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研究精选(九篇)

第1篇：传统文化研究范文

一、周村大街的历史背景

周村古商城位于山东省淄博市西部，主要街区有周村大街、银子市街、丝市街等，是江北地区保存最完善的明清商业古街，有着“天下第一村”的美誉。古商业城的主要街道，即周村古大街是周村最大、最古老的一条商业街。纵横交错的街区、鳞次栉比的店铺、风格迥异的建筑赋予了周村古大街独特的魅力。它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在明崇祯九年大街的基本形态初步形成。到清朝后期，章丘旧军孟氏“祥号”来此经营，远近闻名的商人竞相前来投资经商，大街慢慢形成了以布行、杂货为主要经营对象的市场交易中心。到清朝光绪三十年间，大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商业贸易经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发展，大街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大街虽然不大，但每日能进千斗金。大街的南面起点为丝市街与银子市街的交口，往北一直到朔易门，北极阁横跨在大街中间，将大街分为南北两部分，现在保存最完好的是南段部分。有着数百年商埠文化的周村，给后人留下了商埠林立、颇具周村特色的古民居建筑，对重现历史和古商业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民俗文化

美国建筑理论家阿莫斯•拉普普曾说过，“民俗传统直接而不自觉地把文化的需求和价值、人们的欲望、梦想和情感转化为实质的形式，它是缩小的世界观，是展现在建筑和聚落上的人民的理想环境。”建筑自古以来就有两种功能，即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因此用建筑来表达精神无可厚非。周村每年元月十五都有扮玩活动，一共进行7天。高跷、龙灯、芯子、旱船等具有周村当地特色的民间传统娱乐活动应有尽有，各家各号门前张灯结彩，一家比一家热闹、精彩。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郑陶庵曾经在他的散文《天下第一村观灯》中形象生动地描绘了1930年正月周村扮玩的盛况。各家各号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光顾，往往在青砖白石的墙面上插广告招牌旗子、挂红灯笼。另外，牌楼门不仅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也是民俗文化的象征。在大街的最南头屹然树立着一座标志性建筑——独立式牌楼门，四柱三间三楼（即三个屋顶）的形式，四根立柱虽然都用砖墙包砌，但总体上保留了牌楼门的传统形式，上面赫然写着“大街”两个醒目的大字，商铺林立的局面由此打开，盛况仿佛就在眼前。

三、商埠文化

（一）商埠的发展历程

周村大街全长1300多米，前期是由晋商开发，中期南方商人加入进来，到后期，章丘旧部军队势力以孟氏为代表的山东民族工商业者实现了大街的繁荣。因此，在周村古大街的许多商铺中仍保留了晋商、齐商的传统建筑风格，如票行的店门就有山西特色。

（二）商埠建筑的特点

临街商埠大多都是两层建筑、传统的商业建筑形式，也有民国时期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式。砖结构和木结构是大街的主要建筑结构形式，大部分建筑屋顶以硬山坡为主，以青瓦铺盖其上。墙面主要为青砖白墙饰面，临街窗户多采用传统的支摘窗，院内内门门洞采用小型拱卷的形式，而且在拱卷上刻有精美的砖雕，但是受跨度的影响，宽度一般都略窄。建筑布局为前铺后厂（仓库）或前铺后宅，在建筑空间布局上多以四合院为主，一般为三进院、四进院和五进院。院落形制既有北京四合院的特点，又有当地独特的商埠文化特色。

四、宗教文化

大多数周村人信奉道教和佛教。周村人信奉的道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教，既不信奉老子，也不炼丹、辟谷，而是信仰山神泰山东岳大帝的女儿碧霞元君。周村人亲切地称她为泰山奶奶。信仰佛教是信奉观音菩萨，有的商家会在店里设案上供观音菩萨。所以，在周村大街的商埠里往往会看到这些宗教文化的缩影，再后来随着商业的发展繁荣，信仰的种类也开始增多。

五、吉祥文化

《易•系辞上》记载：“吉，无不利。”《易•系辞下》载：“吉事有祥。”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瞿明安在其主编的《中国象征文化》中指出：“吉祥图案又称为‘瑞英图’或‘吉祥画’，是表现喜庆、祝福和善的图案。通过某种自然物象的寓意，谐音或附加文字等形式来表达人们的愿望，理想的图案。”运用手法有谐音法、借喻法、比拟法，综合概括法等。周村大街的大多数建筑构件，如樨头、抱鼓石、柱础、额枋上刻有寿桃，代表福寿延绵。四合院里有的照壁上雕刻有五福贺寿、缠枝葡萄、莲生贵子，运用隐喻手法表达美好的愿望。屋脊兽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放置在房屋、宫殿等房脊上的雕塑作品。汉族古建筑上的跑兽最多有十个，分布在房屋两端的垂脊上，由上至下依次是：行什、斗牛、獬豸、狎鱼、狻猊、海马、天马、狮子、凤、龙。在周村传统建筑的屋脊上只保存了5个，逢凶化吉，是古建筑等级制度的体现。

结语

第2篇：传统文化研究范文

 

然而，就在各国热衷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之际，我们国内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却远远低于其它国家，这不得不说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在自己平时的教学中，应该如何将传统文化渗透到自己的语文教育教学中，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呢?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简单阐述一下自己的所思所想。

 

随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随之迅速提升。这个曾经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如今终于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中国的崛起，引起 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就有着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国，在它崛起之际，中国的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倍受关注，一时间我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各地兴起，孔子学院、孔子的雕像也开始出现在其他国家。

 

然而，就在各国热衷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之际，我们国内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却远远低于其它国家，许多人却沉迷于国外的动漫，追求国外各种名牌服饰。经常在报纸上可以见到，中国人到国外消费是多么的一掷千金，挥金如土。

 

基于这种情况，海外代购应运而生，并且在国内做的风生水起。其实，在此种行为的背后，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观念，无疑不是崇洋媚外的表现之一。而他们对自己本国的传统文化却知之甚少，并且几乎毫无兴趣。这不得不说是一件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

 

因此，主席曾在看望北京师范大学师生时提到，应该把传统文化嵌入到学生的脑子里，让它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在自己平时的教学中，应该如何将传统文化渗透到自己的语文教学中，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呢?这不仅是每一位语文老师应该考虑的问题，更应该是每一位老师，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考虑的事情。我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当优越的物质条件给人们带来舒适的生活的同时，也让人们更清楚的认识到钱的重要性，这就促使一些人去迫不及待的努力挣钱，这必然会造成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容易滋生拜金主义。

 

因此，在他们看来只有挣钱才是最实在的，他们唯利是图，只要能够给自己带来金钱的他们就会去做，只要能够证明自己有钱、能够满足他们虚荣心的他们也会去做，因此，就会出现上述现象。在此，我想说的是，金钱固然重要，但是凡事都有一定的限度，都有一定的底线。

 

我们常说“国家，国家”，也就是说“有国才有家，家是国的家”确实如此。因此，我们在满足自己欲望的前提，应该是首先要爱护自己的祖国，珍惜自己祖国所流传下来的文化。只有把握住这个底线，我们才能够更加富强!

 

第二，一般情况下，我们只有在学校、研究所等特殊领域才能够接触到传统文化，并且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也并不全面、深入。而对于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来说，他们可能只是对传统文化略知一二，甚至有的连此种程度都达不到更别说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精髓，以及其功用都有哪些，那更是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了。因此，国内对于传统文化的普及还有待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宣传也要加大力度。

 

只有给传统文化的宣传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那么时间长了人们自然就会传统文化有所了解，也就会主动的想去了解、去学习传统文化。因此，我们可以选取传统文化中一些简单易学的，先对人民大众进行普及，让他们发现传统文化的特别之处，引起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这就为传统文化的深入普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我们也应该注意在自己平时的教学中，将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引起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重视。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将其精髓传授给学生的，即便是活生生地硬塞给了学生，那也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甚至可能还会造成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厌烦。因此，我认为，在开始之初，我们应该根据学生年龄阶段的特点，从古典文化中选择对孩子具有很大吸引力的方面，在学校通过开展活动的方式让大家先有初步的了解。

 

例如：我国向来是礼仪之邦，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经典都没有被我们今天继承、延续下来。例如：在古代有非常重要的“三礼”，分别是：开笔礼、成人礼和婚礼。

 

而今天，前两种礼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尤其是第一种礼更是已经荡然无存了。开笔礼，主要是针对刚入学的学生的，在古达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按照传统文化中的记载，给一年级刚入学的新生举办开笔礼，这样不仅传播了些许传统经典，而且也无疑会引起全校师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关注。

 

第二，根据各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在各年级开展经典诵读，以读代讲，让学生通过多读去细细品味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一段时间学生的自省自悟，可以在年级开展师生、生生交流，深入体会传统文化的美，并注意将其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相联系，用传统经典来指引我们的行为，从而体会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时俱进。

 

总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的命运与每个人的命运都紧密相连，我们都应该努力挖掘其精髓，注重将传统文化与教学相联系，重视传统文化，将其发扬光大。

