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论文全文(5篇)

第1篇：生态学论文范文

1.1更新和优化教学内容

目前国内外仍然没有一本专业的《葡萄生态学》教材。虽然2009年以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主要参考了张光伦教授主编的《园艺生态学》教材，并结合葡萄生态学自身的特点制作了课件和讲义。但是，生态学的研究日新月异，分支也越来越多。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在讲授葡萄生态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适当拓展理论视野，密切关注葡萄生态学领域科学研究前沿和动态，将最新研究成果引入课堂教学中，保持教学内容的新颖性。过去5年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发现，《园艺生态学》教材能系统地为学生提供生态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课程组则结合最新的葡萄生态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进行补充和优化。如在葡萄气候区划方面，授课老师根据研究结果补充了我国大陆性季风气候条件下葡萄区划指标体系的构建。再如我国优质葡萄酒产区主要位于干旱缺水、生态脆弱的区域，保护生态环境一直是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坚守的重要目标。在葡萄生态学的讲授中不断更新了沙漠产区、戈壁滩产区、盐碱地较为严重的产区等发展葡萄酒产业的生态需求。另外，根据不同生态因子对葡萄与葡萄酒质量的影响不同，课程组采用了区别于园艺生态学、森林生态学等课程的授课架构和顺序，对涉及重要生态因子的章节加强了学时和内容。例如目前水分缺乏和低温冻害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这两章的讲授则更为详细。最后，在教学过程中课程组注重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以及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意识的培养。只有深刻掌握了这些基本知识，对葡萄原料质量、葡萄酒质量和风格等方面的评价才能更加客观和深入。

1.2改革与创新教学方法

1.2.1提高教学过程的师生互动过去由于没有参考教材，并受“注入式”教学思想的影响，上课时主要是老师讲解，学生忙于记笔记，强调讲授的作用。课程教学改革以来，在教学过程中经常穿插提问、增加小测验，这样既可以集中学生上课的注意力，同时又促进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温习和思考。另外，在每节课的前5分钟鼓励学生向老师提出问题，由授课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思考，在下课前5~10分钟进行解答和评论。既提高了学生探究知识的热情，又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全班同学共同思考，相互学习。改革实践中另一种互动的方式是提前定向生态学热点主题，如气候变化对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影响、环境污染与葡萄生产等，让学生自己查阅文献，同学们经过准备后在课堂上进行讨论。这些教学方法的改革把过去以教为主变为教与学互动，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学效果良好。

1.2.2增加学生主导的课程讨论课课堂讨论是教学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辅助环节，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提高教学效果。葡萄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以来，一直安排4个学时进行学生为主导的课堂讨论。具体做法为首先按照我国行政区划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将每个年级全体同学分为31个小组，通过查阅文献、数据统计，并结合生态学课程讲授的内容，对每个区域进行生态评价，并结合当地葡萄与葡萄酒产业进行论述。所有讨论内容需制作成幻灯片，并上台讲解5分钟。同时，随机挑选5名学生作为评委，授课老师辅助点评，其它同学进行交流和质疑。整个课堂以学生为主导，授课老师主要进行引导和辅助点评，最大程度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实践证明讨论课不仅提高了同学们的团队协作意识，也锻炼了材料收集与组织能力、演讲能力等。另外，各小组通过查阅文献、上台讲解，对该产区的生态条件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所有小组通过集体交流，使得全年级的每一个同学对全国的生态条件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和独立的思考，为以后葡萄栽培学、葡萄品种学学习，以及进入产区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2.3加强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葡萄生态学课程教学的手段已完全实现多媒体教学，但是由于该课程涉及的知识面较广、概念较多，所以仅依靠幻灯片进行讲解有时仍显得较为枯燥和抽象。因此，授课老师在尽量制作更为优美的幻灯片的同时，根据章节内容，收集整理大量实地照片、视频进行讲解。授课老师利用科研活动、考察等机会，分别在新疆、辽宁、山东、吉林、四川等产区从生态学的角度拍摄了大量实地照片和视频，如土壤类型、植被类型、地形地貌、园地建设等，为学生提供了许多真实而直观的例子。另外，课程组还积极下载和制作各种视频，补充说明各个知识点，让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和记忆。课程组在新疆北疆地区拍摄了戈壁滩产区从原地选择、葡萄园管理到酒厂生产全过程的视频，以生态学知识为切入点，为学生详细介绍了北疆产区的生态条件及其对葡萄酒质量的影响，让学生更加容易理解我国干旱地区葡萄与葡萄酒的特点及其生态学基础。

