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法律法规精选(九篇)

第1篇：耕地法律法规范文

【关键词】　西部生态；退耕还林还草；法律保障。

一、西部退耕还林还草取得的成就。

退耕还林还草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自1999年开始试点以来，工程进展总体顺利，成效显著，举世瞩目。

1、造林面积快速增长，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自1999年在陕西、四川、甘肃三省率先试点，2000年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范围涉及25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03年退耕还林工程任务达到高峰。2004年国家对退耕还林还草任务进行了结构性、适应性调整。西部12个省区（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完成退耕还林任务206·43万公顷，占退耕还林工程总造林面积的57·85%。2007年退耕还林工程向着完善政策、巩固成果、确保质量的方向稳步推进，造林任务重点转向荒山荒地造林。1999年-2008年，全国累计实施退耕还林任务4.03亿亩，其中退耕地造林1. 39亿亩，荒山荒地造林2.37亿亩，封山育林0.27亿亩。退耕还林工程造林占同期全国六大林业重点工程造林总面积的52%，相当于再造了一个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1]。

十年来，通过大规模的退耕还林还草，占国土总面积82%的工程区森林覆盖率提高了2个百分点。工程实施的一些重点地区，如内蒙古提高近4个百分点，陕西延安市提高近25个百分点[2]。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得到遏制明显减轻，提高了水源涵养能力。

2、农民收入增加。

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已成为当前退耕农户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是有退耕还林还草任务的农民，不仅有了可靠的粮食供给、现金补助，还能腾出富余劳动力从事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开辟新的增收渠道。

实施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以来，西部地区贫困县贫困人口数量明显下降，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退耕还林改变了长期以来广种薄收的习惯，有效地调整了不合理的土地使用模式，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带动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3]。

3、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变化。

退耕地区广大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粮食生产由开山种地、广种薄收向精耕细作、少种高产转变；生产结构由以粮为主向多种经营转变；畜牧业生产由自由放牧向舍饲养畜转变；生产方式由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就连农民生火做饭也越来越多地用上了沼气。

二、西部退耕还林还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退耕还林还草的绩效考核缺乏监督机制。

退耕还林还草的验收标准是面积计算。那么在田退耕后，栽树种草之后，到底有没有效益，是否达到生态保护的标准，是否有较高的成活率呢？答案却是不一定的。所以，对于退耕还林绩效考核，缺乏一个有效的考核机制。有的地方树苗种上之后，能不能活，没人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农户欠缺主动性。由于缺乏明细的退耕还林绩效考核指标，农户管理缺乏主动性。甚至很多退耕农户只管拿补偿金，今后有没有收益则不闻不问。有的退耕农户甚至怀有“如果没有收益，再改种粮食”的想法；二是退耕户林草管理水平良莠不齐。不管是经济林还是生态林5~8年后效益不佳。特别是经济林， 5年后不能见成效，很难做到“退得下、还得上、不反弹、能致富”；三是缺乏科技指导，退耕还林没有配套科技推广、病虫害防治和后期管护等科技项目支撑，直接影响退耕还林质量和后期效益的发挥。同时，《退耕还林条例》规定坡耕地还林地禁止林粮间作，这对经济林和兼用林后期管理很不利。大多退耕户只顾眼前利益，不注重后期管护投入，每年只被动地对退耕林木进行夏、秋两季的除草，未完成修枝整形、病虫害防治和肥水管理等工作，5~8年后难以发挥其经济效益。[4]

2、退耕区农民生计与发展问题。

西部退耕区兼具生态功能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双重特征，有些地方农民的温饱甚至得不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去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着实艰难。特别是退耕后实行生态移民的农民，既没有在新环境下的生存技能，又没有了原先的土地可以耕种，成为非农、非工、非商的特殊群体。由于国家实行一系列的粮食直补，在粮价、其他农副产品的市场价格上涨，而退耕还林还草补助标准不变的情况下，导致退耕还林比不上种植粮食，农户自发的自利行为会促使退耕农户选择种植粮食或其他农副产品。

我国粮食价格从2003年开始上升，2004年涨幅迅猛。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居民粮食消费价格指数（CPI）比2003年上涨26·4%。就在这个时候，国家调整粮食补助政策，粮食补助改补现金。即退耕还林按每公斤粮食折资1·4元、退牧还草每公斤饲料粮折资0.9元计算，对省级人民政府包干。粮食补助资金不足的，首先由以前年度兑现时节余的以丰补歉资金解决；仍有缺口的，由地方财政筹资弥补。粮食补助改补现金后的具体补助标准，按照补助水平不降低的原则，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5]实际上是退耕比不上种粮食。这是一种将市场粮价风险转移给退耕农户的做法，降低农户退耕还林的积极性，大大弱化了补偿政策的激励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退耕区农民复耕的可能性很大。

3、西部退耕农民的生态贡献与利益补偿不对等。

西部按照国家要求在为保护、治理、修复西部生态，为东南沿海地区乃至全国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付出了放弃许多发展机遇的沉重代价。然而，确定生态效益的经济价值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虽然一些人也曾尝试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等进行了经济价值估算，但是要准确估算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经济价值，难度则要大得多[6]。正因如此，西部退耕区的农民无法得到对等的利益补偿。

除上述原因之外，西部退耕农民的生态贡献与利益补偿不对等还体现在：

（1）补偿期限短。尽管国家把退耕还林补偿周期延长到16年，但是改善生态环境需要的是几代人的努力， 16年对于退耕还林还草来说并算不上一个充足的期限的。加之西部各地生态状况亦存在差异，更不可一概而论。

（2）补偿金额低。国家补偿在2007年进入第二周期，即只补偿现金。与2002年粮食补贴每亩地100公斤相比，西部黄河流域每亩地有65公斤的粮食产量差距得由农户自己承担[7]，另外，粮价的上涨让农民承担的损失进一步加大。

（3）补偿缺项。补偿标准中只考虑退耕农民的直接损失，没有考虑退耕农民间接损失。如转换身份需要学习新的劳动技能的所花费的费用，即没有为退耕农民长远生计作打算。

4、退耕农民尚未完成价值观念的转变。

退耕农民的环保观念还远远不能跟上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农民文化素质与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没有建设生态家园的内在驱动力。不仅农民个人，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并未真正理解退耕还林还草的生态意义，而是把它理解为国家的扶贫项目，把退耕还林还草政策补助款当成扶贫款。

三、法律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重要性。

1、通过法律，退耕还林还草、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得以宣传和普及。

新世纪初我国实施的六大林业重点工程是再造秀美山川的伟大壮举，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步骤。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六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我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的时间还不长，西部人民对可持续发展认识还不准确，想让它成为西部人民的自觉意识，需要借力于法治。法治较之道德教育具有强制性、普遍性、权威性等特点，通过法律的指引、教育、规范等作用，可以加速人们纠正错误认识、建立新认识的过程。因此，在各项立法中，可持续发展观念应成为明确的指导思想，成为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体现在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地制定中。进而以法律的形式宣传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2、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是退耕还林还草、可持续发展的依据。

退耕还林还草是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历史性突破，是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立法是退耕还林还草、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政策定型化、法治化的途径，是其付诸实施的重要依据。加快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完善退耕还林还草和资源保护立法，并通过对社会、生态、经济和科学方面原则的综合分析，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纳入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等立法中。另外，退耕还林还草、可持续发展要求某些现有权利义务的重组和调整，而这种权利和义务结构的重组和调整又必须依靠法律。

3、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是退耕还林还草目标实现的保障。

退耕还林还草是加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重要举措，也是贫困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新途径。我国已逐步建立起与西部大开发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12部法律法规，就从根本上为中华民族实现山川秀美，实现可持续发展确立了基本的制度保障。所以，我们必须依靠法律制度去解决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8]。但只有这些相关立法落到实处，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退耕还林还草才能从根本上达到目的。因此，在退耕还林还草实施过程中还必须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建立强有力的法律监督体系。

四、对策建议。

1、对与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1）明确退耕还林还草与农牧民原签订的土地经营合同中的权利义务。退耕还林还草并不是对原有土地承包合同的否定，只是国家行使土地用途管制权的具体表现，因为原土地承包关系、承包期限并没有改变，承包人仍享有在该土地上种植和收益的权利[7]。必须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各地情况，营造一个有利于退耕还林还草的法治环境，切实保障退耕还林还草决策措施的实施。

（2）在《退耕还林条例》中增加退耕农户对林产品的处置权。现在退耕农户对生态林的处置权是受到法律限制的，不经政府许可，不得任意砍伐森林，从而导致种植生态林对农户缺乏激励。生态林处置权的残缺使农户对生态林未来收益预期变得不确定，严重抑制了农户种植生态林的积极性，允许退耕农户自由处置所种植的经济林才能真正体现《退耕还林条例》规定的“谁造林、谁所有、谁收益”的原则[9]。

（3）必须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机制。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以环境保护管理单项法律为内容的国家法律体系。但环境保护的法律控制和协调能力还不够，必须从如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a.法律体系自身内部的协调，消除内部矛盾； b.环境法律体系必须与市场经济相协调； c.环境立法必须与环境执法相协调； d.国内环境法必须与国际环境法相协调[10]。

