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理论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现代管理理论论文范文

（一）秦始皇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的突出特点是大一统与集权，最著名的代表者是秦始皇（公元前295———前210年）。这位中国的始皇帝13岁继承秦国王位，公元前221年并吞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帝国，一统天下。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为了巩固统一，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集权统治措施，包括：（1）政治集权。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政治上建立起了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国家管理方面，大权独揽，三皇五帝合而为一，自封“始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裁决。宏观管理方面，中央机构设立三公九卿，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共同对皇帝负责。地方管理方面，否定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各郡、县由朝廷任命长官。郡守掌管全部政务。（2）经济集权。秦始皇在经济上也主张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管理：首先，政府直接控制农业管理与赋税管理。值得注意的是秦朝的农业管理，不是只有“田令”和赋税，而且还对农田水利、山林保护、牛马饲养的具体管理用法律的形式作出详细规定，以保护皇族的权利。其次，实施高度统一的货币管理、计量管理和交通管理。统一币制。统一了度量衡，实行全国范围的车同轨，极大地便利了陆路交通。水路方面，修筑了灵渠，沟通了湘江与漓江。还在交通管理方面设置了很多制度，成为秦王朝统治庞大帝国的有效工具。（3）文化集权。统一文字；统制思想，焚书坑儒。秦始皇集权管理思想的影响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如废分封、立郡县，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在全国推行土地私有制，为治理庞大帝国创立一系列典章制度，以利于中央集权封建统一国家的巩固；另一方面，皇帝独裁、中央集权，压制学术，统制一律。客观而言，秦始皇统六国、筑长城、开灵渠、修坟墓（兵马俑坑）等一系列“大动作”，都蕴含着中国式的古代文化及其管理思想，一系列的宏大工程，在当时，如果没有严格、精细的集权式管理，实在难以完成。

（二）儒家的管理思想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代表为孔孟学说。儒家管理思想以“仁”为核心，特点在于关注人生与社会问题。孔子认为，“仁”是做人的核心，“礼”是行为的规范，两者不可分割“，克己复礼为仁“”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是关于人性学说的最早假设。儒家阐释的“民本论”，在内涵上与现在的人本管理异曲同工。儒家把人的因素看作是统治的首要因素，重视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拥护、支持和配合，如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即为至理名言。儒家遵循由管理自我到管理家庭、再到管理国家，继而到达“大同”社会的管理逻辑，要旨是：完善自我、信仰仁义、同情忠恕、追求至善，强调“修己安人”“举贤任能”及“任而能信”，提倡“中庸”为度。这些思想在现代管理中都有体现。孔子关于管理的“九字名句”：“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阐释了管理的要义和关键。“先有司”，即要有规则和表率；“赦小过”，即要把握宽严与平衡；“举贤才”，是讲用人，而且必须德才兼备。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中和”，即中庸、和谐的综合，这是管理的愿景，亦即管理的理想状态。

（三）道家的管理思想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同时产生、并行发展，代表人物是老子，其最高境界为“道”。“道法自然”是道家的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无为而治”，则是道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7]。这里的“道”，本意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既指宇宙力———万物根源，又指一般力———事物运动变化规律。“自然“”无为”，是“道”的基本内涵，“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善利力万物而不争”，“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道家认为“自然”居优先地位，世间万物都应契合于“道”，顺乎自然，循道而行，不妄为，不以主观意志强加于“道”。道家的“为”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无为而治”要求管理要顺乎事物的发展规律，“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效法“道”在化育万物中的作用：看似无为，实质上无所不为，亦即不是不为，不是不治，而是有为有治，有治有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治，有所不治；是不治不为，治而有为，有为必治，治而必为；也可以说是有为有治，为治一致。“无为”如同“治大国若烹小鲜”：一是，把握总体，积极而为，遵循规律，深入实际；二是，认真对待，保持适度，注重细节，追求适合。总之，以“无为”的理念达到“无不为”的效果。此外，道家还崇尚以弱胜强的管理策略。其中，以弱胜强的前提条件是“哀者胜”，以弱胜强的基础是“以正治国”，以弱胜强最终通过“后动制敌”来实现。

（四）法家的管理思想在中国，与儒家、道家思想并存的还有法家思想，代表人物商鞅、韩非子、吴起等。法家思想的基础是“崇法”，反对“人治主义”或贤能政治；反对主观的道德规范和空洞的忠心理念；在“人之初，性本恶”的人性论基础上提出“抱法出势则治”的核心思想，认为“好利恶害”“人之情世”，主张以功利、效果论善恶；只有通过刑赏之法劝禁臣民，才能达到“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的目的。韩非子还提出“法“”势“”术”三者并重的思想，认为“法”是制度安排，“势者，胜众之资也”，即现在的职位权利，“术”为监督、考核等种种办法。韩非子强调“势”与“术”的概念，拥有“势”的统治者还应把“法”和“术”很好地结合起来。“人之大屋，非法则术也”。在法、势、术三者中，法是中心，势与术是行使法的必要条件。可以看出，法家注重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在行使法时提倡“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守自然之道”“因道全法”的观点，要求讲规距、讲约束、讲程序、讲控制，强调要重视人，要遵循事物发展规律并且顺从人心。这些观点是符合现代管理的人本主义思想的。

（五）兵家的管理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兵家思想盛行，主要代表人物是孙子。《孙子兵法》是一部蕴含丰富管理思想的重要著作，共13篇，不足6000字，博大精深，言简意赅。开篇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概括了关系国家存亡的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与五件事相应提出“五德”，即“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用人要非常重视“适”“恩”“威”“恕”“严”等几方面结合。在《孙子兵法》中提出了很多后人耳熟能详的重要思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上兵伐谋”“以奇制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不厌诈“”制人而不制于人”等，都是现代管理的重要理念。应当承认，兵家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特别强调士气，重视激励的重要性。《孙子兵法》包含了大量的谋略和用人之道，可以说是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思想宝库。

（六）墨家的管理思想墨家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影响的古代思想流派之一，重要代表人物为墨子。墨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兼相爱，交相利”，认为“义”与“利”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用人主张“唯贤”，认为“为政之本”应当“不辨贫富、贵贱、亲疏，贤者举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同时，用人选才要注意：“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包括“德义”与“思虑”；“良剑期乎利，不期乎莫邪”“；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还提出，“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现在看来，这些仍然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

综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主要体现为：顺道、中和、重人、诚信、仁义、法治等方面，其基本内容又可以大致分为以宏观管理为主的治国学和以微观管理为主的治生学。前者是中国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及其制度在管理思想方面的反映，后者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与经济生活在管理方面的理论概括。中华文明与传统文化不仅哺育了中华民族，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蕴藏着不同于西方的管理思想，而且比外国管理思想毫不逊色。正确认识、承启与把握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于实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现代化，西方管理理论中国化，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具有重要的传承与借鉴意义。

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构架与不足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既不同于西方管理思想，也不同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生相伴，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有自己独特的构架。

（一）天时、地利、人和天和地，反映了管理的外部环境。孙子指出：“知天知地，胜乃无穷。”可见正确判断外部环境之重要。“天”主要指时势、世势，即客观世界发展的趋势，顺其势则昌，逆其势则亡。要因时立政，顺应时势。管子认为：“地者，政之本也，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调和，则政不可正也。”中国古代，农耕为业“，地”为命本，适合的土地制度是经济繁荣的基本前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天、地、人的关键。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荀子认为“：爱民而安，好士而容，两者无一焉而亡。”他将“人和”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爱民”；一是“好士”，即爱惜人才、尊重人才，重用人才。我们的祖先，将组织环境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视之为管理行为与活动的前提与基础。

（二）修身、齐家、治国管理者的素质与组织的兴衰关系甚大，中国古代“修齐治平”理论认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管理者具有必备的道德和知识素养，才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哀公问》中说“：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论语•为政》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都是从管理者示范作用的角度，论述其自身修养的重要性。管理者规避诱惑与邪恶，克服自身弱点，是成功的必由之路。“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君子谋道不谋富“”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管理者应有高尚的道德境界。人的因素与管理活动的关系在这里一清二楚。

（三）实事求是，先谋后事决策（配置）是管理者的首要任务，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的先哲们认为：“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凡事应谋划在先，才能成功，反之则败。“遇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也是这个意思。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讲的是战略决策、战术决策之区别，长期发展战略与近期计划的区别；“事无巨细，比陈于前。若网在纲，振之则举，驰则尽废。”说明决策者应抓主要矛盾，抓住关键，才能纲举目张，决策正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讲的是决策者必须考虑决策实施的手段、物质基础和政策制度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讲的是借鉴其他组织（国家、地区、单位）经验的重要性，这是正确决策赖以形成的外部因素“；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补牢，未为迟也。”讲的是决策者应注意决策实施的反馈信息，及时纠正错误，必要时甚至于重新决策。如此等等，在中国古籍中比比皆是，对于中国现代管理影响甚大，可谓精髓也。

（四）赏罚严明，德刑并用管理的方式方法等方面，我们的祖先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概括而言，即刚柔适合、德刑并用，宽猛相济、恩威并重。孔子把治国方略概括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另一句名言：“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提倡宽猛互补，相济有度，则管理有序，政治和谐。苏轼提出：“威与信并行，德与法相济”，主张领导者行政权威与取信于民并行，道德的教化功能与法律的规范功能相结合。成都武侯祠脍炙人口的名联：“能攻心，即反侧自消，自古之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人治蜀要三思。”上联强调“攻心为上”，不要盲目迷信强权和暴力；下联推崇“审时度势”，不要造成宽严悖误的被动局面[8]。柔与刚、宽与严、德与刑、软与硬，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两者结合适度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当时的内外环境。可见，古人认为“度势”与“辩证”是管理的硬件与逻辑。

（五）义利两全，富民强国中国传统文化大多主张重义轻利，也有利义并重者。《三国志•吴书•骆统传》中指出：“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高度概括了中国古代义利两全、民富国强的真谛。义利如何适度？苏轼主张“用于国有节，取于民有制”。王安石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主张开源节流，量入为出。民富国强靠的是人民“，失民而得财，明者不为”。总之，富民、强国的办法很多，没有既定模式，正如《盐铁论》中桑弘羊所说“：治家非一室，富国非一道。”审时度势，战略正确，是民富国强的前提，也是管理之核心所在。

（六）知人善任，德才兼备唐太宗李世民所言“为政之要，惟在使人”，指出了人才对管理的重要性。司马光强调：“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人才的基本标准在于德才兼备。如何用人，是管理的重大事项，中国古代很有智慧与方略。孔子说：“无求备于一人。”汉朝东方朔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用人是用其所长，因材施用，切记责备求全，正所谓：“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管子》中讲：“成器不可不用，不试不藏”，即不经过考核不加任用，不经试用不作为人才储备。考核的办法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诸葛亮有“七观法”“：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资之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义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魏征则提出了《六观法》：“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这些方法，至今仍有借鉴与现实意义。

