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写作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启蒙写作论文范文

要确定五四文学的性质，应当首先考察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概念的内涵，因为这些概念的含混往往导致对文学现象判断的失误。在苏联文学理论体系中，诸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是作为“创作方法”而存在的。“创作方法”源于苏联早期“拉普派”的“辨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后来，“辨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理论随着拉普派的倒台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创作方法”概念却保留下来，而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就与“创作方法”相联系，成为超历史、非美学的“创作原则”。中国接受了苏联文学理论，就出现了《诗经》、杜甫等属于现实主义，而《楚辞》、李白等属于浪漫主义的说法，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等主张。事实上，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现象，不是所谓“创作方法”，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学思潮。文学思潮一方面体现为特定的文学风格、艺术手法，另一方面，还具有某种历史的内涵，借用舍勒描述现代性的概念，是一种“精神气质”，这一点是文学思潮更本质的方面。作为某种风格、手法，可以具有某种超历史性；但作为某种精神气质，又是一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对五四文学思潮的认定，就必须首先考察其历史规定性。而所谓五四文学属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习见，其缺陷也在于仅仅考虑到世界文学思潮（主要是现实主义）对五四文学的影响，以及五四文学接受的具体艺术手法（主要是写实手法），而忽略了文学思潮的历史规定性，没有顾及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情境以及它的精神气质。如果从严谨的学术立场出发来，不是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概念仅仅理解为某种艺术手法和风格，而是理解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学思潮，就必须承认，五四文学还不具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历史规定性，不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和精神气质是启蒙主义，而且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具有中国的特点，具有开放的、多元的性质。

启蒙主义是欧洲18世纪的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文学思潮。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启蒙文学家，他们宣传的启蒙理性成为启蒙文学的指导思想。在德国有莱辛以及歌德、席勒等为代表的“狂飙运动。在俄国有从罗蒙诺索夫到普希金（普希金曾经被认为是浪漫主义作家，其实应为启蒙主义作家）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启蒙主义文学。还有意大利的启蒙文学等。启蒙主义接续文艺复兴时期的反封建、反教会的传统，继承了人文主义的理想。它高扬理性的旗帜，宣传人类进步的观念，从而发展和超越了文艺复兴精神。从现代性的角度说，启蒙主义确立的理性和主体性原则，成为现代性的核心。启蒙主义文学是鼓吹现代性的文学，而不是批判现代性的文学，这一点是它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根本上不同之处。启蒙主义文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内容。18世纪欧洲封建主义统治尚没有被****，启蒙主义者正在开展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为将来****封建主义作思想准备。启蒙主义文学也加入了这场战斗，把封建主义作为自己的敌人。这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把资本主义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不同。第二，启蒙主义文学坚持理性，主要是人文理性，宣传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相信人的崇高和伟大。伴随着理性的乐观精神，启蒙主义文学也渗透着一种感伤主义情调，这是启蒙主义者觉醒后的悲凉情绪。启蒙文学的理性精神与浪漫主义反叛理性甚至颓废倾向，现实主义对人文理性失望，自然主义肯定人的生物性不同。第三，启蒙主义文学既是对古典主义文学的反拨，又是前浪漫主义的文学，它还没有发生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分离和对立，因此客观的描写和主观的抒情、说理融为一体。这与以后浪漫主义偏向主观性而现实主义偏向客观性不同。第四，启蒙主义文学具有平民性，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平民知识分子的文学，体现着平民精神，与贵族化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有本质的不同。在以上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中，核心的精神是对于现代性的鼓吹。这不仅是对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界定，也适用于中国启蒙主义文学。

如果用启蒙主义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五四文学思潮，就会发现，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更符合实际。文学的性质首先是由历史特点决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它主要引进欧洲的启蒙理性，批判封建主义，呼唤现代性。它不同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从鲁迅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封建主义。五四启蒙运动高举启蒙理性的大旗即科学和民主。科学精神即工具理性，而民主不过是人文理性的政治内容，它们是都是启蒙理性的组成部分。因此，五四启蒙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任务是相似的。由于中国五四时期与欧洲启蒙时期历史语境的相似，五四文学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启蒙主义的性质。五四启蒙运动自觉地以文学为武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达到改造国民性和建设现代文明的目的。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一翼。五四文学中无论是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一派，还是被称为浪漫主义的一派，都有一个基本的倾向，就是受到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且强烈鼓吹这种理性精神。科学主义是五四的主导思潮之一，对科学的崇拜已经形成了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正如胡适所言：“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科学主义的霸权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达到了顶峰，并极大地影响了五四文学。科学主义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向往是一致的。五四启蒙者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为中国的明天（陈独秀语），讴歌新的生产力，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憧憬，郭沫若把工业化的产物称为“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是严母呀！”（《笔立山头展望》）他歌颂着：“力呦！力呦！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呦！”（《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这个力是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派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更大，如矛盾就以科学主义的立场提倡写实。五四科学主义的重要内容是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传播到中国，演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成为进化的历史观的根据。这种历史观不仅对人性的进步充满信心，而且对科学的昌明寄予希望。对科学精神的歌颂是与启蒙主义文学的主题是一致的。歌德在《浮士德》中，让浮士德在科学的创造中找到了归宿，面对被改造过的世界赞叹到：“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在五四时期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条件具有相似性。当时，中国现代工业文明还十分幼小，它还远没有像欧洲19世纪那样成为人的自然天性的桎梏而引起批评和反叛；争取现代文明而不是批判现代文明成为时代的要求。因此，五四文学与欧洲启蒙文学一样，肯定工具理性，讴歌现代工业文明，也就是说，五四文学具有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同样，五四文学与欧洲启蒙主义文学一样，具有人文主义倾向。五四文学的主题，是批判封建主义，反对宗法礼教，宣扬人道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如鲁迅批判国民性、控诉吃人的旧道德，郭沫若讴歌理性的自我，郁达夫抒发内心的苦闷，王统照强调爱与美、冰心塑造童心，等等。这些主题属于启蒙主义，而不属于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从文学主张上看，五四文学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李大钊提倡“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创造社主张“表现自我”等等，都是启蒙主义的思想主张。启蒙主义宣扬的个性主义是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结合在一起的，如鲁迅的“救救孩子”呼吁，对阿q的灵魂与命运的解剖是为了反思国民性和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即使郁达夫的颓废、感伤也与国家的命运联系着（《沉沦》）。这种理性精神区别于浪漫主义的自我反抗和现实主义的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同时，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也伴随着一种感伤主义情调。感伤主义是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一种流派和风格，它成为浪漫主义的前奏。鲁迅散文《朝花夕拾》、《野草》里面既有对童年的天真的怀念、对黑暗的奋勇的抗争，也有深沉的悲怆和孤独的绝望。郁达夫的小说展现了带有颓废情调的感伤风格。还有冰心的《超人》、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沉思》、叶圣陶的《隔膜》、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在探索人生的过程中都诉说着感伤情怀。后起的“乡土小说”也渗透着隐隐的乡愁。甚至如郭沫若的《女神》在昂扬的激情中也有感伤情调。这种感伤情调体现了理性觉醒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孤独和彷徨。五四启蒙运动给五四文学注入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气质，这一点是无法抹掉的。

启蒙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没有像后来的流浪主义与现实主义那样发生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分裂，它不是纯粹的客观写实，也不是纯粹的主观表现，而是把客观的写实与主观的表达融合为一。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也具备这个特征。鲁迅的作品因写实手法而被看作是现实主义，但《狂人日记》等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也在客观写实中糅合了明显的主观性，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虽然是国民性的通病，但主要体现在道家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毒害，把它安在阿q身上，并不符合现实主义的严格写实标准，这是作家对文学形象的主观化创造。俞达夫被看作是浪漫主义者，但他的作品在主观表达的同时也展开了客观的描写。因此，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来界定五四文学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而用启蒙主义来解释五四文学则比较合乎实际。

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性质也表现在它的平民主义主张。启蒙主义是一种平民主义思潮。城市文明的兴起，使第三等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要****贵族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因此，启蒙思想家大都出身平民，如卢梭、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当然也有像伏尔泰等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但最重要的是启蒙主义提倡平等思想，这是一种平民主义。启蒙文学也贯穿着平民主义，它的主体是城市平民知识分子，表达他们的思想主张。而浪漫主义文学就精神气质来说是贵族化的，虽然它也有平民出身的作家，但其思想资源来自中世纪文学，它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叛，都表明了这一点。五四启蒙运动的主体是新产生的城市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提倡民主，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平民主义。五四文学主张平民文学，白话文运动的内涵就是平民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就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周作人也提出了平民文学的主张。茅盾提出“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1五四文学不是写英雄豪杰，而是写农民、小市民和平民知识分子等小人物，关注他们的命运、同情他们的遭遇，体现了鲜明的平民精神。五四文学的平民主义性质证明它属于启蒙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对五四文学的定性。创造社成员并没有自称是浪漫主义，据俞兆平先生考证，所谓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是在30年代被郭沫若、郑伯奇等人追认的，原因是苏联对浪漫主义的肯定。2而此前郭沫若称创造社的文学倾向为“主情主义”。文学研究会确实主张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但这不等于他们的文学实践就真的是现实主义。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鲁迅（被定性为现实主义作家）在五四时期没有自称为现实主义，以后也没有给予追认，而是给自己定性为“启蒙主义”，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

所谓五四浪漫主义文学并非真是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中国形式。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是欧洲19世纪上半叶的产物。其时近代工业已经显著地发展起来，城市文明逐步取代传统社会的农业文明。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是历史的进步，但却使人类付出了代价，城市束缚了人的自由，科学排斥了人的灵性，因此文学开始反抗工业文明和工具理性的统治，它讴歌田园生活，回归自然，甚至缅怀中世纪，以想象和抒情甚至神秘主义和病态的颓废情绪来对抗理性的现实，中世纪的希伯来文化传统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资源。正如浪漫主义思想家马丁·亨克尔对浪漫主义的说明：

    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2

尽管各国的浪漫派有不同的特点，在政治立场上有进步与反动之分（因此从苏联传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区别了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但对现代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的反叛应当是它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是它的精神气质，而想象和抒情只是附属于于这个本质属性的具体艺术手法。

如果认同对浪漫主义的这种概括——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那么，对照五四文学，就必须承认，它不属于浪漫主义，因为它没有反叛现代性，而是讴歌现代性。最明显的是，被称为浪漫主义代表的郭沫若却在热情地讴歌进步、讴歌新时代、讴歌科学和工业文明。他赞美道：

    黑沉沉的海湾，

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

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囱都开着了黑色

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笔立山头展望》）

其他创造社作家也没有批评科学和工业文明，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五四时期中国工业文明还刚刚起步，十分幼小，而科学精神也刚刚传播进来，它们远没有压迫人的灵性、束缚人的自由，反而是中国从贫穷、愚昧、落后中解放出来的希望之所在。因此，五四文学不但不可能批判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反而讴歌现代性，期盼现代化的来临。

五四文学缺乏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精神和怪诞风格，而体现出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和比较古典的风格。浪漫主义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希伯来文学传统，带有神秘主义、传奇色彩和怪诞风格，甚至表现出颓废的情调。而五四文学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土壤中，浸淫于启蒙主义的时代精神中，它没有吸收欧洲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精神，也没有体现出神秘主义、传奇色彩和怪诞风格。即使被称为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也是如此。创造社主张表现文学的“全”与“美 ”，同时有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郭沫若的诗歌充满了激情和想象，但又洋溢着理性精神，他讴歌自科学、民主、自由，高扬自我，对未来满怀希望。这与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气质相去甚远。郁达夫虽然有某种颓废情调，但他的伤感仍然带有社会的、理性的内涵，他的性苦闷与作为弱国子民的压抑感联系在一起。在《沉沦》的结尾中，主人公感叹道：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这种情调正是五四时代的基本精神气质，它是理性的、启蒙主义的，而不是非理性的、浪漫主义的。