第3篇：传统文化研究范文

一、反对“制度决定论”的背后“制度决定论”这个提法在八十年代末刚刚出现时，曾令人感到某种新意，促使人们去考虑思维模式等滞后因素在传统变迁中的重要影响。但是如果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它是论者的一个假想敌，真正的对手是某种具体的制度形式即市场经济制度或民主政治制度，而不是一般的“制度决定论”。社会科学中的决定论思维常常会把研究者引入悖论的陷阱。在《走向成熟》一文中，就埋藏着一个关系、行为与制度之间的因果悖论。前面说：“只有存在着这些不同的个体（包括利益团体，企业和社会个人）以及彼此之间的契约性关系和行为，然后，才有相应地存在对其进行调节和约束的市场制度和规范。前者是体，后者是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后面则说：“而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又是市场经济对人际关系改造的结果。”如果在这个因果链环中转圈子，市场经济制度就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体用说与因果说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在思维方法上可纳入同一种范式。把人们的行为、关系视为体，把制度视为用，这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条的信奉者来看，固然是离经叛道之论，但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考察，却是老生常谈。张之洞在近一个世纪前就正式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他所谓的西学，主要就是关于经济政治制度的学问，而中学则是规范人们行为思想道德的学问。梁启超不满意张之洞的折衷主义，他认为旧道德与新制度是不能相互适应的，因此必须提倡新民德。在康梁一派的政治改良主义者内部，自始就存在着作新民与行新政孰先孰后的争论，王照、康广仁、张元济等人都希望康有为把主要精力放在办新学办官报上。体用说与因果说，一直困绕着从康有为到胡适之几代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到中国来的外国思想家把问题看得更透彻，杜威在中国学术教育界欢送他回国的大会上曾提出，先有好教育还是先有好政府的问题是一个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只有下手去实行，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正是在杜威影响下，胡适才放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自我承诺，第一次动手去做政论文章：《我们的主张》。不论是梁启超还是胡适，他们在政治制度建设上的努力都是浅尝辄止、犹犹豫豫的，缺乏孙中山那种职业革命家一无反顾的决心，在他们内心深处甚至把参政视为做一般的行径。因此，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原因，不能从杜威的实用主义到五四青年一代的“制度决定论”这样一种线索上去解析。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理想制度，现实政治则是制度理想之间的冲突。《走向成熟》归纳“制度决定论”的错误在于“试图超越阶段，直接以完整的制度作为启动民主的基础”。这句话本身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如果已经有了“完整的制度”，还有什么必要去“启动”民主呢？如果把“完整的制度”改为“完整的章程”，那么就比较合乎实际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订了美仑美奂的民主宪法，但是人们从这些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却很难发现民主制度的踪影。有效的制度不等于纸面上的规章，在人的行为、关系与制度之间本来也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人们习已为常、因循重复、形成体系的行为方式就是制度。任何一种制度的延续都需要有一套奖惩机制的支持。有人说，制度是作为节约每个个人的有限理性的“社会资本”被引入经济学的，这是侧重于奖励方面考虑制度功能，因为经济学假定每个人都是有经济理性的明白人。政治学家则偏重研究制度运行中的惩罚面，凡是没有罚则的法规都认为是徒有虚名的儿戏，因为政治学的基本假定是人性恶，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导致绝对的腐败。非正式的制度受团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正式的制度则受国家政权和法律的保障。一般地说，在正式制度能够达到的地方，它的作用总是强于种种非正式制度。譬如说，中国人历来推崇“温良恭俭让”的行为美德，但是在政府强制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把别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事就会经常发生。中国人素有勤劳智慧的美称，并在五洲四海皆有上乘的表现，但在铁饭碗、铁交椅成为制度的地方，懒人蠢人却成批出现。《走向成熟》又说，“按照‘制度决定论’者那种力图通过大规模引入市场规则和制度来获得市场机制的思路，得到的往往不是市场而是市场的失范。”这段话给人的感觉是：制度是一种玄之又玄的东西，想要引入制度得到的反而是失范。其实，制度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概念。当一事临头时你知道自己应当怎样做就能够在社会上达到目的，而且这种做法屡试不爽时，就表明有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存在。当你到政府机关里照章办事行不通而送过红包后就事事通畅后，你自然会明白，在书面的规章之外还有一种实际有效的制度。制度的寿命有长有短，有些制度可以延续几千年，有些制度不过维持三两年，但只要人类文明社会存在一天，人们就很难离开制度而生活。在一般情况下，只会出现制度的嬗变而不是制度的缺位。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制度因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条件而尚不能产生秩序和实效，于是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一时不受约束”，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拟。如果世界上存在“理想的计划体制”和“理想的市场体制”这样的东西，那么在全面转型的瞬间，可能会出现“不受约束”的“社会经济行为”。但是，现实中存在的都是一些非理想的过渡状态，不论在改革前、改革中和改革后，我们能够剖析的东西都是一个发展连续体的某些断面，在这些断面上，人们都不难发现有效制度的纹理。激进的“制度创新论”固然应当接受历史的重新估量，但把它与“大规模引入市场规则和制度”相联系则多少有些牵强。人不难发现，1978年以前的二十年中，制度创新的冲动并不比其后的十五年弱，相对地说，现行的农村家庭承包制就要比时期的农村经济制度稳定得多。“由新制度所激活的市场胚胎的生长速度远不及新制度泛滥所招致的市场失范速度”，这不是由“制度决定论”者的轻率所造成，而是取决于改革的制度取向。“新制度”不等于市场制度，政府最高当局确认改革的市场取向，不过只有一年多的光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改革的基调是放权，主观上是想放权给国营企业，但实际上大部分被地方政府截留了，变成了行政权力的再分配。相对于以往的中央地方关系而言，地方政府的行为确实出现了某种“计划失范”，而某些企业的“市场失范”行为恰恰是与地方政府同谋甚至是由地方政府一手导演的。所谓“市场失范”的确切含义颇难索解。是指市场不能覆盖整个社会的全部制度空间，某些市场外部效应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呢，还是指市场的好处只能在成龙配套的引进中实现而不能寄希望于局部机制先行运作呢？抑或是指市场规则有名无实，事实上不被人遵循呢？对于前者，学术界并不存在争议；若肯定中者，就失去了渐进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后者，则需要考察是谁有能力不遵循市场规则并从中获得了利益，是主张大规模引入市场规则的人呢，还是阻挠破坏市场运作机制全面生成而热衷于双轨制的人。《走向成熟》强调市场的培育，反对“人为地取消”旧体制，这在原则上是对的。在改革进程中，人们总是首先拓宽制度边界，填补规章真空，从易处入手；对于现行制度的变革，往往也是先扫清再攻坚。然而，经济改革现在已经到了攻坚阶段，再不“人为地取消”某些旧制度，就没有什么戏好唱了。培育市场，关键不是建立市场的外部支撑，各种有形的市场设施和市场信息传输系统等，而是确立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任何一种制度的特征都是最集中地体现在它的禁忌上。计划经济的命根子就在于禁止任何主体进入市场。市场发育原本是一种基于社会理性的自发演化过程，而如果不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不一茬一茬地砍头割尾巴，计划经济就难以维持。人为的禁令只能人为地取消，取消的困难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第一步就要废止市场准入禁令，不同的个体“包括利益团体、企业和社会个人”只有获准进入市场之后才能被称为市场主体，才需要有规范市场行为、制约市场关系、保障市场安全的一整套法律规章。在《走向成熟》一文中，与市场制度、市场化相关联的词汇常常是：失范、失控、脱序、无序、无组织力量等，这反映出论者对市场的内在秩序信心不足。确实，时下颇有一些文化人从内心深处怀疑和蔑视市场，把市场行为视为人的劣根性的表现、非理性的本能行为。但是，这种观点只有部分的道理，另一部分则是偏见。尽管韦伯曾详细论述过新教伦理与市场行为的关系，若要说市场的背后有一种超越的价值理性在支撑，毕竟牵强了一点儿。然而，从亚当·斯密（1723－1790）以来，经济学家就把市场行为看作理性人的行为，即具有实用理性的经济人的合理。至于宋明理学把理与欲、价值与本能分为两截的学说，则自与斯密同时代的戴震（1723－1777）起就受到强烈的冲击，当然更难逃脱晚近的行为主义伦理学家和社会生物学家的理论清算。以休谟（1711－1776）和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者是世界史家杜兰所谓的理性时代的产儿，他们无疑是与愚昧主义者相对立的理性主义者，但他们又是与欧洲大陆源于伏尔泰（1694－1778）的法兰西启蒙主义者和德意志浪漫派不同类型的理性主义者。现代经济学继承了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思想传统，现代政治哲学则承袭了欧陆理性主义正统的衣钵，一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近现代思潮的这两个主要分支才出现汇合的迹象。斯密的经济理性建立在休谟怀疑论的认识论基础之上，因而他不是后来波普所谓的“理性全能主义”者，而是有限理性论者。有限理性论不承认有全知全能的上帝或拟上帝存在，只相信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因而又被称作经验主义。经验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行为中，个人的价格信息和交易经验是有限的，交易各方的利害冲突又使他们处于一种具有无限技术可能性的博奕之中，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非常不确定，而市场制度是在众多个人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是在不断试错的机制下跨越世代长期演化的结果，因此具有超乎个人理性的客观性质，比任何个人的理性计算和设计更值得信赖，这在一定的意义上可称之为制度优于个人理性。伏尔泰的哲学理性和政治理性则与他对社会进步的信仰不可分割。苏格兰启蒙学者不一定彻底否认上帝，但他们心目中的上帝是不干预人世的，至多不过提供了宇宙的第一推动力。法兰西启蒙主义者敢于公然标榜自然神论甚至无神论，但他们又从科学那里找到了新的信仰。进步被认为是一种类似于自然法则的社会法则或趋势，既然是法则，就应该能够被学者所揭示和把握，并推荐或售卖于帝王家。他们不愿接受群众自发行为的综合就是历史本体的朴素经验主义观点，认为这不过是历史的表象或者假象，他们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本质论，热衷于探寻历史的本质。作为伏尔泰的传人，黑格尔、马克思都声称掌握了历史的本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思想流派，就是以对历史进步和人类最高利益的科学知识来与群众的市场实践和个人利益体认相抗衡的。近来，学界开始重新评价保守主义思想，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是多元主义的一个新进展。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分清两种不同的政治保守主义。相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激进主义而言，从洛克（1632－1704）到伯克（1729－1797）的君主立宪主义和从伏尔泰到腓特烈大帝（1712－1786）的开明专制主义都是保守的，但其各有各的思想渊源和政治举措。前者的核心是制度发展，后者的重点是政策取向。前者相信民众至少是特定社会阶层的集体理性，宁肯吞下集体理性出现偏差时的苦果；后者推崇贤君良相、哲人雅士的精英理性，为了贯彻理性原则不惜采取任何措施排除公众舆论的干扰。事实上，由于伏尔泰的巨大影响，专制主义的法国就曾比议会民主的英国在宗教政策上更加放任。1988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出现的新权威主义重视自由而比较忽视民主，似乎更接近伏尔泰及欧陆启蒙主义者的思路。此一思路还可以自伏尔泰上溯到马基雅维里（1469－1527），众所周知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信条之一是：为了达到合理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帝王不过是理性全能主义学者用来贯彻真理、申张正义的政治工具而已，这与中国西汉时期董仲舒公羊学的要旨是暗合的。理性全能主义者与有限理性论者对于政府权威的态度大不相同。