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社群观照下塞原诗人群探析

摘要：塞原诗人群是20世纪30年代绥远文坛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和巨大影响对绥远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目前对这一系列诗人的研究还较为薄弱，而且并未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进行考察。实际上，无论是就创作理念、思想倾向、艺术风格而言，还是就规模和影响力而言，塞原诗人均具备了诗人群体的特征。本文将从文学社群的视角来观照塞原诗人群，梳理这一诗人群体的生成原因及形态特点。

关键词：社群视角；塞原诗人群；生成原因；形态特点

目前面世的绝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学史并未将20世纪30年代的绥远文学包含在内，但事实上，这一时期内蒙古西部原绥远省的新文学运动是十分活跃的。

一批受到左翼进步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共产党员、民主人士，以手中的笔为武器，组织文学社团宣扬进步的文学主张，旗帜鲜明地开展文艺工作和抗日宣传活动；同时也以报纸副刊为阵地，创作了较为丰富的各体文学作品。其中诗歌创作的实绩尤为突出，产生了以塞原社诗人如章叶频、武达平等为代表的诗人们。他们不仅进行诗歌创作，还积极开展诗歌研究，倡导新诗歌运动，创办诗刊，为绥远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诗歌创作如同一股奔腾的激流，一路高歌，最终汇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但是目前对于这一诗潮的研究总体上较为薄弱，而且并没有将这一系列诗人作为一个诗人群体进行考察。实际上，无论就创作理念、思想倾向、艺术风貌而言，还是就其规模和影响力而言，塞原社诗人均具备了诗人群体的特征。而文学社群“作为文学史的一个整合动态概念，既保留了文学社团、流派的基本群体特征，又具有社与群结合的文化范畴，更强调诸多文化因素的包容性，这就使得原有的文学社团构成了一个知识文化谱系”a。所以笔者认为，相比于单纯的内部文本分析，从社群流派的人与事的角度入手来阐述塞原诗人群，梳理其生成原因和形态特点，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一

塞原诗人群是20世纪30年代以绥远地区文学社团塞原社成员为主体，文艺刊物《塞原》《塞北诗草》等为阵地，因相近文学主张而凝聚起来的诗人群体，主要成员有章叶频、武达平、李穆女、刘映元、杨植霖、韩燕如、袁烙、李曼霖等。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稳定人员构成和创作模式的诗人群体，塞原诗人群实际上取得了相当的创作实绩。因材料散失，从现存的较全面反映20世纪30年代绥远文坛创作状况的文选《20世纪30年代内蒙古西部地区文学作品选》(章叶频选编）来看，总体收录各体文学作品三百一十多篇，其中诗歌与诗论就有一百三十六篇，而这些诗歌与诗论大部分出自塞原诗人。他们在绥远地区新诗歌的倡导和推动方面尤其功不可没。从1934年冬天开始，塞原诗人们积极开展了新诗歌运动。他们在“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及其河北分会的影响下，先在《塞原》上编发“新诗歌专号”，在《新绥远》（后改名为《洪荒》）上推出“诗专页”。然后，为了加强新诗歌的理论研究，还成立了“塞原社诗歌研究会”，并创办了当时绥远唯一的诗刊《塞北诗草》，虽然只出七期，但在当时的绥远已有相当的影响力。其间，他们编写过《诗歌研究大纲》，提出了自己的创作主张。到1937年初《塞北诗草》被迫停刊后，塞原诗人群仍然坚持创作。当然，他们的创作活动得到了“左联”和中国诗歌会部分诗人的支持和帮助，也在较大的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如前所述，目前对于这一路诗潮的研究总体上是很薄弱的，成果相对较少，只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二是对20世纪30年代内蒙古西部地区新文学（包括新诗）运动轮廓的勾勒；三是对一些诗人个体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近十年来，再无新成果出现。而且学界并未将塞原社诸诗人作为一个群体进行考察，随着这些诗人纷纷谢世，这一诗人群体从曾经的研究边缘渐行渐远，几至消失在学术视野中，这是非常可惜的。