五四文学直接受到启蒙主义文学的强烈影响，像卢梭、伏尔泰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歌德、席勒、莱辛等启蒙主义作家的作品大量译介，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五四文学吸收了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和反封建主义的战斗精神，用以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和改造国民性。因此，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中的倾向于主观的一派，主要是创造社代表的一派，就更接近欧洲启蒙主义，特别是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狂飙突击运动”时期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可见一斑。郭沫若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内容“大体以歌德为中心”，他把歌德奉为人类仅有的两个“球形的发展”的天才（另一个是孔子）。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郭沫若说：“我译此书，与歌德思想有种种共鸣之点”，包括“他的主情主义”、：他的泛神思想“、”他对于自然的赞美“、“他对于原始生活的景仰”、“他对于小儿的尊崇”等。于此可见创造社为代表的文学流派是属于启蒙主义的。而同时，许多继承了启蒙主义传统的浪漫主义作家（即所谓“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作品也大量译介，如拜论、雪莱、海涅、雨果、密茨凯维支等；而如许来格尔兄弟等所谓“消极浪漫主义”则很少译介。浪漫主义更多地是作为启蒙主义文学资源被接受的。五四启蒙文学接受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叛性、抒情性，而没有接受它的反现代性。因此，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是推动了启蒙主义文学的发生，而没有形成独立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如果说对五四文学的浪漫主义尚有怀疑的话，那么，对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性质则几乎是没有异议的。五四时期的文学家、理论家确实主张现实主义，也把五四文学定位于现实主义。但是，正像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依据他对自己的看法一样，不能根据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张和对五四文学的评价来确定五四文学的性质。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的描述，都把五四文学的主流定性为现实主义，并认为五四现实主义的代表就是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但这种认识是经不起推敲的。现实主义的本质不仅仅是写实，而在于其精神气质等历史规定性。欧洲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以写实的手段来揭露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灾难和人性的堕落，从而成为继浪漫主义之后又一次对现代性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人道主义为武器而展开的。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大师对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和堕落进行了揭露、控诉、抨击，并提出了以爱为核心的社会理想。同时，19世纪的实证主义哲学成为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只有抓住这个精神气质，才把握住了现实主义的本质。

五四文学虽然吸收了欧洲文学的写实手法、批判精神，但它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批判封建主义，呼吁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的精神气质是与现代性一致的，它的审美理想是理性的、乐观进取的。这一点是五四文学不属于现实主义而属于启蒙主义的最重要的根据。五四时期，中国仍然处于封建主义统治之下，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远远没有发展起来，封建关系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阻力。五四启蒙运动就是批判封建主义的运动，他的社会理想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而理性即科学和民主就成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五四文学不具有欧洲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即它没有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没有质疑现代性，没有对现代性的沉重的失望和深刻的反省。五四文学是指向现代性的，它坚信并憧憬理性精神（科学与民主），体现了少年中国的青春朝气。这种精神气质是与欧洲启蒙文学相似的。鲁迅批判的对象是农民的愚昧和知识分子的软弱、消极，从而控诉封建主义文化的吃人本质，在强烈的批判精神中仍然饱含着对现性的认同。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作品也展开了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并体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创造新社会的信念。

五四现实主义说的主要依据是五四文学的科学精神，因为科学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基础。据米达安·格兰特的说法：“‘现实主义’源自哲学，描述一种‘目的’，即现实的获得。‘自然主义’源自自然哲学即科学，描述一种‘方法’，有助于获得现实的方法。”1但是，五四文学依据的科学精神主要是进化论。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就被当作生存竞争、社会进步的根据，演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精神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体现出对人类前途的乐观精神，这种社会历史观成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五四文学不是把真实性、客观性放在首位，而是把进步性、战斗性放在首位。它没有达到现实主义的严格的客观性，更没有达到自然主义的精密性。五四文学中标榜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一派，主要是以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一派，在客观描写中渗透着鲜明的主观性。如鲁迅很明显地受到进化论的影响，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成为他的作品的主导思想。因此他“排众数而任个人，掊物质而张灵明”（《摩罗诗力说》），并没有尊奉科学主义，倒是偏重于主观性。有关这一点，前面已经谈过了，此处不再重复。欧洲现实主义依据的是实证哲学；自然主义依据的是生物学，而五四文学既没有受到实证哲学的重大影响，更没有受到生物学的重大影响，而主要是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的影响。甚至现实主义之被引进，也因为按照进化的文学观念，中国在摆脱古典主义以后，应该进入现实主义阶段。陈独秀认为：“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2因此，不能以科学精神为根据把五四文学确定为现实主义，它的进化论只能导致启蒙主义。

五四文学倡导现实主义，也大力译介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但是，为什么没有形成现实主义思潮而形成了启蒙主义思潮呢？为什么理论主张与文学实践不一致呢？一个原因是，欧洲现实主义距离五四时期较近，五四文学受到现实主义余波的强大影响，五四文学自觉地学习和引进现实主义，并自称为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而欧洲启蒙主义距离五四时期较远，因此虽然继承了启蒙主义精神，但启蒙主义并没有获得承认。这样，五四文学就发生了文学主张与文学实践的不一致。此外，外来文学思潮的传播要受到本国文学实践选择、改造、同化，从而使外来文学思潮发生了变形。中国启蒙时代的历史情境规定了欧洲现实主义思潮注定要融入中国启蒙主义的文学实践。五四启蒙运动需要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对欧洲启蒙主义文学大量引进，同时，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也进行了同化、改造，使之成为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五四文学受到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少，而受到俄国“人生派”的影响较大。郑伯奇在五四后总结道：“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319世纪的俄国正处于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历史关头，反封建的启蒙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相继出现并融合为一体，因此，被称作现实主义的俄国文学就包含着启蒙主义的因素或者就是启蒙主义。除了普希金等启蒙作家之外，像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岗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及别、车、杜等虽然服膺现实主义，但他们作品的精神气质是启蒙主义的，因为这些作品是反对封建****、鼓吹自由主义的，是争取现代性的，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不是批判现代性的。即使如托尔斯泰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批判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同时，也严厉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贵族统治，从而与启蒙主义相联系。这样，对俄国文学的接受就侧重于启蒙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五四文学对欧洲现实主义的接受也有被启蒙主义同化的倾向。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本来是揭露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而在中国则演变为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主题，具有了反封建的意义，成为启蒙主义文学的样板。鲁迅对北欧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也是为了吸收被压迫民族的反抗精神，从而成为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写实手法上，而没有深入到其精神气质即历史的规定性层面上。从文学革命开始，对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认识就停留在写实手法上，如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中就有“曰推倒陈腐的铺陈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写实主义主要是针对古典主义的“铺陈”，而其自身特点也主要是真实（“立诚”）。五四启蒙主义者很少从批判现代性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主义，而多从符合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主义。茅盾认为：“近代西洋文学是写实的，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1他之所以由提倡新浪漫主义而改为提倡自然主义，也是出于对中国文学不善于客观描写而需要加强写实训练这样一个认识。2五四文学对现实主义的接受重艺术手法，而对其精神气质则有所屏弃。茅盾曾经批评现实主义“（一）是在太重客观的描写，（二）是在太重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但是徒事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使读者感着沉闷烦扰的痛苦，终至失望。”3他强调自己提倡的“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4同样，五四文学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不加区分，也是仅着眼于写实手法的相同，而忽略了二者精神气质的不同。由于屏弃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人生观的自然主义”），仅仅学习和引进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技术上的长处”），于是，五四文学就自以为属于现实主义，而实际上是启蒙主义的。

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不同于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它是多元、开放的启蒙主义。这主要因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所处的世界文学的环境造成的。在五四时期，欧美文学已经进入了现代主义阶段，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过去的文学思潮。这意味着五四文学虽然具有启蒙主义的历史规定性，但它的思想资源并不仅仅有启蒙主义，还有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因此，五四文学不仅吸收了启蒙主义文学的精神，而且还吸收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思想和写作手法。这种状况使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具有了多元化的特征。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虽然都属于启蒙主义思潮，但由于受到的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不同，吸收的文学思想资源不同，因此就具有了不同的风格。创造社受欧洲浪漫主义影响较大，因此偏于主观表达。文学研究会受到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大，因此偏于客观写实。此外，现代主义对五四文学也有影响，如鲁迅吸收了表现主义的某些美学思想和艺术手法，写作了带有表现主义风格的《野草》、《故事新编》等。因此当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做总结时，他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5五四文学对欧洲多种文学思潮的开放性，也使五四文学具有了多种文学思潮的因子，它已经不是“纯粹的”启蒙主义了，带有了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风格、特征。可以说，由于吸收了多种文学思潮的因子，五四启蒙文学较之欧洲18世纪启蒙文学要丰富、深刻得多，无论从思想内容上还是从艺术手法上都是如此。正因为这样，五四启蒙文学就具有过渡的性质，拥有了自我超越的品格。它在五四以后发展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五四以后中国迅速走向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文学的任务除了继续批判封建主义外，对被扭曲的现代化和城市文明的反叛、批判也提到日程上来，于是产生了沈从文的留恋淳朴的乡村文明、抨击堕落的城市文明的浪漫主义小说；老舍的描写市民的没落命运的现实主义小说，以及茅盾的《子夜》为代表的批判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还有李金发代表的象征派诗歌，施蛰存、刘呐鸥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无名氏代表的先锋小说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以现代性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就会发现，它也具有开放的启蒙主义的特征。与五四文学一样，以往对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定位起码是不准确的。新时期文学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的传统，以人道主义来批判封建主义的变体，呼吁科学、民主、主张个性解放，它的历史规定性是启蒙主义的。同时，它又吸收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具有了多元形态。只是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兴起，才产生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如新写实小说）和现代主义（各种先锋文学）才出现。这一段历史的重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

最后，我们应当反省一下，为什么在长达大半个世纪中会对五四文学思潮作出不当定性。首先，受到苏联“创作方法”概念影响，对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的理解具有非历史性。其次，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质定位不准，把一个争取现代性的启蒙时期当成了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时期，从而把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错误地当成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还有，就是受到苏联尊崇现实主义的观念的影响，硬把启蒙主义“拔高”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补充）。现在，以现代性理论为准绳，就可以拨开历史的迷雾，还五四文学的本来面目，并进而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出新的描述。

 

 

注释：

[1] 俞兆平《写实与浪漫》，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1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1 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茅盾全集〉第18卷（中国文论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2 参阅俞兆平〈〈写实与浪漫〉〉，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0——143页。

1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2 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1 达米安·格兰特《现实主义》，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2 陈独秀《答张永言》，1915年1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4号。

3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1 矛盾《文学与人生》，《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1972年版，第58页。

2 参阅俞兆平〈〈浪漫与写实〉〉，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2页——75页。

3 《茅盾〈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第7卷第9期，1920年8月版。

第2篇：启蒙写作论文范文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民族国家、文学思潮、

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回应。现代性造成了传统社会的剧烈变革，文学也必然回应这种变革，或者表示赞成，或者表示反对，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潮。这就意味着每个民族的文学思潮的特性是由它的现代性特性决定的。因此，考察中国文学思潮的特性，必须考察中国现代性的特性。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首先是它的外发性。所谓外发性是指现代性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的现代性不是来自本土文化，而是来自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是启蒙理性，包括工具理性（科学精神）和价值理性（人文精神）。这种理性精神有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渊源，而发生于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者佛家（本土化了的禅宗），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因此都没有成为现代性的土壤。这就注定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必须从外部引进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具有外发性。中国的现代性是从西方引进的，确切地说，部分是西方列强强迫我们接受的，部分是我们自觉地引进的。在鸦片战争之后，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中国经历了从抵制和被迫地接受到自觉地接受、学习和引进现代性的运动。这种现代性的外发性，必然与中国文化传统冲突，也必然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意识，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脆弱性和艰难性，它的历程必然是曲折迂回甚至是有反复的。

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特性是它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欧洲的历史表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致的，现代性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动力，而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政治载体。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是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半殖民地社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这意味着批判西方现代文明；而现代性又必须从西方引进，这意味着以现代西方现代文明为楷模、向西方学习。这样，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就发生了冲突，二者不能同步进行，必须取舍其一。由于民族危亡的紧迫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建设现代性的任务。于是，五四以后，以牺牲现代性为代价，甚至以反现代性的方式，走上了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任务的革命道路。这就造成了中国反现代性思潮的强固影响以及现代性的滞后性。

20世纪是中国现代性发生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冲突的历史，也是现代性失落与回归的历史。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大致上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洋务运动至、辛亥革命和，是现代性被引进和发生的时期。第二阶段，五四以后至建国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压倒实现现代性任务，启蒙转化为革命的时期；而建国以后至““是初步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但反现代性的思潮（表现为极“左”思潮）仍然主导的时期。第三阶段，新时期以来（包括80年代的新时期和90年代的“后新时期”）则是现代性回归和建设的时期。

