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乡村社会实践精选(九篇)

第1篇：大学生乡村社会实践范文

［关键词］乡村振兴；高职学生；社会实践

一、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实践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意义

自高职院校创办以来，每年暑期广大高职学生深入农村，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在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文明提升、乡村环境保护、乡村医疗服务、乡村扶贫和乡村治理等方面收到了显著成效。

（一）有效弥补乡村振兴人才短板，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乡村振兴，人才是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而现实的情况是由于乡村发展不充分，工作条件、事业前景和生活环境等不如城市，大量青壮年选择进城，只留下老人、妇女和儿童，有的村庄甚至出现空心村和人才“饥荒”。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是治本之道，却非一日之计，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过程，而乡村振兴工作放不得、等不得，急需各类现代人才。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实践可以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乡村振兴人才矛盾，弥补人才短板，既可以集中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如技术支持、发展规划和调查研究等；也可以长期结对挂职，解决持久性的问题，如乡风引领、生态建设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大学生社会实践具有无可比拟的成本优势，社会实践提供的免费服务能有效解决乡村振兴中引进人才资金短缺的问题。

（二）有助于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实践创新发展，促进实践活动增质提效

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实践由于认知高度和现实条件的限制，实践活动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在认知上仅局限于对高职学生社会责任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少有从政治高度和战略层面来对待。另一方面，部分高校执行不到位，认为这只是学校团委等部门的活动，社会实践往往停留在口头，流于形式，缺乏整体规划和系统设计，长效机制不足。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为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实践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一是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未来发展“七大战略”之一，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实践有了更高级别的政策保障。二是按照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动城乡一体发展，为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实践提供了广阔空间。三是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任务分三步走，为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实践长效机制指明了方向。

（三）有利于强化高职院校与地方合作，实现校地双赢

校地合作是高职院校办学的必然选择，通过高职学生社会实践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活动，将使二者无缝对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面融合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发挥高职院校智力资源优势，通过高职学生社会实践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优美和治理有效。另一方面，通过高职学生的服务活动，深入了解乡村振兴中对人才的真实需求，及时优化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高办学质量。

二、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实践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既是乡村自身的全面振兴，又是促进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更是实现城乡一体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实践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不可能面面俱到，应主要以下述四方面为重点展开服务。

（一）助推乡村产业兴旺，实现村民生活富裕

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民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其中乡村产业振兴是关键环节。乡村产业振兴既要做强现代农业这个主导产业，又要结合自身禀赋做出特色产业，更要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工具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实践协助发展乡村产业具有难得的比较优势。1.高职学生利用一技之长，解决农民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问题。现阶段，我国农业主要还是小农生产，短期内不可能实现规模化大面积生产，广大农民的各类生产技术仍然紧缺，急需高技术人员帮扶。例如，农业类专业学生可以在种植业和养殖业上进行一对一帮扶，解决新品种引进、病虫害防治和土地保养等现实问题；旅游类专业学生可以在发展农家乐、农村休闲游等方面为农民提供开发、规划和管理等指导；食品类专业学生可在农产品深加工、绿色有机农产品培育等方面为农民出谋划策。2.高职学生利用技术和人脉优势，解决农村产品销售不畅的问题。目前，有些地方以农民合作社或公司加农户的销售模式初见成效，但大部分农民还是自产自销，而且这恰恰是乡村振兴中最需要帮扶的弱势群体。高职学生不但可以利用互联网等知识帮助农民搭建网上销售平台，扩大销售范围，而且可以联系城乡，实现种植户和消费者的无缝对接，以解决种者卖不出、吃者买不到放心果的问题。一个学生可能解决的销量不大，但高职学生人数多，大家共同努力，便可以为农民打开广阔的市场。3.高职学生利用信息优势，解决农民发展产业的盲目跟风问题。近些年，时常出现什么好卖种什么，什么好赚干什么，一哄而上，等干成了，却发现产品雷同而严重过剩，根本卖不出去。高职学生可以和农民一道全面分析产业特点和本地优势，打造出独具地方特色的个性化产品，尝试一村一品，而不是一味跟风，从而实现产业的良性发展。4.高职学生可以借助高校的人才技术资源和学校教学设施，组织培训现代职业农民。高职学校天生具有地方性特点，本来就和当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合作关系，高职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更能发现农民的真实需要，既可以到农村去培训农民，也可以请农民来学校集中培训，帮助农民真正做到“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此外，高职学生社会实践在提供免费服务的同时，还可以为乡村产业发展拉来各种社会团体和企业的赞助，为乡村产业发展添砖加瓦。

（二）推进乡村生态宜居，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

2015年1月，在云南考察时提出：“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而由于村民生态意识淡薄、生态制度执行不力，导致当前乡村生产生活中还存在大量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违背的现象。高职学生可充分发挥自己的生态文明理念和掌握的生态环境知识，通过与村民面对面的交流，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到实处。一是宣传正面典型，通过发放资料和PPT集中展示，向村民介绍环境保护的成功案例，如浙江安吉、磐安、仙居等地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二是发挥高职学生设计、规划、园林等专业特长，帮助村民如何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做好村庄建设整体规划，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村落。三是根据乡村历史或地域特色，挖掘生态资源，帮助引进创业资金，创建生态旅游、生态食品、生态药物等生态产业。四是以身作则，以高职学生自身的文明卫生习惯引领村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改变乡村乱扔乱排的脏、乱、差现象。

（三）引领乡风文明，提高乡村精神文明水平

党的报告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之魂，是让乡风文明、乡村永葆魅力的核心所在。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实践引领乡风文明，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新风尚，以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例如，组建文艺小分队，以文艺汇演的形式宣传党的精神，既有效解读了精神，又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二是坚持送教下乡，一方面利用寒暑假集中辅导留守儿童学业；另一方面发动同学捐书，创建乡村爱心书屋，从根本上提高村民的文化素养。三是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各类移风易俗、传承优秀家风家训、弘扬新风等主题实践活动。四是积极培育村民身边的好榜样，如乡村产业发展领头人、村务管理好干部、环境卫生模范户、德高行正文明户等，用他们的高尚品德和模范行为引领和带动群众。五是身体力行，热情投入到为村民服务的工作中，如访贫问苦、深入基层，不计名利、不计报酬，用自己的辛劳换来村民的快乐，以自己的无私奉献引领乡村文明的发展。

（四）提升乡村管理水平，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乡村振兴战略要以有效的乡村治理为保证。当下，乡村治理面临多重挑战，如乡村群众诉求多元化客观上增加了治理难度，乡村人才流失导致村干部选拔困难，外来负面信息冲击和弱化乡村德治基础，少数村“两委”成员腐败影响了村民对组织的信任度等。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实践可以在诸多方面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一是针对当前部分村干部思想观念落后、法制意识淡薄等制约乡村振兴的不利因素，高职学生可以思想理念先进、法制意识较强、思路开阔、整体文化素质高等有利因素来增强村干部不断学习的紧迫感，推动村干部整体素质的提升。二是帮助村组织找准问题、精准发力。例如，协助村“两委”建章立制，规范办事流程，拟订村级发展规划，开展现代行政管理培训，完善档案管理制度等。三是帮助乡村构建德治、法治、自治“三治”融合体系，当下很多村“两委”干部都有自己的事业，往往难以时时顾及村务管理。高职学生可以通过牵线搭桥，帮助建立村老年协会、乡贤参事会、百姓议事会等，以弥补村常规管理的不足，形成“大事合力干、事事有人管、是非大家判”的新型乡村治理格局。四是根据专业特长，采取挂职方式来兼任远程电教管理员、村级会务规范辅导员、电子档案管理员等，全面提升村级事务管理效益。

三、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实践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保障机制

高职院校学生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实践活动，参与人数多，活动范围广，指导难度大。为保证高职学生社会实践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开展，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实践保障机制。

（一）建立校内、外领导管理机制，保证服务实效

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实践工作一般由学校学工部或团委牵头组织，由于学校学工部或团委的地位和影响力，往往造成“上有组织下无实体，上中下脱节”的弊端。为了使高职学生社会实践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取得实效，学校应主动联系地方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并获得他们的大力支持，建立校内、外领导管理机制，形成合力，保证实践活动顺利开展。校内组建由学校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学生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实践领导小组，思想政治教学部、教务处、团委、学工部、宣传部、财务处、后勤处、二级学院等部门各负其责，共同落实具体的社会实践工作。校外依托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共青团组织，成立校地大学生服务乡村战略社会实践的协调机构，由地方和高职院校共同组建，全面组织协调社会实践各项工作。

（二）建立校地互通机制，实现多方共赢

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实践服务乡村振兴，应当充分利用高职院校和地方的优势，建立校地互通机制，实现双方互利共赢、校地共同发展。学校要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争取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关心和支持高职学生服务乡村振兴社会实践活动，充分认识到高职学生社会实践服务乡村振兴活动对推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支持高职学生开展服务乡村振兴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台州科技职业学院专门成立了“台州乡村振兴研究院”，2018年暑期利用“农信杯”首届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招标村立项的机会，主动与临海市尤溪镇政府沟通联系，开展乡村振兴高职学生社会服务系列考察活动，积极申报大赛项目。在此基础上，学校还要充分利用地方乡村广阔的资源，进一步与当地政府加强沟通合作，建立稳固的高职学生服务乡村振兴的社会实践活动基地，把高职院校的人才优势充分发挥，以达到社会实践扶技和扶智层层推进，由短期的高职学生志愿者服务向长期合作共商共建共享转化。

（三）建立宣传引导机制，激发高职学生服务热情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面向经济落后的农村，为了激发高职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必须建立宣传引导机制，营造高职学生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氛围，激发高职学生服务热情。首先，高职院校要通过广播、校园网和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向学生广泛宣传。一方面，宣传实践活动先进个人、优秀团队，展示实践活动照片；另一方面，宣传国家、学校关于高职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活动的鼓励优惠政策，在全校范围内形成重视和支持高职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良好氛围。其次，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应利用报纸、网络和新闻媒体，广泛深入地宣传高职学生社会实践服务乡村振兴活动给当地社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并及时高效地报道已取得成效典型乡镇的经验和做法，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大力支持高职学生社会实践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活动的开展。

