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改编影视作品分析

【摘要】随着电影和电视剧的广泛普及，将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浪潮开始涌现，其中不乏优质的经典作品。本文以《活着》这部作品为例，从新兴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学作品为现成的“影视剧本”、商业效益可观、影视制作人的偏爱四个方面，分析了文学作品频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原因；从文学与影视的互文性以及影视改编难以展现小说的特性两个层面，分析了文学视觉化现象的利弊及未来的发展走向，并试图探讨影视制作人应如何利用好文学作品，从而创造出优秀的影视作品。

【关键词】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活着》；互文性；小说的特性

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现象日益普遍，被搬上银屏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西游记》、《红楼梦》、《还珠格格》等经典作品甚至被翻拍成多个版本，受大众所喜爱和追捧。由于经典作品受众群体广泛，收视率高，各级电视台一般会在每年的固定月份重播经典电视剧剧目。影视改编的成功案例不断出现，也致使人们更加期待好的文学作品能够搬上银屏。本文以余华的小说作品《活着》及其电影为例，对文学和影视之间的互动整合以及文学作品频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出现的现实问题进行梳理，剖析其利弊，为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提供一些理论思考。

一、文学作品频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原因

（一）新兴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字传播媒介曾经占据着文化传播的主导地位，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电影、电视剧等影像传媒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大众接收信息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注意力逐渐从纸张转移到了电子设备上。相较于传统纸质媒介，大多数人更愿意通过影像的方式来获取信息，这就使得电影、电视剧的市场日益扩大。

（二）文学作品就是现成的“影视剧本”改编电影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是吃着文学作品的奶长大的。1922年的《红粉骷髅》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文学改编电影，由管海峰执导，原著为法国的侦探小说《保险党十姐妹》，该片于上海上映之时，虽然票价很高，但观众络绎不绝，盛况空前。该电影的成功让早期的一些电影人找到了方向，他们将故事情节生动有趣的小说拿来稍作调整，便是一部完美的剧本。由此可见，文学作品为影视剧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三）商业效益可观影视制作人希望借助小说原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带动票房和收视率。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屡试不爽。据《综艺》杂志1977年的报道，在二十部最赚钱的影片中，就有十六部文学改编作品，其中有十四部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张艺谋执导电影时就钟情于文学作品，同时他也是中国改编片导演中较为成功的一位，其中，《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著名作品给他带来了名和利的双丰收。张艺谋曾坦诚地表示自己没有水平写出深刻的作品，看小说带有功利性目的，经常买回一大堆小说阅读并从中挑出好小说，并琢磨小说适不适合拍电影。[1]这种“借鸡生蛋”的做法所带来的收益之大显而易见。

（四）影视制作人的偏爱将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一直是部分影视制作人的梦想。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许多电影人都渴望将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翻拍成电影，将自己对该作品的理解表达出来。

二、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互文性

互文性，又称“文本间性”，是结构主义的标识性术语。影视改编文学作品的过程不仅仅是对文学作品单纯的呈现，其中也包含着对文学作品的改造和重塑，两者间的“互文”使它们不再是简单的二元论关系。以小说《活着》作为前文本来研究同名电影的改编，也可借用结构主义的互文理论作为支撑。

（一）作品在主题上的互文主题上的互文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之间显而易见。《活着》同名影片通过对主人公福贵艺术形象的深入理解，而后呈现出他在面对各种遭遇时的言行举止，流露出人在困苦之下无法掌握自身命运之痛，展现出主人公在面对各种苦难时努力活着的精神，就如余华在原著的封底所写，“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情而活着”。这与小说中的主题存在互文，两种表现形式都传达出了顽强的生命信条。

（二）影视在文本基础上的革新文学艺术与影像艺术是两种传播媒介，表达手法、表现艺术、表意角度等都存在差异。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后，或多或少都会有改动，这是不可避免的，对前文本进行创新性的改写也是互文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活着》影片中虽然在主题方面与原著十分契合，但为了使影片在情节上更加流畅自然，张艺谋导演也做出了不少改动。在情节方面，影片将文本中福贵在失去家财后以种地为生的情节改成了以唱皮影戏谋生，在福贵卖力演唱皮影戏的剧情中，通过福贵对皮影戏的演绎更能体现出其对命运的呐喊，在视听效果上更加触动人心。小说的结尾是福贵只身一人活到老，然而在影片中，福贵还留有三个亲人，结局相比于小说而言显得没有那么残忍。在人物角色的安排方面，影片也适当做出了改变，小说中春生这个角色本是福贵在被抓去当国民党士兵时认识的，影片中福贵在外唱戏谋生时，他就作为福贵的随行出场了，使得该人物在剧情的推动上起到更大的作用。

