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和经济的关系精选(九篇)

第1篇：大众传媒和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新闻媒介 民众相互关系 中西比较

中西方的新闻媒介根植于不同的社会环境，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也形成了不同的工作传统。在与民众的关系上，中国新闻媒介以“教师”姿态向民众传递思想文化，与其形成鲜明的“师生关系”，西方新闻媒介则与民众结下了深厚的“伙伴情谊”。

中国新闻媒介与民众的“师生关系”

中国的新闻媒介是政治的产物，从萌发到现在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统一思想、传达政令是其主要功能。正是这种权威的政治训导机能和独特的引领思想的作用，形成中国新闻媒介与民众特有的“师生关系”。

中国的古代报纸主要有三类：朝廷官报、非法民报（小报）、合法民报（京报）。①官报（邸报）产生于唐朝，它的编发主要是宣达皇命、统一思想、维护中央集权。北宋时出现了非法民报――小报。小报以刊登朝廷政事和宫廷消息为主要内容。明朝后期出现了合法民报即《京报》，这是一种以刊载朝廷官文书为主要内容的可以公开出版发行的民营报纸，②基本上也是传达朝廷政令。

由此可见，中国的新闻媒介一开始就被统治阶级作为政治工具运用，以高于民众的姿态传达政令、教化民众、统一思想，以维护封建集权统治。

近代，由传教士创办的中国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问世，此后陆续出现的在华外报在“宣传教义”的同时，也将西方的科学知识引入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华外报充当了中国民众“近代文明”这门课的“教师”。

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主要是宣传政治主张，开展政治运动，出于改良和革命两条政治路线，近代中国出现了两次办报高潮。梁启超提出了报纸的五功能说，认为报纸具有“开民智、兴民权、陶民德”的作用，报纸这种独特的传播工具可以提高民众的综合素质，统一对民众进行教化，这是对媒介与民众“师生关系”的第一次明确认识。孙中山认为报刊是“舆论之母”，不仅可以宣传革命思想，还可以表达舆论、影响舆论，甚至制造舆论，教化并领导“后知后觉”的民众。孙中山的“舆论之母”论，标志着中国新闻媒介与民众的“师生关系”以理论的形式正式出现。

进入现代社会，媒介的“教师”角色依然在延续。在国共两党进入了政党报刊对抗期，双方都试图通过创办报刊控制媒体、引导舆论、教化民众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在一系列的新闻实践中确立了“全党办报”的方针，坚持群众办报路线，强调新闻传媒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重视媒体的为群众服务功能。同志强调新闻工作要以人为本、在与群众互动中形成社会共识，这把新闻媒介与民众的“师生关系”引向更为和谐的发展道路。

从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与民众之间的疏离关系，到近代影响、制造舆论的“舆论之母”，再到新时期的坚持“以人为本”，中国的新闻媒介一直扮演着教育民众、引导舆论的“教师”角色。

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众的“伙伴情谊”

西方的新闻媒介不是权利的产物，而是基于市场的需求而产生发展，为了生存的需要，它始终要保持一定的自由，考虑民众的利益，代表民众对国家公共事务和社会现象进行监督，与民众达成良好的“伙伴”关系。

古罗马时代出现了以撰写新闻信为业的人，新闻信的内容主要是金融、商业方面的信息，为贵族、富商等提供服务，获取酬金。因此，西方新闻传播事业的开端是以受众的信息需求为驱动力，通过提供新闻信息获得经济利益。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报纸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早期报纸的出现；资产阶级革命与近代报纸的创始；工业革命与“廉价报纸”的兴起。③

公元15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地中海沿岸萌芽，早期报纸以手抄小报的形式出现。手抄小报最早起源于意大利的威尼斯，是为了适应商人和航海业主了解行情、交通信息的需要而出现，是西方近代报业的雏形。这些早期的新闻传播者“以顾客为上帝”，按照受众需求收集信息，形成了新闻传播与受众之间基于经济利益的“伙伴情谊”。

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西方报刊进入政党报刊时期，大多数报刊为了各自政党的利益而卷入了政治、社会问题的混战。此时，新闻媒介与民众的“伙伴情谊”被略微削弱。但在争取出版自由方面，民众与新闻媒介仍以“伙伴”的关系团结作战，美国国会于1789年颁布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

工业革命后，西方报业进入了大众报刊时期，大批以广大下层市民为对象的廉价报纸诞生。廉价报纸按照商业原则组织，自主经营，不接受政党津贴。报纸间的竞争使得新闻从业者必须从受众的需求出发，办民众喜欢的报纸，以赢得更多广告支持。但这种过于密切的“伙伴情谊”和对高额利润的追求，使得报纸一味迎合某些民众的低级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黄色新闻的泛滥。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西方报纸进入了垄断报团时期，这一时期报纸的主流是企业化报纸。企业化报纸基本上承袭了大众化报纸的办报传统，报纸成为了以普通民众为对象的特殊商品，并且继续与民众保持着良好的“伙伴”关系。

从新闻传播活动发端到现代垄断性传媒集团的出现，西方的新闻媒介与民众始终以“伙伴”关系进行信息的交易活动，互赢互利。西方新闻媒介始终以“维护资本主义的宪法和法律、追求舆论独立、代表公众行使监督职能”为奋斗目标。

中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众关系差异的原因分析

中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历史因素和经济因素，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因素。

中西方新闻传播业的历史发源不同。中国新闻传播业产生于封建集权时期，不论是官报还是合法民报，目的都是为了统一思想、教化民众，维护封建统治。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完全是为了警醒民众以救亡图存，现代的无产阶级报刊需要起到舆论引导、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中国的新闻媒介始终是以“教师”的身份出现，发挥着对民众的指导和组织作用。

西方的新闻传播业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催生了古代西方的新闻传播业。西方的近代报刊也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而诞生，尤其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报业资本家为谋取高额利润而办报，报纸必须与读者结成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否则将无法继续生存。

正因为我国报刊自诞生起就高于民众，发展时期又不得不以“教师”的角色教育、领导民众进行革命斗争，最终形成了与民众之间的“师生关系”。而西方媒介从一开始就与民众处于平等地位，在发展过程中也注意贴近民众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形成了与民众之间的“伙伴”关系。

中西方新闻媒介的经济基础不同。中国的新闻传播业产生于封建经济基础之上，从一开始就被精明的封建统治者纳入其管理体制内，封建统治者利用报纸维护中央集权统治，这种统治是以压制民间自办小报和同化民众思想为具体手段的。进入近代社会，中国又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经济条件和社会现实下，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以报刊为工具，以“先知先觉”者的姿态领导中国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新闻媒介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在推动经济发展、引导人民思想、培育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积极以权威姿态进行舆论引导。

西方的新闻媒介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之上，成为私人经营的产业和经济实体，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首先是经济上的独立，报业的主要经济来源为广告收入，不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经济上的独立直接促成了政治上的独立，各家报纸既不从属于某个党派，也不属于政府，因此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可以独立行事。④由于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广告收入，新闻媒介需要争取更多的广告商，而广告商选择媒介的首要标准是看报纸是否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因此，为了争夺广告商，媒介必须充分深入了解民众，提供民众需要的新闻信息。基于经济利益，西方的新闻传播业与民众形成了类似于“卖家和买家”的平等的伙伴关系。

中西方新闻传播的思想文化不同。中国的新闻媒介一直以政治和社会利益为主，并不计较赢利，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历史责任感和对民众的思想教化功能。而西方的新闻媒体受资产阶级革命观念的影响，注重新闻媒介的舆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最大程度上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重视集体、服从权威，封建时期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政令有着无人撼动的威慑力，对皇权统治的无条件顺服，使得古代的新闻媒介跟统治阶级的地位一样有着自上而下的统治力。近代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尖锐，传统的“家国”观念使得一批有志之士利用报纸巨大的舆论功能，进行了一场救亡图存的运动，也由此形成了“政治家办报”的传统。因此孙中山提出了“舆论之母”论，强调报刊的舆论教化功能，忽视了报刊传递信息、监督社会等功能，此论断虽不乏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些政治家对报纸“教师”地位的确认。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由于新闻媒介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仍然需要强调新闻媒介对民众的教育和舆论引导能力。

17、18世纪，西方通过启蒙运动确立了自由、平等的思想体系，资产阶级革命又使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强调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有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自由地表达主张和意见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新闻媒介存在的价值并不是引导和教育民众，而是为民众提供需要的新闻信息，代表民众行使监督权，成为公众权力的代表者。换言之，西方的新闻传播业是民众殊的一员，虽然它能代表民众发言，但并不高于民众，并需时刻维持自己的“伙伴”身份，否则就可能被民众抛弃。

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中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众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评判孰优孰劣。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新闻传统，这也是各国历史的选择。总之，“师生关系”和“伙伴情谊”都在各自的社会结构中发挥作用，稳定各自的社会秩序。

注释：

①②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l页、第27页。

③张隆栋、傅显明：《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④吴廷俊、章晓芳：《传者本位与受众本位――解读中西新闻传播运行机制》，《新闻爱好者》，2002（9）。

参考文献：

1．刘夏塘主编：《比较新闻学》，北京：背景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柯艺：《政治本位与经济本位――中西新闻传播动力机制比较》，《新闻爱好者》，2007（6）。

3．童兵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第2篇：大众传媒和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传媒经济 媒介权力 权力经济

一、传媒经济的本质

“传媒经济是以传播媒介为中心或为主导而形成的各类经济活动的总称”；①“传媒经济就是传媒产业或行业对资源配置、财富生产与消费的抉择及其后果”。②上述两种对传媒经济的界定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指出了传媒经济的中心是传播媒介，必须以媒介的运作为基础；同时，也暗含了传媒经济的范围和具体形态是很广泛的。

在众多的具体形态下，传媒经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随着传媒实践的不断发展，传媒理论探讨的不断深入，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不断变化。较早产生的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传媒经济是注意力经济。对此进行较早探索的是美国学者达拉斯·斯麦兹，1951年在研究传媒经济运作规律时，他就曾指出“注意力经济”这一概念的实质；随后加拿大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二次售卖理论”，指出传媒在第二次售卖中出售的是受众的注意力资源，而这才构成了传媒经济的主体；1997年美国著名杂志hot wired上发表迈克尔·h·高尔德哈伯的《注意力购买者》一文，其中明确提出“注意力经济”这一概念；在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约是从1999年开始的。随着传媒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2001年前后网络经济的萎缩，人们对“注意力经济”这一观点产生了质疑，在探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观点，即认为传媒经济是“影响力经济”，主要以曹鹏、孟锦、喻国明等学者为代表。在新近出版的《现代传媒经济学》一书中，吴信训等学者又提出“传媒经济是舆论经济”的观点，认为“传媒经济在本质上是因传媒所特有的舆论功能决定其自身行业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换句话说，是指传媒产业在本质上运用影响舆论、形成舆论，并发挥舆论影响力的规律实现其经济行为与目标的特征。”③