（四）设立专项经费投入机制，确保服务保障到位

第2篇：大学生乡村社会实践范文

一 调查数据 概况： 周家村共有230户约800口人，住房占地约200亩，耕地1550亩。本村固定资产120万，去年总产值为12210000元，人均毛收入为3800元。

（一） 经济收入状况 &n…… 2. [ 实习报告 ] 大学生暑期农民生活状况调查的 社会实践报告 [佚名][XX年8月18日][6]

农民，这个特殊的称谓，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与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9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农民一改千百年来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彻底地作了主人。历史的年轮驶入改革开放的今天，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惊人的发展速度和改革硕果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n…… 3. [ 实习报告 ] 徐名海 社会实践报告 [佚名][XX年8月18日][2]

－中兴公司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研究 对青年学生而言，暑假本是一个调适期、休整期和过渡期。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仅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还必须面对来自国际和国内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 对于作为青年学生一部分的研究生而言，更应该有种忧患意思，在休息之余，暑期可以更多的关注本专业相关领域的最新动态，致力于自身研究方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由于我们承担了中兴公司科研…… 4. [ 实习报告 ] 寒假 社会实践报告 范文 [佚名][XX年5月19日][1127]

————立足群众，服务社会 2月12日，我乘坐公交车出发于早上8：00准时来到交大慧谷天域时捷等公司。首先，我与天域时捷肖经理见了面，肖经理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天域时捷所销售的产品、服务的对象以及天域时捷近几年的发展概况等方面的情况。之后，他带领我参观了天域时捷，对七喜电脑大水牛产品以及各种耗材等进行了介绍。他要求我在实践过程中要主动与天域时捷的技术员们接触，多动手、多动…… 5. [ 调查报告 ] 贺家坡乡 社会实践报告 [佚名][XX年5月17日][32]

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走进了吕梁，走进柳林，也走进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我对山区的认识是从贺家坡乡的杨家凹开始的。为了支持我们的活动，县里专门派车接送我们，协助我们的工作。 对我来说，两个月前玩过山车时游客们的尖叫声还回荡在耳边，今天我们就坐上了名副其实的“过山车”。黄土高原的山路，除了固有的崎岖回环外，有平添了几分艰险。一边是高山峭壁另一边就是万丈深渊。从车窗向下看…… 6. [ 调查报告 ] 安徽暑假 社会实践报告 [佚名][XX年5月17日][46]

这个暑假,我随本系社会实践团在安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活动地点有中国科大。中科院合肥分院,凤阳县小岗村等,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我了解到了兄弟学校,兄弟院系的教学科研情况,看到了本专业的相关高科技的研究和开发活动,也接触到了曾作为农村改革先锋的小岗村. 我们主要活动地点应该算是中科大,它是我国内陆省份里少有的几所中国顶尖大学之一.经过前往合肥后30年的建设,科大现在已拥…… 7. [ 调查报告 ] 一片晴朗的天空--暑期 社会实践报告 [佚名][XX年5月17日][53]

在团中央的的号召下，7月22日清晨，工程学院14名师生踏上了开往平度市边陲小村周家村的汽车，开始了为期5天的社会实践活动。 周家村，地处平度市西南崔家集镇，人口230余户，800余人，全村拥有耕地1550亩，固定资产120万，经济收入多为经济作物制种，全年生产总值达1221万元。从92年起全村开始陆续在6条主要街道及若干小巷胡同栽种了6000株柿子树，深秋时节，红果绿树，如彤云，如朝…… 8. [ 调查报告 ] 下乡周家村有感--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报告 [佚名][XX年5月17日][29]

在由、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学联共同组织的全国大中专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走过5年辉煌历程之际，我也有幸作为青岛海洋大学工程学院暑期三下乡队伍的一员，于XX年7月23日，来到平度市崔家集周家村参加立时五天的三下乡活动。 这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模范村，全村230户村民耕种者为数不多的1550亩土地。他们靠自己的辛勤努力和改革开放的良机，大力发展高效田和制种业，种植了苹果、柿子、…… 9. [ 调查报告 ] 农村教育之我见--暑期 社会实践报告 [佚名][XX年5月17日][76]

XX年7月22日至7月27日，我随青岛海洋大学工程学院三下乡队伍来到平度市崔家集镇周家村社会实践。对于从小生活在城市中的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经历。短短的五天时间，感受了浓厚的乡村生活气息，也产生了很多感想。 周家村是远近闻名的文明村，全村耕地面积1550亩，住户面积200亩，230户人家，800口人，其中党员19名。村固定资产120万，村每年平均收入3800元左右。生活在附近乡村…… 10. [ 调查报告 ] 调整农村和农村经济结构，拓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领域--大学生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报告 [佚名][XX年5月17日][80]

7月22日我们工程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小组一行14人来到平度市崔家集镇周家村，开展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周家村的五天中，我们开展了许多活动，和小学生联欢、与当地青年座谈、为小学生义务辅导功课，深入农民之中调查研究等等。在农村里，我们学到了好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同时也看到了一些问题。这是我们这些大学生第一次如此热衷于农村问题，并且如此深入地思索农村问题。其中大家关心最多，也是讨论最多的…… 11. [ 调查报告 ] 社会实践报告 [佚名][XX年5月16日][75]

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走进了吕梁，走进柳林，也走进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我对山区的认识是从贺家坡乡的杨家凹开始的。为了支持我们的活动，县里专门派车接送我们，协助我们的工作。 对我来说，两个月前玩过山车时游客们的尖叫声还回荡在耳边，今天我们就坐上了名副其实的“过山车”。黄土高原的山路，除了固有的崎岖回环外，有平添了几分艰险。一边是高山峭壁另一边就是万丈深渊。从车窗向下看…… 12. [ 调查报告 ] 一片晴朗的天空------暑期 社会实践报告 [佚名][XX年5月16日][80]

工程学院 XX港航 房蒙 在团中央的的号召下，7月22日清晨，工程学院14名师生踏上了开往平度市边陲小村周家村的汽车，开始了为期5天的社会实践活动。 周家村，地处平度市西南崔家集镇，人口230余户，800余人，全村拥有耕地1550亩，固定资产120万，经济收入多为经济作物制种，全年生产总值达1221万元。从92年起全村开始陆续在6条主要街道及…… 13. [ 调查报告 ] 下乡周家村有感--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报告 [佚名][XX年5月16日][147]

工程学院99机械 马玥 在由、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学联共同组织的全国大中专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走过5年辉煌历程之际，我也有幸作为青岛海洋大学工程学院暑期三下乡队伍的一员，于XX年7月23日，来到平度市崔家集周家村参加立时五天的三下乡活动。 这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模范村，全村230户村民耕种者为数不多的1550亩土地。他们靠自己的辛勤努力和改革开…… 14. [ 调查报告 ] 农村教育之我见--暑期 社会实践报告 [佚名][XX年5月16日][223]

农村教育之我见--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工程学院XX港航

陈晨 XX年7月22日至7月27日，我随青岛海洋大学工程学院三下乡队伍来到平度市崔家集镇周家村社会实践。对于从小生活在城市中的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经历。短短的五天时间，感受了浓厚的乡村生活气息，也产生了很多感想。 周家村是远近闻名的文明村，全村耕地面积1550亩，住户面积200亩，230户…… 15. [ 调查报告 ] 赴安徽暑假 社会实践报告 [佚名][XX年5月16日][617]

赴安徽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刘丹 这个暑假,我随本系社会实践团在安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活动地点有中国科大。中科院合肥分院,凤阳县小岗村等,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我了解到了兄弟学校,兄弟院系的教学科研情况,看到了本专业的相关高科技的研究和开发活动,也接触到了曾作为农村改革先锋的小岗村. 我们主要活动地点应该算是中科大,它是…… 16. [ 调研报告1 ] 寒假 社会实践报告 [wcp][XX年4月29日][1102]

在本学期寒假中，我们进行了一次以北京市卫生和环境状况为主题的社会实践。通过这次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走访了相关的单位和部门，搜集到了我们自己认为较为真实的资料。这不仅仅对于社会实践活动有一定的帮助，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是收益非浅。这次活动之中，虽然我们竭尽全力的搜集我们所能找的的资料，但是对于这次的活动也仅仅是让我们基本满意。 这次社会实践活动的小组成员是由我和留宇慧同学组成，当然人员是很有限的…… 17. [ 调研报告1 ] 寒假 社会实践报告 [wcp][XX年4月29日][168]

政和县位于闽北山区偏北处。由于位置偏僻经济基础差多年来未能摘掉贫困的帽子。因此，在不足三千学子的政和一中贫困生人数就高达总数的10％。现作如下调查：贫困生的构成

一、大多数贫困生都来自于农村。家庭成员众多，压力沉重难以担负学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也是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是造成贫困生人数众多的根本原因。 &…… 18. [ 调研报告1 ] 五一赴郑州 社会实践报告 [wcp][XX年4月29日][116]

一、二七塔上初识郑州 经过十四个小时的颠簸，五月一日上午9点，我们一行五人终于踏上了郑州的土地。劳动节 的郑州阳光明媚、气候宜人，商家的促销活动在喧闹地进行着，街上有很多残疾行乞。刚 下火车，我们首先参观了离火车站不远的二七纪念塔。登上二七塔，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的史料历历在目，那一幅幅图片、一行行文字和一件件实物无声地陈列着，…… 19. [ 调研报告1 ] 社会实践报告 [wcp][XX年4月29日][86]

第3篇：大学生乡村社会实践范文

梁漱溟教育思想的形成，是在民族矛盾深重、中西文化冲突的复杂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本文将从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教育思想和实践探索两个方面进行介绍阐述。