（4）加强法律制裁力度。环保观念的不足必然影响到相应执法的力度，为此应该进一步健全执法机构，改善执法条件，强化执法手段，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同时理顺环境执法体制，解决执法机构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清的问题，尤其要建立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切实规范环境执法行为。还需要加大加强现场执法，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行为，推行环境执法责任制度。如我国新修改的《刑法》特别设立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对故意或过失实施了污染环境、破坏资源并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严重损失的各种犯罪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刑事责任。类似举措实为当今退耕还林还草、可持续发展之必需。

2、对部分不合理法条进行修改。

（1）有针对性地放宽林粮间作。林粮间作具有很好的生态优势。

结合林粮间作的生产实践，通过实验研究，认为林粮间作具有：林果带距小，对农作物的防护作用优于其它防护林；林粮立体种植，对光、热、水等自然利用充分；林粮根系分布不同，可以全面利用土壤养分；林粮优势互补，可以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11]。建议相关立法机关在听取林业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修改《退耕还林条例》，适当放宽退耕地林粮间作政策。当然，对于不适宜林粮间作的退耕还林地禁止任何形式的套种。

（2）退耕还林还草补助比照粮价，实行浮动补贴。退耕还林还草补助比照粮价，实行浮动补贴。改变现有补助标准为固定现金的政策，退耕换还林还草补助要根据当年的粮价上涨幅度和退耕地的最低产量、退耕面积对退耕农户予以补贴，实际这是一种保护农户利益不受损失的政策。如果农户没有退耕而是种粮，则会从粮价上涨中获取多余的利益，而且由于粮食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即使粮价下跌，农户种粮也不会形成太大的风险。所以，退耕还林还草补助盯住粮价，这与退耕还林政策的初衷是一致的，即“粮食换生态”[12]。

3、用法律保障退耕还林还草相关机制的建立。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十年有余，建立各类相关的后续机制已被人们提上日程，主要有：

（1）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即市场化运作方式保障退耕还林还草实施。不仅使退耕农户的损失得到最大补偿，而且可以保障生态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渠道[13]。

（2）后续产业的发展机制。发展后续产业是退耕还林还草成果得以长远保障的途径，是促进农民增收、实现“退得下、稳得住、能致富、不反弹”的根本措施。

（3）退耕还林还草的绩效考核机制。制定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绩效考评的指标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保护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

上述相关机制的建立完善，不应该只是林业、农业等部门的职责，法律也应发挥自身引导和保障作用。建议立法机关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使该类制度能够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参考文献

[1]　李育材（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在退耕还林工程建设10周年总结大会上讲话，2009-9-9.

[2]　秦玉才（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农林生态组组长）。巩固退耕还林成果解决退耕农户长远生计（答中国政府网记者问），2007.9.19.

[3]　退耕还林工程简报。国家林业局退耕还林办公室， 2008. 14（总124）。

[4]　陈祖海。退耕还林后续政策研究。科技创业，2006.10.

[5]　政策要览。农村工作通讯，2004.11.

[6]　黄富祥，康慕谊，张新时，退耕还林还草过程中的经济补偿问题探讨。生态学报，2002.4.

[7]　郭明瑞，唐广良，房绍坤。民商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8]　宋才发。西部民族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法律保障探讨。

[9]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2007.8.9.

[10]　宋才发。实施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决策措施的法律思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1.

[11]　高椿翔，高杰，邓国胜，焦桂英。林粮间作生态效果分析。防护林科技，2000.3.

第2篇：耕地法律法规范文

榆林退耕还林工程始于1999年，2000—2001年经国家确定搞退耕还林试点工作，2002年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大面积实施，十四年来国家共安排榆林退耕还林计划任务811．62万亩，截至2012年底，已全部完成。在推进退耕还林的过程中，榆林高度重视法律问题的研究和执行，严格执行造林质量追究制度，严肃退耕还林工作纪律，对违反规定的，将严格按照《陕西省退耕还林(草)检查验收责任追究(暂行)规定》，从严处理。目前，退耕还林在我国的西部地区普遍存在，退耕还林问题在西部各地区既有地域性的差别，也有大致相似的共性。榆林退耕还林还草中存在的法制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就在于，能够深入分析榆林退耕还林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复杂状况，进一步明确榆林退耕还林中对地方经济建设与环境建设的重要作用，从法制建设的角度增加社会对退耕还林还草问题的关注，特别是严格落实问题机制方面，让榆林退耕还林还草真正落到实处。目前，国内外对退耕还林还草中深入、系统地研究，在国内将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人们将通过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加大对退耕还林还草的研究和关注。

二、退耕还林问责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尽管近年来我国西部地区等的退耕还林工作取得了较大的工作成就，但是，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也相应的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缺陷。退耕还林问责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部分，重点探讨这些地区在实施退耕还林过程中，如何执行问责机制的，如何紧密结合法律法规执行的。

一是，退耕还林问责机制的责任有待于进一步明晰。有的地区在实施退耕还林问责机制过程中，存在职能部门职责分工交叉的问题，在一些职能的划分等方面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职责划定不清楚等问题，直接就会导致了退耕还林问责机制责任主体的模糊。也就相应的导致了各个职能部门之间往往容易产生和出现相互推诿甚至是扯皮的问题和现象。在同一个行政执行部门的内部，由于存在不同的层次和层级之间的人也往往容易出现和产生一定的职能交叉，责任权利不明确和职责模糊等问题和现象，甚至会出现了“责任真空”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退耕还林问责机制就无法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了。关于上述问题的解决，国家的《退耕还林条例》等都已经进行过明确的规定，对于各方面的责任和职责进行了一定的划分，但是，从实际的法律实务和操作的角度来说，退耕还林问责机制的落实仍然存在划分过于简单等现实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同一个职能部门的不同层级之间的权责利没有进行更加详细的规定。特别是在灌木的管理、种苗造林补助费、生活补助费等现实的问题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

二是，退耕还林问责机制的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我国最早实行的问责机制可以追溯到2003年，并且在各地相继建立健全，但是，从目前退耕还林问责机制执行来说，仍然存在退耕还林问责机制执行不够严格，甚至是比较乏力的现实问题。退耕还林问责机制的行政问责主体往往是局限于同一个职能部门的上下层级之间的集体式的退耕还林问责机制。其中，又往往是以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退耕还林问责机制为主。这就相应的导致异体之间退耕还林问责机制的难度相对较大。而对于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内部体制机制来说，退耕还林问责机制也是仅仅局限于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内部，从外部社会的角度来说，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因此，退耕还林问责机制其的公正性、可操作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主要是因为政府职能部门的内部之间，存在着长期以来形成的较为复杂的人事关系，如何进行公正的退耕还林问责机制处理，相对的也显得比较困难。因此，会导致某些政府职能部门的退耕还林问责机制不能很好的落到实处，即使退耕还林问责机制启动了，有某些人已经受到责任的追究了，但是，更多的是“走个形式”，责任主体没有得到应有的实质性的处罚。

三是，退耕还林问责机制的法律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自国家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以来，各地方也纷纷的制定出台了有关退耕还林的制度、办法、规章等，但是，纵观各地方的政策性文件，对于退耕还林问责机制方面的规定相对比较薄弱，主要原因就是没有给予足够多的重视，没有相应的退耕还林问责机制程序法对于退耕还林过程中发生的失职渎职等一系列行为予以相应的处罚规定。目前实行的《退耕还林条例》由于法律层次相对较低，因此，在法律的执行强制性和规范性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退耕还林问责机制程序执行等方面就会相应的存在一系列不规范的方面。与此同时，现行的有些关于退耕还林问责机制的规章制度的主要内容呈现出明显滞后的现行，没有能够做到定期修订完善，对于退耕还林问责机制出现的一系列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新现象规定不明确。因此，由于相对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作为坚强的后盾和保障，退耕还林问责机制的无法顺利的实施，退耕还林问责机制中的随机性成分也相应的增大。

三、退耕还林问责机制的法律对策建议

本文试图以榆林的退耕还林工程中存在的法制问题为蓝本，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为我国西部退耕还林工程法律研究，特别是退耕还林问责机制研究，提供更加方法的信息科研成果，进一步明确退耕还林工程对于区域环境建设的重要作用，力争进一步引发我国西部退耕还林还草中存在的法制问题的更深层次的研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新信息。为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是，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退耕还林问责机制的法律法规。建议研究制定出台退耕还林问责机制法律法规，将退耕还林工程上升为战略性工程，充分认识到退耕还林问责机制在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所能够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构建起退耕还林问责机制具有长期性、针对性、持久性的现实需要。伴随着退耕还林工程的纵深推进和进展，必须依托一部强有力的法律法规来规范退耕还林问责机制等问题，能够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能够有利于进一步的巩固10多年来退耕还林工程的宝贵成果，能够针对退耕还林问责机制各个责任主体的行为，始终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之内开展和进行，最大限度的提升退耕还林问责机制的执行力度，使得退耕还林问责机制更加趋于完善，更加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同时，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退耕还林问责机制有关的法律法规，尽可能的详细规定出各方面的退耕还林问责机制职责，进一步明确各方的工作责任，尽可能的减少和降低相关法律法规与制度层面的矛盾和冲突，使得退耕还林问责机制相关的规定更加的统一、更加的一致。

