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城市商贸流通业影响

内容摘要：数字经济对城市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有望为商贸流通业赋能，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突破发展瓶颈。本文运用2017-2020年的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商贸流通业的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城市商贸流通业的促进效应在一线城市最大，四线城市最小。进一步分解数字经济各组成部分发现，城市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数字化服务和数字化治理均对商贸流通业具有显著效应，但数字产业融合水平效应暂未凸显。

关键词：数字经济；商贸流通业；城市异质性；数字化治理服务

引言

在十四五规划中，我国明确提出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推动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同时，党的报告也作出要求，要将信息技术同实体产业结合起来，实现“数字中国”，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商贸流通业作为我国重要的传统产业，在保障供应链、解决商品滞销问题、促进交易高效完成和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者需求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李加奎等，2021），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在市场环境日益复杂、外部不确定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商贸流通业的能源消耗增加、生产效率较低的缺点对其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在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有望为商贸流通业赋能，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突破发展瓶颈。在这一背景下，研究数字经济给商贸流通业带来的影响则成为一项重要的议题。

一、文献综述

在既有的文献中，叶悦青等（2021）以浙江省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从财政支持、教育和研发投入等方面促进区域商贸流通业发展。谢玉唐（2018）则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梳理了我国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政策并从理论上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业的促进效应。在数字经济促进商贸流通业的渠道上，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客户忠诚度和形成数据资本是主要的影响因素（陈娟等，2021）。梳理既有文献可以发现，一方面，现有研究多从理论层面探讨数字经济与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关系，缺少使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另一方面，较多学者多从省份层面探讨二者关系，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城市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同一省份一线、二线、三线与四线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仍然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从省份层面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有一定的偏差。鉴于此，本文使用我国2017-2020年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及其各组成部分对商贸流通业的平均作用和城市异质性效应。

二、数字经济促进城市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分析

数字经济对城市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商贸流通业赋能新兴技术，促进企业创新。数字经济的发展既为商贸流通业带来了可供其分析利用的数据资本、工业机器人等生产要素和生产工具，又对商贸流通业的企业管理和组织模式、发展业态等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契机。这有利于帮助商贸流通业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王锋正等，2021）。二是优化流通业产业链，形成供应链协同发展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商贸流通产业链上、中、下游各企业建立起数据共享中心，以区块链的模式分享具有共同利益的信息，降低了商贸流通业企业获取信息的门槛，提高了信息利用效率，进而能够助力流通业企业根据实时情况及时更改和优化服务，促进上、中、下游企业的整合和协调发展，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生产效率。三是降低流通业企业成本，提高产出。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城市基础设施的功能，提高地方政府的管理效率，为流商贸通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降低流通业企业日常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带来的新技术促进了商贸流通业的产业升级和创新，有利于提高企业资产、能源和人才等投入品的边际产出，进一步减少生产成本，提高商贸流通业产值。

三、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选取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该指标由各城市的交通仓储运输业、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住宿业的增加值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该指标由《中国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所公布的数字经济指数来衡量。数字经济指数从各城市的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城市数字化服务、城市数字化治理和数字产业融合四个方面来测算数字经济指数，能够比较综合、全面地度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控制变量方面，参考程文先等（2021），本文选取了产业结构，具体由第三产业产值与GDP比重来衡量。由于商贸流通业属于第三产业，因此地区产业结构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第三产业是经济发展中最具生产力和创新力的产业，其占比越大，产业结构发展水平越高，地区经济发展的创新能力和活力更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也能够从中获取更大的收益；金融业发展水平，具体由金融机构存贷款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金融业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降低商贸流通业融资成本和提高融资规模，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提供多渠道融资支持；对外开放水平，该指标由地区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对外开放水平程度越高，不仅能够增加商贸流通业服务的需求量，还有利于推动商贸流通业企业积极学习和引进国外的生产技术，学习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自身发展；人口规模，该指标由各城市常住人口来衡量。人口规模越大，商贸流通业的需求市场越大，越有利于促进其发展。与此同时，人口规模越大，商贸流通业将面临更加复杂多样的需求。这可能增加商贸流通业的管理和研发成本，阻碍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因此，人口规模对不同城市的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作用取决于二者净效应的正负；经济发展水平，该指标由各城市的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城市经济总体发展状态和潜力的重要指标，对辖区内的各企业均有显著影响。土地面积，该指标由各城市行政区域面积来衡量。土地面积越大，商贸流通业将面临更加复杂的运输环境和运输距离，这可能会提高其生产成本，阻碍相关企业的发展。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选取了2017-2020年我国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各数据来源于2018-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20年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EPS数据库。表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在具体研究时，本文还对商贸流通业增加值、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面积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数字经济对城市商贸流通业的影响