黑格尔的法哲学把国家本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代替了中世纪的君权神授。马克思要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离不开无产阶级这一“武器的批判”。在开始时更是直言不讳：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在有限理性论者看来，“替天行道”这面旗帜不论是插在梁山泊聚义堂前还是国会议事厅前，都只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而已，因为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垄断天意和贯彻天志。政治手段和政治目的并非泾渭分明，手段一旦成为习以为常的政治惯例，原来的目标就会被淡化、被排斥，在有效制度空间里难觅立足之地。亚当·斯密及其门徒对于政府的轻视和不恭乃是众所周知的，这里无须赘述。如果把政府视为二害相权取其轻的必要的祸害，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就是理所当然的。在大众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二十世纪末，政府丑闻迭出，舆论说三道四，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的常态。企图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种政府能够轻而易举地运用葛兰西所谓的“意识形态霸权”操纵舆论、左右民心的局面，无异于让历史开倒车。当今正有一股新保守主义的浪潮在全球激荡，然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总是反对政府权力过大；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却常常担忧政府权威的流失，似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对抗”在一个思想流派中亦然。这很值得人们玩味。对于改革中“政府权威的急剧流失”，要做具体的分析。中央政府的权威向地方政府流失，是眼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大课题之一，此处无法展开讨论，惟叹息在这方面真正有见识的文章笔者读得太少。政府管理微观经济的权力向企业流失，这是官方的既定方针，也是学术界的共识，无可非议。政府以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原本就不曾具备，哪里谈得上流失。如果从“多种原来颇受镇制的无组织力量更为有恃无恐”来倒推出政府权威流失的结论，则需要从几个方面加以检讨。首先，某些类型的社会犯罪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已经可以确认是正相关的，市场经济的鼓吹者必须全面权衡利弊，正视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不要心存侥幸，自欺欺人。其次，即便是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上的自由派通常也不反对政府的警察功能，更湟论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者。最后，社会犯罪现象猖獗与一部分警察主动流失政府权威以牟取私利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政府公务员向全社会发出的警报，如果政府建设不与市场建设协调同步，就不可能留住第一流的人才并保持廉洁的政风。在民国史上，蒋廷黻等《独立评论》杂志的一批学者同仁抬高政府权威，鼓吹集权政治，以领袖独裁对抗以党治国，是为了曲折实现专家治国的初衷。1988年以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担心政府权威流失，则是希望借助现存权威保障政府内外的专家在经济改革中大显身手，加快变革步伐。笔者对于经济专家和改革方案的作用一贯寄以厚望，并深为庆幸小知识分子出身的领袖一听人家说起大知识分子就自卑和恼火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但是，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对专家的期望也要恰如其分。制度经济学家指出，计划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是一种“买入型”的制度变迁，即原制度下的特殊权利享有者现在必须追加支付去“买入”原受损方或单方面义务承担者的“同意”，这种变迁通常要由政府领导的“集体行动”来完成。市场化改革不同于自发的市场发育过程，专家精心策划，善用政府权威，在这种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自不待言。然而，可能性与必然性相差不啻十万八千里，理想更不等于现实，专家在改革中作用究竟能够发挥到几分，还要受到能力、形势、利益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市场经济学家在与计划经济学家辩论时，已经把计划专家全知全能的假设驳得体无完肤。制度经济学家更进一步提出了计划所依赖的信息的收集处理费用问题。改革方案设计专家同样会面临国民经济计划专家难以逾越的那些能力障碍。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形势比人强，这就是说，专家的精英理性常常挡不住社会上似乎是非理性的群众情绪和时髦潮流。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等革命党人非常失望沮丧；立宪派的运动则席卷全国政坛，一浪高过一浪，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武昌起义一声炮响，不过几个月功夫，连袁世凯、唐绍仪也变成了满清政府的革命党，这完全超出了旅居日本的梁启超的理性政治设计和预测范围的极限，令政治专家匪夷所思，跌破眼镜。1989年的剧变后东欧国家普遍在经济改革中实施休克疗法，分明是对民众的各种既得利益的一次空前压榨，却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这种快刀斩乱麻机会的出现，不是专家能够预先设计的，也不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出发能够解释的。当改革设计专家需要社会心理学家和民意调查机构帮助时，他们便不得不走下经济科学理性的圣坛，而踏进了政治艺术灵性的园地。改革必定会涉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对利益的自觉与理性估量正是改革的内在动力源。然而利益、理性与实施改革这种“集体行动”的权力，并不是在全社会均匀分布的。一种社会制度之所以会变革，根本的原因在于维持该制度运作的显明的和隐含的成本过高，而改革本身的社会成本则应小于新旧制度转换所带来的纯利之差额。由于制度运作的隐含成本不易觉察，改革的风险成本又难以预期，许多改革的最终受益者在改革过程中态度暧昧，他们不会成为改革战车的驱动者而只会成为搭便车者。专家显然对于新旧制度和改革成本比普通民众有更多的理性认识，尽管这些认识也不乏偏差或因彼此矛盾而相互抵消；但他们通常并不处在权势地位，甚至有时连发表意见都不获许可。而且，如果专家的利益动机完全被人忽视，也会影响到他们献计献策的积极性。权力阶层在现存格局中仍单独握有实施改革的全权，他们也可以通过专家获取关于改革的理性知识，但是，除非假定权力精英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就不能无条件地推论他们会以社会总和利益作为改革决策的依据。权力阶层通常是计划经济制度的主要受益者，他们的大部分利益具有隐含性与“外部性”。这些利益已经与权力固化在一起，不允许当事人之间的自愿谈判与交易。在改革中，他们面临的是将既得利益显明化并以“买入”方式获得过去在不知不觉中受损的一方的“同意”，即利益市场化、“内部化”、公开化。因此，即使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总和利益相当可观，只要权力阶层的利益损失不能得到充分的弥补，或者利益分配的相对格局变动过于剧烈，仍旧会出现改革动力不足、阻力太大的问题。中国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进展的巨大反差，其奥妙正是在利益转换和补偿机制上。从以上分析中不难领悟到改革专家与改革家的区别。前者只需是纸上谈兵的行家里手，后者则要对民众进行改革教育，对专家提供必要的激励，对权力层巧妙而又果敢地动手术，让那些“买入”支付小而改革纯利大的新人取代眷恋特权待遇的既得利益者。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民众与执政者有一个换脑筋或者换人的问题，专家与学者更要在知识更新方面下大气力，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对于“市场无序与政府权威急剧衰落之间的恶性循环”的梦魇，或许是政府慈父情结的无意识流露，或许是对已被近几百年来的世界历史证实的市场自组织功能的过敏性怀疑反应。真正进了市场经济学的大门后就不难理解，市场建设并不意味要政府大包大揽，合盘端出一百零八道菜肴的满汉全席。最迫切呼唤市场秩序的也不是行政官员，而是直接参与实践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只要政府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破了题，率先改变自身职能与行为，剩下的文章就可以由企业家组织、消费者权益保障团体、学术理论界与政府立法、行政、司法部门一起来完成。改革中社会最稀缺的要素，不是政府的“镇制”功能，而是政府的领导能力。政府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沟通调解各种社会利益群体的能力，安定人心吸纳人才的能力，都是保障市场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二、不成熟的“意识形态创造性解释”《走向成熟》一文中对于“新型权威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阐述，可以称得上是独具匠心之作。一方面，以“政府在改革进程中表现出政绩和实效”作为合法性的内核；另一方面，以“通过创造性的解释”之后仍被“保留下来”的“传统革命意识形态”“构成实效合法性的外廓”，这样就“足以应付因强烈反差形成的各种压力”，“守护改革所要求的安定环境”。人们暂且不必去想象创造性解释后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光怪陆离的一个模样，反正要把“剥削”与“要素交易”，“镇压”与“保障人权”缀合在一张皮上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社会生物工程，眼下仅考虑一下革命意识形态这张皮能否成功地移植到实效政治这个异体之上。席尔斯指出：“意识形态是形形的对人、对社会以及同人与社会相关的全盘性认知和道德信仰类型中的一种。”他和其他学者对意识形态的性质、意义和功用有相当详尽的阐述，此处不拟大段征引，只须强调两个要点：第一，意识形态是全盘性的认知和信仰体系，它的威慑性正是来源于严密的、完整的、浑然一体的教义构造，抽掉它的任何一根支柱都会使体系瓦解。第二，意识形态固然具有外部的实用政治功效，但在它的内部构造上是以若干显著优越的价值和价值评判为中心高度体系化和整合起来的，丢掉了价值评判就等于丧失了意识形态这种特殊理念型的灵魂。意识形态又分为强弱不等的若干变型，而革命意识形态正是最高烈度的强意识形态型，它把意识形态的某些特征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革命一词，出于《周易》。彖传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从中华原典的论述出发，即可阐明革命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革命与现有秩序是水火关系，二者不能和平共处，非革故不能鼎新。它的信奉者以替天行道为职志，气吞山河，睥睨海内，不屑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背时之人谈判妥协，讲什么“费尔泼赖”。为了打动人心，合乎民意，革命意识形态必须高标道德价值的神圣性、纯洁性，不遗余力地抨击人间一切不平等，因而是不承担具体政治责任的现存制度的彻底反对派得心应手的工具。但是，一旦反对派变成了执政派，革命意识形态就成为国务活动的一种累赘，不得不在政治现实面前逐渐软化乃至完全褪色。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鼓吹战争失败主义和无条件和平论，在国内战争最激烈时发表了放弃沙皇俄国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对华宣言，然而，当他们的政权完全巩固后，却心安理得地为了中东路的特权到中国境内来与中国军队打仗，并且指令弱小的中共不惜为此而竭尽全力，从而使陈独秀最终离开了他亲手缔造的政党。改组后一直标榜反帝的革命外交政策，但是当政府下决心与日本开战时，却不能不考虑军队整训、军火储存、外援通道、货币财政稳定、国内政治统一等诸多难题，并为此而争取必要的准备时间，不似内外的在野派可以无所顾忌地唱抗战高调。革命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不同于宗教教义。它不能只向信徒允诺千禧年的极乐世界，而必须开出到期兑现的支付信用证。由于对现实中的非正义现象搜罗太全、攻击太猛，人们对新制度的期望值自然会抬高到极限；由于革命进程中的牺牲太多，感情负债太重，利息的承诺就不能不格外丰厚。实效政治则必须讲究利益关系与实力地位，讲究处世圆滑与留有余地。革命意识形态的这笔政治遗产与负债，是奉行实效政治的后续政府难以承受的，它大大地限制了政府的回旋余地。这样一种合法性的外廓，就像是昆虫的旧甲壳，成为政治发展的严重障碍。《走向成熟》实际上也已经指出，只要政府“以不断的社会变革成果来满足大众对于实际利益的要求和预期，它便可以无须过多借助于传统政治资源和意识形态”。为什么没有多少借重价值甚至还有害处的东西“仍将被保存下来”呢？这是出于一种学者为生民立命的强烈自信心，对革命意识形态价值符号“创造性的解释”的一往情深的痴恋。下面首先剖析一个“创造性的解释”的应用实例，然后再来探讨有关这一概念本身的问题。《走向成熟》提出的在形成“新型权威政治”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观念是：“一种以追求实效为基础的世俗理性，以及一种无须预设某个外部敌手的民族主义”。