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并不仅仅只是思想观念的问题,它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对于任何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而言,维护自己所依赖的意识形态的安全,是关系到自身存亡和发展的根本问题,有着极端的重要性。保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确保主流价值观的安全,即主流价值观在整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广泛践行,成为社会的价值共识。而目前价值观方面存在的问题,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极大,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极具紧迫性。

(一)部分党员干部的消极腐败行为,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抵捂,威胁着国家政党、政权的稳固性

当前,部分党员干部未能把马列主义世界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仅仅将马列主义放在嘴上讲、纸上写,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动摇、怀疑甚至否定。而党员干部是党和国家的中坚力量,他们理想信念的缺失,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动摇,将直接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稳固。同时,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缺失,精神上缺“钙”,导致了他们人生观价值观迷失、道德信条沦丧,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所侵蚀,,祸害群众,严重损害了党的声誉、国家的安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员干部在社会中具有引领示范作用,党内的贪腐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些党内的蛀虫,严重降低了党的执政能力,动摇了党的执政基础,使人民群众降低对党的信任和支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动摇,因而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公信度和凝聚力。同志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3〕(p53)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我们党在维护特定阶级利益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意识形态把政党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政党将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即意识形态认同是政党获得力量的根本所在”。〔4〕 (P235)一个成熟的政党,只有确立符合自我利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完美意识形态,才能够团结同志,争取群众,实现党的宗旨。因此,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关系到我党生死存亡的大事;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国家政权而言也极端重要。它是国家政治安全的精神支柱,在保证社会价值导向、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促进社会持续发展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摧毁了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打垮了这个政权,所以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也是关系到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

(二)西方多种社会思潮的涌入和多元价值取向的渗

入,极大地妨碍着人民群众的主流意识形态构建

任何价值观都是一定阶级的价值观,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体现,因而具有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一直遭到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断攻击和诋毁。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攻击的目标。他们利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间文化交融加剧的契机,凭借优势的科学和经济地位,以输出的商品为载体,以信息网络为工具,进行信息垄断、思想渗透和敌对宣传,大肆传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个体主义、道德相对主义、自然主义、怀疑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涌入国门。与此同时,消费主义、享乐主义、逐利主义、拜金主义等价值取向,也渗入我国现实生活,向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观念发起种种冲击。由于上述社会思潮和价值取向有着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和看似客观的历史依据,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蛊惑性,较容易获取人民群众的认同甚至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主流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使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冲击和弱化,威胁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日益侵蚀大学生群

体,严重影响着未来接班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

同志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学生的生活与成长环境较之以往复杂了许多,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多样化都对学生群体产生着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敌我势力、新旧思想、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争夺大学生群体的斗争日益白热化。在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各种西化、分化伎俩,对我国的大学生群体进行各种形式的思想和文化渗透;在国内,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逐渐扩大,给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特别是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使得他们在价值主体、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上表现出自我化、实效化、短期化的特点,以致在价值评价标准上出现混乱。一些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等问题,常常分辨不清。还有一些人一方面推崇诚信、敬业等基本道德准则,另一方面却时常是非善恶难分、价值观念模糊;一方面批评社会的不良风气,另一方面却在价值评价上以自我为中心,价值观认知与价值观实践脱节。这种未来接班人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混乱,对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是极其不利的。

三、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在当今新媒体时代,东西方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其实质是一种话语权或曰文化软实力的争夺,是国际影响力和渗透力的较量。一国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是否强大,决定了其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广度及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息息相关。“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实质上是核心价值观的争夺”〔6〕 (P660),是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正是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性,才有必要强调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感召力、亲和力和说服力,提升国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教育和引导国民成为拥有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的公民。因此,抓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对意识形态安全之紧迫性的自觉应对,对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负有重要作用。

(一)加强党员干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夯实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点防线”。

党员干部是党和国家的骨干力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抓好党员干部这个重点,发挥好党员干部的引领带动作用。第一,加强理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理论知识,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确立起为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而终身奋斗的目标。第二,增强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和一贯的价值追求,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为人民服务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努力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实践中,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形成正确的群众观、政绩观、权力观。第三,强调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党员干部在社会中起着引领示范作用。引导党员干部自觉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群众的榜样和楷模,努力实现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应做到,要求群众不能做的,自己首先坚决不做。督促党员干部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反省自身的不足,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道德境界,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当中,落实到实际工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最后,形成科学有效的制度机制。制度是强化党员干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保证。要将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际情况引入到党员干部考核评价制度、选拔任用制度中,形成有效、有力的制度导向,引导党员干部努力加强德行修养,提高精神境界,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自觉防止放纵堕落、贪污腐化的不良倾向。以此夯实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点防线”。

(二)加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筑牢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防线”。

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践行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旨。首先,要加强理论宣传和教育,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要能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用浅显易懂的方法、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最大程度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了解,进而促使人们自觉自愿接受并认同,主动摒弃错误、不良的价值观,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其次,要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舆论导向,旗帜鲜明地向群众宣扬真善美、贬斥假丑恶,弘扬社会正气,传播社会正能量,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引导人们明确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增强道德责任感。再次,要推动群众广泛参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落地生根必须要落到实践上,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践行的良好局面。通过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重要节日纪念活动等多种活动形式,深化群众对核心价值观精神实质的理解和领会,增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愿性、自觉性、主动性。以此筑牢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防线”。

(三)加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建好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纵深防线”。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抓好了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就抓住了中国的未来,有效地延展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战略纵深。“纵深防线”的构筑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融入高校教学全过程。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的作用。通过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向学生系统完整地传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让学生深刻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精神、本质,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报纸、横幅、标语和海报等各种形式宣传和阐释社会主义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校园文化之中,使学生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和感染。创造社会实践平台,通过开展各种有益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之于行。要将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形成多位一体的育人平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入耳、入脑、入心,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大学生内心的信仰、行动的指南,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远大目标。另一方面,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家长和社会各方面要积极配合与协助学校教育,共同努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和社会风气,使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正确引导的同时,在家庭和社会中也能获得良好的熏陶。总之,要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教育合力,促使大学生主动拒绝错误思想观念的诱导,形成健康的身心和高尚的人格,做到胸怀远大理想抱负,立志成长成才,最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中国的社会主义理想才能够最终实现。以此建好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纵深防线”。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政权的更迭。十以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7〕抓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环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党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的重大举措。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呼唤核心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主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做出的选择。坚定不移地抵制错误思潮的腐蚀,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是当前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在眉睫的重大使命,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参 考 文 献〕

〔1〕.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在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8-21,

(01).

〔2〕石云霞.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02).

〔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生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01).

〔6〕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第2篇:生态安全的意义范文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的挑战

高等院校是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场所,是培植大学生深厚爱国主义情感的孵化器,是意识形态教育的前沿阵地。新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必须学会并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自身存在的思想问题,大学生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具有信息辨别力的思维方式,要能够理性判断并正确认识当前国内、国际未来发展的趋势。由于处于当下信息实时更新的“互联网+”时代,我国现阶段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教育方式单一化“互联网+”时代,互联互通的网络环境使得网络空间的各类信息快速传播,不论是客观存在的真实事件,还是随意捏造的歪曲谣言,都会迅速地在大学生群体中引发关注,大学生所接触的信息复杂而又多元化,使得他们急切地想要知道事实的真相。然而在传统教育中,高校教师拥有巨大的权威性,对大学生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主要来源于正面的理论灌输,相较于“互联网+”背景下时时可得的海量信息资源,五彩缤纷的视听信息,传统教育习惯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却使大学生深感枯燥乏味,在心理上产生厌倦感,单一的灌输教育法不仅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入大学生的头脑,甚至还有可能让大学生产生逆反心理,抵触理论灌输。因此,“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打破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传统单一性,极大地影响着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育工作。

2.教育环境复杂化“互联网+”时代,网络环境使得大学生更加偏好于通过各种智能化的信息手段来获取并传播各类自己感兴趣的信息,网络世界多元化了当代大学生与世界各地各类人群之间的交流方式途径,地理观念下的国家界线也越来越模糊,根据兴趣爱好或者思想的一致性,大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团体活动,不分国家与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形态在网络世界中呈现出理想化的存在。然而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却乘机利用他们国家自身的发展优势及其在网络世界中的舆论主导权,大肆公开或隐蔽地兜售传播各种所谓普世价值的歪理邪说,宣扬无主权的民主,宣扬绝对的人权与绝对的自由,居心险恶者刻意捏造或者故意贬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现实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煽动大学生从思想上与国家意识形态产生分化,并恶意夸大我国在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问题,大肆抨击,煽动大学生,歪曲舆论导向,企图扰乱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进而颠覆我国大学生主体价值观,这些新的复杂局面使得当前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变得更加复杂而严峻。

3.教育监管机制亟待完善当前对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教育的监管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进入“互联网+”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随之而来的自媒体蓬勃发展,大学生从网络获取信息的能力快速增强,他们的信息传播也变得更快,尤其对突发事件的传播,甚至有时会有意或无意地添加各种素材以使信息变得更加夺人眼球,从而造成信息的歪曲性传播。因此,大学生的某种顺手的传播行为,为不良信息的传播及隐藏提供了有利条件,甚至导致野蛮暴风式传播。面对网络上传播的各类信息,大学生难以及时进行正确判断,而我们的监管机制仅限于建立班级群或者关注学生的异常行为,根本无法约束或者引导大学生在网络世界中的行为,由此产生的结果必然是冲击当代大学生已经建立的正确价值观,严重地威胁着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的机遇

1.扩展了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时空性针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传统的教育手段中主要是由从事思政工作的专业人员在课堂,通过面对面的理论灌输方式来进行的,或者是开展主题鲜明的教学活动,围绕固定而有限的信息来开展的,教师与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呈现明显的单向度信息输入。进入“互联网+”时代,各种教育信息资源和教学方式呈现爆炸式信息输出:课堂上的头脑风暴、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及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课后大学生还能够借助智能终端随时享受网络信息传播带来的便利,这都有意或无意地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植根于大学生的头脑之中。因此,“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活动打破了时空限制,不受课堂场地的影响和限制,为大学生实时共享信息或者接受在线教育提供了有利条件。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大学生通过各种终端设备共享丰富的满含“正能量”的图像视听资源,而这能激发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和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怀。面对社会上出现的突发事件,大学生通过与教师的实时互动,可以有效抵制不良言论及思想对他们的侵蚀,从而自觉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