（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组织理论方面也有许多精到内容。韩非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区分了决策层与执行层两个组织层次；管仲“威不两错，政不二门”，强调了统一指挥原则；李世民“理国守法，事须划一”的国家治理思想“；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指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公事不私议”，强调明确的议事规则；“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暗臣谀，危亡不远”，要求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不能偏听偏信，如此等等，内容丰富，颇有见地。

（八）齐心协力，上下同欲任何组织，都是人组成的。建立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形成什么样的组织风气，是关系到组织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周易•系辞下》说：“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即对领导者不谄媚，对下级要尊重，不轻侮。《庄子•山木》指出：“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强调清正廉洁的组织风气。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讲：“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即君子合群而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合群。组织内部的管理与团结至关重要。

（九）廉洁勤奋，始终如一为了提高组织的凝聚力，组织成员要“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管理者应率先垂范。建立在“上下同欲”价值观基础上的组织，其凝聚力是持久的，其战斗力是坚强的，正如《孙子兵法》中所认定的：“上下同欲者，胜。”成功的管理者一定要有德有信，以身作则，大智若愚，举重若轻。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得以稳定发展。但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又是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紧密相连的，与现代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及其现代管理理论相差甚远，其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重稳定，轻发展；重农本，轻工商；重感性，轻理性；重经验，轻科学；重和平，轻竞争；重考据，轻创新；重人情，轻交易；重人治，轻法治；重权术，轻管理；重集体，轻个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不足之处，恰好就是需要改造和创新之处，总体而言，就是要由传统的小生产式管理向社会化的大生产式管理转化，由家族式的经验管理向开放式的科学管理转化，由封闭的等级式管理向文明的人本式管理转化，否则，就没有中国管理实践与理论的现代化。

三、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意义

研究、整理、归纳、总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对于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革故鼎新、古为今用，创建新时期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谈到管理二重性的问题，一是组织生产力的自然属性，表现着管理的共性。二是组织关系的社会属性，表现为管理的个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追根溯源几乎都可以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宝库中直接或间接找到，反映了古今管理思想的共性问题；同样，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有些管理思想、方法今天就不一定可用了，这就是个性。用二重性理论认识与把握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关系，就能思路清晰，取舍客观，判断适当，评论准确。对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应该否定一切，而应采取历史的、辩证的、科学的、发展的态度，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具体考察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从而决定褒与贬、扬与弃。

（一）入世精神在关心社会、面对现实、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上，宗教文化的共同特点是消极出世，主张“天国”或“来世”。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国主导文化的儒家思想，不论是先秦的孔孟之道，还是两汉以后乃至程朱理学等，其主要的思想是积极入世的。其主旨都是经世致用、兴邦强国、教民化俗、修身养性，要求将内在的修养外化为积极的事功；尊崇自然与祖先的道家文化，看似玄虚奥妙，消极遁世，其实质却是注重积聚自身的力量，“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后争先”、以“不争”为“争”，“无为”而“无不为”；至于法家文化，德刑并用，厉行法制，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强调积极的治理社会，大胆地追求功利，具有更明显的现实精神。总之，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激励着历代中华儿女在艰难的环境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锤炼出自尊自强、艰苦奋斗、无所畏惧、拼搏向上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坚实基础。

（二）中庸之道中庸是儒家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观念。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何为中庸？汉朝郑玄认为“：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之道以“中和”为最高原则，讲求并把握“度”，反对过与不及，重视和谐，不走极端，是中国几千年来处理人际关系、民族关系、社会关系的传统理念，也是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文化支柱。中庸达“和”“，和”字，“口”边有“禾”，乃中庸之追求。如文臣武将关系的“将相和”，民族关系的“和亲”以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都是中庸“和为贵”原则的具体运用。再如，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皇家花园———“颐和园”的命名，无不与中华民族的“和”文化有关。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所要达成的配置状态与人文环境。

（三）伦理中心中国古代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是以伦理为中心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便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克己复礼为仁。“”礼”作为宗法等级制度，具有外加的强制性。“仁”则把“礼”的约束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具体为“五德”，即仁、义、礼、智、信。“忠”和“孝”是维护“礼”的重要道德标准，其特点是服从。这种伦理文化有其合理的一面，即重视维系人际关系的伦理纽带，有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伦理文化是社会管理的基础，伦理观念渗透到了社会关系的各个领域。这也是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独具特色的内容。如何科学传承传统文化的这部分遗产，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容推卸的历史任务。

（四）重义轻利重义轻利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进一步认为：“何必曰利。”董仲舒主张“：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持此种义利观，其积极意义在于：提倡在物质利益面前要“克己”“寡欲”“见利思义，义而后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鄙弃“嗟来之食”，不取“不义之财”。其消极的一面是：轻利、轻商。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与方面。

（五）重视名节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在传统文化中，民族、国家、尊严、荣辱、人格、信念、操守中重视名节，重视精神需要满足的特征凝铸为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视死如归的伟大爱国精神，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继承这种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义不容辞的责任。

（六）勤俭廉洁勤俭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所倡导。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勤俭为大德，奢侈为大恶，主张“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咏史》写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主张克勤克俭。同样，廉洁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深刻的内涵。明代无极县知县郭允礼书曰：“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因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对于廉洁与公正更应孜孜以求。

（七）任人唯贤中国古代的人事思想其核心内容是“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我国历史上存在着两种用人方略———“任人唯亲”和“任人唯贤”。[10]从总体看，大凡有成就的英明君主及其谋士，总是倡导“任人唯贤”。“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拔于卒伍”（韩非子），主张任用有实践经验和成绩突出的人才。诸葛亮则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为官设人者治，为人设官者乱”，“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管理方面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传统文化中的这些重要历史遗产。

（八）辩证思维朴素的辩证思维与方法，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有突出、上乘的体现，在整体观、发展观、转化观、辩证观等诸方面，都有成熟、精彩、典型阐释。如“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的辩证思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战而胜，是为上策”的战略思想；“以顺待逆，以逸待劳，以卑待骄，以静待噪”的策略思想；“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智慧与方法；“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人事哲学等谋略等，极为丰富地体现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中，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

第2篇：现代管理理论论文范文

摘要：由于生产方式的转变与高科校的发展，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已难以提供管理者所需的成本信息。这些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结合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衍生出一系列现代成本管理方法。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以及全球性竞争的加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企业为适应新经济环境主动改变传统的成本管理理念，积极采用现代成本管理方法，如作业成本法、及时生产系统、零存货、全面质量管理、价值链分析等。这些现代成本管理方法的出现不但具有其必然性，并且它们也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是具有紧密联系的有机统一体。

一、现代成本管理方法产生的必然性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的重要性逐渐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迅速发展的第三产业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这种影响随着旅游业、银行业、保险业以及电信业等市场的开放而扩大。相对传统的制造业来说，服务业的最终产品成本结构难以区分，传统的变动成本管理方法并不适用，因为这些产品不但产品本身难以确认，而且其产品中的混合成本也远大于易于区分的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同时，许多制造业由于从传统的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也面临众多的新成本问题，如；全面质量成本、顾客满意度等。因此，成本会计人员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寻求更恰当的成本管理方法，为管理提供与新经济环境相适应的成本信息。

在高科技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随着计算机数控机床和人工智能工具、电脑辅助设备等高科技成果在生产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企业的生产方式与产品成本管理方法已显示出许多根本性的变革。由于当前许多企业已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生产，直接人工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例由20世纪70年代的40％下降到80年代的20％、上世纪末的10％。目前，在有些高科技制造业中直接入工成本已降到5％以下。同时，间接制造成本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其成本构成内容也更复杂，这就要求成本会计人员必须更深入地了解间接制造成本产生的原因，即其成本动因，为管理提供适用的成本信息。

二、现代成本管理理念与方法

（一）价值链分析（TheValueChainAnalysis）

在现代成本管理方法体系中，价值链分析是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价值链是用来描述企业在研究、开发、设计、生产、销售产品过程中，其作业（Activities）与产品价值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

在产品价值形成过程中，企业必须严格区分价值增值作业（Value－addedactivities）与价值不增值作业（Nonvalue－addedactivities），应尽量减少价值不增值作业从而减少企业生产成本。例如：存货在企业生产活动中只起到有备无患的预防作用，它的存在并不能使企业产品价值增加，因此应尽量减少这种作业成本。半成品在企业生产部门的传送作业也不能使企业产品价值增加，应运用网络规划的科学方法合理布局企业的生产车间，来减少半成品传送作业使其传送成本最小化。

（二）零存货与及时生产（ZeroInventoryandJust－In－TimeProduction）

由于存货管理是价值不增值作业，所以目前许多企业追求零存货，但是，零存货给企业产品生产带来很大风险，一旦供货商违约延时供货或所供材料有质量问题，这时给企业带来的损失是不可忽视的。因此，零存货的前提是必须要有良好合作关系的供货商与客户。与此相关的就是及时生产方法，在这种生产理念的指导下，企业只有在接到订单时，才准时生产，并且生产线上的各种生产部件都在下一个生产步骤需要时生产。这种生产方法要求企业不但能及时、有序的获得各种订单并开发设计产品，同时也要求各种零部件具有高质量高水准、生产工人的技能熟练程度也要达到极高。因为一旦一个生产环节出错，整个生产过程都要停下来。因此，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企业还要具有快速、灵活的应变能力，一旦出现故障或产生废品要及时处理。

（三）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Costing）

作业成本法是以作业为管理基础，通过对作业成本动因的分析来计算产品生产成本，并为企业作业管理提供更相关、相对准确的成本信息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作业是企业为提供一定量的产品或劳务所消耗的原材料、技术、方法和环境等的集合体，它是与产成品的独特性无关的重复执行的标准化方法和技术。企业每完成一项作业都要消耗一定的资源，而作业的产出又形成一定的价值，转移到下一项作业，按此逐步转移，直到产品最终提供给企业外部的顾客。因此，企业的生产过程就是作业消耗资源和产品消耗作业的过程，同时又是价值的形成过程。然而并非所有的作业都是价值增加作业，作业成本法管理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的消除不增值作业，尽可能提高增值作业的运作效率，减少资源消耗，以至于最终减少成本。

运用作业成本管理的最大难度在于成本动因（costdriver）的分析。成本动因是产生成本、费用的各种因素。由于企业产品不同、生产方式各异，成本、费用耗用资源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所以其成本动因也各不相同，因而其作业也不存在统一的标准，只能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以结合企业生产过程准确区分成本动因是作业成本法的关键。