2改革考核方式，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采用考试、课堂讨论以及小论文撰写等多种考核形式，可以综合评定教学效果。葡萄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以来，从以前的成绩构成仅为期末试卷考试加上平时考勤改为讨论课成绩、平时考勤成绩、实验成绩、期末成绩4大块，而且期末试卷成绩的比例由原来的80%降为65%，更加注重了对平时讨论、实验、实践能力的考核，导向性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动手的能力。

3展望与建议

第2篇：生态学论文范文

从南京副市长陈刚的倡议中不难发现慢生活的理念在长江三角洲已经基本形成共识，长江三角洲已然成为中国式慢生活的起源地与引领地。在长江三角洲经济急速发展的背景下，提倡慢生活的理念实质是对生态学规律的一种正确认识。基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规律，长江三角洲地区主动降速发展是传统发展模式在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遭遇瓶颈之后做出的战略抉择。这种选择最终将导致长江三角洲生态系统的发育和进化。

二、慢旅游是生态旅游的延续

生态旅游是慢旅游发展的基础，绿色的生态、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溪水、宁静的乡野气息是慢旅游的王牌。[3]同时，慢旅游是一种深度旅游，是一个文化的浸入过程。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主张扎进一个陌生地方沉淀自我，融入当地的生活，充分了解当地文化；

（2）主张在旅游地居住一段时间，像居家生活一样，亲自到市场买菜、做饭，在城市或乡村随意游逛，而没有特定的目的地；

（3）不以留念为目的，而是为了体验另一种生活；

（4）而作为全国旅游经济最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无疑是开展慢旅游活动最为理想的场所，因为该地区拥有超前的旅游发展理念并具有建设慢行系统，开展慢旅游及社区旅游的良好条件，而依托这些优势条件开展慢旅游活动将掀开生态旅游发展的新篇章。

三、长江三角洲构建慢旅游目的地的生态路径

正确把握长江三角洲慢旅游发展的瓶颈与问题是构建慢旅游目的地的前提条件。就目前长江三角洲开展慢旅游的实践来看，存在如下问题：

（1）慢旅游依托的旅游基础与接待设施严重不足；

（2）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慢城建设失去基础；

（3）文化旅游资源破坏严重，文化旅游消费快餐化，难以为旅游者提供深度旅游体验的文化环境；

（4）依托慢城发展慢旅游目的地比较困难，很难找到符合国际慢城标准的城镇建设慢城。在诸多瓶颈与问题的制约下，盲目地开发慢旅游将是一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行为，不是一种符合生态学规律的行为。因此在理顺长江三角洲慢旅游发展的瓶颈与问题后，长江三角洲应结合区域特点和区位优势，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构建慢旅游目的地。

（一）生活休闲化的旅游城市是开展深度体验旅游的理想场所

慢旅游是一种在旅游目的地的慢生活体验，需要融入当地社区，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生活休闲化城市旅游经济发达，休闲娱乐设施齐备，城市生态环境优美，如杭州、苏州等城市。这些城市可以结合国际慢城构建的部分标准，如在公共设施和尽可能多的私人设施上张贴“蜗牛”标识，以直观形式倡导“慢生活”及“慢旅游”的理念，并通过“慢生活”及“慢旅游”理念的宣传将旅游与社区融为一体，为旅游者提供深度文化体验旅游、社区体验旅游及休闲度假旅游等生态旅游活动，把自身打造成具备深度体验价值的慢旅游目的地。