2.提升了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实效性“互联网+”时代,高校愈发迫切改进互联网环境下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的方式。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效果主要取决于高校思政课堂的教学,教育教学的内容主要是由专家精准概括的意识形态的纯粹理论,由高校教师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讲授和解读,教材以外知识内容则比较少,这种传统且枯燥的灌输教育方式极易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甚至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产生负效应。而在“互联网+”时代,高校可以通过网络使大学生快速获取信息,同时实现学习资源的交流共享,还可以实现实时互动,使教育主客体间的交流与学习更加便捷,也可以引导大学生对各类信息加以分享或评论,使他们经过探讨比对后得出正确的思想观点,这种共享共建的学习资源能够极大地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3.增强了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三方”合力要全面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效果,高校、社会及家庭三方具有不可推卸责任,“三方”一定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合力做好相关工作。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借助“互联网+”,可以使高校、社会、家庭彼此之间的教育合力达到最大化。信息化教学手段能够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优势提升学校教育的效率,通过新媒体平台有选择地将意识形态教育素材融入大学生各阶段的学习过程,大学生家庭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的信息推送或者登录相关的APP软件实时了解并掌握大学生在校的各类动态,高校与家庭的双重监管可以及时引导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持续巩固和强化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效果。与此同时,社会上相关的职能机构通过“互联网+”积极推动并履行社会教育义务,负责任地配合高校、家庭来全面监督大学生的日常言行,以正能量传播为主要依托,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构建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确保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进而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对策

1.创新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方式“互联网+”时代是催人奋进的时代,只有不断革新教育手段才能跟上时代步伐,才能适应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发展要求。第一,拓宽高校思政课堂。思政教师应积极探索构建“互联网+思政课”模式,打造思政“金课”,把思政课建设成为大学生最喜爱的课程之一。通过“翻转课堂”创新教育方式和建立教学平台,鼓励大学生在课堂上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教师及时引导,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课堂阵地。同时大力推广意识形态教育的线上线下互动、线上正能量资源的共享、热点事件的共同探析,从而进一步落实思政教学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的效用。第二,创建校园特色文化。把“红色文化”引进校园,“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在学习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要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高校党委或团委可以积极组织“革命英雄”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全面激发大学生的英雄情结,形成崇尚英雄、热爱英雄的浓厚爱国氛围,调动起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激情。努力创建优秀的校园特色文化,要拓宽“红色”文化阵地,也要拓宽优秀的革命文化,实现现实与网络世界同接触,用奋发向上的各类事迹鼓舞大学生,从而巩固意识形态的教育成果。第三,大力推动社团宣传的影响力。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与社团组织活动紧紧相连,通过公益社团的帮扶使大学生进一步了解友爱精神,组织大学生团体走访老红军,使大学生切身感受到革命先辈舍身为国的高尚情操,与此同时可以将各项活动的过程进行视频直播,或者制成微视频上传至网络与大学生分享,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大学生可以实时互动探讨,实现意识形态工作在新媒体平台上的新发展,从而保证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2.提升师生意识形态安全素养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领当前高校大学生的意识形态领地,强化当代马克思主义在高等院校大学生中的渗透力与感染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网络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全面增强师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素养。尤其是面对地区热点冲突事件,教师应当积极主动地进行客观分析,有效干预和引导大学生正确地看待某些暴力事件,时刻爱护国家,维护祖国利益。要让大学生在意识形态领域站好队,教师首先就要以身作则,坚决不传谣、不盲从。因此,在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要紧扣立德树人这一环节,把思政工作与互联网有机结合起来,在大学生关注网络舆情信息、表达自己观点的过程中,时刻保持与大学生的信息沟通,以创新的思维打造爱国主义主旋律。通过高校线上线下教育方式的实施,做好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使大学生能够以理性的觉悟、端正的立场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师生“互联网+”思政工作新环境下的独特教育功能,正确运用多姿多彩的信息化资源,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育大学生忠诚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使大学生群体自觉地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动践行者。

3.整合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资源当前我国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为有效应对“互联网+”时代给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带来的复杂环境,就需要政府、高校和社会的通力合作。首先,政府要推送正确的舆论信息。政府应主动占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制高点,加强监督管理工作,有效发挥各类红色平台及网络信息主体“推送人”的作用,紧紧掌握大学生获取正确舆论的引导权。其次,高校要不断创新校园文化。“互联网+”时代,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为谁培养人这一现实问题,因而需要积极拓宽互联网环境下思想信息交流的渠道,全面整合丰富的校园文化资源,牢牢地把握住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动向。最后,社会要营造正面的传播环境。社会在烘托营造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应始终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把握主动脉唱好主旋律,依托各类智能终端,通过媒体推送为大学生营造积极的信息传播环境,正面解答大学生存在的思想困惑,用积极向上的文化去引导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第3篇:生态安全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文化传承;实效性

意识形态是国家和地区思想观念的聚集体,是特定历史时期主流思想意识的集合。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因素,是当前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内容。传承并发展的传统文化,是与意识形态安全紧密相连的一个重要因素。新时期,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应高度重视传统优秀文化的凝聚力量,以不同群体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提升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各民族群体影响,从而确保我国国家的整体安全。

一、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

意识形态是一个政权的“灵魂”,也是一个政权凝聚人心、进行社会整合的强大工具。意识形态往往反映着一定历史阶段的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同区域间思想文化的传播、交锋甚至冲突成为常态化现象;而思想和文化在区域间的矛盾,成为不同意识形态竞争的“催化剂”。意识形态作为软实力竞争的基础因素,是敌对势力与我国争夺的重要阵地。

纵观历史,剧变就是从反对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搞乱人们的思想打开突破口,最后导致社会制度和政权被颠覆的。“八波”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搞乱人们的思想导致社会动乱的。对思想意识方面的渗透,是凭借混乱的社会思潮搞乱一个国家的手段,也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实现敌对势力不良目的的方式。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意志,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其重要的作用。正因为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作用,以及它在维护政权稳定和区域发展中所体现出的至关重要性,意识形态安全俨然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

当前新形势下,西方资产阶级加紧在我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步伐,将思想渗透作为颠覆中国的重要手段。西方和境内外敌对势力把“西化”、“分化”的思想观念通过文化传播和交流渗透到我国,对我国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也使我国国家整体安全遭受到一定的冲击。新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安全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并作为维护国家整体安全的核心内容,被提到我国安全工作的首要地位。

二、传承的优秀文化是促进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因素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整体安全中一项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就成为当前历史时期的重要内容。在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之前,认清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重要关系,不但能够开拓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新方式,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寻找更多的载体创新形式;同时,也能够以此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实效性,促进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进一步发展,并巩固意识形态安全。

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需要共同的文化作为凝聚不同群体的向心力。特别是由多民族构成的社会主义中国,虽然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但事实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最终其实都归属于中华文化圈之中。不同民族都具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并且这种文化特征还会随着民族历史的不断推进,在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前提下,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其他民族文化相互杂糅,并表现出复杂性的一面。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看到我国五千年文化的博大精深,并应当以不断传承和发展着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我国的民族精神和国家精神,从而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

以传承的优秀文化作为促进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出于文化在意识形态安全中,所呈现出的极端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文化不仅是影响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要巩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成果,利用文化因素形成的强大表现力量,显然是十分可取的。

三、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路径

首先,应当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寓于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之中,以优秀的文化引领教育。其一,要注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舆论导向宣传,在坚守意识形态舆论阵地的同时,使民族传统文化深入人心;其二,要将优秀传统文化寓于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和民族历史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等教育内容中,形成文化教育的日常机制;其三,要营造文化育人的良好环境,使群体在良好氛围中产生思想意识的飞跃。

其次,要积极开展文化建设工作,在不断丰富我国文化内容的基础上,以更加具有主流意识的传统文化对被教育者实施教育。在传统文化语境下,我国文化具有十分明显的多样性,这也就致使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被“打磨”和“筛选”,而当前得到的则是我国文化的精髓之处。从思想意识的角度来讲,它也代表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更新和发展。积极开展文化建设工作,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众化,在实现文化大众化的前提下,使群体思想意识得到提升。

最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点内容,积极发挥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和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是囊括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理论指导。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向引领性,一方面,要将核心价值观融入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理论灌输之中,强化其思想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各部门和单位应当积极引导社会群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各项内容,以培育群体的核心思想意识。

参考文献:

[1]神彦飞.政权稳定视阈下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探析[J].东岳论从.2013(11).

[2]林泰.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P15.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P373.

第4篇:生态安全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西方文化渗透;意识形态安全;影响;对策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将每一个国家都置于全球性空间之中,在全球化过程中,不仅是经济全球化,随之而来的信息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甚至在政治、文化领域的趋同趋势更加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国家更加热衷于文化渗透这一温和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与迫害。文化渗透在本质上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它只是不断地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在程度上有所加深,在范围上有所拓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入全面加速阶段,从经济领域开始并日益渗透到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实力,不仅从整体上统治着全球的经济政治“新秩序”,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同样从整体上统治着全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民族、宗教、人权为借口,以“西化”、“分化”为目的,以“社会主义失败论”、“趋同论”、“文明冲突论”、“人权高于论”、“中国”等为依据,对我国横加指责和干涉,试图在意识形态上遏制我国,推行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模式。全球化带来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由于文化的多元发展态势会导致人们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对社会主义倡导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形成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发展迅速,尤其是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一些西方国家带来巨大压力,从近年来在西方世界普遍流行的“中国”、“中国崛起”等词汇便可见一斑。在经济等硬实力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对于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却缺少相应的重视,面对这种情形,西方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步伐愈演愈烈,企图通过“和平演变”的温和手段来建立其“文化帝国主义”,妄图在全世界推行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实现其世界霸权。西方国家将文化渗透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且阻力最小的手段与工具来实现其西化与分化的目的,这已经对我军的意识形态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和带来严重威胁。

一、西方文化渗透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一是鼓吹“普世价值”来实现其“西化”与“分化”的目的。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凭借其强势的话语霸权不断向社会主义国家鼓吹、兜售“普世价值”。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烙印,主要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公正、博爱等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践行“普世价值”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干涉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外交,主张实现“普遍”意义上的真正民主,即多党执政与全民参与;抨击中国的民主制度,渲染社会不公,宣传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旋风席卷了我国政治界、学术界以及民众社会等各个领域,营造出一种全世界共同进步、自由发展的氛围;而这种“普世价值”带有鲜明的西方意识形态倾向,以分化为手段,西化为目的,将中国纳入到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政治、文化体系中,企图以“润物细无声”的温和方式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

