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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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范文

根据人们对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经济学是一门依据人们与社会财富有关的行为进行决策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建立的目的在于为经济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为经济活动的决策提供思路和工具。作为当今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目的是解决有限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问题，而实现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的基本标志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一切脱离或否定作为第一性的“效率”问题而建立的经济学理论，都不会具有存在的价值，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得到发展。资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是最为易见和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整个社会生产无疑都是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而进行的经济资源配置活动。面对有限的经济资源，人类可以采取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可以采取管理和计划等的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来进行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其中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配置方式的本质在于：围绕商品的供需关系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变化的互动，利用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分散决策的模式，来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更高效率。而管理或计划的资源配置方式一般只有在企业的微观组织内部或国家的宏观层面，才具有比市场更高的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以效率为标准的经济资源配置问题的人的行为科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很大程度体现在物品的价格上；产品价格的变化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的变化。而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在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瓦尔拉斯（L.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是这一逻辑思维体系的科学基础。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等主流学派显然是按照这一解释经济现象与分析问题的维度，围绕资源配置的效率与资源的稀缺状况的关系，建立起一套理论体系。然而，从经济学理论的多元特征和学说的学派分化的事实出发，可以认为以“效率—稀缺”为基础所建立的经济学仅仅代表的是一种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这里所讲的思维哲学意义上的维度（dimension）是指一种视角，是一个判断、说明、评价和确定一个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条件和概念。如现代物理学的空间维度包含了长度、宽度、高度与时间4个方面，即存在四维空间的特征。如果从人的思维的逻辑维度多元特征出发，可以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维维度客观上是逻辑和演绎化的，即按照多种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及其变化，假定资源的稀缺财富和变化通过市场价格信号来反映，同时也隐含在市场交易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人们都会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理性的行为反应，最终通过市场的均衡机制及调控手段的作用发挥，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当说在绝大多数的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理反应所建立的经济学理论是有效的，因为它可以较完美地解释许多经济现象和解决有关的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从而为决策者实现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提供理论支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决策必然会充分运用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来调节资源配置。特别是在19世纪发生的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在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的动态关系分析方法上的长足进步，使经济领域的“效率—稀缺”的关系得以精确化和数理化。如利用“等产量线”来表现生产要素价格变化下的不同要素间配置数量组合关系，以及反映经济资源之间的替代过程和动态的替代比例。瓦尔拉斯创立的一般均衡论则揭示了稀缺引起的产品之间价格变化的传递规律。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客观上是建立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与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相关关系分析上的。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却存在许多人们并没有按照收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的决策行为。例如。在许多经济决策中，人们对经济效益“次优”的选择往往比“最优”的选择有较高的概率。此外，人们一些经济决策行为也往往出现不按照理性推导的结果。就这些决策者而言，显然又是出于经济理性的，即该决策者在两种或多种结果的选择中，在他们的认知的范围内，是不会故意选择一种较差的结果而放弃一种较好的结果。对于这些现象，经济学在解释上产生了所谓“个人偏好”的概念。但迄今理论上对“个人偏好”产生的机理却不明了；或者解释为心理作用下的非理。因此，可以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或一些经济活动领域里，按照“效率—稀缺”的决策模式无法反映出部分决策者的经济决策行为和动机。如马歇尔（Mashell）在他184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多处谈到普通人的经济行为的“半合理性”与“反合理性”现象［1］。这些现象或称之为“效率—稀缺”行为准则下的非经济理性现象。说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应当还存在其他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人们不难发现，在许多经济活动的领域和阶段中，人们的决策首先应当按照效率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目标，如果以稀缺、风险、公平、空间和时间等视角来确定最佳方案，从理论的逻辑架构区别而言，就有“效率—稀缺”“效率—风险”“效率—时间”“效率—空间”和“效率—公平”等多种维度。事实证明，以效率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客观上具有多维性的特征。整个经济学说史也证明，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对于理论和决策的多元化维度开拓之上。如20世纪以来的风险经济学、时间经济学、生产布局学和福利经济学等学科门类的建立与发展，既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效率—稀缺”维度的普适性的挑战，也是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的其他维度的开拓与创新。

二、经济学理论的“效率—风险”维度与经济决策

按照经济学对风险的理解，风险就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生“不理想事态”的程度以及那些不利的、经济损失事件后果的“不确定性”（uncertainly）。其中“信息不对称”，给经济活动带来的风险就十分突出。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交易等信息的拥有是不对称的，有的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有的则反之。在许多经济领域，如资本投资、商品生产、市场交易、货币信用、商业保险等经济活动中，经济风险的存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普遍事实。按照风险经济学的理论，风险存在的本质是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人们的经济理性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所能够做出的最优选择或对多方案的一种抉择。避免风险的基本途径在于增加成本来增加信息量和扩大信息分析的力度与广度。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必然存在，尤其是在信息完全不能够预知情况下的黑箱判定，其经济决策的风险更为突出［2］。因此，经济决策事实上还存在另一个维度，即“效率与风险”的维度。经济资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的实现往往存在一定的风险，资本投资（包括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充满风险性，风险的概率大小和接受程度对不同的人是有区别的。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但也有一些人是风险偏好者。因此，经济决策在存在风险的环境下，就存在“最优”“次优”及“再次优”等多种选择方案，但具有高效益预期的投资方式往往也是风险概率预期最高的投资方式；而风险最低的投资方式，其收益水平也往往偏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包括心理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选择。风险分析是经济决策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人们在从事劳动、投资，消费等活动，以致在交通出行，接受手术治疗，甚至吸烟，都存在风险和对风险的评估和决策问题。其中投资活动中，人们通常都需要运用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评估各种风险对收益和成本的影响幅度与范围，从而进行投资决策。市场经济信用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避免交易风险，从而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的经济运作效率。而产权制度的建立在本质上也在于避免经济活动的风险，其中产权明晰的本质在于降低收益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行为扭曲风险，从而促进经济活动的效率提高。金融活动具有更大的风险性，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制度的建立，以及保险业的建立和发展，也与风险化解有紧密的关系。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之外，人们还需要应对市场交易中的道德风险，这是指一些企业和个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有意欺骗对方所带来的风险，如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而对交易的另一方带来的风险。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非直接的风险，即所谓“城楼失火，殃及池鱼”的风险现象。因此，人们所作出的许多经济决策更多地是基于“效率—风险”的维度而不是“效率—稀缺”的维度。风险投资理论、经济概率理论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效率与风险的关系而创立和发展的。