一、“乡学”“村学”提出的哲学基础

梁漱溟，初名焕鼎，字寿铭，后改字漱溟。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一个数代官宦之家。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主爱国人士、国学大师，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梁漱溟对教育的阐释无不是以他对于人的生命、生活的哲学理解为基础，从而规定了他关于教育的目的、原则、方法以及主张等等。人的生活不仅需要知识的教育，更应该有情志的教育。并且，这两种教育的方法有很大的差异，值得注意。“生活的本身全在情志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的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是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即情志方面）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或转自贻戚；所以情志教育更是根本的。” ①

梁漱溟认为，个人教育不能与社会脱离开来，尤其是不能不考虑到社会的出路和发展。当时，不少人认为技能教育就足够了，可是梁漱溟发现学生毕业即失业，因为中国的工商业无竞争力，大量衰败破产，学生学习了技能常不能找到用武之地。他指出：“教育这回事情，恰好关系两面：一面是个人；一面是社会。所以我们设施教育，一面要站在社会的立场，为社会而设施；同时社会是从一个一个人来的，我们的教育工夫又不能不用到各个人身上，所以我们的目标天然要顾到两面――兼顾个人与社会，不应当有所偏重。” ②

基于以上的思考，梁漱溟创造性地创办了“乡学”“村学”。

二、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的关系认识

梁漱溟先生认为：乡村建设应以乡村教育为方法，而乡村教育需以乡村建设为目标。他通过设立乡农学校和乡学、村学贯彻乡村建设的各项工作。

他提出：“我们的主张，就是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不分，合起来办，并且划一定的社会区域为教育工夫的对象，这就是我们的乡学、村学。……大多数的成人对于新方式的生活，如地方自治、合作、新农业；他们都不会的，必须使他们会，才能实现地方自治、合作和新农业，而新文化才能有，所以这个教育工夫不能不多用在成人身上；要他们会了，儿童才好教。所以我主张儿童教育要跟着成人教育一起办，在一个大的社会改进中来实验儿童教育…… ”③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也是与其推动的乡村教育创新于一体。换言之，“所谓乡村自治、乡村建设，其意义正是社会新机构，生活新方式……往前作时将更非清楚明刻地取径于教育不可。所谓乡村建设社会教育的合流为中国社会问题所规定，大致便是如此。 ”④

三、乡村建设的教育实践⑤

（一）缘何选择在邹平实验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京大学教职，到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任主任。1931年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建设了邹平实验县，进行村学、乡学实践。其间发表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

事实上，在山东之前梁漱溟曾在广东倡导“乡治”、在河南尝试“村治”，到山东则改称为“乡村建设”。之所以选址邹平，是因该县靠近胶济铁路，离济南又不远，县本身既不大也不小，各方面条件有利于乡村建设实验。这反映出了他乡建之初便“务本求实”的实践精神。

（二）乡村建设学院的基本概况

因为乡村建设以邹平为实验县，并且以研究院为研究、指导与实践的实体，并在当时获得了山东省政府允许，能酌情留用地方税收的30%作为实验经费。于是，研究院吸引了一批比较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志同道合，有着相似的思想和理念。尽管如此，在邹平从事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能够得到的报酬是相当低的。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要分三个部分：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乡村建设实验区。

乡村建设研究部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乡村建设理论，具体制定山东省各地乡村建设行动方案。研究部设主任1名，始终由梁漱溟先生提任，主要培养从事乡村建设的高级干部。该部成立后共招收三届学生，培养学生72人。这些学生毕业后，半数留院工作，半数被分配到原籍所在区县，提任乡村建设工作骨干。乡村建设服务人员训练部专门培养到基层乡村从事乡村建设服务的人员，课程有精神陶练、村民自卫常识、农村经济、技术、水利、户籍、土地登记等。目的是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成为乡村农民改变观念、提高政治素质、推广科学技术、发展乡村经济的带头人。

训练部四届学生共培训1307人。这些学员毕业后几乎全部被充实分配到全省各县，从事乡村基层工作。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实验区与研究院同时设立，由研究院院长兼任实验县长。根据规定，研究院可选定实验县长，任免实验县行政人员，进行实验县内县政改革、地方自治、社会改进三方面实验。

在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县县政改革之前，即1931年至1932年底，梁漱溟等在邹平试行的是乡农学校制度。1931年11月初，根据研究院的设计，研究院研究部、训练部师生300余人，在每区设中心乡农学校一所，普通乡农学校若干所。乡农学校按200至500户自然村而设，化社会为学校，主要组织农民学文化，启发农民自觉而有组织地进行自救，实施农业改进措施，开展合作运动，改良乡村社会。乡农学校分两类：一类是乡农夜校，一类是乡农学校高级部。乡农夜校设在各村，由不识字的农民自由参加，不论年龄。凡成立的乡农夜校都成立了校董会，由校董会聘请当地有学识、品德端正的人担任校长，教员1人或2人。乡农学校高级部设在各乡，学生是受过四、五年以上教育的男青年，在冬春农闲时开学，时间3个月，课程包括乡建理论、自卫训练等。

1933年7月邹平正式划为实验县后，进行机构改革。由于全县行政区划已改为乡、村两级，与此相适应，作为乡村组织的乡农学校也改组成了乡学、村学，乡设乡学，村设村学。乡学相当于原来的中心乡农学校，村学相当于原来的普通乡农学校。自此之后，乡学、村学取代原有的乡农学校成了邹平的乡村组织。

（三）“乡学”“ 村学”具体面貌

乡学、村学是梁漱溟依据古代吕氏乡约为蓝本所设计的，它是由学董、学长、教员和学众四部分人组成。乡学、村学是一种新的教育机构，它以一乡、一村的全体民众为教育对象，引发大家联合团结，力求改良进步。

乡学、村学均成立学董会，学董会推选学长及常务学董。县政府委任的乡学、村学常务学董，均为各乡学理事（相当于乡长）、村学理事（相当于村长），负责办理乡、村行政事务。学董是“村中或乡中有办事能力的人”。乡学、村学的学长为一乡一村的师长，一般由德高望重者担任，不住学校，不拿薪金，有权对该乡、村中的不孝者进行督教，对乡党、邻里中不睦者调解。乡理事、村理事负责执行乡村自治事务，而乡学、村学的学长处于监督地位。

初成立的乡学、村学一年以内，其教员经过县府介绍由学董会聘任，一般由训练部学生提任，其薪金由县库支出，一年期满，由地方自行聘任，供给薪金。教员除了教书之外，还负有推进社会工作的责任：时常与普通村民接头，随意亲切谈话，随地尽其教育工夫；注重实际社会活动，向着一个预定的社会改良运动或社会建设事业的目标进行；更要紧的是吸收全村人众喜欢到村学来聚谈，努力把村学办成全村人众经常聚会的场所。

乡学、村学的设立，有一定的步骤：第一步是访问各村乡的领袖。因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同仁认为，倡办此事，非先得各村乡领袖的同意和支持就无法进行。第二步是组织学董会，学董会的组织依照《设立乡学村学办法》的规定进行。第三步是推选学长及常务学董，并报请县政府聘任。第四步是迎请教员，教员由县政府介绍，学董会聘请。第五步是召开全村或全乡的村民大会，宣告村学或乡学的成立。

乡学内设升学预备部、职业训练部等，办理本乡村学以上的教育，倡导和兴办本乡的各项社会改良和社会建设事业。隶属乡学的部门还有乡自卫队、乡户籍处和卫生所等。升学预备部又称高小部，学制二年，课程除了一般国民小学所设的国语、算术、自然、历史等外，还开设有乡建理论、精神陶练、合作簿记等。职业训练部主要是对各村18岁以上40岁以下的成年农民进行职业轮训，传授农业技术知识，同时也开设唱歌、精神讲话、乡建理论、识字等课。

有的乡学还设有高级部，招收的对象是那些受过四五年以上教育的青年农民。设立高级班的目的，是希望把这些青年农民培养“成为乡村事业的干部人才”。高级部的课程还着重“史地与农村问题”。“史地”是让受教育者明白历史的变迁，而有自己所处时代地位的自觉；“农村问题”是让受教育者对眼前身受的种种问题，从深处去认识理解，并寻求解决。

村学接受县政府及乡学的指导。下设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相当于初级小学）等，各村原有一切教育设置，如小学校、民众学校等，分别编入上述三部之中，统属村学。其课程也与国民小学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教材可以根据需要自己编写，如新闻消息、乡建活动等；教育形式也很丰富，如编写乡土教材，唱《农夫歌》《放足歌》《戒烟歌》等。课外活动时间，经常由教员带领高年级学生，通过演讲、办黑板报、喊口号、演话剧等形式，宣传男子剪发，女子放足，禁止早婚，破除迷信，新法接生等。成人部和妇女部主要是晚上上课，尤其是冬天农闲季节的晚上。开设的课程除了与儿童部类似的识字和唱歌之外，另有精神讲话与军事训练。

村学的这些与众不同的课程设置，是有其针对性的。由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动荡，经济破坏严重，旧有道德、文化被动摇摧毁，新的秩序、文化还没有产生树立，以致一般村民都陷于苦闷，意志消沉。所谓精神讲话、唱歌等课程正是为了解决农村的“精神破产”之问题。

除了以上所说的课程之外，各村村学还可根据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开设一些课程。如匪患严重的地区可开设农民自卫课；养蚕种棉地区可开设养蚕种棉课；想成立合作社的村庄可开设合作事业课。各村学还可在农忙时期，相应地举办一些农业技术培训班等。

总之，《设立乡学村学办法》强调，村学应尽一切可能对农民“施以其生活必须之教育，期于本村社会中之各分子皆有参加社会，并从而改进现社会之生活能力”。也就是说，无论村学，还是乡学，都有相机倡导本村或本乡所需要的社会改良运动、兴办本村或本乡所需要的社会建设事业的义务。

四、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与启示

梁漱溟一生致力于教育的改革与实践，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也给当代的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留下了可贵的文化遗产。

他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融合归一”。他指出“学校教育之不完不妥，社会教育亦为一时的措施，两者各不足为准理当事的真教育。真教育行且见其为二者之融合归一”。

