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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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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

第1篇: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范文

一、经济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所有权关系的本体论基础

所有权在经济领域体现的是人与劳动对象的法定关系,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基础。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开始其研究思路由哲学向经济学的转向,所有权关系成为其讨论中的基本关系。这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是人与劳动对象的关系,其二是人与自身活动对象化结果的关系;前者体现为劳动与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等)的关系,后者体现为劳动与劳动结果的关系。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马克思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关注这一问题:一方面是纵向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是横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展开;《大纲》的魅力也许正在于此。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下简称“《第一分册》”是马克思在《大纲》基础上尝试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六分册中的第一册,实际上也是这一计划中出版了的唯一一册;该分册出版后,马克思的整个研究计划发生了改变。我们在该分册的初稿片段中能够看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的反思,这其中就包括所有权问题。

在《第一分册》的初稿片段中,马克思对所有权问题的关注对象,除了洛克的劳动本体论,即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对其劳动对象的所有权解释之外,还列举了其他经济学家对所有权问题的认识,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归纳,指出:无论是偏重于经济学还是法学的所有现代经济学家们,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是最初的所有权依据(即洛克观点),与此相应,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亚当?斯密就持这样的观点。(cf.Marx/EngelsGesamtausgabe,Bd.II/2,S.4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版,第348页。下引只标卷数和页码)

不过,他们的这一理论解释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颠覆了。因为,劳动所有权作为经济交换关系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是建立在以交换价值为前提、而并非以简单交换关系为前提的基础上的。(ibid,S.48-49;同上,第348-349页)言下之意,由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其创造价值的价值不相等(这在《手稿》时期并没有得到充分论证),劳动所有权的基础受到了侵犯。

显然,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指向劳动所有权这一原则本身,而是指向劳动所有权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被颠覆的现象,而政治经济学原理则试图论证劳动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区别所在。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家们把来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观念,即劳动所有权理论,称为一般规律,又把这一规律的现实性延伸至还不存在所有权的黄金时代(原始时代)(ibid,S.49-50;同上,第349-350页),也就是说,将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占有规律看作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一切发展进程中的永恒的规律。

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则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交换关系中去理解这一观念的形成,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产物。那么,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此进行解释。

马克思对经济学家们的批判不是指向他们对所有权的劳动基础的解释,而是指向他们将所有权规则抽象为永恒的规则。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们的这一认识方法在两个方面引起麻烦:第一,从不存在所有权的史前社会那里去寻找所有权的本体论基础;第二,看不到劳动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悖论。(ibid,S.50;同上,第350页)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去解释资本主义所有权理论的生成,进而从社会生产发展状况去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学家们的两个麻烦:第一,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第二,这一所有权被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颠覆。

不过,在这里我们同样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条件与这种经济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是解读这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认识维度:一方面,我们看到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及其被颠覆的客观性,这是马克思尝试去论证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进一步看到并且分析这一悖论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内在机制。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仰赖于普遍原则的批判,促使他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演变,这是第一个认识维度。他对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悖论现象的揭示,促使其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这是第二个认识维度。前者是纵向的,后者是横向的;对前者的分析维度能够包含后者,但是不能够取代后者。

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从纵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对这一条件的形成历史和运行机制的分析,一方面进一步将马克思的研究思路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将这一研究思路与哲学家的思路区分开来。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因素:其一是与劳动相关的对劳动对象(如土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对外化了的劳动结果(货币资本)的所有权;其二是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并非简单交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程序;在一定的程序中,前提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条件,被资本雇佣者的劳动所有权受到颠覆。对于自然劳动对象的占有问题,马克思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类学的历史资料来关注的。

国民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是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他们既然没有将资本的利润看作是工人的剩余劳动,也就不会去关注劳动原则的被颠覆问题。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权原则是对自然状况下存在着的原则的延续。而哲学家只是提出了抽象的原则,而没有去分析这一抽象的原则为什么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扭曲;哲学视角中的异化劳动并不能够对这一扭曲现象进行论证。

根据马克思对财产与劳动所有权分离的历史程序及其结果的阐述(cf.Bd.II/1.2,S.367-369;参见第30卷,第2版,第450-452页),我们可以理解,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为什么能够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增加了的物质财富在一部分人手上集中起来,而大多数人则陷于贫困(或者相对贫困);而且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能够成为进一步颠覆这一原则的客观条件。

显然,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从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所有权的形成及其原则。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原则的形成与原则的实现条件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其一,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与原则形成的历史路径,涉及的是不同的问题。其二,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并没有否认原则本身的存在,它仍然能够成为其自身被扭曲了的社会制度的理论支撑;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已经成为“幻想‘幽灵'被颠倒了的意识形态,但是仍然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支撑着这一社会。

二、经济关系中的哲学问题:原则、程序与悖论

我们看到,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分歧,并非产生于对所有权形成的自然基础在认识上的差异;虽然马克思强调的是其形成的历史性,不过这是纵向意义上的。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早期生产方式、财产权形式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先入之见或者抽象原则: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晚年的人类学笔记,马克思都非常关注历史资料和人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们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差异,植根于对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一原则的一致性及其背离在认识上的分歧。这一分歧缘起于对异化劳动的认识,有待于对剩余劳动的论证。这里已经存在着如何理解观念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所有权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进一步构成了自由和平等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在《大纲》中,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深入到经济关系之中,从原则的形成与原则实现的程序上来分析悖论的形成:

在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程序,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dieFreiheitundGleichheit)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程序中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体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只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再现出来。(Bd.II/2,S.60;参见第31卷,第362页)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这些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的和政治的方面再现出来。这是马克思的理解思路,对于马克思而言:一方面,观念是现实的产物(cf.ibid;同上),但是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对这些观念的背叛(cf.Bd.11/1.2,S.685-686;同上,第230-231页),体现出来的是不平等。

那么,反映现实的观念是如何形成于被扭曲了的现实的?换句话说,既然观念是现实的反映,为什么不直接反映被扭曲了的事实,而是反映被扭曲前的假设?

一方面,抽象的观念是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以等价交换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关系体现的是人们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它自发地依据于自由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由观念和平等观念;另一方面,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扭曲了这一观念,但是这一观念仍然是其奉行的原则,是其基本的理念支撑。

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非始于马克思,当时的其他思想家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自由和平等的观念为什么带来的是非自由和不平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尝试揭示这一观念被扭曲的现实依据。

如果说自由和平等观念是支撑资本主义体制的理念,那么作为经济关系的产物,它们形成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简单的经济交往关系即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和等价(值)交换为基础,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这种简单商品经济的状态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存在资本因素,也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交往关系就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经济关系并不能独立于整个社会关系。

但是,当这些观念被高举着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形态用来支撑资本主义社会时,在现实中它们实际上已经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这一发生转折的契机,存在于简单商品交换向劳动与资本交往关系的发展进程中;这是历史的程序。

在《手稿》中,马克思比较充分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进程,并且揭示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交换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的区别:

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空谈,只是要用适应于简单交换的财产权关系和法的关系的标准,去衡量交换价值的较高发展阶段上的财产和法的关系。(Bd.II/1.1,S.236;参见第30卷,第279页)

将前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区别开来,是为了彰显后者在质上所发生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使得简单经济交换关系的理念不再符合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他已经清晰地看到劳动与资本交换的表面平等与实质不平等。

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这些观念在用来评价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时,实际上包含着三个基本内容:自己拥有(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自主权),规则平等(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强调或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平等观:这里的平等并非指收入或者物质财富的分配平等,而是指经济交换关系中的原则平等),等价交换。前者体现为自由原则,后两者体现为平等原则,三者缺一不可。

从现象上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似乎符合这三个基本条件,但是实际结果为什么走向了反面呢?换言之,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不断分裂的资本主义现实社会是由于其前提而走向了反面呢?

马克思的批判并没有针对前提本身,而是从前提进入其得以实现的程序:马克思的分析对从价值的形成(劳动)到价值的实现(工资、利润)的整个过程的程序进行层层解析、剥离,将问题的症

结归结于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这是_个不等价(值)交换。不过,这_认识本身也有着一个过程,而并非是一下子完成的。这可以从马克思所使用的“劳动”概念向“劳动力”概念的变化中看出。另外,从马克思在手稿中所留下的一些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以及对抽象的价值概念的论证问题等等中,我们又看到问题并未完结。

显然,对原则与其结果之间的悖论关系,从原则的实现程序中去进行批判,与对观念的虚假、颠倒进行的批判比较起来,要更加具有说服力、更加深刻。后者是哲学领域的批判,前者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批判。

三、经济关系中的伦理问题:个别性与普遍性

个别性与普遍性是抽象的哲学概念,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是经济伦理概念,对后者的问题在抽象的意义上进行讨论,或许就是(政治)经济哲学问题。这样的区分可能显得机械、累赘,但这个问题是在反思基础上必然要生成的问题: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或者对于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的马克思来说,他们对这同一个问题的讨论有时是在非常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

对于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下,以普遍性形式存在着的自由、平等原则在现实的资本关系中被颠覆,与此同时,社会财富的增长同时意味着社会分裂的进展,对象化了的劳动脱离其创造主体而日益集中于其他少数人之手。马克思看到的普遍性是以个体、阶级之间的对抗为基础的。

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上述情况既可以通过生产领域也可以通过非生产领域发生,例如文化产业与文化消费、信息产业与信息消费现象的出现,后者预示着新的需要进行研究、发掘的领域。

黑格尔在哲学观念上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不同层次进行推论,用抽象的普遍性统一特殊性、个别性。这其中的具体关系并不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他的使命似乎是构建一个能够把握社会的概念体系,用自在和自为的统一预测未来的社会。

而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甚至今天以所有权、契约原则、等价交换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来说,原则的普遍性是最重要的,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础。至于现实社会为什么会因为普遍原则的实施而日益分裂,他们对此又有着非常不同的解读和认识。诺齐克并不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在原则上具有逻辑一致性。罗尔斯也没有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但是他试图在原则的现实化程序中对其极端的社会分化结果加以矫正。

各类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非诉诸于一种有违伦理的理念作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支撑,相反,在他们看来,只有普遍的原则才能符合伦理的基本要求。至于奉行普遍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现实中为什么不断强化着贫富分化、从而产生整个社会的不断分裂,这似乎没有进入他们的关注视野。至少在信念上,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原则在现实社会中被颠覆,或者反过来说,他们并不认为社会分化是因为奉行普遍原则的结果。

马克思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尝试揭示使普遍性原则受到颠覆的现实社会条件,而不是仅仅将这些普遍原则作为虚幻的、颠倒的意识形态并且满足于抽象的批判。即使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甚至当今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不是借助于整个社会关系体系,那么只依靠一种抽象的普遍原则,少数人是不可能仅仅凭着一种能够积累起来的符号(从实物货币到数字信息)而占有整个社会、自然的大部分资源的。

因此问题就在于:这一普遍的原则借助于什么样的魔力,在合法的途径下产生了社会分化的现象?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们在自觉意识中又是如何认识这一矛盾的现象的?