显然，前者与革命意识形态无关，后者则是既源于革命意识形态又有别于传统的一种“创造性的解释”，不妨称之为“新民族主义”。鉴于目前正在欧洲兴起一股排外的新民族主义，为了避免指鹿为马，似乎还应当在不预设外部敌手的新民族主义之前加上“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一必不可少的定语。它的现实可行性如何，能否一石激起千层浪，由学者的理想变成群众性的思想潮流？它的实际有效性又如何呢，能否过五关斩六将，起到倡导者预期的政治效果？民族主义与民族情感是两个既有关联又绝非一体的社会心理现象。民族情感作为一种群体意识是人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古往今来概莫如此；同时，不同世代的个人的感情与命运共同体又随时代进化而日趋扩大，由社群、氏族、部族、民族直至全人类。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现代意识形态，一种高度自觉的理性工具。从世界范围来说，民族主义的成熟形态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征服的产物，在费希特以后的德国思想界尤其受到宏扬和推崇，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帝国主义扩张和两次世界大战成为全球性的群众思潮。中国的民族主义萌芽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义和团的暴乱曾使民族主义锐气顿挫，一变而由排外转向排满，民国初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合作主义、世界主义激烈角逐时期，威尔逊与列宁的意识形态霸权使民族主义在中国思想界最终占了上风，成为政治家动员民众的利器，在抗日战争中全民性的民族主义达到了它的顶峰。纵看历史，民族主义兴起离不开“无须预设”便登堂入室的某个外部敌手作为催生的产婆；横观世界，前南斯拉夫、高加索地区、索马里和阿富汗的民族主义和部族主义如果不以针对敌手为号召便是无法想象的。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有中国特色的新民族主义”将会胎死腹中，永远停留在个别学者的本本上。最近的实践证明，如果不虚张声势地夸大外来威胁，以激烈言词吓慌了外来投资者和私人企业家以至影响到股市行情，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根本不会注意某些“民族本位学者”在报纸上整版整版地发表的谠言宏论。单纯考虑政治功效而不问是非曲直，温文尔雅的“新民族主义”绝不是热血沸腾地“餐胡虏肉饮匈奴血”的本来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对手。然而，传统民族主义过去也不曾是什么灵丹妙药，它在奠定政府的权力合法性基础上的作用依形势而转移。要说革命民族主义的纯粹性，自认为还在共产党之上。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飞到印度支持甘地、尼赫鲁的民族主义，不惜得罪丘吉尔政府，并强烈要求英国1943年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同时归还香港；他还断然拒绝罗斯福、史迪威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甘冒战时主要盟友中止援助后独自抗战的风险，算得上是赫鲁晓夫撤回苏联专家后鼓吹自力更生的老前辈。在外部矛盾尖锐时，民族主义形态确实能够打动人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平安回到南京，全国许多城市群众自发上街庆祝的场面是何等的感人。但是当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将反帝民族主义发挥到极致时，他在政治上却开始走下坡路了。抗战胜利后国内问题提到首要议事日程上，共产党抢先抓住了民主和这两面旗帜，在政治上掌握了主动权。政府虽然能以世界四强之一风光一时，虽然尚能在东北问题上鼓动青年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在后来的学生运动史册上很少提及的1946年初的反苏风潮，终归还是丧失了多数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支持。今天，当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要潮流时，敝帚自珍式的民族主义玩赏，又能解决国际国内的哪些具体问题呢？换一个角度说，它又有能力与其他的时兴思潮包括传统民族主义相拮抗吗？“创造性的解释”的成功范例虽然不大容易发现，但这样的一种理想却被许多人心向往之，大有在中国思想界蔚然成风之势。早在1967年林毓生给他的老师殷海光的信中，就有创造的改良主义（creativereformism）的提法，以后修正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林的著作于八十年代在大陆出版后，随之而起的便有“创造性的理解”、“创造地阐释”、“创造性的解释”等类似的说法。“传统革命意识形态”，当然也是中国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在“创造性的解释”之列。这一派的学者大多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者或以传统文化的卫道士自居，很不满意中国传统的原典、文本及其精神在现实生活中遭到冷落，西化的思想观念乃至语言词汇充斥于学术文献上与日常交往中。他们决心以精卫填海之志，收女娲补天之功，给已经逐渐从历史前台隐退的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学者的真诚信念与奋斗勇气，如梁任公所称：“为两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那是永远值得人们击节赞叹的；但是在普通人的心头也有一个疑团需要解开：当社会文化蓬勃发展、具有一泄千里之势时，让正在死去的价值符号复活，意欲何为？传统的文化符号，是生活激流中的诺亚方舟还是经不起惊涛骇浪的个人救生圈？学者是在符号世界中安身立命的，如果他们自己把符号价值置于生命价值之上，那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们要用符号的锁链拴住国家的航船，那就有点不自量力了。然而，对于符号形式的过分迷恋和对于符号权力的过分向往，有时会使人忘掉现实，陷入精神的痴狂状态。符号形式的迷恋者有一种幻觉，以为传统价值符号乃是民族生命之所系，无限生动的人的现世行为与心理表现反而不是。因此面对着鲁迅、茅盾、老舍等当代文豪的杰作，王新命等十教授于1935年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辟头第一句便说：“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民族传统犹如生物遗传，有基因型与表现型的区别。在人类庞大的基因库中，有许多基因过去或许有其对应的表现型，而现在则作为不被表达的DN断在染色体中螫伏着。以典籍等书面符号形式存在的传统是文明基因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它们时下能否被人背诵，是否受人推崇。这样一种由基因型和表现型共同构成的文化宿命不会因一个或几个世代的传人适应环境的生存努力就完全改变。单个世系的遗传基因会因不同世系间的杂交而流变，而一个大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基因库却不会因杂交而遭受损失，反而会通过变异发生率的增加而更加丰富多样。十教授不懂得外表性状特征与内在遗传特征的区别，因而他们才会哀叹：“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不能算得中国人了。”亡国灭种，常常是道德家警醒世人的危言。然而，对于生物学家来说，人和猿究竟在何处分手，以哪一个世代的化石标本作为科属与物种的分界线，是一个至今无法解答的问题；同样，对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什么时候就开始算得中国人了什么时候就算不得了，更是一个无比棘手的难题。既然人与类人猿的生物遗传基因相差无几，将来的超中国人也断然不会完全抛弃中国人的文明传统。一般地说，人类意义系统中符号形式的变迁，一些过去的表现型文化退入文明遗传库暂时不再表达一些新的文化变异性状取而代之，正是文明进化之真谛，也是一个文明富于生机的表现。对于“迷失本性”的恐惧，乃是因为过于执着“小我”的特色而忘记了“大我”的境界。有些人尊崇传统价值符号是出于对其创制者的敬意，尤其是对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孙中山、这些圣贤伟人的敬意。敬意的背后也难免有功利的考虑，即用我们阔的时候来与西洋比一比，压下他人的气焰，长自家的志气。但是，把圣贤之道作为传统的化身，以为保住伟人的地位就可以防止传统的嬗变，实际上还是鼓吹者自身的精英主义意识的表露。传统有大传统、小传统之分，精英文化不能涵盖或取代底层文化。朱熹自己就说过：“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真正在中国老百姓中间发挥作用的俗文化，眼下正是民俗学和历史学研究的热点。由于宗教不发达，中国历史上精英文化与底层文化的脱节一直比其他文明更为突出；进入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现代社会后，精英文化左右民众生活的能力更趋于削弱。因此，以主观的敬意态度来代替对社会演化的客观研究基础上的价值系统的适应性调整，立意虽高，却很可能于事无补。于国无补不等于就是于己无补。学者本来应当是无偏无党的，像孟子所要求的那样无恒产而有恒心，但事实上颇难做到。符号权力的追求者往往将思想的正统性视为自己的生命线。隋唐之际，中国的文化环境曾经非常的开放宽容，安禄山之变刺激了汉族士人新的夷夏之防的意识，在这种背景下，韩愈提出了道统的观念，欧阳修则将其应用于正史的撰写。到了近现代，权谋之士仍然常常利用道统来为政统服务，或者以之与旧政统抗衡，或者以之为新政统开道。前者如康有为把孔子打扮成变法的教主并以素王自居，后者如戴季陶在孙中山逝世时写的挽联中赞其“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其实，在本世纪的现实政治角逐中，几千年一脉相承的道统已经不大灵光了。南海圣人在清末民初筹建孔教会的努力一再受挫，即使有达官贵人相助也是枉费心机。三民主义虽然由中山信徒加冕登基，受到顶礼膜拜，终究竞争不过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符号权力的规则似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布迪厄在他最近的一本新书《语言与符号权力》中指出：拥有符号资本的人，便具有一种把某种认知工具和社会现实的表达强加给弱势群体的力量，这就是符号权力；它使得共同体就这个社会世界的重要意义达成共识成为可能，它还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再造，使支配关系合法化，确定社会空间，它通过构造既定世界，确定或改造世界观，乃至改造世界本身。“创造性的解释”作为对道统观念的一种修正模式，是不是取得符号权力的捷径呢？对此否定尚缺乏足够的根据，这里只能提出它所面临的若干困难。一种传统观念或者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在民众中发挥作用，并非总是理性思考的结果，通常反倒是非理性的产物。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成为人们头脑中的思想预设。例如决定论的思想就是许多人都不知不觉地具有的一种思想预设。当理论家进行反思，试图“创造性的解释”传统的时候，往往却成为对传统观念的一种解咒，使其对群众的魔力完全丧失。西方社会中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可以视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创造性的解释”，但是，这些流派现在只是大学校园中的学术异端，与三十年代以前或者六十年代以前那种群众性的社会思潮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意识形态的兴衰与学术流派的传承嬗变有一定的关联，又有各自的规律，后者主要取决于学术内在的理路，诸如逻辑性、系统性、精确性等等，前者却受到社会经济环境的严重影响，与社会心理、集体无意识绑在一起。当群众的热情减退，信仰出现危机时，无论怎样“创造性地解释”，恐怕都很难奏效。一种生活中真实存在而非仅仅纸面上概括出来的思想传统，必然要有一些核心观点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而不是靠打强心针来维持生存。基督教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存在，因为它已经大大地简化了教义体系，弱化了概念指涉，退缩回由那些不受可证伪的科学规律直接攻击的信念所筑起的坚固堡垒中去了。海内外的新儒家如果真想振兴儒家传统，就不能奢望用元典精神改造现代中国人，而只能着力于提升与弘扬那些普通人仍在身体力行的生活智慧。而所谓“传统革命意识形态”由于其政治现实性太强，体系结构太僵化，过去口气太大太满，“创造性的解释”难度更大。创新者必须能够从中抽出迄今未受触动、未被证伪，仍旧完好无损的支柱性观念，在此基础上重建意识形态的高楼大厦。显然，早已千创百孔的那几根顶梁柱肯定经受不起这一重负。“新型权威政治”的脚本中，必须有一个类似于上帝的全能者的角色，因此，其鼓吹者往往把政治上的“新权威”与意识形态上“创造性的解释者”视为一体。事实却并非如此。“实效合法性”与“符号合法性”常常为不同的政治派别所掌握和利用，这一点在中国近十五年改革进程中可以一目了然。关注“实效合法性”的人对“创造性的解释”毫无兴趣，主张“不争论”；把“符号合法性”视为命根子的人拒绝任何“创造性的解释”尝试，时刻警惕着一切潜在的符号权力竞争者。因而好心常常得不到好报。“创造性的解释”“传统革命意识形态”，不仅不能“守护改革所要求的安定环境”，有时反而成为激烈政争的诱因。实效合法性意识的产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实效政治并不意味不需要意识形态的屏护和解释，不需要一种“合法性的外廓”。但这种意识形态绝不是“传统革命意识形态”。新的意识形态霸权的形成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取决于国内外大形势的走向，也有赖于思想家的创造性工作。所有传统的思想资源都可以成为创作的素材。然而，建议把“传统革命意识形态的某些具有镇制功能的价值符号”“保留下来”，实在算不上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解释”。