（四）全面质量管理（TotalQualityManagement）

全面质量管理被认为是上世纪末最重要的成本管理研究课题之一，它的核心是产品要全面满足顾客的需求。目前西方制造业一大管理理念就是“质量是免费的（Qualityisfree）”，也就是说高质量产品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获得的收益问题，因为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如返修、销售退回等，要付出额外成本、大幅度冲减收益。其内涵就是“为顾客提供质量上零缺陷的产品是企业责无旁贷的义务”。对待质量问题，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一定要结合企业的长期利益进行运用，追求质量上零缺陷的产品是企业不顾一切代价要达到的目标，因为劣质产品或不合格产品在目前买方市场条件下意味着企业要失去顾客、失去市场占有份额，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全面质量管理的起点是应顾客的需求而设计产品，其终点是保证这种产品令顾客满意。

质量是指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满意的程度。追求质量当然要付出成本的，质量成本一般包括预防成本、检验成本、内部缺陷成本和外部缺陷成本。它们是企业为确保产品达到规定的质量水平而付出的费用。世界上许多成功的大公司如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英国的英国通讯公司、日本的富士和丰田公司等都把全面质量管理作为他们90年代取得巨大成功的最主要因素。

（五）持续提高理论（Continuousimprovement）

持续提高理论的关键是寻找基准点（Benchmarking），所谓基准点就是本企业或外企业生产某种产品的成本最低点。这种理论要求企业生产产品时要以基准点为目标，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应坚信“以前能做到的现在也能做到，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同时，基准点并非固定不变的。它是逐步降低、永无止境的。由于企业寻找基准点要参照同行企业的产品成本。因此这种理论要求行业性的参与，它能使企业之间相互促进竞争、共同降低成本。日本的汽车制造行业曾因广泛采用这种成本管理理念而持续降低成本，最终取得巨大成功。

（六）约束理论（Theoryofconstraints）

根据约束理论，每个企业至少应有一个“瓶颈（bottleneck）”约束企业生产。因此，约束理论的第一步是要寻找企业的“瓶颈”。现代企业产品生产系统由于要经过多步工序，而每道工序的工人技能熟练程度和机器设备的配置并不完全一致，这就是导致了不同的工序有不同的生产能力。企业只需找到生产能力最小的工序（瓶颈），并想办法解决其矛盾来提高该工序的生产能力，就能最终提高整个企业的生产能力，从而能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企业坚持“约束理论”不断寻找企业的“瓶颈”并改进它，就能不断提高企业整体生产能力，降低生产成本，持续提高企业竞争力。

三、现代成本管理理念与方法的系统性分析

现代管理理念与方法由于产生于同一社会经济背景下，所以在本质上是有共性的。价值链分析与作业成本法的目标都是减少非增值作业来降低成本；零存货与及时生产系统也是为了减少非增值作业而存在的；全面质量管理的起点和终点都是顾客第一，而价值链的起点（研究与开发）和终点（产品对顾客的价值）也是坚持这种理念：“持续提高”与“约束理论”是贯穿于企业整个生产价值链的。因此来说，现代成本管理的本质核心是以最低成本提供令顾客满意的产品，并且这种体系是动态的，即企业要永远追求最低成本来满足顾客不断变化的需求。

由于各种现代成本管理方法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所以它们又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价值链分析与作业成本管理是现代成本管理方法体系的基础，全面质量管理是目标，及时生产与零存货是手段，约束理论与持续提高理论是贯穿企业价值链的基本理念，并与价值链一起存在于企业成本管理的各个环节中，实施现代成本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四、我国企业采用现代成本管理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产生于日本及欧美的现代成本管理理念与方法已逐渐被我国企业所采用，实践证明，我国企业在运用这些方法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以人为本。在现代成本管理这个系统工程中，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企业如何设计适当的激励制度以调动全体员工的能动性是管理者运用现代成本管理方法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无论如何完美无缺的管理方法，如果不能使员工自愿、积极主动参与，也只会适得其反。因此，现代成本管理方法一定要与“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思想相结合。

（二）注意全面性。成本管理活动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进行成本管理系统设计时，一定要注意全面性，要全员参加，落实到生产和管理的全过程，不能采取武断的命令下达式，特别是作业成本法制度设计，必须取得各级管理人员和基层车间工人的全力支持才能顺利进行。

第3篇：现代管理理论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企业，财务管理，理念

 

一、目标导向理念 有目标才有方向，财务管理目标是财务管理工作的总方向。现代企业应结合企业总目标制定财务管理目标，并根据财务部目前具体情况和财务管理目标，进一步制定出相应的长期与短期计划，如五年规划，年、季、月度计划等。长期规划如：按上市公司要求规范企业财务核算、财务流程、财务管理等各个方面，短期计划如：第一年强化内部控制制度的规范、执行与反馈，第三季度规范往来账的核算流程等，从而履行好企业财务管理决策、计划和控制的职能。只有坚持目标导向的管理理念才能确保“做正确的事”，在“企业价值(即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的引导下，实现财务管理效益最大化。

在管理中存在二八定律:80%的利润来自20%的关键业务，同样也适用于财务管理80%的效率提升可以来自20%的关键环节改进。在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要时刻用二八定律提醒自己，坚持聚焦财务管理目标的理念，用80%的精力去聚焦关注20%的关键因素。

二、人本化管理理念

在传统管理中，机器大生产是以机械为中心，企业管理以机械为主要对象，而工作人员被视为机械系统中的附属配件。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企业管理理念不断进步，管理的重心也从物转移到人. 在现代企业中，股东、经营者和债权人之间构成了企业最重要的财务关系，企业财务管理职能的实现得由人去完成，故在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非常重要。20世纪末，联合国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人类的最终目标，人是发展的动力和最终体验者，从而把人类发展提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地位。重视人的发展与管理，是现代管理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

财务管理需要兼具极强的专业性和极高的管理性于一体，每一项财务活动又都是由人操作或者按人的思维操作和管理的，其结果也是取决于人的知识智慧和努力程度，因此，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应贯彻“人本化管理观念”，协调以财务关系为表现的人的关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财务人员的整体素质，从而过到企业创利和个人发展的双赢局面。

三、与时俱进、持续创新思维的理念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全球信息化浪潮。近几年我们也切身感受到这种变化，2006年以来财务管理论文，企业会计准则、税法、公司法等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财务管理人员不能与时俱进，及时掌握新的会计方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就会被现代企业所淘汰怎么写论文。现代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有专家估计，人类可运用的知识有90%尚未创造出来，而今天的大学生到毕业时所学的知识就有60%～70%已经过时。可见，企业更需要的是创新型人才,如果一个企业及职工不能随着社会知识水平及结构的变化而相应地调整其知识结构，就会处于被动地位，就不能快速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从而也会进一步加大企业的风险。

四、价值最大化的理念 企业财务管理作为企业整体运作的一部分，企业的终极目标：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最终目标。财务部的所有工作均须围绕这一中心展开，为这一目标服务。无论是从财务管理日常工作的安排上，还是财务人员的配置上，财务管理人员都应先从自身部门做起，节省成本、创造利润。同时，财务决策方面更是要严格遵守价值最大化的理念，对风险和盈利能力进行最佳的平衡，在保证资金尽可能安全的前提下，选择最优的融资方案、最赚钱的投资方案、最佳的管理方案，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

五、独立思考的理念

我们在做财务管理决策时通常是在理论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但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这些理论原则，如风险―报酬权衡原则、资本市场有效原则会出现阶段性偏差。这提醒我们在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实践中不能完全奉行“拿来主义”，盲目照搬理论，而应坚持独立思考的理念，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正如美国“股神”巴菲特提出的巴菲特定律：在其他人都投资的地方去投资，你是不会发财的。这说明在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要善于走自己的路，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要迷信理论和经验，特色不特，优势无优。而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坚持独立思考的理念尤其重要。今日社会，各种信息铺天盖地，信息来源有时模糊难辨，真假程度甚至有时不能确定，如果不坚持独立思考的理念，就可能取用虚假错误信息，导致决策失误，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

参考文献：［1］（美）斯蒂芬.P.罗宾斯（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2］周桂云.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行政论坛,2001,(06)

［3］李道明.财务管理[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第4篇：现代管理理论论文范文

一

谁都不会否认，电影《英雄》创造了一个神话，它以中国投资最高的影片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同时，实现了打破票房最高记录的奇迹。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媒体对它都是赞赏有加，有评论称：《英雄》开创了中国国产大片的先河，而其中的视觉、音响效果，无疑代表了当前中国电影技术的最高水平，因此它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照例说，看到这一切，我们应该为它的成功欢呼雀跃，可是同时让人感到迷惑的是，在众多媒体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多完全相反的评议，而且这些批评愈发严厉而近乎尖刻。于是《英雄》在2002到2003年，甚至在今后更长的时间内都会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观众及评论家对《英雄》的看法大致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旗帜鲜明，非好即坏，从影片开始拍摄起，这样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可以设想，假如让时光倒回20年，这样的现象还会有吗?

从表面上看，对《英雄》的不同看法，来源于不同的思考能力、感知状态以及教育、经历和理解力的巨大差异，实际上，其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时代变迁所产生的思想意识和审美价值的变化。从这两个方面分析，赞同者认为：一部商业电影能够“固守中国传统美学”，并且能在这样一部以娱乐为目的的商业性艺术品中掺进“和平”的主旋律，体现了主创人员对思想意识的重视程度，决非一般的电影能相比，是中国传统与现代科技文化结合的一次勇敢的尝试。反对者认为：这种“和平”的主旋律是虚弱的，既不符合现代思想逻辑，也不符合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而这种尝试完全是媚俗的，是一种在高科技与古代文化包装下的纯商业作品，不具有任何独立的艺术价值。论争的主要焦点在于：影片宣扬的艺术理念是否符合现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和新的审美价值观念，或它是否适应时代的文化审美需求，它是否替人们传达了当代的时代精神需求和充分反映了这个时代人的社会文化境况。可以说，这些论争所体现出来的不仅是关于不同时代价值模式的矛盾，而且也是关于不同审美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冲突。

以高科技和信息媒介为主要特征的当代社会发生了许多令人深思的变化。计算机、媒体、高科技、新知识的新形式同社会经济系统的转变一起促成了后现代社会的形成，也导致了文化破碎、时空概念分裂及新的主体体验和新的文化模式的形成。这个时代充满了不确定性，预示了整个社会阶段的转型，产生了一种所谓的“后现代社会”。