三、经济学理论的“效率—时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时间是经济决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反映过程特征的层面。时间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具有不可储存性与不可逆性的特征。经济活动的所谓效率，在许多层面上是相对时间而言的。如劳动时间或生产过程时间的付出或耗费往往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效率的高低。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存在时间的过程，资金等经济资源的时间占用需要付出代价与成本。资金占用的银行利息的付出，就被解释为是时间的价值体现。在劳动经济学的理论中，劳动时间或闲暇时间以机会成本为转化工具，可以确定出其市场价格。在经济运筹学中，重点研究系统的效率实现与不同要素投入的时间过程以及步骤的关系，这在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许多经济活动的决策都有时间上的约束条件，如一个建筑工程不仅要求有一定的工程周期，而且对某一工序有完成时间上的严格要求，所谓的效率只有在一定时间约束下实现才能够成立。在时间的约束下开展的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经济决策，以及依此构建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经济理论。时间维度下的效用或价值不仅仅是指物品有用性的存在，还应当包括物品有用性（效用）的时间持续性概念。在投资理论中，投资周期的合理性无疑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商品的生命周期现象往往与构成要素的稀缺与替代性无关，也不根源于消费者需求的质变，而是与消费生产力提高有关。在劳动经济学理论中，从时间维度出发的分析比比皆是，如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短期需求与长期需求分析，竞争性企业的短期需求被认为是在劳动的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边际成本的前提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而企业的长期劳动力需求则是在资源自由替代的条件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在生产活动中，产品的效用和价格高低往往取决于时间，如葡萄酒的市场价格与储存的时间长短成正比。葡萄酒制造商的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决策的“效率—时间”维度特征就非常突出。制造商既要考虑长期储存对资金占用等成本因素，又要从时间价值变化角度考虑储存的时间长度，从而选择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结束储藏转为出售的最佳时点。在家庭经济学理论中，相对时间的生产性支付，时间在消费领域的耗费也同样被广泛关注。为了实现时间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不仅需要从稀缺和效益的角度对眼前的货币支出作出选择，而且需要对不同的时间付出作出选择。如有的人宁愿节省眼前的消费而投资于教育和技能培训，以牺牲闲暇时间而希望获取长远的预期收益，其本质在于追求人生更高的时间价值或时间效率。依照“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依照“效率—稀缺”维度所作出的经济决策有许多差异，如人们为了争取时间，可能不惜代价，造成资源的浪费。而在有的情况下，一些产品（如葡萄酒）生产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间过程才能够达到满足人们需求的效用程度，也往往造成资源配置的闲置和低效率利用。这些情况都不符合在“效率—稀缺”维度下的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原则，但是在”效率—时间“维度下，却是人们的经济理性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生命周期和生命预期下完成的，这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劳动与消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时间维度的决策依据。经济分析中的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的区别，最终来自于人们行为的时间维度差别下的效率判定。在与时间有关的“机遇”问题的经济决策中，机会的把握对获取最大的经济效果至关重要，有时候还起决定性作用。

四、经济学理论的“效率—空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落脚到具体的特定空间。其中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和再分布都会直接影响到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生产布局集中反映了国民经济生产能力（如固定资产和产品）对空间分布的选择；反映了各生产要素、各部门的空间组合和结构以及各经济区域、经济中心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发展比例关系。经济学从空间角度来探讨生产与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在1826年出版的专著《孤立国》中，分析农产品运输成本与利润的关系，并引出农业空间圈层结构和农业区位的概念。继后有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年）标志着经典生产布局理论的建立。“中心地理论”又进一步探讨区域开发与城市布局的经济效率问题。区域经济学则按照不同类型的区域的空间分布优化提出理论框架。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以克鲁格曼（P.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将一般均衡理论涉及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等效率损失与规模报酬递增等结合起来，建立了多种数学模型用来分析产业空间积聚的形成和稳定性等问题。该理论也进一步带动了对于“产业集群”“产业园区”等经济实践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建立在以分工和个人专业化演进结果的理论框架，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效率—空间”的维度，来研究交易活动及其网络在地理空间的集中对城市兴起与发展的效应（杨小凯，2003）。在土地经济学中，土地的区位条件更是成为经济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从市场分工和网络规模的经济学研究新角度，对产品的地域差异、城乡产业布局安排和全球化过程下的国际分工的效率等问题的研究，都提出了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框架和决策模式。从人的生产与消费等基本行为出发，都有基于“效率—空间”的决策过程。例如人们都往往会考虑家庭居住地与上班地点的距离及其交通工具的成本选择问题。对一个地区而言，生产要素、经济资源、市场网络、城市结构等都涉及空间布局和对其规划和对多种方案的决策过程。由于不同空间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地域之间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就成为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基本手段，因此商业贸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的空间距离范围内，市场交换活动可以满易双方的需求，使双方对物品的主观价值得到增加和社会总福利得到增进。即使是在企业生产的微观空间，也存在合理、科学的生产设备与生产线的空间布局问题，有时一些细微的空间布局结构的调整和改进，都会对企业生产的经济效率提高起关键性作用。

五、经济学理论的“效率—公平”维度与经济决策

人类的经济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组成部分，显然无法摆脱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对其的制约和影响。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处理效率问题的同时，也必须顾及经济活动中涉及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因此，经济学理论在提供解决稀缺的经济资源配置的原理和决策方法的同时，也需要解决市场交易的平等规则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等规范性问题。客观地讲，古典经济学的创立本身就是基于对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超市场的经济行为的否定和批判。亚当•斯密(A.Smith)作为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大师，他提出的“经济人”概念中就隐含着市场交易的“公平”思想。他从市场交易层面上的“效率—公平”维度出发，认为个人要达到私利的目的，也必须顾及到他人的利益。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公平交易的市场活动中，才可以达到交易双方的互利和社会的总福利增进的客观效果。在19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时期，瓦尔拉斯在论述应用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的关系时，就认为公平的要义是“把个人所应有的归还给个人”，但经济伦理问题应当与要素的效率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3］。后来由克拉克(Clack)所创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进一步确定了各生产要素之间的边际收益分配关系，把“效率—稀缺”维度下的分配关系在理论上精确化［4］。但是后来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力图回避对经济决策必须面对的公平判定问题，认为经济学只解决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证性”问题，“规范性”问题不应当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经济学多维度理论发展的一种认知倒退。虽然古典经济学初创时期就产生了经济伦理的概念，但是直到20世纪初由庇古(A.C.Pigou)等经济学家创立了福利经济学，才开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部分领域转移到对“公平”的判定和处理问题上。福利经济学在理论创立时即明确表示，在人类经济决策中，还需要为人们提供解决“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手段和方法。该理论强调的是对经济活动，尤其是财富分配“公平”判定的新维度，认为个人与经济利益集团在决策时，如果不考虑公平的因素与问题，最终该经济活动会导致社会总福利的减少，因此缺乏公平原则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必然导致低效率或无效率。在福利经济学理论中，其“效率”往往不是指直接的经济过程的收益或利润，而是指经济活动的最终正效用—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净福利。缺乏“公平”标准判定经济活动是难以实现社会最终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在福利经济学看来，对一个经济活动的评判不能仅仅局限于其由直接收益所代表的效率的高低，还需要增加对其是否“公平”的评判标准，如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交易所隐含的假设前提—交易的平等规则和自由竞争的原则（亚当•斯密标准）。值得关注的是，帕累托除提出“效率—稀缺维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优化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外，还从“效率—公平”维度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改进”原则，“帕累托改进”原则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5］。“帕累托改进”是在“效率—公平”维度下所达到的经济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状态，也是实现“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理想方式。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和希克斯又相继提出了具有“效率—公平”维度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及“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其中“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卡尔多—希克斯原则）是指“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整体的效益就改善了”［6］。这里的“社会总福利增进”体现了效率方面的约束条件，“经济补偿”体现了“公平”方面的要求。这些福利经济学的经济决策维度就基于“效率—公平”关系的统一视角而提出的。因此，福利经济学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决策的“效率—公平”维度的系统发展。制度经济学属于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但其理论的维度设置上却具有“效率—公平”的特征。所谓“制度”的本质在于安排的规则是否为交易的多方以及社会的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制度对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所隐含的基础是“公平”或“平等”“正义”。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提出的产权经济理论，其核心就是产权界定与交易成本的公平性对效率实现的影响关系。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产权明晰，市场机制可以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迟早会自动地纠正“市场失灵”，这里的“市场失灵”包含有低效率和交易不公正的双重意思。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所谓制度的缺陷不仅体现在“交易成本”高昂与效率的低下，往往还体现为制度安排的公平性的缺失，如在市场交易规则或制度安排上的不公平，以及对政府公共资源等的社会分配不公平，必然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企业等微观组织和政府的效率实现，如理论上已经证明了对职工分配不公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方式就包括:怠工，非正常流动，缺乏创新精神，消极管理，劳资纠纷与冲突，等等［7］。政府实施的一些“非自愿交易”，如房屋拆迁、工程移民搬迁；乃至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等，都存在对公平的处理不当问题。中国目前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也更多地是要求判定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往往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确定其平衡点。但是“效率—公平”维度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至今与科学化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人们不难发现，依据“效率—公平”的维度所进行的决策广泛存在于人们对市场交易、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许多经济活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如果缺乏公平，经济的效率是难以实现或持续实现的。缺乏公平的经济制度安排，以及缺乏公平的社会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也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经济效率的实现。新制度经济学则主要从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的视角，强调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低成本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和全社会经济效率的增进作用，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制度变革的因素往往比资源配置优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例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即来自于市场化改革与制度变迁为标志的“改革红利”。