二是，建议进一步明确理顺退耕还林问责机制的权利职责。重点进一步明确不同部门之间退耕还林问责机制职责，一定要将退耕还林问责机制划分清楚。如果退耕还林问责机制职责不分清楚，则会有可能导致退耕还林问责机制实行的困难。长期以来，个别职能管理部门中的退耕还林问责机制划分不清楚，经常导致出现各级领导机构在违背退耕还林问责机制的同时，越权管理一些社会性的事务，甚至插手到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和管理过程中来，直接导致原本具有管理退耕还林的机构和工作人员相应的失去了管理权和决策权，一旦退耕还林的有些事务因为决策失误而造成一定的损失的话，那么，退耕还林问责机制的责任人的具体承担者则会不清楚，造成了退耕还林问责机制实施的困难。同时，建议进一步明确同一个职能部门上下级之间退耕还林问责机制职责，努力实现职能部门内部的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更加的法制化、合理化、制度化。

第3篇：耕地法律法规范文

论文摘要：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空白罪状，要参照《土地管理法》、《草原法》和《森林法》有关规定。前两个法律对此有相应的条款，但《森林法》没有规定非法占用林地构成犯罪的情形。《刑法》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为结果犯，而非行为犯，这不能切实加强对农用地尤其是耕地的保护。农用地对社会之主要利益为生态利益，是公共利益，这决定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客体应是国家生态安全，非社会管理秩序。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最初被规定为非法占用耕地罪。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解释，将该罪规定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根据法律的规定，该罪是结果犯，其犯罪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对象是农用地。在环境时代，当环境法益成为独立的法益并被纳入公共利益范畴之际，我国刑法有关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规定是否合理、科学，值得深入分析和思考。

一、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犯罪对象的分析

（一）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犯罪对象由耕地到农用地的演变

农业在我国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这决定了耕地的地位尤为重要。为有效和切实保护耕地资源，1997年《刑法》将严重破坏耕地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罪名是非法占用耕地罪。进入21世纪，破坏耕地以外的土地的现象也十分严重，有必要用刑罚加以保护。为“惩治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的犯罪，切实保护森林资源”，200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认为刑法第228条、第342条、第410条规定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关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这样，《刑法》第342条相应地被修改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法》第342条规定的罪名相应改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具体包含的罪名为非法占用耕地罪、非法占用林地罪、非法占用草地罪。据此，破坏农用地的犯罪对象从最初的耕地，扩大到农用地，包括耕地、林地在内。当然，其数量须达到一定程度时才成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犯罪对象。可见，耕地以外的农用地是在刑法修订之后成为刑法的保护对象的。

（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犯罪对象的分析

刑法理论通常根据条文对罪状的描述方式不同，将罪状分为叙明罪状、简单罪状、引用罪状和空白罪状。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刑法》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规定，显然是属于空白罪状。因此，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首先以触犯土地法规为前提，行为的具体特征在土地法规中已有规定。这样，对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理解，参照其他土地法规，即《土地管理法》、《草原法》和《森林法》等。

非法占用耕地应承担刑事责任在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中得到了规定。《土地管理法》

第74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占用耕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02年修订后的《草原法》也有非法占用草原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草原法》第65条规定，“……非法使用草原，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66条规定，“非法开垦草原，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于非法占用林地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是需要加以论证的。《森林法》第44条有关破坏森林资源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仅规定行政法律责任，并没有特别提及到破坏林地的行为应当承担责任。如果根据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林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破坏林地是“非法占用林地，改变被占用林地用途，在非法占用的林地上实施建窑、建坟……，造成林地的原有植被或林业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那么可以说，《森林法》第44条规定了非法占用、破坏林地的法律责任。但《森林法》的法律责任部分没有规定非法占用、破坏林地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可见，《刑法》有关非法破坏林地罪这一空白罪状要参照《森林法》的规定并不存在。这说明，《刑法修正案（二）》规定非法占用林地也构成犯罪和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没有相应的支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1998年修订《土地管理法》时，仅注意到要用刑法保护耕地，忽视了对林地的刑法保护。而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和实施，我国面临的二氧化碳减排的任务相当严重，发挥森林的固碳功能，要求切实加强对林地的保护。修改《森林法》中非法占用和破坏林地的刑事责任规定自然刻不容缓。

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犯罪客体的分析

（一）刑法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客体定为社会管理秩序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土地犯罪的主要形式。如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曾表示，2000年至2005年的727件涉土地犯罪案件中，非法占用耕地案件最多，共448件，占61.6%；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案件次之，共223件，占30.7%；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较少，只有56件。

犯罪客体直接反映出该客体作为利益的类型和作为利益的重要性的序位。即犯罪客体直接反映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从《刑法》关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规定可以看出，该罪的犯罪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刑法》的此种规定是不科学的。

（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客体应为生态安全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客体应为生态安全，因为农用地对社会之主要利益为生态利益，是公共利益。

农用地是土地的重要类型，对农用地价值的分析须以土地的基本理论为基础。197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其制定的《土地评价纲要》中，将土地定义为“土地是由影响土地利用潜力的自然环境总称，包括气候、地形、土壤、水温和植被等。它还包括人类过去和现在活动的结果，例如围湖造田，清除植被，以及反面的结果，如土壤盐渍化。”1994年《荒漠化公约》规定：“土地是指具有陆地生物生产力的系统，由土壤、植被、其他生物区系和在该系统中发挥作用的生态及水文过程组成。”可见，土地的公认含义中，土地是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生态价值。作为土地的重要类型，农用地的首要特征在于其是一种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生态价值。农用地的生态承载力不可估量，除能防止水土流失、改善区域气候外，还能吸纳污染物。如有观点认为，我国建设占用耕地情况与排污紧密相关，各类排污量与建设占用耕地的走势基本一致。有资料指出，1997～2004年的8年间，建设占用耕地每增加110×104hm2，废水排放量将增加4111×107t，固体废物产生量增加817×105t。耕地的减少必然导致整个环境净化污染物的能力下降，使整个土地的污染物增加，从而危及到整个生态安全挥着巨大的生态效益，更是众所周知的。

“刑法分则各章节的划分以及刑法分则各章的排列先后次序，主要是以客体（利益）为依据，并且反映出刑法对各种不同的客体（利益）的价值评价。”而农用地以发挥生态价值为主，从利益角度看，这种生态价值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公共生态利益。目前，公共利益作为独立的利益类型，已经得到了肯定。因此，如果全面考虑农用地的价值，尤其是农用地的生态价值，那么，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不仅危害国家有关农用地的管理秩序，更危害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如果说粮食上可以通过进口等途径来予以保障的话，那么，任何一国的生态安全只能自给自足，是不可能通过进口等方式解决和弥补的。这决定了无论从粮食安全还是生态安全角度看，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应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三、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作为结果犯的分析

（一）刑法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规定为结果犯

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达到非法占用耕地罪的犯罪标准，必须是非法占用的数量和毁坏的数量同时具备，两者缺一不可。这样，非法占用和毁坏在法律上是两个概念，非法占用的定义比较宽，只要是未经批准或者是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占用了耕地，就可以认定为非法占用耕地；而且，对耕地的占有必须是“数量较大”的行为，如“数量较大”是非法占用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

因此，非法占用耕地不一定毁坏耕地，须同时符合毁坏耕地的数量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将其规定为“耕地大量毁坏”，即指行为人非法占用耕地建窑、建坟、建房、挖沙、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非农业建设，造成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由此可见，在刑法中，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结果犯，而非行为犯。

（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作为结果犯是不科学的

我国《刑法》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规定为结果犯是否合理，是否能有效地保障国家耕地数量、质量，继而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是由农用地利用尤其是耕地利用的特点和耕地的法律地位决定的。

就农用地利用的特点而言，对耕地资源的破坏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恢复的，农用地的非农建设使用是不可逆转性用地。恢复为农用地的可逆性较差，尤其是因此减少的耕地面积对于粮食的减少而言更是刚性的，并且在耕地面积减少的比例中，比例是较大的。农用地尤其是耕地资源利用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对于只要非法占用的农用地数量较大，就应当作为犯罪加以对待。

此外，我国人口众多是不争的事实。而我国耕地情况又不容乐观，这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如此。我国人均耕地1.3亩，不足世界人均耕地的l/2，其中有1亿亩山坡地和边远劣地；人均耕地大于2亩的有12个省区，全都分布在东北和西北地区，日照和雨水等自然条件较差，除吉林、黑龙江两省能够调出粮食外，其他10个省只能自给甚至调入粮食；人均耕地1亩以下的7个省市在东南沿海，其耕地质量好，但多数为耕地大幅度减少的地区。666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警戒线，463个县人均耕地低于0.5亩的危险线。因此，“保护耕地，就是保护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耕地保障粮食安全的法律本位，需要刑法对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予以打击和制裁，预防耕地被大量破坏。

因此，将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规定为行为犯，可以防患于未然，使农用地得到及时的保护，以充分发挥刑法的预测、指引作用，使人们能预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刑法上的后果。实际上，《土地管理法》就将非法占用土地可以作为犯罪行为规定的。该法第76条规定，“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应是其他法律的保障。这样，非法占用土地作为犯罪行为应当得到刑法的肯定，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作为行为犯才更符合《土地管理法》的本意。

参考文献：

1、高法.严惩土地犯罪 单位倒卖土地负责人将判刑[EB/OL].中新网,2006-09-28.

