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精选(九篇)
第1篇：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强化措施
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是以实验研究法作为基础提出的学科研究法，现阶段，不少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实验研究方法，例如心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经典的论证方法，在我国公共管理区域无法有效使用，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实验法的缺失。
一、实验研究的优势与特征
（一）实验研究的优势
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相关变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以及作用机制，而发现因果关系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实验。虽然非实验法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存在一些限制，但是在使用时并不存在局限性，在实际的实验研究法中调查法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1]。实验研究法常用到的思维方式是逆向思维，即在开展实验研究时，研究人员始终都存在“假如此事没有发生，那么它的结果会是怎样的”的一种思维方式，通过该思维方式，研究人员可以确定构建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构，与最常用的研究方法———调查法相比较，实验法可以人为地对实验变量进行操控，并对其他干扰因素进行控制，效率相对提高许多。因此，实验法具有非实验法所不具备的优势。构成因果关系的三个要素分别是：时间先后、公变以及不存在干扰量[2]。在这三个要素当中，首先，变量之间的发生是存在时间先后关系的；其次，变量之间的变化应当是相关的，有着共同变化的趋势；最后，变量之间的关系变化不是由于其他量的变化导致的。实验法可以很好地满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验证需求，因此，此非实验比较，其更加具有研究的优势。
（二）实验研究的特征
实验研究法是在排除其他所有干扰因素之后，通过控制影响变量的所有相关因素的关系，提取出研究目标之间所存在的变量关系，其特征为：控制性、随机性以及操控性。这三个特征在随机实验研究法当中存在特别明显，该实验法可以将可能存在影响因素尽数剔除，从而为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提供了绝佳的实验背景。另外，实验研究法重在人为地对研究变量进行操控和干预，其具体操作方式是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对研究变量进行调整，观测不同数值下因变量的变化情况。
二、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策略
（一）基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的强化策略
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进行变量相关关系的论证已经成为一项成熟的方法，仅仅依靠了解实验方法的理论和实验变量的状况是无法进行论证的，为了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下面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这一方面对强化策略提出建议。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通常指的是以相关理论为基础，即以理论判断验证为研究目标，在特有的或者是认为创造的实验研究条件下，通过科学仪器设备，对相关研究变量进行控制和干预，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获取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3]。上文我们说过，在进行实验研究是通常采用的是逆向思维方式，即常用的理论验证实验研究方式是理论假设方式。实验法由于其自身独特的性质成为科学研究的景点方式，在进行实验研究时，通常是以人为的手段对变量进行调控，尽可能地减少其他因素对因变量的干扰，通过调控变量值取得不同结果的因变量，通过对这些记录下来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判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实验研究法具有随机性，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线型，保证了因果变量之间的普遍性。在公共管理中应用实验研究法最大的问题是其外部效度问题，指的是将研究所得到的结果类推到实际的社会情境当中或者是其他母体环境中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将实验所取得的结果应用到实际环境的情况下，由于其他因素的变化，很有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失效[4]。对此，我们认为，通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进行论证，我们关注的是实验结果的内部效度而非其外部效度。具有社会科学实验研究，其外部效度问题是不能避免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全盘否定实验研究的结果，实验研究本身的目的是通过人为地操控验证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从而对一类的事物进行推理论证。因此，在进行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时，只能根据实验结果进行因果关系推论，不应当根据实验结果进行分布式推论或者是结构式推论。
（二）基于公共管理实验方法学科特征的强化策略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实验研究去论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逐渐成为一项成熟的论证方法，部分学科甚至已经形成了对自己学科最为有效的实验方法，例如心理学科、社会经济学以及政治科学等。在公共管理中形成适应自身特点的实验研究方法，在汲取这些已有专业实验研究方法学科经验的基础上，需要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者根据自身项目的特点形成具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特征。要形成具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特色的实验研究方法，需要研究人员根据公共管理学科的特色形成具有学科特征的实验研究方法。公共管理学科的特色是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本文以“根据问题中心，采用公共管理的思维方法”为研究策略，以公共管理真实情况中所存在的问题作为中心，以公共管理的总体状态以及内在因素联系作为基础，构建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的理论框架[5]。每一个学科所关注的中心问题都是不同的，公共管理学科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应当是，以科学合理的态度对现阶段公共管理工作的恰当性进行分析，以此作为依据建立公共管理的框架结构，以恰当性作为框架中心目标，其构建方式为：因素—结构—功能，也就是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分析，此次实验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间存在的变量关系，该关系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等。在构建具有公共管理学科的实验特征之后，在进行实验研究调查的过程中也需要依据公共管理的特性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现阶段，部分学科通过不断的实验研究已经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例如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与其发展早期心理物理学的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要强化公共管理科学实验研究，需要研究者们进行大量的实践探索，寻找出具有公共管理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
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应用的机遇与挑战
（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应用的机遇
随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的不断推广，以中国国情为基础的实地实验和调查实验越来越多，针对各地需求开展不同目的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研究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推算出其附加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国情下开展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并且可供研究的题目种类也十分多。随着我国政策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第三方项目评估的兴起，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的应用也在不断增加。比如，在公共项目开展之前，需要对该项目进行评估，预算其价值并进行风险控制。另外，处于发展和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与其他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较有更多的变化，更加利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展开，即我国的体制改革优势为公共管理实验在我国的应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国每天在不同地区都要开展各种政策实验与管理创新，这些实验管理创新都为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中的自然研究与准实验的展开提供了背景条件。例如，我国大量推行的定点管理实验，这些项目为实验研究者运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提供了极佳的背景条件。公共管理实验虽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般难以展开，如2013级厦门大学传播学院广告系的硕士生们运用“清推”方式开展的“凭借公益广告的力量改变市民以及游客不文明行为”的实验研究活动，在排除其他变量对实验研究结果的影响之外，通过对不同标语对人们践踏草坪以及横穿马路等不文明行为的影响，看哪种标语对人们的这种不文明行为具有强烈的制止作用。该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并没有很大的资金投入，但是通过该实验研究可以为城市不文明行为的管理提供参考意见。
（二）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应用的挑战
现阶段，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在我国的应用仍然较少，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对公共管理实验仍然存在一定的理解误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管理实验在我国的推广应用。例如，《管理世界》在征稿启事中对实验研究结果的发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规定虽然没有限制实验研究论文结果的发表，但是对于学生的实验研究却做出了限制。另外，部分专家学者仍然未曾认可实验研究法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认为实验法只能在实验室案中应用，并不认为我国的改革和试点均可以采用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进行论证研究。要想推动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在我国的应用，首先需要转变研究人员的传统思想，在实验研究中曾发现，理工科背景的研究人员较之文科背景的研究人员，更加容易能够接受实验研究法在公共管理的应用。因此，增加学科交叉融合，促进文理科之间的交流互动，对推广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四、结语
公共管理学科由于其自身环境较为复杂，研究结果由于受到外界因素失效的现象而引起争议，但是基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法本身就是对相关关系进行论证，从而对系列事情进行类推得出相关结果的方法。为了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研究工作者们应当根据汲取现有的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研究方法，结合公共管理学科的现状，以我国社会环境作为实验条件，实验探讨出具有公共管理学科特色的实验研究方法，为实验研究法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应用提供有利依据。
作者:李芳 张宏涛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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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永明.公共管理实验教学体系的探索与构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1)：93-95.
第2篇：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管理学；比较；概念；理论；影响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在以美国为中心的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公共行政学发展经历了数次规模宏大的理论纷争和范式革命。短短100多年，公共行政把其他自然、社会学科的理论和成果充分的吸收应用于自己的学科领域，一次又一次地在研究范式、内容和方法上吐故纳新、脱胎换骨。在这一个世纪里，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哲学途径都深刻影响着公共行政研究的演进，每一个研究路径都有数位声名显赫的学术大师和众多的追随者。18世纪著名德国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有句名言“一切知识、认识均可溯源于比较。”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罗伯特•达尔（1947）就向国际行政学界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批评：“如果不进行比较公共行政的研究，使公共行政成为一门科学就是一句空话。”美国学者罗森布洛姆（2002）提出公共行政研究的主要路径是政治的、法律的、管理的，并对三种途径在社团布局、对个人的观点、认知途径、预算、决策、管制行政以及行政责任与伦理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比较。其实在不同研究途径中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研究逻辑：一是哲学、政治、社会、法律、历史的研究路径；二是管理、政治经济的研究路径。政治与法律途径比管理、经济途径历史悠久、强调宏观、静态研究；后者非常注重角色、系统、行为环境和行为过程的实证研究。姚莉（2010）提出政治经济学、管理学的最新进展为公共行政研究打上了实证主义的浓重痕迹。两种路径都有明显的“工具”色彩，同时也都很有影响力。鉴于此，本文以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管理途径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途径展开比较分析。把两种研究路径进行全面比较，有利于我们更深刻、系统的明晰西方背景下两种研究逻辑的历史演进、概念体系、方法特点、影响力等知识，同时也有利于国内行政学界推动管理学、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在中国的本土化和推广应用。
一、公共行政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途径与管理学研究途径的具体比较
（一）两种路径发展的历史过程比较
从管理学与政治经济学两门学科的产生和演进历史来讲，现代政治经济学发轫于17至18世纪的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现代管理学出现得比经济学晚、肇始于20世纪初，在20世纪的100年时间里发展得枝繁叶茂。两种颇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研究为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化和科学化壮大注入了强大的研究能量。管理学研究路径对公共行政学的学科贡献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典公共行政范式的构建和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正如威尔逊、韦伯所做的贡献，管理学路径帮助理清公共行政学的意义在于实现政府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经济的最大化；学界早期对政府内部结构的构建原则的强调、后期对治理形式私人化、公司化的建议就是为了实现治理效率。关于这一点，在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名称上可见一斑。公共行政学初创阶段的名称叫“行政管理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又发展成为行政管理学、政府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管理”二字成为学科的重要标识。但是，从公共行政学近50年发展的具体历程来看，要“走得更稳健、走得更久远”确实需要借助政治经济学系统的方法和理论资源。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让政府高调拥抱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近50年来，无论欧美还是东亚，政府和公共部门的经济职能越来越壮大、“经济性”越来越典型；政府越来越象企业，企业也可以参与公共资源的管理与供给。以城市治理为例，汉克•V.萨维奇（HankV.Savitch），保罗•康特（2013）提出城市的发展走向是由驱动变量（市场环境、政府间支持）和转向变量（公共控制、地方文化）决定的。一句话，公共管理主体、对象和内容曾经鲜明的关系和特征越来越模糊。这样全新的实践必定呼唤新的理论与之共鸣。具体而言，政治经济学方法对公共行政发展的贡献具体在于上个世纪60年代新政治经济研究方法和体系的注入，在传统的土壤中培育出了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学派，制度经济、政治经济、政府经济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新资源。
（二）核心概念和理论派别体系的比较
