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歌手精选(九篇)

第1篇：农民工歌手范文

关键词：旭日阳刚组合；艺术感染力；作品演绎；感悟

Abstract:Recently,two migrant workers circulating online singer “XU RI YANG GANG”concert video,they are simple powerful voice touched many people in the network and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on television. Although they are not a professional singer,but music "sound and feeling" to grasp the relationship is more professional than the professional singer.I am confident that “XU RI YANG GANG”charm of the concert will be full of personality in the stage of Chinese popular music has a place.Vocal Music in the end should be how to sing?How to grasp the contents of the work?Whether vocal or vocal artist educators should learn more deeply the power of song came to realize that intention.The performance of vocal works only reflect the real life,singing to the outpouring of the truth can really be moved by people,singing really has vitality.

Keywords：XU RI YANG GANG；Moving Artistic influence；Works of interpretation；Sentiment

自从在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的舞台上看到“旭日阳刚”组合的演唱，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就一遍一遍不停地看、不停地听。你可能不会想到这种让人感动和震撼的歌声竟然来自两位淳朴自然的农民，农民工歌手“旭日阳刚组合”的演唱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其原因主要是来自歌声背后那真情的流露，他们歌唱的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心声、自己真实的情感。作为声乐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学声乐已经多年，听过的歌太多太多，好听的、优美的音乐和歌曲很多，但是让我感动的禁不住流泪的是他们唱的《北京 北京》和《春天里》这两首歌曲。这么多年来这是第一次听到的让人内心觉得震撼和感动良久的歌曲。两首歌曲总共不到六分钟，在舞台上引起观众的热烈鼓掌达18次之多，一次次把星光大道舞台的现场推向高潮。当时我以为这两首歌曲是他们自己创作的，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是歌手汪峰的作品，但我肯定他们对这两首歌曲的演绎比原唱更好、更具有艺术感染力。当然也要感谢汪峰的经典创作。

29岁的歌手刘刚来自黑龙江，是一名退伍军人，2002年到北京打工，在北京的地下通道、街头和地铁站等唱歌赚钱。王旭今年已经44岁，来自河南商丘。10年前到北京打工，曾经烧过锅炉、在仓库当搬运工。一个是29岁的流浪歌手，一个是44岁的农民工，对音乐共同的热爱让两个人走到了一起组合歌唱。艺术来源于生活，又在生活中升华。他们都是经过生活磨炼的人，对歌曲的演绎，就是他们的心声。在“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以及在舞台上担心碰掉话筒的那种歌唱姿势，让人心里感慨万千。当主持人毕福剑问他们在舞台上的深刻体会是什么时，他说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感觉是“暖和、亮堂”。如果没有生活的艰辛他们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的深刻体会会是那样的吗？正是那种简陋贫瘠的生活环境和两个人对音乐的执着热爱，造就了他们心灵深处的东西通过音乐演唱的形式彻底地表现出来，正是这种真情带给了人们以“震撼的力量和感动”！

对“旭日阳刚”演唱的感悟

从专业的角度讲，他们歌唱的技巧未必就好，但他们的歌声却最能打动人。他们的演唱甚至有些业余，但基本上声音还是统一又有气息支持的，尤其是高声区最能体现他们的震撼力和感染力，总体上控制的也可以。没有经过正规声乐训练的人能够唱到这样，除了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追求外，从生理上讲他们的生理构造是适合唱歌的。具体地说，他们是具有一定的歌唱天赋。他们在舞台上的演唱淳朴自然，没有任何哗众取宠和炫耀自己的表现，在如今浮躁的舞台上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对音乐的那种热爱和单纯认真的态度。对这两首歌曲的演唱，正是那种歇斯底里呐喊式、沙哑的歌声唱出了生活的艰辛还有对生活的无奈和热爱，激起了人们久违的感动。尤其是44岁的王旭，他的高声区是那种来自灵魂深处、沧桑而浑厚的嗓音，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感觉响彻到了每个人的心膛。“旭日阳刚”对通俗音乐作品的演绎，不仅对通俗唱法的歌者是个榜样，而且对于从事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的歌者都应当从中感悟出一些歌唱的本质。我们学声乐的经常会提到“以情带声、声情并茂”的演唱情绪用语，强调用心去歌唱、去表现音乐。此时此刻，我想学声乐的人应该真正感受到什么叫用心歌唱、什么叫唱歌？歌到底应该怎么唱？

听他们的歌，你会不自觉地用心去感受，你能融入到他们的歌声里去，让人觉得他们的歌，能唱到人的心里去，让你的心灵触动；而听别人的歌就是听歌，很难有这种感受。当然应该认可并坚持音乐舞台和演唱风格的多样化，优美的歌声、动感十足的舞蹈和优雅的舞台表演，都是音乐艺术的表现方式，各有各的优点。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没有丰富的艺术，更不能缺少具备艺术素质的广大民众。在当前这个世界不缺少靓男美女、华丽的包装以及歌喉长相，缺少的是打动人心的真诚歌声。比如在《春天里》唱到“在街上、在桥中、在田野上，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在这春天里……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地流淌……”歌词的内容就是对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声情并茂的演唱，唱出了音乐与歌词的真实情感、真实内涵，这种来自心灵最原始的歌声，真正地撼动了人心，让那些曾经为生活和梦想而奋斗和正在奋斗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春天里》的歌词，并不像歌的名字一样暖人心，却涌动着一种对生活的渴望和悲壮之情。从他们的歌声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坚强的力量。

在歌曲《北京 北京》中唱到“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在这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在这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歌词的内容与那种沧桑凄凉的歌声吻合在一起，并且歌词的重音唱的很到位，顿时震撼了全场的观众，三分多钟的演唱能让观众发自内心的鼓掌达10次之多！可见他们的艺术感染力之强大，就算是专业歌手又有几个人可以有如此强大的感染力呢。他们震撼的歌声、真实的情感，就连专业的歌手都被他们所感动，对他们刮目相看、报以敬佩之情。从音乐表现的角度讲，一般的专业歌手都没有他们唱的好！在参加浙江卫视《我爱记歌词》的节目里，不仅感动了观众也打动了那些专业歌手，主持人介绍说他们的超级主唱，都起立向两位农民工歌手表示敬意。

“旭日阳刚”近期受到的社会和媒体的关注

1.2010年10月29日受邀在浙江卫视《我爱记歌词》的舞台上演唱。

2.在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演出，并获得周冠军（2010年第35期）。

3.2010年11月13日应汪峰的邀请，在上海参加“怒放”演唱音乐会。

4.2010年11月14日中午中央电视台《新闻30’》播出了旭日阳刚组合与汪峰同台演绎《春天里》的视频和采访对话。

5.湖南省委书记向大学生村官推荐旭日阳刚组合演唱的《春天里》和《北京 北京》这两首歌曲，勉励大学生艰苦奋斗，对生活要充满信心。

6.2010年11月27日，在《星光大道》月赛上获得“月冠军”。

结语

他们的演出在电视台播出后，获得了无数赞扬和肯定的评价，得到了广大网友的热情支持和追捧。不管是生活过的比他们好的，还是和他们一样正处在生活窘境的人，都同样的感动着。湖南省委书记也被他们的歌声所打动，并且向大学生村官推荐旭日阳刚组合演唱的歌曲，勉励他们执着地追求梦想。音乐是时代的音符，反映现实生活。愿这天赖之音成为永恒的记忆并伴随着我们!只有发自内心的音乐才是至真至美的、永恒的,特别是那些能够反映当代很多人为了梦想而奋斗的人内心真实写照的作品。作为热爱音乐、学音乐的人对音乐要有认真和执着追求的态度，用心去演绎音乐作品、表现生活。接近文章发表时期得知，2010年11月27日，“旭日阳刚”组合过五关斩六将，最终拿下“星光大道”的月冠军。赵本山现场挥毫泼墨，写下“星光大道”几个大字，送给王旭、刘刚两人。他们的成功同时应证了这样的人生哲理：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怀才就像是怀孕，时间久了终会被发现。最后，预祝“旭日阳刚组合”永葆自己的本质特色，未来更加灿烂辉煌。

第2篇：农民工歌手范文

和农民歌手惺惺相惜

1971年，乔军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大桥镇一户普通农家。从小，他就喜欢哼哼唱唱，别的孩子在嬉笑打闹时，他却独自一人坐在村口那棵大树下，陶醉地听着大喇叭里传来的音乐。陌生的曲子，只要听上几遍，他就能跟着唱。乔军的梦想是长大后当歌唱家。

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后，乔军被分到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张纲中学当了一名音乐老师。老师这个职业不错，可乔军总觉得这跟自己期望的不一样。就在他对未来感到迷茫时，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陈晓芳。陈晓芳是当地一所幼儿园的老师，她一直鼓励乔军坚持梦想，并陪着他一路向前。1994年，两人步入婚姻殿堂。