在《大纲》中,马克思在当时的语境中尝试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自欺欺人的普遍性:主体还尽可以有这样一种神圣(erhebende)的意识:他不顾他人而谋得的个别利益的满足,正好就是被扬弃的个别利益即一般利益的实现。(Bd.II/2,S.56;参见第31卷,第358页)

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观点。个别性与一般性体现在人们意识中的矛盾,是以现实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个体与整体之间在利益关系上的相关性、冲突性为基础的: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只是作为自身的手段或自我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最后,意识到一般(allgemeine)利益或共同(gemeinschaftliche)利益只是自私(selbstsUchtigen)利益的全面性(Allseitigkeit)。(Bd.11/2,S.56-57;参见第31卷,第358页)

马克思在这里没有使用个人的“自我利益”这一中性词汇,而是选择了“自私利益”这一贬义性词汇。这说明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来看待各个个体的利益与一般利益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这个一般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集合,在财产权占有发生社会分化的前提下,人们彼此之间的利益是分裂的、异化的。在互为手段和目的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资本的利益是在牺牲和占有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而获得的。

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仅使得所有权的持有原则发生了悖论,而且使得劳资关系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也发生了悖论。于是,从所有权的持有到所有权的交换原则都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普遍的原则成为虚假的观念一颠倒了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性认识在最初的意义上是以异化劳动理念为基础的。

这是马克思与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分歧所在。这一分歧并不产生于对抽象原则的认同与否,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其原则之间存在着的悖论;这一悖论在人们的意识中又以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体现出来。在马克思那里,对这一悖论的认识是以其劳动价值理论及其核心内容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换言之,只有借助于剩余价值理论才能论证原则及其悖论的存在。

在马克思的研究维度中,哲学问题与政治经济学问题是交融在一起的:一方面,人们的对象化劳动结果具有个别性,但是当人们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作为交换价值与他人进行交换时,他的个人劳动产品已经具有了社会性,他的个别性在一般性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正是这一对象化的程序、交换过程,或者说个别性转向普遍性的过程,孕育了社会分化的可能性。

这一可能性在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取代简单商品交换关系的前提下发展成为现实性:简单商品交换关系中存在着的等价交换,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过程中被否定。不过,这一可能性一方面并不涉及这一转折的契机,作为结果的现实本身不能够又成为原因;另一方面也不能用来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形成。

这一理论解释模式具有历史阶段的局限性,它仰赖于剩余价值理论,首先仰赖于劳动价值概念的形成。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那里承袭了劳动价值概念,但是已经赋予其不同的涵义。

为了更加清晰地使用这一概念去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cf.MarxEngelsWerke,Bd.^,S.83;参见第4卷,第1版,第94页):个别性只有在一般性意义上被认同才是有效的,否则少、慢、差、费也在创造着劳动价值,这种一般性的认同程序自然地在市场竞争中完成。但是,这只是劳动价值概念的一部分内容,另一部分内容取决于劳动者的生存成本(同样以劳动价值来衡量)。(cf.Bd.II/1.1,S.72;参见第30卷,第84-85页)劳动者获取的报酬(部分劳动时间),不是以其创造的价值(全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是以其生存成本(部分劳动时间)被支付的。两者之间的差价构成了能够被异化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或者积累劳动)。

剩余劳动的情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并且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剩余、没有积累,就没有发展。直至今天,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并不缺乏这样的例子。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和支配,并且是在原则平等、公平交易的理念中进行的。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个人自主活动变为被动活动,对象化了的劳动变为被异化了的劳动一这是从劳动者一方来说的被异化现象。从劳资双方来说,或者从资本主义经济交往关系中的个体来说,人们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出自于个人的自由意愿,这是一种自主行为;在这一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共同体,从整体的意义上来说,又形成了规律性,具有必然性,超出任何个体的可控性。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涉及到个体在经济交往活动中的自主性与异己性问题:经济规律作为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存在,是个体不得不受其约束的力量,它们对于个体来说具有偶然性。这一思路的发展,就是个人的自由交换行为与客观的、异己的规律性问题,例如难以为个人所预料、所抗拒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金融危机(信贷过度)。但是,这一必然性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制约与普遍原则的制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不可同日而语。

简言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马克思从以下几个不同层次涉及了经济交往关系中个别性与一般性的关系:第一,现实中个体、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第二,意识到了的伦理关系及其困惑;第三,个人自主行为与其社会结果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关系。

第2篇: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范文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法;社会公共性

真正意义之经济法肇端于19世纪末的德国,为一伴随国家适度干预社会经济而生成的新兴法律部门。就经济法的界定言之,我国学界长久以来皆为一幅学说林立、观点纷争的图象,似乎经济法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Protean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的面相。笔者通过对经济法普洛透斯之面的重新审视,拟从社会法的视角进行解析,试图刺破经济法繁杂表象,还其本原之面目,以见教于方家。

一、 经济法的普洛透斯面相经济法概念传到我国的时间较晚。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法学界开始进行经济法研究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各种经济法观念。80年代,我国经济法学界形成了许多学派和理论观点,关于经济法的界说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80年代初,主要有纵横经济关系说、纵横统一说、综合说、经济行政法说、学科经济法说、经济管理说和国家经济管理说等。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颁布后,原来的纵横经济关系说和纵横统一说变为密切联系说或管理协作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入、国家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中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学说,其中有关经济法的界定又以下述几种观点为突出代表:观点一,“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简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观点二,“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经济法是调整国家经济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观点三,“中国经济法是有关确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经济实体的经济法律地位,以及调整他们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和经营协调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总称)。”[3]观点四,“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的法。”[4]观点五,“经济法是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5]就目前经济法在定性上的这种混乱局面,笔者以为并不是百家争鸣、学术繁荣,而是对经济法认识的片面、偏执、模糊和混沌。真理需要争议讨论,但真理不是争论不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一门在世界上有了上百年在我国有了数十年发展历史的学科来说,没有统一的话语、共同的信守是不应该的,法律的统一性要求我们刺破经济法的那张普洛透斯之面!

二、社会法的厘定目前,社会法的提法在法学界尤其是经济法学界高频率地被习惯性使用,以至在我国被相沿为一种确定不拔的地方性法律话语。

何谓社会法,笔者以为对此加以学术的重思可能是我国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研究深化的必由之径。社会法作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法律形态,是随着人类发展进步而逐渐形成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城市化,使人们之间的依赖进一步加强,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离开了市场便无法生存;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中,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各不相同,并因而导致彼此间的悬殊愈来愈大;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各方面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同时,又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巨大破坏;市场的垄断倾向导致公平竞争的破坏,并引发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所有这一切均意味着,国家超越于市民生活之外并不能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近代市民社会的鼓吹者们所设想的那样必然带来人类的福祉。越来越高的社会呼声引起了国家职能的转变,由消极的“夜警”国家向积极的“职能国家”的转变正反映了政治国家从原来对市民社会的超然状态向积极干预状态的转化。进入现代社会后, 各国相继颁行了一系列在对法律主体人格进行识别的前提下,依据不同主体的现实差异而作不同权利义务设定的法律规范和旨在保护和促进人类公共福利的法律规范。由于它们都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本的价值追求,因而,被人们称为社会法。它是伴随着国家力图通过干预私人经济以解决市场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应对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而在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进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三法域。

三、经济法的社会法归位(1)经济法的存在基础法是社会关系的反映,社会关系特别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各种物质利益关系即经济关系,是法的本源。在法的各部门中,经济法(还有民商法)是直接同社会经济关系相关的。

19世纪末由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产业革命,推进了生产社会化,引起各国市场和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国家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职能开始发达起来,导致法律体系的变化和经济法这一新部门法的产生。19世纪末期,由于生产社会化特别是垄断的形成,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传统的个人本位思想发生了动摇。人们发现,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维护,并不能当然地导致社会公平和正义,它往往妨害其他个体和团体的自由和权利,损害社会的总体利益,因而是不公平、不正义的。单纯强调个性的自由解放,并不就能使整个社会肌体健康成长。个体与社会整体存在着矛盾冲突,需要协调。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经济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和机制进行调节和干预,协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克服或缓解其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建立一种新的公平、正义、效益和秩序。鉴于“无形之手”的调整无力,国家再也不能保持中立,袖手旁观,而应当担负起社会责任,挺身而出。“国家之手”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19世纪末便陆续以经济法的形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一新兴法律部门站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高度,崇尚社会本位,推动国民经济朝着持续、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现代经济法的存在,是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不可避免。(2)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契合经济法作为社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社会法的基本属性,主要表现在:首先,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法之本位,即蕴涵于法的基本出发点、基本目的和基本功能之中的精神和理念。私法奉行个人本位,公法奉行国家本位,社会法所奉行的则是个人社会化、法律社会化过程中由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演化而来的社会本位。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就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法的本位思想。[6]其次,经济法以社会自治为主要调整手段。社会自治不同于私法中的私人自治和公法中的政府统治,而是一种由社会成员参与治理的方式。它既限制私人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又限制政府的纵向性和垄断性治理,对社会成员而言是自治与他治并行。再次,经济法强化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就其责任相对方而言,就是对当事人以外所有利益相关人的责任,既包括对所在市场和社区公众的各个成员的责任,又包括对所在市场和社区整体的责任;既包括对当代人的责任又包括对后代人的责任。经济法基于社会本位,将社会责任法律化,以保障社会责任的全面实现。(1)将社会责任转化为法定义务;(2)加重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的责任;(3)将社会政策目标转化为社会公共干预的法定目标。除上述三方面外,经济法的社会法属性还体现在经济法是保护和扶持弱者的法律、经济法是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诸方面。(3)经济法的归位如前所述,经济法出现在社会法发展的第三阶段。垄断出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弱小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普遍受损,竞争机制受到排斥,宏观经济均衡赖以实现的微观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论是经济危机的救治和防范,还是战争的应对,都需要国家干预的触角由社会领域进入经济领域,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于是,在社会法领域出现了以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法,如德国制定了《钾素经济法》(1919年)、《煤炭经济法》(1919年)等法律;美国制定了《谢尔曼法》(1890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等法律。经济法学在我国起步较晚,较之其他相关学科而言,算是一个新生儿了。然而,经济法学在我国,从研究的原初阶段开始即面临多方的责难,一直为其他相关学科所诟病。即使在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已得到基本共识的今天,有关经济法本质界定的争论也一直未停止过。难道经济法真有着一张无法琢磨的普洛透斯之面吗?从何种角度切入能更好地进行经济法的本质解析,以揭示其特定的内在规定性呢?也许经济法的社会法阐释正是适宜的路向。将经济法重新归位于社会法,恢复其与社会法天然的血缘关系,除了让我们更为清晰地了解经济法的历史演进轨迹,更为重要的是,将经济法作为社会法之有机构成,能够更为直白地揭示其社会公共性的本质品格,对于进一步厘清法律体系的构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结语依据胡塞尔现象学,只有在认识论中才谈得上区分本质与事实,本质不是在时空中自在,而只是在把握它的行为中被把握到、被体验到、被直观到、被明证性地给予,认识的真正含义在于去认识“本质性的对象”,而不是去认识“对象的由此可见,上述两种立法例所保护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前者侧重于原权人的保护,而后者侧重于第三人的保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和流转日益加快,第三人不可能而且也无必要对前手的瑕疵负责。只要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的物权变动已经成就,就要保护第三人的权利。因为第三人并不仅仅代表其自身,而且代表着整个交易秩序。”第三人实际上是交易秩序整体的化身,如果一个出卖人即原所有权人任意追及其权利,第三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则社会整体的交易秩序必然遭到破坏。“[5]所以无因性原则注重于保护第三人,也就是注重于保护整个交易秩序。b.为确定第三人是否善意提供了客观的标准在罗马法早期,法律对所有权的取得所确定的原则是”任何人不得处分大于他自己的权利“,后来日耳曼法建立了一种”以手护手“的原则,即前手交易瑕疵不及于后手,以便保护第三人权利;后来的罗马法建立了著名的善意取得制度。毋庸置疑,善意取得制度在保护第三人权利、维护交易安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以致有一些学者主张用善意取得制度替代无因性原则。但是善意取得制度有一处致命的缺陷,第三人善意的确定以当事人的心态为标准,是一种主观标准。在经济落后、信息闭塞的时代,这一问题表现得不是很明显。但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网络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以当事人的心态为标准去判断第三人是否善意,至少在司法上产生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善意取得制度在保护第三人权利方面的苍白无力正日益凸现。无因性原则很好地克服了善意取得制度的这一致命缺陷,在无因性原则下的善意确定根据的是一种客观标准,也是一种便于实务操作的标准。它使当中人的主观心态转化为可以由司法认定的客观现象。因为作为物权变动根源的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必须依赖一个公示性的行为,以其作为载体,以便公众知晓该标的物上拥有排它性的权利。正如萨维尼所说,仅该意思表示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交付是不足够的,因此还必须加上物的实际占有取得作为其外在行为。在德国民法典中,不动产采用登记的公示方式,动产采用占有的公示方式。物权通过物权公示,客观上具有正确性推定的效力。第三人由于信赖通过公示方式所表明的权利而与当事人进行交易,就应该认定第三人为善意,并且这种善意是不须举证的。因此无因性原则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善意主义,更有利保护第三人,实现一种更高层次的公正。

