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论文全文(5篇)

1葡萄生态学课程教学的改革

1.1更新和优化教学内容

目前国内外仍然没有一本专业的《葡萄生态学》教材。虽然2009年以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主要参考了张光伦教授主编的《园艺生态学》教材，并结合葡萄生态学自身的特点制作了课件和讲义。但是，生态学的研究日新月异，分支也越来越多。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在讲授葡萄生态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适当拓展理论视野，密切关注葡萄生态学领域科学研究前沿和动态，将最新研究成果引入课堂教学中，保持教学内容的新颖性。过去5年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发现，《园艺生态学》教材能系统地为学生提供生态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课程组则结合最新的葡萄生态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进行补充和优化。如在葡萄气候区划方面，授课老师根据研究结果补充了我国大陆性季风气候条件下葡萄区划指标体系的构建。再如我国优质葡萄酒产区主要位于干旱缺水、生态脆弱的区域，保护生态环境一直是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坚守的重要目标。在葡萄生态学的讲授中不断更新了沙漠产区、戈壁滩产区、盐碱地较为严重的产区等发展葡萄酒产业的生态需求。另外，根据不同生态因子对葡萄与葡萄酒质量的影响不同，课程组采用了区别于园艺生态学、森林生态学等课程的授课架构和顺序，对涉及重要生态因子的章节加强了学时和内容。例如目前水分缺乏和低温冻害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这两章的讲授则更为详细。最后，在教学过程中课程组注重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以及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意识的培养。只有深刻掌握了这些基本知识，对葡萄原料质量、葡萄酒质量和风格等方面的评价才能更加客观和深入。

1.2改革与创新教学方法

1.2.1提高教学过程的师生互动过去由于没有参考教材，并受“注入式”教学思想的影响，上课时主要是老师讲解，学生忙于记笔记，强调讲授的作用。课程教学改革以来，在教学过程中经常穿插提问、增加小测验，这样既可以集中学生上课的注意力，同时又促进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温习和思考。另外，在每节课的前5分钟鼓励学生向老师提出问题，由授课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思考，在下课前5~10分钟进行解答和评论。既提高了学生探究知识的热情，又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全班同学共同思考，相互学习。改革实践中另一种互动的方式是提前定向生态学热点主题，如气候变化对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影响、环境污染与葡萄生产等，让学生自己查阅文献，同学们经过准备后在课堂上进行讨论。这些教学方法的改革把过去以教为主变为教与学互动，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学效果良好。

1.2.2增加学生主导的课程讨论课课堂讨论是教学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辅助环节，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提高教学效果。葡萄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以来，一直安排4个学时进行学生为主导的课堂讨论。具体做法为首先按照我国行政区划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将每个年级全体同学分为31个小组，通过查阅文献、数据统计，并结合生态学课程讲授的内容，对每个区域进行生态评价，并结合当地葡萄与葡萄酒产业进行论述。所有讨论内容需制作成幻灯片，并上台讲解5分钟。同时，随机挑选5名学生作为评委，授课老师辅助点评，其它同学进行交流和质疑。整个课堂以学生为主导，授课老师主要进行引导和辅助点评，最大程度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实践证明讨论课不仅提高了同学们的团队协作意识，也锻炼了材料收集与组织能力、演讲能力等。另外，各小组通过查阅文献、上台讲解，对该产区的生态条件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所有小组通过集体交流，使得全年级的每一个同学对全国的生态条件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和独立的思考，为以后葡萄栽培学、葡萄品种学学习，以及进入产区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2.3加强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葡萄生态学课程教学的手段已完全实现多媒体教学，但是由于该课程涉及的知识面较广、概念较多，所以仅依靠幻灯片进行讲解有时仍显得较为枯燥和抽象。因此，授课老师在尽量制作更为优美的幻灯片的同时，根据章节内容，收集整理大量实地照片、视频进行讲解。授课老师利用科研活动、考察等机会，分别在新疆、辽宁、山东、吉林、四川等产区从生态学的角度拍摄了大量实地照片和视频，如土壤类型、植被类型、地形地貌、园地建设等，为学生提供了许多真实而直观的例子。另外，课程组还积极下载和制作各种视频，补充说明各个知识点，让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和记忆。课程组在新疆北疆地区拍摄了戈壁滩产区从原地选择、葡萄园管理到酒厂生产全过程的视频，以生态学知识为切入点，为学生详细介绍了北疆产区的生态条件及其对葡萄酒质量的影响，让学生更加容易理解我国干旱地区葡萄与葡萄酒的特点及其生态学基础。