（二）生态环境优美的山区城镇是构建慢旅游目的地的

最佳载体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山区城镇，生态环境极其良好，并具有建设慢行系统，开展慢旅游及乡村社区旅游的良好条件，如南京高淳县、绍兴南部山区、杭州淳安与桐庐县、常州溧阳、宁波奉化等地区的乡镇，具有开发慢旅游的良好条件。这类山区城镇可以按照慢城相关标准、公约与准则积极构建国际“慢城”。此外，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些生态环境良好、现代工业不发达、乡村民俗文化保存完好、乡村性非常强的山区城镇则具备构建国际“慢城”的基础条件。国际“慢城”是开展生态旅游，发展慢旅游目的地的最佳载体。目前，长江三角洲已有高淳桠溪国际“慢城”，而生态环境优美的山区城镇完全可以借鉴桠溪成功申报国际“慢城”的经验，再次构建1-2处国际“慢城”，并立足于长远发展，在区域内部形成国际“慢城”的聚集地。

（三）具有乡村腹地的部级风景名胜区及乡村旅游地具有发展慢旅游的良好条件

就长江三角洲目前的旅游资源现状来看，其区域内有多处具有乡村腹地的部级风景名胜区，如仙居风景名胜区、绍兴浣江———五泄风景名胜区、绍兴新昌天姥山风景名胜、杭州千岛湖部级风景名胜区、宁波奉化雪窦山风景名胜区等，这些风景名胜区位居乡村腹地之中，并于社区融为一体，具有发展以慢生活、慢旅游、慢体验为特征的旅游目的地条件。此外，长江三角洲不仅城市旅游、城镇旅游发达，乡村旅游也极其发达，因此可以依托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旅游特色村、现代旅游乡村等载体构建国际“慢城”体系，并加快建设符合生态规律的慢旅游基础与接待设施，发展慢旅游业态。

（四）具有线性特征的旅游目的地地带是构建慢旅游带的理想地带

长江三角洲的空间架构主要是由一些江河、海洋与交通干线组成。已经申遗成功的京杭大运河贯穿长江三角洲16市，其中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7市具有构建京杭大运河慢行绿道的得天独厚条件；环太湖岸线连接无锡、常州、苏州、湖州4市，太湖环湖慢行系统的建设也将使该区域成为慢旅游、慢体验、慢生活的慢旅游目的地地带；长江三角洲滨海岸线具有建设滨海慢行绿道的条件，也适合开发慢旅游；而长江把南京、扬州、镇江、泰州、常州、无锡、苏州、上海等8市连为一体，具有开发沿长江慢行系统的良好条件。因此，长江三角洲只要慢旅游发展理念正确，积极开展区域旅游合作，借助滨海、沿江、环太湖、京杭大运河、钱塘江和新安江等具有线性特征的水系资源构建滨水慢旅游目的地地带或慢旅游带及一体化旅游慢行系统，将来必定成为具有国际重要地位的慢旅游一体化发展区域。

（五）江南水乡古镇是开发慢旅游的试验场

江南水乡古镇具有自然生态环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居民安居乐业、社区和谐、旅游业发达，以特色旅游交通工具为主，并且人口条件也符合国际“慢城”要求，具备构建国际“慢城”的良好条件。若直接把水乡古镇按照国际“慢城”体系开发建设，则不失为提升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品位的一种最佳路径。因此，江南水乡古镇完全可以依托社区旅游和文化旅游来构建生态旅游目的地系统，就其慢旅游开发路径而言主要包括：

（1）深度挖掘江南水乡古镇特色文化，构建能深度体验江南水乡古镇特色文化的旅游产品体系；

（2）在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中，注重当地居民的生存权利与正当诉求，保护古镇所依托的居民文脉，开展极具特色的古镇社区旅游以吸引社区体验旅游者；