四、结束语。

以悠长的历史渊源为背景、以深刻的法理智慧为主线和以强大的功能为支撑,这就是无因性原则虽历经二百年沧桑却仍熠熠生辉的原因。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即将出台的物权法应该采纳无因性原则,同时也深信这一充溢着西方法理的原则定能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物权—通则。所有权[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74-75。

[2]史尚宽 物权法[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2。

[3][德]弗里德里希·克瓦克等著。孙宪忠译 德国物权法的结构及其原则[J].民商法论丛,1999,(12):506。

[4][德]K.茨威格特与H.克茨著。孙宪忠译 “抽象物权契约”理论-德意志法系的特征[J].外国法译评,1995,4。

[5]孙宪忠,论物权法[M].法律出版社,2001,4.〔责任编辑:郭洪〕(上接第129页)本质“胡塞尔将形式本质与实质本质加以界分,指出:”实质本质是对应于各门理论自然科学而言的;各门自然科学由于其本质上的不同而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都包含着该区域的区域本质即实质本质,和以这个区域的实质本质为基础的经验对象。”

[7]在我们论及经济法的本质时,我们所指的是如胡塞尔所谓的实质本质。我们之所以探究经济法的实质本质,其目的在于确立经济法在当下法律体系构造中的地位,以此种实质本质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等特定法律场域区分开来。笔者以为,遵循胡塞尔现象学关于本质普遍性的分析理路,利用经济法的上位概念“社会法”为经济法定性,不失为刺破经济法普洛透斯之面一种可行之路。

参考文献

[1]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98。

[2]杨紫煊主编。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5。

[3]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9。

[4]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5。

[5]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6-27。

第3篇: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范文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资本主义部分)的教学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现实中有些经济现象单纯用原理中的理论无法解释或解释不清楚。所以有的教师在教学中往往避开这些问题,只单纯地讲授理论知识,这就使学生思想中存在的疑问不能得到解答,从而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和实践中的困惑。下面结合原理教学谈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一、应将《资本论》的研究目的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马克思作为已经成熟、壮大了的无产阶级的代表,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而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他写作《资本论》的目的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二是揭示雇佣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事实以唤起广大无产者起来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1]。因此,其研究目的始终贯穿他全部经济理论的阐述中。

 

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教科书大都是以《资本论》的理论作为主要内容,在阐述上也基本上保持了原著的逻辑思路和顺序。自然,《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就应该成为原理教学中理论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将原著的研究目的贯穿其中,使学生了解所学理论的研究目的与理论分析之间的关系,从而真正理解和掌握其理论的精髓。具体地说,可讲解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讲授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后,教师应指出马克思写作的目的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为以后的理论奠定基础。第二,在学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时,应使学生明白,马克思的研究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并且为了揭示问题的实质,假定资本家是不参加生产过程的。第三,学习了资本积累理论后,要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写作目的在于从再生产的角度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质,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不但是不可调和的,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日益尖锐,最终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是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第四,在讲授了资本流通理论之后,要让学生了解,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顺利连续运动所需的条件和客观存在的规律,只是一般的规定性,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客观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致使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经常受到阻碍,从而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和暂时性。第五,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揭示出,工人不仅受他所在的那一个企业、部门的资本家的剥削,而且受着全体资本家的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整个无产阶级同整个资产阶级相对立。无产阶级要求得自身的解放,必须团结起来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第六,学习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时,应让学生进一步了解,马克思的目的在于揭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和伴侣,要消除经济危机,就必然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历史必然性。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教学中,我们只有将原著的研究目的贯穿到各部分的理论分析之中,才能使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阶级性相统一的特征,掌握其理论的精髓。

 

二、应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实际,完整地分析理论

 

马克思为了揭示出问题的实质,排除非本质的干扰因素,往往假定一些理论分析的前提,并且又根据他所经历的资本主义的现实,运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这就要求教师在原理的教学中,在学生疑问较大的时候,进一步将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结合起来进行再分析,充分论证,从而使学生坚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

 

譬如,在分析了剩余价值理论之后,仅告知学生马克思在此假定资本家是不参加生产过程的还不够。因为不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还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许多资本家都是参与生产管理的。这样,学生就会有疑问:既然资本家也参加了生产过程,剥削是否存在?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否成立?为此,教师应进一步分析资本家参与生产过程的价值形成过程。现在的情况是,工人和资本家都参加生产过程,且劳动都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那么,在生产过程结束后,产品的价值构成是:

 

c+v1+v2+m1+m2

 

其中,c是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v1是工人的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v2是资本家的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m1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m2是资本家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在产品实现以后,如果资本家只占有他应得到的c、v2和m2,v1和m1全部归工人,剥削当然不存在。但事实上,资本家不仅占有他应得的,而且还无偿地全部或部分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m1。这样的话,无论资本家把m1投入扩大再生产还是用于个人消费,结论都一样,即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存在的。因为,m1如若投入再生产则其所有权自然归资本家;如若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则是显而易见的剥夺。由此可见,不管资本家参加生产过程与否,只要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m1,剥削就存在。

 

再譬如,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写的资本积累理论中就指出,资本主义积累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即“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至今日,资本主义还没有灭亡。在此,学习了理论之后,教师应联系实际进一步分析其中的原因。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在不影响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基础上调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国有经济成分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以往单一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状况,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要求,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灭亡。当然,还要强调指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要求是客观的,它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是第一位的,生产关系迟早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国家调整生产关系的能力和程度是有限的,其生产关系早晚又会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从根本上适应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最终替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3]。

 

第三,学习了经济危机理论后,应当进一步向学生指出,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及其历史意义,是依据他所经历的那一时期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然而,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调整生产关系,建立国有经济,等等。这些变化使得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所带来的影响,如对生产力的破坏程度、对广大劳动者的生活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等都远没有那一时期严重,所以这样的破坏力和影响力并不会、至少现在还不会导致马克思所揭示的必然结果的出现。

 

三、应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全面地分析理论

 

由于我国现阶段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商品经济与正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多元结构,非公有经济成分占了一定比重,发展速度也比较快,所以马克思所分析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有些经济现象在社会主义现阶段仍然会存在。另外,在目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一般都不论述原理中所论述过的内容。这样,教师在原理教学中就应当联系社会主义的现实。不联系现实,就不能打消学生中存在的许多疑问;不联系现实,就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为此,教师应该在原理教学过程中结合现实作进一步分析。具体地说:

 

第一,当讲授剩余价值产生的理论之后,应当指出,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公有制企业工人的劳动也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剩余劳动也创造价值增殖。但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不同,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工人创造的价值增殖不归哪一个人所有而归劳动者共同所有。并且,现实中的大多数企业的生产目的也是为了追求更多的价值增殖额即盈利最大化。

 

第二,在学习了资本积累、资本循环和周转以及剩余价值分割等理论后,应当让学生明白,这些理论的一般原理(一般规定性)对于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基本理论,揭示了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中客观存在着的基本比例和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它对于我国深化经济改革,正确处理好比例、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搞好宏观调控,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方面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三,学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后,应让学生了解经济危机理论的一般原理即国民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只要是商品经济社会,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由于我国现阶段正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是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因为,现阶段除了国控部门和企业的生产资料,其余生产资料大都由各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占有和支配。这样,有着各自物质利益的企业,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目的所决定,在生产上必然趋利避害,什么赚钱就生产什么,容易产生一定的盲目性,这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国民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客观比例关系的失调,经济发展就会出现周期性波动。事实上,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存在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独立的企业,其本身就蕴涵着经济发展失衡导致波动的可能性。当然,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宏观调控,避免经济波动的产生。

 

综上所述,在政治经济学原理教学中,我们只有结合现实全面、完整、客观地分析理论,才能体现原理教学的实践意义,使学生真正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精髓。在此基础上,正确运用理论分析现实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第4篇: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范文

关键字: 基本原则、一致原则、平衡、协调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法理学中,原则是法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之一,它是指“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之 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注:张文显:《法理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它与法律规则不同,没有设定具体的事实状态,也没 有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而是法律精神的最集中体现,构成了整个法律制度的 理论基础。按照原则的适用领域不同,可以将它分为一般原则和特有原则。一般原则不 为某一法律部门所特有,它是某几个法律部门或全部法律部门的共有原则。而特有原则 则是指某一法律部门所特有的并以之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原则,如果某一特别原则的内 容及效力可贯穿于整个部门而非只适用于部门里的特殊领域,那么这一特别原则就是该 部门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所特有的原则,但它只是经 济法特有原则的一部分,一些特有原则如计划原则、反垄断原则、(注:参见邱本: 《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长春《法律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第22页。)维护公平 竞争原则虽然也只为经济法所拥有,但它们并没有贯穿经济法全局之效力,仅仅适用于 计划法和反垄断与反限制竞争法这些下属部门,所以它们并不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我们可以界定如下:经济法基本原则,是指在经济法的宗旨和价值 的引导下而规定于或者寓意于经济法律规则之中的对经济立法、经济守法、经济司法和 经济法学研究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的根本思想或准则。

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中的最高准则,所有的经济法律规范、经济法 律行为和经济法律关系都是以它为基础展开的,是“经济法的灵魂和建构经济法体系的 依据。”(注: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 .)徐国栋在其《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一书中将民法基本原则视为“克服成文法局限性 之工具”。(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笔者认为,经济法部门中也同样存在着经济法规范之间的冲突不协调、缺位等一系列弊 端,而在此时,经济法基本原则便担当起了弥补成文法局限性或不足之重任。当然,经 济法本身的公法性质决定了在对其基本原则进行解释时,应当进行严格的法定义解释, 而不能像对作为私法的民法的基本原则解释那样,进行扩张性的解释。否则,经济公法 权力(利)的滥用将会对社会整体经济秩序造成破坏性打击。同时,基本原则的重要性要 求实践性很强的经济法部门必须有稳定而完善的经济法基本原则与之相适应。然而现实 的情况却是,尽管多年以来,尤其是近几年很多经济法学者,一直在积极主张制定一部 统率经济法部门的《经济法纲要》或《经济法通则》,(注:管斌:《全国经济法理 论研讨会综述》,武汉《社会科学动态》2000年第5期,第12页。)但具有法典性质的经 济基本法在中国通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经济法基本原则必将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内只能停留在理论界所主张的水平上。而我国理论界有关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主张纷杂无 序,既不稳定又不统一,所以令经济法制定、实施和解释机关无所适从。有些学者将经 济法的价值作为基本原则,如效益原则、资源优化配置原则;有的学者将法的一般原则 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公平原则、正义原则;还有学者 将经济法特定部门的原则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如计划原则、反垄断原则、维护公平竞 争原则等。可见,经济法基本原则理论的研究还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相反却仍然需要 经济法学界的强力关注。

一、价值取向-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依据

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就是经济法在调整社会经济关系时所追求的具体理想目标,它“从 哲学的高度概括了经济法的目的与宗旨,决定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特征、原则,与它 们密切相联并统一在整个经济法律体系中。”(注:欧阳明程:《整体效益:市场经 济条件下经济法的主导价值取向》,武汉《法商研究》1997年第1期。)经济法价值取向 是基本原则的基础和本质内容,决定了基本原则的规定方向和表现形式,是基本原则得 以确立的依据。因此,我们要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就应当首先对经济法的价值取向 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和把握。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有如下两个:

