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文化精选(九篇)

第1篇：我国传统文化范文

对于法治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解。一种把法治看作实现国家秩序或社会治安的手段，另一种认为法治的核心内容是基于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权力施加必要的限制。

前一种法治观是多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从上古时代起，明天道、察民意、“制而用之谓之法”的统治工具论观念就已经深植人心。后来的文人策士们说得露骨一点的，则谓“设法度以齐民”；说得含蓄一点的，则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务以德善化民”。总而言之，法律只是用来管束老百姓的。虽然到了近世也可以发现一些弥足珍贵的民权思想萌芽。例如在明代，方孝儒就曾经就守法求治当中的利民与利君、良法与恶法、公共性与私益性之间的关系写下如此一段精彩的文字：

“……夫法之立，岂为利其国乎?岂以保其子孙之不亡乎?其意将以利民尔。故法苟足以利民，虽成于异代，出于他人，守之可也。诫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虽作于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举天下之好恶之公皆弃而不用，而一准其私意之法，甚则时任其喜怒而乱予夺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

黄宗羲更大胆直言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之下，“其所谓法，有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尽管有这些民权思想的萌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在漠视民权的诉求。对此粱启超的有关见解很中肯，他指出：“我国成文法之起原不可确指，然以数千年之思想往往视法律与命令同为一物”。

不言而喻，后一种以权利(right)限制权力(power)的法治观来自社会的现代性及其制度设计。根据现代法治主义的各种理论，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依照通过某种民主程序订立的宪法(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并且要求所有的社会活动在形式和实质这两个方面都符合精神，不仅对于个人的违法行为、而且对于任何违宪的政府举措及法规都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等方式予以纠正，以保障每一公民的尊严、自由、权利、社会正义以及法律体系的安定性。至于哪种具体的制度模型更能有效地实现上述目标，要视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而定，不可一刀切。由此可见，主张现代法治决不等于就是主张单维进化论。其实，现代法治构思本来就是包含多元化契机的。但是，如果曲解法律秩序的多元性和地域性，连上述最基本的共性目标本身也不予认同的话，何必玩弄概念游戏，侈谈什么现代化的法治!在我看来，今天讨论在中国推行法治，前提当然是要限制滥用权力的政府行为(有结构性腐败的大量事实可以为证)，首要的任务当然是要解决有序化社会生活整体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有新兴宗教或次级文化权力关系如火如荼伸张势力的大量事实可以为证)，而决不能仅仅归结为所谓“功利性的”“对秩序的呼唤”，或者只是对作为现实状态的秩序进行法律形式上的被动性追认。”

在二十世纪，虽然政治发展的过程极其曲折，但对于法学界来说，中国制度变革的目标模式大体上还是清楚的，就是从前一种法治观转向后一种法治观，探索在限制国家权力同时提高国家能力的适当途径。然而，最近中国政治学界和法学界，却出现了一些反其道而行之的迹像。有人不是适应时代需求去解构成为中国社会秩序的病灶的传统性权力关系，而是急不可耐地先去解构以限制权力关系为宗旨的现代法学理论及其制度框架；也有人不

是在中国本土资源中发掘与现代自由民主相通的矿脉，而是在本土资源中寻找社会强制的合理性——虽然巧妙的修辞技巧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掩饰特定的价值偏好。这是为什么?个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撇去权力关系再生产的逻辑、犬儒式的精神状态以及急功近利的形而下动机不谈，还有三种要素特别值得在这里提出来认真讨论，即(1)现代法治秩序的建构屡试不成，让法学界的部分人士在心灰意冷之余倾向于逆反性选择；(2)后现代主义的流行使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圈内失去了变革的共识以及确信无疑的目标参照物；(3)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步成果大大增强了受惠者的自豪感以及爱屋及乌的情绪。

中国在进行“自我”或“本土”的现代法治秩序的建构时离不开西欧这个“他者”，无论是在寻找改革榜样的意义上，还是在确认已有成就的意义上，甚或是在抵制变动的意义上。显而易见，在根据改革所需而引进西欧某些制度之际，首先不得不承认对方有先进之处。相反，如果为了本民族中心的虚荣要顾影自怜一番，为了现状的稳定要故步自封一阵，则不大可能去做那种似乎“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事。另外还有这样的情形，在改革目标迟迟不能达到时，“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就会复杂化，或者加深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和反思以便通过更加现实主义的制度安排争取改革的成功，或者单纯归罪于他者的不是，甚至反过来自以为是、发出类似王婆卖瓜的吆喝声。

关于后面的情形，可以试举一例加以说明：在美国的确存在着种族歧视，其中很典型的具体表现就是主流社会的舆论总是认为黑人更倾向于常习性犯罪。黑人，尤其是善良优秀的黑人当然对此愤愤不平，除了通过教育和改革提高整体素质方面外，还致力于批判和消除上述偏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引用不同的统计数据来说明部分阶层黑人惯犯较多的事实无法推导出一般性命题，也大力揭露逼迫黑人犯罪的社会条件。然而，当有人推动“黑就是美(Blackisbeautiful)”的运动时，被煽动起来的狭隘种族情绪就开始压倒理智，社会关注点从如何纠正偏见的方面转移到对偏见对象如何进行价值判断的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作为偏见基础的关于对象本质的界定或者现有的西方知识霸权反倒得以维持。为什么?种族歧视者们也许会这么说：“瞧，那些黑人自己也承认像我们所说的那么黑。这证明了黑就是黑。至于黑人要说黑就是美，而把不黑反倒看成是丑，完全可以悉听尊便”。其结果，在极端的种族歧视者与偏激的反种族歧视者之间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共犯关系：据弃一切与关于对象本质的界定所不同的表征以及变化的契机，甚至把那些，与种族主义者和“黑就是美”运动家共同设定的关于典型黑人形象的指标，有所不同的其他黑人都蔑称为“巧克力夹奶油馅甜饼(oreos)”与被边缘化的新加坡人骂推动社会改革的精英集团是“黄皮白芯的香蕉”，阿Q在爱了国搞了革命之后回过头来呸一声“假洋鬼子”是同样的意思。”

围绕中国法治问题，与上述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复杂化不同状态相仿佛的现象也隐约可见。但是，不同于“黑就是美”、“就是好”之类的标语口号，在现阶段的中国，后现代主义的话语膨胀既可以凭空制造出一件又一件“皇帝的新衣”，也使社会转型阶段那种“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的局面确实变得更加复杂化了。而在被形容为“恶魔推碾”(珀兰尼KarlPolanyi)的现代化过程中，因合理主义和纪律的挤压磨合而产生的剧痛，往往使反现代和解构的各种直觉性诉求也很容易得到“草根”运动的呼应。于是我们不得不在讨论现代法治问题时也涉及后现代思潮。