1995年，乔军去北京学习音乐，拜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教育家马秋华教授为师，接受系统地训练和指导。三年后，乔军完成学业，被江苏教育学院聘为音乐系讲师。2003年，乔军辞去江苏教育学院的工作，成为中国人民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的一名歌唱演员。陈晓芳随后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硕士研究生，紧跟着丈夫的脚步来到了北京。2008年年底，陈晓芳被北京教育学院聘为副教授，并担任幼儿艺术教育教研室主任。

2011年3月初，乔军上网时，无意间看到山东电视台综艺频道《我是大明星》中一位选手的参赛视频。那位选手穿着一件军大衣，局促的表情与怪异的装扮显得与舞台格格不入，然而当《滚滚长江东逝水》的音乐响起，那位选手亮开嗓子唱出第一句时，乔军立刻震惊了。乔军把那段视频来回播放了很多遍，为这名选手朴素的才华赞叹不已。

几天之后，乔军接到《我是大明星》节目负责人打来的电话：“乔老师，我们节目里来了个叫朱之文的农民歌手，歌唱得特别好，但是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歌唱训练，您能不能辅导辅导他？”

听说对方是农民歌手，乔军爽快地答应下来。几天后，在节目组的安排下，那位农民歌手来到北京拜师学艺。见面的那一刻，乔军愣住了，这不就是前几天自己在网上看到的“大衣哥”嘛！

见面后，乔军很热情，两人聊起家里的庄稼地和地里的麦子，一点也不生分。乔军把朱之文带到了自己的工作室，由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朱之文在演唱时有些拘谨，动作也比较僵硬。乔军让朱之文躺在沙发上唱歌，因为人躺在沙发上状态是放松的。这个办法果然奏效，朱之文兴奋地对乔军说：“这样唱感觉就对了，也更舒服了。”

一次录完歌后，乔军把朱之文带到家里吃饭。陈晓芳做了一大桌子菜，朱之文有些受宠若惊：“我一个种地的，能唱歌就是不得了的大事，没想到还能和乔老师坐在一起吃饭，我觉得这辈子值了。”乔军拍拍他的肩膀：“好好学，拿出干活的劲，好好当一个‘农民歌手’，给咱农民争口气。以后你上北京来别住宾馆，费那钱不值当，我家里有你睡的地方。”此后，只要朱之文来北京，乔军都会邀请他到家里吃饭，留他住一晚，两人像老朋友一样，一聊就是大半夜。

给农民歌手一个充电的地方

2011年4月12日，在乔军的帮助下，朱之文在《我是大明星》的总决赛中一举夺冠。乔军无意中得知，朱之文特别崇拜著名歌唱家金铁霖先生，能有机会跟金铁霖正式见一面，是他最大的梦想。乔军的老师马秋华是金铁霖先生的妻子，他多次去拜访老师，最终促成了这事。 在乔军的力促下，朱之文成了金铁霖先生的学生，实现了多年的愿望。

此后，逢年过节的时候，朱之文都会去乔家走动走动。

一次，陈晓芳在厨房里做饭，听见书房里传来嘹亮的歌声，她走近一看，原来是丈夫和朱之文两人在对歌。老哥俩你一句我一句，唱得十分投入。晚上，朱之文走后，陈晓芳还在厨房里收拾。妻子平日里工作很忙，回到家里还要忙活着接待客人，乔军心里有些愧疚，他对妻子说：“这些农民歌手不容易，咱能帮就帮一些，大家又不拘小节惯了，要是有啥做得不好，你别见外，你的辛苦我都记在心里。”陈晓芳拍了丈夫一下：“他们能来咱们家，说明信任咱们，咱们都是农家出来的孩子，更知道外出打拼多么不易，我们不帮谁帮。”乔军高兴地在妻子脸上亲了一口，引得陈晓芳直责怪他肉麻。此后，只要有草根明星、农民歌手找到乔军求教，他总是应承下来。对于那些家庭困难的农民歌手，他跟妻子还制定了一个“三包政策”：包吃、包住、包教，这让那些有才华的农民没了后顾之忧。

很快，在农民歌手圈里，乔军成了热心的老大哥，谁有难处第一个总是想到他。乔军那个普通的小家，也成了农民歌手“驻京办”。大家都笑称，乔家像是一个“充电宝”，农民歌手累了，在这里都能重新充满电。

农民歌手共同的亲人

2012年3月，乔军去山东参加一个文艺演出。刚下台，一位中年男人找到他，激动地说：“乔老师，你好！我叫刘畅，一直都喜欢听你唱歌，听说你来这，我特意从辽宁鞍山老家赶过来的，就是想跟你聊聊。”一听“刘畅”两字，乔军一下子激动起来：“你是不是那个爱唱红歌的刘畅？”因为喜欢唱歌，刘畅开着一辆面包车，四处唱红歌，全国各地义演了90多场，被誉为“万里唱红歌第一人”。

两人相见，颇有些英雄相惜的味道，乔军和刘畅高兴地聊了起来。临走时，乔军说：“你一个人在外唱歌不容易，要是去了北京，一定来找我。”

2013年8月，刘畅要去新加坡参加“国际华人艺术节”，从北京转机。恰好，刘仁喜也在北京，两人便决定去乔军家“蹭饭”。老友要来，乔军自然高兴得不得了，忙给妻子打电话，让她回来张罗。陈晓芳因为工作忙，来不及回去，三人便去楼下的饭店吃饭。

饭桌间，刘畅一直在提一些演唱方面的问题。乔军一一为他热情解答，为了指导示范，乔军甚至在饭桌上就唱了起来。不时有好奇的客人投过来探究的目光，乔军却不在意，依旧教得十分认真。刘仁喜特别感动，像乔军这样的名人，一般都十分注意形象，乔军不仅亲自带着他出来吃饭，还在饭店这样的公共场所教他唱歌。后来刘仁喜才知道，乔军经常带着农民歌手出来吃饭，在席间时常带着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唱起来。最终，刘畅在“国际华人艺术节”上荣获业余组民族唱法一等奖。得知这个好消息，乔军第一时间给他发去祝贺短信。

2014年6月初，央视四套《中国文艺》栏目联系上乔军，希望他能亲自讲述和农民歌手之间的故事。栏目组工作人员尝试着联系几位农民歌手，听说是和乔军一起上节目，大家都表示愿意，这些年，乔老师给他们的帮助，几个小时也说不完。最终，朱之文、刘仁喜、刘畅被邀请参加。

第3篇：农民工歌手范文

关键词：中国音乐；民歌；村歌；文化转型；民族音乐；音乐文化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是一定经济基础反映的产物，它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也会随着一定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如果一种经济类型已经改变为另一种经济类型，在前一种经济类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各类文艺形式，或迟或早都会发生变化.有的会逐渐消失，有的则可能以另外的形式得以保存。

根据李毅夫先生的意见，人类社会有渔猎、游牧、锄耕山地农业、畜耕灌溉农业、农业工业和现代工业农业等几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半个世纪前，我国还存在着渔猎、游牧、锄耕山地农业、畜耕灌溉农业、农业工业等不同的经济类型.目前由于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都在朝着现代工业农业经济类型过渡。从渔猎、游牧和各种不同的农业经济类型向现代工业农业经济类型的转变是我国历史上数千年从未有过的伟大变革，与此相适应，产生在各种农业、牧业经济类型中的民间文学学艺术品种，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民歌是由民众集体创作、口耳相传并流行在民间的歌曲，是产生在渔猎、游牧和各种农业经济类型中的一种民间文艺品种，民歌与人民的社会生活曾有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虽然有歌唱家在舞台上演唱一些经过改编或原生态的民歌。如四川民歌《康定情歌》、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和甘肃民歌《刮地风》等，但流行在我国各地和各民族中的民歌，主要并不是作为艺术作品在舞台上表演，而是作为生活中的艺术形式，存在于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中间。如汉族民歌包括“劳动号子”、“山歌”、“小调”三大类别，那时都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连。

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已经从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变为以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民歌逐渐地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其中的各个类别都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渐行渐远，逐渐在日常生活中消失。

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的劳动号子是伴随劳动唱的歌，大多是在集体劳动中演唱的，它和劳动的节奏、劳动时的情绪和劳动中的吆喝声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劳动号子产生于并依附于劳动，随着机械化生产代替了笨重的体力劳动，近几十年，劳动号子已在生活中消失。

山歌是指劳动号子以外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山野歌曲，是农民们在山上和田间为表达情感、抒发内心而即兴编唱的小型歌曲。山歌不受劳动动作的制约，在音乐形式上比较自由，深受人民的喜爱。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生活方式的变迁，山歌也慢慢没人唱了。甘肃的“花儿”是当地最流行的山歌，“花儿会”是唱这种山歌的主要场合。据笔者调查，1964年甘肃省康乐县莲花山的花儿会有数十万人参加，到了1984年只有数千人与会，2004年只剩寥寥数十人在唱，而且这些人也是由政府组织来给专家们看的。2015年9月在银川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西部民歌（花儿）演唱会上，来自甘肃的歌手，甚至没有用原生态的分组对唱形式演唱“花儿”，而是用独唱的方式进行表演。这说明“花儿”已经日益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逐渐变为一种舞台上的表演形式。