(一)发展公平价值。公平是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而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发展法的 本位决定了经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是一种新型的公平理念即发展公平。“发展公平是可 持续发展观为公平这一古老而传统的道德与法律价值范畴注入的新理念与新思维。”(注:单飞跃:《经济法的法价值范畴研究》,重庆《现代法学》2000年第2期,第20页 .)它是经济法之实质公平的典型表现形式。经济法的发展公平价值主要体现在产业公 平、地区公平、资源公平和竞争公平四个方面。产业公平是指构成一国经济的不同产业 之间应当实现一种结构性的均衡与和谐,不得出现畸形或“瓶颈”产业,以保证整个国 民经济的持续与稳定增长;地区公平是指国家为了实现社会经济长期的协调、稳定发展 而在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和纠正不同地区间因自然和社会因素造成的不平衡状态的行 为过程中所持的一种基本的平衡价值观念,如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经济 法的地区公平价值的绝好体现;资源公平是指国家应通过经济法规范对作为社会经济发 展基石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环境资源(笔者认为,环境本质上也是一种资源)的保护 与开发等问题进行规制,而不能因为民商法规范对其保护的不力而损害国家社会对各种 资源所享有的公共利益;竞争公平此处仅指竞争的机会公平,这一价值同样也是对民 商法中公平竞争价值观的一种扬弃。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指国家运用反垄断法、反限制 竞争法等法律法规对社会经济中限制竞争、破坏竞争的行为进行纠正,以实现维持良性 的竞争结构和正常的竞争秩序的目标。产业公平、地区公平、资源公平和竞争公平四者 之间应保持一种一致与统一,不能因追求其中一种或几种公平而放弃或损害其他公平价 值。

(二)整体经济效益价值。效益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的标志性价值。法既然 是社会的产物,就必然会将效益作为其永恒追求的价值。“法和效益的关系,实际上就 是法与其所确认、分配、保护和促进实现的社会利益的关系”,(注:孙国华:《法 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109页。)可见效益是所有部门法 所共同具有的价值取向,但不同部门法都有其特殊的、具体的效益价值。例如,行政法 有行政效率(益)价值,诉讼法中有诉讼效率(益)价值。民法中有民事活动效益,即个体 经济效益价值等。经济法同样也不例外,但经济法的社会公共利益本位决定了经济法的 效益观所追求的并非一般微观经济成果的最大化,它更加注重在个体经济效益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整体经济效益。个体经济效益与整体经济效益方向通常情况下是一致的,整体 需要的是个体的正常积累与扩张。但个体经济效益的增长并非必然带来社会整体经济效 益的提高,如,经济相对人(如一企业)采取粗放型增长方式和其他外部不经济手段追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往往会在资源和环境等诸方面造成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巨大减 损。而在此时,就必然出现民商法的个体经济效益价值观向经济法的整体效益价值观的 转变。

笔者并不赞成将“社会效益”作为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的主张,尽管社会效益的提法体 现了一定的整体性,但它缺乏必要的经济性,仍然是一个极为隐蔽和模糊的概念。而整 体经济效益价值则突出地强调并兼顾了“整体”和“经济”,民法效益非整体,而行政 法之效益则非经济,只有整体经济效益才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标志性价值,是 建构经济法体系的法哲学基础。它首先是对个体经济效益价值的升华,同时体现出了经 济法以社会公共经济利益为其出发点,并兼顾个体经济利益的基本价值观念。总之,经 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在兼顾各方经济利益的同时,维护社会经济总体利益”,⑨(注 :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修订本),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以整 体经济利益为其最高追求目标。

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依据经济法的发展公平价值和整体经济效益价值,笔者认为,经济法应当包括三个层 次的基本原则,即经济权责一致原则、平衡协调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

(一)经济法的基础原则-经济权责一致。权利与义务是一对矛盾体,法以权利和义 务为其核心调整机制,权利和义务的不同形成了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与法律部门。例如 ,当事人间对等且平等的权利、义务所形成的只能是以民商事法律为主的私法规范与部 门;在当事人之间不平等的法律地位与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只能是有 关的公法性质的规范与部门,如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经济法主体之间,主要是指 国家机关与经济相对人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国家机关根据法律享有的很多经济权利( 力)是相对人所望尘莫及的,而同时经济相对人还负有一些法定的服从与配合的经济义 务。可见,国家与相对人之间的经济权利、经济义务并不像民商法那样体现一种对等。 但是,经济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并不影响经济法主体各自享有的 权利与承担义务的一致性,因为我国宪法不允许也不承认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或只 承担义务而不享有权利的社会主体存在。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仅限于作为经济法主体的 国家机关与经济相对人之间,这是国家存在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但不管国家机关也好, 还是经济相对人也好,它们尽管不对对方负有对等义务、享有对等权利,但却仍需符合 一般法理,即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应该一致,如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在依法实施调控 行为时,尽管对相对人只拥有一定的经济权利而不负担相应的义务。但却负有对国家的 义务,“它应当也只能为国家谋求利益最大化,以最大的善意代表国家的意志和利益” .(注: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这也即所谓的角色责任的典型体现。再如,尽管经济相对人在参与经济干预法律关系过程 中的负有对国家机关的服从义务时并不享有相应地干预国家的权利,但它却仍然享有获 得肯定性评价和法定救济等方面的权利。至此,我们可以对经济权责一致原则作如下界 定:经济权责一致原则,是指在经济法律体系中,各方主体所享有的经济权利(利益)与 其所承担的经济义务(责任)必须一致,而不管其权利内容与义务内容是否一致、权利对 象与义务对象是否相同,这一原则也可称为权利主体之角色责任原则。

有诸多学者将经济权责一致原则表述为权责利一致原则,权责利效一致原则等,这些 表述难免有些偏颇。首先,权责即权利、义务一致是任何部门法的基本特征,经济法所 注重的只是主体的经济权责一致。其次,权利与利益并不处于同一层次。法学理论中关 于权利与利益的关系,有三种学说。其一,认为利益为权利之本质;其二,认为利益为 权利之目的;其三,认为权利即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无论上述哪种学说,均一致肯定权 利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利益。(注:梁慧星,王利明:《经济法的理论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所以根本没有必要担心权责的含义不完全而在其后加 上一个利益或效益的内容。此外,这里应当注意的一点是,经济权责一致本质上就是经 济权利与经济义务相一致,用“经济权责”而不用“经济权义”,旨在尊重一种表达习 惯。

经济权责一致原则是经济法的基础原则,这是经济法的发展公平价值和整体经济效益 价值的基本反映和要求。首先,发展公平价值的实现要求主体进行经济法律行为时所具 备的基本条件是依法享有一定的经济权利、承担相应的经济义务。社会发展中的产业公 平、地区公平、资源公平和竞争公平的价值理念要求参与各种不同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 之权利义务应当一致,不能失衡、畸轻畸重,以免权重责轻诱发专权擅权,或者权轻责 重令人畏缩不前,以期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公平有序发展。例如,在我国目前进行的通 过西部大开发实现地区公平价值的国民经济活动过程中,国家经济机关享有指导、促进 、计划开发权利的同时,也负有相应的角色责任,即不得滥用经济权利,如滥开发资源 ,不得不当行使权利,如单纯为了追求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产生大量污染的行为,否则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整体经济效益价值体现了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发展过程中 的整体利益最优化目标,当然,最优化利益目标的实现的基础便是经济权利与经济义务 的最优化配置,这一点也体现了经济权责一致原则的基础性。经济法对主体权利、义务 的配置对社会整体经济效益至关重要。如果能够以经济权责一致原则来实现经济权利和 经济义务的优化配置,则社会总体经济利益的实现将成为可能,但如果经济权责不一致 ,则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维持将成为一句空话。可见,经济权责一致原则是贯穿于经济 法始终的,以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统一配置为内容的一项静态性、基础性原则。是经 济法的其他原则的基础。

(二)经济法的中层原则-平衡协调。所谓平衡协调原则,是指经济法的立法、执法 和法律解释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 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一致原则。(注: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平衡协调原则是经济法的中层原则,其原因在于:

1.民商法规范的天然缺陷需要经济法的平衡协调原则。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民商 法的规范来保障主体的意思自治,国家不得随便干预和介入,因为民商法以个人权利为 本位,只能通过调整私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维护正常市场秩序。对于那些有关社会经济整 体结构和运行的经济关系,民商法规范根本无力顾及,而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会通过立 法和国家经济行为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即这里所谓的平衡协调,经济法的平衡协调 原则超越了民商法的个人本位,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出发,通过国家的促导和纠正等行 为调节社会经济,实现经济结构和比例关系的均衡,促进经济的合理运行和有序发展。

2.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和基础原则的落实要求将平衡协调作为经济法的中层原则。经济 法的发展公平价值和整体经济效益价值实现的基本要求是对整个社会主体的经济权利和 经济义务进行合理配置,这在经济法基本原则上直接反映为经济权责一致这一经济法的 一项静态原则、基础原则,它只为经济法价值取向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基础、一种可能, 却缺乏一种具体的操作层次的原则。而平衡协调原则的不足,是对基础原则的重大发展 ,是经济法的发展公平价值和整个经济效益价值得以落实的重要依托。发展公平中的产 业公平、地区公平、资源公平和竞争公平无一不需要国家依平衡协调原则对其促成和维 持,发展公平本身即是平衡协调的直接结果。同理,要使个体经济效益有效整合为整体 经济效益,在兼顾个体时实现整体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仅有经济权责一致原则显然也是 不够的,平衡协调原则当必不可少。相对于经济权责一致原则,平衡协调原则体现出了 一定的动态性和较高层次性即所谓中层原则。

(三)经济法的终极原则-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 所形成的重要的发展价值观念。到目前为止,给可持续发展所下的最权威的定义就是“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注: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3页 .)但是,即使是这一概念也没有摆脱环境领域的限制。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尽管可 持续发展思想最早起源于环境保护领域,但它“现在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指导经济社会 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注:江泽民:《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大事来 抓》,(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已经从经济法的一个具体部门 法的原则上升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经济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指讲究经济发展 的公平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讲究个体经济效益与整体经济效益、当代经济效益与后 世纪经济效益、当展公平与代际发展公平相统一的一项基本准则。可持续发展原则 相对于经济法的基础原则和中层原则来说,是一种高位原则,体现了它的更高的层次性 ,因此,我们又将可持续发展原则称为经济法的终极原则、目标原则。但是,值得注意 的是,尽管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高位和高层次使可持续发展有些接近于价值取向,但它的 原则的性质仍不容质疑。其一,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只有发展公平价值和整体经济效益价 值,这二者完全可以囊括经济法的目的和宗旨的全部哲学含义,而无需延及其他。其二 ,可持续发展是在发展公平和整体经济效益价值基础上形成的,它相对于发展公平和整 体经济效益来说,对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而且它还具有价 值取向所不具备的明确化和实用性的特点。

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经济法价值取向的实现需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确立。经济法以发展公平和整体经济 效益为其价值,是由经济法的本质决定的。经济法之诸种具体价值,如产业公平。地区 公平、资源公平以及整体经济效益,仅靠一般的民商法规范及其公平、诚信等原则是难 以保障其实现的。作为私法的民商法规范及其原则,只可能解决当代一般的公平效益问 题,而包括代际公平和代际效益在内经济法的发展公平和整体经济效益价值的实现则迫 切需要在经济法规范中确立可持续发展原则。因为只有可持续发展原则,才能直接或间 接地纠正产业结构的失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自然资源、环境资源、人力资源的浪费 与滥用行为和各种限制、破坏正常竞争的市场保障,才能真正达到个体经济效益与整体 经济效益,当代经济效益与代际经济的有机契合。

第5篇: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范文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提出的理论依据和背景

在我国,经济法学界已经一致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整个法学界绝大多数人也承认经济法在法的体系中的地位是确立的。

法律部门是“按照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同性质,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划分的不同法律规范的总和”。法律所调整的对象无非是以各种形态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宗教关系等等。法律部门就是以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作为依据来划分一部法律属于哪个部门的。那么,一个法律部门地位的确立,必须有其特有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简称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或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具体分为:宏观调控关系,微观规制关系,国有参与关系,对外管制关系,市场监督关系五个方面。而且,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同其他法的部门的调整对象是可以分开的。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法的立法工作紧密结合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制定了一大批经济法律和法规。调整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体系已初具规模,为经济法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奠定基础。

