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法治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管理法治化论文范文

摘要：近年来随着治理理论在中国揪起的一阵热潮，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日益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探讨了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可行途径．

关键词：治理治理理论中国特色

进入2l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界引发了一阵“治理”热潮，关于国家治理、公司治理、大学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等的研究方兴未艾，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日益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应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治理经验，并且对西方先进的治理理论兼收并蓄，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治理科学的创新发展。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理念

中国古代文化“百家争鸣”，今天热议的“治理”话题，其体现的治理理念在当时的多家学派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从中提炼出中国从古及今文化传承中所包含的众多治理思想，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精华理念。

(一)道家无为而治，取法自然

道家无为则无不治。把为当作无为，把无为当作为，取法自然，其体现的是一种依法治理、遵循规律的治理理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充分吸收道家学派依法治理、遵循客观规律、重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等治理理念。

(二)儒家仁义中庸，崇尚德性

儒家把人性与管理相结合，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即德治主义，它的目标不仅仅在于经济利益的实现，更重要的是追求人格的完善和人伦的和谐。儒家这～主张体现的是以德治国的理念。在今天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中国，我们在重法的同时也要兼顾重德，以法促德，以德促法，相辅相成，才是治理良策。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中必须涉及和不可忽略的一部份。

(三)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

法家的法治论主张。在立法方面要做到事皆有法；在执法方面必须做到任法、从法；在法的保障方面，赏刑分明，刑为主赏为辅。商鞅提出了推行法治的三要素——法、信、权0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的主张，尤其是以法为本，法律至上的治国方针，值得我们学习并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当今中国，若要更好更有效地推进法治化进程，需要借鉴法家的这些主张。无论如何，崇尚法律的绝对权威是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的。

(四)其它学派的主张

兵家奇正变幻，贵在权变；农家因地制宜，不违农时：墨家兼爱交利，善立表率：名家巧设名辩，擅长剖析：纵横家连横合纵，唯利是从。我们只要深入推敲．就能感受到这些学派各具特色的治理思想和理念。只要是合理的，我们都应该积极吸纳进来，让其成为有特色的治理理论的闪光点。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治理的成功经验

在治理精神的指导下，我国很多方面的政治和行政都在实践着治理的理念。以政府治道变革为例，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从政府治道变革的实践中，我们能总结出很多宝贵的成功经验。

(一)发展观念转变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发展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在从“一部分入先富起来”的政策走向“和谐发展”的政策。“和谐社会”在治理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以人为本是治理理念的核心精神，协调发展是善治的重要精神。平衡发展，统筹兼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的治理来说尤其显得重要。

(二)政府职能转变

治理理念对中国政府来说意味着政府自身的改革，主要任务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近些年中国政府转变职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企分开，不断落实企业自；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管理制度和方式；三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在市场竞争领域政府退出，在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强化政府职能；四是完善社会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方面。

(三)目标理念转变

治理理念引导下的中国政府自身变革，还意味着政府的目标理念发生变化，由建立传统权威型政府转变为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法治政府是善治的核心理念，责任政府是善治的重要内涵，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是善治的重要理念。

三、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路径选择——多角度视角

(一)主体多元化

1．政府。作为元治理的政府，不再是过去的全能型政府，而是一个现代型政府，即有机地梳理各个治理主体间的权责配置及相互关系，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核心纽带作用。政府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中最重要的主体，它自身的改革完善非常重要。就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组织，建立强而精的政府，其对社会管理的重点放在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

2．市场。坚持市场的治理主体地位，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必要前提。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然要求坚持市场导向，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是以市场为前提的功能补偿性行政或助动式行政，政府是对市场功能缺陷的替补，是市场调节和社会自治的剩余物。

3．公民社会。治理理论下公共治理模式的过程是寻求新型国家——社会关系的过程，而公民组织的发展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治理得以运转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向善治目标转变的必经途径。公民社会在中国现今只能作为一个相对次重要的治理主体，因其自身力量的弱小。我国要改变历来“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就必须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

4．执政党。中国从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包括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以及政府内部和公民社会内部各自的积极力量与消极力量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为这两种博弈创造条件，推动双方最终使博弈达到双赢的结局，从而实现向治理模式的转变。因此需要转变我们党的角色和职能，这不但是行政管理模式转变的关键。而且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彻底解决党政关系问题的关键。

(二)领域宽广化

治理理念渗透到各个领域，形成各自领域内的治理理论，并指导着各自领域内的实践活动。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其内涵非常丰富，也相应地包括了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论，等等。

1．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在当今中国有很多超前的城市社区发展经验和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应该走“包容性社区”道路，大力建设包容性社区：强化社区功能，拓展社区服务，发展参与式的社区管理，发展社区文化和社区精神。

2．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是构建以“社区自治”为核心的乡村自治体制。借鉴成功的城市社区治理经验，优先发展乡村社区组织和培育乡村社区精神，科学合理地划分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界线，以社区政治自治为核心，推动“乡政村治”向“县政乡社”的模式转换。要实行县级政府机构和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乡镇有限自治，实行村级社区完全自治，建立“议行分离”的社区自治运行机制。

3．其他。另外还有关于大学治理、公司治理、全球治理等各个领域的治理理论，在此不详细阐述。

(三)原则并重化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法治化原则和可持续化原则。这两大原则兼容并重。缺一不可，共同体现治理理论的中国特色。

1．法治化原则。“法治化”是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核心内涵，在公共治理中，任何治理主体都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法治化”原则，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作为元治理的政府，必须尽快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交。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坚持法治化原则，构建法治政府和法治的其它治理主体。法治化原则是善治的表现之一。

2．可持续化原则。中国过去走的“运动型”治理道路，它出现了“公共治理范式危机”。无法形成一套公共治理的长效机制。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思路，坚持可持续化原则，走“可持续型”的治理道路是理性的选择。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坚持治理的可持续化原则．

(四)途径多样化

对中国而言，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在吸收历史营养、学习优秀经验之后，在坚持两大原则并重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针对现实国情，从薄弱环节着手．通过各种途径，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治理道路。

1．构建双层治理模式。新时期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即目标层面和结构层面。首先在目标层面上，建立“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范式。为了避免多中心治理可能出现的失败，我们必须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地位，通过与社会团体的合作与竞争，使公共权力得到最优化配置。其次在结构层面上．建立“强政府——强社会”的治理范式。合理划分二者的边界，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0。

第2篇：社会管理法治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意识形态工作 阵地建设 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F02 【文献标识码】A

就目前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法治化来看，建议在立法形式上制定和出台《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规定》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规范性文件中都把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其中，“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以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这些政策举措，都从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角度，突出了意识形态工作法治化的重要性。2016年12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途径。

虽然我国目前无论从党内法规还是从国家立法的角度还没有制定有关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集中和统一规定，但在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领域已经有一些可以借鉴的规范性文件，特别是在2015年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制定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之后，文化安全方面的立法得到了加强，这也为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工作提供了比较好的制度依据。就目前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法治化来看，可以在立法形式上制定和出台一部以统领意识形态工作为主线的《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一《规定》既可以是党内法规性质的，也可以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表现出来。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学说占领文化思想领域的高地

