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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对比论文精选(九篇)

中西文化对比论文

第1篇:中西文化对比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文化意象,联想意义,对比

 

一, 意象的界定

在诗歌中,艺术形象表现为“意象”,它是“审美理想与审美情感通过想像或幻想所创造的形象,它不是摹仿,甚至不是‘似与不似’的摹仿,而是一个情感的、引起读者去再创造形象的语言符号”。庞德也认为意象不是一种图像似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解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诗歌主要靠意象来构成诗的意蕴,关于意象的定义,国内外学者各有看法。朱光潜认为:意象是所知觉的事物在心中所印的影子。杨自俭认为:象是一种符号,是一种由众多具体形象和感觉经验组成的复合结构,它属于“象征”,所以象征是意象理论的核心。艾略特曾说过:“表达情感的唯一的艺术方式便是为这个情感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换言之,一组物象,一个情境,一连串事件被转变成这个情感表达的公式。于是,这些诉诸感官经验的外在事物一旦出现论文格式,那个情感便立刻被呼唤出来了。”这就说明了意象是作者的主观情感的外在表现,作者可以利用这一意象的联想意义来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感。G·帕特森的看法也说明了这一点:意象是一种清晰、硬朗、准确的观察,把它表达出来便成为诗,成为一种诗人与读者间的直接交流,而不必任何逻辑上的连贯。诗人的情感可以不用任何逻辑上的连贯就可以直接传递给读者,这正是充分调动了读者的思维,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各种意象的联想意义。下文将从水为意象出发简要解析及对比其中西联想意义。

二, 水的意象

作为自然元素的水是人类生命的依托,人类注定离不开水。水成为了文人墨客笔下经久不衰的意象之一。唐朝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抒发了作者如水一般的愁绪,宋李清照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抒发了如水长流的相思之情,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抒发出如水般磅礴的英雄气概。诗人们将失意、漂泊、愁绪寄予水中,寓情于水,以水传情。秦观有诗“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水”是至柔之物,诗人们由此会想到女子的柔情,因此此处的水的情感意义则是指女子的柔情。而“江水”、“河水”气势汹汹,又常使诗人联想到自己愁苦之深。南唐后主李煜亡国被禁之后,在悔恨忧伤中写下了千古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解冻之后的“一江春水”滔滔不息,正恰似诗人忧伤之情,此处水的联想意义把诗人的感情比拟的十分恰当。此类诗句还有“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李白的“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开,孤帆一片日边来。”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股豪气,这种豪气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水这一文化意象带来的,作者的豪情万丈就是读者体会到的水意象的情感内涵。水意象往往还和爱情、思念、友情等情感意义联系在一起,如刘禹锡的“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水意象在东方文化中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而在西方文化中,水常与生命联系在一起,水象征着生命的起源,净礼的方式和生命的中心。如T.S.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中所体现的水文化的联想意义则是生命的中心与再生。在《荒原》第五部分中描绘了这样的一幅场景:大地干旱龟裂论文格式,草木枯萎凋零,人们苦苦期盼天上的甘霖。突然刷的来了一柱闪电,然后是一阵湿风带来了雨。雷象征上帝,向人们发出告诫要生活在基督教的教义之上,才能得到生命的再生。甘霖则是使生命再生的力量,生命的中心。超验主义者梭罗的瓦尔登湖这一文化意象的内涵则是一面闪闪发亮的镜子,梭罗把它比作森林中的一面十全十美的镜子,这一面镜子,石子敲不碎它,它的水银也永远擦不掉,没有风暴没有尘垢能使它常新的表面黯淡无光。这湖水表达的是梭罗对于现代社会喧嚣和纷扰的不满与逃避这一态度,这就是湖水的情感意义所在。

三, 结语

语言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就会带有与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有密切联系的联想意义。因此,把一种文化所能接受的联想意义移入到另一种文化当中是很难被接受的。从中西文化意象的联想意义的对比可以看出不同民族的文化意象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有些意象在不同民族中可以产生相同或部分相同的联想意义,有些意象则在一个民族中可以有很丰富的联想意义,而在另一民族中却没有任何的联想意义。联想意义还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我们应该深入到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中去,尽可能地接触该文化,才能避免按照自己的思维和感受去领会目的语的联想意义,从而更全面的理解语言的意义。

参考文献:

[1]Leech,Geoffrey.语义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2]丛滋杭.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188.

[3]张廷琛,魏博思.唐诗一百首[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

[4]许渊冲.唐宋词100首(汉英对照)[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第2篇:中西文化对比论文范文

进入21世纪,比较文学展现了非凡的生机和活力,进入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所倡导的跨文化研究为主导的第三阶段。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突破了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将研究视野封闭在西方文明圈内部的局限性,摒除了西方中心论和文化霸权意识形态的弊端,开始将多元文化视角引入比较文学领域,倡导异质文学之间的互证、互补和互识,拓宽了比较文学研究视域,为学科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和蓬勃的生命力。

(一)学科人才培养的需要

随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崛起,中国比较文学界进入了全面文化自觉阶段,努力奋起彰显民族文学和文化,唤起世界对中国文学的重视。人才培养是关系学科未来发展生命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大事。在欣欣向荣、突飞猛进的学科发展趋势下,培养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专门研究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国内重点高校纷纷加大比较文学人才培养力度,如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联手成立“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共同制定人才培养目标;陈思和教授主持制定了“复旦大学比较文学硕博士精英化培养规划”,旨在培养从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严绍璗、孟华等知名学者纷纷著文就当前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和教材编订等问题进入深入探讨。然而,以上这些努力大都只是局限于硕博士教育阶段,很少涉及本科阶段的比较文学教学———这一阶段的教学其实更不容忽视。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的重要意义。严绍璗教授指出,“就硕士生的培养来说,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不容易得到解决,这就是我们硕士研究生的生源和学术质量并不理想……这与目前大学的本科教育问题是相关联的”[1]。陈思和教授认为,虽然比较文学学科的学术起点较高,但如果学生在本科教育中没有得到基本的学术训练,具备一定的学术积累,则很难在研究生阶段达到质量标准。孟华教授也认为本科教育状况将直接影响研究生质量。可见,本科阶段的比较文学教学没有与当下的学科发展接轨,处于严重滞后状态。这一状况势必严重影响研究生阶段的教育质量,进而累及学科研究人才的培养。因此,加强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迫在眉睫。

(二)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目前,普通高校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存在严重缺陷,比如许多教师并不具备从事比较文学教学的资格,他们只是通晓世界各国文学,但对中外两种文学、两种文化很难有到位的把握,缺乏跨文化、跨语言的基本功力。授课时,教师就只能泛泛地讲解比较文学基本原理,学术视野狭窄,不能打通东西方文学的界限,更不能将多元文化视角引入课堂,严重影响学生的学术视野和知识积累。在课程设置上,大多数普通高校只开设比较文学概论之类的基础课,缺乏涉及中西文学跨文化比较方面的专题课,课程结构十分单一。因此,本科阶段比较文学自身的不足要求加强比较文学教学建设。乐黛云教授十分强调比较文学本科阶段教育的重要意义———有助于新人文精神①在大学生中间的传播,从而有助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她认为不仅中文系和其他人文社科系的学生需要学习比较文学,而且理工科的学生学习比较文学也大有益处:“比较文学可以是一种高深的,属于精英的学问,同时它确实是培养国际精神,提高人文素质,促进跨文化沟通,有益于大众的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2]。因此,即使不是出于学科人才培养的需要,仅仅为了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也应当加强本科比较文学教学建设。

二、跨文化语境下关于加强本科比较文学教学的原则

(一)坚持课程内容的本土性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破除国际比较文学界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论,唤起人们对一向遭到忽视的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的重视”[3]。然而,目前中国与西方的文学对话还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因此,中国学派有必要坚持研究立场的本土性,发扬光大本国文学中独具民族性的东西,积极参与到多元文化对话中,充实世界文学。严峻的学术形势要求比较文学教学坚持课程内容的本土性原则,摈弃以西方文学为重心的传统教学内容,打破以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为理论重点的教学体系,形成以中西文学比较为核心内容,以认识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彰显民族文学为出发点的教学体系。坚持课程内容的本土性首先要求重新设置教学内容,改变以往以比较文学基本原理为主要授课内容的教学状况。科学的课程内容应由三大知识板块构成:第一,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第二,中西文体的平行研究,包括对中西诗歌、戏剧、小说、神话和史诗之间的比较研究;第三,中外文学交流中的变异研究,重点讲授20世纪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第一知识板块占课程内容的四分之一即可,由教师简明扼要地讲授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目的是引导学生入门。第二、三知识板块应占课程内容的四分之三,可采用专题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帮助学生打通业已形成的中西文学知识结构。下面详细谈谈第二、三知识板块的教学内容设置问题。关于中西文体的平行研究这一教学内容的设置,有教师提出应全面比较中西不同文体在文化精神、审美心理、艺术情趣和表现手段等方面的差异②。但笔者认为,这种全面但泛泛的比较难以操作且没有多大意义。明智的做法应是选择有意义的切入点以专题课的形式介入中西文体的比较。对于中西诗歌的比较,从节奏、韵式、情趣和结构等各个角度全面解析中西诗歌的异同,即无必要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在课堂实践中,只需选择某一个角度结合典型实例进行专题讲解即可。例如,可以开展“中西诗审美情趣比较”的专题研究课。在具体的课堂实践中,可以根据两种较普泛的题材类型,分别从爱情诗和山水自然诗两个维度来剖析中西诗审美情趣的差异。对于中西爱情诗,可选取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爱情诗为典型实例,采用细读文本的方法深入解析中诗的委婉与西诗的直率,中诗的微妙与西诗的深刻,中诗的长于表现“怨”与西诗的长于表现“慕”等中西爱情诗在情趣方面的诸多差异。

