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

1.1社会营销理念的提出与应用20世纪70年代，Kotler和Zalman首次提出社会营销的理念，他们试图将成功的商业营销策略用于推广对社会和公众有益的观点、态度和行为，并将这种理念称为“社会营销(socialmarket-ing)”。社会营销通过使用市场营销的原理与技术影响目标受众，让他们自愿地接受、拒绝、改变或放弃某种行为，从而促进个人、集体或社会整体利益。社会营销将健康行为、健康服务理念看做“产品”，要想让目标受众接受这些产品，就必须以消费者为中心，围绕他们的需要和想法开展营销策略。社会营销通过行为改变策略、营销组合的运用等，影响受众群体的观念和行为，并通过受众细分等方法，按照不同受众群体对资源的需求合理配置资源，将有限的资源分配给最需要的群体。近几十年来，社会营销被社会学和心理学工作者成功地运用于一系列社会运动和公共健康活动，如促进母乳喂养，减少高脂肪食品的消费，控制吸烟，减少酒后驾车，预防艾滋病等。这些成功案例说明社会营销是一种改变目标受众行为的有效工具，也促使我们思考社会营销理念应用于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可能性。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也可以看作学校为学生提供的一种心理健康服务。这里我们将心理健康工作看作一个大的范畴，其中不仅包括个体和团体心理咨询，也包括心理健康教育、朋辈辅导、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普及等活动，以及其他可能开展的心理健康促进形式。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服务条件为学生提供最有帮助的服务，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

1.2社会营销理念和心理健康服务的共通性社会营销与传统的市场营销的本质区别在于，社会营销的价值导向是目标受众的利益，而非营销者的利益。所有社会营销策略都是为了让受众最大限度地接受某种有益的观念或行为。它和心理健康工作的方法和原则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天然的联系为社会营销理念应用于心理健康工作提供了契机。首先，前者的立足点是目标受众的利益，而后者以学生的利益作为核心价值和工作导向，目的在于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困扰，获得个人成长，达到心理健康。其次，两者都尊重学生的独特性。心理健康服务针对学生的不同需求为他们提供服务，最大限度地尊重和满足每个个体独特的需要。同样，社会营销要求服务提供者根据不同受众对象的需要、价值观、能力、兴趣、文化背景等，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这样才能激发受众接受和保持期望行为的兴趣，最终改变学生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态度和行为。最后，两者都遵循自愿原则。一般而言，学生是否接受心理健康服务、接受何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完全出于自愿。对于有必要接受咨询但本身不愿求助的学生，不适于采用强制手段(除按照《精神卫生法》需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外)。社会营销利用行为改变的原理和技术，通过转变观念，提升动机，最终改变行为，相比于法律、政策等强制手段，是一种更为温和、更为人性化的行为改变方式。社会营销理念与心理健康服务之间的上述共通性，为将其引入到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奠定了基础。

2社会营销的工作原则

社会营销是传统的市场营销理论和方法在一个新领域里的运用。在商业领域里所采用的市场营销的原理和技巧，大多都可以运用于社会营销。概括地说，社会营销的工作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行为目标(behavioralgoals):社会营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行为改变。为了使营销计划切实有效，营销者要始终关注自己的策略能否影响目标受众，以及怎样影响。对受众知识和态度的改变是通往切实的行为改变的手段之一，因此社会营销可以和教育、宣传工作相结合，以便发挥长期作用，使某种观念、态度深入人心，但社会营销更关注如何将观念、态度转化成行为。为了达到行为改变的目标，营销者可以将最终目标划分成一些易于实现的行为步骤，并根据不同的行为目标发展出相应的营销策略。受众细分(audiencesegmentation):社会营销不提倡“为所有人做所有事”。根据受众细分原则实施目标行动，来达到营销目的，让社会营销者能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最大限度的成功。受众细分的过程是将庞大的异质性群体划分成同质性相对较强的亚群体，划分依据就是那些会影响他们对营销策略的反应的特质，如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变量，而更常用的划分标准是受众目前的行为、未来的计划、改变的意愿、产品忠诚度，以及心理统计学特征，如生活方式、价值观、人格特征等。这种将服务对象细分的方式，有利于根据不同亚群体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将资源有效地分配给最需要的群体。竞争分析(competitoranalysis):任何妨碍受众群体产生目标行为的因素都可以看做竞争，具体通常指能满足受众群体需求的其他行为选择或产品。社会营销者必须了解自己的产品面临哪些竞争，使自己的产品具有吸引力，比其他产品更能满足受众的需要。心理健康服务面临的竞争通常是其他解决心理障碍的途径，比如就心理咨询而言，其面临的竞争有求助于亲友、自我心理调节等，每种途径都能满足大学生特定的心理需求，对解决问题也有一定帮助，营销的关键是揭示其他方法不具备的心理咨询的特有优势。虽然在直接提供行为指导方面，心理咨询不如求助亲友，在降低污名和求助风险上，心理咨询不如自我调节，但心理咨询的优势在于让求助者获得人格的成长，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得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些作用是其他方法难以企及的。营销组合(themarketingmix)的运用:营销组合是指营销策略实施的核心要素，这些要素主要包括产品(product)价格(price)地点(place)和推广(promotion)，因而又被称为4P营销理论。从心理健康服务代价与获益的角度理解4P理论，心理健康工作者需要提升学生参与心理健康活动的获益(产品策略)，降低代价(价格策略)，确保服务可以方便的获得(地点策略)，并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向学生呈现以上信息(推广策略)。

3社会营销理念下心理健康工作的具体措施

3.1现状和需求调查为了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服务，首先要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和心理服务需求进行调查。社会营销者认为，“不要急于向受众强调意识、接受程度和知识，而是应该先搞清楚人们需要什么服务，想从服务中获得什么益处，以及我们面对什么样的障碍［16］。”细致全面的调查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宣传和干预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调查，心理健康工作者需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学生心理健康和心理障碍的状况如何?学生对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状况如何?是什么因素阻碍或促进了学生利用心理健康服务?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帮助我们了解心理服务的潜在需求和资源配置的侧重点，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便于针对学生的需要制定相应的干预形式和措施，对第三个问题则能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提供依据。现阶段国内心理健康工作者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了解主要是凭主观经验，实证数据大部分来自已经接受咨询的学生，样本缺乏代表性，难以了解学生总体情况。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应尽量使调查对象能够代表某范围内的学生总体。如果大范围的调查难以实施，则可以通过严格控制抽样方法的小范围调查结果推测总体。对心理服务的需求所包括的内容有: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接纳和认可程度;希望从心理健康服务中获得的益处，需要的心理服务方式，如个别咨询，心理健康课程，朋辈心理辅导，团体咨询等。以上调查内容需要结合学生的人口学特征、心理障碍的特点等展开。综合以上各因素，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将工作范围内的学生总体拆分成同质性较高的亚群体，然后针对每个群体的特点进行宣传和干预。

3.2有针对性的宣传有时候，心理服务的潜在使用者并不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服务，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帮助，还可能拒绝帮助，这使得心理健康服务的宣传工作至关重要。社会营销理念下的宣传不仅包括告知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存在以及获得途径，更应该告诉学生如何明智地利用有限的服务资源选择适合自己的心理服务。基于现状和需求调查结果，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根据亚群体的特点制定宣传策略。例如，就心理咨询服务的宣传而言，有些学生并不了解咨询如何工作，也不知道如何识别心理障碍，这时要重点宣传有关心理健康的知识，如心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判别，心理咨询的工作范围、工作方式、有何作用等。有些学生对咨询有基本了解，但因为对咨询工作的水平缺乏信任而选择不求助，这时强调咨询的专业性和咨询效果是宣传的重点。有些学生本身已经有较高求助意愿，研究表明，对这样的学生可以通过建构积极的求助网络，强调平等人文的咨询关系，尝试提高他们作为咨询当事人的自我效能，降低他们对咨询风险的预期，来促进专业求助行为。

3.3层次化的心理健康干预心理健康状况和服务需求的调查将学生细分为不同的亚群体后，层次化干预即针对这些亚群体的特点，给予不同强度、不同形式的干预。国外一些高校以心理障碍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为划分标准实施分级干预，其工作模式值得借鉴。例如，美国一些高校建立了心理咨询分级制度，将学生的心理障碍划分为不同级别，并给予相应的干预措施。日本大学的心理辅导由三级不同的心理援助构成，一级心理援助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学生，援助的特征是预防性的，其目的是促进发展和适应环境;二级心理援助的服务对象是在学习、心理、社会和升学就业等方面出现问题的学生，援助的特征是预防和早期发现;三级援助服务的对象是有特别援助需求的学生，如那些有明显心理问题的学生。由于每个学校的情况不同，并非每个学校都要开展相同的活动。鉴于国内高校普遍人手不足、资源有限，可以用面向大多数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学生的总体心理素质和健康水平，预防心理障碍的发生;开展有针对性的讲座和知识普及解决学生的发展性问题;用团体辅导、朋辈辅导解决一般心理问题;对问题比较严重的学生提供个体心理咨询和治疗。要适时开展我国大学生心理咨询的循证研究，提高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规范性，克服当前普遍存在的干预实务工作的随意性。循证心理咨询会使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学生获得有关咨询目标、咨询过程、咨询时长等方面更多、更确切的信息，这将促使他们变得更加主动，从而有效增强来访者的自我改变动机，同时降低阻抗发生的概率。循证心理咨询也能帮助初级心理咨询师更清晰咨询目标与干预策略间的关系，即使具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咨询师，也能通过循证心理咨询提供跨流派的、更为灵活的专业技术支持。