第4篇：传统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研究 文化科学 精神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另一方面，近代落伍了的中国正在现代化，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以下笔者以伏羲文化、女娲文化、老子文化为个案对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的文化科学精神进行研究探析。

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形态——伏羲文化

伏羲文化最集中的地方是周口市的淮阳县。

伏羲又叫太昊伏羲，据说，是华胥氏踩了雷神的足印生出的儿子。世界混沌初开，伏羲带着他统一了的东方夷族部落，为了繁衍生息，从干旱、荒芜的成纪（今甘肃天水）沿黄河东下，终于来到了一个水美土肥、树茂林密、水中有鱼、林有禽兽的地方——宛丘（古称陈州，今周口市的淮阳县）。这里的湖泊一万六千多亩，比杭州西湖还大一倍，她象一条盘旋的巨龙，紧紧地包围着陈州城。?

伏羲和他部落的子民缘湖居住下来，宛丘成为伏羲的都城，他以龙纪官建制，自号龙师，宛丘就成了龙都，他部落的子民也就是龙子龙孙，这些龙子龙孙繁衍生息，数千年之后演变成如今的中华民族。至今周口一带的群众仍称伏羲为“人祖爷”。

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伏羲有十大功绩：一发明了网，开创了中国的远古畜牧时代，结束了狩猎采集时代。二创画了八卦，八方有序，以卦治天下，结束了千古结绳记事，创立了天、地、人三才共构的宇宙大科学观。三通媒约，制嫁娶，开创了“一夫一妻”对偶婚，结束了野蛮的群婚、乱婚。四以龙纪官，统一了天下“部落万国”，创立了龙天下原始宗教崇拜。五始养六畜，创始熟食，结束了千古茹毛饮血的野蛮生活方式。六正姓氏，自姓为风，命姓氏。七作甲历，定四时，纪年不乱，纪月不易。八造书契，中国方块字开始萌芽。九治屋庐，去巢穴。十斫桐为琴，丝桑为瑟，均土为埙，发明音乐。

特别是八卦作为伏羲氏的主要发明创造（淮阳县的画卦台至今游人如织），揭示了天地阴阳、世间万物的对立统一规律。伏羲认为，最原始的物质为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并发明了八种符号分别代表八卦。八卦代表八个方位，即四面八方，八卦的符号只分阳爻、阴爻，即古代哲学中的一对表示矛盾对立的概念。应当说，八卦是以二进制数理为基础的一门哲学。伏羲氏发明八卦之后，按照传统的说法，“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周易》成书。也就是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即所谓“三古”），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即所谓人更三圣）完成了《周易》，从此，一门伟大的科学诞生了。

中国和国外学者认为，做为一切学科的母源，易学确实是一种经得起历史考验并畅扬不衰的文化学术，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等，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中国，易学文化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等都从中汲取营养，为我所用。数千年来，注释、阐发、评议《易经》的著作，就有三千多种，而且吸引了许多外国学者参加研究，数千年不衰。清朝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对此种文化现象有过这样评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今天，易学文化的研究领域更加拓宽，为经济界、艺术界、建筑文化界等各个社会领域，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实践证明，易学文化是融象数与义理于一体的独特思想体系，具有创造性、灵活性，富有开拓未来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国外，黑格尔自己就公开宣称，他所创立的辩证法，就来源于中国的易学文化。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他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特辟十二消息卦与纳甲、《周易参同契》、外丹说与丹术等章节进行详细论述。他在研究了莱布尼兹的二位进制数学与中国《易经》的相互关系后说：“关于代数语言或数学语言的概念也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正如同《易经》的排列系预示二进制一样”。这一点莱布尼兹本人也从来不否认。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玻尔，曾经要求政府把授予他的爵士徽章设计成太极图样式，因为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定律”正是深受易学文化的影响产生的。对此，物理学家李政道是这样解释的：“从哲学上讲，‘测不准定律’和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颇有符合之处，所以近代物理学有些看法，与中国太极和阴阳二元学说有相似的地方。”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学习《易经》以后，对奇偶性不灭定律也产生了怀疑。后来他和李政道从《易经》的阴阳消长的原理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原子能态二组的奇偶性虽是不灭的，但不是不变的，而且存在着盛衰消长的变化，这一重大发现使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伏羲创画八卦而衍生的易学文化，跨越历史，跨越时空，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辩方式和具体方法。?????

总之，在从原始社会向氏族社会的进化过程中，伏羲时代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基础，即使站在21世纪的今天看待伏羲文化，她仍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形态。

伏羲氏在宛丘完成了他的大业后，寿终正寝，享年196岁。后人在宛丘建陵寝以祭之，曰太昊陵，现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朱熔基等人均在此题词，朱镕基的题词为“羲皇故都”。为弘扬伏羲主要功绩之一“定姓氏”，凝聚全球华人的寻根情，2004年在周口市的淮阳县举办了中华姓氏文化节；淮阳正在筹建国内最大的姓氏文化广场。

中华民族创世说的代表——女娲文化

周口市的西华县和“羲皇故都”淮阳县相邻，号称“娲城”。

女娲是中国历史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女神。她与伏羲为兄妹，人首蛇身，相传曾炼五色石以补天，并抟土造人，制嫁娶之礼，延续人类生命，造化世上生灵万物。女娲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祖神，被学者称为人文始母。她和伏羲与西方的亚当和夏娃，同为造人之神。?

