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新时期文学场域的重建

摘要：新时期文学场在重建的过程中，文学期刊在开拓新的文学话语空间、组织推进文艺界“自主性”建设、促成文学场组织机构的恢复和推动文学场从边缘向中央的位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文学期刊开拓了精英文化的传播空间，为新时期文学知识话语的再生产提供了平台，推动了文学场域的重建。

关键词：文学场域；重建；文学报刊；话语权

新时期的文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后的荒芜上建立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活动场域不复存在：作家组织的瘫痪、作家与文学创作的疏离、现代文学传统难以为继、在历次斗争后仅存的文学期刊也大多扮演着政治传声筒的角色，可以说，“新时期文学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文学知识生产的恢复、文学秩序的重建及文学场域的生成”[1]。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既有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力量，也有精英知识分子对启蒙的强烈要求，在具体的文学和文化实践中，印刷媒介，尤其是新时期文学期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文学期刊，新的文学话语空间得到了形成和拓展，文艺界“自主性”建设通过文学期刊的平台得以实现，文学的组织机构逐步恢复等，这些都直接推动了新时期文学场从社会文化边缘向中央的位移。作为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文学期刊在新时期有效开拓了精英文化的传播空间，以“人民”“主体”等为代表的文学话语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表达，并逐步确立了新时期的文学话语权。

一、文学期刊与文学场域

“报纸好像秒针、刊物好像分针、书籍好像时针，都围绕着时代的轴心旋转前进”[2]2，报纸、刊物、书籍这三种大众媒介在反映时代的具体实践中各有偏重：书籍厚积深广，逻辑严谨，自成体系。报纸反应迅速，信息种类丰富。期刊不具备书籍的逻辑性和深广性，也比不上报纸的时效性和多元化，但它的出版周期一般较短，能在短时间内集中反映某一话题、学科的发展状况；它的容量较大，能广收各位作者、各种类型的文章，呈现出各种内容兼容、资料聚集、周详深透的特点。在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文学期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戈公振先生所言，“杂志以揭载评论为主……报纸之论说，对于时事表示临时的反映；杂志之论文则以研究对于时事的科学的解决……尤有卓识也”[3]6，期刊被赋予了“解释社会及其各部分，预测发展趋势，并把零碎的事实联系起来，阐明新闻的意义”的重要价值和使命，“是伟大的注释家”[4]150。在文学研究中，陈平原等学者都强调回到文学现场的重要性，文学期刊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现场”。文学期刊往往作为镜子、作为历史的活的见证，呈现了文学现象、文学理论、文学作品和文学争鸣等发生的历史现场。就文学期刊而言，它在用文学的形式及时深刻地反映现实、迅速传递文学信息、跟踪文学发展变化历程方面具有特别的优势。中国新文学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文学期刊杂志既是文学作品从个人创作到大众阅读的重要媒介，又是作家作品为大众接受的转化场、作家和读者之间的联络站。通过文学期刊这个平台，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到读者及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而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文学期刊还作为“文坛”的重要空间实体，提供了文学活动的“公共空间”；并且许多文学作家本身就从事着文学期刊的运营和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大众传播领域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的方针、政策、意识形态的变化直接决定着文学期刊的发展方向。“各种文学杂志并不都是独立、平行的关系，而是构成等级。这些特征也就是有效地建立了思想、文学领域的秩序得以维护的体制上的保证。”[5]208到“”时期，“文本的生产、发表、阅读、批评，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全面“破除文学生产、文学文本的‘独立性’和‘自足性’，而将文学生产、传播、批评纳入国家政治运作轨道上”[6]，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期刊在期间已经消失殆尽。进入新时期，随着中央权力的逐步分化，文学期刊在制度的新旧交替中开始复苏，靠近和回归正常的运行轨道，在新时期的文学场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文学期刊是国内的文学传播和文学生产首要和主要的渠道，客观上，对建国后文学经典的形成和建构发挥了巨大作用。大多数文学作品首先是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很多长篇小说也先是在文学期刊进行连载，而后再出版单行本，或者先出版单行本，而后在期刊上进行连载发表。不同于文学作品单行本的发行，文学期刊不仅给作品提供了发表的园地，对一些重要的和优秀的作品，文学期刊可以通过辟出专栏、专刊等灵活机动的形式组织和发表讨论、争议，这种情况在建国后的文学生产中非常普遍。新时期，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面世后，往往不是一家期刊，而是多家期刊联合起来，共同组织理论界、创作者进行深入探讨，并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地发表对作品的分析、评价文章。这些活动大多不是由作家或评论家主导的，而是由出版商、文学编辑、文学期刊策划、组织和实施的。正是在文学期刊的平台形成和展开的文学争议中，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文学经典在与大量的同期文学作品的竞争中凸显出来。在文学生产的实践中，“建国后的17年文学期刊对当代文学在那个时间段落里经典的形成所付出的热情和做出的努力是后来期刊无法企及的，在这一点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期刊成就了建国17年的经典”[7]，但在相关的研究中，文学期刊在文学经典的形成中发挥的作用目前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和研究。