小调又叫小曲，是汉族民歌中的又一种体裁，凡是日常生活中演唱的小型民歌都属于小调的范畴。小调广泛流传在民间，其发展和流传一直和城镇相联系，不像山歌主要只流行在农民中。小调不仅反映农民的思想感情，也反映出城镇居民、手工业者、商人及其他社会阶层的愿望和要求。小调的题材非常丰富，从日常生活中的风土人情、神话故事到爱情婚姻、社会事件在小调中都有所表现。小调基本上摆脱了劳动的制约，更趋向于独立，许多优秀的小调，经过民间艺人的加工，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然而，小调也正在随着生活的改变而正在消亡。在山西和陕西，已经没有人走西口了，也没有多少人在生活中唱《走西口》了。姑娘们现在一般都不刺绣了，也就没有人再唱《绣荷包》《绣花》和《绣香袋》之类的民歌了。笔者曾经在浙南一带进行田野调查，不少过去小调十分发达的村子里，现在往往全村没有一个人会唱。生活改变了，人们也不太关心过去的爱情婚姻故事和社会事件了。

汉族的民歌在消亡，少数民族的民歌也在消亡。过去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广泛流传着牧歌和奶幼畜歌。牧歌是放牧时唱的歌曲，奶幼畜歌是母畜不肯为幼畜喂奶时，牧民们将幼畜放置在母畜乳下，一边抚摸母畜，一边唱的催母畜下奶的歌。随着大型养殖业的发展，草原上的许多牧民已经不再放牧。牧歌、奶幼畜歌等也就销声匿迹了。过去侗族村寨中有唱大歌的习惯，随着许多年青人到各大城市去打工，寨子里也就几乎没有人唱侗族大歌了。

尽管许多人对民歌在生活中的消亡非常惋惜，但应当看到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止文明前进的脚步，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在从农牧业文明向现代工业农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产生在农牧业文明中的民歌在现实生活中必然逐渐消失。

然而，文化发展和科技的发展不同，前者是传承积累式的，后者是淘汰取代式的。有了先进的计算机，打字机就会被淘汰，但是有了汉“乐府”，《诗经》中的“国风”不能被淘汰，有了宋词，唐诗不能被淘汰，有了新诗，古诗词也不能被淘汰。只有不断地传承、积累，民族文化只能发展，否则民族文化就要走向灭亡。因此，民歌在生活中的消亡虽然不可避免，但它不仅有可能也必须以其他方式继续传承下去。《诗经》中的“国风”就是当时的民歌，经过先贤记录、整理，变成儒家的经典，便世世代代传承至今，成为中华民族永久的文化财富。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用记谱、录音、录像等多种手法保存频临失传的民歌，还可以使它改变一种方式继续存在下去。如，我们可以将民歌搬上舞台，使它变成各种表演艺术中的保留节目世代传承，还可以把民歌加以改编，编成各种音乐教材，通过教育使其得到保存。但是，民歌在生活中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改变其功能和传承的方式，它们是无法传承下去的。

近年来，我们在浙江南部采风时注意到，随着民歌的消亡，另一种歌曲形式正在农村起，这种歌曲就是“村歌”。

“村歌”是21世纪初开始兴起的，是村民根据自己的需求，请文学家和作曲家专门为本村用量身定做的方式创作的一种具有流行味儿的歌曲。“村歌”大多为独唱，也有齐唱或一领众和的，一般用由电脑制作的伴奏带伴奏。“村歌”一经村民的认可，便成为本村的音乐文化符号。

“村歌”是从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浙江省江山市大陈村唱起来的。在大陈村头立着一块由中国大众音乐协会题写的“中国村歌发祥地”的石碑。大陈村过去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子。自2005年起，通过唱两首“村歌”把全村人凝聚起来，改变了面貌。大陈村的变化使人们看到了“村歌”的现实作用，在江山市委的支持下，目前这个有200多个村子的县级市，有120多个村请人创作了“村歌”。2013年9月，来自江山14个村子的200多位农民在杭州市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演出了《中国乡村好声音――江山村歌演唱会》，演出获得巨大成功。目前，浙江全省已经有许多村庄，效法江山的做法，请人为自己的村子创作了“村歌”，“村歌”在全省大地上处处唱响。目前，除了浙江外。云南、广东、湖北、安徽、河南、陕西、四川、重庆、辽宁、沈阳、江苏、贵州等省市的许多村落都出现了唱“村歌”的热潮。同时，“村歌”还引起了我国政府部门的重视。至2015年，农业部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农村社区小康建设专业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一共举办了7届“全国村歌大赛”，并将优秀歌曲在网络上予以公布。

在民歌消亡的同时，“村歌”的兴起有多方面原因。如果比较二者的产生与传播、审美趋向、社会功能，可使我们对发生这一变化的内困有更透彻的认识。

民歌是人们的集体创作，口头传唱是它的特征。一般情况下，不可能知道一首民歌是由谁作词、谁作曲的，也不知道它是由谁“首演”，由谁“推广”开来的。民歌“十唱九不同”，还可以即兴编唱，演唱者是词曲作者，也是传播者，呈现出“不分工”的状态。这种状态与过去农村经济生产不分工状态下的民间文学艺术相对应，是我国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经济生产方式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形式。而“村歌”的情况完全不同。“村歌”不是集体创作，而是由专业或半专业的词、曲作家创作的，由村领导审核，经村民认可后，由村委会采用各种形式普及推广。以大陈村为例，在村支书的组织下，每逢村里过节，大家就要唱“村歌”；开会有人迟到，要罚唱“村歌”；村民家中办喜事，道贺的亲朋好友也要唱“村歌”。“村歌”的产生和普及体现了工业文明中社会分工合作的特点。

民歌产生自中国人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其审美受传统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体验所支配。这种体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劳动者所操方言；2.集权压迫下滋生的个性艺术。音乐与语言都是人以声音为媒介传递信息的行为方式，所以其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民歌的音调、节奏更是在语言的基础上衍化，与语言相关的腔韵审美自然是民歌审美的一项主要内容。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中，由于生存条件恶劣.广大劳动人民必须以族群为单位进行群居生产、生活。旧政权、神权、族权等严苛的集权制度让劳动者倍感压抑.因而在艺术生活中，他们会尽量释放自己的个性，寻求自我存在的独特价值。这反映在民歌中就是唱腔的个性审美――“十唱九不同”。

“村歌”产生在当代，其创作目的是突显本村特色，共建和谐乡村，欲达此目的，“村歌”必须具有可推广性。因而“村歌”一般都用普通话按照既定的旋律来唱固定的歌词，用固定的伴奏带伴奏。民歌当中当地方言的腔韵审美和唱腔、唱词的个性审美在“村歌”中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趋城市化”的审美模式。在这个审美模式中，地区间的差异，个人间的差异被抹去了，从音调到结构都表现出工业文明中“趋同性”的审美元素。如旋律脱离当地方言音调，伴奏具有丰富多彩的电声乐队配器等。

另外，从审美方面看，民歌的审美主体就是演唱它的基层劳动者，它在形成的过程中融进了农民的审美观点，是广大农民智慧的结晶。而村歌由专业的词、曲作家完成创作任务，由村里几个负责人审核通过，作为演唱者的村民不参与创作，其流传方式主要是自上而下根据既定乐谱教唱，村民在此过程中只能被动接受，没有“改编”的权利，缺乏主动参与创作和表达个人审美观点的机会。从本质上来看，这是在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分工深入的结果。

一种音乐文化现象的产生、维系、发展说明它或多或少地承载着某些社会功能。民歌因为其产生、流传都是千百年来演唱者自发的歌唱欲望驱动下的结果，因而，其社会功用也是在民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和衍变的。从其来源角度看，不同的民歌具有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相共生的不同的社会功能，如：辅助劳动节奏、缓解劳动疲劳、娱乐、传递感情、传承知识、历史，组成民俗、仪式等等。从其发展过程中跟其他音乐艺术的关系来看，民歌的内部蕴涵着曲艺、戏曲、器乐音乐的萌芽，提供了音乐素材和艺术表现手法。从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民歌为现代音乐学、文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材料。