法的分类(divisionsofthelaw)是指“在任何一个已有合理的,成熟的理论和已形成内容丰富的原则和规则的法律体系中,法学家为了评注和研究的方便,总是把所有规则分成一定数量的部门和次部门,并不断寻求合适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归类和分组”。由此可见,法的部门的确立和法的分类必须具备另一个条件——“形成内容丰富的原则”。民法作为一个完善和重要的法的部门,有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的规范性文件体系,有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禁止权利滥用等基本原则。相对应的,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的部门,也应该有其基本原则和核心基本法。

二、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学说

明确经济法原则的含义是评判学说的前提和基础。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的原理或出发点”。基于这个论述,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能够全面反映它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寓存于整个经济法体系中的指导思想。首先,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律作为其工具性的一面,是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服务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者有不同的利益追求,那么经济法所调整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其指导性原则也就随之变动;第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带有国别色彩的,英美为主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往往着重于国家干预,而我国需要的是开放自由的市场,防止行政垄断的干预;第三,原则必须是高度概括性的,若确立得过于具体化,就是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了。

当前学术界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主要有: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实行责、权、利相结合和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经济民主和经济法制相结合的原则;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原则;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等等。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

上述学者提出的观点,有其可取的部分,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我国经济法学界一般认为,传统民法强调“私法优先”,传统行政法强调“公法优先”,而经济法则是将私法和公法放在“互为优先”的地位。这个“互为优先”反映的即是一种社会本位思想,即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兼顾;然而像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就不应该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因为这个思想不仅仅是经济法要贯彻的,同时也是商法、行政法等部门法都应坚持的,故应该将其视为宪法原则。

笔者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主要是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协调经济原则。市场管理法,如反垄断法律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等等都是国家对经济的调整管理,"国家之手"在经济关系中的作用是协调本国经济,完善产业结构。在调整过程中应该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注意客观经济条件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主动灵活地发挥经济法的调节作用。

第二、效率公平原则。"效率是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的特性;公平是经济成果在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的特性。“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效率和公平往往是不能兼顾的,一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要么重效率轻公平,要么重公平轻效率。经济法的作用就在于用法律的形式保护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和公平。在某一个阶段可以促进其中的一面,但就整体而言必须兼顾二者。

第三、利益兼顾原则。要贯彻利益兼顾原则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四个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企业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经济法的任务就在于坚持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兼顾地方、企业、个人等各种利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第四、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考虑的重大课题。经济的发展涉及到资源的开发利用,废弃物的排放,环境保护和治理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因此,经济法必须强调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能为眼前的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

四、经济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意义

上述四个原则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联系着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贯穿了国家调控经济的全部过程,使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得到结合,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基本原则的确立,巩固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的部门的地位,完善了经济法学理论体系,有利于抵制“大民法观念”和“经济法学说”,有力驳斥“经济法没有理论”的观点。

第6篇: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范文

中国经济学体系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一是在基础性逻辑层次上,它决定中国经济学及其中国经济模式的本质和基本性质,并从抽象层次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运动,以及在继起的更高层次上涵盖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二是宏观层次,它涉及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主要环节及其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机制等;三是在微观层次上,它涉及微观经济组织经济运行和调控机制等;四是侧重现象层次和具体层面,即具有综合化、政策化和宽泛化特征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理论,涉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等。后三个层次的运行和发展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运动的具体反映,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相关的,并且在第四层次中,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得到最为具体的综合反映。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为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分析工具。

一、马克思的第三个重大发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逻辑体系构筑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精髓是什么?它应该与该理论产生和加工的难度紧密相关。而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所获得的理论加工难题最大的成果,是基本确立狭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结构或范畴体系。所谓结构是经济范畴的运动形式或各个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它必须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复制理论结构的叙述方法,从总体上和诸范畴、诸理论内在联系中,逻辑地又真实地再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貌、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这就是着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六册结构及其《资本论》四卷结构。马克思十分珍惜这一成果:在象我这样的着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恩格斯则把它上升到马克思第三个重大发现和理论贡献的高度。马克思的逻辑方法、辨证方法即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或学说,被恩格斯视之为马克思第三大发现和重大研究成果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而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则是它们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也是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或者说,这是思想总体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主观辩证法或概念辩证法能动地反映客观辩证法,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阐述概念辩证法或主观辩证法的运动的一门学问。

列宁赞成马克思这样一种说法,即作为大写的逻辑的《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并且,他在辩证方法一语下加了两条横线以示重要。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是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即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正是从破中耸立起来的。其中包括对黑格尔的唯心逻辑学体系的批判和扬弃;对黑格尔学派的有机整体论和德国新个人主义(施蒂纳)有机整体论的批判和扬弃;对普鲁东空想社会主义逻辑体系的结构陷阱的批判;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尤其对斯密、李嘉图和穆勒体系的批评和扬弃。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两种趋向,强调指出,不能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也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尽快地构建体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散见于马克思的着述、信函和手稿之中。1851858年《政治经济学大纲》,尤其其《导论》篇及其篇末的经济学提纲(8条)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结晶。其主要的规定性如下所述:

(1)结构的规定性和层次性。它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结构,思想总体层次上的结构以及外在化的结构。

(2)经济学范畴转化或移植的三大规律。一是范畴转化的动力来自范畴自身内在的矛盾而不能借助于后继范畴;二是转化路径是范畴中介管道;三是具备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二重性的范畴,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移植规律。

(3)矛盾分析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马克思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排斥矛盾的逻辑观。

(4)经济学范畴(逻辑起点)、中心范畴、中介范畴的选择原则和方法。

(5)抽象法,内在观察法,以及从抽象呈螺旋式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6)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运动的辩证法:主体和客体、历史和逻辑、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以及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相一致的方法。

(7)生产关系两分法及其派生化、中介性和渗透趋势。其中包括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和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等。

学术界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解读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卢森贝模式,即归结为科学抽象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三大方法,而忽视在《大纲》《导言》篇经济学提纲(8条)所揭示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其中包括经济学提纲(8条)所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生产关系两分法和中介范畴理论等等。而西方学者虽然对《大纲》及其《导言》做了很高的正面评价,例如,美国学者麦克莱伦认为,《大纲》这部手稿为《资本论》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框架,因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几乎所有要素都在《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阐述。然而,既然这些要素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更为详细的论述,那么对那些并没有再次展开的内容而言,《经济学手稿》对巨大着作的各个部分的完整性更感兴趣但是,他们大都对经济学提纲(8条)关注不够。汤姆洛克曼和加拿大学者马塞罗默斯托虽然注意到这一点,但是没有领会到其要领和精髓。前者认为《导言》结束语是一系列短小而重要的关于艺术和文化的说明后者认为这是马克思对他计划在他的着作中要阐述的八个论点所做的简短的和片断性的论述,其焦点是物质生产和艺术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关系,而把其中涉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思想亦即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以 及关于生产关系两分方法等原创性思想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而已。

第一,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本质特征来讲,就是构建了生产力一一生产关系这一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核心结构,凸现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逻辑运动。由此而规定了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本质特征。

第二,区分了原生的生产关系和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前者是位于抽象层次上的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后者正是上升到具体层次的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虽然,他没有提出关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概念和用语,但是,他绽露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理论的思想萌芽。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或发展形式。马克思实际上是第一个以社会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

第三,生产关系派生理论或者生产关系两分法,区分了原生态的生产关系和非原生态的生产关系。后者是横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中介范畴理论。生产关系是不可能直接与生气勃勃的现实生产力发生作用。我们不能犯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抽象过度的逻辑错误。它必须通过一系列中介范畴,例如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方式经济政策等,即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才能与现实的生产力相结合,并且适应或回应现实生产力的性质和革命品性。生产关系中介范畴生产力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否则,我们可能要犯李嘉图式的错误,变成只会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法标签的教条主义者。

因此,正确选择推进生产力发展,诱致生产关系革命、变革或完善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突破口,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说,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突破口是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私有化经济制度,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那么,现阶段的突破口是严重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应该强调指出:现阶段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升级的突破口。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要着重表述的问题。

另外一个争论问题是关于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结构、《资本论》大写的逻辑,这两大逻辑结构的相互关系和地位之争论已逾百年,应该强调指出:

(1)六册计划,即马克思从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6个方面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提供了建立科学体系的框架和方法,从整体上代表了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的最高成就;(2)完成六册计划首册《资本》篇的《资本论》,是该体系的基础或精髓部分,并形成一个始基性体系,但是并未完全改变其小圆圈(抽象层次上经济学范畴的辨证运动)的逻辑定位;(3)尚未完成的续篇(六册计划第26册)通过经济学范畴上升到具体现象层次上的大圆圈辨证运动,再现以世界市场为最高具体的总体(4)《资本论》和续篇,小圆圈与大圆圈构成了不可分割的逻辑体系整体,因此,马克思期待后人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资本论》续篇,最后完成六册计划逻辑体系。

长期以来,我们把《资本论》逻辑结构等同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全部内容。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半截子化是政治经济学体系僵化和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极有必要用完整的关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的学说来指导和建立科学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其意义在于:这是一项去标签化、去空洞化,凸现其指导思想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工程;而有没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并取得话语指导权的经济学体系,这也是衡量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二、国外关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研究的十大新进展

(1)世界性学术思潮的一种新动向是寻找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尤以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以及美、英、法和日本颇为盛行,其特点是强调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完整解读,崇尚文本的原创性。欧洲多国学者和专门机构正在合作编辑出版马克思全集国际版。日本搞《资本论》研究的学者已逾千人。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阿默斯Amherst分校开设高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题研究课程,就主张通过阅读《资本论》原着着重探索马克思经济学体系。

(2)关于六册计划与《资本论》两大逻辑结构的地位和关系之争。这是在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史上争论已逾百年的问题,即两者孰重孰轻以及互补论与《资本论》取代论之争。加拿大学者M,A,Lebowitz(《(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局限性》,2003年)指出:作为六册计划第1册的《资本论》是以资本和人格化资本为主体和发展主线来阐述资本的本质和衰亡的历史总趋势,但由于没有完成其续篇尤其第3册的《雇佣劳动》篇,因此导致关于工人作为主体的发展主线的缺位。

(3)西方出现了一股重新估价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思潮。对于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研究有两种思路。并出现了探讨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几个新学派。唯物主义借用学派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认为黑格尔关于劳动自我创造力的探讨提供了隐含的唯物主义基础;该学派还强调矛盾概念,认为黑格尔相信矛盾只有通过绝对观念中的思想才能得到解决,而马克思则正确地认识到只有通过现实的历史斗争才能克服矛盾。以克里斯托弗阿瑟(Christopher Arthur)和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为代表的新辩证法学派直接诉诸黑格尔,力图表明黑格尔《逻辑学》及其黑格尔主义范畴及推理形式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相似之处,因为黑格尔的范畴尽管是抽象的,但这些范畴可以在实践中通过价值和商品形式找到直接的对应者。

(4)恩格斯对《资本论》出版和写作的新贡献。1994年负责《资本论》第三卷(MEGA2第1I部分第12卷)马克思主要手稿编辑的福尔格拉夫(Vollgraf)等人公开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根据该书的《附属材料》卷所收录的揭示恩格斯编辑原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之间异同的三个附录,恩格斯并没有践行他尊重原作的编辑原则。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删减和增补,定式和术语以及序列变更等超过5000多处,而且这还不包括标点符号、笔误等技术性的失误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概括部分。有些变更未必只是形式上的改动,实际上涉及到对《资本论》内容的理解。例如,恩格斯创造了在第二卷中具有体系性意义的流通资本概念;他还将马克思的生产资本概念改为产业资本等等。这不仅毫不影响恩格斯的伟大,也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名誉。并且,这将使其成为当今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及其逻辑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生长点。

(5)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假设基础上,首创第三条道路经济学即转轨(型)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理论体系、体制设计和政策选择提出有启发性的思路。 (6)20世纪后期,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出现了一批研究复杂系统或体系的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总的导向是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渊源于近代牛顿物理学和黑格尔逻辑学体系(也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一个来源)的现代演绎体系和思维方式受到挑战。

(7)俄罗斯学者自由学派的一个新动向是提出晚年马克思放弃论。其理由是马克思在从1873年起,完全中止对《资本论》和六册结构的研究,并且直到生命的结束即整整11年都没有再重返这项工作,而编辑出版《资本论》23卷则由恩格斯又花费11年直到生命的终结才完成的(列格列布涅夫,2005年)。