二是以经济交往为载体进行隐性文化渗透。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总是结构性的相互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经济发展领域的优势主导地位,借助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契机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以经济活动为载体来进行隐性的文化渗透。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进一步参与到世界经济发展中,与世界其他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一方面将先进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模式输入到我国,通过技术合作、建立外资企业来实现双赢,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与广阔市场;另一方面,力图将中国置于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之中,迫使中国按照“全球规范”进行经济活动,制定不公平的、不利于我国优势产业发展的贸易条例,打压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任何经济活动、科学技术都会暗含一定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要素,西方国家利用中国对其发达技术的依赖来进行价值观念渗透,植入西方意识形态。

三是利用现代媒介手段进行文化渗透。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应用的广泛普及,大众传媒的影响日渐深远。西方国家以互联网为主要工具,同时广泛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介来宣传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此来动摇我国传统文化根基、冲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众信仰缺失甚至产生信仰危机。近年来,美国利用其在互联网方面的优势,使其成为了文化渗透的主要平台与工具。通过互联网各种新闻、信息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宣扬其自由、民主价值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书籍、广告等)的输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公开的或者隐蔽的推销其政治制度、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美国对全球电影、电视、录像业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它对飞机制造业的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受其影响颇深,许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向度等在悄然发生变化,原有的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民族认同感。欧美大片充斥着各国的各大影院,并且受到了强烈的追捧,好莱坞、迪斯尼、梦工厂的各大影片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在给人们带来视听享受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将西方的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渗透给国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消费主义等各种价值理念在广大民众之中传播开来,这种文化渗透影响到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此外,伊斯兰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猖獗、信息网络攻击、难民与环境问题、社会动乱、非法移民等等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大量存在,[1]这也使得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任务愈加艰巨。

二、当前军队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西方意识形态联合行动的压力。早在19世纪上半叶,为了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2]“冷战”时期,为了对抗社会主义,英国前外交大臣贝文就主张西方“民主国家”建立一种以实力、金钱和果敢的行动来支撑的理解,“一种西方的精神联盟”。这与美国主张制造“精神压力”促进“和平演变”的办法是一致的。剧变证明,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比军事战争和经济封锁更有效。可以说,“和平演变”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既定战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是“和平演变”的主要手段,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对准了中国。[3]西方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财团不惜重金,打造自己的学者、智库和网站,培育自己的思想理论精英,以学者和思想家的面目传递政府和大财团的声音,掌控社会思潮的话语霸权。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赞美资本主义的思潮花样翻新,通过图书、杂志、报纸、网络、会议、电影等等,大量输入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指导权和支配地位。在哲学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主张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则否定本质和规律的存在。在历史发展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客观规律,“历史终结论”则狂言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才是规律,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这些都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甚至别有用心地宣扬中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与虚伪性,“普世价值论”则竭力美化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宣称其是值得人类普遍遵循的最终价值。在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指出它不过是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它仅仅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攻击科学社会主义是“乌托邦”,主张维护或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所谓“价值社会主义”。目前美国一些议员和智库正在推进渗透理论研究,希望利用中国处于社会矛盾迸发的转型时期搞乱中国,而我们很多人政治警惕性相对不足。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思想下手。[4]

二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马克思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资料的生产。”[5]当前,资本主义虽然遭遇了严重危机,但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必将在较长时间内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压力。西方国家试图通过继续巩固和扩大已在世界经济中获得的支配地位,并逐步将这种“经济强势”转化成为“政治强势”地位,促使作为其意识形态核心的价值观在更广泛的地区得到认可,进而建立起确保这种价值体系的政治制度系统,实质上构成了“新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6]《2011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指出:2011年美国以9500多个IP地址控制中国境内885万台主机,有3300多个IP控制境内3400多家网站。目的就是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实现对受众国“不战而胜”、政治重构的战略意图。随着经济全球化内部风险的持续释放、西方国家转嫁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我军的意识形态安全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三是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扩展带来的挑战。他们鼓吹超越阶级的代议制民主,其实质是以两党或多党之间的斗争来掩盖阶级剥削的本质。资产阶级各党派之间的争论和博弈是在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前提下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解决方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地区许多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打起了社会主义旗号,但在20世纪后半期又纷纷放弃原来的旗帜。西方意识形态代言人之一的萨缪尔・亨廷顿美其名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更令西方世界欣喜若狂,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化浪潮”也是将中国最终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重要途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精英总是通过欢呼多党制、指导思想多元化,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鼓吹人类意识形态将终结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四是西方观念国内化规模扩大、速度加快,对意识形态安全已经产生负面影响。在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西方观念国内化规模和速度都空前加大了。比如,新自由主义创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的影响则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新自由主义“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7]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界、政界和学界。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主张中国经济体制全面私有化、彻底市场化。一些领导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把“借鉴”当作照搬,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主张市场化的最终归宿就是在中国搞私有化。学界也有人主张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来“驾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和否定国家干预。在价值观念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倡个人利益最大化,导致了中国、、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封建迷信等消极现象抬头,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导向力削弱。

总之,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外部和内部两大方面的问题。在外部挑战中,有客观经济发展趋势带来的,但更多的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主观故意。在内部挑战中,既有本土因素产生的思潮,也有外部思潮的国内化。因此,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需要引起全党和全军的高度重视。

三、维护当前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途径

一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我军永不变的军魂,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切实落实在行动上,以行动来检验。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权威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当前敌对势力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无论军队建设内外环境如何变化、军队组织形态怎样调整,都必须始终坚持不渝。守不住这个根本的问题,军队就会变质,战斗力就不可能生成。

二要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这是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基础工程和铸魂工程。当今社会价值观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敌对势力加紧了对我军内部的思想文化渗透,我们要有的放矢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始终保持政治坚定和思想道德纯洁,增强政治免疫力。当前一些人出现的问题都是由于信仰缺失和精神迷茫造成的。要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培养军人不怕牺牲、英勇善战的大无畏精神。

三要注重培养战斗精神。军队想要能打仗、打胜仗,光靠硬件设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强大的战斗精神。要加大战斗精神的培育,教育引导官兵继承和发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时刻准备为祖国和人民去战斗。目前我军的战略战术、体制机制、武器装备等条件已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是战斗精神的培育关系到一支军队的士气。曾说过:“战斗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一准确而生动的概括体现了战斗精神的本质。

制约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尽管很多,但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首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解决问题,决不能放弃对意识形态主战场、主阵地的占领。必须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都有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考量,在实践中也有大量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机构和平台,这为明确制定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是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战略之魂。制定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有利于形成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配套的一体化战略格局。在军队内部要进行意识形态安全的整体战略布局和战略安排,培育一支宏大的高水平的军官队伍和理论队伍,发展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文化智库,打造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平台,提升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战术,对军队意识形态危机进行战略管控,构建军队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体系等等。在军队意识形态主战场主阵地着力进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顶层设计、顶层竞争的同时,一刻也不能忽视为主流意识形态构筑强大的基础性工作,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切实把军队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大发展的基础之上。

综上所述,在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和思想文化竞争更加激烈和频繁的背景下,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在军队意识形态安全中的“生命线”作用日益凸显。军队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灵魂。维护好军队的意识形态安全,对于促进国家稳定和发展进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注释]

[1]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第2页,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田改伟:《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

[4]:《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篇:生态安全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文化安全;话语权;核心价值观;思想阵地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4-0102-08

在信息时代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领导权成为执政党的第一领导权,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全球化浪潮和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文化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问题必然更加突出。在研究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时,存在着两个明显不足,一是意识形态文化自身谈意识形态文化安全之不足。意识形态文化毕竟是第二性的,它受制于经济。因此,意识形态文化安全不能简单就意识形态文化自身来研究安全的策略,还要深入到决定意识形态文化的经济基础。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根本原因还是在经济领域,如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和分配的严重不公平等制约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二是我们对国内的日常世俗文化观念和哲学文化关注不够,我们对文化系统中存在着的传统的官本位和市场经济所滋生的负面观念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等泛滥缺乏足够的警醒。哲学文化是文化层次中居高位的信念性、信仰性的文化,对文化的其它要素起统率作用,而在研究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时,我们对我国公民的哲学文化状态即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反思和反省不够,例如,泛道德化批判思维已经对我国文化安全构成了新的严重威胁,而对此,我们并没有引起应有的警觉。

一、我国意识形态文化虽然总体安全但不安全感仍存在

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最终取决于经济社会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空前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充满自信。这为意识形态文化自我认同和安全提供了根本保障。调查数据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1.超过五成的人认为我国文化是安全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侯惠勤教授负责并由笔者参与的我国文化安全蓝皮书①的调研数据显示,选择“非常安全”和“比较安全”的分别为5.56%和46.36%,认为我国文化安全的人超过五成;选择“不安全”和“形势非常严重”的分别为22.57%和16.45%,即有四成的人认为我国文化不安全,说明我国文化虽然总体上是安全的,但人们的文化不安全感在增加,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公民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还缺乏足够的自信力,同时也说明我国公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

2.有近七成的人信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四成以上的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有69.07%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仅有11.77%不认同此观点;在历史观上,赞成人民创造历史观点的为58.73%;赞成人性创造历史观点的为20.74%;赞成资本创造历史和英雄创造历史的人分别为13.35%,6.95%。这反映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在社会上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持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观点的为69.60%,认为今天应该告别革命的为12.97%,9.78%的人认为革命扭曲了人性,6.77%的人认为革命妨碍了建设。绝大多数人更加赞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说法。

另外一个调查数据显示,41.7%的大学生声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远高于对其它对象的信仰,有近九成的大学生能够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出正确的选择,七成的大学生思考问题时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面。有七成的大学生认为信仰重要,但近六成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没有信仰或说不清自己信仰什么。②

《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数最多,占比41.01%;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为27.64%;选择权贵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较少,分别为12.19%和11.7%;仅有7.3%的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被访者中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选项持认同观点的人数达到58.09%,仅有17.84%的人不认同。

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叫嚣的“中国崩溃论”,《信仰调研》显示,仅有6%的人“相信”这一论调,57.4%的人“不相信”,36.6%的人“说不清”。说明当代大学生大多数人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他们并不相信这一论调,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前途是有信心的。不过,不容忽视的是,也有1/3以上的大学生态度游移,表明其信心不足。