在交织着现代性启蒙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主题的20世纪，文学思潮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作为现代性的反应的文学思潮也具有了外发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体现为它不是本土文学的内在发展的产物，不是自发地生成的，而是受外来思潮的影响，从国外引进的。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没有产生现代性，因此，中国文学只是与前现代性发生关联，没有发生现代文学思潮的历史条件。中国古代文学虽然有不同的风格、流派，但一直没有摆脱古典文学的传统，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理性的制约。因此，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但是并没有发生现代意义的文学思潮。只是在现代性进入中国之后，特别是在发生之后，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才真正地产生了。在五四启蒙运动中，从西方引进了科学、民主，这是现代性的中国称谓，这意味着现代性产生。现代性引发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剧烈变革，面对着这种变革，文学必须有所回应，于是就有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既有现代性发生的历史条件，又有国外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中国的文学思潮接受了欧洲文学思潮的影响，并且直接引进了欧洲现代文学思潮。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就已经知道欧洲文学有理想与写实之分，以后又知道有写实与浪漫之分。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以西方文学为榜样，发生了“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的革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生的前奏。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界自觉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对西方文学思潮的了解就更详细、真确了，不仅知道了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主张，而且也大量翻译、介绍了这些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品，使这些文学思潮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中国文学又对欧洲现代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性的接受，从而产生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文学思潮——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又从苏俄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新古典主义；同时也产生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其他非主流文学思潮。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就发生了。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使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相沟通，并具有了基本内涵的一致性，从此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在传统社会，中国文学是封闭自足的，它没有汇入世界文流之中。只是在引进了现代文学思潮之后，中国文学才向世界文学开放，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家们意识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要性，茅盾说：“民族文艺的新生，常常是靠一种外来的文艺思潮的提倡，由纷乱如丝的局面暂时地趋向于一条路，然后再各自发展。”[1]他们意识到中国文学现代化之路是引进西方文学思潮。胡适主张“全盘西化”，他说：“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2傅斯年主张：“我们希望将来的文学，是‘人化’的文学，须得先使它成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3这意味着中国文学思潮必然大体上遵循世界文学思潮的发展路线，包括它的内涵和命名都与世界文学思潮基本上保持一致。这就触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要遵循西方文学思潮的路线，并且要冠以西方文学思潮的名称（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而不能有其他的路线和命名呢？根本原因是，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而现代性是人类共同的选择。尽管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文学传统不同，但社会发展一定要走现代性之路，文学也一定要回应现代性，因此，就必然形成相应的文学思潮。从欧洲文学史上看，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的肯定性回应；启蒙主义是对启蒙现代性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否定性回应；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否定性回应；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生存危机的否定性回应。这些文学思潮虽然是首先在西方发生的，但由于有相似的历史进程以及文学思潮的传播，也将在中国发生，尽管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会有某些不同的特性，但在基本内涵上应该有一致性。

我们应该充分注意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特性，这种特性来源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包含着后发性，即它是在西方已经实现了现代性之后才开始引进现代性的。这就造成中国文学思潮的后发性，即它不是与世界文学思潮同步的，而是滞后的。20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而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五四文学时期，西方文学思潮已经是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而中国文学面对的是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全部文学思潮，诸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都作为思想资源而被引入。五四以后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中国文学对这种多元的文学思潮必须有所选择，而不能一股脑儿地接受。选择的根据就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历史需要。20世纪的西方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而中国还是前现代社会，因此，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也必然不同，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体现在各个阶段中，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新时期、后新时期，都是如此。

20世纪中国现代性与世界现代性之间的时间差，使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受到了历史上形成的诸多外来思潮的影响。中国文学根据自己的需求对诸多外来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潮。因此，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是直线的传播，而是多元选择的结果。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受到诸多的外部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影响，包括17世纪新古典主义、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前半叶的浪漫主义、19世纪后半叶的现实主义、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和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思想资源都可能被中国接受，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但是，中国文学思潮形成和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也是是以中国现代性的发展状况为根据的。在20世纪，中国从诸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外部文学思潮中，选择了特定的思想资源，从而形成了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主潮。

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性没有确立，当时的历史任务就是引进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民主的旗帜，呼吁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文学也呼吁和争取现代性，而这正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因此，五四文学思潮的主流就是启蒙主义。它的批判对象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而是封建主义的前现代性。五四文学的基本主张是启蒙主义的，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表明了这一点：“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其中强调了新文学的写实性（描写现实）、社会性（启蒙功能）和平民性（平民主义）。这都是启蒙主义文学的特性。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表现人生，指导人生”，蕴涵着鲜明的启蒙理性。这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主张，而是启蒙主义的主张。 创造社虽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启蒙的使命。创造社的理论家成仿吾提出文学的三种使命：“（一）对于时代的使命，（二）对于国语的使命，（三）文学本身的使命。”2这种社会使命就是启蒙的使命。这种主张也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启蒙主义的。五四时期的西方已经进入现代社会，而且现代性已经确立并且显露出负面性。于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发生，开展了对现代性的历史批判。这样，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与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之间就存在着一个时间差。由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性还没有确立，而是刚刚发生，文学的历史任务只能是争取现代性，而不是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不可能接受现代主义，而对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采取了置而不论的态度，并没有加以引进。五四启蒙思想家的想法是，按照进化的顺序，先引进和发展写实主义，以后再引进和发展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例如陈独秀说：“ 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1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世界文学已经走出现实主义而进入现代主义，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仍然认为要引进写实主义（实际为启蒙主义）。文学研究会指出：写实主义在世界文坛已经有衰竭之象，但国内还有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已为进一层之预备。”1五四以后开始了革命运动，这是为了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需要文学的支持，相应的文学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五四以后引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它的政治理性原则以及诸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形式规范是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和形式规范的变体。因此，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包括“”文学）的主导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它的极端形式“两结合”。而此时，西方世界现代性已经高度发展，其弊端充分显露，文学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全面批判和反抗，世界文学已经处于现代主义的发展高潮期。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也没有选择现代主义，这是由于，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引进和发展新古典主义，这就意味着强调文学的政治理性主义和形式规范，而不能接受非理性和破除形式规范的现代主义，更何况现代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如果说五四时期是搁置了现代主义的话，那么五四以后的主流文学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抵制、批判现代主义，如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认为：“譬如未来派意象派表派等等……这些新派根本上只是传统社会将衰落时所发生的一种病象，不配视作健全的结晶，因而亦不能作为无产阶级艺术上的遗产。”1对现代主义的抵制和批判一直延续到“”。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重新引进和争取现代性，因此文学思潮的主流是恢复五四启蒙主义传统。新时期文学主潮反思和批判反现代性的极左思潮，争取人的价值，这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发挥着文学的启蒙功能，启蒙理性特别是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指导思想。新时期后期开始出现批判现代性的文学倾向，非理性主义抬头，各种先锋派出现，但没有形成现代主义思潮。同时，新时期文学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没有注意，更没有加意引进。90年代以来，进入后新时期，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基础，现代性开始确立。虽然中国现代性刚刚发展，但在争取现代性的同时，也开始了反思和批判现代性，虽然解构现代性还没有成为现实的历史选择。此时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世界文学思潮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后新时期文学开始接受现代主义，但对后现代主义仍然难以消化。后新时期文学思潮多元化，理性主义消退，非理性主义高涨。与此相应，启蒙主义消退，而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崛起，开始对现代性进行批判。这个时期的文学趋势是向现代主义过渡。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非同步性，也造成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接受的“误读”。由于对外来文学思潮的接受受到国内现代性发展状况的制约，因此对外来文学思潮的理解往往被当前的需要所左右，这就造成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显著也是最为影响深远的“误读”是五四文学以及革命文学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

五四文学是启蒙主义文学，它接受的思想影响也应该是欧洲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但欧洲的其他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也成为五四文学的思想资源。在接受这些思想资源的时候，就发生了误读。五四以前，文学界对西方文学思潮了解不多，仅仅知道有“写实”与“理想”之分，并不知道更具体的文学思潮的划分。它们认为“写实”派除了运用写实手法以外，还用文学干预现实，它的内涵不仅包括了现实主义，而且也包括了启蒙主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新古典主义。它们还认为，“理想”派超脱现实，有审美主义倾向，它的内涵实际上包括了浪漫主义以及唯美主义等现代主义（因此现代主义被称为新浪漫主义）。这就意味着五四以前，并没有把握这些文学思潮的实质，不能准确地区分各种文学思潮，从而为五四文学对外来思潮的误读设下了伏笔。五四文学认为自己是以写实干预现实，因此就沿用了写实主义的名称，这个名称范围不仅仅限于现实主义，还涵盖了启蒙主义等，但现实主义较之启蒙主义时间上更接近五四，而且也影响更大一些。后来受苏俄文学理论的影响，写实主义很自然地就改称现实主义，启蒙主义的内涵就完全被排除了。五四文学把现实主义当作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接受，吸收了它的写实手法和批判精神，但却进行了实质性改造，即把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转换为对封建主义（前现代性）的批判。五四时期的茅盾提倡“自然主义”（当时对现实主义的称呼），但他强调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1这里明显地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技巧接受，而舍弃了其批判现代性的精神实质。而且，五四接受的外来现实主义思潮，有的就是对启蒙主义的误读。这里主要指的是对俄国启蒙主义的误读。俄国19世纪文学交织着启蒙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思潮，因为当时俄国面临着批判封建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的双重任务。而五四文学把19世纪俄国文学包括普希金、果戈里、契可夫等启蒙主义一股脑地当作现实主义接受了。郑伯奇指出：“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2这就造成了以现实主义之名，行启蒙主义之实的状况。新时期文学延续了对现实主义的误读，它恢复了五四启蒙主义，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就是启蒙主义对现代性的回应。但新时期文学却自以为恢复了五四现实主义，把启蒙主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当作了现实主义的任务。新时期文学的强烈的启蒙理性使它区别于现实主义，从而成为现实主义旗号下的启蒙主义。

五四以后，接受了苏联传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的，而不是批判现代性的现实主义。但是，它却被当作现实主义的发展，这里面仍然有误读的成分。由于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手法或超历史的“创作方法”，因此就可以不顾其历史性和前现代性的本质，赋予其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即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写实手法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所谓新的、更高形态的“现实主义”。

对浪漫主义的接受也是一场误读。由于浪漫主义在五四以前就被当作理想主义，因此虽然五四时期创造社作为启蒙主义中的一个流派并没有自称为浪漫主义，但在30年代，在苏联文学理论的影下就进行了浪漫主义的命名。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抽离了浪漫主义的历史性和反现代性内涵之后，在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程中，就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包含着浪漫主义。到了50年代后期，更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即所谓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结合。而实际上，现实主义不等于写实性、，而浪漫主义也不等于理想性，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特殊方面的批判。因此，它们之间不可能互相包容，也不可能互相结合。总之，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创造社和建国以后的“两结合”都不具有浪漫主义的品格，前者是启蒙主义的一个流派，后者是新古典主义。

与欧洲文学思潮演进的有序性相比，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演进具有某种非有序性。欧洲文学思潮与现代性的发展相适应，而欧洲现代性的发展是正常的，它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具有同一性。因此，欧洲文学思潮就按照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顺序发展。而在中国，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现代性发展受挫，文学思潮的发展顺序被打乱。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演进顺序是：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五四以后的新古典主义、新时期的启蒙主义和后新时期的多元发展并向现代主义过渡。这个历史进程有颠倒，如欧洲新古典主义之后是启蒙主义，而中国则是启蒙主义之后是新古典主义。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任务，走上了以反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这就造成了启蒙主义的夭折和向新古典主义的后退。同样原因，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演进也有反复，如五四启蒙主义夭折之后，时经半个多世纪，在新时期又继承了五四传统，开始了启蒙主义。而且，在五四以后发生的非主流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在抗战和建国以后中断了，而在后新时期得到恢复、发展，从而表现为一种历史的重复。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非有序性还表现为多种文学思潮同时出现，打乱了文学思潮的先后顺序。欧洲文学思潮虽然也有两种文学思潮同时存在的局面，但那是在思潮更替时期的短暂现象，如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替时期。但中国多种文学思潮的同时存在并不是由于思潮的交替，而是由于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滞后性以及外来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多元影响。由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现代性与现代性并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与实现现代性并存，因此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建构、对现代性的呼吁以及对现代性的超越批判都同时发生，加之历史上发生过的多种外来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影响，就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同时并存的局面。30年代启蒙主义的余波仍然存在，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已经产生，现代主义开始露头，而革命文学的新古典主义成为主潮。由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是现代性发生的初期，也出现了多种文学思潮杂陈的情况，如鼓吹人道主义、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主义虽然开始退潮，但仍然存在；以张承志向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以新写实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崛起；同时，各种先锋派组成的现代主义开始高涨。这种状况造成文学思潮混杂不清的局面，如果不加以准确的区分，很容易出现认知上的混乱。

中国现代性发展的特殊性，也造成了文学思潮的复合性。由于中国现代文学是朝发生之时，西方已经发生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它们都同时引进，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茅盾如此描述这一现象：“近代文学的各种-ism都在我们文坛上起过或大或小的泡沫，然而又不是此兴彼伏的递代，而是同时交流，成一个大漩涡。”[2]郑伯奇也说：“我们只想指出这短短十年中间，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3]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由于受到多种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在自己的形成过程中必然吸收多元的文学思潮的因素，从而变得不那么纯粹、单纯了，往往呈现出多种思潮的复合性特征。五四启蒙主义吸收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甚至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从而使自己具有了某些非启蒙主义的特性，如鲁迅与文学研究会的创作带有某些现实主义的特点，其写实性、批判性超越了欧洲启蒙主义；郭沫若与创造社的创作带有浪漫主义的某些特点，其主观性和理想主义超越了欧洲启蒙主义；鲁迅的《野草》等作品还具有某些现代主义的特点，超越了欧洲启蒙主义。即使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也受到了现实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建国前的革命现实主义（如《子夜》），具有某种现实主义的特点，其批判性也超越了欧洲新古典主义。新时期文学也有这种情况，如启蒙主义文学已经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有的甚至渗透了一些现代主义的因素，典型如王蒙的小说对“意识流”手法的尝试。还有，新写实主义本身具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性质，但是也吸收了某些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因素，因此其批判性不像现实主义那么鲜明。