从20世纪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开始由欧美向亚洲地区“散播”。与此同时，中国在这20年间，通过不断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文化成果，历经各种思潮所引起的文化精神的巨变，走过了西方社会200多年来文化思想发展的各个时期。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的、现代的文化碰撞、融合，使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的发展，超越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的发展，成为了客观而现实的存在。作为一种风靡全球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在使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和困境大暴露的同时，又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一场“后现代转折”。这种颠覆性的逆转和标新立异，已远远超出艺术领域和文学领域，而深达哲学、科学、心理学、宗教、法学、教育学领域。也就是说，后现代精神是一种泛文化精神，其领域遍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而每一部处于这个时代的作品，都会不知不觉地汇入时代的思想潮流中。

詹姆逊在《文化转向》一书中，对后现代的特征作了新的阐发：后现代文化，特别是当今的大众文化与市场体系和商品形式的同谋关系，后现代的美不再处于自律状态，而是和满足，是沉浸在灯红酒绿的文化消费和放纵。同时他特别谈到了后现代性中形象取代语言的问题，他认为：文化领域中后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形象生产。随着电子媒介和机械复制的急剧增长，视像文化已成为公共领域的基本存在形态。形象这种文化生产“不再局限于它早期的、传统的或实验性的形式，而且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在购物、在职业工作，在各种休闲的电视节目形式里，在为市场生产和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中，甚至在每天生活中最隐秘的皱折和角落溜被消费，通过这些途径，文化逐渐与市场社会相联。”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一个新的文化革命进程。这一阶段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和概念来表述，同时它置疑和颠覆着现代社会所制造出的一系列规范、制约性制度以及使其地位合法化欺骗性的话语，这在美学和文化理论领域中，后现代话语也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世人的注意。现代主义可以用来描写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运动(如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超验主义、表现主义等)，而后现代主义可以表示那些继现代主义之后出现，并与其分道扬镳的不同的审美形式和认知行为，它很快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怀疑精神和反文化姿态，以及对传统的决绝态度和价值消解的策略，使得它成为一种“极端”的理论。从文化特征来说，后现代主义具有不确定性、零乱性、非原则性、无我性、无深度性、卑琐性、不可表现性，种类混杂，但都具有反讽、狂欢、内在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具有的商业性、消费性、通俗性、媚俗性、颠覆性、去中心、图像性、感官性。这些都是过去的现实主义等所不具备的，而在这样的后现代语境中产生的电影《英雄》，自然也很难跳出它所处的时代去实现它的艺术追求。

虽然电影《英雄》已经具备了这种以视像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消费品的特征，但是它与如今许多文化商品的不同点就在于它们所具有的思想内核上。贯穿《英雄》中的还是传统或现代文化产品中的理性基础，但在现实中，却是非理性的成分在当代观念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并通过文化消费过程显现出来。同时《英雄》却又以它商业化、视像化、复制化的后现代表征向时下的文化潮流靠拢，因此也注定了它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徘徊的命运。1961年出版的《西方思想变革》一书中，史密斯(HastonSmith)指出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变化对当代科学、神学、艺术都有很深刻的影响。在他看来，20世纪西方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观念正在向后现代观念转变，即对现实的看法由理性向非理性转变。后现代主义不同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所崇尚的纯洁性、个性和严肃，后现代艺术注重的是审美形式的多元性、通俗性、游戏性。因为“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的表征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不对既定制度发出赞叹，不对已有成规加以沿袭，不事迎奉，专事反叛；睥睨一切，蔑视限制，冲破旧范式，不断创新。”[1](p.374)所以“我们取消了文化，消解了知识的精神性，消解了权利语言、欲望语言和欺诈语言的结构。”[2](p.170)后现代主义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实现着对时代精神内在的改造。

由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摆在《英雄》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向后现代思想范畴靠拢的愿望和努力，重返传统情感与现性建构的话语空间，展开对现实和历史的充分关照；要么放弃传统思想、现性，实现后现代的文化游戏，融入到后现代精神的艺术体系之中。否则，持传统、现代美学思想的人会觉得它过于花哨，不符合统一、和谐的美学体验；持后现代观念的人，会认为插入文本的主旋律是僵硬而可笑的，这实在是难以两全其美的选择。

二

《英雄》，想通过一个神话般的古代故事，阐述一种经过现代包装的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观念，然后期望在后现代思想滥觞中的观众能接受这样的观点，纯属一厢情愿，谈何容易?因为社会的文化现状是“后现代主义以反现代主义形式和价值为其特征，背叛、遗弃了大量保存于传统文化中的希望、价值和真理。社会的巨变使得植根于前技术社会的道德伦理、审美意识、语言逻辑、价值特征纷纷归于无效，失去其合法性根基和同社会对立的异己与超越能力。”(哈贝巴斯语)所以人们急于建立的是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和文化秩序，而不仅仅满足于对过去认识价值、思想情感的现代表述。后现代文化思想始终聚焦人类主体性构成因素的非理性在历史延续过程中的命运，透视文化体系中排挤和压制主体的本质特征。它关注的是如何跨越观念的束缚，畅快表达作为社会个体人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生活体验；它的“娱乐化”倾向，决定了这是一种在人的日常心理和行为层面上对于责任、义务等精神内在构造的彻底拒绝，一种直观感受的轻盈松弛，这不能说不和传统的文化思想有着巨大的反差。

中国的传统审美文化注重的是作品的教化性，“中国古代美学强调审美文化的他律性是主导倾向……这种强调他律性的思想，在中国艺术史和美学史上影响深远，以至于常常出现把艺术当作道德教化的工具这种偏向”。[3](P250)随着后现代文化思想的发展，现今人们的意识中已经普遍存在对现实作品的怀疑、批判，倾向于生活与思想的世俗化，人们更关注的是自身物质生活与个人的精神体验，而不仅仅拘泥于某些抽象、空洞的理论和信念，假如这种种理念拿不出让人信服的证据，只会受到大众的怀疑甚至摈弃。但是同时，他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并没有停留在某一阶段，而是深入到更宽、更广的领域，也就是说，比过去更加关注个人的生活体验，但又并不满足于完全沉溺在感官享受中，他们的精神追求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知识的积累达到了更高的境界，这就是为什么《英雄》有如此多的美轮美奂的场景，仍不能满足大多数观众的需求的原因。

记者采访张艺谋时，他曾说：“按照我们以往拍文艺片的习惯吧，都喜欢找一个文以载道的大主题，于是就找了这么一个说法，实际上完全没必要重视这个，你们也不要用一个好像多么大的标题来定位，这只是一部电影。”[4](p.19、20)如此看来，张艺谋对自己填塞进《英雄》里的大道理也缺乏足够的自信，否则他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然而在影片中，他既没有实践文以载道的文艺传统，又不愿意只是表现一个关于复仇的陈旧(或曰俗)的商业化的主题，但是他确实没有能够讲出一个足够让人心悦诚服的道理，起码他无法对残剑的突然醒悟做出任何可以让观众心领神会的艺术表达或说明，可以说《英雄》在消费者(观众)的定位上并不成功。如果像他所说的“电影只是一种暗示或者符号”那样，我想至少今天中国大部分观众的审美水平和他所要表达的艺术高度并不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或者说他和现在的审美价值取向是有抵触的。这一点，作为引领电影潮流的导演未必不懂?只有一个解释，也就是他在记者采访中所说的：“这部电影我觉得我是吸引外国人来看的。”[4](P19)可是他又忽略了一个现实情况，对于还只能体会概念化中国的外国人来讲，要领悟这么高深的中国传统思想确实还很有难度。就这一点讲，如果将《英雄》作为一部面向国外的影片，要想取得很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也是有限的。有人说他的这部影片把中国人的水平看低了，把外国人的水平看高了，其实指的就是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状况。

尽管《英雄》在无意中做着融传统文化、现念于后现代形式中，从而靠近后现代文化形态的不断尝试，但是由于这种仍然保守文艺传统的对所谓高尚主题为主体的精神内核的关注，却使它备受后现代思潮中的观众的冷落与嘲讽或是不解。因为从现代主义观点来看，即使将它作为娱乐片，他们也决不仅仅满足于视觉、听觉的享受，他们更关注故事情节的完整(并不一定要完美)、人物性格塑造的深度、情感的自然(而非生硬)流露，这也是《英雄》所不能达到的与观众审美、思想意识需求同步的深度与广度之处。观众要看到的是更多的艺术张力，而它却是虚弱而不能满足观众需求的，而且其形式对主题思想的稳定性、突出性的干扰破坏，在他们看来是无法容忍的，所以他们对作品的不解也就是必然的了。同时对于持后现代主义观点的观众来说，虽然《英雄》具有一个类似后现代主义的外壳——内容的不确定性(后现代性的根本特征)、结构的破碎(整体的消解性)、感官性(后现代的审美特性)，但是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这些后现代的表征与影片的内涵是否保持着有价值的联系，而特别让人感到不满的是，影片对所谓思想性(和平)的硬性嵌入，破坏了纯娱乐性的可能和愉悦的完整，并且这种主题妨碍了对艺术作品的平民化和游戏化的转变过程，因此受到他们的冷落和嘲讽也是可以想象的了。

《英雄》的制作者所做的种种努力，还是演变成只是为了让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观众承认他们的作品(商品)，从而获得商业和艺术上的价值。此时，艺术的地位似乎已在无意间滑落，沦为商业性的附庸，这也是一部分人对张艺谋的大道理嗤之以鼻的重要原因。影片的宣传炒作似乎在暗示人们这部电影完全是出于商业目的，而这种具有功利性的商品，一旦标榜自己具有教育及道德功能时，它就难免遭到置疑甚至责难，因为从中国目前大众的接受心理来说，教化与功利在思想意识层面和社会功能方面是截然相反的两个矛盾体。与他过去的电影相比，《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后来的《一个都不能少》，都旨在通过平凡的人物、平实的语言、平淡的现实状况，揭示、烘托人性的本质——人性的闪光点或是人性的丑陋。“喻大于小”是他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段，而在这部电影里，我们看到的是神话般的人物、夸张的历史和半文半白的语言，那充塞大脑的影音讯息和显得有点勉强、难以自圆其说的主题内涵，反而使人物的本质——人性的表达被空前削弱。这种风格的突变，对于一位有着20年从影经历、有着丰富经验和相对固定艺术风格的导演来说，是要冒一定危险的。且不说观众能不能在短时间适应这种变化，就是这种“转型”也很容易成为东施效颦、不伦不类的跟风之作。从事实上讲，张艺谋确实也有想把《英雄》与《卧虎藏龙》相比较的意图，而且他也注意到与之区别的重要性。就这部电影的立意看，似乎影片有了更不同、更深刻的内涵，但实际上，由于主题的概念化，却让观众难以感受到它的独特性，导演想突出的“思想性”也因为叙述的苍白和艺术表现的不完整而陷入空洞的说教。毕竟电影不仅要以美学为基础，更应该在其中贯穿以独立的精神和对人性的关注，这是人的基本需求，也是当今社会审美价值的取向所在。尽管由于社会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转变加剧，造成大众审美和观念层次的多极分化，但是作品内在思想的完整性、情感表达的真实性和艺术表达的逻辑性，却是任何时代受众不变的审美追求。也就是说，艺术作品的内容可以编造，但它始终是人类真实情感表达的载体，它所贯穿其中的情感一定必须是真实可信的，而不是突兀虚假、无根可寻、无发展演变过程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对人性的真切关注，没有对自由思想的自在表述，只能是技术而不能成为艺术，只能是摄影而不是电影。无论他怎样地努力营造，一旦精湛的技术或是美丽的风景只是作为夸耀的装饰，那还不如一部风景片或是电玩游戏来得纯粹。须知形式的完美是掩盖不住理念的空泛牵强的。电影虽然不是为思想情感而生的，但是没有思想和情感作为灵魂，电影就成为虚幻之影，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同时，如果一部电影的情节缺乏张力，其出色的画质和音乐的想象空间也会受到限制，因为所有的音响画面必须依附在情节的主线上，才能发挥出它们应有的娱乐效果。