3.4层次化的分工和专业技能训练针对大学生心理障碍性质和特点的层次化干预，需要心理健康工作者具备相应水平的专业技能。心理健康工作涉及的范围和内容比较广泛，为了保证服务的质量和专业性，不同的工作内容之间应该形成层次明确的分工体系。在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很多高校，学校的心理健康工作注重多学科整合，形成了专职心理咨询师、辅导员、专业辅助人员、教师、学生朋辈辅导员、社会工作者相结合的心理辅导网络。现阶段我国高校，普遍存在心理咨询师兼任心理健康课程教师、思想政治教师(辅导员)兼任心理辅导老师的现象。工作内容的杂糅，使得心理健康工作者很难发展精深的专业技能，因此服务质量也难以保证。为了提高心理健康工作者的专业素质，首先有必要厘清各个岗位主要针对哪个层次的心理健康问题，而后针对该层次心理健康问题所需的专业技能，对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提供不同的培训。例如，专职和兼职的心理咨询师应该具备识别各种心理障碍的能力，心理咨询，包括危机干预的知识和技术;根据服务对象和形式的不同，团体咨询师和个体咨询师，发展性咨询和障碍性咨询的技能培训也各有侧重;心理健康教师主要的工作是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升心理素质;而对于辅导员兼职心理咨询工作，本身即存在专业能力薄弱、针对性减弱、角色定位模糊和管理模式限制等弊端，并不适于开展专业的心理咨询，因此对辅导员的培训重点可以放在有能力识别心理障碍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并及时转介。

第2篇：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科学心理学；知识社会学；背景

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的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本文试图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科学心理学诞生的背景。

一、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传统哲学的冲击

19世纪下半叶兴起于德国的科学心理学思潮，既是对传统的哲学心理学思想的直接继承，又是对当时德国哲学状况的一种富有建设性意义的直接反应。因此，冯特心理学的理论性质，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于当时的德国哲学状况。冯特作为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成长于是19世纪中叶，成名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而19世纪中叶，正是西方哲学从它的近代形式向它的现代形式的过渡期，因而在理论上处于极度的贫乏和混乱的状态，这就使得当时的哲学家们的首要任务，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寻求和探索哲学的出路。冯特的科学心理学事业，就是这种探索的特殊形式。

19世纪中叶德国所面临的哲学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黑格尔于1931年的去世相关，黑格尔的去世意味着整个传统哲学的终结，因为他的哲学体系“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在他的“博大”体系中，以往哲学的全部雏鸡都终于到家栖息了。如果不抛弃黑格尔哲学由之孕育而成的，由笛卡儿的“我思主体”所确立的近代哲学的“第一原理”，如果不突破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那么哲学要想还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

19世纪中叶，实证自然科学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对传统哲学产生着强烈的冲击。首先，在自然哲学最终被清除的意义上，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传统哲学不断丧失它的“世袭领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世界模式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其次，就哲学和自然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而言，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二者无论是在世俗生活世界还是在理智生活世界，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地位以及人们对它们的社会情感发生逆转：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是研究对象的素朴客观性、理论体系的感受性、精确性和社会实践的直接可感性。因此，实证自然科学的充分发展，一方面使其自身受到人们的普遍青睐，另一方面又普遍地使人们对任何形式的思辨的哲学形而上学体系发生怀疑，并导致曾经令世人叹服的、在逻辑上极为精致的古典哲学体系在德国理智生活界的地位和声誉El渐衰微。为了适应历史条件的变更并拯救哲学的命运，有一大批学者，包括一些哲学家自己，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实证态度，并试图利用自然科学的经验和方法来研究或“治疗”哲学，以把哲学建设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精密的知识体系。此时，刚刚兴起的实验心理学，特别是科学心理学思潮，既是这种理论冲动的表现，又是这种理论努力或尝试在学术实践上的主要形式，并被它的倡导者们认为是为所有的哲学问题提供基础的一项真正的哲学事业。这就是哲学思维中的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自然主义”态度和“心理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根源。

二、生理学的发展及其哲学意蕴

生理学本身纯粹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属于生物学范畴，是在解剖学的基础上理解以物质形态而存在的人类有机体及其结构的功能活动。它与哲学的“联娴”产生了实验心理学。这是因为，在传统上，人的意识或人类精神活动现象属于哲学的问题领域。但是，意识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最终只能在作为个体组织而存在的人身上得到实现。因此。一旦生理学萌芽，便会在理论上构成一个素朴的信念，即将人的各种心理活动或精神活动如感觉、运动、思维等，理解为就是人的物质的神经组织的功能活动，从而将意识或精神纳入生理学的研究领域。这就是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在接受过严格的自然科学传统训练的生理学家之间普遍流行并被坚持的一个理论构思。这一构思在理论上的成熟化，就意识或精神这一实质上构成了哲学前提的论题而言，必将否定哲学的权威性并取而代之。

在自然科学体系中，生理学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波林曾对此进行过广泛的考察，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生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实验科学，而且德国在这一领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验生理学在19世纪上半叶的渐趋成熟，特别是有关神经生理学、脑的结构与机能和感官生理学的研究及其发展，直接导致了科学心理学亦即实验心理学的诞生。关于实验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之间的这种过渡关系，波林曾提出了一个隐含重大理论意义的历史事实。19世纪上半叶的生理学多以动物实验为主要手段，这就决定了运动生理学先于感觉生理学。这个时期关于感觉现象的研究，多以感觉器的物理学为对象。与此同时，虽然生理学家不易处理感觉的问题，因为这一时期的研究没有机械的记录器可以构筑一个动物的感觉神经的终端，但他们在自己身内却有可以接触到的直接经验，因而此类研究与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的部分便采用了一种非正式的内省法。这种缺乏批判性的内省法若能产生任何其他科学家都易于证明的结果，我们便不必将此法精益求精。也不必子此法以一名称，更不必提出现代行为学所提出的唯我主义的问题，尽管学者完成了这些种种观察。可却没有对于其中一个因素即经验的性质作批判性的讨论。

正是因为当时的生理学家们没有批判性地讨论他们在自己身内可以接触到直接经验的性质，才使他们得以僭越自己的研究领域而进入心理学和哲学领域，从而直接推动科学心理学的诞生。这就是前述生理学家们的意识问题上的理论素朴性。后来的“纯”哲学家们，特别是现象学传统的哲学家们，坚定而强有力地掀起一场运动，以驱逐哲学思维中的“心理主义”并取得成功，正是以对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这种直接经验的性质进行自觉的批判性反思为基础的。而在心理学领域，甚至直到现在，对经验的性质的这种批判性反思却令人遗憾地未达到这种自觉程度。例如，赫尔姆霍茨关于神经冲动传导速率的研究，就其自身的性质而言，是纯粹生理学的范围，因而他很自然地就并未考虑其对心理学的影响。虽然就事实而言，历史证明，这种影响对实验心理学或称科学心理学的诞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在以下意义上来理解这种影响的意义，即认为其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对一种心理过程是可以进行实验和测量的，过去无法形容的“灵魂”居然可以时间化了，从而增强了19世纪生物科学中的唯物主义倾向，那么，这种理解就以上述理论素朴性为前提的。

第3篇：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发展历程；运动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G80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5-0100-08

Abstract： he international sport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es have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10 years， but there is no systematic report on the history until now all over the world. his study analyzed the documents conserved in portdiscus to make clear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sport social psychology. tudy found tha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f sport social psychology appeared at the end of 1800s， subsequently it went to low ebb during 1900 to 1929， and until 1930 to 1959 there was a growth momentum. Benefit of the primary researches， the no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of sport" was reported at the end of 1960s， consequently the North American researchers led to construct the new discipline during 1970 to 1989， which is the most activ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up to now； however， its development momentum stopped during 1990s， although there were more related publications， there was little research from the discipline's perspective. port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es are the major part of sport psych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but there is still little publication that discusses sport social psychology from the discipline perspective， and what's more， the North American researchers have been ignoring the discipline issues of sport social psychology， instead， the recent publications are mainly from European and Chinese researchers.

