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政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形式与政策论文范文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 实践教学 模式

[作者简介]唐雯（1980- ），女，江西抚州人，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公共事务与高教行政管理。（江西 南昌 330029）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方式的创新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XJG-13-28-2）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36-0154-02

随着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教学工作者和学生越来越感觉到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影响到“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效果。展开和推进“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探索实践教学的模式已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被认为是高校当前教学改革和创新的重要课题之一。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新形式，它创设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公办院校民营运作为主要形式。近年来，高校的发展逐渐开始注重本校的特色教学，办学呈现多元化趋势。独立学院应把“应用型本科”“教学型学院”作为办学定位，因此独立学院要同时注重学生理论基础和职业技能的培养。独立学院的“形势与政策”课程必须要促进学生世界观、价值观的发展，提高其政治理论水平、道德修养和思想觉悟。

一、“形势与政策”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含义及其重要性

（一）“形势与政策”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含义

“形势与政策”理论课实践教学是指依据“形势与政策”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和任务，以其教学的内容为中心，根据学生的思想状况，结合时代特征，把课堂教学作为基础，在教师主导下，学生作为主体参与的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学生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它是“形势与政策”理论教学的重要形式，对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以及观察、分析社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实施实践教学可以充分实现理论教学的目的，让学生了解社会，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反思问题、解决问题，达到理论联系实际，让教学获得预期的效果。

（二）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形势与政策”的实践教学是开展课程理论教学的重要环节，对学生分析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了解、认识社会的平台。“形势与政策”是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践的学科，因此需要充分尊重教育规律和实践规律，强调以正确的理论指导社会实践。因此，我们必须全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来正确地组织实施教育。“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实践教学目的即创造条件，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及参观考察等活动，了解国际形势，把握和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科学、理性地观察，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

当前，“形势与政策”的教育大量存在着理论灌输式、填鸭式的机械教学，实践能力培养较为薄弱。当代高校学生处于社会的转型期，人生观、价值观处于人生的重要形成时期，欠缺社会实践，因此情绪化和非理智因素较多，处事较为偏激，是非观念与信息的鉴别能力较差，对形势与政策缺乏正确的看待。他们所处的人生阶段，令其在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容易受到社会上其他思潮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强化高校学生的价值观导向，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要求教育过程把形势政策教育同社会及学生生活相联系，向学生传授切实的理论。因此，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实施理论教育，还要逐步探索并充实和完善实践教学，以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提高其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和技能。

二、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的现状和面临问题

（一）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的现状

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之下，独立学院的地位和性质导致其教学处境的尴尬。由于其办学的独立性，经费以自筹为主，相对于国家扶持下的其他院校，经费极其有限。另外，独立学院以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为办学理念，偏重于应用型、专业性的高等教育，对“形势与政策”的教学不够重视，在教学资源相对匮乏的背景下，其投入十分有限。再加上对形势与政策教学投入的逐渐削减，教学活动形式化严重。

同其他高校一样，独立学院的“形势与政策”教学形式较为单一，以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为主，导致了教学效果不理想。随着教育部对高校实践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各高校“形势与政策”的教学转向了实践教学。

（二）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面临的问题

首先，活动经费有限。思想政治教学的经费本来就比较少，在现有条件下，由于实践教学而需要支付的实践教师经费、交通费和宣传费等就更无以为继。这导致独立学院开展的实践教学活动越来越少，每学期至多一次，可想而知在教育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其次，师生安全问题。实践外出离校，学生的安全管理问题比较突出，教师人员数量少，而学生较多，多数教师也无力和不愿意承担安全的责任。再次，学生时间问题。学生在校的时间是有限的，外出参加实践教学势必影响到其他课程的学习，在时间上很难统筹。

三、独立学院开展“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的可行模式

针对“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创新实践教学的模式，来改善“形势与政策”的教学效果。主要的可行模式有以下四种：

（一）由任课教师借助社会实践组织实践教学

在这种模式下，教师通过关注国内外的焦点新闻，搜集资料，设计一些调查研究的选题，让学生依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地选择这些题目。教师以选题为依据将每个班级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依其选题形成研究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实行实践研究，撰写实践方案，经过教师审定后自由实施。小组的实践研究进行之前，教师可对实践的方案及其实施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明确实践资料搜集方法、实践方式及报告撰写要求等。这样，教师在学生实施之前就能做到胸有成竹，避免学生在实践中出现失误和盲目的行为。

（二）将校内第二课堂、专业实训和志愿活动结合

所谓校内第二课堂是指，以学校作为“形势与政策”的第二课堂，由学校宣传部门及独立学院学工部等组织实施，要分工明确。宣传部门负责每学期第二课堂的主题制定，并设计实践教学的选题;独立学院的学工部要依据宣传部门的选题来实施实践教学活动。要设计出能够吸引学生的选题，同时要能反映社会热点，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比如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话题“创办应用型人才培养，实现人生理想”等，有关和谐社会话题“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具体组织实施上，学工部要组织教职工就确定的课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以树立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各个专业都需要一定比例的实践教学，而这些实践教学大多由教务处或学工部组织实施。其他实践教学为“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可以将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同“形势与政策”的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实施。例如在化学专业的专业课实践教学实施中，可以适当地渗入一些环境保护问题、生态文明建设等，让学生充分认识所学专业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志愿活动是“形势与政策”的重要的实践教学形式。独立学院的志愿活动大多由团委、学工部等部门实施。志愿活动以社会服务为主，要能够体现课程的特点与要求，同时与学生的专业相结合，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如此，既扩展了该课程的教学空间，也锻炼了学生的专业素质。经过这样的活动，更能让学生体会到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自身对社会的作用，帮助学生尽快融入社会。比如通过残疾人帮扶日的组织，唤起学生对社会的感恩，能够更深入地认识社会。总之，通过校内第二课堂、专业实训和志愿活动结合的方式，能够促进学生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科学地认识国家形势和政策。

（三）通过引入新媒介，构建实践教学的平台

当前，社会的发展是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可以引入新媒介，创新实践教学的新学习平台。独立学院的“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为了要节约教育经费，离校外出进行实践教学的机会很少。所以，我们可以在课外引入新的媒介，来开展“形势与政策”的实践教学。由于网络具有开放性和及时性等特点，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对各种媒介进行教学互补，建设媒介学习平台。独立院校可充分利用校内论坛、微博、校内广播、电视台、报告会等多种媒介，扩大实践教学的覆盖广度和深度。例如，独立学院可以建立“形势与政策”的教育专题微博，做到普及课程的基本理论，迅速向学生宣传党和国家的时事新闻，引导学生展开自由评论，以达到学以致用，进一步拓宽学生学生思维。也可以通过网站，开辟专题，对学生关心的问题进行呈现，如“大学生就业”“宏观调控下的房价”“八荣八耻”和“时事快递”等，开展“形势与政策”的实践教学活动。

（四）与学生团体合作开展“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

学生团体是学生的自治性组织，是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学习的重要载体。他们来自于学生，和学生群体有着天然的联系，对学生的兴趣更是一清二楚。同学生社团合作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是实施“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的捷径。独立学院具备各级学生会、团委、党支部等官方性的学生组织，还有学术类、文艺类、公益类及体育类等各种学生社团。可以通过这些组织，共同在校内进行讲座、主题晚会、环保等多种形式的校园活动，如“红歌拉力赛”、建团周年活动、爱心捐赠等。

开展“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实践教学任重道远，我们要在实践中探索该课程的教学模式。独立学院应怀有敢为人先、积极创新的态度，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形势与政策”教育长效机制，不断探索“形势与政策”的实践教学模式，将“形势与政策”建设成为学生真正喜爱并终身受益的课程。

[参考文献]

[1]曹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及其对策[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2（1）.

[2]孔蓓蓓.浅析多种教学法在形势与政策课程中的运用[J].教育教学论坛，2012（20）.

[3]陆连明.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面临的矛盾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2012（3）.

[4]刘咏宝.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成功（教育），2012（5）.

[5]潘菊莲.浅议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实效性[J].教育教学论坛，2012（20）.

[6]宋静.“期待视域”下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2（5）.

[7]文军.关于在“90后”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中强化“四个认同”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12（15）.

第2篇：形式与政策论文范文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反思；对策

作者简介：马肖华（1980-），女，河南安阳人，中原工学院政法学院，讲师。（河南 郑州 450007）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34-0128-02

大学生是科技创新的后备力量，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骨干力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文化素质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华民族的素质。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的教育，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引导他们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然而，当前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状况良莠不齐，归根究底是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手段、教师队伍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应当切实采取措施加以解决。[1]

一、当前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内容薄弱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等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课堂，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既包括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教育，也包括国内外重大时政问题的分析；不仅包括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教育，也包括社会热点问题和大学生关注的焦点问题的分析。[2]在教学实践中，不仅应根据国家每年下达的教学要点，结合社会当前形势确定教学内容外，还应积极探索适合高等院校特色的教学内容。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多数学校对教学内容缺乏统一要求，并且任课教师多数是由学生辅导员、班主任等兼任，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多数学校对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考核重视不够，对任课教师没有形成规范的考核方式，有些任课教师授课理论太多，内容枯燥，选题单一，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授课效果较差。

2.教学模式单一

截至目前，很多从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教师教学模式较为单一，不注重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改进。[3]这种教学方式必然造成教师“满堂灌”的状况，教师仍然是传统教学方式的课堂的中心，决定着教学的内容和进度；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知识，被动地接受着来自教师的知识灌输，积极性无法得到有效调动。这种教学模式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作为认知主体的学生的主动性，仅注重教师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课堂上被动接受信息，致使课堂气氛沉闷，学生的积极性受到压抑和忽略。