对于山水自然诗,可选取王维的《鸟鸣涧》和华兹华斯的《丁登寺》两首名诗切入分析中西诗山水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识的差异:《丁》诗中,作者连续用了三个“我看见”、“我听见”式的主谓句,审美主体与客体处于分离、对立的二元关系中,体现了西诗“物我分离、物我对立”的审美意识;而《鸟》中,没有出现主语“我”,审美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主体进入了“虚以待物”、“以物观物”的入神境界,体现了中诗“物我合一”、“物各自然”的审美情趣。另外,也可选取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自然诗为典型实例来比较中西诗人对待自然不同的态度:中国诗人常表现与自然情趣默契契合的忘我超脱境界,而西方诗人多数把自然看作神灵的表现,对“自然的崇拜于是成为一种宗教,含有极原始的迷信和极神秘的哲学”[4]。对于中西戏剧、史诗的比较,讲授重点应放在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和争论的问题上———中国到底有没有史诗,到底有没有悲剧。首先,教师应布置课外阅读任务,让学生细读几篇有学术价值的相关论文,如杨牧的《论一种英雄主义》,钱钟书的《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悲剧》,姚一苇的《元杂剧悲剧观初探》等。然后,课堂上先由学生总结陈述相关论文的核心观点,并尝试归纳总结学术界对史诗、悲剧的争论概况。接着,教师结合王国维、钱钟书等知名学者观点来详细阐述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的论争情况。最后,组织学生就争论问题展开讨论,并要求学生在课后以撰写论文的方式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总之,关于中西文体比较的教学内容应有侧重点和针对性,有选择性地灵活展开,不必面面俱到地全面展开,因为学生在本科阶段最重要的是掌握跨文化的一些知识点,在硕士阶段才需将点逐渐连成线。相对中外文学关系中的影响研究而言,关于中外文学交流中的变异研究这一知识板块的教学内容更具本土性,更能彰显民族文学和文化。许多学者认为,影响研究“其本质是欧洲中心的,影响研究将欧洲文学看成是其他民族文学的发源地,体现的是欧洲根深蒂固的文化霸权主义”[5]。如果教师一味地讲易卜生、卡夫卡等西方作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对于学生认知不同文化语境下中西文学各自的独特性并无多大意义。而讲解变异研究方面的内容则有助于学生了解中西文学交流中作为接受者的中国文学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而对外来文学进行的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有助于学生理解不同文化模子作用下而发生的文学碰撞和变异交流。因此,在讲解20世纪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时,应将重点放在接受者对外来影响的接受过滤上,而不是放在“X作家在中国”式的事实梳理上。例如,在讲授中国当代作家残雪、余华、莫言等受卡夫卡的影响时,应侧重剖析这些作家对卡夫卡的文学做了哪些创造性误读和接受过滤,并深入分析造成误读和过滤的接受屏幕———特定的文化模子、时代背景和作家个人艺术趣味。

(二)坚持课程性质的多元化

第3篇:中西文化对比论文范文

关键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中国比较文学 比较意识 比较视域

综观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可谓渊源深厚。中国的比较文学最早可追溯到汉代,那时候的中国古代比较文学虽有比较文学之实,但无比较文学之名,成就虽浩繁但却零散,所以在比较文学学科还没有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古人有求‘通’的关照意识,却没有独立的专业意识”①,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比中国以往任何一次中西文化交流都更具有深度和广度,现代中国的比较文学也是在这种情境下产生的,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打了西方文化大潮中的前站。它作为第一份在中国出版的近代中文期刊,由西方传教士郭士立编撰,创刊于1833年,终刊于1838年,其传播内容丰富,分别介绍了西方的历史、地理、科学技术、天文学、经济学、政治法律、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很多内容都开了中国之先河,对中国的新闻界、出版界、文学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打开了中国人看世界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子,使中国人耳目一新。在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又注意比较中西方社会因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不同而所产生的差异性,虽然介绍、比较都较为简略,不够深入,但是这可以被认作是第一次系统地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期刊。

《东西洋考》中始终贯穿着编纂者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明确的比较目的。《历史》是《东西洋考》中非常重要的栏目,编撰者除了序、论之外,《历史》从创刊号起都是作为每一期的首栏刊发的,总共刊发了11期,这一专栏的标题是《东西史记和合》,从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郭士立的比较之意。东史即中国历史,从上古传说中的开天地开始止于明亡;因为郭士立本为传教士,所以西史选用了《圣经》而没有选用通常所说的希腊神话,从上帝造天地万物和世人开始,止于英吉利哪耳慢朝(查理曼王朝)。而且他在这一专栏的序中说道:“与读者观纲目,较量东西史记之和合,读史者类,由是可观之。……善读者,看各国有其聪明睿知人,孰为好学察之,及视万国当一家也,尽究头绪,则可看得明白矣。”②此文虽是转述,但是这段话道出了郭士立设立这一专栏的真实用意,从此可以看出郭士立借用了中华民族传统哲学中“和合”的观念,目的是试图用中西历史比较的方式来促使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但“此文却可以被认作中文著作中比较叙述中西历史的首次尝试”③。这一专栏在版式上分上下两栏,其中中国历史为上栏,西方历史为下栏。后来,郭士立又在丁酉年(1837年)七月号上发表了《史记和合纲鉴》,补叙了清朝历史和欧洲列国近代史。这篇历史文章同样借用了中国传统的“和合”的比较手法:“自至尧舜之时,自亚坦到诺亚,东西史记庶乎相合,盖诸宗族之本源为一而已,盖前后异势,疏密异刑,各族继私风俗,故史记也不同,但诸国之,如身之有四肢,血脉相通,而相关。兹史记之和合,结其聊络,及通疏远焉。”④进一步说明进行中西方历史比较,是为了说明中西方历史因风俗不同结果历史也不相同,但是宗族是同一的,所以他们不是蛮夷,也不是远客,中国人、西方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癸巳年六月号的《汉土帝王历代――西天古传历记洪水之先》、七月同六月、八月号的《汉土帝王历代――西天古传历记洪水之后》、甲午三月号的史记《万代之始祖》、甲午四月号的史记《始祖之衍》、甲午五月号的史记《洪水先世记略》、丁酉年正月号的史记《洪水后记》分别比较了中西方的上古神话,包括创世神话、人的起源神话、征服自然的神话和歌颂美德、仁义、智慧的神话,虽说这些比较是简单的,但是通过对比我们知道了中西方上古神话的差异性,通过这些差异性我们了解到了民族历史特征的不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的遗传密码,民族精神的演变也会呈现不同的规律,但是祖先的共同之处是都具有高尚的品德和仁爱之心,关心着他的所属子民,教育他的子民向善去恶。在郭士立的论述中,德、仁乃是中西世界民族的共通性。

《东西洋考》的编撰者郭士立是站在世界文学的比较视域中来看待中西方文学的,他虽为传教士,但他精通中国文化,熟读儒家经典,喜好中国诗词,不止一次地刊登了李太白和苏轼的词,在癸巳年十二月号上还刊发了署名为汉士的《伦敦十咏》。编撰者在每期的刊物封面上都引用儒家经典,期刊当中多引用孔子、孟子的话来解释一些事情。丁酉年正月号上题为《诗》的专论,在文中高度赞扬了李太白之诗作,称“李太白为学士之才华魁矣”⑤,但是又说“汉人读诵李太白国风等诗,而不吟欧罗巴诗词……欧罗巴诗书,万世之法程于是乎备,善意油然感物,而兴起。豪烈豪气于是乎生,精神勇发乐而不过无一理而不具矣……诸诗之魁为希腊国和马(荷马)之诗词,并大英米里屯(弥尔顿)之诗”⑥,推崇荷马为诗中之魁,米里屯的诗是“其词气壮,笔力绝不类,诗流转圆美如弹丸,读之果可以使人兴起其为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兴观其甚美矣,可以得其要妙也。其意奥而深于道者,其意度宏也”⑦。戊戌八月号上的《论诗》之文,阐述了对中西诗作的看法,且对两者的异趣有所比较,称“汉诗之义为六,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外国诗翁所作者异矣”⑧。说“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妙不胜矣”⑨。呼吁中国有知识的人,不应该只流连于本国的文学,眼光应该更开阔,去读读外国的文学,必定收获颇丰,受益匪浅。流露出中国文学在有自己民族特色和风格的同时,也应该引进、融入世界文学。

