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语言的关系精选(九篇)

第1篇：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语言 思维 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01-0066-02

一、语言与民族精神

洪堡特是最早区分语言与言语的学者之一。他指出：“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因此，语言的真正意义只能是发生学的定义。语言实际上是精神不断重复的活动，它使分节音得以成为思想的表达。严格地说，这是每一次讲话的定义，然而在真实的、根本的意义上，也只能把这种讲话行为的总和视为语言。因为语言中最深奥、最微妙的东西，是无法从那些孤立的要素上去认识的，而是只能在连贯的言语中为人感受到或猜度到。”可见，洪堡特并不满足于仅仅把语言看作言语活动中词与规则的总和。在他看来，通常所理解的语言是抽象的、一般的、完整的、而真实的语言只存在于实际发生的、个别的、不完整的言语中。语言既是言语活动中词与规则的总和，是言语作品的总和，更是言语活动本身。

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洪堡特把民族定义为“一个以确定的方式构成语言的人类群体”。洪堡特提醒我们通过语言可以定义民族，但切不可忽视民族起源的精神动力。他说道：“一个民族就是一个由某种特定语言来表明其特性的人类精神形式。”“不同民族、不同语言、都是人类精神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显示的结果，”

洪堡特提醒我们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都可以看作组成人类的精神个性。精神个性是人类精神创造性地显示，也是自身独立自主创造的力量。每一个民族都不能没有民族精神，因为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民族精神都伴随着民族的同步发展，并且与外在社会现状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洪堡特则是以共性和个性的思考阐释民族精神，他说：“在所有可以说明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的现象中，只有语言才适合于表述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最隐蔽的秘密”因为“精神在语言中扎下了根，并把生命赋予了语言，就好像把灵魂赋予了他们所造就的肉体。语言的特性是民族精神特性对语言不断施于影响的自然结果”，所以只有在语言中才能找到民族精神的解释。“在语言中，个别化和普遍性协调得如此完美，以至我们可以认为以下两种说法同样正确：一方面，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另一方面，每个人（或每一个民族）都拥有一种特殊的语言。”第一个方面指的是人类精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第二个方面指的是每个人或每个民族由于自身语言的作用而产生的民族精神。

洪堡特试图通过语言定义民族精神，进而以民族语言比较来看待不同民族精神的进步性或落后性。洪堡特说过：“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这句话表达了两层含义，第一，“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说的是语言是民族最精致的创造，语言与民族精神相互依存、相互塑造、互为因果，因此“语言的所有最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民族精神给予语言生命，语言从内向外表现它自身的价值。而且语言沉淀了该民族长久以来的经验感受，潜移默化地完善了民族精神。第二，“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的同一性”说的是民族语言唤醒民族精神的觉醒。“洪堡特认为民族精神与民族语言息息相关，民族精神个性决定民族语言的特点，民族语言又强烈影响着民族精神，两者紧密交融、相互渗透。”这就微妙地形成了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同一。例如，我们可以从不同民族语言中看到民族精神的影响，“希腊民族思维敏捷而细腻，希腊语的形式也就显示出“成熟的智力倾向”，反映出丰富多样的想象力。罗马民族刚健而严肃，罗马语音就难以自由地变化和发展。印度民族的精神重在对思维范畴的细致区分，梵语中就存在大量精细的科学术语。”

二、思维与语言

为了进一步阐述语言是民族精神的思想，洪堡特从语言和思维的起源以及二者的关系角度进行了论证。从起源方面看，语言和思维是同时发生的，二者的发生、发展是人类心智生长过程中俩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从语言与思维相互作用的关系方面看，一方面每一种语言对它的使用者而言都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人的思维享有绝对的自由，在任何情况下一种语言都不可能成为思想的牢笼。在语言和精神的相互影响中，洪堡特坚持真正起主导和最终决定作用的是人类的精神。即“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这是我们要考察的全部过程。”而这一问题无论是前人还是后辈都非常关注，至今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中外学者普遍关注并争议最多的一个话题。

目前，在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存在着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就是语言决定思维，即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思维，包括会有不同的思维能力和思维结果。洪堡特的观点在这里影响颇大。但真正把这种关系上升到语言决定思维这种高度的是美国人类学家萨丕尔和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他们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的对宇宙的看法。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思维先于语言，思维决定语言；这个观点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出过。现在仍备受许多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推崇，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个观点也深深的影响了我国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第三种观点既反对把语言和思维等同起来的观点，也反对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的观点。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是前苏联著名的心理学家、文化―历史学说的创始人维果茨基（Vgotskg），他在思维和语言的发展问题上，坚持不论从种系还是个体的发展来看，思维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并不对应，它们的两条发展曲线是交叉的。这两条曲线可能会变成直线，齐头并进，甚至有一个时期会合并成一条线，但它们总是又要叉开的。他认为语言和思维两者既相互作用、又相对独立。

第2篇：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语际和谐;多语民族杂居区;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228-02

语言和谐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冯广艺在《语言和谐论》中指出,语言和谐中的“和谐”包含“语际――平等互惠”等内容。中国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和谐统一体,在这个文化统一体中,每个个体都以其鲜明的文化特色区别于其他个体,同时又都以主流社会文化或地域性主流文化作为与其周边文化交流的媒介,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多元文化互补性共存、以一种主流社会文化作为交际导向的文化生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个体间相互沟通和交流的不可替代的媒介。研究多语民族杂居区的语言关系、语言接触和语言交际问题,探讨多语民族杂居区语际和谐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深入认识多语民族杂居区语言与民族的关系

语际和谐问题首先涉及到语言与民族的关系问题。对应民族来讲,语言可称为民族语言(简称民族语),民族语言中又有在全民族范围内通用的民族共同语(或称族际语),也有在一定区域中使用的方言。中国多语民族杂居区一般通用汉语,以汉语为民族共同语,也有通用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并以该语言为民族共同语的。就目前的研究和认识成果来看,语际和谐问题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认识表现为:

第一,任何一种语言都依附予某一个民族。虽然,也出现过像世界语这样的人工语言,但现在通行于世的语言还都是民族语言。哪怕是在一些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内使用的国际通用语,比如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欧盟的工作语言都是选用某种或某些民族语言。

第二,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进行正常的思想、信息和情感的交流。萨丕尔说:“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充分发展的语言。最落后的南非布须曼人用丰富的符号系统的形式来说话,实质上完全可以和有教养的法国人的言语相比。”“许多原始的语言,形式丰富,有充沛的表达潜力,足以使现代文明人的语言黯然失色。”因此,我们无法把两种语言放在一起说哪种语言更先进,而只能看某一种语言是不是能够满足该民族的交际需要。文字也是如此,我们只能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上看这种文字是不是能够很好地记录它所对应的语言,如果能,就是较好的文字,如果不能,这种文字就面临改革的境地了。

第三,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属性与特征,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它同人们的认识能力、生活环境、社会实践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一个民族的生产特点、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婚姻状况、等,在语言上往往都有反映,即使是远古社会的现象也会或多或少地在语言里保留一些痕迹。所以,从语言上往往可能看到一个民族在某些方面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讲,语言就是民族的边界。早在18世纪末,赫尔德就认为,语言和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并提出过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等同的观点。洪堡特沿袭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认为,语言和民族特性有密切关系;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区别性结构,这一结构能反映并形成使用这种民族语言的人们的思想和表达方式;语言有民族心理特征,也是使用某一民族语言的人们的民族特性的象征。因此,语言构成了民族差别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重要依据。

第四,语言是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所谓民族认同,按维伯的描述,就是“个人视其自己作为他们民族国家成员的信念和程度”。通俗地说,就是个体对自己所在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或整合,即自觉地把自己视为整个民族国家的一分子。在这一点上,语言文字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如果说,作为社会交际的工具,语言把整个民族从活动上联系在一起了,那么,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志,语言则把整个民族从感情上联系在―起了。

二、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的认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是费孝通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提出的。费孝通认为,“一体”指中华民族这一实体;“多元”指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这是大格局。就每个民族来说,也是“多元一体”的,这是小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有着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内涵和交叉叠合的错综复杂的网络”,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尝试解决“各民族发展与国家统一”这一当代中国社会的需要,在今天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多语民族杂居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研究这些地区的语际和谐,对深化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具有积极的作用。

1.语际和谐与“多元文化”的关系。中国56个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构成了多采多姿的中华民族文化,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是发展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必由之路。发展多元文化的前提是要培养出大量的“双文化人”或“多文化人”,社会上只有存在大量的“双文化人”或“多文化人”,才能使具有不同文化的各民族相互交流,也只有这种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上交流的存在,这个社会才能被认定为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而“双文化人”或“多文化人”形成的前提是“双语人”或“多语人”的存在。因此,毫无疑问,构建多语民族杂居区各民族语言的和谐是培养“双语人”或“多语人”,为发展多元文化的奠定基础。另外,语际和谐本身亦是“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传承是文化内涵的重要内容,本身就包含语言传承的内容。不同的文化有其不同的传承内容,甚至包括文化传承方法上的区分。因此,构建语际和谐就是发展“多元文化”。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中的“多元文化”也是和谐语言研究与实践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中“多元”概念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发展56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最基本的民族方针与政策,任何形式的所谓“语言融合主义”的错误思想都是与这一基本国策相违背的,都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2.“国家一体”与和谐语际构建的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中“一体”的其核心是指国家统一,为了达到各民族在各个领域相互交流从而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各民族必须要拥有一种共同的族际语。选择汉语作为族际语,是由中国几千年各民族历史发展与现实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社会因素所决定并自然而然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自愿的选择。“国家一体”与多语民族杂居区和谐语际构建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1)通过多语民族杂居区族际语(汉语普通话、汉语方言或一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各民族之间语言相互交流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达到多语民族杂居区各民族在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平等、全面的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从而为“一体化”奠定基础。(2)就个体而盲。各民族成员只有通过族际语的学习,才能够具备顺利步入主流社会的条件。从而跨越文化障碍获得个人在主流社会的更大发展。同时,也只有各民族大多数成员顺利进入主流社会,国家的一体化进程才能够得以发展,国家的统一才能够得以巩固。

从哲学上讲,“多元”与“一体”是一对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国家统一与民族发展的社会层次上,如何把握其理论上的内涵和在实践中的运用,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工作。中央政府和各民族自治区、多民族省都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语言和教育的法律、方针和政策,其中语言上的“民汉兼通”是各少数民族公开追求的目标,符合多语民族杂居区语际和谐的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

三、有助于促进多语民族杂居区社会和谐发展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后,“和谐社会”便成为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诸多研究领域都在探索如何构建本领域的和谐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对语言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语际和谐。语言文字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为重要的符号体系,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最为重要的文化载体。语言文字的属性,决定了语言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生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体现,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构建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和谐语言生活是语言文字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无论是最基础的语言理论问题,还是最前沿的科研问题,以及最广泛的社会应用问题,我们都要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来认真思考。

和谐是由不同事物构成的一个协调统一体,和谐并不等同于相同。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曾追求建设一个同质社会,并试图消除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异,结果是影响了一个正常社会多方面的活力。《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和谐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语言也是如此。多语言、多方言是国家宝贵的经济文化资源,而不是和谐社会的障碍,语际和谐追求的是多语言多方言的共存共荣,“各种语言或方言不论大小,都能拥有各自的生存发展空间,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共同演奏中华语言使用的交响曲。”构建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就是在语言文字社会应用中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同时容纳多种民族语言和多种汉语方言,容纳多种民族文字和多种汉字字形,和谐共处,使得社会语言生活呈现主体化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共同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德]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第3篇：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语言人类学；文化；学科建设