二

要还原20世纪30年代塞原诗人群的真实状貌，就不能不先从整体文化的视阈探析这一群体的内在成因，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其形态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塞原诗人群的生成，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共同出版阵地和话语平台提供了基本条件塞原诗人群得以生成，首先要归因于他们有共同的出版阵地。当时的绥远经济落后，文化发展缓慢，但年轻的塞原诗人们却幸运地拥有了自己的文学阵地。这离不开当时绥远著名的报人、《西北民报》编辑的杨令德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1933年12月12日，《绥远日报》记者袁尘影（杨令德之甥）与共产党员武达平、任双弼借绥远《社会日报》副刊创办了《塞原》文艺旬刊，借由这一出版阵地与平台的出现，在1933年12月成立了“塞原社”。《塞原》文艺旬刊出刊到十六期，于1934年5月停刊，到1934年9月4日，又在《绥远民国日报》副刊《十字街头》上复刊，它首先为诗人群提供了平台。1936年6月23日，塞原社成员们又创办了内蒙古地区最早的诗刊《塞北诗草》（旬刊）。这一刊物不但是当时塞原社诗歌研究会会员发表诗作的重要园地，同时因为它是当时绥远文坛唯一的诗刊，所以在诗歌爱好者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人要求加入塞原社诗歌研究会，购阅《塞北诗草》，还有许多诗歌爱好者踊跃地向《塞北诗草》投稿。如韩燕如的经历就较为典型，他在从事革命工作之余积极地学习诗歌创作，并以“劼子”的笔名发表诗作在《塞北诗草》上。《塞北诗草》的出版，是绥远新诗歌运动极盛时期的标志。这一刊物前后共出了七期，最后一期在1937年1月21日出刊。不久，著名报人杨令德先生因故被免职，《塞原》《塞北诗草》也都被迫停刊。这使得塞原诗人群失掉了一块重要的宣传阵地。但新诗歌运动仍要开展，他们又在他们能够掌握的又一阵地《社会日报》副刊《洪荒》上继续发表诗歌作品。《塞原》《塞北诗草》《洪荒》相继为塞原诗人群提供了话语阵地，它们凝聚了整个诗人群体，为群体的诗歌创作提供发表的园地，也成为宣传创作理念和思想倾向的平台，在20世纪30年代的整个绥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见，共同的话语和出版阵地为塞原诗人群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条件。第二，共同政治兴趣指引下的群体聚合和人事交往“就三十年代文学而言，如果不顾历史的氛围，忽略文学产生的特殊政治背景，仅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可能难以对三十年代各种文学现象、作品做出合理的评价”b。的确如此，政治是现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维度，政治因素在中国现代社群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中时常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时代背景的因素，塞原诗人们对政治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热情，诗人群的生成与现实的革命斗争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政治兴趣的指引是这个群体生成的重要原因。追溯塞原诗人群的形成，实际上与塞原社的成立基本同步。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国家已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东北沦亡，华北危急，绥远地区也危机四伏，政治和文化气氛令人窒息。于是，武达平、章叶频、李穆女等几个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便在左翼文艺思想的影响下，将满腔的愤懑化作熊熊烈火般的热情，投身于进步的文艺创作之中。章叶频后来总结说：“塞原社的组织，并没有形成什么文字的章程。他们要呐喊、要进步、要反帝爱国、要反封建，他们是不满意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和不合理的黑暗社会而结合起来的几个志同道合的文艺青年而已。”c实际上任何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社群的生成“都是在创造追求一个或者若干个关系网络。每位作家加入某个文学社群的志趣都在于构建自己的公共空间，渴望被另一个公共空间网络所认同”d。对塞原诗人群而言，他们与20世纪30年代其他以鲜明的政治色彩呈现自己个性的群体相似，在他们身上，政治因素既是文学群体创作的风格和聚合的心理因素，又是团体生存的文化氛围和语境，是群体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第三，核心成员带动下群体凝聚力的增强文学社群本身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因素，在社群生成背后必然活跃着成员聚合的身影，存在着互相之间的影响。但一个社群形成的过程中，关键性的人物是不可或缺的，他作为群体的核心而存在，对群体有着号召和凝聚的作用。在塞原诗人群里，章叶频可以说是群体生成的关键性人物。首先，他是新诗歌运动影响下最早迈出实践步伐和最具创作实绩的塞原诗人。他率先改变自己前期哀愁的抒情基调，开始创作大量表现社会现实的诗歌作品。尤其是抗战爆发后，章叶频的诗歌创作发展到了高峰期，他以抗日题材的创作影响了整个绥远地区的抗日文化战线。其次，章叶频也致力于社群刊物的建设。1934年，章叶频与中国诗歌会著名诗人、《诗歌季刊》编辑王亚平建立了通讯联系。之后，由王亚平推荐，章叶频的诗《生活的担子》发表于大型诗刊《诗歌杂志》的创刊号上。此后，章叶频又与中国诗歌会其他著名诗人，如蒲风、温流等建立联系，使闭塞落后的绥远地区的诗歌运动得以发展，并将它推向新的阶段。因此，章叶频也在实际上成为绥远地区新诗歌运动的骨干及后来的领导者。再次，章叶频在绥远地区革命文学理论的建设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他以马列主义观点为指导创作了一系列诗论，宣传新诗歌运动的意义、诗人当前的任务和诗歌大众化的方向。如《现在诗坛两种流派的斗争——介绍新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一九三五年中国诗坛》《一年来诗歌的新动向》等篇，不但在绥远文坛上产生过巨大反响，而且在当时的国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章叶频在诗歌创作、刊物建设和诗歌理论方面的努力，无疑也带动了塞原社其他的诗人。诗人们认同章叶频的主张，在这种影响和带动之下，群体的凝聚力逐渐增强。如上所述，共同的出版阵地为群体产生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共同的政治兴趣和核心人物的带动作用使群体形成了强烈的凝聚力，因此这三方面成为塞原诗人群生成的关键性因素。