《东西洋考》在39期期刊中时时穿插有中西方比较的意识,譬如在癸巳年(1833年)九月号的《煞语》中论及比较了中西方关于灵魂的看法,西方主张灵魂永永远远不死不坏,并不像中国如范缜所主张的“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丁酉年(1837年)二月号的《侄外奉姑书》中就对比了中西方对待女子问题的不同。英人“产一子添丁,弄璋弄瓦不异,一均抚养成立,并无溺女及死罪,男女无别,父母一起眷爱之……设女学馆教之,以乐、唱、画、写、作文、识地理、认文理,可诵史记”⑩,在婚恋方面“恐媒婆斧柯,自不识佳女之性情”而“不用执柯,乃亲自造次成婚”,几句话突出了中西方婚恋的不同,中方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可成婚,但是在西方则是主张自由恋爱。丁酉年(1837年)二月号的杂文中名为《本草木》的文章,比较了中西方对待科学的态度:“除非药材,汉人不留草木,至于禽兽,未看一本书总括其纲领,此又可怪矣。盖欧罗巴之士巡普天下阅草寻虫,甚究察其类别,知之,就用之,若论金厂,就诸山领之地方有之……国家勤民专务此事,觅新法用之。”大意是说中国没有自然科学,除了关注研究可以入药的草木之外,不关心其他的动物、植物,更不要说矿藏了,而且至今没有专门的动物著作,缺少西方专人专事研究观察自然科学和学习其他国家自然科学经验的热情。戊戌年(1838年)四月、五月、六月,分三期连载了《英吉利国政公会》,介绍了一种与中国封建社会迥然不同的社会制度,虽没有明确的“比较”一词出现,但与中国封建制度作比较之意溢于言表。还有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不同,不同的原因是因为思想观念、社会体制等的不同造成的。

我们必须通过和其他民族的比较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文学的特色,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英国诗人彭斯所说的“啊!我多么希望有什么神明,能赐予我们一种才能,可使我们以别人的眼光来审视自我”,有比较才能有鉴别,通过对比,我们就更会深刻地了解自己的特点。这样我们既不会强求自己比附西方的标准,但也不会以为自己的标准就是一切而固步自封。通过郭士立系统的介绍和对比,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终于站起来“睁眼看世界”,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些全新的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的《海国四说》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而他们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东西洋考》的影响,其中魏源所受影响最大,“引用《东西洋考》的文字达28处,文章达24篇”,引用之时,对文字稍加润饰和删减,而且在引用的后面加了一些按语,申述了自己的看法。梁廷在《和省图说》卷一的按文中,引用《东西洋考》文字两处,一处说明“道光甲午,西洋人自称爱汉者,所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有《列国地方总论》”,引用文字600字,又称“西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云”,等等。在郭士立的这种世界视域的比较文化视野影响下,促使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自觉地以世界文学的胸怀审视中西文化的差异,世界观念逐渐进驻中国人的头脑之中,中国人的思想、眼界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由原来的根据来自经典教条,唯书唯上纵向思维比较,由世界意识的不断增长,转向了横向多元思维比较。这种转变从鸦片战争后一直贯穿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之中。在这种有意识的世界意识影响下,人们横向世界比较意识的逐渐形成,使这一时期和以后的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参考系和着眼点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和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干将,由以前的恪守经典成规而逐渐转向注重中外现实。取法泰西、借鉴日本也因此而成为一种新的价值取向。考察这一时期人们的时论文章,最明显的是以往的传统纵向比较已经为中西、中日之间的横向比较所取代。凡是带有若干时代气息的论述,无一不引证泰西和日本作为其立论根据。据说有人对郑观应《易言》36篇统计,发现其中运用横向比较的文章多达30篇,占全书篇幅的83.3%,比较的范围也涉及30个方面的内容。此外,1893年以前的《申报》时论中,仅以“中西比较”为题的至少也有二三十篇之多。1907年,鲁迅发表了比较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论述了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摩罗”诗人,称赞他们的反抗精神,试图给中国的文坛带来新声。这一切都在证明“泰西在变,中国安能不变?能行之于泰西,又何尝不可行之于中国?”在中国已成为一种共识。这些做法无疑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拓宽了中国文学的视野,促进了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为中国文学加入世界文学的格局加快了步伐。

但是《东西洋考》的编撰者在比较东西方文化的时候,虽有明确的比较目的和世界文化视域,但是没有走出“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圈子,得出西方社会文明高于东方社会文明,东方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向西方社会学习的结论,有失比较的目的,比较乃是为了互补、互影、互取,最终形成世界文学,但是郭士立这种跨国家、跨民族、跨语种、跨学科的研究在那个年代仍不失进步意义,无论其是否有理论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可行性,它对中国比较文学成为有意识的专业学科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我们应该公允地看待此刊物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注 释:

①杨乃桥:《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爱汉者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

这个教字是萧永宏根据《申报》时论标题的一个粗略统计。

萧永宏:《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主要特征和作用》,《社会科学》,1998(3)。

参考文献:

1.吴家荣:《比较文学新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乐黛云:《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4篇:中西文化对比论文范文

比较文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得到命名,进而在进化论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将比较文学学科规范化精确化。学科理论与方法得到奠定后,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圈定在了欧洲文化中心之内。然而在成熟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内存在着大量的异常现象,由此导致了美国学派所声称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正如巴登斯贝格所言,“生物学方面的‘比较’科学,在十九世界前三分之一时期内形成了专门的学科,文学史自然会效法它的方法。”后来韦勒克在考证“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时候也谈到这一问题:“这个词的产生显然受到了居维叶(Cuvier)的名著《比较解剖学》(1800)或德热朗多(Degerando)的《哲学体系的比较史》的启发。”自然科学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借用问题,而是一种范式的借鉴。因此韦勒克先生才说:“浪漫主义思想丧失了信誉,从自然科学引进的思想大获全胜,连在文学史上的撰写工作中也是如此。”其实事实远不像韦勒克想象的那样简单,科学作为一种进步的神话,也作为一种范式的霸权几乎支配了当时乃至现在的所有人文学科。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科学的方法论精神渗透到一切领域。”然而当时的文学研究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反叛科学范式的姿态,反倒主动迎合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除了进化论之外就是实证主义哲学。

进化论的观念让当时的研究者将文学史看作不断进化的历史。比如法国学者布吕纳介耶就非常熟练地运用了这种理论分析法国的文学史。后来比较文学第一本教材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论》便是具体运用进化论的观念将整个文学史的演绎分成了氏族、城邦与国家三个阶段。这些文学史研究者基本上按照进化论的观念奠定起了文学史研究的历时性范式,打开了文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也为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学派在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确定了相应的领域,即欧洲范围内的文学交往历史事实。这在梵•第根的规定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在那么广泛的定义之下,如果只就欧洲而论,它便包含希腊、罗马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中世纪以来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所负的债,最后是近代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后来的伽列与基亚都在力图圈定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无论是伽列为比较文学所作的定义所包含的研究领域,还是基亚在《比较文学》教科书中指定的研究书目,他们都明确地将“国际文学关系史”定格在了欧洲。由此法国学派在“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之内确定了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模式、基本方法及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的发展似乎步入了一个常规时期。然而“常规科学不会产生目标之外的任何新现象,事实上这些与盒子不合的现象根本就不会被发现。”这些与盒子不合的,范式之外的现象便是库恩先生所说的“反常”(Anomaly)。所谓“反常”就是现象与范式的预期不相符合。比较文学也是如此。在法国学派的范式之内,大致出现了这样几种反常现象,这是他们无法在范式内解决的,也是引起美国学派诟病的地方。即文学历时性之外的共时性问题,即没有事实联系的相似性问题;科学实证主义之外的美学价值问题,即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性问题;欧洲文化范围外的文学现象问题,即西方国家之间的平行文学现象问题。

二、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

美国学派的出场首先是在危机的呐喊声中掀开比较文学新范式的序幕的。最先发出洪钟般呐喊的是捷克裔学者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首先便挑明了比较文学所面临的危机状态:“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接着在后文中以严密的逻辑性与火药味十足的论战历数了法国学派的各种罪状,诸如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历史相对主义、文化贸易主义与沙文主义等等。这场论战虽已过去六十多年,理智地客观地运用范式理论的分析我们发现,法国学派的这些“罪状”其实是他们在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的,也是其范式必然导致的问题。祛除美国学派的意识形态背景,我们关注的是比较文学到了美国学派的手中会走向何方?这便是我们要论述的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通过前面的分析,法国学派从科学实证主义范式视域将比较文学定性为“国际性的文学关系史”,其实就是从时间性维度来分析文学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法国拒绝或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美学价值分析。而共时性范式则主要从横向对比分析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素,也即是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文学性”。文学性问题成为自新批评以来整个西方文艺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它将文学研究导致了关注文本的“内部问题”,着重从文学本身的形式要素去研究文学的本质性问题。(具体请参见朱立元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前言)美国学派的第一背景是新批评。正是以韦勒克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家首先强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然后以此为契机在雷马克、韦斯坦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才建构起了一个共同的美国学派。