分析“注意力经济”和“影响力经济”的关系，可以发现：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只有先凝聚了足够多的注意力才会产生影响力；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拓展与升华，将注意力的范围缩小到具有影响力这一领域内，有影响力的注意力才是有效的，因而在实践中，就出现了“控制发行”、“提高收视质”等具体的操作方法。实质上，这两种观点都是从媒介所吸引的受众的角度来分析传媒经济的本质的；而舆论经济则是从媒介自身的功能这一角度出发，指出正因为媒介自身所具有的形成舆论、引导舆论的功能才导致了注意力、影响力的出现。相比较而言，舆论经济似乎是更本质化的观点，但是如果进一步深究的话，媒介为什么具有形成舆论、引导舆论的功能？这种功能又来源于何处？归根结底，媒介的功能、媒介的影响力都源于媒介的权力，媒介拥有话语权等各种权利性资源。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相信媒介、使用媒介、依赖媒介，从而媒介才能引起注意、引导舆论、发挥影响作用。所以基于以上推理，我们认为：媒介经济是一种“权力经济”，是基于媒介权力的运作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媒介权力转移或扩展，媒介经济也会转移或扩展。

二、传媒经济的产生、发展与现状

从理论上说，当以赢利为目的的传播活动出现时，传媒经济就开始诞生了，尽管当时的形态可能还很不完备。人类传播活动发生了三个重大的转变：其一，由单纯传输信息为目的转为以商业上的赢利为目的；其二，由为少数上层人士服务转为为广大民众服务；其三，由偶尔为之转为固定的专业化的操作。从这时起，传媒市场便开始出现，传媒经济也开始萌芽，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传播媒介的变革，传媒经济也不断发展，其形态日臻完善，范围日趋扩展，不断走向成熟。

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是报纸，传媒经济的最初形态也就是报业经济。报业经济为何能够产生并迅速的发展起来？不可否认，这与报纸能够吸引注意力、产生影响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些都只是表象。归根结底，报业经济的发展都源于报纸所拥有的媒介权力的运作。报纸以其所占有的稀缺性的资源（先进的机器设备、专业的从业人员、特殊的政策支持等），借助特殊的工作形式，来发挥对个人或社会进行影响、操纵和支配的力量。这种支配、控制作用的发挥正是媒介权力运作的过程，以此为基础形成报纸的权威性、公信力，树立报纸良好的社会形象，从而吸引受众和广告商，提高发行量与广告收入。扩展开来，报纸可以借助业已形成的良好形象开展多种经营，多元化发展，这些可以看作是宽泛意义上的报业经济，也都是以报纸拥有的媒介权力的运作为基础的（这方面的内容，广播电视经济等媒介经济形态与此类似，不再一一赘述）。

随着网络媒介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末掀起了一股网络经济的热潮，其中一部分就是网络作为传播媒体而形成的传媒经济。随着手机的普及，其作为个性化媒体的功能也开始显现；数字电视的进展也有望使其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网络式的多媒体，并开始显露商业上的巨大价值。

新媒体的出现不断丰富充实着传媒领域，也使传媒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样地不断丰富和完善。据全球最大会计师事务所——美国普华会计师事务所2002年公布的《全球娱乐及媒体业展望：2002——2006》的数据，到2006年，全球娱乐及媒体业的总体经营收入将达到13693亿美元，年度平均增率将达到5.2%，而传媒业收入届时将达到11706亿美元。

从传媒经济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随着一种新媒介的出现，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具体的传媒经济形态，并与已有的传媒经济形态共同发展。为什么报业经济之后还会出现广播电视经济？表面上看，是广播电视这两种物质实体或者说两种新的传播手段的出现导致了广播电视经济的产生；而实质上是媒介权力的转移与再生的结果。当报纸一统天下时，只有报纸拥有这种媒介权力，传媒经济也只有报业经济这一种形态；当广播电视出现后，它们作为传播媒介同样拥有媒介权力（这种权力可以看作是从报纸那儿转移过来的，也可以看作是随着新媒介的产生而自然再生的结果），基于这种权力的运作而产生了新的媒介经济形态。所以，是媒介权力的转移或再生催生了新的媒介经济形态，促进了传媒经济的完善和发展。

三、媒介权力产生的原因

媒介权力为什么会产生呢?公众与媒介之间为何会形成这种“契约”似的关系呢？

第一，大众与大众社会的出现。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机器化大生产逐渐普及，打破了原始部落化的那种社会关系，社会成员失去了统一的行为参照系，变成了孤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即所谓大众（mass），组成大众的个人以专业的方式相互联系，缺少统一的价值观和目的，非人格性在相互关系中盛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机器而存在，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越来越少，个体充斥着一种孤寂疏离感。大众社会中机构庞大、集中、缺乏人情味；人与人的关系大都肤浅、局限而又短暂；个人在这种社会中常常感到寂寞、忧虑、无依无靠……工业化的城市是一个非人情的社会，个人之间是被分割的，而不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个人感到不安。除了与机器的亲密接触外，个体之间很少有互动与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媒介适时而生，不管是报纸上的情感交流文章，还是广播电视中的谈话聊天节目，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个体倾诉交流的需要，使感情得到了宣泄，尽管这些内容的互动性并不强。随着媒介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媒介的依赖性愈来愈强，新兴的网络媒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俘虏了人类，虽然网络只是处于一种工具性的从属地位。

此外，人们依赖媒介也是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各种复杂的问题，人们需要大众媒介来提供相关的信息以及一些必要的观点和见解，从而获得个体生存发展需要的各种信息。

第二，科技的发展进步，各种传输设备的出现使得媒介得以具备行使这种权的能力。“客观上，媒介技术发展造成的信息落差是媒介权力产生的基本条件。马克思和麦克卢汉都认为：信息技术编织着权力的关系。”④麦克卢汉曾说过“媒介即讯息”，“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所引发的社会的某些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它带给人类的讯息。”⑤一种新的媒介出现，可以将信息传播的速度极大提高，传播的范围极大的扩展，除去旧的媒介所能传播的范围和所引起的影响之外，其余的传播范围和由此引起的影响就应归功于新的媒介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媒介本身就意味着信息。

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媒介工作者受到过专业化的训练，具备筛选、加工信息的能力，有时甚至能提供一些权威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媒介工作者的数量相对大众而言，毕竟所占的比例很小，他们所选择加工的信息也只是海量信息的一部分，提出的意见也只具有相对的权威性，换句话说，媒介所提供的内容是有限的。媒介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关键就在于它能够将这有限的内容传播到近乎无限的空间（受众是一个弹性很大的群体）中去，传播的范围愈广，造成的影响就愈大。传播范围的扩展根本上取决于传播媒介的进步。比如，网络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时空的界限，网络同时具有了“时间空间的偏倚性”，⑥其影响较之传统媒介大大地增强了，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技术的进步。

此外，单向传播的模式也加强了媒介权力。“媒介权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身机构的特点，这就是它的单向传播性，表现在大众传播所传递的信息是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流向受众的……信息只能由传播者一方流向受众那一方。”⑦虽然现在各种媒体都在强化自身的互动能力，以吸引更多的受众，满足其互动参与的需求，尤其网络媒体的互动为人所称道；但是这种互动是建立在媒体占踞绝对主导的情况下的互动，受众虽然有选择频道的主动权，但频道的内容却是他们无法控制的，他们只能主动的选择被动的接受何种内容。

第三，国家政府的支持。在现代社会，媒介不仅仅是一个传播信息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种强大的思想控制武器，维护统治的强有利的手段。阿特休尔在分析西方新闻传播制度时指出“广电也许是迄今为止所能设想出的社会控制最有效的工具”，因为“广播电视主宰人类生活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传播媒介，这一事实是无可质疑的。”⑧所以，国家往往给予媒介很多的政策支持和特权。

在政府的支持下，媒介获得了更多的“权力性资源”，拥有这些特殊的资源是形成媒介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源泉。

四、传媒经济是“权力经济”的意义

在探讨传媒经济是“权力经济”的意义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两个定义。

其一，媒介权力是现代传播媒介对个人或社会进行影响、操纵、支配的力量，这种力量具有事件得以发生和影响事件怎样发生，界定问题以及对问题提供解释与论述，由此形成或塑造公共意见的种种能力。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媒介权力是以一种工作上的职能权力的形式出现的。这种权力是以维护公众的权利为宗旨的，也是以公众的权利要求为存在前提的。

其二，“权力经济”其实就是基于某种权力的运行（工作劳动）而形成的一系列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的总称；权力经济仅仅是从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因的角度分析而做出的一种概括，权力经济并非来源于权力与利益的直接交换，而是来源于个人的劳动。在传媒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媒介工作者为满足受众的信息、娱乐等需求，在职权范围内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从而也获得了公众的注意力，在公众中形成了影响力，树立了威信，以此为基础获得广告收入及其它各种经营收入，来报偿工作中付出的劳动（也包括其它一些先期的投入）。传媒经济正是在这种过程中以媒介权力的运行为基础产生的。

基于以上两方面，将传媒经济定位为“权力经济”就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

第一，有利于传媒权力的维护和制约。正因为传媒经济是权力经济，所以在实践中，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媒介的权力，保证其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要注重对媒介权力的监督与制约，防止权力的异化和滥用，造成一些不良后果。

对媒介权力的维护，最有效的一个途径就是制定相关的法律，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界定和保护。

另一方面，对媒介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也是必须的。媒介权力的控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自律和他律。在两者之中，“自律”处于一种更根本的地位，主要通过培养媒介工作者的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来实现，加强行业自律。“他律”主要是来自法律的约束、政府的控制和公众的监督，三者之中，法律的约束是根本，政府的控制是关键，公众的监督是补充，缺一不可。

第二，“传媒经济是权力经济”的认识有利于提高现有传媒的运作水平，促进传媒经济的发展。尽管目前我国传媒市场上的竞争表现得非常激烈，有时甚至是不惜血本的恶性竞争；但是这些大多是一种低水平的同质化的竞争，市场上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强势品牌。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传媒机构没有很好地认识并运用手中的权力。传媒仍是一个门槛很高的领域，政策方面的限制较多，迄今为止，中国传媒业实行严格的进入管制制度，不允许私人办报（台）和传媒集团办报（台），从管制制度的形式上看，复杂的行政审批程序和严格的刊号控制构筑了进入传媒业的非常高的行政性管制门槛。同时，对于已经进入的媒介还有很多的“行为管制”。正因为如此，媒介权力成了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谁掌握了这种资源谁就掌握了一定的经济利益。

“传媒经济是权力经济”这一观点的指导作用就在于：因为传媒经济是权力经济，所以要促进其发展就必须适当放宽传媒领域的准入资格，减少相关的政策限制，允许更多的业外人士和业外资本的进入。200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了《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媒体政策正式开放，从此民营资本得以名正言顺的进入传媒产业。但是，遵循党和国家对传媒产业的一贯政策，可以开放处于传媒产业链下游的发行、广告、印刷，对内容制作等环节坚决不放开。

此外，有几点需要澄清的认识是：其一，现实社会中，不同媒介享有的媒介权力的大小和媒介权力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其本质都是统一的，即媒介对个人或社会进行影响、操纵和支配的力量，形成和引导公共舆论的能力。其二，传媒经济的本质只有一个，是“权力经济”，但这并不会抹煞不同形态的传媒经济的个性特征，并不否认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其三，传媒经济的本质是一致的，但这并不代表不同形态的媒介经济的发展会同步，同一媒介经济形态下的不同媒介组织的发展会同步。因为除去本质的相同之外，还有众多影响其发展的外部因素。