（3）保护水乡古镇所依托的生态环境，保护水域安全及提升居民用水质量；

（4）积极拓展水乡古镇开发领域，构建水乡古镇旅游圈；

第3篇：生态学论文范文

首先，翻译生态学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跨学科应用。在达尔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理论指导下，翻译选择适应理论应运而生。所谓翻译适应选择理论，是以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为指导，以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体概念为基调，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为核心，能够对翻译本体做出新的解释的翻译理论范式。在生态学上，我们把一种植物或者动物从一个地方移植或者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时，被移植或迁徙的物种只有适应新的环境才能够得以生存。类似的道理，翻译也是将一种文化下的文化产物一直到另外一种文化中去，如果能够做到很好的融合，能够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并且被其所接受，那么这就是一次成功的翻译。其次，翻译生态学还强调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作为一个好的译者，要实现翻译材料从原语文化成功“移植”到译语文化中，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根据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特点，结合自身对原语文本及译语读者的先验判断和体会，实现成功的翻译文化。翻译中，译者在发挥主体性的同时还应该更充分考虑译语的受众，努力做到思想信息的有效“移植”，避免过度尊重或者尊重不足，由此实现真正翻译的“原汁原味”。

二、教学启示

1.关注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能否翻译出优秀的译文，关键是看译者是否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是否考虑到了译文的受众。因此，在培养学生时，首先要培养的就是学生的“翻译生态环境”意识。授课时教师要注意把翻译教学置于翻译生态环境之中，教学重点由基于语法的分项讲解转向面向实践的整体关联，培养学生充分考虑译语国家的文化、社会等情况，建立由此文化向彼文化的相互关联，从而实现译文与文化的完美结合，使译文适应新的“环境”。

2.注重词汇、修辞等的区别

要想译出一篇好的译文要求译者能够熟练地掌握两种语言及其在词汇、语法和修辞等方面的差异。这一点上，除了平时多注重词汇的积累，还可以通过阅读大量的源语文章掌握语言表达技巧。一般来讲，学生比较难于掌握的像俚语，如果没有事前阅读过相关内容，单纯靠上下文联系去猜测是很难译出准确的译文。

3.时时更新社会信息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国际国内市场交流加快，这就对翻译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课堂教学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教材更新太慢，学生练习材料与时代脱钩，联系不够紧密。这就要求教师及时根据“社会”这一消费者的需求调整教学选材，把有效信息、知识、社会需求体现出来，并且针对相应的供求，制定课程内容，筛选教材。

三、结语

第4篇：生态学论文范文

1.1技术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

在探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时，技术总是被一些学者认为与生态危机的产生密切相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技术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的想法，实际上是脱离了经济规律及社会生产方式抽象的谈论技术，这无益于探究生态危机与技术的关系，探究技术与生态危机关系的正确方式应该是将技术及其背后操控技术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将技术置于其存在发展的经济活动之中进行考察，这样才能真正的厘清技术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依据上述的分析路径，福斯特指出，“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的技术进步就能解决生态危机，技术落后就会导致生态危机的观点，用“杰文斯悖论”就能轻而易举的进行反驳。福斯特依据经济学家杰文斯通过统计学得出的结论，即当某种自然资源利用率提高时，非但不能减少对这种自然资源的使用量，反而会激发市场对这种自然资源的需求，从而揭示了技术进步背后的经济学规律，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生产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进而对某种资源的需求与使用量也会增大，这样技术的进步不但不会减少资源的使用量，反而会加速资源的枯竭。结合“杰文斯悖论”及福斯特自身研究所得出的惊人数据，福斯特不免发问，“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新研发的技术就能够解决环境恶化问题吗”［1］福斯特的回答是“相信技术奇迹能够解决生态危机的想法在本质上等于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里技术的发展是从属于市场需求的［1］。”既然技术的发展不能解决生态危机，反而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加剧了资源枯竭的速度，那么是不是“技术悲观主义”提出的通过抑制技术的发展就可以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更有道理了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样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技术本身无所谓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因为技术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也就不能利用技术根除生态危机，技术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它的生态作用是由其背后的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生产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种追逐利润的经济理性所导致的，技术只不过是其控制自然、攫取利润的工具，“与资本在工厂中对技术的那种配置和运用方式———目的是为了控制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及利润———相比，也许技术本身不应受到更多的指责［2］。”至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完成了对“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双重批判，将技术从纷繁复杂的生态危机之中摘出，进而开始关注掌握技术的资本之手，逐步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定位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是技术。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批判的矛头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时，他们便获得了站在更广阔的视角上重新审视技术问题的机会，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使得资本主义技术的每一次发展都是以攫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生态效益基本不在其考虑的范围内，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断定，那些有利于协调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技术，即“好的技术”、“替代技术”、“软技术”、“小规模技术”也从来不会被以经济理性为原则的资本主义所选择，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式开启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