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滞后与受阻，使反现代性文学思潮薄弱，始终没有成为主流文学思潮，而启蒙主义（时间较短）与新古典主义（时间较长）交替成为主导思潮。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成规模的现实主义思潮。五四以后，在新古典主义的主潮之外，也有批判资本主义（即使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灾难的现实主义思潮，如老舍的《骆驼祥子》，通过对现代城市中底层生活的描写，对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给人带来的苦难和堕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但中国现实主义思潮很薄弱，远没有可能与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抗衡而成为主流。中国浪漫主义也发生了，但更薄弱，更不可能成为主潮。由于现代城市文明的出现，传统农村文明的衰落，也产生了讴歌农村文明、批判城市文明的浪漫主义。典型如沈从文对农村乡土人情的美化和留恋，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拒绝和批判。这种浪漫主义像一朵绚烂的小花，虽然美丽出众，但寂寞寥落、转瞬既逝。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全面拒绝和反抗，在中国，这种思潮也超前地出现了，如李金发等的现代诗歌、刘纳鸥等的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等的都市体验小说等。但其主流只是在30年代昙花一现，就在抗战催发的强大的新古典主义潮流中消失。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除了呼吁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主潮之外，也存在着诸如反叛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活的浪漫主义（张承志、张炜）：揭露、批判庸俗市民生活的现实主义（新写实）和拒绝现代性、抒写现代人生体验的现代主义流派，但它们仍然没有成为主流。更重要的是，这些反现代文学思潮都不大成熟，特别是现代主义不够成熟，以至于难以确切定位，甚至有人说它们是“伪现代派”。中国反现代性文学思潮的薄弱与不成熟有中国现代性薄弱与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理性主义的强大影响的原因。中国文化缺少科学理性的传统，也没有发生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因此现实主义的基础薄弱，现实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传统的强大影响下，中国文学很难接受现实主义的客观主义与批判精神。即使五四时期提倡写实主义的茅盾，也对现实主义有所保留。他说现实主义“（一）是在太重客观的描写，（二）是在太重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但是徒事批评而不出主观的见解，使读者感着沉闷烦扰的痛苦，终至失望。”1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主义倾向与欧洲希伯来文化的非理性传统截然不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难以接受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怪诞、神秘、颓废的风格，从而限制了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也缺少欧洲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非理性因素，如沈从文小说的写实、理智、宁静的风格就与主观、非理性、神秘主义和颓废精神的欧洲浪漫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再如30年代以及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产生的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虽然具有某种非理性主义因素，但远没有达到西方现代主义的程度。在后新时期，中国文学产生了一种非理性倾向，代表如王朔的小说，还有贾平凹的《废都》，这种潮流为现代主义扫清了道路。但中国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高潮的出现，仍然要假以时日。

参考文献：

[1]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1922年7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2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3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

1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

2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1923年5月12日《创造周报》第2 号。

1 陈独秀《答张永言》1915年1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4号。

1 《小说月报改革宣言》，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1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载1925年5月《文学周报》。

1 《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通信》》。

2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8月出版。

[2] 茅盾．中国新文学运动史[a]．茅盾文艺杂论集上［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p474．

第3篇：启蒙写作论文范文

关键词：初中英语；写作；启蒙；教学

学生生活在中国国度，英语的语言环境远不及汉语的语言环境好，学生用汉语写作感到困难，用英语写作那就是难上之难了，学习任何语言离不开听说读写能力培养，写是语言的输出方式，随着世界经济、文化、政治频繁交往，合同、书信、声明、外交文书等频繁使用，英语写作日益重要。我在执教初中英语教学以来，潜心初中英语启蒙写作教学的课题，不断深入写作教学课堂，比对英语启蒙写作教学案例，分析写作教学学案与教案融合度，不断改进写作教学结构，完善写作教学流程，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成绩。

一、正确认识英语启蒙写作教学的意义与作用

何谓英语启蒙写作教学呢？英语启蒙写作教学就是英语起步写作，开始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记人记事的写作教学，好的开头就成功了一大半，英语启蒙写作更是如此，可以肯定地说，英语启蒙写作决定着英语写作教学的成败，英语写作是考查学生综合英语能力，是对英语单词、句型、表达方式进一步深化、内化、活化，英语基础扎实有利于英语写作教学，英语写作教学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英语基础知识的掌握与运用。

其次，学好英语提高英语写作能力是时代需要，随着世界文化交往日益频繁，我们需要学习外来文化，丰富我国文化，我国具有五千年的悠久灿烂的文明历史，我们的文化要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华文明，必须学好英语提高写作能力，准确地阐述我国文化精髓。中西文化差异较大，文化背景不一样，价值观、情感、风俗、审美观都存在很多的不同，我们学习英语就是精准掌握西方文化，用英语精准论述我们的文化，让中国的东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这也是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和爱国主义的表现。

二、大胆鼓励，克服学生胆怯的心理

克服学生胆怯的心理的最好办法就是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因为兴趣可以集中学生的心智活动，专注于学习目标，排除外界的一切干扰，进入忘我境界，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潜能。特别是英语写作课，学生谈文色变，汉语写作都感到害怕，英语写作更是恐慌不安，这个时候兴趣的开发显得十分重要，否则英语启蒙写作教学很难进行下去，我在启蒙写作教学中采取了以下方法。

1.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激发学生英语表达欲望。多媒体教学可以直观、形象化地展示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等感觉器官，我在上英语课时，用多媒体把英语课文的图片、背景图、背景音乐播放出来，人物对话、表情、异国风情人俗充分呈现在视频上，图文并茂、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富有节律的英语表达，流畅富有艺术特色的英语板书，给学生无尽的感染力，掀起学生内心阵阵狂潮，有种急于表达的欲望。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f过：“不愤不启”，没有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就无法启发学生，思考到了一定程度，要通达又没有通达的时候，这是我们启发的最佳机会，英语启蒙写作教学，学生有一种强烈的英语表达欲望时，这是我们启蒙写作教学的最佳时机了。

2.制作英语写作相册。初中学生还处于形象思维阶段，让学生亲自参与实践活动，通过自己亲身体验的活动很有话说，为此，我每次要求学生将感兴趣的人、物、事拍照，然后用英语叙述，好比说看到一只漂亮的小狗，拍下来下面用英语写到：“A beautiful dog”，长期累计起来制作一部精美的写作相册，学生看到自己的英语写作相册，很感兴趣，有种成就感，有的还抒发自己的情感，拍到家乡的景色在下面用英语写到：“Hometown scenery is so beautiful.”，学生非常有兴趣，有时看到不能用英语表达的句子，在网上查阅，逐步积累起来了，为启蒙写作积累很多的素材。

三、把英语启蒙写作教学落到实处

1.仿写。仿写就是要求学生按照课本的文章模版进行写作，按照英语课本的结构，换上不同内容来写作，主要要求学生熟悉英语写作结构、章法，学生一开始写英语写作不知道如何写，仿写就是唯一的办法，最好老师也要写下水写作，亲自示范，有一种现场感染力，对学生启发更大，学生通过仿写，可以逐步地掌握英语写作的要领，逐步可以脱手写作。

2.从写话入门写作。我在写作教学中收集了我们在写作教学中的种种弊病，学生半天下不了笔，语句不通，离题万里，句读不知，这就是写作教学的现状，我只有一步一步地来，否则欲速则不达，不仅浪费教学时间，而且还严重挫伤了学生写作的积极性，我们决定从写话开始，一天至少写一句话，老师要检查，看是否通顺，鼓励学生多写话，逐步扩展句子，逐步地要求学生把话写得生动具体，发挥学生的想象力。

第4篇：启蒙写作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兴》；启蒙；娱乐至死

阿甘的电影一直游走于艺术和商业的边缘。和大多数同类电影相似，他的电影受众圈子相对较小，电影《高兴》在票房方面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可以说是商业策划操作的功劳，从其电影本身的角度来看，《高兴》难称上乘，但却耐人寻味，从电影《高兴》来看，当下文学或电影的叙事走向或许可见一斑。

一、“飞跃现实的武器”与“底层写作”的反启蒙视角

电影《高兴》改编自贾平凹的同名小说，这部曾被人称为“飞跃现实的武器”的小说。是贾平凹新时期以来底层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继《秦腔》之后又一部关注土地变迁后农民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小说写的是中国在跨世纪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2000年3月10日～10月13日主人公进城和回乡之间)，被以“大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挤压、剥夺、诱惑的农民抛离土地进城谋生的生活状况。小说以主人公刘高兴为中心。涉及城市底层中的乞丐、民工、等等各种人群，发掘他们生活的“整体”．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底层”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其中大量的细节和对刘高兴、五富等人物形象的塑造，描写了这些被称为“破烂”的农民在城市中的潦倒困苦和他们鲜活生动的情感世界：他们身处底层、操持贱业、忍辱负重，被城市轻视和排斥。总体来讲，小说与电影《高兴》的故事基调都是写实的，剥开电影的叙事艺术．电影本身所讲的故事和小说基本一致，并和大多数农民工题材的电影一样，多角度多侧面地为我们展示了农民工的现实生存状态。但和一般农民工题材电影的关注现实、揭露问题不同的是，电影《高兴》通过特殊的电影叙事为我们化解了深度，以一种娱乐思维让观众留下了笑声。

近年来“底层写作”蔚然成为一种新文学思潮．它关注被忽视了的底层社会群体的生存状况，发现问题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这种现实关照．从五四的现实主义写作开始就带有一种“启蒙”的姿态。细数现实主义思潮走过的历程，从左翼文学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探讨争论到新时期的诸如“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等流行词汇的更迭，现实主义一直是主流的创作方法和美学特征。其中以底层群体为描写对象，以充满人文关怀的启蒙姿态而展开对底层群体的剖析和批判的创作思路是现实主义写作的主要策略。最典型的当属鲁迅。鲁迅小说中的“返乡者”形象，作为城市视角的代言人，以现代的眼光关照古老中国土地上的底层农民，以启蒙者的身份俯瞰底层群体。底层群体是被动的受启蒙者，和启蒙者处于不对称的语义场．底层群体对外在世界少有评判，只有在现代性话语面前的木讷和失语。

小说《高兴》一反启蒙小说的叙事模式，在小说中没有现代都市里居高临下的叙事者，而是以小说主人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捡破烂的刘高兴为叙事主体．从被启蒙者的视角来审视现代都市。历史好像开了一个尴尬的玩笑，被启蒙者学会了用理性的眼光来审视启蒙者．现代都市的浮躁、喧嚣、虚伪、颓废于是全部暴露在被启蒙者的视野之下。以乡下这一相对静止的常态来参照病态的后现代都市生活，底层的被启蒙者开始以一种反启蒙的姿态来审视启蒙者，刘高兴那句不大经得起逻辑推敲的台词“往上数三代五代，谁不是农民”．完全可以理解为被启蒙者对于启蒙者的反诘和揶揄。电影《高兴》很好地领会了小说的精髓，全片搞笑和“黑色幽默”的基调，道出了贾平凹内心深处深刻体会但却不忍点破的作为启蒙者的尴尬和无奈。电影搞笑的风格，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加入．以及颠覆反映底层农民工电影惯常揭露问题的处理方式．以一种不需要理由的乐观情绪贯穿故事始末等等，和小说在形式上拉开了距离，但骨子里却更加的契合。贾平凹曾说过比较满意阿甘的改编，大概就是指二者精神的灵犀相通吧。

贾平凹有自己一贯的写作态度．在作家快被“饿死”的当下，孤独地坚守着他们那代作家内心的秉持。阿甘对于贾平凹应该是一个机缘，让贾平凹再一次回到受众的视野，虽然以另外一种形式。贾平凹喜欢自己的作品被后现代的导演改编成一个完全不像贾平凹的作品．他在看过电影后说：“看得出导演很有浪漫情结，当时我写的时候其实挺难受的，这个片子很温暖，从电影角度上讲把小说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强化了。”因为以贾平凹已经习惯了那种用启蒙视角来看待底层民众，因此他很难在作品中表达出自己意会到了却很难言传的微妙感觉，以及启蒙在当下的尴尬。电影正好填补了贾平凹的灵感，让贾平凹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因此他说：“感觉很温暖，我非常喜欢，也给我以后的小说创作很多启发。”其实．阿甘给予贾平凹的最大启发莫过于让贾平凹认识到了城市知识者对于社会底层启蒙的无力和可笑。而真正需要反思的却是现代社会里渐渐迷失了本性的城里人。就像小说里刘高兴说的那样：惟独我在欣赏西安城上空生出的疙瘩云。小说经常在不经意地表露着作者的这种醒悟，但小说却没有把它放大作为小说的基调，这是贾平凹的拘圉，但也正好给了阿甘再创造的机会，让他可以用自己的电影肆意解读。