一、翻译生态学

首先，翻译生态学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跨学科应用。在达尔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理论指导下，翻译选择适应理论应运而生。所谓翻译适应选择理论，是以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为指导，以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体概念为基调，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为核心，能够对翻译本体做出新的解释的翻译理论范式。在生态学上，我们把一种植物或者动物从一个地方移植或者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时，被移植或迁徙的物种只有适应新的环境才能够得以生存。类似的道理，翻译也是将一种文化下的文化产物一直到另外一种文化中去，如果能够做到很好的融合，能够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并且被其所接受，那么这就是一次成功的翻译。其次，翻译生态学还强调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作为一个好的译者，要实现翻译材料从原语文化成功“移植”到译语文化中，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根据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特点，结合自身对原语文本及译语读者的先验判断和体会，实现成功的翻译文化。翻译中，译者在发挥主体性的同时还应该更充分考虑译语的受众，努力做到思想信息的有效“移植”，避免过度尊重或者尊重不足，由此实现真正翻译的“原汁原味”。

二、教学启示

1.关注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能否翻译出优秀的译文，关键是看译者是否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是否考虑到了译文的受众。因此，在培养学生时，首先要培养的就是学生的“翻译生态环境”意识。授课时教师要注意把翻译教学置于翻译生态环境之中，教学重点由基于语法的分项讲解转向面向实践的整体关联，培养学生充分考虑译语国家的文化、社会等情况，建立由此文化向彼文化的相互关联，从而实现译文与文化的完美结合，使译文适应新的“环境”。

2.注重词汇、修辞等的区别

要想译出一篇好的译文要求译者能够熟练地掌握两种语言及其在词汇、语法和修辞等方面的差异。这一点上，除了平时多注重词汇的积累，还可以通过阅读大量的源语文章掌握语言表达技巧。一般来讲，学生比较难于掌握的像俚语，如果没有事前阅读过相关内容，单纯靠上下文联系去猜测是很难译出准确的译文。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破解生态危机的三重向度

1.1技术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

在探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时，技术总是被一些学者认为与生态危机的产生密切相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技术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的想法，实际上是脱离了经济规律及社会生产方式抽象的谈论技术，这无益于探究生态危机与技术的关系，探究技术与生态危机关系的正确方式应该是将技术及其背后操控技术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将技术置于其存在发展的经济活动之中进行考察，这样才能真正的厘清技术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依据上述的分析路径，福斯特指出，“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的技术进步就能解决生态危机，技术落后就会导致生态危机的观点，用“杰文斯悖论”就能轻而易举的进行反驳。福斯特依据经济学家杰文斯通过统计学得出的结论，即当某种自然资源利用率提高时，非但不能减少对这种自然资源的使用量，反而会激发市场对这种自然资源的需求，从而揭示了技术进步背后的经济学规律，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生产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进而对某种资源的需求与使用量也会增大，这样技术的进步不但不会减少资源的使用量，反而会加速资源的枯竭。结合“杰文斯悖论”及福斯特自身研究所得出的惊人数据，福斯特不免发问，“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新研发的技术就能够解决环境恶化问题吗”［1］福斯特的回答是“相信技术奇迹能够解决生态危机的想法在本质上等于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里技术的发展是从属于市场需求的［1］。”既然技术的发展不能解决生态危机，反而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加剧了资源枯竭的速度，那么是不是“技术悲观主义”提出的通过抑制技术的发展就可以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更有道理了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样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技术本身无所谓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因为技术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也就不能利用技术根除生态危机，技术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它的生态作用是由其背后的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生产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种追逐利润的经济理性所导致的，技术只不过是其控制自然、攫取利润的工具，“与资本在工厂中对技术的那种配置和运用方式———目的是为了控制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及利润———相比，也许技术本身不应受到更多的指责［2］。”至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完成了对“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双重批判，将技术从纷繁复杂的生态危机之中摘出，进而开始关注掌握技术的资本之手，逐步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定位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是技术。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批判的矛头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时，他们便获得了站在更广阔的视角上重新审视技术问题的机会，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使得资本主义技术的每一次发展都是以攫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生态效益基本不在其考虑的范围内，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断定，那些有利于协调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技术，即“好的技术”、“替代技术”、“软技术”、“小规模技术”也从来不会被以经济理性为原则的资本主义所选择，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式开启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