2、赵其国,周生路,吴绍华,任奎.中国耕地资源变化及其可持续利用与保护对策[J].土壤学报,2006(4).

第4篇：耕地法律法规范文

关键词：退耕还林《退耕还林条例》

一、退耕还林工程概况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生态状况不容乐观。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6.9%，全国现有荒漠化土地267.4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总面积174.31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国土总面积的27.9%和18.2%，并以年均1.04万平方公里和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致使我国洪涝、干旱、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国家的生态安全受到威胁。1998年特大洪水、2000年春遭受的严重旱灾、2002年3月影响严重的沙尘暴天气，给人民敲响了警钟。人们认识到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林地作为重要的生态资源，能涵养水源、防风固沙、防止水土流失，净化水质和空气，为人类提供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林地也是众多动植物生存的场所与领地，在保护物种与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是，由于我国人多地少，“民以食为天”，在生存压力与粮食危机下，长期以来，山区尤其西部落后地区的人民开垦陡坡地种粮、毁林开垦情况严重，这些举措虽不得已，却是造成生态恶化、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粮食还有结余，具备了屏弃毁林垦地这种以牺牲生态换取口粮之做法的条件，同时在自然灾害的警示下，生态安全被提上日程。因此，在1998年洪灾后，国务院提出了“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措施，1999年8月，发出了《关于保护森林资源、制止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的通知》，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毁林开垦行为，大力植树造林。与之相呼应，1999年10月退耕还林工程率先在四川、陕西、甘肃开展；2000年3月，退耕还林试点工作在17个省（区、市）正式启动；2002年在全国215个省（区、市）全面铺开。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进展顺利。据统计，1999年以来，国家共安排退耕还林工程任务2.27亿亩，其中，退耕地造林1.08亿亩，宜林荒山造林1.19亿亩。国家累计投入495.8亿元，其中种苗造林补助费等基建投资118.2亿元，补助退耕农户生活费39.2亿元、补助农民粮食折合资金338.4亿元（粮食483.4亿斤）。据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退耕还林质量核查结果，2002年退耕还林的面积核实率为95.8%，造林质量合格率为89.6%。2004年全国安排退耕还林6000万亩。

同时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实现了经济与生态的双赢。首先“绿了山”，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平均增加2个多百分点，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减轻，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逐年下降；其次“富了民”，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工程实施使9700多万农民从补助中直接受益，人均获得生活费补助40元、粮食补助494斤，林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收入，各地积极探索生态经济型治理模式，大力建设基本农田，培育绿色产业，发展特色经济，拓宽了增收渠道，提高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另外还“育了人”，全民生态意识明显增强，通过工程实施，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遏制生态灾难、维护生态安全已成为社会对林业的主导需求，在基本生活条件得到满足后，人民对美化生活环境有着强烈的愿望，参与退耕还林生态工程建设的积极性提高。

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退耕还林开展5年来，总体上进展顺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对退耕还林目的认识不足，规划和计划不当，盲目扩大试点范围，增加了财政压力与实施难度。退耕还林主要是针对西部的生态改造，国家对退耕者补助粮食、现金、种苗费等，通过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来达到使其还林的目的，是“以粮食（金钱）换生态”，也是对人民既得利益的补偿。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并未真正理解退耕还林的生态意义，而是把它理解为国家扶贫措施，当之为“唐僧肉”，扩大范围，利益均沾，争夺退耕还林指标。例如，甘肃“先斩后奏”，村干部在计划任务未下达时，就动员村民大面积停耕掘洞以植林，然后层层以“既成事实”为由，要求上级政府“开口子”，以拿到更多的指标。但是国家计划任务仅能消化已造林面积的19.5％，尚有185.74万亩无法兑现补助粮款，同时已整耕地既不能造林，又影响耕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这样导致工程面积越来越大，无法突出重点，财力难以支持。既要保证政令的权威，考虑政策的连续性，避免一刀切，又要体恤黎民的疾苦，工程实施处于两难。

（2）对退耕还林政策把握不准，造林质量不高，原因有二，首先，生态条件恶劣，种苗量不足或质不优，加之“有人栽，无人管”，林粮间作，管护粗放，致使林木成活率不高；其次，在部分退耕地区，人民追求短期可得经济利益，还林时经济林、生态林比例不合理，经济林比例偏高，难以实现生态目标。

（3）有关配套政策法规落实不到位，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利于退耕还林的顺利实施。如基层管理不规范，补助兑现环节出现了违法违纪现象。补助粮以次充好，质量不合格；退耕还林资金管理不严，存在弄虚作假、虚报“造林实绩”冒领补助金现象，发生截留、挪用、挤占、套取和贪污行为，影响了工程建设。

（4）相关政策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中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新的法律规范，地方政府对一些政策的具体操作要根据本地情况立法，国家不能“一刀切”。例如按国家现行的政策对还经济林补助粮款5年，生态林8年，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特殊的气候和地理环境，5年内经济林无法产生经济效益，8年内生态林也无法见到生态效益，这个经济补偿标准就偏低。群众认为政策中补助年限短，贷款难，担心国家一旦停止补助，生活就难以为继。这不仅会挫伤农牧民退耕还林（草）积极性，而且直接影响整个西部的退耕还林战略的实施。因此在国家宏观与地方中观、微观层次上都需要针对具体实际进一步完善、改进有关法规，依法推进退耕还林进程。

（5）一些地方没有处理好退耕还林与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关系，不注重发展后续产业，解决长远生计问题，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退耕还林过程中若不能统筹考虑和解决好农民的吃饭、烧柴、增收等实际问题，只重眼前的补助，要想“退得下，还得上，稳得住，不反弹”则是一句空话。因此要保障成果，必须“以人为本”，将农民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结合，将生态目标与农村经济发展相结合。

三、加强法律手段，推进退耕还林

退耕还林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工程，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法律是国家林业政策与工程实施的重要保障，因此，我国将退耕还林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保证决策措施落到实处。

退耕还林实施以来，已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等多达数十部。国务院分别于2000年和2002年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2002年12月6日通过的《退耕还林条例》是我国首次专门针对某项工程而进行的立法；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关于工程建设、检查验收、资金管理、补助兑现等方面的办法、规章和标准；各地也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等，如四川省就制定了有关退耕还林资金管理审计、粮食供应、林权证发放以及贯彻国务院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地方法规等，云南省规定，除退耕地免征农业税外，种植的农林产品还免交农业特产税1—3年，丧失基本生活条件的农户，享受异地搬迁安置补助费。这些政策法规有力地指导、推进了工程的规范有序运行。

另外，我国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水土保持法》、《土地管理法》中均有退耕还林、林地保护、林业管理等方面的规定。

法律具有的强制规范性、连续稳定性等，使它在保障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保护和管理林业资源、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维护所有者及使用者权益方面有着引导、制约、促进的作用，因此，在退耕还林过程中，应梳理现有法规，使之相互补充、配合协调；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必须完善法律、严格执法，把国家有关政策落到实处，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推动工程的开展。

（1）普法。知法懂法是守法的前提，要宣传普及《退耕还林条例》、《森林法》等法规，加强全社会的林业法制教育，让干部群众真正懂得退耕还林的最根本目的是要恢复生态的多样性和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引导人民不断增强生态文明意识和法制观念，为退耕还林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使之弄清各自的权利义务，更好地依法行政、执法守法护法。

（2）依法编制规划计划。科学合理合法的规划和计划是保证工程质量、确保工程取得应有成效的基础。《退耕还林条例》第5条规定了“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原则，并设专章对规划的机构职责、范围、内容、程序、期限以及计划、实施方案、作业设计等作了详细的规定。明确规定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退耕还林总体规划、年度计划，主管全国退耕还林工作的实施，负责退耕还林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退耕规划、计划、年度实施方案、作业设计的编制，种苗培育的技术指导和服务，种苗质量的检验和监督，退耕还林项目的检查验收等。相应的国家林业局每年进行《退耕还林工程规划》的编制、报批工作，2004年5月26日又出台了《国家林业局、财政部重点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要本着先急后缓、突出重点的原则，合理安排退耕还林任务，增强治理的针对性，对生态区位重要或生态状况脆弱的区域优先安排，加大治理力度，而不是将退耕还林政策简单地看成扶贫措施，全面铺开，任务平均分配，导致该退的退不下来，不该退的也安排。作为工程实施的主管部门，林业部要进一步遵循生态优先、确保重点、因害设防、合理布局的原则，依法做好退耕还林规划工作；基层单位必须从气候、地理及经济等实际条件出发，并与环保、水土保持、土地利用规划、农村经济发展规划等衔接协调，因地制宜，制订退耕还林还草实施方案；执行单位要依据方案编制作业计划，具体落实方案的内容和要求。

