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学弈精选(九篇)
第1篇：文言文学弈范文
关键词：博弈论 大学英语 教学互动 文化导入
根据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要求，民办高校英语教学要符合民办高校自身的特色，以面向社会满足市场需求，培养高端技能性人才，跟上全球化的步伐为目标。要让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用。但在我们重视各式英语教学方法的研究以达到使用目的的同时，不能忽视英语教学中文化内容的导入。否则会导致学生既无法像在传统教学方法中那样学习掌握牢固的语法结构知识，又无法充分吸收语言的文化内容，不能真正地认识英美文化的本质，最终难以达到语言实际运用能力提高的目的，因此从博弈论的思维和策略分析方式研究目前民办高校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内容具有现实意义。
1.浅谈博弈论
博弈论是由美国数学家摩根斯顿和范纽曼在二十世纪初创立的，约翰？纳什等人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博弈论是专门研究众多理性个体间的相互冲突、相互合作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有着非常强大的诠释理论的能力，而且有着跨学科的生命力。博弈论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渗透和扩张，语言博弈论就是该理论在语言文字领域的发展所产生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辛提卡在二十世纪90年代提出了“语言博弈”，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博弈论。“语言博弈”的提出引发了众多学者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来探索英语教学以及课程设置上的一些问题。
2.博弈论与大学英语教学活动中的文化导入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要学会重视英语教学中文化内容的扩充。而在文化导入的过程中如果善用博弈游戏规则，依靠理性的思维和双赢的策略在均衡中求发展，就是提升语言运用能力的捷径。博弈是一种日常现象，适用于生活学习中的各个领域，也可用于民办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就是博弈的主要参与人，文化导入的过程是师生之间的互动博弈过程。
3.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缺失
3.1跨文化教学内容上的欠缺
许多学生通过之前的英语学习能够背出或者说出简单的英语交际用语，却不能在实际语言环境中使用，这实际上是因为缺乏跨文化交际的内容或者没有语境意识。很多情况下民办高校大学生只能生搬硬套，无法进行有效的语言交流沟通。目前的大学生对于英语国家的人日常交流的普及性文化知识所知甚少，知识面比较窄，民办高校的大学生更是如此。
3.2文化教学内容缺失原因浅析
有些教育者认为民办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要以实用为准则，课堂上就应只教授专业英语中的专业词汇，专业文章，而且认为这些跟文化、文学等毫无关系，因此民办高校大学英语教学课堂上应舍去文化类不必要的知识。通常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也没有意识到培养学生文化意识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自己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识记专业词汇，翻译专业篇章，完成教学任务，在教学中只涉及专业、行业知识，而不会涉及文化方面的内容。这种教学方式影响到了学生，使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忽略文化差异，造成了学生文化意识的淡薄。
4.文化导入在策略上的优势
博弈是以游戏的方式在规则中探求利益。英语学习需激发好奇心， 如能在教学过程以博弈游戏的紧张感和幽默性的方式进行语言文化内容的导入，教师和学生的所得收益将颇丰。
4.1文化导入活动中所存在的师生之间合作博弈
博弈论又译为对策论，就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教师和学生作为博弈主体，在文化导入过程中形成双向互动博弈。民办高校教师要想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必须积极通过教材和各种渠道充分挖掘文化信息，充分备课，同时提高自身素质和文化修养，充分理解教学改革的本意，注重内涵，力求摆脱应试教育，真正提高教学质量。博弈中的另一主体学生作为理性参与人，在接收到积极文化内容的同时理性水平提高，文化素养提升，变被动为主动地参与教学和讨论。教学过程随着文化导入渐入合作型良性博弈状态。
4.2文化导入方式