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者通常将美国学者Norman riplett于1898年发表在《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上的硕士学位论文《he Dynamogenic Factors in Peacemaking and Competition》看做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诞生的标志（如邱卓英和邱宜均，1995；Jowett和Lavallee，2007；王进，2013等），如此算来，体育领域中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已有110多年的历史，但是这门学科的发展进程如何，目前无法查阅到相关报道。本研究根据8部以体育社会心理学为名的著作（Carron，1980；Cratty，1981；黄金柱，1985；Iso-Ahola和atfield，1986；Russell，1993；agger和Chatzisarantis，2005；Jowett和Lavallee，2007；王进，2013）中介绍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知识，依托国际体育科学文献数据库portdiscus中储存的相关信息，详细考证了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1科学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出现在19世纪末期

人们思考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能够顾及彼此的时代，但系统的、科学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直到19世纪末期才出现（Kassin，Fein和Markus，2011）。当时欧美国家体育文化蓬勃发展，特别是竞技体育、职业体育和体育传媒的进步，以及现代夏季奥运会的复兴，体育运动中的心理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经常有运动员、教师、记者、医生在报刊上撰文予以评论（King、Raymond和imon-homas，1995），因此19世纪末期应该产生了一些体育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评论和学术论文，但受制于文献储存和检索技术，现在很难查阅那些文献（Green和Benjamin，2009），所以那个时代的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情况暂时难以深度考察。

从目前可以查阅的文献信息来看，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出现在19世纪末期，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riplett（1898）发现美国自行车运动员单独骑行与比赛时的成绩差异，然后实施了一项实验室试验，得出竞争和他人在场会影响参赛者成绩的结论。portdiscus中还储藏着另外3项公开报道于19世纪末期的研究：1）issié（1894）观察一名法国自行车运动员，发现他比赛成绩比训练成绩好，认为与他人竞争有助于提高骑行成绩；2）antayana（1894）分析了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3）Mosso（1897）在1894年7月组织10名意大利山地军人登上Monte Rosa山，11日到19日他们住在4560米的临时营地，期间进行体能测试。他发现爬山过程中领头的人会比后面的人更快的感到疲劳，引体向上测试中士兵们会自发产生一种互相竞争的态势，导致重复次数不可思议的超过力竭上限。

尽管当时的研究者们并没有故意创建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或开展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观意愿，但从历史的视角看，这4篇论文开创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先河，特别是riplett（1898）的研究，经过Allport（1924）介绍（pp.261-262，280），让后来的一些学者意识到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存在（如Kenyon，1970；Martens，1970；Richardson，1972）。

2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

19世纪末期出现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星星之火并没有顺势在20世纪初燎原，尽管当时社会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的良好发展势头从理论上为体育社会心理学创造了发展环境，但portdiscus收录1900年至1929年间的体育社会心理学文献只有7份（分别是：Patrick（1903）认为参加足球运动可以减轻心理紧张；Wallace（1908）分析了大学体育对道德的影响；ehe（1910）提出可以通过体育教育实施道德教育；mith（1914）论述了体育活动的道德价值；argent（1915）认为参加体育活动可以增强女性自信心；lither（1917）分析了教职工对学校体育的态度；ilcox（1919）介绍了体育运动中的礼节），但这些研究均源自研究者的个人主观分析。提示，19世纪末期出现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议题和技术，并没有引起重视，当时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思想尚未形成。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数量、议题范畴和研究技术取得明显发展。首先，仅30年代10年中发表的论文数量就达到19篇，是20世纪前30年总量的2.71倍（见图1）。

研究技术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进步。以人格研究为例，Ragsdale（1932）推断体育专业学生人格的依据是他们的入学申请材料中自己陈述的兴趣、理想和社会经历，高中班主任或老师对其性格和能力的评价，以及大学班主任对其评分和评价，而Blanchard（1936）编制了行为频率等级量表（Behavior Frequency Rating cale）用来测量体育课学生的人格，随后的研究者采用心理学家研制的通用量表（如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测评体育专业大学生（Mochel，1949）和运动员（Booth，1957）的人格。

综合考量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体育社会心理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被看作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研究者们还没有赋予它“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但已经在有意的开展相关研究。

3体育社会心理学理概念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50年代末期形成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思潮在60年代正逢后现代社会心[LL]理学的崛起（王小章和周晓虹，1994）和运动心理学的创建（McCullagh，1995），这可能鼓励了研究者们从学科视角看待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

1968年，美国人Gerald Kenyon在第2届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上报告论文《ocial Psychology of port and Play》，根据当时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体育社会心理学应该关注小团体、社会化、态度、社会改变、社会影响、顺从、沟通、攻击等问题，并且发现第1届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上已经报道了一些体育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此外，Kenyon和Grogg（1970）编辑的第2届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论文集第2章第2部分的标题是“social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activity”（pp.331-427），包含人际关系、领导、自我、性别地位、态度、成就动机等12篇论文。这提示：1）当时国际运动心理学界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的认知尚不成熟，但以Kenyon为代表的部分研究者已经意识这个新研究领域的存在；2）社会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的成熟支持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理念的诞生，因为Kenyon的学术观念萌生于社会心理学，而取材于运动心理学，并通过运动心理学的学术会议予以传播。

为什么体育社会心理学理念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回顾当时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态势，可以发现“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首先，portdiscus中收录1960-1969年间的体育社会心理学论文129篇，10年中发表的论文数量超过之前的总和，而且数量增长的趋势明显（见图2）；其次，研究范围明显扩大，与之前的研究主题相比（见表1和表2），20世纪60年代讨论的议题有41个，大约是之前研究范围的4倍。

4迄今最积极的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创建工作发生在20世纪70～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伊始，Rainer Martens（1970）在《Quest》上撰文《ocial Psychology and Physical Activities》再次综合论述体育社会心理学，以及oward Richardson（1972）在《Contemporary Education》上发表《A New Discipline： he ocial Psychology of port》首次明确从学科角度讨论体育社会心理学，由此掀开了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建设的序幕。这段有史以来最积极的学科建设工作持续到80年代，迄今10部体育社会心理学著作中的5部（Martens，1975；Carron，1980；Cratty，1981；黄金柱，1985；Iso-Ahola和atfield，1986），以及7篇从学科角度讨论体育社会心理学的论文中的3篇（Martens，1970；Richardson，1972；Foon，1987）出版于这段时间。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者们（如Bouet，1970；McIntyre，1971；Valentinova，1971；Jones，1971；Duthie，1972；Ball，1973；Lenk和Lueschen，1974；Petrie，1975；Lenk和Lueschen，1976；Prenner，1976；endry，1976；Roberts，1978；Reis和Jelsma，1978；Mann和Pearce，1978；Chorbajian，1978）开始整体性地用社会心理学理论讨论体育领域中的问题。与此同时，体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大幅增加，仅《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rt Psychology》一家期刊在1970-1989年间就发表了203篇与体育社会心理学相关的论文。

80年代的学科建设工作更加蓬勃，来自全球多个国家（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的学者通过学术期刊（如Inglis，1980；Parlebas，1985；Ingram，1985；刘慎年，1986；Gauvin，1986；Bertels和Van-Rensbergen，1987），学术会议（rent和Adrian，1985），书籍章节（Frey，1986；Rees，1988）和4部著作介绍体育社会心理学知识。

这个时期，部分美国高校还开设了体育社会心理学课程，例如Martens利用自己编写的教科书《ocial Psychology and Physical Activity》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面向体育专业研究生开设体育社会心理学选修课，而密西根州立大学的Gould教授也采用Martes编写的教材给博士生开设《ocial Psychology of port》课程（Jowett和Lavallee，2007）。

由此可见，当时研究者们积极开展的相关工作，包含着试图将体育社会心理学发展成一门学科的愿望，但是研究者们并没有提出独立的、明显区别于社会心理学的体育社会心理学概念，实际上他们一直在向体育领域移植社会心理学知识。

5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建设的热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下降

尽管“sport social psychology”（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解决，学科视角下的体育社会心理学还没有从社会心理学中脱胎出来，但是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主流运动心理学研究者的认可（苏庆富，2005），不过研究者们专注于具体议题的研究，并不考虑选题的学科属性，所以这个时期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呈现出“重具体问[JP2]题研究，轻学科理论构建”的特征，例如《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port》《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he sport psychologist》《Quest》和《Applied sport psychology》等8种期刊在90年表了624篇体育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论文，但是学科建设的热度却明显下降，因为这个时期只有2部以“体育社会心理学”为名的著作出版（Russell，1993；季浏和朱学雷，1996），只有Brawley和Martin（1995）、邱卓刚和邱宜均（1997）从学科角度讨论了体育社会心理学，即使整体性的采用社会心理学理论讨论体育问题的论文也只有9篇（Connelly和Rotella，1991；Feltz，1992；Yaron和Jim，1992；Rose和Jevne，1993；Brawley，1993a、1993b；Ebbeck和Becker，1994；Perna、Zaichkowsky和Bocknek，1996；Williamsab和 Andersen，1998）。

