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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药创新精选(九篇)

现代中药创新

第1篇:现代中药创新范文

关键词:中药饮片;炮制工艺;研究;创新

我国古代医学家认为,中药饮片炮制直接影响到临床诊疗效果,我国古代中医典籍记载“炮制不明,药性不确,则汤方无准而病证无验也。”也证实了上述观点。正因为药品炮制关系到临床诊疗情况,所以,我国古代医学家不断探索与研究,总结出很多价值较高的药品炮制资料和经验。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因此,笔者认为,要想提高中医饮片炮制水平,就必须以古代中医药配比方法为基础,辅以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药品炮制质量,保证药品临床诊疗效果。

1当前我国对中药炮制工艺的研究

中医药炮制技术是我国古代医学家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一种制药工艺,用21世纪理论药学基础来解释,可以将其理解成经过加工处理所保留下来的有效的药性部分,并将有效的药性部分提纯,合成或分解为新的药性,消除或减少药性中能够对人体造成不良反应的或有毒的成分,增强药性的安全性与可靠性,起到调节量效的作用,以提高药物的利用率,将药物理疗效果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从而以其获得疗效显著地中药制剂,使其能够直接应用于临床诊疗中。针对中药炮制原理和先进的化学制作技术研究饮片炮制方式,并以求阐明药剂炮制的药性作用和炮制工艺,使其逐渐形成可控的、规范的量化炮制标准。例如:生药具有消炎解毒、通便润肠的功效,生药经加热炮制后会衍生出游离生物,因此,在炮制时,应适当添加卵磷脂和糖类含量,这样可以增加生药药理效力,能够确保其药性的充分发挥。

2中药炮制原理

研究中药炮制原理,有助于改善中药炮制工艺,能够提高饮片炮制质量,对研究饮片炮制工艺有积极作用。例如:穿山甲主含蛋白质、氨基酸、钙质,尚含有甾体化合物及微量元素,经砂烫后迅速醋淬,醋可趁热渗入疏松的药材体内并与多种成分合成醋酸盐,从而增加了炮制穿山甲药效成分在汤药中的煎出率,故醋制后可增加炮制穿山甲活血止痛作用,测定分析也证实,穿山甲及不同炮制品的总煎出物、总蛋白和钙的含量多少为:砂烫醋淬品>砂烫品>生品(p

3新时期中药炮制认识及炮制研究

中药炮制工艺与西医制药工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医药的炮制工艺的研究基础是基于我国古代医学专家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且其炮制工艺没有经过较为系统和科学的分析,纯属是临床实践中逐步总结出的一种配比方法,因此,在新时期,分析其药物配比成分和炮制工艺,更有助于提高药性的发挥效力。

3.1以理论研制为背景研究炮制工艺

考量药物质量的最主要指标就是药物提取的纯度,药物提取纯度关系药物临床应用效果。中药饮片的疗效与药材已知的药性效力与药理成分有关,对已知的且确切的中药进行划分并提纯,是提高中药炮制水平的关键。我国很多中医药专家都对药物分离纯度进行过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例如:张强等专家对广藿香成分进行研究,将其成分分为55个类别,鉴定的有效成分类别为24个,其中有11个类别的药物含量>1%,而封锡志等专家对藿香属植物化学和药理活性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表明,藿香属植物的构成成分主要有醛类物质、酮类物质、醇类物质、挥发油类物质构成,药性研究认为,藿香属植物具有活化细胞毒素、抗病菌、真菌、钩端螺旋体等作用,该类药物在治疗病原体感染病症中的诊疗效果十分显著。

3.2基于药性成分和有毒成分分析中药炮制方法

当前,中药饮片炮制领域已经了解了许多中药的构成成分、有害成分,并对很多中药的药理作用和化学性质进行了明确的分类,并以此研究新的制药工艺,希望降低临床应用的不良反应与药物毒性,增加临床诊疗效果。举例来说,在治疗风湿类风湿疾病时,乌头的祛风除湿效果较为显著,但是,该药材也具备较高的毒性,因此,在炮制时必须反复考量其毒性与药性比例,是药性在得到充分发挥的基础上,尽量减轻其药物毒性。当前我国炮制乌头的方式是将乌头泡制水中,直至乌头内部无干心,然后在加入沸水煮6小时左右,直到药材内无白心且口尝微有麻舌感为度。该炮制工艺的制作机理早已表明,就是通过加热处理使药材内所含毒性转化成药材原碱,从而有效降低药材毒性,确保了临床诊疗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在传统水泡解毒原理基础上,笔者根据自身实践经验,先将改革后的炮制工艺简介如下:将乌头置于高压罐内,以110-150℃的温度1.5kg/cm2的气压炮制40min即可。在临床诊疗腰膝酸软、痛风等病症时,关白附所含药性的诊疗效果较为明显,但因关白附含有有毒药性,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应用于临床诊疗中。笔者参考相关文献综述得知,关白附有毒成分主要为次乌头碱,其有效成分为关附甲素和生物总碱,在古代,炮制关白附的方式有很多种,即使在当前,关白附炮制方式也仍然有两种,目前,我国仍没有明确规定关白附的炮制标准,其炮制工艺仍属于不可控技术。但根据我国中药研制专家的论点可知,在规定炮制方法时,应结合炮制标准和饮片产出率指标衡量其炮制工艺,笔者经过多次尝试,认为蒸制法是炮制关白附最为理想的炮制工艺,其药物炮制产量与药性作用都较为理想,应在具体操作中大力推广。再如炮制水蛭时应用酒泡制,该方法不但可以去腥,同时又能增强水蛭舒经活血之功效,能够减少烫制时间,更利于保持原药药效与药性。笔者提出的新炮制方法是在临床应用基础上,结合古代中医炮制工艺研究出来的,用酒炮制可以提高饮片口感,能够有效降低传统烫制时间,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也提高了收效率,降低了药材损耗,并且更好的保存了药材特性,还具有加工简易等优点。

4、总结

中药饮片炮制工艺较为复杂,其炮制方式不仅应考虑到药效的发挥情况,同时还应考虑药材本身所含毒素对人体的伤害,因此,在具体炮制时,还应结合实际病例分析炮制方法,应从患者角度出发,研究其药性作用和毒性作用对各种病症的诊疗效果与人体伤害,从而炮制出质量上乘的中药饮片。与此同时,不仅应权衡药性与毒素利弊,同时也应结合先进的炮制技术,用科学数据分析炮制方法和炮制工艺,阐述药性机理,并逐步将各类药材的炮制规范制定出来,从而使中药炮制的工艺和技术得到提高,确保中药饮片炮制的质量。

参考文献:

[1]田景振,葛淑兰淫羊霍普的分离纯化工艺研究[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28(6):456-458.

[2] 陈新培,窦志英,肖学风微波技术在中药炮制中的应用[J].中国中药杂志,2001,26(7):501-501.

[3] 刘惠茹,凌辉伦姜制厚朴炮制工艺及辅料的研究[J].基层中药杂志,2000,14(3 ):28-29.

[4] 席先蓉,陈庆正交设计研究甘草蜜制工艺[J].中国中药杂志,2001,26(7):460-462.

[5] 江海燕,卢忠朋,潘莹.HPLC法测定虎杖炮制品中白藜芦醇苷的含量,中草药,2004:35 (5): 523.

[6] 陈晓亮,归筱铭,谢振家炮制对马钱子生物碱成分和毒性药效的影响[J].中国中药杂志,2008,23(3):151-153.

第2篇:现代中药创新范文

一、技术创新的含义

技术创新的概念最早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综观各国学者的观点,对技术创新可做如下定义: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为了获取潜在的超额利润而重新组织生产要素,从而生产新的产品或提供新的服务,推出或引入新的生产工艺或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应来源,建立企业新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等一系列技术经济活动过程。

从技术创新的定义可以看出,技术创新是一种以技术为主体和导向的活动,是一个从技术设想到市场实现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是研究与开发成果的商业化。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一个企业如果想要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来保证企业自身的顺利发展。

二、中医药学与西医药学的地位之争

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创造的医学科学,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瑰宝,其地位,作用,及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中医药学在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自从西医传入中国开始,就一直有“废除中医药”的风波。这一问题让我们感到有必要将中西医药的优劣做一区别,然后寻其原因。

(一)西方医药学

西方的医学一般是与科学,技术相提并论的,互不隶属。因为西方的医学既包括理论,又充满技术因素,而且很多是只需要经验看病治病的,哪一类科学和技术都是不能包含它的。所以西医学被看成是科学,技术和经验的混合体,在严格分类上是一个独特的知识体系。西药是在高科技的支持下,合成的化学制品。有让人服用方便,疗效高,见效快等优点。其相对于祖国传统医药学来看,确实有一些可以看的见的优点。但西医药的缺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如副作用大,扰乱人体内正常菌群,有抗药性等。当前我国提倡慎用抗生素就是基于以上诸种原因。

(二)中国的传统医药学

取材于大自然的中医药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有许多自身优势。是西方医药无可取代的。比如中医药取材于大自然,副作用小,对于慢性疾病的治疗和保健疗养,非耐药性等方面都是优于西方医药学的。自古至今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医药新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也显露了一些问题,面临着挑战。例如在中医药理论层面上不断创新,至今仍在研究古人的专著,单单拿先贤的高明来证明中医的伟大,是不易说服人的;中医药学在精确量化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中医药在采集和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目前我们在利用现代化医学方法来创新和发展中医药方面不够重视等等。由于以上的诸种原因导致了部分人提出了“废除中医药”的口号。

三、天士力药业集团的发展——技术创新

中医药要发展,就要加快现代步伐,用现代医学方法来研究。然而对于中医学的发展,自古以来强调的是要继成这笔古老的文化,而没有很好的利用现代的医学方法来进行创新和发展。就像牛顿评价他的成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样我国的中医药学也应是在我国优秀文化的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研发和创新,力求再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在现实的生活中,正当一部分人责备中医药是不科学的,应“废除中医药”时,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并没有因为非议而退却,而是用他们的努力来证明我国传统医药学的宝贵价值。其中天士力药业集团的发展创新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天士力集团自成立以来,就立足于中药现代化,不断推动高技术产业化,开发现代中药,全力打造现代中药产业链,构造先进技术制造平台,推动中医药由粗放型传统产业向精益型集约型现代产业转化。天力士集团一直奉行的一个原则是“创则变,变则新,新则胜”的信念。为本企业的进步不断的注入活力,在创新求实中取得了巨大的跨越发展。

天士力的现代中药研究所主要是利用现代化提取和制剂技术,提高生物利用度,使中药效量化,它首次实现了中药复方制剂定性,定量,有效性可控,填补了药典空白,并且在国内建立了三个符合gap标准的药源地与国际标准接轨。巨大的科技投入,同时也保障了天士力现代中药的品质与心脑血管系列药品飞速发展,复方丹参滴丸作为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制成的一种纯中药滴丸制剂,具有溶出速度快,可直接经粘膜吸收入血,生物利用度高等特点,复合剂量小,毒副作用小,速效,高效等现代药剂学的要求。它是我国率先通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临床用药申请,取得了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认证的中成药品。