3.对我国道德现状和人际关系现状满意率高于不满意率,但未过半数,特别是对政府官员道德现状普遍不满意。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认为生活幸福。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王燕文同志主持的、由笔者参与的国家重大招标课题“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③的调查显示,在对我国社会的道德状况的总体评价方面,2.1%的被调查者非常满意,33.6%的被调查者比较满意,41.5%的被调查者觉得一般,19.0%的被调查者比较不满意,3.8%的被调查者非常不满意。在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的总体满意程度方面,认为非常满意的占2.3%,比较满意的占35.1%,一般的占45.0%,比较不满意的占15.5%,非常不满意的占2.1%。55%的被调查者认同中国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人们对道德现状和人际关系现状的满意度远高于不满意度。

《信仰调研》显示,在回答“您如何看待道德”时,大学生选择“非常重视道德”的占72.8%,选择“有用就讲道德”的占24.1%,选择“不看重道德”的占3.1%。这表明,绝大多数大学生重视道德。

①调研时间为2013年9月,有效样本4316个。地点为全国各地,该书正在修改出版过程中,以下简称《文化安全蓝皮书》。

②《我国90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1期,以下简称《信仰调研》。

③依托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就《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状况调查》于2013年在全国28个省级行政单位进行了调查,共获得5666份有效样本,调研报告已经形成,但还未发表,以下简称《公民道德报告》。

《公民道德报告》显示,13.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生活非常幸福,58.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生活比较幸福,19.3%的被调查者认为说不上是幸福还是不幸福,7.4%的被调查者认为比较不幸福,1.5%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常不幸福。总体上有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认为生活幸福。

《公民道德报告》还显示,民众对政府官员的伦理道德最不满意,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不满意政府官员的伦理道德,这充分说明我国政府官员在人民心目中的伦理道德形象亟待提升;民众对商人的伦理道德不满意居其次,有三成的被调查者不满意商人的伦理道德;民众对演艺娱乐界明星的伦理道德的不满意度占第三位,超过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不满意他们的伦理道德。

4.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性有较高的认知。《信仰调研》显示,在回答“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时,大学生表示“非常重要”的占28.7%,“比较重要”的占41.8%,“说不清”的占25.6%,“不重要”的占3.1%,“非常不重要”的占0.8%。从数量上看,大学生肯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性的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文化安全蓝皮书》调研显示,当被问及其本人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什么的时候,其中公平正义、爱国主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四个选项所提及的人数较多,分别为62.74%、60.24%、60.24%、50.30%;而选择共同富裕、仁义诚信、人民至上、集体主义、劳动优先的各占39.83%、39.48%、38.53%、36.96%、27.55%。人们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主要的是公平正义、爱国主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2013年的这一调研与同年稍晚些时候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很高的重合度。

二、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与问题

1.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持肯定态度的人多于持否定态度的人。《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当问到普世价值是人类的发展方向问题时,有36.33%认同此观点,29.63%的人不认同,持不清楚观点的为33.71%;在回答西方是否是当前政治改革的方向问题时,仅有21.39%的人认同,不认同此观点的占45.09%;对于新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这个观点,有40.22%认同,22.94%不认同;在民主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问题上,49.33%的人是认同此观点的,但也有17.05%的人持否定态度,33.20%的人对此问题说不清楚;当被访者被问及公民社会是否是未来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时有49.91%的人比较肯定此观点,而13.69%得人持否定态度,也有35.98%的人对此观点表示说不清楚。

《信仰调研》显示,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持“赞同”、“反对”和“说不清”态度的分别为52.8%、2.3%和44.9%。表明大学生群体中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缺乏正确的认识。大学生对“人性自私”观点持“非常赞成”和 “比较赞成”的分别占16.2%、52.8%,“说不清”的占20.4%,“不赞成”的占8.4%,“非常不赞成”的占2.2%。该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肯定人性是自私的。上述数据充分显示出大学生对人性的认知缺乏科学的方法论,存在着严重的认知偏差。关于“您如何看待利己主义”,5.9%的大学生选择“非常认同”,30.4%选择“比较认同”,35.7%选择“说不清”,23.0%选择“不认同”,5.0%选择“非常不认同”。结果显示,大学生对利己主义态度同样是模糊的和存在着较大偏差的。

2.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面临“外患”与“内忧”的严峻形势。首先,信息网络化的传播方式严峻挑战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正面临来自信息网络化的愈益严峻的挑战。一种信息的传播方式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掌握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就拥有了传播某种意识形态的权力和影响力。与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不同,网络传播具有自由性、快捷性、交互性、开放性、海量性、无国界性等特点。信息网络化的传播方式削弱了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力。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地域性,使舆论导向出现一定程度的失控。网络传播的海量性所造成的信息选择的多样性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和导向力,弱化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

网络化的传播方式具有强大的渗透功能,这就为网络强国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条件。网络意识形态具有非对称性和强大的渗透性,西方发达的网络技术手段和强势的文化输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传播和防御能力构成很大挑战。由于我国的网络技术相对落后,对信息的传播和防御能力相对有限,因此,在网络化境遇下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难以取得优势地位。借助信息优势,发达国家成为信息强国、网络强国。美国拥有信息传播的特权和霸权,文化的双向交流也变成了单向的输出,在美国发起并由其主导的因特网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推销自己意识形态的平台。发达国家利用网络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优秀文化进行贬低、丑化,使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受到严重的动摇。对于“信息弱国”来说,其信息资源、信息产业、信息传播、信息安全将被控制在“信息强国”手中,它们原有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面临着被“信息强国”加以改造的危险。

总之,网络文化的活跃与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网络世界的缺位,已经形成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反差。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去网络世界,就失去未来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必须抓住当今中国社会信息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机遇,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文化的控制力和引导力,才能确保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

其次,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B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出现了“西弱东强”的趋势,然而,在文化领域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西强东弱”的形势仍然未能改变,我国意识形态面临守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文化霸权主义,进行文化扩张和侵略,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价值观在改型。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本质是文化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文化渗透,彻底消灭西方文化可能存在的竞争压力,以保持其在世界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霸主地位,进而达到主宰和掌控全球意识形态的目的。

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文化宣传。最典型、最常用的是广播电台和电视的覆盖式宣传。美国的CBS、CNN等媒体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总信息量的100倍。第二种是以文化商品为载体,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文化“植入”,向社会大众渗透西方的各种价值观。第三种是以教育和学术交流为掩饰,积极进行人才争夺,向高层学者、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进行价值观B透。

《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受访者对影响当前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因素的选择,选择外来文化的滥输滥用的为56.63%;选择领导层缺乏文化安全观念的为48.98%;选择文化体制改革的过度产业化倾向的为41.64%;选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渗透的为38.42%;选择封建文化沉渣泛起的为34.38%,选择信息储存和流动被美国操纵的为27.11%。数据表明,民众认为外来文化的滥输滥用、领导层缺乏文化安全观念、文化体制改革的过度产业化倾向等这三项是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在被问到美国等国家利用网络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和文化渗透的现象的感受时,认为“这种现象有一些,但不必过度关注”的为49.65%;认为“这种现象非常多,且情况非常危险”的为40.89%;认为“美国不至于,不会这样做”和认为“美国希望中国越来越好”的分别只有6.33%和2.69%。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等国家会利用网络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和文化渗透,其中,认为不必过多关注的人数占多数,认为情况非常危险的占四成,这表明,国人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但多数人对其危害认识不足。

再次,多元化增加了文化共识和认同的困难。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思想意识日益活跃,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思想的多元、多样、多变特征更加明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使主流意识形态遭遇_击和淡化。

《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被访者中认为拜金主义对当代我国文化冲击较大的人数最多,占总体人数的47.66%;选择功利主义、奢靡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分别占总体人数的35.57%、34.29%、32.90%和24.49%。分析可以看出,人们在对当代中国文化冲击较大的几项因素中选择最多的是拜金主义。《公民道德报告》显示,被调查者认为对当前我国伦理关系和道德风尚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因素是传统文化的崩坏,然后是市场经济导致的个人主义盛行,继而是外来文化的冲击。

3.大学生群体信仰迷惑现象较为普遍。大学生是文化传承的主体,他们的文化态度决定性地制约着我国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文化的安全。《信仰调研》表明,大部分大学生能够认识到信仰的重要性,有31.8%的大学生认为信仰“非常重要”,37.5%的大学生认为信仰“比较重要”。值得注意的是,24.1%的大学生认为说不清楚信仰的重要性,这反映出在当今价值多元化的时代里,为数不少的大学生在信仰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迷茫与困惑。41%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有信仰”,23.6%的学生认为自己“没有信仰”,亦有35.4%的大学生选择了“说不清楚”。“说不清楚”意味着大学生的信仰对象模糊不清,这和“没有信仰”的比例加起来高达59%。数据说明,没有信仰或者信仰不明确已经成为当前大学生信仰现在的一个突出问题。1/4左右的大学生既认识不到信仰的意义,也没有明确的信仰目标,这表明了大学生信仰危机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也更说明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非常缺乏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专题教育。大学生表示信仰宗教的占12.9%,信仰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占16.7%,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占41.7%,信仰其它的占28.6%。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比例显然远高于其它的信仰,这说明当前大学生信仰的主流是健康积极的,但同时也显现出大学生信仰状态显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信仰调研》显示,37.1%的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用很大”, 51.9%的大学生认为它“作用不大”,认为“没有作用”和“有消极作用”的分别为9.5%和1.6%。这表明,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用总体上评价较低,虽然了解马克思主义相关基本理论,但是对其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作用认识不足。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持“非常赞成”和“比较赞成”观点的分别为6.2%和15.0%,持“说不清”观点的占44.0%,持“不赞成”和“非常不赞成”观点的分别占“29.1%和5.7%。

4.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性认识严重缺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在各种座谈会、学术交流会和大学课堂上,学者和意识形态领导者们虽然已意识到了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重要性,但许多人对24字核心价值观却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冷淡甚至拒斥的态度。认同度和信服度不高,这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巨大阻力。这种态度的形成主要基于三种理由:其一,他们认为中央本身并不十分坚信24字就是已经定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根据是,从中央文件的重要程度看,中央文件分为“决定”、“决议”和“意见”等不同层次,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一方面它还只是《意见》而非《决定》或《决议》,另一方面它仅是以中共中央办公厅而非中共中央名义的,这充分表明24字只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未最终定型态。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在还只是“正在进行时”而非“完成时”。其二,认为24字没有体现出核心价值观应有的简洁性。核心价值观之为核心,就是因为它是众价值观的灵魂和统领,因此,应当少而精,否则就是没有核心的核心价值观。其三,认为24字把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是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包含其中,未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优越性。

如果否定了以上24字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那么,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没有概括出来,这时,又如何要求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上三点质疑是巨大的困惑,也是影响文化安全的巨大挑战,必须从顶层设计上提高其政治地位,同时理论研究要给予其所以然的有说服力的深度阐发。