教师应把学生看作博弈主体而非被动学习者，通过分析学生的信息特征掌握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文化缺失问题，通过扩大信息量，学生有意识地吸取和拓展相关信息。比如丰富教学的中英文化对比内容，使其熟识中国文化和英语国家文化异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多追溯词语起源，让学生把词汇具体形象化，同时也理解其实英语单词不是单调的死记硬背。告诉学生单词也有文化、有历史、有故事，让学生进一步了解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和。
博弈论的“游戏”性就是在假设条件和规范中主动思考获取所得，如英语教学过程中的情境设置和角色扮演。教学中要为学生营造语言文化的交际氛围。教师可以简单地把英语的自我介绍作为引入，鼓励学生自由发言，进入一个英语交流环境，以朋友的方式进行交流，学生没有尴尬感也会很积极地投入，打破沉默，在自然的对话交流中学习，教师可在旁倾听，稍作提示或修正。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了解和体验跨文化差异，接触不同社会文化背景，这就培养了他们的独立性、创造性和团队合作精神。
5. 结语
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要注重用积极的方式导入文化内容，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从博弈论中可透析教学智慧和策略。为了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让学生通过类似博弈游戏这种较有趣的方式自然进入反复练习和操作的过程，并及时纠正错误，在语言学习和掌握过程中不断完善提高。而这种把博弈论和文化导入同时引进到英语教学中的方法再民办高校英语教学中尤为重要，而且起效。
参考文献
[1] Nida，Eugene.A.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1
[2] 楼荷英 大学英语教师的教学信念与教学行为的关系――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
[3] 束定芳 我看外语教学改革[J].国外外语教学，2001
[4] 许渊冲 文学与翻译 [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第2篇：文言文学弈范文
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和谐的学习氛围是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前提，孔子曰：“亲其师、信其道、乐其学。”课堂教学中，学生举手发言是师生教学互动的一种良好的表现形式。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可以使学习变得更扎实、可以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心态与积极的人生态度。但是，当下的大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保持沉默，老师们发现调动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十分困难，这既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影响到教师的授课情绪，教学效果自然也不尽如人意。
难道是因为大学生天生“含蓄”吗？显然，将举手中的尴尬完全归咎于性格缺陷是错误的，不举手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倾向，这是一种集体理性的选择。本文将利用博弈论中的相关知识，对课堂中举手的问题做出一些讨论。
二、博弈理论介绍及问题分析
信息是指参与博弈的博弈方在决策（策略选择）时对其条件的知识。在完全信息博弈中，各博弈方都不存在私有信息，所有信息都被博弈方共同占有，包括该博弈中共有哪些博弈方，各博弈方可选择的全部策略或行为的集合是什么，所有博弈方的得益是什么。
博弈即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一般而言，主体在进行决策时不仅要考虑自己行动的后果，而且也要考虑对手对自己行动可能产生的反应及由此可能发生的后果，在综合考虑对手的一切可能做法的条件下，作出能使自己目标最优的决策。
博弈论对博弈方的基本假定是“理性人”假设，博弈方始终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博弈论研究的是理性人之间是如何进行策略选择的，博弈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在很多情况下能够完美体现出博弈方之间策略选择的依存关系。
现实生活中，由于一方想获得更大的收益而做出与其他人相异的决策时，常常会面临两种结果：①获得比其他人更大的得益；②遭到其余人的排挤，而被孤立。在举手博弈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作为“理性人”，如果没有充足的把握，主动举手回答问题，意味着有犯错的可能，也许会遭到大家的嘲笑，嘲笑带来负效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举手回答问题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而安分地隐没于众人之中，既没有被嘲笑的可能，也可以不用思考。所以，选择“不举手”策略对学生来说其实是有正得益的。