天士力集团将中国传统中医药与现代高科技完美结合,为中药走向国际市场展现了广阔的前景。也让我们认识到了,只有以技术创新求发展才能推动中医药国际化,才能让中医药在世界上站有一席之地,最终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继承和发展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同时,“天士力”药业集团对中医药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也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我们面对的是如何拯救中医药,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来创新中医药,而不是取消中医药。

四、对中医药的创新发展的几点建议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针对目前中医药学发展所面临的争议,我们应有所创新的继承与发展祖国的传统医药学。下面是对进一步推动中医药的创新发展提出的几点小建议:

(一)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医药事业

中医药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关键是要做好继承和创新工作。由于中医药自古发展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其总体内容是先进的,不过时的,但是也会有个别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不太适用于现代。因此我们要有所选择的继承。同时在我们选择要坚定不移的继承我国传统医学的时候,应把现代的高新技术和中医药理论相结合以此起来推动中医药学的发展。

(二)将先进的高科技与传统的中医药理论相结合

中医药对人类作出的贡献已被广大人民所认同,但由于中医药研制服用具有一定的缺点,比如炮制复杂,服用麻烦等等。要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可以采用创新的方法将21世纪最先进的科技手段与中医药理论相结合,摸索出一套先进的中国式的科技方法与科学规范,让中医药更好的为人类服务,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做贡献。

(三)用高科技的方法来发掘和整理中医药典籍

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首先要重视中医药典籍我们可以利用现代化的工具来收集整理中医典籍,也可以组织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造诣很深的知名老中医,整理有代表性的中医典籍,并将他们对中医理论提出的认识及其临床宝贵经验利用高科技的方法进行整理和推广,比如将他们所整理的知识制作成软件和课件等等。不仅使医务工作者更全面的认识中医药学和及时的了解中医药学发展的动态,而且也方便了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中医药学知识的普及。

(四)以临床实践为核心,做好继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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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源于临床实践的科学,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都是在临床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药新药往往是从临床处方,院内制剂的基础上研究的,这是中医药的一个特殊规律。目前中药在研发方面存在着与临床实践相脱节的现象,这对中医药学的发展都存在不利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对中医药学有所继承的创新时,要保证把临床实践作为核心要素。

(五)传统研究方法和科学研究方法并用

中医药科研要想有所创新的发展,既要采用传统研究方法,又要积极的运用现带化科技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高水平的跨越和突破,实现中医药现代化,才能得到全世界的公认和推广。

(六)推广高新技术在中成药生产中的应用

传统的中医药制作比较麻烦,要解决中成药生产过程自动化,集成化相关的一系列关键工程技术问题,是中成药生产实现现代化的制高点。通过在中成药的生产中运用高新技术来提高中药在国际市场中赢得更好的竞争力。

(七)全方位运用高科技推进中医药的研究

第3篇:现代中药创新范文

[关键词] 中医药; 现代化; 国际化

Summary of develop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wenty years(1996―2015)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twenty years" committee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strate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20 years. A great deal of basic and innovative researches have been done on basic theory of TCM, effective substance, efficacy evaluation, action mechanism, intracorporal metabolic process, safety evaluation, clinical evaluation and quality standards. As a result, a series of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have been generated and promot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CM, supported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TCM and accelerate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CM.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odern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doi:10.4268/cjcmm20162201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医学科学的结晶,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原创的科学思维。传承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基本路线,就是要将中医药的原创思维转化为原创成果,解决当前医学科学难题,并诠释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内涵。将中医药原创思维和丰富经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实现传统优势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屠呦呦研究员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发掘中医药宝库的成功范例。

20 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中药产业已有一定产业规模。但是,支撑中药产业发展的科技支撑薄弱,主要表现为:中药基础理论缺乏现代诠释,对临床和新药研发的指导价值发掘不够;中药药效物质、作用机制、体内过程等研究还不够深入;符合中药特点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还很落后,不能满足需求;确保中药“安全、有效、可控”的质量评控体系尚未完整建立,质量检测方法及控制技术比较落后;中药创新研究技术平台不完善,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现代创新中药品种相对较少等。

历经20年的快速发展,中药现代化成就斐然,现代中药产业已具规模,经济社会贡献度不断增长,国际影响不断提升[1]。与此同时,支撑产业发展的中药科技领域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医药科学研究水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据统计,2000年以来,中药相关研究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4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8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二等奖40项[2]。将近20年研究成果及影响梳理归纳,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1 中药基础理论的科学内涵逐步得到现代化的诠释与发展

为了科学阐释中药基础理论的深刻内涵,中医药研究者开始寻求与化学、生物信息、数学、计算机等科学工作者进行跨学科合作,特别是借助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展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方剂配伍理论、配伍禁忌、药性理论、毒性理论等中药核心理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逐步得到诠释与创新发展。

1.1 中药性味理论研究 性味归经是中药的理论基础。通过系统研究,初步阐释了中药性味的本质及四性与五味的关系,包括中药同时具有性(气)与味;五味主要与中药的功效相关,四性主要与机体的能量代谢、物质代谢相联系;四性可通过中药对机体的能量代谢、物质代谢的影响予以评价归属,并探索出中药性味“可拆分性、可组合性”的中药性味理论研究新方法,将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的性味评价方法相结合,建立了基于代谢组学生物标记物的中药寒热性预测模型,用于中药寒热温凉四性的归属评价[3]。

1.2 中药方剂配伍理论研究 在国家“973”计划3个项目支持下,丰富和发展了方剂配伍理论,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组分配伍理论”[4]。从现代医药学的角度揭示了方剂配伍的科学内涵,并依据“突出主效应,兼顾次效应,减少副效应”的原则,建立“效应配伍”策略,建立标准组分、组分配伍、组效关系、优化设计方法和关键技术体系,指导经典名方二次开发和现代中药研发。构建了药性相关数据库及数字化中药组分库,并建立了基于组分配伍的组效、时效关系及多靶点整合调节作用的组分中药研制技术平台。“组分配伍理论”不仅为诠释中药“七情和合”配伍理论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思路,而且开辟了一个重要方向,为创新中药研制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对中药产业升级和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3 中药毒性理论研究 中药毒性是一个相对概念,需要用现代语言进行阐述,解决对中药毒性认识的不足和误解。中药毒性具有特殊性,通过系统研究,证明中药毒性强度在“有毒组分/成分药材毒性饮片毒性复方毒性”传递链上并不是等效传递的,打破了国外学者关于“化学成分有毒就推演到其药材有毒,并进一步认定含有该药材的中药复方制剂有毒”的不科学逻辑推理,有助于纠正当前国际上对有毒中药的一些偏颇甚至错误认识[5]。此外,通过对何首乌、大黄等的毒性证候以及毒性药效的相关性研究,用科学数据证明了“有故无殒”的中药毒性证候密切相关的中药毒性理论[6]。

1.4 中药配伍禁忌理论研究 在集成散在于历代的文献资料和现代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深化研究,系统揭示了反药配伍禁忌的内涵及主要表现形式;反药配伍的稀疏关系、潜害特点,宜忌转化关系及开放性特点;提出配伍禁忌的规避及趋利避害的原则方法等,构建了基于“十八反”的现代中药配伍禁忌理论框架,丰富和发展了中药配伍禁忌理论[7]。

1.5 中药炮制研究 通过对传统炮制理论、炮制技术、炮制工艺与饮片质量标准等研究,初步建立了传统中药炮制传承体系、炮制技术创新发展体系、中药饮片生产和质量保障体系,基本满足了中医药事业对中药炮制技术、人才及产品的需要,为中药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

2 符合中药特点的药效物质、药理评价、药代过程、作用机制、安全性及临床评价研究方法学体系已经形成

2.1 中药分析方法和技术进步 中药所含的化学成分是产生药理活性的基础。对中药复杂成分的认知,需要分析技术和方法的进步。通过20年的发展,多维气/液相色谱、高分辨质谱、超导核磁共振等先进仪器设备和在线筛选、高通量/高内涵筛选、虚拟筛选、等效反馈筛选等活性筛选技术得到应用,成为解析中药的化学成分/有效成分(组分)的重要手段。针对如何快速、高效地从中药复杂体系中发现药效物质,研究人员创建了“谱效相关性筛选法”、“生物色谱法”、“成分敲入/敲出法”等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特别是针对中药复方药效成分的整体研究难题,提出了“等效成分群”理论与方法,根据“从整体中解析部分,从部分回归整体”的研究理念,通过化学成分群定向敲除、活性反馈筛选、等效性评价等方法与技术,在中药复方全成分表征的基础上,采用逆向比较“成分群”敲除前后原方整体药效的变化,反推“候选成分群”对整体药效的贡献度,经过多轮等效反馈筛选,从中药复方的众多成分中发现能基本达到原复方药效的等效成分组合[8]。目前该理论和方法在中药经典名方研发中得到应用推广。

2.2 中药药效评价研究 现代检测手段的发展,使中药药效评价从整体动物病理形态、基本功能评价向细胞、分子水平的直观阐释发展,为从多层次、多环节、综合评价中药药效作用提供了支撑。整体与局部研究相结合、体外与体内相结合、体内过程与活性评价相结合成为中药药效研究的主要模式。近20年来,针对不同疾病、不同病理环节、不同靶点,建立了系列动物模型,包括各种自发性疾病模型、基因工程动物模型、药物诱导或手术动物模型、模式生物模型等,也包括各种人源、哺乳动物来源细胞模型,较好地应用与中药药效作用评价[9]。一系列新技术得到发展应用,包括数据挖掘技术、基于作用靶点的筛选和评价技术、基于内源网络平衡评价技术、基于体液药理学研究方法评价技术(体液药理学,包括血液药理学、脑脊液药理学、组织液药理学等)等,成为中药药效研究的重要方法。

2.3 中药复杂成分体内过程研究 中药进入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规律一直是个难题,也是重大科学问题。针对中药多成分造成体内暴露和变化过程的复杂性,提出中药“药代标识物(PK Markers)”的概念,并创建了生物样品微量物质分析技术、中药体内代谢物富集和制备技术、“诊断离子桥联网络”、“相对暴露法”、“物质组代谢组关联网络”等中药复杂成分体内过程研究方法学体系[1011]。另一方面,针对一些“药效确切、机制不明”的中药,可通过分析内源性小分子物质群的改变等代谢组学研究手段来考察其药物机制和作用效果[12]。中药体内过程研究技术的进步,使体内过程的“黑箱”初步被打开。

《中药现代化二十年》编写组:中药科技发展20年概述(1996―2015年)

2.4 中药作用机制研究 应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等研究手段,我国科学家不仅阐明了部分中药的作用机制,更基于中药“多组分、多靶点、多层次、多途径”的作用特点及中医药理论的“整体观、恒动观、辨证观”思想,将系统生物学、“组学”(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代谢组、表观遗传组等)、网络药理学等具有“整体性”、“动态性”的研究技术方法运用于中药作用机制的探索之中,取得了系列标准性成果[13]。例如,我国科研人员首次发现了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分子机制[14],丰富了APL靶向治疗的理论,对于推动其他类型白血病和实体瘤的分子靶向治疗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5 中药新药安全性评价规范化研究 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1999年颁布《药品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即GLP》(试行)(2003年正式实施),其后在2007年SFDA颁布的新药技术审评补充条例中明确规定中药新药1~5类的安全性评价研究必须在获得GLP认证资格的研究中心进行,这表明目前中药新药的安全性评价逐渐与国际规范接轨。对一些有毒中药的毒性成分、致毒机制、量毒关系、毒性分类、毒性预测等进行深入研究,搭建了关键技术平台,完善了中药安全性评价体系,对科学客观地评价中药安全性、促进合理使用中药起到了推动作用[15]。