对后现代的理解因人而异。如果你硬要问在哪里可以看到最典型的后现代现象，我只好回答：就在后现代主义者们“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地高谈阔论后现代的场合——那种充满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语言游戏，那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那种民粹主义式的氛围，恰好充分体现了后现代的基本宗旨。虽然后现代思潮否定现代的合理主义范式，但并没有意图甚至没有能力来提供新的代替性范式。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主观性的解放、对差异的宽容、脱中心、平面化等等，其实大都是现代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浪漫的或者极端的体现。如果缺乏把权力分立的政治多元性以及人格独立的价值多元性这样的前提条件，就很难构思出把自由意志作为批判法制的标准这样的抒情诗来。因此，后现代或许能够导致现代结构的变质，却决不可能导致现代结构的变革。对于多数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实际上批判比建设更有意义。例如德里达(JacquesDerrida)在论及法律秩序时就公然宣称“解构即正义”。似乎他给正义作出了新的定义，其实不是，他同时也告诫道，人们既不能亲身经历正义又不能直接话说正义。这很像中国那句曾经风靡一时的名言：“造反有理；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可想而知后现代的相对化正义观类似偈语禅机，是十分玄虚的。问题是解构之后怎么办?否定了“理性主义的现代”(托尔敏StephenToulmin)，也否定了“现代的纪律性”(福柯MichelFoucault)，还否定了普遍主义的雄心，甚至更进一步否定了客观标准，在这样一种相对化和极端私化的“解放区”，社会的公共性还能够重建吗?凭什么作为价值根据来形成新秩序?这些问题对于后现代文学或许并不重要，但对于后现代法学却是无可回避的。

根据闵达(GaryMinda)的研究，所谓后现代法学主要由1980年代以来盛行的五大法学运动构成，它们分别是批判法学研究、女权主义法学说、法与经济学、法与文学以及反种族歧视的权利论。的确，这些法学运动的理论背景和主张有很大的差异，但在挑战现代法治主义、强调差异和主观性价值判断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共通特征。有力量对比的政治化、也有利益交换的市场化；内反父权(夫权)、外反霸权；从结构功能转向语言游戏，从理性思维转向故事思维等等，所有这些都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后现代状况的不同侧面，显示出最有代表性的多元格局。因此，我认为阂达的分类整理框架还是可以认同的，也与其他领域的“后学”谱系大致相吻合。在对五大法学运动进行具体考察之后，可以发现后现代法学的基本主张既不是现实也不是理想，归根结底不过仅仅提出了可以用来质疑和批判法与社会的现代性的某些观察角度。因此，后现代主义不是对现代的替代而只是对现代的反思。后现代法学的反思当然不是无意义的。所以，我说过要把后现代法学作为解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结构性难题的一条辅助线。但是，如果不适当地夸大了这种意义，唯独使对普遍性的否定本身变得普遍化起来，如果反思和批判被限定于现代法治而不适用到人治及其他本土性传统和社会现实，甚至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后现代的转向”和“精巧的”(habHassan语)完全站到现代的对立面上，后现代进一步承认个性的精神，那么无论对法治的运作实践还是对理论体系(包括后现代法学本身在内)的发展都会带来或大或小的灾难。

需要留意的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流行还与国内外政局息息相关，带有非常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这与欧美社会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式的后现代思潮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造成这种特征的主要原因是：许多中国后现代主义者其实是在萨伊德(EdwardW．Said)的《东方主义》以及柯恩(PaulCohen)试图改变中国历史研究范式的尝试中才真正找到自己对彻底否定客观标准这一后现代主义命题的兴奋点和立足点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萨伊德、柯恩等对西方主流话语的霸权提出的可贵挑战是否应该给予肯定，而在于一部分人放弃了对认识论方面进行深入考察的责任，转向围绕文化价值偏好作无谓的争吵以便引起人们的瞩目或者小圈子内的起哄，甚至陷入——并且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实力增长而越来越陷入——某种丧失了分寸感的自吹自擂的陶醉之中。这与萨伊德、柯恩们的宗旨其实相去甚远。这也与国内知识分子以及民众当中存在的那种强调把未竞的现代化改革继续进行下去的立场发生冲突。结果是自197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社会已经确立的关于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共识终于破裂。如果这种破裂能够促进国内社会多元化、对现状的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重建公共性，当然值得欢迎和庆幸。但是，在从迄今的中国后现代主义者们对人不对己的批判性话语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少数狂猖者一本正经地要把历史和地球统统都放在他自己灌了水银的秤盘上去，匆忙称量一下，并以“祖国”、“人民”的名义作出最终审判的滑稽，除此之外，还找不出太多令人置信的坚实根据。

的确，现代法治主义自1970年代中期起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正统性危机，正在经历批判和反思的考验。但是，我们如果因此油然产生一种倒错的胜利感，觉得人治也是可以推崇的，甚至连“七出三不去”也有道理，那就未免要贻笑大方。这么说并不意味着笔者反对重新认识中国法的历史经验，也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更不意味着对欧美式现代法治主义的某些缺陷以及多元进化过程中的非普遍性一面视而不见。我要强调的只是：后现代最重要的本质在于批判，特别是对一定社会中的强势话语的批判(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也符合中国君子所推祟的道统观)。当这种批判变得只针对弱势话语，只适用于现代化的文本而不适用于传统文本时，就会滑向保守主义，使中国失去反思和改革的能力。中国面临的时代任务是在激进的革命后留下的制度空白之处从事现代法治秩序的建构，这一现实需求有目共睹。置这样的国情条件于不顾，反倒在现阶段的中国大谈特谈现阶段的欧美学术圈所关心的“解构”问题，盲从空虚的话语流行，仅仅满足于在别人的自我批判的论点中搜索自我表扬的论据，这些廉价倾销的舶来品，即使改头换面采用了“地方风味小吃”的包装纸，除此以外究竟还有多少附加价值呢?

不言而喻，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要求共时性议论和新视野，社会变革也往往需要通过对文化传统的再解释的方式进行。但如果太拘泥于社会价值层面的拾杠，只会演变成话语霸权的争夺和或有或无的僵局，缺乏建设性契机，更难在大范围内达成基本共识。而如果太拘泥于特定语境的关照，以阅读诗词的思维模式来阅读法律，并忽视根据自我的经验而形成的合理性评价标准怎样才能与他者共有的问题，又会受缚在某一种狭隘、封锁的“意义之网”(布迪厄PierreBourdieu)里，或者在被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描述为“由隘路和广场、旧屋和新房以及先后增筑的庭院宅府等构成的语言古都的迷魂阵”中丧失方向感，既不能与对象保持距离，也没有合理化的交通规则和可比性的参照体系，各家各户都关门自闭在各自特有的话语空间里，多元文化主义的壁垒遮断了公共性对话的机会。在已经设定了这样的情境和语境之后还要再谈什么咸与遵循的法治秩序，岂不是成心要造一座与现实可行的制度脱节了的空中楼阁吗?