但是在激励机制前，再“含蓄”的学生也有举手的愿望，有做出偏离集体理性的决策的可能。一旦举手的同学获得正收益（老师表扬或者加分）时，不举手的同学的效用相对为负。为了弥补这种不平衡的心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举手的同学也会选择“举手”。
三、举手问题的博弈分析
为了研究的方便，按照“理性人”假设，分析中作出如下假定：
（1）剔除学生个体的因素以及其他无关因素，只讨论两个体（博弈方1、2）间的博弈，虽然现实情况下参与举手博弈的主体包括个人、群体，但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博弈是最基本的，因此这个假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博弈双方同时决策，都清楚对方可能采取的所有策略，但并不能确切知道具体策略，且双方彼此了解各自得益，即博弈属于完全信息博弈；
（3）博弈双方所有可选策略只有两种：举手与不举手；
（4）回答问题正确的得益为r，犯错的成本为c，犯错的概率为p，不举手的得益为b，与别人拉开差距后带来的满足感为s，显然，不举手者的得益相对于回答问题正确者的得益要大，所以r>b；r，c，p，b，s>0；举手回答问题则要承担pc的机会成本，当然也可能回答正确，则举手回答的博弈方的得益记为r-pc，应该高于面临其他同学回答正确而自己不举手的博弈方的得益，即r-pc>b-s。而s-pc与b的大小是不确定的。
该博弈中有两个重要变量，即p和c。p指犯错的可能性，若老师提出的问题难度很大时，p很大。c指犯错的成本，在激励机制（老师作出加分等奖励措施的承诺）不存在时，c也会很大。建立如图1所示的得益矩阵。下面我们将分两种情况讨论。
（一）s-pc>b时的情形
当pc较小，即s-pc>b时，依据划线法得该博弈存在唯一纯策略纳什均衡（举手，举手）。说明当问题难度较小，或者激励机制存在时，pc减小，举手的得益增大，此时学生们都倾向于举手。在现实生活中，如果s-pc>b，学生们都会积极举手回答问题，课堂上的气氛会活跃很多，但是当这个条件不能满足时，就会出现另一种情况。
（二）s-pc
当pc足够大，即s-pc
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长期稳定的相处往往使得博弈重复发生，将每次举手情况作为博弈的一个阶段，此时，举手博弈就成了一个有多个纯策略纳什均衡的有限次重复博弈问题。在重复博弈这种结构特殊的动态博弈中，所有博弈方过去的策略选择都是可以观测到的，因此某个参与人可以通过在本阶段博弈中的策略选择，来回应其他参与人在上一个阶段博弈中的行为。在这个重复博弈中两博弈方将采用“触发策略”，即在第一阶段博弈中，学生们会首先试探“合作”，也就是不举手，如果对方采用的也是“不举手”策略，则下一阶段中学生们会继续“合作”，博弈的结果为（b， b），集体不举手的局面也就随之出现了。然而，一旦发觉对手“不合作”，学生则在下一阶段博弈中采用“不合作”相报复的策略，即以举手作为“报复”，博弈的结果为（r-pc， r-pc），课堂上学生们也就集体倾向于举手了。
四、结论及建议
上述博弈理论的分析对现实情况有一定的解释作用，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博弈”形成的上课气氛几乎就决定了这门课之后的氛围。如果第一次课学生们就倾向于举手，那么以后这门课的课堂气氛也就不会太差，而如果第一次课堂中就没有同学举手，那么以后也就很难调动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了。
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励大学生在课堂上积极主动举手发言：
（一）减少pc值
有两种方法：①降低问题的难度，即降低学生回答问题出错的概率p。学生害怕出错而不愿意举手，教师的问题可以贴近学生的生活，让其有话可说；②降低学生犯错的成本c。老师可以建立激励机制，采用加分、精神上的鼓励等措施，创设“民主和谐”的课堂环境是学生进行良好自我表现的必要条件，也能使得学生“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教师可以抓住一个特别的时机与学生就课堂踊跃发言的问题专题讨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同学们充分认识到课堂发言不但能激发自己听课和思考，还能有利于任课教师的课堂发挥，并且师生的互动能够使双方心情舒畅，变教学为探究，变工作为游戏，变苦旅为乐途。
（二）促进大学生群体间的重复博弈
根据“触发策略”反应的博弈问题的实质，教师应当想办法打破大学生间的“合作”局面，找一些平时课堂爱发言的同学开个打招呼会，让他们在课堂上踊跃发言，在同学们中间起带头作用。如果这样的同学占有相当的比例，在班内能够起到带头的作用，那么大学生群体会出现“不合作”的情况，学生们集体倾向于举手，目前的现状会得到改善。
当然，学生个体的差异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学生的个性、上课的认真程度，还有一些偶然因素等也会影响博弈的结果，这些都可以进一步讨论。
第3篇：文言文学弈范文
【关键词】博弈论；科研制度；交通院校