诚如先生所言，中国的根在乡村，乡村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国家的根本。而乡村的教育更是乡村社区建设与发展的根本。而这种乡村的教育是不可与乡村社会割裂开来的，必须“融合归一”。

第4篇：大学生乡村社会实践范文

关键词:中国幸福乡村;新农村;团队;服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浙江林学院园林学院学生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投入到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活动中去。2007年11月,浙江林学院园林学院分团委与临安团市委共同合作开展了“乡村免费庭园设计”活动,学院选派园林专业的学生们为临安乡镇有需要的村民提供免费新农居设计。截止目前,活动累计服务农户72户(受惠农户212人次),共完成设计图纸161套,有效地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帮助。

浙江江山市政府在了解到以上信息后,积极与浙江林学院联系,希望广泛开展校地合作,运用学生专业优势服务江山市政府着力打造的-“中国幸福乡村”建设活动。江山市启动“中国幸福乡村”建设,计划用10年左右的时间,努力把江山打造成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新农村建设的典型,使“中国幸福乡村”成为江山展示给全国人民的一张亮丽的金名片。[1] 江山市政府并不满足于现状积极探索新农村建设的道路—“中国幸福乡村”建设,幸福乡村有着自己的独特内涵、重大意义和实现途径,由于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某些方面本身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中国幸福乡村”建设为大学生特别是农林院校的大学生提供了社会实践的平台,大学生参与“中国幸福乡村”建设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大学生在参与“中国幸福乡村”建设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加强了与社会的融合,进一步认识了自我,发展了自我,完善了自我,进一步提高了服务实践性、团队协作性、前瞻创新性各方面素质。

一、“中国幸福乡村”建设的意义

“中国幸福乡村”建设重大意义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1)建设“中国幸福乡村”是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务实举措。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是为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描绘更加美好蓝图,为9亿农民设计更加幸福生活的一次盛会。[2]建设“中国幸福乡村”,包括了农村产业的持续发展、农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农村事业的全面进步、生态环境的全面提升等等众多方面,是对新农村建设的高度概括和提炼,是结合江山实际贯彻落实上级“三农”工作精神的工作创新,也是发动村级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广泛地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形象化抓手。[3]

(2)建设“中国幸福乡村”是完善发展思路和工作体系,努力实现“一高两进”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去年以来,江山确立了“一高两进”三步走目标和城市定位,专题部署了工业提升、服务业提升工作,逐步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化的工作体系,但是新农村建设这一方面思路、目标还没有完全理清。

(3)建设“中国幸福乡村”是发挥品牌示范效应,加强城市对外宣传推介的有效抓手。从安吉、婺源等地建设“中国美丽乡村”的实效看,这项工作不仅仅是深化新农村建设的抓手,还能打造一张区域营销的金名片。开展“中国幸福乡村”建设正是探索江山城市营销的创新途径,通过加强组织策划和宣传推介,树立新农村建设模范样板,打造江山对外宣传的又一张金名片,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江山的知名度,带动经济社会加快提升发展。[4]

二、大学生社会实践与“中国幸福乡村”建设

总书记在中央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既搞好课堂教育,又注重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5]

(一)通过社会实践提升服务实践性

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巩固和强化专业知识,学以致用,深入生活,了解社会。大学生实践活动不仅是对课内所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强化和巩固,同时也是大学生走出校园、融入社会的准备和铺垫。从大学生的思想特质来看,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均符合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正是通过一系列实践活动,同学们进一步强化了专业技能,了解了真实的社会,并在实践中引发对社会现实与未来的思考。[6]

浙江林学院赴江山新农村建设服务实践团通过对江山市於头镇永兴坞村、江山市清湖镇和睦村、廿八都、江郎山、须江公园、碗窑乡穗丰农家乐等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村庄和地区地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实践,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们亲身体验了农村的现状并学习了新农村建设的经验,从亲身经历中深切了解社会、了解基础农村。

通过主动的服务新农村建设,大学生们体会到给予和奉献的快乐;通过实践活动的锻炼,大学生培养了肯干、实干、能干和坚忍不拔的品质,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在服务实践的过程中,学生们真正体会到自身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价值和意义,从而自觉主动地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专业技能训练,以提升自身的服务实践的能力,就是说可以解决更多实际问题更好地服务新农村建设。所以说,应该充分利用学校为学生搭建的实践平台,组织学生开展实践服务活动,引导学生把所学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中,投身新农村建设,激发潜能,提高实践能力。

(二)通过社会实践提升团队协作性

团队协作不仅强调个人的工作成果,更强调团队的整体业绩。这个团队所依赖的不仅仅是集体讨论和决策,或是信息共享和标准强化,它更注重的是通过成员的相互扶助,共同贡献,而得到实实在在的集体成果。这个集体成果的分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成员个人业绩的总和。

浙江林学院赴江山新农村建设服务实践团以团队为单位来共同完成本次社会实践的各项任务,团队里的每一个成员都互相配合、紧密合作最终有效的完成实践任务。实践团计划周密,分工合理,责任明确,根据每个人的个性和特点承担不同的工作和责任。队员们通过合作实测场地、调查资料,在设计过程中相互讨论方案-定稿-出图等,后期互相合作整理、总结材料。队员们在合作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效率高、质量高,体会到了团队协作的力量,当然,在团队合作中会存在意见与不和,但是通过良好的沟通和工作中的协作,反而会使意见与不和促进团队的融合与提升。通过一段时间的团队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大学生们养成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

(三)通过社会实践提升前瞻创新性

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大学注重培养学生的服务实践,团队互助,同时也应十分注重挖掘学生的前瞻创新精神。

浙江林学院赴江山新农村建设服务实践团在园林学院“乡村免费庭院设计”品牌活动的基础上结合江山具体实际和社会对大学生提出的要求而开展的创新性活动。活动创新点有三。首先,扩大了服务对象,学生不再局限于校园服务,而是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走向农村,为农村服务,切实地为农民服务。其次,挖掘专业优势,使学生找到了服务与专业的结合点,充分发挥学生的专业优势,让服务更加专业更有技术含量,同时也使学生得到各方面能力的锻炼。最后,突破合作对象,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和地方政府紧密合作,发挥校地合作的影响与优势。

浙江林学院赴江山新农村建设服务实践团还将“绿色住宅”、“节能型设计”、“原生态”、“防震安全”等前瞻创新理念融入到了设计图纸中,为新农建设带来的活力,同时,在管理模式上提出团队负责人轮流制,让每位团队成员都能体会到做为团队负责人所应尽到的责任与义务。

参考文献:

[1] 傅根友.在全市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9.4

第5篇：大学生乡村社会实践范文

7月18日至7月22日xx大学学生会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赴xx市xx县进行为期5天的社会实践。此次社会实践是xx大学派出的活动范围最广、历时最长的赴偏远地区社会实践团队.针对我省“三年大变样”、“大学生村官”、家电下乡为主要课题进行调查。

针对我省“三年大变样”力度大、项目多，围绕今年团省委开展的“xx学子助力三年大变样”主题活动，实践小分队分别参观了西山产业集聚区和我市“三年大变样”规划展。西山产业集聚区是张家口市级产业园区，省级重点产业园区。产业区包括一小部分线性建成区，现已投入使用，还包括第二期规划及三期规划，以机械装备、农畜产品加工业、第三产业为主。西山产业区将为张家口的长远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在7月22日下午进行的xx三年大变样展览参观，各个环节都着重的体现了xx市三年大变样的计划性和有序性。

xx省xx市xx县是xx省大学生村官工作最为突出的县城，所以，实践分队选择了xx县作为实践地。

在实践过程中，小分队调查的内容包括大学生村官调查、家电下乡调查、西山产业聚集区参观、以及农村典型家庭生活水平调查等，活动内容还包括对北堡村进行旅游开发建议。

7月19日，社会实践分队与xx县部分乡镇的大学生村官进行了交流。在交流过程中，村官对大学生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回答。大学生也对村官的工作进行了更多的建议。在此次交流中，队员了解到各个农村的实际状况各有不同，不同村子的经济发展也需要根据各个村子的实际情况同国家政策相结合，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村干部的作用。

7月20日，实践队对xx县北新屯乡北堡村的在住村民进行了生活水平调查。抽样调查共计包括21家。调查显示，低保户村民大部分靠国家救济金生活，住房以土窑为主，但富裕的家庭则大部分以养奶牛为主业，依靠卖牛奶维持家庭收入。由此可以看出，贫富差距很大，需要先富带动后富。而部分农村的年轻人由于土地贫瘠，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只得外出打工。所以在部分农村已经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7月21日，实践队在各个乡深入的进行了家电下乡的数据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家电下乡在全部电器中比例最大，农用汽车其次。数据分析及农村生活水平调查综合分析汇总后，得出结论：家电下乡在所有电器种类中最受欢迎，而农用车由于开销较大，所以比例份额较小。但在部分农村，由于农村生活水平低，村民收入少，购买力低，所以家电下乡的政策在这些农村并不能为农民带来太多的实惠，所以，要想更好的贯彻实施家电下乡政策，首先要增加贫困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带动偏远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才能彻底的让农民从贫困的状态中走出来，更广阔的打开农村市场，有力的扩大内需，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7月22日，实践队参观了太空种子实验种植。在宣平堡乡蔡家庄村村委会，实践队对神舟七号种子种植进行了参观。其中包括太空蛋茄、太空茄子、太空辣椒、太空南瓜四种。除太空蛋茄以外，其他三种均可提高农产品产量，再找到销路以后，能够帮助农民增加家庭收入。

第6篇：大学生乡村社会实践范文

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研究阶段／主要成果／研究热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曾经兴起过一场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大规模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但由于种种社会或政治原因，这一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建国后很长时期里鲜有系统客观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关注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和领导者梁漱溟和晏阳初及他们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近年来，学术界对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在乡村建设运动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研究阶段

第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对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编辑出版。