3.教学手段落后

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不少教师教学手段及形式单一落后，教学效果较差，体现在一些教师习惯于照本宣科，缺少丰富的图片、影像、多媒体视频等材料。一些教师为应付完成教学工作任务，仅进行单一的理论教学，不重视教学实践课程及学生综合讨论环节，使得本应充满趣味性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变得缺乏生机、索然无味。大班授课的教学模式使得教学手段更加难以多样化，大多数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主要是实行大班课堂的教学，学生人数少则100至200人，多则在200人以上。由于学生人数较多，拉大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空间、心理距离，教师也难以有效地监管课堂，导致有些学生在课堂上从事与课程无关的活动，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交流难以实现，影响了课堂教学质量。

4.教师队伍良莠不齐

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效果的评价和满意情况直接与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教学水平有关。[4]目前多数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任课教师主要由负责学生工作的行政管理干部担任，专职教师数量匮乏，结构简单化。这种师资结构形式不利于形势与政策骨干教师的培养以及师资队伍的整体建设，对教师整体水平的提升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同时教师队伍参差不齐，教学水平有待提高。担任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兼职教师，在完成繁复的本职管理工作后才能兼顾到形势与政策的教学，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课程教学中，不利于课程教学的有效开展。并且形势与政策与一般的课程有很大差异，形势政策变化快，教育教学的任务重、要求高，这就要求任课老师要具备较高学术水平和人格魅力，具备优良的师德，要不断分析问题，理清思路，认准形势，提高讲解水平，进一步增强形势政策教育教学效果。 而目前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所面临的困境，使他们很难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进行课程准备工作，难免会出现准备不足，照本宣科的教学困境。

5.教学研究匮乏

从课程自身特点出发，形势与政策课需要紧抓时事热点、深入分析重大问题，形成针对性强的教学提纲，这就对教师的理论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5]由于大多数形势与政策课程任课教师都是兼职担任的，由于自身繁重的管理工作，使得他们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课程建设问题，进行课程教学改革方面的研究。并且目前尚未形成对形势与政策课程任课教师的有效考核方式，仅有“专家评教分数”和“学生评教分数”两项指标，其他指标匮乏。任课教师仅限于完成课程教学工作，不重视相关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不关注形势与政策课程相关科研课题的申报。同时，形势与政策课程缺乏明确、稳定的专业方向，没有形成规范的教学大纲、丰富的教学内容和系统的课程理论体系。在这种境况下，形势与政策学科发展非常缓慢，难以找到促使学科持续发展的增长点，难以形成稳定发展的学科体系。久而久之，会导致恶性循环，阻碍形势与政策课课程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如对形势与政策课程重视度不够，经费投入不足，缺乏专项经费支持，导致师资培训、图书购买、软硬件配置等一些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加强和改进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对策研究

1.明确管理体制，规范课程教学

形势与政策教育作为高校德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是贯彻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使大学生在德育上获得全面发展的需要。学校领导应当进一步重视形势与政策教育，建立明确的教学管理机制和工作机制，明确课程教学执行计划及课程教学大纲，确定课程学时、学分，全面组织教学活动，纳入学校学考核机制。

2.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要提升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水平，必需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形式与政策教育虽然基本理论相对稳定，但其教学内容却在不断更新，因此要求从事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教师既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又要具备高度的政治敏锐性。需要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教学经验丰富的专兼职教师队伍，根据教师专业特长结合形势与政策研究领域划分不同研究方向。其次，应当进一步完善形势与政策课程任课教师业务培训制度，制订并实施教师业务培训计划。要全面贯彻和教育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师培训的基本要求，定期开展对形势与政策课程任课教师理论知识与社会热点问题的培训，也可实施教师轮训的方法，务必做到持之以恒，务求实效。

3.优化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

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的不断更新要求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也要不断变革。形势与政策课程任课教师必须深入研究当前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教学方法的特殊性，抓住大学生的心理特点，用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知识，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辨能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要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效性，就要不断加强教学途径的拓展。目前处在一种新的大众传播的环境，学生获取相关信息渠道更加多样化，除来自于教师课堂讲授之外，报刊、电视、网络等也成为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如何帮助学生正确获取信息，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践中，任课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下载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视频资料不定期进行播放，结合现场评论，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素质教育是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教育，由于形势政策教育教学中往往实行“单向灌输”，学生缺乏积极性、创造性，这显然不利于素质教育。在教学方法上，要变教为导，重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中“满堂灌”方法，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6]应当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在课堂上安排学生进行与所学专题相关的内容进行研讨，由任课教师制订研讨内容与范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化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提高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4.加强课程教学内容的创新

形势与政策课不仅具备理论性、系统性和科学性方面的要求，而且应当从国内外实事出发解答学生最关心的问题。据教育部最近公布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显示，保持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关注程度最高的仍是大学生。这就要求任课教师找准学生学习的“兴趣点”与教学要求的结合点，紧扣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与社会热点话题，以突出教学内容的现实性和时效性，力求教学内容更加富有吸引力。可以适当增加知名专家学术报告及高水平学术论坛活动的比重，比如结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相关专家做专题报告等等。

5.增强课程实践环节，加强课程考核环节的改革

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性很强，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要适当增加对实践环节的要求，引导学生广泛参加社会调查、社会考察以及充分利用暑期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和加深学生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巨大进步的认识。

要进一步加强课程考核环节的改革，积极探索与教学目标相适应的考核方法。形势与政策课程应该突出考核学生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和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避免使用单一的闭卷考试或单纯以论文撰写的形式给定分数，应把学生平时参与课堂讨论与社会实践等情况综合起来进行考核。[7]

总之，形势与政策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必须深刻认识形势与政策课程存在的问题，落实教学管理制度，加强教学内容的创新，优化师资队伍，改进教学模式，形成教学良性互动，激发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的兴趣，真正发挥形势与政策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明平.“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若干问题探析[J].中国高等教育，2007，（24）.

[2]李咏宾，谭刚.目前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与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与对策[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08，（8）.

[3]刘庆国，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的思考[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8，（3）.

[4]刘颖.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建设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校外教育，2010，（16）.

[5]陈华栋.关于加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11）.

第3篇：形式与政策论文范文

关键词 高职院校 形势与政策 课程 立体化教学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目前，全国各高职院校普遍开设了“形势与政策”课程。在党中央以及各级主管部门和各高职院校的共同努力下，“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在课程体系、教材编写、师资队伍、教学方法与效果等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但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仍存在问题。结合三年来对该课程的研究与实践，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应该根据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特点和规律，结合国情、省情、校情和学生实际，积极构建立体化教学模式，并建立健全立体化教学模式的保障运行机制。

1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立体化教学模式的构建

1.1教学思维立体化

教学成功实施的关键在于教学思维模式。“形势与政策”课程立体化教学模式要求教师根据教学规律、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特点确立适应立体化教学要求的教学思维模式。首先，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活动中，教师应树立“立体化”的教学观，要引导学生积极地开展实践、网络教学活动，以验证和巩固理论学习的内容和观点，加速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内化和外化过程。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活动中，教师的作用绝不能局限于传播基本知识、基本理论，而是要在理论、实验、实践、网络教学活动中充分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教学活动中自主地分析、自主地选择吸收， 从而提高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其次，立体化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主地完成学习内容和学习任务。这要求教师必须形成适应立体化教学要求的双向互动式教学思维模式，即在教学活动中，突出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和激发学生的主体性，鼓励学生自主地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和途径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

1.2教学目标立体化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目标立体化是指应确立多样化的教学目标， 不仅要有知识目标、能力目标， 而且要有素质方面的目标， 同时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还要确定不同的具体教学目标。“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因此，要帮助大学生理解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认识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以及当前国内外形势与国际关系状况；培养大学生系统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和政策观，对实际问题、热点问题、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思考、分析和判断能力；引导学生感知国情民意，形势与政策的认识统一到党和国家的科学判断上和正确决策上，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有机结合，构成了“形势与政策”课程相对稳定的立体教学目标。

1.3教学内容立体化

“形势与政策”课程在其基本的理论、观点、政策方面是相对稳定的，但同时又具有变化性与发展性，并且还涉及到多学科的内容，例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军事学等。因此，“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内容立体化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全方位整合教学资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为主线贯穿整个教学过程，教学内容不仅要精炼，还要突出时效性、动态性和针对性，从整体上优化教学内容，使“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体系形成合理的立体结构；二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不仅要提高“形势与政治”课程理论教学的质量，而且要积极开展实践和网络教学活动，使教学内容、学习方式和学习空间立体化，使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主体性充分结合，激发学生学习此门课程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1.4教学方式立体化

一是教学形式的立体化，对于“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形式来说，除了课堂理论教学外，其他有效的教育教学形式有：在其他课程教学中渗透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内容；不定期组织形势与政策专题讲座和宣讲报告；辅导员专题班会中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党团组织和学生理论社团开展形势与政策理论学习、社会实践和各类比赛活动等等。这些教育活动在学校的统一组织下，协调统一，目标一致，共同作用于“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构成课程行之有效的立体化教学形式。二是教学方法与手段的立体化，坚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根据“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规律和特点、教学内容、教学时空、学生人数等灵活运用包括探究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教学法、体验教学法、讨论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通过单元授课、小组讨论、网络教学、报告讲座、观看影视资料、社会实践等多形式、多渠道的教学手段，把原本平面的、单向输入的教学方式拓展为立体的、多层面的、多向的、互动的教学方式，尤其是要利用多媒体教学直观、形象的特点， 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 营造立体化、交互式的教学情境。

1.5考评方式立体化

教学考评是教学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学实施的指挥棒。“形势与政策”课程立体化教学考评模式强调打破追求标准答案的静态考评模式，倡导动态的多层次考评模式，主张采取多样的评价方式和手段。在平时的课程教学中进行动态考核，关注的重点在于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思考与探索、实践活动中的体验与表现。同时，指导学生围绕教学内容的热点问题、实际问题等进行调研、撰写论文和调查报告，并列入考核项目。