二、充满噱头的娱乐精神外表下的“黑色浪漫”

启蒙话语是“五四”到新时期文学叙事迎合时代和历史需要的产物，它以现代性话语为武器，用生活的真实来表现理性的“真”，底层写作更是以底层生存的真实来反照生活，是一种带有史诗意味的叙事。而对于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的体验．少有西方作家如卡夫卡那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描写，那种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的象征手法的表达。传统的写实手法虽然更为显明，但却很难迎合当下读者的审美期待。加之娱乐文化的泛滥，后现代安适生活下人们日渐麻木和颓废的敏感，严肃的写作逐渐失去了市场。浪漫主义在“五四”新文学时代引入中国就一直服务于科学现代性的构建，表达的内容更多的是为启蒙的文学主潮服务的。而少有西方浪漫主义原有的“回到夜晚”之意。少有反科学、反启蒙的哲学层面的“黑色浪漫”。这种哲学层面的浪漫与叔本华在《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所说的“幽默依赖了一种主观的、然而严肃和崇高的心境．这种心境是在不情愿的跟一个与之极其抵牾的普通外在世界相冲突，既不能逃离这个世界，又不能让自己屈服于这个世界”的这种“幽默”的态度吻合。13‘现代人在传统价值体系解构过程中面对繁杂的现实总有一种失重感．在复杂和浮躁面前，大多数人选择了幽默和搞笑这种将“自己的观点”与“外在世界”包摄起来的“双重的乖讹”的策略，对此。美国当代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论断甚为恰当。

电影《高兴》是一部充满了噱头的搞笑电影，不管网上称其是“山寨歌舞剧”的炒作，还是对电影搞笑元素的充分设计．以及电影改编后加上的造飞机上天的魔幻现实 主义意味的象征符号的运用等等，都在不同层面消解着小说中固有的深沉和严肃。观众在哈哈大笑之后可以思考，也可以停留在纯娱乐的欣赏层面．没人指责。就连于丹这样的观众也可以避开电影的深层能指而畅谈电影带来的“热闹”和“好看”。我们不得不惊叹现代传媒带给现代人的审美趣味的改变：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在“娱乐至死”的文化取向为主导的当下，启蒙有一种沧海桑田般的恍然与隔膜。而反启蒙的后现代话语以及标榜娱乐的搞笑和噱头便成了竞相追捧的商业片模式。电影《高兴》的导演阿甘在英国学习过电影制作，对西方电影特别是商业电影的制作模式比较熟稔．他懂得如何以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期待来取悦观众．赢得票房，影片有明显的西洋范儿。

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说，希望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下乡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基于这样的写作目标，他采取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叙述，以真实的细节描述为我们讲述真实可信的故事。但现在很少有读者愿意去体验这种严肃阅读带来的灵魂的拷问与疲惫。再者，文学业已失去了往昔的号召力，社会发展到了传媒时代，传媒统治了一切，传媒不仅仅是发表文学作品的阵地，还控制了文化的走向，文学在传媒面前显得一厢情愿又楚楚可怜，因为传媒了解并迎合受众的口味，这是传媒的营销学概念原则。因此2007年问世的小说《高兴》直到2009年以后才进入受众的视野，还总有种“傍”电影媒体的感觉。而电影《高兴》在叙事层面上完全解构了原著的叙事风格，以夸张和搞笑的娱乐精神硬是把一部悲情小说改成了一部“山寨版的歌舞喜剧”，不但设计了刘高兴造飞机上天的荒诞情节．阿甘还在片中植人大量歌舞元素，把百老汇歌舞、印度歌舞进行“改造”，将摇滚、说唱、民歌、地方戏等熔于一炉。郭涛、黄渤、田原、苗圃在影片中都有改过词的经典名歌重唱。而对于这些．阿甘则认为，“影片只是集结了各种元素的歌舞表演。以达到喜剧效果而已，我们是在很正经地做一件有趣的事情．并非粗制滥造”。但不管怎么样．小说原有的现实主义叙事格局荡然无存。

电影精心设计的各种噱头确实达到了导演的目的，用票房说明一切的电影并不想承担太多的说教。但阿甘毕竟一不是一个粗制滥造的导演，他在解构传统启蒙叙事话语的同时为我们呈现了另外一种反启蒙的叙事模式，以一种不是很严谨的夸张和荒诞手法在取悦观众审美的同时为观众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在不经意间为我们打开了另外一扇关照现实的窗户。电影在一些细节上用荒诞的符号为我们插上了思考的书签，如看到结尾处飞机掠过西安城上空时，每个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已经变得过于实际而缺乏浪漫梦想的现代人都会对自己枯燥灰色的生活进行一番审视。看到西服革履的城里人在舔尝五富的呕吐物时，观众的反应肯定不仅仅是恶心，应该还有对于作为戴着各种面具的“城里人”在“乡下人”的简单的幸福面前的贫乏和羞愧。电影《高兴》很难说是一部可以称之为经典的电影，可能不久就会被人们淡忘，但它却可以作为一种文化进程的特殊符号而被我们写进文化历史中，甚至会成为梗在我们喉头的一根鱼刺．让我们时刻思考该怎么一吐为快。

[参考文献]

[1]从《风景》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再到《高兴》[OL]．http：／／mengzhongde．wudao．blog．163．eom／blog／statie／53343483200872811334740／．

[2]阿甘《高兴》公映在即获贾平凹力挺[OL]．http：／／www．gdtv．corn．en／newpage／entertainment／detail．asp?xrl=／ccore／news／node32／20090203／2686039．xml．

[3]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第5篇：启蒙写作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启蒙话语；现代性反思；启蒙终结论；新启蒙体系

1990年代以来，在学界大规模“现代性反思”浪潮中，启蒙从新时期之初知识界的“共识”沦为反思的对象。在其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均备受质疑的今天，坚持启蒙立场不仅需要一种勇气，还需要学理层面和现实意义上的论证。文学批评领域启蒙话语的论证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重申启蒙话语的历史合理性、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寻求启蒙的思想资源。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呈现了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存在形态。

一、重申启蒙话语的历史合理性

无论是告别启蒙，还是解构启蒙，都是认为五四和1980年代的启蒙文学思潮存在诸多问题。有批评从后殖民立场来质疑1980年代的“国民性批判”理论，认为其受到了西方权力话语的影响；有批评从底层立场和视角出发，认为1980年代的一些启蒙者持的是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同构的精英主义霸权话语；还有批评者将1990年代以来的某些“私人化”、“欲望化”写作的原由简单归结为启蒙文学对人性的张扬。在新的理论视野和时代语境下，1990年代以来对启蒙话语的反思呈现出诸多前人不曾意识到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偏颇。

为此，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合理性进行重申，就成为坚持启蒙立场的批评者正本清源的第一步。一些批评者重新论述了1980年代启蒙话语产生的现实意义，学者徐友渔驳斥了“后学”对启蒙的否定态度，认为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并不是如一些后现代批评者认为的是对西方话语的臣属，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李新宇的系列文章中也以知识分子话语为主题，有力地批判了所谓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启蒙话语霸权”说，论述了启蒙话语之所以成为1980年代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是有着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同样是“重返80年代”，在一些后现代批评视野中，是“为了告别的反思”，目的在于解构1980年代一些理论话语不言自明的合法性；而在一些启蒙话语的捍卫者这里，却是为了重申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合法性。在这里，“如何反思80年代”，不仅是一种学术问题，还是一种立场和态度问题。

面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解构者的立足点多为其倚重的理论资源，他们的反思主要是在一种新的理论视野中展开的，较少关注具体的时代语境。如“后殖民”批评认为启蒙话语是一种“西方化”甚至“殖民化”产物，而一些“新国学”批评则认为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对传统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带有激进色彩。这些批评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认识是基于新的理论生发的新的批评视角所致，但这些“后见之明”如果不充分顾及1980年代启蒙话语产生的具体时代语境，就难免会在“后见”中渗入一些“偏见”。

与此对应，启蒙话语的捍卫者注重的是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面对那些解构启蒙的话语，这些现实意义固然能够解释启蒙在当时的必要性，但还缺乏足够的理论力量来对抗解构者在理论层面的一些质问和质疑。理论资源的相对薄弱使得他们在咄咄逼人的“反启蒙”理论话语面前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我看来，反思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应该同时兼顾现实意义和理论反思两个方面。1980年的“新启蒙”之所以遭到如此多的责难，主要是人们将它置入“后现代”、“后殖民”和“新国学”语境中的缘故。实际上，它最应该置入的是1970年代中前期的“反现代”思潮和“蒙昧主义”语境中。谈论1980年代是无法离开“”后这个大的时代背景的，任何把1980年代从具体的历史规定中抽离出来然后加以奚落的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同时，肯定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并不是说明后来者的反思一无是处或者毫无必要。面对1990年代以来的时代语境，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一些命题的意义和价值取向是应该做出一些适当的转换和调整。

因为“意义”从来就是相对于某种特定的话语系统而言的，当一种命题本身所附着的话语系统消逝或者转变之后，它的某些意义也就相应地失去了存在依据。不同的语境也在置换不同的时代命题，一些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话题和选择，时过境迁它所针对的问题已经取消，这种话题本身也就无足轻重了。所以对于启蒙的捍卫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一味强调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而是如何面对1990年代以来时代语境，来寻找和发展启蒙话语的时代命题。

二、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坚持启蒙立场

当下已经“无蒙可启”，这是“启蒙终结论”者宣布“终结启蒙”的重要理由之一。尤其是一些倚重后现论资源的批评者，他们极力将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现象纳入后现代主义理论框架来阐释，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由大众传媒支配的，以实用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多元文化构成的”“后新时期”，启蒙话语的权威性已经结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文学的“世俗化”走向所蕴涵的犬儒化色彩不仅毫无批判意识，反而积极地为之寻找理论支持。

后现代批评之所以宣布“启蒙已无必要”，是认为当下中国已经具备了“后现代性”因素，这种因素潜在地解构了启蒙的文化语境。所以捍卫启蒙的一个重要策略即是对当下的文化现实进行阐释，重新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不少批评家对1990年代的文化语境进行了重新阐释，丁帆就将当前的文学形态概括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同步渗透的文学”，更多学者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启蒙的任务不可逾越，只要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历史就必须进行补课。持这种“补课观”的批评者不在少数。

1990年代中期，“新国学”和“后现代”在“重估现代性”的旗帜下对启蒙主义进行清算时，高远东就以长文《未完成的现代性——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做出回应，十余年过去了，这篇文章的意义仍然不减当年。该文回应了“新国学”和“后现代”思潮对于启蒙主义的质疑，指出了它们内在理路上的同构性，特别对后现代批评做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后现代反思启蒙主义有着具体语境，即便是在它产生的西方，也不具有一种普遍意义，这些理论旅行到中国之后，又被加以误读。其实在西方被质疑的一些启蒙命题在中国并非都失去了意义。

后现代文化及其理论的植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启蒙的文化语境，而且增加了启蒙的难度。当下启蒙所处身的文化语境使它面临的任务更为复杂：首先，它必须延续1980年代未完成的对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批判；其次，它还要面临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与挤压，对西方启蒙历史上业已出现的问题给予充分警惕；最终它要面临的问题还是当下中国由于“文化滞差”的畸形现实而出现的新的蒙昧，这才是启蒙的真正难题。它既不能依靠启蒙主义的固有思路来解决，也不能在西方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下来解读，而这些关涉到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经验并处于西方学者视域之外的问题，才是我们必须自己面对和解决的。

三、寻求启蒙的思想资源

寻求批评的价值尺度和思想资源，是启蒙批评的最终落脚点。思想资源的找寻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返回历史，在历史中寻觅适合当下的理论资源；二是针对现实的新问题，进行新的体系构造。这两种理路在当下的启蒙批评中都有着自己的实践形态。在这个消解启蒙的语境中，启蒙批评的意义无须多说，这里我要重点分析的是它们在返回历史和体系构造中存在的问题。

先看返回历史的一路。将启蒙话语的思想资源追溯到“五四”，是目前坚持启蒙立场的批评者的一种思路。新时期之初的文学批评曾策略性借用“五四”思想资源将启蒙话语合法化。新世纪来临，文学批评又一次重返了“五四”。2004年，丁帆曾明确宣称“重回‘五四’起跑线”已经成为他近年来为文的“潜在宗旨”，并重申自己的批评立场和价值尺度：“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环链中都有一个恒定的、超越一切时空的价值标准，这就是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底线的人文价值标准。”而“文学批评和研究只有紧扣着五四现代人文精神的母题，才有根本出路”。