为了使有关法治的讨论不陷入相对主义的迷宫或者势不两立的僵局，真正具有可以跨越复数文化或者包含复数涵义的多元性，以下我将把关注的焦点从价值论转到与多元主义相洽的认识论。首先回到“吾日三省其身”(孟子)、“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源头，即一切怀疑、反思的出发点，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以及法律制度进行批判性的重新认识和解释。但是不同于所谓“语境论(PerspectiveRationalismorContextualism)”，我尝试把涉及特定语境的个人观点与集体观点、内在观点与外在观点加以区分，在强调自我或本土的经验基础的同时也强调他者或域外的经验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以保持自我在与他者相遇时的精神结构上的弹性和开放性，避免偏狭和冥顽不化。我认为，只有以开放的心态迎向他者、寻求共同语言和共同关心，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话或沟通来克服“多元性造成的不知(pluralisticigno-rance)”和失语症或自闭症，找到互补互利的机遇，才能充分享受那种远远超越了自我经验、本土经验的丰腴资源，才能探索出一条为中国建设既符合国情、又接轨国际的法治秩序的新路径。

总之，在一个不能对他者充分开放的语境里，我们没有机会真正理解当代中国所追求、所需要的现代法治，也很难有说服力地阐述具有本土特色的法理、更何谈有效地推行适应全球一体化时代的法制改革。

二．对中国秩序原理的反思之反思

或许有人会认为，自从“”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正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乃至否定，因此关键的问题不是他者的缺位，而是自我的丧失。这种看法表面上有道理，但实际上却并不能成立。问题是对他者和自我作了什么样的本质界定。过去的历史巨变主要表现为价值体系的简单逆转，是一个不断过激化的过程，总的来说缺乏认识论层面的冷静思考。何况在这个过程中登堂入室的他者是以否定现代的方式出现的极端理性主义模式，在那种既针对传统、又针对现代的双重意义上的革命和不断革命的背后，其实是让民粹主义式的价值判断和通俗文化变成了新秩序的核心，让固有的保守基因以最先锋的方式反复发作由此可见，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反思和批判进行再反思和再批判是非常必要的。

第2篇：我国传统文化范文

关键词：全球化语境；中国传统戏剧；跨文化传播；文化融合

戏剧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人类文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戏剧的历史悠久，早在文字形成之前，其雏形就已经出现。然而纵观戏剧发展史，在很长时间内，东西方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交流。直到18世纪，元代杂剧《赵氏孤儿》被法国来华传教士马若瑟译成法文，全文收人法国耶稣会会士杜赫尔德主编的《中国通志》(1735)才宣告了东西戏剧交流的正式开始。这是中国戏曲在西方的首个译本，使对古老的东方怀有神秘感的欧洲人产生了兴趣。

1753至1755年，毕生从事戏剧创作的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人物伏尔泰，根据《中国通志》里马若瑟的译本，从中取材并另赋新意，改编出了《中国孤儿》，并于1755年8月在巴黎法兰西剧院公演。该剧的改编不但把当时欧洲的“中国热”推向新的高潮，而且在18世纪欧洲文艺界和思想界留下了重大影响。欧洲一些国家以演出带有“中国”字样的剧目为时髦，一些名演员、名剧作家争相编演中国戏剧。此后又有《汉宫秋》、《窦娥冤》、《西厢记》等近40部中国元代和明代时期的作品被翻译成法文、英文、德文流传到西方，这股华夏文化的热潮一直持续到19世纪。可惜的是，那个时期的翻译者大都只是被戏剧情节所吸引，对中国戏剧艺术特定的形式和文化内涵并不了解，翻译时一般都将唱段删去。因此，这一时期的西方读者要通过译本去了解中国戏剧艺术的特征和魅力是不大可能的。

20世纪初，近代中国京剧表演的集大成者梅兰芳有意将中国京剧艺术介绍给西方观众，同时也想考察一下西方的戏曲活动。但当时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戏剧的偏见很深，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充满怀疑。在这样的背景下，梅兰芳的出国考察肩负着沟通中外文化的历史重任。梅兰芳赴美演出取得巨大成功，无疑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他的成功，将中国京剧艺术引人了世界戏剧艺术之林，对于中西文化艺术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进入21世纪，日益频繁的东西方交流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文化视野，跨文化工作者们在将中国传统戏剧推向世界舞台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例如2006年9月，杭州越剧院带着根据易卜生原著《海达·高布乐》改编的越剧《心比天高》，首次登上挪威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演出盛况空前;由白先勇教授领衔改编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分别于2006年和2008年在美国与欧洲巡演，受到海外观众的激赏，并引发了一阵文化震撼，各大报纸佳评如潮;2009年3月16日，京剧《赤壁》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上播放，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艺术魅力和现场气氛感染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戏剧都是有着悠久成长史的舞台表演艺术，经过历史的积淀，带有各自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在学术界东学西渐、西学东渐的大统一的世界风气的感召之下，戏剧界也开始思考中西戏剧的结合问题。那么，中西戏剧为什么要结合?仅仅是为着顺应时代潮流，也给戏剧创造出一个东西方都能接受和欣赏的新形式?还是借着交流的方便，让东西方的观众知道在自己早已习惯的戏剧形式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戏剧形式?如果是前一种目的，那么显然会有很大的操作难度和实现可能。戏剧不同于文学、绘画等纸上艺术，文学尽管也有着民族地域差异，但它毕竟是一种半成品，不同的读者都会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进行加工，从而得出自己的理解和评价。戏剧一旦演出，就是一个只能让观众去接受的成品，况且东西方戏剧观众多少代积淀下来的欣赏习惯和趣味指向，并不是一两部所谓的戏剧创新作品就能改变的。因此，这种结合在理论上还欠成熟。对于后一种目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在把戏剧搬出国门时，必然要考虑到西方观众的接受问题，我们并不指望富含深厚东方文化底蕴的中国戏剧一下子就能被有着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观众所理解，反之也是一样，因而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结合和修改。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持好结合的度，既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戏剧的本质内涵，又能使观众相对轻松地接受外来的戏剧形式。在这一点上，南京大学解玉峰教授认为，形而上的部分不可兼容，形而下的部分可以借鉴。意思是东西方戏剧都有着使其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本质特征，对东方戏剧而言是角色制，对西方戏剧而言是情节的戏剧性，这一部分是改变不得的，否则它便失去了自我;要结合我们只能尝试在戏剧的物质层面上做出努力，比如说从灯光、舞美、服装等方面下手，这部分不牵涉到各自的本质特征，是可行的。

在表演时，演员与观众之间会产生一种客观存在的相互作用，它类似于物理学上的磁场，能够产生奇妙的效应。当这种效应作用于演员时，演员必然会按照“场”的作用力调整自己的演出。当年梅兰芳先生访美演出时，学贯中西的张彭春应梅兰芳的恳请，以梅剧团的总导演、总顾问和发言人的身份，用谈话、文字的形式，在各种招待会和首演等重要社交场合，向媒体、艺术界、学术界发表大量演说，介绍中国京剧的特点，为演出大力宣传造势，这些铺垫对于梅剧团的成功演出是很有助益的。除此而外，为了京剧能够走向世界，张彭春按照西方人的审美习惯做出表演上的一些改变，要求演员按照导演构思塑造艺术典型。这种做法看似刻意迁就，其实是尊重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对于中国戏曲的调整以及梅兰芳回国后的革新，正显示出一种文化与另一种异质文化相遇时，必然会在对方的作用力下发生一定的变异。