六、结论和启示

1.经济学理论的“经济理性”行为假设应当具有多维度特征

经济决策多维空间的存在，表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假设或表述是不尽完善的。过去人们对于由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效率—稀缺”关系的维度，所以对人们在追逐效率的过程中对资源稀缺的行为反应的总结是不全面的。经济理性的最核心的内涵在于：经济行为是在一定资源条件的约束下，人们总是会采取一种较有利的途径，而不会去故意选择一种不利的结果。但是，恰恰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选择一些非收益最大化的举措方案，或所谓在多方案中去选择“次优”的方案。按照传统的基于“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理性假设，对有关的行为就无从加以合情合理的解释。可以认为，所谓“经济理性”，是指人们普遍在从事每一种经济活动时，不仅从资源要素的稀缺程度或取得的易难程度来考虑其路径或方案的选择，还自觉、不自觉地从获利的风险程度来选择；从经济活动的时间配置与程序，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与布局，以及获利的手段、交易规则安排的公平性等维度来进行决策。只有效率兼顾了稀缺、风险、时间、空间与公平等维度的经济决策才是一种完整的经济理的决策。

2.大多数个人“偏好”行为属于按照其他维度决策的理

面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理性”的经济决策行为，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往往用个人的行为“偏好”来加以解释。但是人们经济决策的“偏好”行为，多数与他们的决策维度差异有关。因此，现代经济学赖以存在的人的经济行为假设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还必须增加“风险”“公平”“时间”“空间”与“效率”的关系的决策维度，这些维度的存在都符合人的经济理的规范。如果说人们在经济决策中存在个人的偏好，那么也是按照“效率—公平”“效率—时间”“效率—空间”或“效率—风险”维度考虑其偏好行为的。例如，从“效率—稀缺”的维度出发，人的经济行为是不可能完全理性的，而且出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悖论”。但是从“效率—风险”等维度，这些人的经济行为则是完全理性的，所谓的“悖论”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所谓的个人“偏好”可以认为是个人的“风险偏好”“时间偏好”“空间偏好”与“公平偏好”，在相应的维度下无疑是理性的经济行为。

3.经济决策往往是一个多维度选择与“排序”优化的过程

第2篇：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儒学伦理的思想基拙与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哲学思辫与理性精神的认识基础、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拙以及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的。通过中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正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等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光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浓厚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走出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的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儒学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人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及“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学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产生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的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中国古代的《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文献中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深刻的理性成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对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这就像我们不能否认古希腊哲学思想中的伦理主义对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一样。但关键的一点是，哪种思想、哪种精神对财富活动的影响更重大更持久。中国古代传统哲学虽然蕴含深邃的理性精神，但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相对于古希腊哲学而言比较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因而往往凭借着直觉体悟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本质与规律。不难想象，这种凭借着直觉体悟的直接感知与直觉思维是比较轻视理论分析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对财富思想的影响还是以伦理主义较多一点，因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也更多地呈现出伦理特性。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1840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哲学的思辨与理性精神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认识基础

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数学知识的进步密不可分，并且古希腊哲学思想非常重视数学知识。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看来，数学不仅是他们追求真知的内容，还是他们哲学思维的工具。正是因为数学知识的介入，古希腊哲学才有了全新的突破和飞跃，而数学知识的介人又赋予了古希腊哲学的逻辑辨证和理性精神。“柏拉图认为数学是一切知识的最高形式。他的影响曾对那样一种广泛传播的见解起了很大的作用，那种见解认为，知识必须具有数学形式，否则就根本不是知识”。正是因为对数学知识的彻底崇拜，柏拉图的“四线段喻”、“洞穴之喻”都是用几何图形来表述的。可见，数学对古希腊哲学乃至经济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古希腊经济思想(财富思想)中存在着较多的思辨成分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可能的。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货币理论、分配理论、利息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正义的伦理色彩，但在讨论如何实现他心目中的正义的时候，柏拉图都是用带有数学思维的哲学思想去思考的。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成熟了古希腊数哲学思想和逻辑思维，推进了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与一切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性生活”。所以，不难理解，古希腊财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在理性精神基础上进行的理性活动。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思辨与理性精神不仅为西方古代财富的生产、创造提供了认识基础，而且为西方古代财富思想学理性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底蕴。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笔者认为其缘由是，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地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理性的思考，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古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士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们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值。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J懂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被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1)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著名学者吾淳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

(2)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做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3)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有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从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大地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作如下思考:

（1）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入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2）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人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第3篇：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范文

关键词:产业集聚;圈层布局;差异化发展;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062.9;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2-0015-07

一、引言

产业集聚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它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提升区域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因此,产业集聚的理论魅力与现实挑战使得产业集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融合研究成为一项富有意义的工作。

产业集聚和城市的出现及发展是同一互相强化的过程。城市为产业集聚提供了市场空间,而产业集聚又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根基;城市和产业集聚的交互发展又为彼此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生产空间。葛立成(2004)指出:“产业集聚是城市化的基础。”①张亚斌等(2006)提出:城市的出现内生于产业集聚活动,即伴随着企业生产区位选择,产业集聚活动在区域内形成的不同等级城市就构成“城市群”。此外,城市人口的迅猛增加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使中国各地近年来涌现出一批都市圈或大都市区。较为典型的有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武汉、长株潭、成渝、中原等都市圈(魏后凯,2007)。总之,本地化产业集聚及规模经济的不断发展,参与区域分工的城市规模逐渐扩大,产业集聚与城市及城市群的出现具有互动化的效果。这是产业和生产要素谋求发展空间、市场空间和生产空间的结果。

本地产业集聚的发展要以市场范围的扩大为目标,必然面临区域竞争和区域协调问题。区域相互依存和相互竞争的空间均衡问题一直是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区域合理分工可以提高区域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从而提升区域竞争力。此外,区域分工的发展与演进过程伴随着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和区域经济利益格局的变动,贯穿着激烈的区域竞争。因此,区域差异化与区域分工的形成与演进是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源泉。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区位向量形成的本地化规模经济的产业集聚,可以获得特殊的竞争优势,能够增强中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此基础上,促成国内区域间产业链对接、国内产业价值链②与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对接。

产业空间集聚给予本地区以竞争优势,但它不能否定其他地区的可复制的后发优势。问题的关键在于每一地区都可以通过产业集聚使经济得到发展,并且区域之间可以形成共存的协调发展。本文主要研究本地区产业集聚的圈层布局和区域之间的差异化发展,它们的融合是中国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最优道路。产业圈层布局和区域差异化发展可以实现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和发挥比较优势。