(8)罗莎罗森堡的总体性方法论。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对罗莎,卢森堡持批判态度,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英国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莫菲等从她的思想中吸收不少理论营养。卢卡奇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所阐述的总体性方法和阶级意识就是以罗森堡着述为蓝本的。卢卡奇有一个明确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主要特征是总体性方法。他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因此,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等着作中所运用的总体性方法,以及她在同机会主义的经济宿命论和伦理反对派进行论战时,所阐释的总体的历史考察与机械的局部的历史考察、辩证的历史考察与机械的历史考察之问的本质区别,同样意味着向原来的、未被歪曲的马

1克思主义的复归,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再生。

(9)J.Piaget和G.Garcia的新范式热。西方主流派学者一般都否定马克思构筑学说而采用库恩和拉卡托斯的范式理论。而新范式提倡者把物理学、数学、心理学和认识论引入逻辑领域和思维领域,创造心理学逻辑学体系、逻辑认识论和运算逻辑,并提出关于知识和逻辑的建构主义理论,以及在有东方思想特点的辩证思维方式和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逻辑演绎形式主义之间的鸿沟上架桥的任务(GarEia语)。

(10)国内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多元化趋向。如出现以演化经济学范式、过渡经济学范式、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发展经济学范式为代表的范式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一些学者还提出马克思主义范式危机论;有的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有的学者以《资本论》结构框架+范式的拼盘模式来构筑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等,亦即体系多元化、方法多元化与指导思想多元化并存。目前尤应关注前一种倾向掩盖之下的后一种倾向。

因此,总体思路是回到马克思。完整地全面地把握关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的学说。其次是发展马克思。该学说自身随着新情况、新条件尤其新科学技术的突破,必然赋予其新的理论思维形式和内容;同时又要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尤其是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方法论的优秀成果。

三、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框架的若干新设想

被恩格斯视之为马克思第三大发现和研究成果的逻辑方法、辨证方法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或学说,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学体系框架的若干新思考:

1.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的基础。只能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而不是西方的范式理论

应该强调指出:国内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呈现多元化趋向。鉴于用范式理论构筑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蔚然成风,因此,尤应提倡从属型3E补论,换而言之,借鉴范式理论的合理成分,把范式理论纳入并从属于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学说及其方法论体系。

同时,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方法还应该借鉴20世纪后期产生的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营养成分。这种思维方式总的导向是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渊源于近代牛顿物理学和黑格尔逻辑学体系(这也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一个来源)的现代演绎体系和思维方式,因而受到强有力的挑战。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自身随着新情况、新条件尤其新科学技术的突破,必然赋予其新的理论思维形式和内容;同时又要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尤其是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方法论的优秀成果。

2.发展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主题和重要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就是植根于中国水土的发展经济学。斯密的《国富论》虽然貌似古典经济学大百科全书,实际上凸现发展为主题、主线和轴心的发展经济学体系。怎样建构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体系,怎样区分发展与增长尤其怎样区分科学发展和非科学发展,值得研究。

第7篇: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范文

关键词:加速数;投资;国民收入;稳定性

0 前言

在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乘数――加速数模型了,它把乘数原理与加速数原理结合起来,解释经济波动的原因,被认为是当代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重大发展。乘数――加速数原理表明:投资的增加对国民收入的增加具有乘数作用,反过来,国民收入对引致投资具有加速作用。乘数――加速数模型正是运用乘数理论和加速理论说明了两者相互作用的动态经济结构变化规律,也揭示了经济系统内部相互决定的动力机制。

1 乘数――加速数模型的宏观经济学解释

乘数原理是用来说明投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的。它表明当投资增加时,国民收入成倍增加;当投资下降时,国民收入则成倍下降。由于各个宏观经济总量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不仅投资变化对收入有影响,而且收入变化也会影响到投资。国民收入和投资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意味着任何局部的或单方面的外来冲击都有可能传递到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波动和周期性的循环。显然,在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所描述的宏观经济体系中,投资变动处于冲击波传递机制的核心。

萨缪尔森在1939年发表的《乘数与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一文中,将时间因素引入总量方程中,在不改变原有方程基本含义的情况下,得到了动态化的凯恩斯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分析了长期的经济波动问题。下面是模型的具体形式:

其中,Y(k)表示第k季度的国民收入,C(k)表示第k季度的国民消费,I(k)表示第k季度的国民投资,U(k)表示第k季度的国民政府支出。

方程1实际上是产品市场的均衡公式,它表明第k期的国民收入(即总支出)等于当期消费、当期投资与当期政府支出之和;方程2为长期消费函数,它表明本期消费是上一期收入的线性函数,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方程3反映投资与消费增量的关系,从而间接反映投资与国民收入增量的关系。其中,a是一个大于零的常数,也就是加速数。如果加速数a为大于1的常数,那么资本存量所需要的增加必须超过产量的增加。

如果将方程2、3代入方程1,可以得到模型的输入――输出表达式A:

此模型可以分四种情况讨论其稳定性:

(1)各期投资相同的情形。

(2)投资以滞后一期的方式线性依赖于国民收入 Y(k-1)。

(3)有外贸参数 Mt。

(4)有税收参数 Tt。

这四种情形下,其稳定性各有不同。下面,本文讨论模型另一种改进形式的稳定性。

3 改进的乘数――加速数模型的稳定性分析

其中,1式为收支均衡条件,表示第k期国民收入 等于同期消费支出Y(k)与投资支出C(k)以及政府支出 (假设各期相同)之和;2式为消费函数,表示消费C(k)依赖于前期收入Y(k-1)与上一期消费支出C(t-1),a为与国民收入无关的消费量,即自主消费a>0,b为边际消费倾向,0

3.1 理论准备

考虑如下的非齐次线性定常系统

在这个充要条件中,令d=0,充要条件变为eb<1b<1,因为已知0

参考文献

[1] 龚德恩.经济控制论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2]卢现祥.陈银娥.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3]赵玖.线性系统理论[M].重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88.

第8篇: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范文

学论及其争论从来都是经济学领域不可避免的主题。该主题也引起国内学者的极大兴趣并进行了深刻的。本文在其基础上以四个层层递进的来统领方法论的逻辑,从而为解释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及其方法论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框架。

关键词

观察-归纳逻辑;假说-演绎逻辑;证实与证伪;解释性理论;逻辑批判

一、国内文献及其缺陷

国内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黄少安(1994)认为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为:经济学的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经济学方法;经济学的思维原理或方法;经济学的技术方法。在逻辑主义和证伪主义上,张斌(1998)指出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经验主义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特征。蔡仲(1998)对证伪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起因及其发展的线索进行了探讨。韩永进(1999)对波普的证伪主义及其对二十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进行了阐述和评价。桂起权(1999)认为研究纲领方法论是评价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可以通用的概念框架,并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比较,并(2002)扼要的阐述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脉络和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若干代表性成果。在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上,林岗、刘元春(2001)对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个体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制度个人主义将陷入“人与相互决定、无限倒推”的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汪浩瀚(2002)则认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将出现整合的趋势。在方法论发展问题上,郭箭(2001)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和进化经济学在经济理性、多样性以及时间和过程等问题上的差异。杨燕青、吴佳(1998)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仍在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内。汪浩瀚(2001)认为主流经济学的演进正出现方法论、范式转换;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为微观经济学构建宏观基础;非主流经济理论不断融入主流;基本假设宽泛化等特征。付耀(2002)将科学方法伦的发展划分为四阶段:前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并认为历史主义方法论将取代逻辑主义方法论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未来发展方向。

然而上述文献集中于西方方法论中的若干科学哲学问题而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分析逻辑或完整的解释框架,从而给人以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

本文认为,关于理论的方法论必须回答下述四个构成递进关系的问题:1.理论是如何形成的;2.什么样的理论是正确的理论;3.什么样的理论是有效的理论;4.理论是如何发展的。上述四个问题的递进逻辑如下: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形成的理论是否正确?如果理论正确,那么理论是否有效?理论又是如何发展的?前三个问题关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第四个问题则关乎理论的发展问题。 本文将遵循上述逻辑展开对理论方法论的论述。我们发现,上述逻辑为我们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方法论问题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分析框架。

二、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及其发展

(一)理论是如何形成的

显然,我们需要理论来对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然而紧随而来的问题是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我们是如何获得理论的?

1.观察-归纳逻辑及其缺陷

按照经验主义认识论,理论的发现和形成来自于对经验的观察与实验并进行归纳。穆勒(J. S. Mill)在《逻辑、推理和归纳体系》一书中对归纳逻辑作了系统的阐述。然而,休莫(Hume) 指出观察-归纳逻辑所隐含的一个难题:即单纯由过去的经验推断未来在逻辑上是否可行。没有什么正确的逻辑论证容许我们确认“那些我们不曾经验过的事例类似我们经验过的事例。”因此,“即使观察到对象时常或经常连结之后,我们也没有理由对我们不曾经验对的对象作出任何推论”。波普(Karl Popper)继休谟之后重新提出归纳逻辑的缺陷。“理论,至少是一些基本的理论或期望,总是首先出现的,它们总是先于观察。”如果我们一直往前追溯,可以追溯到越来越原始的理论和神话,“这里并没有无穷倒退的危险。”最后我们将找到无意识的、天生的期望。波普认为人生来就有期望,就有“知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规则性。波普由此反对休莫将人类因为类似现象在经验中多次重复而产生的认为类似事件今后还会发生的习惯、联想和信念作为归纳法则的心解释,波普声称,科学发现的方法不是归纳法,而是试探错误的方法,即“猜想和反驳的方法”或“演绎检验的方法”。

2.演绎逻辑的心理学基础

然而波普对理论发展的回答是有缺陷的,人们生来可以有期望或需要,但期望和需要与知识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心理学或遗传学先天所给予人们的并不是知识,而是人类头脑的记忆和思维功能,人类根据大脑记忆的信息进行逻辑推理,即演绎推理,演绎推理是人们思考因果关系问题的唯一方式。归纳推理正是来自于人类头脑的演绎推理能力,由此,归纳逻辑只是演绎逻辑的反面,或者更进一步说,归纳是一种演绎。

一旦我们将人类的演绎逻辑思维能力作为观察和归纳推理的前提,观察与归纳便不再仅仅是对事物属性的“客观”描述。观察总是以逻辑演绎推理能力为基础,这种演绎推理能力包括,对观察的事物要问一个为什么,即寻求因果关系的答案,这一点是与目的性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是,演绎推理使人们能够从观察中推论出因果关系的结论,并根据演绎推理使用已有的知识或理论。这样,演绎逻辑成为归纳逻辑的前提,演绎推理成为问题的来源从而成为理论的源泉,而归纳推理仅仅是演绎推理的一个环节。当我们将逻辑演绎推理作为人类思考因果关系的唯一思维方式时,我们也将不得不放弃理论形成的观察-归纳逻辑,转而寻求基于人类生理和心理的、与人类演绎推理思维方式相一致的假说-演绎模型(Hypothetica-deductive Model)。

3.假说-演绎模型

观察-归纳逻辑由于上述无法解释的难题而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假说-演绎模型”所代替。逻辑实证主义包括6 项主要原理:1.科学论题的一致性;2.理论结构的有前提演绎模式,所有的学科都使用理论,这些理论可能被正式表达为公理、有前提的理论结构;3.间接验证原理:并非所有的判断都具有经验主义的解释,特别是包括概念的判断。但这些判断并非便是被认为“缺乏认识意义”的,在其所嵌入的理论被证实时,这些判断也便被证实从而间接的获得了认识意义;4.内涵实证原理(确认主义):作为理论判断的原则,理论是可证实的,则是科学的,从而是可接受的,可接受的程度取决于可验证性的程度。若经验主义的标准不适用,则采用非经验主义的评价标准如简洁、优美;5.演绎列线逻辑和归纳或然性涵盖科学科学解释定律:所有的学科解释必须采用演绎形式来表达;6.对称命题:科学解释和科学预言在逻辑推理结构上是相同的,唯一的差别是临时性:科学解释所描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事后概念;而科学预言则是事后概念,事情尚未发生。在亨普尔和奥本海姆(1965)看来,这种对理论的逻辑结构的公理化的表述被称作“假说-演绎模型”,用以表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做出预言。