与小说、散文、诗歌等样式有所不同，戏剧的跨文化传播除了文本传播之外，更多的则要依赖舞台传播来进行。在跨文化语境中进行的舞台传播，则因语言的阻隔和观众的异质文化背景而面临更多的困难。因此，观众群的培养就显得非常重要。白先勇和青春版团队在跨国演出之前，就在美国开设昆曲讲座、开设昆曲公共选修课、举办演员和观众见面会，为青春版的上演造势。讲座普及了昆曲知识、扫除了观赏障碍、激发了观赏兴趣、强化了观赏能力，同时又为即将上演的青春版作了宣传，形成观赏期待。这一系列借助社会运作所实现的预热活动，让更多的异域观众了解昆曲、喜爱昆曲，为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杭州越剧院将易卜生的经典名剧《海达·高布乐》的时空场景转移到了中国古代。改编的越剧《心比天高》，讲述了女主人公海达为欲望所困，最终走向毁灭的心路历程。该剧导演支涛认为，剧本必须遵循易卜生的原著的精神内核，而演出必须还原我们越剧的文化本体与本土特色，充分体现越剧艺术魅力的文化元素。以西方戏剧与中国传统戏曲相结合，寻找其中的内容和形式的契合点，既让中国观众从西方经典原著中感受到人性的矛盾冲突，又要让外国人充分领略到中国传统戏曲美轮美奥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心比天高》这部中西合璧的精品，在追求文化品质过程中努力体现戏曲的本体文化，把故事寓于人物的性格表现之中，使传统的戏曲形式与现代的戏剧表现手法有机结合，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展现了中国传统戏曲独特的艺术魅力。

现代京剧《赤壁》，是国家大剧院2008年度最受欢迎的演出剧目，创下了中国京剧票房奇迹:上座率高达98%，票房收人570多万元人民币。同时，这出戏还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字正腔圆的唱腔，浪漫的史诗风格，浓浓的“中国味儿”，《赤壁》第一次把中国传统艺术带到了“世界的十字路口”。在舞美设计上，《赤壁》的舞美总监高广建一反常规，用非常具象的方式表达传统戏剧过去惯用的写意空间。在有限的空间里将草船借箭的场景具象化，从高空坠落的万箭齐发的场景让现场观众大感惊讶，传统的唱段与科技的结合将草船借箭一幕表现得极富震撼力。而另一个借东风的场景，舞台后共竖立了近100面大旗，用旗子飘动方向的改变表示风向的变化，具象的舞台场景让人们更容易理解所要表现内容。这样的舞美设计，不仅让年轻人对京剧产生了兴趣，也使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的外国人更容易理解京戏。

第3篇：我国传统文化范文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吸收了法家、道家、佛教等文化，逐步形成和发展。西方文化源自古希腊、古罗马，经过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后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阶段，逐步形成和发展。西方社会在古希腊时代就初步形成民主政治的文化，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反对神权统治的革命性逐步形成发展，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提倡自由、平等、公平、公正、和正义价值观，提出民主与科学，人民、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政治观念和思想，对于推动国内民主政治发展、二战后世界民主政治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1］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

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很多积极作用，但总体上说来仍存在很大差距，对人类民主政治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神和人的关系

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样，在中国远古时期，也产生过原始的宗教及对天命鬼神的绝对崇拜。后来宗法伦理的确立与发展使神学独断的观念削弱，直至被摆脱，神与伦理道德并存。孔子一方面要求人们“敬鬼神而远之”，另一方面又要求人们畏天命，并以信天命作为君子的标准。汉代董仲舒继承了自远古以来的宗教迷信观念，对汉朝以来的自然科学成就进行歪曲解释，把“天”说成至高无上的神。“王者承天意以行事”，君主就成了“天子”，董仲舒建立了“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在宋朝的二程和朱熹那里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强化。他们不仅要人们遵从天意，而且要人们抛弃人世的生活，过一种符合神的意志、充满神性的生活，“存天理，灭人欲”。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加剧了中国人的尊神和迷信思想，且与中国伦理文化相融合。中国人不仅尊神，且“造神”的能力、热心也特别强。如汉武帝后，孔子作为“万世师表”的圣人地位确立起来，并享受遍及全国各地人们的祭祀。［2］在欧洲，宗教的神或上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最高的信仰，是人们行为的准则。在经历了欧洲中世纪宗教统治后，经过文艺复兴，欧洲人才逐步开始把以神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从来世转变为现世，实行政教分离。随着民主和科学的发展，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在某些方面，西方宗教中的神要比中国的神开明，他们创造人以后，就给人们自由行事的权力，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且实行自由。教权与君权存在竞争，宗教的职位可以通过选举、买卖产生。［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提倡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坚持独立人格的思想，但由于崇神思想根深蒂固，即使是王充在反对神学目的论的同时，自由也具有神学目的论的思想意识，存在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意识。人一生的轨迹早已为神所决定，所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在传统文化中十分明显。同时，人们被封建伦理道德文化所束缚，受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很多人采取消极无为的生活态度。

(二)处世与思想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尚中，讲“中庸”“执中”“致和”的处世态度，适应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成为民族的情感心理原则，但缺乏生活中公平竞争、进取精神培育，忽视或轻视人们对社会平等、公平、公正、正义等价值观念的追求。西方文艺复兴，从欧洲中世纪宗教统治中，建立人们的生活态度、观念，重视现实生活，反对禁欲主义;重视乐观进取，反对悲观主义;强调发展个性，提倡个性解放;通过教育解放人的能动性，依靠知识改造现实社会;即使西方圣经也含有宗教迷信，但却教导人要积极面对逆境:事业上的成功，使你成为上帝的选民而不是弃民。

(三)科学理性精神

中国长期崇神，君权神话。封建君主，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实行愚民政策，甚至掀起文字狱。中国长期以来以儒家经学为主流。“经学”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便渗透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个领域，经学以它自成的体系，凌架于一切知识之上，无形中排斥科学的独立，轻视经济和科学技术。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明清时期以来以朱熹注释为准，清朝形成八股文。过于夸大、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和圣人崇拜联系在一起，禁固了人们的思维，排斥独立的理性思考，它只要人们相信“圣人之道”，并不要求人们探索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人们尚未知晓的真理。这些束缚人们科学思想的培育与追求，“唯上”“唯书”，人情重于理性，重伦理轻知识、智慧，重道轻器，权力大于科学。以致有人称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盲从文化”。西方文化总体说来，具有崇尚理性的传统。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文艺复兴提倡重视科学实验，反对先验论;有一种求知欲和追根究底的探求精神，对一切事物都要追根究底，决不满足于一知半解，重视知识教育，提出“知识就是力量”。文艺复兴之后，以理性分析代替盲目信仰，用理性态度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西方社会各界总体上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西方国家教育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人们理性的发展。

(四)人权

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尊重他人权利的思想，但总体上仍然属于重义务、重责任、轻权利，重权威胜于自由。强调个人对整体、对国家的绝对服从，但是，权力者绝对垄断了权力，轻视人民的利益，一方面提倡“天下为公”，但实际上权力为君主私有。西方文化重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实行个人主义，激发个人的积极性，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提倡爱国主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家国同构”，国家是封建君主的国家，人民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只有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情况下，才允许人民保家卫国;面对权力，往往是政治冷淡和政治参与并存。而西方则逐步形成了“契约论”“人民”，实行代议制，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五)性善及性恶

中国传统文化从性善的角度，重道德建设，轻制度建设，强调廉洁自律，但实则“腐败何其多，改革何其难”。西方文化从性恶的角度，既重视文化建设，又重视制度建设;既重视自律，更重视他律。