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以社会主义道德引领各项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具体工作，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树立“文化国防”“文化边疆”意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指导意见》指出，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还存在不小差距。有的法规和政策价值导向不鲜明，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保障不够有力；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执法司法过程中存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不符的现象；部分社会成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不强，全民法治观念需要进一步提高，等等。要从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发挥法治的规范和保障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信，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阵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学说占领文化思想领域。党的十以来，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高举实事求是的伟大旗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举重若轻，准确把握国内国际形势，针对我国社会发展以及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刻总结我国和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提出和确立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战略思想；擎画发展新蓝图，集中而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国家治理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题。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一致认为，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政治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握时代大势，回应实践要求，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苦干实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因此，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在全面依法治国领域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法治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石，是我们党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旗的重要思想武器，必须要用心守护、坚定信念，真正使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工作找准基点、落到实处。

对境外敌对势力开展的文化领域渗透活动开展有针对性的反渗透工作，确立文化“走出去”战略，在海外建立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思想宣传阵地。文化“走出去”战略是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重要举措，要守得住意识形态阵地既要“防御”，又要“进攻”，只有主动走出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肆意入侵的被动局面，增强“四个自信”，讲好“中国故事”。要推动以“孔子学院”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不断提升维护本国文化安全的反制能力。

意识形态工作要有全局观念，要以“建”促“管”

通过现代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占领全球范围内有效的新闻宣传平台，全面和系统地推介中华民族的悠久和优秀的文化。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要鼓励和支持我国网信企业走出去，深化互联网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做到“国家利益在哪里，信息化就覆盖到哪里”。要善于运用现代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向海外积极推介中国优秀的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和成功实践，要形成与西方新闻媒介相抗衡的强大的信息传播网络，努力主动地占领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传播的高地。建立全球范围内的中国先进文化的国际传播体系，构建宣传中国声音的国际电视新闻传播网络，支持中国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参与国际文化传播领域的竞争，加强国际电影节在传播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积极影响力等。

2016年11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12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把网络作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主要载体，严格地按照法律来规范网上言论，建立有利于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平台，是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制度化和法治化应当关注的重点领域。

加强对文化市场的有效执法，严格查处各种危及文化安全的文化产品非法流入市场或流入境内。建立外资进入境内文化领域的国家安全事项审查制度，防止国际社会各种反华性质的资金盲目流入境内。可以在立法或者党内法规中对意识形态主阵地、主渠道建立严格的审查和许可制度，特别是对新闻传播、网络媒体、高校教育、大众传媒，等等，建立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的审查审核制度，突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工作的重点。

总的来说，意识形态工作要有全局观念，要以“建”促“管”，在“管理”基础上建立起牢固的以弘扬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重要任务的意识形态阵地。要抓住以德治国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重要制度抓手，要落实好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部署，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正确方向，以为根本依据，切实体现党的意志主张，体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强化“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以宪法为统帅，通过宪法和法律构筑起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度防火墙，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推动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优势更好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际效能，把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制度化、法治化作为保障意识形态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的制度支撑点，扎扎实实、稳步推进、力争实效。

意识形态阵地建设，要从抓好“党建”这个阵地出发

从2015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专项巡视反馈情况来看，12个巡视组所巡视的几十家单位都存在“党建”工作薄弱的问题，特别是“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放松。例如，中央第二巡视组对中石油的巡视，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管党治党不严，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执行“八项规定”不严格，公款旅游、违规发放津补贴、购买购物卡等问题依然存在，公车管理混乱；一些领导人员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淡薄，违规违纪问题时有发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小圈子”问题突出，对领导人员管理监督不够严格；一些领导干部，帮助亲友承揽项目；海外投资决策不规范，管理不到位，存在廉洁风险。针对上述情况，中央巡视组提出了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建议，包括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强化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清除一些腐败分子带来的恶劣影响，深刻吸取教训，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严格落实“八项规定”，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问题。切实增强各级领导人员守纪律、讲规矩的政治意识；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清理整顿违反回避原则的“近亲繁殖”问题，严格执行干部工作有关制度规定，落实领导人员任职回避制度；完善企业内控机制。规范一把手权力运行。开展领导人员子女亲属利用集团资源经商办企业、承揽工程项目等问题的专治理。加强海外资产监管，开展海外投资项目审计和巡查等。

由此可见，通过制定《规定》，把从严治党作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一项重要法治原则，特别要从抓好“党建”这个阵地出发，提高各级党组织在捍卫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核心作用，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战斗力，特别是抵御各种腐朽和有害思想的侵害，维护党的纯洁性。拟制定出台的《规定》既可以是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同时并行，也可以先行出台党内法规，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依据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原则和各项指导思想，就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等建设和保障问题作出全面和系统的规定，从而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法治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依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新华网，2016年12月25日。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国人大网，2016年11月7日。

第3篇：社会管理法治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治理理论；我国政府改革；启示

中图分类号：F40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8-0065-02

1　西方治理理论综述

1.1　治理理论的涵义和特征

(1)治理的涵义。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民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种定义，既包含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含义。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从行政学的角度看，治理理论则强调一种多元的、民主的、合作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公共行政。

(2)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根据治理的涵义和内容，治理理论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

①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可以成为杜会权力的中心。因此，治理意味着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

②强调国家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模糊了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和责任，不再坚持国家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而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③治理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希望在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

④在政府完成社会职能的手段和方法方面，政府除了采用原来的手段之外，还有责任采用新的方法和措施，以不断地提高管理的效率。

(3)治理理论的目标。随着治理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深入，人们对治理的目标追求有了不断深入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把善治做为治理的终极目标。

善治，又称有效治理或良好的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它更强调政府的责任与回应、公民的参与权利以及民主理念的实现。

1.2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政府

治理理论在关注社会管理力量多元化的同时，对政府角色给予重新定位，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政府理念。

(1)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在当代社会中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发挥着重要功能，但政府不能成为全能政府，政府必须进行改革，成为“有效政府”。政府要把社会力量办不好只能由政府管理的事情认真管理起来，并努力管理好。把社会能管理好的事务尽量归还给社会管理。

(2)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善治理论强调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实现管理的民主化。善治理论认为，治理公共事务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它通过共同协商、良好合作、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实现。

(3)对公共物品提供和生产的区分，是治理理论制度创新最为关键的一环。政府出于政治、法律和道义的责任，须对保证国计民生和社会持久发展的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予以提供；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修正由政府独家垄断而造成的外来压力缺少、成本控制机制匮乏和服务品质低下的问题，以提高政府公共物品和服务提供的效率。政府提供某类公共物品，并不等于必须由政府来生产此类公共物品，政府可以借助市场和社会组织的优势与能力来生产这些公共物品。政府可通过订立契约、补贴、税收政策等手段将一部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让渡给社会组织和民营组织承担，以其成本、技术和竞争等优势，为公众提供更有效率、品质更高的物品和服务，同时也降低了政府与公营部门的支出规模，最终形成公民自主服务与民营、政府服务相结合的、多中心的公共事务管理体系。