1.2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根除生态危机

在对“经济简化论”、“技术乐观主义”以及“技术悲观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终于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批判的理论准备，亮出了自己的理论底牌，即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且拿出了自己根除生态危机的终极方案，即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根源的理论依据。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类矛盾”，“第二类矛盾”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的顽疾和本质缺陷。“第二类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扩大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滞，而以生产条件为其表现形式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则是有限的，二者之间的矛盾就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福斯特则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经济运行规律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运行规律可以概括为，想尽一切办法地进行资本积累、不断地加快资本周转、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那种要求遵循生态原则，从整体的视角通盘考虑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显然是不相符的”［1］，而这一切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损害。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本质进行揭示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拿出了自己破解生态危机的终极方案，即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进而实现生态危机的彻底解决。生态社会主义是按照生态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倡导和坚持一种能够维护生态系统整体平衡的人类中心主义［3］，它坚持自然资源公有制，通过以自由人联合体为代表的国家权力来解决生态问题，政府拥有强有力的生态管制权，可以有效地实现对生态的监管，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在生态问题上的自由化缺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视为建立生态文明的理想的社会形态，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具备生态理性萌发的条件，社会主义与生态理性相互需要，并天然的结合在一起。对此，奥康纳指出:“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它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2］。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破解生态危机所引发的争议及其评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根源的破解引出了生态文明研究领域的三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即市场经济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生态系统的保护;技术的发展是保护了还是破坏了资源环境;资本主义制度到底是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如果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生态危机。对这些有争议性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更为客观的评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从中找寻有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一、慢生活是符合生态学规律的一种生活方式

从南京副市长陈刚的倡议中不难发现慢生活的理念在长江三角洲已经基本形成共识，长江三角洲已然成为中国式慢生活的起源地与引领地。在长江三角洲经济急速发展的背景下，提倡慢生活的理念实质是对生态学规律的一种正确认识。基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规律，长江三角洲地区主动降速发展是传统发展模式在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遭遇瓶颈之后做出的战略抉择。这种选择最终将导致长江三角洲生态系统的发育和进化。

二、慢旅游是生态旅游的延续

生态旅游是慢旅游发展的基础，绿色的生态、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溪水、宁静的乡野气息是慢旅游的王牌。[3]同时，慢旅游是一种深度旅游，是一个文化的浸入过程。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主张扎进一个陌生地方沉淀自我，融入当地的生活，充分了解当地文化；