（3）依法育林，保障质量。针对造林质量不高的状况，应落实法律，搞好种苗供应，落实管护责任，严格验收。《退耕还林条例》第三章“造林、管护与检查验收”对种苗来源与供应方式做了规定，同时应加强已有《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种苗管理办法》、《种子法》、《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执法力度，规范种苗生产供应行为，保障种苗供应的质量。在还林中还要“遵循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综合治理”，“坚持生态优先”，“退耕土地还林营造的生态林面积，以县为单位核算，不得低于退耕土地还林面积的80％。”（《条例》第23条）。应严格退耕还林合同的签定，通过对还林范围、面积、成活率、管护责任、作业方式、违约责任的约定，督促退耕者履行管护义务。林业局营造林质量稽查办公室要继续实行行政、技术负责制，进行全面质量管理，严格执行《关于造林质量事故行政追究制度的规定》，对质量事故实行行政责任追究制度，查处质量案件。并通过《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检查验收办法》规范检查验收程序、内容、标准和方法，建立县级自查、省级复查、部级核查＊＊检查验收制度，保证工程建设质量。

重建设轻保护是生态目标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因此林木保护是退耕还林的重要方面。要将保护已有植被、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放在优先的位置上，确保退下—片，管理一片，见效一片。《退耕还林条例》、《森林法》、《刑法》都强调对林业资源的保护，禁止复耕、毁林开垦、滥采乱挖等破坏植被行为，实行限额采伐制度，实施林地用途管制等，这些于退耕还林生态目标的实现，是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要严格执行。

（4）依法落实激励机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林农是林业资源最直接的经营管理者，保护其合法权益关系到他们退耕还林的积极性，也直接关系到林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国家为确保退耕还林生态目的的实现，依法规定了一系列政策，《条例》“资金和粮食补助”、“其他保障措施”两章中对退耕还林户的激励措施主要有：粮食、现金补助，农业税减免，林权保障等。“国家按照核定的退耕还林实际面积，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补助粮食、种苗造林补助费和生活补助费。”（第35条），解决了口粮问题；“退耕还林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其中退耕还林（草）所取得的农业特产收入，依照国家规定免征农业特产税。”（第49条）；“国家保护退耕还林者享有退耕土地上的林木（草）所有权”（47条），保障承包经营政策的连续性、长期性。对于这些激励措施，要严格落实，以免挫伤还林积极性。

《条例》规定“补助粮食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不得回购退耕还林补助粮食”，“退耕还林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截留、挪用和克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弄虚作假、虚报冒领补助资金和粮食。”并针对此情形在“第五十七条”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国家林业局2002年6月制定了《林业重点工程资金违规责任追究暂行规定》以进一步加强林业资金和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与监督，2004年4月13日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退耕还林粮食补助办法的通知》对完善粮食补助做了进一步规定，要求加大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兑现补助政策，接受群众监督，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在退耕还林过程中，应严格规范工程资金的使用拨付程序与补助粮发放程序，加强执法监督与公众参与，为工程实施提供保障。

地方政府应落实并细化《条例》的规定，针对农业税减免、林权证发放等制定当地的实施细则，遵循“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原则，及时发放林权证以确认、保障林农的承包经营权。退耕还林后其承包经营权期限可以延长到70年，只要权属明确、不改变林地用途和性质，其林木和林地使用权都可以流转，依法继承、转让、抵押、担保、入股等。在不破坏整体生态功能的前提下，退耕者经批准可以依法对其所有的林木进行采伐。政府要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法规措施来切实保障农民权利，引导农民自愿退耕。

（5）完善立法，健全配套政策。退耕还林工程史无前例，针对过程中已有的和新出现的问题，国家应不断完善和制定有关配套办法及规定，以立法的形式规范退耕还林的操作及优惠举措，保证政策的稳定性，给林农定心丸。不同省区内、不同生态环境下，退耕还林（草）政策如延长粮款补助数量、年限和林权证年限等，应有所不同，以消除农民后顾之忧。

目前国家已出台了《退耕还林条例》等法规，但还需要一系列操作性强的部门规章、办法，还要充实、制定荒漠化治理、天然林保护、公益林管理、林木和林地使用权流转、林业基金征收使用、工程质量监管等法规和规章，并应根据新情况对现有法律法规中经济补助、林种配置、退耕还林与综合开发等内容进行修订。地方各级政府应当根据《退耕还林条例》的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尽快制定和完善有关退耕还林还草的管理办法、标准等，形成以《退耕还林条例》为核心的退耕还林法规体系，使工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于退耕还林5—8年以后人民生活、地方经济、资源利用方面的政策、法规及技术规程，从现在起就要着手研究，早做准备。

（6）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协调观，走生态与经济相结合之路。《条例》第四条规定“退耕还林必须坚持生态优先。退耕还林应当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防治水土流失、保护和建设基本农田、提高粮食单产，加强农村能源建设，实施生态移民相结合”，这一指导思想，在退耕还林整个过程以及立法中必须遵循。

退耕还林是西部及全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关系到广大群众的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能否处理好二者关系是保障工程长效成果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协调观，把环境、经济、人口、社会作为整体，以人为本，处理好人与林、退耕与增收、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依法落实补助政策，保障近期收益；树立科学发展观，从长远规划，规范西部掠夺式开采方式，改变粗放型资源消耗模式，开展农村能源建设，发展绿色经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统筹人与自然，统筹经济规律与生态规律，在编制退耕还林作业设计时因地制宜、科学设计，发展一些既有较好生态效益、又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兼用林，选择适宜的林种、树种和配置模式，形成持续稳定的生态系统，又培植多种资源，发展后续产业，尽可能兼顾农民群众的长远生计问题，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起来，真正实现“退得下、还得上、能致富、不反弹”的目标。

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加速经济建设、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目标。据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作出了“加强林业建设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必须把林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等科学论断，确定了林业在生态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为加强林业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国债和新增财政资金要重点向“三农”和生态建设倾斜，给林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政策条件。退耕还林作为西部大开发与林业建设和生态系统恢复的重点工程，必将在此良好的机遇下得以更快更好的发展。

参考资料：

1、王迪生，《加强法律手段，规范退耕还林（草）》，《中国林业》2000年第4期；

2、李淑新，《《退耕还林条例》与生态环境建设》，《林业经济》2002年12期；

3、孙杰、赵承、王立彬，《绿色的长征——中国退耕还林纪事》，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4、宋才发，《实施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决策措施的法律思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第5篇：耕地法律法规范文

被告：德化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林宝浙，县长。

第三人：德化县赤水镇铭爱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周成赞，主任。

德化县的小铭、铭爱村同属一自然村的两个角落，属赤水镇管辖。土改期间，德化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小铭村拥有耕地365.06亩，铭爱村拥有耕地1278.96亩。1955年两村合为一个高级农业社，1957年拆分小铭、铭爱两个高级农业社。当时 ，小铭社包括铭爱周姓村民13户的耕地119.97亩在内，共有耕地482.20亩；铭爱社的耕地1073.97亩。1958年公社化时，小铭、铭爱合为小铭大队。1961年间，恢复为两个大队。“四固定”期间，小铭大队的耕地过拨给铭爱大队128.64亩（含原在小铭 大队13户周姓村民带回的119.97亩），实有耕地361.26亩，铭爱大队实有耕地1348.64亩。1964年至1965年间，在“四固定”基础上进行“查田造册”，小铭3个生产队共有耕地379.84亩，铭爱大队10个生产队共有耕地1251.17亩。1966 年两村合为“团结大队”，期间，生产队的结构未变动，各生产队仍按“四固定”确定的土地范围耕作。1981年，经晋江地区专员公署批准，将“团结大队”调整恢复为小铭、铭爱大队建制，小铭仍辖3个生产队71户，369人，耕地379.98亩；铭爱仍辖10个生产队，20 7户，1049人，耕地1217.44亩。1984年大队改名为村，至1990年底，小铭村拥有耕地为379.98亩，铭爱村拥有耕地为1217.44亩。1991开始，两村因耕种土地多次发生纠纷。

德化县人民政府在调解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于1994年3月25日以 德政（1994）49号作出《关于小铭、铭爱两村耕地争议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一、小铭、铭爱两村的耕地应以“四固定”基础上的“查田造册”和长期经营管理的情况作为事实依据，即按原管辖范围确权，小铭村耕地379.88亩，铭爱村耕地为1217.4 4亩。二、原小铭村郑满的耕地1.39亩，现耕地在铭爱村耕种，“查田造册”未办理过拨手续，鉴于1990年小铭村修公路、建学校占用铭爱村的小部分耕地，且至今没有给予调整或补偿，现以此作为互补，数量上的误差不再作调整变动。

小铭村村民委员会不服县政府的处理决定， 向德化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处理原则不当和显失公平，主要理由：1.自1957年成立高级农业社以来，所有的耕地、财产均由高级农业社统一经营管理，在涂姓三个生产队中，尚有周姓13户，当时小铭村管辖耕地579.31亩；1960年“四固定”期间 ，小铭村拥有耕地616.64亩。以上事实有当时的基本情况调查表和“四固定”土地清册及县财政局的土地变动情况统计表为据。2.小铭、铭爱两村，虽经历了分合过程，耕地从未明确划分，是两村共同管理、共同耕作、共同分配，两村的耕地及其他财产应属于共同共有财产，对共 有财产在调整为两个村时，应按照共同共有财产的分割原则处理。两村的纠纷，属于一个大队调整为两个大队，对财产分配的争议，而不是两村耕地权属不清的争议。被告以权属争议处理共有财产是处理原则不当。3.由于被告对事实认定失误，处理原则不当，所以导致小铭村现有人口5 70余人，仅分得耕地379.98亩，人均0.67亩，而铭爱村现有人口1300余人，分配耕地1300亩，人均1亩，可见处理显失公平。

