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艾滋病叙事分析

一、艾滋病叙事作品中呈现出的伦理缺失

艾滋病的出现与蔓延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类的道德偏向和伦理亏欠。因此，作家以文学的方式揭示了艾滋病流行的道德原因，反映了艾滋病病人、病毒感染者与尚未感染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伦理缺失。

(一)地方政府的错误发展理念和医疗行业失序

阎连科的《丁庄梦》是国内首部以艾滋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3〕作者以中原地区曾经发生的艾滋病蔓延为背景，描写了豫东地区人们卖血致富梦的破灭。沩县政府制定了“内靠公章，外靠血浆”的脱贫致富新思路，并要求各局各委都下到农村动员农民卖血，教育局分到了50个动员村。随后，教育局高局长三番五次到丁庄动员人们卖血;撤销了拒不执行命令的李三仁当了40年的村长职务，并以每人每天发放十块钱的方式，组织、鼓励村民到全省卖血致富模范县蔡县上扬庄参观。回来后，丁庄就开始疯狂卖血了，几百口人的小村庄一夜之间竟冒出了十多个血站。丁庄一转眼就像上扬庄一样成了沩县的模范血源村;十年后，又跟上扬庄一样成为了无人村。沩县和蔡县政府盲目发展经济的思路和举措给这两个县的艾滋病肆虐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因为政府未对血浆生产过程进行有效监控而导致的艾滋灾难在国外同样存在。德国作家海因茨•G．孔萨利克的《血浆黑手》〔4〕揭示出德国某些企业主的利欲熏心和政府官员的贪赃枉法行为。德国联邦卫生局本来有严格检查血液的法令，但在卫生局“政府主管”哈佩尔被企业主恩格尔等人收买后，恩格尔的公司有恃无恐地简化了检测程序，致使大量感染艾滋病毒的血和血样流入德国医院、红十字会的血库里，让艾滋病这一死神直接走进了神圣的手术室。短短几年之内就有500人被夺去性命，数千人被确认已感染病毒。作者还特别交代:恩格尔在伯恩哈根的生物－血浆公司只是一个子公司，总公司设于列支敦士登。这就暗示出慕尼黑出现的艾滋幽灵，可能游荡于欧洲乃至全球，从而使得这部小说的警世意义超越了国界。

(二)现代人重利轻义的道德观念

宋代思想家程颢曾经说过: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重义轻利一直是古老、文明的中国所崇尚的基本准则。但随着商业时代的到来，古老的准则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丁庄梦》中，阎连科通过一名已被艾滋病患者和家人毒死的孩子的视角，讲述了丁庄因追求“卖血致富”而发生的偷盗、乱伦、杀人等不义之事。作者在小说中将艾滋病肆虐演绎为父子三辈间的道德剧。爷爷丁水阳十年前在上级领导软硬兼施的劝说下，组织村民去卖血致富的上扬庄参观，开启了丁庄村的噩梦。儿子丁辉为了挣钱，挖空心思且无所不为，是造成当地艾滋病病毒交叉感染的元凶。在丁庄疯狂卖血时，他私设采血站买血卖血，还蹬着装有血浆机、瓶子、针头的三轮车，像收破烂一样到村子里挨家挨户收血。他懂得一针多用，还充分利用血袋多抽血。表面是500CC一斤装的血袋，实际上装满是600CC，一斤二两重，他花言巧语地跟卖血者套近乎，边抽边拍能装到700CC、一斤四两重。100块钱一袋血，他比其他血头多抽了200CC血。艾滋病患者大量死亡时，他又摇身一变为沩县热病委员会的副主任，把县里免费给丁庄因热病死去的人的棺材昧下来，变成过年时给丁庄每家五斤油、一挂鞭炮。当村民知道真相时，他干脆把原本属于丁庄的棺材以200块钱一口的优惠价卖给外庄人。丁辉还开辟了艾滋病死者冥婚中介事业，每桩婚事收取200元介绍费。为了挣更多的钱，他把自己年仅12岁被人毒死的孩子许配给了孤鬼女魂里最丑、左腿残疾还患有羊癫疯的一个，而且比他的孩子大6岁，就因为女孩的父亲是县长，而且马上要荣升东京市的市长。为了向乡亲们赎罪，爷爷丁水阳最终超越了血缘亲情，用正义的棍棒杀死了贪婪成性、无恶不作的儿子丁辉。