三、结语

第4篇：我国传统文化范文

1.1传承我国的文化精华

传统文化本身就意味着整个民族在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这几个方面的精华，说它是我国文化核心也不为过。当然，个人理解角度不同，有人认为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他所指的传统文化概念就相对广泛，本文所指的传统文化恰恰指的是排除糟粕之后的一些基本的文化意象。当今，我国国民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是比较大的，他们往往偏向于以西方为美、为好，很多人恨不得说西方的月亮都更圆、更亮，这种文化心理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处在了十分弱势的地位，很多民间艺术失去了传承不说，一些重要的文化精神也不再为人们所重视，这是十分悲哀的。在现代建筑景观中去表现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民族特色的体现，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唤起全民文化回归的心态，有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1.2体现自己的文化气场

建筑和文化一向相辅相成，紧密联系。建筑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体现着文化，反映着时代的独特意蕴，表达着非常丰富的精神意义。所以失去文化内涵，建筑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当今，我国一直提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要表现出我们国家在文化领域的话语权，让世界都看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与博大。那么如何体现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呢？笔者认为，建筑风格的改变是个非常鲜明的标识和符号。如今很多外国人纷纷来到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如果他们踏上我们的国土却发现我们的建筑风格还在模仿他们的建筑特点，还在追风他们的时代特征，又怎么会真心去认同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只有从自己的内心出发，首先承认自己的文化优势，并以传统文化为荣，才能真正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体现自己的文化气场。

2我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建筑景观中的应用策略

2.1以特色精华文化为重点

在现代建筑景观中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前提是设计者本身应是一个传统文化的精通者，最起码也要对一些重点文化元素有所了解，比如天地相融理念。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最大特色就是我们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自然之境，这正是我们东方人的艺术品位与人文精神的体现，这一古老而深刻的传统哲学亦是我们应该在建筑设计中着力体会与琢磨的。再如意境，中国的古诗中最讲究意境二字，古人追求的就是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但凡是这样的诗才算是真正的好诗，所以意境恰恰也是我国建筑美学中的最高水平与境界，即人们虽然只看到了眼前的建筑，但它的那份神韵却能够使人产生无限的美感与遐思，这种形神兼备、虚实相生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建筑不应抛弃的重要文化精神。

2.2创新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

到目前为止，我国多数表现传统文化的建筑采用的基本都是表面的符号形式，比如轴对称、琉璃瓦、大屋顶，这些表面形态的确是我国古典建筑的主要特征，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我们可以将建筑原型加以变化，简化、重构、变形、错位、反转等手段都可以去尝试，相信凭借国人之才，只要用心此道，创造出真正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的建筑并不在话下。例如，贝聿铭，他是我国著名建筑大师，对传统文化了解极深，他将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合到建筑作品中，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美的享受。例如，他在1982到1990年间设计的北京中银大厦，入口楼梯处动感十足、富于变化、现代味浓重的玻璃结构恰恰像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竹子形象。中国自主以竹为美，所以十分富于中国特色，另外它的中庭布局很像北京的四合院，这也是另外一种传统特色，不失中国人民族性格中的内敛和稳重。除了贝聿铭外，一位西方建筑师阿德兰•史密斯设计的上海金茂大厦也是一件十分出色的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筑作品，他从我国传统古塔造型及原理中发现了可以与现代结构相融合的形式，并用抽象的表达手法将塔的比例节奏表现在了金茂大厦中，所以也非常经典。

3结语

第5篇：我国传统文化范文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发展的根本，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渗透着先民的智慧，是文化发展的精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是促进民族发展源源不竭的内在动力。但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传统文化日渐被忽视，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家长以及社会、学校教育将教育重点放在应试教育内容方面，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尤其是当前的幼儿教育，传统文化更是寥寥无几，有的孩子甚至不知道传统节日的名字以及由来、习俗等；有些青少年甚至对四大名著不甚明了，严重缺乏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这不仅是当前教育的悲哀，同时也不利于学生的全方面发展，因此，要将传统文化教育渗透进幼儿教育之中，一方面可以培养幼儿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另一方面，可以更好的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

二、传统文化渗透进幼儿教育的方式

1.课程设计多样对幼儿学习课程精心设计，促使幼儿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全面认识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的精华渗透进幼儿教育之中，必须利用好幼儿园这一主阵地。以国家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为主要依据，重点培养幼儿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感以及自豪感，以培养幼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以及革命英雄主义为教育切入点，进行课程设计，开展幼儿教育。比如，在课程设计中，利用阅读课穿插汉字的构造以及组成，以感受汉子独特的韵律美以及形体美；再比如，在教授古诗《静夜思》时，激发幼儿的爱国主义情感，同时，激发幼儿对于历史探索的兴趣。通过设计传统节日的课程，为幼儿讲解“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由来，同时还可以为幼儿扩展节日习俗、过节礼节等；另外，为幼儿介绍与节日有关的传说，比如，在“春节”的课程设计中，可以适量加入“祟”以及“压岁钱”等民间故事，丰富故事内容的同时激发幼儿了解传统节日的兴趣，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播。

2.丰富活动形式改变传统的活动形式，以主题活动的形式促使幼儿在活动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活动系列，将传统文化教育寓于丰富的活动形式之中，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学习童谣、儿歌、讲故事、做游戏的形式，在主题活动中学习传统文化。比如，在比较常见的“过生日”的活动课中，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让幼儿了解抓周、百岁、满月等传统习俗由来以及相关礼节等。依据幼儿不同的年龄特点，可以采用引导启示法、情感渲染法以及榜样示范法等对幼儿进行寿辰礼节方面的教育，引导幼儿在父母以及长辈的生辰时主动送上祝福，培养幼儿“百善孝为先”的道德情感。游戏是幼儿课程中的重要形式。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幼儿游戏活动之中，在橡皮泥游戏活动时间，可以引导幼儿用橡皮泥以及废纸等材料制作自己喜爱的民间小吃，比如糖葫芦、麻花、羊肉串等。在游戏时间，可以让幼儿学习传统游戏，如拉大锯、点炮仗、丢手帕等，以此体验传统游戏的乐趣，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不但拉近了我们与孩子、孩子与孩子之间的距离，还能增强他们的协作精神和进取心。在幼儿一日活动安排中，在活动的每一环节都可以将传统文化渗透其中。在早上晨间活动时，可以安排幼儿欣赏《茉莉花》等音乐，促使幼儿感受传统音乐的韵律美、节奏美以及不可或缺的艺术美；在课间游戏时间，可以安排“扔沙包”、“跳方格”等活动，促使幼儿增长知识的同时还可以启迪幼儿，感受中华传统的魅力。引导孩子在探究中学习，引导孩子进一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美。

3.营造文化氛围在幼儿的日常生活学习中，要努力为幼儿营造一种舒适温馨的学习传统文化的氛围，将传统文化渗透进生活的一点一滴，让幼儿在环境中潜移默化的接收传统文化，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首先，为幼儿创造一个与传统文化亲密接触的环境，在教师的走廊、栏杆等眼之所到之处，张贴以中华传统节日、中国寿诞为内容的贴画，以引导幼儿认识与了解，让幼儿在传统节日气氛的烘托中，亲身感受各类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美；其次，可以设置活动区，专门放置幼儿亲手制作的花灯、剪纸、脸谱等作品。再次，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为幼儿创设多种活动，让幼儿在感受、体现中华文化的同时，形成良好的品德。