2.6 中药临床疗效评价研究 近20年来,根据中医药的临床特点,借鉴国际上临床流行病学、循证医学以及新药临床研究管理规范等经验,中药临床疗效评价技术体系不断完善,逐步与国际接轨。从中医临床评价研究的特点出发,建立了包括伦理审查、机构设置、研究中心和研究者管理远程数据获取、试验药品管理、数据核查和动态管理、数据分析等技术平台,形成了“现场与远程交互的三期四查”质控方法,即临床研究早期、中期、结题前三期;内审、二级监查、三级稽查与四级视察相结合,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大大提高了临床试验的质量。建立了临床科研信息共享系统,开展真实世界临床研究,催生了临床研究新范式的诞生,一种更加适合中医药临床特点的、临床科研一体化的临床研究模式已经在应运而生,使临床试验效率和质量得到提高[16]。

3 建成了中药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平台

3.1 中药制药技术发展 围绕着中药新药研发的各个关键环节,攻克了中药药效物质高效分离与鉴定技术、组分中药筛选与新药研发技术、中药超微粉碎技术、超临界萃取技术、真空带式干燥技术、高速滴丸技术、中药经皮给药技术、中药缓控释技术、中药生产过程控制技术等一批制约中药新药研发与现代化生产的共性关键技术,有力推动了中药新品种研发和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培育了数十个年销售额过10亿的重大品种,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2 技术平台建设 随着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等项目的实施,建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现代中药研究平台。如中药药效物质研究、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中药安全性研究、组分中药研究、中药(网络)药理学研究、中药临床评价研究、中药新剂型研究、中药重金属和农药残留检测技术、中药制药过程控制技术、现代中药数字化提取技术等。一些技术研究平台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实验室,研究平台标准化建设也逐步与国际接轨,对中药产业提质增效发挥了支撑作用[1]。

4 构建了符合中药特点的质量控制体系

4.1 中药质量标准研究 随着对中药药效物质及作用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现代化分析检测仪器在中药质量研究中的应用,确保中药“安全、有效、质量均一”的质量评控体系已逐渐完善[17]:在安全性控制方面,对中药内源性有毒成分以及外源性有毒成分(农药及重金属残留、真菌毒素、二氧化硫残留等)建立了高效、灵敏的检测方法;在中药鉴定领域创建了基于ITS2的中药材DNA条形码鉴定方法,为中药材物种鉴定提供了基因鉴定方法体系[18];在有效性评价方面,从控制“单一成分”、“指标成分”过渡到“多成分”、“有效成分”、等效/主效成分;在质量均一性方面,建立了针对整体化学成分的指纹图谱一致性评价技术来评价产品批次之间均一性与稳定性。特别是针对中药质量评价中存在的“指标成分选不准、含量范围定不准、药效关联性不强”的短板,创新性提出“等效成分群理论”以及“以等效成分群为标示成分”等更加符合中药复杂成分特点的质量控制体系[19]。

4.2 《中国药典》收载的中药质量标准大幅度提升 构建了包含来源或制备方法、性状、专属性鉴别、安全性相关检查、浸出物检测、含量测定等项目的比较完善的标准体系,部分品种还建立了指纹图谱/特征图谱和多成分含量测定相结合的整体成分控制标准,使我国中药质量标准水平在很多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例如,《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收载中药2 158种,其中药材和饮片618种、植物油脂和提取物47种、成方制剂1 493种。无论是收载的品种,显微鉴别和TLC鉴别项目,HPLC含测项目及对照品、对照药材的数量均为国际植物药标准之最。新版药典还采用DNA分子鉴定法、生物效应评价法、LCMS联用法、指纹/特征图谱技术、一测多评法、薄层色谱生物自显影技术等新方法与新技术来解决行业难点问题,使得一大批中药标准已超越国际同类水平[20]。国家药典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积极推进中药标准的国际合作,我国学者也积极参加中药国际标准的制定,由中国科学家完成的丹参等9种药材27个标准已收入《美国药典》,中药质量标准研究有望实现“主导国际标准制定”的目标[21]。

5 中药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

5.1 高水平论文显著增长 随着中药基础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学者发表的中医药SCI论文从20年前不到100篇增加到每年超过3 000篇,增长了30余倍,占国际论文的比例约从5%增加到35%,增长了7倍,主导世界中医药研究。不仅SCI论文数量有了显著增长,而且越来越多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杂志上。例如麻杏石甘汤加减银翘散的标准汤剂治疗甲型H1N1流感的研究结果在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上发表[22],芪苈强心胶囊治疗慢性心衰的临床研究结果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上发表[23],复方黄黛片治疗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分子机制的研究论文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上发表[24]等。还有一批高水平研究在JACS, Nature communications, Lancet等期刊上发表,这些高水平研究成果不仅带动中医药研究水平的提高,也扩大了中医药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影响力。

5.2 中成药海外注册研究进展 随着中药国际化的推进,一批临床疗效确切、安全性高的中药产品以药品身份开展国际注册研究。如复方丹参滴丸(胶囊)(T89)将完成Ⅲ期临床试验观察,血脂康胶囊、扶正化瘀片、康莱特注射剂、桂枝茯苓胶囊也已完成Ⅱ期临床试验。还有一批中成药在俄罗斯、澳大利亚及东南亚国家注册销售。地奥心血康、丹参胶囊在荷兰通过传统药物注册获准上市,成为欧盟成员国以外获得市场准入的植物药先行者。

6 结论

近几十年医学发展理念发生了深刻变革,许多与中医药理念相一致。可见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其防病治病理念符合先进医学的发展方向,现代生命科学所遇到的诸多困难和挑战,将从中医药中找到解决的思路和方法[24]。持续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发挥中医药在维护人类健康方面的特色与优势,是应对当今社会慢性病、复杂性疾病挑战的必然选择,是实现我国在医学科学研究领域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中药现代化实施20年进程中,中医药科技工作者承担起了传承与创新发展的重任,开展了大量基础性和创新性的工作,取得了一批突出成就。但是,中医药的发展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中医药现代化研究还需要不断深化,现代化、国际化战略还需要持续推进。下一阶段,中药科学研究要坚持传承与创新并重,坚持创新驱动,在继承中医药的原创思维,保持中医药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方法挖掘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催生新的科学发现和新的技术突破,彰显出中医药原创思维的现代科学价值。下一阶段,要坚持多学科结合、产学研结合,更加注重学科主导性发展和全球引领性发展。对中医药现代化研究进行更前瞻的思考和全球范围的布局谋划,以世界领先、国际一流为目标定位,主动发起以我为主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主导国际中医药相关标准制定,大力开拓中医药领域科技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探索构建国际产学研合作平台和网络,为引领未来新医药学的形成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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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现代中药创新范文

关键词:中药 国际化 科技创新

我国传统中药产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科技创新过程,科技创新不仅是中药产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也是中药产业国际化的重要支撑。只有科技创新才能提高中药企业和整个产业的发展能力、竞争能力和国际医药主流市场的占有能力。然而中药产业国际化需要的不只是某一方面的创新支持,而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创新的支持系统。中药产业国际化的科技创新支持系统是一个包含诸多要素的系统,其主要构成要素有: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和人力资源支持等方面创新。

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并非抛弃原有中医药基础理论,并非使中医药西化,而是在继承中医药理论和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需求和现代科学技术条件发展中医药科学理论。如中药经历了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陈克恢先生等率先对麻黄、当归进行了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开创了中药药理研究的先河。20世纪60年代,开始结合中医药理论研究中药和方剂,研究一些方剂的现代药理作用。近50年来,人们更加重视单味药及其有效成分的研究,中药复方药理、中成药药理、中药药动学、中药不良反应等方面进行研究。中药药理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现也从器官水平发展到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及基因表达等。实践证明,中医药科学工作者与其它学科工作者合作研究,不仅不会改变中药性质与特征,而且还会促进中医药科学理论发展与创新。如20世纪70年代,我国学者发现了抗疟疾药青蒿素,它具有高效、速效、低毒等特点,但缺点是抗疟复发率高,只能控制病状不能根治疾病。化学家和药理学家针对其缺点合作研究,发现青蒿素分子结构中所独有的过氧桥和内酯环是产生抗疟作用的必要基团,通过结构改进,优化这个基团,增强了青蒿素的抗疟作用。

因此,中医药学者与其它学科学者合作研究,在继承的基础上,从微观层次、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地研究,发展与创新中医药科学理论,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科学理论基础。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对中药企业而言涉及面较宽,但目前重点在产品创新、技术设备创新、生产技术及工艺创新、中药材和中药产品生产质量标准创新等,其中一些成果应特别注意知识产权保护。

中药材和中药产品生产质量标准创新,制定和完善这一标准,并严格实施是中药产业走向世界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中药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的通行证。但目前尚无国际认可的统一的中药质量标准,这正是中药跨出国门的重要障碍。如果沿用当前国际认可的西药的质量标准,不符合中药的性质与特点,甚至还与中医药理论相背离。但中药要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又必须达到国际认可的质量标准,显然首先必须具有这样一个标准,作为中药质量控制与检测的依据,因此中药产业的首要任务是认真学习与研究现代医药的国际规范,以及各国对自身传统医药应用与管理的经验,联合我国有关部门和专家研究并制定出符合中医药理论与中药特性的质量标准,作为中药质量控制与评价依据,并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关于中药质量控制、安全评价、临床应用和生产操作的标准体系。建立适用的标准体系,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观念创新。制定标准的指导思想,应摆脱单纯分析方法的束缚,采用综合和辩证方法,以系统整体观念为指导,建立和完善中药质量标准体系。

根据系统的整体性原理,所谓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一副中药就是由若干味药配伍构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有机整体的功能不同于构成它的各味药的性质与功能,也不同于构成它的各味药的功能之简单加和,它是具有新功能的一副复方药。如同氢和氧化合成水的化学反应一样,就其量而言,反应前氢和氧原子的总量与反应后的总量是相等的,即在量上具有加和性。但从质上看,反应前氢和氧的性质、功能与反应后生成的水之性质、功能完全不同,即在质上具有非加和性。这就是说一付具有特定性质和功能的复方中药,一方面构成它的各味药的数量一定是非常确定的,不能随意;但另一方面,这付复方中药的性质和功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构成它的各味药的性质和功能之总和。它一旦成为一付复方中药时,就具有了新质、新功能,因此评价它的质量标准,就应根据它的新质、新功能来评估,而不是根据构成它的各味药的性质和功能来评估。如补中益气汤(含黄芪、甘草、人参、当归、桔皮、升麻、柴胡、白术)主治脾胃气虚,中气下陷。拆方实验发现,升举请阳的升麻、柴胡二药对肠管蠕动无明显影响,但从全方中减去此二药时,促进肠蠕动效果明显减弱,且不持久,表明升麻、柴胡与方中其它药有协同作用,产生了整体效应。这就是说,要从整体上来评估一付复方中药的性质和功能,要以系统整体性观念为指导,通过国际学术交流,达到思想统一,使其成为制定国际认同的中药质量标准的指导原则即系统的整体性原则。