二、“杜能圈”与城市发展

杜能圈(Thunen ring)(具体参见图1)是杜能 杜能出生于1783年,于1850年逝世。的农业土地利用和租金模型的核心之一(杜能,1997),它来自于杜能亲身的土地耕作和不停地在自己土地上进行的农业改造。通过超过十年的成本和收益的调查,杜能才满意自己的抽象模型,并且用收集的数据拟合其模型。杜能于1826年讨论内生的集聚力决定城镇(或者中央商务区)的形成时,假定一个平原包含许多同样规模的小城镇,并且它们之间的距离等同。杜能不仅在最终产品市场区位是外生给定的情形下,讨论了围绕城镇的土地利用问题,而且认为内生的集聚力决定了城镇的形成。萨缪尔森(2006)称赞杜能不仅创造了边际分析和管理经济学,而且根据现实经济变量构造了最早的一般均衡模型。杜能的开创性研究开启了后世对区位和产业布局研究的理论空间。

杜能(1997)提出了围绕城镇设址的农业生产土地利用和土地租金的联合决定模型。他假定,考虑到每一种农作物生产的不同种植条件,农作物的每英亩产量和它们的运输成本都不相同。他提出,如果农民和土地所有者不存在有规划的竞争,在每一个体追求自我利益的条件下,土地将如何配置?杜能表明农民之间的竞争将会导致土地租金的梯度变化,在中心城镇租金最高,依次降低,直到城镇边缘土地租金为零。因此,农民将面对土地租金和运输成本的平衡(tradeoff)。由于农作物之间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不同,将会导致生产围绕城镇的同心圈格局。在均衡状态,土地租金梯度变化以致于农民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耕作品种。杜能的分析表明同心圈格局是自发出现的。甚至,农民不知道其他人种植何种农作物,同心圈依然存在,以致于没人意识到它的存在。此外,它证明这种没规划的结果是社会最有效率的。因此,它也表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最佳作用。

我们从图1可以看出,农作物生产根据地租和运输成本围绕中心城镇依次呈圈层分布。杜能不仅关注围绕城镇设址的农业生产问题,而且在他的后半生,还关注整个空间经济问题,包括在孤立国城镇的次序和分布。Fujita(2000)指出:“杜能的确是现代经济地理的奠基人,他不但研究了传统经济地理和区位理论,而且还涉足了现代城市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

然而,讨论产业在某一特定地区集聚一般地,人口和产业集聚在某一城市或者城市群。的原因,我们通常会回溯到马歇尔(2005)的外部经济理论,韦伯(1997)的工业区位论,胡佛(1990)、克里斯塔勒(1998)以及勒施(1995)的中心地理论。其实,杜能的思想是克里斯塔勒(1998)和勒施(1995)的中心地理论的前身,杜能的思想也影响着此后经济地理理论的发展。艾萨德(1991)立足于城市发展的大背景,提出要建立一般区位理论。俄林(2008)提出要发展融合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的一般区位理论。Fujita(2000)这是在2000年国际杜能大会(纪念杜能去世150周年)的一个讲座。认为Krugman(1991)是杜能单中心空间经济和集聚思想的联合体。其实,理论学家在讨论集聚经济时,都已经假定城市存在。因为在他们观察到的现实世界,城市已经存在,所以他们将它设为既定条件。因此,产业围绕城市集聚分布是杜能思想的延续,城市发展也不断证实杜能思想的正确性。

值得注意的是,杜能的理论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没能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在杜能时代及在他之后很长一段时期,主要是农业经济时代,杜能的空间经济理论来源于农业社会背景,最终得到赏识和盛行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改进的城市空间模型。到20世纪中期,许多国家出现城市人口大爆炸,由此导致的城市问题的增加急切需要全面理解现代城市理论。因此,杜能的理论慢慢引起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重视。阿朗索(2007)将杜能的孤立国农业土地利用模型引入城市,重新解释城市内部的土地利用和地价阿郎索用通勤上班的工人替代农民,中央商务区代替城镇,在城市背景下,一般化杜能的中心概念:投标租金曲线。。尽管阿郎索从住宅土地利用和价格问题来分析城市的内部结构,但是它也为我们分析城市集聚经济打开了一扇门。Fujita(2000)指出:单中心城市模型为现代城市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自此,城市经济学快速发展起来,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新城市经济学的发展达到顶峰。

应用杜能的区位理论研究实际问题,总体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空间研究层次,即以农户或农村聚落为中心的空间水平的杜能环、以市场为中心的空间水平的杜能环,以及以整个国家或大的地域为中心的空间水平的杜能环(高进田,2007)。杜能(1997)围绕城镇的土地利用模型,以及阿郎索(2007)改进的围绕中央商务区(CBD)的大都市区土地利用模型,都简单地假定城镇或中央商务区的存在。但是,城镇(或中央商务区)如何出现以及在何处出现,并且导致的整个经济体空间结构是什么,杜能无法提供解释。问题的焦点是最终产品的市场区位是外生给定还是内生给出。我们可以用空间的“第一性质”如有差异的土壤条件,或者存在可通航的河流和天然港口。(first nature)形成的区位差异来解释最终产品市场区位的外生给定。当然,最满意和最成功的解释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进入主流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内生的集聚力(agglomeration force)即“第二性质”决定了城镇或者中央商务区的形成。

三、产业集聚视角下的产业圈层布局

杜能圈提供了农业生产围绕城镇按照地租和运输成本圈层布局的分析视角,本质上是需求导向的结果,而不同产业围绕城市群圈层布局是可以从经济空间布局中观察到的现象,也是企业精致选择的结果。城市群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将若干个城市和小城镇相对集中布局,各城市之间通过各方面功能的联系、资源的有效整合以及利益协调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在城市圈内客观上存在着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城市等级(安虎森,2005),它们不仅在功能上互补,各自具有产业特色,且在人口转移上也是互补的和相互促进的。由于城市群涵盖了大量人口,构成了一个庞大消费市场的区域系统,吸引着产业围绕城市群设址。因此,从产业发展道路来讲,要实施以大城市为重点、中等城市为辅助、小城镇为补充的多层次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区域内分工或称之为区域内地理分工是社会分工在地理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区域分工不仅从属于企业内部分工(如跨国公司),而且现实意义上更要服从于市场需求,围绕人口集中、市场集中的城市群圈层布局。由区域生产要素和历史条件决定的行为主体相互作用出现的区域专业化集聚生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力“趋优分布”规律起作用的结果。围绕城市群的区域专业化的产业集聚发展将带动区域系统内其他生产部门的综合发展,并形成主导产业、辅助产业和基础产业相协调的区域产业集聚结构。

我们从图2可以看出,按照运输成本的大小围绕城市群形成产业集聚圈,同时,产业集聚圈根据产业链的重要性以产业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产业围绕城市群圈层集聚布局可以服务以城市群为目标的消费市场,又可以节省运输成本,在本地市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推动下,达到国内市场效应,向国内其他城市群甚至国外扩大消费市场。