“村歌”是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为建设“和谐新农村”的需要。由村官发起的一项“自上而下”的工程，有建设精神文明的社会功能。“村歌”的内容.或歌颂家乡、亲情，或歌颂美德、人文，或歌颂历史、传统。如上面提到的大陈村村歌《妈妈的那碗大陈面》中的歌词为：“……遥远的从徽州迁来，落户在大陈的山问，祖宗殷殷叮咛和嘱托.就像这浓浓的大陈面。妈妈的慈爱游子的祝愿，浓缩进芳香可口的大陈面，不管我们走的多么远，故乡永远在我们的心间……”既诉说了历史、传承又饱含着亲情与眷恋。大陈村的又一首村歌《大陈.一个充满书香的地方》中唱道：“踩着青石的小径，穿过碧绿的荷塘。我们听到书声依然响起，在萃文书院的那个地方。那座古老的祠堂，承载过多少人的梦想，这是个历史悠久的村庄，更是培育英才的学堂。多少学子从四方走来，多少儿女叉奔往他乡……”不仅唱出了该村自古就有尚教的儒家传统，更是蕴含着该村村民知书识礼的优良传统。在这些积极向上又充满和谐的“乐教教材”指引下，村民间的邻里关系得到了改善，文明程度得到了提高。

从演唱形式方面来看，“村歌”虽然大都用独唱的形式写成，但在表演的时候，往往采用众人齐唱的形式。异口同声的“齐唱”需要互相之间统一的音调与节奏，这就在无形之中协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江山市花园岗村，有参加村歌“合唱队”的村民告诉笔者：“花园岗是个大熔炉，我们生活在一起，即使邻里间出了点问题，一块唱‘村歌’时说一说，烦心的事情也就化解了。”村歌的协调人际关系的功能得到了充分体现。

“村歌”还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村子及产品，扩大社会影响并赢得了品牌效应，为其招商引资等做好铺垫。如：江山市狮峰村有不少经营木门的企业，村歌《狮峰雄起》中就有“看木门之都，红火红、中鑫立、丽人行、和木鼎立，看文明社区，说笑声、歌舞声、欢乐声温馨甜蜜”的句子，其中“红火”、“中鑫”、“丽人行”、“和木”、“鼎立”都是本村的木门品牌。狮峰村的企业家常给来订货的客户唱“村歌”，不少客户听了“村歌”就下订单，这些客户讲，听了“村歌”，知道你们这个村子办事“有谱”，单子就敢下了。又如：裴家地村盛产茶叶“仙霞化龙”，因其色泽翠绿，叉名“江山绿牡丹”。他们的“村歌”《生括如茶》中的歌词：“如花的茶是茶中奇葩，仙霞化龙一段佳话。口味甘醇调和五湖四海，芳香四溢飙进千户万家。都说生活如茶，泡一杯绿牡丹守候生命开花。都说岁月如花，那就来品尝江山绿牡丹茶。”村歌宣传了该村的特色农业产品。

第4篇：农民工歌手范文

一、“西山酒歌”的艺术特点

宝鸡市凤阁岭镇位于陕西省的最西端，向西与甘肃天水市北道区三岔镇隔河相望，位于秦岭与陇山的交汇之处，是先秦“陈仓渭水道”重要关节点。而“西山酒歌”便是广泛流传于这一地区的一种具有极强地域特色的传统民间音乐。酒歌，即饮酒时以歌代令或歌令结合的群众性自娱自乐的一种说唱艺术，它将民歌民调、民间歌舞小曲与行拳酒令相互溶合，从而形成了不拘一格、随性率真、唱词幽默朴实且寓意深长的一种群众喜闻乐见、广泛参与的民间艺术形态。从歌词的内容来看，主要部分来源于人们在漫长岁月中对生产、生活的察觉、感悟和理解，这类酒歌歌词诙谐幽默、抑恶扬善、劝化教人、寓意深刻；另一部分来源于民歌，唱词流畅朴实，内容丰富，唱腔优美动听；还有一小部分是古代文人的作品，世代流传下来，其歌词工整，唱法严谨。从曲调与发音来看，西山酒歌是我国民间文化的大聚合，曲调有当地社火戏曲调、关中眉户调、陕北民歌调、青海花儿调、四川号子调等等。音有南腔也有北韵。许多外地好的曲调、唱词与酒令在这里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地方民歌——酒歌。

1.历史悠久的传承性西山酒歌是民间群众性自娱自乐的一种说唱艺术，没有固定的传承法则，只是世代相互传唱，延续至今。翻阅当地文史资料并根据凤阁岭镇毛家庄村的老人们讲述，西山酒歌最早极可能是源自先秦宫庭及军队，盛行于两汉时期，并在民间广为流传，经久不衰。

2.外来性与本土性相结合的特色西山酒歌，虽起源于西北地区，但由于主要传承地凤阁岭镇地处陕西省最西端，位于秦岭与陇山的交汇处，是陕西省的西大门，“陈仓渭水道”上的重要关口，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这里也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交通发达，商贸繁荣，但凡南来北往，西去东进的商旅都要在这里宿营驻店。因此，也就给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民风民俗注入了更多不同地区的新的精神和文化元素，从而形成了东西南北文化的大聚合、大交融。所以，西山酒歌既有粗犷豪迈的当地社火调，也有苍劲悠扬的四川号子调，还有声色清亮、委婉缠绵的青海花儿调以及陕北民歌调等等各不相同的词曲音调。而这种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也就赋予了西山酒歌在保持本土特色的同时又包容万千的艺术特点。

3.群众广泛参与，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艺术价值西山酒歌形式多样，不同的时间和场合有不同的酒歌，有欢庆丰收时唱的《雀雀算账》，有朋友聚会时唱的《大吉利》，有结婚喜庆时唱的《闹洞房》《秦晋两国相交好》，有给老人祝寿时唱的《祝寿歌》等。还有一部分则是来源于民歌，如《石沟子担水》《女贤良》等。西山酒歌不同于我国少数民族的酒歌，在当地，酒歌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这里的人有酒必有歌，酒歌为当地的民众生活增添了许多喜庆色彩！西山酒歌是当地群众广泛参与并且适用于很多种场合的一种酒歌，像欢庆丰收、老人过寿、男女婚嫁、孩子满月、朋友聚会、乔迁新居以及过年过节都是酒歌登台献艺即兴演唱的好机会。西山酒歌并不是一个场合只唱一种词曲，它是喝酒人即兴唱起的，歌词也是可以即兴发挥的，唱起来风趣幽默，嘲讽戏谑，似乎天下万物、人间百事无不可入歌词，无不能成艺术。唱歌的人边喝酒边唱歌，兴致高涨时，声情并茂，前仰后合，手舞足蹈。歌者豪放的性格和澎湃的激情，将他们热爱生命、渴望美好生活的内心情感在歌舞之间表达的淋漓尽致。

4.具有非常强的教化作用宝鸡凤阁岭有这样一段顺口溜：“村有酒歌，老人青年都乐，家庭祥和，邻里之间少隔阂，学唱酒歌，不偷不抢不，尊天伦循事理过好生活，创新酒歌，政府支持，民众参加，好酒就唱好歌。”如此看来，群众在农闲时节除自娱自乐外，还能通过参加“酒歌”的创作和演唱，减少年轻人接触社会丑恶现象的机会，降低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并且在创作和学唱酒歌的过程中，还能学到许多民俗礼仪和民间文化方面的知识，接受优秀民间艺术的熏陶和感染。

二、“西山酒歌”是西部山区民间音乐文化的重要代表，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当地世代流传，影响很大，具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和容易传播性，它不仅娱人娱己，还具有教化和引导民众的功能，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现已经成为新时期农村文化建设的稳定基础，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新农村建设需要注入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的内容，需要补充和构建和谐文化等先进文化内涵。而“西山酒歌”是陕西西部山区民间音乐文化的重要代表，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生、互助的文化理念，是新农村建设的精神文化根基。农村是传统民间音乐产生的原生地，具有适宜的土壤与环境。当前，传统民间音乐的发展现状令人堪忧：（1）西山酒歌这一古老的原生态群众说唱艺术形式，基本上是采取口授心记、代代传唱的形式往下流传，前辈艺人不断相继故去，后代艺人在传承记忆中就会不断丢失一部分。（2）后继乏人。由于现代先进文化娱乐形式的普及，传唱酒歌的人越来越少。加之，老一代艺人文化水平有限，搜集整理工作难度很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继承和发展农村民间音乐文化提供了新的契机。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是要构建与城市不同的文化空间、伦理价值观等。另外，文化能提升幸福指数，在传统民间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教化育人的资源可以传承，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和文化方面的支持。