三、影视改编难以展现小说的特性

文学是一门以语言文字为工具的艺术，具有创造性的审美意识。究其实质，文学和影视是两种艺术表现形式，无论编剧的改编水平有多高，始终都无法抹平两者间的本质区别。文学语言所能体现出来的特性在影视作品难以得到展现。

（一）人物塑造小说中的人物可以分为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扁平人物也就是十七世纪所谓的气质类型，是基于某种单一的观念和品质塑造而成的[2]57。圆形人物这个概念是相对于扁平人物而言的，其生活更加宽广无限、变化多端，也只有圆形人物才能担当悲剧性表演的重任，激发我们拥有的所有情感。小说《活着》的主人公福贵一直被塑造成一个丰满的圆形人物，拥有读者对小说的所有情感。作品中小配角老全是福贵在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时认识的，一开始是个扁平人物，淡然地面对着可能遭遇的危险，给读者一种“老道”的感觉。当他无意间发现好兄弟的物品时，发了疯似地冲进尸体堆中寻找好友的尸体，最终被散弹击中身亡。短短的一个情节，老全的人物特性一下子就彰显出来了，通过这一短小的情节，作者微妙地将一个扁平人物发展成为立体的圆形。相比于小说，电影的表达形式只能使观众判断出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否饱满，并不会让人产生扁平人物还是圆形人物的概念。

（二）叙事视角讲故事可以采用的视角有很多，小说家可以从外部、内部两种视角来描述人物，可以不偏不倚地做一个旁观者，也可以采用某个人物的视角假装对其他人物的动机毫不知情，再或者他还可以采取介于这些视角之间的某种态度来诠释故事内容。[2]67在小说《活着》中，作者采用的是以福贵为第一人称叙事的视角，在电影中这种叙事方式会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如若在电影中引用第一人称叙事，在时长受限的电影里，就会使情节显得太过生硬亦或太过着重于心理描写而显得过分抒情。

（三）语言表达影片中的语句一般使用日常语言，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通俗性，与小说的文学语言存在着很大区别。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可以委婉抒情，所以拥有强烈的暗示性、间接性和想象性等特性，能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力，使其在阅读中获得审美体验。文学作品中对于一个场景的描述可以达到上百字、上千字，而影片中对场景的描述可能就几秒钟的镜头。电影作品通过镜头画面直观地向观众呈现故事场景，弱化了观众想象力的发挥。但不可否认的是，电影中可以运用不同的拍摄手法，运用长镜头、特写镜头、快镜头和慢镜头来讲述一个故事，可以给观众带来良好的审美感受。

四、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利弊

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这种视觉文化制作方式成为了娱乐工业的一个模板，人人争相模仿，对该现象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很多人会认为“影像已凌驾于文学之上，这意味着影像日益蚕食着文学的疆域”[3]，影像的蓬勃发展，对于文学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影视的优势压着文学，文学的命运不可避免地开始“衰竭”。该说法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影视到底是有利于文学还是打压了文学，其中存在非常多的复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如果文学作品改编成的影视好评声不断，原著的销量可能会随着票房和收视率而上涨，文学与影视互利的好处就会体现出来。如今是一个娱乐至上、追求闲暇放松的时代，优质的影视作品一上映，短时间里就可以获得难以想象的传播效应。例如，姜戎畅销小说《狼图腾》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半个月，票房便超过5亿，让人惊喜的是这部卖座的电影让原著“火”了，原著的销量大幅度上涨。据当当数据显示，读书客户端的《狼图腾》下载量提升近5倍，纸质书的销量环比上涨百分之三百。好的电影能激起人们阅读原著的欲望，让原著迎来“第二春”。在当今文学逐渐边缘化的时代，文学与影视之间的互利，可以说是对日渐式微的文学作品的一种救赎。人们对经典改编成的影视作品抱有很大期待，往往这些作品上线时都自带热度，这是文学作品自身给影视作品带来的预热效果。然而原著的高艺术水准在影视化改编时，往往很难得到体现和突破，拍出来的作品很难达到观众的预期。因此，文学改编电影真正称得上好作品的，寥寥无几。同时，商业化促使影视作品复制生产，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产品同质化。一些影像制作人为了盈利，往往忽视对文学作品的深入发掘与革新，浪费一手好牌，这类低质的媒介产品的出现会使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产生不少负面效果。由此可见，影视化改编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使观众对文学作品形成负面印象，不利于文学作品自身形象的建构与发展。

五、结语

文学作品与影视之间的互动是多元媒介交流的表现，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可以推动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如若想让这种互动成正面发展趋势，需要影视制作人在翻拍文学作品之前，不仅要提升自身专业能力，还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原著所表达的“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文学作品成功改编成优秀的影视作品，并受到大众的欢迎。

参考文献：

[1]李尔葳.张艺谋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11.

[2](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57+67.

[3]李法宝.共读时代:文学与影像的互动传播[J].文艺争鸣,2010,(8):45.

作者：林思颖 单位：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