产业围绕城市群圈层布局可以具体到产业链条纵向布局。这里,产业链是产业特定空间集聚布局形成的基于某个产业一定技术关联关系的产业链条式形态。一个产品可以分解为不同的零部件,或者按照生产过程分解为不同的工序和模块,从总装或者集成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完整的最终产品;但从参与分工的各个企业来看,其所承担或完成的工序、模块或者零部件,也可以看成是一个产品。显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不断进步,产品种类将会越分越细,产品细分化将不可避免。从产业链分工来看,一个产业价值链可以垂直分解为不同环节,即从总部策划、R&D、产品设计、原料采购、零部件生产、装配、成品储运、市场营销到售后服务,并且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在不同的空间进行。当这种分工从生产环节延伸到技术开发、销售环节,其分工范围突破产业边界,延伸到其他制造业甚至第三产业领域,从而不断进行产业融合。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加快,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区已经或即将出现按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工序甚至模块进行分工的新态势。在这些大都市区内,大都市中心区着重发展公司总部、研发、设计、培训以及营销、批发零售、商标广告管理、技术服务等环节,由此形成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型”结构;大都市郊区(工业园区)和其他大中城市侧重发展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逐渐形成“菱形”结构;其他城市和小城镇集中在一般制造、零部件加工,慢慢发展成为中间粗、两头细的“棒型”结构(魏后凯,2007)。如图3所示。

区域竞争表现为以产品―市场为基础的区域发展资源和素质的竞争。Fujita等(1986)引入住户的土地消费和应对企业区位决策的住户再选址进入的标准空间竞争模型,研究在土地市场影响下的空间竞争。住户的空间分布成为内生的,并且在住户竞争土地使用的基础上引入土地市场。由于住户需要支付土地租金和消费企业产出,因此住户的需求内生地依赖于其支付租金后的剩余收入。他们也试图提出保持空间竞争过程来解释作为中心城市的区位和数目。因此,Fujita等(1986)是在区位空间一定的情况下,研究住户竞争的过程。从这个研究视角,区域竞争是在市场空间一定的情况下,消费者、资源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的竞争。魏后凯(2007)指出:“目前中国的区域竞争主要表现为各都市圈之间的整体竞争,而不是过去的那种单个城市之间的竞争。”基于产业集聚的各都市圈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各地竞相发展某一产业,形成对资源、市场和人才的激烈争夺,甚至造成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由此必然导致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资源配置的非帕累托最优,以致于社会再生产循环系统被破坏,因而使区域经济关系偏离理想的区域均衡态。伴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目前大都市区内的各种冲突也日益显现。这里所指的冲突,是指在大都市区内,一方的决策和行动已经或者将要对另一方产生消极影响。这种冲突主要包括经济冲突、社会冲突和环境冲突三种类型(魏后凯,2007)。因而,区域之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发展区域竞合关系是次优选择和现实选择。袁志刚(2007)指出,“产业集聚是缘于非农产业的规模报酬递增地方化,如果缓解地区差距必须着眼于改变现有的产业集聚,而很可能会损害已有的空间效率。他也提出解决区域差距的出路,要将目前中西部地区的多数人口迁移到东部地区,形成三个世界特大型都市圈,充分发挥、挖掘东部地区已有的集聚效应。”详见《序》,载范剑勇:《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研究》,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总之,地方政府干预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为了促进区域自身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央政府需要从全国整体发展的全局角度来考虑其对各个区域的影响,制定可行政策,处理好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自然关系,促进产业集聚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融合。

四、社会再生产链条下的区域差异化发展

近年来,随着产业地方集中、区域竞争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无论是国际分工还是国内分工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逐渐由传统分工方式向新型分工方式转变。从分工发展过程来看,国内区域产业分工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产业间分工,它是指不同区域发展不同的产业,进行专业化生产,这是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产业分工方式。第二阶段是产业内分工,就是不同区域都在发展同一个产业,但其产品种类是不一样的,它是产品专业化。第三阶段是产业价值链分工。虽然很多地区都在生产同一产品,但是各个区域按照产业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工序甚至模块进行专业化分工。新型产业分工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趋势的理论概括,是相对于传统产业分工的概念,新型分工主要包括产业内分工和产业价值链分工。吴金明等(2005)指出:“从更高层次上说,现代区域或企业的竞争已经演绎为区域或企业所加入的产业链之间的竞争。”

然而,在城市群之间的经济竞争冲突一直较为突出的是各地均竞相发展同一产业甚至同一产品而出现产业结构雷同、各地工业园区纷纷上马和各种重复投资问题。这种情况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均较为常见,各城市甚至各工业区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等方面降低投资门槛(如环保政策)而展开激烈竞争,甚至互相挖墙脚。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在这里,产业结构主要指工业结构或者更小的制造业结构。工业结构高度化是指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内部结构变化的过程表现为由附加值低的结构向附加值较高的结构转换的趋势,参见林丽琼:《投资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呈现趋同可以看作是良性的区域产业竞争和冲突的结果,但是如果区域产业结构重现低水平的重复,必然造成资源浪费、污染加剧、消费市场恶性竞争、国内区域间产业链之间分工和合作断裂,以及无法与国外产业链高端对接。

显而易见的是,生产的发展和竞争的需要引发了分工,分工促进了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从区域分工来讲,产业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具有不同的区位特征,即研究开发阶段和销售服务较多集中在大城市中心,大量生产阶段多在大城市周边地区的分散区位。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群间竞争需要依据自身的实力和现有条件,选择合适的主导产业。Mori等(2002)指出:在给定产业最优设址的情况下,都市区数目和规模存在稳定的关系,产业设址行为具有很小的自由度,因此,大都市区城市之间的等级原则决定了产业分布格局,这样小城市吸引较低等级产业才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此外,区域专业化生产要以区域外的要素、商品和服务交换为目的,为了促进适度竞争和区域差异化发展,区域间必然需要进行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产业分工和协作。陈秀山等(2003)指出:“分工表现为各种社会劳动的划分及专门化。分工既包括部门间、企业间和企业内部分工,也包括把一定生产部门固定在一定地区的地域分工,即区域分工。”市场经济发展越成熟,需求导向的机制发挥作用就越充分。因此,区域要形成有竞争力的区位经济,需要促进区域内产业价值链分工。同时,必须进行区域协调、优势互补,适度发展区域间产业内分工和推动各区域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间分工。李廉水等(2007)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都在开展着不同规模和层次的区域分工与合作。很显然,本区域圈层必须立足于本圈层的区位比较优势,进一步以国内其他区域圈层和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以国际市场为导向,扩大本区域圈层产业的辐射力。此外,各区域应该发展本地化规模经济的产业,避免产业同质化、恶性竞争。从而,这就保障了各区域产业的竞争优势和资源有效配置,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蔡等(2002)指出:企业按照本地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技术选择的结果,就会形成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特点,构成国家整体的区域分工格局。此外,区域专业化有利于新知识的发现和传播,促进区域竞争力的提高。梁琦(2004)指出:“创新发明是大城市的现象,重大的创新发明一般都出现在大城市而不是小地方;大多数创新发明都发生在城市而不是城市之外的地方,而城市本身就是集聚的结果。”

由图4可知,围绕城市群Ⅰ圈层布局的本地化产业集聚A,由于规模经济和“国内市场”扩大效应,产品供应范围逐渐覆盖城市群Ⅱ。随着其进一步发展,又覆盖城市群Ⅲ。最后,产品供应覆盖国外城市群。

因此,围绕城市群的产业圈层结构实现了内部城市精细合理化的专业分工,使区域内各地区的区位优势重新组合和有效组织,发挥了各城市在区域圈层中的区位比较优势。同时,不同区域圈层之间选择各自比较优势的产业,降低了区域间产业结构“同化”的危机,又加强了和国内不同区域圈层经济结构的分工和协作。此外,各区域选择自身本地化规模经济的产业,不断促进产业上下游的配套性,科学分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从而使企业能较大幅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使产业集聚规模经济和产业竞争优势交互增强。最后,各区域要能够发展有品牌企业支撑的产业,进而形成产业区域品牌,不断提高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差异化发展各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吴金明等(2005)指出:“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龙头”企业之间的竞争、产业链(亦即产业的配套性,包含配套能力、配套水平质量等)之间的竞争、对产业链控制能力(控制产业链高端或关键环节、控制关键资源、控制关键技术)的竞争以及新产业区之间的竞争。”