三、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民间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民族精神，其文化内容展现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反映了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民间音乐文化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特色，其表现方式和文化内容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传承性文化。对于这些古老的艺术和文化内容，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推广艺术的发展，实现民间古老文化的现实价值。尤其在信息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新农村建需要有自身的特色文化作为支撑，对于民间艺术文化的深入探讨和发掘，以时代责任感和民族责任感实现其对新农村发展的重要价值。首先，民间音乐的传承和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责任。对于农村建设发展而言，农民应该有一份对于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责任感。通过民间音乐的发展凝聚农民文化建设的力量，以农民的淳朴、勤劳、善良的美德实现对农村文化建设的丰富。在民间音乐的文化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应该善于创设文化氛围。以“西山酒歌”为例，不仅仅能够通过音乐的表现来庆祝节日和丰收的喜悦，还可以通过音乐的本身实现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创新，通过创作新的歌词内容，结合现代新的视听手段等形式，向农民灌输正直诚信的价值观，培养农民勤奋、团结、自强、奉献的主人公意识，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其次，农民参与的民间音乐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活，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学习的场所和机会，增进了人们的感情，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发挥了音乐文化活动的最大宣传作用。第三，作为文化建设中的音乐文化活动，净化了农村风气，农村留守老人参与文艺活动，对其身心健康也是极其有利的。

四、民间音乐的传承是推动农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有效手段

民间音乐文化是生于田间，长于地头的音乐文化，是农民自己的文化。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民间音乐文化已经出现断层，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等传统观念以及淳朴民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虽然有“文化下乡、深入基层”这样的活动，但文化下乡的固有模式只能惠及一部分农村和农民，文化下乡只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外促机制。更重要的还是要发挥农民在文化建设中积极性、主动性。当前，农村文化落后，文化生活单一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农村文化落后，从表面看，是农民生活单调、生活质量不高；但从本质看，文化落后，抑制了农民的思想转变，阻碍了农民的观念更新。因此，加强基层农村文化建设，把农民的思想活跃起来，生活丰富起来，精力集中起来，积极性调动起来，全力建设新农村是至关重要的。建设新农村要依托于乡村群众，借助于农村文化队伍，激发出农村自身的文化建设活力，建设一支对农民群众怀有深厚感情、长期扎根农村基层的文化队伍，通过他们的工作，教育农民，启发农民，继承优秀的传统美德，传播社会正能量，激发出新农村农民的自豪惑，营造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团结向上、纯朴向善的社会风气，为新农村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第5篇：农民工歌手范文

关键词：黎族；劳动歌谣；语言民俗

中图分类号：J6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黎族没有文字，口耳相传的民间歌谣是其文学样式之一，是黎族民众反映自己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一种文艺形式。劳动是歌谣产生的源泉，在漫长的劳动生活过程中，勤劳朴实的海南黎族人民创造了大量的劳动歌谣，其丰富的内容、质朴的语言，真实地反映了黎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生活信仰，传达出独特的地域文化信息。透过这些歌谣语言，我们可以领略黎族人民别具风格的劳动习俗。

一、粗放歌谣唱出生产习俗

历史上的黎族人民多聚居在五指山区，直到1949年前，其还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砍山、烧山、种山栏是其主要的劳动方式，因此产生了许多古朴粗犷的砍山歌谣。

“找地上高岭，/岭上有黄猄。/小山不用砍，/砍近旧山栏。/”[1]P61这是节选自黎族哈方言传唱的一曲《砍山歌》。早期海南黎族的农业生产以种植山栏稻（旱稻）为主，多采用游耕的方式进行，“砍山”是他们开辟新农田的传统方式。每至冬末春初，家家户户都要派一位有生产经验的男子到深山老林中选定地段，并打上“草标”以示此地有主。“岭上有黄猄”意即开荒打猎两不误，“砍近旧山栏”，即选择先前他人种山栏地段附近的土地一定不会有错。

“山呀，树呀！/我样样出刀砍，/砍得轰隆隆，/砍完一片山。/烧尽播下种，/再来管一管，/搭棚守山猪，/熟了快来捻。/” [1]P520此出自润方言歌谣《砍完一片山》刀耕火种的年代，每年二三月间，黎族一家老小带足口粮到选定地点安营扎寨，用钩刀将灌木、荆棘砍倒，然后用火将晒干的树枝、杂草、灌木等烧尽，除去断枝残烬。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用削尖的木质硬棒（俗称“种园棍”）戳地成穴（俗称“点园”），往穴中下山栏稻种。以后不再施肥，也不翻土，只铲除一两次草，收成好坏全在天。收割之后即行丢弃，第二年下种之前再另寻土地，故须“年年上山砍”。杞方言谚语有云：“牛不轮养，地要轮种；衣要勤换，田要轮作”， [1]P248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砍块小山园近村，/砍块大山园近家，/等村里人杀猪，/让我有机会帮忙。/“[1]P518此亦出自润方言《我砍山近村》。择地耕种是游耕农业的特色，种山栏、忙家事两不相误也是择地要考虑的因素。“搭棚守山猪”，山栏稻成熟期间，需要有人守护山栏园，白天要赶鸟，晚上要防黄猄、山猪。杞方言《今年砍山没处砍》中也有“砍山近难赶鸡，/砍山远难除草”的唱词，说明当年地广人稀、林莽蔽野、人畜争食的生活环境。“三月去砍山，/四月用火烧，/五月手点种，/六月勤除草，/七月把土松，/八月需赶鸟，/九月手捻稻，/十月架晒谷。/” [1]P791这则美孚方言生产歌谣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黎族人民选地、砍伐、焚园、点种、管理、收获等种植山栏的劳动过程，反映了游耕农业严守农时、择时耕种的生产习俗。

1949年之前，海南五指山区野生动物很多，主要有野猪（山猪）、鹿、麂、黄猄、蛇、鼠类、鸟类等。因此，狩猎成为当地的主要经济活动之一，是当地黎族“肉食的主要来源”。 狩猎对于黎族男子来说是崇高而神圣的工作，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必须好好地学习、掌握这项代表男性的技能。代代传承的狩猎活动催生了丰富的黎族猎歌，这些歌谣反映了黎族原始狩猎活动的一些习俗。

“日头落山后， 人到山上；身上挂弓箭，手里拿粉抢。” [1]P59 这首哈方言《夜猎歌》中，“日头落山后”是“巡山”的好时光，黎族猎人根据野兽活动的规律，选择早晨六时至八时许、下午五时至八时许去巡山，这个时间段是山猪、黄猄、鹿等野兽出山寻找食物的时候。“弓箭”、“粉枪”是黎族男子打猎用的主要工具，此外还有尖刀、绳网、长矛、铁钩、竹签等。“左手牵着小猎犬，右手反背弓和箭。”[1]P681这则赛方言《打猎歌》 反映了猎犬也是狩猎活动的主要协助者。

“山猪过田嘴尖尖，/只一过田肉上砧。/力力行山碰下运，/只食肚肠汤都甜。/” [1]681此赛方言《猎歌》中“山猪”指的是生长在五指山一带的一种未经改良的猪种，这种猪嘴尖牙利，喜欢用嘴拱土觅食，甚至走路时也是嘴不离土，黎族人戏称其为“五脚猪”。又因这种猪形体较小，因而又得名“老鼠猪”。五脚猪皮厚油少，肉质结实，鲜嫩爽口，味道芳香，多吃不腻，是当地著名的美食，故而有“只食肚肠汤都甜”的赞叹，五脚猪也因此成为当地人热衷猎捕的对象。“力力行山”意即勤勉巡山，反映了狩猎对于维持生计的重要性。

二、浓情歌谣传达民间礼俗

“人人无养山猪，山猪归属人人。” [1]P465这句杞方言民谚揭示了黎族传统社会中原始公有制的遗风。哈方言的《打山歌》有对这一风俗的生动描述：“呜——喂！/昨夜去巡山，/昨夜去打山，/打着头山猪，/打着只坡鹿，/山上的山猪，/岭上的坡鹿，/黎人不养它，/汉人不养它，/地上来养它，/风吹来养它，/雨下来养它，/山岭来养它，/树叶来养它，/草籽来养它，/溪水来养它，/它是人人的，人人都有它。/” [1]P60 这支猎歌不仅叙述了传统的狩猎场面，而且道出了猎物乃大自然所赐、“它是人人的，人人都有它”的分配礼制。

“郎呀郎，/你们上山打山猪，/抬回来给我们吃，/山猪肉煮粥甜又香，/见者都有份，/大家一起尝。/” [1]P787这首美孚方言《狩猎歌》表明，在猎物的分配上，“见者都有份”是通行的规则。但不同地区、不同支系间稍有差异，如乐东哈方言的黎族，由猎手单独猎取的猎物，除了小猎物全部归个人所有外，大猎物宰后见者有份。集体围猎获得的猎物，不管有多少，均集中在一起烧宰干净，分给每个猎中者，参加围猎的狗也每只各有一份。保亭赛方言的黎族，自己所获猎物如有第二者碰见，第二者得前腿或颈项；如猎人请人宰杀，则宰猎物的人分得前腿；集体追猎，打中猎物的人得到兽头、后腿、内脏，余下的由放狗的人分，狗群的头狗也可以得到一份兽肉。这时无论探亲或路过村寨的人也能分得一份。