1.3　治理理论评述

从政治倾向上看，治理理论虽然主要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但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治理理论其最近的渊源就是极端自由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国际关系上都持一种强烈的反国家、反政府的态度。从经济发展来看，治理理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出发，主张限制政府的职能和作用，这种相对否定的理论倾向往往不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从文化接受性来看，治理理论的真正精神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契约合作观念，这意味着对于处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不可也不能直接照搬照抄治理理论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借鉴治理理论时，必须要有所鉴别，有所抉择。

2　我国政府管理改革综述

2.1　中国政府管理改革的历程

为了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从1978年起我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体制改革运动，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治道变革实践，并取得了突出成绩。

(1)1982年――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千部年轻化。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现干部年轻化，其历史性进步可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二是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三是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

(2)1988年――“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

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其历史性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

(3)1993年――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首次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1993年我国进行了第三次政府机构改革。其历史性的贡献在于，首次提出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是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4)1998年――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

鉴于当时机构设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现实，1998年中央人民政府实施了2008年之前涉及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机构改革。1998年改革的目的与目标高度协调。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目的，尽快结束专业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体制是目标。

(5)2003年――目标：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革目标是，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

流通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

(6)2007年――大部制改革。

2007年的大部制改革主要是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探索实现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制体制，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与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是政府职能改革的深化。

2.2　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实践及其成果

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治理的道路上已走过二十多年的历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治理培养了一个日益壮大的公民社会，准备了法治与德治的文化基础，进行了社会自治和政府改革的伟大实践，开创出一条政府主导型的特色治理之路。主要表现在：

(1)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努力，为中国实现善治构筑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

(2)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为善治在中国的实现准备了文化基础。治理与善治是当代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的新型统治模式，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起与之相应的、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基础。而法治与德治治国方略的提出，正适应了这一需要。

(3)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是治理与善治思想在中国实验的典型案例，是中国在社会自治和政治透明方面取得的突出性成果。

3　治理理论对我国政府管理改革的启示

治理理论对于解决中国问题究竟其适用性如何，多数学者认为这一理论对中国具有借鉴价值。何增科先生认为，“治理和善治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对于研究、总结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成就极为有用”。徐勇教授认为：“尽管治理是在西方社会语境下发展并被赋予不同含义，但作为一个政治学的分析概念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有其独到价值，只是我们必须将这一词汇放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并且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着将治理理论解释和分析中国的实践，尤其是公民社会和村民自治方面。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治理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适用性问题。可以看出，治理理论包含许多值得借鉴的理论资源和政策参考的价值，但是逸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毫无选择地吸收和运用。作为一种并非本土产生的政府和行政理论，治理理论对于中国的适用性仍然需要考察。借鉴治理理论的有用部分，对我国的政府改革提出如下启示：

(1)改革政府组织，建立强而精的政府。这方面的改革一直来为我国政府所重视，多年来的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以及行政法制建设等基本上属于这个范畴。

(2)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建立国家与社会的合作。除了要理顺政府组织内部的结构与相互关系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我国历来有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要改变这种状况，顺利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就必须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完善社会的自治组织结构，培养社会的自治与自律能力，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充分发挥第三部门(包括国际组织、志愿者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向善治目标转变的必经途径。

(3)重视公民的参与管理积极性，实现管理民主化。公民参与管理是一种公共行政治理改革的基本原则。我们的公共行政改革也应该考虑到公民的实际需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逐步实现管理的民主化。要大力发展和支持政务公开制度建设等行政民主化的实践，并逐步健全人民参与管理、监督公共行政的系统配套制度。

第4篇：社会管理法治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农村社会管理；管理主体；管理体制；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6-0006-04

“社会管理”一词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是在1993 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重点是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督部门， 强化社会管理职能部门。2002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从2002年到2011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社会管理，可见，社会管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学术界集中对A社会管理进行研究也是近十年的事情，所取得的成果，给社会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一、农村社会管理研究现状

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题名：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截止2012年3月27日，显示4 549条记录，其士论文6条，硕士论文59条，会议论文287条，期刊论文4 197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4 383条，其士论文6条，硕士论文59条，会议论文286条，期刊论文4 032条。

以“关键词：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10 168条记录，其士论文20条，硕士论文425条，会议论文624条，期刊论文9 099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9 339条，其士论文20条，硕士论文425条，会议论文616条，期刊论文8 278条。

以“题名：农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124条记录，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3条，会议论文10条，期刊论文111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120条，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3条，会议论文10条，期刊论文107条。

以“关键词：农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59条记录，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1条，会议论文5条，期刊论文53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49条，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1条，会议论文5条，期刊论文43条。

以“题名：乡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7条记录，且全部为期刊论文；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6条，全部为期刊论文。

以“关键词：乡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3条记录，且全部为期刊论文；2000年的记录结果也完全一样。

从上面研究情况可见，以题名“农村社会管理”查询的研究成果数量（124条）仅占社会管理研究成果数量（4 549条）的2.7%；以关键词“农村社会管理”查询的研究成果数量（59条）仅占社会管理研究成果数量（10168条）的0.5%。

二、农村社会管理研究综述

国内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农村社会管理主体方面

钟涨宝、狄金华（2011）[1]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困境表现在：管理主体单一，管理机制陈旧，管理理念落后，社会管理应对危机的能力不足；因此提出应从农村社会组织、法治建设、更新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增强管理风险应对危机能力等方面改进农村社会管理。

张翠娥、万江红（2011）[2]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出发， 通过解读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探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演变后指出， 改革开放以前是依附性组织与单一化主体；改革开放到新农村建设前是自治性组织与多元化主体；新农村建设以来是合法性组织与社会化主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多元化，自主性不断增强，是国家意志贯彻和公民自我管理契合的良好平台，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与功能也逐渐凸显。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 也是新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形成和完善、管理理念逐渐以人为本、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化的过程。

阳信生（2008）[3]、曹海林（2009）[4]、焦存朝（2010）[5]认为，现阶段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单一，管理职责不清，权责不符，应建立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2.农村社会管理权力配置方面

马军卫（2011）[6]分析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体制机制层面提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侧重管理制度的创新），强调权力的多元化和资源配置主体的多元化。

曹海林（2009）[7]认为，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和管理体制状况与社会的特定权力结构紧密相关，乡村权力资源配置模式的多元主体参与型转变必然要求农村基层社会组织重构，强调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权力结构、资源配置模式的多元化。

3.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方面

姜裕富（2011）[8]从国家、精英和公众三者间对资源配置的关系切入，探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历史：乡绅管理制度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结合案例分析了兼具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功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倡国家、社会、公众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

侯志阳、孙琼如（2011）[9]运用国家与农村的关系理论对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认为传统自然村落时期、时期、村民自治时期、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区建设时期，国家与农村分别具有不同的关系，并对这几个不同时期农村公共服务的绩效进行了考察，提出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复合体，形成公共服务供给力，并对具体操作途径进行了分析，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胡维维、吴晓燕（2011）[10]、黄羽新（2011）[11]、蒲实、廖祖君（2011）[12]认为，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治理的载体，是建设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平台，应培育多元治理主体。