管理学研究途径中的核心标志是组织结构、组织权威、组织效率三个概念，他们对公共行政学的初创和“企业家精神”政府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元素和分析方法；同时对公共行政的绩效实践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政治经济学的产权、博弈、交易三个标识概念构建的交易成本、制度选择、决策过程理论为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平台。管理学路径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大师云集、领域流派纷呈；其中传统管理途径影响下的古典公共行政范式的官僚制理论；该理论第一次系统阐释了行政管理的目标、内容、对象；对现代政府的组织设计、体制规制、职能划分有重大启发，是公共管理学、政府组织学的核心内容。绩效背景下的新公共管理思潮。该流派是20世纪90年代欧美的国家公共行政对“管理主义”的回归。该流派的核心理念是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服务及顾客导向的强化；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及竞争功能的引入。公共决策理论，尤其是预测方法与技术、决策方法与技术、项目管理等技术与方法风靡全球。这三大理论体系系统地构建了当前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管理活动的行为指导手册，而且成为MPA学员首选的热门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路径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也独领，其代表性的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学派颠覆了传统公共行政研究的基本逻辑和方法体系。传统管理研究把政治与行政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作为被解释变量和行政改革的目标；而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中以个人主义方法为工具，从“经济人”理性假设出发构建理论；政府和政治的行为被阐释为一种类似市场和交易的活动；政府、官僚制度与行政制度等均被阐释为重要的解释变量，而政策均衡和制度选择等具体活动过程与行为被定义为公共行政领域的因变量。奥尔森与诺斯都把经济、政治制度作为国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解释变量。
（三）研究逻辑与方法的比较
从管理路径的逻辑来看，作为管理的公共行政的目标是发现并不断完善属于公共行政独有的规律与方法，进而发展相应的行政管理技术。它认为公共行政活动是可以观察并能以一定的客观标准进行效率的测量和评估，并能通过客观的技术工具和手段改进效率的集体行为过程。这种技术化行政的管理理论以权威和效率为基本维度，并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而演化得更精致。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该研究路径以经济与效率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与追求，以理性化的官僚制作为自己适宜的组织形式，以对管理工具和技术的实证分析作为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奎德等学者为代表的公共政策科学的迅猛发展就是管理学研究路径发展到极致的典型例子。政策制定的要素与过程被“科学性”地高度解剖；广泛普及的决策树分析、成本收益分析、最佳程度曲线、分配分析等技术，使公共行政的技术主义、管理主义色彩鲜明。从政治经济研究的途径来看公共行政实践，它就是个体理性如何实现在集体逻辑中的决策微积分。该途径开创了全新的公共行政研究视野和方法。当我们回溯历史提出疑问——最早用经济学方法研究行政问题的是谁？答案慢慢清晰：是马克思，马克思用他的资本论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的假设构建了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使用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随后100多年政治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学科与公共行政学密切相关的学科脱颖而出，一系列的概念例如效用、利益、博弈、均衡成为学术界的各种理论基础。无论传统还是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在理论假设提出来后，该路径会采用研究假设、模型设计、数据分析、验证假设等环环相扣的研究过程来支撑所研究的理论，为学界带来了全新的研究模式。Mur-rayJ.Horn认为在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中有效的公共管理应当确保交易费用最小化。再以艾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研究理论为例。第一步：她首先在批判传统集体行动逻辑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理论假设——在现实中，虽然每个人都是“经济理性人”，囚徒困境的存在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公共资源治理现实；人们的合作预期还是非常强烈的，每个地区公共资源治理存在困境的同时也存在合作的种种可能性：尤其是在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中公民自组织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很大。第二步：选择重要解释变量、构建理论模型y=f（x）。把政策选择和实施达成的利益作为被解释变量y。把社会的信任、尊重、互惠转变成基本变量x，即预期成本x1、预期收益x2、内在规范x3和贴现率x4。同时把环境变量（v）：影响制度选择收益评估的v1、影响现行成本评估的v2、影响内在规范和贴现率的v3。第三步：经验检验。用土耳其近海渔场、斯里兰卡水利开发工程、加利福利亚南部地下水的治理等一系列案列来验证该模型。第四步：经过修正，提出自组织治理理论的具体分析框架。显而易见，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优点是：逻辑性、推导性强，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
（四）研究特点的比较
管理学和政治经济学路径研究的逻辑起点都始于效率、终于效率；都是为了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虽然在逻辑与方法上有诸多差异，但两种研究在边际效应和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引领下，取长补短、最终形成了相对一致的见解，都强调目标、效率（效益）、绩效。两种路径都充分张扬了公共行政学的现性，都强调研究的科学客观性，而且实证研究的特点鲜明。借助于管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逻辑，公共行政实践获得了强大的理论启发，并实现了满意的公共治理绩效。作为社会科学一方面带有浓烈的情感色彩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客观性、科学性、实用性的追求。现代管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研究逻辑与方法恰当的融合了这两点。但不同的是，管理路径传统而且注重经验归纳；政治经济路径新兴而活跃注重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梳理。政治经济研究途径“使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利用逻辑和演绎，研究理性的行为主体如何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机会最大化，是对非市场决策行为的经济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更强调客观性、科学性，学者们能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和结构模型来论证自己的新理论假设。难怪很多学者都把经济学比作20世纪社会科学研究的“帝国主义”，这恰恰说明了新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可推广性。
（五）影响力的比较
管理研究路径赋予公共行政学以客观的管理精神和现代的管理气质。管理精神在公共行政学中的凝聚使公共行政研究立足实践、尊重客观、遵循实用，追求效率；管理精神和现代的管理气质成为学界的共识。公共行政研究从一门课程发展壮大为一个专业。同时，实践中的管理成为一门技术，每一个宏观的政府组织、每一个微观的公务员在现代管理精神的感召下都希望能获得精湛的管理技艺。因此对管理的研究慢慢发展成为对一门技术的研究，最典型的实例是MPA教育的实施。半个多世纪MPA的发展把管理的精神充分注入庞大的公共人力资源体系，使得公务员队伍体现出高尚的管理气质，从而培养出规模庞大的、现代的、优质的文官队伍。董建新认为：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垄断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不完全信息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应用广泛、硕果累累。1986年，弗吉尼亚学派的詹姆斯•布坎南就因在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中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来新制度主义的领军者诺斯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获奖。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2009年奥斯特罗姆“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获奖；经济研究路径在公共治理领域开疆拓土，公共行政领域的丰硕研究成果都深深烙上了政治经济学的印记。
二、讨论与结论
任何一个现实的公共治理都是复杂而精细的工程系统；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时期的公共行政科学都是在吸收外部营养的基础上成长和发展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罗森布洛姆才把“公共行政”界定为运用管理、政治以及法令的理论和过程来使其成为事实立法、行政以及司法部门的指令，为整个社会或者社会的局部提供所需的管制与办事功能。在中国的学术环境下，公共行政学平稳健康的发展历程到目前为止只有30年，是一门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社会科学。与此同时，中国的行政学专业大规模地引入西方行政学经典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对西方经典模式充满了崇拜与艳羡。但本文认为公共行政理论是现实的镜子，也是在现实基础上对现实的改造和超越：欧美行政学的经典范式是一次又一次“求真务实”的破旧立新、凤凰涅槃的升华；无论是管理途径的行政学研究范式、还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都试图成为欧美科学客观主义与理论实用主义结合的产物。欧美的经典行政理论是他们行政实践和学术专研的结晶；中国也应该立足本国的行政实践、专研自身的理论产品；中国行政学术界应该稍安勿躁、秉承平静客观的研究态度，假以时日也能发展出富有特色的管理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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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创新
一、引言
公共管理是一门综合类的学科。纵观公共管理学科的国内外发展，美国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共管理学院。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起步较晚，国内公共管理学科主要借鉴的是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我国政府多次派学者赴国外学习先进的公共管理知识，从而提高国内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水平。国内的著名大学，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都设有公共管理学院。然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起步的时间较短，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大部分高校对公共管理学科人才的培养需要提高和改善，国内学生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认识还有待加强。因此，本文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进行研究，对于提高公共管理学科的整体教学水平，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促进公共管理学科的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上，关于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研究较为丰富。RendonandSenider（2010）、Halligan（2016）认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不断发展能够促进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政府部门的公共决策需要大量的公共管理类人才的集体参与。公共管理学科应加大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政府应运用公共管理作为行政决策公益化的推动力。Cepiku（2013）以意大利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其研究发现了意大利的公共管理学科类专业，已在管理类专业中占据主要位置，公共管理学科类专业在意大利的发展中已渐成规模，受欧洲政治与行政路径的影响，其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必将更加迅速和扩展。JordanandGray（2014）、Jensen（2015）指出，公共管理学科不仅包括传统的管理学内容，还应该包括研究方法的创新。公共管理学科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重问卷调研方法的运用，通过方法创新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随着公共管理学科在国内的不断发展，国内学者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强化建设研究也越来越丰富。朱立言（2006）、杨卡（2011）、张志和龚健（2013）及刘西涛和王炜（2015）指出：加强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是适应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发展的需要。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应加强创新，处理好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关系，注重实践，加强师资教育和培养，以促进公共管理学科的健康发展。娄成武（2010）、肖茂盛（2014）和马亮（2015）认为公共管理学科应强化对学生的实验能力培养，注重研究方法的教育，鼓励学生掌握定量和定性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将公共管理学科理论和实验方法相结合，是公共管理学科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王乐夫（2005）、陈振明和李德国（2009）、唐秋伟（2011）及徐玉佩和施向峰（2015）认为公共管理学科内容涉及多个交叉学科，加强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要深入分析其可能涉及的交叉领域的学科，通过多方向多维度的学科领域研究可以较好地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现状的考察，研究目前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难点所在，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希望能够对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二、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状况
（一）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现状
公共管理学科是培养商界、政界和社会名流的学科，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基本位于政府部门、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以及事业单位等，公共管理的毕业生是引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推动力量。据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开设社会保障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高校分别有143所、321所、82所、472所。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了专业范围，目前公共管理学科范围包括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经济学等17个本科专业。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适应了我国加快培养高层次公共管理专业的人才需求。
（二）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历程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行政体制改革逐渐演化出各种公共管理研习班，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最初发展形式。1988年中国公共管理学会成立，标志着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正式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公共管理、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各高校也相继开设了公共管理专业的二级学科。进入21世纪，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获得了快速发展。公共管理学科体系日渐成熟，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也更加注重内涵培养。直至今日，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在近30年的发展中，已逐步扩大并被各个高校所接受和推崇。
（三）建设公共管理学科较为紧迫
公共管理学科的快速发展，要求我们必须要加快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建设公共管理学科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培养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公共管理学科培养的多数是管理类的精英，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管理类人才的需求也逐渐扩大。公共管理学科的诸多二级学科，如行政管理、社会保障、教育经济与管理其主要培养方向均为精英管理的培养。二是加快学科发展的需求。公共管理学科虽取得迅速发展，但同其他较为成熟的学科相比，仍处于发展劣势。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知名度尚需加快学科建设的步伐。三是构建专业团队建设的需求。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尚未完全成熟，这与缺乏专业的公共管理团队有一定的关联。国内公共管理学科较为著名的团队建设是社会保障30人学术论坛，但其他学科却很少有这样常设的学术论坛，足见公共管理团队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难点
（一）学科培养体系较为单一
公共管理学科的培养体系较为单一。多数院校开设的专业不够全面，以安徽财经大学为例，目前公共管理下设硕士二级学科仅有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其他如土地资源管理、公共管理等均没有硕士点。学科在培养中大多以教学为主，缺乏实地调研的经验。对于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设置，并不能体现出培养的方向性。课程设置各专业之间具有重叠性，难以体现出本专业的特色。同时，公共管理学科各专业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难以将公共管理学科形成有效的合力。公共管理学科内容培养体系的单一性，也阻碍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二）人才培养不足