5.高等学校对主流意识形态“形式上重视、实质上轻视”现象较为严重。高等教育是文化精神生成的摇篮,是先进文化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的主要阵地,能否确保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直接地取决于我国高等教育是否真正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着威胁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诸多问题,如教育理念重知识技能、轻人文精神培育,重经济等可量化的指标、轻精神等不可量化的指标,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和精神效益等。

高校教育办学理念的功利化甚至是金钱崇拜破坏了先进文化的生成环境。高校是文化的摇篮和先进教育的主阵地,高校教师是大学生先进文化养成的主力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里,大学生成为先进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示范引领者。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是否安全,直接地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理念是否正确和健康。我国的高等教育理念和具体政策的偏差不仅构成了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潜在威胁,甚至已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我国文化安全。具体表现在,其一,办学理念上金钱崇拜现象严重,工具理性主义恶性膨胀。如,办学目标经济标准化,经济标准成为任何高校领导都难以抗拒的办学好坏的主导标准,一些高校正在蜕变为经营公司,重经济效益、轻人文精神效益和社会效益;急功近利,重眼前利益、轻大学精神培育。其结果是人才培养畸形化,师生关系功利化,师生眼界不宽、境界不高,缺乏超越自我利益的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担当。其二,在处理学术与行政、教师与管理者的关系方面,行政化色彩浓厚,对学术研究和教师利益重视不够,行政权力型学术倾向明显,导致学术行政化、行政特权化。同时学科之间、领导与教师之间、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严重不平等,甚至形成严重的盘剥关系。其三,在处理科研与教学关系时,教师课堂教学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特别是教学评奖官本位现象严重,导致一线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教学缺少热情、创造性和成就感,以致产生被污辱感和怨恨情绪,进而误人子弟。其四,直接从事意识形态教育的教师受到普遍性的专业歧视。高校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重视主要不是表现在形式上或现象上,更多地是表现在学校的政策制度等实质性问题上,即形式重视实质不重视。一方面,工具理性已深入到当今中国高校办学理念的骨髓,经济指标成为根本性指标,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思想政治专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被边缘化。但是,由于毕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校,于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表面上和形式上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做表面文章,形式上热热闹闹、轰轰烈烈,所谓的实际效果大都是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事实上,思想政治课老师们工作条件之恶劣、劳动成果之被贬低和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之被忽视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氛围下,其它专业的教师们自然会在课堂或其它场合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和学科的歧视与蔑视,以致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最密切相关的学科都在事实上疏远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如学界所悄悄流传的那样,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沦陷区、法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灾区,以致有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宣称,自己的论文从不引用马克思观点,不然会遭到同行的耻笑。总之,歧视性的评价机制和其它专业广大教师的藐视性态度构成了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们和广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的压力氛围和斥力场。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我国高校科研奖励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上普遍存在着不分学科差异一切向西方看齐的崇洋现象。自然科学研究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有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可是,在引进人才时,高校却并不关注其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奖励政策更是奉行SSCI崇拜论,这对缺乏意识形态辨别力的青年教师产生了严重的意识形态误导,因此,我们不得不担忧:怎么能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创造的财富去供养和培养主义和反人民的专家学者?

三、维护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思路与举措

总体上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要充满信心,应避免悲观情绪,但同时要充分迎战困难的准备,避免盲目乐观。维护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既要有长远战略,也要重视当前问题的策略对应。

《文化安全蓝皮书》调研显示,为当前保障国家文化安全,树立理想信念,通过中国梦凝聚共识被选择的最多,提及率为72.75%;其次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把思想领导权放在首位提及率较高,提及率为47.22%;再次,选项对西方文化渗透保持清醒认识,提高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和加强网络文化安全的技术建设、培养熟悉新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人才三个建议提及率相似,分别是43.86%、43.47%和42.26%;加强对当前信息舆论工作的重视,唱响网络主旋律和建立文化产品引进的评估机制两个选项提及率较低,分别是40.76%和37.28%。分析表明,保障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首要工作是,树立理想信念,通过中国梦凝聚共识;其次是对西方文化渗透保持清醒认识,提高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和加强网络文化安全的技术建设、培养熟悉新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人才三个方面。综合来讲,提高意识层面的文化安全比技术层面更重要,笔者以为,以下六个方面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特别重要。

1.对意识形态热点问题不回避,要善于在与错误思潮交锋中揭示其实质并彰显自身的魅力。在以上的调研中发现,有1/3的人对一些意识形态重大热点问题态度暧昧,或者处于无知状态,甚至还出现对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率高于不认同率等情况,这表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已事实上占据了他们的思想,这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对那些具有热点性质的似是而非的社会思潮不应当简单以论断的方式来否定或抛弃,而要善于说理,对这些问题给予学理上的深度剖析;同时也不能将对这些问题的结论性认知停留在专业、专家或宣传部门,要能够大众化的语言在一切可利用的现代传媒上进行广而告之。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教材应当真正能够有效地回应当代大学生思想认识上的困惑,要勇于揭示各种错误思潮的实质和谬误之处。关于普世价值争论、所谓民主、新自由主义、公民社会、新闻舆论自由、人性自私论、革命错误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等,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以及主流舆论和新兴媒体上从学理的角度、用大众化的语言予以深度解析。

2.在经济生活中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增加群众获得感,增进广大劳动者的福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在精神层面上的展现,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取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践兑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其实践性,社会主义优越性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生产力比资本主义有更快的发展,分配更加公平,劳动者共享自己的劳动成果,实现共同富裕。但如果现实生活普遍存在着因财富分配和残酷的剥削导致两极分化,人们也许会暂时地满足于理论和理想层面的社会主义好,如果理论与现实的巨大把关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现实成为对理论的否证,那么,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便被虚化,进而就失去了安全的经济基础。我国的两极分化甚至超过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比中国做得还好,社会保障更健全合理,那么,在这些事实面前,受众无法接受意识形态教育宣传者关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的结论的。如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不认同或没有信心,那么,又何以能够认同其意识形态文化?

3.全社会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及,克服泛道德化批判思维误区。我们不难发现主流舆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自信自满的评价与民间消极怀疑的评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民间评价普遍地陷入泛道德化批判思维误区。泛道德化批判是将非伦理现象伦理化后再用理想主义化、甚至是双重化的标准进行道德评判的一种批判方式。泛道德化批判思维的后果是容易滋生个人生活的消极主义和碌碌无为,社会生活的怀疑主义和悲观厌世;削弱社会凝聚力、瓦解社会稳定的精神基础;滞缓制度建设,不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它为西方敌对意识形态“妖魔化”中国提供口舌,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构成威胁。泛道德化批判放大道德阴暗面,矮化甚至丑化人心人性,带来社会道德恐慌、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摧毁意识形态文化的道德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信仰的缺乏是泛道德化批判思维的方法论根源;儒家德性论和德治论传统是泛道德化批判思维的历史文化基因;网媒时代社会意识网媒化、网媒意识矮化和丑化社会现实是泛道德批判的主要土壤。为了避免陷入泛道德化批判的误区,在处理理性与感性的二维关系中,努力培育将科学批判与道德批判有机结合的科学批判观;在甄别“客观存在的事实”与“个别性的事例”、“现实”与“现存”等基础上养成唯物辩证的思维理念;在直面道德矛盾冲突中,提升道德审美能力,培养勇于道德担当的责任意识。

理想信念是意识形态文化的灵魂,而理想信念淡化的理论根源同样是唯物史观的缺乏,例如,那些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人,他们大多是只考察事物的结果,而没有深入分析其原因,或者静止而非历史地比较。那些坚信近现代中国错误论特别是认为中国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主要是陷入庸俗生产力论而不是真正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那些认为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的人,一方面对共产主义作了窄化理解,另一方面也未能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而是用抽象人性论(即异化了的、人性自私论)来评判共产主义的未来。

新兴媒体原本是为思想文化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新平台,但人们在这个虚拟世界里似乎一下子丧失了在现实生活中的说话能力,毫无根据的谣言、捕风捉影的传言等无一不透露出言说者哲学理性的缺乏。因此,应当在全国尤其是大学生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通识教育。

4.推进官德建设制度化,以增强文化安全的政治基础。政府官员是文化的引领者和宣传者,他们的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状况影响到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影响到党的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如果上述调研数据所显示的有五成的人对政府官员道德不满意这一状况不能彻底改善,就意味着政治文化安全失去了政治根基,政府官员倘若成了道德的反面典型,它对政治文化的损害便是釜底抽薪式的。客观地说,积极领导干部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我们的制度建设滞后,未能有效地保护他们,借鉴国外经验和我们的教训,首先,对公务员职业道德进行立法。将公务员职业道德分解为更加详细而可操作性的规范,并将其制度化。其次,建立和完善对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行为的惩处机制。这其中主要包括惩处和监督机构的设立、功能和权限的规范与完善等。再次,不同系统和具体部门要将本系统内的公务员道德要求规章制度化,形成完善合理的可操作的奖惩体系。公务员道德法制化的外部保障条件是重要的支撑,它主要包括:第一,真正落实公务员选拔任用的民主集中制度,把道德素质和民心民意两个因素作为核心的考量指标,尽量减少上级领导的干预,彻底杜绝任人唯亲现象。第二,为公务员提供基本和有尊严的物质生活保障。第三,将公务员道德细化,落实到具体的工作细节中去。

5.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现全民的价值认同。首先,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战略意义的思想认识。要从国家安危和民族兴亡的战略全局高度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如果认识不到位,践行就不力。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文化化的时代里,就国际而言,国际政治制度的矛盾与斗争越来越来通过意识形态来展开,而意识形态又集中在核心价值观之角力上――近年来关于普世价值之喧嚣便是西方借助于意识形态特别是核心价值观进行和平演变之证明。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企及的成就,出现了“西弱东强”的态势,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西强东弱”的局面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和平演变依然是西方敌对势力对付社会主义中国的最主要手段,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便成为其政治领导权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和核心价值观的概括是对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西强东弱”现状的积极应对。

就国内而言,社会主义之中国,人们的精神世界将更加自由发展,利益多元和思想价值观念多样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当前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封建落后的官本位等各种错误价值观粉墨登场,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巨大困惑与混乱,因此,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到我国公民个人精神世界健康发展进而实现人生幸福的大事,关系到凝心聚力、形成共同理想,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战略任务之大局。