国际性的文学现象是法美学派的一致的研究领域。然而之所以有论战,主要在于他们持有不同的范式视域。法国学派秉承的是历时性范式,以科学实证主义眼光将比较文学的国际性文学交流事实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汇总,以达到一种“文化的清算”。而到了美国学派认为“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根据这样的文学学术观,文学艺术作品本身便成了必要的研究中心。”在韦勒克开创的共时性范式下,雷马克及韦斯坦因等美国学派学者建构起了一整套平行研究体系,主要来讲包括了这两大研究体系:本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在本学科研究体系中包括了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与类型学;在跨学科体系中主要包括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历史、哲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与法国学派一样,确定了学科理论与方法也开始圈定研究范围,继而形成西方文化中心范式。韦勒克声称:“关于赞成提‘比较文学’,还是‘总体文学’……至少西方文学是统一的,它形成一个整体。……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的紧密整体。”科修斯也认为:“文学运动和文学评论也证实了西方文学这个基本的统一体。比较文学建立在对西方文学的这一看法上。”当然,韦斯坦因也不例外,他在肯定比较文学研究西方文学的同时否定了东方研究比较文学的可能性,固执地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圈定在西方文化版图。通过归化吸纳或排斥拒绝,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最终确立起来。然而范式的确立最终让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一样陷入了不可挣脱的范式悖论之网。在美国学派所持的范式内同样出现了这样几类反常现象: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的问题;西方文化中心之外的东方文学问题。其实美国学派将比较文学从历时性的追求国际文学关系史拉回到文学本身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在规定比较文学的定义时则完全不同于前者,前者是人为收缩而后者则无限放大,导致后来比较文学研究大有被文艺理论大潮、文化大潮吞噬的危险,由此导致了比较文学的另一次危机。因此才有了苏珊巴斯奈特的“死亡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向死亡”,“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为什么会如此呢?共时性的研究范式一方面要求打破时间界限,从横向研究跨越性的国际文学现象,另一方面也混淆了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的界限。雷马克的定义所涵盖的内容大概只有“文化”一词才能包含。从1994年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4次大会到后来伯恩海默的《跨世纪的比较文学》学科现状报告,比较文学还是比较文化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比较文学的学术身份到底是什么?比较文学学科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存在又该怎么处理这种文学与文化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表示出了焦急的心态,甚至自愿放弃。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认为,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学术身份必然走向消失,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卡勒还只是有点焦心而已,而勃洛克面对这种纷然杂陈危机四伏的比较文学干脆表示放弃:“如果我们想给比较文学下一个严密的定义,或者把它归纳在一种科学或一种文学研究体系里面,我们必然得不偿失。”最后他决定将比较文学学科取消!

不仅如此,当美国学派的共时性范式遭遇学科身份泯灭的危机之时,由西方文化中心范式所带来的反常现象也困扰着美国比较文学文学学者。当韦勒克、雷马克与韦斯坦因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在西方同一性文化中心的时候,各种文化研究的热潮打破了这一范式,使其完全不能处理由于文明所带来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现象。因此伯恩海默才在报告中审慎地提出了“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的号召。即便如此,旧范式已经失衡,新范式尚未出世,全球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伯恩海默只是在范式内看到了反常现象而已,因其无法打破原有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全球化的号召最终就蜕变成一种口号!

三、中国学派的“东西文明对话的异质性道路”

范式作为一种悖论话语,不仅建构着学科也解构着学科。法美学派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在拯救中将比较文学推向危机,究其原因在于法美学派都以西方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元范式”影响下以追求“同质性”为旨归。而这一点却是范式理论本身也无法看到的。因为范式理论本身便建立在科学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中。因此库恩先生一方面声称所有人文科学根本还未进入一个成熟范式的阶段,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成就属于西方。因为“只有从古希腊时期发展而来的文明才拥有最基础的科学。”鉴于范式理论本身的唯科学主义倾向,我们根据李凯尔特有关文化科学的异质性理论来进一步描述法美学派范式的局限与中国学派的合理性。德国著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认为,科学有两种分类方法即质料的与形式的分类法,由此形成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二者的对立主要源于形式的分类原则即“现实的连续性和异质性原理”。“每一个占有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的形成物,都具有这种连续性。我们可以简要地把这一点称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连续性原理。”通俗地讲,所谓连续性原理就是说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是流动的连续体。然而另一方面“至少任何人都不能说,他在现实中曾经看到某种绝对同质的东西。一切都是互不相同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点表达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异质性原理。”连续性与异质性构成了现实的非理性。然而自然科学“只有通过在概念上把差异性和连续性分开,现实才能成为‘理性的’。(科学)我们把每个现实中的异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异质的间断性。……数学采用的是头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排除异质性开始的。”自然科学的形成是通过对异质性的同质化或排除异质性而达到,而文化科学则直接关注异质性。然而比较文学要实现真正的“世界文学”,要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摆脱自然科学的同质化范式而强调异质性。从现实而言,东西文明的异质性也是全球化的时代里必须认识到的文化现象。当比较文学在美国学派那里遭遇到各种文艺理论思潮,尤其是自德里达以来的各种带有解构性理论流派(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及族群主义等)之时,就应该发现他们用人文主义反抗科学主义,用边缘解构中心,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异质性”。因为现实的东西方世界的发展正在面临这一问题。亨廷顿在《文明与冲突》一书里从学理方面探究了东西方在今后发展中所面临的文明异质性冲突。虽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他指出现在世界文化发展必须要关注的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问题。然而因为法美学派所持有的西方中心的科学同质性范式长期地遮蔽了这种异质性,当然也就解决不了比较文学在面对文化大潮与东方文明的时候所带来的危机。

当比较文学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因其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的强烈冲突,因此中国学派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自觉意识。然而中国学术长期以来也笼罩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的阴影下,企求通过“求同”来缩短与西方学术的距离,最终导致中国学界的“失语”。比较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从最初台港学者提出的中国学派到大陆积极响应,一直都以“求同”心态在进行着理论与方法、研究与实践的探索,其结果是不仅理论特色与立场缺失,甚至学科学派也常常遭到学界诟病。后来在学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了论争与探讨,以期总结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可持续化发展道路。曹顺庆先生率先在总结中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以来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下所遮蔽的“异质性”问题。根据中国文学实际与东方文明独特性,结合当今世界政治文化及学术的走向,曹顺庆先生具体地论述了“异质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并且于2005年在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上正式提出了“文学变异学”理论。正是通过异质性的变革,不仅在跨文明的立场上运用文学变异学的方法理清了法美学派的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文学中国模式以互补对话交流沟通为宗旨的理论体系,从而避免了法美学派范式所遭遇的范式悖论性。