第6篇：我国传统文化范文

商品包装设计对于商品的宣传、推广和销售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包装具有识别功能，一个设计独特，精美的包装能让该商品在琳琅满目的商品海洋中脱颖而出。二是包装具有保护功能，牢固、结实、适用的包装能让商品在长途运输和长期储存中保证质量和维持原状。三是包装具有审美功能，带有艺术性的精美的包装可以给消费者带来美的享受，激发他们的购买欲望。四是包装具有体现商品价值的功能，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受往往是从商品的包装开始的，对商品核心价值不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往往是根据包装来判定商品的价值的。例如，豪华的包装可以体现高档商品的高贵价值。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商品艺术包装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在商品艺术包装中可供借鉴的地方有很多，其中书法、图案、色彩就是比较常用的具有代表性的典范。

(一)汉字

在商品包装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字，它最为直接地向消费者传递信息，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商品包装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文字，那么汉字就成为中国商品包装中的重要组成元素。汉字起源于图画，它不仅仅是一种传递信息的符号，而且在经过一代代书法爱好者的创作后成为一种具有审美和装饰作用的艺术品，恐怕也是世所罕见。中国汉字的构成仅仅是几种简单的黑色线条，然而这些线条经过抽象奇妙的组合再创作之后，就成为动静交汇、寓意深刻的图案造型，所以，把中国的汉字融入到商品包装设计中，既能起到传递商品信息的作用，也能让消费者受到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感染和熏陶。我们以“爱如潮果奶”的果汁饮料包装为例，它是以幼圆的印刷体为基础，取“中国如意结”的构成形式，与“如”字的下半部分相结合，产生流动的视觉感受。另外“潮”字的偏旁三点水，用形象的水滴替换，既增加了美感，也使图画和文字“爱如潮”相互映衬。同时让人感觉到“爱如潮”产品给人如潮水般汹涌澎湃的爱，让人心如潮水，遐思无限。

(二)民间图案

民间图案是各民族的民间生产者创作出的用来表达祝福、表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者仅仅是供人欣赏的艺术品，几千年来，中国的民间图案已经成为能为人们带来吉利好运的吉祥神灵物而被固定下来，它浑身上下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而且与民俗活动紧紧相连。比如蝙蝠与寿桃代表着福寿祥;明月代表花好月圆，“鱼”代表年年有余，龙凤图案代表龙凤呈祥等等，这些图案迎合了中国人追求吉祥幸福的心理，如果能用到商品包装的艺术创作中，就能传达出商品被赋予的这种精神属性上的追求。江西樟树药厂出产的阿胶就是运用了由中国民间故事创作的张果老倒骑毛驴的图案。据记载，张果老是八仙之一，常倒骑白驴，日行数万里。休息时即将驴折叠，藏于巾箱。曾经为唐玄宗演出种种法术，授以银青光禄大夫，赐号通玄先生。又回到中条山去。张果老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使阿胶的产地跃然纸上，而张果老的仙风道骨，倒骑毛驴的形象与当下的明星效应又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则商品包装就很好地利用了中国传统的张果老倒骑毛驴的图案，效果非常好。

(三)色彩的运用

色彩的选择、搭配、表达也是一种艺术，中国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色彩艺术。在中国文化中，红色象征着喜庆、热闹、吉祥，表达一种激情热烈，朝气蓬勃的情感，中国民间历来有尚红的传统，如果把红色用于节日的商品包装，比如月饼、酒、以及一些过节时常送的礼品等，就符合了中国人的色彩心理，能为大众普遍接受。再比如黄色，它在中国是高贵身份和神圣权利的象征，是我国古代帝王的专用颜色。还有橙色的温馨与充满活力，白色的洁白雅致，绿色的生命和青春气息等，如果把这些颜色恰到好处地应用于产品的包装艺术设计，就会和消费者在情感上获得共鸣。这个月饼的包装。在我国，月饼是八月十五人们相互馈赠的主要礼品和品尝的主要食物，八月十五是传统的团圆节，所以设计者选择了喜庆的红色和鲜亮尊贵的黄色，给人们带来的是满眼的喜庆、热闹，就像红色的太阳照到心里，暖融融的。画面上还有象征富贵的牡丹和祥云，象征着吉祥如意，富贵喜庆，而圆圈又象征着阖家团圆，这幅包装设计可谓是综合运用了图案、色彩的中国传统文化，很值得借鉴和学习。同时要注意一点，在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商品包装设计的时候，要注意和现代艺术，尤其是现代西方设计思潮相结合，做到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找到传统和现代的契合点。因为没有经过现代艺术改造的传统文化往往给人陈旧，俗气的感觉。所以，必须采用现代艺术设计理念和工艺手段进行改进，要从图形、色彩、造型方面进行改进以适合现代商品包装设计，要在创造中融入现代人的思维和时尚，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做到既质朴生动，情真意切，又富于浓厚的现代生活气息。

三、结语

第7篇：我国传统文化范文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就是一笔财富，她提供给我们许多的资源和经验。从某方面来说，一部民法典的特点，根本上是由它所存在的特定历史文化条件决定的。中国未来民法典，代表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程度，根植于我国国情①。

 

一、我国未来民法典是否需要传统文化?

 

法律是对传统的一种选择性的继承，民法典调整一般社会关系，必然反映社会中的各种因素。

 

第一，从现实来看，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

 

文化传统影响着我们日常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并且随着现代化建设将进一步发扬光大。我国未来民法典作为我国文化的高峰，必然会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力是我们全面把握传统文化和我国未来民法典之间关系的前提。

 

第二，从法理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法律的完善和发展都离不开法律继承，传统文化是应然之意。

 

我国《大清民律草案》的制定，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如草案的第四编和第五编(亲属和继承)，不仅这两编由法律馆会同礼学馆起草，而且草案第1323条：凡隶于一户籍者为一家。父母在欲别立户籍者须经父母允许;第1324条：家长以一家中之最尊长者为之。②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些规定当然不合适，但是却反映当时传统文化对民律草案的深刻影响。

 

第三，从现实的民事法律规定看，有些规定极具有中国的传统特色，如《民法通则》中民事责任承担中的赔礼道歉等，其他的如民事习惯等在司法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从民法存在的土壤——民法文化上看，它是民法存在和起作用的基础，我国古代强调宗法伦理，民事方面注重的是“礼”及习惯的运用，并且几千年来也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动，可以说“礼”及习惯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五，唤起和坚定民众对民法典的信仰，必须要坚持从本土出发，这方面主要是从心理方面进行。一部民法典要获得民众对她的尊敬和信仰，必须在某些方面能够和民众能够达成“一致”。民法典对传统文化吸收与重视，可以调和法律与实践的矛盾，增加人们对民法典的“好感”，从而为民法典的在中国乡情社会中打下夯实基础。

 

第六，从民法的产生上看，习惯是民法的内涵之一，而习惯的产生必然含着传统文化的因素。另外，民法制定者都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未来我国的民法制定者们肯定是具有高学历、丰富的经验，必然熟悉本国的传统文化和法律发展史，这些因素影响着制定者，也影响着民法典。