1949年前的黎族地区有换工、请工、雇工等帮工礼俗，这种劳动互助形式一方面解决农忙时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另一方面能确保抓住农时。这在黎族歌谣中也有所体现：“九月来到巡田坡，/哥室家穷站着看，/人家田园禾青绿，/哥替人室守鱼塘。/” [1]P58这首哈方言《种田苦》歌中唱的是雇工的无奈。相对于换工、请工的对等劳力交换形式，雇工属于偿还债务式帮工。打长工者，多为因家庭穷困向别人借了谷、钱或牛等无力偿还而去帮工，还清债务便可回家，有的三年后可以得到一头牛。打短工者，多因为家中土地少，空闲时便给那些土地多而又忙不过来的人家做工以换取酬劳。待遇较好，每人每天除吃饭外，完工后可得一升米，吃饭时可带小孩去吃，甚至还可以把饭食带回家。

“踩田姑娘来，/踩田歌声扬，/牛啊哩！/踩田沙别踩，/踩成堆成块。/” [1]244这首美孚方言《牛踩田》表明，“牛踩田”是黎族人民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一种耕作方式。在山区的不少地方由于地势和泉水的作用，山脚下出现很多“深脚田”和“泥肉田”，给耕作带来很大不便。这些田不能用犁耙耕耘，黎族农民便用牛群踩田代替犁地，即牵着牛在田中来回践踏，直至泥土松烂。农田较多的人家有时需要多头牛来踩田，于是就有了“租牛”的礼俗：凡需租用他人耕牛者，须先备上猪肉、鸡、酒等物给牛主送礼，然后议定租期和租金。租用期间牛产了小牛，归牛主所有。老牛死了双方分食。租户将牛失落，须一头还一头，也可分期交给牛主银元，直至赔完牛值。

三、质朴歌谣咏唱劳动信仰

在农事和狩猎方面，黎族的祭祀活动比较多。由于黎族民众普遍存在着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观念，因此在生产上有很多禁忌，这可从一些劳动歌谣的唱段中一见端倪。

“砍山要问山，/开工要问日，/夜梦地好坏，/好山得谷吃。/” [1]P782美孚方言《问山歌》反映了解放前黎族农民砍山、下种都要择吉日。黎族的一个月为三十天，每一天均以十二个动物生肖分别命名，其顺序为：鼠日、牛日、虎日、兔日、龙日、蛇日、马日、羊日、猴日、鸡日、狗日、猪日，十二天为一个周期。砍山要选择龙日、马日、兔日、蛇日等吉日进行。虫日、猴日、火日不能下种，其认为虫日下种多虫害，猴日下种多兽害，火日下种易发稻瘟病，吉日下种得丰收。下种那日，人穿新衣，门口挂青（树叶），祈求好收成。

“求雨下到山马坡，/下到西方郎才岭，/再转到排朋岭，/人人都高兴。/” [1]P827美孚方言《求雨歌》表明：黎族有崇拜雷公的观念，认为雨水是雷公给的，雨水丰沛庄稼就长得好，倘若得罪了雷公，雷公拉尿会使山栏稻长虫，雷公不下雨，作物就会干旱死去。所以每逢天旱，他们就敲起铸有青蛙图腾的大锣，杀牛宰猪祭雷公求雨。

“阿哥快快去耙田，/耙好把秧插，/轻脚快手插完田，/插迟明年 吃乜。/” [1]P788美孚方言《插秧歌》 则讲述的是解放前，每造稻子开插的第一天，田主门口要挂青，主妇穿上新衣服，先下田插100株稻秧，并在旁边插上树叶，以示“稻魂”有主，然后众男女才下田插秧。这一天，田主夫妻不得在床上休息，认为躺在床上休息会使插秧变慢；遇见外人不得讲话，认为同外人说话会走漏运气，导致禾苗生长不好。

“难以爬上的大榕树啊，/难以看透横梁似的枝，/难以攀得到树尾去，/且在这大树下，/另砍一棵小小的。/” [1]P452黎族传统观念认为，村寨中的大榕树是神树，不能随便用刀砍伐，也不准攀登、折枝，更不能用以拴牛。神树下设有“鬼台”，用于祭祀神树，不能乱摸或移动，否则会触犯树神招致灾祸。

黎族民间歌谣民俗事象之独特、文化信息之丰富，由劳动歌谣可见一斑。它以洗练的语言将黎族人民的文化习俗记录下来，成为反映生产习俗、弘扬民间礼俗、传递民间信仰的重要手段。透过劳动歌谣这个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感受到久远的黎族民情、民风，领略民间语言的民俗文化内涵，认识语言民俗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文化性。

参考文献

[1]符桂花.黎族传统民歌三千首[M].海南出版社，2008.

[2]邢植朝，詹贤武.中国民俗大系 海南民俗[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

第6篇：农民工歌手范文

事情要从一个叫翟金海的农民说起。今年45岁的翟金海出生于河南农村一个贫困家庭，初中未毕业就因贫穷而辍学，靠捡垃圾和打零工维持生计。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广播里听到世界歌王帕瓦罗蒂的演唱，立即被那金属般高亢的声音迷倒。后来，他知道了这种唱法叫美声唱法。

从此，他就迷上了美声，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会这种妙不可言的演唱方法。没有老师可拜，他就买来磁带，一遍又一遍地听；买来教科书，自己摸索着练发音；买来演唱会的碟，跟着那些顶尖歌唱家学习。他听得最多的，是一个叫丁毅的歌唱家的歌。

他的生活全部围绕着唱歌转，为了方便随时随地练歌，他放弃了外出打工挣大钱的机会，只在家里做些零工。

一坚持就是几十年，从惨绿年华到不惑之年，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至今仍然住在父亲留下来的老房子里，家徒四壁。

他的歌声和追梦事迹终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记者采访他时，他憨憨地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见丁毅老师一面，跟他学唱歌，我把全部收入都给他当学费。”

这是一个多么难以实现的愿望，连记者都面露难色。丁毅是澳大利亚悉尼国家歌剧院首席男高音，也是在该剧院担任主角的唯一亚裔歌唱家。工作繁忙的丁毅会为了一个不曾谋面的农民千里迢迢地从澳大利亚飞回来吗？

明知希望渺茫，但记者还是做了努力，跟丁毅取得了联系。出人意料的是，听完翟金海的故事后，丁毅放下繁忙的工作，专程从澳大利亚飞了回来，又驱车数小时赶到河南那个偏僻的山村，当时，已是深夜三点。

在翟金海那个简陋的小屋里，丁毅面对着这个唯一的学生，耐心地为他讲解着演唱知识。两个人，一个教，一个学，那认真敬业的样子，不像是在一个农民的土屋里，而是像站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上，为万千观众高歌。

这一课，多长都会觉得短，再不舍，也总要结束。丁毅拉着这位农民粗糙的手说：“你随时可以找我上课，学费全免！”其实，他一月的收入根本不够交一堂课的费用啊！

第7篇：农民工歌手范文

关键词：民间艺术格亥图村跑圈子秧歌田野调查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工作一般分为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两个阶段。在进行民族音乐的调查研究时，音乐工作者很注重实地采风这一环节。田野工作又称为现场工作，指为了获得研究资料，亲自到特定音乐文化发生的环境中去做调查。因此，田野工作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科学研究工作。跑圈子秧歌，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主要流布于包头市格亥图村，笔者通过对这一民间艺术的实地采风研究，进一步揭示这一地方性音乐文化独特的人文艺术价值。

一、调查之缘起

在包头，秧歌是本地最有吸引力的社火之一。每到正月十五前后，不论男女老少，大人小孩都会出门看热闹。每到这时，大街小巷都围着秧歌队在闹红火。小时候，由于家家户户都是平房，秧歌队容易进入巷子里，所以他们一般都走街串巷地表演，有时到一个大户人家的大院里围着表演，那时，笔者还经常跟着扭几步。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年的正月十五前后还照样去看热闹，但对秧歌的本身源流有了新的提问。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为调查地，除了考虑到熟悉这里的情况外，还考虑到这里是我国蒙汉杂居的地方，具有自己独特的东西，虽然秧歌不是发源于此地，但随着时间的迁移，它流布到此地已经生根发芽。通过初步研究秧歌，为日后调查北方社火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田野调查之路

2004年4月18日，农历闰二月二十九，从包头东河区到石拐区，路途中，从司机那里了解到了当地人民心中的跑圈子秧歌。汽车在石拐区的镇里停了下来，从镇里到格亥图村子大概还有五里路，笔者和向导一起徒步向村子走去。