被告辩称：自农业集体化以来，两村的经济组织体制虽经历了数次变动，但两村的耕地基本上是按历史耕作习惯，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经营管理。1961年至1965年间，进行了“四固定”和“查田造册”期间，小铭大队3个生产队共有耕地379.84亩，铭爱大队10个生产 队共有耕地1251.17亩。在1966年至1981年合并为“团结大队”期间，以及1981年重新恢复为小铭、铭爱两个大队至1990年，两村村民仍是在各自生产队的耕地上耕作，两村的耕地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查农业税计算清册，1990年小铭村耕地为379.98亩， 铭爱村耕地为1217.44亩。其耕地的争议，是1991年小铭村与铭爱村因耕种责任田才发生双方争议的。

第三人诉称：1.原告认为“四固定”时小铭村的耕地是616.64亩，但实际上其中应扣除划归铭爱村的周姓13户的耕地128.64亩和核销原“清灼农业社”重复计真的耕地126.52亩，扣除后只有361.26亩。当时，两村人均占有耕地是基本相当的。2.两村虽 经历了三次合分过程，但土地的耕作情况基本没有改变，两村的农业税也是按耕种土地亩数进行负担，不存在共同管理、共同耕作、共同分配的情况，因而不能以共同共有财产分割来处理。3.小铭村的耕地比较肥沃，亩产值和人均粮食产量均比铭爱村高。据查档案材料，1965年，小 铭村人均耕地1.31亩，产量339.2斤，铭爱村人均耕地1.69亩，产量297.5斤；1981年分队时，小铭村人均耕地1.01亩，产量216.5斤，铭爱村人均耕地1.13亩，产量198.1斤；1988年，小铭村人均耕地0.89亩，产量230.5斤，铭爱村 人均耕地0.97亩，产量170.7斤。根据上述事实和理由，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维持政府的处理决定。

「审判

德化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小铭村与第三人铭爱村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两村的经济组织体制虽有多次变动，但其耕地仍按各自权属范围耕种和管理，基本稳定。德化县政府对该两村的耕地争纷，以权属争议根据“四固定”基础上的“查田造册”和长期经营管理情况作为确权根据 并无不当，于法有据，该处理决定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政策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原告对被告认定的事实提出异议，在审理期间未能提出新的事实根据；要求对耕地作为共同共有财产按人口重新分配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且缺乏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该院于1994年8月26日作出判决： 维持德化县人民政府1994年3月25日德政（1994）49号《关于小铭、铭爱两村耕地争议的处理决定》。

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一、处理决定对拆队两村耕地的处理原则不当，对待两村耕地争议应以分割共同共有财产的原则，而不应作为权属争议处理。二、《处理决定》认定的两村管辖范围的历史事实不清。请求撤销德化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和 原审判决。德化县人民政府辩称：县政府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判决予以维持是正确的，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持。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土地改革后，小铭村与铭爱村的经济组织体制虽经多次变动，但两村所属生产队集体土地所有权未因管理体制的变化引起土地所有权变更，各生产队实际使用集体的土地是基本稳定的。原审认定德化县政府根据“四固定”为基础的“查田造册”和长期经营管 理情况，确定小铭、铭爱两村的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并无不当，于法有据，判决维持（1994）49号处理决定是正确的。上诉人诉称对待两村耕地争议应以分割集体公有财产的原则处理等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 第（一）项的规定，该院于1995年5月10日作出的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是一宗涉及久远历史和群众性纠纷的案件，审理中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如何认定两村土地争议的性质问题 准确认定案件争议的性质，关系则如何根据案件的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法规，依法正确地进行裁判。它涉及到案件的处理结果。本案对于小铭、铭爱两个行政村土地争议的性质，在县人民政府调查处理和人民法院审理裁判过程中，都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耕地作为农村 集体所有的主要财产，在两村分队之前，没有明确地划分，都是共同管理、共同使用（耕作）、共同分配的，是统一存在于一个经济组织的共同共有的财产。因此，应当根据这样的事实，来确定争议的性质，进而依法正确处理。另一种意见认为，经查土地改革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土地籍册 材料，充分证实小铭、铭爱两村行政区域虽经数次分合，但两村村民均在各自生产队的土地上耕作，而作为生产分配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其结构都是基本稳定不变的。特别是两村在1961年至1966年分为两个大队期间，经“四固定”和“查田造册”，将土地固定到了生产队。因 此，1966年两村由两个大队合并为“团结大队”时，没有因大队的合并而引起生产队结构的重新调整；1981年两村的行政体制又分为两个大队，也是恢复原来建制，而不是重新划分管理区域调整生产队结构。1981年分队时，晋江地区专员公署的批文也明确批复：调整恢复为原 来的两个大队。因此，两级两审人民法院肯定县政府对两村土地争议性质的认定，是正确的。

第6篇：耕地法律法规范文

关键词：发达国家 城市化 耕地保护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ses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Japan, South Korea, France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the practice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sums up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of the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general experience, aim to be our country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work to provide a certain significance.

Keywords: developed country urbanization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F301.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均有大幅度提高；我国有限的耕地资源不仅要满足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对耕地的正常需求；而且我国特殊体制下形成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模式，以及我国经济发展过程有的“开发区热”和“大学城热”等圈地现象已经对我国有限的耕地资源形成了较大的压力。因此参考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切实搞好耕地保护工作，是关系到我国能否走好城市化道路的关键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确保粮食安全的必要举措。

二 美国：从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到全面保护耕地数量和质量

美国是世界上实现城市化较早的国家之一。美国城市化进程中对耕地的保护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为满足工业化、城市化对农产品的需求，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增加耕地经济供给的有力措施。如制定引导西部开拓垦殖的政策，拨款支助兴办灌溉工程，加强农地改良工作，提高耕地质量等。使得美国农业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同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第二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过去长期的大规模耕地开垦，美国产生地力下将、水土流失、城市和其他建设大量占用耕地等严重问题，为此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对策从数量和质量上全面保护耕地。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1）立法措施。制定《土壤保护法》及一系列法令将土地管理和水土保持纳入法制轨道，颁布《农地保护政策法》及一些修正案保护农地，一些州也通过制定自己的法律从规划、税收等角度规范着农地非农化行为。

（2）规划与分类用途管制制度。美国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具有法律效应，作为土地宪法使用，从总体上控制城市发展和扩张，并且通过定期修改和规划，来适合社会发展的要求。20世纪60年代以来，农地保护成为美国地方规划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规划措施包括：①农地估价与用途确定，采用科学方法监测土地利用动态，评估土地质量，以划定优质农地边界。②划定城市增长边界（UGB），只有在增长边界内的土地才能在某一特定的时间转变为城市用途，以此控制城市增长速度。③农业区划政策，即把农业用地和工业用地一样严格划片，农业区内的土地严禁转为它用。

（3）经济措施。如政府和农场主签订合同，通过休耕、轮耕的措施保护地力。对农地保留农业用途的退税、减税等优惠。

（4）公众参与。通过媒体宣传增加公众环境意识、资源危机意识、社会福利意识。通过财政刺激鼓励公众参与农地保护。

三 英国：从不重视到严格实行耕地保护

英国是典型的土地私有制国家，其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耕地保护工作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英国通过其殖民地及贸易进口获得工业化、城市化所需的农产品，重视发展工商业，忽视耕地保护，使得英国耕地面积迅速减少，农业明显萎缩。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面对殖民国的独立、本国耕地减少的情况，英国采取一系列措施严格保护耕地。

（1）制定《城乡规划法》及相关法律，实行先审查后开发的用地许可制度。

（2）进行土地调查，分类定级，控制建设用地，合理安排用地。

（3）开展环保型农业，提高土地质量。

（4）英国城市规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城市围墙”政策，主要是通过绿化带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率和保护乡村美丽风景，同时保护了农地。

四 日本：从城市化初期就开始重视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全面保护

日本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耕地资源稀缺的国家。但是，日本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了与美国差不多的城市化水平，同时付出比较小的用地代价。战后日本农地非农化的特征可以概括成：与“农民非农化”和“市民化”基本同步，与耕地保护、土地集约利用相结合，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法律政策的引导下开展。较好的解决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人多地少与农地非农化的矛盾，走出一条节约有限土地资源的城市化道路。其在耕地保护方面的工作主要有：

（1）建立庞大而健全的农法体系，将农业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如《土地基本法》《耕地法》《土地征用法》等多部法律涉及耕地保护的内容。在市场机制的冲击下，日本的农田依靠法律的保护得以保全，耕地减少的速度。

（2）合理的农地分类利用规划。日本将农地划分为市街化（即城市化）调整区域以外的农地和市街化调整区域内的农地两大类。市街化调整区域以外的农地分为三种A第一种是土质优良、生产效率高的农地，机械化作业的农地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道路、水渠等公共设施。这种农地划为农业保护区。第二种包括将来市街化发展需要占用的农地、生产效率低的农地、规模较小（20hm2以下）的农地。第三种包括都市设施区域内的农地、市街地内或之间的农地.这类地域大多为建筑物，农地较零散。政府鼓励并引导使用第三种农地进行非农建设；在第三种农地不能满足非农建设需要时，可以使用第二种农地；第一种农地为永久性的，不准进行非农建设。市街化调整区域内的农地分为甲种农地和乙种地。甲种农地指高产良田,乙种农地指甲种农地以的农地。甲种农地原则上不得动用,乙种农地可以动用并对动用农地的程序进行了严格规定。