标准创新。以系统整体性观念为指导制定中药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就是要从一付复方中药的整体性来制定质量、功能评价指标。这是一种全新的、不同于西药的评价指标,因而就不能沿用西药的质量标准。这种系统整体性观念与中医药理论是一致的,具有高度吻合性。在制定中药质量评价指标中,将中医药理论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机结合具有积极意义,因此需要组织国内有关专家(中医药理论、实践的专家,以及系统科学的专家等),迅速制定出一套全新的中药质量控制、安全评价、临床应用和生产操作的指标体系,为中药迅速发展并走向国际以便为人类健康服务创造有利条件。

方法创新。这是要求不沿用由一个国家来制定标准,再逐一推广的传统做法,而是加强国际合作,首先在世界的一个地区内的若干国家合作制定标准,并率先采用。

为了使中药质量标准体系尽快制定、完善,并为国际认可和采用,提高推广应用速度,必须加强国际合作。首先可与日本、韩国合作,甚至扩大到东南亚国家。定期组织学术会议,研究、讨论从制定中药质量标准的指导思想与原则,直到具体的评价指标制定、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等。甚至成立地区性的国际合作组织,负责制定标准与评估产品质量,使中药在该地区进行商贸时,不会因标准不统一阻碍大量中药出口。在与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时,也可邀请其它国家参加,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为加速中药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奠定基础。

广义技术创新还包括中药材种源的创新、组织创新、融资渠道及方式的创新。中药材种源的创新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培育出中药材的优良品种,抢救濒临灭绝的野生品种,以及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但引进时要注意安全,不能破坏原有生态系统的平衡。在这里所取得的创新成果应申报专利,争取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创新主要是为了改变中药生产企业规模较小,难以承担中药产业国际化繁重任务的现实状况。应通过多种途径,积极促进中药生产企业自愿组合,逐步形成大的跨国集团公司,组建成中药产业国际化联合舰队。

融资渠道及方式的创新是通过多种融资渠道及方式,为中药产业国际化筹集发展资金。可将国外融资和国内融资相结合,还可将融资渠道及方式的创新与组织创新相结合,采用国外开店国内建厂或在国外、国内同时建立生产、营销、研究与开发基地等多种方式,加快中药产业国际化的发展速度。

人力资源支持

人力资源支持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国际合作在国内外培养和建立一支中医药科技人才队伍,尤其是在世界各国培养和建立一支具有一定数量的中医药优秀人才队伍,是中药顺利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的关键性因素。这就是说,中药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表现出极佳的疗效,关键要有一批具有相当数量的熟悉中医药理论、善于应用的中医药人才。否则,即使是有效中药,因不会正确使用,也会给中药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影响中药顺利进入国际医药市场。

在世界各国培养一批中医药科技人才对中药产业国际化至关重要,也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同时,这也是中药自身性质与特点所要求的。如:中药黄连、大蒜,根据西药药理学研究表明具有抑菌消炎作用,西药临床试验认为,凡细菌感染者均可用之,此时它们为西药。但根据中医药理论研究表明,黄连自身性质为苦寒药,它仅适用实热症细菌感染者;而大蒜则为热性药,它适用于虚寒症细菌感染者;可见,若不懂中医药理论,就很难正确地对症下药,因为中医药的特点是运用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既要考虑环境因素(如细菌入侵)又要考虑被入侵病人内部状况(如是实热证者,还是虚寒证者),同时还要考虑药自身性质(如黄连为苦寒药,大蒜为热性药),将三者辩证统一思考,用药对症,才可杀菌、协调人体内的平衡,调动体内的积极因素,提高抵抗能力、恢复能力。相反,若将药用错了,依据中医药理论分析,对病人虽能达到杀菌的目的,但达不到调节人体内部平衡的目的,显然不利于人体内部的平衡并走向健康。在这里不是药的问题,而是用药人不能按中医药理论正确用药的问题。由此可见,要使优质中药获得正确应用,产生本应具有的良好药效,就须要有一支会用药的中医药人才队伍。因此应协助各国培育出一批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为此就须建立中医药人才教育、培训的国际合作组织;制定教育培养方案;确立教学内容及人才质量评估标准;出版中医药理论现代科技语言的对照书籍和准确的外文翻译著作。

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系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构成要素,它通过法律形式保护中医药的创新成果,是中药产业国际化的护航舰。

当前,国际上愈来愈多的国家开始重视中药的研究和应用,据统计,全球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中医中药,使用中草药治病健身的人数达40亿,12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中医药机构。有的国家还抢先申请了中药专利,如日本厚生省批准的210个汉方制剂的处方主要来自我国名医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生产原料的75%从我国进口。我国的“脑血康”、“宽胸气雾剂”、“宽脑丸”、“冠心2号”等,则成为日本人的专利产品。韩国在我国中药产品基础上开发的“牛黄清心丸”,在我国申请专利。

现在国外中药产品不仅抢先申请专利,国外医药项目在我国申报专利数量也存在急剧上升的趋势。美、日、、英、珐、瑞士6国,2000年在我国有关医药项目申请专利数量已占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医药项目的40.7%。截止2002年3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公告的医药专利申请21万多项,其中我国国内申请9722项,而外国在我国申请高达11549项。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统计中药材及中成药加工产品申请专利数、专利授权数分别见表1、表2。

统计表明,中药材及中成药专利数在逐年增加(除少数年份外)。但中医药历史悠久,成果累累,其专利数远不止这些。因此必须提高法律意识,重视中药成果的整理工作,逐一申请专利,争取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对中药材种源创新成果及中医药科学专著的著作权、版权也应加强法律保护。

中医药在我国有数千年历史,许多有长期临床经验、十分成熟的中药药方均未申请专利保护,有的已被国外企业窃取,甚至获得专利保护。当前我国自主创新的中药产品,多以我国中药古方为基础。所以中药的自主创新产品,急需知识产权保护,其创新源头来自中药古方,因此为了保护我国中药产业的发展,并保证中药能顺利进入国际市场,首先就应对中药古方进行详细清理,有计划有步骤地逐一申请专利保护。在继承基础上自主开发出的中药新产品,更需要进一步申请专利保护,不仅在我国国内,而且还应在一些主要国家同时申请专利保护。这既可防止外国企业抢先注册中药专利,又可保护中药产业发展及其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还可约束、规范企业行为,避免越轨侵权,在知识产权上获得国内、外法律保证。我国要通过法律保护中药产业的竞争实力,为中药产业的国际化护航。

参考文献:

第5篇:现代中药创新范文

[关键词]需求拉动;技术推动;创新系统;农药行业;绿色;环保

农药行业既是一个支农部门,又是一个不断创新的部门。最早使用的农药有滴滴涕、六六六等,但因其难以降解,在环境中长期残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淘汰。后来改用有机磷农药,如敌敌畏等,然而它们的毒性太大,危害人畜的生命安全,于本世纪初逐渐被禁用。近年来,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出现了一批高效低毒的农药。相信未来,绿色环保的农药将不断涌现。

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命脉,也是农药行业生存与发展的命脉。从需求拉动、技术推动与系统创新的视角探索农药行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有助于我们洞悉农药行业发展的趋势。

一、需求拉动与农药行业212艺发展趋势

需求拉动的技术创新又被称为市场拉动型创新,是指创新的想法来源于市场和客户的需求,企业为此而采取新的技术和工艺,推出新产品以满足市场需求。需求拉动观强调市场的导向作用,认为市场(消费者)对技术开发的产品选择、技术路径起着重要的影响。同样,市场变化使农药行业的工艺创新出现了新的趋势。

第一,农药生产工艺不断优化的趋势。

农药生产工艺不断优化的趋势,草甘膦生产工艺的提升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农药通常分为杀虫剂、除菌剂和除草剂三大类。其中,草甘膦约占除草剂总量的30%,近年来,草甘膦销售量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已连续多年占据世界农药销售额的首位。欧盟农业大国大面积种植抗草甘膦作物(如玉米、大豆)以及可再生能源战略所引发的生物能源需求是造成草甘膦旺盛需求的主要原因。

需求加快了我国农药行业的技术革新,生产草甘膦的龙头企业浙江新安化工集团承担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农药创制工程中的草甘膦创新生产工艺研究),在国内率先实现了甘氨酸法草甘膦生产过程的连续化,填补了国内空白。江山股份在传统生产技术的基础上,采用了连续化生产工艺和dcs控制系统,优化了草甘膦的生产工艺。

第二,农药生产技术环保化趋势。

以往使用高毒农药虽然有较高防效,但存在污染危害严重的弊端。含有铅、砷、汞的农药和有机氯杀虫剂等化学性质稳定,不易分解,在环境中或在农作物产品中残留期长,不仅破坏生态环境平衡,还威胁到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限制高毒农药的生产与使用,如我国宣布从2007年1月1日起,撤销含有甲胺磷等五种高毒有机磷农药的制剂产品的登记,全面禁止其在农药中使用。对更高质量更安全食品的需求“倒逼”农药行业推动技术的绿色化,如原料的绿色化(dmc代替光气),催化剂的绿色化(taml活化剂代替tempo),以及一些绿色合成方法正越来越多地在农药行业中得到应用。在市场推动和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支持下,预计至2012年莠灭净一步法绿色合成工艺、高品质甲基嘧啶磷清洁生产技术将覆盖全行业,草甘膦副产氯甲烷清洁回收技术、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清洁生产技术及乐果原药清洁生产技术将达到80%的行业普及率,二苯醚类除草剂原药生产三废回收技术、常压空气氧化产二苯醚酸技术等将达到30%-50%行业普及率。

二、技术推动与农药行业产品发展趋势

技术创新理论表明,科学与发明是技术创新的源头之一,因而科学和发明的积累也是决定人类社会技术发展趋势的因素之一。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被公认是“技术推动”论的代表,他认为,技术创新的源头是科学与发明,创新活动的步伐依赖于科学进展。农药行业亦是如此。

第一,农药的研制从单一学科走向多学科交叉、渗透、综合的趋势。

农药行业的技术创新始终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伴相随,科学发现与科学发明预示着农药行业的发展方向。综观农药行业的历史发展,农药产品从最原始的天然药物型发展到近代的无机化学型,再到现代的有机化学型,直到当今的有机化学型、生物化学型和生物型共存,这一过程是与科学和发明的不断推进而相对应的。历史上化学学科的发展早于且快于生物学科,客观上为农药产品最先使用化学技术提供了条件。而无机化学技术的较早出现和发展,导致了无机化学型农药的较早应用;随着有机化学的快速发展,农药产品开始向有机化学型转变,有机类化合物种类繁多,技术研发的空间巨大。