其次,应当努力克服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教方面重论断轻论证之不足,要从对24字核心价值观的质疑入手,深入分析它与其它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辩证关系,揭示其超越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第6篇:生态安全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生态安全;生态安全问题;公共安全;政府生态安全责任

中图分类号:D035;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5194(2009)06-0064-06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存在着普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代政府也必须履行相应的生态环境责任。然而,众多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正在或已经演变为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即它们对自然安全和人类安全都构成了越来越明显的挑战,由生态环境问题所引发的生态安全事故或突发生态公共事件也开始屡屡显现,而当代政府自然需要履行在公共安全层面上的生态安全责任。将生态环境问题与安全联系起来,将政府生态责任上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目的既是在于明确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对于公共安全的危害性和挑战性,也是在于强调生态安全意识和当代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生态安全问题:广义安全视阔下的生态环境问题

理解生态安全问题应当首先弄清“安全”以及“生态安全”概念。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所谓安全即是特定主体(个体或系统)的生存与发展处于一种相对安稳和保全并使其免于各种威胁或侵害的状态。作为安全的主体多种多样,但最终可大致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类,而广义的安全就是包括自然安全或自然界自身的安全以及人类安全或人类社会的安全,狭义的安全通常专指人类安全或人类社会安全。作为安全的具体内容也非常丰富,也可以大致区分为生存与发展两个方面,广义的安全既包括生存安全也包括发展安全,而狭义的安全往往专指生存安全。本文拟在上述广义的安全视阔下讨论与解读生态安全及生态安全问题。

生态安全也可称为环境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绿色安全等,1977年莱斯特・布朗在《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报告中最早将环境问题纳入国家安全考虑。2000年我国国务院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也首次提出了“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但时至今日,关于生态安全概念涵义仍是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在广义的安全视阔下,生态安全应当包括自然生态安全和人类生态安全两个方面,前者特指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安全,即自然生态系统保持完整、稳定与健康的状态,是在时间上能够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组织结构和自治功能以及保持对胁迫进行恢复的状态;后者特指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的安全,即“人类在一定的生物圈空间生存时的相对可靠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状态”,是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定义),是自然生态系统能够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而稳定和持续地提供各种必要和基本的资源和服务的状态。当然,这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自然生态系统保持本身的健康与活力是其为人类社会提供持续、稳定资源与服务的前提,而人类所需要的资源和服务本身也体现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状态。

当然,生态安全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不同层面或不同领域的内容。如按照生态安全的空间尺度,从范围大小可分为全球生态系统、区域生态系统和微观生态系统等空间若干层次的生态安全。按照生态安全的生物尺度,包括生物细胞、组织、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生态景观、陆(地)海(洋)生态及人类生态的不同生态层次,其中任一生态层次出现损害、退化、胁迫,都可以说是该层次的生态安全处于不安全状态”按照自然体系的不同领域,生态安全也可区分为水安全、土地安全、大气安全、动植物安全等。按照社会体系的不同领域,生态安全也可区分为经济生态安全、政治生态安全、军事生态安全、人文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等。

生态安全具有整体性、公共性、根本性等许多重要属性或一般特征,其中,本文需要强调的是:(1)相对性。它既表现在生态安全是由不同因素所构成,它们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满足程度各不相同,从而生态安全的水平也不相同;也表现在人类及其群体对生态安全的需求重点和程度有所不同,从而判断生态安全及其程度的标准也就不同;还表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生态安全及其阈值的认识存在着太多的滞后性和未知性。,(2)动态性。任何层次或区域的生态安全及其程度都会随着自然生态环境本身的变化而变化,也会随着人类适应自然生态环境能力的改变而改变。(3)人本性。这首先表现在自然生态安全标准归根到底是适应于或服务于是否有利于人类自身安全;也表现在如果任何一个或几个自然生态因子不能满足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就能说明生态安全是不合格的。

所谓生态安全问题就是指对于生态安全足以构成威胁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属于一种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乌尔曼曾经认为,对国家安全的造成威胁的应是一项行动或一系列事件:形成极大的威胁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使一个国家的居民生活质量受到恶化;或者是,造成的威胁使得一个国家的政府或国内私人的或非政府的实体(个人、团体、公司)可利用的政策选择范围显著地减小。据此,我们也认为,只有当生态环境问题极大或明显地威胁到特定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时,“只有当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范围、程度足以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国家生存时,才能成为环境安全问题”,而“并非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安全问题。将一般性质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全部上升为安全问题,是对实际情况的随意夸大。这样做只能使维护国家环境安全的目标失去其本来的意义,也容易给反对派以借口。”从一定意义上说,生态安全问题也应该属于一种最为根本的安全问题。因为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生态安全问题不仅意味着威胁到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完整与稳定,而且意味着威胁到人类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等其他安全存在的自然基石或自然载体。进而,我们还可以认为,生态安全问题是人类社会所面对的最为根本的问题。因为安全问题本身就是人类社会所面对的基本问题,而生态安全问题则是人类社会所面对的更为基本的基本问题,即最为根本的问题。

与生态安全相对应,生态安全问题也具有外部性、综合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等许多属性或特征。但若与其他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其他安全问题相比,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1)根本威胁性。生态安全问题或者威胁到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存在与进化的基础,或者威胁到人类社会持续性生存与发展的基 石。(2)难以扭转性。相当一些生态安全问题都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都是超过了特定的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而一旦超过其自身修复的“阈值”,往往造成难以逆转甚至一些不可扭转的后果;即使能够恢复,也往往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和相对于当初预防和及时治理所需的更加高昂的代价。

巴内特(JonBamett)曾经将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环境退化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表现为:国民健康水平的下降、经济活动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基础的减少、环境移民的出现、由于经济增长的下降和环境资源逐渐稀缺而导致国内动乱的爆发,国家间爆发资源争夺战等。第二类是人类活动对于生物圈的循环能力和自我平衡能力的破坏,也称之为“生态安全”问题。第三类是环境恶化对人类安全构成的威胁,这一类问题关心现在以及将来人类能否居住在一个稳定和健康的环境中。这事实上是从生态安全主体的角度来区分的,而在前述广义的安全视阔下,它们最终也可以大致归纳为两大类:第二类的“生态安全”问题就是自然生态安全问题,第一类和第三类可以统称为人类生态安全问题。此外,我们也可以从其他视角来对生态安全问题进行划分。如从它们产生原因的角度来看,影响人类安全的环境问题的类型有:自然灾害、累积性变化或缓慢发作的变化、突发事故或工业事故、发展项目和冲突与战争(《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中的“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安全”研究项目中的观点)等,这其中既有自然灾害引起的也有人类不良行为引起的生态安全问题,既有渐进性累积形成的也有突变性事故形成的生态安全问题。从生态安全事件的角度来说,20世纪申叶轰动一时的“世界环境公害事件”、1998年长江和嫩江流域洪水灾害、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等都是比较典型的生态安全问题。

二、政府生态安全责任:公共安全层面上的政府生态责任

生态安全的意蕴不是传统的政治学中的国家安全、安全科学中的生产技术安全以及法学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公共安全”等范畴所能完全涵盖的,它应属于一种具有全新意义并且包容性很强的“公共安全”内容。目前,这种“公共安全”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术语,相应的公共安全管理在国际上也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公共安全事件在我国也被称为“公共事件”、“突发性公共事件”或“公共危机事件”等。公共安全管理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也称为“紧急事态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在新西兰称为“民防”(Civil Defense)或“民防紧急事态管理”(Civil Defense Management)。而且,从过去只注重生命和财产安全,到同时关注生态环境安全,也是西方国家紧急事态管理的一大特色”。

所谓公共安全至今也无相对成熟和统一的定义。有人认为:“国际上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社会生产、工作生活安全。它包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和每个公民一切生活方面的安全(从国防安全、环境安全到社会福利保障等),自然也包括免受犯罪侵害的安全。狭义的公共安全主要包括来自自然灾害、治安事故(如交通事故、技术性事故等)和犯罪的侵害三个部分。”基于前述广义的安全视阔,笔者认为,广义的公共安全的基本涵义应当指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公众(包括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包括工作和生活环境、良好的公共秩序、生命财产、身心健康、民利、自我发展等)处于一种相对安稳和保全并使其免于各种威胁或侵害的状态,它包括除完全属于私人领域范围之外的所有公共领域或方面的安全的内容。

生态安全属于公共安全的领域或方面,而且应该是最为根本的领域或方面。因为,“没有生态环境安全,就没有社会公共安全”,“一个民族得以长久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其主要推动力和重要标志应当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倘若以土地和水资源为核心的国土资源极其短缺,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资源能源,清洁的空气和水等环境要素时,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失去了载体和基础。”所以,生态环境安全是一种基础安全或底线安全,它也被诺曼・迈尔斯称为“始终的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生态安全责任也就是最为根本的公共安全责任。当然,也可更进一步地说,因为公共安全是政府的最基本的责任,而政府生态安全责任又是最为根本的公共安全责任,所以它也是最为根本或最为基本的政府责任。此外,如果说政府生态责任就是政府以追求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或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价值目标,与特定机构与职位相一致的义务与职责,那么,政府生态安全责任内容关涉的就是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与稳定或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而生态安全问题就是威胁这一最低限度的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生态安全责任又是最低限度或最为根本的生态责任。

公共安全属于比较典型的公共产品,所以,它一直被视为作为典型公共部门的政府的主要职能。威廉・葛德文就曾认为“政权是为了维护个人安全而设立的机器。”近代早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一般都普遍认为,政府应当承担非常有限的职责,而保护私人生命和财产安全就是不可缺少的政府主要职能。然而,相对于当代政府的生态安全责任来说,相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而言,当代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又有着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时代动因。

首先,当代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是应对当代生态安全问题挑战的必然要求。应该承认,当代生态安全问题并不都是完全无法预测和确定的问题,而是大量或已经或正在或即将发生的越来越突出的现实问题。联合国在2005年的《千年生态环境评估报告》中,通过披露诸多生态环境问题事实之后得出结论:如果生态环境继续恶化下去,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将会面临巨大威胁,尤其危及人类健康与长远发展。我国学者曲格平在2002年就提出我国的生态安全已经在国土、水、人民健康和生物四个方面突现出来。目前,我国的生态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和水资源枯竭导致部分地区沙化严重、发展受阻,甚至出现生态移民;环境污染致使部分公众健康与生命遭受损失;一些外来物种入侵对生态平衡的破坏;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等等。面对这些生态安全问题的现实挑战,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当代政府自然责无旁贷。