第4篇：形式与政策论文范文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学问逻辑教学逻辑教学方法

高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为帮助大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而作出的重要决策。目前,“形势与政策”课已经具备一门课程的基本形态，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为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的精神，借鉴上海大学开设“大国方略”课程的成功经验，笔者提出了深化“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构想。

一、“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逻辑基础

从课程与教学论的视角看，“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从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开设情况来看，绝大部分高校已经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学校的教学计划并规定了学时、学分，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或学工部、宣传部)组成一支基本的教师队伍，每学期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下发的“教学要点”为教学内容。因此，“形势与政策”课已经具备一门课程的基本形态。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发展态势总体是好的，但在课程建设方面也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课程管理不规范、教学工作不适应、课程教学效果有待增强等问题，[1]尤其表现在“教学内容流动变化大”“教师队伍建设不适应”“学科建设方向不明确”等方面。[2]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指出，要以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为重点，加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管理，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要求，坚持改革创新、注重实效，准确把握师生思想状况，创新工作理念和方式方法，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如何进一步深化“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已经提上了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议事日程。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2014年冬季学期，上海大学开设了“大国方略”选修课，由10余位校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组成教学团队，以问题为导向，从多学科视角向学生深入解读党的十以来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学生讲授世界变化进程中的中国故事，进一步理解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的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开拓了当代大学生视野，引导大学生深刻认识中国梦和中国道路，增强青年学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大国方略”课程开设以来，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社会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在学生的课后随堂反馈中，我们感受到“大国方略”是有益的尝试。借鉴上海大学开设“大国方略”课程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改革。

二、“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学问逻辑与教学逻辑

从课程与教学论的视角看，一门课程涉及教学什么、何时教学、如何教学等问题。其中，课程与教学内容的编制必须考虑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学问的知识结构、系统、逻辑”；二是不同发展阶段学生的认知方式、结构、过程不同。[3]有学者把前者称为课程与教学内容的“学问逻辑”，后者称为“教学逻辑”。本文中的“学问逻辑”包括“当代社会生活经验”，“教学逻辑”内含“学习者经验”。[4]“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通知》的要求，“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主要是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等。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时效性强，需要紧跟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全国统编教材不同的是，它没有固定的教学内容和教材，各高校基本上是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每年两次下发的“教学要点”作为“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有的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只局限于每年“两会”、党的重要会议召开和重要文件颁布时，主要是向学生解读会议和政策的重要精神。从课程编制的逻辑来看，“形势与政策”课作为学科的教学内容，应该以科学、学问为依据引申出来，并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经验”。但是，“教学内容动态变化”，“学科建设方向不明确”，不利于“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发展。事实上，“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并充分体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经验”。

2015年8月，教育部了《2015年下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要求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重大活动和热点难点加强思想教育和引导，深入阐释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准确把握农业农村发展的主线、改革任务，深刻认识大国关系演变态势，宣讲“一带一路”战略和建设重点，关注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全面理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等等。上述内容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高校学科分类目录中的大部分学科，属于多学科、跨专业的范畴。那么，如果我们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不是可以解决其“学问逻辑”的问题呢？即使这样，照搬“学问逻辑”作为“教学逻辑”来应用，也未必妥当。要使学问的知识逻辑“加工”成“学科构成”的逻辑，就必须考虑学生的认知发展、心理成长的阶段性特点。认知发展阶段、“学习者经验”不同，人们的“心智运算”的结构在质上就不相同，于是出现了具备其固有特点的掌握知识的“认识逻辑”。[5]因此，“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如何厘清“学问逻辑”，并实现“学问逻辑”和“教学逻辑”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进行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上海大学讲授“大国方略”课程的10多位教师中，有学科专业背景深厚的校领导，有主管学院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有教学名师，也有在学界颇具名望的专家教授。授课成员的学科背景各异，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法学等多个学科。他们从聚焦青年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开展集体备课，针对当今大学生的认知方式、特点及“学习者经验”，进行团队教学。“大国方略”教学内容贴近社会现实，内含“当代社会生活经验”，如“中国梦，谁的梦”“中美真的能坐在一张椅子上吗”“中国高铁驶向何方”“中国能第一口咬到‘苹果’吗”“我们会被全球化淹没吗”等，引领学生熟悉本课程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和方法去分析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大国方略”讲授时注重从问题切入，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解析中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引导。教学采取课前网络采集问题、课中讲解并现场提问、课后深度评析的方式进行，全程以问题作为线索统领框架，按照问题的不同领域分类，依据问题的深入程度分层，讲授时如层层剥笋，展现出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教学魅力。“大国方略”课程通过教学过程中“学问逻辑”和“教学逻辑”的有机统一，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以问题为导向，从多学科研究角度，基于“学问逻辑”的视角，紧扣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结合“教学逻辑”，向学生阐释这些关乎国家发展的大问题，这是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中内容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与构想。

三、“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方法的运用策略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我们可以发现：从改革的实践来看，恰恰是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取得的成果不多。在高校课堂上，填鸭式、灌输式的讲课方式依然存在，而启发式、研讨式的教学方式尚未全面推广。尤其是广大教师对于教育资源有限，班级授课制、课堂教学在当前乃至今后仍将是高校教学的重要教学环境等因素缺乏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的研究。上述现象也同样存在于高校“形势与政策”课领域。《通知》要求广大教师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根据教学的需要和学生的特点，灵活运用多样的教学方式。然而，当前“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大多以大班授课为主，并以在大礼堂组织报告会、录像教学转播或班团组织活动等形式作为辅助形式。一个教师几乎承担了全部的课堂活动，面对100多名学生，教学内容缺乏活泼新颖的宣讲材料，甚至采用照本宣科式“一言堂”的授课方式。如今，“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与当代大学生接受信息的多维化、接受手段的多样化以及思维方式的多元化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如何增强教师教学方式的适用性，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等，已成为广大教师进行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教学方法问题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从课程与教学论的一般意义上讲，教学方法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师组织和引导学生进行专门内容的学习活动所采用的方式、手段和程序的综合。[6]

教学方法除了要体现特定的教育价值观（即指向实现特定的课程与教学目标）外，还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教学方法受特定课程内容的约束。“我们并不否认‘一般教学方法’的存在，但是，这些教学方法的一般要素与规范要真正对教学过程起作用，还必须与特定的课程内容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反映了特定课程内容的内在要求，这是一般教学方法的具体化过程，这种具体化是深刻的质变过程，而不是在各种具体课程内容中简单地对一般教学方法进行‘贴标签’的过程。”[7]二是教学方法还受到教学组织形式的影响。教学组织形式会直接影响到教学方法的选择策略。显然，班级授课和个别化教学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是不完全一样的，甚至班级学生人数的多少，也会影响到教学方法的选择。如果某一课程的实践性要求很高的话，其实践教学的组织形式会有别于课堂理论教育的组织方式，教学方法也会因此有所不同。上海大学开设的“大国方略”课程，每星期1次，每次3个课时，其中，2个课时采用“项链模式”讲授，1个课时进行现场答疑，师生互动、生生互动。“项链模式”授课方式的特点在于，由1位教师作为课堂主持人，另外1-2名教师作为嘉宾，联袂授课。课堂上，主持人把握课程与教学内容的主题、控制教学节奏，构成“项链”的基座；嘉宾教师根据所讲授的内容，应用其特有的教学方法（如讲授法、演示法、提示法等），像“钻石”一样镶嵌在“项链”上，通过深入阐释课程内容，并根据学生课堂反应，回应学生的问题。不同的教师承担不同的功能，有各自的教学任务，彼此配合，相得益彰。课外学生通过登陆Blackboard网络教育平台、上海大学BBS论坛及微信等进行学习反馈。考核以学生即时表达感受、撰写读书报告或课程论文等确证理解和阐述观点，教师分析点评，用循环式随堂反馈取代一卷式期末考试。“大国方略”课程把教学形式与考核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教学是一个整体，教师是一个团队。“大国方略”课程的成功表明，教师的教学活动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个人讲授，而应该是一个团队的集体行为。

目前，“形势与政策”课采用的“一人一班一学期”教学模式是建立在每位教师都是百科全书式人才的假设基础上的。如何建立专兼职教师共同参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长效机制，以解决“形势与政策”课的学科综合性强与教师专业背景相对单一的矛盾，提升为学生解疑释惑的能力，更有效地传播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这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需要考虑的问题。2015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做到理念手段先进、方式方法多样，为此要改革教学方法，创新教学艺术，倡导集体备课和名师引领，强化问题意识和团队攻关，这为深化“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配备高素质的专职教师，负责“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坚持把专职“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编制，努力建设一支专职为骨干、兼职为主体，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8]另一方面，教学方法不是以独立于教师之外的实体形态存在的，而是教师内在素质在教学活动中的一种外化。[9]教学方法的文化制约性，是教学方法个体性的自然延伸，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别人的教学方法。“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当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结合特定的教学组织形式，研究能体现教学思想、展现教学能力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形成特有的教学风格。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的多学科性和跨专业特点，教学活动往往是组合了多种教学方法才得以开展的。如果教师仅以一种教学方法为追求，排斥其他教学方法，而不是根据“形势与政策”课的具体教学内容，通过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把教学内容有机地组合起来，效果必然不会很好。因此，“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还应当注意多种教学方法的组合运用和整合运用。

参考文献：

[1]叶忠明.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探索，2013(8).

[2]王包泉，王民忠.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6).

[3][5]钟启泉.现代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265，266.

[4][7]张华.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91，211.

[6]马云鹏.课程与教学论[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260.

[8]王包泉，隋俊宇，刘姝.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及发展趋势[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7).