三

文学社群本身是一个丰富的知识文化谱系，从社群人与事的关系角度入手，可以深入细致地触摸这个文学社群内在的机体纹理。在探讨塞原诗人群生成的原因之后，本文将进一步梳理其形态特征。对比于同一时代的其他诗人群体，塞原诗人群呈现出如下方面的特点。第一，在主张和行动上与中国诗歌会呈现明显的同步性毋庸置疑，“三十年代绥远文学的形成，首先是‘五四’新文学革命到二十年代革命文学影响的必然结果；三十年代绥远文学的发展，尤其受到左联及其左翼文艺思想的巨大影响”e。而在诗歌的理论和创作方面，塞原诗人群受到了中国诗歌会的明显影响，在主张和行动上与中国诗歌会基本保持了一致。回顾塞原诗人们的创作之路，章叶频、武达平、李穆女等人在塞原社成立之前就都热心于诗歌创作，但在后来都经历了诗风的转变，尤其是章叶频和武达平更为典型。在20世纪80年代章、武二人出版的诗歌合集《塞风集》中，共收录章叶频诗作四十八首，其中写于1931—1933年间的共十四首，这些诗歌大多表现出哀愁的抒情基调，强调抒情主人公与黑暗现实之间的冲突；而收录的武达平三十三首诗作中，写于1931—1933年间的共十六首，大部分都表达出诗人对于自我的关注。但当塞原社成立，尤其是中国诗歌会积极倡导“新诗歌运动”以来，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决心改变自己的诗风。于是，章叶频在这一时期创作了《打铁者的歌》《矮屋的哀声》《都市罪恶曲》等作品，实现了诗风的转变；而武达平的《更夫》《洋车夫》《面粉机》等诗作在内容上也已经闯出了个人主义的圈子。另外还有杨植霖的《耕夫》、刘映元的《梦游故乡——为一个东北难民而作》、李穆女的《一九三五年前夜》等。总的来说，这些作品都摒弃了描写身边琐事的倾向，向诗歌的大众化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可以说，中国诗歌会的影响促进了塞原诗人们诗风的转变。而不久之后，章叶频从李柯（任白戈之妻）手中得到一册由中国诗歌会成员王亚平主编的《诗歌季刊》，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给王亚平写信，并附去两首诗，很快得到回音。王亚平希望章叶频能和一批志同道合者在绥远地区开展大众化的现实主义的新诗歌运动。在王亚平的支持下，1934年12月，章叶频在《塞原》第22期上刊出了第一个新诗歌专号，积极推动新诗歌运动在绥远的开展。在这期专号上刊出的《写几句在前面》中，章叶频提出：“在目前，在内有天灾人祸及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与外来帝国主义者的掠夺、屠杀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诗歌该是如何急迫地成为一种强烈的、有力的、作为民众呼声的喉舌了。”f这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诗歌会要求诗人站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去把握与反映现实，也即实现“诗的意识形态化”的呼应。章叶频进一步写道：“发刊这个诗歌专号，我们大胆地尝试创作大众的诗歌，一方面努力新的内容（题材）的采用，同时也注意新的形式（语言的试验）（关于技巧和韵律方面，我们也不是完全漠视的）。那就是说，我们选用劳动人民日常平凡的材料，为大众生活所熟悉者，而以极通俗的文字，为大众所了解者，来表现创作这种大众所需要的诗歌。”g这实际上与中国诗歌会要求创作“大众的歌调”的主张完全一致。可见，塞原诗人群完全接受了中国诗歌会的主张并以之为指导。从1934年12月起，《塞原》先后刊出过四五期“新诗歌专号”，在袁尘影、章叶频主编的《社会日报》副刊《新绥远》（后改名为《洪荒》）上也出过几期“诗专页”。塞原诗人们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内容方面着力于表现社会现实，揭露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形式上努力向着诗歌大众化、歌谣化的方向转变。为了尽可能做到使劳苦大众听得懂，在中国诗歌会《新诗歌》“歌谣专号”的影响下，他们也努力学习写歌谣和通俗易懂的口语化的诗歌。经过塞原诗人们的热心倡导，尤其是到1936年6月《塞北诗草》创刊后，绥远诗坛更加活跃了。塞原诗人们“旗帜鲜明地、长期不懈地坚持开展大众化的现实主义的新诗歌运动，不但在偏僻的塞上，就是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这一地区新诗歌运动的一块重要阵地”h。中国诗歌会曾积极倡导“国防诗歌”的创作。在绥远地区，尤其是绥东抗战爆发后，塞原诗人们也创作了不少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诗歌，其中既有被称为“时代进军的喇叭”的政治抒情诗，也有抗日救亡宣传鼓动诗。