邵书龙（2010）[13]认为，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特点是城市和农村相分隔的二元式管理。他对该模式之由来、发展路径和变迁趋势进行了剖析，并与苏联农村管理体制进行了对比， 认为中国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不仅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下其变迁方向亦另有独自路径。前期为完成工业化，国家建立起以计划经济、统购统销、集体制、二元户籍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后期则在城市化进程下，建立起以准市场经济、承包制与村社制、低价征地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体制。

郭泽保（2009）[14]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历史演变：第一阶段（1949～195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成立， 是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初创阶段；第二阶段（1959～1979）是体制下的“政社合一”农村社会管理阶段；第三阶段（1980至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 是“乡政村治”的农村社会管理阶段。指出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权责不清，体制摩擦，村自治组织机制障碍，农民缺乏参与意识。提出了构建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构想：依法整合乡村关系， 实现“乡政村治”良性互动；有效协调“两委”关系， 充分发挥各自功能；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维护农民的民利；扩大社会管理的主体， 培养农民参与意识。

张国祥（2008 ）[15]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社区建设创新农村社会管理， 最根本的是实现从行政管制公共管理社区服务的转变。将村民委员会改制为社区居民委员会，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探索社区公共管理、社区自治、社区服务、文化组织功能，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功能；党和政府要从宏观引导和公共服务着手，农村社区要从民主治理和社区服务着手，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方式。

谢雯、黄新宇（2011 ）[16]研究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百年变迁，认为从1911到1949 年是以伦理整合为主导的时期；从1949到1978 年是以政治整合为主导的时期；从1978 年至今，是以市场整合为主导的时期。指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经济飞速发展，但农民人均收入仍较低；二是村民自治全面实施，但农民权益保障仍不足；三是农村文化逐步发展，但农民精神生活质量不高；四是城乡自由流动频繁，但农村发展后劲不足。指出农村社会管理的策略选择：一是多元化融合，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创新；二是一体化互动，消除城乡发展差距；三是法治与德治并举，构建双重整合载体。

4.农村社会管理基层组织方面

张学东、李红霞（2011）[17]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河北省76个农村进行了农村社会组织管理与农村社会事务管理两方面的调查，认为当前农村存在社会组织匮乏、社会事务单边处理等问题。农村居民与村干部期望社会管理的改进途径是：加强组织建设，促进管理优化；提升管理能力，规范社会治理；推动和谐发展，实现农村善治。

陈晓莉（2011）[18]研究了在多元化治理模式下农村社会管理面临治理主体结构失衡、功能模糊、关系失调和行为失范等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社会管理的进步和发展。建议从共同治理理念和现实国情出发，建立党领导、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公民广泛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面对多元治理主体间的离散和冲突， 农村党组织应通过对多元治理主体价值观念、组织结构、利益结构的有效整合， 实现党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的领导地位。

沈金华（2005）[19]、曹海林（2009）[20]探讨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路径：稳妥发展社会政治组织、加快发展经济中介组织、规范发展文化组织（扶持先进文化组织、弘扬传统文化组织、包容风俗组织、清除非法落后文化组织）、逐步改革乡镇政府组织。

5.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方面

汪锦军（2011、2012）[21][22]认为，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是政府介入模式。政府介入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两个变量在此模式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以这两个变量为划分依据，在理论模型上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分为：利益劫取型（政府介入能力与社会自治能力都弱）、行政主导型（政府介入能力强而社会自治能力弱）、合作共治型（政府介入能力与社会自治能力都强）和自主治理型（政府介入能力弱而社会自治能力强）。中央曾强调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的合理模式，但基于现在社会自身的发展还相对弱小、而政府力量强大的现实，提出了吸纳增效模式：社会管理应在政府主导下，通过一定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使社会具有自我管理的发展空间，党、政府、社会、公众多方参与。

刘嘉（2011）[23]提出了构建与城乡统筹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四网三线两链一弓”。织好四网：管理主体、管理手段和方式、规范体系、体制机制；抓住三线：人才建设、矛盾化解、权益和利益维护；筑牢两链：社会管理资金投入链、乡镇企业对农村社会管理的服务链；拉满一弓：落实工作责任。

三、农村社会管理研究述评

当前学术界对社会管理的研究大多是在城市或是整个社会层面，缺乏对农村社会管理整体、系统的研究。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华中师大政治学研究院出了一批农村治理的书，比如《岳村政治》等，但这些研究强调得更多的是政治治理，而针对现阶段的农村社会管理则研究甚少。近年来，在国内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下，学术界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研究，但相关的研究文献资料还不多，目前还没有一本农村社会管理的专著，从发表的文章看也没有全面系统的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三篇相关的硕士论文从管理体制、社区管理、老龄人口管理角度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了研究。曹海林、郭泽保、邵书龙、张国祥、谢雯等学者从农村社会管理模式、体制、权力配置等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为农村社会管理研究提供了参考。目前主要缺乏对农村宗族势力、精英富人团体、村委集体腐败、村民公共精神缺失等现象对农村社会管理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这为今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钟涨宝，狄金华.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2）：7；13.

[2]张翠娥， 万江红.社会组织发展与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基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的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2）：14；7.

[3]阳信生.农村社会管理服务的缺陷与政府对策[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36；41.

[4][7][20]曹海林.乡村和谐发展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性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9，（04）：72；76.

[5]焦存朝.主体视阈下农村社会管理水平提升问题的思考[J].学理论，2010，（15）：76；77.

[6]马军卫.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4）：20；22.

[8]姜裕富.农村社会管理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J].湖北社会科学，2011，（9）：50；52.

[9]侯志阳， 孙琼如.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4）：52；57.

[10]胡维维， 吴晓燕.农村社会管理与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建设[J].新疆财经，2011，（1）：60；63.

[11]黄羽新.论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郊区农村的社会管理[J].广西社会科学，2011，（6） ：108；111.

[12]蒲实，廖祖君.高度关注城市近郊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的难题[J].农村经济，2011，（7）：11；13.

[13]邵书龙.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由来、发展及变迁逻辑[J].江汉论坛，2010，（9）：5；10.

[14]郭泽保.构建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路径选择——基于社会转型期存在的问题[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9，（3）：42；46.

[15]张国祥.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探索与思考——以社区建设创新农村管理[J].社会主义研究，2008，（6）：101；105.

[16]谢雯，黄新宇.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变迁与新识[J].求索，2011，（11）：92；93.

[17]张学东，李红霞.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治理策略——基于河北省76个农村的调查与分析[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1）：95～96.

[18]陈晓莉.农村社会管理中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J].理论探讨，2011，（3）：134；138.

[19]沈金华.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J].发展研究，2005，（11）：38；40.

[21]汪锦军.论行政主导模式下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政府角色[J].行政管理改革，2012，（1）：60；64.