总之,区域分工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且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在生产领域的集中反映,需要政府制度创新和区域合作。区域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促进了生产制度的创新,推动了交易制度的完善与规范,由此带来收益递增和社会变革,构成了区域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

五、政策建议

产业圈层布局和区域差异化发展可以实现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和发挥比较优势。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需要国家及地区间制度协调和制度环境一致化。因此,政策推动就成为产业圈层布局、区域经济差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策略。

中央政府的作用强度应根据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特点而有所不同,其作用主要有:(1)将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组织起来参与整体区域发展规划过程,发挥领导与促进作用,同时明确区域差异化发展的战略导向。(2)促进和支持区域合作,支持自下而上制订区域发展战略的方法,综合考虑社会、环境与经济问题,加强地区协调与合作。科学引导不同区域、各省市以区域核心城市或者省会城市为中心,其他不同等级城市为节点,培育区域内圈层经济结构。(3)在明确可信的未来规划与一系列国家目标的基础上,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前瞻性和发展性。

地方政府的作用主要有:(1)营造一个财政稳定的经济环境,选择好本区域内的主导产业,促进产业集聚和区域产业价值链的完善。(2)以区域内主导产业为主建立竞争优势,促进区域市场发育,繁荣区域经济,改善产业与地区的总体经济环境。实现圈层结构内城市之间合理清晰的产业定位和专业化分工,整合区域内资源,形成区域圈层经济的比较优势。(3)制定良好的地方教育政策,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应与经济发展相一致。城市圈内大中城市的普通高校教育、职业教育及成人教育资源丰富,办学条件较好,应责无旁贷地开展城市圈对接教育和培训。同时,要注意对城市圈的教学资源进行整合,以提高综合教学效率。要尽可能多地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以满足产业配套劳动力的要求。

然而,政府的作用还不仅仅如此,推动和提高区域的制度供给才是长远之计。制度是一个涵盖范围很广的范畴,不仅包括体制、政策和法规,还包括道德、伦理、观念和习惯等。由于区域道德、伦理和观念的差异,区域经济行为主体的制度创新能力也不同。经济增长是自然资源、劳动力、技术、资本和制度等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要素配置效率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制度又影响到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区域经济政策属于制度范畴。因此,政府应通过制度安排,改变各区域的要素供给,进而改变区域之间的要素配置和经济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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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arrying out Pattern of Industry Ring

and Differential Development of Regions

LI Jinghai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第4篇：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范文

关键词：多媒介革命;后现代;视觉消费;视觉餍足

中图分类号：J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2-0008-04

一、多媒介的时代

在信息科学领域，由于信息生产、处理和传播的发展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关系发生变革的现象被称为“信息革命”。一般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迄今一共发生过五次信息革命：第一次是语言的诞生，第二次是文字的创造，第三次是以造纸术为前提的印刷术的使用，第四次是以光电信号和无线电技术为基础的电报、电话、广播和电视的相继发明。最近的一次信息革命是上世纪下半叶计算机的发明以及计算机、互联网与数字通信技术的合流。作为媒介，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兼容了电影电视的视觉化特征，能够同时呈现不同介质的文本――声音、文字、图片及活动影像。不仅如此，第五次信息革命在信息的储存和传播速度上达到了质的飞跃，大部头的文学著作和一部电影上千米的胶片在小型数字移动存储盘的面前成为“沧海一粟”，比国家电视台的重大新闻更快的传播速度使得记录个人日常经历的照片和心情随笔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开放展示给受众。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多媒体数字技术并不是一次孤立的机械发明，而更像是一种外向型的“信息整合”和“媒介革命”时代的表征：数字化媒介通过信息技术将传统媒介中的一切传播文本转换成统一制式的二进制编码，以此完成对多种媒介和多元信息的“收编”。在社会话语层面，计算机、互联网和多种新生的媒介形式完全打破了地域、距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使人们能平等、快捷地接触到多样信息、思想和文化。

“多媒介”，是指计算机交互式综合处理多种媒介的信息，包括文本、图形影像和声音，多媒介首先是一种技术的指称，除了计算机，多媒介包括着多种新生的影像媒介，现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媒介进行简单介绍。与“电视”一样，“DV”也具有两种定义，一种是“数字视频”（Digital Video），指以数字信号而非胶片作为载体的活动影像，是一种文本介质;另一种是用来拍摄数字视频的“数码摄影机”，带有工具属性。1995年索尼公司推出第一台家用小型DV机，与传统摄像机相比，DV机具有高效能和低成本的优势。采用数字信号记录使影像的清晰度有所提升，且操作简便。作为影像文本的DV便于后期处理，可以直接生成数字视频文件或导入其他工具进行编辑和修改。“网络播客”是数字广播技术的一种，以互联网为信息存储和交换的场所，进行数字声讯节目的预定、下载和制作上传的媒介技术，用户可以将预定的节目下载到私人播放工具上收听，不用再按时按点地等候传统媒体节目的播出，用户还可以自己录制音频上传与其他用户分享。与之原理相似的，“网络博客”偏向于文字、图片和视频文件的上传与分享，“博客”之后的“微博”实际上是对前者的部分功能和窗口进行修改的产物――使主界面从私人界面转向体现交互性的公共界面，以时间轴为依据显示用户更新的信息，同时加入更多互动功能。这些改变突出了交流的即时性和快捷性，使“微博”及自媒体用户群迅速扩充。“手机电视”是利用流媒体智能手机观看电视节目的技术，手机网络与计算机网络的合并使手机兼具了播放网络视频的功能，通过手机应用程序（简称APP），手机电视与网络视频在同一播放程序内实现兼容。电子游戏又称“视频游戏”，电子游戏以数字虚拟影像为表现形式，用户在自然游戏行为过程中对计算机、手机或其他游戏终端进行操作，感受数字程序生成的影像对现实游戏情境的模拟。游戏过程中，游戏程序根据用户操作进行响应，使用户获得视觉反馈。电子游戏使人们拥有在轻松的游戏环境中即时“生成现实”的体验。

上述这些新生的影像媒介具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是实时性：新媒介使各种介质的文本都能够高速地生成和传播，胶片摄影需要文本生成过程，即放大洗印的过程，大部分电视节目存在录播的时间差，而新媒介的信息传播是即时的，文本生成的时候，其传播也完成了;第二是集成性：新媒介不再只具备单一功能，而能够融合多种文本的生成和传播。DV机可以同时进行画面拍摄和声音采集，网络“播客”能够同时进行上传、录制和下载，“微博”能够在文字信息的时候上传图片，并分享网络视频连接，而智能手机具备了上述所有功能;第三是交互性：人们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可以操作和改变信息，受众同时也是用户。电子游戏的玩家在观看游戏画面的时候也决定着画面的生成，“微博”用户可以第一时间对其进行反馈（评论、引用、分享等），“播客”用户可以控制声讯文件的播放时间、播放速度，更不用说手机本来就是一个通讯设备。

后现代社会文化中，艺术和商业、精英和大众、原型和复件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弥，多媒介的共同作用使这一历史进程能够顺利进行，具体到视觉文化的领域里，传统的概念受到质疑和颠覆，虚拟的影像包裹着大众，并逐渐替代原本的现实，数字技术取缔了影像生产的特权，也瓦解了影像本身的神话，不同影像媒介的边界不断模糊，形成了一种“泛影像”的传播。总的来说，在文化的后现代进程和商业化的浪潮中，多种影像媒介的产生改变了影像的生产和传播机制，也改变了影像的认识论，同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大众话语的转变，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多媒介革命”。