 

二、传统文化在大陆法其他国家民法典中的影响

 

1、法国

 

法国民法典继承了法国的传统文化，其中有些传统影响根深蒂固。

 

明显的一点就是《法国民法典》的体例，采用的是没有“总则”编的三编制，其显然继承了《法学阶梯》编排体例。

 

“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法国人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在第二阶段，他们要恢复一部分已被遗弃的东西。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③托克维尔的这段话可以清晰的看到法国大革命后传统的巨大影响力和生命力。

 

2、德国

 

《德国民法典》在很多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继承，“学派之争”更能说明此点。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在《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方面的使命》一书中对民法典的立法作了相关阐述。他认为法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并由该民族的历史文化决定，他主张制定的法典，必须要饱含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历史法学派的该观点对法典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文化理应体现在法典之中。

 

3、日本

 

日本民法典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法典论争”中发出了“民法出，忠孝亡”的悲呼，窥探出传统文化对日本民法典的制定的影响。后来，日本民法典的起草更加重视本国的国情，并且对外国人参与持保留态度，由本国人编纂，传统文化得以保留。

 

4、瑞士

 

一方面，作为瑞士统一私法和民法典的理论基础，胡贝尔著名的著作《瑞士私法的体系与历史》就是对瑞士的传统及历史的一种理论上的把握，同时也体现出瑞士关心本国法律现实，注重法律继承。④

 

另一方面，《瑞士民法典》的一个特殊点就是法典的第五编——债务法，它先于法典产生，并在瑞士实施，人民已经接受，在纳入民法典时只是做了极少的修改，这恰恰表明了瑞士对本国国情和传统的重视和接纳。

 

三、传统文化对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影响

 

传统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力，民法典的制定必受其影响，我们必须加以认真对待。

 

首先，在民法典制定的指导思想方面，我们坚持本土化和开放性的平衡，重视法律的继受。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当具有开放精神。从另一角度看，一个国家民法典重点是调整本国的社会关系，其根本性在于本国的国情，只有尊重历史和传统文化，才能真正的使一个国家的民法典具有实际的社会作用，民法典才会具有生命力和活力，否则，没有文化内涵和传统的民法典就如镜花水月一般，没有实际效果，也不会令普通民众满意。

 

其次，在历史使命上看，我国传统上是礼仪之邦，我国的文明持续时间最长，在我国人民的心中，具有一部恢弘的民法典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中华文明的一座高峰，在这种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下，新时代我国的民法典必然要承担起一种象征意义和历史使命，它必须体现我国文明的新高度，进一步增强我国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复次，中国民法典的特色之处在于其具有的民族性。综合分析法国、德国、瑞士民法典，他们特色为世人所称赞。我国制定民法典，必须具有具有中国特色，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会使民法典更具民族特色和鲜活的生命力。

 

再次，在吸收借鉴内容方面，我国未来民法典重点要发掘传统文化中对现代法治建设有用的积极的方面。我国传统上是人情社会，注重邻里关系的和谐及社会的稳定。在这其中，“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家”作为社会的细胞和单位，不仅仅关系到个人的生活安宁，更是社会稳定的保障。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维系于“家”。

 

最后，重视民事习惯，科学合理地确定民事习惯在未来民法典中的地位，同时发掘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法律资源和法律思想，充分合理地利用，并在日常生活和争议处理中发挥其应有作用。

第8篇：我国传统文化范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 物理课程

一、传统文化与课程

教育作为一种传承传统文化和教育人的活动，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要传承这种文化必然要通过教育。在教育具有稳定的形式以前，文化主要是依靠人们世代口授相传得以保存和积淀；当教育以某种明确稳定的形式展开时，一直发展到现在的学校教育形式，课程便成为实现文化传承的主要媒介。所以，课程是文化传统得以实现的重要机制。另一方面，传统既是历史又是现实，它不仅作用于过去，而且成为一种强大的现实力量，对人们的思维及方式、行为、习惯等产生影响。因此，课程计划的制定、实施等都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传统文化对课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传统文化影响着课程的价值取向。西方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强调人的独立自主性和积极的探索精神，受其影响，所以西方课程体系经常是处于变化和超越之中，出现了学派林立，众说不一等现象；在课程实践体系上，课程改革一轮接一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受其影响，课程发展整体上表现得平缓、缺少变革，很少有新的价值取向的课程出现。

（2）传统文化影响着课程内容。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四书"、"五经"等内容在课程内容中占据绝对地位。而在西方哲学、神学等知识占据了学校课程的主要内容。

（3）传统文化影响着课程的管理。西方国家的课程管理集中在各地方政府，各地方政府可以依据自己当地的情况，颁布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同时由于很多私立学校的存在，大多数学校管理者和老师都具备一定的课程管理权力。在中国，由于推崇整体与统一，推崇权威，所以长期以来，很少考虑地区经济文化的差异，全国各个地区一刀切地使用统一的课程标准、课程内容，甚至统一的教材和评价标准，国家具有绝对的课程权力，地方政府和学校及教师都是在忠实地实行国家统一的标准而已，几乎谈不上课程权力。

二、传统文化对我国物理课程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佛家和道家思想为辅并杂有其他思想的文化体系，主张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真善合一，重社会轻自然、重综合轻分析、重思辨轻逻辑。由于这种趋势，我国的传统文化严重束缚了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发展，物理课程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门核心课程，它必然也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传统文化影响物理课程的内容。比如传统文化影响物理概念、规律的表述方式和方法。由于语言习惯，不同的语言就反映不同的思维方式。我国汉语在讲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喜欢从侧面入手，先说外部的环境、条件，最后才点出中心。而英语则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把重要的先列出，再用从句进行补充。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物理课程内容上也仅仅是对知识概念、结论的介绍，不注重对知识形成过程的介绍；注重逻辑推演，条理性，缺乏自己的思考、讨论和动手实验；也就是我们所学的知识只是复制别人的，只是对物理知识的识记，缺乏对物理知识形成过程的主动探求，这严重影响了物理学的发展。

2. 传统文化影响了物理课程的教授方式。教授方式包括老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教授知识时，老师是课程的中心，是课堂教学的控制者和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处于权威的地位，所以在教学中，老师只注重对知识的讲解，而学生只是对所学内容进行识记，很少要求学生动手实验和探究。即使是有学生实验也大多数是安排一些验证性的实验，很少有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现实中讲解实验或者老师做演示实验仍然是许多物理老师在教学使用的主要策略。这严重束缚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开发和提高，经过一个过程的学习后，学生只会复述物理知识，不懂得知识的来源和应用，毫无创新点。

三、结语

我们必须肯定的是我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优秀的，对物理课程的发展也有一些积极作用，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传统文化对物理课程发展起到的阻碍作用，以上是本人列出的一些观点，在物理课程发展的今天，很多我们还没有足够的重视，为了我国物理课程健康的发展，我们必须改革现在的教学内容和教授方法。