第5篇:中西文化对比论文范文

[关键词] 西方现代主义; 东方文化; 文学批评; 东西交融

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一定程度后结出的艺术硕果。作为“对西方艺术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某些传统的有意和彻底的决裂”[1]167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频频出现描写东方物品和人物、表现东方诗学和宗教、借鉴东方艺术形式和技巧的现象,说明导致现代主义与传统“决裂”的思想不仅源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泽等西方思想家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质疑,也源于传入欧美诸国的东方物品和典籍所带来的直观启示和思想冲击。王尔德笔下的“庄子”、庞德诗歌中的“观世音”、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中国瓷器”、T.S.艾略特诗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国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中的“五绝七律”形式、乔伊斯小说中的“汉字书写”模式、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中的“观物取象”实践、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教卡巴拉传统”、苏珊・桑塔格美学观念中的“静默”、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禅意”、玛丽安・摩尔诗歌中的“中国绘画”之道……所有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东方文化的自觉意识、主动汲取和积极融合。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对东方文化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瓷器、丝绸、帷幔、水墨画、茶叶、扇子、家具等富有东方情调的物品或简笔勾勒的东方人物随处出现在作品之中,有意无意地描写想象中的东方意象和东方形象,营造出浪漫虚幻的意境或意犹未尽的神秘氛围;其二,基于创作者对中国哲学、文化、社会制度、艺术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体构思自觉透射出东方思想,通过形式技巧、叙述视角、人物风格、主题意境等多个创作层面,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基于东西方艺术交融之上的全新创意。这两种表现方式的差异主要源于对东方文化的观察视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对东方物质文化的直观感知,其作品侧重以意象方式隐喻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后者根植于对东方精神文化的内在领悟,其作品从多个方面表现中西文化的创造性相融,比如庞德的诗歌。当然,两种表现形式的界线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时候它们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表现得益于“东学西渐”的进程。以“中学西渐”为例,几千年中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渐催生并促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自秦汉开始,中国的陶鼎、陶鬲、青铜剑、丝绸、服饰、瓷器、茶叶等物质文化产品通过商品贸易和文化交往活动传入世界其他国家。在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贸易活动的推动下,中国的瓷器、绘画等文化产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中国物品不再是欧洲皇宫贵族手中的珍稀宝物,更多的欧洲市民有机会欣赏、珍藏、模仿中国艺术。那时正是欧洲现代美学形成的前期阶段,在中国文化成为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围中,中国瓷器、绘画直观呈现的生命理念、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荷兰乃至整个欧美的艺术开始吸收中国意象和思维,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欧美艺术界的广泛认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东方意象不断出现的现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开始,随着海陆交通逐渐便利,元朝上都开始聚集来自阿拉伯、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旅游者和传教士,有学识的欧洲人撰写了在华游记,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贸易、风俗等诸多方面向本国民众介绍中国文化思想。16世纪之后,大量欧洲耶稣会会士往来于中西之间,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他们不仅撰写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而且翻译重要的中国典籍。就像利玛窦、金尼阁、柏应理、冯秉正等传教士所翻译的四书五经、《通鉴纲目》等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西方哲学家一样,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韦利、欧内斯特・费诺洛萨、劳伦斯・宾扬等传教士和汉学家所著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所翻译的中国经典深深影响了奥斯卡・王尔德、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乔伊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他们从中国文化中获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国思想之剑表达自己对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尔德),要么借中国艺术之形全面创新西方艺术(比如庞德、威廉斯)。总之,在经历漫长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出现了一种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创作倾向。

二、“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

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研究中,“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较少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对现代主义的内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质、术语、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欧美国别研究等议题上[2],外在研究则集中在现代主义与哲学、现代主义与文化经济、现代主义与文化政治、现代主义与性别、现代主义与视觉艺术、现代主义与电影等跨学科审视上[3]。西方批评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核心共识基本锁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对该术语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形式上的剧变源于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对支撑西方社会结构、宗教、道德、自我的传统理念的确定性的质疑[1]167-168。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者们的全球性开放视野和胸怀并没有获得20世纪西方批评家的关注,西方现代主义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之中。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评界开始有学者自觉研究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不仅翔实论证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曾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的事实,而且在反思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启了东西方研究的新视角。美国新奥尔良大学钱兆明的专著《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将自己的研究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作了比较,揭示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对萨义德而言,东方特指穆斯林的东方。对我而言,东方指称远东,特别是指中国。如果说直到19世纪初期,东方“只确切指称印度和圣经之地”(萨义德),那么到20世纪初期,东方则指称中国和日本。的确,对重要现代主义者叶芝、庞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尔而言,他们的文学模板的丰富源泉来自远东而不是近东。因此,研究远东对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对萨义德而言,“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事实……”。因此他的研究涵盖了多维度的复杂体系。对我而言,它只是一种文学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学东方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而是指具体的中国诗人――屈原、陶潜、李白、王维和白居易……现代主义作家庞德、威廉斯通过费诺洛萨、翟理斯和阿瑟・韦利与中国伟大诗人进行了对话。对萨义德而言,“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虑到庞德和威廉斯对中国的热诚,我认为这一思维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庞德与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东方之所以吸引两位诗人是因为东方带给他们的是亲和力而非差异性……在本研究中,中国和日本不是被视为西方的陪衬,而是现代主义者实现自身的确切例证。[4]1-2

这段话阐明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畴上,重点揭示中国、日本等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第二,研究焦点上,重在文学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论辩,聚焦于远东文化中具体的诗人、作品、技巧对西方现代派个体作家的影响及影响途径。第三,研究立场上,重在揭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借助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的书籍而展开的文学对话,以及该对话在创作中的表现。

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旨在以东方人的目光反观西方文化,对西方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宏观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通过揭示真实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微观表现,旨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创新作出新的阐释。前者从社会、历史、政治、种族等多维视角出发,揭示西方对东方的话语建构性,以及这种建构性背后的文化霸权机制和所导致的问题、困境;后者以东西文化实际交往的史料为证,阐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亲和力,重在论证并揭示东西方对话的积极作用。从某种角度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推进,昭示着东西方研究从问题走向对话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西方批评界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聚焦远东、探讨创作影响和文学对话的三大特性。除了钱兆明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翔实论证屈原、王维、道家思想对庞德的影响和李白、白居易以及传统的汉诗技巧对威廉斯的影响外[4],其他有影响力的专著在此前后陆续出版。威廉・贝维斯的《冬天的心境:华莱士・斯蒂文斯、禅定与文学》(1988),探讨了佛教对现代主义作家斯蒂文斯的影响[5]。钱兆明的《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2003)以英美博物馆的展品和文献证明庞德、华莱士・斯蒂文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派作家接触东方文化始于中国古字画、青铜器、瓷器等,他们在文学创新中借鉴了中国美学思想与创作技巧[6]。帕特里夏・劳伦斯的《丽莉・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现代主义与中国》(2003)探讨了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月派”之间的影响关系和文学对话[7]。钱兆明的《庞德的中国朋友》(2008)以翔实文献证明庞德一生所结识的大量中国教育家、哲学家、汉学家、诗人朋友曾参与他涉及中国文化的诗歌创作[8]。在萨比娜・斯尔克等人主编的《美国诗人与诗学中的东方和东方主义》(2009)中,15位西方学者研究了19至20世纪美国诗歌和诗学中的中国、印度、犹太等东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还包括罗伯特・克恩的《东方主义、现代主义和美国诗歌》(1996)[10]、玛丽・佩特森・屈德尔的《庞德的儒家翻译》(1997)[11]、辛西娅・斯坦梅的《玛丽安・摩尔与中国》(1999)[12]和钱兆明的《庞德与中国》(2003)[13]等。用具体的史料进行翔实的论证是这些专著的基本特点,东方文化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事实得到了扎实的论定。

同一时期,随着论著的出版,专题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1996)和英国剑桥大学(2004)召开,引发国际学术界对本专题的广泛关注。耶鲁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日本翻译者费诺洛萨对中国诗歌的翻译、美国诗人斯蒂文斯与中国艺术、英国诗人叶芝与日本戏剧、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斯特恩与中国、英国诗人庞德与中国等。参会的学者约三十余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德国贝鲁斯大学等。剑桥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伯格森与老子、田汉研究、美国诗人庞德与Paul Fang、梅兰芳在美国、徐志摩和萧乾与朱利安・贝尔、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等。参会的教授和学者约五十余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中国香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在这两次研讨会上,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批评界,比较文学领域最先开展中西文学对比和“中国形象”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以主题形式比较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学对比研究。以伍尔夫研究为例,伍尔夫与萧红、伍尔夫与张爱玲、伍尔夫与丁玲等平行比较曾得到探讨,但研究的力度和影响力较弱[14]88-89。伴随着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对话、文化形象等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比如“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乐黛云、张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发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学者的文章,探讨“文化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文学形象与文学翻译”、“后现代与文化身份”等议题。,欧洲的“形象学”理论被翻译引进[15]。这一切推动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它依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法国理论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学理论,重点探讨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构性比如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着重探讨几千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虚构性,指出“中国形象”只是映照西方价值观的一面镜子。另有八卷本“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葛桂录、钱林森、卫茂平、汪介之等分别出版了英、法、德、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方面的专著。,尝试从文学作品直接描绘或间接涉及中国的片段中推导出西方对中国的“总体认识”[15]17,154。所发表的论文或笼统阐发美、英、法等国别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或细致剖析谭恩美、汤婷婷等海外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探讨赛珍珠的作品,也探讨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平托等人的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对西方作家的探讨则更多关注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对毛姆、索尔・贝娄、杰克・伦敦、笛福等都有涉及。这些研究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自觉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18届庞德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庞德与东方”。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瑞士、英国、意大利、丹麦等国的63位国际学者和17位中国学者研讨了“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中国古诗词对庞德的影响”、“庞德与孔子”、“庞德与日本”等议题[16]127。

2009年,“首届中国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开启了本专题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研讨。来自中国、美国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专家学者研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与中国”、“庞德与中国诗歌”、“卡夫卡与中国”、“伍尔夫与中国”、 “艾略特与佛教”、“贝克特与中国音乐”等议题,涉及文学、文化、哲学、宗教、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17]47。

2010年,“第三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作为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研讨会的延续,本次学术会议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推进了本专题研究。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中国等12个东西方国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题包括: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与东方、文化交融中的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作品对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国和印度、西方现代主义与日本、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式阅读、美国诗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学、音乐、美术、哲学、建筑、宗教、诗学等多个领域参见彭发胜《“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第237-239页。[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国际学者的英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钱兆明主编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奥尔良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2009年国内研讨会和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的中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上述几次会议上,中外学者宣读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国文学》等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当前研究在方法、意识、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总结和分析。