公共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有待加强。限于专业的就业前景和培养方式，大多数学生在对专业的选择中，往往都倾向于热门专业，如金融、会计等。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生来源往往并不是第一志愿招收，而是通过调剂的方式选拔，造成了公共管理学科人才来源渠道较为匮乏。对于公共管理学科人才的培养，还没有一个较为系统的培养体系；同时，公共管理学科缺乏高层次人才，设立公共管理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的高校，与其他学科相比还远远不足。以社会保障专业为例，全国设有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点的高校仅有69所，且限于招收规模和学生报考，培养的人才数量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公共管理学科团队建设有待加强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缺乏团队建设。设有公共管理学科的高校，相比较其他学科而言，公共管理学科属于弱势学科。高校内部以及高校外部之间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缺乏交流，高校对该学科也不够重视，不利于研究团队的组建。即便有相关专业的公共管理学科研究团队，但团队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性建设还有待加强。国内关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相关学术论坛比较匮乏，难以通过学术交流会集公共管理的精英。许多高校尝试组建公共管理学科团队建设，但这一团队建设方案还处于初步的探索中。
（四）学科界限难以界定
公共管理学科的界定难以体现出专业性。现阶段开设的公共管理学科的相关课程，与工商管理、企业管理等课程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具体的公共管理课程的设计上也难以体现出公共性。而较多的体现公共性的课程则大多数与政治类课程相挂钩，学科培养难以体现出公共管理学科自身的专业性。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对该学科的研究方法难以取得突破，多数教材的撰写仍局限于引进西方传统的逻辑和思维体系。在具体的培养方案设计上，公共管理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其具体的课程没有较多的改变，人才培养难以体现出层次性，培养的深度和难度有待进一步强化。
（五）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有待强化
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在具体的科研创作中，限于所学专业的局限，鲜有独到的具有创新的研究方法。现阶段公共管理学科培养学生，其研究方法多数以定性研究为主。而目前国内主流的经济和管理研究方法则以定量研究为主，公共管理学科与经济学的课程有一定的交叉，但却难以学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等课程，很少有有关对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此外，公共管理学科作为管理学类的分支，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应与经济管理的学科融合，不应该和主流管理学的思想相脱节，应以管理学的思维方式来设计具体的课程。
四、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创新思考
（一）构建多样化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
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构建多样化的体系，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应立足于高校的实践探索。笔者通过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归纳和思考，认为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可从提升学生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制度保障三个角度推行，以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升学生素质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举措，应将提升学生素质放在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首要位置。加强教师的培养则是重点所在，教师起到的是育人教学的作用，对于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有着导向的作用，公共管理学科的健康发展需要一支专业技能过硬的教师队伍。而制度保障则是公共管理学科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离不开配套制度的完善。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构建较为完善的体制框架。传统公共管理学科的制度框架较为单一，多局限于教学方面，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从提升素质、教师培养、制度保障三个方面加强公共管理学科体系构建，可以为今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提供较好的借鉴。具体内容可包括以下方面，从提高学生素质方面看，可以设立公共管理精英班、激活本科生导师制、设立公共管理名家大讲堂、建立大学生公共管理学术沙龙；从加强教师队伍角度看，应加强教材建设、强化教学团队建设、加强科研团队建设、加强研究生和MPA的培养教育；从制度保障看，应设立大学生公共管理学会、建立交流刊物、强化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
（二）建立多内容的公共管理学科培养方案
从公共管理学科具体培养方案的设计来看，公共管理精英班主要培养学生成为公共管理学科的精英人才，强化精英的选拔标准，综合培养学生的学习和实践能力。激活本科生导师制，主要是建立本科生——硕士生——导师“三点一线”的本科生导师制，以研究生作为交流的结点，通过研究生指导本科生、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方式，提升本科生和硕士生的综合能力，以提高导师制的运行效率。公共管理名家大讲堂，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前来讲学和指导，具体通过定期邀请学者讲学、要求参会学生写思想感悟、以及本科生和研究生要根据每期的内容进行学术思想创作的形式，来增强学生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认识和了解。而公共管理学术沙龙则是思想交流的平台，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学术沙龙活动中可以畅所欲言，和大家交流自己的思想观点，不仅可以提高研究生的学术能力，还能锻炼本科生的思维能力。加强教材建设是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综合实力的重要举措。教材建设主要包括《公共经济学》和《社会保障学》其中《公共经济学》则是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涉及经济、管理、法律等多学科兼具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特征；《社会保障学》则对于每个人的人生阶段都具有重要影响，加强社会保障学的教育，能深化学生对社会保障的认知。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是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基础，优秀教师是公共管理学科成长的保障，应该强化专业团队建设目标、选拔教学和科研团队带头人、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以提升团队运转能力和效率。而研究生和MPA的培养则是培养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保障，要强化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的综合培养，加强应用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的双向培养，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大学生公共管理学会是一个自我学习、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一个组织。能够起到团结同学、增强学生团体的服务意识、提高学生办事效率的作用。公共管理学科可分为办公室、宣传部、学术部和实践部，通过公共管理学会各部门的分工合作，提升学生的集体意识、合作意识和团结意识，逐步锻炼和培养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建立《大学生公共管理探索期刊》，可以为大学生搭建一个学术交流和写作的平台。其文章主要来源于全校师生，这不仅可以激励全校师生积极投稿，而且方便大家资源共享、共同探讨学术、交流心得。强化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是公共管理学科定位的根本要求。公共管理实验室主要承担着《电子政务应用实验》、《管理定量分析》、《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公务员实务》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等多门实验课程和开放项目的授课任务，公共管理实验室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三）加强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匮乏，是阻碍该学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加强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应该以高校作为培养基地，在符合条件的所有高校开设公共管理学科，提高培养公共管理学科人才的基数。同时，还应将研究生作为重点培养的人群，对于硕士研究生，不仅应培养其科研创作能力，还应提高其实践能力的培养。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的主体，扩大公共管理学科在这一群体的覆盖面是当务之急。对于博士研究生，则应该重点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提升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学术研究水平。而对于有条件的专科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的设置应该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加强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让大中专院校的公共管理学科毕业生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四）提高研究团队的合作创新
公共管理学科科研团队的建设，可以根据各个二级专业组建不同的科研团队。每个科研团队应该定期申报一定的课题项目，以强化团队整体科研能力。加强对科研团队教师队伍综合素质的培养，提高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可根据实际需要，组建跨学科的公共管理学科队伍。引用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来解决科研过程实际问题，此外，应鼓励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入科研团队，建立起导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之间交流的结点，这样不仅可以提升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强化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联系，还能够培养本科生的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科研团队的各个成员应该充分合作，完成本职工作，以此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五）进一步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内涵研究
提升公共管理学科内涵研究，首先应界定公共管理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研究应培养学习者的综合管理能力，而不是只局限于单一的公共事务管理。公共管理学科应与工商管理、企业管理等学科有关联，但更应该注重自己的特色，培养公共领域的综合管理人才。其次，应提高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公共管理学科应打造自己的特色研究模式，围绕公共管理领域的重点课题进行特色研究，提高研究的可行性和实践性。最后，应打造品牌特色专业。公共管理学科应强化特色专业研究，对于特色专业应该围绕公共管理学科自身的特点进行，如社会保障学，应该围绕社会保障学课程的特点，探讨社会保障热点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带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发展。
第4篇：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范文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公共信息就是公共领域中与公众密切相关的信息，是知识单元应获得性的社会符号体系。公共信息管理就是人类借助于技术的、经济的、政策的、法律的、人文的方法和手段对公共信息进行引导、指挥、控制、协调，以提高公共信息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信息效用为目的的一种活动。近些年，公共信息管理领域大量的研究工作关注描述和理解社会信息系统中集群行为产生的原因和演进的过程，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舆论传播，就是社会公众对他们所关切问题的意见、态度、信念在社会群体和大众媒介中的公开表达，并且形成具有一致性和强烈性的共同社会意识，以及发挥社会作用的社会过程。既包括舆论形成时所发生的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也包括舆论形成后发挥其社会控制功能时所发生的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
舆论传播最早隶属于新闻传播学科的舆论学研究，之前的研究范畴也多限于此，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多是新闻传播和党政宣传领域，但随着科技高速发展，互联网和无线移动通信终端的日益普及，舆论传播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情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近些年，突发事件频繁发生，世界已经进入了突发危机时代，而互联网与移动通信则给突发危机的实时、全面呈现提供了平台，但同时也为谣言传播提供了便利，公共话语权由相对集中向相对扩散发展，由此，由互联网与无线移动通信终端引发的集聚突发事件也是层出不穷，给社会系统与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其中也蕴含了极大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值得重点关注与深入研究。舆论传播原来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多是基于逻辑分析与定性推导，而当前的舆论传播已逐渐过渡到公共信息管理的研究范畴之内，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工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已演进成为多学科多领域多种理论方法多种技术工具交叉集成的研究方向，吸引了众多学科领域大量的研究注意力资源，呈现出蓬勃迅猛的发展态势。
虽然之前已有部分专家学者对舆论传播现状、发展趋势进行过探讨和分析，但由于近些年互联网与无线移动通信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普及，其研究对象的依存、演化的环境与条件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的理论与方法在新情况、新问题、新背景下已不能较为全面、真实、详尽地反映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从公共信息管理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应是今后发展的一个趋势与方向。受到文献的启发与帮助，本文从公共信息管理的视角出发利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舆论传播的最新文献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论文为依据，以此科学客观地了解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舆论传播的发展脉络与研究现状，探索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的发展趋势与研究前景，并从舆论传播的角度为公共信息管理的优化提供建议和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
本文从公共信息管理视角出发对2001～2011年间公开发表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舆论传播研究的论文进行了分析，由于各种因素，本文实施的这次检索一定会遗漏部分相关论文，但可以视为一种大规模抽样统计，是能够较大程度反映该领域状况的。从本次检索结果看，2001年只有67篇论文，但2002年文章总数达到了104篇，数据增幅55.2%，在随后的几年里，对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的研究持续得到发展并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从2003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此间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体现出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
根据普赖斯理论，计算核心著者的公式为：m?艿0.749×■(式中nmax为发文量最多的著者论文数，m为核心著者最低发文量)，统计得到核心著者已达到60多名。由此可见，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已具有相当数量的一批核心著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资助力度最大，资助文献达到了78篇和75篇，居各种资助来源之首。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等紧随其后。其他部级基金和省部级基金项目也给予了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较大支持，近几年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快速发展受益于这些基金项目的资助，而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创新与发展仍需要各大基金项目更大力度的支持。