其次,当代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是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先进理念的内在要求。其主要表现为:一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不仅直接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安全基本目标,而且也深刻揭示了生态安全的以人为本重要属性。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发展就是安全发展和发展安全,当然也包括生态安全的发展和发展的生态安全,因为前者就是指发展必须以自然生态与人类 社会稳定性生存为前提,后者就是指发展必须以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持续性提供各种基本条件为保障。,’对于我国政府来说,如果说当前第一要务是发展,那么第一责任就应当是公共安全,而生态安全则为政府根本的第一责任。二是追求生态文明目标的要求。,生态安全既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也体现了安全文明建设的要求。其中,生态文明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明,而生态安全文明就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文明的最低限度和最为基本要求的文明。与此相应,目前我国政府主要职责也需要不断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到生态文明与安全文明建设型政府上来。三是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和平和安全问题的某些方面与持续发展的概念是直接有关的,实际上,它们是持续发展的核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就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即发展的安全性,其中当然也应包括作为发展安全核心的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而作为人的最为根本需要的生态安全也理应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一。因此,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当代政府必须担当起生态安全责任来。

再次,当代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是适应当代政府创新先进目标的直接要求。其主要表现有:一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服务型政府是以公民本位或社会本位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政府,它不仅在服务内容上需要把维护社会公正放在显著位置上,而且在服务方式上也需要具有主要为服务导向而非控制导向的特征。显然,生态安全不仅代表一部分人或当代人的利益,而且代表全人类和后代人的利益。而服务型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既是体现公民本位或社会本位的核心价值之要求,也是体现最具广泛意义的社会公正之要求,还是体现适应生态安全问题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特点的服务导向或非控制导向之要求。二是建设生态型政府的要求。如果说,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或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首先要建设好生态型政府,那么,建设生态型政府就必须首先要建设好生态安全型政府。因为维护生态安全是生态型政府建设的最为基本的任务,而政府生态安全责任也是生态型政府的最为根本的责任。三是建设责任型政府的要求。责任政府是具有对公民或社会负责理念的政府,而政府责任的具体内容也可表现为包括生态责任、安全责任等在内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既是对公民或社会负责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责任内容的直接具体体现,是建立在“生态安全公共利益至上”的信念基础之上的当代政府责任的直接具体内容。

三、强化当代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主要原则和总体思路

根据当代社会治理以及政府治理的新理论,结合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新特点,笔者认为,应当在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内容、形式以及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强化如下一些原则:

一是生态安全责任内容的多样统一和相对优先原则。如前所述,生态安全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作不同的区分。所以,相应的生态安全责任内容也是多种多样,如可分为自然生态安全责任与人类生态安全责任、人类生存的生态安全责任与人类发展的生态安全责任、区域生态安全责任、国家生态安全责任与全球生态安全责任等。一方面,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及生态安全利益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坚持这些不同生态安全责任内容的最终统一性原则;另一方面,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这些不同内容的责任之间也可能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因而也需要政府坚持一定的相对优先原则,如人类生存的生态安全责任相对优先于自然生态安全责任,自然生态安全责任相对优先于人类发展的生态安全责任,人类生存的生态安全责任相对优先于人类发展的生态安全责任,国家的生态安全责任相对优先于国家内部区域的生态安全责任,全球生态安全责任相对优先于国家生态安全责任等原则。

二是生态安全责任形式的多样并举和道德根本原则。政府责任形式通常表现为道德责任、法律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或积极责任、消极责任等方面,这些同样也可表现为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具体形式。为了最大限度地强化生态安全责任,政府必须根据现实需要坚持综合运用这些多样的责任形式原则。但是,相对于其他政府责任形式,政府也应当坚持道德根本的原则,即确立生态安全的道德责任应当成为当代政府落实生态安全责任的根本之道。这既是因为生态安全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任何有关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内容都无法准确完整地加以涵盖与包容;也是因为道德责任在本质上更加赋有自觉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即“道德责任不仅是法律责任的补充,而且是法律责任的提升。如果行政人员能够具有充分的道德责任意识,他就能够超越法律制度对他的岗位责任的一切规定,使他的岗位责任得到最充分的履行,并在这种履行岗位责任的过程中,使法律制度的不充分性得到补充,使法律制度的一切不适时的和不正确的规定得到纠正。”

三是生态安全责任主体的多元合作和政府主导原则。根据当代社会治理理论的要求,生态安全责任主体不能仅仅限于政府,而且应当包括各种能够承担这一责任的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政府生态安全的善治也必须坚持政府与其他多元社会主体的合作治理原则,而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合作治理理论又进一步强调这是一种超越工业社会的工具理性和体现高级价值理性的多元合作原则。而生态安全的高度复杂性、广泛公共利益性以及众多生态自治力量的成长都在呼唤这种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生态安全多元合作治理,这是一种政府与其他多元社会主体建立在真正平等基础之上自愿自主的合作治理。虽然,这种合作治理强调的不是以政府为中心而其他社会主体只是作为参与主体而存在的治理,但是,在走向这一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中,当代政府仍具有主导地位和发挥主导作用。而所谓政府主导原则就是指政府不仅要在自身不同层面、领域或区域的政府及其部门之间率先进行充分平等协商基础之上的生态安全合作,也要积极培育和引导社会生态安全自治力量的成长和成熟,还要善于担当促进和组织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以及社会主体之间的生态安全合作之职责。

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前提下,强化当代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总体思路主要表现为:

一是不断确立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理念基础。这一理念显然是生态意识、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的有机集合体。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当代政府需要从关注一般生态环境问题意识上升到同时关注生态安全问题意识,从关注传统的国家安全意识上升到同时关注作为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国家生态安全意识,从关注生态安全的法律责任意识上升到同时乃至主要关注生态安全的道德责任意识。

第7篇:生态安全的意义范文

意识形态安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指保持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政治意识形态意相对稳定、完整。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就我国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安全:第一是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第二是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第三是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最后,意识形态安全还包括民族精神的安全。因此,当前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主要就是要做到维护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社会指导思想的地位不动摇,确保共产主义信仰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政治信仰并愿意为此而努力,维护和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秩序,安定社会生活,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把中华儿女团结起来,朝着共同目标奋斗。当前,在经济、科技、政治发展的冲击之下,时代正处于一个极为深刻的变革过程中,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全球化带来了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交融和激荡,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生产方式、利益格局和全部经济秩序,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整个价值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机遇,也是必然的选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不对等的,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和科技优势以及对全球各种传媒和网络垄断性经营,以更加强烈与更隐蔽的方式向我国强制推行西方大国制定的游戏规则,推行其强权政治、价值观念和谋取利益,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渗透,影响、干扰甚至破坏国家的、政府的权威和政局的稳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交融和激荡,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生产方式、利益格局和全部经济秩序,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整个价值体系。

2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1)从互联网角度看。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网上对别国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的宣传变得简便易行。西方国家一直注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的渗透,企图通过文化渗透达到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而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最终目的。西方国家在互联网上占有绝对优势,他们会尽可能地利用互联网对我国进行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从现实情况看,目前互联网上所充斥的大量信息是经过意识形态过滤的,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甚至西方一些颓废、有害的观念和思想会通过互联网这条渠道影响我国的群众,使我国群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产生变化,从而造成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较大冲击和挑战。

(2)从我国对外开放角度看。借着我国改革开放之风涌进来的西方文化中的可借鉴和应抵制的因素,所有这些都混杂、交织在一起,影响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特别是我国加入了WTO,扩大了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使西方的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甚至消极、不健康和反动的思想观点大量涌入,这无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诸如道德滑坡、腐败和个人至上思潮等一些消极因素,也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对此我们决不能熟视无睹。

(3)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人们思想观念乃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它主张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对市场的自由放任,反对一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等等。西方国家,为了实现他们的险恶目的,向我国大肆贩卖新自由主义。这种思潮在本质上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马克思主义,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4)从国际上看,在当代世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虽然呈现出多种复杂情况,但突出表现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根本对立。双方争斗的主要形式是以意识形态作武器进行“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因为,从十月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主义势力积极与流亡在外的所谓“民运分子”、和我国境内的敌对分子相勾结,企图联手行动。他们不断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等作为政治思想武器,对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心理战和宣传战。他们还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诱压结合、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政策,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5)从全球化角度看,无论是从全球化形成的历史来看,还是从今日全球化的事实来看,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是十分明显的。表明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存在着意识形态陷阱。西方国家会凭借自己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乘着我国加入WTO、扩大对外开放之机,加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活动。但自从冷战结束,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策略,总是试图掩盖其意识形态目的以迷惑世界。我国坚持的是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又仍属于不发达国家,“免疫力”差,而对加速进行的全球化浪潮及其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对依托于前沿技术的文化侵略与生活方式颠覆,应有有效的应对策略。

3 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与途径

(1)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任何一个社会的思想领域,总是由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都表明,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除了要靠坚强的政治领导、雄厚的经济基础、完备的制度和法治,社会成员思想上的统一和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核心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在当代中国,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当前最根本的就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建设,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2)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维护社会主义道德秩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体系结构是多层次的。其最高层次是共产主 义道德,其次是社会主义道德,再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般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应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总的来说是实有道德,但也有一定的应有道德成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社会生活的一般实有道德比较复杂,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封建道德(如男尊女卑)和资本主义道德(如个人主义)的影响,但这两种道德只能是残余,而且主要以其影响导致类似道德现实的出现,且已不占主体地位。总的来讲,倡导理想道德,巩固实有道德,抵制封建道德和资本主义道德的侵蚀,是维护社会主义道德秩序的重要任务。因此,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以集体主义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原则,以诚信教育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构建家庭、学校、单位、社会一体化的道德教育网络,营造浓郁的舆论和教育氛围,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

第8篇:生态安全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生态安全观;特点;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119-02

近些年来,人与自然关系急剧恶化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并且在当今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已经突破国家和区域的限制,成为全球性环境问题,对国家安全和人类生存安全提出严重挑战,亟待解决。据此,区别于国家其它安全或保障体系,生态安全问题日渐被提上日程,开始成为国家新的安全观的重要方面。