例如章叶频的《起来，大青山的兄弟们》《悼》《前进，英勇的弟兄》《献给战士们》《坚持长期抗战》；长虹（杨植霖）的《吼声》；劼子（韩燕如）的《杀回三岛去》《架起太平洋的肉桥》，等等。这些创作在绥远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绥远地区“国防诗歌”的发展。中国诗歌会于抗战前夕停止了活动，与之相似，塞原诗人们坚持到1937年10月14日归绥沦陷之时，也被迫停止了活动。可见，塞原诗人群在主张和行动上与中国诗歌会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带动、促进了20世纪30年代整个绥远诗歌创作的发展，使绥远诗歌创作得以紧跟全国的形势。但是，也因为完全师承中国诗歌会的创作，使得塞原诗人们普遍没有形成自己的鲜明特点，同时又未能避免其固有的弊病。这恐怕也是塞原诗人们的诗歌在漫长的时光里湮没的原因。第二，特殊历史背景之下群体结构和任务的单纯性20世纪30年代的内蒙古西部绥远地区与内地各省相比，经济、文化都较为落后。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当时在绥远地区从事文艺活动的人员呈现出特殊的状貌，即以青年学生为主，其次有部分教员、报社编辑记者、图书馆职员等，罕见知名作家、学者或大学教授。具体到塞原诗人群也是如此。章叶频1934年从中山学院毕业后在绥远民众图书馆任职，李穆女是中山学院的英语教员，刘映元与袁烙当时是进步学生，李曼霖是边疆通讯社的记者，而武达平和杨植霖都是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成员们大多“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每一个人都有一股炽热的心火，都有一个远大的希望”i，所以社群内部比较团结，成员们比较容易统一意见，鲜有群体内部的纷争。同时，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塞原诗人群所面对的任务也比较单纯。早在20世纪20年时代中期，冯玉祥部进驻包头，在国共合作的良好氛围里，内蒙古西部绥远地区的文学活动就开展了起来。30年代傅作义部在内蒙古地区抗击日军，但由于以傅作义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存在矛盾，因此绥远地区没有形成严峻的文化围剿形势，而较为宽松的氛围就为进步的左翼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又因为当时绥远地方的当权者很少关心文艺，也没有意愿和能力培植忠于自己的御用文人，或成立与革命文学社团相抗衡的反动文艺社团，所以塞原诗人们无需与反动当局及御用文人斗争，可以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诗歌创作上。塞原诗人也曾发起过一场论争，就是章叶频与郭根就诗歌内容与形式问题进行的论争。郭根首先在《西北日报》副刊《三家村》上发表了《谈诗歌的韵律》的文章，特别强调诗歌韵律在创作中的重要性。但以章叶频为代表的塞原诗人们则积极践行中国诗歌会“抓住现实”、创造“大众的歌调”的诗艺主张。于是章叶频在《塞原》1936年第43期、第44期上连续发表了《关于郭根先生谈新诗的韵律》和《由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谈起——再驳郭根君》两篇文章，对郭根的观点予以驳斥。但这次论争仅仅是对诗歌创作存在不同的看法，只是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最后由归绥中学校长、绥远文艺界的前辈霍佩心出面，约请章叶频到归绥中学同郭根当面恳谈。这次见面不但消除了隔阂，还催生了轰动一时的归绥第一份纯文艺半月刊单行本《燕然》的问世。因此可见，塞原诗人群本身的群体构成和担负的时代任务都较为单纯，它的发展总体上是健康顺利的。纵观塞原诗人群在20世纪30年代的活动，当然也有着历史的局限性。比如在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也存在庸俗化和简单化的倾向，过分注重文学的政治作用而轻视其艺术性的追求；又如在左翼思想影响下表现出来的一定程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是，作为20世纪30年代绥远地区最具创作实绩和影响力的文学群体，它以自己的创作融入了现代文学发展的主潮，“在文学发展的方向与任务、文学表现的内容，及至文学风格等方面，都与内地的进步文学相呼应”j，直到1937年10月14日绥远沦陷，才使其不能继续向前发展，历史进程被迫中断。

作者:刘元 单位:包头医学院卫生健康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