[JP2]此外，体育社会心理学开始面临着体育社会学（如abo ，1993；Leonard，1998），体育教育学（如Carron，1994；Papaioannou和Goudas，1999）和运动心理学（如Biddle，1993；lepicka ，1995；utzler和herrill，1999）的瓜分，相关著作都收纳了部分体育社会心理学内容，却不赋予它们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621世纪讨论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问题的研究者主要来自欧洲和中国

一边是日渐丰富的研究成果，一边是开始没落的学科地位。这种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格局延续至今，例如仅仅2014年《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rt Psychology》《Psychology of port and Exercise》《Journal of 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Applied port Psychology》和《he port Psychologist》等5种主要国际运动心理学期刊发表的225篇论文中就有122篇涉及体育社会心理学问题（见表3），而且主流运动心理学教科书（如Cox，2011；张力为和任未多，2000；季浏、张力为和姚家新，2007）都会包含体育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也是运动心理学学术会议的主角（如第九届全国运动心理学大会上报道心理健康论文66篇、社会心理论文50篇、动机论文29篇（张力为，2010）），但国际运动心理学界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态度并不积极，例如2000年至2014年只有agger和Chatzisarantis（2005）、Jowett和Lavallee（2007）和王进（2013）等3部以“体育社会心理学”为名的著作出版；11种主流国际期刊（除了前文所述8种期刊，还包括《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和《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中只有Vernacchia、McGuire和Reardon等（2000）、Kranea、Barberb和McClungc等（2002）、Lewis、Forsyth和Pinto等（2006）、Podlog和Eklund（2007）、Karelis、Fontaine和Messier等（2008）、Opdenacker、Bourdeaudhuij和Auweele等（2009）、Petrie、Greenleaf和Reel等（2009）、Anderson、Petrie和Neumann（2011）等8篇论文继续整体性的采用社会心理学理论讨论体育领域中的问题；只有Gill（2009）从学科层面讨论了体育社会心理学。可见，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整体性被忽视了（Morris，2013），从学科角度看待体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比较少。因此，不难理解第13届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包括4个部分：运动和锻炼心理、运动技能与学习、研究方法学和特殊问题（张力为，2013），其中有许多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却未能促成一次体育社会心理学的专题讨论。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在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故乡――北美，自Russell（1993）之后就没有出版新的以“体育社会心理学”为名的著作，而且他们的学术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少研究者认为自己是利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解决体育领域中的问题，所以他们已经不认为自己在开展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而是在做体育管理学研究2。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了Russell（1993）、Brawley和Martin（1995）和Gill（2009），就没有其他北美学者从学科角度正式讨论体育社会心理学，但欧洲和中国学者逐渐成为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建设的主力军，不仅出版了5部著作中的4部，而且中国学者王进（2006，2007a，2007b，2007c，2007d），苏庆富等人（2004，2005，2006，2012），游茂林和石岩（2015）正致力于解决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建设的理论问题。

7小结

7.1portdiscus中储存的文献显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在19世纪末期出现，目前可以查阅的4项研究讨论了体育领域中的社会促进效应和动机问题，采用了观察、试验和精神分析等研究方法。

7.220世纪前30年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处于低潮，直到30年代才开始兴起，在数量、研究范围和深度等方面的进步明显，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得益于60年代社会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的发展所创造的学术环境，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理念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Kenyon正式提出，继而在20世纪70～80年代期间出现了由北美学者主导的迄今为止最积极的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创建工作。

7.320世纪90年代以来，体育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但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工作并没有得到重视。在过去的20多年里，有关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问题的研究报告也很少，至今国际运动心理学界习惯将体育社会心理学称作“social psychology of/in sport”而不是“sport social psychology”， 可见研究者们还深受社会心理学思想的束缚，目前的体育社会心理学在大部分研究者的学术观念中可能称作“体育领域中的社会心理学”更为贴切。

7.4除了Russell（1993）、Brawley和Martin（1995）和Gill（2009），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没有其他北美学者从学科角度正式的讨论过体育社会心理学。相形之下，欧洲和中国学者出版了4部以体育社会心理学为名的著作，而且中国学者正积极讨论学科视角下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的相关问题，这提示：欧洲和中国学者成为从学科层面讨论体育社会心理学的主力军。

7.5大量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体育社会心理学获得学科地位不存在知识基础障碍，但提出“sport social psychology”的概念尚待凝练出体育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创建所面临的这个困难，运动心理学也曾遇到，第1届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的主题是“Psychology of port”、第2届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的主题是“Contemporary Psychology of port”，但是运动心理学的名称早已改成“port Psychology”。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者需要合理看待社会心理学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关系，尽快将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本位知识体系构建出来，呈现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核心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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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

本文以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3年修订版）为研究对象。在高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本文简称“概论”课）的教学中，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一、在高职“概论”课教学中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的重要性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职“概论”课教学的主线之一

当前，我们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作为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课之一的“概论”课，从其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要求，集中体现了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本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高职大学生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概论”课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贯穿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和“概论”课教学的主线之一。因此，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与相关改革、“概论”课教学与相关改革都应遵循此主线。高职“概论”课教学与相关改革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和指引，必须引导高职大学生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使高职师生形成一定的价值共识，让高职师生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的根基。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培育高职大学生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层面为明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提供了根本价值遵循，为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与相关改革、“概论”课教学与相关改革提供了根本的价值导向。“概论”课教学与相关改革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才能符合党纪国法，才能为高职师生提供科学的理想信念，才能为他们提供根本的、先进的价值导向。

在高职“概论”课教学中，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以利于更充分地反映和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内容；以利于高职自身进一步明确我们要培育什么样的高职大学生的重大问题；以利于高职大学生进一步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利于帮助和引导高职大学生全面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范畴、基本原则和重要意义，正确认识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不断增强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如何在高职“概论”课教学中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直接进“概论”课课堂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直接进高职“概论”课课堂的实践过程中，笔者发现，“概论”课的部分教学内容中没有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来说有：

在高职“概论”课第六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的教学中，应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的实现途径”等内容的教学中。例如，应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国梦的实现途径”等内容的教学中，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的实现、中国力量的凝聚依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断提升。因此，在高职“概论”课教学中，要正确引导高职大学生践行他们的职业梦、个人梦，必须正确引导他们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他们的力量。

在高职“概论”课第八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教学中，应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第八章，具体来说：

应该在第二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教学内容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帮助和引导高职大学生深入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学内容直接进高职“概论”课课堂，使高职大学生深入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引领作用，使高职大学生进一步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2014年12月提出的“四个全面”中再次明确了法治的重要性，中国要实现全面依法治国，高职大学生不仅要深刻理解和认知全面依法治国这一战略布局的重要性，而且要以法治的标准，坚持实践法治思维，坚持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他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他们在未来工作生活中才能做得更好。

应该在第三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教学内容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帮助和引导高职大学生深入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高职大学生深入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指导意义。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凝聚了朴实、深刻的精神资源与精神内涵，独具特色和优势，是高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极其宝贵的财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培育高职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强基石。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学内容直接进高职“概论”课课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培育高职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可以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独特特色和优势，又可以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杰出成果，为高职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基石。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进高职“概论”课实践性教学

在对高职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与职业素质教育的同时，必须坚持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统一，坚持开展高职“概论”课实践性教学、向实践学习，是高职学生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具体做法有：

第一，尽可能利用高职院校所在地的资源，例如高职院校所在地的文明单位、文明社区和街道、公司、红色文化基地、法制教育基地等资源，使他们广泛参与高职所在地的社会实践，从而增强和培育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念，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他们营造核心价值教育氛围。

第二，丰富高职“概论”课实践性教学方式，可以采取社会调研、生产劳动、志愿者服务、公益活动、勤工助学等方式进行；强调“概论”课实践性教学与专业教育、职业素质教育有效衔接，对高职大学生的“概论”课实践进行引导，在他们走出校门了解社会的同时，深入基层群众，深入开展专业实践，进一步加大高职“概论”课实践性教学的力度，不断突破困扰高职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各种局限，提升高职“概论”课实践性教学的水平，使高职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为社会服务。（作者单位：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注：该论文是2014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编号：14G580）、黄冈职业技术学院2013年度教学研究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黄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中的应用”（编号：2013C204111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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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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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无神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契合意义；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5-0143-05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多元化趋势的社会价值观对中国社会主导价值体系产生巨大的冲击。此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种种有神论的存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挑战着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基础，严重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可以认为，探究科学无神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契合，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和相辅相成，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构筑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科学无神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契合