与此同时,数学、物理学和信息科学的快速进步为有机化学型农药的创制开辟了广阔空间。例如,病毒和害虫由于不断进化而产生了抗药性问题,要求农药行业不断研发新产品加以应对,而新农药的创制则是对数量庞大的各种化合物进行逐次筛选的过程,正是由于数学、物理学和信息科学的技术对农药研究的渗透,使得新农药的创制速度大大加快,出现了一批支撑新农药创制的核心技术,如合理药物设计、靶标验证、组合化学和高通量筛选等;随着农药生产和使用所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以及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问题的日益严重,农药产品开始朝着高效、低毒、低残留的特点发展,另一方面,新型化合物筛选空间的明显缩小也造成了有机化学型农药的发展瓶颈。

近年来兴起的生物科学,为创制新型农药产品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生命科学前沿技术如基因组、功能基因组、蛋白质组和生物信息学等,与农药研究紧密结合,以发现新先导化合物和验证新型药物靶标为主要目标,取得了显著的发展,至此,农药已经不完全属于化学品的范畴,它开始向生物化学型产品、甚至是生物型产品转变,并体现出汇集众多科学技术于一身、以生物化学技术为主的产品特点。

第二,生物农药的外延不断被拓展、内涵不断被深化的趋势。

生物农药是指用来防治病虫草等有害生物的生物活体及代谢产物和转基因产物,包括微生物农药、转基因植物农药和生物化学农药等。生物农药与传统化学农药之间很大的区别在于,它们通常是控制而不是消灭病虫,具有延迟的作用,更具有选择性,生物农药具有高效、低毒、低残留、选择性强且能迅速分解、不易产生抗药性的优点,并且能极大地降低传统农药的使用,而不影响作物产量。生物农药包括生物体农药和生物化学农药,生物体农药是指用来防治病虫草等有害生物的商品活体生物,而生物化学农药是指从生物体中分离出的、具有一定化学结构的、对有害生物有控制作用的生物活性物质,该物质若可人工合成,则合成物结构必须与天然物质完全相同。

目前世界上已发现可用于防治病、虫、草害等具 有农药作用的细菌100余种、真菌500余种、病毒700余种、植物4000余种,再加上线虫和微生物代谢物——抗生素,其数量蔚为可观,这将为新农药的开发提供非常丰厚的生物资源。我国地域辽阔,生态多样,是一个生物资源大国,拥有全球10%的生物遗传资源。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拥有动植物、微生物约26万种,还有着其他国家少有的丰富的人类遗传资源,目前我国保存的农作物种质资料种类达30余万份,这为我国发展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提供了丰富材料。自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开始研发生物农药,目前注册登记的生物农药有效成分有77个品种,占有效成分品种的13.4%;产品691个,占注册登记农药的7.1%;微生物农药的研究起步较早,如从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了对bt杀虫剂的研究,此后针对应用情况不断加以改进,为了延缓抗药性的产生,应用bt制剂与阿维菌素、昆虫生长调节剂等复合增效的方式,成功研制了bt生物复合杀虫剂抑虫啉和克虫威,其杀虫效果良好,使用成本大大降低。总之,我国在生物农药菌种引进、资源筛选评价、新产品开发、生产工艺、产品质量检测及工业化生产等方面,都将大有作为。

第三,有机化学农药研制的绿色化趋势。

在观察到生物农药越来越多的技术优势和发展前景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到,现有的有机化学农药的绿色化在技术上仍然大有可为。例如,作为除草剂作用的生物农药品种还比较少,有关其良好应用的报道也不多,相比之下,目前草甘膦在除草剂农药中仍具有良好的技术优势;就杀虫剂农药而言,在技术上属于第三代的拟除虫菊酯类自20世纪80年代开发后至今平稳发展,在我国,菊酯类农药正在快速取代之前的高毒农药,其中高效氯氟氰菊酯由于生产工艺不复杂、成本较低和药效高的优点,在农用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中占有率显著领先,而开发于上世纪90年代的第四代以吡虫啉为首、以吡啶杂环为主体的烟碱类农药,在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含吡啶环农药不仅高效、低毒、药效期长,而且具有良好的环境相容性,近年来已覆盖杀虫剂、杀菌剂和除草剂三大类,成为当前农药创制的方向之一。针对我国目前的农药生产和运用技术来看,有机化学类农药还是存在很大的技术发展空间和应用空间。首先,我国农业生产目前仍主要依靠单个农户进行,生产活动零散而不集中,施药技术落后,还是倾向于使用现有的化学农药,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物农药的实际应用。其次,与国外精湛的生产工艺相比,我国化学农药在制剂环节上的工艺明显粗糙,在对助剂选取和混剂配制等精细技术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目前我国农药剂型不足,主要为乳油和可湿性粉剂,占60%,平均每种原药加工5-6种剂型,而发达国家则在30种以上;尽管近十年来我国对环境安全农药新剂型进行了大面积产业化开发和推广,但时至今日,悬浮剂、水分散粒剂等环境友好型的水性化农药新剂型,依然只占全部制剂登记数的约24%,远远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根据世界农药制剂的发展方向,我国农药制剂的技术趋势应该是以固体形式代替液体形式、粒状形式代替粉状形式和水基形式代替油基形式,并以装运施用方便、有效成分高分散度、对靶体高沉积量、使用形式及制剂中辅助成分对环境友好为目标。

三、创新系统与农药产业组织创新的趋势

创新系统是指一个特定国家或区域内各有关部门和机构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网络。在创新系统中,核心是知识与知识的流动。知识的流动必须有载体,载体包括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等组织,其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最主要载体。由于技术创新的过程是复杂的,知识的扩散和转移并不是依照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线性路径,相反,它是以复杂的反馈机制与科学、技术、学习、政策等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因此,组织内部、组织之间的交流和学习被置于研究的中心,而创新系统实质上是促进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学习交流的制度安排。从农药行业来看,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行业创新系统正在形成。

第一,创新资源向优势区域、优势企业集中的趋势正在形成。

从世界范围来看,占全球农药销售额80%以上的仅为世界排名前8名的农药跨国公司。而我国农药生产厂家较多,缺乏规模结构的相对优势,原药产量达万吨以上的仅有3-4家,5000吨以上的也只有10家左右。由于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农药产品供过于求和市场的无序竞争,反过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使得企业无力进行技术创新。

我国农药行业的集中度偏低,这使该行业进一步整合发展和集约化经营有着较大的潜力。

我国农药行业集聚度在1998-2007年持续上升,衡量空间分布的指标gini系数、crl、cr2和cr8(分别为排名前1,3,8位的省份占全国份额的绝对比)都有一个显著提高的过程(见表1)。苏浙鲁冀鄂五省占据排行的前5位,其中江苏省在10年中始终保持销售收入的第一位,这说明我国农药行业在省域范围内存在空间集聚的现象。农药行业在优势区域的集聚,可以吸收行业中相同、相近的企业以及相关的农业服务机构进驻该地,从而形成上下游企业分工协作,充分利用公共服务设施,专业化和网络化并存的生产组织形式。这样一种组织上的重构有利于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和相互学习,形成氛围活跃的区域创新体系。

由于农药的开发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的特点,实力较弱的公司无法承担。近年来,我国农药行业的兼并重组步伐加快。可以预见,随着农药行业准入条件的进一步收紧,我国农药行业的整合发展趋势将会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企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有助于核心能力的成长,由此带来了产业组织革新对我国农药行业的创新体系意义深远,从而在根本上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能力。

第二,产学研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趋势形成。

第6篇:现代中药创新范文

 

中药工业技术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历史原因及受限于原研时期的科技水平,大部分中成药品种的科技含量不高,市场竞争力弱,难以做大做强。选择有潜力的中成药进行二次开发,有针对性地实施制药技术升级改造,使产品更适合医疗市场需求,这无疑是“低投入、高产出”快速发展中药产业的战略抉择。

 

近年来,中成药(特别是中药注射剂)质量问题受到各界高度重视,色谱指纹图谱、多成分含量测定等中药质量分析方法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中药质量标准提升工作进展显著,促进了中药产业的发展。然而,目前我国中药制药工艺水准低,生产操作粗放,缺乏制药过程质量在线监控方法,制药装备智能化程度较差,过程质量保障体系不完善,制药技术革新意识不强,企业技术创新驱动力不足,导致中药制药技术整体水平落后于时代要求,制约了中药产品标准进一步提高,成为阻碍中药工业大规模发展的瓶颈。若想完成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任务,全面提高国家药品标准并在国际上主导中药标准的制定,就必须实施中药制药工程领域的前瞻科技发展战略,研发中药制药工艺品质优化技术,制订中药制药工艺技术标准,构建提高药品标准的新机制。我们只有在中药制药工程技术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倡导和制定的中药标准才有可能成为全球规则,增强在世界天然药物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因此,自主创新发展中药制药工程技术,推进中药工业技术转型升级,建立符合中药生产特点的全程质量控制体系,通过技术进步大幅度提升中药标准,确保中药产品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也将推动中药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1中药工业若干瓶颈问题与重大技术需求

 

1.1中成药二次开发的难点在中成药二次开发中,制药技术再研发工作比较薄弱,人们往往重视中药药效物质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或者专注于研究药品质量检测指标及其分析测试方法。由于中药物质的复杂性及基础研究不足等原因,再加上制药工艺品质低等技术因素,导致不同厂家的同一产品或同一厂家不同批次产品的化学组成存在较大差异,批次间质量一致性不高,直接影响药品质量稳定性和临床疗效,并易造成安全隐患,从而削弱了市场竞争力,这是阻碍中成药做大做强的一道壁垒,也是中成药二次开发的难点和中药国际化的瓶颈。

 

1.2中成药产品质量控制在实施国家药品标准提高行动计划过程中,中药标准提升工作是重中之重。其主要任务是研究提高中成药生产的原料及成品质量放行标准,通过修订药品质量检测指标,将重要成分含量上下限控制及有毒有害物检测纳入质量检测范围,这就对中药制药技术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因为药品质量是生产出来的,并不是检验出来的。质量检测指标只是药品生产的最后一道关卡,而不是制造优质药品的工程技术。换句话说,中成药产品质量控制水平不仅依赖于质量检测指标体系的完善,更主要取决于制药工艺品质的优劣,要提高药品标准就必须提升制药工艺水准。因此,大幅度提高中成药标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发展中药制药过程质量控制技术,建立中药制药过程质量保障系统。

 

1.3中药制药工艺品质问题高质量产品离不开精密的工艺细节,制药工艺各关键环节质控点的精准控制是确保药品质量的基石。目前,我国中药工业所采用的制药工艺相当粗放,工艺参数设置及其控制限缺乏工艺学优化研究依据,工艺品质控制主要依赖于经验,大部分企业制药工艺参数尚未实现自动化或半自动化控制,导致中药制药工艺品质不高。因此,中药制药工艺水平是制约中成药质量的瓶颈,必须尽快破解各制药单元工艺参数与药品质量关系辨析、制药工艺关键质量控制点辨识等中药制药工艺技术难题。

 