二、新时期文学期刊复兴与文学场域的建构

文学期刊的复刊和新办在新时期早期形成了一个短暂的热潮，相关历史状况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①。本文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文学期刊在文学场重建中的作用及其方式。

（一）新的话语空间的开拓从1976开始，一些主要的文学期刊陆续恢复，如《人民文学》《诗刊》在1976年复刊，《世界文学》（1977年7月）、《文学评论》（1978年2月）、《钟山》（1978年3月）、《十月》（1978年8月）、《收获》（1979年1月）等也相继复刊。除了这些在“”前已有相当社会影响的期刊外，在1978－1980年间，由于办刊审批权限的下放，大量的新的期刊创刊出版，数据显示，仅这三年间，期刊种数平均每年以50%左右的速度递增[8]156，到1981年，全国地市级以上的文艺期刊共有634种，其中省级以上的共320种②。这一时期文学期刊的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国家对出版管理的放松，但它们的出现并不完全是由国家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而是带有很强的“自发”性。在“天安门诗歌运动”中，文学尤其是诗歌在社会文化中发挥着变革式力量，为新时期文学活动奠定了广泛的受众基础。在期刊复刊和创刊的大潮中，文学性刊物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些期刊既是新时期各种文学实践的空间场域，又成为各种观点、意见、批评交流和碰撞的平台，客观上起到了开拓文学话语活动空间的重要作用。

（二）组织推进文艺界“自主性”建设各类文学期刊在新时期文学场的秩序重建过程中提供了新的话语空间，通过丰富的话语实践活动，逐步确立了文学场的“自主性”原则。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场的形成需要有别于其他场运作的“自主”原则。“”期间，正是因为政治场的运作原则的强行介入导致了文学场自主性原则的失效。因此，在新时期文学场重建过程中，文学场“自主性”原则的重新确立是重中之重。新时期很多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问题，都是由文学报刊首先提出讨论的议题，或者是由于文学期刊的参与和介入扩大了这些议题的影响，进而引起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从而得以澄清和认可的①。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一书中，布迪厄（Bourdieu）认为，“文学场竞争的中心焦点是文学合法性的垄断”，这种权威性话语权、命名权的垄断也是文学场的自主性原则得以实现的前提，除了划定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这种权力还包括了“谁是作家和谁有权利说谁是作家；或者随便怎么说”的权力。[9]271新时期文学生产秩序的重建过程，就是和政治主导的权威话语权博弈和争取的过程，通过将文学场中原有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话语逐渐析出和转化，将研究、讨论和创作的重心转移到关于文学创作的题材、文艺真实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文艺学话语的讨论，使文学研究和创作逐渐摆脱政治的附庸，开始探索文学自身的审美和艺术规律，建立艺术自律的原则。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文章《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明确表明了中央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态度，也结束了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学术界不再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而代之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这是政治权利对文学场自主性原则的一种妥协和肯定。研究者和创作者对文学的总体性问题可以畅所欲言并得到认同，表明了此时的文学工作者已经开始成为1980年代文学场域中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新时期文学场重建初期，文学期刊除了以出版的方式组织文学场的重建外，还切实发挥了文学活动组织者的中介性和组织性作用，主要表现为：文学编辑通过约稿、组稿和主办区域联合活动②，打破了文学创作、阅读和研究的地域限制，增强了文学创作的交流，推动了文学观念的讨论和文学创作的更新；文学期刊编辑部通过举办读书会、座谈会、讨论会以及短期培训班等形式，把作家、评论家甚至是普通读者组织到一起，进行交流、沟通、对话，形成了文学活动的“公共空间”；各地文学期刊通过组织、承办各种文学评奖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文学场域自治性法则的建立，同时，帮助文学创作者提升和积累了文化资本③。文学期刊组织和推进了文学“自主性”的确立，有助于文学场疏离意识形态话语的干预，争取到更多的艺术自由，需要指出的是：文学期刊的活动虽然带有明显的“自发”性和一定的斗争性，相对于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质，但总体而言，文学期刊的活动还是与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政治走向保持着一致。1980年4月，组织召开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会议上明确指出，“在促进文学战线大好形势的过程中，文学期刊编辑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编辑人员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建议中央有关单位，制定必要的条例，以保障编辑应当享有的权益。[10]这一方面表明了文学期刊的活动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它在客观上促进文学场重建的同时，文学期刊作为大众媒介，还需要遵循媒介场的基本法则，对意识形态有着更强的依赖性。