《太平御览》：女娲在造人之前，正月初一造鸡，初二造狗，初三造羊，初四造猪，初五造牛，初六造马，初七这一天，女娲用黄土和水，又用藤条和泥浆，造成了人，中华民族由此诞生了。?为了让人类永远繁衍下去，她创造了嫁娶之礼，自己充当媒人，让人们懂得「造人的方法，凭自己的力量传宗接代。另一种传说是：女娲与伏羲为兄妹。当宇宙初开时，天地之间只有他们兄妹二人，经天作云和，他们成了夫妻，中华民族都是他们俩的子孙后代。

女娲补天的记录见于《淮南子》：在洪荒时代，不周山崩裂了，天倒下了半边，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纹，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从地底下喷涌出来，龙蛇猛兽也出来吞食人民，人类面临着空前大灾难。女娲目睹人类遭到如此奇祸，决心补天以终止这场灾难。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窟窿填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来。女娲还擒杀了残害人民的黑龙，刹住了龙蛇的嚣张气焰。最后为了堵住洪水不再漫流，女娲还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堵塞洪流。经过女娲辛劳整治，天补上了，地填平了，水止住了，龙蛇猛兽敛迹了，人民又重新过着安乐的生活。

女娲的故事反映了中华民族奋斗不止，自强不息，与自然抗争的创造精神，对构建和谐社会，中国的和平崛起，能起到不可替代的精神作用。同时也能对西方文化的创世说起到对应作用。

周口境内西华县是女娲文化的发祥地。这里有女娲故城，是人们祭祀人文始母“女娲”的圣地。据宋《太平寰宇记·卷十》载：县西二十里，旧传女娲之都，本名娲城。《读史方舆记要·卷四十七》载：“娲城在西华县西，女娲之都也。村内有古刹名“龙泉寺”，寺今尚存。存清代大殿一座，殿前有明代碑刻二通，述“西华治北十五里有城遗址，半就湮没，传为女娲故墟也”。

据1978年文物普查时发现女娲故城，经采集标本，考古调查确认是一处春秋时期故城。1980年根据文献记载，到实地调查发现女娲坟、龙泉寺古建筑、古碑刻。1981年，周口地区文物考古队对女娲故城试掘，发现女娲故城遗址，位于县城北7．5公里西华县聂堆镇思都岗村西北，系春秋时期的古城。城址呈正方形，分内外两城，内城每边长400米，外城每边长1000米，面积100万平方米；城墙多分层夯筑而成，今残存城墙高约3米、宽8米，夯窝清晰可见，直径4厘米。夯层平均为10至15厘米，城墙外有护城壕沟。城内出土有釜、罐、鬲、瓮、瓦等器物残片以及春秋时期陶地下水管道、明代“娲”字城门额砖、春秋时期“蔡妇子”铭文瓮等。城址下还发现有仰韶、龙山及商文化遗迹。城址周围密布着春秋到明清时期的墓葬，距城外西南600米有女娲坟。

从考古发现看，女娲故城时代跨度大，从新石器延续到春秋时期。从城市布局和城市配套设施看，这是一处祭祀人祖女娲之场所，经历代修葺，到明清时期所筑之城已形成规模，后因朝代更替，历经兵燹战火，渐废弃，成废墟。1986年，女娲城被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发现对研究历代祭祀人文始母“女娲”的盛况提供了资料，它文化底蕴深厚，是不可多得的历史典籍，是华夏民族融合的会聚点，是一个民族文化沟通的融合点。

影响5000年人类社会发展的不朽学说——道家文化

周口市的鹿邑县是老子出生和讲学的地方。

根据史书记载，道家文化创始人老子是春秋末期楚国苦县曲仁里（今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镇）人，约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之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汉王珏教授结合传世文献典籍、地下出土文物和实地田野调查三种资料考证了老子故里，指出：史书关于老子出生地的记载信而有证，历代均史不绝书。“楚”即楚国，“苦县”即今鹿邑县，“厉乡曲仁里”即今太清宫镇。古代“相县”亦即春秋以后的“苦县”，二说虽异、其地则一。老子幼年牧牛耕读，聪颖勤快，后仕周任守藏史，并被封为“柱下史”。公元前516年周王室内乱，王子朝携带守藏史典籍逃奔楚国，老子因而被免职归居故里。随后他到了鲁国，在那里生活了多年，并第一次见到了年轻的孔子。公元前505年老子隐居沛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南之沛，见老子。”老子晚年返回陈国故里居住，孔子曾亲赴曲仁里第三次见老子。公元前478年，楚灭陈，老子遭亡国之痛，弃家骑牛西去经函谷关。关令尹喜强留其著述，遂命笔写出了他对宇宙、社会、人生具有独特看法的五千言《道德经》。后出关赴秦隐居，死于扶风，葬于槐里。

东汉时期，黄老之学开始逐渐演变为道教，老子遂正式成了道教教祖。至唐代，老子的地位达到登峰造极境地。由于唐王室姓李，太宗自认为李耳之后，于是在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帝亲至老子出生地鹿邑老君庙祭拜，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在老君庙建紫极宫。天宝二年（公元743年），玄宗李隆基又亲躬紫极宫拜竭先祖李耳，易紫极宫为太清宫，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并立碑祭祀（现此碑仍立于太清宫，号为唐碑，被专家称为国宝）。天宝十三年（公元755年），玄宗再次拜竭太清宫，上玄元皇帝尊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宋、明两代也崇奉道教，宋徽宗和明太祖都亲注《道德经》。宋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宋真宗赵恒为李母立“先天太后赞”碑并序，御制御书并纂额（现在此碑仍屹立于太清宫，号为宋碑）。

老子终生著述只有一部五千言的《道德经》，但其思想深邃，内容博大，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不仅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古代以来的思想文化、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至今不衰，近代以来，老子的影响遍布世界各地，老子思想已成为影响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思想流派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周桂钿教授指出，老子将“小国寡民”视为理想的社会制度，故其治天下、治乱世的理念主要导源于两个基本观念：一、君民都要无为无欲；二、圣人应以百姓心为心。这些见解对现代社会也是有一定价值的。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教授指出：道学文化是一种原生态文化，也必将成为人类最后的文化。新道学文化的创立是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重构，也是世界上“第二轴心时代”普世文明的发现。现代人类社会有必要借鉴道家的自然生态文化，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诠释和创新，将现代西方文化的精华接纳进来，创立集古今中外文明精粹之大成，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文化，以解决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

吉林大学哲学系刘国梁教授指出：崇尚自然、遵循客观规律，是《老子》思维方式的基本特色。它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第一、按规律办事，不造假作秀；第二、把握复杂事物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第三、谦逊待人，以常人之心处事，切不可傲气横溢；第四、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不可劳民、愚民；第五、实践第一，切莫浮夸。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参考书目：

曹德本《中国传统文化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第5篇：传统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对策;分析;市场经济;信息渠道

一、新时期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障碍

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其核心价值与当下流行的竞技体育价值有所不同:传统的体育文化更强调怡情养性,而竞技体育文化则更加强调竞争与对抗;传统的体育文化更加注重观察与思考,而竞技体育文化则更加侧重于速度与力量;传统的体育文化趋向于养生与休闲,强调意念层面的感受,而竞技体育文化则走向于激烈、紧张的体验,更强调感官层面的感受。由上述对比我们不难看出,竞技体育更强调视觉效果,虽然具有直观的优势,但其内涵相对简单,而传统体育文化则更强调思维感受,具有丰富的内涵,而这又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呼应。但是,由于当下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播方式过于简单,不易与信息受众产生互动效果,与今日的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方式有所脱节,这不仅阻碍了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与发扬,更成为文化传承的障碍所在。具体说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体育项目市场化程度不足

当下我国仍然处在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之中,虽然市场经济制度的地位已然确定,但从整个社会生产生活范围来分析,仍然有部分产业未能完全调整到位,适应市场经济形势下的发展,而传统体育项目正是其中之一。

文化的发展需要强势的经济基础支持。这句话一语道破传统体育项目的困境所在:当下一些传统的体育文化项目,如象棋、围棋等,虽然源远流长,群众基础广泛,但并未能据此文化优势而转化成经济优势。当前,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了新兴市场,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的链条之中,实行的是市场化的投资体制,并且大力推行规模化的生产,再加上网络文化销售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成为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取的普遍发展模式。我国传统体育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体育行业的商业化运作也逐渐开始按市场化的模式运作,但是体育市场化的运作下,商业利益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强调精神内涵与文化个性方面的中国传统体育各个项目,难以和当前的商业化运作相匹配,这使其发展受到了限制。

2.传统体育项目在媒介传播上的弱势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时代已经悄然到来,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各种信息所环绕包围:无处不在的传播媒介、四通八达的网络信息、随时随地的移动终端。然而,在信息量大增的今天,人们对于信息的接收和过滤能力却仍然没有变化,如何才能够占据主流信息传播渠道,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成为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一道门槛。而我国的体育传媒市场的发展方面,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且传统体育文化与大众传媒之间并未建立和谐关系,在体育文化传播手段、技巧与规模方面要远远落后于西方现代体育,再加上信息不平等的传播状态,加快了文化逆差局面形成。

二、新时期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对策

面对传统体育文化在信息传播和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上处于不利位置的现状,需要体育工作者加以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策略,从根本上提振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信心,使传统体育文化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进而走向世界。