三、讨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公共信息管理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热点，其涵盖信息管理、公共管理、通信传播、党政宣传等众多学科领域，成交叉化集成化发展，在当前高速信息化、网络化背景下，其研究空间与研究价值巨大。而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则在当前互联网和无线通信日益普及的情况下焕发出新的光芒，尤其是当今社会突发事件频现，而网络则成为一个巨大的舆论场，发挥出令人惊讶的能量，给众多学科领域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通过对年载文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研究文献量每年的总量持续高走，并且近几年更呈现出区别与前些年的高速率增长，这正是一个研究方向蓬勃发展、日益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具体表现，当然也反映出我国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相关研究者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敏感与关注，从当前的数据可以判断出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舆论传播研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一个研究热点，其在公共信息管理的视域下更具包容性与交叉性，势必引发更多的学科领域以及研究人员与机构的介入，其蓬勃之势可以想见，而且根据知识管理与计量分析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大量研究资源的进入之后，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也会由渐高而变得渐大，有可能从舆论传播或舆情传播这一单一论题而逐渐扩展，从多个角度层次对该研究方向进行论述与刻画。而发文著者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在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的舆论传播研究方面做出较多工作的个人，同时也反映出这些人员在该研究方向上的重视与实力，是我国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主要力量的代表。
另外，我们也能从中看出舆论传播从一个新闻传播领域的传统研究方向进而在网络化、信息化背景下逐渐成为众多其他学科领域关注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在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更彰显出其巨大的研究潜力和价值。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理论、研究角度多种多样，对研究对象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和细致，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共享互通的舆论场，而公共信息管理也把舆论传播研究带入了一个超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的研究场域，众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技术工具在这里碰撞交汇、互补协进，势必带动整个学科领域的飞跃发展与质变突进。
但从中我们也发现，相当数量的文献结论具有相似性和表面性，且多为定性主观判断，尚缺少相关的数据支持与仿真呈现，这应该是该研究领域进一步工作的方向，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偏移，实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综合集成的研究态势，既不泛泛而谈，也不囿于技术工具，定性与定量研究两者协同共进，促进该研究方向的良好发展。研究资助来源分析体现当前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的舆论传播研究的来自科研领域的主要推动力与支持者，现在的丰硕成果得益于这些资助，而今后更大的发展仍需要相关项目课题的进一步支持。我们的数据计量是以科研文献为对象，科研文献的资助来源多为纵向项目，资助者多以各级政府或事业团体为主，从资助来源分析能够看出当前各级政府与事业团体对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的重视与关注。但应看到，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在坊间，尤其是应用方面的发展也同样蓬勃迅猛，舆情监测软件和舆论公关公司近年来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些机构或个人也对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他们的工作未必能较为明显的反映在科研文献上，但他们的工作和成果我们不能忽视。这一情况同样印证了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舆论传播研究的巨大价值与意义。
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大众对公共事务与自身权益的关注与表达诉求愿望的日益提高，都使得公共信息管理这一研究领域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如何处理好公共信息，管理好公共信息，使得公共信息的效用最大化、成本最小化，通过公共信息管理促进社会系统稳定、和谐、有序的发展都是需要我们研究与考虑的问题，公共信息管理关系到社会各界的利益，因而其中的影响因素众多，如何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实时的大信息化环境、大信息系统、大信息网络中做到公共信息管理的优化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而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似乎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路，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可以看成复杂社会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流的扩散与传播，其中夹杂着社会各界的诉求与愿景，在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构建的共享交互信息场域中或汇流成巨或相互消抵，将网下态势反映为网上情景，将想法、情感成具为信息，这样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从舆论传播的引导与管理出发对公共信息管理进行优化，即对公共信息流进行合理的处理与管理，减少公共信息的沟通障碍，减少和对冲有害公共信息波涌的形成，增进良性公共信息的交流融合，促进公共信息的合理有序流动，使公共信息如同我们社会肌体的血液一般，以和谐有序的流动带走危害与损失，带来发展与共赢，终而实现公共信息生态的良好构建与健康发展。
第5篇：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范文
摘要：[HTK]文章在研究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研究背景的基础上，重点对我国图书馆学术界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即2014年以来的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研究成果研究内容与观点进行了概述，并对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探讨。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5）06-0002-0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决策，改变目前依托政府管理的行政管理结构，实行以社会力量参与管理的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事业单位管理机制改革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党和政府的此番表态与决策，表明了图书馆等文化事业单位从行政治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与发展，也表明对文化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改革上升到了国家意志和行为。对于一直以来关注国家文化事业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图书馆学术界来说，探讨如何深化图书馆管理体制改革、如何设计广大社会力量参与的法人治理机构等问题，自然成了新时期我国图书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BT3]1研究的背景
[2]以政府行政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行政事业单位管理模式，也一直是包括图书馆等在内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主要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尽管在领导队伍管理、政府资源分配等方面存在着其他管理模式难以复制的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行政管理模式也存在着社会力量不易充分调动和利用、体制外专业人士不易进入事业管理层、事业发展决策容易缺少必要的多方论证等问题，管理模式的天然缺陷严重地阻碍着我国公共文化事业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借鉴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成了一种必然与趋势。在国内外的实践中，以多方社会力量参与组织治理的理事会法人治理模式，因法人治理结构合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易于调动多方社会力量参与组织建设等优势而得到了越来越多图书馆的借鉴与应用，如国外的伦敦图书馆，我国的深圳图书馆等。[]
我国各级政府也非常重视公共文化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先后印发了多份相关文件，鼓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创新与有益探索实践，如从2008年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开始，中央先后印发和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1〕5号）《关于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的意见》等文件，明确对包括公共图书馆等在内的事业单位进行法人治理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等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在地方层面，深圳与浙江温州走在了全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实践的前面，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如2007年全国事业单位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等五个省市开展的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试点改革的背景下，深圳市委办公厅在2007年就出台了《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实施意见》（深办发[2007]17号）。这些文件的出台，不仅体现了我国政府进行文化事业单位管理机制改革的决心，也为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法人治理结构设计与实践提供了指导意见。
从法人治理本身来看，其起源于公司企业，也是现代企业最重要的组织架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文化事业单位的法人治理也借鉴于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设计，但考虑到文化事业单位的属性与公益服务职能，因而弱化了事业单位的资本与财产属性而更强调利益相关方的共同治理。同时，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的行政主管机构对实施法人治理结构的主要管理组织――理事会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也使得我国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的法人治理与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的结构设计、组织实施等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BT3]2近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研究的成果
2.1研究历程与主要成果
从研究的时间来看，我国对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的研究在21世纪之初，代表性成果是2004年黄颖的博士学位论文《图书馆治理的比较制度研究》，同期的研究还有《从“统治”到“治理”：管理图书馆范式的演变》《图书馆治理：概念及其涵义》《美国图书馆理事会及其启示》等成果。
[2]随着2007年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和2008年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内对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的研究开始升温，一批优秀学者开始关注这一研究热点，相继产生了《论图书馆治理》《公共图书馆治理结构及其优化策略――针对我国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改革重点的分析》《从图书馆管理走向图书馆治理――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与行业管理初探》等研究成果，展现了蒋永福等图书馆学人在图书馆法人治理方面较为系统和前瞻的理论思考。同一时期，随着深圳图书馆从2008年开始法人治理试点实践，结合具体工作实践的一批成果也相继问世，如肖容梅的《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初探》；王冬阳的《公共图书馆构建理事会治理模式初探》；梁奋东的《西方图书馆理事会》等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以深圳图书馆的实践为基础，探讨了在我国实行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的结构设计等问题，使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研究从理论研究逐步走向了实践研究阶段。[]
2013年开始，有关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建立理事会制度的研究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而开始发热，不但图书馆学界对此开展了密集研究，[2]文化部、中国图书馆学会也通过开设年会会场、项目立项等方式参与到了这场研究热潮之中，一大批成果涌现，如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李国新教授相继在《国家图书馆学刊》和《图书与情报》组织了两组专题文章，《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现状・问题・前瞻》一文更是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图书馆学情报学》全文转载，包括《中国图书馆学报》等在内的诸多期刊也都相继刊发相关研究成果，图书馆法人治理研究已成为了近两年无可争议的图书馆学界研究热点。[]
2.2近年来研究成果的主要研究观点与内容
2.2.1关于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顶层设计研究
[2]一些文献尽管对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的结构设计不同，但均主要根据各地政策环境、图书馆发展程度等影响因素的差异来设计顶层结构，从类型来看，其主要有议事决策型理事会（如深圳图书馆组建的理事会）；咨询型理事会（如无锡市图书馆组建的理事会）；决策监督型理事会（如广州图书馆组建的理事会）和决策型理事会（如成都市成华区图书馆组建的理事会）等四种类型。这些理事会尽管在其职能上有所侧重与不同，但均在制度上使图书馆迈出了走向社会治理的第一步，也使得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法人治理结构设计有着更多参考和借鉴的类型。
[3]2.2.2国内外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组织实施研究
在某一理论研究初期，介绍国内外同行实践案例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一大特征，对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研究也是如此。纵览检索所得的几十篇文献，发现其不仅介绍国内外案例的文章如《大英图书馆的法人治理结构》《伦敦图书馆的法人治理结构》等案例研究文章占据了所获文献很大比例，其余相关理论研究的文章也基本都在文中涉及了国内外相关案例，如《法人治理：公共图书馆治理转型的制度设计―基于行政型到社会型的社会组织治理转型视角》一文尽管基于社会组织从政府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视角，对我国公共图书馆实施法人治理的顶层管理结构设计等进行了研究，但也在文中结合了大量的实践案例。
2.2.3公共图书馆实施法人治理的实践与创新
我国一些公共图书馆如深圳图书馆、温州图书馆等多年的法人治理实践探索，为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对象与实践积累，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结合这些图书馆实践的法人治理研究论文集中面世，如《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实证研究――基于深圳图书馆、广州图书馆实践的思考》《深圳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试点探索及思考》等。这些成果主要以研究者所在图书馆的法人治理实践为研究基础，对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法人治理组织实施、结构设计、途径创新等进行了研究，是我国图书馆法人治理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
[BT3]3近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研究的反思
3.1行政首长负责制理事会设计是否是真正的社会治理组织结构设计
[2]从已有的研究文章内容可以发现，不少研究者在我国的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设计中，均将公共图书馆政府主管机构领导者以理事会理事长的身份进行机构设计，这种设计虽然考虑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当前体制设置和行政管辖现状，有利于政府机构对理事会的事业决策、合法程序等进行有效掌握，但如果在社会治理的视角去研究，其是否能达到社会治理的程度，还需要业界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检验。
3.2理事会是否真正担负了应负的职责
理事会是法人治理结构中权利最大的议事、决策组织，因而我国目前的主要研究者均将对理事会的设计作为了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也从已有的实践文章来看，虽然实践者都具有健全的组织结构和合法的组织产生程序，但对于理事会产生的作用与效果，即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推动研究却基本避而不谈，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研究重心的错位与研究领域的空白，但另一方面也在于理事会是否担负了应负的职责、其功效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有关。
[BT3]4结语
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尽管有了一定的实践积累，但还处于探索阶段，是一项新生事物，我国图书馆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法人治理理论探索与实践推广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H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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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天泥.从图书馆管理走向图书馆治理―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与行业管理初探.图书与情报，2015（2）：51-56.