重祭“五四”的旗帜，是为了给文学和文学批评重新找到一个价值基点，这就是“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这种启蒙立场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中体现得更为集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它看做是198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又一次重申。

该书的《绪论》阐述了全书编写的指导原则、方法和目的。在开头处，编者就阐明了编写这本教材的初衷是“想实实在在地去思考一些被许多历史阴影遮蔽了的问题”，“做一项正本清源的基础工作”。编者在批评了当前批评界存在的“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等“反现代化立场”后，表明了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为了使历史‘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合乎逻辑地衔接起来，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的标准，这就是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所有这些，都是五四启蒙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

在反现代性和消解启蒙成为时髦的今天，作为一部文学史对现代性尺度的坚持、对五四精神的捍卫、对“人的文学” 标准的高扬，这一切都因为难能而可贵，但其中的一些方法和立场还是让人有些疑问。

以五四为准绳，以人性为底线，《新稿》一方面将“当代文学”理解为“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另一方面以启蒙立场对种种反现代、反人性的症候进行审视。这样，历史的“链条”～如编者所期望的那样完整、合乎逻辑。但是当代文学史是否就是一部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对立统一的历史呢?在这样的框架中重新解释文学史，显然是将复杂文学现象置于启蒙立场的准绳上衡量，很可能会遮蔽或误读一些作品的意义，对文学史写作来说，也容易将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从而将复杂的文学史景观本质化。

同时需要商榷的还有“五四”这个精神旗帜，上述批评之所以能够水到渠成、左右逢源，是它将五四启蒙精神作为文化旗帜的缘故，但是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目前的文学批评在什么意义上接续了五四精神?这一切都被一个“现代化”笼而统之地覆盖了。实际上，“五四”本身也蕴涵着不同文化精神，由它开始的启蒙运动没有能够继续下去，除了外在的社会变动之外，与“五四”本身身分复杂和充满矛盾是有关系的，这一点在后来的批评者的反思中都可以看到。“五四”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固然有着深远影响和意义，但如果将它化约为“启蒙”并成为衡量后来所有时代文学的价值标准，一概用永恒不变的启蒙立场对不同文学时段加以梳理或评判，显然有些不太合适，尤其是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象。启蒙固然是文学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但决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文学的全部。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担心这种启蒙批评成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可能有些多余，我想诸位主编如此高调地提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启蒙立场，针对的显然是当前批评界的一种消解启蒙、反对现代化的倾向，以此来重申启蒙立场对于文学批评的必要性。如此看来，这种矫枉过正的姿态不难理解。

回归“五四”，既是一种话语策略，也是一种无奈之举，高调的姿态掩饰不住的仍然是启蒙批评思想资源的匮乏。如何探求新的启蒙思想资源，并重新激活它在当下语境中的潜在能量，建构当下新启蒙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成为一些致力于启蒙思想研究的批评者关注的重心。

新世纪开始不久，一场关于“新启蒙主义”的争论将启蒙这个似乎被冷落已久的话题重新置于学术前沿，这场争论是由张光芒的长文《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引起的。在对中国启蒙思想的特点和缺陷进行分析之后，张光芒试图对中国启蒙资源进行根本上的重构，这就是他提出的以“道德形而上”为核心的“新启蒙主义”思想体系。

“人”的问题是张光芒构筑新启蒙体系的立足点。他认为中国的启蒙本意在于“立人”而不是“救亡”，由此，他将启蒙的问题锁定在“立人”方面。围绕着“人性启蒙”问题，张光芒从历史、理论、现实层面上论述了对“新启蒙主义”的深层需求。历史地看，近现代和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时”；理论上说，1990年代以来，“现代性”反思的诸种学说将启蒙问题驱逐出理论视域的同时也驱逐了启蒙的内在价值与永恒意义，导致了启蒙问题的狭隘化和边缘化；最后，“新启蒙主义”是对现实深层需求的回应。他认为当下文化表象背后的真实面目是——愚昧与偏见，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当务之急。“道德形而上主义”即是张光芒为当下“人性启蒙”所开出的一剂药方，也是他给中国屡屡挫败的启蒙历史做出的诊断。在批判了中国启蒙历史过于实用化的特点后，他构建了以道德为核心的“形而上启蒙”，并设计出“人性解放——人性上升——人格完成”的启蒙“三部曲”。

显然，“道德形而上主义”是借助文学启蒙来达到人性启蒙的最终目的。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的那样，这种观点虽存在着一定偏激，“但却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砭意义”。在这个启蒙备受嘲讽、反启蒙的力量甚嚣尘上，但是人们却被一种“傲慢与偏见”裹挟着的当下社会，在这个蔑视道德、“人性最底线”一降再降的时代，在这个崇尚实用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语境中，道德的启蒙有着它不容置疑的现实意义。“道德形而上主义”将通向人的自由和超越的“人性启蒙”分为三个层面，将启蒙的最终完成归结到“自我启蒙”和“自我拯救”方面，这种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启蒙设想，是有意识将启蒙与现实中国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的一种努力。在他看来，当前中国启蒙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西方的“启蒙的辩证法”，而是“欲望的辩证法”。在这个泛滥、金钱角逐、精神分裂的时代，我们不仅要面对历史遗留的由封建土义，至专制主义造就的蒙昧，还要面对欲望化时代一种新的“愚昧与偏见”，道德形而上主义是批评者面对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启蒙任务而提出的一种路径。

仅就当下启蒙的实践层面，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的“新启蒙”体系不失为一种“人性启蒙”的可行性道路，但是这种新启蒙体系是通过文学途径来阐释的，它实际上是在启蒙问题意识的背景下生发的文学启蒙问题，这就给它的阐释和实施带来了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我无意于评判中国启蒙历史的功过是非，也无意于探究道德形而上主义究竟能否最终改变启蒙的困境，在此仅仅在文学范畴内探讨张光芒的这种新体系构建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启蒙的视角来研究文学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但是我并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无论哪一种思想和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在现时代的实践意义上看来，都具有‘启蒙’的意义”口。启蒙作为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固然在中国的本土实践中具有自身的文化特征，但同时它还是一个有着特定范畴的概念，如果过分夸大了启蒙的内涵和外延，也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它的意义特征。以挖掘中国本土启蒙思想的心态来关照百年新文学，张光芒“从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历史客体深层中发现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原创思想与内在逻辑，许多为传统性研究轻视甚至遮蔽排拒的历史现象被纳人‘启蒙文学思潮’范畴，给出新的界定、新的阐释”，这样在使得中国启蒙文学的内在脉络得以延续、启蒙文学思潮不断壮大的同时，却出现了另一种吊诡一——“丰富复杂的新文学”在他的笔下只剩下两个字：“启蒙”。对于本土启蒙文学思潮的挖掘产生了这样的阅读效果，这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就以他对20世纪“50一70年代文学”“启蒙”意义的阐述为例。首先，张光芒认为这一阶段的文学之所以起到了重大的启蒙作用，是因为它具备了震撼人心的“道德形而上”力量。这个观点是大可质疑的。作者认为它“启蒙”影响大的原因是：存在时间长、受众大、对人生价值观影响深远。这的确是一种实情，但这并非它产生所谓“启蒙”作用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50～70年代的特殊语境，这样的文学是决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的。那些作品之所以在当时会产生批评者描述的那种“启蒙”效果，既是当时单调贫乏的文化土壤造就的，也是政治意识形态无孔不人教化的结果，如果无视这样的现实，大谈道德对人的净化和影响，可谓一叶障目。

再者，如果我们还承认“启蒙”的内涵是将人“从蒙昧中解脱出来”，那么认为“50一70年代”的主流文学蕴涵着道德“启蒙”色彩并具有“启蒙”大众的人生选择的观点虽不失新颖但不脱荒谬。这一时期的文学尤其是作者陈述的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学，无不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去阐释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如果说“启蒙”是让自己具有自主选择自己道路的能力，那么我决不认为塑造了这样的“英雄”的文学作品起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作用。批评者弃“启蒙”的真正本质于不顾而大谈“启蒙”，无异于舍本逐末。

第6篇：启蒙写作论文范文

关键词：蒙养教育；蒙养教材；教育内容；启示

我国古代向来重视蒙养教育，所谓“蒙以养正”或“养正于蒙”，就是要求当儿童智慧蒙开之际施以正当教育，为儿童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这大体相当于今日初中以前的儿童所应该接受的教育。

一、蒙养教育旨在“养”

《新华字典》对“蒙”的解释是“愚昧，没有知识”。如果“蒙”加以养，即养蒙、蒙养，使之变得聪明和文明，这便是蒙养教育或者称启蒙教育。其理论依据是“正本”和“慎始”，“正本”就是要确立的发展方向，因为这关系到今后的发展，所以一开始就要特别慎重，即所谓“慎始”。诚如《易经》云：“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就告诉我们，人一出生就要接受教育，还必须是正确的教育，而且旨在“养”，包括知识之“养”和道德之“养”，为孩子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种教育理念，自有文字便有记载，并且一直为后人所重视，在其支配下，使得我国的蒙养教育理论和实践日益成熟和完善。

二、蒙养教育的内容及方法端在基本常识

蒙养阶段的教育内容主要是进行初步的道德行为训练和基本常识的教学，因而每天的功课也就是背书、授新书、作对、写字、读诗等项以及一系列的道德行为规范训练。学童入塾后即先识字，每日教以识十字左右，日日反复温习，识至千字为好。何以如此?“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①在识字的同时还要进行写字训练，但是写字的进度跟认字的进度不要求一致，也就是说，并不要求认什么字就写什么字。同时，所写的并不是按照《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里字的顺序，而是另有一套写法。学童开始学写字，写的是“上大人，丘(也作孔)乙己”。而且写的时候先写大字，第一步是描红，其次是与“米”字格，再就是临帖。大字写得有点基础才写小字。

等学童有了文字基础，就开始教以读“三、百、千”，或授以读四书。一般的做法是，学童立于教师案旁，跟随老师读文至数遍、十数遍，学兰再回座位自读上百遍，然后到老师前背诵，背诵无误方教新课。读至相当时期，老师才对所读的书进行逐句讲解。可以说，私塾中的主要功课就是读背书籍。

当学童能精通字义时，便教习作对，以为做诗做准备。根据属对课本的内容来看，属对实际上是一种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训练，同时包含修辞训练和逻辑思维的培养。属对课本大都是分类编排的，分天文、地理、人物、器物等若干类。经过多次的属对练习之后，学生可以纯熟地掌握词类和造句的规律，并且用之于写作。属对教学一直实行到清末。学兰至此，便完成了蒙学的全部课业。以后读四书五经，兼读古文，学习作文及八股文等，作为科举应试的准备，则是属于“大学”教学之范围。

三、蒙学教材符合社会和儿童发展的需求

依据蒙养教育的目的和内容，各个暑期的学者都编写出许多符合当时社会和儿童发展需求的蒙养教材。就我国现存的历代蒙学教材资料来看，蒙养教材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1．先秦至两汉时期。可以说，先秦至两汉时代就很重视对少年儿童进行识字教育和句读训练。儿童出生后，即接受“保傅之教”，七八岁之后，“出就外傅”，接受蒙养教育。所使用的蒙书教材多为综合性读物，以识字为主，同时进行品德教育。《史籀篇》是当时最早出现的蒙学课本，“《史籀》者，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②至秦代，李斯作《仓颉》七章、赵高作《爱历》六章、胡毋敬作《博学》七章，文字多取《史籀篇》。汉代的闾里书师将《苍右面》、《爱历》、《博学》三篇并为《苍颉篇》。另外，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杨雄作《训纂篇》，顺续《苍受老百姓的喜爱，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2．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这期间的蒙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童蒙教材的编写趋于成熟，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识字教材，在《急就篇》的基础上产生很多种新的识字教材，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直流传使用至清末的周兴嗣编著的《千字文》，再就是编注跟它相近的《开蒙要训》，全文叶韵，四言为句。此外，一是“杂字”和其他一些蒙学用的字书出现；二是出现新的进行封建思想教育的蒙书，如《太公家教》、《女论语》等；三是运用整齐的韵语形式编写的一类讲掌故故事的蒙书，如《兔园册》和《蒙求》等，这三类蒙书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很多新的教材都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3．宋元时期。随着蒙养教育的发展，蒙学课本开始出现分类专门编写的新倾向，并有大量成书问世。这时期所使用的蒙养教材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识字教材，具有代表性的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统称“三、百、千”。另外，“杂字”教材得到很大的发展，与“三、百、千”相辅而行，在当时的农村得到广泛使用；二是伦理道德类教材，具有代表性的有《性理字训》、《小儿语》、《续小儿语》、《增广昔时贤文》、《名贤集》等；三是历史类教材，诸如《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童训》、《小学》以及《少仪外传》等；四是诗词歌赋类教材，诸如《训蒙诗》、《小学诗礼》、《童蒙须知韵语》等；五是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类教材，象《名物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等。