1.传统体育产业坚持市场品牌化发展之路

市场经济制度地位的确立,意味着社会的各行各业都被纳入到市场运行的轨道上来,不论主动或者被动,都必须按照市场规律行事。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下,任何一个体育项目都必须争取足够的关注群体,才能够生存发展。由于传统体育项目的观赏性、激烈程度不如竞技类体育项目,往往不受体育爱好者的青睐,由此也受到媒体的冷落,进而无法吸引足够的商家关注和投资,因此,传统体育项目必须顺应市场规律,以竞争的态度去争取观众、争取市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按照营销理论中所指的品牌文化建设理论,通过树立传统体育项目的品牌,以品牌促经济,以经济促文化,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品牌的塑造本身就意味着文化与经济的结合,而传统体育项目在这一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作为中华文明的结晶,传统体育项目,如象棋、围棋、太极拳等,有着数量巨大的爱好者群体,这些爱好者就是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品牌塑造的基础;其次,品牌的塑造必须有着足够的文化内涵。因此,品牌塑造的关键是与项目爱好者的接触面,如围棋项目在东北亚三国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原本是可以通过品牌的塑造完成商业化进程,进而走出国门的一项传统体育项目,然而,虽然有着各类杯赛,但由于与媒体的合作较少,缺少直播、转播等直观的视觉冲击、而各类报刊媒体或者网络媒体的体育新闻也多让位于竞技类体育,使得广大的围棋爱好者无从接触,从而失去了品牌的塑造良机。又比如中国象棋,国人几乎人人知晓,群众基础不可谓不广,但象棋除了作为群众的娱乐外,专项的体育赛事却少与体育爱好者有着面对面的交流。因此,进行传统体育项目的品牌塑造,必须让体育项目走出象牙塔,借助项目先天的文化优势与群众优势,成功完成品牌塑造。

2.传统体育文化与传媒相结合

在前文中曾就传统体育文化的市场化道路不畅的原因进行为分析,其中有一条即是传统体育项目的信息传播面太窄,信息传播量太小,与传统项目的基础——群众失去了沟通的机会。

随着技术的发展,信息时代在不知不觉中来临了,媒体成为了信息强有力的载体,逐渐成为体育文化传播的助推器,因此,发挥传统体育文化,特别是将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一张名片,走出国门推向世界的过程中,将体育文化与媒介进行有机结合是必经之路。

要实现二者的有效结合,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构建体育文化传播的产业链,以电视传播为例,需要将对传统体育项目的宣传的前期准备、节目策划、后期销售、体育文化衍生品的发展等,都纳入到体育发展的产业链条中。与此同时,还应以电视节目作为基本的材料,生产相关的衍生品。二、强化传统体育文化与人们实际生活的对应与联系,这一点,借助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文化特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不难实现的,但在设计传播渠道时,一定要注意加入产业化、市场化的设计元素,以经济为推手,实现文化传播的根本目标。

结论

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若要发扬传统体育文化,必须着眼于其载体——传统体育项目,而要通过扩大传统体育项目的影响力来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潮流,研究市场竞争规律,借助市场力量,而在这其中,注重信息传播的方式方法,注重媒体渠道的力量,是振兴传统体育文化的必经之路。值此传统体育项目陷入低谷之际,宜采取传统体育产业坚持市场品牌化发展之路、传统体育文化与传媒相结合等对策,为新时期传统体育文化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作者单位:郑州大学体育系)

参考文献:

[1]周建辉.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策略的当代转型[J].新闻知识,2010(11):10~12.

[2]王晓朝.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J].浙江社会科学,2009(3):105.

第6篇：传统文化研究范文

自20世纪末以来，就中国文化发展与方向的问题，在全社会范围内又掀起了一阵讨论热潮，讨论的主要核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学术界就文化问题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退去，以新儒学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又复兴，对当时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自此之后，在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全盘西方文化与新儒家文化复兴二者非此即彼的文化观点。然而，随着步入21世纪，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谈论随着时代的变化，不再徘徊于全盘西化和儒学复兴之间，一种具有自身鲜明特点，无需多言的中国现代文化已应运而生。

一、文化的定义

文化一词本身即具有十分宽泛的性质。从广义上来说可以分为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次，而这三个层次即全面涵盖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反应，指核心主要价值观层面的，而目前我国在文化方面http://的讨论主题，特别是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就是围绕这一层面展开的。就观念领域而言，我国文化思想领域讨论的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

二、文化的属性与特征

纵观古今历史文化发展，文化作为人类历史持续发展不间断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作为社会思想意识层面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文化产生于社会现实，然而，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我们发现文化其自身也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而文化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它必定呈现持续发展的姿态，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每个历史阶段社会的存在都是人类社会文化积累来推动的，而文化自身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所以一个国家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它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决定了它将走上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建设道路，而如何处理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与融合，也决定着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的历史文化悠久，而且持续不断、源远流长，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站在世界的前列，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民族文化，而且更是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法和价值观念，这一切的属性和特征决定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也就此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而随着外来经济资本和坚船利炮的传入，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封建自然经济的文化代表，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阻碍因素，因此当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大的障碍，所以一种全盘西化的文化呼声在社会上应运而生。

三、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

随着我们思想文化界对于文化讨论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也逐渐走上轨道，对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更多的应该以推动经济发展为核心，以经济推动社会发展，以文化作为原动力，而经济作为文化的物质基础，文化的建立要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无论是推动文化的发展，还是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都需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

而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借鉴西方文化的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已民族的文化接受外来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必然发展趋势。而在具体借鉴西方文化问题上，首先要对西方文化本身进行分析，对其共性与个性，内容上与传统文化差异较大的部分，要进行深入分析，进行归纳整理，以求完成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

第7篇：传统文化研究范文

（一）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客家作为汉民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拥有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文化的智慧和思想，如尊重自然的风水文化、顺应自然的建筑艺术和保护自然的村规民约等。以生态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范式，对客家生态伦理文化进行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与时俱进地传承其精华和积极因素，协调其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新的道路，构建一种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可以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为客家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意见2012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特别指出要“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所处的位置，正是赣南、闽西、粤北的三角地带，与客家聚居地基本重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以赣州为切入点，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深入挖掘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为赣州提供生态保护与和谐发展同步进行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对于唤醒客家人的生态文明意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赣州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建设美丽赣州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路径

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路径主要包括民居建筑、梯田耕作、、文学艺术、禁忌制度、村规民约等。

（一）民居建筑客家村落的选址、布局、座向、道路、池塘、树木等基本都是根据"堪舆"理念建构的，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完美结合。尤其客家围屋作为客家人适应当地复杂地理环境的建筑产物，选址和建造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合乎生态的经验和原则，居所选址讲究地理生态性，结构布局体现出“天人合一”的要求，房屋功能表征着政治伦理生态，凝聚着以生命为核心的生态美学意蕴。围龙屋的外形是“方与圆的有机结合体，方与圆寓意‘天圆地方’，整座屋宇即为一个小宇宙的象征，这便折射出客家人深谙‘天人合一’、人地和谐之道的文化风貌。”

（二）梯田耕作梯田耕作是客家人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客家人对山地环境长期感应的结果，切实防止了水土流失，促进了土壤养分的累积，成为传统山地农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最高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梯田耕作文化”，不仅是带有浓郁山区小农经济特色的文化体系，也是一个人地协调并具有美感功能的人工生态系统，系统内的森林、梯田、村落和小气候进行着一种复杂而有效的物质和能量循环。

（三）客家人有自然崇拜的传统。他们认为土地、房屋、水溪等都具有神性，称为“伯公”（土地神）。俗语说，“入山先问伯公”，“伯公唔开口，老虎唔敢食狗”。此外，家里有灶王，村里有社王等等。自然崇拜的神秘性深深地根植于客家群众的生态价值观中，有益于人们形成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尊重，在客观上限制了人类的一些破坏自然的行为，对生态保护的具有积极意义。

（四）文学艺术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智慧的结晶，是客家人对大自然的感悟。如比较有名的叠字山歌“山中山谷起山坡，山前山后山树多；山闻山田荫山水，山人山上唱山歌。”[3]P66体现了客家人亲近自然、歌唱自然和呵护自然的气质，传达着一种“天人舍一”的精神意蕴。客家的一些俗谚，如“山上树木光，好田会变荒”、“高山开荒，平地遭殃”等等，都是客家人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注重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真实写照。

（五）禁忌制度在客家地区，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常见枝繁叶茂的大树挂满了红布，周围插满了香烟火烛，被当作敬拜的对象，严禁砍伐。有些地方还忌讳对着树木撒尿或把自己的鲜血涂抹在树上，认为树木会因此成精，并残害这个人。尤其是小孩，更是不可造次。客家人的树木信仰文化中表现出的对树木生命力的羡慕和崇拜，实际上是寄托了健康茁壮成长和福寿延年的美好愿望。

第8篇：传统文化研究范文

    岭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丰腴的原野,我们愿把这初步的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及文化界、武术界、体育界,还望武术前辈们、专家和学者们不吝指教。

    1 研究评述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源于五千年的历史,脱胎于56个民族不同的风俗和人文环境,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特征的传统体育文化。在全球文化的冲击下,各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纵向继承和横向融合的发展趋势。在当今世界西方文化为主流的影响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以竞技武术为龙头,在中国政府的“举国体制”推动下,武术技术发展产生了变异,从而使“打练分离”最终形成了竞技套路和散打两个完全独立的技术体系,开始走向奥林匹克融合之路,成为世界各国学习和研究的热点。传统的太极拳、岭南湛江文车醒狮、舞龙在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舞台上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彩,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掌声,然而竞技武术在异化中却止步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竞技舞台,人们对武术的改良运动产生疑惑?近几年,有识之士开始呼唤传统武术“打练结合”的回归。

    中国武术“打练结合”最突出的拳种有太极拳和咏春拳。其中岭南咏春拳由于李小龙的传承,吸收东西方文化精华成功变异为截拳道,成为“武之圣者”和“功夫之王”。到如今,咏春拳已有80多个国家地区上千万人习练。李小龙美国弟子吉尔伯特根据李小龙生前的武学笔记手稿整理而成专着《截拳道之道》,还有约翰里特所出版的李小龙系列图书等等,对研究岭南民族传统体育走向世界提供有益参考和启示。