《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指出，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表明提高科研效益是各类院校科技工作改革的必然趋势。职业院校在“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学改革的同时，也日益认识到提升教职员工科研水平的重要性。通过对浙江交通技师学院、杭州技师学院、温州交通技术学校、绍兴交通职业学校、东阳汽车技术学校、浙江公路技师学院等浙江省六所交通类中职院校的调研，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科研发展的现实困境，探讨浙江省交通类中职院校科研制度的建设。
一、浙江交通院校科研现状
浙江省交通类职业院校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就教职员工而言，以上六所中职院校共有教职员工1227名，其中正高职称3名，副高职称182名，中级职称273名。随着对科研工作的日益重视，各院校纷纷出台各项制度措施促进科研投入，促使教科研成果产出。如杭州技师学院设立院长教科研奖励基金，加大对课题类成果、教材类成果、技能竞赛类成果进行奖励的幅度。但也存在着科研基础薄弱，科研队伍建设滞后，科研内容与应用结合不紧密，科研制度建设不完善等现实问题。浙江省交通类中职院校科研远远滞后于其本身发展。以2013年度为例，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至10月，六所中职院校共立项各级科研项目15项，人均主持科研项目0.012项。总体而言，浙江省交通类中职院校科研创新氛围不浓，科研实力较为低下，制度建设较为滞后，且科研发展不均衡，亟待制度创新改变的院校科研现实困境。
二、科研制度博弈模型
（一）博弈论
博弈论（Game Theory）是一种关于游戏的理论，又叫对策论，是一门以数学为基础，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学科。博弈论的建立始于1944年冯・诺伊曼与摩根斯顿合作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博弈论对人的基本假定是：人是理性的，其在具体策略选择时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博弈论研究的就是理性的人之间如何进行策略选择。一个完整的博弈应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博弈的参加者，即博弈过程中独立决策、独立承担后果的个人和组织；（2）博弈方可选择的全部行为或策略的集合；（3）进行博弈的次序；（4）博弈方的收益，即各博弈方做出决策选择后的所得和所失。随着博弈论的发展及其理论的不断完善，博弈论已成为一种有力的分析手段，在社会、经济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二）科研制度博弈模型
制度博弈模型弈双方为科研制度管理者和教职员工。博弈双方各有两种策略选择，分别为管理者采取制定科研制度策略与不制定科研制度策略，教职员工采取参与科研活动策略与不参与科研活动策略。博弈双方的博弈过程是在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的背景下进行的，而且双方的策略又是相互影响的，科研管理者与教职员工会根据其他成员的策略选择并考虑在自身群体中的相对收益情况，来调整和选择各自的策略。博弈双方的支付矩阵如下表：
其中，无论管理者是否制定科研制度，学校教职员工参与科研活动都有收益b，制定科研制度本身会产生收益a。对教职员工本身而言，参与科研活动的成本投入为d，无论是否存在科研制度都会有收益，在制定科研制度条件下收益为c1，在未制定科研制度条件下收益为c2，显然c1>c2。对教职员工而言，在管理者制定科研制定条件下，不参与科研活动会产生相应惩罚，记为-e。对管理者与教职工而言，不制定科研制定、不参加科研活动，其收益均为0。（其中a、b、c1、c2、d、e均大于0）。
（三）博弈分析
1. 科研困境分析
当前大多院校建立了科研制度，但教职员工参与热情有限。究其原因，对教职员工而言，在具备科研制度条件下，参与科研收益小于其不参与科研收益（即c1-d
理想状态是（制定科研制度、参与科研），而在现实情况下往往达不到理想状态？首先可能是科研制度本身出状况，科研制度没有促使教职员工参与，参与科研收益小于其不参与科研收益。其次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教职员工处于信息劣势一方，不能及时、有效的获取相关的科研信息；而管理者未能构建畅通的科研信息传播渠道。
2. 博弈演化分析
对于科研管理者而言，理想状态是建立有效科研制度，激励教职员工参与科研活动，强化科研收益与惩罚措施（提高c1与e1），使得其参与科研收益大于其不参与科研收益（即c1-d>-e1）。这样，对于科研管理者而言，无论教职员工采取何种策略，制定科研制度策略均优于不制定科研制度策略。因此，制定科研制度策略为严格优势策略。在管理者制定科研制度的策略下，教师参与科研的收益为c1-d，优于不参与科研的收益-e1。由此，教职员工参与科研为最佳应对。即（制定科研制度、参与科研）为博弈均衡，达到社会最优、帕累托最优。
三、科研制度建设的若干思考
（一）现实情况下，科研制度本身存在若干问题
当前，浙江省交通类中职院校的科研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着科研创新氛围不浓，科研实力较为低下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科研制度本身存在着问题。其一，科研制度尚不完善；其二，科研制度未能有效的发挥制度导向和杠杆作用，不能促使教职员工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