一、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学科渊源不尽相同，语言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以及学科归属不尽相同。在前苏联所体现的欧洲大陆体系中，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它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构成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学科。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中，语言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一起构成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学科，有时也可当作人类语言学。不管是人类语言学还是语言人类学，都涉及到“传统的历史比较、亲属关系构拟，到‘认知语言学’(cognitive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ofspeaking)、语用学和语言规划”。①语言人类学旨在通过语言的研究或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深化认识人类文化的目的，同时也使不同的语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18世纪末，德国学者海德尔(G.Herder,1744-1803)指出语言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他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语言学家冯堡特（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进一步发展了海德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全部灵魂的总和，语言是按照精神的规律发展的。“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②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有比较完善的和比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蛮部落的语言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或轻视，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原有的创造语言能力的表现。”海德尔和冯堡特都认为民族的语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观和语言才能的体现。”③在这些观点中，语言作为“中间地位”的看法已基本式微，而语言作为特殊的民族文化，语言等同于民族精神这些思想，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语言的文化性质；语言的文化价值主要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把自己的各种文化放在用语言作为标识的贮聚库里，通过语言可以来透视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

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是真正把人类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人。为了回答语言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能否有所阐述，索绪尔从语言与种族、民族统一体、语言古生物学、语言的类型和社会集团的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索氏树立了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历史上文化现象的典范，为以后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开了先河。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索氏通过“回顾法（retrospectivemethod）”进行语言重建的方法为人类学开展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20世纪初期，索绪尔的追随者即社会心理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梅耶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也比较注重语言与民族以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nowski1884-1942）早年从事人类学研究，出版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为功能学派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晚年却转向语言学研究。马氏的学科转向加强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化了语言研究对于了解和揭示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门学科，语言人类学是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在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的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习俗、宗教和语言。1871年他又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该著作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印第安人的奇特亲属称谓和族源问题，开始了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发展规律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类学家在对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印第安人的语言不同于印欧语系诸语言。人类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Boas1858-1942）认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等的全部总和。觉得要获得有关印第安人的资料就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对语言学极为重视，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语言问题，他本人就懂得多种印第安人方言。他在研究过程种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语音、形态的意义和结构、词汇的特点。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来描写。他的这一主张被称为“描写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理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语言尤其有效，对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亦很有效。1911年，博厄斯还组织出版了最早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AHandbookofAmericanIndianLangguage），搜集了几十种语言资料，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一直被列为语言学的经典著作。博厄斯还于1920年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语言学刊物《国际语言学杂志》，该杂志对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0年博厄斯写成《种族、语言和文化》、1941年写成《达利他人的语法》。博厄斯的“描写”方法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奠定了基础。⑤

萨丕尔(EdwardSapir,1884-1939)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晚年开始转向人类学研究。萨氏重视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见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⑥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1897-1941)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⑦他们的观点浓缩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Sapir-WhorfHypothesis)。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但是，语言与文化、世界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一直成为人们长期讨论的主题。

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臻完善。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语言人类学成果，尤以菲力普森（RobertPhilipson）、萨斯曼（ZdenekSalzmann）等人为代表，菲力普森从语言人类学视角对英语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语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语帝国主义，实际上是间接反映了一种盎格鲁文化中心观。⑧萨斯曼同样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不同的语言结构与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具有协同性；同时还对当今的语言人类学“实用性”展开了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发展。⑨

二、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研究。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隋唐以音韵为主；清代是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洋为中用时期。⑩但我们也看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由来已久。如前文所述，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它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如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讨论虽然属于语言学问题，但更是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都是与经学分不开的。在西方，由于现实需要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诞生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就在搭建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桥梁。

在国内，罗常培先生当属于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上个世纪30年代，罗氏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罗氏通过对山东临川音系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受费孝通先生的《关于功能派文化论》的影响，于是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并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人类学历来比较重视后进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所以罗氏所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传统语言学正在朝着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面发展。1943年以后，罗氏的治学道路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罗氏对于语言人类学的贡献，正如他本人所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其著作《语言与文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来透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可谓是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先声。[11]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民族自觉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文化语言人类学在国内重新被认识。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运用田野工作方法从事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达到深化认识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时来达到不同语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对话。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已有专门论述。如傅懋勋运用永宁纳西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12]练铭志运用田野调查材料，对现行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后认为，认为古老亲属制有如下一些特点：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区分不明显，从亲属称谓大体可以区分出性别和辈分，亲属称谓是类分式和专门称谓相结合。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的材料，不仅证明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13]罗美珍从语言角度阐述了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14]周庆生根据傣族亲属称谓以及人名构建傣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力求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5]纳日碧力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16]吴东海运用傣族诗歌、谚语等语言材料阐释傣族的水文化特征。[17]

在进行民族语言个案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为语言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学良和戴庆厦二位先生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语言研究民族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特点可以映射出民族特点。[18]陈保亚提出语言决定思维轨迹的观点，认为“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筑了思维轨迹。”[19]武铁平等人对陈保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语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会。[20]张公瑾把混沌理论引入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注入了活力。[21]周庆生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交际与传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释。[22]

除了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研究外，学者们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语言人类学学科进行了阐释。李如龙是国内界定语言人类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同时还明确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论题，即：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人类群体与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23]邓晓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行其职能。同时，还对语言人类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特点在于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语言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上、从民族语言的结构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层文化的特点。[24]

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学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厦门大学就设置了语言人类学课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也开设了该课程。现在一般的民族学科研以及教学机构，都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对待。2003年，中国在申办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时，将语言人类学向国外人类学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重点介绍。[25]

三、语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两个方面。该学科毕竟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基础也表现得比较薄弱，但从学科角度看，这显然是滞后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因为它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又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

1.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严格说来，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有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文化史、文化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它们有自己独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语言人类学要达到与这些学科“平行”，还需要从理论与方法上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中国人类学是从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并驾齐驱，中国人类学特别强调文化人类学，似乎文化人类学可以代表中国人类学的全貌，虽然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成熟，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学其他学科发展的滞后状况。所以加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语言人类学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文化，这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比然选择。

2.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中国至少有80多种语言，而在当今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变迁日益迅速，许多民族的母语危机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如何保护每一种语言所蕴涵的信息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得到传承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母语危机现象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很多濒危语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也表明中国语言人类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语言是民族的标识，语言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语言往往成为民族的象征。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员由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却不约而同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所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对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对于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其重要。从这方面看，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语言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①纳日碧力戈.关于语言人类学.民族语文［J］，2002年第5期.

②（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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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ZdenekSalzmann.LanguageCulture＆Society--AnIntroductiontoLinguisticAnthropology［M］.Westview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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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范文

作了较系统深入的探讨，深感建立一门新的边缘学科—一民族语言学，十分必要。本文对这门新型学科的构

建提出有关分析与设想。

一、学科背景分析

首先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使

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显示出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广泛的接缘性，并成为一门影

响其它学科的领先学科。早在18世纪下半叶，德国经典语文学家沃尔夫和布克就将语言定义为“民族的传

记”。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认为语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远古历史和亲缘关

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

历史，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拉斯克、格林对于语言历史主义的理解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以库恩为代表的

语言古生物学的产生。库恩利用语言的历史比较重建原始印欧人的神话和宗教；皮克特则从印欧语的证据中

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尔特甚至通过原始印欧语中的同源词推断印欧人的原始故乡及生态环境和社

会生活。以斯坦赫尔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心理学派主张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自

我意识、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接着以施莱赫尔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义学派将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应

用于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创立了语言谱系分类理论，从而为世界民族的分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19世

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当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料。

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民族学的重要特征。摩尔根

在其划时代的民族学巨著《古代社会》中就运用了大量语言学资源。美国民族学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

尔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既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又是极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将语

言学家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民族学研究，从而创立了本世纪中期风靡西欧的民族学结

构主义学派。继之而起的认识人类学仍以雅可布逊的理论为基础，着重于对不同民族语言中色彩词之研究，

使结构主义学派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人类学中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更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

论和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为模式，把一切文化现象作为符号蓝本来理解，使符号论从语言学理论扩大为

适用于一切文化领域的共同理论。至于象征人类学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语言学中象征和隐喻语义分析理论

之结果。

我国从本世纪初引进现代民族学开始，就吸收了国外结合语言研究民族的优良传统。程树德的《说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罗常培的《语言和文化》，都论述了语言与

民族文化、历史、心理、和婚姻制度的关系，以丰富生动的民族语言材料说明了从语言研究民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体途径，在语言学和民族学之间架起了桥梁。80年代以来，杨kūn＠①、

马学良、严学qún＠②、戴庆厦、张公瑾等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更明确地提出要建立起为民族研究服务的

民族语言学，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们无疑要暂时停下来一下，不时地相

互交流他们的某些发现。”现在，无疑是该“相互交流”的时候了。

二、学科名称和性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语言学不是一门凭空臆想出来的学科，它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孕育和形成过程

，具有悠久的学术渊源、厚实的学术背影、客观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和发展

，是语言学与民族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正如人类语言学也称为语言人类学一样，民族语言

学有时也称为语言民族学。但有的学者将民族语言学与语言民族学分为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认为前者是研

究民族语言内部结构和演变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后者是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民族学分支学科

，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我们认为，任何纯语言的研究都以具体的民族语言为对象，没有必要从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语言学”。又正如文化语言学不属于文化学的分支、社会语言学不属于社会学的分支一样，我们

所说的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语言学”也自然不属于民族学的分支：它始终以语言研究为主体而以民族

研究为客体，只是对传统内部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它的语言学属性。

三、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本学科至少与下列学科有密切关系。

1．民族语言学与语言学。自从索绪尔区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后，语言学就“把一切跟

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

。”这样，20世纪的语言学就逐渐背离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传

统，而成为单纯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原子分析学科。民族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回归，属于研究“

语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触点”，研究“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而被索绪尔排挤出

来的“外部语言学”。

2．民族语言学与民族学。这是两门不同性质而又密切相关的学科。民族学一方面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进

行田野调查，一方面需将语言作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态来研究。由于语言学总居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前列，因

而民族学更多的是从语言学领域去获取民族研究的资料、理论、观点、方法。民族语言学则充分发挥本学科

的研究特长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过语言去发掘、构拟民族历史特别是史前史，印证、补充有史以来的

民族文化形态，解释、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与语言有关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

3．民族语言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类。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考古人

类学、民族学和人类语言学三类。人类语言学又再分为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三类。在实际

运用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最接近，有

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人类语言立足于人类学，用人类学原则研究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注重语言的描写，如博

厄斯注重语言本身的交际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重语言的使用场合，列维·斯特劳斯注重语言的结构。民族

语言学则注重语言的民族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还将涉及民族语言教育、语言与民族政治生活等现代社

会中的语言问题，这是与人类语言学的显著不同。

4．民族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本来包括社会语言学一科。但现行“社会语言学”主要从社

会现实环境角度考察语言，注重个人或阶层、集团的言语活动，研究语言变异和言语交际的各个方面，如语

码转换、话语类型、行业用语、双语现象、语言规划等等，这已与早期的人类语言学明显不同。民族语言学

在研究民族集团的现实社会语言现象如双语现象、语言地域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与社会语言学部分重合。

但民族语言学是以民族语言为研究单位而不是以社会语言为研究单位。民族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文献资料作

用和文化运载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带有社会科学一个共同的范围特征，即在其研究对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学科，与邻近学科广泛接缘，密切相通。但民族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体系，是其他任何

学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学科体系结构

民族语言学应包括如下研究对象和内容。

1．语言与民族共同体。古今中外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家们对“民族”下过各种定

义，但几乎没有人否定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种特征中，语言具有稳定对应性、完整外露

性和综合表征性，是民族内聚外分最直接、客观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体就是语言共同体。民族

语言学必须从理论上全面、辩证地理解语言在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仅因为某些语言与民族不对等

的偶然、例外现象，就否认语言作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学概念。

2．语言与民族政策。民族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权利的平等与

否是具直接影响国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静的语言冲突，以语言为导线引起的民族冲突不时