张艺谋在《缘起》中表示：这部电影决不是打打杀杀的简单娱乐，而是为了传达一种“和平”的概念。可以看出，自始至终《英雄》的主创人员都处在一种左右矛盾的境况之中。一方面，他们仍希望自己的这部作品和过去的作品一样，执著于某种高尚的、被艺术化的境界，而不愿被视为哗众取宠之作——我们似乎可以将这种概念理解为是传统主旋律文艺规律在后现代语境对正统消解的现状下，被弱化和异化后的体现；另一方面，他们也明显感觉到在如今这样被后现代思想浸染的年代，这种高尚的境界越来越被漠视，为摆脱窘境，他也只好搬出这样的话语来搪塞。

众所周知，凡是要想建立自己的新观点、新理论，必须先用事实、用历史，用合乎自然情感、逻辑规律的发展过程来说话，才能言之有理，让观众信服。但是《英雄》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它在提出“和平”主题的过程中，没有做好足够的铺垫，或者说，很难将自己彻底说服，总让人感到突兀、不自然。虽然张艺谋一再申明，不愿将这部电影与任何社会意识形态的东西扯上关系，而只是在用“概念”说话，也就是说，电影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都不是创作者故意要表现的。他在《缘起》中说过：“我们是拿概念讲故事”，这种“讲故事”决不是导演的自说自话，而是与观众的对话。在对话中交流的必定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同时他所说的“概念”也是属于意识形态中的“概念”，所以这种“概念”是不可能摆脱意识形态控制的，并且这种思想意识是社会通过教化深深植根于创作者头脑中，继而通过作品表现出来的。可以说，艺术作品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电影也毫不例外的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三

电影作为现代工业、现代市场体系的一部分，是独立的艺术形式，创作电影不能脱离文本基础，电影批评也同样离不开文本。如果一味地将电影拔高为脱离文本的纯粹艺术，是不符合艺术规律和现实需要的；一味将电影世俗化，只会泯灭电影独特的、自在的艺术价值，使它失去生存的活力。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影响审美文化的这些因素往往并不是孤立地起作用，而是各种因素交互渗透，形成一种总的文化氛围或背景而产生影响。”[3](P256)“这些因素”指的是经济、政治、哲学、道德、科技等社会和思想意识因素。这说明一部作品决不是孤立的，它是社会环境、思想环境的产物，也是社会体系和思想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张艺谋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因此他想通过后现代表现手法但又是在脱离后现代精神环境的情况下来彰显传统理念和现想就变得不切实际了。

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后现代时期文艺思想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已经有别于传统和现代的精英思想。作为主体的作者(作家或艺术家)已不再是非凡的“创造者”，他同生活中的平凡人一样，充满数不清的困惑和对困惑难以言传的无所适从；他已不再担负揭示历史必然性的使命，而只是将人生的悲剧、生命的偶然性的一角掀起，向人们(包括他自己)展示人存在的处境而已。“后现代的作家是个人生的旅行者，一个明白他或她自己的文化组成角色的男人或女人，而且总是这样去扮演自己的角色。这样一位作家的创造性或破坏，带有开拓和探寻不确定性的印痕。”[5](p.244)现在的作者已经卸下了“天才”的桂冠，不再是超越凡人之上的叙说着“远景”的“诗人”，作者的权威消泯在日趋平凡琐屑的文本之中。这样，后现代时期的作者完成了从“诗人”向“创作者”的转化，他不再是一个超越历史的人，而是身处历史偶然性机遇中的人物。他以写作与他那个时代的人对话，他不管说什么，都必得为其历史景况所决定、所制约，并毫不例外地打上时代文化的烙印。这是后现代时期文艺本体的不幸，也是它的万幸。因为，它在失去神性和灵气的同时，获得了现世普通人的平凡性和现实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雄》的创作仍然被传统及现代的文艺思想意识所制约，总是努力以全知的视角观看社会和历史，并以真理见证者的身份和为大众寻求归宿的使命感作为策动，这就使得它脱离于后现代时期的文化思想，从客观上阻断了与后现代时期受众的心理沟通的可能。由于传统文艺观念的桎梏，注定了《英雄》所构筑的后现代神话，只能在对传统的犹豫妥协和对现世的迎合退让中艰难前行。

在评价一部电影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无数人智慧的凝结，也是很多人风格的综合。《英雄》汇集了众多优秀的电影人，无论是武术指导程晓东、配乐谭盾，还是服装、人物设计和田惠美，都是电影界中的精英。《英雄》无论在画面、造型、音乐、动作方面都多多少少地融入了制作人员各自的风格，只不过根据导演的要求稍有变化，而深藏其中的精髓却是不变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英雄》就是这样一部外表华丽前卫，而内在却是桎梏于传统的电影。由于他们生活的环境决定了他们思想上的局限，因而虽然从表面上看，电影的想象力很丰富，但其精神内核却是束手束脚的，缺乏舒展和随意，所以它的艺术表达也受到了相应的限制。

伊哈布·哈桑在《后现代转折》中提出，不能在本质上将后现代主义看成仅仅是反形式的、无秩序的、反创造的。因为后现代除了具有一股解构、解创作的疯狂自我消解意欲力以外，它还包含着去发现“总体感性”(桑塔格语)的要求，去“跨越边界、填平沟壑”(费德勒语)的要求，去获得对话的内在性、扩展强有力的理性仲裁和达到“心灵新知直观”的要求。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及现代的消解具有指向不明的特点，但是它却是在有意识地打破规范和秩序。它的所有反叛与颠覆更是为了突破禁忌、摒弃权威，达到全面沟通、多元化，进而实现意识重组，重建理论规范和文化体系的夙愿。呈现在艺术作品上，后现代主义尝试着“把本真的个体带出那集体的讲话意识，带出那已渐次丧失生命力的被整体世界归化了的、科学指向的和组织化的沆瀣氛围之中”。[6](p.158)从这点上讲，《英雄》呈现给我们的是让人不能满意的无意识的碎片的组合，它并没有从意识上对过去的审美价值和艺术规范有所突破，也没有看到重建意识与认知的企图，而只是经由模仿后现代的形式，进行的无意识的文化碎片游戏。

从《英雄》的文本看，在观众和评论者始终关注的诸如完美的细节是否与影片的整体协调，是否与整部影片的风格统一等问题中，我们发现由于它用一种空洞的形式来表达一个抽象的主题，所以不可避免地是苍白无力，并且“从‘实’的角度看，它过于‘虚’；从‘虚’的角度看，它又显得有点‘实’。”

《英雄》在细节处理上，许多煽情的细节还未充分展开就被阻断。比如在全片英雄故事中最打动观众的飞雪与残剑之间的两段情节，当观众的情绪随着飞雪的悲情倾泄而迸发之时，却被告之这些不过是无名的谎言或是秦王的臆断，瞬间电影所构筑的动人因素之一的真挚丰沛的情感就被立即消解掉了。从观众的接受心理来讲，这样的转换不是很能让人接受的，同时，为了赢得更多的观众，主创人员尽量用极其肤浅的形式表达多少有点严肃的主题(比如“天下”)，不免产生滑稽的效果，这就与主题期望的效果形成了冲突。于是欣赏艺术的人没有在里面找到艺术的和谐，追求娱乐的人又觉得“娱乐得不够”。很多人之所以看第二遍，除了留恋其中的画面或音乐特技外，更多的是为了在其中找到完成自己的“期待模式”——观众往往通过画面、音乐等感受影片的艺术内涵和意图，从记忆中搜索、拼凑相关的观影经验，以形成对某种艺术模式的期待。如果作品发展形式按照他们的期待开始、进行、结束，他们就会认同作品及其艺术内涵(即附带的文化意识产物)。《英雄》的画面、音乐等都在营造出诗化的意境，暗示作品蕴涵的是一种内敛含蓄的中国式的传统诗意，但是很多细节却在打破这种诗意的建造，特别是一些情节或是对话的设计(不过这些可能都是出于市场方面的考虑)，而这种打破如果是有意的，也许大家能够接受，但我们感到的却不是有计划的刻意颠覆，这就加深了因系统完整的艺术体验被阻断而引起的焦灼、烦躁甚至是厌恶的情绪。也许我们也可以将这种不符合传统体验的探索称为“创新”，但是除非这种“创新”能与其他因素重新融合为一种符合艺术逻辑的整体，否则就会显得突兀，破坏了艺术的整体性和协调性，造成受众对其欣赏价值的置疑，这就提示我们：不应该忽略艺术的整体性原则。电影和其他艺术作品一样，创作者应该首先将它看作一种内在协调的系统，将影片的节奏作为这个生命体的律动，而这个生命体的躯干就是情节，灵魂就是贯穿其中的思想精神。任何能被观众接受并记住的电影，决不仅仅只是因为具有华丽的外壳，更重要的是在它独特的躯干中蕴涵着独立、自在的精神。

四

一部作品是经典还是精品，就在于它是为达到某种利益目的而作，还是作者倾其所有心力与情感将自己溶入其中。电影《英雄》做不到经典或精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目的性太强，从开拍之初，它就将自己定位在“向《卧虎藏龙》挑战的角色地位上”——可以说，这种利导性的目的本身就局限了影片的扩展空间。过多的期待和在商业与艺术之间的顾盼所造成的虚浮、焦虑，使得创作者无法在创作中充分施展酣畅的艺术表达，窒息了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并且《英雄》对于这样精心安排的不断变换的过程的关注神态，也最终被因步步靠近预测好的商业性目的而表现出的暗自窃喜所遮蔽。