第5篇：形式与政策论文范文

[关键词]广西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 教学效果 调查思考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意见》（教社政[2004]13号文）（以下简称《意见》），形势与政策课程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课程当年开始在各高校正式开设。广西大学也严格按照有关通知要求在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每学期9个学时，学生修满四个学期经考核合格可以获得2个学分。为了解学生学习“形势与政策”课的认识态度与需求，以利于形式与政策课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动，提高教学效果，实现教学目标。笔者针对在校大一、大二年级800余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调查涵盖了农、林、动、文、管、经、艺术等多个学科门类，问卷内容涉及到课程的多方面，力求能够反映出当前“形势与政策”课的现状和特点。力求把握学生思想动态，为教学管理提供学生思想的最新变化，形成管理与教学的良性互动，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当前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现状

据调查，目前大多数高校都已开设形势与政策课，但是该门课程还存在许多不足。以广西大学为例，当前形势与政策课建设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还有很多仍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现状值得肯定之处

根据抽样调查发现，超过88.98%的学生认为在大学里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是有必要的、9.52%的同学认为可有可无、1.5%的同学认为没必要。由此可以知道，大多数学生是认同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并且他们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出发认为有必要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程，而不是考虑目前这门课程的教学状况。对于“形势与政策课能够给学生带来什么收获”这一问题，有超过85.27%的学生认为可以得到“收获”。可以看出，在大学开设形势与政策课对学生是有帮助的，可以使他们获得不同程度的收益。此外，根据调查发现，有近63%的学生是重视学习形势与政策课的，他们认为通过上这门课，有利于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另外，对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效果的评价，有近25%的学生认为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好”，有近55%的学生认为该课程教学效果“一般”。可以看到，学生对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效果的评价并不是很满意，但可以说居于中等偏上水平。从目前的调查来看，大多数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总体评价是肯定的。

（二）形势与政策课建设存在的不足之处

根据调查分析发现，目前的形势与政策课建设还存在几个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是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很多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的课程性质不是很了解，对每个学期开设多少课时也不太清楚。其次，还有部分学生不重视形势与政策课，觉得离自己太远，可有可无，甚至产生抵触情绪，觉得“是被要求来听课”的，提不起课程兴趣。表明目前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的吸引力不强，教学过程出现了问题。另外，大多数学生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形势与政策课的课程内容较陈旧，教师照本宣科，因此课堂枯燥无味。此外，调查中也发现，目前负责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教师整体水平参差不齐，既有专任教师、也有学工干部及辅导员这样的兼任教师。部分学生反映，有些老师上课时没有认真备课，连PPT也是别人做好然后自己照着读；有些老师所讲内容与形势与政策课无关。这些都会导致学生不喜欢形势与政策课，也影响了该课程的教学效果。

二、影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效果的原因分析

从调查中发现，当前形势与政策课在教学管理、拓展教育渠道、教学主题选择、教学方法改革与完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效性没有得到最好的发挥，该课程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作用还存在较大差距，还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该门课程对学生成长成才的作用。总结起来，影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效果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工作机制不够健全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下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文）（以下简称《通知》）指出，“高等学校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宣传部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机构牵头负责，教务部门、学生工作部、团委直接参与的教育教学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制定教育教学计划，组织实施教学活动。”[1]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有的高校对该课程不够重视，认识不到位，弱化了其在高校中的实际地位，使该课程陷于被“边缘化”的生存处境。[2]一些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只由学校党委宣传部牵头负责，学生工作部门直接参与，复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的机构以及教务部门则较少参与。因此，导致了目前许多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工作在课程建设、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设备等方面没有得到必要的支持。此外，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认识也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认为该课程的学习与评优评奖、就业等无挂钩，学与不学差别不大，使得学生参与课程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了，影响了该课程的教学效果。

（二）课程管理缺乏规范化制度化

对照《通知》的要求，目前一些高校对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整体水平还比较欠缺，以致该课程的实效性不强。首先，课程管理缺乏规范化：形势与政策课从属思想政治课范畴，涉及到学校的党委、教务处、学工部、马克思主义学院等部门，有的学校把这门课归由教务部门管理，有的由学工部管理，有的则由上述几个部门共同管理。[3]因此出现交叉、混乱的现象，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以致有的学校不把这门课列入教学计划，不按照要求进行教学，课时缩减、教学考核不重视等问题突出；其次课程管理难以制度化：有些学校为了节省开支，实行大班上课，多则几百人一个班，加之教学设备跟不上，缺乏教学质量监督，不重视教学科研，导致形式与政策课多只是流于形式；此外，有的高校在面临学生不认真听课、敷衍了事的情况下不及时总结、反馈信息，倾听学生的心声，改善教学设备和教学质量，以致教学效果屡屡跟不上。

（三）师资队伍不强，专业化不够

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采取专兼职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师资队伍，他们主要由辅导员、高校机关党政干部以及部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教师组成，专业教师队伍少、兼职多，师资力量较为薄弱。大多数兼职教师一般由其他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师、从事学校宣传或学生工作的人员组成，由于他们受年龄、知识、结构、阅历等因素制约，加之形式与政策课涉及的领域广、跨度大，以致一些教师对当今复杂形式变化不了解，内容领悟不深，上课生搬硬套，讲解与课程无关的知识，课堂驾驭能力欠缺，无法给予学生正确的引导，形成应付式教学，进而影响到课程的教学效果。[4]另外，形式与政策课要求的教师队伍应该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知识与素养，但许多高校缺乏专业化、系统化的教师队伍的培训，也影响了教学效果。最后，由于高校对形式与政策课程不够重视，专业经费投入不足，导致高校在机构设置、聘请优秀教师、科研经费、教师激励机制等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教师积极性受挫，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

（四）教学方法陈旧、内容单调

笔者从走访的部分学生中了解到，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采用的教学手段还比较落后，教学方法陈旧、还是单向灌输，互动性比较差。一些老师在上课过程中只是就时事论时事，理论性和知识性不足，空话、大话、套话多，关注的只是其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内容，不能让学生真正体悟到时事背后的背景、原因以及规律性，致使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效性大打折扣，学生没有从课堂中真正学会理性地、多维度地分析问题，没能够很好地把握时事的来龙去脉，没有培养好政治分析能力。一些老师使用多媒体教学，但仅限于单纯的放录像、看光碟，没有真正把教学内容与影视资料等有机结合。教学方法落后，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学生学习兴趣不浓，积极性不高，从而影响了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效果。另外，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也比较单调。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新、变化快，没有固定的教材，教师在讲课前需要结合最新要求进行选题备课，如果选题不准，学生对选题兴趣淡漠，或者教师对所选题准备不充分，讲课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三、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效果的对策

根据前文的论述，结合笔者多年的学生工作与教学经验，笔者认为，当前高校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

（一）转变思想，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

《通知》指出：“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形势与政策课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5]由此可见，高等学校要认识形势与政策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成才成长中的重要地位。首先，要认识到通过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认识分析能力，增强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修养；它能使大学生认清国家面临的时代特征、外部条件、发展机遇和挑战，了解、理解并认同党和政府出台的方针、政策，从而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自觉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它能使大学生更好地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趋势，了解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在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了解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从而提升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其次，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引导，提高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的认识，强化他们对形势与政策课的认同感，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积极性，改变他们“专业课认真听，选修课随意听，思政课不愿听”的错误思想。

（二）规范形势与政策课程管理

高校应该加强对形势政策课的管理，合理安排课程，加强质量管理、提高教师队伍质量，强化考核评价，提高教学管理的科学化和效能。广西大学成立了以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任组长，各主要职能部门（宣传部、学工处、团委、各二级学院）为成员的形势与政策课改革与建设领导小组，设置形势与政策教育教研室，实现统一研究、统一选题、统一备课、统一管理的各相关职能部门及教学院系齐抓共管、横向联系、纵向分权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在课程的管理上，首先引导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重要性的认识，从新生入学教育开始抓起，多方面提高学生对这门课程的思想认识；其次在教学安排上，采取少量专题讲座的大班上课，多数小班教学的模式，有利于师生互动；在课程考核上，采用平时考核与最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平时考核包括课堂提问、小组讨论、辩论、演讲等方式，最终考核主要以开卷考试为主、辅以论文、调查报告等方式，期末成绩则由上述二者不同的权重计算而成。这样，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课程管理的健全和完善，有利于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实施和价值的体现，教学效果明显。

（三）加强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建设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实效性的基础保障，高校应该投入更多教育资源，落实《通知》相关要求，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首先要建立有关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制度，健全和完善教师队伍，组成专、兼职相结合的教学团队。应根据形势与政策课的选题及内容，依托高校的多学科优势、高水平人才资源集中的特点，组建教师班子，并通过“传、帮、带”培养后续年轻教师，从而保证该课程优质教学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应不断加强教师的培训，帮助教师提高理论水平。如组织教师进行社会调查、开展社会考察等等。鼓励教师申报相关科学研究、教学改革项目，并给予资金支持，以科学研究带动理论水平提高和教学质量的提升，促进教学团队的形成，发挥教学团队的优势，整体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最后，建立奖评与激励制度，如提高课酬补贴、多样化的年度考核方法，明确职称晋升的优先条件等等，让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师得到更多的支持与肯定，有利于激发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投入更多的热情与精力教学，也有利于引进高水平的教师，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四）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

增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实效性，要优化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目的是培养学生了解时事、分析时事事件之间逻辑联系的能力，为今后在复杂的社会中得以成熟处事。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内容应该以逻辑性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内容为主，在教学中体现政治理论的稳定与发展内容，同时注重与相关学科课程的结合，增加参观、考察等实践教学。比如：选题可尽量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相结合。同时，要改进教学方式。把精选教学内容与改进教学方式相结合，能更好地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形势与政策课本身具有着时效性和灵活性特点，因此，单一、静止的传统教学方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而应利用现有的教育载体充分挖掘教育资源，构建起全方位、多渠道的立体教育平台。可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融入网络新媒体的教学手段，不满足传统的教学方法，克服“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从学生需求出发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以学生欢迎、满意为标准来确定教学方式，将互动式、实践式、研究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让学生投入课堂，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增强教学实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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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形式与政策论文范文

社会福利与其价值基础的关系是欧美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争论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福利制度的资源基础、政策设计、组织结构与政策影响，但关于福利制度、政策模式及其文化价值基础的探讨却不多。

这种状况在“福利国家”日趋成熟和社会政策争论日趋“政治化”的背景下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1970年代“福利国家财政危机”的出现和新右派上台执政，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社会认知议题受到各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这些议题也成为福利理论、政策争论的中心，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主题。

1971年英国着名学者平克的《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一书首次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意识形态和规范理论对社会政策的影响[1].1972年，英国的权威性社会政策杂志设置了“社会政策中的价值”专栏，揭开了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关系的大辩论之序幕。英国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率先发表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价值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变成了“民主─福利─资本主义”，民主、福利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基础.同年，两位英国着名学者发表了“社会价值、社会阶级与社会政策”一文，从社会价值、阶级冲突与社会秩序的角度，明确地提出了阶级利益冲突和统治阶级价值观念在福利政策形成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角色的观点.