二、视觉文化与符号消费

在“多媒介革命”的后现代社会中，影像必然地成为主导的媒介形式，视觉媒介取代文字成为社会话语的 “元媒介”。把握事物的外形成为了解该事物的第一步，如果人们要理解一件商品，首先要接收的是该物品的图片;大众关注一则新闻，首先要看到该事件发生时“在场”的影像，或是事件亲历者的影像，起码也要看到照片，只有文字叙述或声音描绘的信息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可视性成为信息的一种评价标准。在多媒介对信息的立体传播中，影像媒介成为理解和评价其他媒介信息的“元语言”。

对视觉文化的考察要融入当代语境中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而“经济领域中发生的事件可以直接影响文化领域中发生的事件”[1]，鲍德里亚认为经济生产领域已经与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域融为一体，文化作为经济领域的表征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隐喻。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经济活动是消费，消费活动的空前发达是工业化、都市化和市场经济的结果，随着消费资源不断丰富，都市化进程加快，市民闲暇时间增多，工业化时代的生产型社会开始逐渐转变为消费型社会。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像后现代社会的转变。在消费社会中，社会活动倾向于围绕消费活动来组织，由此，社会关系逐渐脱离物质生产的关系，开始围绕着消费关系来构建。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开始更多的通过消费而不是生产活动来对自身和他人进行身份定位，消费行为和商品本身逐渐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商品成为表征身份的商品。消费社会为商品的主体化和符号化打下基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日常生活的“文化化”和“审美化”使人们越来越关注商品的外观，一系列的广告传媒和文化产品暗示出商品在构建“理想生活图景”方面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视觉消费和符号消费捆绑在一起，成为消费社会的主要文化特征。

理论家认为，消费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丹尼尔・贝尔将其解释为“一种永不满足，永无止境的欲求消费”[2]。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和流水线生产使得消费社会中的商品呈现一个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商品的分类十分详细，品类众多。过去满足特定需求的一种商品被细分为众多类别的商品，而每一个类别又“分化”为更多的亚类别，例如20世纪90年代走入中国普通家庭的个人电脑，已经“分化”为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和掌上电脑，笔记本电脑继续分化为重视便携性的“商务本”和重视用户影音体验的“游戏本”，“商务本”又再细分为“超薄本”、“超级本”、“二合一本”等众多类别;另一方面，同类商品的同质化情况越来越严重。在商品类别的细分之后，人们发现，同一种商品的性能已经没有太大的分别。相应地，人们在进行消费活动时发现自己面临的商品花样繁多，即使面对同一类商品也很难全部浏览一遍，但同时人们也发现，同类商品之间除了商标，在使用价值上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可供选择的余地已经很小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消费社会的大众开始趋向于单轴行为，即放弃选择，商品带给人们的视觉印象大于其使用价值评估。“这一切源于文化元语言的缺损，源于自我的选择和评价标准的丢失。这样，消费也在无选择中成为异化的意义活动。[3]”这一论述涉及到异化消费与后现代社会具有的复杂联系。

选择权的出让和商品的同质化使得商品必须借助影像媒介建立属于自己的视觉符号，通过广告、宣传画和网络视频等渠道，商品的外形得到全方位的展示。“在消费社会中，看的行为本身就构成了消费……消费社会中的几乎所有消费品和服务本身都必须在被看见和被展示的情况下才具有消费品的性质和吸引力。[4]”在这一语境下，消费社会中的影像媒介既具有第一性的特质（物质主体），也具有第二性的特质（消费对象）。

所以，通过影像媒介展现商品形象成为“符号消费”的核心构成。消费社会通过多种媒介给商品附上某种社会地位和文化品位的暗示，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受到媒体宣传的暗示，从而通过购买商品来建构和表达自己的身份，使自己认同并归属于某个社会阶层，并具备某种素质和品味。商品的消费变成一种符号消费。与之相似，“时尚”的概念就建立在符号消费的论域中：人们通过消费特定的商品表明自身与所认同的文化、社会阶层的一致性，同时与其他的阶层相区分，确认和展示自己的独特性。消费社会中，人们通过符号消费获得一种“群体成员感”。所以符号消费是一种“对欲望的欲望”。

消费社会中，商品的符号性具有决定消费活动的能量，举例说明：“新百伦（New Balance）”是一个美国运动鞋品牌，拥有百年历史。但该品牌很少邀请明星和公众人物进行广告宣传，也一直未能占据中国市场。2013年年底，韩国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通过网络渠道进入中国并获得巨大反响，剧中的男主角经常穿着“新百伦”的慢跑鞋出现在镜头中。依靠该剧的成功，短时间内，这一陌生的品牌迅速火爆内地市场并抢占到相当的市场份额。电视剧中的男主角面容俊秀，拥有巨额财产，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同时散发着“外星人”的神秘气质，人物形象与商品形象相结合，使该款慢跑鞋具备了丰富鲜明的符号特征，消费者通过购买该品牌的鞋来达到对剧中人物的认同与接近，将作为商品的鞋“内化”成为消费主体的身份表征。高昂的售价并未影响鞋的销量，因为“拥有财富”的意义融入了这款商品的符号特征中。

三、全媒体与幻觉文化

以文化研究的视角考察消费社会，后者的含义会远远超出“商品消费”的范畴。影像媒介传播的视觉形象同样可以成为消费的客体，这种通过“看”而不是“买”的消费是消费社会里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全媒体”成为这一文化现象的媒介基础。“全媒体”的概念建立在“多媒介”的基础之上，是数字化背景下多种媒介形态相融合的结果，既是多媒介的组织形式，也指代当下传媒领域的行业模式。“全媒体”是指媒介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采用多种媒体表现手段（文字、声音、图片、影像、界面等），通过融合不同媒介形态（报刊、广播、海报、电视、网站等），将信息同步传送给多样化的终端（手机、电脑、电视等），诉诸视、听、触觉等多种感官渠道，各种渠道无缝链接，使处在各种环境中的受众都能即时实现信息接收。“全媒介”是一个共时性的传播机制，通过媒介的融合解决受众分化带来的难题，实现了传播效率的最大化。在全媒体的技术保障下，视觉消费所需的影像资源高速堆积，使处在后现代社会的大众与现实世界相隔离，使“视觉中心”的社会文化进一步呈现出“幻觉”的特质。

1839年，法国画家保罗・德拉罗什在看到了当时新发明的“达盖尔”摄影术时，发出了一声感叹：“从今天起，油画死了”。尽管当时的摄影术远未发展成熟，但当时“观众还是很清楚，摄影能夺走油画的优点”[5]。这里所谓的优点并非是艺术的，而是工具的，摄影术替代了油画作为记录现实的必要手段――有了摄影机，人类在记录现实时不会再考虑绘画了，所以作为传播媒介的油画“死了”，社会文化进入到影像时代。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是讯息，因为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6]”随着媒介的革命性进步，人类的扩展方式由“外爆（explosion）”转变为“内爆（implosion）”，即从身体在空间内的延伸转向神经中枢借助媒介的延伸。在当下，全媒体的传播机制将人的神经中枢延伸到前所未有的领域，人们通过全媒体感受着周围的世界。鲍德里亚对“内爆”的理论进行扩展，在社会学意义上考察“内爆”的影响，认为“现代媒介所具有的虚拟化特质，很大程度上将人的感知能力局限在了对‘媒介真实’的感知层面上，人无法对世界的真实状况进行具体感知和准确判断”[7]，媒介营造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产生了意义的“内爆”。美国人沃尔特・李普曼也认为当今的人类不是生活在自然环境中，而是在由媒介符号构筑的“拟态环境”中。人们通过消费来构建自己的身份，同时也通过影像媒介感知周围的世界。在都市中，人们随处可见商场的巨幅广告、建筑物顶层的五彩霓虹，LED屏中滚动的影像好像在对自己深情诉说，电视里的风光纪录片好像把最美的自然景观带到自己的窗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令人眼花缭乱的同时，却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它们的作用似乎只有遮蔽而不是呈现现实的世界。