（二）建立绩效考核下科研制度
将科研工作与绩效考核挂钩，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和杠杆作用，通过制定一系列的科研制度，将教职员工的科研工作与绩效联系在一起，充分发挥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对有科研成果的教职员工给予不同级别的奖励，在职称评定、聘任等方面向积极参与科研工作的教职员工倾斜，努力营造良好的院校科研氛围。
（三）科研制度应奖罚分明，强化科研收益
学院科研制度的设置不仅仅只考虑激励机制，而应设置科研考核标准，奖优罚劣，强化科研收益。建立教科研分类考核制度，对不同特点教师进行分类考核，对于科研见长的教师，加强科研在教科研考核中所占比重；对于教学见长的教师，加强教学在教科研考核所占比重；对于青年教师，坚持以老带新，给予发展的平台与空间。
参考文献
[1] [美] 冯・诺伊曼，摩根斯顿.博弈论与经济行为[M].王文玉，王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2] 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3]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第4篇：文言文学弈范文
一、引言
随着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推出的“学龄前儿童禁止学习外语的规定”和中国大陆部分城市教育部门实行的“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不允许布置作业的规定”的实施，中小学教育减负和素质教育再度成为广大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谈论的热门话题。平面媒体和网上爆出的因学习压力大而产生的厌学，自残甚至伤害家长的各种案件，也要求全社会来关注这个问题。因此，教育减负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应该也不能仅仅从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等教育层面上谈论教育减负，应该从整个社会的层面，从参与教育活动的教育主体来进行研究。
本文首先介绍了博弈分析的理论，然后建立了学校与代表政府的教育监管人员之间及家长与家长之间的两个博弈模型并进行了博弈分析，最后对加强教育监管和教育减负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二、博弈理论
博弈即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博弈论就是系统研究可以用上述方法定义的各种博弈问题，寻求在各博弈方具有充分或则有限理性能力条件下，合理的策略选择和合理选择策略时博弈的结果，并分析这些结果时的经济意义，效率意义的理论和方法。
三、博弈模型
1.学校与教育监管人员之间的博弈
假设学校和代表教育部门的监管者作为博弈主体，都具有各自特殊的利益目标，他们的个体行为都是理性的，在交易过程中追求利益最大化。学校和代表政府的教育监管者各有自己的行动组合，学校的行动集为（减负，不减负），其决策主要受到学校的升学率教育排名本校的声誉的影响，以及学生家长的期望，学生的学习成绩的影响；代表政府的教育部门监管者的行动集为（不检查，检查）。学校和代表政府的教育监管人员作为博弈的直接参与人，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学校的目标是提高学校的升学率和知名度从而取得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能够给予其他方面的各类资源，从短期行为来看减负意味着学生的学习成绩必然下降，学习成绩的下降必然导致学校的排名升学率等方面的下降，进而导致学校行政领导和老师在行政级别工资待遇方面的下降，所以对学校而言，在不减负而不被监管的情况下，综合利益是最大的，对监管者而言，对学校免检则可以省去很多的人力物力，此时利益最大的。故双方博弈的支付矩阵为
表1
如果代表政府的教育监管人员的策略是免检，则学校的最优策略是不减负；如果代表政府的教育监管人员的策略是检查，则学校的最优策略是减负。在没有政府监管部门强制的情况下，博弈双方纳什均衡是监管人员免检，学校不实行教育减负。因此，对素质教育这个关系到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发展的重大问题，代表政府的教育监管部门一定要严格理性自己的职责，不能实行免检制度。
二、家长与家长之间的博弈
家长与家长之间的博弈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博弈，每一个学生家长都明白教育减负的好处，都知道应试教育的危害，在应试教育下过重的学习负担，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也带给了家庭和社会一系列问题。在家长和家长之间的博弈中，支付矩阵如下：
表2