    随着时代的变迁,岭南传统体育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正在加速流失,岭南传统体育面临着后继乏人、传承群体日益缩小、文化土壤日渐薄弱等问题,不仅不能可持续发展,就连目前的存在状况也十分担忧。为了促使其得以延续和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发[2005]18号精神,以保护为核心,抢救为前提,以传承发展为关键,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申报、传承等工作。自2006年公布了首批518项部级非遗名录以来,已公布了两批共1028项。2011年6月10日,随着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三批部级“非遗”名录公布,部级“非遗”名录项目已达1219项,全国“非遗”资源总量约98万项。第三批名录全国申报的数量大概有接近3000项,但是真正通过的正式项目只有191项,涉及223个申报地区或单位,较前两批合计1028项有了大幅度减少。我国在部级“非遗”项目中,与体育有关的“非遗”项目68项。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广东省以及省内各市、区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收录了很多岭南传统体育项目,如:岭南醒狮、中山木龙舞、东莞莫家拳、惠州龙形拳、揭阳南枝拳、佛山咏春拳、江门蔡李佛拳等。

    目前,国内社科基金研究的热点集中在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其着眼点在于训练与比赛,而对于开发群众健身体育项目领域却很小涉及。在民族体育史志、民族体育产业、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体系及课程建设、民族体育发展的法制保障等领域研究也取得了一批优秀成果,研究场所主要集中在高校。

    当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国内研究存在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理论研究滞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方向的路标不明,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特别缺乏独特的一整套概念、范畴、命题和研究方法。观念陈旧——民族传统体育传播力受阻,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学校、社区普及程度非常低,限至了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播。

    第二,创新不足。传承与变异的失落,导致文化创新不足。由于我国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以奥林匹克为主流的西方体育思想的冲击,武术的技术发展产生了传承与变异的失落,形成了了竞技套路和散打两个完全独立的技术体系。其文化内涵几乎在全盘西化中丧失内核。随着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武术研究创新相对不足,导致难以进入奥运会。

    第三,开发不足。文化产业市场开发不足。产业的发展依赖于市场的培育,市场又依赖产业而生存,而产业和市场的发展程度,又受到资源开发利用的制约。目岭南民族传统体育整体水平不高,管理不够规范,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导致文化产业开发利用不够,还没有能够完全同市场经济接轨。

    第四,文化内涵挖掘不够,人文价值不够彰显。在近年来体育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热点,对武术文化的研究逐渐加重,在已有的研究中,往往侧重形式,少挖掘内涵,对传统武术的系统研究和整体解读相对是一个薄弱环节。

    2 研究设想

    本课题研究核心内容是发现存在问题和分析不足为突破口,运用科学发展观来破解民族传统体育发展难题,整体上把握岭南民族传统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脉搏,形成岭南本土文化特色,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来构建岭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理论研究基本框架为设想。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文化内涵的挖掘。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礼仪之帮曾经是我们的称呼,有朋之远方来不亦乐呼。“未曾学武先识礼,未曾习武先明德”。武术文化核心是礼,以礼开始,以礼结束。切入点是德。武德的养成有助于净化人的精神和心灵,为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化解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危机,化解个体心灵的信念危机,化解人与社会的人文危机,化解人与自然间的生态危机。因此,传统武术文化内涵是中华武术之“礼”,以忠、信、孝、悌、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结合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荣辱观为标尺,给传统文化礼与德注入新的内涵。从人文视角挖掘岭南民族传统武术文化,武术文化由武技与武理技术文化层、武术行为文化层、武术心态文化层三个层次组成。武术行为文化层主要是通过武德具体体现出来。武术心态文化层是中华民族在从事武术社会活动中长期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道德、思维方式等。这是武术文化的核心价值。武术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天人合一”,即指人类在一定实践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统一的关系的总认识和看法。“天人合一”的理念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文化内核,是引导和启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来重塑岭南礼仪文化建设和谐幸福广东,维护广东社会稳定,创建文明型社会奠定基石。

    第二,文化传承与变异。以岭南咏春拳为典型案例。传承性是指民俗体育在发展过程中表现运动规律性的特征。是民俗体育时空持续、多元融合的基石。民俗体育传承过程中所引起的自发与渐进的变化,称之为变异。民俗体育的传承,不是续代照搬、毫不走样,而是随着时空的变迁,从内容到形式上或多或少有些变化,有时是剧烈的变化。岭南咏春拳由于李小龙的传承,吸收东西方文化精华成功变异为截拳道,成为“武之圣者”和“功夫之王”。咏春拳从“佛山赞先生”——“华顺公”、“壁先生——梁壁、“阮奇山、和叶问三雄”等,到今天“佛山咏春十一杰”等宗技,已有150年余年历史。佛山咏春拳显于梁赞,盛于叶问,扬于李小龙,从禅往港,传遍全球。然而,由于中国竞技武术传承与变异失落和文化创新不足,导致止步于2008北京奥运会的竞技舞台,值得反思。岭南咏春拳在传统与现代转型中融合东西文化的精髓,成功变异为截拳道,传遍世界,值得中国武术借鉴。

    第三,文化保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出发。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制定保护规划,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予以保护,并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予以重点保护。保护实践前提是全面普查,普查是全面了解岭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家底的必由之路,佛山是全国武术和龙狮之乡,佛山市黄飞鸿狮艺武术馆、顺德的李小龙纪念馆、彭南咏春拳馆等,对全面普查民间家底振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做出应有贡献。实践唯一方法是实地考察。只有深入到岭南地区乡村、社区,才能深切体会当地风土人情、行为习惯、价值取向,防止闭门造车,脱离实际情况;保护关键是保留民族文化传统风貌,符合民族文化认同,继承和创新相结合进行整体性保护;保护项目主张选择性保护,选择保护是选择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优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第三批名录全国申报的数量大概有接近3000项,如果主张全面保护,如拾了芝麻丢了西瓜;其保护依据是老子道法自然哲学思想,遵循自然规律,尊重保护民间活态文化,即指文化传承主体的人;保护机制是从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转变为服务职能,将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有效结合,在适应性互动发展中实现更新和创造;防止:一是:“重申报,轻保护”。把申报工作作为形式或政绩工程,而不注重实际情况,甚至无中生有,违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出发点。二是保护工作机制不健全,抓不住“活态传承,生态保护”的要点,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特点,忽略了传承人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和传承人法律保障。

    第四,文化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传承、保护、开发相协调,坚持生态良好的发展之路,保证一代又一代永续发展。岭南民族传统体育可持续发展就是又处理好传承与保护、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协调,遵循其自身发展规律,求同存异,各有不同,选择竞技化、市场化、产业化、旅游表演化、休闲化、健身化、大众化、生态生活化等发展模式。最重要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生活需要,将保护与开发有效结合起来,促进岭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保护及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政府资金扶持和民间企业资助是物质保障;社会、民间、学校的传承和发展是关键;媒体、电影、出版物宣传是重要传播途径;还有培训、旅游、文化产品开发、品牌经营所获得利益是发展内在动力等。

    3 结论与建议

    (1)运用科学发展观,破解岭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断层或丢失的发展难题,给传统文化中的礼与德注入“八荣八耻”荣辱观新的内涵。文化保护强调以人为本从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转变为服务职能,全面解决理论研究滞后、观念陈旧、创新不足、开发不足等问题,将保护与开发有效协调结合起来,统筹兼顾文化传承与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促进岭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

第9篇：传统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室内设计；元素

中图分类号：TU23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191-01

一、传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价值

（一）传统文化赋予室内设计持久性。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巧妙地融合了各种文化形态的差异性与统一性。在室内设计中结合现代设计的理念，融入传统文化的设计元素，在体现室内设计的功能性特点的基础上，提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与之相协调，使室内设计更赋时代性与文化性。

（二）传统文化增强室内设计生命力。室内设计应借助现代设计手法，结合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精华，有效地借鉴和发展室内设计空间，将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元素与室内设计相融合，在满足居住空间功能性需求的前提下，使室内空间熠熠生辉。增加华夏儿女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更好地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赋予室内设计作品鲜活的生命力和博大的文化底蕴。

二、室内设计存在的问题

（一）室内设计缺乏民族特色。居室设计的风格多样，目的在于给人们营造轻松愉悦的居家氛围。室内设计多以功能性、使用性为侧重点，以舒适合理为目标。如简约素雅的北欧风格、清新自然的美式田园风格、自由奔放的地中海风格等，多种室内设计风格被越来越多的家庭所喜爱，然而对古色古香的中式风格和删繁就简的新中式风格等带有传统文化特色风格的家居爱好者却越来越少。因此在室内设计中，要充分挖掘有特色的传统文化融入室内设计中，提取传统文化元素的精华，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

（二）室内设计缺乏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现代社会过度推崇西方文化，严重压缩了传统文化传承的空间。虽然满足了部分人们猎奇的心理，但不符合中国传统审美观，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现代的居家环境不仅仅是考虑功能的完整性，更要考虑精神的文化性。只有将文化融入设计，有文化底蕴作为支撑，这样的设计才能更赋生命力。

三、传统文化元素与室内设计的有效结合

（一）传统文化造型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传统文化的造型为室内设计提供较多的灵感支持。它所蕴含的风格、寓意等深层次的文化值得学习与借鉴。室内设计要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的可用造型，经过借鉴与创新，创作出更符合时代的室内设计作品。如传统文化的花窗与现代家居设计的镂空隔断造型的融合，传统的鸟笼与现代灯具造型的结合，传统的石狮与现代室内家居饰品摆件造型的融合等。诸多设计成为精神文化的一面旗帜，体现出与传统文化的借鉴与创新，鼓舞后人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突破，创造更多优秀作品。

（二）传统文化元素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传统文化与室内设计相融合，并不是盲目照搬传统文化中的造型形态等，而是在理解和总结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提取体现传统文化精髓的元素，对其M行融合与再设计。例如新中式设计风格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堆砌，而是在现代的装修风格中融入古典元素，成为时尚与古典的完美结合。中式风格的古色古香与现代风格的简约时尚相衔接，使得生活的实用性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同时得到了满足。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拥有五千年的历史，同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提取传统文化元素的精华与现代室内设计相融合，设计出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室内设计作品，将传统发扬光大，同时使室内设计更赋文化性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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