第6篇：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范文
基于管理者和实践者提供的复杂管理问题，应进行相应的考虑，研究者应及时考虑组织管理理论的逻辑梳理工作，实现组织管理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要实现实质问题的相互联系和概括工作。对研究问题要进行适当处理，归类问题要及时对事物进行特性分析，尽管必须要了解事物的局限性，还需要对问题进行及时归类处理，对复杂领域问题进行及时理解，将国外大多数管理者理论进行合理梳理和整理，提出从独特视角对人性假设的国外组织管理理论进行逻辑梳理工作，为管理者提供一定的逻辑思维，掌握管理理论的发展规律，实现对企业的管理效果。国外组织管理理论梳理研究问题，是在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年会上提出的。组织管理理论学派已经是人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对国外组织理论进行合理梳理工作，为组织管理理论提供很好的发展平台，将组织管理大致分为几个方面。泰勒的科学管理、经营管理为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还有就是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和西方电器公司的著名行为科学理论。根据管理组织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经验学、人际关系学、群体行为学和权变理论等。另外，从管理和生产角度研究，可将管理理论分为国际学者组织管理系统，组织是由人要素和物要素构成的，管理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更好的分工和合作来提高系统的经济效率，组织管理理论可简要归结为3个路径，人和物内部考察主要是通过简化因素对人进行管理的模式，非常关注人和物互动过程的机理关系。另一个就是把人和物的要素很好地排除，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探讨关系，典型代表就是人际关系、群体行为和人的特质，特别是对领导理论和组织文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就是人和物的研究工作，可将抽象的人因素去掉，把人处理为一个既定常量，使得人能像机器一样工作，成为一种确定投入和产出模式，可更好地确定联系要素和科学管理模式，管理丛林的数理学派的典型代表就是对理论路径进行分析。还应相应地根据不同的演化路径将组织管理理论划分为3个类型：混合型、局部性理论和普适性理论，而且还要对管理理论进行简单罗列，根据演化路径进行分类处理，保证组织管理理论的内在机理能得到很好的应用。
2对组织管理理论进行梳理
由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组织管理理论梳理模式，但是很混乱，整体上可表现为语义学分歧问题，对管理知识体系要进行合理定义工作，还要对不同的侧重点进行不同的研究分类，概念模型要进行相互倾轧和相互重叠工作，对导致的组织管理研究问题要能进行一定的模型增生处理。纵观管理理论梳理书籍，可看出组织管理理论梳理主要是全面和系统的模式，要从历史演进角度进行合理的展示工作，给读者呈现非常完整的管理理论发展图像。通过组织管理发展的研究，可看出组织管理的演变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更加清晰明确地向读者展示技术、经济和环境景观问题。组织管理理论一直都受到技术进步、人性假设变化和经济环境的影响，这就使得国外管理梳理领域局面可更加清晰。要对任何管理思想和理论做到对人和本质的认识，对不同的时代和人的认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管理理论研究重点问题，各种管理理论都非常明确地选择了不同人性假设性质，这个基础管理理论和思想方法就是从历史演进角度进行组织管理研究。从实力角度对组织管理要进行合理的梳理工作，实际情况是不同的社会时代对人的研究一直都是组织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组织管理理论要解决采取的措施和办法进行相互作用，人性假设的一切管理者都应采取合理的管理措施，基于人性假设视角对组织管理理论进行逻辑梳理工作，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体现人性假设管理。
3新公共管理理论方法的创新性
首先要提供公共管理研究新视角，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成为新兴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问题，也为以设计市场化为基础的公共管理决策模式产生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作用。通过对公共行政管理研究的经济学市场化和自由化新视角进行合理分析，可看出政府公共管理理论是非常丰富的理论，也是创新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讲，公共管理方法超越了传统管理学理论，新公共管理方法理论主义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院的界限，可将西方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作为自己的基础，更好开创出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新视角，也就是要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府管理理论。从实践上分析，可看出公共管理方法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问题，用经济学和成熟管理学方法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就可取得一定地位，为公共管理改革提供市场化取向。拓展公共管理方法范围，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管理模式，要突破公共行政理论界限，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为基础，很好融合政策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知识，拓展公共管理理论，使得公共管理方法更加具有综合性。
4人性假设组织结构设计和行为逻辑分析
人性假设组织结构设计和行为分析逻辑起点是新公共管理方法，主要以理性经纪人为假设逻辑起点的，使得政府公共管理侧重点规制转变为激励方法，还可用激励方法合理导向公共管理方法。传统官僚制度设计前提是理念上的人性本恶假设，强调的是管理规制导向问题，通过制定规章制度以限制权力使用问题。用人性本恶观念为主要原点，可采取人性化措施，加强对政治权利的控制，对行政过程中暴露的问题进行合理地解决，在运用中对公共管理进行一定的合理改革工作，把政治市场经济作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进行理性处理，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健全管理体制。量化管理是一种科学管理理论，用实际论证方法作为基础工作，用科学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追求精确定量管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使用具有一定局限性，也存在一定缺陷，不是所有事物都可用量化标准进行衡量，有些事物评价标准和结果是非常模糊的，同时管理也非常复杂，工作目标又是不可预测的，事物之间又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就很难科学化和精确化量化的结果。因此，可使用单纯经济指标来判断政府管理工作导致的社会问题，也可使用数字化经济指标对公共行政工作的结果进行合理评价，如果带来严重后果要进行合理资源开发和利用，保证环境污染和人类发展能合理化，对现实中的虚假浪费问题要及时进行解决。
5结语
第7篇：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非理性研究；理性研究；工具理性；公共行政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5－0078－05
在人类历史上，真正地颂扬理性和崇拜理性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们高举“理性”的旗帜，把“理性”作为裁决一切的唯一权威。牛顿力学是理性科学研究的最高成果，是科学研究的典范。理性思维方法成为主宰学术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一切被冠以“科学”名称的学科都必须以理性的原则建立起来。理性观念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畅行于工业社会之中，于十九世纪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达到了高峰。工具理性是工业革命赖以成长的精神基础和原动力，它以追求程序化、标准化、高效率、等级制、制度至上、“成本一收益”核算等为目标，其首先集中体现在工业流水线中。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公共行政接受了这一系列目标追求，其手段就是引进工业化管理技术。当年威尔逊创立这一学科的目的在于提升政府官僚的效率，这种意图在《行政学之研究》中一目了然：“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这种理性的研究方法把公共行政定位于一种实现目标的工具，注重对公共行政的科学性、规范性、非人性化的实证主义研究，而使公共行政缺乏人性化。与理性的研究方法相对应，非理性研究是将人的情感(道德情感、社会情感、个人情感)、信仰、意志、需求(个人需求与社会、组织需求)、欲望、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引入行政组织、公共政策、管理机制的构建等公共行政管理中进行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注重研究人的能动性，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注重发挥人的自主性，注重启发人的创造性等。从哲学的角度看，人类实质上是以理性为主导的兼有非理性特性的统一体。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体力和脑力、物质和精神、智慧与品德、身体与心理的和谐统一，其中人的非理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公共行政研究对象，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研究人类的理性的东西，也应当研究人类的非理性。笔者认为，非理性研究，开辟了公共行政新视野，丰富了公共行政研究方法，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与重要的价值，应该引起重视。为此，本文拟在对公共行政研究方法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对公共行政的非理性研究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更多的同仁来关心这个问题。
一、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反思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多元理论共存、多元典范共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局面。从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来看，大致经历了两大阶段，即传统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阶段。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组织理论是建立在人类行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基础上的。在这一传统下，许多组织研究都是预先假设在大规模和复杂的组织中，决策和行为可以被理性的规范和有意识的过程所指导。正如戴蒙德指出的，在大多数占主导地位的组织理论中，所假设的人类特征是内在生活的一维空间。这种定位为后来的公共行政学者们所继承，古德诺、怀特、古利克、西蒙等都秉承这一思想。尽管马克斯・韦伯看到了计算的和理性的“手段－目的”方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据此建议提出事实和价值的区别，然而，其官僚组织理论还是建构在结构理论的信念之上。西蒙也同马克斯・韦伯一样将价值与事实进行了区分，他的贡献在于发现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但他还是继续强调理在决策中的作用。尤其是古利克，他的言论集中反映了那一时期公共行政学者的心声：行政学科中基本的“善”就是效率，行政科学的基本目的就是以最小的人力和材料的消耗来完成手头的工作。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从马克斯・韦伯到西蒙，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工具理性主义研究方法。这种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从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以理性的思维方式为手段，以理性与科学的发展为主导，注重研究行政内部的结构及规范性的制度，把行政看作是通过建立规范性制度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工具，并通过这种工具获得高效率。
公共行政的发展在20世纪30－40年代引入了行为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完成了由重事向重人的转化。在20世纪50-60年代引入了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生态论的研究方法，对公共行政管理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整合，在注重研究行政环境的基础上，由重人转向了人与事并重。在这个阶段，虽然行政研究的范围、内容发生了变化。但是，公共行政研究的方法、行政追求的目标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是以政治学研究方法与管理学研究方法为其特征。20世纪60-70年代，在公共行政学界开始了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批判，使公共行政的发展逐步走向多元化。公共行政重新考虑与政治和与社会的关系，公共行政的目标由追求效率加入了对行政责任的追求。但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此时的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以工具理性的线性思维方式为主导，对公共行政的研究仍然是实证主义的功能性研究，对公共行政研究的层面仍局限在操作层面，仍然把公共行政看作是一个达到目标的工具，忽视对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的研究，忽视对公共行政的伦理追求的研究，使公共行政达到高度的“理性化”。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行政出现了新的困境，如财政赤字迅速攀升、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公信力迅速下降等，在此背景下，市场取向的新公共管理诞生了。新公共管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及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工商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然而，新公共管理与传统的公共行政相比，虽然理论基础、公共行政管理的方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从方法论的高度考察，新公共管理的“理性经济人”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绩效评估、项目预算、战略管理、顾客至上、绩效 工资制等精确性的经验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仍然是以理性与科学为基础，以传统理性(工具理性)思维方式为主导，其目的是将公共行政管理“科学化”，其研究层面仍然是实证主义的。
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公共行政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就其方法论而言，理性主义的理性思维与经验的实用分析方法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与长处，事实上没有这种研究方法，公共行政也发展不到现今的程度。然而，站在现今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高度来反思这种研究方法，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缺陷就是：工具理性的研究方法，使得对公共行政的研究只注重正向性、单一性(线性)、内向性的单一维度的研究，缺少多维度的研究方法，缺少人性化及非理性因素的研究视角，从而忽视了人的生存的多维性、人的精神需要、人的内在的体验以及人的情感等。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对一切重大和复杂社会进程与现象的把握，绝非仅仅依靠工具理性与实证研究就能够充分实现的。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忘记了价值关怀的公共行政学必然在其发展进程中遭遇危机，这种所谓危机的最大特征就是无法解答和解决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正因为如此，公共行政研究就不应仅仅局限于研究人类的理性的东西，也必须研究人类的非理性。值得欣喜的是，在公共行政领域，已有一些理论家，用非理性的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领域的一些问题。最初在传统行政的行为科学时期，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其代表人物有乔治・埃尔顿・梅奥、道格拉斯・默里・麦格雷戈、切斯特・巴纳德、亚伯拉罕・马斯洛等。从总体上来说，这个时期公共行政研究的特点是用动物学和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行政行为的心理和行为的特点。这种研究方法拓宽了公共行政学的深层次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对行政人员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更值得称道。进入20世纪80年代，对公共行政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代表人物是戴蒙德和麦克斯怀特，他们是利用精神分析的非理性方法来分析组织行为的最成功的公共行政学家，他们认为精神分析理论可以在很多方面对公共行政学有所帮助。