发生。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关注、揭示民族语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研究各国特别是多民

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及语文建设、语文生活，纳入政治语言学的部分内容。

3．语言与民族历史。语言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发展了，过去的历史文化仍能沉积在现时的语言中，

因此语言就成为探索民族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资源。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同时代表着相应的民族

史。正如语言学家S·H·Sagce所说：“词好比化石。词语中体现了首先创造和使用词语的那个社会的思想和

意识。……一块骨头化石能告诉我们一个灭绝了的世界的历史，同样，词语的遗迹也能向我们揭示古代社会

的斗争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观念和知识。”

4．语言与民族文化。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民族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文化。主要着眼于语言、民族、文化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文化的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语言和

文化的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语言和文化的播化扩散；语言和文化的分化与聚合；语言和文化的普同与差异

；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以及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以加深对语言、文化、

民族之间关系的了解。在研究这一系列问题时，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以及人类文化语言学有特别密切的

联系。

5．语言与民族心理。语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体中，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极参与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动，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条件。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

特点，以及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

窗口，通过语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状态、认知方式和思维轨迹。例如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语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语，以及各民族对事物的隐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语言与民族感情。因为语言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员都有一种

超越阶层、阶级和国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语言的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这就是语言忠诚。异族的压迫、欺凌最

能激发民族意识，体现出语言忠诚；当一民族遭受异族统治时，对民族语言的忠诚与否，常成为判别有无民

族气节和民族感情的标准；对处于不利环境中的移民集团来说，语言忠诚成为加强内部团结、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来同化的旗帜；在现代社会，语言忠诚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武器。民族语言学应大量揭示语言忠

诚的事实，提醒社会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感，帮助分析、研究、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尖锐的语言冲突和民族

矛盾。

7．语言与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学习主体民族语言的义务。双语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民族语言学对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双语

教育问题，分析母语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复杂性、重要性，研究双语教育的特征、规律、步骤和管理方法，

介绍国外双语教育的政策、措施、动态、经验，为制定我国的双语教育方针提供理论咨询和现实服务。

8．语言与民族文学。文学是对语言的艺术加工，并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

是文学的基础。语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语言结构可以制约文学的体载

和表现方式，不同语言中的典故、成语、俗语、警句等使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情趣、韵味和风格特色。民

族语言学应通过对比揭示不同民族与其文学（特别是最能体现语言本色的民族民间文学）之间相互协调、制

约的关系和共同发展的规律。

9．语言与民族地理。民族的语言分布与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与语言分化、民族迁徒与底层地名、异

民族的地缘关系对语言的影响都有密切关系。民族语言学必须与地名学、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区域语言学结合

起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研究语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过程，研究语言、方言的划分与民族的

地理划分等问题。利用语言中的地名透视民族的历史文化景观、移民史、经济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历史分

布和文化层次等。

10．语言与民族接触。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接触，必定在彼此的语言中留下痕迹，甚至对语言产生

重大影响。从正面的影响来看，语言中的借词是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证据。正如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

如同考古学家根据陶器、装饰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况作出推论一样，对于语言借贷情况的分析也会给文

化接触以及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线索。”从负面的影响看，异民族因频繁、长期的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洋泾浜

语、克里奥尔语等混合语言，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既定内容。

11．语言与文化生态。这是站在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民族的语

言和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净化、调节、补偿、代谢功能。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各族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生

态系统，每一具体的民族文化都在这一经纬相间的生态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线股，人类

文化都将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拯救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种，就成为延续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唤起社会的良知，像保护自然物种一样保护少

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12．非言语交际的民族特色。非言语交际包括使用体态语、实物语言（如烽火、狼烟、火把、树枝等

）、鼓角、哨语以及结绳、契刻、图画等类似于语言的信号进行交际。民族语言学和人类学除研究人类语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发展外，还十分注重对非言语形式的研究。象征人类学就把体态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

。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将上述非言语形式“总括于最广义的‘语言’之下。”研究这些语言的辅助形式

，可加深对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个研究专题，只是笔者初步设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语言学的全部内容。

其中有些设想尚未成熟，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五、学科研究方法

方法论对每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意义。系统的研究方法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根据性质

、功能和应用范围的不同，科学方法可分三个层面：认识方法、哲学方法和学科方法。认识方法即理论思维

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法和辩证唯物法是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为普遍规律的方法。哲学方法包括

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等，是逻辑思维和推理的方法。上述方法是一般科学研究中都适用的方法，自然也

是民族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学科方法指适用于某一类型学科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

、生物学方法和语文学方法（又叫人文历史学方法）。我们需要阐述的是适用于民族语言学的语文学方法。

除田野调查法、音位记音法等一般熟知的调查方法外，本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有下述若干种。

1．历时遗留考证法。我们借用泰勒《原始文化》中运用的“遗留”(Survival)这一术语作为运用历史

比较语言学原理纵向考证民族历史和史前史所用方法的总称。泰勒用“遗留”表示“仪式、习俗、观点等从

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他没有提到语

言。19世纪欧洲的语言古生物学首创了从语言考证民族历史的方法—一又称语言古生物学方法。这一方法

又包括词源学分析法、语言底层考证法、古文字考据法等。这是考证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语言学方法。

2．共时背景分析法。通过语言的共时或横向对比发现不同民族现象的功能和特点，揭示其共性或差异

性。又包括语言禁忌分析法、多义词共时意义历时法、合成词词素分解法等。例如比较藏语中对“鱼”的忌

讳和汉语中对“鱼”的崇拜，可发现藏族的与汉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差异；从泰语中“巫、医”同词

现象，可知泰族曾有过巫医合一的历史；由云南傈傈语把北方叫“水头”，把南方叫“水尾”，可知当地河

流的走向是由北而南；纳西语中大树叫“树母”，小树叫“树男”，可作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证据。这一方

法主要起补充、印证或提供线索之用。

3．词汇密度考察法。不同民族语言中某类词汇密度的高低，乃是其生活需要和生存环境决定的。通过

对词汇分布密度的考察，可发现不同民族的需要和环境。摩尔根最先使用这一方法研究人类野蛮阶段初、中

、晚期的主要贡献。例如他从荷马诗篇中高密度的有关麦、田、房屋、船只……的词汇，推断野蛮时代晚期

人类就具有了有关谷物和田野农业、建房筑城、还可能使用钉子造船……的知识和经验。再如从我国北方三

江流域赫哲族语言中高密度的鱼、渔猎工具和山、水、兽神的词汇，就可看出赫哲人居住的自然环境、生活

方式和心理状态。

4．借词观照法。这一方法主要用以研究民族间的接触交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四章《从借字看

文化的接触》指出了运用这一方法的具体途径。

5．语言谱系分类法。民族分类的主要方法。施莱赫尔创立的语言谱系分类法，对民族的亲缘分类产生

了重大影响。我国民族学家凌纯声在40年代最先运用这一方法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划分为百越、氐羌、苗

瑶三大族系，分别相当于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藏缅、苗瑶三大语族，从而奠定了我国民族分类的基础。至今

这一方法仍是民族分类中最有影响和应用价值的方法。

6．谱牒追踪法。这一方法包括应用亲属称谓和父子连名两类语言资料追踪古代家族制度和渊源。摩尔

根首创用亲属称谓研究人类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罗常培最先发现我国藏缅语族中的父子连名现

象，并据此解决了几个民族史上悬而未决的民族如摆夷、南诏的归属问题。研究者近来还发现有母子、舅甥

连名现象，并且不局限于藏缅语族。这一方法尽管有某种缺陷，但仍是民族学界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7．结构分析法。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学中音位分析的方法应用到亲属制度以及神话的研究上，开创

了民族学结构学派。结构分析法运用精密的数学公式和数理逻辑，把社会作为一个无意识的、封闭式的结构

进行分析，是一种演绎的方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将会自然消亡或不再发展。也有的学者认为

这一方法既完成了它的使命，又始终有未尽价值。

8．词汇统计法。又称语言年代学方法。是根据核心词汇在发展中遗留下来的百分比计算语言发展年代

和亲属关系的方法，为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斯瓦迪什在50年代初根据碳14年代测定法模型创立的。

这一方法建立在语言中核心词汇按恒定比率（第1000年后平均保留约81％）发展变化的假设上，可用

以根据亲属语言（后人发展应用于方言）中共有的同源词的百分比来推算它们从原始母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

及亲缘关系的远近，因而也可用以测定同源民族分离的年代和关系的亲疏。

9．隐喻解码法。语言中的词汇性的隐喻是根据相似原则以已知名未知的意义变化方式，是不同民族根

据自身认知水平和心理状态对所指对象客观评价的结果。民族心理学和象征人类学的部分内容就建立在对隐

喻的解码上。例如英语COCK本指公鸡，又隐喻人的；台湾高山族阿眉斯语把虹叫做“依特克（神名）的

圈套”。又如畜牧文化类型的蒙古族，用“兔子的”隐喻圆形的板栗，而具有山林文化特征的南方少数

民族，往往用“果”隐喻圆形的物体如纽扣、辣椒、眼珠、炸弹等。通过隐喻可探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和

心理。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一民族语言学，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建立

民族语言学，可以强化我们的学科意识，促进语言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扩展语言研究的广度，推

进民族研究的深度，繁荣我们的学术研究。语言学界应与民族学界密切合作，为建立这一学科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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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根：《古代社会》。

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十五种理论》。

列维·斯特劳斯：《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

马学良、戴庆厦：《论“语言民族学”》。

张公瑾：《语言民族学》（施正一主编《广义民族学》第三编）。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泰勒：《原始文化》。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

字库未存字注释：

第5篇：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范文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2B-0010-02

1971年美国学者Haugen提出了“语言生态”（languageecology概念，按照Haugen的说法，语言生态是指“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语言生态的相关概念提出后，在国外受到多个学科领域的广泛关注，德国、奥地利、丹麦等国积极响应，给予了热切关注，成立了专门的研究组织，在大学开设生态语言学课。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濒危语言研究比较受关注，少数学者尝试用生态语言学原理研究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问题，但研究尚不够全面、深入，真正以语言生态作为专门研究课题尚少见。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语言生态问题尤其是濒危语言问题的重视程度日渐提高，语言生态问题成为新兴学科生态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语言生态问题关系到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文化传承创新、语言保护等重大课题，在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关注语言生态建设。广西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语言状况复杂，方言多样，语言濒危问题严重，加强语言生态问题研究刻不容缓。

一、广西语言生态问题研究的意义

广西语言生态问题研究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文化传承创新等热门课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语言保护、语言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无疑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广西语言生态问题研究可以为国家语言普查工作提供可靠资料，具有实用价值。

1.对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传承创新的意义

语言环境与生态环境有很多共通之处：人类社会、语言的发展形态和自然界生物的发展走向基本一致，即由原始形态到低级形态再到高级形态发展；语言际关系与自然界生态际关系一样，都是一种共生共长、协同发展的关系，需要一个和谐的大环境。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具有相似的特点，语言多样性可以促进生物的多样性，反之则会给某些物种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物种的减少、消失，也会反过来影响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语言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物，自然也会深受其害。广西地处沿海地区，又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孕育了大量珍贵的动植物资源，生物物种丰富多样。语言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结果，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就是保护物种的多样性，因此，研究语言生态问题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建设生态文明显得极为重要。

语言生态问题不仅关涉到自然生态，还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生态”，关系到文化传承创新和民族的发展。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同时，语言是一个民族诸特征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部分。因此语言与民族的关系也至关密切。广西是汉语方言的宝库，也是少数民族语言的宝库。除汉族外，广西境内居住着壮、苗、瑶、侗、水、仫佬、毛南、彝、京等民族，许多地区双语、双方言或多语、多方言的现象很普遍。多民族分布使得广西民族风情浓郁，加上文物古迹遍布，由此形成的民族文化独具魅力，但随着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文字的逐渐退化、消失，越来越多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令人堪忧。可见，研究语言生态问题关系到民族生命的延续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