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公认的作为理论结构的三段论演绎推理的前提假设解释为一种假说从而避免休莫难题,并通过上述间接验证原理得以证实。这样,假说-演绎模型重新获得了经验论的基础,理论演绎前提来自于由经验观察和对这些经验观察的不完全归纳所获得的假说。

(二)什么样的理论是正确的理论

然而我们如何判断我们所得到的理论是正确的理性呢?在穆勒看来,理论本身只要是从真实的假设前提出发进行逻辑推理得出,那么理论本身在任何场合都是正确的。凯尔恩斯(John Elliot Cairnes)认为,要否定经济原则,必须要么否定其演绎的前提假设,要么否定理论本身的逻辑推理过程,但无论何时都不应将被否定的预言作为抛弃某项经济理论的理由。

按照上文的逻辑,要判断理论是否正确,我们只需要通过逻辑实证来判断该理论在从假设前提到逻辑推论过程中是否保持逻辑一致性。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对理论的逻辑正确性与经验有效性作出区分,在讨论理论的逻辑正确性时,我们既肯定凯尔恩斯将否定理论本身的逻辑推理过程作为否定理论的理由,又不同意他将否定前提假设作为否定理论的原因,事实上,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默认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假设无关论(Irrelevance-of-assumptions sis)” 。只有在涉及理论的经验有效性时,我们才对理论演绎前提假设的合理性或科学性进行判断。

如果理论不能保持逻辑一致性,那么我们称该理论存在逻辑悖论。然而理论是否都存在逻辑悖论呢?罗素所说的逻辑悖论的普遍性只是一种可能性,虽然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最终的公理,但只要在理论演绎推理过程中将研究对象严格限定在假设范围之内,对概念的也严格限定在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范围之中,那么我们将可以避免逻辑上的矛盾。一旦我们超出了定义所允许的假设和概念范围,逻辑悖论就会出现。而一旦我们发现理论本身存在逻辑不一致或逻辑错误,那么就可以断言,理论本身肯定是错了。我们将这种通过寻找理论本身的逻辑错误来否定理论的方法称为逻辑批判。在这里,我们仍然没有涉及理论的有效性或经验的证实和证伪。

(三)什么样的理论是有效的理论

如果形成的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再考证理论是否有效。在这里,理论的正确性是指通过逻辑实证判断理论在形式逻辑上的一致性,而理论的有效性则指通过经验检验即证实和证伪来判断理论与其现实解释和未来预测是否一致,从而二者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命题。

1.原理论对证实与证伪的拒绝

然而,如果经验能够支持理论,我们是否便认为理论是有效的,或理论被证实呢?而如果经验不支持理论,我们是否便认为理论是无效的,或理论被证伪?证实的逻辑由于休莫难题而难以成立。波普证伪主义采用了休莫的非对称性论断进一步对归纳逻辑进行批判:如果A为真,则B为真;B假,则A假;因此,不存在证实的逻辑,而仅仅存在证伪的逻辑。波普由此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进行否定:“应作为分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反驳。”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也以充满波普主义色彩的文字写到:“事实证据从来不能‘证明’一个假说的正确性;它只能证明假说的不正确性。”

然而波普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本身由于理论的假说-演绎逻辑结构而存在逻辑缺陷。“杜海姆认为没有哪一个个别科学假说可以对之进行结论性的证伪,因为我们总是检验全部前提,特定的假说是和辅助的论证连结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我们所证实的或拒绝的是假说本身。这样,任何假说都能够不顾反对的证据存在下来。”。这即是著名的杜海姆不可驳斥性论题(Duhem Csirrefutability Thesis)。波普意识到了证伪主义方法的这种困难,他写道:“从事实方面看,永远也不能得出对一个理论的结论性的反驳;因为人们总是有可能说实验的结果是不可靠的,或者断言在实验结果和理论之间存在的差异仅仅是表面的,这些差异随着我们理解的进展而消失”。波普朴素证伪主义陷入尴尬局面:既不能构成证伪的逻辑,也不能构成证实的逻辑。

2.解释性理论的证伪

按照假说-演绎逻辑构建的理论拒绝证实与证伪,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无法通过证实与证伪触动到该理论呢?事实上,当我们进行经验解释和预言时,我们并非直接根据原理论进行,而是自觉不自觉的在原理论狭窄的假设前提和概念基础上加入新的假设和概念以符合检验现实的要求,我们称其为解释性理论,用以对经验事实进行解释和预言,从而所有的经验证实和证伪问题,事实上都是与解释性理论有关而与原理论无关。

然而对于解释性理论,证实的逻辑同样是不存在的,而证伪的逻辑是否同样不存在呢?由于解释性理论在原理论基础上新加入的假设或变量是经验的或现实的因素而非定义式因素,因此证伪的逻辑是存在的,杜海姆所谓的不可驳斥性并不成立。这样,当实际中出现了反例或根据解释性理论进行的预言失败了,我们就可以否定这种解释性理论。然而否定解释性理论并不等于否定原理论,因为并不是原有的理论错了,而是我们在应用原理论时即加入新的假设和变量构建解释性理论时可能构建得并不恰当。只要没有出现一种新的更好的理论,人们总是会在原理论的基础上再加入新的因素来解释那些反例。

(四)理论是如何发展的

当我们不能用经验或归纳法去证实和证伪原理论,也不能用归纳方法去形成一种新理论时,原理论是怎样被否定和被发展或新理论是怎样产生的呢?

1.波普的理性批判

波普对科学理论或知识的来源的回答是:通过批判其他人的以及我们自己的理论或猜测。波普声称,该回答概括了他所谓的“批判理性主义”的立场。波普关于理论增长的“四段图示”如下:

P1TTEEP2

其中P1表示问题:指的是一种理论内部,或两种不同的理论之间,或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TT为试探性理论;EE为排除错误:通过观察和实验的严格检验,对尝试性的猜想,假说或理论进行批判、反驳或证伪;P2为新问题。由于科学理论都是可以被证伪的,因此,科学知识的增长就是四个阶段的永无止境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然而假说-演绎逻辑的结构导致波普朴素证伪主义既不构成证实的逻辑,也不构成证伪的逻辑。这样,上述理论增长的“四段图示”便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理论不能被经验所证伪,那么人们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 波普的回答是,我们所凭借的是猜想和反驳。这样,在波普看来,科学发现依然是一种猜想、直觉和非逻辑过程的跳跃。

2.理论发展的逻辑:从理性批判到逻辑批判

波普的理性批判主义并未告诉我们如何批判。事实上,在前面采用假设和变量表示的演绎逻辑理论结构中,一个逻辑要求就是,作为模型的各个变量和参数必须相互独立,从而使模型保持稳定并通过比较静态方法来讨论参数值的变动对变量的影响从而作出预言。这一点是通过定义式的假设来保证的。而对于解释性理论,其理论结构是根据具体情况增加原理论模型中的假设和变量而得到的,正是这种根据经验现实加入假设和变量对理论进行应用的方法,蕴含着解释性理论逻辑矛盾的可能性,这时,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解释性理论的正确性而不是有效性。

在讨论理论正确性时我们曾经指出,一种逻辑一致的理论在其假设和概念范围内肯定不存在逻辑矛盾,但只要超出其假设和概念的范围就必然会产生逻辑矛盾,经验证伪就会出现。当解释性理论被经验证伪时,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理论本身的正确性或逻辑一致性出现了悖论。解释性理论的这种逻辑悖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否定(或肯定)原理论的方法,即逻辑批判。由于加入了新的假设和变量,我们转而需要重新检验解释性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或正确性,借助逻辑批判由解释性理论指向原理论,而经验证实和证伪却无助于我们将问题指向原理论,因为经验不可能检验最初的理论,而检验的解释性理论却可能是一种带有逻辑错误的理论。逻辑批判要求我们指出解释性理论中新加入的假设前提的合理性,或新加入的变量与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即变量向量之间的相关性,并通过重新建立假设或对变量进行重新定义来解释包含新变量的问题以保持解释性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同意弗里德曼的“假说无关论”:假设条件的科学性对于理论能否经受经验检验而不产生逻辑错误同样是重要的。

通过逻辑批判,我们可以在新理论的假设和变量向量中包含新的因素而不导致逻辑悖论,从而可以比原理论更能够逻辑一致地或更有效地解释更大范围的问题。只要排除掉新加入的因素,这种新理论就可以还原为原理论,或者说原理论只是新理论的一个特例。这样,我们可以明确地断言,这种新理论是我们所获得的知识增长或理论增长。然后我们再检验新理论的有效性,如此循环。

借助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把解释性理论作为通过逻辑批判从一种旧理论到一种新理论的过渡阶段。正是逻辑批判使科学家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或牛顿所说的“巨人肩膀上”并使观察建立在演绎推理的基础上,它使理论研究不再是靠波普意义上的直觉、猜想或非逻辑过程而变成非常的确定:只要我们知道原有的理论和所要研究的问题,依靠我们的演绎逻辑思维能力——即逻辑批判方法必然会使理论获得发展。

3.理论发展的形式

可以肯定,每一种解释性理论都可能带有逻辑悖论,那么是否每一次证伪和逻辑批判都将导致一种新理论的产生?这一点显然与科学史不相符。库恩(Kuhn,1962)由此向波普的证伪主义发起了反击,一种理论一旦产生后将会是相对稳定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成为理论科学家解释问题的基础和应用科学家的有效工具,这就是库恩所谓的规范科学和范式(Paradigm)。拉卡托斯(Lakatos)试图将波谱的进攻性方法论(Aggressive Methodology)和库恩的防御性方法论(Defensive Methodology)相融合并提出“科学研究框架(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概念及其退化和进步性质。与朴素证伪主义不同,人们并不是根据经验证伪来否定原有的理论,一种旧的理论要被否定和取代,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或科学研究框架与之相竞争,该理论必须不仅能够解释另一个研究规划所不能预测的事实,而且还要能够解释更多的能够被经验证实的事实。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更一般的理论来取代旧理论,以免出现科学的真空而使人们无所适从。

三、结论

上文分别回答了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理论的四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我们发现,上述逻辑为我们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方法论问题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分析框架:西方主流经济学正是遵循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发展的逻辑而得到发展的,而其对方法论的讨论则无非是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进行探讨。

[1] 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67页

[2] 波普著:《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70页。

[3] 蔡仲:“西方学论中的证伪主义”,《辨证法》,1998年,Vol.14,No.11。

[4] 付耀:“试析经济学方法论演进的四阶段及其内在逻辑”,《当代财经》,2002年第5期。

[5] 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

[6] 桂起权:“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经济学”,《经济学家》,1999年第6期。

[7] 郭箭:“新古典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财经研究》,2001年,第27卷第1期。

[8] 韩永进:“波普尔与二十世纪西方经济方法论”,《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Vol.15,No.4。

[9] 黄少安:“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南京科学》,1994年第3期。

[10] 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年,第28页。

[11] 考德威尔(Bruce J.Caldwell):“实证主义(Positivism)”,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陈岱孙主持翻译,《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

[12] 廖士祥主编:《经济学方法论》,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13] 林岗、刘元春:“制度整体主义与制度个体主义——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方法比较”,《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4] 马克·布劳格著,石士均译:《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16页。

[15] 汪浩瀚:“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经济科学》,2002年第2期。

[16] 汪浩瀚:“论主流经济演进的若干新特征”,《经济评论》,2001年第1期。

[17] 杨善解:“波普论科学知识的增长”,《安徽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第9篇: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范文