4．明清时期。与宋元相比，这一时期的蒙学教育没有太大的改变，教材也是如此。“三、百、千”一直流传使用下来，中间曾经有过不少学者编出一些新的《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但是大都通行不广。而“杂字”书则有较大的发展，但大多只流行在当时的中下层社会，仿佛是“三、百、千”以外的“非正式”读物，因此比“三、百、千”更不登大雅之堂。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些新的教材问世，流行较广、影响很大如《小儿语》、《弟子规》、《鉴略》、《幼学》、《龙文鞭影》、《昔时贤文》等。至清末，还出现一些用蒙示形式介绍新知识的蒙书，如《时务蒙求》、《地球韵言》、《算学歌略》等等。《千家诗》则一直风行，后来产生编法近似的《五言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也出现一些以进行封建思想教育为主要目的诗歌教材，如《小学千家诗》等。

四、古代蒙学教育经验对当代教育改革启示

我国古代的蒙养教育，从远古时代产生一直到清末，走过几千年的路程，所形成的理论和经验是一笔宝贵的教育财富，深入挖掘这些理论和经验，对于深化当前的教育改革，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幼儿教育体系有着

十分重要借鉴价值。

1．及早及时施教。儿童早期所接受的教育对其以后的人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而及早及时施教也便成为人们的共识，更是古代童蒙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及早是指时间而言，因为幼童思想纯正，无先入之杂，容易接受正面教育，易于教化成功，此时儿童“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③明代学者王迁相则指出：“童蒙无先入之杂，以正导之而无不顺受。”④说明幼童时期是人生教育的最佳时期，既然这样，就应该及时施教。因而，对幼童的教育不仅要及早进行，还要把握好时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佳效果。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只是幼儿园和学校的事情，家庭和家长也有着更为重大的责任。道理很简单，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更要做好孩子入学之前的启蒙教育工作。

2．注意环境习染对儿童的影响。古人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环境对幼儿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教育家孔子对“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的识别和选择，墨子的“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意识，荀子“居必择乡，游必择士”主张，“孟母三迁”的家教实践活动，颜之推关于家庭环境对幼儿“熏渍陶染”、“渐移暗化”影响的形象描述等，都是从不同角度重视环境习染对儿童的影响，要求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因而，教育者首先要加强自身的思想品德和文化修养，处处以身作则，给孩子以良好的身教。其次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向上的家庭内外环境。再就是要教会孩子如何结交朋友，如何选取课外读物、影视作品和网络资料，如何辨别是非善恶美丑，以及如何应对发生在身边的一些事情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也不至于被不健康的东西所淹没乃至于堕落。

3．要为儿童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古代的蒙养教材，大多流行甚广，有的到现在还为人们津津乐道，甚至在教孩子读背。主要是这些教材篇幅短，内容广泛，尤其是句句押韵，琅琅上口，很适合儿童阅读，不仅达到识字的目的，还学会很多知识。而如今，儿童读物铺天盖地，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篇幅长(有的丛书、套书多达几十万乃至百千万字)、价位高(单行本有的数十元，成套的数百元)、不易普及，有影响的、能够为人们所认可的、可以当作经典性读物教给孩子的几乎是没有。所以，人们又在给儿童教读《三字经》等古代的蒙养教材。那么，如何再编写出适合儿童阅读的、易于普及的、有明显社会效益的蒙养读物，这是每一位社会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4．教育方法要适合儿童的特点。古代的蒙养教育重在知识和道德启蒙，所以在教育方法上特别重视实践和行为习惯的培养，一般很少有空洞的理论说教，这是符合儿童心理发展特点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去品味，因为当前的儿童教育总是步入三种误区：一是理论说教多，忽略实践和习惯的培养，以致使孩子对大的道理没有理解透，又没有养成好的习惯；二是对早定位，孩子想学点器乐、舞蹈、书法什么的，就加大投资，希望孩子将来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三是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所出现的家庭教育学校化现象，使蒙养教育应试化。如何走出这些误区，如何使孩子享受到真正的、适合孩子特点的教育，这应该是今后幼儿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然，我们在积极肯定古代蒙养教育价值和意义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其消极的一面，诸如“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封建迷信思想、因果报应、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等等。我们必须认真加以辨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它成为我国当代教育思想可资借鉴的优秀资源，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注释：

①王筠．教童子法．

②汉书・艺文志．

第7篇：启蒙写作论文范文

【关键词】小学语文 教学启蒙 有效性

一、启蒙教育的含义和目的

有人问，教育的责任是什么？我想，教育的责任就是要把每一个学生培养成有益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人。小学的教育责任是什么？就是启蒙。就是在6年的小学阶段，_启学生的智慧和生命的潜能。这是小学教育领域要做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只有把这项工作踏踏实实做好了，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教育的科学、全面发展。

小学教育在我国传统教育时期叫“蒙学”。学生入学叫“发蒙”。学校的教育教学与学生学习结合起来，就叫作“启蒙”。在民间，人们把小学生入学比喻为“拴牛鼻绳”。这个比喻很耐人寻味。启蒙，其实是前人对6年小学阶段的一种很科学的界定。而“拴牛鼻绳”则是对蒙童进入系统学习过程的绝妙比喻。

启蒙的目的，就是正确地引导个体的生命潜能从显性表现逐渐朝隐性方面转化。

还要指出的是，生命潜能虽然转化为隐性物质，却不会从人的生命特征中消失，一些负面因素还会时不时出来作祟。因此，小学教育除了担负“开启学生的智慧和生命的潜能”外，还具有“抑恶扬善”、克服负面因素、改掉不良行为的功能。

二、传统方法的有效与失灵

小学语文是学生语文教育的启蒙阶段，对学生语文基础与学习兴趣有着重要的奠基与引导作用。随着时代环境变化和公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升，社会对公民语文素养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对小学生语文启蒙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标准。如何提高语文启蒙质量，已经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语文启蒙的方法在这中间起着关键性作用。

一方面，目前在独生子女居多的社会阶段，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早期教育，一些学生在上小学之前就能看带拼音的故事书。小学课文所要求的“听说读写”标准，学生普遍能够达到。在经济发达地区，该现象尤为明显。“死记硬背”等灌输式教学方法效果日渐失灵。另一方面，以强制力量为后盾的传统启蒙教学方法，在法制社会高度重视青少年儿童权益的背景下，教师在课堂内的教学必须依法进行，杜绝一切“硬”的教学方法。

三、新型方法的维度与构建

1、注意启蒙性

低年级学生刚开始进行系统的学习，创新意识几近一张白纸，处于启蒙阶段。

首先，创新定位要正确。创新启蒙指的是让学生在学习中自己发现问题，提出疑问，解决问题。正如布鲁纳所说，发现“不限于寻找人类尚未知晓的事物”，“它包括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知识的一切方法”。学生的创新显然指后者。

其次，目标设定要适当。教学目标应设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让学生“跳一跳，摘得到”。发现问题后，让学生通过查阅资料、请教老师、家长后回答或讨论。其实这里查阅资料、请教别人是方法训练，正是最基本的创新启蒙。

第三，教学头绪要简化。如话题《该怎么办》、《小兔运南瓜》课后问题只要孩子说出一种办法就行，不必强求每个孩子都想出多种办法来。这样既有利于学生克服神秘感，树立自信心，初步培养敢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勇于探索的创新意识，又有利于学生把办法考虑得周密些，培养思维的逻辑性。至于思维的开阔性、丰富性，可先由学生之间多种办法的互相启发去解决。

2、要培养小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

正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尤其是对于心理、生理发展都处在初级阶段的小学生们来说，很难主动认识某些学科的重要性，并进行主动学习，因而，这就需要我们语文教师做好准备工作，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首先，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喜爱授课教师。科学研究表明，人们较容易接受、模仿自己亲睐的人们的观点及行为，尤其是小朋友，他们没有善恶之分，只有喜欢与不喜欢之分，因而作为语文教师，我们要竭力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平日里多与学生沟通、交流，主动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尊重学生，多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看问题想事情，获得学生的信任；同时还要，积极融入到学生中，与学生打成一片，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赢得学生的信赖。其次，要做好准备工作，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小学生最明显的特点是贪玩、好奇心强、求知欲强，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有效利用这些特性，加强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3、老师讲课时要常用儿童化语言

一年级孩子不同于大学生，只要老师讲清要求就行，他们自制力差，注意力集中时间短，做事凭兴趣。所以教师就要会说，常说“小孩子话”。比如做连线题，如果老师说让我们来做个“找朋友”的游戏好不好？学生一听肯定会感兴趣。如果哪个学生找错了或还没有找到朋友，老师说：“哪个小朋友愿意帮帮他？”学生听了觉得很亲切，他们很喜欢听这种语气，老师用这种儿童的语气跟学生说话，才能更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孩子们亲近你，愿意与老师交流。

4、寻找闪光点，启发和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去观察、去思考、去写作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自尊心和自信心是孩子心灵最敏感的角落，是孩子前进的动力和向上的源泉”。每个教师都应该抓住这一特点，帮助他们增强自尊心，树立自信心，使他们获得积极向上的动力，健康快乐地成长。同时要极力寻找和挖掘每个学生在写作过程中不同的“闪光点”，及时的进行表扬、鼓励和评价。同时，老师还要看准时机，巧妙地加以引导，挑起争论，激起波澜，让他们从迷茫困惑中一下子豁然开朗。

结束语

一、二年级语文是整个语文教育体系的基石，作为小学语文教师，我们应积极把握。在教学中根据实际需求，对教学内容、形式作出一定的完善，从多方面对学生的能力加强培养和训练，让学生在愉悦的环境中，收获学习的乐趣，取得最佳的学习效果，实现语文启蒙教学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邓东莉.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的探讨[J].创新教育，2012（20）

第8篇：启蒙写作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五四”时期，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理论受到争议，笔者通过悉心研究，试图全面深刻地揭示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的实质。而且，只有深层次地了解“五四”特定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沈从文一生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精神。

文学史上常有这样一种文学现象：一定时代的文艺思潮固然对于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但一时的文坛上某些有关的文艺问题论争，又往往与参加过论争的作家的文艺创作长期实践并不是一回事。“五四”时期，沈从文用自己的心路与创作历程证明，他走的是一条与其他作家迥然有异的创作道路。一方面写作于沈从文是源于一种生命永生的渴，由此生发而体现了一种民间审美、民间创作立场；另外一方面，沈从文努力提高与凸现出“五四”传统的个性主义，对这一传统中的精神与超越维度进行张扬，同时，对“五四”某些创作精神又重新进行某种调整。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五四”时期，沈从文创作思想上的复杂性、两重性——进步与保守。

一

沈从文一心向往之的是“五四”时期的“人生文学”，他在《窄乍而霉斋离闲话》中写道：“‘京一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过一时节国内诗歌的兴味，对人以一个伸士或荡子的闲暇心情，窥觑寒冷的地上人事，平庸，愚卤，狡猾，自私，一切现象使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的老派头，所以老杜的诗歌，在精神上当时还有诸诗人宗拜取法的诗歌。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愿力宏伟。弃绝辞藻，力朴质，故人生文学这名词却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他还说要“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词叫出来？”颇有努力承续“五四”文学的精神传统的意图。然而，他所厌弃的时代现实却正是“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产物，或者说，由于“五四”启蒙传统中的某些因素发生恶性畸变，从而导致了沈从文所厌弃的负面效应，于是当沈从文意图提出一种矫正时弊的策略时，他并不对“五四”传统进行简单的否定，而是企图以携带了当代教训的眼光去反观“五四”传统，对之进行重新审视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传统进行历史救济意义上的重新发挥，以期挽救这一传统的自我否定式的恶性发展。

沈从文企图对“人生文学”的口号作某种调整性的发挥。“五四”启蒙思潮以其对自然人物与平民意识的高扬而冲击与瓦解了封建士大夫的意识统治格局。这一点，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中有所昭示。周氏强调人是“从”动物进化的”“，这向我们显示，人的动物性生存本能在当时获得了思想界的正视与肯定，人的风俗日常生活得到了价值肯定，这种观念对于文化领域内的职业化，商业化潮流多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一点上说，沈从文所厌恶的“海派作风”的形成与“五四”提出的这种启蒙观念的普及与扩展多少有联系。