2.对语言保护和语言学研究的意义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某种文化特质，然而，语言的多样性正日益受到挑战和破坏。据有关报道，全球已经有超过750种语言灭绝，还有许多语言也只有少数的使用者，语言濒危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而在少数民族众多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多样性正在遭受严峻的威胁。据官方报道，中国有12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只有50多种语言有文字，没有文字的语言，使用人数极少，仅仅保留在老人的山歌、传说等口头语言形式中，实际上处于消亡的边缘。广西境内的部分语言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目前正处于濒危状态，亟需抢救。语言濒危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抢救濒危语言、保护语言多样性成为极其紧迫的任务。研究语言生态问题。引起人们对语言尤其是濒危语言的广泛关注，对于语言的传播和发展、对于濒危语言的保护，均有直接作用。

语言生态问题的研究还可以促进语言本身的纵深研究、加强语言学的理论建设，拓宽语言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口学、环境科学、生态学、历史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学科的结合面，进一步发展并加强边缘学科的优势，具有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价值；学科交叉，综合研究，唤起更多的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学者参与进来，关注语言生态问题，为解决全球性的语言生态危机贡献智慧和力量。

3.广西语言生态问题研究的实用价值

广西语言生态问题的研究可以为国家语言普查做好先行的、基础性的工作，具有实用价值。国家开展语言普查具有现实必要性，符合保护和促进语言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符合新时期调整语言政策和当代语言科学创新与发展的需要。国家开展语言普查具有现实紧迫性，语言濒危已成为当代全球性的问题，国内语言生活急剧变化，由语言引起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凸现。语言普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语言基本要素和特征做面上调查，二是对语言生态系统进行普查。研究语言生态问题在广西这样一个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都极其复杂的地区，有助于解决广西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和谐共生的问题，有利于保护地方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同时可以为国家语言普查工作的开展提供基础的、区域性的可靠数据。

二、广西语言生态问题研究的内容

研究广西语言生态问题，内容涉及广西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现状；广西濒危语言调查及保护；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1.广西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现状的研究

广西汉语方言分布异常复杂，除分布较广的粤语、西南官话和平话外，还分布有不少方言，“隔墙不同语，十里不同音”的现象相当普遍。方言之间相互影响，方言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方言受普通话影响，形成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何保护各地方言，协调各方言之间、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关系，保护地方文化，进一步做好推广汉语普通话工作，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努力。同时，广西的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众多，呈现出互相融合替代的局面。因此，研究的内容可包括汉语及其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的地理分布、使用人口、语言变异、语言接触、语言融合（替代），以及如何协调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普通话与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空间的关系，如何做好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等。

2.广西濒危语言调查及保护

语言生态问题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这不仅是语言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与民族的关系、语言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涉及到语言政策、民族政策和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广西境内有哪些语言处于濒危边缘，造成语言濒危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拯救濒危语言等，都可以作为研究的课题。

3.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研究

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生物多样化的环境能形成丰富多样的食物链，适合人类生存与进化；生态多样化造就了人类种群的多样化。从而促成了文化的多样性。语言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在本源上也是生物多样化的结果。通过收集相关例证和数据，研究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存在着怎样的联系、生物多样化是如何影响语言多样化的、广西的实际又有哪些特殊性等，具有现实意义。

当前，全球都在倡导构建生态文明，谋求全球语境下的文化共生共荣；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要中，提出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与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等协调发展。研究语言生态的平衡与发展。对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广西是少数民族自治区，语言与少数民族文化密切相关，语言生态问题的探讨更有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研究语言生态问题，对繁荣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建设“文化广西、生态广西”均大有裨益。

第6篇：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庄浪户村 民族关系 调查

【中图分类号】C965 【文献标识码】A

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对新疆民族关系的研究一直是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文章选取一个以回族为主体同时拥有汉、维、东乡等三个民族的多民族村为对象，对该村的民族关系进行个案研究。希望本次研究能够起到以小见大的作用，为多民族杂居村的民族关系研究做出贡献。

基本情况

庄浪户村概况。庄浪户村位于玛纳斯县城以南约五公里，地处天山北坡，玛纳斯河东岸，地势南高北低。庄浪户村居住地南北宽400米，东西长1000米，总面积约40公顷。主要有回族、汉族、东乡族、维吾尔族4个民族，据2013年实地调查，本村共263户1043人，各族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回族71.3%，汉族23.3%，东乡族、维吾尔族6.4%，是一个典型的以回族为主的多民族杂居村落。据村庄的年长者介绍，清朝同治年间由于庄浪县连年闹饥荒加之清朝统治者对回族的迫害和欺压，第一批回族和部分汉族不远千里迁居于此，随后庄浪县的回族陆续迁往此。

调查经过与研究方法。调查对象是玛纳斯县庄浪户村的回、汉、东乡和维族，根据各民族人数的多少本人分别对其进行了相应比例的抽样调查。本村维族和东乡族人数较少，为了调查最大限度的接近真实，所以对这两个民族的村民基本上全部都进行了访谈或者问卷调查，而调查的回族和汉族的比例大约是本村回族和汉族的40%，其中维族12户，共27人，东乡族12户，共31人，回族约450人，汉族约100人。

调查方法采取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本研究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对重点对象进行了深入的访谈。问卷主要围绕着：居住格局与择邻意愿、、族际通婚、语言使用等变量进行设计。共计40个问题，发放问卷60份收回60份有效率为98%，并对这些变量的数据进行统计并结合相关的理论分析本村的民族关系现状。抽样中我们考虑到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男女比例、人口数量等因素，根据各民族在村子中人口所占比例分别对维族10份，东乡族10份，回族25份，汉族15份进行调查填写。在男女比例上由于女性惯于料理家务男人惯于主外所以在发放中男性占到36份女性24份。

历史文献法。在对玛纳斯县志等相关的文史资料做了充分搜集、整理基础上，力求对当地的人文、风俗、历史、地理背景等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维、东乡、回和汉族民族关系的若干变量分析

美国社会学家戈登在1964年出版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测度族群关系的多维模型，这个模型明确的提出了七个测量族群关系的维度或变量，中国学者根据实际研究需要，在研究中把它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八个变量指标，包括语言使用、宗教与生活习俗的差异、人口迁移、居住格局、交友情况、族群分层、族际通婚和族群意识。本文运用这八个变量中的居住格局、语言使用、族际交往、族际通婚和等五个变量。①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立足田野资料，对本村民族关系进行分析。

居住格局。居住格局是社会交往客观条件之一。所以在研究族群关系是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因为人们通常“同类相聚”，居住社区的形成往往与这种“相聚”和“排他”的趋势有关；其次，居住格局一旦形成，就会对居民与其他族群成员的日常交往形成一个稳定的客观条件。②族群混居则有助于各族群成员之间的交往、沟通，族群隔离居住则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庄浪户村存在一条比较明显的界线，将汉族与回族分割开来，这条界线就是从东边数本村的第四条巷道。回族人基本居住在巷道以西的地方，巷道以东则以汉族人为主。可见，回族和汉族是分离的，但是随着近几年汉族人搬迁到县城居住，他们的房子也有卖给回族居住的。在问到“您与汉族的邻里关系怎么样？”的时候，他们的回答都是经常来往，关系很好有事情也会相互帮忙，而维族都居住在本村的最东北角上，东乡族则散居在回民的社区。由此也形成了散居村落中的小聚居，这种居住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间的交往。

语言使用。“语言文字既是各个族群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民众在现时日常生活中相互进行交流的工具，所以在衡量当前的族群关系现状时，关于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和语言变化的分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③同时，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里语言也是构成民族的四个特征之一，作为全民的交际工具和沟通的桥梁，只有掌握了彼此的语言，不同民族之间才有可能交流和沟通，在此基础上，才有进一步合作与共处可能，族际交往才可能更加频繁和自然。生活在庄浪户村的各族村民，73%是回族，23.5%是汉族，2.3%是维吾尔族，1.3%是东乡族，基于这个人口比例，汉语是日常生活中交流的主要语言。由于此地的东乡族也都基本不会说东乡语，所以汉、回、东乡族都是说汉语。在调查中只对维吾尔族村民的汉语掌握情况进行调查。被调查的维族的37%的人对汉语能做到会说会写，55.5%的人会说，7%的人能听懂不会说。足见汉语在这个村庄的使用频率和影响力。对本村学习汉语的态度上我们用“您最希望孩子学习那种语言？答案A汉语 B维语C东乡语D英语E其他”统计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选择了汉语这一项，也就是汉语是100%，其次是英语占到90%，在对东乡族和维族的调查中他们都希望自己孩子会汉语和本民族的语言，但是东乡族对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期望明显要低于维族对孩子学习维语的期望。这与在新疆这样一个维吾尔族聚居区有关系，他们认为语言是对民族的认同，不能忘记自己的语言。由此，可以看到人们对学习汉语的态度。

从本村的语言调查显示，各民族族际交往中有能够相互交流的语言工具，产生了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也为相互交流打下了基础。汉语是主要的族际交流语言。

族际交往。民族间的交往是整个社会交往中的抽象化的一种关系。民族关系正式通过民族间的个体交往从微观上表现出来，通过对民族间个体交往的程度、范围等指标的考察，观察民族间整体关系，相互之间的融合度、凝聚力。我们通过“您和其他民族的交往情况？”来测量民族意识、宗教意识在族际交往中是否起作用，能起多大作用。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东乡、回族认为与汉族经常交往的74%，有交往的20%，汉族认为与东乡、回族经常交往的占85%，有交往的占10%。维族中认为与汉族经常交往的占50%，有交往的占25%，而汉族中认为与维族经常交往的占50%，有交往的占35%。东乡、回族认为与维族经常交往的占56%，有交往的占28%，维族中认为与东乡、回族经常交往的占55%，有交往的占30%。从以上的调查可以看出各民族之间认为不来往的比例为0，也就是说人们都能摆脱民族和宗教的限制。根据马戎的观点，从民族间交往的比例来看各民族交往比较频繁，这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团结和交融。从表一中可以看出互相帮忙的占最大比例（66.7%），其次是娱乐聊天（20%），节日拜访（8.3%），私人聚会（5%）。在调查中有的被访者把所有选项都选了，从调查显示，不同的在交往内容上限制了各个信仰者交往的深度，但是从交往频率上看在承认彼此差异的情况下它并没有阻碍各民族间良好的互动。

表一 ：“您能接受不同的人吗？”（人，%）

族际通婚。本人走访了庄浪户村的村民，了解到各民族之间的通婚情况是回、汉族通婚的有4户，回、东乡族通婚的有7户，回、维族通婚的有1户，其他都是族内婚。其中回族与维族通婚的家庭中女方是维族，并且她的汉语水平很高是全村维族中汉语水平最高的一个，能达到会说会写，这与她本科毕业的学历分不开。下面是对当事人的一段访谈：