在理论分析部分，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城市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具有促进效应。为了检验该结论，本文使用时间和地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表2汇报了相关回归结果。其中，第（1）和第（2）列为考虑时间效应的回归结果，第（3）和第（4）列为考虑时间和城市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不论是否控制年份效应或相关经济变量，数字经济对城市商贸流通业均具有促进作用，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控制年份效应和相关经济变量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增加1%，城市商贸流通业产值增加1.145%。控制变量方面，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金融业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均对城市商贸流通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每增加1%，城市商贸流通业产值增加0.72%。人口规模的增加促进了城市对商贸流通业服务需求的增加，进而有利于增加其产值。这也说明人口规模给城市商贸流通业带来的促进效应大于因需求多样化带来的成本增加对其发展的阻碍效应；经济发展水平每增加1%，城市商贸流通业产值增加0.231%。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城市各类生产要素和企业的发展，并通过产业链促进商贸流通业产值增长；金融业发展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商贸流通业产值增加0.02%。金融业的发展有利于为商贸流通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进行产业扩张和技术改进；对外开放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商贸流通业产值增加0.323%。城市对外开放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商贸流通业相关企业引进外资，学习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提高经营效益，促进产业产值增加。而土地面积则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平均来看，土地面积每增加1%，城市商贸流通业产值减少0.111%。土地面积的增加将提高商贸流通业的运输成本、管理成本和研发成本，降低产出。

（二）城市异质性分析

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之间的经济基础与产业结构不同，经济发展状况相差较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商贸流通业发展情况也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之间，数字经济对城市商贸流通业的影响可能也有所不同。为了分析这种异质性，本文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和四线城市，分别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交乘，得到四个交互项。其中，First_Digitaleco为数字经济与一线城市的交乘项，Second_Digitaleco为数字经济与二线城市的交乘项，Third_Digitaleco为数字经济与三线城市的交乘项，Fourth_Digitaleco为数字经济与四线城市的交乘项。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发现，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商贸流通业的促进效应均在一线城市最大而四线城市最小。平均来看，数字经济水平每增加1%，一线城市商贸流通业产值增加1.152%，四线城市商贸流通业产值增加0.872%。一方面，一线城市的产业发展环境优异，高新技术产业集中。产业集聚能够促进知识技术快速共享和加快技术转化效率，推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建立更加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进而数字经济的效应能够更加充分的发挥，并进一步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边际贡献。同时，一线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处于较高的位置，能够为商贸流通业赋能更多的技术优势，带来更多发展红利。另一方面，四线城市的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经济发展效率较低，数字经济的配套措施不完善，难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作用，因而其对商贸流通业的边际效应较小。此外，西部城市商贸流通业发展模式和理念较为落后，技术创新能力有限，未能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促进自身发展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三）数字经济各部分对城市商贸流通业的影响

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商贸流通业影响的部分，主要着眼于数字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对城市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明确数字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对城市商贸流通业的影响，本文从数字经济的四个组成部分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Data）、城市数字化服务（Service）、城市数字化治理（Gov）和数字产业融合（Cr）出发，研究各个部分对城市商贸流通业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城市数字化治理和服务均对城市商贸流通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的边际效应最大。其中，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每提高1%，城市商贸流通业产值增加0.505%。这说明数据资本在现代商贸流通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帮助商贸流通业企业降低生产运营成本，提高产出效率。同时，还有助于企业及时获取消费者服务评价信息、实时优化服务方案等，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城市数字化服务和治理水平每增加1%，城市商贸流通业产值增加分别增加0.481%和0.314%。城市数字化服务和治理水平的提升为企业发展提供了高效发展平台和环境。一方面，在数字化服务和治理水平更高的城市，地方政府能够更加有效地通过大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方式及时获取商贸流通业企业的诉求和发展现状，用更加科学的方式在税收征管、政策支持等方面为流通业的发展提供便利支持和有力保障；另一方面，数字化服务和治理水平的提高还能够为地区发展提供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进而帮助流通业企业根据客户需求和实时状况及时、准确地改进服务，优化运输路线，提高服务质量，进而促进企业产值的增加。但数字产业融合的边际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由于当前我国城市的产业融合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全国范围内平均来看还没有凸显出对商贸流通业的显著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运用2017-2020的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商贸流通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增加1%，城市商贸流通业产值增加1.145%。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城市商贸流通业的促进效应在一线城市最大，四线城市最小。进一步通过分解数字经济各组成部分发现，城市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数字化服务和数字化治理均对商贸流通业具有显著效应且城市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效应最大，但数字产业融合效应暂未凸显。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要加快各城市数字经济的建设进程，促进商贸流通业高效发展。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制定并落实长远可持续的数字经济建设方案，通过产业政策、财政资金支持和税费减免等方式，释放数字经济相关企业的发展活力；另一方面，完善地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数据等新兴生产要素的保护制度。同时，地方政府还应当增强自身数字化治理和服务能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二是在推动商贸流通业利用数字经济促进自身发展的过程中，要建立政府+企业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既发挥地方政府在整个商贸流通业的宏观导向作用，聚集创新资源，从政策层面鼓励商贸流通业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进行生产创新；另一方面，商贸流通业也应当抓住数字经济的契机，与其他行业进行积极合作，不断学习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经验，促进自身创新发展。三是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制定具有异质性的发展政策。对于西部城市来说，应当把重心放在完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环境上并加强区域内商贸流通业利用数字经济促进自身创新发展的能力；对于东部发达城市，应当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各组成部分的发展状况，尤其是要促进数字产业融合发展，进而为商贸流通业发展提供更强的动力支持。

作者:陈湘 单位:长江大学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