目前国内学界将非理性研究应用于公共行政尚处于早期阶段，并在研究运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惑，如公共行政的非理性研究怎样避免陷入非理性主义?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过去没有正面系统地研究过非理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在公共行政的非理性研究过程中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等。笔者认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走向成熟化都需要一个过程，研究中存在的困难，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将会迎刃而解。尤其在当前世界各国日益重视人本管理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以非理性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领域内的问题，不仅适应了时展的需要，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而且必将对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重要价值
研究方法的成熟度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尽管工具理性的实证主义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曾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非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也在不断地彰显其研究的魅力。事实上，了解“行政现实”的方法是多样的，科学和理性只是一种途径，非理性的研究途径也是理解公共行政领域行为的重要方法。以非理性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问题，将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引入行政领域，能够促进当代公共行政研究在研究主体、研究客体、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发生一系列转变，对促进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具有如下重要的价值。
1.提升公共行政学者的研究品质与研究质量。公共行政学者是公共行政研究的实际承担者和新理论的直接创造者，对公共行政的研究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一影响中，非理性的作用是绝对不容忽视的。首先，公共行政学者必须具备坚定的学术信念、持久的兴趣和强烈的激情。在大多数学者看来，信念和激情等都是非理性的，但正是这些非理陛因素，对公共行政学者进行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与自然科学的显性成果相比，公共行政学的成果是隐性的，其价值评估和意义显现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公共行政学者也因此很难及时得到应有的评价。而且，公共行政学的强意识形态性还很可能给研究主体带来一些不应有的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行政学者必须具备为所从事的研究而献身的坚定学术信念，否则，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公共行政研究的。还有，人类精神和社会历史活动的连续性，决定了公共行政研究无法绕开其内部各学科的发展史。因此，公共行政学除了要对当前的人类行政活动状况进行研究外，还有一个重回学术史，对以往成果进行发掘和再研究这样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在这一任务中，公共行政学者必须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埋头于考据、辨析、梳理等活动之中，皓首穷经，其艰辛可想而知。若没有持久的兴趣和强烈的研究激情，研究活动迟早都会夭折。
其次，公共行政学者还要有丰富的个人情感、灵感及较强的体悟和直觉能力。情感、灵感、体悟和直觉等虽然是非理性的，但是，“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情感不仅是公共行政学者进行科学研究的内驱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客体也决定了公共行政学者必须具备丰富的情感。因为，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客体就是由无数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及其活动所构成的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世界。要研究和把握客体，主体除了要有强大的理性推理和思考能力，还必须具备丰富的情感。只有具备丰富的情感，公共行政学者才能较好地与客体进行情感的交流和沟通，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客体，从而得出更为合理的判断或结论。其实，非理性对公共行政研究的主体所具有的影响远不止这些，如、欲望、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都对公共行政学者的研究活动具有非凡的影响和意义。
2.拓展公共行政研究的新领域。长期以来，公共行政研究主要集中在正式的政府组织机构，把公共行政定位于一种实现目标的工具，注重对公共行政的科学性、规范性、非人性化的实证主义研究，并关注公共行政的产出或结果。达尔在《公共行政学的三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了公共行政学传统所遇到的如下三大难题：一是公共行政学与规范价值的关系问题，二是公共行政学与人类行为的关系问题(把心理学上的个人包括进去)，三是公共行政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达尔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批判，可以说击中要害，指出了它的三个最主要的缺陷，成了批判传统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先导。而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将注重研究人的能动性，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注重发挥人的自主性，注重启发人的创造性，从而改变传统公共行政只注重对物的管理而轻视对人的管理的弱点，进而打破目前理论界主要从理性视角进行单一的研究的局限，改变现状，使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更加坚实，更加客观。
3.促进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研究方法 的变革与创新往往是推动科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在必要的时候也必须采取一些非理性的方法，而这些方法的独特作用往往是理性的方法无法企及的。比如说，在涉及人的信仰、情感、欲念等非理性因素时，理性的方法基本上都属于“堵”和“塞”的模式，结果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相反，非理性的方法大多属于一种疏导的模式，以使这些非理性的情绪或冲动等能够得到及时的宣泄，从而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从当前情况看，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方法仍然比较单一和偏狭。中国的行政学者习惯于静态分析，忽视动态分析；重视非生态分析的方法，忽视生态分析的方法；重视理性分析的方法，忽视非理性方面的分析。在“非理性”研究模式下，由于“非理性”比较广泛，可能要涉及与哲学、心理学、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广泛联系。要真正探索行政规律，就必须通过行政现实问题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去认识行政管理的实践，必然要涉及众多学科知识的融入和众多研究方法的运用。从这个角度讲，“非理性”研究有利于推动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4.适应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基本特征。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客体是整个物质世界，那么公共行政学面对的则是一个充满价值和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渗透着大量的非理性成分，我们的研究者不应该对其回避，而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首先，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客体中，人无论如何都是第一位的。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理性和非理性都是人性中的一个方面，没有非理性的人与没有理性的人一样是不可想象的。毕竟，理性也不是万能的，人类需要非理性的认知、表达和宣泄等。因此，作为公共行政研究客体核心的人，一定是具有较强的非理性。其次，作为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各种活动和现象，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活动或由其衍生的活动，而人在活动中不可能每一步都进行严格的思考和逻辑推理，因为直觉、兴趣、欲念、情感和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往往能够直接引导人的活动。实际上，我们也不应该在行动的每一步都进行严格的思考和逻辑推理，因为社会生活本来就包含着很强的不确定因素，是规律性与无规律性、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的有机统一。英国著名经济学家G・M・霍奇逊甚至认为：“由于行为不必与推论过程紧密相连，非理性的程度可望扩大。”我们只有认清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特征，才能采取合适的研究方法，并取得预期的效果。认识到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非理性特征，把非理性作为一个切人点和视角，对我们进行公共行政研究将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三、提升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质量
非理性研究是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非理性从总体来说是属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的范畴，因此，学界在把非理性研究方法引入公共行政研究领域时，很难给出科学的概念界定和完整的研究方法，可能致使非理性的研究如水上浮萍没有根系，使研究难以为继。当然，学界不应放弃这一可贵的探索，而应在继续推进非理性研究的同时，着力提升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质量。笔者认为，提升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质量，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从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与发展动力等基本原则与方法出发进行非理性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之上，需要我们对公共行政与非理性研究方法的结合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1.要处理好公共行政工具理性研究与非理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研究侧重于达到对公共行政的真理性认识。客观地说，工具理性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其固有的缺陷和内在矛盾，但是，它在西方公共行政研究方法中曾一直居于主导性地位，充分说明了这种研究方法的生命力及其重要价值。实际上，工具理性的研究方法，在推动公共行政的学科发展以及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从而为人类提供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生活条件，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等方面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理性始终代表着人类精神的发展方向，人类理性智慧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带来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而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将人的情感(道德情感、社会情感、个人情感)、信仰、意志、需求(个人需求与社会、组织需求)、欲望、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引入公共行政管理，开辟了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与新的思维方式，这种研究方法侧重于对公共行政善与美的追求。但是，目前学界一方面对非理性研究持有一种模糊的认识，而且如果过分地强化组织行为的心理方面，必将使公共行政学研究陷入神秘的不可知境地；另一方面是非理性研究中方法论的缺乏，尤其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其研究工作的指导。因此，公共行政的非理性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公共行政的理性研究的基础之上，将两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2.要加强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对中国期刊网篇名含有“非理性”的一千多篇文章进行检索发现，大部分文章探讨的问题很少涉及公共行政领域，只有一部分强调对公共行政的某一个或某一方面的非理性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在政府决策、政府管理经济、政府的腐败问题上等，并提出一些具体的相应对策，简单重复的工作较多。对公共行政的非理性进行学理上的系统研究和探讨的文献目前还没有发现。笔者认为，只有从学理上对这个问题加以阐述，进行必要的、系统的、深层次的研究，才能真正全面促进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如非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定位、公共行政中非理性形成的规约因素、公共行政中非理性发展的动力与规律、公共行政中非理性的运行机制等深层次问题，亟待学术界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
3.要加强公共行政非理性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结合。目前学界对非理性的研究总体上重规范研究，重一般理论研究，轻实证研究，泛泛议论较多，却很难看到切实的可操作方法。非理性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实践中激发和创造出来的，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离开了一定的社会实践，则无法理解非理性。这就要求公共行政学界不要仅仅局限于在理论层面上进行分析，而要深入到实践生活中，对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实践领域涌现出来的非理性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揭示其本质，上升为理论。此外，还要注重实践操作层面的研究。如何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特点，利用非理性研究的深化来引导和影响我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探讨培养人的非理性因素，强化非理性的积极作用，弱化和克服其消极作用，以协调人们的社会生活，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是当前理论界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
4，要加强多学科研究的协作攻关力度。在公共行政的非理性因素研究当中，学界目前还没有形成多学科的自觉协作，目标分散，力量发散，泛泛议论过多，没有达到对非理性因素某些课题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多学科协作攻关。因而，在研究中，一旦遇到较大的困难，就难以深入地研究下去，一些课题不得不中止或转向，致使非理性因素研究陷入窘境。从学科上看，非理性研究涉及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科学方法论、文艺理论等学科，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去探索非理性因素的不同侧面，才能不仅大大丰富研究内容，开阔思路，而且有助于全面地、系统地把握非理性因素的本质和规律，并使理论研究的成果更快地付诸实际运用。
5.要进一步拓展非理性研究的国际视野。非理性是不同历史时期，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具有的客观存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都比较注意研究公共行政的非理性，并积累了一些很好的经验。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学术界应该放眼世界，加强对国外有关非理性研究成果的译介、分析与整理，研究其他各国归纳、弘扬和培育非理性的做法和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方面的论著是比较缺乏的。
参考文献：
[1]Woodrow Wilson，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J]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887，(2).