这些文章和讨论标志着对欧美国家影响深远的“福利的意识形态大战突然爆发”。权力、权威与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及其工具性角色，意识形态、价值冲突与社会福利研究的关系等热点议题，成了社会政策、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理论主题。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成了最时髦的概念。

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的相互关系这一议题的核心地位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因为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政策意义与理论意义。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涉及诸多本质上充满争议的基本概念，如需要、权利、社区、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等.这些概念既构成福利政策的价值基础，又决定政策目标、资源分配原则、服务对象和组织体系等关键性制度安排和政策模式。所以，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研究已成为理解福利制度特征的思想基础，也是分析福利政策模式的最佳视角。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福利制度、理论与政策演变的脉络，也就是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变迁的过程。

二、公民权理论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欧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多种多样，公民权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份。1950年英国宣布世界首个“福利国家”的诞生，其政府开始为所有公民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普及性服务，范围复盖义务教育、国民健康服务、收入维持、住房和社会救助等领域.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某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政府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用于公共服务。

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丰富多彩，思想渊源深厚。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谴责被牺牲者的人口过剩论，温和改良的费边社会主义，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倡导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思潮等，均曾深刻地影响过福利制度及其政策模式。着名学者米什拉将福利的涵义演变总结为5种基本类型：首先是19世纪时作为社会改革的福利；其次是作为公民权的福利，核心思想是从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角度看待福利；第三，趋同或技术决定理论，主要观点是强调工业化在福利制度形成中扮演的核心角色；第四，功能主义福利观，核心理论假设是从整体社会观和社会制度功能的角度分析福利；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福利观，基本主张是从阶级冲突角度解释福利制度发展。

综观欧美福利国家的演变轨迹，“贝弗里奇报告”和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是最重要的价值基础。如果说前者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那么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则是福利国家制度最主要的价值基础。公民权理论为观察社会结构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描述福利制度的特征，分析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解释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等，提供了描述性和普遍性的核心概念框架。它既可以帮助人们从理论上来认识国家福利的发展，又可以为构建社会变迁和福利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 

1950年，英国着名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发表了“公民权与社会阶级”的经典演讲。他从公民权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不平等影响的角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公民权的体系、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轨迹。他认为，公民权利主要由民事、政治和社会权利组成；民事权利泛指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政治权利主要指政治投票权，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社会权利主要是指经济保障、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和维持社会认可的文明生活方式等福利权利；民事权利以法律制度为基础，政治权利以政治制度为基础，社会权利以福利制度为基础；民事权利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利主要发展于19世纪，社会权利主要发展于20世纪.

马歇尔认为，公民权利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公民权是确定人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准。人们通常依据公民权确定自己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缺乏完全的公民权，抑或没有乃至丧失公民权，这样的人就处于社会底层，是遭受剥削压迫和受到排挤的边缘群体。其次，公民权反映了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的特征。公民权范围是由上而下扩大的。如历史上政治权利先由贵族扩大到中产阶级，然后再扩大到工人阶级，最后扩大到妇女。公民权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封闭和社会排挤的重要工具.再次，公民身份与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消费密切相关，与人们的生活状况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民权是使用福利服务的重要资格标准，社会排挤常典型地反映在社会服务供应中.最后，公民权状况可以说明民主与自由、个人与国家、参与和革命、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等重大的、关键性的社会议题[10].简言之，公民权理论是观察社会结构、分析社会政策模式与社会排挤的策略性概念工具。

三、“单位─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对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模式有多种理解，其理论框架和分析角度截然不同。

1970年代以前，欧美学者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作能力─业绩”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这种分析角度主要侧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详细描述[11].英国社会政策的鼻祖蒂特马斯归纳了剩余性、“工作能力─业绩”和制度再分配这3种模式。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基本上属于“工作能力─业绩”模式[12].

1980年代中期，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出现了“新传统主义”的概念，其研究者企图用这种概念解释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工作与福利之间的关系[13]，这种分析角度关注反映中国社会结构与组织特征的工作单位。

1995年，王思斌指出，中国是政府主导下的非专业化福利政策模式[14].这种观点主要是从社工专业发展的角度概括福利政策模式。

1996年有两位香港学者认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正趋同于东亚的福利模式，即儒家文化色彩浓厚的福利模式[15].这种观点主要关注传统文化在福利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香港学者黄黎若莲主要从民政福利工作的角度，将中国的福利政策归类为剩余模式，认为国家在福利发展中扮演的是最后出场者的角色[16].

毫无疑问，中外学者对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和福利制度基本特征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他们的分析框架日益多样化，理论上关注的焦点也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在这个领域内从事研究的学者们普遍地不太关注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特征与政策模式是“单位─福利国家”。如果从国家提供的普及性服务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福利制度并非福利国家；但是，若从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和政府提供“从摇篮到墓地”服务的角度看，中国又似乎是个典型的福利国家。

所谓“单位─福利国家”是指福利安排、运作机制、服务提供主要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政策模式。工作单位既是国家福利运作的前提，又是影响国家福利制度的最重要变量。工作单位的性质类型、行政级别、拥有资源、组织规模千差万别，单位之间的差别决定了员工的福利待遇与生活状况。工作单位是国家结构的具体化，社会结构与制度特征主要通过工作单位的结构和功能反映出来[17].

长期以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为其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福利，服务范围由“摇篮到墓地”，导致就业者对工作单位的全面依赖。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单位型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在风险意识、不确定因素和利益冲突增多的处境下，工作单位制度甚至有所加强[18].这意味着“单位─福利国家”的分析框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由5部份组成。首先是“父权主义”保护情结。国家承担着一种无限责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模糊不清。这意味着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是不平等和非契约性的，公民缺乏独立与自主性。其次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意味着社会福利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明显，福利主体是国家福利，市场、家庭、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福利无足轻重。第三，集体主义文化和功利性家庭主义。这意味着个人的身份、地位只有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才有社会意义，个人不是独立的主体。个人的需要与福利状况要依赖社会需要与集体福利状况。第四，片面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公民权利理论的精髓是权利与义务应高度统一。但中国的福利文化单纯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极少涉及权利。这意味着中国人缺乏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提供服务的意识，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求助于人。第五，社会互助与社区互助。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实质的公民权。社会公民权理论的精髓是：所有公民均有依据个人和社会需要从国家获得免费服务的权利。以基本需要为基础，普及性原则、去商品化服务和国家承担福利责任，是公民权理论的核心。中国的《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基本权利和义务[19].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基本上停留在形式公民权的层次，人们普遍缺乏实质公民权。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福利政策基本上处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福利的发展总是让位于经济增长，福利政策是典型的“婢女模式”[20].这就无形中抑制和削弱了公民权意识的健康发展。

四、形式公民权利与制度性不公平

形式公民权是指表面上公民权利与义务完美无缺，实际上公民权利与责任缺乏实质社会意义，公民权停留在形式层次上。

首先，这种状况典型地反映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与公民的政治契约关系薄弱。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结构与运作机制了解不多。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高度融合，权力制衡机制较弱。政治与行政高度整合，行政吸纳政治的现象十分普遍。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低。

其次，市场经济缺乏历史传统和适宜的社会环境，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薄弱。公民的自由流动和向上流动机会面临诸多制度障碍。生产与消费相互脱节的现象严重，生产常无法及时有效地回应公民的需要。经济权利体系与权利关系结构处于低级的静态简单状态，公有制经济既导致以生产为基础权利的失败，又导致交换权利的失败，引发了贫困和剥夺问题[21]. 

第三，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福利结构是形式公民权在社会领域最典型的反映。中国的社会特征是二元社会结构，少数市民是“城市贵族”，多数农民是“二等公民”。国家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出身和户籍成为确定公民身份地位的主要标准[22].二元社会结构主要反映在二元福利结构中。二元福利结构主要由不合理的户籍、粮食供给、副食品与燃料供给、住宅、生产资料供给、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险、劳动保护、人才、兵役、婚姻和生育制度等14种制度构成[23].