个案一 访谈对象：马X（回族，男29岁）访谈时间：2013年8月15日11：30

问：你会同意你儿子将来娶个汉族媳妇吗？

答：如果她可以入教，我们是可以商量的。

个案二 访谈对象：张XX（回族，男48岁）访谈时间：2013年8月15日15：00

问：您怎么看待回族和汉族结婚呢？

答：汉族和回族通婚在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多，人的思想也开放了，只要汉族一方加入伊斯兰教就可以了。在饮食上是相互尊重的，生活习惯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戈登在衡量民族关系的七个变量中，也将族际通婚视为衡量民族关系的最重要变量之一。④“一般来说，当两个种族集团间的通婚率达到10%以上，则可以说他们之间的族群关系是比较好的。”⑤可见，由于语言、、生活习惯等不同，对族际间通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也是自始至终的。本村中回族和汉族通婚的比例约为4%，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而回族和东乡族因为有相同的，尽管生活习惯上有所差异他们之间的通婚率远高于回汉间的通婚率，约为58%。维族和东乡、回、汉之间的生活习惯差异要远大于东乡、回族和汉族之间的差异。除了马某媳妇以外，在本村没有见到维族其他民族通婚的现象。从走访的族际通婚的家庭了解到他们的感情都很好，没有离婚的，相对于很多族内婚而言他们反而更和睦。在对40份问卷调查中新一代信仰伊斯兰教的年轻人（15～40岁）在对“您希望自己的配偶是？”和“您希望自己的子女的配偶是？”的回答中，选择感情好可以接受非伊斯兰教徒入教的人的比例为20%。这与现实中回汉4%的通婚率高出了16%，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交流的加强，人们婚姻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客观存在具有内在、外在两类基本要素。内在要素分为宗教观念和宗教体验，外在要素分为宗教行为和宗教制度。⑥外在的宗教行为和宗教制度体现了内在的宗教意识。宗教的社会功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能在维护社会稳定上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能在造成社会动乱，阻碍社会发展发挥消极作用。各民族的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的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民族交往等。同时，也对民族认同产生了很大影响，是民族间和睦相处、民族冲突的重要因素。本村的村民除了和回族通婚的汉族加入了伊斯兰教，其余的汉族都是非穆斯林教徒。

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庄浪户村的四个民族中维、东乡和回族都信仰伊斯兰教。笔者在调查中对回族和东乡族都问同一个问题：“你是回民吗？”回答都是“是”。在他们的意识里回民是穆斯林的代称。当问到：“你是东乡族吗？”他们很肯定的回答“是”。当问到：“你是回民、回族和东乡族时？”他们很清楚的回答：“回民（穆斯林），东乡族”。在对东乡族的老人和小孩的调查中，他们第一反应都是“回民（穆斯林）”问到民族时才会回答是东乡族。他们还会补充一点，我们和回族有一点不一样。例如：我们有自己语言等。可见他们和回族有着共同的宗教认同。在日常交往中东乡族和回族都是使用汉语，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东乡族和回族的关系都很和睦，从他们较高的族际通婚率就可以证明。而同样的宗教认同在维族和东乡、回族之间并没有引起很高的通婚率。主要是维族在民族认同上很明确的族群认同（维族），再者因为维族的生活习惯、语言、价值观念等方面与村里的其他民族较大。所以与其他民族通婚现象较少。

我们用“对不同的人的接受情况？”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各民族选择“没有隔阂，可以接受”的占85.3%，选择“无所谓”的占14 %，选择“有隔阂，不接受”占0.67%。可见，不同的对族际交往没有产生负面影响。

对“宗教对您日常生活影响？”的调查中，东乡、回、和维族的选择多倾向与“影响非常大”和“有一些影响”占到78%。而汉族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多为“有些影响”占20%，也有40%的汉族选择“没有影响”。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由对宗教生活引起的宗教民族认同和族际互动也有一定影响。

跨域宗教的族际交流。如果从来分的话本村的居民可分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本村的回族、东乡族和维族都信仰伊斯兰教。日常生活中以宗教为文化边界的是否会对民族认同感、亲情感产生影响？例如：东乡族和回族都信仰伊斯兰教，不论是族际通婚、日常往来还是其民族性的认同都和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几乎所有的东乡族在相同的下跟回族有着超越民族的亲密感，同样，在本村的回族居民中也只是与东乡族为邻的人知道本村有东乡族，其他回族并不知道有东乡族，而是认为他们也是回族。所以对不同民族进行评价时人们无意识的会受到的影响。产生以为核心的认同机制。在对“你认为哪个民族最值得信任？”的调查中98%回族选择了本民族，在这98%中含有3%的东乡族因为他认为东乡族也是回族。汉族占到3%，而在东乡族的回答中回族占到了80%，其次是东乡族16%，汉族占3%，维族1%。维吾尔族中本民族占98%，汉族占2%，汉族中90%选择本民族，7%的选择回族，3%的选择维族。这些是否就可以说在族际交流中，宗教成为了族际互动的障碍呢？由于新疆的经济特点、民族特点和经济发展需要就决定了各民族必须跨域宗教限制，互相交往。

小结

总体而言，从整个调查来看，庄浪户村的民族关系是和谐的，发展趋势是良好的，跟国家和谐、团结的民族关系是相符合的。这种和谐关系在民族交往、语言使用、族际通婚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尽管在长期的生活中，因为利益、生活习惯等难免有些磨擦，但是没有影响整个良好关系的大局。正是这样一个个底层基础的和谐村落才够成了更高层次统一、团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作者分别为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②③⑤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9～227页，第222页，第279页，第217～219页。

④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到理论与方法》，天津出版社，1997年，第53～78页。

第7篇：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黎语历史；方言特点；汉语借词；未来走势

【作 者】高泽强(昂・德威宏韬)，海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海南，572200

【中图分类号】H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3-0106-009

The Li Language’s historical and futuristic development

Gao Zeqiang

Abstract：In the past three thousand years. the Li language was a powerful languages in the history of Hainan land. Aft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t up，the Li language’s developments reach flourished，but during the fifties of 20th century end to “wen hua da ge ming”，a gradual decline in the Li languages，now already all shrinking and weaken. This article expound and introduce about explore the Li language’s forming、development and changing from the Li system、Li language、Chinese loanword etc. on the basis of this told all the people the Li language’s futuristic development.

Key words：Li language’s historical ；relation the same language’s peoples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loanword ；futuristic development.

黎语是黎族人民的共同语，千百年来一直是黎族人民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黎语没有与语言相适应的文字，1957年国家曾以哈方言为基础、乐东县保定村黎语为标准音创制了黎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推广应用。

一、黎语系属及与同语族的关系

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黎族人口124.78万人，其中海南省有117.22万人。目前，除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儋州市一些地方以及万宁、屯昌等市县的少数黎族使用汉语外，其他地区的黎族均使用黎语作为日常交际用语，多数的黎族兼通当地的汉语(海南话、儋州话等)和普通话。

1.黎语系属

黎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对于黎语属壮侗语族，学术界的认识比较一致，但整个壮侗语族是否属汉藏语系，与汉藏语系是否有渊源关系，目前争论比较大。①

在国外，有两派学术观点：一派认为壮侗语族属汉藏语系，代表人物是著名语言学家美籍华人李方桂、法国学者马伯乐等人；另一派是主张壮侗语族应属南岛语系，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等人。

在国内，壮侗语族与属汉藏语系的观点是主流观点。权威性辞书(《辞海》)、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就持这个观点。持此观点拥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和众多的论著，代表人物有邢公畹、王力等。这一学说创立了一套学科理论，对我国语言学界影响深远。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学者不断致力于壮侗语族语言的研究，并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其中戴庆夏、罗美珍两位教授经过潜心研究，得出“壮侗语族语言原属原始马来语，今属汉藏语系”的结论，这一结论填补了同源说理论上长期未能解决同源词和老借词之间关系的空档，从而巩固了同源说理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倪大白，1986年在对海南岛回族语言的调查中，发现海南回族的回辉话竟与印尼同出一源，由此他在此基础上扩大对壮侗语族和印尼语的研究，创立了自己一套学科理论，出版了阐明这一理论的专著《侗台语概论・语言类型转换》一书，大胆提出了“壮侗语族语言属于马来――支那语”的新学说。

2.与同语族的关系

黎语虽属壮侗语族，但经过几千年独立发展，与同语族之间的共同性减少了。就词汇而言，黎语与同语族诸语言仍有相当数量的同源词，这些同源词都属于基本词汇，而且越常用的基本词相同率越高，不同的部分在各语言之间也有明显的对应规律。但是也有一些词，由于时间过于久远，语音变化太大，对应关系已难于辨认。②

根据专家研究，在壮侗语族常用词中选出500多个基本词进行比较，黎语与同语族的渊源关系体现在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黎语和壮、布依、傣、泰等语接近程度高于黎语与侗、水、仫佬、毛难等语的接近程度。由此可以得出以下推断：第一，从历史上看，黎语支最先与同语族分离，而壮傣语支和侗水语支的分离应说是在黎语支之后；第二，从地理上看，壮侗语族分离后形成了侗水语支主要在东北部(贵州等)，壮傣语支在西南部(广西等)，而黎语支则可能仍在壮傣语支的区域内，后来黎语支才南迁到海南岛；第三，从黎族的自称看，黎语支是在有了自己的称呼后，才与同语族分离的，这一称呼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但仍与壮傣语支的一些自称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第四，从文化交流看，黎语支最早到达海南岛，此后仍有少部分壮傣语支不断进入海南岛，这使两支语支有接触又有融合。基于这4种原因，黎语与同语族词汇的比较，才出现上表所反映的情况。

在黎语各方词汇中，与同语族诸语言这个或那个语言相同词的约有160多个。它们是：太阳、月亮、雨、水、火、石头、窟窿、水田、田埂、炊烟、年、月、日、今天、狗、熊、水獭、乌龟、鸡、母鸡、乌鸦、蜈蚣、蚂蚁、白蚂、鱼、螺蛳、蚂蝇、头虱、虱子、毛、角、翅膀、尾巴、鳃、爪、树、叶子、竹笋、小米、稻草、芭蕉、姜、种子、茅草、身体、头、眼睛、舌头、牙齿、胡子、手、膝盖、血、肠子、胆、骨头、皮肤、指甲、眼泪、唾沫、屁、屎、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儿女、带子、鼓、木杵、犁、藤萝、簸箕、权子、药、糠、梦、闪电、浮、停(雨停)、熄灭、落、飞、孵、啼(鸡啼)、眨睛、哭、笑、吐(吐痰)、咳嗽、发抖、、呛、醉、跨、站、上(上山)、擤、、打开、打耳光、洗澡、洗(洗衣服)、搓洗、缝、扛、桃、抬、包、偷、晴、大、远、近、深、蓝(绿)、白色、厚、重、满、多、干(柴干)、聋、累、哑、痒、我、你、天、星星、路、猪、老鼠、斑鸠、黄蜂、蚊子、跳蚤、棉花、甘薯、芋头、肩膀、胳臂、、缩、缺口、响、溅、淹、点头、尝味、问、忘记、抽打、捆、堆、医治、黑色、苦、辣、淡、腥、生、鳏寡、这、先等。

以上的同源词表明了远古的时候，黎族祖先和壮族、傣族、侗族等祖先的关系非常密切。“水田”、“稻草”、“木杵”、“犁”、“糠”“簸箕”、“棉花”、“甘薯”、“芋头”、“小米”、“猪”等词，黎语与同语族诸语言都同源，说明这些民族在尚未分离前就已经从事农业，种植水稻。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黎语所讲的量词，没有一个与同语族其他语言有同源关系，这又说明了在壮侗语族还没有出现量词(至少可以说没有大量产生量词)时，黎族就已与同语族分离；数词在黎语中至今仍是本民族语，从一到九千九百九十都可用黎语称，只有到万数时才转用汉语借词或者称为十千，而同语族的其他语言大部分都已是汉语借词，这也反映了汉文化对黎族社会影响的程度不如同语族的其他民族。③

3.黎语支的新发现

在海南，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方言土语都较多，故有“方言岛”之称。随着语言学者对海南各族的方言土语深入研究，在汉族中发现有操少数民族语言、在少数民族民族中有操汉语方言的现象比较多。这些现象无不反映了各族人民在海南这块土地上的交流和融合的过程。