第9篇：我国传统文化范文

关键词 大学生 传统文化 大学生涵养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光辉灿烂，其融会了儒家、道家、佛家、法家等诸子百家文化思想的精髓，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精神价值。当代大学生肩负着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在倡导重塑大学生人格、加强人文素质培养的今天，如果舍弃了体现中国特色的本民族文化传统，就相当于舍弃了大学生涵养养成教育所赖以扎根的土壤。然而，现今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情况不容乐观。有调查显示，目前，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较低，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度不高。大学里经常可以看到有学生在图书馆大声喧哗，考试作弊等不文明不道德行为。因此，有必要加强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学生的涵养水平。

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产生距离的原因

（一）全球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带来资本、技术、人才、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与配置，伴随经济全球化，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来自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冲击着国人的眼球，也影响着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尤其是西方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习俗在大学生之间日益渗透。在此社会经济环境下，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较低也不足为奇。

（二）社会对传统文化重视程度较低。

著名作家冯骥才曾说：“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目前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这才是最可怕的，是导致传统文化备受冷落的根源所在。”在我国，经济发展长期被放在第一位，社会上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传统文化的氛围。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人们更关心经济收入，而不是社会效益，技术创新型人才在社会上大热，反观掌握传统文化知识的人才，则因被认为是不能给社会带来实时效益而受到冷落和忽视。这就严重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新兴途径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度也不够，反而是国外媒体，凭借其技术和资本优势，在这些新兴媒体上大放异彩，既进行文化渗透，又获取实利。

（三）现行教育模式的影响。

大学担负着培养社会精英的责任，是教授知识的场所而不是只传授职业技能的学校。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有些高校片面以市场为指挥棒，以就业决定招生规模、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忽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一些高校学科设置、教学内容过分注重实用性，表现出明显的功利取向和短期行为。在课程设置方面，英语、计算机等课程课时多，要求严，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讲座和公共选修课较少，人文素质的课程一再缩减。另一方面，师资力量文化底蕴不够深厚。许多学校对青年教师的选拔往往重视专业素质和学术成就，相对忽视文化素养方面的要求。这就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教育教学对象——大学生传统文化素质的提高。

（四）大学生自身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存在问题。

“90后”大学生基本上是独生子女，作为家庭的中心，被父母呵护备至，甚至被娇惯、溺爱，这就造成了“90后”大学生对家庭的依赖性大，自理能力和自力更生意识欠缺，任性、自私缺乏同情心。部分大学生个人品质状况令人担忧，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高分低能”、品行不端的大学生。在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目光短浅的大学生过于急功近利，选择的专业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而是根据自己出来能否当大官、赚大钱，这都造成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兴趣和热情程度以及掌握程度不高。

二、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涵养塑造的启发

（一）对国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这种爱国思想以忧患意识为基础，寄托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从而成为爱国主义的基本精神。《礼记》中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贾谊提出“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等等，体现出古人强调国家、民族利益至上，表达了为国分忧、报效祖国的精神境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则进一步抒发了有志之士为社会尽责，为天下人尽忠的献身精神。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资源，当代大学生肩负着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重托，特别是在今天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针对当前部分大学生中存在政治信仰迷茫、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失等问题，传统文化中这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能促使大学生看清国家面临的挑战与危机，认清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利益关系，真正有效地督促自身掌握好所学技能，胸怀大志，为国家效力。

（二）对他人——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

《周易》上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人们要像大地一样包容万物，兼容并蓄，以宽宏博怀对待世间的万事万物。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的主导。“仁者爱人”，孔子言“仁”以“爱人”为核心，“爱人”，就是尊重人，就是承认人的尊严和价值，这为人们确立了一个可以普遍认同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绳。在行为上，“温、良、恭、俭、让”，“ 恭、宽、信、敏、惠”；在具体方式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推己及人，表现出对他人的理解、尊重和关心。古人这种人际关系准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宽容、彼此尊重、团结友善、善待他人的精神，能够教育大学生走出小我，宽以待人，帮助大学生正确处理人际交往中的矛盾与冲突，协调好各种人际关系。

（三）对自身—— 自律自强的人格境界。

中国人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强调刚健自强，律己修身，追求崇高的人格精神。曾子提出了“反省内求”的修养办法，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以此不断检查自己的言行，使自己修善成完美的理想人格。《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即上自天子，下至平民，一切都要以修养品行作为做人处事的根本。

同时，身心修养中又贯穿着自强不息精神的培养，《周易》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些都切实反映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自律自省、积极进取的道德修养方式强调进行修养的自觉性，能够帮助大学生在自我意识的培养上，做到志存高远，确立自己的目标，积极主动的提升自己的竞争意识和奋斗精神，不断超越，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三、高校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

（一）深化我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

在高校，课程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和集中体现。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借助课程平台，提高其系统性和科学性。一是要重视传统文化载入“两课”的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两课”学科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结合，注重挖掘传统文化经典中的现代因子，古为今用，进行新时期语境下的阐释，这既优化了教学结构，又加强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激发大学生对祖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其次，多开设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共选修课程，譬如“古代诗词鉴赏”、 “传统民俗风尚”等，从文化品格、历史、语言文字、审美情趣等多角度展现中华文化的精髓，以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大学生，培养学生自主批判、激浊扬清，弘扬传统美德。

（二）提高教师的整体人文素质。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目前，部分高校过于重视教师的学术水平，而忽视了他们的人文素质。更有极个别教师，把学生当作接收器，忽视了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不尊重学生，更不用提以自身人文情怀感染学生了。针对这种情况，高校应该从培训教师入手，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通过与文化单位交流研讨、派出学习等形式，鼓励教师在提高专业技术水平的同时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学习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艺术和情操品格，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修养，不断更新知识，以教师职业道德和学生良师益友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提高自身素质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提高治学、做事、待人、处世等方面的修养。

（三）加大传统文化的媒体宣传力度。

传统文化传播需要媒介，大众媒体作为新型途径，其作用日益凸显。高校中可以利用的传媒手段有很多，校园网、校广播台、校报、图书、学生社团刊物……这些媒介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并且信息量大、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对学生有很强的影响力。高校应掌握舆论主动权，向学生宣传积极、正面的传统文化，尤其要加强校园网络建设，利用网络教育资源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性和现实性的教育，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四）组织以传统文化教育为中心的校园文化活动。

以校园文化为载体，整合各方面的资源，统筹规划、整体布局，营造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必要。一是举办中国文学与文化系列讲座，内容可以涉及历史知识、民俗风情、伦理道德等诸多领域，这既是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又能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还能开阔学生的思路，激发其民族自豪感与使命感；二是扶植学生社团工作，鼓励有特长有爱好的学生积极加入相关社团，在社团活动中锻炼、成长，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三是举办民俗艺术节、文化沙龙、演出等，吸引学生广泛参与，启发学生的审美情趣，增强校园活动在青年学生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营造注重国学教育的浓厚校园氛围。

（五）增加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活动。

社会实践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其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品位。高校可以依托所在城市的丰厚人文资源和文化古迹，进一步拓宽大学生教育渠道，组织学生参观文化遗址，体验民间工艺，学习地方戏曲，考察风俗习惯等。学生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外课堂，以直观生动的亲身体验感受传统文化的存在和价值，增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感性认识和文化认同，对普及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陈丽影.试论传统道德与当代大学生德育教育.舟山学刊，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