第四，中国的现存社会价值基本上是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价值观，个体主义思想长期受到批判而被压抑，公民权利意识与观念薄弱。中国社会仍然维持着伦理本位的社会特征[24].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长期缺乏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的观念，公民的政治参与文化、市场交换活动与哲学思辨活动普遍比较薄弱。

简言之，形式公民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均表现得十分典型。形式公民权与“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之成因错综复杂，它产生的社会排挤效应十分明显。

中国社会缺乏公民权生存发展的历史文化传统，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束缚人们的手脚，追求个体价值与独立自主意识的公民难以产生。一家一户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需所有权与交换权利。与此同时，权威强大和至高无上的国家压抑和妨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民间社会力量薄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失去了应有的社会意义[25].而且中国社会的转型速度缓慢，形成了“超稳定态”结构，普通民众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利的劣势地位，没有平等公民权。家族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狭义民族主义教育，强调国家与社会至高无上地位，常常忽视和压制个人需要，导致“单位人”取代“社会人”，“组织人”取代“契约人”，“城乡居民”取代“国家公民”的状况，制约了公共福利的发展与公民权思想的扩散。在中国，历史传统和政治社会环境因素相互影响，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制度力量与结构力量相互强化。

需要强调的是，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深远。它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排挤效应和文化歧视，令社会四分五裂，产生了制度性不公平现象，致使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方面难题重重。

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在公民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发展缓慢，政治排挤严重。例如，亿万农民缺乏利益代表和政治代言人。其次，形式公民权在经济上也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公民缺乏私法和民事权利。例如，农民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次要劳动市场和边缘经济地位[26].再次，形式公民权在社会层面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社会的四分五裂，二元社会结构与“单位福利”制度盛行，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低，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形成了“国家强盛、市场力量与民间组织弱小”的不平衡状态[27].例如，亿万农民无权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只能靠社区互助与家庭保障来满足其基本生活的需要。最后，形式公民权在文化上的负面影响是，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过份重要的角色，个体主义和个人价值观薄弱，集体主义文化盛行一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主宰政策模式、公民的行为规范和社会选择。

五、社会结构转型与重构公民身份

本文从福利制度及其价值基础的角度，分析了“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及其社会排挤的负面影响，目的是重新认识中国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为福利制度创新与重构价值基础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 

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生活方式转变、价值观念更新、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处处凸显出形式公民权基础上的福利制度之落后性。形式公民权必然引发结构紧张、利益冲突和价值碰撞。要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更新等战略议题，为发展民主政治、完善市场竞争、建立现代社会和价值观念而努力，将形式公民权改为实质公民权是一个突破口与切入点。

当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既为解决公民权问题营造了气氛，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又为形式公民权转为实质公民权和重构公民身份提供了动力与推力。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时间、社会、政治和行为边界日趋模糊不清，也迫使我们反思公民权制度与理论，以建构与国际化相应的公民权，从而谋求全球发展[28].

从中国历史变迁的脉络来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积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体系、准军事化的社会控制模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是“单位─福利国家”与形式公民权的制度基础。“单位─福利国家”模式的价值基础是形式公民权和国家权威，而非实质公民权和个****利。形式公民权具有一系列负面效应，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经济、社会排挤与文化冲突。其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形成结构不平等与制度不公平，把社会中的多数人排挤到全面边缘化的状态，这种状况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制度根源。

第7篇：形式与政策论文范文

关键词：海外并购 金融支持 金融所有权优势

在后金融危机中国企海外并购活动频繁时期，以往产业资本参与支持的海外并购已力不从心，迫切需要金融资本的加入来解决“资金瓶颈”问题，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完美结合能更好的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顺利完成。在当前跨国并购已逐步替代绿地投资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最主要形式的背景下，对于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已迫在眉睫。本文在理论上以微观企业分析和宏观金融支持相结合为视角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为海外并购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有关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研究较少，主要有Gary C.Hufbauer, Rita M. Rodriguez（2001）《21世纪的美国进出口银行―一条新途径？》收录了美国进出口银行成立65周年的相关研究文章，主要介绍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环境、对美国企业出口的支持作用及所面临的问题等。

国内学者对于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走出去”战略框架下，将政策性金融服务支持与商业性金融支持相结合宏观总体把握金融服务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严明（2005）在《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第一次全面的阐述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专著。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研究对象比较广泛，其所研究的海外投资支持问题主要指“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包含了对出口、对外工程承包、绿地投资、海外并购等“走出去”内容的总体支持探讨；第一次建立了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此专著理论上沿着钱纳里“双缺口”理论分析思路，在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建立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分析模型，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弥补了以往此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对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海外投资及金融支持风险分析和手段分析，其涵盖内容全面深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客观全面，同时介绍了国外发展情况并予以中国借鉴，提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发展与战略选择等。

另一方面是单纯从政策性金融服务的角度讨论其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佟志广（1996）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实践探讨了政策性进出口金融支持功能。白钦先、徐爱田、欧建雄（2003）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及管理体制并予以比较。虞瑾（2006）从理论论证和最小二乘法实证论证外汇管制放松、国内金融深化、政策性金融支持等三大政策量化指标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影响力，并提出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黄人杰（2007）认为政策性资金的运用应当以间接模式为主，通过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改变商业性机构和社会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分布，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开发型金融和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运营机制等问题。

以上文献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定性分析“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海外投资的金融支持问题，其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务的对外输出，即对外贸易和对外承包工程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还包括资本的对外输出，即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跨国合作经营开发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对于以跨国并购方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还尚属空白。同时还发现，以往文献中定性研究居多，主要讨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功能作用，及其与其他形式的金融支持之间的关系，研究视角主要在国家战略层面和宏观政策层面。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自身而言，海外并购过程中何种形式的金融支持是其迫切需要的，如何针对企业金融支持诉求因地制宜地实施金融支持促成企业海外并购，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的应用分析

本文试图将微观企业金融实力融入宏观金融支持分析中，一方面在理论上将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中，论证政府与金融部门对企业海外并购支持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将企业自身金融优势置于OIL框架下作为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一部分，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对企业的支持通过企业财务金融实力表现出来，表明宏观金融支持有利于增强微观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以此研究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海外并购金融支持“双缺口”需求理论

本文借鉴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沿用“双缺口”理论的分析思路，对海外并购的金融支持需求进行理论分析，总结不同类型的支持需求。设在某一时点上，一国的资本数量为Ct。封闭条件下，一国资本供给来源于企业自我资本积累E、金融储蓄S和政府税收T之和。资本需求主要由企业自我资本积累的使用E、社会资本I和政府支出G组成。因此有：

Ct= E +S +T =E +I +GS +T =I +G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外国资本（仅讨论跨国并购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流动考虑在内，用Ci表示外国资本流入，Cx表示跨国并购对外资本流出，有：

Ct= E+S+T+Ci=E +I +G+CxS+T+Ci =I +G+Cx（Cx-Ci）=（S-I）+（T-G）（1）

通过变形推导得出上式（1），等式左边代表一国跨国并购资本流动情况，等式右边（S-I）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对企业资金支持（商业性金融支持），（T-G）表示该国政府部门财政支持（政府财政补贴资助及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式（1）说明一国的国际资本（跨国并购）流动与该国国内的资金供应状况和国家财政情况有关，当一国出现资本跨国流动、本国的资本存量发生变动时，本国金融部门与财政部门也相应调整，最终达到国家经济均衡。

当一国跨国并购形式的资本输出大于资本流入（Cx-Ci）>0，金融部门的融资支持与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之和必大于零，说明如果出现因企业跨国并购引起的资本输出除了有企业的内源性融资支持，必然会引起金融部门的外源性融资和政府部门的财政资助。

将外国资本流入移至等式右边，等式（1）变形：Cx=（S-I）+（T-G）+Ci（等式2）由于外国流入的资本Ci大多进入国民经济各个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领域成为生产性资本或准生产性资本来实现资本价值的增值，其以现金形式流入金融系统的量很少，转化为本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成为融资来源）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外国资本流入很难有效支持本国跨国并购，Ci趋向0，由此等式（2）可简化为：

Cx=（S-I）+（T-G）（等式3）

如等式（3），当本国进行海外并购的资本输出时，Cx>0，为保持等式平衡，相应的本国的金融支持和政府政策财政支持也增加，且跨国并购规模越大，商业性金融支持和财政金融支持需求也越大。跨国并购资本流动Cx规模受到金融部门融资支持（S-I）和政府部门财政支持(T-G)限制。当金融部门认为当时海外投资风险太大，不愿意承担融资支持而导致商业性金融支持不足时，出现“金融支持缺口”。此时为保持经济平衡，需要财政部门提供财政政策性支持来填补此缺口。相反，如果政府因财政支持力度较弱出现“财政支持缺口”时，需借助民间金融储蓄的力量，调动社会中潜在的商业性金融资源支持跨国并购。若此支持来源因高风险而意愿不强，政府可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措施免除商业性金融支持的风险问题。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企业海外并购有强烈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诉求，其规模受限于金融部门的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部门的财政金融政策性支持。

（二）OIL框架下外部金融支持与企业自身实力结合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分析

海默（1960）在垄断优势论中提到跨国公司一方面自身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借助其在国际上良好的资信顺利获得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资，而邓宁在OIL框架下概括为企业的融资信用优势和融资成本优势（1983）、金融资产优势（1993）。Jens Forssb・ck, Lars Oxelheim(2008)则将金融要素纳入企业所有权优势中论证其对促成跨国并购的重要性，其将企业金融特有变量总结为企业股票价格销售率、海外上市、负债成本、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补助、税收减让、自由现金流等。Oxelheim（2001）提出支撑所有权优势三大金融策略：获得并保持全球性成本和资本可获得性；获取财政补贴或税收减让以增加自由现金流；实施价值创造为基础的风险管理项目。

由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根据中国企业情况加入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服务的政策性支持因素，形成基于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的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资金实力是海外并购企业的金融优势的中心，企业需考虑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本进行海外并购的同时使成本最小化，其中包括资信实力、融资来源和成本、相关政策支持三大要素。企业拥有良好经营业绩形成的资信实力并能获得低成本的外源融资和政府财税政策支持的优势就是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具体而言，资信实力体现在企业控制内部现金流能力（自由现金流）和反映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的公司信用评级（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模型Z值）两方面；低成本外源融资表现在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资本性融资（市收率、海外上市）和债务性融资能力（负债成本）；政府财税政策支持是使企业获得来自政府的财税支持（税收减让、政府补助）、融资便利及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的能力（融资担保与保险）；通过内部经营和外部支持结合增强企业的金融实力形成所谓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