1.2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根除生态危机

在对“经济简化论”、“技术乐观主义”以及“技术悲观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终于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批判的理论准备，亮出了自己的理论底牌，即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且拿出了自己根除生态危机的终极方案，即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根源的理论依据。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类矛盾”，“第二类矛盾”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的顽疾和本质缺陷。“第二类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扩大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滞，而以生产条件为其表现形式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则是有限的，二者之间的矛盾就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福斯特则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经济运行规律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运行规律可以概括为，想尽一切办法地进行资本积累、不断地加快资本周转、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那种要求遵循生态原则，从整体的视角通盘考虑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显然是不相符的”［1］，而这一切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损害。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本质进行揭示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拿出了自己破解生态危机的终极方案，即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进而实现生态危机的彻底解决。生态社会主义是按照生态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倡导和坚持一种能够维护生态系统整体平衡的人类中心主义［3］，它坚持自然资源公有制，通过以自由人联合体为代表的国家权力来解决生态问题，政府拥有强有力的生态管制权，可以有效地实现对生态的监管，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在生态问题上的自由化缺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视为建立生态文明的理想的社会形态，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具备生态理性萌发的条件，社会主义与生态理性相互需要，并天然的结合在一起。对此，奥康纳指出:“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它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2］。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破解生态危机所引发的争议及其评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根源的破解引出了生态文明研究领域的三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即市场经济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生态系统的保护;技术的发展是保护了还是破坏了资源环境;资本主义制度到底是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如果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生态危机。对这些有争议性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更为客观的评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从中找寻有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2.1市场经济对生态系统保护的利弊之争

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简化论”的批判而引发的市场经济对生态系统保护的利弊之争，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对于稀缺性自然资源使用规模的影响问题，即市场经济是有利于降低自然资源的使用量，还是刺激了其使用量的增长?笔者认为，在微观经济运行层面上，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高效作用，为自然资源制定反应其稀缺程度的，符合生态学规律的市场价格体系，使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所承载的自然法则转化成引导、调节现实经济活动中资源消耗量的价格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调节自然资源使用量的目的。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完全否定市场在生态系统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未免有失偏颇。同时，“经济简化论”所主张的，完全依赖市场自发地调节自然资源的使用量，而不考虑生态规律，仅凭市场自由竞争原则所形成的价格体系来配置自然资源也是十分危险的。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受政府生态监管的企业往往就会掠夺性开发资源，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经济简化论”将生态危机完全归结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是片面的。因此，无论是“经济简化论”，还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各有其积极的一面，同时又各有其局限性。应该积极汲取两者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建立起在生态理性原则指导下的有政府进行生态监管的市场经济，既充分发挥市场在稀缺性资源配置方面的高效作用，又为市场划定生态规制，消除其生态负面作用，这才是通向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生态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正向效应，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2技术对保护资源环境的利弊之争