一、生态安全的定义与特点

从安全观念方面看,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作为构成综合安全的两个重要内容包含各自不同的安全理念。就传统安全观来说,由于其主要涉及传统意义上的事关国家政权与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领土纠纷等方面的高政治安全问题,因而向来在国家安全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一种区域性概念,是国家本位的安全观。而“非传统安全观是一种广义的安全观,它以人类为本位、以人类社会生存状态的安全为核心,是一种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内容广泛的安全理念。所以,非传统安全的研究范畴是一个以人类‘生态’安全研究为中心的广阔研究领域。[1]”而生态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一个中心视域,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开始在国际政治学界作为一种新的安全观出现并日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由此可知,生态安全作为一种新近提出的安全理念,它是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这一不可辩驳的事实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的,其目的在于揭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同国家安全中其它安全保障体系一道力求确保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的稳定。“1989年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对生态安全作了一个定义:生态安全是指人的生活、健康、安全、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来源、社会次序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其中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社会生态安全。[2]”但是由于目前国内外学者尚未就生态安全这一新概念的定义达成共识,因此还不能对其进行较为本质的概述。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生态安全又称环境安全,可以从它的两层基本含义方面对其进行阐释:“一是避免由于生态环境退化和资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构成威胁,从而维护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对于本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支撑能力;二是避免由于生态环境严重退化和资源严重短缺造成环境难民并引起暴力冲突,从而防范环境问题对区域稳定和国际安全构成威胁。[3]”当前在有关生态安全的国际性讨论中,它的第一层基本含义主要涉及各国环保部门所开展的资源保护与综合整治环境污染方面的工作;而它的第二层基本含义则更多地同国家与区域内部或国际间的高政治安全问题有所关联。

二、生态安全的特点

同国家传统安全相区分,生态安全概括来说具有以下几方面较为鲜明的自身特点:

1.全球性。这种全球性也可概括为整体性,全球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相互贯通的大系统,即使局部生态环境遭遇破坏或危机也有可能造成全球性的灾害,甚至会威胁到全球的生存条件,也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目前世界各国面临的海洋污染、臭氧层破坏、气候异常、土地荒漠化等各种关系全球生存状态的环境问题,已经向人类提出了挑战并威胁人类的生存条件。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亟待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和全球人民的联合行动。

2.综合性。“生态安全的综合性是指它是全部生态安全要素――森林、海洋、草原和农田四大生命系统,大气、水源和能源等矿产资源三大环境系统――安全性的综合,而不仅是指其单个要素的安全性。[4]”这足以表明生态安全涉及到各个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因素。由于生态破坏所导致的生态安全的威胁直接关联到全人类的生存条件以及整个人类文明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生态问题的维护与解决需要全球性的紧密合作。

3.不可逆性。这里的不可逆性并不意味着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不再可能恢复,它意在说明在当今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条件下,必须有赖于庞大的物力、人力和财力并相应地借助已具相当规模的环境科技才能对较大范围的生态破坏问题有所解决,并且由于科技作用的双面性,在利用环境科技修复生态问题的同时依然会对其造成某种程度的破坏。另外,众所周知我们将资源分为不可再生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即使是可再生资源一旦被无休止的开发利用,其再生依然需要长时间才能完成并且可替代性小;其次,不可再生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更是不言自明的,具有单向度的不可逆性。据此,生态安全的不可逆性和单向性都更加的表征了维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我们要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合理高效的利用资源,发展绿色经济。

4.长期性。生态破坏的不可逆性就决定了生态环境治理的长期性和高代价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人们历史性活动破坏的结果,因此其治理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荒漠化的恢复,滇池的污染治理,水资源危机、沙尘暴等对国家社会安全的影响也非十年所能解除。[5]”

5.外部性和公共性。这是对生态安全成因与其危害对象不一致现象的一种表述。某些个人或集团等为了谋取利益最大化在不考虑环境破坏和治理成本的前提下开发自然资源或组织经济活动,最终不可避免的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这一破坏性的结果却超越造成这一危害结果的人,进而影响到更广泛的人群,甚至是全人类和全球性的生命体。也就是说更多的人为造成生态破坏这些行为者买单,从而要支付巨大的发展成本。

三、维护生态安全的应对措施

首先,树立正确平衡的生态观和生态世界观,这就需要人们能够正确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了解人类活动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做到首先从意识观念中对人的定位回归自然,明确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活动要尊重自然规律,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更不能欲求统治自然。“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忽视这个原则的任何政府或经济制度,最终都会导致人类的自杀。[6]”据此,维护生态安全的实现,首先倚赖于人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观念的转变,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统一发展的平衡的生态观和生态世界观。

其次,任何一个成功的防范生态威胁的战略,必须树立“全球安全观”。由于生态安全是全球性的问题,所以必须树立“全球的安全观”,打破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区别的限制,加强区域之间的对话与协作。发达国家应加大对欠发达国家与地区在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高效率方面的技术支持,欠发达国家与地区也应加大环境保护与整治方面的资金与技术投入,通过国际间的紧密合作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力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维护生态安全。

再次,维护生态安全还需要建立生化武器防范机制,谨防各类安全问题相互转化,增强综合安全意识。“生物武器扩散本来是传统安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与国际恐怖主义因素结合起来,也成为生态安全中的一个严重问题。[7]”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控制生物学研究在基于伦理和道德的基础上进行,严防把疾病当作武器来实施恐怖活动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极端所利用,从而对生态安全乃至人类生存安全造成威胁,同时又要注意在应对手段上严格遵守和维护相关的国际法则,以防别有用心的国家或团体借此推行霸权主义。

最后,应该发挥国际组织的重大作用,使生态安全这一紧迫性问题在整个国际社会中得到关注与重视。对此,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宗旨的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国家的最大联合体的全球性政府组织对于维护生态安全的全球合作是责无旁贷的。因此,我们要积极推动联合国在关乎人类生存安全的关键性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积极推动联合国形成促进国际合作以维护生态安全乃至人类文明的协议,使联合国成为代表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全球性政府组织。

综上所述,生态安全作为一种新近提出的安全理念,既关系各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与战略安全,又关系到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社会整体的长期发展;在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我们要积极推进国际合作,采取措施有效维护生态安全,防止生态恶化以及生态恐怖主义威胁,把生态安全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从而更好的维护国家安全。

参考文献:

〔1〕肖剑鸣,张川.“生态”安全的科学内涵与构架[J].犯罪研究,2010(4).

〔2〕〔7〕徐继承,易佩荣.人类的终极安全:生态安全[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

〔3〕李忠友.生态安全问题的哲学反思[D].吉林大学,2008.

〔4〕余谋昌.论生态安全的概念及其主要特点[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第9篇:生态安全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文化安全 意义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08-0115-02

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文化生存系统运行和持续发展状态及文化利益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它既包括客观的存在,反映着一个国家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和危险的状态,又包括主观的心理感受,反映着主体对这种状态是否存在的一种价值判断。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安全是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独立民族而言的,属于非传统国家安全的范畴。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的文化安全问题

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式”的内核指的便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系到国家的兴衰荣辱,更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不仅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思想道德支撑,也为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文化的本质内涵。建设和谐文化就是要实现各种健康文化之间的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互通有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也是国家文化的内核。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不仅为和谐文化的建设奠定了基石,也为以思想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保障。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文化安全问题的意义

文化安全是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生态安全等一样承担着国家荣辱、民族发展的重任。

(一)时代意义

文化安全为国家安全体系提供了核心的保障,确保文化安全就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更是确保国家安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自始至终都属于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在“人权”、“自由”、“平等”等问题上动作频频,企图以此为把柄来动摇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文化安全为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独立性提供了保障。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使得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渐频繁,但当前国与国的文化交流却呈现出一定的不平等性,如不平等的输出关系、不平等的接受关系等。如此一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独立性便会受到威胁,而从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高度来加强国家文化安全的建设也成为维护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独立性的必由之路。

(二)建设意义

网络信息革命后,网络文化渗透为我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而进行强有力的文化安全建设则是缓解这些负面影响的必由之路。

从国内传统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只有加强对文化安全的建设,才能够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继承。近些年来,以儒学为标志的汉学在国际上赢得了众多追随者。然而,不能忽视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存在许多与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不融合的东西。因此,面对诸多且已形成一定体系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还是要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在批判中去承继,去发扬。

从对国外文化借鉴吸收的角度看,只有加强文化安全建设,才能够在批判性地继承国内传统文化的同时,在国内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以实现与时俱进。在《邓小平理论》中,也有着这样的一句话,“属于文

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因此,在进行文化安全的建设时,也要注意对资本主义的文化进行分析鉴别,要向他们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管理方法等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文化安全问题的实现路径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化步伐的加快,面对社会化媒体的加速发展,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自然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该采取何种措施来实现和保障我国的文化安全呢?笔者认为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强化阵地,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地位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特点,尤其是外来思潮对我国本土文化的冲击更为强烈,文化安全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

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也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范畴,其前进的方向是由其处于核心地位的思想道德意识决定的,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根基,也是我国文化安全取得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保障。

其次,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任何民族文化的建设都必须立足于民族文化的根,这个根就是传统文化。只有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才能发掘出民族文化生命的原动力和内驱力,才能焕发出民族文化的内在光辉。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我们需要的是在批判中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而后在充分吸收的基础上创新。

(二)以史为鉴,将文化安全置于国家战略高度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象征,也是综合国力的体现,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也逐渐增多,文化安全问题因此受到了威胁和挑战。对此,笔者认为,应做到如下几点。

做大文化产业,构建中国文化产业体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其原因就在于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因此,我们要在文化领域实现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局面,就必须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构建中国文化产业体系,为文化的发展、繁荣和安全提供直接的经济支持。

加强文化立法,完备法律体系。其一,要尊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坚持立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原则。其二,要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利益为原则而进行文化立法,如设立文化基本法、知识产权与文化类相关法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类法律、新闻出版类法律、广播电影类法律等。

(三)应对挑战,维护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自由平等的方式日渐加深。而西方敌对势力却在以“交流”为名对我国的文化进行渗透。对此,我们必须要直面挑战,制定出一定的措施来加强我国文化安全。

首先,要警惕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文化霸权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来实现文化方面的全球化目的,文化殖民则是通过“洗脑”等方式改变一个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以往的洋枪大炮等兵器冲击的直接方式相比,以广播影视文化产品、社会化媒体等为武器来进行的文化殖民对我国老百姓的危害程度最大。

其次,要实施多元化的国家文化安全保障。在国际范围内,多元化的文化形态不仅会保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共存和交流,也为世界文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国内,多元化的文化形态会保证各民族文化、各地区文化、各阶层文化以及各文化个体呈现出发展的多样性。虽然多元化的文化形态中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但通过内部消化解决,不会给主流意识形态带来大的威胁。

综上,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阈下,我国的文化安全才能够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也才能够早日完善文化安全战略体系,进而丰富我国的国家安全体系。相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促动下,我国的文化安全建设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

[ 参 考 文 献 ]

[1] 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8.

[2]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5.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