注释

周鸿铎：《传媒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第3页。

吴信训,金冠军,李海林等：《现代传媒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第22页。

徐卫华：《论媒介权力的来源与特征》[j]，《潮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张咏华：《媒介分析：传媒技术神化的解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加]英尼斯：《传播的偏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77页。

第3篇：大众传媒和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媒消;费主义文化;变异

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传媒是消费主义文化不断传播的重要途径，而消费主义文化在传媒中的不断深入，使得传媒发生消费主义文化的变异，给传媒行业、传媒市场等的发展带来极大影响。因此，在经济不断向者全球化趋势发展的情况下，对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文化变异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和购买欲望，最终促进消费主义文化的全球化、现代化发展。

一、新闻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运作理念

一般情况下，新闻传媒市场理念、新闻专业理念这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新闻专业理念主要是以为享受信息知情权的民众提供相关信息和表达自己观点与看法的平台，因此，新闻兼职主要是由民众的参与度和责任意识来决定的。与其相比，传媒市场理念中的受众一般是指消费者，通过传播各种信息的方式来吸引更多消费者和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因此，新闻运作需要对消费者的趣味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上述形式的传播价值观在我国媒体市场化进程中得到了应用，在对经营者、经济主体等进行明确的情况下，报刊正向着商业化发展，经营媒体也在逐步向着媒体运作理念方面发展。

在传媒不断向着市场化方向推进的情况下，消费主义文化成为了重要的推销者，以在对消费者的消费情况进行经济性计算的基础上，使商业逻辑在新闻传播中不断推广，最终成为新闻传播活动有序进行的重要动力，最终导致新闻传播被物化的情况出现。消费主义文化在西方经济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存在的价值是较为普遍的，并且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体系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文化已经演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目的。消费主义文化作为一种人们生活的方式，已经逐渐成为生活中的重心，对消费的理解也是越快越深化。当前西方国家人们在进行消费的过程已经不是简单的为了现实的需要而进行消费，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进行的消费。

随着我国新闻事业、传媒事业的不断发展，消费主义文化的传播，给传媒的社会角色转变带来极大影响，最终发生根本性的变异，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还是市场化发展的推销者、环境监测者等，在满足消费者消费欲望上有着重要影响。根据新闻传媒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其在推销自身产品的过程中，将新闻和相关信息及时的传播到民众的手中，使得传媒成为储存各种信息的超市。与此同时，传媒在消费主义文化下进行“二次售卖”，不仅可以将信息传播给民众，还能将广告商的眼球吸引过来，以达到宣传、推销的真正目的。通常情况下可以将社会消费、传媒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次售卖的情况下，能够给二次售卖提供相关服务，传媒所获取的利润都是来自二次售卖。

二、新闻传媒的相关制度

在采用市场化发展模式作为传媒的运行思想的情况下，需要注重相关制度的合理制定，这样才能为新闻传媒正常运作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依据。因此，新闻传媒的制定发生了一定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经营部门地位得到提升、绩效评估体现更加完善两个方面，以消费主义文化理念来运作媒体，就需要有相应的制度进行充分的保障，对此媒体的制度安排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主要表现在各个经营部门地位的上升和系统评估体系的变化方面。在实践过程中，经营部门地位的不断提升是传媒在市场化发展情况下，所有制发生转变的体现，例如：报纸方面的经营情况，传统经营模式下采编人员和经营人员的比例是2/8左右，并且，经营部门相关人员数量较少、整体素质水平较差，在实施总编辑负责制、社长责任制的基础上，总编辑、社长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无法有效协调的状态。虽然我国对报社方面的管理机制进行了一定改革，使得社长、总编辑、总经理的位置处于同一等级，但是，在传媒市场化发展趋势下，传媒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这种管理制度大大影响了传媒经营的实际效率，因此必须注重相关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才能真正实现传媒的市场化发展。

根据传媒市场化运作的整体情况来看，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实现发行、内容和广告等的互通是迫切需要完成的，把整合营销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才能真正消除传媒企业内各个部门之间的障碍，最终建立起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与此同时，将新闻中的各种信息作为传媒市场化发展的重要标准，根据新闻传媒市场化发展的各种需求，制定合适的奖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才能促进媒体绩效评估体系更加完善。目前，节目、栏目等类型的媒体在进行评估时，需要注重发行量、阅听率和收视率等，例如：将收视率作为电视台的重要评估指标，采用收视率末位淘汰制的方式，不仅可以增强电视节目的趣味性和感染力，还能提高各种灾害新闻、时事新闻、娱乐新闻等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等，最终保障受众群体能够获得质量较高的信息。另外，在对媒体内容的生产者进行绩效评估时，需要根据编辑、记者的实际工作情况、受众的反响、部门领导的评价等进行合理的考核，以确保记者和编辑等获得的绩效评价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全面性。

三、新闻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主要流程

（一）新闻传媒消费主义的受众定位

在传媒市场化发展的过程中，传媒产品、市场商品的正常销售，需要对受众定位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为受众提供优质服务，从而提升传媒的经济效益。当前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思想、习惯也逐步发生着转变，传媒内容的生产流程也在发生改变，从整体上呈现出逆推的趋势，使得其生产决定消费向着消费决定生产的方向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与受众定位有着极大联系。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媒体逐步以获利为主要动力，并且，广告盈利模式已经在媒体市场化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将广大人民群众设定为受众群体的情况下，可以很好的满足商家对受众群体数量的要求。

在媒体专业理念的运作过程中，受众是享有信息知情权的公民，即受众是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其包括了报刊和书籍的阅读者、电视观众、广播听众、网民等等，受众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体，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就是具有社会多样性的人，传媒应该为受众的民主参与提供信息支持和表达的平台。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理念的受众被定为“消费者”，并且强调传播的内容对受众的吸引力和满足受众信息消费的欲望，因此媒体运作要贴近受众的思想和生活，去迎合受众的兴趣和爱好。这种传播价值观已经逐渐的被我国市场化媒体所应用。与此同时，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受众群体也成为了传媒的主要定位方向之一，充分体现出消费主义文化所具有的优势，这对于提高传媒的经济效益有着极大影响。

（二）消费主义涉及的题材的合理选择

根据相关数据和调查显示，题材的合理选择与传媒内容的生产成本、吸引力、市场风险等有着直接联系，必须以受众群体的兴趣为基本前提，才能在保障小风险、低成本的情况下，获得高回报，做到真正推动传媒市场化发展。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有关学者提出了选题的思维空间原则，给传媒节目的题材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传媒的服务质量。但是，受到交通、距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传媒内容的生产成本、报道难度等会存在差异性，因此，在降低市场风险的情况下，媒体需要选择与政府部门

联系较小的社会学话题，尽量选择与民众生活比较贴近的热点，才能真正从社会大众的角度出发，从而保障传媒的经济利益。

（三）消费目标的合理确定

在传媒市场化的过程中，消费目标的合理确定，才能保证传媒内容的正常生产。目前，传媒内容生产具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根据可消费性来进行报道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另一方面是，将传媒生产流程和商业流程有机结合在一起，以达到同时传播信息、宣传和推销产品的目的。因此，根据实际情况，以消费主义文化为基本前提，合理的确定消费目标，才能与受众群体的口味相匹配。

（四）传播内容和商品的融合

在不断推进传媒市场化发展的情况下，注重传媒内容和商品的融合，是社会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推动传媒行业长远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在制作各种节目和栏目等时，将商品销售与栏目内容和节目推广相结合，如在少儿节目中，插入与儿童学习相关的商品的广告，不仅可以其到宣传商品的作用，还能提高商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最终增加传媒带来的销售业绩。由此可见，对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趋势、消费能力等有比较全面的分析，并根据传媒市场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强传媒内容和商品的融合，对于提升传媒的整体效益有着重要影响。

四、新闻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叙述模式

与一般的新闻相比，在受到新闻可消费性特征影响的情况下，新闻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叙述模式在叙事方式、叙事态度、叙事风格等方面有着一定差异。在消费主义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传媒的趣味性、价值规范、操作方式等都发生着巨大变化，特别是在迎合大众口味、辟谣官方传言等方面有着巨大转变，最终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不断向着市场化方向发展。

总的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可消费性的强调。在故事性较强的信息上，采用合适的叙事方式，不仅要对故事的内容进行合理分析，还需要对故事的传播、组织等进行深层挖掘，才能真正体现新闻的价值。例如：比较著名的电视栏目“探索与发现”，将整个传媒内容定位在娱乐性的纪录片这个层面上，通过叙述故事的方式来呈现纪录片的内容，从而增加这个栏目的趣味性和可看性。因此，采用这种叙事方式，通过将历史、地理、自然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联系到一起，不仅有利于观众了解各方面的知识和信息，还能增强这个栏目的感染力、影响力等，最终达到提升传媒效益的目的。

二是，具有一定严肃性特征的题材在选用时，需要注重叙事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在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构建的大环境下，传媒市场化发展是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的实际需求，因此，在选择具有严肃性特征的题材时，必须采用合适的叙事手段，才能避免社会秩序紊乱、误导等情况出现。例如：在“焦点访谈”这个电视栏目中，将当期社会发生的热点新闻以故事的方式讲述出来，不仅不会给民众带来不良影响，还能达到增强民众社会意识、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等多方面的作用。