技术对保护资源环境的利弊之争实质上是后现代思潮中“技术双刃剑”问题在生态领域的延伸，而“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在生态危机问题上的双峰对峙，正是传承了后现代思潮那种抽象的、符号化的理解技术的衣钵。笔者认为，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还是“技术悲观主义”都只是抽象、片面的理解技术，并各自抓住技术生态作用的一端不放，片面地夸大了技术在治理或者破坏生态系统方面的作用。只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技术应用的生态后果与其背后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以及经济规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观点才是正确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单纯的技术进步可以解决生态问题的观点，也不赞成完全否定技术的积极作用，而是主张通过转变掌握技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使技术获得生态学意义上的解放，主张转变拥有技术选择权力的经济理性为生态理性，使技术沿着绿色的方向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种具体的历史的理解技术的生态功能，体现了其理论的唯物史观依据，为分析解决生态危机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笔者也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论述技术的生态作用方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在酣畅淋漓的完成了对“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双重批判之后，并没有给出如何发展技术、选择技术、发挥技术积极作用解决生态危机的具体的可行的方案，其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中间技术”等概念，尽管有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但又有在“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之间寻求妥协之嫌，有在发展技术或抑制技术之间折中处理的味道，没有体现出其所推崇的按照生态理性原则选择技术的设想。

2.3资本主义制度是否为生态危机根源的争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理论特点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而关于这一问题，学界有着一定的质疑，质疑产生的缘由就在于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为何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反而成效显著呢?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显著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首先，资本主义制度唯利是图的本性决定其只有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地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底线，才能满足其对剩余价值无限贪婪的内在要求，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开进，资本不断地渗透到世界各地，必然使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断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性质的揭示是一致的。其次，并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都那么成效显著，事实上除了少数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外，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仍然十分普遍，这也从侧面再次印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最后，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根源”一词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是无法克服的，这是由其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与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但这不妨碍那些为数不多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暂时性的延缓生态危机。实际上这少数的本主义发达国家只是通过环境立法、环境行政监管、大众环境意识的培育以及生态殖民入侵等方式暂时性地解决了本国的生态危机问题而已［5］。其中其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包括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生态殖民入侵。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经济解决本国人民生活问题之际，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来保障本国自然环境不受破坏;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直接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有毒垃圾废料，用贸易利益诱使发展中国家吃下污染的苦果;利用贸易剪刀差效应，从发展中国家大肆掠夺自然资源、能源来维持本国高消费、奢侈的生活。由此看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态福利是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生态贫苦基础之上的。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很严重的生态问题呢?笔者认为，首先应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生态问题最理想社会形态的观点应该坚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6］。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人与自然的矛盾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而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则是在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完成的，它们二者都是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的社会形态，拥有着相同的性质，只是发展程度上有所差别，正如列宁在解释社会主义制度时所说的，“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7］。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具备了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能力，它的充分发展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其次，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但是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用邓小平的话说“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把本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更为直接、紧迫的任务列为头等考虑的问题，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产生矛盾的时候，环境保护往往被忽视，于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反而许多导致生态危机出现的诱导因素在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广泛存在，这就回答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生态危机的疑问。以我国为例，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仍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首要任务，生态建设往往被排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后，加之我国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协调机制也尚未建立起来，传统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尚在逐渐转型的过程之中，现代化的绿色技术体系远没有形成，体现生态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绿色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建立健全，民众的生态文明意识还很淡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生态殖民入侵不断上演，这些都是导致我国资源环境问题存在的现实因素，这也成为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瓶颈。