随着我国社会科学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恢复和重建，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重新进入国内研究人员和相关机构的视线。1984年，邹平县政协文史工作者开始重点征集梁漱溟先生当年的乡村建设活动的有关资料。1987年，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资料征集协作会”，就有关抢救资料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安排。邹平县政协在会上被指定为重点征集和抢救这些资料的单位之一，并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征集工作，走访了梁漱溟等健在的近百名乡建老人，搜集抢救了大批珍贵资料。1991年，邹平县政协与山东省政协合编了《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一书。该书汇集了四十多位当年参与乡建活动老人的回忆资料，从不同角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乡村建设的情况，为史学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研究素材。1989年到199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由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辑的《梁漱溟全集》第1～8卷。1992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由郑大华等翻译的、美国艾恺著的《梁漱溟传》。80年代中后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成员组成了晏阳初全集编委会，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编辑了《晏阳初全集》第1～3卷，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晏阳初全集》全面而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了晏阳初先生七十余年有关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方面的论文、演讲以及其他著作，其中不少是未曾公布的手稿、记录、信函等原始文件。此外，199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袁振国、张癸编著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论著选》，田正平、李笑贤编的《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等等。这些资料搜集和编撰工作，为后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较为宏观的初步研究。

1987年10月，邹平政协与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山东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发起并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六十多名，来自全国26个单位。这次学术讨论会，围绕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的角度，对乡村建设运动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一些共识，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梁漱溟整个思想体系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关系，乡村建设运动在梁漱溟学术生涯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地位，邹平的乡村建设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邹平乡村建设与当时中国政治的关系，等等。此后，又多次召开了有关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这为后来从更深层次上探讨其思想理论及其乡村建设实验对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系列从宏观上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及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宋恩荣编的《教育与社会发展——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宋恩荣、熊贤君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詹一之、李国音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的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善峰的《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郭齐勇、龚建平的《梁漱溟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雷洁琼作序的《晏阳初纪念文集》(重庆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

第三阶段：90年代末至今，多角度、多学科地深入探讨和研究。

90年代末以来，有关乡村建设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学术研究从宏观转向了微观，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去探索、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性质、历史地位、具体实践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等等。这一阶段涌现了大批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和专著，如陈宪光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四川师范学院政法系王安平的《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和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郑黔玉的《试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哲学基础》(《贵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马瑞的《梁漱溟儒家政治人格及其乡村建设实践》(《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熊吕茂的《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季芳桐的《农村革命与乡村建设之比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于建嵘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政治结构的影响——对湖南省衡山县的实证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王宪政的《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光明日报2002年3月23日)，李国忠的《苏维埃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比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李在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3期)，郭蒸晨的《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鄢烈山的《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史振厚的《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王国宁的《论晏阳初乡建思想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特征》(《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创刊号)等。这些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和出版，把对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验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一)再现和重审乡村建设运动

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代表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的重现，来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活动的思想理论及成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宋恩荣等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詹一之等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价》、屠茂芹的《梁漱溟在山东做的实验》以及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的相关章节对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再现和评论。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吴湘湘著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史笔，勾画了晏阳初60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吴洪成的《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一文也再现了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开展平民教育实验的史实，并对其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及理论反思。此外，陈晓华的《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王安平的《卢作孚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等文章分别对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而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研究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和两种乡村建设思想，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并围绕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李得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则以福建乡村建设的史实为基础，探讨了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农村经济衰落的基本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全面认识和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成效的评价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他们对乡村建设的肯定程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大肯定，小否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观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一种选择与探索。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存在诸多缺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甚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地起到了维护国民党军阀政府的作用，延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但乡村建设实验的许多经验可以为我们采用，有些甚至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借鉴、启迪作用。因此，重新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如熊吕茂认为，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新考察和审视这一由知识分子自觉发动的民族自救运动，除了指出其缺点和错误之外，还应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评价它的积极作用[1](PP215～219)。鄢烈山认为，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至今仍有显著的启迪价值：“一是要真诚地信赖平民，致力于开发民智与民力的基本建设。”“二是退一步讲，从政治技术层面，只有走民主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三是精英阶层与强势集团要有远见，舍得抛弃既得利益的包袱，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存共荣。”“今日审视晏阳初的实践，相信可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2]

第二类是“大否定，小肯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是：在宏观上对乡建理论体系及实践活动基本否定，但在微观上，对乡建运动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给予肯定。如郭蒸晨在其《对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所说：“乡村建设运动不但不能根本救国反而会阻碍和延缓革命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说乡村建设的路是一条在中国走不通的路，一条失败的路，一条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路，但从微观上，从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上，仍不失其进步的积极的意义”。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具体的思想和主张，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继承”[3](pp310～32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如张卫军[4]、张国强、钟飞辰[5]等。

第三类是“成败不定”。对乡村建设的成效评价除上述两种立场外，还有少数学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是失败的，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因为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一些国家要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说明，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6]。

(二)对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派别模式及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

学术界根据背景和动机的差异，从庞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队伍中归纳概括出了许多乡建模式或派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鸿一的“村治派”、米迪刚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等等，同时，对他们的乡建模式形成的文化理论背景、目标及所依赖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他们认为，村治派是中华报派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改“头”，是指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村治派对中华报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所谓换“面”，是指村治派除原中华报派主要成员外，又增加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梁漱溟、吕振羽最引人注目。而在这众多的乡建模式中有明确的乡建方案、长期坚持实践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晏阳初“平民教育派”的定县模式和梁漱溟“乡建派”的邹平模式。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又提出了卢作孚的北碚模式。

学界认为，梁漱溟曾是民国时期宪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宪政问题的不懈探索者和实践者。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等原因，致使他对从前的政治主张逐渐产生了怀疑，他是“抱着‘能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的志向，开始研究和从事乡村建设救国运动的”。“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3](p304)。对于梁漱溟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李德芳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一文中也有较详细的叙述[7]。熊吕茂等进一步指出，“梁漱溟从中国文化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的体认与自信”[8](P219)。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9]。“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是梁漱溟文化建国的理想尝试，是他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设计的既有别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苏俄共产党的‘儒家社会主义’之路”[10]。熊吕茂认为，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8](P169)。郭蒸晨更明确地指出，梁漱溟“理想的通过乡村建设成的未来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3](PP307～308)。

而影响晏阳初一生的中国儒家“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平民教育实验的出发点，基督教的博爱、平等思想以及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是其平民教育实验的精神动力，而实用教育理论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方法论，对农村问题思想认识上的深化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思想根源。“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之下，建立起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蓝图”[11]。如果把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建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思想出发点上虽然有着一些重要的共同点，然而在从事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其现代民本政治观。晏阳初继承了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在内涵和精神方面赋予其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从而形成了其现代民本政治观，作为他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核心。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的核心目标是救治“愚”、“穷”、“弱”、“私”，因此，他开展了对应的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并采取了以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大方式连环推行的基本措施[12]。而晏阳初平教运动的宗旨则是“除文盲，做新民”[4]。

近年来，学界还注重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模式。有学者指出，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总的把握及所提出的解决途径看，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所概括的：中国农村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实际上是由梁漱溟倡导的‘文化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集其大成的”。“而真正与梁漱溟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目标、但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并且取得较大实践成就和具有特殊价值的乡建模式就是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所实验的‘实业民生一乡村现代化’模式”。“而从经济入手，还是从教育入手，正是民国初期两大乡建模式的基本分野所在”。虽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溟一样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模式意义的代表人物[13]。

(三)对乡村建设运动性质的评价

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它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设乡村，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运动相对立的，但它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在政治倾向上，乡建派是处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中间派’，代表着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与探索”[3](P67]。宋恩荣在论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影响时也说，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实质上是一批怀着赤子之心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企图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洪流，努力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可贵尝试”[14](p23)。王安平在论及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时也认为，“他的乡村建设主张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15](p349)。

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活动性质的评价争论较大。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是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现代化”，既保存先贤的“无价之宝”和“真实人性的发现”，又足以使人民“获致富强”，还可以免得在道德上沦为西方的社会悲剧。然而，他的理论和实践充满难以解决的矛盾，所以，梁漱溟终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16](PP291～193)。马东玉认为，梁漱溟“追求的文化实质上是‘唯一真正人的文化’，所以说他是改良主义者，也仅仅是从他当时所搞的乡村建设，比照‘革命’的道路，就中国的暂时框架而言的”。“他的思想跨越了时代，但实际上又无法跨越时代，他总要从中国的实际入手去一步一步地做，他在起步行动时没有真实地把握中国的阶级矛盾的现实，毕竟是依靠了中国的现有国家和政府，从而堕入‘文化至上’、‘行动改良’的窠臼之中。更加可悲的是，既依靠了军阀，便把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阶级斗争的道路，把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尤其把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农民进行暴力革命，视为‘社会动乱’、‘杀人放火’”，“使他的立场最终站到了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对立面”[17](p99)。

郑大华在分析乡建团体的复杂性和乡建模式的多样性后提出，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当然各实验区的则重点不完全相同)，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18](p473)。

(四)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随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把研究视角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转移到与其相关的其他方面，与乡村建设运动密切相关的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推行的县政建设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变迁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认为，晏阳初在定县实施的以一个县为实验研究单位的乡村教育模式，不仅对中国当时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实验有很多启发和影响，而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在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岌岌可危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应对统治危机，加强对乡村的控制，国民党政府开始关注当时已渐成气候、影响日益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从1924年到1932年期间，所作的努力是自下而上的独立的、学术性的研究工作，没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他逐渐醒悟到，当初没有注意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是自己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足，并因此开始注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把目光转向“平民教育运动范围以外”的政治改革问题。1932年，他开始尝试自上而下的县政改革，并积极谋求与国民政府合作[19]。于是，国民政府采用了定县的成果，于1932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因此，乡村建设运动以晏阳初所提倡的“政教合一”的原则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即县政建设运动阶段。对于县政建设运动，郑大华、李汝东、李志惠、马东玉等在有关专著中都有所论述。