在人们不断对黎族的语言进行调查研究中，一些汉族居民所操的非汉语系统语言也被密切关注。有一位语言学者在对海南西部感恩平原上的居民所操的“徕话”进行调查研究时发现，“徕话”和黎语同出一语源。他用340个比较常用的基本词进行比较，相同的词竟在70%以上，因讲“徕话”的居民住在那斗村的最多，这位专家便把“徕话”命名为“那斗话”，划入黎语支。④

此外，在琼西昌化江下游南北两岸的“村人”所使用的“哥隆话”(也称“谟话”)，经过初步研究，也证明“哥隆话”与黎语非常接近，常用基本词的相同率都在60%左右。“村人”和黎族人，双方基本可以听懂对方所讲的话。

海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黎、苗、回、汉长期杂居，造成各种方言土语相互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现象在海南西部尤为突出。随着这一带语言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还不为人所知的语言将会被挖掘出来，这对丰富祖国语言园地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黎语的方言土语

黎语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众多的方言土语。据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黎语调查得知，黎语共分为5大方言，即哈(亻孝)方言、杞方言、润(本地)方言、美孚方言和台(加茂)方言，前3个方言又可分为若干个土语。黎语虽然方言土语多，但语言比较一致，除台(加茂)方言差别较大外，其他4个方言差别都小，可以进行简单的交流。⑤

1.哈(亻孝)方言

哈方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自称为“ai53”(赛)，但在和其他方言的黎族交往时又称自己为“ha11”(哈)，故而得名。哈方言在黎语区通行面最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其分布地域如下：乐东黎族自治县除沿海地带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三亚市除小部分沿海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东方市的东部，昌江黎族自治县的中部和南部，陵水黎族自治县的东北部、中部和西南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的地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西北角和万宁市西南角。哈方言主要特点为：有3个舒声调，3个促声调，有a、e、i、o、u、等6个基本元音，都各分长短，其内部有罗活、博(哈应)、抱显3个土语。

罗活土语。“罗活”黎语称“lau55hu∶t55”，是部落名，使用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乐东的大部分地区，东方的东部，昌江的中部、南部，白沙西部，此外五指山、三亚、琼中等市县也有少量分布。在“哈”内部其人口与“博”(哈应)不相上下，内部还有罗活、抱由、止港、抱漫、止强、抱怀、抱焕、南唠等自称。

博(哈应)土语。“博”黎语称“?bok53”，“博”是哈方言内部的其他土语对该土语的称呼，又因该土语说否定词“不”、“没”、“未”等为“?e∶m55”，固又被称为“哈应”。使用这种土语的人口在哈方言当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主要分布在三亚、陵水、乐东、东方、白沙、儋州等市县，与汉族相邻或杂居，受汉文化影响深，“博”内部还以三亚市的崖城为中心，崖城以东为“东哈”，以西为“西哈”。

抱显土语。“抱显”(bou11hi∶n11)是峒名。其土语人口主要分布在三亚到乐东的宁远河流域一带，儋州松涛水库南岸以及昌江、白沙、保亭、东方等市县也有零星分布。

2.杞方言

杞方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自称为“ai53”(赛)，但在和台(加茂)方言交往时又称自己为“gei11”(杞)或“hei11”，故而得名。杞方言的特点是：有6个舒声调，3至4个促声调，有a、e、i、o、u、等6个基本元音，都各分长短，杞方言是黎语的第二大方言。

其分布地域如下：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西北部，五指山市全境，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东部和南部，以及西北和西部，昌江黎族自治县和东方黎族自治县的东南角，万宁市西部三更罗一带。此外三亚、乐东、陵水、东方、昌江、白沙等市县有少量分布。杞方言分成3个土语：通什土语、保城土语、堑对土语。

通什土语。“通什”是地名，黎语称“fe∶53ta55”(一片田)，又称“tsho53 tsha∶n53”(冲山)。通什土语人口主要分布在五指山市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西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西北部和西部，约占杞方言人口的70%。

保城土语。“保城”是地名。保城土语人口主要分布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东部及县城附近。

堑对土语。“堑对”是地名。堑对土语人口主要分布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东部和南部。

3.润(本地)方言

润方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自称为“ai53”(赛)，但又被哈方言罗活土语的人称为“hj∶n53”(尊)，被杞方言通什土语的人称他们为“z∶n53”(润)，故而得名。另外儋州地区的汉族认为“润”是“土著的黎族”，故又有“本地黎”之称。润方言的特点是：有5个舒声调，2个促声调，有a、e、i、、o、u、、等8个基本元音，除a外不分长短。

润方言的分布地域如下：白沙黎族自治县中部、东部，白沙黎族自治县西部也有零星分布。润方言有2个土语：白沙土语、元门土语。

白沙土语。“白沙”是峒名，该土语人口主要分布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中部和南部，以及西部的一些村落，约占润方言人口的81%以上。

元门土语。“元门”是峒名。该土语人口主要分布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东南部。

4.美孚方言

美孚方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自称为“ai53”(赛)，但又被哈方言称为“mo∶i53fau53”(美孚)，他们也接受了这一称呼，故而得名。美孚方言的特点是：有3个舒声调，3个促声调，有a、e、i、、o、u、、等8个基本元音，除a、e、o外不分长短。

美孚方言的分布地域如下：东方市的东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的水头村以及保平乡、乌烈镇的一些村落。美孚方言人口少，但居住集中，故无土语之分。

5.台(加茂)方言

台方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自称为“ai53”(赛)，但多数人也变读为“thai11”(台)，故得名。20世纪50年代黎语调查时发现该方言，因专家首先调查的地方是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加茂镇，故被称为“加茂黎”，也称为“赛黎”。台方言的特点是：有5个舒声调，4个促声调，有a、、e、i、、o、u、、等9个基本元音，其中a、e、、o、各分长短。

台方言是黎语中较特殊的一支，与上述4个方言都有很大差别，其分布地域如下：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及一些地区，陵水黎族自治县西北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东南部部分地区，北部黎母岭北麓个别村落，儋州、澄迈等市县也有少量分布。

6.方言的相互关系

在黎族的5个方言中，语法特点基本一致，词汇次之，语音差别较大但有对应关系。从语法、词汇、语音三要素上看，哈方言与杞方言接近，而润方言则与美孚方言接近，在声调上哈方言则和美孚方言基本相同。这4个方言之间相互通话困难不大，只有台方言与上述4个方言有很大的差别，相互难于通话。⑥

三、汉语借词及其对黎语的影响

在壮侗语族语言的词汇发展中，汉语借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与同语族一样，黎语也有一定比例的汉语借词，分早期借词和近期借词。通过研究分析汉语借词，可以窥探出黎族先民和汉族各方言交往的历史轨迹。

1.早期借词

黎语早期的汉语借词，又可分为非海南话借词和海南话借词。非海南话借词在黎语中所占的比例较少，它已经完全“黎化”，比如今天黎族人民常用的“兵”、“车”、“秤”、“斧”、“缸”、“钢”、“几”、“剑”、“借”、“金”、“镰刀”、“两”、“木板”、“钱”、“枪”(铳)、“时候”、“铜”、“银”、“纸”、“竹排”等等借词，非专业人员是很难辨出它曾是汉语。由此可见这一类借词是在海南话形成前就已进入了黎语，因此它比海南话借词时间更早、更久远。这一方面说明在海南岛最早与黎族先民交流和接触的汉族居民不是操海南话的汉族，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操海南话的汉族入岛时间比操其他汉语方言(西南官话、粤语方言等)的汉族居民都晚。

在对汉语早期借词研究中，黎语研究专家欧阳觉亚、郑贻青夫妇深有感触，凡属金属名词的黎语词汇，在汉语中都可以找到来源，唯独“铁”是民族固有词，而且各方言土语都非常一致。对于这一现象他们作了这样的解释：“当黎族祖先还在陆上居住的时候，还没有接触到汉族的铁器，而在以后汉族的铁器传到南方两广沿海各地时，黎族早已离开大陆移居海南岛了。黎族到了海南岛之后发现了铁矿。‘铁’在黎语叫go∶i53。当汉族的金、银、铜、铁等金属器具到了海南岛之后，黎语很自然地吸收了‘金、银、铜’这些词，而对‘铁’这个词，因为黎族已有了一个名称，就不再借用汉语了”。⑦应该说，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在众多的黎族民间故事传说中都有对铁的使用和描述，它们反映了黎族社会可能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懂得使用金属器具了。但说黎族先民因在海南岛发现了铁矿而有“铁”的词汇，这个看法则有待商榷。

据范晔《后汉书・哀牢传》记载：“(古代云南地区的哀牢夷)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而同书的《南蛮传》中又言：“(古代海南岛)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可见古代海南岛的先民也属哀牢种，至少与哀牢种有渊源关系。儋耳的形象在云南古代青铜器人物俑饰纹中多有反映，专家学者把这些人物俑看作是哀牢人在铸造青铜器时将自己的外表形象铸上的原故。另在当地早期青铜器中，也常在胴部饰以划船纹、鱼儿、水鸟、水牛、麋鹿等饰纹，这些饰纹是哀牢人当时的现实生活与地理生态环境的写照。广西的灵山青铜器文化以及代表东南亚青铜器文化最高水平的越南东山青铜器文化，也应是哀牢人东迁南下的遗物。哀牢人有如此发达的青铜器文化，他们在对金属铜器上有自己统一的民族语称谓应是毋庸置疑的。⑧

在海南岛，至今尚未发现本地产的青铜文化遗址，说明两千多年前及其后来的海南岛居民在岛上找不到铜矿石，所以青铜文化(尤其铸铜技术)在海南岛中断了，自然炼铜技术也随之消失。但从大陆带进来的铜器仍在使用，至今在海南岛还不时发现铜鼓、铜锣等。黎语有“go∶i53”(铁)这个本民族的固有词汇，在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叫法如“go∶i11”、“ro∶i53”、“xo∶i53”、“khu∶i53”、“ha∶i11”等，但都是“go∶i53”音的变读。黎语属壮侗语族黎语支，壮侗语族是哀牢人的后裔。从这点来看，“go∶i53”应是壮侗语族对“铜”的最早称谓，这一称谓应在哀牢人尚未东迁南移时就已形成。

秦汉后，大陆上的同语族兄弟民族不断受到强大的汉文化影响，很多原来民族的称谓渐渐被放弃而消失了，转而借用汉语词汇包括一切有关金属的称谓，而黎族此时已在海南岛，因而仍保持原来的称谓。后来大批汉人进入海南岛，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其中铁器的传入对黎族社会的影响非常大。铜铁同为金属，黎族以为一样，所以也即叫“铁”为“go∶i53”。随着铁器在黎族社会中广泛应用，铜器影响力渐渐缩小甚至消失，退出了黎族社会，铜器在海南岛尤其在黎族社会一度中断，因此“go∶i53”这个称呼就仅剩“铁”的含义了。直到明代中叶，随着其它的金属如钢、锡、金、银以及铜锣相继走进黎族社会中，黎族人才重新认识铜，但此时在黎语中已没有铜的对应词，因此只得又从汉语方言词中借入，称之为“du∶g53”(铜)。

2.近期借词

近期汉语借词主要是指从海南话直接吸收进来的借词，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从海南话吸收进来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词术语，海南话对黎语的影响非常大，已迫使一些地方的黎族放弃本民族语而操海南话，这部分黎族常被人称为“水流黎”。当今黎族人民日常交流所讲的黎语，大部分都夹杂海南话，黎族方言与方言之间的交流也大部分以海南话作为交际用语，可见海南话在黎族社会的地位已经非常重要。