来到村子里，我们见到了格亥图村的老村长，老村长见到我们非常热情，讲述了格亥图村和跑圈子秧歌。

格亥图村，包头市石拐区国庆乡的一个村子。格亥图，蒙语为“圈猪的地方”，格亥图村地处山区，交通十分不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它特有的封闭性。现有居民68户，213人。据老村长说，是先有格亥图村，而后才有“五当召”的，五当召建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若以此推算，格亥图村的形成，最迟应在1749年之前，距今已有230多年的历史。过去，格亥图村被称为李家村。原因是这个村子的村民基本上都姓李。清朝时期，有李氏二兄弟从山西保德州来到这里，哥哥叫李孝，弟弟叫李悌。两人在走西口时，认为这是一个风水不错的地方，就决定在此定居，开荒种地，养猪喂羊，后又开小煤窑。李氏兄弟有四子，他们辛勤劳动，在此繁衍子孙，形成了今天的格亥图村。他们的到来使格亥图村一度中断的农业再次兴起。在汉民族的影响下，一些靠近城镇的游牧民也逐渐转向半农半牧或完全从事农业的定居生活。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繁荣，来自各地的农民、商人、手工者乃至三教九流，根据不同的信仰习俗，审美心理和买卖竞争的需要，分别采用祭祀、庙会、行会、结社等组织形式，将各有特色的秧歌或自立门户，或熔于一炉，在节日喜庆时表演。跑圈子秧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跑圈子秧歌，顾名思义，它是从始至终保持了“跑圈子”的队形，无论圈内表演哪一出套子，外面的“圈”不变。表演中的队形变化，当地人称为“场子”。舞蹈动作的变化是随着表演者的场子变化而变。队形的图案极其丰富多彩，变化无穷，老艺人们也称它为“拉不断”，即就像一根拉不断的线。套子是指在跑圈子秧歌“圈”内，表演者进行表演的一些舞蹈动作。早期的套子，表演者只是简单的扭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他们不满足于这种简单的表演形式，于是结合自身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编成了一个个新的套子，每个套子反映一个内容。在不断吸收、充实、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它的舞蹈语汇、技巧动作、程式套路日趋丰富。

格亥图村的跑圈子秧歌最早依附于祭祀，其原始风貌所以能够保留至今，是与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和不同历史阶段中人们的风俗习惯、审美观点分不开的。由于当地生产手段的落后，加之清朝末年蔓延瘟疫，村民死亡惨重。在人们对科学认识不足的情况下，他们认为这是神的惩罚，于是商量起来闹秧歌，办红火，以此敬神，祈求免灾消难。神，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也就是在万般苦难之中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每年的正月十三至十六办红火，闹秧歌，都是为了求神保佑，久而久之，遂成民俗。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口增多，在格亥图村，这种民俗也就成为村民社会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逢年过节，村民便组织起来进行活动。正月十三，村民们开始搭三官棚并迎喜神，正月十六秧歌结束，正月十七人们再把喜神送走，在这几天中间主要是秧歌的表演。每当此时，部分祖孙父子，兄弟姐妹或者夫妻，同在一起演出，并且选出会首，作为办红火的负责人，一切听从他的指挥。在老村长的指引下，我们见到了当地著名的秧歌老艺人：会首李贵，艺人李恩、李华、李润德、李秃子、李富亮、李芳。他们都是当年秧歌队里的骨干力量，在秧歌队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更令人惊奇的是，有几位老人，竟然是笔者收集到资料中的著名秧歌艺人。通过和这些老艺人的攀谈，了解他们当年各自在秧歌队的风采，使笔者真正看到了民间艺术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在农村娱乐生活中的重要性。

第一次的田野调查过程很快结束了，虽只是一个开始，但它让笔者真实地体会到了民间艺术为什么在农村能够生根发芽，成为民间的一枝奇葩。

参考文献：

[1]杜亚雄.民族音乐学概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

第8篇：农民工歌手范文

［关键词］　赣南苏区歌舞　苏区革命

赣南苏区是我国红色革命政权的摇篮，革命先辈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艰苦卓绝斗争中，孕育了富有战斗力和理想精神的赣南苏区歌舞文化。赣南苏区歌舞在特定的政治环境条件下产生，虽然经历的时间不长，但它却以强烈的战斗性在革命斗争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同时为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赣南苏区歌舞概述

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在中国革命开始向农村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革命根据地需要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复杂，红军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如何把红军铸造成具有崇高政治理想和坚定革命信念的军队，同时又能大力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有效最实际的方法是政治宣传教育工作，这就使得红军利用类型多样的民间文艺形式作为宣传工具成为可能。这不仅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需要，也是红军群众工作的需要。这种可能和需要，推动了苏区文艺运动的发展，为苏区歌舞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革命文艺宣传队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红军学校先后组建了“八一”剧团、工农剧社、蓝衫团和高尔基戏剧学校等文艺组织，活跃在城乡和红军部队里，以反映现实斗争生活和支红扩红为主要内容并进行巡回演出。赣南苏区歌舞就在这特定的政治环境条件下产生，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成长，它利用群众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大众化表现方法，借鉴了当地民间山歌、灯彩等丰富的表演形式，采用朴实而简洁的歌舞方式，紧密结合斗争形势，密切配合苏维埃政府的政治教育工作等特点，不仅丰富了苏区军民的政治文化生活，而且直接配合政治任务，起到了焕发革命精神，鼓舞革命斗志，统一和凝聚人心，为促进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赣南苏区歌舞的艺术特征

赣南是一个有着丰富歌舞艺术资源的地区，赣南苏区歌舞利用当地传统的艺术形式并加以改造，编出赋予革命新意的歌舞，进而产生一定的革命教育作用。中央苏区时期的苏区歌舞具有模仿性、象征性、示意性、情绪性、套路性等艺术特征。

1．模仿性。由于受当时生活条件的限制，赣南苏区歌舞只能因地制宜地采用一些简单朴实的歌舞语汇，以反映生活为主，模拟军事训练、阵地斗争、劳动生产等，通过这些歌舞艺术来反映革命斗争以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并用图解的写实手法来表达舞蹈意象。例如，舞蹈《军事演习歌》中的列队、投弹、拼刺、扛枪、瞄准等动作都是对军事操练的模拟再现。

2．象征性。赣南苏区歌舞是人民大众的艺术，有时这些歌舞为了说明一个含义或一个思想，通常会借助道具的使用和队形的编排来突出主题。例如，一面红旗象征革命，在红旗上绣一颗红星则象征党的领导；镰刀斧头则象征红色政权。在苏区舞蹈《国际舞蹈》中一群民众俯卧台上后，随着歌声，渐渐苏醒，挣扎着挺身站立奔向红旗，这就象征着劳苦大众团结起来，冲破黑暗走向光明。

3．示意性。为了让观众更容易理解苏区歌舞的内容，文艺工作者常常会用手势动作来解释赣南苏区歌舞中的歌词，并通过这些简单地手势语言让观众领悟歌舞的含义，进而更好地帮助表演者表述剧情。例如，在苏区歌舞《送郎当红军》中用脚跺地、手下指的舞蹈动作语言，这就表示消灭反动派，而双臂上扬表示胜利，手掌捂胸则表示革命真理记心间。

4．情绪性。赣南苏区歌舞中有一些舞蹈没有音乐伴奏，为了让舞蹈内容感染观众，舞蹈演员会从头至尾用哨声、口令声或演员发出的“嘿嘿”伴奏声来指挥演出，并在吸收戏曲、灯彩、民间武术杂耍等动作的基础上创作出新的动作，通过舞蹈动作宣泄情绪。例如，在苏区歌舞《鲁胖子哭头》中有一个鲁胖子模拟鸭公走路的步伐动作，就是运用模板敲击声来模拟的，突出了鲁胖子惊慌、颓丧的情绪。

5．套路性。赣南苏区歌舞中舞蹈表演的歌曲通常都是套用赣南的民歌，舞蹈所采用的形式都是赣南原有的民间舞蹈。为了配合革命的需要，这些文艺组织会将一首新的唱词，套上原有的民歌曲调，而后再配上民舞就上台演出。例如，莲花快板《当兵就要当红军》就是沿用这样的套路。