我们看到，浓从文在继承“人的文学”这一观念时，又对其观念重新进行了某种调整，他在相当程度上表露出对于人的动物性的生存层次的鄙视，而更加强调了人性中对于动物生存状态的超越因素。尤其是在涉及文学工作的时候，他似乎认为，写作是一种将人的生命从纯粹自然的动物性存在提升到人的层次的一种方式，沈从文认为，某些作家的写作，其动机就是为获得多数读者，一方面可藉以“弥补作家人格上的自卑情绪，增加他的自高情绪”，使他觉得“活下来，有意义”；另一方面可望获得丰厚的收入而过上稳定的生活，这两方面都可以“使作者个人生命得到稳定”。因此，沈从文有些尖刻地认为：“一个作家有意放弃多数，离开多数，也可以说不仅得违反流行习惯，还近于违反动物原则了①。

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动物本能层次的生活了。沈从文认为，写作是出于一种生命永生的渴求，这一“永生的欲望”是产生于生命的痛苦之中的。沈从文对于生命的痛苦显然有着深刻的体验，“任何人对死亡想要逃避，势不可能。任何人对社会习惯有所否认，对生活想要击破藩篱，与事实对面时，也不免要被事实无情打倒，个人理想虽纯洁崇高，然而附于肉体的动物基本欲望，还不免弃得拖泥带水。生活在人与人相挨相撞的社会中，和多数人哺糟啜醴。已感觉够痛苦了。更何况有时连这种贴近地面平庸生活，也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有些人常常为社会所抛弃，所排斥，生活中竟只能有一点回忆，或竟只能作一点极可怜的白日梦……”②。作为与生命的痛苦体验的对抗，写作既是一种娱乐，一种表现，又为一种与性本能有关的永生愿望所驱动，成为生命重造的方式。

当然，沈从文通过努力提高与凸现“五四”传统中的个性主义文——对这一传统中的精神性与超越性维度进行张扬，来反抗由于“五四”启蒙传统中的另一部分——平民意识与实用理性膨胀而成的当代现实。因此，他对于“五四”启蒙传统内含的关怀社会民瘼的精神倾向也颇为崇仰，甚至对于这一精神倾向所渲化而成的对政治革命的急切意图与兴趣，他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理解。尽管他时常对革命文学作者与作品有所指摘，但是对于像胡也频，丁玲等这样真诚严肃地从事文学道路的探索的作家，他仍们抱有相当的尊敬。认为他们是“把自己一点力量搁放在为大众苦闷而有所写作的作者”。他有时甚至这样表示自己对革命文学作家的社会关怀意识的赞赏：“诗人扩大了他的情感，使作品变成用具，在普罗作家的有些作品里，却寻找得出那些成功因果的。”所有这些都非常清晰地体现出他对“五四”启蒙传统中一脉流传的民族救亡与社会干预意识的认同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一意识的急进形态，急进工具论文艺观保持相当的距离与警惕。

二

“五四”启蒙思潮中存在着两条思想脉络：个性主义与社会救亡意识。这两条思路在“五四”以后，由于各自的畸形扩张都导致了一些弊病，而沈从文则企图将这两条后来平行乃至相悖反的思路进行调和、平衡起来，从而产生出一种与当时的“时代”精神迥然异趣的健全而有效的思想路径。沈从文从自己的创作体验出发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文学如何才能依据自己的特点与优势，有效地发挥其社会职能，达到从“五四”启蒙主义者到左翼作家们都一直企图达成的“社会”的目的。而在这个问题，沈从文的选择持续鲁迅改造国民性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即通过对每一个国民个体的人生观的改造来达到社会改造与民族振兴的目的。出于一种对文学的虚诚以及对于读者的责任感。沈从文几乎是本能地对这一“时代”潮流进行了反抗与阻击。

对20年代中期以后的新文学运动评价不同的是他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评价颇高。他认为正是这个文学运动及其产生的新文学作品，在多数国民中培养革命的幻想，坚定了革命的信心，推动了北伐战争的成功③。所以他大声痴呼：“我们实在需要作家！一个具有独立的思想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的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到了什么的报应。若此后再糊涂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将尽些什么，且后来如何尽力”④。他把文学看成是“支配政治，改造社会，教育群众”，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无形工具，这虽有过高估计文学的社会力量之嫌，但从理论意图上想把文学从政治化与商品化的泥淖中拉出来，让人们重视文学的本性与独立性，是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的。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和“人的文学”的倡导为一体的，而新文学对“人”的发现，又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文学相当于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他们占大多数，从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而这个基本状况是要被新文化改变甚至改造的，所以这蒙味的民众就成为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络和文学叙事模式，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里的人物，大多数应该放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是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似乎颠倒了启蒙与被启蒙之间的关系，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身上“受到”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更核心的问题，还不在于沈从文写了别人没有写过的这么一些人，而在于，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影子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蒙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

不过，作为新文学作家的沈从文，身处启蒙的大潮中，有时也不免受其熏染，以致产生疑惑。他的小船因为需要加了个临时的纤手，是个老头，看到那个老头为一点点钱那么出力，他就想：“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继而联想到“我这一生来无所见到的人，似乎并不想起这件事，城市中读书人也似乎不大想过的。可是，一个人不想到这一点，还能好好生存下去，很常奇的，总之，一切生存就是为了生存，必有所爱方可生存下去。多数人爱金钱，爱吃点好东西，可以从容生活下去，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死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为的是会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我们皆应当莫自弃，也应当把自己凝聚起来！”⑤多数人不追问生命的意义而活着，少数人因为自觉而为民族的代表，使生命放光！这是比较典型的五四新文化的思维和眼光。

三

其次，能够体现“五四”精神的继承并从个人创作角度加以调整的真正自觉显现新的审美倾向以及民间立场的新文学作家是从沈从文开始的。而1930年代的《边城》的出现，标志性地显示了民间创作思潮的完成，这一创作流派，随着沈从文的创作进一步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发扬光大，形成了新的民间创作的思潮。

第一，民间的审美理想：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独特感受与审美判断。特有的心理机制与表态方式使沈从文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文体家”，在小说文体探索上他一直保有热情，现代汉语学家大多认为现代汉语的语法艺术中意义上是外国语过来的，沈从文语言却很少有欧化现象。“五四”时的作家还不习惯用定语、补语、状语、口语与文体的结合，但有两个作家是很独特的，一个是老舍，一个是沈从文。老舍一口清脆响亮的北京腔；而沈从文的语言是：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一部分又文白杂糅，故事在真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的成分。内容出杂而不纯，它有点粘糊，有点罗嗦，但读上去非常自然，营造了一种比较优美的现代生活节奏，但更多重要的是所谓“文体”，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背后还有一个世界。这也是沈从文与其他作家不同所在。

第二，民间创作立场。沈从文是京派文学的中坚力量和重要的小说家。在1930年代，他是林微音、朱光潜等京派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主要人物。但他却将以“乡下人”自居。沈从文的经历像湘西那片土地一样富有传奇。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现代化教育，没有高学历并不等于沈从文就没有文化。他有的是另外一种知识和教养，它从湘西的土地与人性中来，当地人形成了独有的个性文化和生活方式，沈从文也形成了自己的生死观。生与死之间就像一张张纸轻轻地翻过去。湘西的文化习俗和日常生活的无数细节，构成了沈从文不可磨灭的内心记忆，而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则一直要把已失去的民族记忆唤起。与自由、舒畅的乡土记忆截然不同的是，来到北京以后，都市生活带给沈从文的是紧张的压抑感，他受了窝囊气，就把反抗的情绪全转发到文学中：知识分子软弱和怯懦，那我偏偏给你看一些野蛮的，有血性的东西。这就构成了他特有的创作立场。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立场看做是民间立场。而且他描写的湘西世界只是他在都市中的一种记忆和想象，而并非真实的世界本来面目，不难发现，沈从文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受到压抑，为了反抗现实生活，想象每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他的民间立场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这或许就是创作中的调整。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在“五四”文坛引出了一批提出社会人生问题并开出解决问题药方的小说，这类小说多以知识青年与社会底层的平民生活为题材，围绕探索：“人生究竟是什么”问题，鼓吹社会发行追求个性解放，提倡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关心劳工问题，儿童问题，教育问题，国民性问题等，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思想倾向。沈从文的小说文体却体现在把湘西文化转化为另一种人生态度，以一种悠扬的文化节奏来看现代人的生活。它们传统是软性子的，慢条斯理的，有种“无风舵自转”的感觉。《边城》开头的文学就很舒缓，像是一位令人坐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向你讲述他极为熟悉的这块土地。“由四川过湖南去，靠西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上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孩子，一只黄狗。”⑥层层叠叠、层层剥开，不是那种跳跃，而是平缓、沉静、朴素的。沈从文的叙述与现代生活节奏脱离了关系，与现代生活不合拍，这就使他的文体变得特别空灵，甚至存虚幻的感觉，好像一片晴空，特别蓝，特别亮，又很幽远。沈从文的文体包含了以湘西世界文化为参照系的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他以文学的澄明与现实世界的肮脏分开，以原始性的力量，原始粗旷，美好的风俗冲击“五四”以来的虚伪与无力。

中国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往往反映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沈从文的创作实践过程说明了这一点。沈从文一开始就站在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不赞成文艺从属于政治，甚至主张过“文学与政治绝缘”，在现代中国，文艺是脱不了政治的。沈从文在思想上艺术上大部分作品，虽然不是直接地却是曲折地反映了“五四”以来文学改革者人性解放和人性复归的要求，他的人性论观点和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它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论题。

注：

①《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P29。

②沈从文：《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93。

③沈从文《反主义问题》、《沈从文批评文集》P40，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④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⑤沈从文的《湘行书简，横石九溪》《沈从文全集》第11卷，P184－185。

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钱古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P329。这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大多院校多年以来采用该课本。

[参考文献]

[1]李俊国．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批评观[M]．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2)．

第9篇：启蒙写作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敦煌儒家文献以写本为主,不仅有较高的学术和 历史 价值,还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但是,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整体类别一直被学界忽视。为了进行综合研究,首先就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类。敦煌儒家文献可分为经典、历史、蒙训和杂著四大类。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多达5万件以上的经卷和文书,其形态有卷子、册叶本以及单片纸叶等,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文字多为汉文,亦有古藏文、梵文等文献。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 音乐 、天文、历法、宗教、儒典以及数学、医学等等。敦煌文献的发现,是我国也是世界20世纪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引起了世界的震惊。

这部分参照《四库全书》史部的分类法,略作调整、改动,可分为正史类、编年类、谱牒类、地理类、诏令奏议类等五类。

正史类,包括敦煌遗书中已发现的《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籍残卷。编年类,敦煌遗书中的编年类史书构成复杂,既有荀悦的《汉纪》、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等,还有中晚唐时期在敦煌地区流传的孔衍《春秋后语》、李筌《阃外春秋》等。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遗书中还存在数种不见著录的敦煌地区的编年史,如:由s.2506、p.2810、p.4073、p.2830共同组成的“唐朝年代纪”,s.5693、p.3721“瓜沙事迹纪”、s.2252v“两汉至唐年纪”等,鲜明地体现出了敦煌地区史学著作的编纂特色及地区史学的特点①。WWw.133229.cOm以上这两类,从编撰指导思想到选材、谋篇,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绳,以春秋笔法隐恶扬善,维护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节义等伦理纲常,维护封建正统。谱牒类,家谱、族谱是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事迹的 文献 ,是对家族传承 历史 的记载,应该属于历史类。敦煌儒家文献中记录婚宦、世系的家牒,以及记述同一家族不同时代人物传记的家传均属于此类。地理类,敦煌地理文书,是敦煌遗书中珍贵的文献之一。主要有沙州、伊州、西州的地理残志、敦煌地理杂文书、全国性地志、西域行、五台山行记、姓氏地理书。诏令奏议类,诏令居多,以保留下来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的诏、敕为主。奏议类文献比较少见,附于此类。

蒙训类　属少儿启蒙书。这类文献在敦煌遗书中,数量不少,可专立一类。内容与儒家相关,包括儿童识字、日常生活常识、 自然 知识和历史知识、道德礼仪和行为规范等等的启蒙教材以及家书、家训等。《论语》、《孝经》、《毛诗音》、《礼记音》、《尔雅》等文献,虽然在敦煌地区也曾被用作启蒙教材,但从这些文献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不仅仅属于蒙书,更属于经书,这里不再重出。

蒙书的认定与其范围的划分,学术界看法不一,而且有的蒙书与类书纠结难辨,其功用不易区分。近人余嘉锡在《内阁大库本碎金跋》中指出了这一点:“诸家目录接收此书入类书类,盖以其上自乾象、坤仪,下至禽兽、草木、居处、器用,皆分别部居,不相杂厕,颇类书钞、御览之体。然既无所引证,又不尽设词藻,其意在使人即物以辨其言,审音以知其字,有益多识,取便童蒙,盖小学书也。”可见,蒙书本应列为小学之流,从周至隋,主要以提供学童识字用的字书为主;隋唐以后,随着蒙学的 发展 与普及,蒙书的编撰也从单纯的识字 教育 中摆脱出来,发展成为包括识字教育、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等内容丰富的较为完善的体系。由于此类文献大多通俗鄙俚,史志多不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