（2）主张在旅游地居住一段时间，像居家生活一样，亲自到市场买菜、做饭，在城市或乡村随意游逛，而没有特定的目的地；

（3）不以留念为目的，而是为了体验另一种生活；

一、媒介生态学派与媒介环境学派及其名实之争

两论在对学派称谓的辨析中，也辨析了各自的学术缘起，在学理资源的“认祖归宗”中进一步厘清了两者的不同。媒介环境论论者批评媒介生态论者并不是一种对于北美学派的继承与推介，在引入MediaEcology（媒介环境学）概念之时，就没有真正地对其进行全面地介绍与阐释，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媒介生态进行了中国式的阐释和发挥。其对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阐述及其在中国的确立，没有起到真正廓清认识并加以推广的作用，并且在此后的研究与发展中，也并未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与融通。而媒介环境论本身则是从译介出发，在对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理论的梳理中确立的学派。媒介环境学派的贡献在于，集中而大量地引入并译介了相关著作，从学派的历史、理论、应用三个领域，全面地介绍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从而让学界重新认识了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相关理论。媒介环境学派是正宗的北美学派的中国代言。他们汲取北美学派有益的学术思想，开拓思维，为中国学界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与角度。媒介生态论论者早就对自己的学术缘起有清醒的认识，崔保国在2003年就提出“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的展开，来自于我国传播学者的自觉，不同于传播学研究那样是从海外引进。尽管美国学者开展媒介生态研究和日本学者开展媒介环境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但似乎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最初的展开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渊源。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在后来与媒介环境学派的厘清中，媒介生态论论者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媒介生态学是在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学科，并不是对北美MediaEcology的简单继承和推介，其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这是中国媒介生态论论者独树一帜所在。3.对于研究向度的辨析。在对“环境”与“生态”二词的常规理解与表述中，两者常常会互为解释和相互融入，这也是最初造成两论难以厘清的原因所在。两论以“环境”与“生态”名号加以区别后，便各自在自己的名号下强调着研究向度上的侧重和差异。媒介生态学从一开始就直接汲取生态学原理，将其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结合。从邵培仁早期的相关论文和著作的阐述上来看，媒介生存是中国媒介生态学主要研究向度，媒介生存即媒介所处的生存状态，包括媒介与人的生存关系状态、媒介与自然环境的生存关系状态、媒介与社会环境的生存关系状态。让中国的媒介能够熟悉和了解自己所处的媒介生态，进而保存自身并求得发展，是中国媒介生态学派展开理论拓展与研讨的动力和起点。在与媒介环境论的争辩中，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向度越加明晰，更加关注媒介在所处生态中如何自处与如何他处的相关策略研究、媒介与社会间的子母系统互动研究，他们提出“这些互动不仅仅有媒介系统的内部要素互动，还有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这些纷繁复杂的整体互动关系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的交换、交流与共享，还有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2006年以后的研究中，中国的媒介生态学派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向外拓展，除了大量采用了实证研究与调查实验等方式与方法，邵培仁又在媒介地理与媒介时间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拓展大大扩展了中国媒介生态学派关注的领域与范畴。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对于“生态”或者“环境”的阐释则与媒介生态学不同。在与媒介生态学的争辩中，媒介环境学派强调指出，媒介本身即构成环境，媒介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指媒介技术的变化与提升，使得由媒介构成的环境不断地发生变化）必将对环境中的人产生影响。因此，媒介变化、媒介所构成的环境及其变化对人产生的种种影响及人在媒介环境中的自处与他处，是媒介环境学越来越明晰的研究向度。他们对此深入地分析与探讨，力图明白有力地指出媒介作为环境对于环境中的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其现实意义在于让研究重新回归到人的逻辑起点，从人的角度去审视所处环境因媒介的衍生与演进带来的变化，人当如何正视汹涌而来的媒介技术大潮的裹挟与冲击。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及对当下人类生活的贴近性的阐释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差异

中国媒介生态论与北美媒介环境论的碰撞，使我们得到了两种研究范式和方法，这对于拓展学术研究的思路，拓宽研究视野是大有益处的。但有必要从学理上对其差异进一步分析。从词义上分析，“生态”指主体（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任何研究对象）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生态”概念中包括主体，由主体与其生存的环境共同构成，是两者关系状态的表述。所以，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Haeckel）首次提出这一词汇时，将其描述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媒介生态学这里，主体指媒介，它是研究媒介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它包括如前所述的媒介与人、媒介与自然环境、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状态，是研究两者间的互为与互动，是关系研究；“环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外界事物“，环境”概念中不包括主体。在媒介环境学这里，主体指人，媒介是构成主体人所生存的外在环境的重要因素。媒介环境学将媒介作为一个环境构成的要素来研究，研究其在技术的迅猛发展作用下所带来的环境变化及其对人产生的影响，所以它立足于人，重在研究媒介。但无论哪一学派都必然研究媒介与环境，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自然的三个向度上来观照两论之间的差异。

（一）关于媒介与人

媒介环境学重在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属于影响研究。他们以媒介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从而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结构性的变化入手，试图辨明这其中隐含的结构，并试着探明这种由媒介变化而导致的环境改变，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情绪的影响。波兹曼曾有过如下表述“：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它试图说明我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为的东西提供结构”〔7〕。媒介生态学重在研究两者的关系，是在两者共在互存的认识下的两者间性研究。媒介生态学更为关注媒介与社会系统间的互动，它对于人的关注，体现在对于人与媒介间互动的关注。因为在媒介生态学论者看来，人与媒介间的互动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等的相互传递、沟通与共享，其中也必然体现出影响与建构的交互性。“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在处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现象和媒介生态规律的漫长认识过程，也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经验和媒介生态知识的逐步积累和系统建构。”〔8〕媒介生态学中的人仅仅作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系统中的一环，对于其观察主要体现在对于人与其他范畴发生相互关系时的认识与体悟。媒介生态学所观照的是作为生态的整体中的人与媒介、自然及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以人类为关注焦点展开的研究。

（二）关于媒介与社会环境或社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