（3）利用大城市集聚效应减少占用耕地。战后日本形成东京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和阪神都市圈三大都市圈，集中了日本的80%的人口和经济密度，对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很高，这种区域经济模式对节省用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4）开展环保农业，提高土地质量。

五 韩国：农地保护和充分利用

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通过实施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城市化战略，从一个落后的小农经济国家成为新兴的工业国家。但是，随之而产生的农地转换为非农用途使农地绝对数量减少，农业经营的市场竟争力较弱、农业利润偏低而使农地荒芜和地力减退等问题都严重影响了韩国农业的发展。为了保护和充分利用农地资源，韩国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形成了一整套农地保护制度，取得了显著成效。

农地保护方面，1994年韩国重新制定《农地法》，规定应对农地进行保全和适于公共福利的管理，其法律措施有：①依法确定农地的类型。农地保护利用法把农地分为绝对土地和准土地，绝对土地是特别法律规定的土地和农林部指定的土地，并严禁用于农业以外的用途。②限制农地转用，实行严格的转用许可制度，并进行监督。③设立农地基金。从1981年起农地转用者签订农地转用许可协议时必须缴纳农地开发费，这些替代土地造地费和基金运用产生的效益成为农地基金的来源，用于各项造地事业。

农地充分利用方面，公布了农地扩大促进法及其实施规则，内容包括：①农地的所有者和利用者有诚实耕作的义务。②对闲置土地或者连续两年未达到农林部规定的基准收获量或栽培基准的农地采取代耕措施。③实行农地振兴地域制度，促进农地改良，包括物质条件的改良以及权利归属状况向有利于规模化经营的方向调整。

六 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几点特征与启示

（一）将耕地保护置于完备的法律体系保护之下

纵观各发达国家对耕地保护乃至整个农业的实践过程，无不重视法律对其的规范引导作用。我国目前急需建立一套以科学的耕地用途转变约束机制和管制制度为核心的耕地保护法规、法律保障体系，确保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合理利用和保护好宝贵的耕地资源。

（二）加强用地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是实施农地保护的基础和根据，以规划为指导实施农地保护具有明确方向，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应该把城市发展和乡村保护相协调的理念渗透到规划理念中去，并且鼓励公众参与到规划中来，此外，是否能够效仿英国实行“绿带政策”控制城镇扩张也是一个值得试行的办法。

（三）进行农地分类规划，实行有层次的保护力度

国外的耕地保护理念告诉我们，对于耕地的保护，首先要确定保护特殊的土壤资源、特殊的土地利用方式、特殊的利用方式。对于这些特殊的耕地资源形式，必须确定下来，严格保护，因为这些资源一旦损失，就会消逝。

（四）集中型城市化道路

由日本耕地保持与城市化发展互动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及城市化和耕地面积保持相对稳定并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城市化发展有可能使耕地流失趋向缓和，甚至可能是耕地面积的增加，其关键在于要选择合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和土地利用方式。中国要实现城市化水平提高和保持耕地面积的稳定，应选择集约化的城市发展思路，适度实施大都市区发展战略，走集中型的城市化道路。大都市是高度集约的土地利用模式，以很少的土地和较多的资本投入结合，创造出大量的财富和就业；同时通过局部集约紧凑的发展，换来自然赋予人类大尺度的绿色开敞空间，包括农田、草地、森林和水体等。世界各地经验表明大都市是最具活力的城市，因此不妨把发展大都市作为一项国家战略。

（五）公众参与

借鉴国外保护农地的成功做法，通过经济手段解决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由于进行了耕地保护而失去开发权的农民进行补偿，要通过设置开发权转移、税收等使为区域耕地保护作出贡献的人能够同时得到发展，政府保护的目标转化为农民保护耕地的动力。同时耕地所特有的乡村景观，是城市人向往的，要唤起人们对耕地新的价值―环境价值、景观价值的认识，从而引导对耕地保护的观念转变，将耕地保护变为广大市民的一种自觉行为。

除上述略述的几点经验启示之外，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保护实践还有很多值得探讨和思考的问题，我国须在认清本国国情的前提下认真研究，大胆实践，处理好城市化与农地保护的关系，保障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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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忠学,杨兴权等.韩国的农地保护与开发[J].农业经济,2004(12):62~ 64.

[3]简新华,张国胜.日本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农地非农化”[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6):95~100.

[4]张安录.美国农地保护的政策措施[J].世界农业,2000,1: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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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许宝健.城市化进程中的农地转用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作者介绍：

第7篇：耕地法律法规范文

一、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批准在耕地上建房。对不符合建房条件和用地规划非法占用耕地的已建成房屋（包括临时搭建简易房屋、构筑物）以及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房的，一律由市国土资源部门责令自行拆除，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的，由市国土资源部门立案查处，依法。

二、严厉打击擅自买卖农村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和占用耕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查处，没收非法所得，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市国土资源部门要严格报批程序和依法执行报批制度，严格控制城市居民到农村建房。

三、严格实行基本农田保护“五不准”，即：不准（除法律规定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外）非农业建设占用基本农田；不准以退耕还林为名，将平原地区耕作条件良好的基本农田纳入退耕范围；不准占用基本农田植树造林，发展林果业；不准在基本农田内挖塘养鱼和进行畜禽养殖，以及其它严重破坏耕作层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准占用耕地新建砖瓦窑，不允许从耕地取土烧砖。

四、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进行其它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对已造成基本农田破坏的，用地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复垦。

五、禁止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使用宅基地，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每一户用地面积使用耕地不超过130平方米，使用荒山、荒地不超过210平方米，使用其他土地不超过180平方米。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

第8篇：耕地法律法规范文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 耕地保护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的耕地难免会遭到一定的破坏，耕地面积将逐年减少。2005年度土地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现有耕地为18.31亿亩，人均耕地为1.4亩。 而在9年前的1996年， 全国的耕地数是19.51亿亩， 人均耕地为1.59亩。9年间中国的耕地减少了1.2亿亩， 并且这种减少有递增趋势。地资源的极其特殊性决定了土地问题尤其是耕地问题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因此，在开展新农村建设的同时， 正确处理好新农村建设与耕地保护的关系， 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我国的耕地资源， 已迫在眉睫。

一、新农村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耕地数量及质量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耕地保护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者之间有无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之间都存在着某种联系。新农村建设与耕地保护就存在着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联系。

第一，新农村建设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耕地保护。新农村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要有一定的土地做保障。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只有做到农民富才能国家富，只有做到农业强才能国家强。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党中央和国务院掀起了新农村建设的浪潮。新农村建设是一次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城市化的社会大运动。我们知道，土地是城市的依托，城市化必然要有一定的土地做保障，同样，新农村建设也就必然要占用大量土地，这就必然会使部分耕地遭到破坏。如为改变农村脏乱差、房屋破旧散和农村交通不便、饮水困难的落后现状，必须占用部分耕地用于旧、危房改造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再如，农村经济要发展，新农村建设要成功，就必须要有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做引擎，这些工业设施的建设也会使耕地保护受到一定的影响。

第二，耕地保护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在需求。新农村建设的第一要务是耕地保护。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是丰富的，排在第一位的是发展生产，而农村发展的基本任务是振兴农业，保护耕地尤其是保护基本农田，就成了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正如总理在两会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土地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道理不难理解，因为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是农民致富之本，农业发展之源。耕地的保护和建设，必然带来农业生产的进步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第三，耕地保护工作做得好与坏直接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与否。新农村建设的第一要务是保护耕地，因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没了土地，农民就没了命根子。所以，保护耕地就是保护好农民的命根子，使农民致富有更好的前提与更好的机会，否则，假借新农村建设的大势，冠冕堂皇地滥占耕地，挖了农民的命根子，就会让农民致富成为无源之水，成为一纸空谈，也违背了新农村建设的初衷，最终导致新农村建设的失败。

二、缓解新农村建设与耕地保护矛盾的建议

1．完善立法，强化落实。

当前，我国的法律还不够完善，仍存在许多漏洞和法律空白，土地立法同样也不例外。要做好耕地保护工作，首先就应该从立法方面入手，对一些有遗漏、有问题的立法加以修正。如：《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该条款值得商榷之处在于对“公共利益”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有人认为“公共利益因非常抽象，可人言人殊”。公益性征地和非公益性用地的界限不明确，土地征收(用)的“公益性”容易被异化。再如：第三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要求占用耕地的单位将所占用耕地耕作层的土壤用于新开垦耕地、劣质地或者其他耕地的土壤改良”。其中“可以”两个字弱化了该条款的严肃性，同时也使执行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基于我国耕地数量不断减少、耕地质量有所下降的状况，还应从非农建设用地、教育用地及耕地质量保护三个角度，完善我国耕地保护法律制度。比如非农建设用地法律规定方面，应明确土地的所有权，尤其是集体所有土地的权属问题；教育用地法律规定方面，关键是对“公益用地’进行界定。有学者指出:“当前许多‘大学城’内不仅仅是教学设施及配套用地，如此众多的‘大学城’，显然是教学科研消化不了的，实践中许多‘大学城’都同时集商贸、房地产、文化、娱乐于一体，即通过划拨方式提供的大学城用地相当一部分是用在非教育用途上。”由于“大学城”的兴建是耕地锐减的又一重要原因，因此，当务之急便是制定一部专门的全国统一的教育用地使用的法律，对公共利益进行严格界定，对教育用地与非教育用地进行严格区别，从而制止“大学城”对耕地的圈占。耕地质量保护法律规定方面，要针对目前我国关于耕地质量保护的规定零散且操作性不强的现状，制定出系统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并同时大力推行《环境境保护法》，因为这是制止农田遭受污染的有效途径。