第5篇：社会管理法治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公共事务管理；应用探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机关公共事务治理中二元对立的传统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要有所改革或者被彻底打破。当下，二元对立的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多元化治理理念的冲击。

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成果之一，不仅在社会各个领域发展中得到了应用，且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机关公共事务管理作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常的治理中明显存在治理理念滞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有限、部门不够完善等问题。

因此，为了使这一系列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本文结合自然辩证法对辽宁省盘锦市机关公共事务管理展开研究分析。

一、自然辩证法理论概述

何谓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恩格斯思想的自然科学观以及自然观的反映，主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恩格斯思想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换而言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是自然界与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它是对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活动以及成果进行高度的哲学概括和总结的产物。自然辩证法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涉及的领域主要是自然界、科学、技术与社会。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门哲学性质的学科，主要从认识论、方法论、自然观、价值观等多个方面对社会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进行研究，所以自然辩证法作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思维科学交叉的学科，为科学技术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思想指导。

综上所述，自然辩证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 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和自然观是其理论的基石。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自然观、科学观、技术观、科学技术与社会。

二、当前我国机关公共事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过程。本文以辽宁省盘锦市机关单位为研究对象，对其事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如下。

1.治理理念滞后

由于受到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我国的平民百姓仍然存在服从权威、惧怕权势的现象。在管理系统中，下级对上级也只存在服从或遵守上级指示现象。从另一个层面而言，红头文件早已高过法律法规，官僚利益早已高过人民大众的利益。所以现实中，请客送礼、不守信用等作风盛行，使公共事务管理成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因此，从管理理念上看，我国机关公共事务管理比较滞后，仍然停留在“二元对立”的管理模式。

2.公共事务管理的政府垄断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我国不断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不足，社会依然是“强政府、弱社会”模式。因此，在公共事务管理上，仍然由政府垄断，而非全民民主。各项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由政府主导，因此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平衡，客观上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某种程度而言，当前公共事务管理不仅不适应社会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市场化的潮流，而且同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法制化、社会化、市场化取向背道而驰。

3.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有限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但是由于受到公共事务管理理念与实践的重大影响，这一改革进程缓慢。受传统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影响，市场体制受到过多的行政干预，因此市场体制本身的优势未得以完全发挥。尤其是近年来，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独立性比较明显，并且通过市场机制将部分企业引进来，但这样的管理方法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在当下的机关公共事务管理中，社会市场机制并没有将其作用完全发挥出来。

4.部门不完善

从管理范畴而言，政府是我国第一部门，企业为第二部门，第三部门则在第二部门与第三部门之外。通常，第三部门称为志愿部门，是公共部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第三部门对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第三部门不仅缺乏独立性，而且人力、物力以及设备资源都比较缺乏，法制也不健全。这些条件限制了第三部门的发展以及作用的发挥，所以第三部门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三、自然辩证法应用于公共事务管理

为了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将自然辩证法融入公共事务管理中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本文提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

其一，以科学性为核心，认识论和方法论辩证统一，进行公共事务管理。要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传统的二元对立、政府垄断等治理模式已然没有实践意义。因此，要以科学的观点看待公共事务的管理，抛弃传统的，以认识论与方法论作为指导，由落后的治理观念逐步向责任理念、服务理念、民主理念、法治理念转变。辩证地处理市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关系，构建民主型、法治型、服务型以及责任型机关。

其二，以内在关系说和过程哲学促进公共事务管理。机关部门作为公共事务的重要部门，只有协调好内部组织关系，并注重管理过程，才能够有效地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因此，以政府为例，应加强其结构的完善，一方面，注重服务第一，另一方面，在公共事务管理中鼓励企业竞争发展。除此之外，政府内部应合理分权，激励工作人员提高服务社会的效率与质量，以此实现机关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和谐，也以此促进公共事务在发展过程中发挥职能与作用。

其三，以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历史与实践的统一、唯物与经验的统一，实现公共事务管理的合理性与前沿性。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处理好治理者与被治理对象的关系，遵守事物客观规律，寻求科学的方法与治理经验来管理社会医疗、社保等公共事务。同时，在治理中应注重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并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为下一步发展提供指导。

四、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公共事务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公共事务不仅关系到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同时也关系到社会国家的利益。无论是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离不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多方利益，因此自然辩证法为实现科学的机关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方法与理论指导。本文结合自然辩证法的相关内容，对机关公共事务管理进行了研究分析，对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第6篇：社会管理法治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多方参与；自主治理

一、政府发展的逻辑——善治政府的建立

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对政府来说，就是要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的改革，即善治政府，目的是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在实现政府自身发展的同时承担社会风险，提高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协调处理好社会关系，具体表现为有限政府和服务性政府的建立。有限性政府要求政府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应对政府职能进行准确定位和全面把握，明确政府应当做和适度参与的范围，坚持政府的有限参与。在经济生活中，政府应该协调好与市场的关系，将自身定位在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上，从大局上把握经济发展的方向，严格控制经济交往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另外，要重视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协调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适当分配政府管理的范围，尊重社会管理的主体，共同发挥管理社会职能。同时，政府在为人民群众提供物质文化上的需求时，也应该及时关注民众的精神文明建设；保障民生，排除影响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只有人民安定，社会才能实现稳定，为一切社会发展打下基础。以服务促发展，实现对社会的管理。有学者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表达为服务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知识扩散，从一个较为崭新的角度叙述了政府管理的创新。认为社会治理是政府和其它管理主体在一个操作场域中共同实现的，从服务型政府规则知识化（让位于公共服务）、功能知识化（从官僚制组织到合作制秩序）、场域知识化（从中心边缘结构到去中心化）和角色知识化四个方面讲述了服务型政府知识化图景，服务型政府影响社会治理的范式不同于政府的权力型影响，它是以服务促管理、以合作促发展的新形式。

二、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逻辑——互信机制的建立

在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着重强调了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重要性和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深化了我国现阶段社会治理的格局。要实现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局面，就要捋顺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作为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政府应该赋予社会组织的管理主体地位并尊重其独立性，不能让社会组织成为政府工作的附属品；健全社会组织管理机制，完善管理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从社会组织准入登记到日常工作职能的发挥，政府各部门必须协调一致，保障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并促进社会组织内部的严密治理，加强自律机制；推进落实对社会组织的优惠政策，就是鼓励社会组织积极与政府合作，承接政府职能或者购买公共服务，监督其民主性和专业性。对于具有代表性或国际经验丰富的行业协会，重点支持并大力宣传，鼓励行业间的交流合作，建立行业间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互信机制，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坚实的政策保障和物质基础。

三、社会发展的逻辑——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日常社会生活层面面临的大量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问题为例，在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公共池塘资源治理问题，即公共事物自主组织与治理的集体行动理论逻辑。他在自主治理理论中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一群相互依存的人们如何可以将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性治理，并通过自主性努力以克服搭便车、回避责任或机会主义的诱惑，最终以取得持久性共同利益的实现。在传统的治理问题方法上，人们通常认为要避免工地悲剧的命运，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实行彻底的私有化，要么集中政府权力，由一个集权的主体控制大局。而奥斯特罗姆则从博弈论的角度提出了市场与政府以外的解决办法。她认为，人们通过自筹资金与自主合约可以实现问题的有效处理。虽然在现实的治理过程中远比理论上的博弈结构复杂，但却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新路径。从此理论出发，社会管理在主体上，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能动性，推进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政府改革的视角进一步拓展，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在多中心的治理结构中，要求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形成相互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和多维度的管理过程。只有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的有限权力，鼓励和培育社会的自我管理和控制能力，切实保障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实行社会共同体的合作治理，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管理创新。

参考文献：

[1]孔繁斌.服务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知识扩散[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02).