三是，叙事模式的转变与媒体的风格定位、整体内容、自身情况等有着极大联系。因此，需要根据社会发展趋势、各种焦点和热点新闻等来确定故事的选用，才能在市场经济水平快速提升的情况下，满足消费主义文化的发展需求，最终推动我国传媒不断向着市场化方向发展。根据传媒不断发展各个阶段的相关分析可知，消费主义文化带来的影响，使新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仅解放了中国新闻生产力、实现新闻民主化，还推动消费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相适应。由此可见，传媒市场化发展与消费主义文化有着极大联系，不仅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还能及时消除传媒运作各部门的沟通障碍，最终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逐步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最终推动我国媒介经济实力不断提升。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传媒不断向着市场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发挥着重要宏观调控作用，因此，在不断加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力度的情况下，新闻传媒出在消费主义文化下发生的变异，必须在对我国基本国情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的基础上，制定合适的市场制度、树立正确的运作理念和采用合理的叙事模式，并不断完善考核体系和评价体系等，才能真正满足消费主义文化不断发展的各种需求，最终推动我国传媒事业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辽宁理工学院（原渤海大学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第4篇：大众传媒和经济的关系范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市场经济与传播模式着眼，论述了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负面效应和对策，启示媒介工作者引进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大众传播模式。［关键词］机制市场经济传播模式产业化负面效应对策“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广阔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因素在时机成熟时怎样去改变一个行业的命运。”——［美］乔治·索罗斯每一个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传播理念、传播模式和传播方法。目前，我国传媒业的传统观念、模式、方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以传播者为中心逐渐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由着重理性教育向注重理性教育和感情沟通相结合转变；由单向灌输向双向交流转变，受众的参与程度也随之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这些变化既是市场经济大背景的作用，同时也促使传媒业必须从深层体制上继续改革。所谓体制，从哲学角度讲，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结构方式，而结构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系统机制和功能的不同。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讲，体制就是生产关系。目前媒介改革的主要矛盾就是媒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表现出的不协调，所以媒介产业化运作的改革才是根本的改革。以往那种由国家包办、单一的投资体制已经不能满足媒介迅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媒介合理机制，迫使媒介主动接受市场调节，由单纯宣传型向宣传经营型转变。从资源角度来说，媒介的形象、人员、设备等有限的资源应该纳入市场轨道，在市场经济中表现价值。过去办节目不计成本，不管效益的做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自收自支、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负盈亏的产业化运作企业化管理机制已经开始引入媒介系统，并且成了调整传播模式天平的重要砝码。以下本文将从市场经济与传播模式的变迁、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媒介经营带来的负面效应等方面展开论述，并相应地提出建议与对策。一、市场经济与传播模式的变迁我国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改革与发展，最终于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纵观2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始终是政治变革和文化变迁的前奏。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不仅表现在以经济获利为价值取向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还体现在经济学的话语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使用。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完全可以用“市场经济”4个字来概括当前中国所处的社会大背景。市场经济有5个要素：市场是竞争的主体；有统一的开放的市场，即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并且与国际市场接轨；有完善的市场经济法规；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还要有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自由流通、等价交换，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开放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时效观念等等，势必会促进媒介产业化运作进入更广泛、更深刻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介除担负必须的舆论宣传和控制功能外，还将有大量的传播活动开始受到市场供求杠杆的调节，并由此引发出传播模式的调整。所谓“传播模式”是“通过科学的抽象在理论上把握传播的基本结构、基本过程的基础上，最简要地描述传播的主要成分、传播过程的主要环节及这些成分、环节和有关变量之间主要关系的图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媒介的传播观念闭塞，媒介工作者想象力、创造力匮乏，忽视了受众在传播模式中的重要地位。而随着传媒被推向市场及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受众在新型传播模式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他们对信息的需求和选择有了更大的空间，受众与传播者之间存在着共同追求信息平等关系的趋向。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受众已经不可能简单地回复到被动的地位，魔弹论也不再可能复归。原来那种由传播控制者一厢情愿地发出信息、灌输受众、垄断媒介的日子终将一去不返。”市场运作方式要求传媒回应受众的要求，避免只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也不能以低劣的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同时也可以减少新闻从业者个人偏见的影响，令节目更能切合社会需要。”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传播模式：（见下图）从这样一种崭新的传播模式中我们不难看出，它至少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对自身功能的重新认识——传媒不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灌输思想的宣传工具，而同时也要扮演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角色。这个传播模式与计划经济传播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计划经济力图控制受众的接收状况，把传播内容的无限量扩大视为重中之重，“是一种生产经济”；而市场经济是一种消费经济，在它的传播模式中，受众的接收状况成了传播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传播的归宿。可以说，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的传播模式天平正在经历着一个重要的调整期，而使之更趋完善和丰富的最重要的途径正是规范市场机制、使用产业化运作方式对待传媒的问题。二、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产业通常是指生产经营具有同性质产品的部门或单位，它包括直接生产单位及其他服务性部门，它们按照社会需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进行着各种经营活动。产业化就是根据产业部门的行为规范进行活动，而媒介产品的生产、经营、播出等活动完全按照产业部门的行为规范合理运行即为媒介产业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经济的繁荣发展，媒介的位置不再是类似于政府的职能机构；而是在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同时，也是一个必须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产业实体。盈利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媒介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但是由于媒介产业化运作还处于尝试阶段，并且媒介产品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具有不同于其他普通商品的特殊的市场运作方式，因而目前我国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尚不容乐观。媒介产业化运作与普通商品买卖不同的是，生产商、发行商的利润并不是直接来自消费者，而是来自于媒介本身，而媒介的利润则是通过广告收入来实现。至于消费者，也就是受众，主要是通过购买广告商品完成对传播内容的消费支出，用于媒介产品本身的消费值只是消费支出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媒介传播内容的购销过程比普通商品要复杂得多，其操作难度相应也大得多，加之媒介产品作为“文化商品”，其“文化附加值”的高低因受众的层次、地域及生活方式等差异的影响而有较大出入，所以目前在媒介产业化运作方面出现了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如：1.市场竞争机制出现某些偏差这种偏差来自于信息反应能力不强和价格体系的混乱。商品生产的竞争意识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产品价格和服务质量上。信息反应的迟钝导致媒介产品受市场关注的程度不高，而价格体系的混乱则令定价策略丧失其市场竞争机能。因而竞争意识在我们的媒介产品市场上体现得并不强烈，许多媒介产品只是靠投资商与各大媒体的私人感情得以实现利润，在电视业这一点尤为明显。2.反馈信息的分析处理机制不健全反馈信息的分析与处理是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一环，而目前各类传媒的收视率、阅听率调查、统计、分析与处理仍属于整个体系中较为薄弱的环节。虽然有全国最具权威、最大调查覆盖网的电视调查中心和其他一些外资调查公司的存在，但大多数的所谓调查机构其工作手段仍比较原始，致使我们的市场分析工作处于极不完善的摸索阶段。3.品牌意识和售后服务意识还未真正树立品牌不仅意味着媒介产品的特性和品质，同时也与受众的倾向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媒介品牌是有个性的，它代表着媒介产品或某一产品要素的具体形象。平常我们所说的名编辑、名记者、名主持人、名牌栏目、精品频道以及优秀的CI设计等都属于媒介品牌的范畴。它们在媒体运行中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同寻常的，应该引起业内人士的足够重视。商品的售后服务是交易的延伸，也是商家树立名牌形象的必要手段。媒介产品作为文化商品，其售后服务应根据受众的要求有其特定的内容。目前媒介亟需这方面的思考与动作，这对于占领市场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当然，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媒介产业化运作方式对媒介发展、对传播模式的重新构建，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至少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大众意识的渗透使传播模式的合理重构成为可能，也为传媒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广阔空间。传媒运作将不再仅是传者的主观设计，而是从市场经济规律出发来证实它的“从众性”。二是新闻民主意识的增强。市场运作的主要形式是竞争，对于媒介而言，最重要的是信息竞争。市场带来残酷的压力与动力，使传媒把信息的触角不断向外延伸，在边缘地带发展信息，打破了单纯靠上级指令报道新闻的模式，而把民主监督性新闻以及带有同类意识的节目扩大化。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传媒终将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到产业化运作的行列中，而中国媒介传统的传播模式也将因此而有所转变，其正面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媒介产业化运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是应该引起世界足够的重视并进一步研究解决的。三、媒介产业化动作的负面效应及对策媒介产业化运作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在媒介产业化动作过程中，媒介的领导很难处理好宣传与创收二者之间的关系。大众传媒作为现代化的舆论工具，在搞好宣传，做好政府喉舌方面任务非常之重，但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到在自负盈亏的条件下充实事业经费，满足职工福利方面的需求。并且不少传媒在进行产业化运作中把宣传和创收人员分开，使得这两部分人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也是颇难解决的棘手问题。2.媒介产业化运作对媒介工作者的思想带来较大的冲击，使一部分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某种偏离。其主要表现包括：不能安心本职工作，崇尚拜金主义；受短期利益驱动，不愿进入基层实地调查；内部矛盾增多，相互消耗力量，影响积极性的发挥等。3.节（栏）目设置、信息传播乃至播（刊）出形式、操作方式等受到广告活动的很大影响和制约，潜伏着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危险。在传媒实行产业化运作以后，资源消耗主要依靠广告收入得到补偿，而过分依赖这部分收入会使广告客户在媒介中取得较大的发言权，对媒介施加影响。他们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图对节（栏）目设置、内容选择、播（刊）出形式、时间（版面）安排等提出许多额外要求，而媒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往往会对这些要求作出妥协和让步，这将很可能导致媒介导向上的失误，“使媒介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卫兵”的功能逐渐丧失。4.媒介产业化运作有可能使媒介区域发展不平衡状态更加突出。应当承认，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城乡差别，沿海开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差别都很悬殊。经济水平直接决定了受众的购买力，广告客户更愿意把资金投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这必将使落后地区媒介广告源严重缺乏。同时，广告客户对目标对象的要求与媒介产品的受众对象重合率不断增高也会使媒介在产品内容、形式的选择方面进一步向富裕地区的受众倾斜，这样广大农民和贫困地区受众的收看（听）要求实际上已经无人问津，被“剥夺”了平等参与信息传播和交流的权利，成为备受冷落的受众群体。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尚不规范的媒介产业化运作在带来积极作用、使我国大众传播模式趋向更合理方向转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而寻找出减少和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对策，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传播模式平稳渡过调整期将是摆在媒介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依我个人看法，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着来解决：首先，应当明确，“传播业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畴，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鲜明地表现一定阶级的政治倾向和世界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介产业化运作应该兼顾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属性，并且通过抓主要矛盾、依据有关法规来促成二者的有机统一。对于目前比较突出的宣传与创收的矛盾，不妨在一定时期内仍由政府保证对媒介最低限度的投入，并在发展政策等方面对媒介的产业化运作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这样可以使媒介从业人员获得安全感和基本保障，同时也利于传媒队伍的稳定。此外仍要坚持宣传工作的主置，争取在报道方式、手法等方面多下功夫，不断提高媒介产品的质量，参与市场竞争。其次，承认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媒介产业化运作要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展开、逐步深化，不能急于求成。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尽快制定竞争规范，避免无序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同时提倡科学管理，打破传统的组织结构，建立一个高效、科学的组织结构，设立决策中心、执行系统、监督系统、反馈系统；并由这一个中心、三个系统构成管理活体，以最合理的资源投入，制作出适应市场需要的高质量产品，最大限度地占有受众的收视（听）率，并逐步达到媒介产业化运作的既定目标。第三，高度重视科技与市场的关系。不断把握媒介业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科学技术和手段，“以科技的最新成果挖掘资源的竞争潜力。”同时通过有效的反馈渠道将各方面的信息收集起来，找到潜在问题的症结所在，以便进一步综合、分析，为决策层和研究人员提供参考。第四，搞好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组合，使其发挥最佳效益，促使媒介的无形资产不断增值，保证媒介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防止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带来的巨大浪费；扩大“小众传播”范围，合理规划栏（节）目和部门的分工，创立独特风格，培养特定受众群体；选拔各门类人才，大胆使用，实行优化组合，争创名牌节（栏）目等。第五，采用渐进式创收经营策略，以广告创收和节（栏）目品牌创收相结合，吸引投资者的资金。提倡受众意识、精品意识、营销意识，并以广告预告、导视频道（导读）、滚动播出（连续报道）等多种方式配合推广优秀节（栏）目。同时这种用广告创收和节（栏）目品牌创收相结合的方式也可以为我们衡量节（栏）目质量的高低提供一个借鉴的标尺，促使人人关心节（栏）目质量的提高。这样既形成了内部的正当竞争机制，又减少了原本因分配不均而造成的诸多矛盾，有效地控制了负面影响的产生和扩大。第六，发挥行业、系统优势，扩大联合，使各类媒介的优势和资源效益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得到发挥，使信息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共享，并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扩张规模互相支持，以增强面对市场的应变能力”，最终形成行业性生产经营集团，从而获取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七，建立完善的内部激励、制约机制，并使之规范化，同时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媒介从业人员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责任心。最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及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加大对落后地区和乡村传媒事业的扶持和援助，缓解媒介产业化运作后传媒事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状态不断加大所造成的矛盾。总而言之，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如何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传播制度中的喉舌功能的同时，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引入媒介，在生产、营销、服务等各个环节改革旧的运行机制、建立科学化管理体制并平稳渡过传播模式调整期，通过不断探索最终形成和建立适合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大众传播模式，将是摆在每一个媒介工作者面前的严峻课题。注释：斯盛编著：《狙击全世界：索罗斯和他的三十条秘密商规》，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林之达著：《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P235，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苏轮机：《完全市场导向新闻学：苹果日报个案研究》，载于《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P217。刘宏：《市场经济与中国传媒》，载于《现代传播》1998年第5期，P2。张鹏：《浅谈国外传媒业对我国传媒业的冲击与对策》，载于《新闻传播论坛》，1999年第1期，P45。胡正荣：《传播学总论》，P201，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曹自学：《传播学与科技传播》，载于《科技传播研究》，P17。周鸿铎：《产业化集团化是我国电视事业发展的总趋势》，载于《走向21世纪的中国电视——台长、专家访谈录》，P617，1998年9月第1版。