[2]何颖，公共行政研究方法及其走向评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5，(10)
第8篇：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范文
【论文关键词】公共管理 行政主体多元化 行政方式非权力化 行政法 发展 论文论文摘要：行政法的发展总是与行政实践相伴而行的， 当今各国都兴起了以新公共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行政主体多元化和行政方式非权力化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的比较明显的两个特征。中国的行政改革理应遵循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市场化取向。传统的行政学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公共管理中多元化的行政主体和非权力性的行政方式的新变化。行政法在公共管理实践和改革的背景下必须转变传统行政法观念，即从国家行政观念转变为行政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的公共行政观念，必须顺应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市场化取向，顺应行政主体多元化和行政行为、方式非权力化现象日益增多趋势，补充、丰富和发展行政法内容。 行政法就是解决关于行政问题的法。行政实践和随着行政实践而产生的行政观念是行政法的基础。因而有人说，行政法是静态的行政管理，它将成熟的行政管理模式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行政法的发展总是与行政实践相伴而行的，因为行政法和行政实践的关系不仅仅是相互促进和保障，行政实践的不断发展还为行政法提供了新的基础，行政行为方式的变化使得行政法面临着一系列的新课题。当今各国都兴起了以新公共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中国的行政改革也有类似的取向。新公共管理被学者们认为是不同于传统行政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行政主体多元化和行政方式非权力化是新公共管理的比较明显的两个特征。传统的行政学理论已经不能解释这些行政主体和方式的新变化。行政法在公共管理改革的背景下面临着转变观念，补充和发展行政法内容的新任务。 一、 传统的公共行政和行政法 20世纪初期，在西方国家中行政国家开始兴起和出现。所谓的行政国家是指，在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主体关系中，行政权力和活动扩张，具有制定同议会立法效力相当的行政命令和制定同法院判决效力相近的行政裁决权，行政权力大量直接管理和介入国家和社会事务，从而起到最活跃和最强有力国家作用的一种国家现象。①其中的原因是，公共事务的增多，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已是无能为力，特别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政府角色从后台的守夜警察变成了社会前台的强权管理者。人们试图通过扩大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范畴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并允许政府运用各种强制性手段化解社会经济危机，增进公共利益。因而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中的职能不断扩大，国家行政的观念也随之而形成。国家行政的观念强调行政主体的唯一性，即行政主体只能是国家行政机关，并强化行政权的优越性。我国在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实行的是计划体制，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由政府来进行行政指导和干预，行政国家的色彩更为浓厚。 在行政国家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行政法，基本上就是从国家行政这一观念出发而构建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和行政法的功能两个方面。以我国的行政法为例，第一，我国的行政法将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国家行政机关实施国家行政权的行为。即从行政主体角度来看，认为公共事务的管理权专属于国家，国家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唯一主体。我国的行政法学教材对行政的解释是：“只有国家才有权进行行政活动”，“行政是国家的”，②“只有国家出现以后才有行政，将来国家消亡了，行政也将自然消亡。”③这些表述都强调了国家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独占性。从行政的行为角度来看，认为行政活动的本质是国家运用行政权所进行的管理活动。“行政就是管理”，强调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实现公共利益，并将运用强制性权力作为行政行为的本质。对行政行为的研究，一般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三个角度展开。而这三种行为体现出国家享有以命令和强制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的特征。第二，从行政法的功能来看，在强调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的国家行政观念下，行政法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提高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和如何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虽然行政法有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如控制论、管理论、平衡论等，它们的侧重点和价值取向不同，但都是在国家行政的框架内，在侧重保障国家行政权与控制行政权的不同重心上去阐述。此外，在对行政法律关系的认识上，学者们都认为行政法律关系中必定有一方是行政机关，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双方地位不对等，行政机关处于优越的地位。 二、公共管理的兴起与行政法的困惑 1. 公共管理的兴起和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采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政府对社会进行全面干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各国却出现了以高失业、高通货膨胀和低增长为特征的“滞胀”现象。政府管理也危机四伏，政府扩张、机构臃肿、效益低下、政策失灵。人们开始反思政府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全面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实践。这在客观上引发了西方政府的改革浪潮。另一方面，7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科学在经历长期的分化、初步融合之后，开始向整体化迈进，出现了跨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趋势。 各种与政府管理密切相关的学科取得了迅速发展。在公共管理部门实践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力推动下，8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出现了新公共管理学。? 作为一门学科的新公共管理学，反映了80年代后西方在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领域的新成就以及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新趋势，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一种指导理论。新公共管理学采取一种新的研究途径，它和传统的公共行政有明显的区别。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1）公共管理学将研究对象由政府行政扩大到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机构，甚至私人部门的公共方面。（2）公共管理学实现了由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向外部取向的转变，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向重视项目、结果和绩效的转变，这使得公共管理的政治环境、战略管理、绩效评估、公共责任等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3）打破政治－行政两分法的传统，充分吸收当代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与工商管理学融合。（4）公共管理学既是实证研究又是规范研究。（5）公共管理学来源于公共部门的管理实践又指导部门改革尤其是政府改革的实践。④ 实际上，公共管理学不仅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理论，也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在这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指导下，政府改革基本围绕三条主线进行：一是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主要趋向是“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宁要小规模机构而不要大规模机构；宁要劳务承包而不要通过没有终结的职业承包而直接劳动；宁要提供公共服务的多元结构，而不要单一的无所不包的供给方式；宁可向使用者收费，而不把普通税金作为资助不具有公共利益的公共事业基础；宁要私人企业或独立企业而不是官僚体制作为提供服务工具。”⑤ 二是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提供公共服务，弥补政府财力和服务能力的不足。“提供公共利益和服务时，除了拓宽和完善官僚机构之外，其他机构也可以提供所有这些职能。”⑥三是改革政府内部的官僚体制，提高公共机构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将工商管理中的绩效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顾客至上、合同雇佣制、绩效工资制等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实践之中。⑦ 2. 行政法在公共管理实践中面临的困惑在公共管理模式下，行政主体是多元化的，政府不再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唯一主体，非盈利组织或者称为第三部门组织在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重要力量。但是在传统的行政法理论研究中，非盈利组织或第三部门在行政组织法中却处于尴尬的地位，虽然他们的存在有合理的一面，但由于突破了行政事务专属权属于国家的国家行政观念，其地位、权力来源和合法性基础相当缺乏 。⑧学者们多将新的行政主体的出现从权力的委托或授权的角度去研究，研究的重心放在授权或委托的程序、侵权责任归属、救济方法和途径方面，而忽视或回避了对行政权力社会化合理性的直接研究。 公共管理强调可以将私人部门的管理经验和方式引入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出现了以淡化强制性管理为特征的新的行政方式，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激励等成为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主流方式。对这些非权力性的行政方式，有关行政法律关系和行政行为性质的界定的传统行政法理论都难以解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即使勉强拉入现在的理论框架中，“不全面又不顺畅。”⑨ 在研究这些新的行政方式时，为了表明这些问题是行政法的问题和其内在地包括着国家行政主体和行为要素，主要强调这些行为虽然有合意的一方面，但其要素仍是双方地位不对等，国家行政机关居于优越的地位，其行为本质包括权力性因素。 可以看出，现有行政法对这些新问题的研究仍是在旧的框架指导下，无视“准行政行为”、“第三部门”等领域的存在或把它们置于行政法研究的边缘，这与公共管理的实践不相适应。行政改革实践的发展呼唤行政法研究的新观念，要求行政法的新发展。 三、公共管理下行政法的新发展 为了与公共管理的实践相适应，行政法应从转变传统观念出发，以有效解决问题为尺度，多层次、多重心地开展研究，促进行政法的发展。 > 1.行政法传统观念的转变 行政的观念是行政法研究中的基本理论观念。行政法的新发展首先应从行政观念的转变开始，也就是要从国家行政观念转变为行政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的公共行政观念。传统的国家行政的观念主张管理公共事务的最佳选择是由国家直接运用行政权力实现行政目标。新的公共行政则强调公共事务的最佳选择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由多主体共同参与，合理分配国家和社会之间公共事务管理的范畴。这种观念的变化包含了行政目标、行政主体和行政方式等几方面的变化。行政目标的变化，预示着要从传统的以国家管理为中心的目标扩大为管理和服务并重，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为行政的直接目的。行政主体的变化，体现在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只要能有效实现行政目标，各种组织包括非赢利组织、地方团体甚至私人企业的公共部门都应成为行政主体，它们应通过法定的途径进入公共事务的管理领域。行政方式的变化表明，行政并不仅仅是行政行为和行政强制执行，而且是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实现行政目的。行政目标转变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后，基于平等、公开基础上的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应大力推广。 与行政的观念相联系，行政法的基本问题从以政府权力为主导变为以公共利益为主导。政府权力为主导，研究政府应该如何行政；以公共利益为主导，由谁来行政和怎样来行政都是研究的内容。行政法不再机械地以权力性行为认知行政法的研究对象，行政法功能性质不再是“控权”和“管理”的问题，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公共利益，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将是行政法的基本任务。公共利益变成了行政的直接目标，同时也成为行政法研究的直接对象。这样一来，“政府权威行政观念转变为民主行政观念，行政主体多样化的研究就成为行政法研究的基本课题，行政合同、行政激励、行政指导等非权力性行政行为也不再是行政法中的反常例外行为。抛开僵硬的教条和学科限制，以问题定向，运用法律规范手段，实现权威行政向民主行政、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过程中的公平和效率，以促进人民福祉，应是行政法在未来的主要任务。”10 2.行政法内容的发展 行政主体是行政法主体的必然组成部分。公共管理中行政主体的多元化，使得行政法主体的内容相应扩大。这些非政府的行政主体资格的界定，如何与政府进行权力划分，它们如何合法地进入公共事务的管理，如何进行管理以及相应的救济方式问题，都成为行政法的新内容。? 随着公共管理中市场化、社会化的取向，政府在不断地放松规制，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非权力性的行政行为越来越多。对哪些领域应禁止政府运用强制性权力，哪些公共事务应交给市场来处理，不仅仅是行政学要研究的问题，也是行政法的研究内容。行政法对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和行政激励等行政行为的研究将极大丰富行政法的内容。 随着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和非权力性行政行为的日益增多，行政法的调整和调整方式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行政法在逐渐扩大调整对象，变革调整方式，主要体现在权力色彩和强制观念的弱化，代之以平等、合意的观念。近年来世界各国出现了一些突破原有国家行政观念的现象，如行政组织私法化、行政行为之非制式化、行政任务民营化、行政法关系的多面化等。正如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实体法上区别公法和私法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行政机关在调整公共事务管理的法律适用和救济方面，不是机械地适用公法的规定，而是根据问题的定向，采用“提提示问题式的概念”，以平等、比例、公正为原则适用公法或私法以实现公共利益，这也就是我国台湾学者和日本的学者称之为“公法向私法逃遁”的现象”。11 公共管理在实践中还未成熟，但作为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和研究途径，被认为是代表了公共管理的发展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行政法在公共管理实践的推动下，不断补充和丰富新的内容，因而也不断地向前发展。 注 释： ①张国庆主编.《行政管理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②许崇德，皮纯协主编.《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③胡建淼主编 《行政法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④陈振明. 公共概论范式的兴起与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⑤转引《布莱克维尔政治百科全书》，613页 ⑥〔美〕V. 奥斯特罗姆. 《美国行政管理危机》，北京：北京工业出版社，19 94 ⑦陈振明主编. 《公共管理学——转轨时期我国政府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⑧转引苏力等. 《规制与发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⑨刘辛等主编. 《转轨行政法学新理念》，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 10.11张勇伟. 行政观念更新与行政法范式的转变. 《法律科学》，2001年第2