[2]张康之,张乾友.在共同体的视角中看民主[J].学习与探索.2011(02).

[3]张康之.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J].社会科学研究.2012(3).

[4]公维友,刘云.当代中国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理路探析[J].山东大学学报.2014(03).

[5]李成军.创新社会管理重在社会组织的创新[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2(01).

[6]吴卓.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D].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6)

第7篇：社会管理法治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管理学； 特性； 探析。

管理学特性是管理学所特有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根本属性。对管理学特性，在我国一些文献论著和教科书中也有许多不同的表述，有的内容倾向于表象、形式的特征，和管理学特性的本意有差距； 有的内容是管理学性质的罗列，而不是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根本属性； 有的是把性质与特性混合在一起。

管理学的特性应从以下四个因素来考虑，我认为管理学特性是阶段性、政治性、文化性和综合性。

一、阶段性。

阶段性指的是管理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同，管理学内容框架完善程度不同，理论水平的高低不同。人类社会管理的不同发展阶段，管理学具有不同的特性。

资本主义管理学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 一是传统管理阶段的管理学特性是 “人治”。管理者凭个人经验进行管理，培养员工靠 “师带徒”的方式，没有科学的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管理的内容注重劳动的分工协作和提高功效； 管理是粗放的、家长式的和强制性的小生产的管理方式。二是科学管理阶段的管理学特性是计划性、协调性和标准化。泰罗推行计划管理、标准化操作和培训员工； 法约尔强调在分工的基础上着重协调化，“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集体精神” “团结就是力量”。三是现代管理阶段的管理学特性是系统性、科学性和艺术性。贝塔朗菲强调系统管理，“一切管理必须以系统论的原理为指导”，对企业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全面的质量管理、全面的人事管理、全员维修制和全面的经济核算。系统管理学派、决策理论学派、数理学派等主张在管理中广泛运用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和电子计算机的理论和方法，尽可能实行管理手段科学化、电子化。

我国管理学也具有阶段性管理特性。一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管理理论和实践表现了高度的集权型：“一元化”领导； “厂长 （ 经理） 负责制”； “以计划调节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管理理论和实践表现了集权与分权的结合性： 法人治理结构 （ 股东会、董事会、总经理） ; 事业部制 （ 总公司为投资决策中心，事业部下属的生产单位为成本中心） ; 领导决策与群众参与； 统一指挥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等。

二、政治性。

管理学的政治性不仅是由生产关系、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而且表现在国情传统上的差异，了解了管理学的政治性，就要考虑我们自己的国情，把我国科学管理的经验和方法充实到管理学中来，完善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有效地指导各项管理活动，加快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管理学的政治性是它不同于自然科学和专业技术的最大区别。

管理不仅能够使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而且还作用于生产关系。人类通过管理活动，调整所有制形式，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从而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推动和促进生产力的更大发展。作为管理活动规律性概括出来的管理学的政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生产力的实现过程中，它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是实现生产目的的重要手段。在整个生产方式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是分割的，而是有机结合缺一不可。二是在宏观管理的政策性和法制性上。政策不是管局部的，而是管全局的，它反映了生产资料占有者或统治者的意志，受一定生产关系的影响和制约。法律的管理方法是由国家通过立法和司法实现的； 它是统治阶级实施统治的特殊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强力手段； 它的强制性、稳定性、规范性和平等性体现了管理学的政治性。三是管理制度反映了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政治性。管理制度就是管理者要求组织中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章，是为了保证管理活动顺利进行的具体规定。

它不仅体现了制度制定者特定的阶级本质，而且为管理活动的有效实现提供保障。制度的权威性具有制约作用，这就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人们的 “惰性”，使人们积极地工作，完成所规定的任务，这就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三、文化性。

管理学是一种哲学文化。各国、各民族文化背景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人际交往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的，因而，在管理工作中，其思想、方法、方式都会体现出文化的特点。所以，管理学不但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共性，还反映了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

文化是一个由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行为准则以及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诸要素构成的各层次复杂系统文化，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文化的影响力有五点： 一是导向作用，体现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价值取向及行为取向所起的引导作用，使之符合组织所确定的目标。二是凝聚作用，来源于文化的同化、规范和融合作用而产生的增强组织的凝聚力。三是激励作用，是通过满足被管理者的需要，引导被管理者产生强大的内在动力，起到激发、调动被管理者积极性的作用，使之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四是约束作用，不仅表现在通过其物质层和制度层的各种物质形式和规章制度来约束被管理者行为，更主要的是通过文化对被管理者的行为形成一种无形的群体压力和软性的理智约束。五是辐射作用，文化不仅对组织内部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产生影响，而且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辐射和传播。

管理者的思想、行为反映出文化的特点。西方文化过分强调精确化和程序化，因而往往缺乏人文气息的关怀；东方文化人文气息的关怀很浓，柔性有余而刚性不足。西方文化注重分解思维，东方文化注重系统思维。因此，受美国文化影响较大的管理者强调竞争、效率，注重个人奋斗，崇尚个人意识，主讲个体情感、尊严、自由、平等；受日本文化影响较大的管理者更突出团队精神，注重管理系统内部的人际关系，主讲仁爱、和谐、团结等。东方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墨、道、法。儒家 “仁、义、礼”的文化，实践起来就成为中国人常说的“情、理、法”。墨家文化主张 “兼爱”“非攻”，就是要求人们互爱互利，反对掠夺战争。道家文化主张 “无为而治”，宣扬 “知足” “寡欲”，甚至幻想人类社会退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法家文化提出了以法为中心的 “法、术、势”三者合一的统治术。韩非还发展了法家进步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制定政策。文化不但影响着管理者的思想和行为，还影响着被管理者。要管理中国人就必须要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由表层的物质文化、潜层的行为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和深层的精神文化等四个层次构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企业把企业文化建设纳入了企业的管理体系，并成功地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企业精神、企业作风、企业形象三结合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新格局，促进了管理思想的现代化、管理组织的合理化、管理方法的科学化、管理人员的专业化。

四、综合性。

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应用学科： 一是它从理论上来看是科学，从实践操作上来看是技术，更是艺术；二是从管理学理论的构成上来看，不仅包括一般的原理、原则； 还包括适用这些原理、原则的程序、步骤、方法、手段、模型、习题和案例； 三是从管理学研究的内容上来看，不仅要研究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和控制的运动规律，还要研究人力、物力、财力、科技等要素的发展变化以及管理组织、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的特殊性。