第5篇：大众传媒和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机制 市场经济 传播模式 产业化负面效应 对策

“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广阔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因素在时机成熟时怎样去改变一个行业的命运。”

——[美]乔治·索罗斯

每一个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传播理念、传播模式和传播方法。目前,我国传媒业的传统观念、模式、方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以传播者为中心逐渐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由着重理性教育向注重理性教育和感情沟通相结合转变;由单向灌输向双向交流转变,受众的参与程度也随之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这些变化既是市场经济大背景的作用,同时也促使传媒业必须从深层体制上继续改革。

所谓体制,从哲学角度讲,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结构方式,而结构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系统机制和功能的不同。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讲,体制就是生产关系。目前媒介改革的主要矛盾就是媒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表现出的不协调,所以媒介产业化运作的改革才是根本的改革。以往那种由国家包办、单一的投资体制已经不能满足媒介迅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媒介合理机制,迫使媒介主动接受市场调节,由单纯宣传型向宣传经营型转变。从资源角度来说,媒介的形象、人员、设备等有限的资源应该纳入市场轨道,在市场经济中表现价值。过去办节目不计成本,不管效益的做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自收自支、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负盈亏的产业化运作企业化管理机制已经开始引入媒介系统,并且成了调整传播模式天平的重要砝码。以下本文将从市场经济与传播模式的变迁、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媒介经营带来的负面效应等方面展开论述,并相应地提出建议与对策。

一、 市场经济与传播模式的变迁

我国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改革与发展,最终于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纵观2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始终是政治变革和文化变迁的前奏。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不仅表现在以经济获利为价值取向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还体现在经济学的话语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使用。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完全可以用“市场经济”4个字来概括当前中国所处的社会大背景。

市场经济有5个要素:市场是竞争的主体;有统一的开放的市场,即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并且与国际市场接轨;有完善的市场经济法规;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还要有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自由流通、等价交换,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开放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时效观念等等,势必会促进媒介产业化运作进入更广泛、更深刻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介除担负必须的舆论宣传和控制功能外,还将有大量的传播活动开始受到市场供求杠杆的调节,并由此引发出传播模式的调整。

所谓“传播模式”是“通过科学的抽象在理论上把握传播的基本结构、基本过程的基础上,最简要地描述传播的主要成分、传播过程的主要环节及这些成分、环节和有关变量之间主要关系的图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媒介的传播观念闭塞,媒介工作者想象力、创造力匮乏,忽视了受众在传播模式中的重要地位。而随着传媒被推向市场及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受众在新型传播模式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他们对信息的需求和选择有了更大的空间,受众与传播者之间存在着共同追求信息平等关系的趋向。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受众已经不可能简单地回复到被动的地位,魔弹论也不再可能复归。原来那种由传播控制者一厢情愿地发出信息、灌输受众、垄断媒介的日子终将一去不返。”市场运作方式要求传媒回应受众的要求,避免只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也不能以低劣的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同时也可以减少新闻从业者个人偏见的影响,令节目更能切合社会需要。”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传播模式:(见下图)

从这样一种崭新的传播模式中我们不难看出,它至少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对自身功能的重新认识——传媒不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灌输思想的宣传工具,而同时也要扮演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角色。这个传播模式与计划经济传播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计划经济力图控制受众的接收状况,把传播内容的无限量扩大视为重中之重,“是一种生产经济”;而市场经济是一种消费经济,在它的传播模式中,受众的接收状况成了传播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传播的归宿。可以说,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的传播模式天平正在经历着一个重要的调整期,而使之更趋完善和丰富的最重要的途径正是规范市场机制、使用产业化运作方式对待传媒的问题。

二、 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

产业通常是指生产经营具有同性质产品的部门或单位,它包括直接生产单位及其他服务性部门,它们按照社会需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进行着各种经营活动。产业化就是根据产业部门的行为规范进行活动,而媒介产品的生产、经营、播出等活动完全按照产业部门的行为规范合理运行即为媒介产业化。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经济的繁荣发展,媒介的位置不再是类似于政府的职能机构;而是在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同时,也是一个必须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产业实体。盈利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媒介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但是由于媒介产业化运作还处于尝试阶段,并且媒介产品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具有不同于其他普通商品的特殊的市场运作方式,因而目前我国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尚不容乐观。

媒介产业化运作与普通商品买卖不同的是,生产商、发行商的利润并不是直接来自消费者,而是来自于媒介本身,而媒介的利润则是通过广告收入来实现。至于消费者,也就是受众,主要是通过购买广告商品完成对传播内容的消费支出,用于媒介产品本身的消费值只是消费支出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媒介传播内容的购销过程比普通商品要复杂得多,其操作难度相应也大得多,加之媒介产品作为“文化商品”,其“文化附加值”的高低因受众的层次、地域及生活方式等差异的影响而有较大出入,所以目前在媒介产业化运作方面出现了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如:

1. 市场竞争机制出现某些偏差

这种偏差来自于信息反应

能力不强和价格体系的混乱。商品生产的竞争意识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产品价格和服务质量上。信息反应的迟钝导致媒介产品受市场关注的程度不高,而价格体系的混乱则令定价策略丧失其市场竞争机能。因而竞争意识在我们的媒介产品市场上体现得并不强烈,许多媒介产品只是靠投资商与各大媒体的私人感情得以实现利润,在电视业这一点尤为明显。

2. 反馈信息的分析处理机制不健全

反馈信息的分析与处理是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一环,而目前各类传媒的收视率、阅听率调查、统计、分析与处理仍属于整个体系中较为薄弱的环节。虽然有全国最具权威、最大调查覆盖网的电视调查中心和其他一些外资调查公司的存在,但大多数的所谓调查机构其工作手段仍比较原始,致使我们的市场分析工作处于极不完善的摸索阶段。

3. 品牌意识和售后服务意识还未真正树立

品牌不仅意味着媒介产品的特性和品质,同时也与受众的倾向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媒介品牌是有个性的,它代表着媒介产品或某一产品要素的具体形象。平常我们所说的名编辑、名记者、名主持人、名牌栏目、精品频道以及优秀的ci设计等都属于媒介品牌的范畴。它们在媒体运行中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同寻常的,应该引起业内人士的足够重视。

商品的售后服务是交易的延伸,也是商家树立名牌形象的必要手段。媒介产品作为文化商品,其售后服务应根据受众的要求有其特定的内容。目前媒介亟需这方面的思考与动作,这对于占领市场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

当然,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媒介产业化运作方式对媒介发展、对传播模式的重新构建,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至少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大众意识的渗透使传播模式的合理重构成为可能,也为传媒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广阔空间。传媒运作将不再仅是传者的主观设计,而是从市场经济规律出发来证实它的“从众性”。

二是新闻民主意识的增强。市场运作的主要形式是竞争,对于媒介而言,最重要的是信息竞争。市场带来残酷的压力与动力,使传媒把信息的触角不断向外延伸,在边缘地带发展信息,打破了单纯靠上级指令报道新闻的模式,而把民主监督性新闻以及带有同类意识的节目扩大化。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传媒终将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到产业化运作的行列中,而中国媒介传统的传播模式也将因此而有所转变,其正面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媒介产业化运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是应该引起世界足够的重视并进一步研究解决的。

三、 媒介产业化动作的负面效应及对策

媒介产业化运作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 在媒介产业化动作过程中,媒介的领导很难处理好宣传与创收二者之间的关系。大众传媒作为现代化的舆论工具,在搞好宣传,做好政府喉舌方面任务非常之重,但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到在自负盈亏的条件下充实事业经费,满足职工福利方面的需求。并且不少传媒在进行产业化运作中把宣传和创收人员分开,使得这两部分人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也是颇难解决的棘手问题。

2. 媒介产业化运作对媒介工作者的思想带来较大的冲击,使一部分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某种偏离。其主要表现包括:不能安心本职工作,崇尚拜金主义;受短期利益驱动,不愿进入基层实地调查;内部矛盾增多,相互消耗力量,影响积极性的发挥等。

3. 节(栏)目设置、信息传播乃至播(刊)出形式、操作方式等受到广告活动的很大影响和制约,潜伏着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危险。在传媒实行产业化运作以后,资源消耗主要依靠广告收入得到补偿,而过分依赖这部分收入会使广告客户在媒介中取得较大的发言权,对媒介施加影响。他们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图对节(栏)目设置、内容选择、播(刊)出形式、时间(版面)安排等提出许多额外要求,而媒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往往会对这些要求作出妥协和让步,这将很可能导致媒介导向上的失误,“使媒介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卫兵”的功能逐渐丧失。

4. 媒介产业化运作有可能使媒介区域发展不平衡状态更加突出。应当承认,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城乡差别,沿海开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差别都很悬殊。经济水平直接决定了受众的购买力,广告客户更愿意把资金投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这必将使落后地区媒介广告源严重缺乏。同时,广告客户对目标对象的要求与媒介产品的受众对象重合率不断增高也会使媒介在产品内容、形式的选择方面进一步向富裕地区的受众倾斜,这样广大农民和贫困地区受众的收看(听)要求实际上已经无人问津,被“剥夺”了平等参与信息传播和交流的权利,成为备受冷落的受众群体。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尚不规范的媒介产业化运作在带来积极作用、使我国大众传播模式趋向更合理方向转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而寻找出减少和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对策,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传播模式平稳渡过调整期将是摆在媒介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依我个人看法,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着来解决:

首先,应当明确,“传播业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畴,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鲜明地表现一定阶级的政治倾向和世界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介产业化运作应该兼顾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属性,并且通过抓主要矛盾、依据有关法规来促成二者的有机统一。对于目前比较突出的宣传与创收的矛盾,不妨在一定时期内仍由政府保证对媒介最低限度的投入,并在发展政策等方面对媒介的产业化运作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这样可以使媒介从业人员获得安全感和基本保障,同时也利于传媒队伍的稳定。此外仍要坚持宣传工作的主置,争取在报道方式、手法等方面多下功夫,不断提高媒介产品的质量,参与市场竞争。