近年来，有关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于建嵘通过对湖南省衡山县的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下述结论：自乡村建设运动之后，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乡镇实现了行政官僚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保”出现了半行政化趋向；传统绅权出现了与基层政权合二为一的趋势；宗族组织开始往经济合作组织方向发展[20](PP158～203)。王先明、李伟中选择了五个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基本分析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从县政建设形成的历史过程、时代特征，以及由县政建设而引发的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鉴训等整个运动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探讨，特别是对由县政建设运动引发的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县政建设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乡村现代化实验，其运作模式、实验方法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21]。而李国忠把乡村建设运动、苏维埃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社会运动体现了人类有目的的促进社会变迁的努力；它们所涉及的社会变迁的范围在许多方面是交叉的，从社会变迁的类型来看，它们都是进步的社会变迁，从客观效果来看，它们在推进农业生产，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起了比较大的作用，这相对于本地区以前的情况和中国农村的其他地区而言，都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变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也曾对乡村建设运动表示过部分的肯定。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变迁仍是极为有限的[22]。

参考文献：

[1]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鄢烈山：《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

[3] 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4] 张卫军：《评晏阳初平教会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载《济宁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5] 张国强、钟飞辰：《试论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6] 温铁军、熊景明、黄平、于建嵘：《中国大陆乡村建设运动》，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

[7] 李德芳：《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1年第8期。

[8]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 陈宪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载《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0] 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1] 吴洪成：《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载乡村教育网2005年3月2日。

[12] 李文珊：《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载《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

[13] 郭剑鸣：《试论卢作孚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兼谈民国两类乡建模式的比较》，载《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4]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序言》，《晏阳初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5] 王安平：《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 罗义俊：《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7]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18]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9] 张海英：《“县政改革”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演进》，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0]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第7篇：大学生乡村社会实践范文

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研究阶段／主要成果／研究热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曾经兴起过一场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大规模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但由于种种社会或政治原因，这一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建国后很长时期里鲜有系统客观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关注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和领导者梁漱溟和晏阳初及他们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近年来，学术界对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在乡村建设运动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研究阶段

第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对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编辑出版。

随着我国社会科学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恢复和重建，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重新进入国内研究人员和相关机构的视线。1984年，邹平县政协文史工作者开始重点征集梁漱溟先生当年的乡村建设活动的有关资料。1987年，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资料征集协作会”，就有关抢救资料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安排。邹平县政协在会上被指定为重点征集和抢救这些资料的单位之一，并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征集工作，走访了梁漱溟等健在的近百名乡建老人，搜集抢救了大批珍贵资料。1991年，邹平县政协与山东省政协合编了《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一书。该书汇集了四十多位当年参与乡建活动老人的回忆资料，从不同角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乡村建设的情况，为史学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研究素材。1989年到199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由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辑的《梁漱溟全集》第1～8卷。1992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由郑大华等翻译的、美国艾恺著的《梁漱溟传》。80年代中后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成员组成了晏阳初全集编委会，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编辑了《晏阳初全集》第1～3卷，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晏阳初全集》全面而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了晏阳初先生七十余年有关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方面的论文、演讲以及其他著作，其中不少是未曾公布的手稿、记录、信函等原始文件。此外，199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袁振国、张癸编著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论著选》，田正平、李笑贤编的《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等等。这些资料搜集和编撰工作，为后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较为宏观的初步研究。

1987年10月，邹平政协与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山东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发起并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六十多名，来自全国26个单位。这次学术讨论会，围绕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的角度，对乡村建设运动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一些共识，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梁漱溟整个思想体系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关系，乡村建设运动在梁漱溟学术生涯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地位，邹平的乡村建设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邹平乡村建设与当时中国政治的关系，等等。此后，又多次召开了有关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这为后来从更深层次上探讨其思想理论及其乡村建设实验对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系列从宏观上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及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宋恩荣编的《教育与社会发展——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宋恩荣、熊贤君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詹一之、李国音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的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善峰的《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郭齐勇、龚建平的《梁漱溟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雷洁琼作序的《晏阳初纪念文集》(重庆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

第三阶段：90年代末至今，多角度、多学科地深入探讨和研究。

90年代末以来，有关乡村建设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学术研究从宏观转向了微观，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去探索、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性质、历史地位、具体实践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等等。这一阶段涌现了大批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和专著，如陈宪光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四川师范学院政法系王安平的《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和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郑黔玉的《试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哲学基础》(《贵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马瑞的《梁漱溟儒家政治人格及其乡村建设实践》(《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熊吕茂的《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季芳桐的《农村革命与乡村建设之比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于建嵘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政治结构的影响——对湖南省衡山县的实证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王的《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光明日报2002年3月23日)，李国忠的《苏维埃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比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李在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3期)，郭蒸晨的《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鄢烈山的《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史振厚的《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王国宁的《论晏阳初乡建思想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特征》(《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创刊号)等。这些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和出版，把对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验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一)再现和重审乡村建设运动

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代表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的重现，来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活动的思想理论及成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宋恩荣等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詹一之等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价》、屠茂芹的《梁漱溟在山东做的实验》以及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的相关章节对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再现和评论。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吴湘湘著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史笔，勾画了晏阳初60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吴洪成的《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一文也再现了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开展平民教育实验的史实，并对其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及理论反思。此外，陈晓华的《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王安平的《卢作孚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等文章分别对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而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研究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和两种乡村建设思想，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并围绕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李得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则以福建乡村建设的史实为基础，探讨了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农村经济衰落的基本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全面认识和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成效的评价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他们对乡村建设的肯定程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大肯定，小否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观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一种选择与探索。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存在诸多缺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甚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地起到了维护军阀政府的作用，延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但乡村建设实验的许多经验可以为我们采用，有些甚至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借鉴、启迪作用。因此，重新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如熊吕茂认为，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新考察和审视这一由知识分子自觉发动的民族自救运动，除了指出其缺点和错误之外，还应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评价它的积极作用[1](PP215～219)。鄢烈山认为，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至今仍有显著的启迪价值：“一是要真诚地信赖平民，致力于开发民智与民力的基本建设。”“二是退一步讲，从政治技术层面，只有走民主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三是精英阶层与强势集团要有远见，舍得抛弃既得利益的包袱，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存共荣。”“今日审视晏阳初的实践，相信可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2]

第二类是“大否定，小肯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是：在宏观上对乡建理论体系及实践活动基本否定，但在微观上，对乡建运动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给予肯定。如郭蒸晨在其《对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所说：“乡村建设运动不但不能根本救国反而会阻碍和延缓革命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说乡村建设的路是一条在中国走不通的路，一条失败的路，一条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路，但从微观上，从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上，仍不失其进步的积极的意义”。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具体的思想和主张，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继承”[3](pp310～32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如张卫军[4]、张国强、钟飞辰[5]等。

第三类是“成败不定”。对乡村建设的成效评价除上述两种立场外，还有少数学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是失败的，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因为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一些国家要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说明，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6]。

(二)对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派别模式及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

学术界根据背景和动机的差异，从庞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队伍中归纳概括出了许多乡建模式或派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鸿一的“村治派”、米迪刚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等等，同时，对他们的乡建模式形成的文化理论背景、目标及所依赖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他们认为，村治派是中华报派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改“头”，是指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村治派对中华报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所谓换“面”，是指村治派除原中华报派主要成员外，又增加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梁漱溟、吕振羽最引人注目。而在这众多的乡建模式中有明确的乡建方案、长期坚持实践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晏阳初“平民教育派”的定县模式和梁漱溟“乡建派”的邹平模式。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又提出了卢作孚的北碚模式。

学界认为，梁漱溟曾是民国时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问题的不懈探索者和实践者。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运动的失败等原因，致使他对从前的政治主张逐渐产生了怀疑，他是“抱着‘能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的志向，开始研究和从事乡村建设救国运动的”。“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3](p304)。对于梁漱溟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李德芳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一文中也有较详细的叙述[7]。熊吕茂等进一步指出，“梁漱溟从中国文化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的体认与自信”[8](P219)。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9]。“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是梁漱溟文化建国的理想尝试，是他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设计的既有别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苏俄共产党的‘儒家社会主义’之路”[10]。熊吕茂认为，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8](P169)。郭蒸晨更明确地指出，梁漱溟“理想的通过乡村建设成的未来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3](PP307～308)。

而影响晏阳初一生的中国儒家“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平民教育实验的出发点，基督教的博爱、平等思想以及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是其平民教育实验的精神动力，而实用教育理论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方法论，对农村问题思想认识上的深化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思想根源。“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之下，建立起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蓝图”[11]。如果把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建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思想出发点上虽然有着一些重要的共同点，然而在从事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其现代民本政治观。晏阳初继承了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在内涵和精神方面赋予其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从而形成了其现代民本政治观，作为他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核心。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的核心目标是救治“愚”、“穷”、“弱”、“私”，因此，他开展了对应的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并采取了以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大方式连环推行的基本措施[12]。而晏阳初平教运动的宗旨则是“除文盲，做新民”[4]。

近年来，学界还注重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模式。有学者指出，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总的把握及所提出的解决途径看，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所概括的：中国农村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实际上是由梁漱溟倡导的‘文化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集其大成的”。“而真正与梁漱溟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目标、但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并且取得较大实践成就和具有特殊价值的乡建模式就是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所实验的‘实业民生一乡村现代化’模式”。“而从经济入手，还是从教育入手，正是民国初期两大乡建模式的基本分野所在”。虽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溟一样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模式意义的代表人物[13]。

(三)对乡村建设运动性质的评价

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它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设乡村，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运动相对立的，但它也不同于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在政治倾向上，乡建派是处于共产党与之间的‘中间派’，代表着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与探索”[3](P67]。宋恩荣在论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影响时也说，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实质上是一批怀着赤子之心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企图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洪流，努力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可贵尝试”[14](p23)。王安平在论及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时也认为，“他的乡村建设主张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15](p349)。