三、“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当前研究特征及未来趋势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东方文化在现代思想体系中的作用欧美学者已经广泛意识到以往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日益重视在研究中涵盖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比如“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与文学史”等项目的设立与投入便是极好的例证。参见宋达《当代北欧学界重构世界文学图景中的现代东方文学》,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223-227页。[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学术积淀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日益获得中西学者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现出值得关注的特征,预示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更注重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入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东方元素进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学解读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纳达尔的论文《现代主义书页:乔伊斯与汉字书写的图形设计》在“东学西渐”这一悠久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揭示了现代主义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页面与汉字印刷视觉形式相似的缘由。论文详尽论证了乔伊斯了解中国的多种途径:乔伊斯所接受的耶稣会教育体系与中国古典教育体系相似,他曾阅读传教士的中国游记,他所处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满中国的建筑、陶瓷、书画、丝绸等,他所居的城市对东方文化充满迷恋和兴趣。论文追溯了几代欧洲人对汉字表意性的兴趣和研究及其对乔伊斯的影响。立足于这一开阔的文化交融平台,论文最终论证并阐明汉字独特的印制方式和视觉效果帮助乔伊斯确立了他的文本观和图像式页面[18]。美国西北大学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论文《普鲁斯特的中国》,以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临终前凝视着17世纪荷兰画家维梅尔的著名画作这一场景为解读对象,层层剖析,揭示了普鲁斯特心目中的中国的重要价值。论文指出,这一场景折射出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将大量中国瓷器和画作运往荷兰的历史,以及中国艺术曾对维梅尔等画家乃至对欧洲现代美学产生影响的事实。透过这一场景,论文不仅揭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联结是在世界贸易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证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在追寻新的历史感时曾对17世纪以来欧美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元素给予了特别关注。论文通过这一场景昭示了东西方文化杂糅、同化、创造性改写与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纳过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该文即将发表。。

上述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都很细微,前者解读《尤利西斯》中页面设计的内涵,后者探讨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某个场景的意蕴。然而它们所做的文化研究较为透彻,因而结论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纪欧洲耶稣会会士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化西渐融入欧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历史进程,从教育、书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术等多个层面揭示乔伊斯小说页面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层历史内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全球化贸易带给欧洲的东方文化冲击,接着又从20世纪的西方对17世纪西方艺术中的中国元素的认同和接纳出发,回溯东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过程和思想催生过程。基于东学西渐的文化史平台,两篇论文透视文学形式与场景,不仅还原了东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过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过程和内在本质。

当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正在积极呼唤“文化转向”[19],欧美现代主义研究则日益重视对东方文化的解读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著作开始涵盖对作家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现从东方、孔子视角切入的研究。 ,在这一发展态势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将会获得进一步的推进。

其二,在研究意识上,学者们注重揭示现代主义诗学思想背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阐明东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诗学的途径。

比如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在《选择性亲和力?――王尔德读庄子》一文中,透过奥斯卡・王尔德对翟理斯所翻译的《庄子》的解读,剖析王尔德批评论文中诸多关于庄子的评述的真实用意,不仅阐明了王尔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国乌托邦思想与中国庄子思想的结合的事实,而且指出王尔德意在用庄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个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现代政治体制[20]。中国人民大学郭军的论文《本雅明的“两面神”精神之价值与意义》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两面神”特性,即犹太教卡巴拉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阐明本雅明思想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学高奋的论文《中西诗学观照下的伍尔夫“现实观”》探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实观”融主体精神与客观实在物为一体的本质,阐明其内质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感物说”和“观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师范大学郝桂莲的论文《禅话“静默”》从禅宗视角解读了苏珊・桑塔格的“静默”思想的内涵,剖析了桑塔格静默思想的禅宗意味 郭军和郝桂莲的论文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这些论文将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现代诗学的东西兼容背景,采用整体观照研究方法,自觉认识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从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见,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断、取舍或规约,因而能够揭示出思想产生过程中的中西对话互动特性。“在物质主义、规约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都受到严重的批评”[22]36 的当代研究取向中,这一基于感知的综合研究意识将日益成为更多学者的自觉意识。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题上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

比如,钱兆明在《威廉斯的诗体探索与他的中国情结》中探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诗体探索过程中对李白、白居易的五绝和七律的借鉴,用大量文献论证了中国古体诗与威廉斯“立体短诗”之间的渊源关系[23]。中国人民大学孙宏的论文《论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与重构》指出,庞德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不拘泥于词句与语法,而是力求传达中国诗歌的神韵,其译作是对中国古典作品的重构[24]。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的论文《艾略特与印度:〈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腊神话、东方生殖崇拜、渔王神话等多种思想融合在一起,构成其诗歌隐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诗作中,则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阐释基督教的教义[25]。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现代派创作中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不论是对威廉斯“立体短诗”的形式探源,还是为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正名,抑或对艾略特诗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特性的揭示,这些论文不仅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东西方对话特性,而且揭示了创造性重构对文学作品形神兼备的意义和价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对现代主义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庞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创意需要去关注和揭示,这也正是本专题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学者们对东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读表现出现代主义作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学罗纳德・布什的论文《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同化:美国诗人庞德〈比萨诗章〉中的“观音”想象》着重探讨了庞德《比萨诗章》中“观世音”意象的内涵。论文追踪庞德的观世音意象的最初来源(即汉学家宾扬和费诺洛萨的著作),剖析庞德未发表的战时意大利手稿将观世音与圣母玛利亚合一的意蕴,解读庞德《比萨诗章》的手稿笔记中观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内涵,最终阐明庞德的观世音象征着“上天的慈悲情怀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刘燕的论文《渴慕、猎奇与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国形象》用形象学研究理论分析乔伊斯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主人公布卢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与奇异想象、同情和渴慕,体现他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倡导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全球视野和普世情怀[27]。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超越意境。无论是揭示庞德的“观世音”融基督教与佛教为一体,还是阐明乔伊斯作品中中国形象的正面定位,均说明批评家已充分感应并认同现代主义作品超越二元对立的心境,体现中西批评界旨在实现东西方融合及人与自然融合的积极取向。

第6篇:中西文化对比论文范文

【关 键 词】文化/比较教育

【 正 文 】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 far can we Learn anything of practicalvalue from the study of foreing system of education")的著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分析时代,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历史事实,分析社会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影响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自然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经济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方法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政治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对待自然,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谦让,西方人则主张竞争、斗争。这是从观念形态上讲的。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艺术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则讲究差异、多样。可见民族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二,具有稳定性。民族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相对的凝固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仅在发展进程上落后于时代,有的甚至于拒绝时代变革的要求,拒绝外来文化的渗透。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具有两面意义: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它保持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即民族性;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它影响到文化传统的交流和变革,阻碍着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创造和传播。

第三,具有变异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不断变革的。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变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式,总要增加新的符合时代的内容,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例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但是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这种男尊女卑的陋习就应该除掉。

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的文化观。

二、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就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东方中国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不论是哪种文明,都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迅速增长,为西方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发达,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它的文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各自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70年代以后它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现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很难在西方学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们太不了解别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较教育,它产生于西方,长期活动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在非西方国家举行年会,对于西方学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东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转贴于

应该特别指出,以儒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覆盖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东亚移民居住地区,但是在包括比较教育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它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纪,东亚各国应自觉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使之成为东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东方学者也有责任。东方学者要放弃迷信西方的观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去认识西方的教育;要在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秀经验时注意理解它的实质,并尽力使之本土化。这种要开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影响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例如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科学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择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到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已消灭了一百年,而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追求学历,重视考试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谓“考试地狱”恐怕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继承和发展?靠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又总是根据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和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要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传播文化、改造文化、创造文化,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前面说到,文化的内涵很广。但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笔者最近访问法国,适值WTO在西雅图开会,法国教授批评WTO过分重视商业,不重视文化。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国,就很难听到这种声音。一个国家的这种传统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特别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在比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

四、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

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做到了,对其他国家还是不了解,仍然难以比较。

还有另一个困难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种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维定式,即使他能够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因此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文化研究还需要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因此,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学科的研究。

虽然有以上的困难,在比较教育中开展文化研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表现形式。它们常常表现在他们的哲学历史著作中、文学艺术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们的文献资料,特别是该国的著名学者的著作,是可以把握他们的文化实质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国际化促进了人员的交往,许多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学习,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开展文化研究;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对别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学者如果能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则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在从事题为“文化传统和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了解各国文化传统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教育如何向现代教育转变,从而认识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们的方法是;选择有在某个国家留学经验或对该国有较深了解的学者,研究该国的历史、哲学乃至于文学;研究该国教育政策文献;实地考察该国的教育,包括参观访问、和教师学生以及学者座谈;然后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此项研究已进行了九年,第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这部专著中。该书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并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中日人才观、中美师生观以及西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比较分析。此项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在继续中。