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的破解及其所引发的争议，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我们既要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又要清醒的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因此不能坐等资本主义的灭亡来解决我国的生态问题，而是要立足于当下，关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困境，加强国际合作，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凸显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优势。首先，发展体现生态理性的市场经济。我国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生态学的意义上深刻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8］”的新要求，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积极作用，让市场价格客观地体现生态规律、生态原则，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从生态理性的角度重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将自然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用效率纳入到效率体系之中，通过市场的效率优先原则引导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自然资源消耗量;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将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企业挤出市场;政府要以公平为原则使各种经济主体可以平等的利用、享有自然资源，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同时，政府要依据我国的资源环境的实际承载能力为市场制定生态准则，为市场限定合理发展规模、划定生态边界，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重新恢复市场机制在保护资源环境方面的活力，政府应帮助市场明晰自然资源的产权关系，明确相关利益主体的生态责任，建立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对市场的生态监管，通过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来严格管控那些只顾经济利益、不顾生态效益，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经济主体，进一步消除市场经济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局限性，使市场经济在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框架内运行。其次，研发、选择符合生态原则的绿色技术。应该将技术的生态作用置于具体的经济活动之中进行考察，探究掌握技术发展方向的经济规律，将技术的生态作用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进行思考。

第5篇：生态学论文范文

1．生计方式

在清代，三家子满族生活主要依靠政府，披甲一年饷银二十四两，除了每年二、八月份到齐齐哈尔进行军事检阅之外，村里人几乎无须与外界接触。清政权被推翻以后，八旗饷银被终止，该地区满族主要生计方式转变为渔猎业。三家子地区紧邻嫩江，鱼类资源丰富，打鱼就成为当地满族主要的生产方式。据20世纪60年代的调查记录，三家子村每户都有小型鱼罩等捕鱼工具。此外，很多村民饲养猎狗，经常上山打猎，所产粮食、蔬菜多为自己家食用。此时三家子地区生产结构以渔猎为主，农业为辅。文化生态学认为，特定环境与生产关系密切，原初的生产技术受自然环境的制约，生产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映射族群的风俗与文化。三家子地区渔猎的生计方式不仅对此地区文化习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使三家子地区满族文化得以保存。据史徒华的观点，渔猎的生产主要有两种方式:个体完成和集体协作，当自然资源丰富，狩猎大宗型猎物时，族群就会选择集体狩猎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三家子地区生产队经常组织6至8人，去嫩江及其支流打鱼。这种集体渔猎的生计方式，与明末时期氏族内部共同渔猎，劳动成果统一分配的满族传统生产方式大致相同。渔猎生计方式奠定了满族生活习俗的根基，渔猎文化是满族文化的核心部分。满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无不留有渔猎文化的深刻烙印。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观之，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对文化变迁起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自建村以来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三家子地区基本保持了原有的自然环境，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不断动荡，但地处偏远的三家子村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文化生态环境在此期间内并未有明显的变化，因而建立在渔猎生计方式的上满族传统文化能够相对完整保持。

2．文化习得

文化习得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依靠家族家庭内部代际传承、依靠学校式的公共社会教育和基于一定区域的社会传播与影响。家庭内部传承传统文化，学校教育主要传递基础公共知识。虽然清代，齐齐哈尔设有官学，但三家子地区能接受官学教育的人较少，清王朝灭亡以后，官学也随之取消。辛亥革命至20世界60年代以前，当地青少年在学校学习机会较少，主要是受家庭教育。“教育是代际之间保留文化的重要力量”［3］，三家子满族文化通过家庭内部得以传承。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目前村里满语较好的老人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家庭成员中习得的。封闭生存环境在很长时间内使满族传统文化在三家子地区占据核心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三家子地区自然环境适宜渔业、农业，村民完全可以无须依靠外界生产生活。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利，使外部的思想文化难以传播到三家子地区，满族传统文化成为该区域的主体文化，其稳定性得以持续。计、孟、陶三家迁入此地区时承载满族传统文化中最为完整、原生态的部分。当其他地区的满族文化迅速衰落时，三家子地区依然保存满族传统文化，成为一座相对封闭满族文化孤岛。