科学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形态，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化过程中的衍生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科学无神论的本质拓展，更是对科学无神论的理论创新。科学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紧密相连，二者在许多方面紧密契合。

（一）本质内涵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是无神论思想发展的科学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

是抵制和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迷信等种种有神论思想的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科学批判和彻底否定鬼神迷信以及各种巫术的理论［1］。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它内在地包含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丰富内容，如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这些都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对中国人民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具体要求。

科学无神论属于世界观的范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阐述得更为具体。马克思主义，包括科学无神论在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根基，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是对科学无神论的丰富和拓展。

（二）思想基础的契合

科学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基础契合一致。马克思主义是它们共同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贯彻始终。他们坚持在群众中深入宣传科学无神论，帮助广大群众从虚幻的世界中解脱而面对现实生活，创造美好未来。拥有科学无神论思想能够极大地释放人的独立的自我意识，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有利于提高认识主体的创造能力。因此，科学无神论思想的传播，对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国民健康、科学思想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思想保障，从而对中华民族共同理想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三）理论特性和品格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吸收融合了自古以来无神论思想的精华，其中就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单纯教授认为，科学无神论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渊源，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都有贡献［2］。传统文化是决定外来文化能否被接受和顺利融合的关键，中华传统文化包含朴素的无神论思想。从荀子、王充、范缜到柳宗元、王夫之等思想家先后都表达过自己的无神论思想。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它以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道德等价值文化作为其基础和依托，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文化兼容并蓄的结果。应该说，科学无神论是无产阶级对以往种种无神论的批判继承，同时也是对无神论的创新和发展，其品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样。它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也是批判创新和与时俱进的体系。因此，它是真正的“科学”的无神论。事实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本身也体现了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具有时代创新性，两者的理论品质在根本上实现了契合统一。

（四）实践任务的契合

科学无神论告诉人们，如果要想取得现世幸福，挣脱现实苦难，必须要通过奋斗才能达到。共产主义是人类为之不懈努力的最终目标，它也是科学无神论的归宿。科学无神论要求并且可以帮助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这是科学无神论肩负的神圣的历史使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中华民族追求美好未来的发展前景。理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支撑，理想具有层次性。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层次的理想，而中国人民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就是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科学无神论最终导致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作为现阶段的目标，由此及彼，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综上所述，科学无神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契合关系。二者之间在本质内涵、思想内容、理论特性和品格、实践任务四个方面都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由此更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拓创新的本质内涵，表现了其持久的生命活力。

二、科学无神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契合意义

研究和促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契合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的意义，这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当论形态的形成，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6篇：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普列汉诺夫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社会结构“五层次论”，阐明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结构理论是}土会学和历史观的重要内容。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进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阐明了社会心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辩证关系，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源流和时代背景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直接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从总体上对社会形态的内部结构作了科学的解剖，即把社会结构概括为四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一社会意识形式，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对于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没有进一步展开。恩格斯在晚年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因素”理论，论述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的“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的关系，指出了社会经济因素多半是通过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中介”决定远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领域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的，从而揭示了社会意识受社会经济因素制约的客观过程和途径，极大地补充、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恩格斯虽已隐约地意识到了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与政治之间似乎还应该有个“中间环节”，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来得及作更多的论述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继承他们的是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普列汉诺夫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亦称“五项论”)，将马克思的经典公式具体化了，并对恩格斯提出的“中间因素”的构成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和研究。 

除了理论上的渊源，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有密切的关联。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经历其产生之后的第一个世纪之交时，恰逢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推动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高速增长及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迅速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这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只能在和平条件中并利用和平条件来发展自己。随着各国工人政党的形成和第二国际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随着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出现，反映这些变化的各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现实意义的怀疑、责难和攻击，一些唯心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直接向历史唯物主义发起了进攻。恩格斯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

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最根本的危险是被曲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当时新康德主义用折衷主义的因素论来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他们认为，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诸如经济的、思想的、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等多种因素都是等价的，各自是独立的本原。它们之间只有相互作用，而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说“经济史观”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词。伯恩施坦则指责马克思过分强调历史上技术和经济的决定作用，因而忽视了思想的作用，这样人便成了客观经济法则的盲目崇拜者和消极的旁观者。按照俄国民粹派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是所谓“依靠经济弦线为生”的“经济唯物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则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社会因素，并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学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激起了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第二国际内部展开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不仅注重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深入的批判，而且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身作进一步的思考、探索和新的阐发。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就是在这一理论批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二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 

普列汉诺夫先后发表了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著作，深人系统地探讨了在他看来作为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基本问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是他在这—探索过程提出的—个最著名的新命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可以谠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是他研究唯物史观的总纲。具体而言，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主要包括以下几层蕴涵。 

首先，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中明确地增添了“社会心理”这一环节，强调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普列汉诺夫指出：“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 ‘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哳㈣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把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概括为五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社会政治制度一社会心理一思想体系。比较一下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普列汉诺夫称马克思说的“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为“社会政治制度”，而把“社会意识”分成了两种基本的形式——“社会心理”和“各种思想体系”。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在社会存在和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即思想体系之间，有一中介环节，即社会心理，其中一部分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一部分由社会的政治制度所决定。在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才产生着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他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对思想体系的决定作用，必须以社会心理为“中介”，而思想体系也只有通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反映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作为中介的社会心理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要达到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理性认识，必须通过对大量“日常意识”的总结。亦即是说任何形式的思想体系反映社会存在时都是这样那样地依据 “社会心理”并概括“社会心理”的。是社会人的心理的集中反映；二是思想体系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首先必须 “普及”、“扩展”“凝冻积淀”为社会心理，变成人们行动的信念。“迟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经济革命”。总之，社会心理是联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 

其次，普列汉诺夫通过对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规律强调社会心理是一切思想体系的共同根源。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解释，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感性阶段，指的是特定时期特定民族或特定阶级、阶层广大群众中普遍流行的，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地形成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的精神状态，包括各种感觉、情绪、观念、要求、愿望、理想、习惯、风尚、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等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种“日常意识”；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的理性阶段，是经过思想家、学者、文艺家概括化了的、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等思想观念。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虽然都根源于社会存在，但他们有高级低级之别，直接间接之分。正如一切高级的运动形态包含并依赖于低级的运动形态一样，一定的思想体系作为高级形态的社会意识，也不能脱离它的低级形态——社会心理。因此，普列汉诺夫强调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指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社会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的特性决定他们建立的一切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明确地把思想体系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概括为社会心理对思想体系的“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当然，这种“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不是指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意义上的基础关系和本原关系，而是指社会意识范围内思想体系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 

第三，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的关系，明确地将社会心理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法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普列汉诺夫把深人研究社会心理及其中介作用，看作是探究艺术和各种思想体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

在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的关系中，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艺术作为思想体系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以具体的感性形象来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爱好、习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的；文艺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与社会心理有着更为密切、更为直接、更为明显的联系。他指出，文学艺术是社会心理的反映，社会心理是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认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是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性质又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和人们所处的那些相互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普列汉诺夫同时还看到另一方面：来源于社会心理和社会存在的文学艺术，也能对社会心理、社会存在起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 ：文学艺术一旦产生，必然要向社会、向读者发出一定的信息，以此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情绪 ；一定时代的文艺作品，对形成人们的意向和情趣具有深远的影响。为此，他对欧洲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级、阶层、职业的人们的社会心理作了许多概括，进行了生动的和极有价值的说明，指出这些心理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何反映在当时的哲学思想、文艺作品和历史著作中，以及发生过怎样的社会影响。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研究和阐述对于将文学艺术同政治、经济简单、粗暴地联系起来的庸俗社会学文论是一个具体的有力的批驳，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贯穿着三个方面的基本思想：其一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坚持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精神生活的唯物主义原则解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其二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多种层次和多种因素构成的活生生的有机体。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了社会的运动。其三是始终强调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中介作用，尤其注重文学艺术和社会心理的重要关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不仅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而且极大地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普列汉诺夫是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提出并阐述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难能可贵的是，普列汉诺夫既没有将经济理解为考察社会意识形式的唯一的“弦线”，也没有将社会心理解释为独立的精神王国和精神实体。普列汉诺夫的这一理论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理论研究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 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对于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比较重视，而对于社会意识的低级形式——社会心理一直重视不够，甚至将其长期排斥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由于忽视了社会心理的作用，把社会意识仅仅看作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因而对社会存在和杜会意识关系的理解存在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运用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学说解释和分析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使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但是，这些阐释和发挥还远远不够深入。对于我国学界来说，社会心理学仍是唯物史观尚未系统开发的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上层建筑理论，“社会心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它填补了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到思想体系之间的空白地带，完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使人们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更加科学和合理。因此，深入研究社会心理意识的内在构成及其发生、发展规律，全面把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过程，仍是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任务。 