【参考文献】

[1]顾明远.薛理银.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2]顾明远.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3]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国际教育纵横——中国比较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4]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5]薛理银.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作为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比较教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第7篇:中西文化对比论文范文

近年来,“国学热”逐渐升温,不仅反映出当今时代改革创新的精神,也预示着中华民族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民族文化自信力逐渐增强,因此支撑国学发展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框架也就必然引起了学者们深深的思考。从目前来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发展思路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其领域的研究方法、研究语境和研究视角也在趋向多元。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共同回望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状况,不难发现,由于时代的变迁,文学样式、文学功能越来越多样化,而西方理论与话语的大量涌入看似使我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形成了短暂的春天,但事实上却造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中国文论失语症的病因在于把中国文化同现代化对立起来,进行文化上的‘自我否定、自我矮化、自我丑化’。”这正是文学理论界忽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继承,不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后果,而且照抄照搬西方文论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引发了学者们的文化认同危机以及民族文化的寻根思考。长期“失语”的中国文论研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虽然也做了一些调整和适应,但总是有一种被时代洪流裹挟着身不由己的感觉。如何化挑战为机遇,实现东西方文论的平等交流对话,使中国古代文论能有一个更好更新的发展平台,使我们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深邃的文化精髓能够得以传承变得格外重要,这也是中国学者们亟需正视和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实现中西方文论对话,首先应该了解当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状和困境,才能实事求是地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一、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现状 首先我们得立足于本民族文论的立场,建立完善自身理论话语的体系同时吸收、借鉴西方文论的长处,才有可能进一步实现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与交流。我们都知道中西方的宗教文明是两种不同质的且有着很大差异的文明,这就直接影响到中西方文论的发展特点,比如“中国传统的文论特点更多地表现为在直观基础上的一种猜测、感悟和体验,因而必然表现出模糊性和非逻辑性的特点。”这与西方的理性、思辨、的逻辑思维是恰好相反的。“中国古代文论缺乏对概念的微妙差异作过细思辨的系统方法,使得概念范畴不够稳定,往往限于在经验层次上的滑行,因此也就难以形成严密科学的体系。”但我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对形象思维的侧重恰恰是西方文论精确的理论所难以抵达的领域,二者没有孰优孰劣之分,我们不能一味的削足适履去迎合西方文论的口味,应该重视本民族文论自身的特点,我国的一些学者就提出要用发展的眼光和意识来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和原理,从而逐步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首都师范大学党圣元教授曾借助阐释学理论,对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作了较深入的探析,强调传统文论若要成为开阔的现代文化精神必须经过与之深度的融合。南开大学张毅教授也曾对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焦虑”现象作了探讨,指出当前中国文论“失语症”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争论均与这种焦虑相关,必须将问题置于特定历史进程中予以动态考察的研究思路颇能予人启迪。 二、中国古代文论如何走出困境 (一)转换古代文论 古代文论蕴含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存智慧和文学理论的结晶,有一套属于自身的概念范畴,比如“气势”、“主旨”、“言志”等等,这些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有些可以直接被赋予现代人的意识,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而某些范畴具有着模糊性和直观感悟性的特点,比如“风骨”、“神韵”、“味”、“旨趣”等等,所以我们不得不用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方法来阐释,化形象为抽象,化模糊为清晰,是以现代性体验对古代文论中难以理解的模糊的形象的范畴进行重构和再阐释,使之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特征的形象,揭示出古代文论中蕴涵的对现代有启示意义的文学精神,比如杨义先生对“感悟说”的古义现代挖掘,顾祖钊先生对“意象”的现代阐释,王国维成功的将“意境”理论转换为了“境界说”等等,这些学说嬗变的背后有现代意识元素的加入,并且也包含着人们对古典文化新的理解和认识,这有力地说明了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生成的可能性。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应该体现为一种现代学术视野和思维方式,比如“童庆炳先生以文化诗学的研究视角,从更为宽阔的学术视野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充分重视文学理论与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以及哲学等多门学科之间的关系,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密切古代文论同当今人类思维成果的系。”童庆炳先生对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说、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庄子“虚静”说等理论的探析,都是在原有的研究中拓宽了理论的涵盖范畴,“他将这些概念引申到对文学理论领域中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基本原理的探讨上,强调不能断章取义,要从诗的整体出发,以自己对诗的理解去接近诗作者的本意,文学作品具有开放性特征,它的意义必定会随着读者的主观变化而发生变化,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二)借鉴西方文论 “真正优秀的东西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现在,属于未来;真正优秀的东西不仅属于民族,更属于世界,属于整个人类。真正的文论创新必然是超越了国家、区域、民族、种族的狭小范围,从而具有普适性和世界性。”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只会让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失去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继承优秀民族文论传统的同时,学习和借鉴优秀的世界文论资源,不断保持创新,才能实现与西方先进文论的对话。中国文论的发展离不开对民族文论优秀传统的继承发展和对世界文论先进因素的继承和弘扬。对西方文论的翻译引进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翻译者的文化语境、意识形态、审美习惯等影响,因此,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就可能会以中国文论的认同方式来解读西方文论,所以,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回归和修整,这种整合不仅有利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继承发展也有助于它走向世界,让世界更了解中国。在今天这个文化全球化时代,民族性文化生存的唯一方式就是将传统文化改革发扬使之具有现代性,因此必要的“借鉴”不仅能够适应时展的要求,也能够增强中国古代文论本的阐释能力,也就是说“求同存异、异质互补”才是生存之道。#p#分页标题#e# 尽管近些年来,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大行其道,西方意识形态更是无孔不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几乎完全“失语”,要想重建中国文论的地位,彻底摒弃西方文论的影响是不现实的,一味排斥西方文论也是不客观、不理性的,中国文论的重建必须防止盲目地走向极端,古代文论在传承转换的过程中不仅包括继承,同时也包括向全世界的发扬和传播。我们要努力的总结中西文论的异同点,充分利用并吸取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尽可能的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髓体现出来,同时使之具有现代性,这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我认为必须持有一种谦逊的、虚怀若谷的研究态度,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才能保持一个正确的方向。当然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也是极其艰难和富有挑战性的,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这样,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文论才会在世界文论领域重建自己的地位。

第8篇:中西文化对比论文范文

关键词: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中西比较悲剧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187-03

一、《悲剧心理学》国内研究概览

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以自己的深湛研究和深厚学养融会中西方文学,沟通唯心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贯通“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他是中国学术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是我国现当代享誉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大师。而他的代表作《悲剧心理学》是第一部系统地阐释和批判西方悲剧理论的著作,被国内学术界视为权威经典。

截至2012年,通过清华学术期刊网检索――以“悲剧心理学”为题名,共检索到相关学术论文18篇;以“悲剧心理学”为关键词共检索到相关论文67篇;以“悲剧心理学”为主题共检索到论文96篇。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如薛涌的论文《作为终极意义上的悲剧――读朱光潜》(《■望》1990年15期),作者着重分析了悲剧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这一问题。汪献平的《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合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年01期),主要探讨了《悲剧心理学》的理论渊源。其他相关论文基本上是运用《悲剧心理学》中的理论方法来分析中外文学作品,从而进行中西文学尤其是中西方悲剧方面的剖析比较。却很少有人深入《悲剧心理学》本身的细部进行评价,更少有人考虑到其中所涉及西方理论对中国文本的适用性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共出版评论朱光潜生平及其学术的论著数十部。其中涉及《悲剧心理学》且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987年阎国忠在《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中指出研究悲剧是美学需要填补的一项空白,称《悲剧心理学》是“在《悲剧的诞生》中诞生”,并深入分析了黑格尔、尼采之于朱光潜的影响,进而讨论悲剧的衰亡。1996年宛小平、魏群的《朱光潜论》从悲剧世界的自然变迁,悲剧理论的历史考察对朱光潜的悲剧研究做了综合分析。1999年,王攸欣在《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和《接受・选择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中指出,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对悲剧的每一性质的论述都列举西方历来的不同观点,利用它们互相攻驳,使各自的缺陷显露,使真理性因素也更加突出。

在硕士、博士论文方面,有南华的《朱光潜悲剧美学思想与尼采》(2003),论文比较研究了朱光潜悲剧美学思想与尼采思想理论的种种渊源,杜安的《王国维、朱光潜悲剧理论之审辩》(2004)分别将朱光潜的悲剧美学与尼采、王国维的悲剧美学做了比较分析,丰富了当今学人对朱光潜悲剧美学的研究。张艳青的《论朱光潜的悲剧研究―以为重点》(2006)对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梳理研究,从悲剧的本质、欣赏、超越、方法等方面展开论述。

综上所述,通过对国内朱光潜尤其是他的《悲剧心理学》相关学术论文、专著、硕博毕业论文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到学术界对朱光潜及其代表作的《悲剧心理学》的高度肯定,甚至将此书膜拜为悲剧研究领域的至上经典。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朱光潜先生与其《悲剧心理学》的价值意义进行全面考量。