管理学的综合性是它不同于领导学 （ 人需要领导，而管理不仅对人，也对财、物、科技等进行管理） 。

一是管理学是科学，是技术，更是艺术。管理学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各层次、不同类型组织、不同行业的管理活动中概括和抽象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管理思想、理论、原理和方法。人们利用这些理论和方法来指导自己的管理实践，从管理活动的结果来衡量使用的理论和方法是否正确，从而使管理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和丰富。因此，管理是一门研究管理活动基本规律和管理方法的科学。二是从管理学所用的知识结构来看具有综合性。管理学研究管理的规律，涉及生产力的合理组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和改革。管理学既研究家庭、工厂、商店、医院、学校、科研所等微观单位的管理规律，也研究地区、部门、国家等宏观范围的管理规律，对于这样广博的研究内容，没有综合知识就很难驾驭。

在管理实践中，需要运用多方面的理论知识，例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程技术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地理学、美学、逻辑学、会计学、统计学、审计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被用于管理过程，再从管理过程中抽象出来，必然形成综合性的知识体系，这就是管理学。

五、结 语。

管理是一切组织正常运行的保证。管理有其自身的特性，认清管理学的阶段性、政治性、文化性、综合性的特性有助于管理者将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管理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赵爱威，耿红莉。 管理学基础［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13.

［2］陈晔。 管理学基础［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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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邹乾印。 现代管理科学述要［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12.

［5］金润圭。 管理学［M］。 上海： 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 3 －25.

第8篇：社会管理法治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弄管会 社区复合治理 弄堂自治 社区共治 社会公治

“弄管会”是本市徐汇区湖南街道在老城区综合治理改造过程中，积极利用民间的社会资源，在全市率先探索和实践的一种弄堂居民自治模式。湖南街道自2007年以来，先后成立了74个弄管会，后来又成立了社团性质的“弄管协会”作为社区共治平台。“弄堂会”的职责主要是保安、保洁和反映社情民意。目前，74个弄管会共有388名成员，2500余名志愿者。湖南街道“弄管会”模式被市社建办、市社会建设研究会评为2012上海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之一。

对于如何从理论上对湖南街道“弄管会”模式进行解读，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尝试结合社会建设的有关理论，从社区复合治理的视角，即社区治理是包括自治、共治、公治等三个层次治理形态在内的完整结构，对“弄管会”模式做简要分析和点评。

一、社区社会组织兴起的社会背景与意涵

“弄管会”就其性质和定位来说，是一种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它在居民区党组织领导下，与居委会、业委会、各类协会，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共同构成社区社会组织的生态图。社区社会组织兴起的最深层社会背景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及其影响下的社会建设，并且只有在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背景下，才能更清楚其真实意涵。

中国社会面临多重转型，如：从行政控制的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从伦理社会转向法治社会，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等。在中国社会多重转型背景下，学术界和社会政策界对于“社会建设”内涵的界定也呈现不同角度，分别指涉转型社会的不同面向。如：“剩余说”，认为社会建设就是除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之外的剩余部分的建设；“社会结构说”，认为社会建设是社会结构的调整和构建，即从“金字塔型”社会转向“橄榄型”；“维护稳定说”，认为社会建设就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民生保障说”，认为社会建设就是社会事业（教、科、文、卫、体）、社会保障等为内涵的民生建设。

上述这些观点虽然在目标取向上都是追求社会的和谐与社会进步，但是由于对社会建设内涵和本质的不同理解，导致社会建设的主体、内容、手段等方面殊异。而差异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关注“转型社会”的不同面向，如高风险社会、高流动社会、高分化社会、自我管理的社会等。

本文认为“经济社会转向”是“转型社会”的几大面向里面具有基础性的面向。换句话说，现在谈“社会建设”，离不开对过去30年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后果的必要理解和反思。过去30年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立，市场取代政府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但是在看到市场经济“效率优先”导向所取得的经济成果的同时，由“市场失灵”导致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现，如贫富差距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问题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市场原则超越经济领域，成为诸多社会领域（如教育、医疗、住房等）的通行原则，甚至包括社会的细胞――家庭领域。市场原则的泛化和市场失灵，导致了较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社会建设总体来说是为有效应对社会转型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追求社会和谐进步而采取的积极行动，但其首要任务则是弥补“市场失灵”所造成的负面社会后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各类社会共同体建设，包括家庭、社区、社会组织等。

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去看“弄管会”等社区社会组织兴起的背景，可能更容易理解。湖南街道是典型的老式居住社区，老弄堂的房屋普遍存在多头物业、多种产权居民房并存的情况，物业一体化管理难以实现。而“弄管会”实际发挥了本应由物业服务公司承担的两项物业管理服务功能，即“保安”和“保洁”。正如湖南街道办事处主要行政负责人所说，“弄管会”模式弥补了物业管理市场化运作的弊端，保障了弄堂居民的生活需求，是符合湖南社区社情民意的管理模式。

二、“弄管会”模式社区治理结构分析

一方面是市场会失灵，另一方面政府出于减轻财政负担、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倾向于将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与公共服务的生产者分开，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等方式，满足社区居民群众的需要。公共管理理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追求所谓“善政”（妥善的法则、清明的整治、良好的政绩、良好的管理等）到追求所谓“善治”（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善治”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社会组织是“善治”的现实基础。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一词，并在1992年起将年度报告称为《治理与发展》后，治理和善治便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的流行话语。其中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就是美国著名学者萨拉蒙提出的“第三者政府”理论。

1.第三者政府理论

所谓“第三者政府”（third-party governmenrt），就是政府（第一者）选择不直接传递服务给民众（第二者），而是通过其他组织（第三者）来传递服务。

“第三者政府”理论内涵可以理解为政社分工合作体制或是一种合作主义文化，它包括五个主要概念：从政府机关与方案到政策工具；从层级到网络；从公私对立到公私合伙；从指挥控制到协商劝服；从管理技巧到增能技巧。

“第三者政府”理论应用到社区治理层面，就是社区复合治理的理念及其结构。

2.社区复合治理理论

所谓社区复合治理，指复合公共责任社区，社区各个主体都要对自己、对社区其他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负责，这些利益相关者既有社区居民，也有社区单位以及社区各类组织的成员，甚至包括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的大量的社区外部组织。在复合治理理念指导下的社区内外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模式就是一种社区复合治理模式。这样，从治理的形态角度看，“复合治理”可以具体区分为“自治”、“共治”、“公治”等三种治理形态。在这三种治理形态当中，社会公治是“外援”，社区共治是平台支撑，弄堂自治是基础。

（1）弄堂自治

“弄堂自治”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着重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的地域和文化，弄堂内的居民、业主对弄堂事务的决定。弄堂自治的治理形态，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社区参与和培养社区归属感的作用。

“弄管会”发挥自治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己弄堂自己管。弄管会由居住或户籍在本弄堂、热心公益事业的居民担任，其成员由弄堂居民提名或居民区党总支推荐，经过弄堂内大多数居民的认可。二是弄堂事务大家议。弄管会的运作充分采取居民自治，弄堂内的一般事务由弄管会讨论决定，重大事务由弄管会召开居民听证会决定。