从改革实践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社会心理和改革实践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和社会心理的敏感期。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心理的走向，但与此同时，社会心理也以同样激烈的反作用力，超前或者滞后地影响着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在谋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面临着改革攻坚阶段的挑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变化，不仅要准确地把握不同阶层的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变迁的承受能力，更要从和谐发展的角度来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发挥这种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安排的积极影响。 

从文化建设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为此，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要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深入经济建设的最前沿，深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真实表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热情讴歌普通群众的精神风貌，使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第7篇：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9-0196-01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不仅仅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项紧迫的任务，而且也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场深刻变革和教育思想及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进步。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与大学生的素质教育结合起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这既是高校“两课”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迫切需要研究与解决的课题，结合教学工作，笔者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中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面伟大旗帜，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核心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课堂教学，应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手段。教学中应该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必须理直气壮，旗帜鲜明的宣传邓小平理论。高校“两课”教学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主阵地，要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师必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只有这样教师才能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人格去感染学生。自觉钻研马克思主义的校园风气才会形成。否则，教师课堂上理不直气不壮，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就会产生怀疑，甚至抵触。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所以，教师必须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认真实践“三个代表”，做好学生的引路人。

其次，要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精髓――解放恩想，实事求是这一主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理论问题展开教学。

再次，在教学手段和方法上要有所创新。教学手段的落后和形式的单一，是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效果进一步提高的主要障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教学必须和先进的教学手段结合起来，通过采用视听资料、多媒体教学等手段增强该课程的吸引力，并充分利用讨论、演讲、辩论、撰写小论文等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的参与意识一当调动起来，就会对一些理论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针对学生关心的反映社会阴暗面的问题，教师应采取不回避的态度，正确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辨析，在是非问题上应立场坚定。避免学生走入极端。学生明辨是非能力的增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执行的自觉性就会增强。

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教学中注意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

加强高等学校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人文精神在一个人的成长中的重要作用。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凝聚着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精华。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可以是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方面的相关知识，是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最好教材。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处处体现着人文精神的辨证法思想，如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统一，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辩证统一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哲学思想的精华。

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中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指能够运用已有的知识，信息，技能和方法提出新问题、新观点的思维能力和进行发明创造，改革革新的意识、信心、勇气和智慧。创新素质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统一。如果在学习和工作中没有创新欲望、创新意识，就不可能在实践中锻炼出创新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无疑是创新精神的集中反映和思维结晶，敢于正视新情况，善于研究新问题，勇于作出新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本质特征。邓小平表现出来的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和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勇气，敢于开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气魄，是邓小平创新品格的集中体现，是邓小平理论最具魅力的亮点。在教学中，要力求找准两者闻的切入点，将邓小平的创新精神传递给学生，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素质。

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

“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是2l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具备健康心理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是衡量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在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过程中，现行的教育体制、人才培养模式和就业形式将面临着诸多调整与改变，大学生如果缺乏健康的心理准备与正常的心理耐受力，就难予适应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与配置，所以在教学中通过对邓小平同志传奇经历的介绍来感染学生。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首先，邓小平同志不仅以其“三起三落”的传奇经历感染人，更以其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身份体现出领袖人物的优秀人格魅力，尤其是他那种在逆境中“大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等待时机大干一场”的涵养；他认定目标锲而不舍地追求和不随波逐流.独立思考的个性，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勇往直前的进取力量。其次，通过学习和讨论，让学深深地体会到崇高的信念，坚韧不拔的耐受力，刚毅，顽强的意志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是邓小平战胜厄运，走出低谷的第一素质。让学生明白一个哲理――

“人是不能被打垮的，除非他自己”。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博大精深，处处都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光辉思想，处处都闪烁着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光芒，站在素质教育的高度研究学习邓小平理论，把邓小平理论的教学与学生的素质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这既是素质教育的根本所在，也是高校“两课”教学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林翊，吴新星.邓小平人的全面发展观对素质教育的指导意义[J].经济师，2014，（5）

第8篇：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苏珊・凯瑟；服装社会心理学；时尚；文化

检 索：.cn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6）07-0082-03

On Susan Kaiser’s Transformation of Clothing Culture Study： From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 to Fash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SHI Ya-juan（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Susan Kaiser， as American contemporary clothing psychologist， professor of clothing culture 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her thought of studying clothing culture goes through a great change from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1997） to Fashion and Culture Studies（2012），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from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 study to fashion culture study， from dualism thinking or the traditional binary research to pluralism thinking， from context study to intersectionality. In the process of comparative study， it is also important for us to see the orientation of contemporary clothing culture study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with pluralism and the intersectionality between time and space.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is trend will help us have a clear view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ident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ashion culture.

Key words ：Susan Kaiser；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 fashion； culture

Internet ：.cn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著名服装心理学、文化研究学者苏珊・凯瑟在2012年出版了《时尚与文化研究》（Fashion and Culture Studies）一书，该书成为她自1997年出版《服装社会心理学》（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修订版，第一版出版于1985年）一书后又一本服装文化研究方面的力作。该书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以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不同主题为线索，援用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通过大量有关时尚的跨文化研究案例，认为文化研究有赖于时尚来证明其变化性和持续性、研查身份与差异、能动性与结构、生产与消费，并探讨了时尚与种族、民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概念之间交叉互动的方式与途径。通过对两本书进行整体性比较，不难发现这两本书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既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也有明显的不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对于《服装社会心理学》，《时尚与文化研究》中的服饰文化研究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这种转变可以简单总结为，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学、从二元论到多元论思想、从语境研究到交叉性研究（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时空交叉）。

一、从服装社会心理学研究到服装文化研究

总体来说，苏珊・凯瑟的《服装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以社会心理学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以人们的着装行为为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的综合性研究，该书主要运用社会心理学中有关情境的理论探讨着装和外观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交叉学科，受到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的影响，但是无论普通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无法代替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主要研究宏观社会因素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普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个体差异、个体背景和特点导致的行为，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具体社会情境对于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这是社会心理学不同于其他心理学科最重要的一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基本上就是围绕人们着装的各种“情境”问题展开论述的，如本书副标题“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所示。理解了这一副标题也就抓住了全书的研究理路和理论基础，即从情境的角度分析外观和着装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在论述过程中，该书先是对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进行概述，主张从符号互动观论、认知观点和文化观点出发研究服装在各种情境中的社会意义，从而使服装情境的研究从简单的个体生理认知扩大到团体、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

除了对心理学情境论的运用，该书还援用了社会心理学中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也称象征互动论）和身份理论，对管理个体外观和团体外观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阐述，尤其是人们如何利用外观管理来塑造和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如何利用外观来与族群或团体中的其他人产生互动等方面的问题。符号互动论是典型的社会学研究理论。该理论源于芝加哥学派的米德（Mead），他首先提出了“符号互动”这个理论概念，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行为基于人们赋予这些事物的意义，这些意义来自于社会互动，并在解释的过程中不断加以修正。随后符号互动论学者对这一理论观点继续补充完善，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代表学者是布鲁默（Blumer）。布鲁默认为，人类对事物（包括其他个体）的行为基于人们对这些事物及个体意义的认识。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各种意义在阐释过程中得以把握和更正，个体也在这一过程中处理他/她所遇到的各种事物。此外，按照布鲁默的理论，个体之间的互动也基于一种自发，这种行为也基于行动者归因于各种社会客体和/或符号的主体意义。所以，个体行动者会以他们在各自相关情境中归因于各种客体和符号的意义为基础来调节自己的行为。① 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将这些社会心理学符号互动理论运用到对人类着装动机和着装行为的分析理解之中，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

身份理论是除情境论、符号互动论之外社会心理学重要的理论论述，也是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和《时尚与文化研究》这两本书中重要的理论支柱和研究内容，作者在这两本书中无论是从何种情境（历史情境、文化情境、团体/个人情境等）研究出发，其最终的落脚点都离不开各种情境下人的着装心理、动机和行为对个体或者团体身份的建构、塑造及其影响。因此理解身份理论的概念及其基本理论观点对于把握该书体现的服饰文化思想也具有重要意义。身份理论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详细说明附加于各种身份之上的意义如何通过互动进行商讨和管理。身份理论家尤其关注各种身份如何彼此相关（鉴于它们被带入到各种情境中的可能性、它们对个体的核心性和重要性），以及各种身份如何与角色表演（或行为）、情感（各种感情）、身心健康（如压力、焦虑和抑郁）、自我概念（如自尊、自我效能及本真性）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②在《服装社会心理学》第三章“服装、外观与社会角色的性别结构”中，作者就从情境观的视角入手，着重探讨了在日常的两性关系中，各种社会情境对重新构造两性关系和定义的意义，认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意义，会随着社会、历史及文化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动。③