其次,承认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媒介产业化运作要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展开、逐步深化,不能急于求成。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尽快制定竞争规范,避免无序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同时提倡科学管理,打破传统的组织结构,建立一个高效、科学的组织结构,设立决策中心、执行系统、监督系统、反馈系统;并由这一个中心、三个系统构成管理活体,以最合理的资源投入,制作出适应市场需要的高质量产品,最大限度地占有受众的收视(听)率,并逐步达到媒介产业化运作的既定目标。

第三,高度重视科技与市场的关系。不断把握媒介业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科学技术和手段,“以科技的最新成果挖掘资源的竞争潜力。”同时通过有效的反馈渠道将各方面的信息收集起来,找到潜在问题的症结所在,以便进一步综合、分析,为决策层和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第四,搞好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组合,使其发挥最佳效益,促使媒介的无形资产不断增值,保证媒介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防止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带来的巨大浪费;扩大“小众传播”范围,合理规划栏(节)目和部门的分工,创立独特风格,培养特定受众群体;选拔各门类人才,大胆使用,实行优化组合,争创名牌节(栏)目等。

第五,采用渐进式创收经营策略,以广告创收和节(栏)目品牌创收相结合,吸引投资者的资金。提倡受众意识、精品意识、营销意识,并以广告预告、导视频道(导读)、滚动播出(连续报道)等多种方式配合推广优秀节(栏)目。同时这种用广告创收和节(栏)目品牌创收相结合的方式也可以为我们衡量节(栏)目质量的高低提供一个借鉴的标尺 ,促使人人关心节(栏)目质量的提高。这样既形成了内部的正当竞争机制,又减少了原本因分配不均而造成的诸多矛盾,有效地控制了负面影响的产生和扩大。

第六,发挥行业、系统优势,扩大联合,使各类媒介的优势和资源效益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得到发挥,使信息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共享,并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扩张规模互相支持,以增强面对市场的应变能力”,最终形成行业性生产经营集团,从而获取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七,建立完善的内部激励、制约机制,并使之规范化,同时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媒介从业人员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责任心。

最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及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加大对落后地区和乡村传媒事业的扶持和援助,缓解媒介产业化运作后传媒事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状态不断加大所造成的矛盾。

总而言之,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如何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传播制度中的喉舌功能的同时,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引入媒介,在生产、营销、服务等各个环节改革旧的运行机制、建立科学化管理体制并平稳渡过传播模式调整期,通过不断探索最终形成和建立适合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大众传播模式,将是摆在每一个媒介工作者面前的严峻课题。

注释:

斯盛编着:《狙击全世界:索罗斯和他的三十条秘密商规》,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林之达着:《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p235,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

苏轮机:《完全市场导向新闻学:苹果日报个案研究》,载于《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p217。

刘宏:《市场经济与中国传媒》,载于《现代传播》1998年第5期,p2。

张鹏:《浅谈国外传媒业对我国传媒业的冲击与对策》,载于《新闻传播论坛》,1999年第1期,p45。

胡正荣:《传播学总论》,p201,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第6篇：大众传媒和经济的关系范文

摘要:目前,全球都在为解决日益严重的气候问题而努力,低碳经济已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这种大环境下,大众传媒为促进环保传播发挥着巨大作用。为更有效地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更好地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大众传媒还应进一步更新环保理念,推动环保交流与合作,整合媒体资源来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导、交流和监督等影响力。

关键词:环保传播 大众传媒 环境意识

“低碳经济”是2003年由英国在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最先提出的。是英国在意识到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后提出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之后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识。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特征,以期达到经济、环境、社会效益的统一,实现人类社会系统、科学技术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结合,它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义。由于它的出发点是要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因此要求全社会都要具有高度的环境意识。在人们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中,大众传媒无疑是公众获取环境信息最为重要、最为有效、最为便捷的途径。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大众传媒作为环保传播的媒介对引导公众参与环保、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大众传媒在环保传播中的作用――教导、交流、监督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而公众参与的前提是环保宣传教育。只有当公众具备了良好的环保意识与观念时,才会自觉地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低碳经济作为一个还未被所有人都熟悉的新概念,还需要媒体的大力宣传。一直以来,大众传媒在环保传播中都发挥着教育引导作用,向公众宣传环境知识,传播环境信息,是环境教育的主渠道。它的教育功能决定了它能够将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值观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注入公众的观念意识中,从而做到以环保意识影响环保行为。应该说,近年来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媒体的教育引导。

除传播环境知识外,大众传播媒介还是一个公共的信息平台,它的公共领域特性可以改变过去的单向传播模式,使之成为双向互动,使利益各方分享信息、平等对话、交换意见,以促成相互理解,实现权力机构与公众、权力机构内部系统之间以及公众各群体之间的全方位沟通。在这里,民主对话、民主协商成为信息交流的主要形式,其所涉及的各方通过这种形式实现双赢。因此,“媒体真正重要的意义和贡献是将有关争论的多种信息而不是只将一种信息传递给公众; 是在鼓励一种对公共事务平等讨论、多方参与的新决策机制”①。这种机制有利于人类在致力于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同时关注自然环境,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环境。

大众传媒在环保传播中的另一个功能就是环境监视,舆论监督。自然环境中各因素间的微妙平衡时刻关乎人类的生存,了解环境的变化,是人类采取正确应对措施的前提,是人类延续生命、种群的必要条件。因此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普通公民都有环境监视的责任。而大众传媒因其广泛的渗透性,能够更迅速、更全面地向公众提供环境信息,包括灾害信息、自然环境的整体状况以及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的人类行为等,更充分地发挥媒体的预警监督作用,从而引起民众的关注和权力部门的重视,形成舆论导向,促使政府有关部门及时解决问题。

提升环保传播能力,促进低碳经济建设

虽然我国的环保教育发展较快,但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6)》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公众的环保意识与环保行为都低于及格线。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大多数人的参与;环保教育的发展,呼唤着全民性的觉悟与实践;环保意识的加强,重在面向全社会的宣传,依赖每一位公民环保觉悟的提高。因此,对环保传播负有重大责任,对公众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应进一步提升传播能力,优化传播效果。

更新环保理念,创新传播方式。大众传媒作为公众的教导者,首先需要不断更新环保理念。从目前我国的国情出发, 就是要具备全面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总书记在《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11月27日)中指出:“经济增长不能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还要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加强对土地、水、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在环保传播中,首先要转变人类自工业化以来形成的观念,改变旧的自然观,由单方面对自然环境不断地索取、掠夺变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改变旧的价值观,由单纯追求个人享乐到形成发展的长远眼光,摒弃只顾眼前,不顾子孙后代的做法;改变旧的人类中心主义,代之以全新的环境伦理观,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界中的其他生命;改变旧的科技观,由只重视发明创新向认识科技的两面性,约束人类向自然过度索取和掠夺转变。

在学习先进环保理念的同时,大众传媒还应该进一步创新传播方式。目前的环保传播内容陈旧枯燥,形式简单传统,多为说教和灌输,不大容易为现代人所接受,因此可以通过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的艺术活动使人们感受到大自然的丰富美好,在情感上更加亲近自然、热爱自然。这类活动可以包括欣赏音乐、美术作品及文学作品,使人们在放松身心的同时,情感上回归大自然,在艺术的熏陶中重新感受与自然的亲近。具体的环境行动和环境参与也是环境教育的一种, 媒体可以策划一些公民可以普遍参与的环保活动,并对活动进行宣传报道,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环保行动得到了关注和肯定。另外,媒体还可以通过宣传环保中的一些模范典型,为民众树立榜样,使更多的人更主动地参与到环保中来。

加强环保交流与合作。人类只拥有一个地球和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因此关注和保护环境是地球上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政府是环境保护的主体力量,其政策对环境有决定性影响。公众的参与是环保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没有公众的支持与参与,环保很难做到持续有效。非政府组织已成为环境保护中必不可少的一支生力军,甚至有些重大的环境保护运动首先是由非政府组织发起或倡导的,它们的力量和影响不容忽视。

政府、公众、非政府组织作为环境保护的主体力量,既是大众传媒进行环保传播的信源,同时也是传播环保信息的信宿。作为信息平台的大众传媒应利用自身的特点,将政府、公众和非政府组织连接起来,有效地推动信息交流与主体公平对话,加强三者之间的联系,努力推进各种环保力量间的交流与合作。政府的政策需要通过大众传媒来进行,而对政策的意义及重要性的宣传也多通过大众传媒才能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畅通的传播渠道可以保证民众的知情权,配合政府采取行动。同样,媒体也可以将公众对于某个环境问题的关注进行传播放大,引起政府的重视,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而目前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与媒体的互动尤其频繁和重要。作为一种新生力量,依靠媒体几乎是非政府组织唯一的工作手段。而且很多非政府组织成员本身就是媒体记者,他们在参与环保的同时在第一线进行报道。

当前,国际合作对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很重要,许多环境问题影响的范围超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因此共同解决环境危机已成为各国不能回避的问题。媒体应通过媒体峰会和宣传报道促进国际间的合作,推动各国政府达成共识、共享节能减排技术和共同实施环境治理法规。

整合媒介传播。在环保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媒介本体特征不同,对事物的报道、问题根源的分析、采取的报道形式都会有所区别,产生的传播效果也不尽相同。宣传图册等传播媒介虽然较为传统,但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来说却最为有效和直接、生动。报纸选择性强、适合传达深度信息,是大众信息来源的一种主要渠道,可以利用报纸作批评性报道,挖掘环境危机背后的人文根源,引发读者的深刻思考。电视感染力强,适合再现形象、现场及过程,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平台,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制作故事性、趣味性强的环保节目,通过文字、漫画,甚至电视短剧等多种形式,激发观众的共鸣,使观众真切体会到自然环境的重要、生命的平等和宝贵以及环境问题的巨大危害。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视听综合性电子传播媒介互动性强、容量大、时效性强,可以实现跨地域、跨文化传播,更适合媒体的交流平台角色,利用这个新平台,与传统媒体结合,可以使利益群体参与决策,吸纳更多的公众参与到利益的较量和博弈中,构建政府和公众的良性互动关系,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表达诉求,以实现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解决环境问题。

将上述媒体进行整合,发挥它们协同作战的强力优势,并根据各自的特点,吸引不同受众,相互取长补短、互相配合,更容易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同时,媒介整合还有利于发挥共振作用,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对同一个环境问题进行同步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各媒介的特点选择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并在深度和广度上互相推进。

在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要求下, 环境问题作为一个突出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种情形凸显了传媒社会责任的重大。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环保理念,努力推动各环保力量间的交流与合作并有效地整合媒介资源,才能不断加大环保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切实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 营造有利的舆论, 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 最终保障低碳经济的建设, 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为2010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促进低碳经济建设的环境教育体系研究》,项目编号:HB10ISH002)

注释:

①汪永晨:《改变――中国环境记者调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6页。

参考文献:

1.陆红坚:《环保传播的发展与展望》,《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11)。

2.王莉丽:《绿媒体――中国环保传播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贾广惠:《媒介环保传播中预警功能的缺失》,《新闻爱好者》,2007(11)。