（三）促成文学场的组织机构的恢复到1978年初，《诗刊》《人民文学》等十余家刊物已经陆续复刊，但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尚未明确新的文学体制的发展方向，对于是否恢复以文联、作协为主的文学管理体制政府还在犹疑之间，[11]2当时作协和文联作为全国性的文学活动组织结构并没有得到制度恢复。在弥漫全国的“拨乱反正”氛围中，“”中被分散到各行各业的文学工作者要重新组织起来的愿望愈发强烈。鉴于此，《人民文学》期刊社在1977年10月组织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可以说是“”后文学界知名作家第一次全国性的集会。同年12月28日，《人民文学》期刊社又组织召开了以“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为主题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集中了文艺界的力量，再次表达了恢复文联、作协体制的热切愿望。在这次会议上，茅盾以作协主席身份出席并讲话、周扬首次亮相发言、时任部长的张平化还带来了给《人民文学》的题词。可以说，正是由于《人民文学》期刊社的组织，这次会议为文学界和中央政府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文化部领导参加文学讨论会议表明了政府的基本立场，文艺界也明确提出了恢复全国文联、作协组织的要求，这也成为新时期文学场组织结构重建的重要事件。文学期刊举办座谈会等文学活动的形式召集文学工作者团结行动成为新时期文学活动的主要策略。1978年3月，批准成立了恢复文联的工作筹备组；同年5月，第三届中国文联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宣布：中国文联、作协正式恢复工作。可以说，中央批准恢复全国文联、作协等全国性文学组织，这是重新赋予了文学生产者对文学活动和文学知识生产相对独立的组织权和领导权，标志着新时期文学场域的重建任务在形式上基本完成。尽管如此，政治权力还是最终的决定性权力，它对文学场域的重新生成与体制重建能否进行有着重要的决定意义，未经政治话语认可的文学话语缺乏传播的合法性身份，还没被组织起来的文学工作者没有力量反抗“政治”对文学的干预。文学场的重建仍主要依靠政治的力量和法则进行。

（四）推动文学场从边缘向中央的位移“”结束之后，中央提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78年3月18日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些政策主要针对和倾向于科技工作者，致力于倡导发展自然科学。作为文学活动的主要组织机构，在“”中受到破坏的作协和文联也经历了两年的艰难过程才得以恢复。所以，在百废待兴的社会局面中，文学在最初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一种试图冷落文学的倾向”[1]。相对于政治场、科学场的中心地位，当时的文学场在整个社会场域中处于边缘位置。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中，各个场之间的位置和关系并不是恒定的，它会随着场域中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发生位移。从新时期几次文学思潮的行进过程来看，文学期刊不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直接参与了文学思潮的整个过程，尽管不是所有的思潮都是直接由文学期刊发起，但是文学期刊的引导、帮助使得思潮能够壮大并形成一定的气候，可以说，文学期刊是当时思潮能够延伸的主要阵地，推动了文学场从边缘到中央的位移。从《班主任》的发表而引起“洛阳纸贵”的社会反响开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等文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和审美之堤，文学活动逐步成为新时期牵动人们情感、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的核心事件。纷繁涌动的文学思潮表明了文学的繁荣景象，而这主要得益于文学期刊对思潮形成和发展的有力推动。作为当时传播文学的主要渠道，大型文学期刊的发行量往往超过百万份，具有广泛的影响面和强大的宣传作用。“通过对新闻事件日复一日的选择和，新闻媒体影响了社会图景的形成”[12]，文学期刊为读者提供了文学议题、促使公众关注并说服其对文学议题进行跟踪和思考，通过引导受众对这些议题的讨论和关注，文学期刊将文学的变化和整个社会的变革、文学的进程和思想解放的进程扭结在一起，尤其是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政治和改革走向尚不明朗的“乍暖还寒”时节，文学期刊以大众媒体的政治敏感，成为1980年代社会文化变革的重要“风向标”。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不只是少数作家、评论家、研究者和编辑所关注的专业问题，而是成为牵动社会关注的重大社会生活内容。可以说，借助文学期刊的舆论推动，文学逐渐从“边缘”向“中央”位移。