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活动性质的评价争论较大。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是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现代化”，既保存先贤的“无价之宝”和“真实人性的发现”，又足以使人民“获致富强”，还可以免得在道德上沦为西方的社会悲剧。然而，他的理论和实践充满难以解决的矛盾，所以，梁漱溟终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16](PP291～193)。马东玉认为，梁漱溟“追求的文化实质上是‘唯一真正人的文化’，所以说他是改良主义者，也仅仅是从他当时所搞的乡村建设，比照‘革命’的道路，就中国的暂时框架而言的”。“他的思想跨越了时代，但实际上又无法跨越时代，他总要从中国的实际入手去一步一步地做，他在起步行动时没有真实地把握中国的阶级矛盾的现实，毕竟是依靠了中国的现有国家和政府，从而堕入‘文化至上’、‘行动改良’的窠臼之中。更加可悲的是，既依靠了军阀，便把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阶级斗争的道路，把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尤其把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农民进行暴力革命，视为‘社会动乱’、‘杀人放火’”，“使他的立场最终站到了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对立面”[17](p99)。

郑大华在分析乡建团体的复杂性和乡建模式的多样性后提出，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当然各实验区的则重点不完全相同)，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18](p473)。

(四)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随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把研究视角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转移到与其相关的其他方面，与乡村建设运动密切相关的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推行的县政建设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变迁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认为，晏阳初在定县实施的以一个县为实验研究单位的乡村教育模式，不仅对中国当时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实验有很多启发和影响，而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在内忧外患、政权的统治基础岌岌可危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应对统治危机，加强对乡村的控制，政府开始关注当时已渐成气候、影响日益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从1924年到1932年期间，所作的努力是自下而上的独立的、学术性的研究工作，没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他逐渐醒悟到，当初没有注意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是自己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足，并因此开始注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把目光转向“平民教育运动范围以外”的政治改革问题。1932年，他开始尝试自上而下的县政改革，并积极谋求与国民政府合作[19]。于是，国民政府采用了定县的成果，于1932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因此，乡村建设运动以晏阳初所提倡的“政教合一”的原则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即县政建设运动阶段。对于县政建设运动，郑大华、李汝东、李志惠、马东玉等在有关专著中都有所论述。

近年来，有关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于建嵘通过对湖南省衡山县的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下述结论：自乡村建设运动之后，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乡镇实现了行政官僚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保”出现了半行政化趋向；传统绅权出现了与基层政权合二为一的趋势；宗族组织开始往经济合作组织方向发展[20](PP158～203)。王先明、李伟中选择了五个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基本分析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从县政建设形成的历史过程、时代特征，以及由县政建设而引发的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鉴训等整个运动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探讨，特别是对由县政建设运动引发的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县政建设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乡村现代化实验，其运作模式、实验方法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21]。而李国忠把乡村建设运动、苏维埃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社会运动体现了人类有目的的促进社会变迁的努力；它们所涉及的社会变迁的范围在许多方面是交叉的，从社会变迁的类型来看，它们都是进步的社会变迁，从客观效果来看，它们在推进农业生产，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起了比较大的作用，这相对于本地区以前的情况和中国农村的其他地区而言，都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变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也曾对乡村建设运动表示过部分的肯定。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变迁仍是极为有限的[22]。

参考文献：

[1]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鄢烈山：《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

[3] 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4] 张卫军：《评晏阳初平教会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载《济宁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5] 张国强、钟飞辰：《试论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6] 温铁军、熊景明、黄平、于建嵘：《中国大陆乡村建设运动》，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

[7] 李德芳：《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1年第8期。

[8]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 陈宪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载《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0] 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1] 吴洪成：《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载乡村教育网2005年3月2日。

[12] 李文珊：《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载《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

[13] 郭剑鸣：《试论卢作孚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兼谈民国两类乡建模式的比较》，载《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4]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序言》，《晏阳初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5] 王安平：《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 罗义俊：《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7]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18]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9] 张海英：《“县政改革”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演进》，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0]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第8篇：大学生乡村社会实践范文

同时，实践也是大学生学习知识、锻炼才干的有效途径，更是大学生服务社会、回报社会的一种良好形式。多年来，社会实践活动已在我校蔚然成风。大学是一个小社会，步入大学就等于步入半个社会。我们不再是象牙塔里不能受风吹雨打的花朵，通过社会实践的磨练，我们深深地认识到社会实践是一笔财富。社会是一所更能锻炼人的综合性大学，只有正确的引导我们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于社会，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才能使我们发现自身的不足，为今后走出校门，踏进社会创造良好的条件;才能使我们学有所用，在实践中成才，在服务中成长，并有的为社会服务，体现大学生的自身价值。今后的工作中，是在过去社会实践活动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拓展社会实践活动范围，挖掘实践活动培养人才的潜力，坚持社会实践与了解国情，服务社会相结合，国家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出谋划策。坚持社会实践与专业特点相结合，为地方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为社会创造了新的财富。

这个假期的三下乡社会调查实践活动中，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历时一个月，过得十分充实。在此次实践过程中我学到在书本中学不到的知识，它让你开阔视野、了解社会、深入生活、回味无穷。也对中国体制环境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社会实践作为广大青年学生接触社会、了解国情、服务大众的重要形式，对于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次假期实践我以善用知识，增加社会经验，提高实践能力，丰富假期生活为宗旨，利用假期参加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从社会实践中检验自我。这次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收获不少：

第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得人心。正好乘着新农村建设的东风，正如现在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所在，新农村建设不仅要巩固发展生产的大路子，要坚决贯彻科学发展的要求，积极结合当地实际，立足于自身根本，发掘自身潜力才能做到发展生产。要把努力提高农民生活富裕作为政府和村民一同努力的大方向，生活富裕了，农民才能进一步的往上层建筑发展，只有让农民富裕起来，才是政府最直观的能力体现，农民只有富裕起来了才能积极切实贯彻党提出的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才能在工作之余，茶余饭后去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去动手描画自己的多彩生活，从而做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不断地建设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不止在物质建设上，而且提出了新的要求，把管理民主也提了出来，当然农村的建设不是简单的类比城市，农村建设相对有的优势是建筑用地平面化，它不需要象城市那样向高层发展，也许有人也希望在农村建高楼，建大厦，但是这相对于农村的人口密度来讲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在今后的信念农村建设发展中，管理民主不仅仅只是体现在政府的政务公开，同时也要把民主与经济，文化相结合，走群众需要走的路线，发展群众需要的产业，创造群众需要的小康生活。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真正做到党提出的发展生产，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的成果。

第二，大学生是新农村建设新的主力军。三下乡社会实践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学生下乡，一方面大学生将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带到农村去，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多少提供了一些线索;另一方面，大学生到农村去，也为当地老百姓提供了一个诉说苦情，发表自己观点的空间，让他们紧锁在内心的话语得到释放，所以大学生下乡受到各地农民的热烈欢迎和全力拥护，我们所做的事情虽然并不多，但是这样一种无私的活动也为他们提供了些许帮助，所以各地农民都非常满意。而且，这样一种社会实践，也为中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一些精神支柱和智力支持，送科技下乡，服务新农村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同时也增强了更多的人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认识，让更多的人开始加入到这样一个行列当中来，共同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这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拉动经济增长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三下乡对大学生成长和成才具有重要意义。三下乡与其带给我不少的锻炼不如说带给我不少的思考的角度，这次三下乡让我真真正正的从管理者的角度在思考着问题，即使很幼稚，很懵懂，但却是让我思维的方式有了重大的转变的。在下乡之前，我对三下乡的认识，仅仅只是有所耳闻，认为那是一项大学生们的下乡旅游。但是，在这一次个人实践调查哦活动的过程中，让我受益匪浅，这一次为期一月的实践活动不仅仅充实了我的暑期生活，更让我在活动中了解了国情下的新农村建设发展，让自己受到教育，增长了才干。同时，三下乡还让我意识到了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也让我认识到了理

与现实的差距。我们要想成为一名高素质的大学生，要想尽快地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人才，就绝不能只埋头于书本之中，必须把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统一起来，积极地投身于社会实践之中，开拓视野，认识社会，对自己有个清醒的定位，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激发自己的学习热情，调整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学会正确地做人做事，学会战胜各种困难和挫折，锻炼意志和毅力，使自己全面发展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第9篇：大学生乡村社会实践范文

激情似火的七月，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的工作部署，进一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动员和组织学校广大学生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增强青年学生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新的实践、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本领，根据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学联的统一部署，结合学校实际，全省决定开展以“科学发展，加速崛起——青年勇当先锋”为主题的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应到到农村去，到基层去，感受水深火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了进一步引导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的大潮中锤炼自己，锻炼自身当代大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南昌航空大学经管学院在学校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立足江西实际，特别是农村基层实际，结合经管专业特色和学生特点，组织了4名青年教师和34名学生以2支重点服务队和一支小分队的形式下到基层，经过申请，我光荣并且有幸的成为赴吉安横江镇重点服务队中的一员。

（一）活动准备工作

结合全校“科学发展树新风，和谐共建新农村，青年勇当先锋”的建设要求，江西各大高校“三下乡”服务队都蓄势待发，我所在的南昌航空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三下乡”赴吉安横江镇重点服务队也整队完毕。为确保我院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学院团委书记李淑贤老师在动员会上特别强调：同学们要发挥经管学院自身优势与特点，结合自己所学的知识，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三下乡”活动。之后，由经济学辅导员孙琳老师和市场营销辅导员李钊老师带领的12名同学带着全院师生的期望，以及一千余册捐助图书和新农村建设有关宣传材料出发到吉安县横江镇。

在这支暑期“三下乡”社会服务队中，我作为一名大一的新同学，初次涉足暑期“三下乡”这一项光荣的社会实践活动，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能力上，我的能力都远远不足，需要向队里学长、学姐们悉心学习、请教。同时还要让自己养成能吃苦，能耐劳，能干活的办事精神，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积极去协助其他队员开展工作。

吉安横江那片高速发展的新农村热土是我们本次活动的目的地，在那里，我们整个服务队需要就吉安横江镇的新农村建设成果进行调研，通过深入农村，走近农户进行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关注当地留守儿童的受教育程度和生活现状；研究具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文化古村唐贤坊村时，我们将实地研究当地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农民自主创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的研究则需要队员发扬当代大学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耐劳的精神走上乡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的同时，积极同当地村民交流。