二、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

20世纪60年代后，三家子满族文化呈现明显的衰弱迹象。如村中满族与汉族之间的差别消失，满族祭祖活动停止，许多家谱被损毁，不再公开供奉祖宗板。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满语保留较好，1986年，全村“除几位老年妇女能听懂汉语而不能讲外，大部分老年、中年及部分青年能用满汉两种语言交流。”［4］此阶段三家子地区满族文化从主体文化转变为边缘文化，从强势文化转变为弱势文化。

1．人口结构

1955年6月中共中央下发垦荒移民增产粮食部署计划，富裕县因地广人稀，成为黑龙江省接收移民的重点县之一。至1958年，富裕县接收安置垦荒队员及其家属共计3万余人，［5］很多汉族移民迁入村中，成为三家子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初期，少数民族(主要是满族)占全村人口的87．1%，到80年代中期，少数民族(主要是满族)占全村人口53．9%。人是文化的载体，汉族人口的增加对三家子地区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满族文化的主体地位逐渐丧失。

2．生态环境与生计方式

移民的迁入改变了三家子地区的生态环境。据三家子村民回忆，大量移民迁入以前，“嫩江里的鱼还很多呢，那时抓的都是几斤重的大鱼，小的都没人要。俗话说‘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那话可不假。现偶尔能见到野鸡，也少了。六七十年代迁来很多汉族人，他们来了以后大量砍伐树木，有的盖房子，有的栅墙头，两年功夫就砍没了。地也乱开发，多都被破坏了。山东土地少，到这一看，遍地都是宝。所以用不上两三年都比咱们满族人过得好”［1］。随着外来人口的涌入，三家子地区渔猎资源不断受坏，生态环境发生变化。迁入三家子村的汉族，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经验丰富，加之三家子村土地肥沃，收入高于渔猎的满族。这直接促使了三家子满族的农业生产，20世纪60年代之后，渔猎生产方式比重大幅度减小。此外，三家子地区东接东明牧场，适宜畜牧业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三家子村民饲养奶牛。据1987年数据统计，三家子共饲养大牲畜860头，其中奶牛340头。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三家子村民除了售粮、售奶之外，还创办乡镇企业个体餐饮服务业，促使三家子开始与外界联系，使其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三家子村已转为以农牧业为主，渔业为辅的生产结构。据文化生态学观点，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因素是由生态环境改变引起生计方式的转变，生计方式的转变先导致社会组织、物质文化变迁，之后迫使人们风俗习惯的变迁。“随着生计方式的调整与变迁，建立在渔猎生产之上的文化传统也随之改变，如，渔猎的生产用语、生产俗制、生产禁忌、生产崇拜等”［6］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于农业生产方式上的风俗习惯。三家子地区生产方式的变化破坏了满族文化的生存基础，正如本尼迪克所言:“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子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7］满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土壤被破坏，难以继续延续，剧烈转型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3．社会环境“”时期，萨满活动、祭祖信仰等被认为封建迷信，满语在公共场所禁止使用。虽然三家子村开设民办小学，多数适龄儿童接受学校教育，完成由家庭教育向学校教育的过渡，但学校使用汉语教材，汉语授课，儿童的汉语水平提高，满语交际能力逐渐下降。学校教育使三家子村民不断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冲击满族的传统文化，破坏了满族文化长期以来的稳定性，使其逐渐丧失主体地位。

三、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三家子地区社会文化发生了剧变，满族传统文化快速衰落，全村通用汉语，满语完全丧失了交际功能，满族文化沉淀为当地的底层文化。

1．生计方式

1985年3月，富裕县政府改变产业结构，把畜牧业调整为主业，全县范围内推广应用新技术。自1996年开始，黑龙江省光明松鹤乳品有限公司收购三家子村鲜奶之后，该地区畜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通过表格数据可以看出，三家子村畜牧业收入逐年增多，成为支柱产业。随着畜牧、商业、集贸市场的发展，三家子地区与外界关系日益紧密，相对封闭文化圈被逐渐打破，汉族文化全面范围深层次地渗透到满族文化之中。

2．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