从上述支付矩阵我们发现，家长A和B都选择减负情况下，对家长孩子和社会都是最佳选择，应该是整体理性的选择，但整体理性和个体理性之间，在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家长们的选择的策略是不减负对不减负。家长们选择了不管别人家的是否减负，自己的孩子都不减负的策略，因为在现阶段的情况下，不减负意味着学习比别人好，比别人学习好意味着有更好的中学，更好的大学，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福利待遇。但在实际上却造成了给学生，家长，老师，学校更大的压力，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了整体利益的损失。
四、加强教育监管和教育减负的建议
1.继续建立和健全教育监管制度，深化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整合资源实行统一监管。
2.完善人次选拔体制，应该把能力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拓宽学生的成才成功渠道，不拘一格取人才。
3.完善对学校和老师的评价体系，改变用升学率，分数等评价学校和老师的定量方式，制定出个人行为与集体利益相一致的规章制度。
4.培养个体理性认识，创新教育制度。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予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王竹天，杨大进.食品安全与健康.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第5篇：文言文学弈范文
摘要：信息不对称、时变与跨期影响下的权变决策通常表现为一个策略序列，有意设计出来的策略系列可称为“谋略”。传统组织行为弈论的应用主要局限于委托理论，事实上，猜测、试探、“干中看”等策略有着更广泛的应用，它在组织内外几乎所有的互动中都会出现，例如组织建言、团队沟通与效能、高管团队运作、组织变革、战略互动等。从管理实践的角度来看，只要存在行动、决策与信息不对称，就会出现博弈、策略与谋略；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猜测、试探、“干中看”等策略是对传统管理决策理论和经典博弈论的一个拓展。
关键词：权变决策序列；信息时变；跨期影响；设局；全局优化；谋略
中图分类号：C934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7.18．0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BGL003）
作者简介：吕力（1971-），男，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本土管理。
收稿日期：2017-07-24
1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权变决策问题
1.1权变理论的一个例子：认知作为调节、态度作为中介的动态领导模型
权变的观点强调组织各种可变因素性质并试图了解组织在变化的条件下和特殊的情境中如何进行经营管理，权变的最终目标是提出最适合于具体情境的组织设计和管理活动。Luthans是权变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73年发表“权变理论：走出丛林的道路”，指出权变理论可以统一各种理论观点，引导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状态。1980年代以后主流管理学逐渐转向于构建各式各样的中层理论，权变理论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宏观理论其影响自然逐渐减弱。然而，这只是表明学术界对统一各种理论观点的冲动的逐渐减退，权变的思想仍然体现在各式各样的中层理论模型中。笔者曾提出动态领导的一个权变理论，事实上，这一理论完全可以使用当前主流的结构模型来进行说明：
在图1中，领导效果与下属对领导方式的认知有关：下属对领导行为的认知可能存在个体偏差。举例而言，慈善性领导行为可能被下属理解为宽松，而威权性领导行为可能被下属理解为苛责，因此，下属的认知表现为模型的调节变量。领导效果与下属的态度相关，认知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态度或行为意向，态度对员工行为和领导效果构成直接影响，因此，下属的态度是领导效果的中介变量。
在上述模型中，认知影响领导效果，当然构成领导在决定使用何种方式、达到何种效果时的权变影响因素；因为领导方式和认知并不能完全决定态度，或者说态度变量的回归系数并不是1，因而态度也是一个权变因素，从这个角度而言，权变这一思想仍然体现在当代主流模型中。
1.2信息不对称下的权变决策问题
与当前主流的管理学模型不同的是，权变理论除了致力于厘清各种影响因素，还特别重视根据不同的影响因素选择相应的管理行为，而不只满足于相关关系的检验。以上述动态领导理论的权变模型而言，领导者需要根据下属的不同认知和态度来进行领导方式的决策，然而问题是，虽然模型给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认知和态度对领导效果的影响，但是从事对于实务工作的领导者而言，他无法通过上述主流模型了解自己的下属究竟属于哪一类型。
科学满足于一般性统计解释，而实践则需要具体的操作，二者的鸿沟在此体现得非常明显。以主流结构模型而言，由于信息不对称，我们并不知道某一具体情形下部属的类型、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大小和方向，领导者如何做出决策？本文将以上问题称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权变决策问题。