二、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

随着苏珊・凯瑟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研究的学科转移，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的转变。《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苏珊・凯瑟对于多种情境下人们进行外观管理进行的论述中，二元论思维模式显而易见。以第三章“服装、外观和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为例，该章论述了外观管理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社会建构的影响和作用，首先她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不同时代男女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差异造成的性别角色和外观管理方面的差异，继而指出，根据传统观念下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进行的人为二分法（积极对消极），并以此来探讨外观与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

然而，在《时尚文化研究》一书中，多元论的思考及论述模式取代了这种明显的二元论思想。首先，该书在文化学者杜盖（Du Gay）1997年提出的“文化循环”的基础上，提出了“风格-时尚-装扮”循环，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分析了文化在服装生产、销售、调节、消费、身份建构等各个环节之间的流动。这一理论建构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充分体现了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多元互动特征。

作者在该书的第一章指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过于简化差异，限制了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关联因素和交叉因素进行分析④2。因此，作者希望“借用时尚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中思考时尚的方法、概念、比喻和模式。其目的在于向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线性（直线型）思维和本质主义（注定性、固定性、有限性）思考时尚的方法提出挑战。”④2与此同时，她认为，研究时尚是一种并列关系的行为，而非非此即彼的取舍行为。时尚的成长壮大靠的是矛盾（相互冲突的真知灼见）和含混（彼此冲突的情感）、知识与情感的比肩而立。将时尚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理论结合起来有助于中断、模糊和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女性主义理论家所一贯诟病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一就是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对立。原因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限制了人们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思考性别问题，并使与权力相关的等级制度永久化，使男性优先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存在。④2由此， 在该书第六、七、八章中，作者援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 theory）、同性恋理论（queer theory）和跨性别理论（transgender theory）寻求解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并借此批判了社会性别甚至生理性别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多元论和差异性，进而论述风格-时尚-装扮对于性别身份塑造的社会及文化意义。

该书第六章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体现了苏珊・凯瑟的多元论思想。这一章的题目《性别时尚，塑造性别：超越二元对立》就是对这种解构思想的最好明示。作者认为，在当代语境下，每一个概念的构成都是二元对立的，即男性与女性、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异性恋与同性恋。然而，社会性别不是孤立的，它所处的概念系统中包括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以及性取向（sexuality）。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完全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女性主义生物学家安妮・福斯塔托-斯特林（Annex Fausto-Sterling）指出，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简单的进行二元对立是对其两者之间复杂联系的简化与模糊。生理性别也在文化进程中有所体现，且在不同领域中需要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另外在性取向等研究中都不能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在大的文化情境中，无论是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两者的关系都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特别是将其与风格-时尚-装扮联系起来的时候，更要以多元的视角进行全面思考。对于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苏珊・凯瑟则更多的援用同性恋理论和跨性别理论，用跨性别者（transgender）、变性人（transsexual）、双性人（bisexual）等各种性别模式及其变装（cross-dress）、异装（transvestism）、换装（drag）等着装风格阐释了异性恋和同性恋二元对立之间的模糊性、不稳定性及其可解构性。她认为，同女性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一样，风格-时尚-装扮分别向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分类方法提出挑战，并使其失去稳定性。从视觉或其他方面来看，风格-时尚-装扮表明，至少有一部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积极参与到社会地位的建构过程之中；无论是社会性别还是生理性别都不能作为完整的生物本质，因为二者中任何一方的话语表述都会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改变。简而言之，苏珊・凯瑟希望利用风格-时尚-装扮这一文化循环搭建一座桥梁，弥合个体的心灵、身体和身份之间的距离，从而进一步突破本质主义、二元对立和线性思维架构的束缚，朝着多元文化方向发展。

三、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交叉性研究

前面提到，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从符号互动论、认知论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情境”问题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在《时尚与文化研究》一书中，这种情境论已经完全让位于交叉性研究，尤其是对时间和空间的交叉性研究。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和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密切相关，同时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1989年金波丽・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首次为这一理论命名。交叉性理论旨在研究各种生物、社会和文化类属，如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级制度以及其他身份互动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存在于多个层面、且常常具有同时性，有助于系统的非正义和社会不平等。该理论认为，社会中各种典型的和压迫有关的概念，如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变性歧视以及基于信念的偏执狂都不能独立存在发生作用。反过来，这些压迫形式相互交织，形成一个能够表达多重歧视方式、具有“交叉结构”的压迫系统。⑤不过也有一些学者从更大的范围来定义交叉性理论，认为该理论是一种“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常常导致出现各种形式的不利之处。”⑥此外，压迫的各种文化形式不仅彼此相关，而且被捆绑在一起，受到社会交叉系统的影响和牵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种族、性别、阶级、能力和族群。因此，理解了交叉性理论的社会背景和主要理论诉求，也就不难理解《文化与时尚研究》一书中关于时尚与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问题的交叉、互动及重叠关系的研究，那么脱离了情境论的研究方法，苏珊・凯瑟在书中又是如何阐述这一复杂的交叉互动关系呢？

在《时尚与文化研究》的第一章，作者就指出，时尚是一个牵涉多重视角和方法的复杂过程。时尚既非事物也非某物之本质。时尚是一种在浑浊但仍有希望之未来水域中商讨、探索和驾驭的社会过程。随着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时尚得以实现自身。时间和空间既是抽象的概念也是其活动背景：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的过程碰巧与识别并表现自我时空的过程相吻合。其结果证明这一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和自我时空的过程是一种在多重含混和矛盾因素中商讨应对的持续挑战。与此同时，时尚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穿越各种疆域。它持续挑战着每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视觉和物理认知，以及这一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之间如何相关联。④1

关于时尚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苏珊・凯瑟认为，时尚和文化一样，既是一种社会过程也是一种物质实践。时尚和文化都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又具有持续性。这种同时性过程非常复杂、甚至相互矛盾。或然的（非此即彼）思维方式（如：改变或延续）不足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时尚与文化的运作方式。反过来，思考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一种并列的思维方式（如：改变并且延续）。既然时尚和文化同时在经历改变和延续这一持续不断的过程，也许时尚可以被理解为“延续中的改变”（change within continuity），而文化则展示了强调“改变中的延续”（continuity within change）的各种实践行为。每一个概念都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清晰把握这一同时性的途径：各种不同的观念或过程如何共存且保持动态交往的关系。④2

四、结论

苏珊・凯瑟服饰文化研究思想的转变是与时下整个学术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理论和视角，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和宝贵的理论思想，成为当今许多人文学科都有借鉴和研究的内容，苏珊・凯瑟将服装心理学中的情境论、符号互动论、身份理论、交叉互动论等内容引用到时尚文化研究中来，使我们对服饰文化及其影响下人类着装心理和身份建构有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和认知。

注释：

①Shibutani， Tamotsu. "Blumer’s Contributions to Twentieth-Century Sociology". Symbolic Interaction 11.[J]Special Issue on Herbert Blumer’s Legacy. Spring 1988. p. 23C31.

②John D. DeLamater， Amanda Eyre Ward，Springer.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M].2nd Ed. 2013. p.31

③ [美]苏珊・凯瑟.服装社会心理学[M].李宏伟，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8：65.

④Susan B. Kaiser.Fashion and Cultural Studies.[M] Berg Publishers， 2012.

第9篇：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

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中我们提出,综合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正统,综合学派的社会学探索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后。孙本文先生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如果从他1916年在北大哲学门学习社会学课程算起,他在解放前的33年时间里对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讨逐步深入,代表着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为起点,在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方面有所创新。一些人认为,孙本文深受美国社会心理学传统的影响,过于强调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他以“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心理学派的倾向。实际上我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果从社会学方法论角度来考虑的话可以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作为一种工具理论,社会学方法论主要是探讨与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社会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一定的社会学理论背后都有其构建的方法论基础。我们以为,无论是早期强调文化因素,还是后来强调社会心理因素,都只是孙本文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其目标并不是简单地围绕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概念徘徊不前,而是想借由社会行为这一切入点来展现他对社会整体的认识,来构架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

具体理由有三:其一,孙本文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普通性的综合学科。孙本文借鉴孔德等人的科学分类法,把科学划分为物质科学、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他又把社会科学分为普通的与特殊的两类,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共通现象与共同原理,所以是一种普通的科学。既然社会学是研究普通和共通现象的,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不会局限于当代意义上的社会行为层面。其二,孙本文所讲的“社会行为”实际上是对社会整体的一种统称,比我们今天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行为概念的范围宽泛得多。孙本文认为,所谓社会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相互关联的行为,即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共通现象和共同规律。③实际上也确是这样,孙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仅是探讨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他“重视文化,同时也重视心理因素,而且亦不蔑视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④,以他为代表的综合学派“要点在于认识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并欲确立社会学的体系”。⑤其三,孙本文从社会行为角度出发,形成了完整的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孙本文在《社会学的观点》(1945)一文中提出,在研究社会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学者要运用多种视角来研究社会:要用社会整体的观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社会;要用社会结合的观点,把社会看成人与人的结合;要用社会有机的观点,视个人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关系;要用社会演进的观点,把社会看作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社会。⑥