1.4中药制药过程质量控制中成药工业化生产流程包括药材前处理,药效物质提取、浓缩、干燥、制剂等许多制药单元工艺,各单元操作工艺的组合形成了中药制药工艺链,即中药制药过程。制药过程质量控制一直是中药质量控制研究领域的技术瓶颈。目前,我国中成药制药过程质量控制技术整体水平仍十分落后,缺乏实用的制药过程质量在线检测方法,更谈不上对制药过程质量实施有效监控;中间体质量检测指标不完善,过程数据尚未实现高效管理;由于缺少制药过程质量信息,药品质量无法得到有效及时的监控和追踪。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有人将过程分析技术(PAT)与过程分析化学混为一谈,甚至将近红外光谱视作PAT,还有人将制药工艺参数(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在线检测混淆为过程质量指标(物理、化学及生物检验指标等)的在线检测,这种技术概念上的混乱易导致中药制药过程分析技术研发应用偏离正确轨道,不仅影响过程质量控制技术发挥实效,而且误导了企业技术升级改造方向。因此,推动中药制药过程质量控制技术创新发展是中药制药领域的当务之急。

 

1.5中药生产质量风险控制目前我国中药工业缺少生产质量事故预警预报方法,制药过程数据管理方式落后,尚未建立中成药生产质量风险控制机制。如何建立质量风险评估和预警系统,监测评估各单元工艺质量,对全程质量监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防御生产事故的发生是中药制药工程技术领域的重点任务。

 

1.6中药制药过程节能减耗后碳时代是世界未来经济发展的新机遇。低碳经济的要求正在催生新技术,促使中成药生产必须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原材料损耗、减少废品率、提高设备利用率等。因此,制药过程节能减耗已成为中药产业的重大技术需求。

 

2新一代中药制药核心技术简述

 

20世纪70年代我国中药工业出现了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主的技术变革,发展形成了具有现代工业意义的第一代中药制药技术,第二代中药制药技术的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技术升级是以实现中药制药设备“管道化、自动化和半自动化”为主。面对方兴未艾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特别是全球发达国家正迈入“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我们建议大力促进中药制药技术的新一轮升级换代,创新发展以制药工艺“精密化、数字化及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代中药制药技术,推动现代中药工业跨越式发展。

 

本团队在中药制药工程研究领域已探索了15年。通过深入工业现场向一线工程技术人员学习丰富的实践经验知识,对源自中药工业实践的技术问题进行系统探索,构建了新一代中药制药核心技术框架,其核心技术包括中药制药过程分析技术、制药工艺品质优化技术、制药过程质量监测技术、制药过程质量控制技术、制药过程数据分析与信息管理技术、制药过程智能控制技术等。

 

2.1中药制药过程分析技术PAT的基本思路是透彻了解制药过程并实施有效监控,即设计一个用于分析并控制药品生产过程的完整系统,体现了质量源于设计(QbD)理念。笔者认为,中药制药PAT应通过集成方式对中药制药过程进行化学、物理、生物、数学及风险分析,辨识所有会引起药品质量变动的关键始发因素,及时检测原料和各单元工艺环节物料以及过程质量指标,实现中成药质量控制目标。其主要技术方法包括中成药生产全过程建模分析,单元工艺与质量关系建模(揭示影响工艺品质的各节点),设计质量风险最小的过程质量控制体系(择取关键质量控制点),研究过程分析化学和生物检测方法,建立中药制药过程质量监测系统等。

 

2.2中药制药工艺品质优化技术对中药制药过程各单元工艺进行深入剖析,辨析工艺参数与质量控制指标相关性,建立制药工艺品质量控制制指标,优化工艺参数,将严谨和精湛贯穿于每一道制药工序和工艺品质量检测验的始终,精准控制整个生产工艺流程和每个工艺环节,实现中药制药工艺品质提升。

 

2.3中药制药过程质量控制技术运用测管控一体化技术理念,在线监测制药过程各类质量检测指标(包括化学与生物检测等),对过程质量实施有效监控和追踪;构建制药过程质量事故溯源系统,形成数据信息证据链,追溯到药品生产整个工艺流程和每一个环节,进而建立过程质量保障体系及质量风险控制机制;以量化模型替代药工经验,精准控制中药制药过程,建立过程质量风险预警系统,避免发生药品生产质量问题,提升制药过程质量控制水平。

 

3中药制药工程科技创新战略方向与建议

 

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脚步,人类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大数据时代,智能技术和“云计算”给制药工程科技创新带来空前机会,制药过程质量控制技术、制药过程分析技术、过程参数在线检测技术以及制药过程装备都将发生重大革新。我们应抓住这一轮工业技术革命机遇,前瞻性布局,通过自主创新抢占制药技术战略制高点,实现中药产业的快速发展。

 

据此,笔者建议:①将中药质量控制由“平面控制”模式发展为“立体控制”模式,加大中药制药技术升级改造力度,创建中药制药工艺品质优化、过程检测与过程质量控制集成一体化技术,从而提高中药质量控制技术水平;②以PAT理念,创新发展中药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建立整个制药工艺链各单元环节质量风险预警机制,从原料到中间环节直至最终产品质量检测都追求高品质工艺水准,以精密工艺品质确保药品质量,由此打造中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③促进中药制药设备从简单制造向复杂制造或高端制造转变,研发模块化、智能化、低碳化高效设备,从根本上改变中药工业装备技术落后局面;④将基础药学、工业药学与制药工程学交叉融合研究,探索和实践产学研用合作共赢的无缝衔接模式,凝聚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力量进行协同创新,实现创新要素最大限度的整合,共同跨越科技成果向工业转化的“鸿沟”;⑤针对中药制药关键环节和技术难点,聚焦于能够引领中药企业转型升级的变革性技术,以协同创新形式研发新一代中药制药核心技术,直接进行产业化应用。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深刻影响制药工程技术未来的发展走向,生产系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将极大促进中药工业技术跨越式创新发展,实现中药制药技术升级换代,进而大幅度提高中药质量控制水平,使中成药产品走向世界。

第7篇:现代中药创新范文

1970年初,袁教授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从调查入手,深入民间调研,数十次前往不育症多发区的41个市县进行系统的社会调查,率先发现集中不育症人群与食用棉籽制品密切相关,提出棉籽食品可致男性不育,进而分离出男性抗生育有效成分棉酚。嗣后,国家组织全国18个省市千余名多学科科技医药卫生人员协作攻关,袁教授作为全国棉酚研究协作组化学制药组负责人和山东省棉酚研究组组长带领科研团队对棉酚的理化性质、生产工艺、质量标准与规格、抗生育效果、作用环节、吸收分布、毒理、临床用药方法及剂量、棉酚的拆分、衍生物及络合物的制备和筛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深入研究。1974年2月在探寻高效低毒棉酚衍生物的过程中,研制成功“男性避孕药甲酸棉酚”,袁教授亲自执笔起草了棉酚、醋酸棉酚、甲酸棉酚质量标准[3]。棉酚是迄今国内外男性抗生育作用最为确切的一个药物,作为非甾体类药物的新发现,填补了国内外男性避孕药的空白。1972年,袁教授首次分析测定出青蒿素的分子式与分子量,为“抗疟新药—青蒿素”研制成功做出了关键技术贡献。

2系统生态观的中药可持续发展

中药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其生态环境保护是袁教授长期关注的课题,他指出:“中药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是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物质基础,要发展中药事业,首先要加强中药资源的保护[4]。”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他多次深入山区、药材产地和道地药材产区开展中草药资源调查,搜集民间中草药方剂,编著出版《山东中草药手册》《中草药避孕方剂汇编》和《山东省中草药资源调查报告》。80年代初,面对中药使用量激增,中药及天然药物野生资源日趋减少的现象,袁老认为中药资源是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应对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进行研究与科学利用。为摸清山东中药天然药资源现状,积极配合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袁教授组织开展了山东中药资源普查,切实推进中药道地药材研究和人工栽培研究。针对中医和中药发展不平衡和“重医轻药”,以及临床用药不规范,中药炮制不当,或调药有误、分量不准,药材霉变,以伪充真、以劣充优等问题,深入分析中药及中药学科在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适时地发表了“振兴中医事业必须同时发展中药事业”的重要论述。90年代,袁教授立足中医药可持续发展,竭力倡导中药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客观化,组织山东道地药材研究,开展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及质量研究[5],从混乱品种甄别、本草考证入手,就其化学成分、饮片规格、质量标准等进行系统研究。通过对荆芥全面系统研究,明确了荆芥入药历史沿革,澄清了荆芥入药品种[6],首次探讨了135种常用中药所含微量元素与中药性效相关性,保障了临床用药安全。24大科学观塑中药产学研经贸战略架构中药为复杂体系,其突出特征是整体性,袁老对中药现代化有着系统思考和独特见解,认为:“中药现代化要立足大科学观,从系统整体观出发,做好顶层设计,从战略高度着眼,基础与应用研究、实验与临床并重,科学技术与人文经济融合,产学研科经贸并举,多学科联合协作攻关,实现中药规范化、标准化、国际化。”还分析说:“应重视中药基础性研究,无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应用研究,更不可能有重大创新和突破。要坚持以中医药理论为依据,以临床效果为前提,以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为核心,破行业界限,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多学科交叉协作,探索中药复方多成分、多途径、多环节、多靶点的作用机理。从根本上使传统中药提高到现代中药的水平。”1990年,他在20余年中药生育调节研究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从战略发展着眼,系统梳理古今文献,开展专题调研,首次在国内外全面总结中草药节育成果,独立完成了“中药节育的预测研究”,准确客观分析了国内外中草药避孕及抗生育研究思路与进展,前瞻性的提出了我国中药节育研究的发展趋向、目标,尤其强调应着力加强中药复方抗生育作用与有效成分及中药双向调节系统研究[7]。1998年,他综合分析中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水平,着眼于山东厚实的中医药基础条件和发展潜力及在国内外所独有的优势、地理环境特点,增强中药国际市场竞争力,建立中药走向国内外市场的“高速路”,提出发挥山东居环渤海经济带区位优势,建立集产学研经贸于一体的“北方中药港”的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设想和围绕“北方中药港”建设核心,以观念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自主发展模式创新为着力点,增强中医药科技自主创新力的发展策略建议,推动了中药现代化和“国家中药现代化产业化基地”的建设进程[8]。

3系统整体观和非线性科学理念融合构建符合中药

自身规律和特点的质量控制与评价方法体系中药质量是中药事业发展的核心,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袁教授便着力于现代仪器分析技术评价与控制中药质量的系统方法学探索。80年代初,组织了紫外、红外、荧光、色谱、电泳和细胞核型分析等中药鉴定与质量评价现代方法技术的系列研究,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项目技术依托单位”,确立了该领域领先地位。遵循中医整体观和中药复杂体系的特点,融汇系统学和非线性科学理念,将现代分析技术引入中药领域,指出中药质量控制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种质、原药材、饮片、制剂、中成药、辅料及环境土壤等的多维标准规范和综合集成控制。创建性地提出中药全成分分子动态变化整体性、综合性的质量评价与控制理论“中药质量全成分控制论”,即:中药具有整体性、非线性、模糊性、时空序列等特征,单味中药的化学成分是复杂的,中药复方的化学成分更为复杂。并且这些成分存在着极大的可变性。它既有植物生长时由于生物变异及基因表达的可变性,又具有采集加工后成分分解转化的可变性。因此,只选用其一种成分,甚至选用几种成分定性定量,进行评价与控制中药质量,难以反映出中医中药的特色,与中医辨证用药重视整体药效相距甚远。中药的整体作用特点决定了中药不同于西药,中药的质量控制方法必须能对起效的全成分(有机成分、无机成分和络合物成分)进行控制,以中药全成分为基础,以其全成分分子的整体效应为指标,采用现代分析测试技术方法获取标准量值,达到控制中药质量、保证中药用药安全有效的目的[9]。袁教授首创了“中药鉴别紫外谱线组法”“中药多维指纹图谱共有峰率和变异峰率双指标序列分析法”和“全成分宏观总体效应表征中药质量评价与控制方法”等系列新方法[10-12]。1994年,他将热力学理论引入中药研究领域,采用微量量热法新技术,运用生物热效应表征黄连、黄芪药效作用机制,探索建立中药质量评价的热力学方法[13-14]。袁老在长期系统的中药质量控制与评价方法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成果,完善了中药及其生产质量控制体系。