(三)现代人性自由意识的泛滥

从全球艾滋病流行形势分析，75%的病例是由性接触传染造成的。性接触也将成为我国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这与国人的性自由意识密切相关。“性自由”口号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尤其是北美。它的初衷是反对男女不平等的婚姻观念和性观念，但随后逐渐走到一个极端，认为身体和性都是个人财产，自己可随意处置和使用。这一口号否定了性道德的合理内容，使性自由变成一些人性滥交的借口。在性自由思潮的冲击下，国人的性观念已从工具性性文化(即认为性仅是生育的工具)向自然性性文化(即认为性具有独立的价值)过渡。近年来，“性自由”在中国呈现泛滥之势，一夜情泛滥，婚外滥交比较常见，这是中国艾滋病毒通过性传播途径加剧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青年人的贞操观念弱化、自我约束力下降，性享乐意识增强，因此婚前和婚外性行为大幅度增加，引发了艾滋病在年轻人中的广泛传播。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对此现象进行了反映。朱力亚是目前中国惟一公开自己艾滋病感染者身份的女大学生，她在《艾滋女生日记》〔5〕中记叙了自己和巴哈马籍留学生马浪偶然相识相恋后发生性关系，马浪因被查出感染艾滋病被遣送回国，随后自己也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温燕霞的中篇小说《夜来香》〔6〕中的主人公孙为杰是某省电台名牌节目《夜来香》主持人，因为与风尘女子小凤发生性关系而感染上艾滋病。薛燕平的长篇新作《21克爱情》〔7〕中的馨平则是被英国男友感染了艾滋病。

二、艾滋病叙事呼吁全社会对艾滋病患的伦理关怀

艾滋病是我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我国95%的艾滋病人及感染者仍处于地下状态，没有得到有效救治。因此，作家通过作品大声疾呼政府、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公众应坚持尊重宽容、有利无害、公平公正、互帮互助和注重弱势群体的原则，承担起各自的伦理责任，全面关怀和救治患者。

(一)呼吁政府构建防控艾滋病的公共伦理政策

政府是人民获得权益的根本保障，因而应该承担更多更重的道德义务和管理责任。各级政府应探索以治疗和关怀为主的艾滋病综合防治机制，构建以道德教育为主体、以安全教育为主旨、以预防为主导、以关怀与宽容为主线的公共伦理政策。在《丁庄梦》中，阎连科描写了因政府监控不力导致热病爆发后平原上人畜绝尽的惨象。所幸的是，各级政府意识到艾滋病的危害性并作了一定应对。温燕霞的广播剧《三个人的学校》〔8〕通过讲述一个关心、帮助艾滋孤儿的基层党员干部的先进事迹，反映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对艾滋病人及其子女的人道主义关爱。森林村艾滋病患者的遗孤———8岁的黑鱼最初因村民的歧视不能去森林村小学上学，村党支部书记华清豹为他建立了一所只有一个校长、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的“三个人的学校”。校址就设在华清豹的住所，客厅作为教室，院子就是操场。华清豹自任分校校长，并大费周章请来一位50多岁的女教师。学校还给黑鱼发了《入学通知书》。华清豹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全体村民，4天后村民们接纳了黑鱼。黑鱼终于能和同学们一道在阳光下茁壮成长。该剧将落后闭塞的贫困山区作为故事的背景，充分表现了党和政府对艾滋病患者的关怀和帮助。剧作因此获得2007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2010年3月，携带艾滋病病毒的澳大利亚作家德赛因被拒绝到上海参加“国际文学节”，此事引起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克斯维尔在内的90名国际著名作家联名抗议。同年4月，中国政府即取消了对患有艾滋病、性病、麻风病外国人的入境限制。这一决定解除了对艾滋病的歧视，也体现了中国政府防控艾滋病的决心和信心。

(二)呼吁医疗机构与医护人员充分尊重与救治患者

2009年“世界艾滋病日”，联合国提出了“普遍可及和人权”的主题。这意味着每个艾滋病人，无论性别、年龄、种族，都享有平等的生存、治疗和发展的权利。作家们也意识到对于直接与艾滋病人打交道的医疗机构与医护人员来说，不仅不能歧视感染者及病人，还应该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和大力救治。刘羽权的《血罂粟》〔9〕从反面警示了医疗服务行业规范采供血行为的重要性。主人公杜月到梅林市第七医院生产，因为使用了医院的不洁血浆被感染艾滋病，并传染给了女儿和丈夫，全家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摧残。在杜月近似疯狂的执着追查中，真相慢慢浮出水面。导致杜月感染艾滋病的不洁血浆来自于梅林市最大的私营企业———信威药业集团。信威药业在起步时，在偏远贫困的山区或农村开办了许多非法买血的小血站。采血的条件非常简陋，难以对采血用具进行消毒，很多一次性医药用具都被连续使用。在抽取血液时，采用单采血浆技术，即把同血型卖血者的血抽出来后混在一起，在离心机里搅拌，把有用的血浆分离出来，剩下的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这样，回输的是掺杂了好几个卖血者的血球。只要其中有一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一起卖血浆并接受回输血球的人就被全部感染。而这些人再次去卖血浆时，又把另外的卖血者也感染了。因而非法采血的信威药业早年生产的血浆里都含有艾滋病病毒，当初很多卖血者也因感染艾滋病而死去。患者朱力亚在《艾滋女生日记》中通过现身说法，表达了爱滋病患者渴望得到医护人员尊重和帮助的心声。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医疗及防疫单位不愿收治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一些艾滋病人或感染者到医院看其他病，倘若被得知患有艾滋病，便会立刻被转到传染科，完全不顾病人的感受和生命危险。有些医生还会强迫病人把床上用品先买下来，不用的时候再烧掉。这些都是不合乎伦理的。医疗单位和医护人员有治疗、护理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道德义务。医护人员还要给予患者有效的心理疏导和疗治。从事艾滋病治疗的医生，还要了解患者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他们的内心需求，及时帮助他们排除心理障碍;还要经常对病人及其他工作人员进行有关艾滋病的健康教育，帮助他们克服对艾滋病的恐惧。《血罂粟》中梅林市艾滋病主治医生江虹在给予患者杜月一家治疗的同时，还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帮助杜月查寻到感染艾滋病的真相。中国民间防爱滋第一人高耀洁医生，从1996年开始走访了河南100多个村庄，揭发了“血头”让贫穷的河南卖血者感染了艾滋病的真相。她还自费出版、免费发放预防艾滋病书籍资料，对爱滋遗孤进行救助。