二、《悲剧心理学》的价值与意义

朱光潜用英文撰写的专著《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理论的批判研究》(The psychology of Tragedy:A Critical Study of Various The ories of Tragic Pleasure),1933年由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张隆溪将其译成中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论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朱光潜在那个时代对西方的一些美学家、哲学家们对悲剧问题的接受和评价,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释和批判西方悲剧理论的著作。这部著作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是它成功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切入问题的现代心理学的角度,还是“心理距离”说的批评标准都富有新意,这部著作卓有成效地解决了悲剧中一些众说纷纭的难题。《悲剧心理学》是“文艺思想的起点,是《文艺心理学》和《诗论》的萌芽”。朱光潜也因为这部著作不仅被西方文艺理论家认可,同时奠定了他在中国美学、文艺学界的重要地位。朱光潜通过中西戏剧的比较,不仅发现和把握了中国戏剧的独特品格和发展的独特道路,而且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国人的人生观念及生活态度,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剖析了中国戏剧殊异于西方戏剧的原因,可谓言简意赅,切中要害。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英文向西方读者如此系统地阐述中西戏剧和中西人生态度的特征,因而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夏尔・布朗德尔(CharlesBlondel)教授认为,《悲剧心理学》中关于中西戏剧比较这一章,“是最有独创性的”,“这些最富有独创性的见解也是最值得争议的,但同时也是对我们最有教益的”。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的拉斐尔(D・Raphael)教授在他的《悲剧是非谈》(TheParadoxofTragedy)这部专著中,大量引用了朱光潜关于中国戏剧的观点,认为他对中国和西方以及印度戏剧的比较,“对建立一种全面的悲剧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论据”。

三、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之续貂

但是,也必须看到,当《悲剧心理学》被顶礼膜拜为国内悲剧领域的经典之时,书中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并未历经人们的仔细推敲论证便为世人旁征博引,大有以讹传讹之嫌。例如,在这部著作的第十二章里,朱光潜比较分析中国、印度诸民族戏剧发展与西方戏剧发展的不同之处,特别对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悲剧的原因做了考察。他指出:“中国人也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辨,也不想去费力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好像没有什么明显地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对他们来说,哲学就是伦理学,也仅仅是伦理学。中国“仅元代(即不到一百年时间)就有五百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剧,根源在于中国没有哲学。”朱光潜指出,“中国人、印度人和希伯来人这些伟大民族,当他们满足于宗教或哲学的时候,虽然在文学各个领域都取得很高成就,却根本没有写出一部真正的悲剧”。朱光潜对中西戏剧尤其是悲剧进行自觉地比较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两者之间文化差异,没有注意到中西方文学的异质性存在,没有注意到尼采、叔本华等人的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和文学基础上的。尽管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在东西方存在着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更多是它们的不同。中国的文学与西方文学在观念、审美等等方面都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也就是说,西方的话语和理论对西方的文学最有发言权,但对于异质性的东方文学而言,由于其话语规则不一样,也就失去了阐释中国文学的有效性。学贯中西的朱光潜在此,由于没有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与西方学术话语之间的关系,因此出现了学术上的失误。这一现象说明,并非学术根底深厚就不会“失语”,文论话语也是一个关键要素。朱光潜否定其他民族和近代悲剧小说具有悲剧精神,是《悲剧心理学》的突出特点。尽管他一再声称要“丢开一切哲学的成见”,但仍然是在一些哲学观点的基础上思考悲剧问题的。这尤其表现在,他对于悲剧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的论述,在方法上已经有违经验论的初衷,完全以尼采哲学来构筑其理论基调,表现出强烈的先验论色彩。朱光潜说中国没有悲剧,同时对中国戏剧究竟属于什么样的一种戏剧也做了界定,即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这明显地暴露出他的形式主义尾巴,而且他完全用西方悲剧的理论标准来评价中国戏剧,以西方话语方式言说本民族戏剧(主要是悲剧),这从方法论上来说更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到底中国有无悲剧呢?

四、中国有无悲剧之争

中国有无悲剧,历来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论题。由于中国古典悲剧多有一个“欢乐的尾巴”,据此,有人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

说到悲剧,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将其与死亡、毁灭等等不幸的方式联系起来。事实上二者并无必然的联系,死亡、毁灭不过是悲剧的现象而已,对悲剧的本质规定应当从悲剧现象出发界定。其实悲剧的不幸结局是冲突发展到了相当剧烈的横渡,而又根本得不到解决的结果。不幸的本质便是冲突的不可解决。在中国古代悲剧的形象思维的运动过程中,作者往往会以悲剧人物的死后精神不灭,以鬼魂遂成生愿的意志、情感、心理、性格行为,完成悲剧人格的整体铸造,从而达到由负面心理性格向正面心理性格(如道德理性,自我完善等)的直接转化和升华,完成悲剧人格在心理欲求受到压抑以后的平衡与和谐。从思维模式上说,伦理本位的悲剧范型,使中国古代剧作家们的思维意识在各自的生活视点和文化层次上自觉寻求着道义与利益、目的与手段相统一的道德理性。因此,在悲剧形象的塑造中便贯注着一种痛苦中净化或再生的文化意识。可见,在悲剧人物随着剧情死亡的背后,是以鬼神形象为代表的悲剧人格对人性“善”的再次感悟,对道德伦理、理想价值观的永不消亡的希冀。而鬼神形象的运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大团圆结局模式的一种类型。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明大团圆结局并不是单纯的情感需要的产物。分析大团圆结局的主要因素(即善恶的赏罚)为观众所接受,从而给人以一种积极的振奋,而不是消极的慰藉。为什么中国古代悲剧甘愿付出悲剧情感被冲淡的代价来构建大团圆结局呢?这就要从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着手进行理解了。

读者批评认为,任何读者在阅读作品前,意识并非一张白纸,而是已有了某种倾向性、审美要求、标准等,这些又是同读者日常生活的经验、艺术修养、社会思想等相关的。这种阅读前已存在并进入阅读过程的意识即为“期待视野”。他们还认为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种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期待视野”。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戏剧观众的民间性决定了他们有不同于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和审美心理。他们忌讳分离盼望团圆,民间传说中的鹊桥相会、梁祝化蝶等无不表现了这种心理。这样的民族审美心理必然影响着民间观众的“期待视野”,他们盼望的即使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愿望也会在戏剧中产生,用戏剧表现他们的圆满期望。这种“期待视野”也必然影响并制约作者的创作。作者为了迎合下层人民的心理,一律寄托美好愿望的“欢乐尾巴”就出现了。

五、结语

在全球化的新语境下,全球的学科概念分类、知识架构系统、乃至话语言说方式所依照的都是西方的标准。西方人按照西方的标准看待中国学术思想,而如果中国人也据此理解和疏理自己的传统学术――如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学,故中国没有哲学;由中国没有哲学,进而推导出中国没有悲剧精神,中国没有悲剧,实在是文化上的妄自菲薄。东西方文化本源、美学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都根本不同。依据西方学术的概念范式来诠释、梳理中国哲学,把具有五千年深厚思想文化底蕴的中国哲学说成“中国哲学仅仅是伦理学”,这本身就不够客观,而以此为论证基础得出中国没有悲剧精神,中国没有悲剧的结论更是荒谬。

由此我们可以联系当下的中国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与文论话语相结合。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言说模式,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西化状态。“西方化”的最终结果是中国文论的“失语”,这种“失语”现象有时是有意识的行为,有时是无意识的。在中西方之间有太多的不可通约之处,强使中国文论发出西方的声音,或者迫使西方学术说中国的话,都是不和谐的,是会走调离谱的。

然而,尽管中学西学之间有太多不可通约之处,但是彼此相互之间的交流而且由此交流产生创造性的成果,却是完全可能的,对于全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而言,亦是十分必要的。我们需要承认中西文论的异质性和独立性,进而看到中西文论话语言说方式的差异,从而摆脱“以西释中”、“以中注西”的单向偏重,不能盲目对中西文论和文化做主观上的价值判断,而是始终要从事实陈述的角度去看清一个多元共存、杂语共生的文论局面。以中国文论话语规则为本,回归到传统的文论语境之中,结合中国传统经典的研习,用我们自己独有的话语方式向世界讲我们真正的自己,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跨文明对话,中西文论思想的交流、互补和超越,最终达到真正的通贯古今、融会中西之境。以此为基础,朱光潜的学术思想精华和他的《悲剧心理学》才能在新环境中与时俱进、物尽其用。

参考文献:

[1]王季思.古典文学论文选[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2]王攸欣.接受・选择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3]王攸欣.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4]吴昌泰.我认识的朱光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5]阎国忠.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第9篇:中西文化对比论文范文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注释:

①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3.

②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1]曹卫东.曹卫东讲哈贝马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乐黛云,陈跃华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刘介民.比较文学方法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4]刘介民,刘献彪.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5]谢天振,孙景尧等.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