第7篇：大众传媒和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本质；特点；发展

传媒经济学的成长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它的研究始于美国，早期的科研人员的科研方向主要为报业竞争及广播电视部门和管理方面等，认识传媒经济的活动，讨论传媒经济的组成与发展，全面了解经济对文化、政治以及社会方面的影响，展现媒介在经济以及社会变化中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传媒经济学综合发展的阶段，欧洲研究人员对传媒经济学进行了研究，形成了成熟而完整的传媒经济理论体系。中国传媒经济学的兴起是近些年的事情，并且包含了鲜明的美国实证主义色彩。随着互联网日益发展，媒体传播晋升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世界也把传媒的焦点逐渐投向了中国。近些年，我国传媒产业发展十分的迅速，中国传媒产业以每年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增长，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也划到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里面，传媒经济学以新兴学科的姿态逐步发展起来。

一、传媒经济学的内涵、特点以及研究对象

传媒经济是以传播媒介为中心而形成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总称。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形式，由这样两个前提决定：（1）确立商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传播是传媒经济及其理论形成的条件；（2）形成信息经济是传媒经济体系和其理论产生的根本。

关于传媒经济学的本质有各种各样的学说，例如注意力经济学说、影响力经济学说和意义经济学说等。“注意力经济”学说是由美国学者MichaelH.Goldhaber[1]于1997年在他发表的题为《注意力购买者》的文章中提出的。他觉得在当代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中，我们不缺少信息，而缺少足够的注意力，正是由于它的缺少性，我们可以把注意力转化为产业和财富。对于注意力经济学说，早在二零零二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就提出过这一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是根据我国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得出的，同时还参考了中国传媒产业的现实情况。喻国明教授认为传媒市场的真正价值是其对受众的影响程度，受众的影响力对于社会的影响程度，其中，社会的影响包括社会决策、人们的社会行为与市场消费。”2010年暨南大学的谭天提出了意义经济的概念，主要由意义消费、意义影响和意义服务这三大部分构成，它具有多重属性，如文化性、产业性、技术性等[2]。在所了解到的学说中，传媒经济的本质是影响力经济几乎已成为学术界、业界人士的共识。

传媒经济的特点：1、传媒经济本质上是影响力经济。它的运作获得的全部回报，并不是依赖出售自身产物，而是由受众市场和广告市场对传媒相关产物和服务的需要决定的，因此经常会出现不平衡的经济影响力，传媒产物可以被重复的、多次的再运用，能够衍生出比初次使用更高的价值。2、传媒经济即是新的信息经济。它能调和生产与消费间的联系，省略过多的不必要的环节，大大地降低了社会活动、经济、材料的成本，提升了社会生活的运作效率。3、传媒经济有高技术的特征。当代大众传媒都是在高科技的基础上树立的，大众媒体趋向高科技化，不但从媒体的视角反映出当代社会发展生产力的水平，而且说明了当代信息传播需在高科技的基础上树立，这不仅是信息时代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也是人们急需快速获取信息的需求。

传媒经济的研究对象及其关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经济行为，包括政府行为在内，要解决的是资源、资本把持利用，它是研究我国集体经济的运行以及政府如何运用传媒来影响的经济发展。传媒经济主要对媒介，媒介产品，媒介市场，以及政府进行研究，对媒介、媒介产业的性质、经济运行过程、特性的规律性进行描写、分析和解释说明。说到媒介产品，与之相关联的是受众、广告客户和媒介。受众与广告客户方面的消费决策影响着媒介产品，媒介产品的好坏决定着产品的需求与供给和媒介市场的结构。同时，政府对媒介市场进行政府管制，媒介与媒介产品间的供给决策、定价决策、媒介产业化和媒介产业结构与政府之间紧密相连。

二、中国在传媒经济学方面的发展

在我国，传媒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经过了萌芽，正在进入起步阶段。目前，中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概括为四种：2、经济学部分。该部分以经济学为主导。在赵曙光和史宇鹏著的《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3]书中这样描写：“媒介经济学目的是研究各类媒介的经营者，在各类资源都缺少的情况下，如何想出最好的方法来实现经济利润的最优化。”传媒经济学主要应用宏观、微观以及产业的经济学方式来研究。从宏观的经济学视角来分析，传媒经济学探讨的初步问题有产业的布局、产业的结构以及产业之间和产业政策这几者之间的联系。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更倾向于研究市场的内在与外在结构及产业间的问题，商讨产业垄断和产品竞争，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变化给传播的产品及服务质量所带来的影响力和中国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对于我国传媒产业的影响等，在国家层面上常常被用于研究经济制度的运行。从微观的经济学视角来看，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便是：Who？What？How？When？即生产的是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生产于何时何地？微观的经济学研究方式的重心为特定的某一市场中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活动。对于诸如价格、是否购买、成本构成、财务状况及流程和财务绩效等问题的讨论。产业经济学是传媒经济学所有研究方式中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它在欧美一些国家的经济学中属于分析比较本国实际的经济问题方面的较新方法。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产业”，讨论我过经济的发展中产生的各种平衡问题、经济的发展中产业间的关系以及产业内的企业的组织布局变化的方式、规律等。2、管理学部分。这方面的科研人员把传媒经济学列入了管理学领域。如喻国明和张小争编写的《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4]就是从宏观的角度讨论媒介运作及媒介经济出现的现象，对媒介进行的大量案例分析，大多采用竞争战略理论及价值链理论。然而支庭荣的《媒介管理》[5]则讨论的是媒介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实际操作。3、传播学部分。它是以传播学为主导。为了确保传媒经济的正确性，为了正确的管理或处理在媒介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现象，我们需要从应用传播学的角度去分析媒介现象，由此看出，传媒经济学在本质上属于传播学中的一种新科目。4、交叉部分。很多传媒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者提出了多学科的交叉，如吴克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6]一文中写道，“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媒介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交叉的结果。”但这种交叉的说法也没有完美地解释。实际上，现在许多媒介经济学者同时利用经济学、传播学再加上常识来阐述媒介经济的。

虽然专家教授对传媒经济进行了激烈的探讨，但它的发展在中国却没什么进展。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并不像科研人员们预想的一样，经历重重困难之后的改革与重组。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传媒业发展速度明显呈缓慢趋势，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2、创造收入的来源狭窄，营利模式比较单一。据百度搜索，中国传媒业总收入的95%左右要靠广告收入做后盾。传媒经营只靠一条腿走路。从这一层面讲，中国的传媒经济仅能称之为广告经济。与欧美一些发展趋于成熟的传媒集团相比，他们的广告则只占总收入的65%左右，剩下的收入其实是来自衍生出的多种产业的经营，例如一部电影的热映极有可能引起观众对影片内容里的宠物、玩偶、取景地等的喜爱，从而衍生出与之相关的旅游、玩偶或宠物等市场方面的盈利。从我国传媒业的长期发展来看，传媒集团过分依赖广告收入是非常不利于传媒发展的，一旦广告的市场萎靡不振，那么媒体经济将会有足以致命的冲击。2、可集资的渠道比相对较少。相关行业的保护政策森严，行业以外资本就很难融合进去。跨行业、跨媒介、跨地域操作更是面临诸多困难，虽然在个别区域有跨媒介经营的出现，也很难有良好起色。3、广告市场扩张的速度减慢。（1）过度多元化严重消解广告产业核心竞争力.市场的细分化，媒体和受众零散化急需广告公司转型，我国经济自1997年一来有物资短缺转入丰富，形成了买方市场。迫于环境的改变，广告公司业需转变经营理念，从传统的买房市场逐渐转为以消费者为核心。另外，任何单一的传播方式都无法成功的广泛传播，所以广告公司在传播方式的整合方面显得尤为重要。（2）从1983年到2001年，中国电视广告的经营额平均以每年51.7%的增长率增长，报纸广告的经营额平均以每年37.8%的增长率增长，而从1997年到2001年中电视在广告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4.8%，报纸在广告收入年均增长率反而下降到15.6%。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统计，2002年中国媒体在广告上的总投入额已达到903亿，其中包括网络广告、传统媒介广告和户外类的广告，和中国10万亿的GDP对比，广告方面的投入占了0.9%。综上所述，媒体在广告方面的收入并没有多少增长空间，这就促使现今中国传媒经济增长的缓慢。

三、中国传媒经济增长的因素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有诸多方法促使传媒经济的增长：1、改革有助于传媒经济增长。随着我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经济，物质力量得以丰富，为大众媒介提供了许多的广告和消费者。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为媒介信息的迅速传递提供了方便。四通八达的交通为报刊的发送和采访新闻供给了极大的便利。新世纪涌现出来的与采、编、传送设备有关的各种科学的发明创造为大众媒介提供了高科技的设备。例如：卫星通讯技术在中国得到快速的发展，利用卫星通讯技术接收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全国各地的听众和观众就能听到看到很多的节目和频道。2、传媒业具有信息产业的特点，这对于媒介产品的增值性有重要作用，当代传媒经济是在知识经济的根本上，属于信息产业经济的领域。3、技术不断创新为传媒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很大的动力，传播媒介产业需要大量的技术支持，形成技术密集型产业链条，使得技术与传媒经济增长相互促进。4、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广告带来的收人也在不断上升，这是传媒经济增长的支柱。广告业的逐渐强大为媒介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为媒介提供着经济后盾。5、资本联姻和传媒扩张对于传媒经济的助长有很大作用。近年来，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不断运行，有些媒体让子公司直接进人资本市场进行筹资和融资，广泛吸收社会资源。例如1994年2月，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它属于我国第一家媒介类的股份有限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媒介资本市场的开始。传媒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布局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现如今，知识经济的特征是传媒经济，而传媒行业又是一个知识密集的行业。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呈现多元化趋势，很大程度上是有传媒带动起来的，我国从传统农业转向工业再转向知识经济就是最好的证明。媒介的传播给现代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同时，传媒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加速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其带来了巨大财富，对于传媒自身来说，也是打下了丰厚的物质基础，累积了强大的实力和雄厚的资金。另一方面，传媒经济也使我们的在经济方面的生活方式又了很多改变，例如，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当我们购物时忘记带现金，这时，微信支付、支付宝、刷卡等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今社会，传播媒介数量不断增加，传播信息量不断增大，各大媒介出台的品牌节目、栏目不断增多，看电视、听广播、上网、读报纸与人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相关。人们可以从各大媒体上了解各种各样的信息如IT行业信息、投资证券、房地产信息、婚恋交友以及二手车等丰富多彩的信息，综合这些信息运用到个人的工作生活中。媒体引导我们的消费潮流。例如网上购物、网上炒股等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极大方便。同时，由于传媒的导向作用，我们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有了很大改变，生活水平与满意度也有提高，这也为中国的消费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传媒经济的增长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传媒业在美国占信息产业的主力军，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排名也已是第四位，国内外也越来越重视传媒经济的发展。