(三)呼吁社会公众对病患的宽容与患者之间的互助

艾滋病的防治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作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树立正确的生活观，以互助原则为前提，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防治艾滋病的网络。朱力亚向社会公开她的艾滋病患者身份，目的是“让自己成为一面镜子，更主要是想警醒年轻人不要轻易涉足‘危险游戏’，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我也希望我们的学校切实地开展性教育，只有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让健康人不再重演我的悲剧”〔10〕。全体公民都应该树立正确的性观念，即第一要安全，第二要负责任，尤其是年轻一代，更要严格遵循性道德规范。要开展全社会的互助活动。例如健康公民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帮扶活动。首先，对艾滋病实施“去污名化”，即把将艾滋病还原为一种疾病，将艾滋病患者还原为一个需要关怀理解和救治的病人，而不是一个道德上应该被谴责的人;培养全社会对他们的尊重、理解和关怀。宋江鹏的长篇小说《艾滋弃儿》〔11〕是一部深度反应艾滋人群精神世界和现实处境的长篇力作。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艾滋病人家庭夫妻儿女四人的命运遭遇。“我”因怀疑来自艾滋村的妻子携有艾滋病毒，在极度恐惧之下与妻子悄然办理了离婚手续，并将两个孩子遗弃。此后，两个孩子也先后染上艾滋病并离奇地成为恋人。就在两人历尽磨难准备进入婚姻殿堂时，彼此是兄妹的真相给了他们最无情的一击。妹妹精神崩溃而投河自杀，哥哥苟且偷生成为流浪者。最后，父亲“我”将这一人间悲剧写成小说，希望全社会都来帮助和关心艾滋病弱势群体，还他们一个正常人所必需的生存空间与和谐的生活环境。

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互助活动不仅能够对抗艾滋病的流行，更能唤起参与者本身的求生欲望，以及人们的良知和对艾滋病者的人文关怀。《夜来香》反映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人群与命运的抗争。主人公孙为杰在感染上艾滋病后，遭受到了周边人群的歧视和排斥。当《远安晚报》用一整版报道他遭受歧视后，电台不得不为他“讨回公道”，领导们不仅在会上安慰他，甚至违心地拥抱了他。他还被聘为红丝带使者，经常到现场讲演。此后，孙为杰还开了“红耳朵酒吧”，每周定期在酒吧为艾滋病患者、感染者和男同性恋进行同伴教育和心理疏导。正如《艾滋弃儿》中的患者桃夭所言:“让所有艾滋病人的心都热起来吧!他们像上帝一样，都是被抛弃的儿子!他们应跨越时空相互热起来。只要自身不再逃避恐惧，而是勇敢地去利用恐惧，他们就能获得光明。”〔12〕现在几乎每一个中国内地省份都有艾滋病感染者自发成立的组织。在河南艾滋病高发区的农村，大部分村庄的农民都成立了类似于“互助组”形式的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国家协调员雷诺舟博士评价道:“中国艾滋病防治领域让世界瞩目的最大新闻不再是河南农民因为卖血患上艾滋病，而是一群曾经因惧怕死亡和社会歧视而处于社会边缘的艾滋病病人勇敢地承担起新的社会角色，动员社会力量抑制艾滋病的传播。”〔13〕

阎连科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有责任去记录人们面临灾难、死亡时的情感历程、内心世界和生存方式。因此，在2004—2006年中他曾7次到河南艾滋病村进行实地调查，了解艾滋病患者去世前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丁庄梦》叙述了人们因艾滋病而大量死亡，但更关注艾滋病人面对死神时对生命的热爱，其中洋溢着作家作为人与社会成员的良知和责任以及令人敬仰的人道主义情怀。朱力亚公开出版自己日记的初衷，是为了“让更多的艾滋病患者得到一个公正的对待，得到公众的关爱和鼓励，不再遭受歧视，不再生活在命运的阴影中，同时也让更多的世人提高警惕，避免再遭受同样的痛苦”〔14〕。还有很多作家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呐喊着、努力着，希望唤起全社会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生命价值和健康权的关注，这些都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灾难降临时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的忧患意识与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