三、新时期文学场的精英话语

新时期，从阶级斗争、文化专制的极“左”思想横行的年代中走出来的中国人，面临着转变思想观念的紧迫任务，历史又向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提出了启蒙的课题。被政治权力遮蔽和否定的文化精英重新归来，他们迫切要求在社会结构互动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文化精英在部分政治精英的支持下，试图打破原有官方垄断文化资本、文化权力从属于政治权力的格局，强调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地位以及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知识精英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启蒙的倡导过程中始终作为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充当着重要推动者甚至风气引领者的作用。知识精英对于改革开放的国家话语的高度认同也得到了来自于国家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回应，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对知识价值的肯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性恢复以及对知识精英话语的认同性使用等方式，鼓励了知识分子更深度地参与到社会互动过程中来。在这个不断认同和回应的过程中，精英知识分子和精英文化的统治地位逐步得到了确立。“整个思想解放就是一个精英化运动”[13]的表述就是对1980年代以来这种文化资本重新分配的表达。这里所说的“精英文化”主要是指以社会知识分子和文化人阶层为主体创造的、经由大众媒介传播和分享的文化，它具有导引社会价值、教化大众和文化扩散的功能。与直接参与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科技工作者不同，作为文化经营的人文知识分子参与社会转型和互动的方式往往是话语实践，其主要展开形式是以在报纸、刊物、书籍等大众纸质媒介中发表主要使用文字符号的言说来表达自己的立场，通过信息的交流和沟通影响受众的认知进而达到作用于社会其他实践层面的目的。这些借助纸媒和文字符号的话语实践活动成为新时期媒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门的打开，各种现代西方文化思潮蜂拥而至，这极大地刺激了国人的求知欲望。顺应时代潮流，中国图书出版业逐渐驶上快车道，1985年全国总印数66亿册，为建国后最高水平。从1979年至1985年间，全国期刊的种数每年递增19%左右，总印数平均每年递增12%左右；1980年代的文学类期刊也得到迅猛发展，每年文学艺术类期刊（以纯文学期刊为主）雄踞期刊业之首，约占全国期刊总体种数的1/8，印数则占全国期刊总印数的1/5。由于1960年代以来的政治需要过于强化了小说的教化功能，它的愉悦功能遗失殆尽，因而，新时期以后的读者对小说的阅读欲望几近于疯狂。翻开1980年代的文学期刊，80%以上的篇幅是小说。改革开放前的文学期刊以《人民文学》牵头、各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地方文艺期刊助阵的格局被“四大名旦”为代表的大型文学期刊所取代；随着媒介技术和观念的发展，精英知识分子也开始尝试以印刷媒体之外的文化形态来进行文化传播和启蒙。例如，1988年6月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6集电视系列片《河殇》，以黄河为主题，探讨中国文化的困境与出路。这是运用大众传媒讨论文化问题的大胆尝试，节目播出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轰动。这场迅即引发了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理论界规模最大的讨论，它将知识精英阶层的文化讨论及其影响传播开去，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中产生激荡和影响。在1980年代，中国思想界最具活力、影响最大的是“启蒙主义”思潮，知识分子要重新完成“启蒙”这一在中国被“救亡”所中断而尚未完成的工程。这一主导性思潮席卷了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领域，也奠定了1980年代的历史基调。这寄寓了知识分子明确的、拒绝世俗的精英立场和理想主义精神，也流露出他们对于改造中国的乐观态度。“新启蒙”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新启蒙思潮以现代化的想象和诉求为方向，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被置于封建主义/现代化、传统/现代等二分法中。知识分子为市场化提供理论依据、呼唤民主和完善法律制度、讨论主体性、表达“走向未来”的渴望等都“在批判传统的社会主义和寻求作为目标的‘改革’过程中”结为同盟。在这个层面，启蒙思想并不是作为一种与国家的目标相对立的思潮而存在，相反，知识分子的努力与当时国家的改革目标其实存在着部分的一致性。文化精英在1980年代社会分化中重新崛起及话语权的获得，在国家—文化精英—民众的互动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自上而下的文化资源的重新分配中确立了精英知识分子和精英文化的统治地位。这种由精英主导的文化以纸媒为主要传播媒介，以主体性建构为主要价值引导，以文化本体追寻为主要指向，以实现社会启蒙为主要目标，成为新时期文化的主要文化表征，成为文学场域的主流话语。正是由于文学期刊的复苏和传播活动的有效开展，在文学编辑和作家、评论者以及文学生产的管理者等多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学界到1980年代初期已基本建构起来。不同倾向、不同类型的文学期刊也为新时期不同谱系文学知识话语的再生产提供了空间，这无疑促发了越来越多的作家和研究者投入到探索求变的文学活动中。当然，新时期文学场域的重建是一个结构性、整体性调整的结果，在出版行业，除文学期刊外，出版业的整体性变革为文学活动的开展和文学场域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文学创作（研究）主体、文学实践、文学话语的聚力重建随着文学主体的重新凝聚、文学组织机构的恢复、文学自主性原则的确立和广泛认可，逐步实现了文学场域的重构，也影响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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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明光，邬书林．我国期刊出版事业发展概况[M]//中国出版

作者：张颖 单位：西安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