当然，法律完善了，落实不好，执行不到位也是徒劳的，所以必须完善法律监督制度，构建一个严谨合理的法律监督体系，充分发挥监督体系的监督作用，为好的立法得以贯彻实施提供制度保障，这是最关键最实际的一步。落实不到位，再好的立法都将显得空洞无力。

2．严格执法，改革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绝不是对以前概念的简单重复，而是有着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因此，首先我们应该抛弃过去那种由政府包办代替一切，要项目、要政绩，大搞样板工程的思想，重新树立政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地位，然后再从这个思路出发，提出对策。

首先，建立新农村建设土地保障措施。要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和国土资源部《关于坚持依法依规管理节约集约用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精神，切实履行保护资源、保障发展、维护权益、服务社会的职责，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严格执行审批制度，科学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规划指导新农村建设用地。新农村建设一定要体现科学合理用地，倡导节约型用地，通过科学规划、村庄整理，盘活存量闲置用地，积极开展节约型新农村建设。对乡镇文化站、村委会办公场所、村民活动中心和文化室等公共基础设施非农建设用地，确需建设并占用农用地的，必须符合规划和计划，依法上报审批。农村宅基地建房尽量使用荒地、荒坡，少占或不占耕地，严格按国家和地方土地管理的有关规定，审批农村村民建住宅及生产辅助设施用地。

其次，对土地管理进行改革创新。新农村建设涉及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其核心是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达到这一目标的根本措施是城镇化、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这些措施与土地管理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就要求国土资源管理在制度和政策上要有所创新，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从城镇化战略上来讲，应当引导村民向居民转变，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条件，建立小区，将农民就近转入非农产业就业，走乡村城镇化道路，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同时，加快农村土地产权建设，明确集体土地产权主体，颁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适当下放集体土地处分权等措施，将是今后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之一。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中，将伴随着大量的征地行为，我们还应对征地制度进行改革，对征地补偿安置方式进行创新。可以通过提高土地补偿标准来减少农民的损失，也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安置失地农民，但问题的关键还是解决征地制度中存在的公共利益、征地范围、监督管理等问题，通过片区地价和农用地分等定级做到同地同价，合理确定补偿，完善社会安置保障，建立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制度。

3．引进科技，提高效率。

从目前社会经济发展态势来看，我们不能对增加耕地数量寄予希望，所以我们只能在实行严厉的耕地保护政策、严格控制耕地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引入科技力量，出台科技措施，从科技层面上提出对策，提升耕地质量和土地利用率，以提升耕地的潜在数量，满足新农村建设的耕地需求。

首先，从科技投入方面入手，加大科技投入，支持科技扶农政策，争取建设一批农业专门研究机构，鼓励科技发明和创新，为科技兴农政策注入资金保证，也为提升耕地质量和土地利用率的科技研究提供资金保障。

其次，从人才培养方面入手。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大环境下，人才方面我们也应该实施城市反哺农村的战略，政府应该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引导相关优秀人才服务农村、服务农业，同时也应该建立农民大学，挖掘农村本土技术能手进行培养。只有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才能更好的实施人才兴农战略，为耕地保护的科技研究提供智力支持。

第9篇：耕地法律法规范文

【关键词】退耕还林 问题 法律手段

一、退耕还林工程概况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生态状况不容乐观。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36.9%，全国现有荒漠化土地267.4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总面积174.31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国土总面积的27.9%和18.2%，并以年均 1.04万平方公里和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致使我国洪涝、干旱、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国家的生态安全受到威胁。1998年特大洪水、2000年春遭受的严重旱灾、2002年3月影响严重的沙尘暴天气，给人民敲响了警钟。人们认识到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进展顺利。据统计，1999年以来，国家共安排退耕还林工程任务2.27亿亩，其中，退耕地造林1.08亿亩，宜林荒山造林1.19亿亩。国家累计投入495.8亿元，其中种苗造林补助费等基建投资118.2亿元，补助退耕农户生活费39.2亿元、补助农民粮食折合资金338.4亿元（粮食483.4亿斤）。

同时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实现了经济与生态的双赢。首先“绿了山”，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平均增加2个多百分点，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减轻，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逐年下降；其次“富了民”，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工程实施使9700多万农民从补助中直接受益，人均获得生活费补助40元、粮食补助494斤，林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收入，各地积极探索生态经济型治理模式，大力建设基本农田，培育绿色产业，发展特色经济，拓宽了增收渠道，提高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另外还“育了人”，全民生态意识明显增强，通过工程实施，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遏制生态灾难、维护生态安全已成为社会对林业的主导需求，在基本生活条件得到满足后，人民对美化生活环境有着强烈的愿望，参与退耕还林生态工程建设的积极性提高。

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退耕还林工作开展以来，总体上进展顺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对退耕还林目的认识不足，规划和计划不当，盲目扩大试点范围，增加了财政压力与实施难度。退耕还林主要是针对西部的生态改造，国家对退耕者补助粮食、现金、种苗费等，通过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来达到使其还林的目的，是“以粮食（金钱）换生态”，也是对人民既得利益的补偿。

2.对退耕还林政策把握不准，造林质量不高。原因有二：首先，生态条件恶劣，种苗量不足或质不优，加之“有人栽，无人管”，林粮间作，管护粗放，致使林木成活率不高；其次，在部分退耕地区，人民追求短期可得经济利益，还林时经济林、生态林比例不合理，经济林比例偏高，难以实现生态目标。

3.有关配套政策法规落实不到位，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利于退耕还林的顺利实施。如基层管理不规范，补助兑现环节出现了违法违纪现象。补助粮以次充好，质量不合格；退耕还林资金管理不严，存在弄虚作假、虚报“造林实绩”冒领补助金现象，发生截留、挪用、挤占、套取和贪污行为，影响了工程建设。

4.一些地方没有处理好退耕还林与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关系，不注重发展后续产业，解决长远生计问题，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退耕还林过程中若不能统筹考虑和解决好农民的吃饭、烧柴、增收等实际问题，只重眼前的补助，要想“退得下，还得上，稳得住，不反弹”则是一句空话。因此要保障成果，必须“以人为本”，将农民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结合，将生态目标与农村经济发展相结合。

三、加强法律手段，推进退耕还林

退耕还林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工程，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法律是国家林业政策与工程实施的重要保障，因此，我国将退耕还林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保证决策措施落到实处。

法律具有的强制规范性、连续稳定性等，使它在保障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保护和管理林业资源、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维护所有者及使用者权益方面有着引导、制约、促进的作用，因此，在退耕还林过程中，应梳理现有法规，使之相互补充、配合协调；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必须完善法律、严格执法，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普法。知法懂法是守法的前提，要宣传普及《退耕还林条例》、《森林法》等法规，加强全社会的林业法制教育，让干部群众真正懂得退耕还林的最根本目的是要恢复生态的多样性和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引导人民不断增强生态文明意识和法制观念，为退耕还林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使之弄清各自的权利义务，更好地依法行政、执法守法护法。

2.依法编制规划计划。科学合理合法的规划和计划是保证工程质量、确保工程取得应有成效的基础。《退耕还林条例》第5条规定了“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原则，并设专章对规划的机构职责、范围、内容、程序、期限以及计划、实施方案、作业设计等作了详细的规定。

3.依法育林，保障质量。针对造林质量不高的状况，应落实法律，搞好种苗供应，落实管护责任，严格验收。《退耕还林条例》第三章“造林、管护与检查验收”对种苗来源与供应方式做了规定，同时应加强已有《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种苗管理办法》、《种子法》、《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执法力度，规范种苗生产供应行为，保障种苗供应的质量。在还林中还要“遵循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综合治理”，“坚持生态优先”，“退耕土地还林营造的生态林面积，以县为单位核算，不得低于退耕土地还林面积的80％。”

4.依法落实激励机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林农是林业资源最直接的经营管理者，保护其合法权益关系到他们退耕还林的积极性，也直接关系到林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国家为确保退耕还林生态目的的实现，依法规定了一系列政策，《条例》“资金和粮食补助”、“其他保障措施”两章中对退耕还林户的激励措施主要有：粮食、现金补助，农业税减免，林权保障等。“国家按照核定的退耕还林实际面积，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补助粮食、种苗造林补助费和生活补助费。”，解决了口粮问题；“退耕还林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其中退耕还林（草）所取得的农业特产收入，依照国家规定免征农业特产税。”；“国家保护退耕还林者享有退耕土地上的林木（草）所有权”，保障承包经营政策的连续性、长期性。对于这些激励措施，要严格落实，以免挫伤还林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