4复杂巨系统理论与集成统一分析方法解析中药复杂体系

20世纪80年代,袁教授以阐明中国特色生命科学———中医药学的本质为根本目标,开始了以方剂配伍规律和“方-药-证”相关性研究为核心,运用多学科研究模式,以中医方剂的功效为指标,采用现代分离分析技术,剖析方剂的物质基础,揭示方剂的作用机理,阐明其科学内涵的艰辛求索之路。系统的自然科学理论与技术修养和长期的中医药文化积淀与中药实践,使他对中药方剂有着精深的认识,作出了“中医药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工作是在中医药基本理论指导下,根据中药配伍理论,研究中药复方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包括功效关系和物质关系,研究复方中药化学成分及其变化(物理的、化学的和活性的),从而探讨中药的协同、拮抗和双向作用,对于发病机体治疗疾病的机理,以阐明中药复方的组方规律,揭示中药作用的本质,进而阐述中医药理论”的论述。形成了“中药配伍化学关系论”,其核心内容是:中药的化学成分是中药的组成,中药化学成分包括有机化学成分和无机化学成分,包含微量元素以及两者形成的络合物成分等。单味中药中具有多种有效成分,每个有效成分具有多方面的生物活性。中药在临床上应用多以复方形式,它体现了辨证施治的治疗原则。复方的中药配伍是以“君、臣、佐、使”及功效方面的“七情”的组方原则,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单味中药组合而成,并在机体内作为一个整体而起作用,即复方作用的最大特点是复方中所含中药的综合作用和整体作用。中药通过方剂配伍,可以提高与促进疗效,减低毒性与不良反应,适应复杂多变的病情。中药汤剂多是复方,配伍煮后,各种成分多数相互作用,发生多种化学物理变化,含量上升或下降,甚至产生新物质,只有极少数成分保持原有状态,由此反应而产生的新物质,足以导致量或质的变化;汤剂进入机体内又可发生因配伍而产生协同作用或拮抗作用。中药配伍组成的复方,其汤剂的功效作用,不能简单地用单味中药中所含有的化学成分功效作用普遍进行解释,也就是说复方的药理作用并非简单地等于各味中药及所含某些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的加合,显示出整体作用大于部分作用的总和,体现了祖国医药学在直接治疗疾病的同时,重在调动机体内在的抗病因素和通过对其他药物的影响使得机体恢复健康。中药复方汤剂中各单味中药所含化学成分有的保持原有状态,有的因相互影响而产生量的增多或减少,有的则产生物理(吸附)或化学反应而产生新的物质。由于单味中药就含有多种化学成分,单味中药中不同化学成分可以具有不同的生物活性,它们间可以相互协同、拮抗或又协同又拮抗[15]。率先采用色谱指纹图谱技术及效标成分与药效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将智能色谱专家系统用于中医方剂分析,开展了中医传统名方四物汤的系统研究,揭示了四物汤其成分变化与药效的相关性和配伍减毒增效的作用机理与物质基础,确证全方补血药效最佳。继而提出“中药方剂分子合式作用学说”,合式,即合乎一定的规格、程式,指有序、有规律的作用。中药方剂是一个多种化学成分的复杂体系,含有机成分、无机成分和络合成分。中药配伍制备汤剂的过程中,则可能发生物理的和化学的反应,由此反应而产生新物质(沉淀物和非沉淀物),导致量或质的药效变化。当汤剂进入机体内部形成一个随病症可发生协同或拮抗的动态平衡的多种活性成分分子复杂体系,在机体内活性成分分子包括原有活性成分分子、代谢产物活性成分分子和间接产物活性成分分子,一种活性成分分子在机体氛围中可改变状态,如形成络合分子等,随病症可呈现一种或几种不同的活性作用,其活性成分应能被机体吸收,可发生因配伍而产生的协同或拮抗作用。起作用的多种活性成分分子又可划分为Ⅰ类活性分子,即已作用在靶点上的活性分子;Ⅱ类活性分子,虽未作用在靶点上,但可协同或拮抗Ⅰ类活性分子的活性;Ⅲ类活性分子,是Ⅰ类和Ⅱ类活性分子的作用基础或后续分子。在机体内,多种活性成分分子可作用于多个部位、多个靶点或几种活性成分分子作用于同一部位、同一个靶点,其作用呈现层次性、有序性、整体性、综合性和调节性,使机体重新恢复到原来的平衡状态,病症得以治愈。

5系统动力学方法剖析中药学科内生机制与动力

学科是承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功能的平台,是造就学术领军人物与科技拔尖人才的舞台,数十年的学科工作经历,使袁教授体会到高水平学科是实现高质量专业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基础,是从事高水平学术研究与科技创新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中医药学发展的载体与基石。他立足于建立中药现代学科教育体系,着力构建“中药光谱鉴定学”学科体系,其专著《中药鉴别紫外谱线组法及应用》作为学科建设的开篇之作,为中药学与现代科学的融合开辟了一条新径[16],成为新学科的理论奠基。从系统论角度出发提出:“人才智力资源是学科发展的根本、物质条件是学科建设的保障、科学技术进步与学术研究是学科发展原动力、理论知识创新与技术创造是学科发展的关键”的“学科建设发展四要素”和“构建方剂学二级学科群”及“方剂化学”学科的发展目标[17]。1985年初,就学科建设提出教学、科研、技术开发三者的关系为“首、主、重”三要关系。袁老注重优秀中药技法的传承与创新,倡导科学人文精神的塑造与医药并重、医文合一的人才教育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重视培育文化底蕴深厚的复合型中药创新人才,在他的努力下形成了从本专科、研究生教育到博士后人才培养层次完备,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健全的五个层次的中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6结语

第8篇:现代中药创新范文

论文关键词:彝药;知识产权;保护

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历史悠久、支系和人口较多、分布地区较广的民族之一。彝族同中华各兄弟民族一样,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学、音乐舞蹈、绘画艺术等人类文明;开创了农业、畜牧业;发明了自己的天文历法。彝族主要聚居在中国西南地区四川省凉山州、云南哀牢山和乌蒙山地区、贵州省仁怀一带,全国共有彝族人口近660万人,其中以云南为最多。彝族祖先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创造和发展了本民族的传统医药。这些文明无疑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彝族传统医药的发展及特色

彝族医药有着完整的医药理论体系和有效的临床实践,被认为是我国第三大少数民族药业,其产业化开发程度仅次于藏药和苗药。

1.彝族传统医药的发展

彝族医药与其他民族医药一样,是人们在与自然相适应的过程中长期积累的成果。彝族群众大多生活在金沙江南北两侧的热带河谷地区,受当地特有的居住环境、地理气候条什和生产、生活实践影响,在病因病机方面强调热证、毒证、箭证、蛊证等,在治疗方面既擅长用药,也擅长外治,特别是在排毒、通脉和治疗骨折、风湿、蛇伤、感冒等方面有独到之处。

早在明清时期,彝族医药就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医药学理论,并在清朝雍正年间推出了”拨云锭”等知名品牌。驰名中外的”云南白药”就源于清代云南著名彝医曲焕章的祖传秘方。改革开放后,彝药的研究开发有了很大进步,有关学者先后收集整理发掘出彝医学手抄本古籍28部,其中最早的为明代嘉靖年间的《双柏彝医书》,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早12年,并编纂了《彝药志》、《彝族医药史》、《楚雄彝州本草》等书籍。

2.彝族传统医药的特色

彝族医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且有着自己的医学理论和体系。

首先,彝医认为,人由天地而生,人体结构必然与天地相仿,仿着天地形成,仿着天地行动,仿着天地变化。人体与天体有相似之处,同样具有五行。这就是彝族的”人与天地同观”。两者是”天人合一”的统一体,因此,彝医认为,自然界中各种因素的变化,都会对人体的生命活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其次,彝族有一种方位推算法,这是彝族普遍用来推算人的”本命”所在方位及疾病预防的诊断方法,是对人类生命运动形式的一种表述。彝族医算主要依据太阳历和阴阳历来推算病人的年龄、禁日、衰年,以表达生命运动的规律。

再次,外治疗法也是彝医的一大特色,如火烫伤用鳝鱼血和鸡血混合外擦;蛇咬伤用狐狸胆、黄鼠狼胆煎水服,或者用黑牛胆、绵羊胆泡开水服后,再用重楼捣敷包伤口;内、外痔用洋金花煎水外洗等等。最后,象形医学也是彝族医学的一个特点,所谓”象形”,就是取植物、动物或矿物药中与人体组织、患病部位、疾病表现特征相同或相似的东西来治疗人体疾病的一种方法。在疾病的病理诊断上,从具体剖析人体物质的不同结构及其性能特征出发,以诊断病因病根,病理诊断比较准确。而且药物配方非常注意药物本身的生克变化的运动规律,能使药物在疾病治疗中相互配合,发挥最大威力。

二、彝族传统医药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下面临的困境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鼓励科技创新成为各个国家的需要,于是近代的知识产权制度逐渐建立。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知识产权制度基本上形成了以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为主体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各国都对自己的技术创新、著作利益、商业标志等加以很好的保护。但是,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保护方面,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却显得力不从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突破式创新与渐进式创新的矛盾

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要求在原有知识与技术的前提下,作出一种突破式的创新。特别是在专利权制度下,要求所授予的专利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等。这些特性相比较原有的技术而言,是一种明显而进步的技术革新,所以,在这样的知识产权制度下比较容易确定技术的创新性,也比较容易确定权利主体。

由于彝族人民长期生活在自然条件艰苦的地区,无论是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还是人文历史方面,和中原地区的汉民族都有一定差距,这也导致了彝族医药的发展缓慢。虽然近几年也整理出了很多彝族的古医书,但是很多彝族医药都是靠口口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不少彝族医药已经失传。再者,传统彝族医药的发展是靠一点一滴的经验积累起来的,它并不像现代医学那样有精密的仪器和完备的实验条件。这些一点一滴积累的经验并不是由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这需要彝族毕摩世家数十代人的心血。这样的渐进式创新显然与现代知识产权的突破式创新不相符。

2.彝族传统医药利益主体难以确定

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下,创新主体的确定比较容易,无论是著作权、专利权,还是商标权,知识产权制度对申请主体均有明确的规定,此处也不再敷述。

正如前文所述,彝族传统医药是一种渐进式发展,需要数代人的不断努力,这样也就导致了不易确定谁才是创新主体。纵观整个彝族医药的发展,每个彝族毕摩都有贡献,但是他们的贡献又是一点一滴的,并不是突飞猛进的。那么,在这样的发展情况下,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赋予每个毕摩均享有相关的知识产权呢?还是只赋予最后创新的一个毕摩?更或者,赋予全体彝族一个共同知识产权?