上世纪90 年代,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对美国经济学教育进行了一次全面调研(Siegfried et. al. ,1991)。[1]该调研指出美国经济学项目的改变仅在于对学生数学和技术层面训练的加深,而这些训练却未必能培养学生用经济学方法发现和解释问题的能力。调研认为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并未达到培养学生获得理性探寻真知的思想习惯的目标。Neilson(2010) 遗憾地指出,[2]尽管距调研已有20 年之久,Siegfried et. al. (1991)所指出的问题并未在美国经济学教育界得到根本的改变。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对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的反思之声日盛,较为有特色的是2009 年10 月成立的新经济思维机构。该机构将经济学教育改革列为重点项目之一,并资助了2013 年的经济学公开课程计划。该项目汇集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学者,共同探讨与改革本科生经济学教育,以期使经济学教育贴近现实,且兼具包容性与复杂性。

反观我国的经济学教育,虽然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学教育模式,我国经济学教育创新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却少有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教育进行深入反思或关注西方自身的反思与批判( 张世春,2004[3];李俊慧,2012[4])。近几年,我国学者对于经济学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介绍西方经济学教育或对比中外经济学教育(王红(2005),[5]王淑梅、赵鑫和纪流河(2010),[6]丁刚和罗暖(2010),[7]齐晓辉(2011),[8]张文龙和余锦龙(2011),[9]高越(2012),[10]刘汉宾(2013)[11]等);二是基于我国经济学教育现状探讨我国经济学教育本土化或改革( 李冬艳(2011),[12]程远(2012),[13]马先标(2012),[14]姬超和颜玮(2013)[15]等)。其中,较多文章仅为对国外经济学教育正面的概括性介绍,缺乏微观层面的调研或数据支撑,并且,对于经济学本土化的探讨主要涉及使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我国现状进行分析,而非对其理论适用性的探讨。简言之,相对于学习西方教育的思潮,我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反思与批判之声式微。

由是可见,我国经济学教育界尚缺乏对经济学教育现状的有效评估,以及对国外经济学教育者的反思与批判的有益思索。鉴于评估与思索应建立在对经济学教育现状的了解之上,我们对我国本科经济学专业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进行了调研,以弥补国内此类文献的缺失。具体而言,课程结构包括专业学分安排和课程设置两方面,课程内容主要涉及三类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定性课程。之所以未涉及数学和计量类课程内容的调研,是因为其内容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在调研中,我们力求避免价值判断,以期客观地反映我国经济学专业的教育现状。

因我国高校众多,本调研选择了985 或/和211 大学中的十二所大学,包括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调研专业仅限于经济学专业,其他授予经济学学位的专业不在调研范围之内。从统计意义上看,虽然所选大学相对于全国整体的经济学本科教育样本较少,但通过这些大学可以了解我国经济学教育一般现状,做为评估我国经济学教育的有益起点。调研资料皆来源于各高校近三年的专业培养方案以及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20]-[31]

在这十二所高校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皆按经济学大类进行招生,学生可在第二学年或第三学年选择经济学作为专业方向。如南京大学的学生可在第一学年末从经济学、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和国际贸易五个专业中填报专业志愿。清华大学仅设置了经济与金融专业,并无单独的经济学专业,因此,我们将选择其专业中的经济学部分作为代表进行调研。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皆设置两个经济学项目,武汉大学设置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基地班;复旦大学设立了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方向专业;厦门大学设置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本科国际班。我们对这三所高校所开设的两个项目都进行了考察,因此本调研共涉及15 个经济学项目。

二、课程结构

(一)学分安排

各高校都对学生获得经济学学位设定了最低学分要求。为了便于学分对比,我们将各高校所设置的课程分为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学科大类/专业基础类课程、专业方向性/核心课程、专业与跨专业选修课程和实践类教学五类。表1 列出了各高校对不同类别课程的学分要求。大部分学校将数学类课程列为学科或专业基础课程,有些高校将其设置为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在表1 中,我们用括号注明其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中所包含的数学学分。

十二所高校要求的学位学分均值为155. 5 学分(标准差为14. 2)。对获得学位总学分要求最高的是吉林大学;最低的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除去实践类教学的学分,课堂教学学分的均值为142. 7 学分(标准差为10. 2)。对课堂教学学分要求最高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最低的是厦门大学(经济学国际班)。

各高校对专业必修课程(包括数学课程)和选修课程(包括跨专业选修课程)的学分安排存在较大差异。对专业必修课程学分要求最高的是浙江大学;最低的是武汉大学。对专业选修课程学分要求最高的是武汉大学;最低的是厦门大学(经济学)。必修与选修课程学分要求的差异可反映出不同高校的学生安排自身课程结构的自由程度选修课学分越高,学生自由安排课表的程度就越高。

(二)课程设置

我们主要关注于除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之外的专业课程设置。总体而言,各高校都较重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安排,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如:

第一学年:经济学原理(微观、宏观),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和第三学年:中级微观,中级宏观,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其它专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第三学年和第四学年:少量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大部分高校在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也将会计学或/和管理学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程。

不同高校对宏微观课程的设置和时间安排会略有不同。如厦门大学将经济学原理安排为一个学期的课程,其他高校(若开设该课)皆为两个学期的课程。东南大学和复旦大学只开设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并未单独开设原理课程。东南大学将两门课程都安排在第二学年,而复旦大学分别安排在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和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只有浙江大学开设了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

一些高校将线性代数安排在第二学年开设,且各高校对数学程度的要求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吉林大学和武汉大学(经济学)要求C 类数学,其他高校(包括武汉大学基地班) 要求A 类或B 类数学课程;(2)厦门大学(国际班)、复旦大学(数理经济学方向) 和中山大学都开设了数学分析课程;(3) 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八所大学开设了数理经济学课程,其中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将该课程设置为必修课;(4) 有些高校还开设了其它数学类选修课程,如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数理经济学方向)开设了随机过程、动态优化等课程;南京大学(学术型)开设了应用随机过程、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课程;清华大学开设了实分析课程;武汉大学开设了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和数据统计实践课程。独树一帜的是厦门大学(国际班),开设了大学物理C 课程,并被列为专业必修课。

除上述课程外,各高校所开设的专业必修与选修课程多有重叠,主要差异体现在课程标签为必修或选修。在专业必修课方面,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开设了12 门;东南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10 门;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开设了8 门;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 开设的最少,为4 门。大部分高校在第四学年仅开设1 门至3 门的专业选修课程。

在双语教学方面,所有高校都不同程度设置了双语课程。此类课程开设最多的是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中山大学的所有专业基础课和部分专业必修课程均采取中英文分班授课;厦门大学(国际班)在介绍中称采用全英文教学经济学本科。

三、课程内容

(一)微观经济学

各高校皆指出微观经济学应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复旦大学在课程介绍中写道:学生通过学习不仅应把握微观经济理论的框架体系,弄清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 . . ,还应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总体而言,各高校所讲授的内容较为一致,并且,在课程内容安排上,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是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延展、深入以及数学程度的加深。如南京大学微观经济学原理课程内容包括消费者行为、需求、厂商与生产理论、成本、完全竞争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完全垄断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寡头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决定;工资、地租、利息、利润和外部效应与公共产品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包括最优化的数学表达;经典的需求和生产理论;不确定下选择;一般均衡与福利分析;不完全竞争模型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外部性与公共用品。

就教材而言,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和参考教材包括六本:曼昆的《经济学基础》;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哈尔R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和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其中,曼昆的《经济学基础》通常作为经济学原理课程教材。各高校教材的使用也有所交叉,如南京大学将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作为微观经济学原理的参考教材,而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将其分别作为中级微观经济学的参考教材和使用教材。

此外,有些高校也会使用其课程负责人或主讲教师所编写的教材,如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课程分别采用刘东、梁东黎和史先诚编写的《微观经济学教程》和李建琴、史晋川编写的《微观经济学教程》。

只有浙江大学在第三学年开设了高级微观经济学课程。所有高校皆在第二、三和四学年开设有关微观经济学某一领域及其应用的必修或选修课程。比较普遍的课程包括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信息经济学、劳动力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此外,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法经济学课程。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开设了有关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课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吉林大学开设了卫生经济学。比较特别的课程是山东大学的品牌经济学,吉林大学的创业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和非赢利性组织机构经济学,以及复旦大学的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

(二)宏观经济学

各高校对宏观经济学原理的课程教学安排较为一致。中国政法大学和浙江大学在宏观经济学原理课程中加入了经济学流派的介绍。相对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思想更具有多元性。如清华大学在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介绍中写道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中最具有争议,最为紊乱,但也是最具有兴奋点的学科。. . . . . 在不同答案的背后,则是不同框架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因此,中级宏观经济学一方面与微观经济学课程相同,是原理课程的延展、深入以及数学程度的加深,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不同高校对不同宏观经济思潮的侧重。总体而言,大部分高校都偏重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但比重安排略有不同,而浙江大学则主要侧重于新古典经济学思想和数理模型的训练。

此外,宏观经济学更注重政策分析。吉林大学和复旦大学都指出经济学教育应立足于我国国情,不应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如复旦大学写道:尽管宏观经济学已具有很多自然科学的特征,但它归根结底是一门社会科学。各国的经济运行千差万别,. . . ,因而简单地照搬西方教科书是远远不够的。南京大学也强调了在课程中应加强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理解,能够使学生建立初步顶天立地的研究思维,并在课程中加入了中国转型经济专题以及结合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的案例分析。山东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也开设了有关当代中国经济的课程或研讨课。

就教材而言,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和参考教材包括七本:曼昆的《经济学基础》;曼昆的《宏观经济学》;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多恩布什的《宏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布兰查德的《宏观经济学》;和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其中,曼昆的《经济学基础》通常作为宏观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材。

相异于微观经济学,更多的高校采用课程负责人或主讲教师所编写的教材,如,复旦大学使用袁志刚、欧阳明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浙江大学分别使用叶航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教程》和何樟勇、宋铮编写的《中级宏观经济学》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原理和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材;南京大学采用了梁东黎编写的《宏观经济学》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原理的教材。

与微观经济学教学安排相同,除了浙江大学在第三学年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外,其他高校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学年皆开设有关宏观经济学某一领域及其应用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较为普遍的课程包括发展经济学,财政学,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区域经济学等课程。一些高校也开设了研讨类课程,如厦门大学(经济学)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专题和中国政法大学的中国现行经济政策与理论探讨课。

(三)史学类及其它定性类课程

首先,各高校对史学类课程(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以及名著导读类课程) 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对史学类必修课程要求最高的是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皆开设了四门必修课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未开设史学类必修课程。另外,大部分高校都开设了二门至三门的选修课程。中山大学开设的史学类课程最少,只有一门经济史的限选课程。

从内容上看,除了《资本论》导读明确指明所授内容外,各高校对于其他课程的内容安排存在较大差异,其原因在于课程内容和教材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主讲教师。以中国经济史为例,中国政法大学所讲授内容的时间跨度为自秦汉到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则将课程的重点放于近代。

在史学类课程中,复旦大学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和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较具特色。复旦大学的课程主要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角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进行阐述和解读,并且在课程中加入了我国古典思想对重农学派和斯密经济思想影响的探讨,将无为和道法自然的思想与西方自由放任的思想相联。北京大学的课程主要探讨夏商周以来中国人对于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欲望无限性的永恒矛盾及其解决方法,包括先秦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子以及商家学派等经济思想,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经济思想。

在其它定性类课程方面,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经济学) 和中山大学皆开设了经济法课程,其中厦门大学(经济学)将该课程设定为必修课程。武汉大学(经济学)开设了社会学、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的选修课程。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经济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经济学方法论的选修课程。所有高校皆未开设经济哲学课程。

从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对不同项目的课程安排可以看出,定量课程要求的提高会伴随着定性类课程的缩减与淡化。该趋势在西方经济学教育中也有所体现。

四、结论

本文调研了我国十二所高校15 个经济学项目的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的基本情况,通过对比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首先,各学校对学生获得学位的最低学分要求存在差异。获得本科学位总学分要求的均值为155. 5,课堂教学学分(除去实践类教学)要求的均值为142. 7。对课堂教学学分要求最高的是中国政法大学,为157学分;最低的是厦门大学(国际班),为125 学分。总体而言,各高校对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的同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