四、总结

传媒经济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的传媒行业正处在一个整合、转变的重要时代。未来的传媒经济发展动向我们可以想象：1、新媒体正在不断的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同时，传媒经济自身也会进入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2、移动互联网将进一步改变传媒经济的发展态势，社交媒体仍然会是发展的焦点，传媒经济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将指日可待；3、传媒经济也将成为社会变革提供强大助力；4、传媒经济的良好发展将离不开新媒体平台信息的与互动，为各国政府、企业、机构带来传播与宣传的重要内容。要想提高我国的传媒竞争力，那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各大企业的竞争策略、资源的合理利用率、人才的优化利用以及大量技术支持等都影响着传媒经济的成长。为了实现文化的繁荣发展，我国传媒经济在未来五年内发展方向是我国传媒学子以及专家人士需认真对待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对我国传媒行业的发展方向和传媒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同时也关系到每一个从事相关传媒工作人士的前途。（作者单位：1，2.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3.上海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 迈克尔・高德哈伯《注意力购买者》，《Hot Wired》，1997年

[2] 谭天《传媒经济的本质是意义经济》，载《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7期

[3] 赵曙光、史宇鹏《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4] 喻国明、张小争编著的《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华夏出版社，2005

第8篇：大众传媒和经济的关系范文

在当今的市场竞争中，品牌不仅标志着商品或服务来源，更是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品质保证，以及企业形象和信誉。传媒品牌在媒体的运行中的意义和价值也同样如此，强势媒体品牌代表媒体的品质、内容、信誉，是带动栏目视听率，吸引观众并增加广告收入的重要因素。媒体的品牌作为无形资产，其地位和价值日益重要，加强媒体品牌建设，重视传媒品牌的构建和经营，是当前媒体竞争不可回避的课题。

一、传媒品牌形象塑造的途径

传媒品牌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传媒CIS识别系统的建立，传媒品牌个性塑造和传媒品质塑造三个方面：

1传媒导入CIS系统，建立品牌识别

CIS(CorporateIdentitySystem)，即企业识别系统，是指以统一化的图形和文字符号形象来加强视觉识别效果，建立起高度同一性、独特性、可识别性的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区别于其它企业并明确无误的表达自我，从而将主体形象深植于公众心目中。CIS分别由理念识别系统(MI)、行为识别系统(BI)、视觉识别系统(VI)构成。

媒介理念识别主要是从战略、宏观层面对媒体发展远景进行规划，是媒体在整个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坚持的基本信念，如《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新闻创造价值”的办报理念所代表的独特价值追求就是其理念识别；媒介行为识别系统一般包括仪表仪容的规范、员上素质与修养、岗位行为准则、工作规范等；媒介视觉识别系统主要从色彩、字体、图形、声音等方面建立媒介识别标志。比如浙江电视台的标志，将字母“Z”设计成一只在蓝色背景下飞翔的小鸟，寓意浙江卫视的飞跃与活力。湖南电视台的标志，是鱼与米的图形剪影组合，象征鱼米之乡，周边环行部分代表媒介纽带，寓意为湖南电视台连接观众与电视的纽带，整体金黄色，象征湖南电视人求实、开拓、创新、向上的精神风貌。在报纸方面，《广州日报》使用纯红色报头、深蓝色装饰和常规的深蓝色头条标题，《新快报》的湖蓝色报头、湖蓝色和果绿色的网底，《南方都市报》采用红底黑字报头和黑底反黄的头版头条，分别从色彩方面加以识别，使各自报纸的风格更加鲜明。

2找准品牌差异，塑造传媒品牌个性

传媒品牌个性是一个媒体区别于另一个媒体的重要标志，品牌形象塑造的核心是建立品牌个性。品牌个性是品牌显现出来的人性化的主张，品牌个性也像人的个性一样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品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品牌稳定的特性；品牌对环境的行动与反应。”。在市场上越强势的品牌，品牌个性就越清晰。传媒通过鲜明的品牌个性，有效的制造差异化，不断地创新竞争优势，充分显现它的风格和优点，令受众易于识别，而不会与其他竞争对手混淆。品牌个性是媒体形象中最能体现差异的部分，两个品牌可能接近于同样的定位。存在提供的利益点一样，但是展现出不同的个性。比如《广州日报》大气、沉稳，而《南方都市报》新锐、创新。

3注重内容报道，提升传媒品牌品质

传媒是“内容为王”的产业，传播内容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传媒品牌塑造的成败。传媒要经常与受众见面，重要的是受众的重复使用而非一次消费，任何传媒品牌的成功都需要品质的支撑。传媒最基本的品牌形象就是它的品质，品质对于受众来说就是其传播的内容是否有价值，并从中获得利益和满足。因此，高质量的传播内容是传媒品牌塑造的基础。

美国《商业周刊》作为一份全球发行的商业期刊，在品质塑造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商业周刊》的报道内容围绕着“商业与经济”这一核心，以专业的眼光、多面的视角，洞察商业实践和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透过现象揭示奉质。“它立足于本国，同时也重视对全球化体系中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报道；它丰富的信息、详实的资料以及众多专家的建议为投资者释疑解惑、提供咨询，是一本兼具服务商业实践和进行经济理论研究价值的商业杂志。”正是依靠多年的品质塑造，使《商业周刊》成为美国乃至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传媒品牌之一。

二、传媒品牌形象传播的方法

传媒是其它企业产品销售和品牌推广的重要工具。但是，传媒自身也通过各种途径宣传推广自己，扩大自己的影响。品牌传播的任务就是要在众多相似产品充斥市场的情况下把这个品牌与众不同的地方和独特之处找出来并将这些信息传达给消费者，引发消费者的心理共鸣。

1利用广告宣传，提高传媒品牌的知名度

广告是品牌传播最常用的一种形式，广告能有效地与大量消费者沟通，帮助建立品牌形象，受欢迎的广告还能吸引消费者注意，促使购买行为的发生。传媒必须自觉地用广告去建立、培育和发展品牌，用广告这种大众传播的手段进行品牌推广。随着竞争的加剧，传媒也越来越认识到自我宣传、自我推销的重要性。郑州“二七广场”是郑州商业中心，最为繁华的地方，在那里《郑州晚报》和《东方今报》的广告牌高高耸立、交相辉映。《中国经营报》、《中国电视报》、《北京青年报》、《中国税务报》则在电视频频亮相。

在媒体自身形象广告方面，电视也当仁不让，比报纸有过之二无不及。电视台形象宣传片就是电视台的形象广告，我们看到电视台的形象宣传频频出现。广西电视台的形象宣传片《山篇·水篇·海篇》，从山·水，海三个方面分别表达广西电视台的情怀、胸襟、视野三个办台理念，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构架出广西电视台的整体形象。云南电视台也制作播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台歌《大有可观》，它把七彩的云南风光与电视台的动感情景相结合，向观众表达了“云南的电视如云南的风光一样具有无穷魅力”这一个信息。‘

2运用活动推广，增强传媒品牌的影响力

活动推广是传媒品牌形象传播最为常用的手段之一，传媒往往运用自己的传播平台，主办各类文化、社会、体育、文艺活动，以扩大传媒在公众中的影响，同时也有助于获得市场的认同。此外，社会公益活动、报告与论坛也是传媒品牌经常运用的活动推广方式。传媒经常与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企业联合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定期或不定期举办报告或论坛，通过向目标受众提供有价值的资讯，加强与受众的关系，为媒介品牌创造市场竞争优势。《华西都市报》从创刊，用=r不到两年的时间，发行就突破50万份，成为中国西部第一大报，与其成功策划、组织实施大型社会公益活动不无关系：如四川明星回家乡大型文艺晚会、四川企业借脑工程等，这些活动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树立起《华西都市报》在社会上的形象，扩大了品牌影响力。

《南方都市报》可谓是最善于利用活动策划进行品牌推广的媒体之一。由《南方都市报》曾经主办的中国南方汽车展、国庆房产大联展和数码生活节等一系列形式新颖独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策划，卓有成效地传播了品牌形象，扩大了品牌影响。其中中国南方汽车展5天参观人数超过了35万人次。这些活动的举行，不仅有效地推广了《南方都市报》这一品牌、扩大了发行，而且还直接带动了广告增长，创造了极大的经济效益。

3巧用公共关系，提升传媒品牌的美誉度和亲和力

公共关系是一种巧妙而有效的品牌信息传播工具，目的是达成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传媒可以利用公共关系增进与其受众之间的相互理解，赢得受众的理解和接受，通过双向交流改变受众对传媒的态度、认知和情感，并最终促进传媒消费行为发生。公共关系也有助于传媒建立信誉、赢得信任，在公众中树立和维持传媒的良好形象。

强调公益型，彰显对社会的贡献和责任，是公共关系与其它传播方式不一样的地方。公共关系常用的技巧有制造媒体事件；制作产品宣传资料；制作宣传产品或服务的录像资料；举办展览会和组织社会公益活动、赞助活动等。在我国，传媒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业组织，更应该善于运用公共关系进行品牌形象的传播，积极参与对学术活动、文化教育、慈善事业等的实际支持和赞助。传媒在运用公共关系时，注意要做到不留痕迹，使受众在不抵触的心态下，慢慢渗透，树立良好品牌形象，使社会公众判别出传媒为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看到传媒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和服务，从而增加传媒品牌好感度和美誉度。

三、传媒品牌塑造与传播应注意的问题

1传媒的名称应新颖独特、富有个性

名称是传媒给受众的第一印象，最为直接，好的名称是一个媒体成功的重要标志。因此传媒名称要易记、鲜明，最好能直观地反映它的独特的市场定位特别是读者定位。如《时尚》、《国家地理》、《家庭》、《财经》、《三联生活周刊》、《都市主妇》等等，受众很容易从传媒的名字等外在特征，就形成想象和感知，可以感知到传媒的内容和定位，从而强化传媒品牌的影响力。

2传媒的内容应具有独创性

在浩如烟海的市场中，一个产品如果没有特色，往往会被市场所湮灭。产品特色在传媒领域就是传媒内容要有独创性，传播内容始终是传媒形象塑造的重中之重。在传媒产品日渐丰富的市场条件下，要做到传媒内容具有独创性，必须注重内容策划。比如，“国内以精于内容策划见长，号称是‘中国最新锐的时事周刊’《新周刊》，无论是题材选择、报道深度，还是在图片运用乃至版式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策划，从而处处彰显自己‘新锐’的个性，每期都有的大的专题策划，”以较强的独创性和可读性，形成了区别于市场上其他同类媒体的独特风格。

3传媒的形象包装应引人注目

第9篇：大众传媒和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传播与权力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8-0015-03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仍停留于初级阶段。在理论本体方面局限于国外尤其是北美理论的引介，尚未建立起基于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权力结构的理论框架体系。在产业研究方面，虽然提出了有别于主流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新范式，显示出该学派理论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但研究范围的广度和研究问题的深度仍有待加强，且由于本土化理论框架体系的缺失，套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往往不能准确的分析出我国传播领域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发展研究方面，学者们对于阶级结构、公民权利等问题的关注显示出该学派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高远的价值追求，但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社会实践性，相较于国外学者，中国学者较少参与媒体改革等抗争和替代性传播实践，且学术成果对传播实践的影响力有限。

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缘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大陆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一直处于学术地带的边缘，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政治、社会环境等条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建立在深厚而广泛的知识积累之上，需要对问题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深入分析，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准备不足。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社会开放程度和多样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传播学自身的蓬勃发展，我们相信上述限制条件将会逐渐消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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