从云南彝药已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药批准品种来看,已有20个,”复方仙鹤草肠炎胶囊”、”灵丹草颗粒”等l2个新产品获得准字号生产许可证并已批量生产投放市场。国内一批知名制药企业如”盘龙云海”、”老拨云堂”、”万裕药业”、”万鹤鸣药业”等先后在楚雄落户,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从这些情况来看,这些企业致力于彝族医药的开发与保护,值得鼓励!但是鼓励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真正受益的主体是这些企业,并不是真正发明这些医药的彝族人民。这些企业正是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下取得的相关保护并获得相关利益,那为何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不能保护真正创造彝族医药的彝族人民?为何受益主体最终不是医药最初的创造者和继承者?

3.彝族传统医药缺少发展动力

在近代以前,彝族医药一直发展不错,而且还出现了像”云南白药”这样的经典品牌,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西方医学也随着各种西方技术传入中国。西医以其疗效快、服用方便、精密的医学检测和长期的临床试验而迅速占领市场,传统的彝族医药,甚至博大精深的中药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毕摩世家的子孙继承的彝族传统医药越来越少,有的甚至失传了,这无疑是人类医学瑰宝中的巨大损失。

除了受到外来冲击外,彝族医药本身的创新机制和保护措施也有问题。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彝族医药本身的创新需要满足市场经发展的需要,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原来自然经济社会里那种氏族村落之间自给自足的医药。国家在彝族医药的开发与研制方面投入的资金和人才也有限,这也制约了彝药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下很难对彝族医药加以全面而系统的保护,由于创新得不到鼓励与保护,就缺少创新的动力,这也就更谈不上适应现代的市场经济了。

三、彝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在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下,确实难以对彝族传统医药进行全面而充足的保护,为此,我们应该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有所突破:

1.适当改变知识产权保护方式

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要求突破式创新,这样就难以将彝族医药,甚至是中药和其他少数民族医药纳入保护范围之内。

除了传统知识产权制度下突破式创新的保护之外,还应当建立渐进式的创新保护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保护一些历经百年而逐渐形成的知识产权。如果把每个人的贡献分开来看,他们所作的贡献也许只是一点一点的,根本达不到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要求。所以,我们有必要把他们日积月累的一点一滴的贡献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把这些积累起来的创新赋予一项知识产权,让两种保护模式并行。

2建立知识产权中的特殊主体

以此同时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渐进式创新体系是由一系列的很多人共同完成的,这就涉及到,这样的一项知识产权应该赋予谁?是其中一个还是全体成员?

其实,我们可以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下创建一类新的主体,这种主体只能是一种组织,而不能是个人。这个组织最好是彝族自己的组织,它可以代表整个彝族来申请彝药领域内相关的知识产权,这些知识产权中的人身性权利就由该组织享有,而财产性权利则应当受到适当且合理的限制。如因医药的知识产权受益,只能用于彝药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9篇:现代中药创新范文

论文关键词:彝药;知识产权;保护

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历史悠久、支系和人口较多、分布地区较广的民族之一。彝族同中华各兄弟民族一样,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学、音乐舞蹈、绘画艺术等人类文明;开创了农业、畜牧业;发明了自己的天文历法。彝族主要聚居在中国西南地区四川省凉山州、云南哀牢山和乌蒙山地区、贵州省仁怀一带,全国共有彝族人口近660万人,其中以云南为最多。彝族祖先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创造和发展了本民族的传统医药。这些文明无疑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彝族传统医药的发展及特色

彝族医药有着完整的医药理论体系和有效的临床实践,被认为是我国第三大少数民族药业,其产业化开发程度仅次于藏药和苗药。

1.彝族传统医药的发展

彝族医药与其他民族医药一样,是人们在与自然相适应的过程中长期积累的成果。彝族群众大多生活在金沙江南北两侧的热带河谷地区,受当地特有的居住环境、地理气候条什和生产、生活实践影响,在病因病机方面强调热证、毒证、箭证、蛊证等,在治疗方面既擅长用药,也擅长外治,特别是在排毒、通脉和治疗骨折、风湿、蛇伤、感冒等方面有独到之处。

早在明清时期,彝族医药就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医药学理论,并在清朝雍正年间推出了”拨云锭”等知名品牌。驰名中外的”云南白药”就源于清代云南著名彝医曲焕章的祖传秘方。改革开放后,彝药的研究开发有了很大进步,有关学者先后收集整理发掘出彝医学手抄本古籍28部,其中最早的为明代嘉靖年间的《双柏彝医书》,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早12年,并编纂了《彝药志》、《彝族医药史》、《楚雄彝州本草》等书籍。

2.彝族传统医药的特色

彝族医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且有着自己的医学理论和体系。

首先,彝医认为,人由天地而生,人体结构必然与天地相仿,仿着天地形成,仿着天地行动,仿着天地变化。人体与天体有相似之处,同样具有五行。这就是彝族的”人与天地同观”。两者是”天人合一”的统一体,因此,彝医认为,自然界中各种因素的变化,都会对人体的生命活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其次,彝族有一种方位推算法,这是彝族普遍用来推算人的”本命”所在方位及疾病预防的诊断方法,是对人类生命运动形式的一种表述。彝族医算主要依据太阳历和阴阳历来推算病人的年龄、禁日、衰年,以表达生命运动的规律。

再次,外治疗法也是彝医的一大特色,如火烫伤用鳝鱼血和鸡血混合外擦;蛇咬伤用狐狸胆、黄鼠狼胆煎水服,或者用黑牛胆、绵羊胆泡开水服后,再用重楼捣敷包伤口;内、外痔用洋金花煎水外洗等等。最后,象形医学也是彝族医学的一个特点,所谓”象形”,就是取植物、动物或矿物药中与人体组织、患病部位、疾病表现特征相同或相似的东西来治疗人体疾病的一种方法。在疾病的病理诊断上,从具体剖析人体物质的不同结构及其性能特征出发,以诊断病因病根,病理诊断比较准确。而且药物配方非常注意药物本身的生克变化的运动规律,能使药物在疾病治疗中相互配合,发挥最大威力。

二、彝族传统医药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下面临的困境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鼓励科技创新成为各个国家的需要,于是近代的知识产权制度逐渐建立。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知识产权制度基本上形成了以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为主体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各国都对自己的技术创新、著作利益、商业标志等加以很好的保护。但是,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保护方面,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却显得力不从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突破式创新与渐进式创新的矛盾

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要求在原有知识与技术的前提下,作出一种突破式的创新。特别是在专利权制度下,要求所授予的专利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等。这些特性相比较原有的技术而言,是一种明显而进步的技术革新,所以,在这样的知识产权制度下比较容易确定技术的创新性,也比较容易确定权利主体。

由于彝族人民长期生活在自然条件艰苦的地区,无论是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还是人文历史方面,和中原地区的汉民族都有一定差距,这也导致了彝族医药的发展缓慢。虽然近几年也整理出了很多彝族的古医书,但是很多彝族医药都是靠口口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不少彝族医药已经失传。再者,传统彝族医药的发展是靠一点一滴的经验积累起来的,它并不像现代医学那样有精密的仪器和完备的实验条件。这些一点一滴积累的经验并不是由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这需要彝族毕摩世家数十代人的心血。这样的渐进式创新显然与现代知识产权的突破式创新不相符。

2.彝族传统医药利益主体难以确定

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下,创新主体的确定比较容易,无论是著作权、专利权,还是商标权,知识产权制度对申请主体均有明确的规定,此处也不再敷述。

正如前文所述,彝族传统医药是一种渐进式发展,需要数代人的不断努力,这样也就导致了不易确定谁才是创新主体。纵观整个彝族医药的发展,每个彝族毕摩都有贡献,但是他们的贡献又是一点一滴的,并不是突飞猛进的。那么,在这样的发展情况下,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赋予每个毕摩均享有相关的知识产权呢?还是只赋予最后创新的一个毕摩?更或者,赋予全体彝族一个共同知识产权?

从云南彝药已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药批准品种来看,已有20个,”复方仙鹤草肠炎胶囊”、”灵丹草颗粒”等l2个新产品获得准字号生产许可证并已批量生产投放市场。国内一批知名制药企业如”盘龙云海”、”老拨云堂”、”万裕药业”、”万鹤鸣药业”等先后在楚雄落户,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从这些情况来看,这些企业致力于彝族医药的开发与保护,值得鼓励!但是鼓励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真正受益的主体是这些企业,并不是真正发明这些医药的彝族人民。这些企业正是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下取得的相关保护并获得相关利益,那为何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不能保护真正创造彝族医药的彝族人民?为何受益主体最终不是医药最初的创造者和继承者?

3.彝族传统医药缺少发展动力

在近代以前,彝族医药一直发展不错,而且还出现了像”云南白药”这样的经典品牌,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西方医学也随着各种西方技术传入中国。西医以其疗效快、服用方便、精密的医学检测和长期的临床试验而迅速占领市场,传统的彝族医药,甚至博大精深的中药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毕摩世家的子孙继承的彝族传统医药越来越少,有的甚至失传了,这无疑是人类医学瑰宝中的巨大损失。

除了受到外来冲击外,彝族医药本身的创新机制和保护措施也有问题。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彝族医药本身的创新需要满足市场经发展的需要,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原来自然经济社会里那种氏族村落之间自给自足的医药。国家在彝族医药的开发与研制方面投入的资金和人才也有限,这也制约了彝药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下很难对彝族医药加以全面而系统的保护,由于创新得不到鼓励与保护,就缺少创新的动力,这也就更谈不上适应现代的市场经济了。

三、彝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在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下,确实难以对彝族传统医药进行全面而充足的保护,为此,我们应该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有所突破:

1.适当改变知识产权保护方式

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要求突破式创新,这样就难以将彝族医药,甚至是中药和其他少数民族医药纳入保护范围之内。

除了传统知识产权制度下突破式创新的保护之外,还应当建立渐进式的创新保护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保护一些历经百年而逐渐形成的知识产权。如果把每个人的贡献分开来看,他们所作的贡献也许只是一点一点的,根本达不到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要求。所以,我们有必要把他们日积月累的一点一滴的贡献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把这些积累起来的创新赋予一项知识产权,让两种保护模式并行。

2建立知识产权中的特殊主体

以此同时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渐进式创新体系是由一系列的很多人共同完成的,这就涉及到,这样的一项知识产权应该赋予谁?是其中一个还是全体成员?

其实,我们可以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下创建一类新的主体,这种主体只能是一种组织,而不能是个人。这个组织最好是彝族自己的组织,它可以代表整个彝族来申请彝药领域内相关的知识产权,这些知识产权中的人身性权利就由该组织享有,而财产性权利则应当受到适当且合理的限制。如因医药的知识产权受益,只能用于彝药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得挪作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