张艺谋是一位对当今电影风潮、艺术流向都非常敏感的具有强烈感受力的导演。当阿巴斯为首的伊朗导演在全球掀起“真诚电影”高潮的时候，他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类型片所拥有的巨大潜在的观众群，于是《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相继出现，应和了这股“真诚电影”的朴素之风。他的感觉没有错，从这两部影片的获奖情况和评价来看，他得到了相当丰厚的回报。如今在李安的《卧虎藏龙》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的情况下，如果张艺谋能继续将这种类型片演绎下去，必然是具有商业和声誉价值的明智之举。

虽然张艺谋的《英雄》在表面上是符合现代审美表达的：具有直观性、娱乐性，但其精神内核——审美价值上却同现代审美观念(现代文艺精神)有着天壤之别，表现在尽管他也尽力使电影成为一种生活和娱乐方式，可是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美学审美文化他律性的主导作用，即把文艺作品作为一种有潜在或是明显教化目的的工具，而缺乏对后现代美学审美文化主旨的把握，即用对自由、对人性的诚挚去反叛、怀疑、颠覆、质问社会和历史，以达到反思生活、反思人性、反思历史的目的。而后现代思想中的自由精神已经给每个具有后现代意识的人注入了抗拒说教与置疑传统的精神品格，于是他满怀憧憬的“大一统”、“和平”、“放弃”的境界，遭到如今受众(特别是青年)的置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自由的形式”和“自在的精神”是后现代时期的基本艺术追求，《英雄》在实践中实现了“自由的形式”，但是由于创作者的种种思想限制，而放弃了对“自在的精神”的进一步探求，因此决定了它不可能被大多数后现代时期的观众所接受。

应该说，导演张艺谋是真诚的、勤勉的。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部影片中感觉到他在固守自己的艺术理念的同时，努力揣摩时下的流行风潮；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他在商业和成就上的野心，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市场经济压力下的无奈，除了可以用票房说话外，他似乎也无更多的信心坚守自己的电影艺术追求了，而这些都可以从他不断矛盾的话语中体会到。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把《英雄》看作传统或现代主流文化意识、审美价值，在后现代语境及后现代社会形态下的冲突、挣扎与融合。它的形式体现了传统审美融合于后现代意识中的努力与渴望，而它的内涵则体现了对旧有传统意识的固守，虽然种种细节设置和宏观意识上的瑕疵影响了《英雄》成为一部经典或是精品，但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它也是一部有着探索意义的诚挚之作。无论对他的评价如何，《英雄》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改变的了，毕竟它是中国第一部本土生产，并且是一部实现了艺术商业化趋向的具有“大片”意义的电影，也许就像美国《时代周刊》所评价的那样：“《英雄》肩负了亚洲电影的希望!”不过这样的希望该朝什么方向发展?如何发展?电影人还需要继续在探索中不断努力，才能真正改变电影工业中艺术的缺失和市场的低迷现状，从而实现中国电影的进一步繁荣。

收稿日期：2002-12-20

【参考文献】

[1]利奥塔德(法)著.后现代状况：知识报告[M].转引自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伊哈布·哈桑(美)著.后现代转折[M].俄亥俄州大学，1987.

[3]叶朗主编.现代美学体系[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看电影杂志，2003，(1).

第5篇：现代管理理论论文范文

1分形理论的涵义与分类

1.1分形涵义

1975年，首个分形的涵义总结出台(Mandelbrot给出)，即Hausdroff维数超过它的拓扑维数总数。1986年，Mandelbrot再次进行了总结，把分形描述为一个集合，则一定程度的自相似性为它的整体和构成元素所具备，不过事实上，如果想要准确定义分形的概念，并不简单。1990年的时候，Facloner对分形做过这样的描述，分形可以表达成一个集合A，则A应具备以下几个性质：(1)结构精细，比例细节任意小；(2)不规则A的局部、整体均无法由传统几何语言对其进行相应的阐述；(3)一般来说，A有一种自相似形式(或统计的或近似的)；(4)A的拓扑维数小于其某种分形维数；(5)让人有兴致的多数场合下，A的定义极其简单，或属迭代产生。

1.2分形的基本类型

1.2.1简单分形

简单分形是说客体于能量、功能、时间序列、空间结构等诸方面所各自具备的单一自相似特点之一。这种分形仅要挑选一个标度便可以了，其和事物的复杂多样化分形现象存在极大的差距，因此，要约束它的运用。

1.2.2多重分形

对多标度复合分形所获得的复杂系统的描述即为多重分形。非线性复杂现象是其探索对象，如混沌、湍流等，这些复杂现象之分形特性务必得挑选众多标度，表征时需多维数。

1.2.3自仿射分形

由一种意在真实逼近实际分形现象所提出之繁杂分形之一为自仿射分形。自相似的关键之一在于，如果把尺寸适当放大，那么，则无论什么样的分形元、分形整体均保持统一“，严格自相似性”别称随之产生。如果相似映射朝所有方向伸缩率都不一样“，自相似性”便随之不严格了，换句话来讲，一些局部转变并非相似映射却拥有自仿射特性(我们通常称之为自仿射分形，其属于普遍运用的一大类分形集)。

1.2.4随机分形

随机分形又叫“无规分形曲线”，是指能够经由对众多资料分析、统计抽象获取，也能够是严格决定的分形，其拥有着小确定性因素分形曲线。这种分形属于对外表看起来纷繁凌乱的分形性质进行分析的有效方法之一。

1.2.5分形维

某客体怎样占满其所处空间，即为分形维。一个分形对象本身并无特点尺度，让人不能对其形态、长度进行精确测量，其中的不变量是分形维。

2分形理论的发展分形理论的发展步骤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2.1第一阶段(1875～1925)

分形的存在于此期间为公众所认识，且从多典型分形对象构造出来，与此同时，讨论它们的最基本措施也被提出。19世纪，可微、连续曲线虽已为人类所区别，不过，通常而言，极为例外的现象是连续却不可微，此一“怪物”理论探索时必须剔除，尤其以为极少有某条连续曲线不面不可微之点。冯•科契于1904年时运用初等方法，某种处处不可微连续曲线及其性质被其所研制成功。公众对于连续不可微曲线构造必然极其复杂这种观念被他的此一探索所彻底转变。不包括冯•科契曲线，这个阶段的公众把诸如布朗运动、康托尔三分集、皮亚诺曲线等更多的分形对象提了出来。伴随探索分形对象的不断深入，我们日益意识到，分形属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象之一。豪斯道夫于1919年给出了豪斯道夫维数、测度，来对它们进行阐述。

2.2第二阶段(1926～1975)

这个阶段，公众全面探索了分形集性质，既形成了相关理论，也在数学众多分支内对其所有涉猎。与此同时，熵维数、覆盖维数、Bouligand维数等相继出现，研究维数理论同样收获颇丰。虽然这一时期对于相关领域的探索收获较多，不过，只是研究纯数学理论，没有和其他学科产生关联，却是绝大部分进行此项探索工作的人的重要不足。

2.3第三阶段(1975年到现在)

此一阶段，所有领域中，分形几何已经被充分地运用，而且，更重要的是独立学科的形成。学者曼德尔布罗特充分利用前辈成果，从其自身的独特视角，深入、全面地对地貌生成几何性质、银河系内星体分布、月球表面、电子通信(具有强噪声干扰)、海岸线结构等重要对象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他的研究成就显著，令人叹为观止，其于1975年以“分形、形状、机遇和维数”作为论述名称，出版了其学术专著，第一次全面对分形几何内容、方法、意义、思想进行了阐述，意义重大。作为独立学科之一，分形几何由此正式诞生，1975年开始，这种理论的数学基础及其应用，发展均很快。因为分形几何应用性极强，所以在经济管理、酶生成、模拟自然图形、识别模式、高分子链聚合、力学中断裂与破坏、材料结构与控制、物理学相变理论等领域，分形几何运用均极普遍。

3分形理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瓦内克(1992年，德国)从欧洲企业本身特征给出了分形企业涵义，即借助于分形几何内自相似性涵义来对某种先进生产模式进行阐述，许多比较独立的单元组成此种企业，此种独立单元即为分形企业分形元，而分形企业自身即为一个最大分形元。他把企业体系内所有机构或子系统均看成分形元之一，进而把繁杂制造体系进行简单分形单元划分。以下为其主要内容。

3.1企业组织结构

分形企业分形为自组织，可以自我生成满足且对企业总目标战略、战术有利，能转化自己，获得新分形单元。也就是构建企业组织以流程为关键，依托企业资金流、信息流、物流对企业进行考察，构建分形单元，并行工作、团队组织受到关注，扁平化结构，管理层次减少，自主自治控制、生产安排被强调；物流、过程方面，考察产品的结构、制造、装配过程，优化产品结构要从生产过程的系列化出发来实施；分类资源、产品，构建加工、装配自治单元，方法是过程优化、面向过程控制、准时制造；资金流方面，引入成本预算系统来管理预算、成本，且用单元实现控制、负责。因为单元成本预算管理系统透明性很好实现，而且在成本减少，交货及时等方面有直接推动功能。分形之间、内部以及环境之间，信息保障构建均需有效。分形企业内所有的子系统于企业总体目标中的局部最优解自我寻找，同时，企业整体最优解经由互相协调、磋商获得。

3.2企业经营过程

分形企业自身组织结构分形决定了其经营过程分形。结构分形时，它的运行结果即为所有分形单元作用的正常发挥，于企业组织所有层次内均有展示，事关企业方方面面。分形企业运行时，所有系统于同一目标作用影响下，生产安排自行调适，目的在于最优生产流程的完成，最佳运行形式自我发现。因为企业的结构层次架构精细、复杂，所以，它们的生产、经营的实施和运行过程的层次结构也相应地展露出一定的相似性，此一特性导致企业的运行分形相对复杂化，具体体现在，所有层次中都可以展示企业行为执行以及具体运行。而且，企业运行体系属于“有人参与”的繁杂体系之一，因为人的主观认知特点以及理性有限，所以，企业过程施行时，人表现出强烈的个体倾向，从而让企业在运营分形时的复杂动态特征也会呈现出来。

3.3企业功能分形

系统功能即指系统和其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及二者互动时的功效、能力、性质的展露，属于系统之内比较平稳的组织次序、联系方式和外在表现形式(时空形式)。作为拥有特定权限、智能的自治体，协同、自律为分形企业分形单元间所注重。企业整体目标中，所有分形单元凭借组织及其互相间的协作体系，迅速回应环境变化，其所有机构依据市场规律配置组织内部资源，实现资源使用的充分合理。所以，所有机构作用比较雷同，企业整体功能、部门功能同样有类似趋势。

