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生态改良途径

大众化阶段甘肃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教育经费的投入严重不足。从《2011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中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为9347.65元，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5125.06元，[2]在全国各省市间处于倒数第9位，远远低于同处西部的陕西、新疆、宁夏和青海等省的生均费用支出。通过比较发现，甘肃省目前的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单一，规模偏低，远远不能满足省内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此外，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及其他经济发达省份，甘肃省地方政府及个人对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能力有限，高等教育负担较重，使得省内高校生不能像东部发达地区高校生一样享用同等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问题之二就是教师的数量、结构和整体质量难以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质量。随着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教师总体数量不足，生师比大幅攀升的弊端显现出来。具体表现为教学、科研的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教学、科研条件设施落后，不能很好地适应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发展的要求，极大限制了甘肃省内高校的发展。

大众化阶段甘肃高等教育的生态失衡现状分析

（一）甘肃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经济结构的失衡

当前甘肃省高等教育是中央和省、市州(企业)三级办学、统筹管理的办学管理体制，高等学校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则形成了“一中两翼”的格局，即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中心的、以陇海—兰新线为两翼的天水陇东和河西走廊高等教育区。甘肃高等教育经过十多年的跨越式发展，虽然实现了专业数量、在校学生数、校区面积及校舍建筑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但在谋求快速发展中却带来了教育资源的大量稀释，部分生均教育资源明显不足、生师比居高不下、高校贷款规模过度发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3]高等教育的质量、规模、结构和效益已处于一种失衡的边缘。此外，高校本身学科设置不合理，大多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需求模式，严重滞后于目前产业结构的调整，滞后于当前市场变化对人才的需求。[4]

（二）甘肃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社会结构的失衡

美国社会学家科林斯在其《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中对“知识精英统治”的文凭社会持批评态度。科林斯发现，并不像知识精英统治论者所说的，真是因为教育带来的知识和技能的差别而划分的社会阶层，这种高文凭高报酬的教育与分层体系只是一种神话。他指出，教育所包含的各种文凭和文化资本已经成为获得更高收入和权力的工作的必要条件。事实上，现在的大学生竞争的不是专业本身的稀缺性，而是专业背后所代表的社会地位的稀缺性。[5]以甘肃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为例，不同阶层、家庭背景存在明显差别。占人口90%以上的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考试竞争中显然处于劣势，名牌大学、重点大学和热门专业中来自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比重远远超过其他阶层。同时在教育常规统计中发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高校“录取规模增幅”，以及高校内“专业比例变化”这几个数据之间的共变系数很小，它们的相关性很弱。这表明，高校各专业的学生就业率并没有对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调整发挥信息引导作用，同时高校所设专业缺乏灵活弹性的体制来应对社会结构的需求。如果教育系统没有建立对社会结构信息的反应能力，就会出现就业率较低的专业反而出现招生率较高的现象。

（三）甘肃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高校人才结构失衡

近年来，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得到了迅速发展，高校对教师的需求量加大，造成教师数量一度短缺。相对于东部沿海和发达地区的高校而言，由于经济、文化因素和教育办学条件的差异，高学历毕业生不愿留在条件艰苦的甘肃地方高校任教，有些热门专业很难吸引研究生，因此每年在招聘新教师的问题上，难以避免“近亲繁殖”现象，造成西部地区包括甘肃在内的高校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的比例有所回升。[6]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高校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人数已超过86万，占全国高校专职教师总数的63.3%。年轻教师多，说明队伍有活力，发展有后劲，但青年教师的成长需要有一个不间断的培养过程，如果不能尽快地采取措施进行后续培养，在一定时期内学校的教学质量就难以得到保证。此外，高等教育的扩招还直接影响到民办高校的人才流向。由于种种原因，优秀教师大都进入公办高校，民办高校教师主要是公办高校退休下来或进入不了公办高校的人员。和公办高校相比，师资整体水平较低，结构严重不合理，从年龄结构上看，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态势，年富力强的中年教师很少。从职称结构看，高职称适龄专职教师（非退休教师）很少。从生师比看，总体较高，个别学校达到60:1甚至更高。[7]

大众化阶段甘肃高等教育的生态改良途径及措施

（一）拓宽高等教育投资渠道，调整优化教育

资源配置结构，发挥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和结构效益首先，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渠道筹措为辅的体制，加大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保障普通高校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必要经费，促进甘肃高等教育持续协调发展。其次，加快甘肃地方经济，促进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结合。通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强化地方政府的财力，最终促进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经费投入。在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积极帮助高校开拓资金筹集渠道，特别是推动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结合，使得甘肃地方高等院校通过教学科研活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获得有效的外部资金支持。[8]再次，充分利用已有的教育资源，挖掘现有高校校舍、食堂、教室、实验室、体育馆等设施的潜力，加快高校后勤社会化进程，积极发展职业技术学校、民办高校和其他办学形式，加强民办高校的师资力量、办学质量，提高管理水平。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因此高等教育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和科研成果的需求情况。凡是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才和科研成果，就应积极地进行培养和研究。只有这样，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同步进行，教育也才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反之，教育就游离于社会经济发展之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构建和优化合理的高等教育分流结构和类型

为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势在必行。众所周知，各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都经历了一个由单一本科教育向研究生层次教育与专科层次教育两端扩展的过程。我国当前的流层结构可为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三个层次。[9]我省目前高等教育分流还未形成一个较为合理的分流层次、类型和形式。基于省情，应大力发展有甘肃地域特色的高职高专教育，稳定发展本科教育，积极扩大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大力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努力提高成人高等教育质量，使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能各安其位、各尽其职，逐渐形成和谐共存的终身高等教育体系；同时着重强调学科专业市场的适应性，努力培养视野开阔、善于决策的经营管理人才，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高新技术人才，有必要的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职业型人才；大力促进省内的民办高等教育，加快推进边远地区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传播手段，使高等教育资源实现最大程度和范围的共享。[9]

（三）改善和转变政府职能及管理方式，彰显高等教育的社会公平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的思想就蕴涵着教育公平的深意。如果教育不能指向社会公平，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就与教育的初衷相违背。因此，为每个人提供尽可能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保证社会公平的重要机制。现代社会人们受教育程度与其职业、收入、社会地位呈正比例关系，特别是在当今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社会个体的发展前提。只有坚持教育公平，赋予每个受教育者相同的受教育机会，才能使社会成员的潜能、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开掘、激发和释放。[10]因此，加快甘肃高等教育发展，最大程度地实现高等教育的社会公平，是建设人力资源强省、有效缩小东西区域发展差距、促进省内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作者：王晓红 单位：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