三、赣南苏区歌舞在苏区革命中的作用

赣南苏区歌舞在革命中产生，在斗争中发展，它不仅在斗争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而且起到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鼓舞斗志、打击敌人、促进革命胜利的作用，为革命胜利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1．宣传鼓动作用。赣南苏区歌舞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服务于革命战争的需要与实践，以多样性的表演艺术形式阐述党的政治理想和阶级斗争观念，紧密配合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因此，在古田会议以后，部队的文艺工作成为政治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文艺活动往往跟着战斗任务、工作任务而来，开展得异常活跃，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在军中，无论是战斗、行军，还是练兵、整训，文艺都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成为部队政治教育的有力武器。当时苏区各慰劳队、歌舞队、工农剧社等演出团体，以革命斗争的需要，迅速反映红军的战斗生活，表现内容都是宣传革命、进行文艺宣传教育、激起工农劳苦大众的斗争意志、振奋人们革命精神。苏区歌舞从军民生活和斗争中采集素材，经过提炼加工后，变成各种具有号召性、乡土味、短小精悍形式的节目。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为响应党动员群众开展春耕生产支援前线的号召，歌舞队创作了《小脚妇女积极参加生产》等歌舞；红军出征，跳舞队载歌载舞去欢送，鼓舞战士的斗志；前线传捷报，文艺宣传队立即编出新节目来庆祝，这些富有强烈政治性的苏区歌舞节目，在配合红军粉碎敌人“围剿”中，以燎原之势燃遍苏区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在对敌斗争中，它成为一种特殊武器，并为推动革命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为了号召劳苦人民参加革命队伍，这些具有革命性质的苏区歌舞，在人民大众中又起着宣传鼓动作用。为配合革命形势，歌舞队编了《送郎当红军》《红色五月》等歌曲，歌中唱道：“对河一兜幸福桃，要想摘桃先架桥，受苦穷人先翻身，快当红军打土豪。”当赣东北工农剧团带着这些节目去夏家祠堂演出时，台上台下一起唱起了“送郎当红军，革命要坚定，豪绅呀，地主呀，剥削我穷人，劝妹转家庭，在家干革命，我呀当红军，坚决杀敌人”。一位60多岁的老人在吼声中激动地冲上舞台告诉大家他的大儿子因为杀白狗子已经牺牲了，现在还要送小儿子去参加红军杀白狗子。老人的话音刚落，当场就有80多名小伙子报名参军。

2．政治教育作用。赣南苏区歌舞以革命斗争的需要，通过形象生动的歌舞教材，密切联系实际，以反映红军和人民群众的战斗生活为主要内容，为政治、为战争、为群众服务。演出队每演出一次，就是给群众、战士上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同时运用苏区歌舞向工农群众、红军战士进行政治教育，帮助工农群众、红军战士认清革命形势，提高政治觉悟，坚定革命信心，明确斗争方向。例如，舞蹈《武装上前线舞》，就是为了配合革命战争，提高战士的革命觉悟和文化素养，使战士在艺术中接受教育。在配合反对封建迷信、宣传男女平等的氛围时，剧目《可怜的秋香》《梧桐树》等就起到了教育群众的作用，向群众实施社会教育。与此同时，歌舞队密切结合斗争形势，不仅经常深入苏区、游击区进行宣传教育，还面向白区的白军士兵进行战地宣传教育，针对白军编排了一些具有教育作用的歌舞。据邵春和老人（工农剧社负责人之一）回忆说：“为了瓦解敌人，他们（赣东北省工农红团）在独立营的掩护下，常常深夜摸进白区进行宣传演出，开始白匪缩在碉堡里并会开枪干扰，当我们演出《欢迎白军兄弟来参观》等节目时，缩在碉堡里的白匪停止了开枪，并探出头来看演出。”这些节目规劝白军士兵弃暗投明，使不少敌军感动，投诚了红军，大大地削弱了白军力量。因此，苏区歌舞在白军投诚中也发挥了政治教育作用和促进革命胜利的作用。

3．团结群众作用。赣南苏区各种文艺组织遍及各地城乡，苏区歌舞的素材本身又来自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和生活，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当时，红军文艺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进而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的目的。因此，赣南苏区歌舞的题材都是群众熟悉的，节目内容也是群众了解的，表现形式是群众喜爱的，同时还采用群众喜闻乐见、容易接收的大众化表现方法编排歌舞。这些歌舞形式多样、形象生动，舞蹈语言朴实，处理方法简洁，深受群众欢迎。例如，苏维埃政府发出“加强革命团结，一致对敌”的号召时，苏区的文艺工作者立即创作了自始至终围绕“团结”二字、表现苏区军民团结对敌的《团结舞》，体现军民融洽的关系。当苏区遇上庆祝大会、联欢祝捷活动时，均有文艺演出，歌舞队所到之处，受到红军战士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庆祝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万人灯会上，仅瑞金县就有31个乡和村，约300余名演员参加演出，观众达17万人次。由此可见，苏区歌舞深深扎根于亿万根据地人民心中，说明工农群众有着共同战斗、共同胜利、共同生活、共同为解放全中国而努力奋斗的愿望和目标，只有民心所向，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赣南苏区歌舞与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相互一致，并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革命根据地的历史面貌和时代精神，富有强烈的政治感染力，反映群众的愿望，表现群众的要求，给人们以巨大的力量和奋进的决心。

参考文献：

第9篇：农民工歌手范文

一、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为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方面精神文化需要，今年2月份在丙闷村榕树奇林组织开展了“攀枝花节”活动，活动内容有民族民间歌舞、保护木棉花行动、品尝百家宴等项目。4月份在小平田中心集镇组织举办了傣族一年一度的“泼水狂欢节”，活动项目有迎宾晚会、民间歌舞专场晚会、泼水大联欢、耍龙、舞狮、象脚鼓舞比赛、民族山歌对唱等活动。此次活动，以突出**坝丰富多彩的名族民间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建设和谐**，打造**旅游品牌，加强交流，扩大对外宣传。10月份在芒旦民族风情园举办了傣族广母（出凹）节活动，活动内容有洗佛、拜佛、拜塔、民间歌舞表演等项目。

二、积极组织文艺队参加区文艺表演

（一）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繁荣发展农村文化艺术，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讴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来农村取得的巨大成绩。**文化中心根据上面的要求，在全镇各村普遍开展了新农村文艺表演活动，最后打造出3个节目于6月7日参加隆阳区首届新农村文艺汇演。**文艺代表队在表演中演出的三个节目充分展示了我镇新农村建设的新成就和农民群众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唱响了科学发展、共创和谐的主旋律，营造了团结奋进、和谐欢庆的良好氛围。参演的节目表演唱《**坝子一枝花》荣获此次汇演银奖，舞蹈《木棉花开**坝》荣获优秀奖，达到了预期效果。

（二）7月份组织文艺队参加了“多彩隆阳、民族团结进步”文艺表演，演出了歌伴舞《德昂姑娘把你留》；8月份组织文艺队参加了隆阳区纪委举办的党风廉政建设“风清气正促发展”文艺汇演，**代表队演出的表演唱《赞清风》荣获汇演铜奖；9月份组织代表队参加“隆阳区乡村歌手大赛”，参赛节目2个，其中明成玉演唱的《月亮女儿》荣获此次比赛银奖（第二名）。

三、踊跃参加保山节庆活动

6月6日—12日“中国·南方丝绸古道商贸旅游节暨保山花街”期间，组织展销队伍到保山展销了**的名优特产、矿产资源、民族民间文化、旅游资源等，荣获展销第一名，得到区委政府、展销组委会的肯定和赞扬。此次展销进一步扩大了**的知名度和美誉名，强化了**的形象。9月12日—14日，组织代表队参加了“保山·澜沧啤酒狂欢节”活动，我镇代表队参与了“喝啤酒群英擂台赛”和“乡村歌手大赛”等项目。

四、文化市场管理情况

为进一步推动全镇文化市场安全生产和学校周边环境文化、娱乐等场所的经营秩序，努力为学校营造良好的教学、科研和生活秩序，文化中心于10月29日—11月1日参加了镇政府组织的文化市场安全生产和校园周边环境安全专项检查工作。

通过检查，**镇现有合法的娱乐茶室6家、歌舞厅1家、网吧2家。不合法的网吧2家，游戏室2家，ktv音乐室1家。合法娱乐场所对校园的正常秩序没有影响，严格要求经营户禁止未成年人入内，不准进行色情，表演、、吸毒、贩毒等违法活动，一旦发现坚决取缔，并追究刑事责任。对不合法的网吧、游戏室、ktv音乐茶室做了停业整顿，在手续证件未办齐之前，一律不准营业，一旦发现坚决没收设备并加处罚。

通过这次检查整治，更进一步规范净化了我镇的文化市场，确保了社会和学校校园的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了师生的安全增强了社会各界对校园安全的参与意识，促进了全镇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五、广播、电视管理工作

（一）为镇政府召开各种大小会议服务48场次音响。

（二）为全镇村委会修复有线广播32台次。

（三）收取有线电视管理费324户，每户36元，共收金额11664元，如数上交镇财务室管理。

六、年底要完成的工作

（一）完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全镇不可移动文物的摸底调查、普查草表的填报登记工作，上报区普查办。

（二）完成**年度我镇农村电影数字化公益放映81场的放映任务，并做好统计验收上报工作。

下年工作打算

一、建设**文化中心综合楼

**文化中心办公室现设在镇政府内，因办公场地有限，严重制约着我镇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经镇党委、政府领导和区文体局领导洽谈达成协议，准备今年12月份开工建设文化中心综合楼，于**年4月份竣工，预计投资86万元。资金来源：争取市、区级补助15万元，省级补助16万元，镇政府自筹55万元。

二、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