回到消费领域，后现代语境中的“肯定性”文化创造出一种新的现实：“在文化内部营造出一种表面的统一与表面的自由，而种种异见与反抗则在‘安抚’政策之下噤声。[8]”这一文化现象可以用来解读“全媒介”环境中无所不在的广告意识形态。当下的广告以诱导和赞美为主旨，通过对生活进行极端片面性的再现对商品赋予符号意义。在印刷机的时代，报刊上的广告采用十分简洁的文字表现着高度实用的信息，告诉读者“如果遇到某个问题，就去某个地方找某个人，他和他的商品能解决该问题”，这是印刷机时代广告的话语范式。而在当下的消费社会，广告一改严肃冷淡的语态，表现出无比温馨和软性的姿态，通过对商品符号化，暗示出商品的使用者而不是商品本身的品质。广告的目的不再是告诉观众某件商品具有某种价值，而是通过营造生活的“拟像”使观众觉得商品有价值。当下的广告极力营造一个心理暗示：“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快速解决的，它们的快速解决要借助工艺、技巧和化学。[9]”所以当下广告的话语范式通常是：人们必然遇到某个问题，然后商品在第一时间出现并快速解决了该问题，之后人们回到了愉快的生活状态中。现实生活被粗暴地拟合成“出现问题”和“愉快地解决所有问题”的重复循环，理性的思考和社会批判在广告之中难觅踪影。如同广告一样，在“全媒体”笼罩的社会中，影像逐渐失去了复制现实的功能，通过影像展示给大众的，不论是生活图景、社会场景还是自然风光，都只是与被表现的对象异化的“假像”，这些与所指相异的庞杂的能指，以幻觉为背景，见缝插针地向人们发出诚恳允诺。全媒体正在建立一种虚拟的神话，试图混淆人们对现实的感知：带有人机交互功能的游戏机能带给用户逼真的体验，拿着手把站在电视机前挥动手臂的人认为自己是在滑雪或打网球，已经忘记了这只是游戏，更难以达到健身与交流的目的;人们回到单身公寓时，虚拟管家表达问候，并打开电视机，这让用户感受到亲切的陪伴;购物网站的广告试图告诉人们只要在网站上通过图片选购商品，就能够改善人们的经济状况，使人们忽略了自己其实是在花钱而非省钱。一则购物网站的广告语将这种“幻觉文化”的许诺表现的淋漓尽致，这则广告语是：“在未来，所见即所得。”

四、“视觉餍足”与影像堆积

通过对视觉文化的历史和发展脉络进行系统地梳理能够看出，不论在哪个历史阶段，视觉文化始终是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历时地考察视觉文化对主体产生的作用可以发现，随着媒介视觉传播技术的快速进步和传播效率的持续提高，视觉感知的对象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视觉经验无限丰富，视野所及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辽阔领域。相应地，生活在高度视觉符号化的社会空间里，人们的视觉需求和视觉期待也不断增长，套用经济学的论点，随着边际效应的递减，视觉满足越来越难以获得，满足视觉期待变得更加困难。电影作为视觉艺术和视觉产品的“奇观化”趋势可以作为典型例证。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消解了传统视觉艺术“独一无二、此时此地”的“韵味”，给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震动，电影是这一转变最强大的落实者。电影的影像在传播过程中表现为“震惊”而非“静观”的视觉范式，“主体消失在对象世界之中，几乎容不得片刻的思考和反省”[10]。电影中的每一格画面都是“待完善”的――前一格画面的信息还没有被完全接收，就立即被后一格画面覆盖，所以观众的视觉体验中没有思考，只有震惊。确立这种观看模式的除了电影本身的机械原理，更重要的是影像内容的奇观化，奇观的创造不只是速度因素，还包括场景元素、动作元素和身体元素。电影尤其是当下的3D电影将触觉体验带入视觉传播过程，观众会因冲向银幕的火车、射向观众席的子弹下意识地躲闪，武打枪战的紧张节奏会使观众肌肉紧绷，身体的局部向观众传递着性暗示。现在的观众不是主动追求影像，而是处在影像的包裹中，观看过程中人的主体性被剥夺。视觉体验超越叙事逻辑成为电影的“主因”，影像以奇观的形式持续地刺激观众，直到后者的视觉接受神经不再敏感。1977年上映的好莱坞科幻电影《星球大战》在当年获得巨大成功，成为美国甚至全世界的流行文化现象，观众惊叹于影片中浩瀚的太空景象和扣人心弦的太空战斗场面。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泰坦尼克》（1997）和《黑客帝国》（1999）上映之后，很多观众再看《星球大战》时会感觉画面很“假”，因为电影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更加逼真的影像，使观众受到更震撼的刺激，原来的影片已经难以继续构成“奇观”化的观影体验了。同样的原因，在看到《变形金刚》（2007）和《阿凡达》（2010）后，之前的影片又成为“过时”的产品，“奇观”影像的不断堆积使得观众的视觉需求不断增高的同时，人们的视觉经验距离现实世界的“视觉自然”越来越远了。

除了电影，“多媒介革命”时代的其他媒介形式也在展现各种视觉奇观。明星是幻觉文化的集中具象，在高频次的重复出现于各种影像媒介时，明星们以生动可感的方式满足着大众对世俗生活的幻想，成为大众生活中“最熟悉的人”。但随着对大众“视觉餍足”的不断迎合，明星的“使用寿命”越来越短了，“过气的明星尚未最终凋谢时，新的明星已在传媒的‘制造’和‘包装’的过程中了。[11]”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一年的时间里，只在韩国国内“出道”的明星组合就超过了50个，这些组合均有多个成员，每个组合都曾在媒体上多次亮相，但其中绝大多数成为媒体过客，转瞬即逝。在视觉媒介成为文化主导的当下，大众的视觉需求不仅不会收敛，反而会在媒介的鼓动下无节制地增长，结果导致视觉材料的过度堆积。英国球员贝克汉姆曾将自己身体各部分的形象使用权出售给多家商业品牌作为其形象代言，韩国演员金秀贤在2013年凭借《来自星星的你》在中国赢得很高的知名度，他在2014年的60天内，连续成为16家中国品牌的形象代言人[12]。明星的形象在“全媒体”的推动下铺天盖地向大众袭来。

当下的媒介正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生成新的影像，覆盖旧的影像。苏珊・桑塔格认为，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下，“消费各式各样影像和产品的自由被等同于自由本身。把自由政治选择收窄为自由经济消费，就需要无限地生产和消费影像。[13]”在这种社会机制下，人作为主体与影像作为客体的传统范式已经动摇，大众生活在影像超载的重压之下，现实生活被媒介生产的过剩影像所左右，而影像通过质量的“改进”与数量的“增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威性――张贴画挡住墙壁，广告牌遮蔽天空，电视和电脑中多层重叠的画面成为通向外界的窗口，向人们展示“世界”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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