服务队联系人罗芬同学在前期，一直积极地联系当地政府，将整个服务队的食、住、行等问题落到实处，为整个服务队解决后顾之忧，让队员们能更专心的做好服务、调研。

吉安县政府、横江镇政府以及横江镇的村民在接洽时都表示会全力给予整个服务队大力的支持和充分的帮助，服务队员怀揣着激动的心情抵达目的地。

（二）实践进行中

在为期6天的实践活动中，我们开展了集市新农村政策有关咨询活动；赴小学建立“爱心书屋”和爱心支教的“大手拉小手”帮扶活动；与小学的教育工作者开展座谈会；亲身前往唐贤坊古村落进行实地考察，参观；前往公塘“生态农业示范点”进行调研数据收集和考察调研；深入农户了解情况；与政府进行洽谈等活动。这些实践活动在我宝贵的“三下乡”生活中占据着主要的位置，让我获益良多，感触颇深。

（1）新农村政策有关咨询活动

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强大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农业丰，则基础牢；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昌。只有近1亿农民全员加入现代化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为此，中央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今后我国农村勾画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蓝图。

在横江镇集市的咨询会上，我们服务队就“新农村建设”“物质文化遗产保留”“农民自主创业”“农村合作医疗改革”的内容进行了充分的资料准备和了解，四个知识点的准备，点点都关系到新农村的建设，点点都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发展，队员们耐心的就这些方面的惠农政策向镇上村民做了详细的讲解。整个咨询会上，人民络绎不绝。

（2）赴横江镇小学进行帮扶活动

2009年7月2日，虽然天气不好，淅沥的小雨下个不停。但是在吉安县横江镇中心小学却是暖意如春，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神色。学校操场正在进行的是南昌航空大学经管学院与横江镇中心小学建立“爱心书屋”的揭牌仪式，出席此次活动的有吉安县团委书记、组织部部长、教育局局长以及南昌航空大学团委罗来松老师、经管学院副院长上官飞老师以及所有赴吉安横江镇“三下乡”的队员和带队老师。在此次会议上南昌航空大学团委罗来松老师首先代表学[2]校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能够丰富当地学龄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能够为当地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从而实现大学与县市、乡镇的共建是我们共同的期盼。同时罗老师也对当地政府给予下乡服务队队员活动的支持与配合表示感谢，要求我们的同学们不要给当地政府填麻烦，认真做好“三下乡”的调研工作。吉安县组织部刘部长也发表重要讲话，对实践队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督促地方上认真做好接待工作，能够帮忙解决的困难要尽力解决，尽量把各项接待工作做好、做细。揭牌仪式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3）与横江镇小学的教育工作者开展座谈会:心系留守儿童这些花儿

据了解，虽然横江镇在党提出“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下，积极推进农民的增收增产问题，但是镇上还是有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而家里的适龄上学儿童则留给家里给老人或者是亲戚、朋友看管。这些留守儿童在家庭教育缺乏等多方因素的综合下，都会出现一些或大或小的心理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往往成为社会的犯罪高危人群。为了能帮助农村留守儿童树立正确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唤起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我们看望了小学的留守儿童代表，同他们聊天、谈心，为他们解答一些学习生活上的疑惑。我们还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并向他们赠送了文具和书籍。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一切为了孩子”这句话贯彻到底，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这些孩子们献出另一种温暖！

（4.）感受千年文化，亲身前往唐贤坊古村落进行实地考察，参观

在互相交流学习的过程中队员们进一步了解了当地的文化遗产保护及发展的状况，现场气氛高涨，村民们对我们的交流和沟通非常热情，队员们纷纷表示要更加珍惜大学时光、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实践中提升和完善自我，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短短几个小时的走访参观，让我们南昌航空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赴吉安横江镇实践分队的队员们感受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光辉成就，感受到了当地群众对我们的深情厚谊。

（5.）在生态农业示范点感受“绿色A级”农产品内涵。

横江镇公塘村的葡萄种植基地现共有葡萄地420余亩,以葡萄专业合作社统一协调，家家户户承包种植的模式经营，它是从2001年的3户村民试点种植，在历经了8年的风风雨雨后发展开来的。今天的横江镇公塘村家家户户正是靠种植葡萄为主要经济支柱走上致富之路的。该村葡萄专业合作社（也称葡萄协会）党支部副书记、公塘村村主任肖光明一边带领着我们深入乡村一边向“三下乡”服务队的队员们介绍整个公塘村的新农村建设成果、葡萄合作社的运作模式、葡萄产品的销售市场和未来前景等，也对当前葡萄种植产业的发展瓶颈、当前应该继续大力解决的冷藏保鲜资金和技术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阐述。一路走到村里公务宣传的板报前，肖主任还兴致勃勃的给大家讲解了“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优秀的党员和致富能手培养成村干部，并且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致富”的“三培两带”党员群众发展管理方法。在横江葡萄产业拉动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明显的为当地村民的政治修养结下了丰硕的果子。

（6.）奋斗在第一线“深入农户”家中调研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当代大学生是社会传播和继承先进文化的一只生力军，他们有活力、有激情，能够深入基层、深入农户的帮助政府助农、惠农。在全国各高校掀起“三下乡”实践活动的热潮下，我省教育机构适时的提出了“科学发展，加速崛起，青年勇当先锋”的建设要求，希望江西各高校的大学生能深入基层，深入乡村，深入农户的在第一线帮助农民解决力所能及的困难。

在调研活动中，收集数据是所有理论建立的基础，而要拿到第一手数据和资料，就需要大学生们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深入农村接触农民，这样才能收集到最真实，最新鲜的第一手数据，同时也能听到广大农民心中最真实，最朴实的想法，为后期的资料整理和调研工作提供了强大的实践基础，等等。

从村民的一字一语中，我们了解到在当前科学发展，新农村高速发展的大前提下，虽然政策无法优惠到每一家每一户，但是从总体情况来看，新农村建设的成绩还是可喜的，其中，在公塘村的葡萄基地参观后，我们深刻的感受到运用科学发展的理念发展农业，做到因地制宜，看准市场，适当改进发展思维在为农村增收创收目标下意义重大。实践队队员们在村里和街头采访、讲解什么是科学发展、什么是新农村建设，什么是生态农业。还向当地学生讲解义务教育的知识。

活动期间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当地的居民对我们的活动也怀有很大的热情，极力配合我们的采访调研工作，在短短的几天实践中，我见到、听到很多在学校经历不到、书本所学不到的东西。但同时也遇到了许多活动期间所未预料到的困难。但是在队员们相互帮助下，问题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在实践活动中途，学校团委罗来松老师和我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上官飞老师的到来，为整个队伍的士气起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在每天的实践中，我自己都感觉受益非浅。

总的说来，在科学发展树新风、和谐建设新农村的大潮流中，在环境和经济的问题上，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说的清楚，我们只能慢慢的摸索，在发展经济和生存环境之间寻找平衡点，我们要做的就是能尽量多相互交流，探讨这些问题，给当地管理者一些属于我们的建议和意见。

（三）实践思考篇

正好乘着新农村建设的东风，正如现在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所在，新农村建设不仅要巩固发展生产的大路子，要坚决贯彻科学发展的要求，积极结合当地实际，立足于自身根本，发掘自身潜力才能做到发展生产。要把努力提高农民生活富裕作为政府和村民一同努力的大方向，生活富裕了，农民才能进一步的往上层建筑发展，只有让农民富裕起来，才是政府最直观的能力体现，农民只有富裕起来了才能积极切实贯彻党提出的“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才能在工作之余，茶余饭后去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去动手描画自己的多彩生活，从而做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不断地建设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不止在物质建设上，而且提出了新的要求，把管理民主也提了出来，当然农村的建设不是简单的类比城市，农村建设相对有的优势是建筑用地平面化，它不需要象城市那样向高层发展，也许有人也希望在农村建高楼，建大厦，但是这相对于农村的人口密度来讲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在今后的信念农村建设发展中，管理民主不仅仅只是体现在政府的政务公开，同时也要把民主与经济，文化相结合，走群众需要走的路线，发展群众需要的产业，创造群众需要的小康生活。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真正做到党提出的“发展生产，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的成果。

三下乡社会实践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学生下乡，一方面大学生将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带到农村去，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多少提供了一些线索；另一方面，大学生到农村去，也为当地老百姓提供了一个诉说苦情，发表自己观点的空间，让他们紧锁在内心的话语得到释放，所以大学生下乡受到各地农民的热烈欢迎和全力拥护，我们所做的事情虽然并不多，但是这样一种无私的活动也为他们提供了些许帮助，所以各地农民都非常满意。而且，这样一种社会实践，也为中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一些精神支柱和智力支持，送科技下乡，服务新农村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同时也增强了更多的人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认识，让更多的人开始加入到这样一个行列当中来，共同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这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拉动经济增长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三下乡与其带给我不少的锻炼不如说带给我不少的思考的角度，这次三下乡让我真真正正的从管理者的角度在思考着问题，即使很幼稚，很懵懂，但却是让我思维的方式有了重大的转变的。在下乡之前，我对“三下乡”的认识，仅仅只是有所耳闻，认为那是一项大学生们的下乡旅游。但是，在这一次有幸参加南昌航空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三下乡”赴吉安横江镇重点服务队，与理论知识和下乡经验都有很多积累的大二、大三的学长、学姐们一同进行这一次会让我终生难忘的赴横江“三下乡”之行，让我受益匪浅，这一次为期一周的横江调研活动不仅仅充实了我的暑期生活，更让我在活动中了解了国情下的新农村建设发展，让自己受到教育，增长了才干。同时，“三下乡”还让我意识到了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也让我认识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我们要想成为一名高素质的大学生，要想尽快地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人才，就绝不能只埋头于书本之中，必须把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统一起来，积极地投身于社会实践之中，开拓视野，认识社会，对自己有个清醒的定位，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激发自己的学习热情，调整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学会正确地做人做事，学会战胜各种困难和挫折，锻炼意志和毅力，使自己全面发展以适应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