黎语的汉语借语跟同语族比较起来，有2个不同的特点：第一，同语族其他语言的汉语借语可以根据其语音，辨别出借入时代的久暂，可以区别得出早期汉语借词和近期汉语借词，而黎语的这两种借词没有那么明显的语音差别，非专业人员难于区分；第二，黎族的早期汉语借词要比同语族其他语言少得多，比如有些概念和亲属称谓(“地”、“海”、“东”、“南”、“西”、“北”、“叔父”、“婶母”、“姑姑”、“哥哥”、“姐姐”、“嫂嫂”、“姐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等等)中，同语族的其他语言有的已借用汉词表述，有的则民族固有词和汉语词二者同时使用，而黎语仍全部使用民族固有词。所以就基本词汇而言，黎语本民族固有词远比同语族其他语言丰富。⑨

3.对黎语的影响

自汉代起，汉族居民开始移居海南岛。最初的移民主要是屯军、随军家属和地方官员及其家属，然后是商贾及流民。大规模汉民进入海南岛的起因大部分都是由于大陆战乱。这种移民以宋末元初、明末清初形成两个高峰期。汉族移民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在海南岛安居乐业，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众多的汉语方言。海南汉语方言根据其语言特点可分为3大系统：一、“海南话”，属闽南方言系统，分布于岛北、东、南部；二、“儋州话”，属粤语系统，主要分布于岛西北部；三、“军话”，属西南官活系统，分布在岛西部和部分城镇。基于汉语方言的这利分布状况，黎语方言的汉语借词也受到了汉语方言的分布状况的影响，哈、杞、台(加茂)等方言的汉语借词主要来自“海南话”，美孚方言则来自“军话”，润方言和小部分哈方言借自“儋州话”。黎语各方言汉语借词的这种混乱状况，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趋于一致，即黎语的汉语借词以“海南话”语音为标准。

由于黎语方言的形成和受到汉语的影响，黎语本身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如表现在声母方面的：第一，复辅音单辅化，黎语原有很多复辅音，在汉语的长期影响下都朝着单辅音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大多数方言土语只保留一个复辅音pl，个别土语有两个pl和bl(哈方言罗活土语一些地方)，哈方言博(哈应)土语复辅音则全部消失；第二，黎语各方言发生了语音上的对应关系，例如v(哈)――f(杞)――f(润)――∨o(美孚)：第三，吸收汉语借词而吸收的声母，比如s声母，就是从海南话中吸收进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黎语语法虽然受到汉语语法的影响，但没有发生转借现象，黎语语法还保留自己特点。

四、黎语的形成与发展走向

黎族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已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黎语形成与发展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从壮侗语族的原始母语分离，并在此基础上独立发展成为黎语；第二，黎语各方言的形成和哈方言的扩展；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语的发展；第四，20世纪80年代后黎语的变化。⑩

1.黎语形成和发展时期

在中央王朝势力尚未到达岭南时，壮侗语族由于地理环境、部落战争、氏族交流等诸因素而形成了众多的语言分支。当中央王朝势力到达岭南一带后，操黎语支的第一批百越居民早已随其移民先后进入了海南岛。其后，又有几批同语支的居民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先后进入海南岛，并在这块土地上迅速发展起来。

这时期黎语词汇发展很快。黎族先民入岛后，首先面对的是新的环境。在新的环境条件下，黎族先民在认识海南岛所特有的新的事物的同时，黎语新的词汇也就不断出现。海南气候炎热、雨水多，各种动植物容易腐烂并产生多种气味，这使黎语有关气味的词也就丰富起来。一些词汇丰富起来，一些词汇也消失了，比如海南岛上老虎、大象等动物已消失，没有冻冰、飘雪等现象，黎语中这方面的词汇自然也即随之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黎语同壮侗语族诸语言的关系渐行渐远，相同词和近似词的比率越来越底。根据《黎语社会调查》一书的统计，黎语和壮语之比，相同词和近似词的总和才只有30.2%，和壮族以外的同语族诸语言之比则只在18%到30%之间。

长期以来，由于没有一个汉语方言在海南岛形成有很大优势的语言，汉语对黎语的影响也较少，这使很多名词、动词、数词、量词、形容词还保本民族的读音。比如数词方面，大陆上的同语族大都借用了汉语，本民族数词已经完全消失或部分消失，而黎语还是本民族语。

2.黎语方言的形成和哈方言的扩展

当封建王朝的势力达到海南岛后，不可避免地同黎族先民发生磨擦和冲突，冲突的结果是黎族先民不断从沿海平原向岛内陆山区迁徙。

黎族先民在向岛内迁徙后，各自在所迁到的地方休养生息、繁衍后代。由于山岭和森林阻隔，黎族先民内部交流日趋减少，各居一方，加上黎族先民入岛的时间有先有后，经过千百年的发展，黎语的方言渐渐形成。

黎族方言区形成后，自汉至宋，黎语方言区之间的互动较为缓慢，而封建统治阶级对黎族地区的形成有较控制的地方也比较有限。此时，凡接受封建王朝统治的黎族百姓，大部分都已慢慢地汉化。到了元、明、清三朝，这种局面终于被打破，方言间互动频繁。这主要是封建势力不断加强对整个黎族地区的渗透，极力在黎族地区建立封建统治，使多数黎族几千年的生活准则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加剧，黎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造成黎族地区生灵涂炭，百姓遭殃，人们纷纷背井离乡。旧崖州地区(今三亚、乐东等地一带)，是黎族哈方言中心地区，由于黎族与封建统治阶级长期对抗，使这一带的黎族群众不断向岛东、西、北3个方向迁移，最远的达到儋州市境内。他们所到之处，也就是哈方言影响所到这处，由此哈方言便这样扩散到了黎族地区的各个角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黎族人民绝大多数不会讲汉语，哈方言自然就成了黎族人民交流思想情感的主要工具。据20世纪50年代所进行的黎语调查，讲哈方言的人数已占当时黎族总人口的58%以上。一些原来只讲自己方言的黎族群众也能讲哈方言，如陵水黎族自治县境内的一些台方言区和东方市、昌江黎族自治县境内的美孚方言区，有的地方则改讲哈方言，如乐东黎族自治县境内的万冲镇杞方言区、五指山市境内的万阳镇杞方言区等等。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黎语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族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黎语本身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7年国家帮助黎族人民创制黎文，促使黎语地位迅速上升，并且创办了黎语学校，黎族群众热心学黎语，在黎族地区工作的汉语干部群众也热心学黎语。20世纪50年代末，在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范围内曾出现过学习黎语黎文的高潮。这阶段黎语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新词汇的吸收和新起语法的现象出现。[11]

新词汇的吸收大多都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关方面的词汇。这方面词汇使用频率最多是在开会、政治学习、广播等场合，而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就很少用。新词汇的吸收来自海南话，海南话与普通话差别非常大，所以海南人以外的人听起来显然似黎语。

新起语法现象是汉语对黎语深层次影响产生的结果，它直接导致了黎语语法的松动和变化。如黎语原序数的表示“第一”叫“头”(wa∶u11)，“最末”叫“尾”(su∶t55)而“第二至倒数第二”均叫“中间”(tho∶m53)，现在已全借汉语序数词；原来黎语也没有数词“零”，现在也吸收过来。再如黎语原来地名叫法是通称在前，专称在后，现在通称专称在前在后都可以，像可叫“五指山市”也可叫“市五指山”等等。

新词汇吸收和新起语法现象对黎语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个阶段的黎语发展可说达到全盛时期。它们进入黎语的途径开始是通过电影、广播、学校等影响黎族干部、学生、知识分子，然后又以干部、学生、知识分子为媒介，逐渐扩大到群众中去，最后为广大黎族人民所接受、熟悉和使用。新词汇吸收和新起语法已同黎语溶为一体，成为黎语不可缺少的要素。它们使黎语的表现能力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表达能力更为完整和丰富。

4.20世纪80年代后黎语的变化

从1958年的反地方民族主义到“”结束近20年间，黎语地位一落千丈，跌入深谷，讲黎语被视为落后或不入流的象征。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黎族村寨，黎族青年纷纷走出闭塞的乡村，汇入社会发展的洪流，求学、经商、旅游、工作等等，黎语也随这一趋势得到了一定的扩散，但由于人们普遍存在黎语落后，见不得人的心理，在共公场合中怕讲黎语。所以从整体上看，黎语是在不断地被削弱，变成乡村、家庭、熟人等小范围的语言。

在农村，由于汉语的进一步渗透，特别是广播、电影、电视、网络媒体的影响，黎语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如今黎语的语音、语法、词汇明显地发生“汉化”现象，便是这种冲击的结果。数词、一些动词、形容词、名词等，在青年人的口语中已形成双重语，他们和老人谈话时用的是黎语的固有词，而在同辈和下辈交谈时则不稳定，时黎时汉。外出参加工作的黎族人，他们在和老乡、熟人间交谈时仍使用黎语，但对下一代则已转用汉语。这样的结果是下一代人不懂黎话，或只能部分听懂但不会讲。20世纪80年后黎语的变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削弱和萎缩。

5. 21世纪黎语的发展趋势

2008年春节期间，我有幸回到在农村的老家过年，呆了4天时间，这使我有机会和学龄前儿童会面和交流。但这一次的会面和交流，让我对黎语的前景更加担忧。

一天上午，大哥仅5岁的孙子在廊庭前玩耍，我主动上去用黎语和他交谈，但令我吃惊的是他却用普通话和我对话。我问他：为什么不用黎语和我说话?他回答：黎语是用来和爷爷奶奶说的，和爸爸妈妈以及出外工作的人说话是要用普通话的，这样才有礼貌。看来这是孩子父母影响或要求的结果，小小年纪就懂得对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对象要用不同的语言来交流。

这件事对我触动非常大，也使我对黎语的未来走势有了这样的看法：今后黎语的发展，它的主流和方向应是逐步形成双语制，最后完成语言替换过程。在农村，黎语现在的使用情况是：中老年人大部分仍在使用黎语，青年人使用黎语、海南话、普通话，儿童使用黎语、普通话、海南话，幼儿使用黎语、普通话、少量说海南话。表面上看，黎语仍在农村占优势，但按我大哥孙子的逻辑，10多年20年后若他的爷爷奶奶去世了，黎语对话的对象没有了，虽然他懂黎语但自然就不必说了。因此我的结论是：过若干年后，随着他(我大哥的孙子)这一代人的去世，黎语必然渐渐随之消失。

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黎语是我国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当中人口最多、生命生力最强的一个语支，对黎语的深入研究，可揭示南岛语系和汉藏语系某些联系，特别是汉藏语对壮侗语的影响。如果这样一个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语言地位的语支消失，不能不说是我国语言园地的重大损失。

注释：

①⑩高泽强、文珍：《海南黎族研究》，海南出版社，2008年4月。

②②⑥⑦⑨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社会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2月。

④符镇南：《试谈“徕人”和黎人是同一族源》，《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民族研究》第1辑，1985年10月。

⑤高泽强：《黎族族源族称探讨综述》，《琼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⑥高泽强：《黎族长篇叙事――帕隆》，《拂拭历史尘埃――黎族古籍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2月。

第8篇：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汉语；汉民族；文化；语言

一、语言、文化的定义及关系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最早来自于德语kultur。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辞海》中解释“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语言观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理论，产生不同的语言研究力法，追求不同的语言研究目标和结果。潘文国(2001：106/2002：83)先生提出“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是民族的世界观”是更为妥当的提法。

文化与语言二者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区别。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不是文化之外游离存在的客体，而是文化整体中有其自身结构，而且自成体系的特殊部分。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所以文化的积累也都保存在语言的信息系统之中。语言不仅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总体中最核心的部分(张公瑾，陈建民、谭志明主编，1993：344-346)。语言和文化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互相制约，互相推动。

二、汉语与汉民族文化

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的语言之一。汉民族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丰富、最灿烂的文化之一。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文化形态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在语言大系统的不同层次上。汉民族文化的鲜明特点在汉语言中呈现以下一些表征：