4实施企业分形管理

“局部、整体相似，系统属于部分依一种规律之组合”(分形几何内)这种根本思路被运用于分形管理，把企业系统内所有机构或子系统，甚至所有职员均看成分形元之一，目标驱动方式为各分形元运行模式，具备特定决策自，分形元间可以互相启发、交流，且生成动态结构，如果环境变化，就重构分形元，以适应新环境，进而，动态适应能力被获取。企业分形管理的实行，有必要依据相似性原则来对分形元进行划分，运用目标驱动机制同时完成分形元间交流(开放式)，如此，分形元间重构能力方可生成，也就是动态适应能力(适应环境变化)。换言之，务必处理好下述三个关键事宜。

(1)划分分形元。分形管理理论要求要从相似性开始，把企业繁杂系统进行“分形单元”简单化划分，让企业系统在功能、结构方面都具备分形方面的自组织、自相似特征。

(2)分形元运行方式。作为拥有特定权限、智能之自治体，分形元机制为目标驱动。其一，全部分形元均对企业目标绝对服从，这样，分形元协作方能有效，而且于整体方面表现有序；其二，单个分形元有相应自主决策权及自身活动空间，由此表明，分形元既是执行体也是决策体，其可以对内部流程进行自主决定，同时能够自我优化(依据整体环境、目标变化)。

(3)分形元间沟通机制。必须通过互相沟通，分形元和别的分形元信息交流方可以完成，评估其自身于整个组织体系内的功能、地位，从而进一步对活动空间进行调整，对内部过程进行持续健全，构造新型的动态结构。分形元间沟通能力第一步就要由他们的相似性来决定，分形元的价值观念、运作模式、结构形式等都必须要极其类似、高效交流，方可以完成。企业灵活的分形控制、管理可以迅速、有效地对它们的运营状态完成目标要求与否进行检测，适时修订。经由对自组织、自相似理论实施企业制度安排的运用是企业分形管理模式关键所在，构筑企业文化、管理人力资源、设计组织结构等众多方面均一起囊括其中，这样，对于持续转变的外部环境，企业可以主动地进行适应。

5结语

第6篇：现代管理理论论文范文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项目管理的发展基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传统的项目管理阶段，这个阶段的项目管理还不够充分，二是现代项目管理阶段，而这一阶段，项目管理得到了发展，涵盖的内容范围也扩大了，九大知识范畴包括综合管理、范围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等，项目管理将这九大知识范畴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这每个知识范畴又可以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2从现代项目管理的角度分析我国现代科技项目管理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的科研机构的项目组织形式一般都是层次化组织和项目结构，但是其存在一定的弊端，这种组织形式会导致部门沟通不畅，各个部门相分离；而项目组织形式相比较要优于前者，虽然项目分离出来，但是项目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还是各司其职，这样也没有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忽视了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管理科技项目是一个风险性极高的项目，因其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会随时发生，无法预估。目前我国并没有对科技项目进行强化风险意识，没有风险管理计划，对项目的风险不够重视，这样很可能影响到科技项目的进程和结果，更严重的会造成科技项目的中途终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国的科技项目已不再像从前被完全封闭起来了，更加放开科技项目，科技成果归属、转移也不再是个要求回避的问题了。

3科技项目运用现代项目管理的可行性与特殊性

项目的分类有很多种，现代管理模式如果引入到科技项目管理中，那么就属于项目，因此，科技项目具有很多特性：独特性或一次性，每个科技项目不是随便就成立的，它都是要适应某个时期的需要才去创新的，这就说明了科技项目的独特性特征，而每个项目并不是一直永远的在进行，在科技项目实施达到了预期的成果，那么这个科技项目就会结束，所以说科技项目有其一次性不可持续的特征；目标明确性，纵观我国的各个科技项目，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每个项目都有成立的明确目的，不是盲目进行研究的，例如：973计划项目就是为了提高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提供科学支撑；渐进明细性，科技项目存在一定的风险，在实施过程中无法预测它的风险，不确定因素很多，所以要将预期所要达到的目标与实际情况进行对比，不断地跟随实际情况改变措施，不断向要达到的目标靠近，将差距缩小；生命周期性，科技项目是一次性项目，有开始有结束，科技项目总共分为三个周期，但是其在每个周期所包含的内容是不同的；不确定性，由于科技项目的自身特点决定了科技项目的不确定因素太多，有来自技术的不确定性，也有来自科技自身的结果，因科技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和创造的过程；约束性，科技项目对于技术的要求很高，所以需要周密计划等步骤进行安排，也要有组织进行管理，对科技项目的各个环节，对风险的规避，对成本的控制等都要进行管理，这也是科技项目顺利完成的基石。科技项目不仅仅属于项目，因其研究的广泛性，它还具有许多其他领域的特征，科技项目管理对象的特殊性，科技项目的管理人员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承担的，它对管理人员的要求是很高的。首先，管理人员都属于知识型，而且他们都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他们会为自己设置计划，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学习和钻研；科技项目的知识管理，在科技项目实施过程中，知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知识也就没有科技项目，而知识是无形的，不易量化的；科技项目人员的管理观念，由于管理人员的主观认为科技的开发本身就是创新型活动，应该放任科研人员，这样才能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思维，但是这样极其不利于科技项目的进步，科技管理人员要为科研创造一个良好的自由发挥的环境氛围，但也不能疏于管理，这样才能让科技项目保质保量的进行，节约成本。

4运用现代项目管理理论完善科技项目

4.1完善科技项目评估体系科技项目评估体系的建立是为了保障科技项目的每个环节都能够有序进行的基础，要首先建立专家信用评估机制，其次要建立以项目为导向的科技项目评估系统，不能以其发表的论文数量来衡量其成就，而要以其实际做了多少来衡量，不能盲目，要综合评价。

4.2建立科技项目动态监控机制建立科技项目的动态监控机制可以很好地对科技项目的各个方面进行监控，能够对于成本的投入、质量标准等进行严密监控，保证科技项目的顺利进行，而且对于规避科技项目中的风险也有帮助；对于人员的管理，可以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某种程度上也能规范科研人员的行为，使科研人员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各尽其能、各司其职；随时监控科技项目的进度，对进度的监督可以使管理人员很好地把握住对科技项目的管理，掌握实际进度与计划目标的差距等；对科技成本的控制，一项科技项目所需要的经费是非常大的，所以，对于资金的监控是必要的，使科研人员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这样对科技项目的顺利进行也是有推动作用的，从而优化科技项目的过程。

第7篇：现代管理理论论文范文

现代企业具有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特点。而成本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中一个重要内容。由于传统成本管理已不能适应现代成本管理理念，因此成本管理的内容不仅仅是孤立地降低成本，而是应立足于整体的战略目标及企业外部环境，并从成本与效益的对比中寻找成本最小化。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提供您参考内容如下： 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思考 现代企业具有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特点。而成本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中一个重要内容。由于传统成本管理已不能适应现代成本管理理念，因此成本管理的内容不仅仅是孤立地降低成本，而是应立足于整体的战略目标及企业外部环境，并从成本与效益的对比中寻找成本最小化。本文就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现状、立足点以及怎样进行成本管理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现状 1、企业价值补偿不足 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使企业资产价值流失严重，价值补偿不足，而且企业一般物流管理失控，能源的浪费比较严重。 2、产品损失成本增加 企业的生产设备、工艺技术陈旧落后，原材料质量不好，运输管理不善，以及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次品，废品造成的质量损失严重。 3、企业成本信息核算失真 成本核算不实，一方面是核算人员思想上不重视，另一方面为达到某一目的进行人为调节成本数字，潜亏严重，企业虚盈实亏。 4、成本管理短期行为严重 由于近年来，承包经营责任制不够完善，企业只包利润，不包成本，短期行为泛滥，以包代管，管理不力，监管不严。 5、成本管理意识薄弱 没有充分认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无须加强成本管理的重要性，没有充分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竞争，实际上就是企业成本的较量。 6、企业成本管理缺乏市场理念 成本是一个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的综合体现，是企业内部投入和产出的对比关系，低成本意味着以较少的资源投入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而意味着高效率，但未必就是高效益。许多企业按照成本习性划分和核算产品成本，通过提高产量可以降低单位产品分担的固定成本，产量越高，单位产品成本越低。在销售量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也就越高，这种做法导致企业不管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如何，片面地通过提高产量来降低产品成本。将生产过程发生的成本转移或隐藏与存货，提高短期利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救灾与企业成本管理缺乏市场理念，导致成本信息在管理决策上出现误区,似乎产量越大，成本越低，利润越高。 7、传统成本管理落后，不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成本管理范畴过窄。 受长期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企业在成本管理中往往重生产成本管理，而对企业的供应与销售环节则考虑不多，这种成本管理观念远远不能适应二市场经济环境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只考察产品的制造成本会造成企业投资、生产决策的严重失误。企业的任何一种产品从引进到获利，其成本决不能仅仅理解为制造成本，而是贯穿产品生命周期的全部成本发生，与此相适应，成本管理的内涵也应有物质产品成本扩展到非物质产品成本，如人力资源成本，资本成本、服务成本，环境成本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应树立成本的系统管理观念，将企业成本管理的对象、内容、方法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在管理领域上，只限于对产品生产过程的成本进行核算和分析，没有拓展到技术领域或流通领域；在管理体系上，偏重于事后管理，忽视了事前的预测和决策，难以充分发挥成本管理的预防性作用。 现代企业具有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特点。而成本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中一个重要内容。由于传统成本管理已不能适应现代成本管理理念，因此成本管理的内容不仅仅是孤立地降低成本，而是应立足于整体的战略目标及企业外部环境，并从成本与效益的对比中寻找成本最小化。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提供您参考内容如下： 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思考 现代企业具有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特点。而成本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中一个重要内容。由于传统成本管理已不能适应现代成本管理理念，因此成本管理的内容不仅仅是孤立地降低成本，而是应立足于整体的战略目标

第8篇：现代管理理论论文范文

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企业要不断的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从而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这已然成为现在企业管理层中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加强企业的经济管理能够为企业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简而言之就是，加强企业的经济管理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现代企业要树立经济管理的意识。经济管理体现在企业生产运作的各个方面，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论企业的类型还是规模的大小，只有加强企业的经济管理，才能有效的提升企业的经济利益。而且，强化企业的经济管理还能够有效的处理生产营销中的一些问题，从而更好的降低风险。[1]

2现在我国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没有完善的经济管理观念

现在，我国很多企业中的管理层都存在对经济管理认识不充分的情况，因为管理观念比较落后，使得企业只是追求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的利益，忽略了经济管理的工作。因为缺乏经济管理的意识，使得企业的生产和销售状况百出，从而不能有效的保护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也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当然，现在很多企业的管理层对经济管理不够重视，使得有关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责比较模糊，这样就给经济管理工作的展开造成了阻碍，没有发挥其实际的管理作用，造成企业的经济问题，阻碍企业的长效发展。