本文认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应盲目进行金融支持，应以企业自身实力为基础，提供针对性多形式多渠道支持，不仅可保证国家资产安全，而且可以避免由于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使一些本身实力较弱、资信较差的企业逆向选择而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支持思路如图1，对企业自身实力测评基础上，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商业性融资和海外上市融资服务以填补金融支持缺口，政府针对性政策为实力和资信不同的企业提供相应的税收补贴支持和政策性融资支持填补财政支持缺口。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将国内有关海外金融支持理论与国外学者OIL框架下对企业金融因素的研究成果研究相结合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认为应在企业内部资信实力基础上提供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财税金融支持来增强企业的金融所有权优势，从而促成海外并购。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在理论视角上为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严明.海外投资金融服务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黄人杰.政策性金融对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金融支持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07,4

3.陈群.金融支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相关探讨.福建金融，2006,6

4.白钦先，曲昭光.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第8篇：形式与政策论文范文

决策模式是决策体制、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在决策理论上的一种综合反映。在美国，关于“精英决策模式”与“多元决策模型”的争论，一直是政策科学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或政策制定模式往往是由该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以上两种决策模式均不符合中国国情。探索我国政策决策模式，对我国政策决策做出理论概括，无论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诸因素

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与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别，这些差别是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结构等等，下面我们将对上述诸因素及其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我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社会结构好象是一座极其复杂的建筑物，它有自己的基础，又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属于基础的范畴，它在这个结构中处于决定者的地位，而政策决策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或范畴。由于上层建筑处于被决定者的地位，因此，政策决策模式也必然为经济制度所决定。那么，我国现有的经济制度具有什么特征呢？简言之，就是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就表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一种“一与多”并存的结构。所谓“一”，就是一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所谓“多”，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种“一”与“多”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治结构也有相应的特点，从而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相应地具有这些特点。

第二，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型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该国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各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政治，而政策过程只不过是政治系统的一种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事实上，在当代绝大多数国家，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政策，或者是由执政党所直接制定与执行的，或者是由执政党所操纵的。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系统中，由于政党制度的不同，因而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从而各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存在很大差别。美国政策科学家詹姆斯·E·安德森在谈到这种区别时指出：在多党制国家（例如美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党更多的是作为各种特定利益的经纪人而非倡导者存在。在某些一党制的政治系统（如前苏联）中，政党是制定政策的主导力量。”［（1）］我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有着重要区别，即不是多党制。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是以利益团体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与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一党制相区别，所实行的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群言堂”，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一言堂”式的，而是民主型的。并且由于我国政党制度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的特点，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民主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在我国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正如我国的经济结构一样，实现了“一与多”的统一。这种“一与多”统一的特点，同样会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第三，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的重大决策。在不同的国家，国家政权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一般说来，国家政权的权力主要有以下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应地现代国家政权机关也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无论哪个国家，这三类机关都参与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里，由于国体和历史传统、具体国情不同，这三类机关的结合方式、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决定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所起作用的程度不同。也就是说，由于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政策决策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政权组织结构是一个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权力条件下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两者分工负责制。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不是分立的，而是统一的，即统一于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是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统一性特点。另一方面，在行政、司法均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向权力机关负责、受权力机关监督的前提下，行政与司法又是相互独立的，两者实行有效的分工负责制，并且司法机关又一分为二，即分为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以达到互相制约的目的。也就是说，我国的政权组织结构又具有分工制约的特点。这样，在我国政权组织结构中，前一个特点的实质是“一”，后一个特点的实质是“分”，分即多。因此，从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看，也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也必然地要在我国的公共决策模式中得到体现。

第四，我国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治文化结构是由各种政治观念所组成的系统，其中核心的内容是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这种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政策过程作为政治系统的一个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必然地要受到政治文化结构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我国的政策文化结构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构模式。在这个结构模式中，“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思想）。这是指导思想，我们必须用这一个主义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但统一人民的思想，不等于禁锢人民的思想。我们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允许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行学说与言论自由。主张一切属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虽然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上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毕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这种方针中的“一”与“百”的关系，也充分体现出“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政治文化结构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的特点，也必然地要在政策决策模式中得到反映，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二、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的特点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我国政策决策模式，无论从经济基础、现有政策决策主体的结构还是从政治文化结构看，均具有“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我们姑且将这种政策决策模式称之为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主要有如下几个具体特点：

（一）这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它有着“多”方面的参与机制。一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主要看这种决策模式能否为政策决策过程提供广泛的参与机制。从历史上看，封建主义的政策决策模式是典型的独裁模式，政策决策权集中在皇帝和少数官僚手里，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参与决策过程。资本主义的政策决策过程总的说来要比封建主义的政策决定过程民主得多。但是，正如精英决策模式所指出的那样，即使象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也只是少数精英人物的民主，政策决策并不反映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志，而只是反映少数所谓杰出人物的利益。而我国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机制，则为各党派、各阶层和广大劳动人民参与政策决策过程提供了广泛的参与渠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党派、群众团体和广大人民均可通过自己的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等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也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等途径参与政策决策过程。在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中，充分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把“一”与“多”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的一种现代民主形式。一体化中的“多”既是民主的前提，也是民主的表现形式。

（二）这种政策决策模式所提供的民主机制，是一种有效的民主机制。这种有效性主要表现于多的统一性。在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中，有“多”的存在，但这种“多”又没有导致“多元化”，而是实现了“多”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西方有些学者把民主化与多元化联系起来，甚至把民主化等同于多元化，认为只有多元化才是民主，否则就是专制。他们据此把象美国这样的多元化国家称之为民主制国家，而把象原苏联（甚至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称之为专制国家。这里除了有意攻击之外，还有一个关于“民主”的认识问题。其实把民主化与多元化等同起来的公式并不成立，就是美国这一公式也遭到了严厉批评。有人认为这种多元化民主“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4）］。因为按照这种理论，多元化国家不可能有统一的价值观，权力的高度分化可能损害公共秩序，甚至会导致国家的瓦解。也就是说，这种民主的多元化与民主的有效性可能是矛盾的，而失去了有效性的民主，其意义就值得怀疑了。所以，我们认为，民主化与多元化之间的结合，未必就是最好的结合。也就是说，民主并不简单地等于“多”，而“一”与民主之间未必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相反，“一”与“多”相统一的一体化，不但较好地解决了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民主问题，而且也较好地解决了民主的有效性问题。因为在这种决策模式中，虽然决策主体具有“多”的性质，但决策主体“多”的方面都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你争我斗的关系。同时，由于“一”的存在并处于某种特殊的地位，能够对“多”起一种领导或指导作用，这就保证了“多”的活动能够有秩序地进行，从而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

（三）在这种政策决策模式中，“一”与“多”的相互结合构成了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一”与“多”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主导和从属的关系。具体说来，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是“多”的前提。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派；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的存在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存在的前提，没有国家权力机关就没有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治文化结构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二，在“一”与“多”的矛盾统一体中，“一”处于主导地位，“多”处于从属地位。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而各派处于被领导地位；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处于主导地位，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处于从属地位；在政治文化结构中，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处于被指导地位。第三，“一”的活动对“多”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多”的活动是在“一”的指导下围绕着“一”的活动而展开的。例如，在政党活动中，共产党的活动对各派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各派的活动则是围绕着共产党的活动而展开的。这样，在整个政策决策系统中，各子系统的活动就能够做到“活而不乱”、“民主而有秩序”，形成一种沿着既定方向而又有规则的运行方式。因此，这样的一个政策决策系统实现了民主性和有效性的统一。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充满了活力，它使社会中各组织、各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策决策过程中享有充分的民主；另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中的各子系统的活动又是围绕着决策过程有秩序地进行的，保证决策过程民主的有效性。

三、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理论意义

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提出，对于科学地、正确地分析我国的地方政策决策过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提供了理论前提。要解释一种政策过程，就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政策到底是由谁制定的？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制定的？这是任何一个政策理论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美国学者在解释美国政策的形成过程时，虽然产生了各种理论，但在回答上述问题时主要有影响的观点是如下两种：即精英决策论和多元决策论。前者认为政策仅仅是少数精英制定的，并且认为政策仅仅反映少数人的利益，而广大群众则是“愚氓”，他们是被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的。显然，这种观点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不能用它来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后者认为政策是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承认普通群众对政策过程也有影响作用，甚至认为群众也可以通过参与利益集团达到参与政策制定的目的［（5）］。这种理论看来很“民主”，但它仍然不能用于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因为这种理论是以“多党制”、“政治多元化”为前提的，因而这种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相反，我们提出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在理论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是一致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群众等基本理论原理，又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具体化为当代的政策理论。在实践上，它既能比较合理地解释我国目前的政策过程，又能对我国的政策决策起指导作用。

第二，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的民主政治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持。就民主的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已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但是，就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而言，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特别是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对实践上已存在的民主形式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我们暂且不谈它的实质，就它的具体实现形式而言，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多元化形式。据此，我国也有少数人误认为民主化就是多元化，或者说民主只有多元化一种形式。显然，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则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进行了科学而又合理的解释。今天的中国社会无论是从政党制度、国家政权体制，还是从政治文化看，都是“一与多”的统一体，如政党制度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国家政权体制的一院制下的行政、司法分工负责制，政治文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我国政治过程正是在这种“一与多”的统一中体现出“一体化民主”的特点。