1.汉字

汉字是汉族创造的独特的产物，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文化。汉字平面型的方块形体能够比线型的拼音文字存储更多的信息量；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其具有超方言的功能，将数十亿汉语使用者维系在一个完整的汉文化系统内，使这一文化中的各个民族都能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汉字多采用形声字方式字乳新字，为汉语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粱，是汉人观念中的中心主题。汉字同西方表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差异。

2.语序

语序是各级语言单位在上一级语言单位内的排列次序。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语言的组织中，语义的搭配是决定语序的最重要和第一位的手段。张世禄(1939)提出“凭语序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把语序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极高的地位。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注重整体和谐，注重综合概括，因此其思维模式和言语观倾向于寻求整体和笼统，具有整体思维的特点。汉民族习惯于概括综合，往往从整体入手，认识和处理个体间的关系。汉语逻辑关系常常按先因后果，先假设后论证，先叙事后表态，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由一般到具体的次序排列。

3.流水句

中国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心理时空观，反映在句法层次上，表现为汉语“流水句”式的时间型构造。这也是汉语语法成为意合语法背后的文化因素。意合(parataxis)指通过意思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句子合在一起。汉语的“流水句”是靠“意合法”组织起来的。在叙述事实过程和动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含两三个、甚至十个八个小句，小旬与小句之间没有连词，完全依靠意合，一切以达意为主，“辞达而已矣”。这正是汉语口语里流水句出现频率高的原因，也是汉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汉语语句结构上的反映。汉语的这种特征是和汉族人的整体观念、直觉妙悟的文化心理分不开的。

三、结语

语言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语言，文化差异表现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所观察到的客观世界的缩影，民族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社会生活、风土民情等，都会充分反映在语言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等人文学科提供真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同时，汉语言与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拓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建民.1999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罗常培1989/1996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

[3]潘文国.1997.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4]苏新春2006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周振鹤、游汝杰2006方言与中国文化(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9篇：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三语教育；跨学科；少数民族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0-0153-03

一、引言

语言学各分支，如系统功能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音系学、语用学、神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教育语言学、病理语言学、跨文化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接触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其他研究领域，如语言习得、话语分析、语言认同、语言教育、多语言现象、语言规划也都体现了当代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Mark Aronoff & Janie Rees-Miller，2001：F7-F44）。例如，教育语言学是语言学和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并且还涉及心理学、认知科学、社会学、跨文化交际等。周晓琴和许焕荣（2008）发现，教育语言学研究范围在不断延伸，包括母语和第二语言习得、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教学、双语或三语教育、语言规划和政策、教育技术、话语分析、课堂研究、课程设计、语言和性别、语言和职业等等。作为教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共享的研究领域，有关三语教育的论文、项目和专著都体现出了跨学科研究视角，并且从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跨文化交际，以及政治、经济、地理、等不同学科探究。苏德（2013）指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意义在于新视角、宽领域、新思维，以及学科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撑。同样，三语教育的跨学科研究有助于建构三语教育理论和教育模式，从而解决三语教学实践中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三语现象在多民族聚居区普遍存在，例如，居住在丽江纳西族聚居区的多数白族人是白、纳、汉三语者。国外学者一般把三语教育定义为三种语言的教学活动或者第三语言教学。三语教育从双语教育发展而来，在国外，语言政策、双语教育理论、模式和实践都得到很好的研究。在国内，刘全国和李倩（2011）对民族地区英语课堂的三语教学模式进行了探讨。刘全国（2013）在《三语教育与三语教学》一书中归纳介绍了国外一些双语教育理论和双语教育模式（p.18，19）。双语教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从双语教育规划与政策到双语教育理论，从双语教育模式到双语教师师资、教材和方法，都已形成了“理论-模式-实践”的完整体系（刘全国 2013：19）。国外三语教育研究者主要研究三语习得中的各种社会和心理因素（黄健，王慧 2012）。张武江和张卓（2013）提到四种三语教育模式：语言转换模式、因素模式、多语动态模式和文化适应模式。在欧洲，三语和多语教育政策促进了多语教育的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三语教育也是在双语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从教学方法到功能研究，从描述到实证研究，从语言学视角到跨学科视角，国内外比较研究，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相结合，双语教育逐步走向成熟（李枚珍，2011）。三语（蒙语、汉语、英语）教育首次于199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小学校开始实施，之后，三语教育逐步在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起来。自2001年英语作为小学校课程后，全国范围三语教育逐步形成。黄健和王慧（2012）把中国的三语教育分成两个阶段：研究初期（1992-1998）主要关注三语教育的改革思想、意义、课程、教学方法；发展阶段，自2001年来，研究转向语言政策、语言学理论、教育学理论、民族文化融合等，研究领域扩大，研究视角涉及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等。三语教育在其意义、途径、模式、语言迁移、课堂语码转换、三语教师培训等方面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刘璐璐，张海燕2013）。国内近年三语教育理论和实证研究简述如下：

在云南居住有25个少数民族，拥有丰富多样的生态、文化、语言和多语教育环境，关于少数民族双语、三语和英语教育有较多的研究。李强（2003，2006）从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思维、语用、跨文化交际、民族学等不同方面对少数民族学生英语习得做了很多研究。在西双版纳傣族和爱尼族三语或外语教育状况研究中，胡德映（2007）分析了少数民族学生不理想的英语学习成绩的原因，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不合格的英语教师、学生缺乏自信、效果不佳的学习策略和英语学习环境、学习内容与学生生活之间的差距等。从其研究结果看，对学习者成绩的影响因素是相互作用的。从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和语言意识形态角度，杨红艳的博士论文研究了丽江旅游环境下的多语言现象（纳西语、汉语、英语：丽江的多语现象，2012）。她的研究探讨了语言政策在三语（纳西语、汉语、英语）教育实践中的应用和个体纳西人的语言意识形态中的表现。其研究发现表明，纳西语作为民族身份和旅游经济中的文化价值得以保持，汉语因国家统一、教育和社会经济进步而受到高度的评价，由于全球化交际和经济利益，个体纳西人对英语持有积极的态度，但英语学习效果不太理想。另外，随着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有些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的兴起，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和英语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刘全国（2013）在《三语教育与三语教学》一书中从理论上对三语教育的定义、类型、模式、多语-多文化环境、课堂文化构建等做了全面探讨。此外，他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三语教育的实证研究中，探讨了英语教师的现状和补偿机制，以及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策略、困难和风格。在《云南三语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一书中，张雨江、盖兴之等作者基于云南拉祜、傈僳、纳西和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母语、汉语、英语教学，提出了三语教学理论、语言对比理论、翻译理论的新观点。他们的研究试图从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多元文化教育的不同视角，探讨三语教育问题。原一川、胡德映等（2013）研究者对云南省跨境民族学生三语教育的态度进行实证研究，调查发现，云南跨境民族学生具有很强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学好三语的信心，被试充分肯定了三语教育的成效，并赞同三语教育对跨境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稳定、安全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原一川、钟维等（2013）研究者在云南省跨境民族学生三语教育的态度、三语现象和三语教育现状的调查基础上，提出对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外语教育规划建议，即少数民族自治县采用民族语“就近”选择，以及非少数民族自治县采用邻国语种“优先”选择原则，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三语教育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方案。

三、讨论

15年间，中外研究者都对三语教育显示了极大的兴趣，关于三语习得、语言迁移、外语学习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三语教育比双语教育更复杂，从研究领域和范围看，三语教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与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跨文化交际等学科都有联系。在中国，三语教育还与民族学、少数民族教育及其文化、宗教、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相关。为建构科学合理的三语教育体系，需要多学科的研究。跨学科视角无疑是研究三语教育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构建三语教育理论、教学模式，从而指导教学实践，最终提高三语教育的质量。

1.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三语教育。双语和三语教育研究者虽然对二语、三语已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对语言，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做进一步的研究很重要。根据阈限理论，母语能力不足将影响二语和三语学习，进而影响学习者获得其他科目的知识。但问题是，熟知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教师和研究者很少，有的教师在语言教学中不能给学生恰当的解释，他们不能通过比较不同语言来分析学生的错误，并帮助学生克服语言学习中的困难。有的研究者同样不能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比较语言学做深入的研究。教师了解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和不同语言学流派的观点将有助于他们指导语言教学，预测和分析学习者的学习困难，对少数民族学生给予个别指导，帮助他们有效地学习外语。而且，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不仅能够促进第一、第二、第三或外语语言能力的提高和知识技能学习，还能促进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保持和创新。

2.从教育学角度研究三语教育。三语教育可能会引起语言之间地位、教学时间，以及教育、家庭、社区、工作语言的使用频率之间的竞争。从教育学视角做研究，对有关课程设计、适用于少数民族学生教科书的编写、教学大纲、测试标准、教学目标和任务、教学方法、教师培训、教育政策和语言政策等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较好解决。以教师培训为例，三语教育研究中，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师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缺乏合格的语言教师，特别是三语教师，是阻碍少数民族地区三语教育的一个因素。小学英语教师学历偏低，并且有些不是英语专业毕业。语言教师教学观念传统陈旧，很难适应新课程标准，教学效果不理想，不能很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以及教学方法需要提高更新。

3.借助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理论研究三语教育。根据三语习得研究成果，第三语言习得与第二语言习得在学习过程、认知和心理特征方面存在不同之处。曾丽和李力（2010）总结国外三语习得研究，并指出三语习得的一些特征，尽管受不同因素的影响，语言能力的发展是线性的，同时，多语学习过程是非线性的，对三语学习者来说存在更多语言磨蚀的可能性，他们需要在语言保持和学习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但三语学习者在已掌握第一和第二语言后认知方面显示出更多优势。曾丽（2010）也陈述了语言迁移的复杂性和社会因素，第三语言习得同时受第一和第二语言的影响，多语学习者根据需要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第一、第二、第三语言习得过程具有多样性，并影响学习结果。三语习得的这些特征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具有指导意义。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普遍经历母语、汉语、和英语的三语习得过程，但教学中汉语作为少数民族学生的第二语言和外语作为第三语言的情况被忽视，对三语习得的复杂性，特别是认知过程和语言习得心理机制的研究很少。李强（2003）在《文化多样性与英语教学》一书中反映了这样的观点：基于多语和多样文化的外语教学研究，对基于多元文化环境的三语教育研究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4.从民族学、社会学、跨文化的视角研究三语教育。三语教育与民族学关系紧密，中国的少数民族不仅要融入中华民族，而且肩负着继承和创新民族文化的责任。每个少数民族都拥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普通话的推广使得中国的56个民族和讲不同方言的人们能够顺利地进行交际，普通话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然而，这样的语言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一些较少人口使用的民族语言力量减弱并且处于濒危状态，有的少数民族在适应主流文化中放弃自己的语言而转用或改用其他民族的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减少意味着少数民族将失去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语言政策的制定应该考虑地区间的差异和民族关系。三语教育应该在母语、汉语和外语（英语）之间保持平衡，寻求基于多元文化的三语教育模式。三语教育是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整个民族的教育水平。

四、结论

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学和语言教育迅速发展，当代语言学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语音、句法、语义和语篇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已融入到语言教学研究中，展现了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和更强的生命力及广阔的前景（李强，2003）。由于三语教育主要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受到当地社会、经济、民族文化、地理环境的影响，三语教育呈现出多样性、特殊性和复杂性。目前的三语教育实践基本在双语教育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三语教育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三语教育理论和教学模式还在探索之中，虽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是三语教育水平还滞后，主要是因为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阻碍：文化差异、母语的负迁移、三语教师缺乏（和新梅，2010）。三语教育的意义已成共识，李晓和童安剑（2008）论述了三语教育研究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育和多元文化构建的意义。然而，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三语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三语教育研究涉及多种学科，跨学科研究将使三语教育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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