2.2没有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

因为企业没有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所以使得很多经济管理工作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开展。根据有关调查显示，很多现代企业所实行的经济管理制度和以前的管理制度没有太大的不同，无法适应现在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因为没有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就不能确保企业内部职责的划分是否合理，使得很多企业员工缺少责任观念，一旦出现问题，就相互推诿，工作效率不高。与此同时，企业的生产运营和实际情况不符，从而加大了企业的风险，使企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2]

2.3没有创新的管理模式

现在，因为和很多现代企业受到传统经济模式的影响，现在的管理模式没有发生重要的改变，而是继续以粗放型管理模式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也在不断的发展，传统的经济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渐渐被淘汰。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企业在实际的经济管理中，没有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只是单纯的借用成功企业的经验，没有自主创新的观念，而且没有对问题进行全面的考量，使得经济管理工作出现问题，不能有效的提升企业的经济利益。

2.4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构成比较落后

经济管理组织的落后性是现在很多企业都存在的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其中的经济管理组织也要不断的发展，跟随时代的发展。现在经济管理组织落后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第一，企业职能管理还是采取直线式的组织方式，显然已经不能和现在市场相接轨，使得企业和市场出现矛盾，也不利于企业的长效发展；第二就是因为企业内部所设置的经济管理组织模式不合理，过程比较复杂，没有进行合理的职权分配，容易造成决策的失误，大大的增加了管理层的管理难度，不利于信息的及时传递；第三就是因为企业的管理力度不够，使得很多员工出现消极怠工的情况，使得工作效率大幅度降低；第四，经济管理的实际效果不明显，管理组织不能很好的适应市场的变化。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因为企业的经济管理比较落后导致的。

2.5人力资源稳定性不强，管理不完善

因为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力度不够，使得人口流动频繁的情况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从而严重的影响了工作的进行，也不能取得较好的工作效率。企业对于人力资源有关专业的培养力度不够，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技能培训，很多职员的专业素质不高，专业知识和技能都严重缺乏，很难提升企业的工作效率。而且，没有建立健全相关的奖惩制度，从而抑制了员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而且对于相关问题的问责没有追究到个人，使得人力资源的稳定性比较差，使得人才的发展不能及时的跟上企业的发展脚步，也渐渐的打消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最后出现员工频繁离职的情况，从而阻碍了企业的长久发展。[3]

3我国现代企业强化经济管理的解决措施

3.1对经济管理理念进行创新，健全相关的经济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而且使用创新的方法去处理现代企业内部资源问题，这是所有企业都要高度重视的，也是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的基础。而且经济管理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现代企业就需要在经济管理制度中不断的进行创新。现代企业不仅要对企业内部的经济管理模式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还需要给现代企业添加更多的活力和生机。现代企业还需要设立柔性化和人性化的管理模式，使得企业员工在工作的时候不但能够感受到企业对员工的关心，而且使得企业人员对现代企业有强烈的归属感，使得企业员工能够更加积极主动的投入到工作中去。现代企业还要对经济管理中的有关内容和要求进行充分的了解，而且还要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这是很多现代企业必须要拥有的因素，建立健全奖罚制度，才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现代企业设立严格的法制制度，使得企业员工能够更加积极主动的进行自我工作的管理。现代企业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经济管理制度，使得企业员工能够对工作抱有积极的心态，从而有效的处理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中的问题。

3.2建立科学合理的经济管理制度

建立科学有效的经济管理制度，第一要求企业拥有很强的观察力，以及敢于实践的精神，这样能够保证企业在实践的过程中及时的掌握社会的发展状况。第二，对技术的创新同样重要，技术对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技术的创新，才能够使得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第三，还需要对营销理念进行创新，采取持续营销的方法对企业的库存和积压压力进行减少，有效的积累资源，有利于产品的不断创新。

3.3强化建设经济管理组织

强化建设经济管理组织，采取组织结构优化的方式进行强化。这就需要企业根据同步的部门、单位和个人进行恰当的分工，从而把责任落到实处。在企业管理中职能的明确是十分重要的，而且还要对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进行改变，加快信息之间的传播速度，从而有效的提升企业的工作效率。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从而有效的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确保工作的规范。

3.4强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投入力度，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

从人力资源管理的层面来看，要想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就需要满足三方面的规定。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相对于企业来说，人作为企业的主体，在企业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从而让员工感受到企业的关爱，从而真心实意的投入到工作中去，为企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大幅度的提升企业的工作效率，以便保证企业的平稳正常发展。然后，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从而保证企业的发展过程能够受到有效的监管，从而减少企业员工怠工的现象，及时的发现问题，进行及时的改正。最后，健全相关的考评体系，对企业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考察，把评价结果作为企业奖惩的重要标准，根据级别的不同进行物质方面的奖励，从而提升企业员工的工作热情，从而提升企业的工作效率。[4]

4总结

第9篇：现代管理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管理理论；管理思想

一、中国古代兵家思想与战略决策

中国先秦诸子的治国思想和以《孙子兵法》为主的治军理论，包含了许多可用于研究企业战略性决策分析的一般原理方法。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通过推己及人实现组织的目标。对现代企业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企业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五事”、“七计”是决定战略决策成败的基本因素。

“五事”乃“道、天、地、将、法”。“道”是一种宏观的、全面的、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天”，即天时，指机遇，或一种客观的情势；“地”，是地利，即企业的微观环境；将，指的是管理者的素质，包括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和威严等方面；法，就是法制、组织的结构、层级关系及相应的规范、准则等。“五事”可作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进行企业环境分析的总纲（如表1）。

“七计”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对现代企业而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总之，五事主要分析外部环境存在的威胁与机会、企业自身所具有的能力与不足，“七计”更注重与竞争对手的比较（如表2）。

综上所述，企业在决策时，不仅要了解“五事”、“七计”，更重要的是研究它们作为战略要素的主次关系及其相互联系、作用的时间、方式和程度，从整体上观察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以便做出综合评价。

二、传统和合思想与现代组织管理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组织工作的任务就是设计一套决策和沟通网络。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这是现代管理理论关于组织管理的基本观点。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荀子》集中了对组织问题的探讨。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分”实际上包含：明确为完成管理目标、政策和计划所必需的活动并加以分门别类；根据现有的人力和物力，并根据环境来使用人力和物力的最佳方法，把上述活动分成各个组。“群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所以，荀子认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而“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在分的基础上，组织管理的核心应是培养组织成员的团结和协作精神，以提高整个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效率。相应地，《周易》中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的论断，意指实现组织目标要通过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上下沟通。《孙子兵法》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入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即对组织的要求，更在于其功用，特别是要求组织本身能产生出战斗力，这就是“势”，一旦形成这种组织，又能“择人而任势”，按组织的功能需要用人之长，组织就会具有一种“不动则已，动必雷霆万钧，一击成功，无可阻挡之势。”

中国古代和合管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就是集和合思想之大成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一种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集成，其基本要求就是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要注重度的把握，主张不偏不倚，行权执中，与时屈伸，刚柔相济，这些是与“仁政”所规定的“和合”相适应的，同时也是以一定的法律制度安排为保证和辅助。

为了保证理想的组织管理的实现，相应的分配制度安排亟为重要。中国传统社会和合管理中的分配制度安排，对于维持社会稳定持续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均富贵，等贫贱”，既是中国传统社会农民起义的政治主张，也反映了和合管理的一种努力。当然，“不患贫”之说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有相悖之处，这主要是受限于当时的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而产生的片面认识。而且，收入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也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是，由和合而求安定，由和合而主张分配均等的思想，对于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起到了支持作用。另外，“患不均”、“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主张，还反映了中国古代人追求共同富裕的理想，这是与和合理念及其和谐社会理想相联系的。

总体来讲，稳定与发展是中国传统和合管理努力之所在，也是现代企业管理所追求的目标。

三、中国传统激励方法与领导理论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工作是指“影响人们为组织和集体目标做出贡献的过程”。领导的实质是通过建立一种追随关系来实现组织的目标。由于人们往往追随那些他们认为可提供实现其愿望、要求和需要手段的人，因此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以沙因、波特、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登的人性假设最具有经典意义。他们大致都认为人经历了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演变。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道家的“人性自然说”以及法家的“人性好利说”。

人性假说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量”，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这与中国道家、法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只有儒家认为人性是可变的，他们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士为知己者死”反映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追随关系。《孙子兵法》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儒家孔子提出“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像爱护亲属一样对待臣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爱民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决策时必须顺应民心，从而形成凝聚力。

“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不分人的贵贱，赏罚要严明，这样才能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激励作用，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组织绩效。只有做到恩威并施，才得以“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使之无敌于天下。

“任贤律己”，“身先士卒”。这是告诫领导者要知人善任，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言行来感染和激励下属。在这方面，《周易》、《孙子兵法》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对领导者的期望，认为领导者应反身修行，团结和厚待下属，以达到“上下同欲”的最佳协调状态。

作为现代管理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文化论认为，人是管理中最宝贵的资源，企业应该通过建立一种新的企业文化来激发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这种理论的特点就是尽力在企业内营造一种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增强全体员工在生产与经营活动中的忠诚力、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最终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这种理论也体现了现代管理理论中“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四、“无为而治”思想与管理控制

在管理的控制职能方面，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儒家强调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力推“法治”。“礼”，其实是一种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即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儒家认为对社会进行控制，必须“两手并用，先德后刑”。用孟子的话说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最有效的控制，应是“无为而治”，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他认为应尽最大可能地让下属面对所有的课题，包括处理企业成长与持续经营之间的两难困境。换句话说，就是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质量，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正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在历史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均为“无为而治”的典范。

五、结论与发展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结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日本企业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以儒家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可以预言，在21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融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站在现实的角度，我们可以对现代管理的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做出基本预测。

总而言之作者认为，在21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未来的管理模式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在全球化的企业环境里出现一切有效的国际经验被融合并以一般化的形式；其次是具有每个企业具有独特的管理创新。这种创新是由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孕育的，是其它企业只能学习借鉴而无法创新的。如何重组现代管理理论与传统文化，兼顾人性与理性、和谐与原则，形成适合企业情况的管理模式将是现代管理学理论所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美)阿尔弗雷德・D.小钱德勒,托马斯・K.麦克科劳,理查德・S.特德劳.管理学历史与现状[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3、潘承烈,虞祖尧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杨伍栓.管理哲学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日)三户公.管理学与现代社会[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6、占棣,戚文,周英.论语译说[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