（2）社区共治

社区共治，即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随着社区的发育，各类新型社区组织不断涌现并发展壮大。这些社区组织也要求并实际上已经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中来。弄堂自治显然不能很好地吸纳社区内的新变化。因此，以弄堂自治为基础，一种新的“社区共治”格局逐步显现。与弄堂自治不同，社区共治更强调不同的、多样化的社区主体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社区共治包含了党社共治、政社共治、居民共治、多元共治等多重机制。

湖南街道在弄管会基础上成立的“弄管协会”，就发挥了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和社区共治平台的作用。“弄管协会”是正式注册的社团组织，由街道相关职能部门（如市政科、民政科、综治办）负责人、物业企业负责人、房管办负责人以及已成立的弄管会的负责人、部分居委干部和居民等组成，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弄管协会”成立后，成为弄管会组织协调、教育培训、服务管理、为民维权和学习交流的平台，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阵地，成为加强政府部门与居民群众交流沟通的桥梁。

（3）社会公治

社会公治，是一种开放式治理，即大量外部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带动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开放式治理的特征如下：第一，外部主体参与，帮助社区获得资源、信息和合法性，解决了社区发展的动力问题。第二，复合治理机制，社区内外的各个组织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结成伙伴关系，共同对社区实施治理。

“弄堂会”模式的社会公治特征主要体现在民盟徐汇区委与湖南街道的合作共建上。双方以“弄管会”自治模式研究课题为切入点，增进了解、促进合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民盟区委课题专家组发挥人才优势，深入调研，建言献策，为湖南街道开展弄堂管理工作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意见建议。民盟组织和专家资源的介入，将湖南街道的实践经验总结概括为“弄管会”模式，深化了社区治理的内涵，提升了社区治理的自觉程度。

三、“弄管会”模式的“双层”功能分析

基于上述对“弄管会”模式社区复合治理结构的建构，弄管会及其“弄管协会”的功能主要体现为表层的服务管理功能和深层的社区治理功能两个方面。

1.弄管会的表层功能与深层功能

弄管会的表层功能主要体现在保安、保洁等物业管理功能。正如《“弄管会”居民自治模式研究》报告所说，在“弄管会”这个居民自治组织的管理下，“弄管会”所在弄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老弄堂的安全性有了明显的改观。在安置了铁门和探头等“硬”设施后，“弄管会”所在的弄堂又采取了聘用门卫，实现24小时巡逻，加强车辆停放管理等措施，大大改变了原先失窃事件频发，闲杂人员随便进入，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使弄堂居民有了一个安全、安宁的居住环境。二是老弄堂的卫生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变。由于有聘用的门卫或保洁工负责弄堂的清扫工作（一天两次），改变了以往弄堂脏乱的面貌，加之街道在老弄堂硬件设施（粉刷墙面、铺设路面等）和绿化上的投入，使老弄堂呈现了一种干干净净、绿意盎然的新面貌，受到了众多居民的称赞和好评。

弄管会的深层功能主要是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的功能。正如《“弄管会”居民自治模式研究》报告所说，由于“弄管会”与居民最贴近，从而在居委会之外又多了一个与老百姓更贴近的听取居民意见、反映居民诉求的平台或载体，有助于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促进了社区和谐稳定。

弄管会上述功能作用的发挥情况也得到了相关调查数据的支持。如对于“弄管会”的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的问卷调查中，有146个受访者回答了该问题，其中，认为“弄管会”的作用体现在“维护小区/弄堂安全”的回答有126人，占总频次的比例为43.8%；认为弄管会的作用是“保洁”的有87人，占总频次的比例为30.2%；认为“弄管会”的作用是“反映弄堂居民的意见和意愿”的为75次，占总频次的比例为26%。

2.“弄管协会”的表层功能与深层功能

“弄管协会”的表层功能主要是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湖南街道先后成立了74个弄管会，基本覆盖到所有弄堂。如何管理并由谁来管理“弄管会”自然而然提上了议事日程。如果让街道直接管理“弄管会”，显然与居民自治组织的性质不相吻合。因此，街道最后决定推动成立社团组织――“弄管协会”的成立，由社会组织来管社会组织（“以社管社”），实行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为充分发挥协会的“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功能，“弄管协会”不断完善制度化建设，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制度，如《弄堂管理委员会成立暨“弄管会”成员换届、推选办法》、《弄堂管理委员会工作职责》、《弄堂管理委员会会议制度》、《弄堂停车管理办法》、《“弄管会”听证制度》、《小区（弄堂）门卫工作制度》和《小区（弄堂）保洁人员工作制度》等。“弄管协会”努力为各“弄管会”搭建组织协调、教育培训、服务管理、为民维权和学习交流的平台，研究解决弄堂管理中的共性问题，提升弄堂管理水平。

“弄管协会”的深层功能主要是充当行政协调平台和社会协同平台的功能。随着弄管会工作的不断深入，遇到了部分涉及多个弄堂的问题，也有一些工作超出了弄管会的权限。于是产生了在更高层面建立协调协同机制的需要，“弄管协会”遂应运而生。作为正式登记注册的社团组织，“弄管协会”搭建起了社区协调协同的平台。“弄管协会”组成人员当中，不但有职能部门负责人、弄管会负责人、物业企业负责人，还有居委干部和居民代表。通过“弄管协会”这个平台，政、社、企、居民之间建立起了协商合作机制，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弄堂综合治理改造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保证社区群众安居乐业。

四、结论与讨论

经过30多年市场化改革及其社会结构转型，基层社会发生了几个重大变化：一是社区成为居民的集聚点。越来越多的人沉淀到了社区，其中主要是5类人群，即下岗失业和贫困人员、老人和移交社区管理的企业离退休人员、未成年人、妇女、外来务工人员等。二是社区成为社会矛盾的汇聚点。几乎所有社会问题在社区里都有所呈现。三是社区成为社会事务的落地点。越来越多社会事务沉淀到了社区，需要社区提供的社会服务越来越多，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础环节。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建设的任务极其繁重。单靠政府和社区现有的组织载体，无法有效满足社区居民多元化、多样化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因此，“弄管会”模式对于建构政府行政机制与居民自治机制的双向互动机制，形成社区建设的合力，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但是，从构建社区复合治理模式的视角，我们也发现“弄管会”模式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完善：一是在弄堂自治层面，进一步强化居民需求发现机制。社区建设是群众需求导向的。由于“弄管会”处于社区的第一线，与居民最贴近，它能最直接、最迅速、最敏感地了解和反映居民的需求和问题，可以在第一时间将“民需民求”收集反馈至“弄管协会”和政府有关部门，从而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二是在社区共治层面，应将弄内单位纳入“弄管协会”成员单位，发挥弄内单位在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三是在社会公治层面，应积极争取更多社区外的行政资源、企业资源、社会组织资源，以及专家、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人力资源，投入本区域社区建设，放大“弄管会”模式的社会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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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燕燕.中国社区发展报告[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第9篇：社会管理法治化论文范文

星期日（10月18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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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科（含基础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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