第9篇：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范文
我国当代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而展开的，发轫于改革开放与海外借鉴，发展于学科整合与东西方管理文化交融。
（一）公共管理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时期
（1979-1988）我国的公共管理学是从行政管理学科发展而来。行政管理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设，新中国成立后在1952年院系学科调整后渐被取消，1979年改革开放后开始恢复和重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日渐突出，这表现在体制不适应、功能不适应、人员不适应、程序不适应、规范不适应等各个环境。如何解决纷繁复杂的政治与行政的交织问题，迫切需要行政管理理论的指导。1982年，尘封近30年的行政管理学科得以恢复。在学科定位方面，公共管理学科的自我意识尚未觉醒，缺乏明确的学科范畴体系，研究与教学领域相对较窄，主要偏重于政府行政管理领域和公共管理一般理论。在体制改革背景下，地方和企业等基层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行使经济民利，实现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充分调动了地方、企业等基层和广大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是“官本位思想、人治思想、宗法观念、特权观念、等级观念等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又积淀在行政人员的心灵深处，制约着其现代行政人格的塑造。”
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协同改革，着眼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行政的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个时期公共管理学主要研究的是行政管理问题，研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法制化建设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培养行政管理人才以参加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发管理工作，强调学科建设要为政府管理服务。人才培养方面，国家强调培养人才的国家任务导向。首先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中设置了行政学或行政管理二级学科，学科师资队伍基本从政治学和法学等学科中吸收进来，尚未有独立而成熟的教学研究队伍。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型，社会亟需一大批有觉悟的高素质人才，许多专业处于多样数量、分散化建设的发展状态。主要表现为恢复前的一些学科，如行政管理、教育管理等等，行政管理学以试办的身份划归在政治学类下，而卫生事业管理属于管理门类；新建一些学科专业，如医疗卫生管理等等，但这些专业归属不同的学科门类。一些综合性、单科性高等院校如农学类院校、医学类院校也相继设立了行政管理、土地规划与利用、卫生事业管理等专业，面向全国招收适量的学生，毕业后统一分配到相应的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
许多高校在专业教育资源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包括学科定位、师资、教材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公共管理学科基础不牢，理论体系单一、重复，对中国现实问题，特别是转轨时期政府和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缺乏深入研究，由于学科刚刚起步，师资基本都是从其他学科“转业”到公共管理研究的，在实证研究、对策研究也做得不够，存在理论指导性不强、学科应用性缺乏等问题。
（二）公共管理学科的整合与发展时期
（1988-2005）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公共管理学只是刚刚起步的话，90年代的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则进入了平稳过渡的阶段。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此后，全国各省市区也相继成立行政管理学会。至止，中国的行政管理研究与教育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体系。这一时期公共管理学科已成为显学，重点关注体制改革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总结公共治理的实践经验，实现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的法制化，而公民有序参与治理模式与专业化政府的形成，使得公共管理学科面临大量的对策性研究课题。在学科建设方面，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对引进国外公共管理理论做了大量工作，但对公共管理实践问题却没有实质上的定位，不仅因为我国学者对公共管理的研究理论、方法多是借鉴国外的，而且学科本身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和体系，学科概念和合法性基础仍未完全自立，难以形成学术争鸣的良好局面。但公共管理学科向纵深发展的势头强劲，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公共管理专业在全国各大院系如春笋般设立，师资队伍、招生规模也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不断扩大。
第三次修订目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颁布实施后，改变了过去过分强调“专业对口”的教育观念和模式，公共管理类成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包括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等本科专业，并设立了包括教育经济与管理在内的五个相应的研究生学位，进一步加强专业整合。在2004年调整后的本科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类专业在原有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等四个二级学科上，增加了公共关系学、公共政策学、城市管理、公共管理、文化产业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国防教育与管理等七个二级学科，一定程度上开阔了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和研究领域。在人才培养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原来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部门办学体制和单科性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决策、管理、经营人才不仅数量短缺，更主要是在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行政管理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数量增长速度最快，土地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近几年来由于环境保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呼声日益扩大，在全国许多高校设立并逐步扩大招生规模，毕业生需求出现饱和。2001年开始的MPA教育适应了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和建设高素质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的需求。但此时公共管理学科开设的课程多集中于行政管理范畴，对学科的理论内涵、方法论、学科专业间内在关系尚未明确，许多专业依然在原有学科的带动下进行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不能涵盖当前公共管理改革的实际要求。而且，高校师资队伍专业化水平薄弱，在课程设置上也基本上将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专业混同，教学方法和条件难以适应学生公共管理能力培养的需要。
（三）公共管理学科的优化与提升时期
（2005至今）2005年被认为是中国的改革攻坚年，以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为核心，我国在经济领域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法律，是干部人事管理科学化、法制化的重要里程碑。这一时期围绕如何优化与提升问题开展研究，公共管理学科由原来的数量规模扩张转变为注重内涵质量发展，公共管理的学科社会建制日趋成熟，公共管理学科的博士点、硕士点和本科专业的增长相对放缓，学科专业设置强调内涵发展，重视社会需求的适应性要求，紧抓人才培养质量。
在学科建设方面，公共管理学科侧重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出发，包括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新闻学、管理学等角度，探讨政党、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并对社会的组织与活动方式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根据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理清了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公共事务、工商管理这些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同时保证对这些概念的使用与国际接轨，从而利于不断增强的国际学术交流。但是如何在实践基础上增强公共管理知识生产者的理论创新能力、如何解决其二级学科整合与分化等问题依然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实践表明，当前公共管理学科范畴和定位问题在研究中逐渐明确，跨学科性、多学科的视角成为支撑公共管理学科走向成熟的综合路径，以解决公共问题为导向、按专业领域分类进行研究成为发展趋势。
在人才培养方面，科学设置公共管理学科专业，注重培养学生利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方法相结合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努力形成综合性管理人才所需的应用技能和实践能力。包括设置公共管理类专业的院校在内的高校竞争日趋激烈，人才培养的竞争力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目前，公共管理相关本科专业迅速扩张，公共关系学、公共政策学、城市管理、文化产业管理、公共安全管理等17个本科专业成为高校最为普及的开设专业，研究生教育与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显著增强。
但是，这些专业之间的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经常发生重叠与错位，人才培养过分重学科知识传授轻专业技能培养，实践教学环节没有真正深入公共部门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对接训练，使得这类专业毕业生之间核心竞争力日趋隐没。虽然全国设立了大量的公共管理类院系，但除行政管理学外，其他二级学科多数处于游离状态。再者，在本科阶段,学科课程设置还没有形成该专业较统一的课程设置规范，“杂而不专”依然是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竞争力的软肋。
二、公共管理学科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
现阶段我国公共管理模式正处于从建国以来形成的政府全面干预模式向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合作的转变过程之中。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在知识积累、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的数量和质量、人才培养与评价体系、研究成果等方面均为学科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中的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和具有远大前景的学科。
（一）公共管理学科内涵需要进一步厘清与优化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经历了从行政管理到公共管理的变迁，研究视野逐步拓展，研究问题日益多样化，如学术界越来越深入探讨非政府组织、治理与善治等相关的理论和实践。政府并非万能的，因为公共管理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仅仅依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政府、社会、公民的共同治理已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更多地从现实出发，以公共管理问题为研究对象，为解决公共管理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依据。公共管理要充分实现社会公平，保证社会每一个阶层、每一个成员都能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在时代背景中去理解公共管理的革命性意义，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厘定公共管理的范围和内容，寻求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方案，以服务为原则构想公共管理体系结构和行为模式。
（二）公共管理学科需要进一步内外融合
公共管理问题是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管理社会事务的前沿问题，也是利益分化和阶级分化下的现实课题。公共管理本身跨学科性、交叉性、多样性的特点逐渐凸显，需要吸收融合各种学科知识和理论而发展,显现出本学科的研究纲领的前景。作为一门新兴的科际整合及着眼于解决公共领域实际问题的应用叉科学，公共管理学应从多学科相结合的角度研究社会多元化所产生的实践矛盾，提供综合性的治理手段与工具。在学科整合机制上，应继续推进公共管理的综合化，打破公共管理学科下二级学之间壁垒，实现各个二级学科的共通与融合，关注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运用问题。特别是需要吸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推进与这些学科的交叉，形成特色的学科专业群，在学科综合与交叉中不断生成公共管理学新的增长点。
（三）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体系需要进一步健全
政府和社会公共管理人员迫切需要改变目前知识结构脱离现实的被动局面，很多过去由政府包下来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也将转由非政府的公共管理或服务部门完成。但无论政府管理和公共事务管理，其基本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即公平优先；其基础理论是相通的，即都是研究公共服务。因此，需要改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细化、专业设置窄化、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化等现象。进而言之，应当根据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基本需求，加强学科大类培养，重视方向特色创新，把公共管理作为一个大类健全学科专业课程体系，把行政管理、教育管理、文化管理、社会医疗与卫生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专业作为特色方向，建立学士、硕士、博士学科专业的衔接与升级，着力培养学生具有宽厚的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与技能，注重培养学生的公共管理实践能力、思维创新能力、创业创业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并根据不同类型的大学优势与学科背景培养创新型人才，形成有学科创新与特色的培养体系。
（四）公共管理学科队伍建设需要大力加强
随着全球化、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竞争力的提高，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视野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学科体系成为必然趋势。“公共管理学应立足于我国及当代世界的公共管理实践研究，着力进行理论建构和学术创新，形成中国学派和中国风格，促进公共管理知识的增长和积累。”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问题凝练成科学问题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以问题为取向的研究思路下，如何使公共管理研究本土化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有普适而公认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并对全球的公共管理研究做出中国的贡献，是公共管理研究者和实践者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因此，加强学科师资队伍建设，构建合理的学术梯队结构、高素质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保证公共管理学科的可持发展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