由上可以看出,孙本文在研究方法论上有他独到之处,他主张以全面地、动态与静态研究相结合地、综合地考察人类的社会行为。正因为如此,孙本文自认既非文化学派,也非心理学派,而“属于综合派之林。”⑦孙本文从综合的视角出发,构建起较为健全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正在上述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学ABC》(1928)、《社会学原理》(1935)、《社会学体系发凡》(1945)等论着中,建构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以前的论着中重点进行了分析,这里不再详述。简单地说就是,孙本文从社会行为出发,提出有关社会行为的五类问题,即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文化、心理、生理、地理等社会因素);社会行为表现的过程(远离或接近等社会过程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机构问题(基本的或复合的社会机构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功能(或社会控制问题);社会行为变迁的内容与方向(或社会变迁问题)。⑧从上述五类问题出发,孙本文展开了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从而把当代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都囊括在内。从今天看来,孙本文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有它的不足之处。如,在解释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要素时,排斥了物质生活状况、经济地位等的影响,使得其社会学体系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正因为如此,费老认为,孙本文的社会学体系,带有“用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实的”的印记⑨。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孙本文无论是在构建理论的方法论,还是在元理论和本理论的系统化方面都把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孙本文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束缚,但我们不应过于苛责前人,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学仍处于幼年时期,进行理论创新时可以参考的前人成果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学也不敢说完全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影响。如今,我们还能看到仍然有一些社会学者为能够追踪到西方社会学的最新成果而洋洋得意,并且不顾实际地把它套用到中国的实践中,至于得出的结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现实,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多大的启示作用,则似乎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甚至不管不问。这是一种缺乏理论自觉的重要表现。

我一直强调中国社会学者要有理论自觉:要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进行反思;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同时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要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中国社会学要不断进行思想解放,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加强自主性。如果从理论自觉性角度来看,六七十年前孙本文的理论自觉意识之强,是当代很多社会学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今天我们学习孙本文先生的社会学理论,不仅要学习他的理论内容,更要学习他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因为理论内容总有陈旧和不适用之时,而理论自觉精神则能够帮助我们不断更新理论内容,创新理论学说。强烈的理论自觉会推动中国社会学者不断尝试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对“传统资源”进行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借鉴、对“学术话语”进行理论创新,通过“立足现实,高于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以我为主,创造特色”,逐步推动中国社会学走向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

二、多方为社会学立法,对早期社会学学科发 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我们说孙本文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本文不仅仅是一个在社会学基本理论及其应用方面卓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他更是解放前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学学科不断繁荣发展的核心人物。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必须向国家、民众和学术界论证清楚,社会学的存在有其合法性,从而为学科发展赢得必要的空间。这种合法性辩护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向其他学科展现自身元问题、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从而在学科竞争中逐步巩固地位,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理论根源;另一方面,向国家和民众说清社会学与现实社会的契合性,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现实根源。与社会学本理论为社会实践“立法”不同,这种合法性辩护是社会学元理论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在为社会学“立法”,为学科的未来发展赢得新的、更为宽广的空间。在为社会学立法方面,孙本了大量工作,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界难以替代的地位。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使社会学能够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孙本文以广义上的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普通和共同规律的一种认识,这是它跟其他社会科学如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区别分开的基本标准。孙本文还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它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或社会中个人的行为⑩,它跟专门研究社会行为的社会学的分工非常明确,这就进一步让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边界变得更加清晰。尽管对于孙本文所说的社会学研究对象,至今仍然有很多异议,但当时的社会学家大多长年埋首于具体社会问题研究,极少有人对社会学研究对象进行讨论,所以孙本文的这种通过析清研究对象来为社会学赢得发展空间的努力,说明他有很强的学科领导者胸怀,有推进学科发展的长远眼光。

促进社会学的本土化,使社会学能够独立于西方社会学而发展。孙本文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中国社会学仅仅是邯郸学步,对西方社会学亦步亦趋,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东施效颦,贻笑大方,成为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翻版,甚至是西方利益在中国的代言人。因此,孙本文大力提倡社会学的本土化,推进中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相结合,让社会学成为真正的中国学科之一。譬如,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的结束语部分,孙本文分别从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个方面,详细阐述了社会学中国化要着重做的工作。如,在建立中国的理论社会学方面,要整理中国旧籍中固有的社会史料,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性、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在建立中国的应用社会学方面,要详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业(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方案。彰显社会学的应用价值,为社会学在政府和民众中赢得合法性。孙本文非常关注和研究重大的现实社会问题,以体现社会学的应用价值。他“希望今后社会学者能根据社会学理论与本国社会事业,创建一种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的应用社会学,藉以促进国家民族的向上发展。”为此,孙本文对当时政府和民众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家庭问题、贫困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引起政府和民众的关注;其中尤其突出的是,他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大力提倡进行社会建设,并且对社会建设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譬如,他在再版过11次的《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单辟“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一节对社会建设问题进行讨论,撰写关于“社会建设”的专题文章,主持以“战后社会建设问题”为会议主题的中国社会学社年会(1943),联合中国社会学社和社会部合办《社会建设》月刊(1944)。另外,他还具体研究中国社会建设具体方案,认为社会学者应当从社会组织、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及社会运动方面,详细探讨当前及今后全国的需要,审慎拟定各种改革方案。所有这些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让政府与民众认识社会学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的一些观点甚至对于今天的社会建设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正是因此众多中国社会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早期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界曾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被誉为“生气勃勃的社会学活动的中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北美和西欧之外,在思想质量上,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这是国际社会学界对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一种承认。1941年,国民政府确定了包括所有文理学科在内的首批30名教育部部聘教授名单,孙本文先生作为社会学界唯一的代表获此殊荣,同时获聘的文史哲学科代表还有吴宓、陈寅恪、徐悲鸿、汤用彤、冯友兰等人,这是当时的政府、学界和民众对中国社会学学科的一种承认。总之,中国早期社会学成为西欧北美之外世界社会学的第三极、在中国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以及赢得政府和民众的承认,所有这些都为解放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赢得了巨大的空间。可以说,在为社会学立法方面,孙本文先生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三、致力推动社会发展进步,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精神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它独特的学科精神,都有它的核心理念。我一直倡导社会学要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深层理念,就是本人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学科精神的一种概括和总结。孙本文在美国先后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并且进行了博士后研究工作,是当时中国为数极少的学贯东西的精英,但回顾孙本文学成回国后的数十年工作经历,我们可以在孙本文身上深深地感到那一代知识分子所独有的精神气质;孙本文数十年间一直以学者身份,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较为全面地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学科精神。

报国为民精神。孙本文留洋之际,正是旧中国长期处于积贫积弱境地而无力自拔之时,所以孙本文是心怀报国为民的大志去“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盖正当民族生存危疑震撼之秋,……则社会学与有责焉者矣。”瑏瑢学成后他不为西方优裕生活条件所诱惑,毅然决然地回到贫穷苦难的祖国;他一生坚持学术研究不动摇,在1952年社会学学科被取消他被迫转向其他学科后,仍然坚持研究人口问题,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对真理的追求精神以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都值得我们今天拿来激励和引导青年社会学学子。

增促社会进步精神。正是由于心怀报国为民之志,孙本文从事社会学研究,并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他身上体现了强烈的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经世致用精神。他在《二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学社》一文中就直接提出,中国社会学者要努力“促进国家民族的向上发展”,“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学,为民族作出贡献,并在国际社会学界取得一席地位”瑏琐。正因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孙本文先生的“问题”意识非常强烈。譬如,在社会建设方面,他在《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1936)一文开篇就提出:“近年社会建设的呼声已渐渐引人注意。但社会建设的对象,究竟若何?其范围若何?社会建设的目的何在?其标准如何?社会建设的途径及步骤又若何?社会建设的计划是否可以全部实现?其困难若何?”孙本文先生说:社会建设的目的就在于充实增进社会生活 的内容,使全社会及各个人均得到健全而圆满的生活,并向上发展,社会学者应当为此不懈努力,“我们不能因社会现象的难以完全控制而却步,我们正应加倍努力,以期消除控制的障碍,而实现社会建设全部的计划。这是从事社会建设者应有的态度。”为此他提议,社会建设需要人才,资源,组织和机构四大基本要素,要从法令、教育和宣导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建设。瑏瑥孙本文的这种经世致用精神与我后来所提的社会学要有“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理念异曲同工,它应当是中国社会学学科精神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