第三，“一体化民主论”的理论模式为预测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趋势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国在经济体制方面将坚定不移地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也必然会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问题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有什么特色？其具体实现的途径是什么？正如市场经济模式不仅仅有资本主义一种模式一样，民主政治模式也不应该只有资本主义一种模式。既然可以存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那就也可以存在一体化的民主政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一体化民主是一与多的统一。因此，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不在于一与多的分离，不在于到底是以一代多还是以多代一，而在于使一与多结合得更好。“一体化民主”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政治模式，将代表着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方向。

注释：

（1）［美］詹姆斯·E·安德森：《政策决策》，华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6页。

（2）（3）《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783页。

（4）［美］E·R·克鲁斯克等：《公共政策词典》，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第9篇：形式与政策论文范文

形势与政策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效开展形势与政策教学对于大学生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政策观、大局观及知识结构的改善、思维能力的训练、和谐人格的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深化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改革，努力探究当前“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现状及对策，2014年5月，我们在两所相关本科院校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550份，回收问卷518份，有效问卷496份，问卷有效率为95.71%。通过调查，对当前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现状有了更具体、更深刻的了解，为进一步探索“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规律，提出教学对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一、甄选教学内容：根据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及“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特点合理设计

“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既要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又要满足大学生思想发展的实际需求，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特点，拓宽口径，增添内容，不断创新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形势与政策”课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点：一是时效性。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变化进行调整的，内容的动态性反映了“形势与政策”课的时效性;二是灵活性。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形势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变动性。国家的方针政策也在不断地推出和调整，形势与政策的不断变化决定了“形势与政策”课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三是针对性。形势与政策教学必须针对学生的思维特点，紧紧抓住学生集中关注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有的放矢地开展教学，力求达到消除疑虑，统一思想;四是知识性。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涉及面广、跨度大、领域宽，具有很强的逻辑性、理论性和连贯性;五是实践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的认知只有经由实践的检验，才能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势与政策”课的这些特点告诉我们，“形势与政策”课内容广泛，是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综合课程，这就决定了在授课过程中不能简单地系统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紧密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合理设计教学内容。

通过对学生调查的结果分析，我们将大学生形势与政策的认知状况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时事热点关注较多，对国家政策关注较少。比如，在对国内外事件的关注度上，大学生关注最多的是“钓鱼岛问题”，达到94.2%，其次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薄熙来事件”，分别占86.9%和81.9%，而对2012年11月召开的十八大关注相对较少;二是对基本理论知识把握不够准确。在两岸关系方面，知道“九二共识”的核心内容是认同一个中国的只有56.5%，知道实现和平统一需要确保的重点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只有50.6%;三是对党的方针政策认识模糊。在对我国文化建设基本方针的考察上，选择正确选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只有49.8%。对于大学生反映出来的形势与政策认知结构的不稳定性、不平衡性以及观念内容选择的主观随意性特点，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要重视将教学内容与课程特点及大学生的思想需求结合起来，推动大学生精神世界和观念体系的自主建构和自我发展。首先，应尽量按照教育部印发的近期教学要点组织教学内容，同时紧跟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力求做到稳定性和灵动性相结合，重点选取近期发生的、学生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和焦点事件，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政策观和国情观渗透到教学内容中去。其次，应根据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决定教学内容。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思想实际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往往又有着内在必然联系，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国内外形势瞬息万变，党和政府的理论政策也在不断出台和更新。形势与政策的教学内容也应与时俱进，不断注入新的动力源泉。再次，要坚持“三贴近”原则。“形势与政策”课关键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要抓住学生最关心、要求最迫切、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寻找到学生个性需求与教学内容的“情感共振点”，以尽可能满足学生对知识开放性和广延性的需要，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内化知识，加强自身思想政治素质的意义构建，真正实现知行合一。

二、改进教学方式：采取专题讲授式与互动式、实践式相结合

任何形式的教学活动目标的实现，都以教育对象的主观接受为前提。“接受作为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认识活动，必然以一定的需要和选择相联系，没有需要，没有悦纳，就没有主动的接受。”[1]需要意愿越强烈，爱憎好恶越正面，主体的接受行为就越积极、越主动。反之，就会出现敷衍或表面接受。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互动较少，基本上处于单向传输，没有现场反馈，讲授过程总体上侧重于事实讲解和政策宣读，相对忽视了情感的触动与共鸣，学生感到教学过于沉闷，缺少变化。很多学生认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滞后、知识含量不高、吸引力不大，认为这门课“离自己太远”，是“被要求来听的”，而不是“自己想要听的”。因此，要实现形势与政策教学的高效性，增强课堂吸引力，提高学生的接受度十分必要。

在问到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有什么建议时，选择最多的是“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有389人，占78.4%;其次是358人选择“增加实践环节”，占72.2%;排在第三的是354人选择“改进教学方式”，占71.4%。这表明大学生十分看重自身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性，高校应秉持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将学生是否满意、是否欢迎作为灵活选择教学方式的重要尺度，“真正把思想政治理论转化为大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和立身做人的基本准则，使他们真懂、真信、真用。”[2]要改革教学方式，首先应采取专题讲授的教学方式。专题讲授信息量大，针对性强，重点突出，容易将知识讲活、讲透，帮助学生正确分析理解新形势大政策，认清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趋势和根源及采取的应对策略。其次，增强学生的参与性和师生的互动性。将传统的“满堂灌”说理教学变为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找准理论教学活动与学生成长进步的联结点，把教师想说的与学生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逻辑的力量同情感的力量结合起来，把透彻的说理同生动的语言结合起来”[2]，多用参与的方式、疏导的方式、讨论的方式组织教学活动。这种互动的教学方式不仅克服了传统教学的“一言堂”，而且调动了学生自我教育的积极性;不仅能培养他们对形势与政策进行多维度分析和综合判断的能力，还为他们提供了主动思考和表达观点的机会;不仅能反映他们正确分析、理解事物能力的水平，还从侧面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思想状况，为教师更为灵活、更有针对性地引导教学，培养他们形成历史发展的、普遍联系的、正确处理各层面利益关系的大局观和认知方法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指导。最后，要增强教学实践环节。“形势与政策”课本身具有实践性和应用性特点，与社会发展实际息息相关，形势与政策教学只有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有生命力和原动力。要将形势与政策教学与社会调查、专业实训等实践环节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实践中进行体验、感受，不断探寻、思索，实现提高和升华。而形势与政策教学课时少、开展教学的经费又有限，这决定了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应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结合起来，使实践教学进课表、计学分、有指导、见成效，逐渐走向规范化。

三、变革教学手段：新媒体技术环境下的传统与现代教学的融合

在调查学生喜欢哪种“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手段时，排在首位的是“讲授与视频相结合”，有427人，占86.1%。这说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给大学生的学习思维和生活交往带了重要的影响。新媒体技术是以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为基础，以手机和计算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相关信息和服务的传媒技术。新媒体技术的普遍应用构筑了信息时代全新的媒体环境。高校应冷静思考和深刻分析新媒体环境给形势与政策教学带来的契机与挑战，切实优化教学环境，创新教学手段，实现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形势与政策传统与现代教学的有机整合和优势对接。

在如今尖端的新媒体技术支撑之下，形势与政策教学的理论阐述、实践素材和权威时政视频都可以迅速地通过网络广泛传播，学习和探讨中遇到任何问题，也能在网上讯捷地查找到丰厚的资料。这种信息技术优势为形势与政策教学手段不断变革提供了动力，创设了条件。新媒体技术具有图文并茂、声情交汇、传播快速、交流便捷等特点，教师能通过丰富多彩的图文、直观有趣的教学内容、鲜活生动的语言创设教学情境，及时、准确地把握学生的心理动态，建构起主体间性双向自觉自愿的交流互动平台，在“柔性化”的教学情境中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使学生接受、理解、认同教师传递的知识，并内化为价值观念、外化为行为习惯。

新媒体技术的应用虽然较之以往的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学手段有很多特有的优势，但也伴随着自身的局限性。一是缺乏学习的系统性。由于缺少教师面对面的指导，学生仅从网络上获得零散信息，不利于形成对问题客观、深刻的价值认识。二是对提高学生分析能力、判断能力的作用不大。互联网信息良莠难辨，如何去伪存真、探查本质、形成知识的累积储备，这些都是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带来的困惑。三是文化熏陶不足。单凭互联网学习，缺少师生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交往与相互影响，不利于大学生思维能力的培育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在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仍要坚守传统课堂的阵地，是因为课堂教学的主导力量――教师，能有计划地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安排教学活动，学生能在教师的指导下有目的地学习从而有效掌握系统的知识技能，提高思考问题、鉴别事物的辩证思维能力。教师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言传身教和富于情趣的讲解来实现师生间的共情，创设出学生广泛参与教学、积极交流合作，师生间相互感染、教学相长的互动机制。这种良好的教学效果及对学生心理产生的正面效应，是任何形式的新媒体所不能替代的。因而，高校改革形势与政策教学手段，应谋求传统课堂教师主导与现代媒体环境下网络教学的优势互补、功能对接，使两种教学手段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中发挥系统合力，实现形势与政策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四、拓展教学空间：构建形势与政策教学的多维课堂体系

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是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的主渠道，旨在向学生传播思想政治理论知识，是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的“主课堂”。高校应在加强主课堂建设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和扩宽形势与政策教学的其他有效载体，切实增强形势与政策教学的覆盖面和实效性。

一是要开发和搞活形势与政策教学的“校园课堂”。校园文化活动是学生发挥自身潜能，拓展个人素质才能的生动平台，也是弥补课堂教学课时不足、形式单一，实现多维立体教学的“第二课堂”。高校应充分利用学生社团活动加强形势与政策教学。一方面，社团可以直接在学生群体中开展内容丰富的形势与政策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利用党员活动确定与重大时事和理论政策密切关联的活动主题，把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渗透到这些活动之中;要积极发挥校园媒体的作用，畅通校报、广播电台、校园网及时宣传报道国内外新闻热点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让学生全方位、多渠道了解国内外局势和政府的原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