2信息不对称、时变与跨期影响下的组织与战略多期权变决策序列
2.1“试探”作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权变决策的常见经验方法与决策序列
“试探”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权变决策的一个常见经验方法。其核心思想是通过试探了解对方的可能认知与态度，消除或者基本消除信息不对称，然后再根据试探的结果选择下一步策略。仍以动态领导研究为例，假定领导者可以选择“威权式领导”或“仁慈领导”两种方式，其中威权式领导还可以选择其威权的强度，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领导者首先以一定强度的威权方式作为试探，则在试探完成之后：①如果试探结果符合预测，则保持同样的策略；②如果试探的结果符合预测的方向，而强度还可以增加，则在下一期策略中增加威权行为的强度；③如果试探的结果符合预测的方向，但强度显得较大，则在下期策略中降低其强度；④如果试探的结果不符合预测的方向，则在下一期策略中改变其方向，转变为仁慈领导方式。
上述策略虽然在经验中很常见，但现有文献中尚未发现。以上应对信息不对称的方法将一个独立的策略变成了一个前后关联的策略序列，“试探”仅仅是多种可能的策略或决策序列中的一个。信息不对称已经导致复杂的策略系列，但还不止于此，除信息不对称外，信息还可能存在时变和跨期影响的可能性。
信息不对称、时变和跨期影响下的组织与战略权变决策序列管理论评
信息不对称、时变和跨期影响下的组织与战略权变决策序列
2.2信息时变与跨期影响下的决策序列
仍以动态领导为例，本文以上部分隐含认知与态度一旦形成就基本固定这一假设，事实上，这一假设在现实管理世界很难成立。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结构完全有可能发生改变。例如，当实施仁慈领导时，下属的态度在起始阶段可能是积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下属可能逐渐懈怠。同理，当实施威权领导时，下属的态度在起始阶段可能是消极的，但当看到好的绩效有了收入的提升之后，下属的态度可能好转。这些信息结构的改变或按照经济学术语称为“偏好的改变”都可能将上一期的结果逆转。
由信息时变性这一洞察出发，立即可以了解“等待”这一策略的含义。由前述，当实施试探策略之后，希望出现效果很可能不会立即显现出来，甚至当期显现的效果与预期相反，但一段时间之后，信息结构发生变化，期待的结果也许就可能出现。信息的时变性既为策略序列组合提供了更多可能的选择，但同时也提升了决策的难度，增加了决策时的考虑因素。
影响信息时变的因素很多，跨期影响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仍以动态领导的两种策略为例：策略A，领导者在第一期实施仁慈领导行为，若仅考虑单期，则在当期实施中下属很可能将领导的仁慈行为理解为宽松。策略B，领导者在第一期实施威权领导行为，而在第二期实施仁慈领导行为，那么，由于第一期博弈的影响，在第二期实施中下属很可能不会将仁慈的领导行为理解为宽松。由此，如果领导者意欲实施仁慈领导，可以采纳以上策略B，即在仁慈领导之前实施威权领导，这构成一个“基于认知跨期影响下的决策问题”。跨期影响为信息不对称下决策序列的设计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指导。
2.3信息不对称、时变与跨期影响下的战略决策序列
本文以上部分主要以组织行为决策为例展开，组织战略中也有很多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权变决策情形。例如，跨期影响的概念在“竞合”策略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设甲企业希望和乙企业合作，但甲考虑到若在第一期就提出合作，可能不会成功或者会付出较高成本。因此，甲的策略是在第一期与乙竞争，当乙意识到甲的实力时，再对乙提出合作意愿。显然，甲的最优策略是在两期策略中实现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跨期最优策略。“竞合”也仅是跨期影响条件下的策略例子之一，在某些情形下由于跨期影响，也可以采取“合竞”的策略：即先通过合作了解对手的实力，在双方互相了解之后，为最优化自身利润，可以选择相互竞争。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中国智慧可能来源于此。
基于信息不对称、时变与跨期影响，笔者还曾提出了一种“不断反转”的策略序列。这一策略的核心思想是，当决策者预期到下一期信息的时变可能性时，可以提早采取措施，这就使整个策略序列体现出“阴—阳—阴—阳”轮回的特点，事实上，这也是对所谓管理悖论的一个很好解释。
3博弈策略与谋略
3.1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权变决策的博弈树分析
博弈是社会行动主体之间互动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主要特点是，假定每个行动主体均有各自的策略集，他们各自的收益取决于自身的策略选择和相对行动主体策略选择的组合。非对称信息下的权变决策符合上述定义。以动态领导为例，假定下属更适应仁慈领导，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领导者可能会采用威权领导方式，因而其可能的博弈树如下：
如图2所示，领导者首先选择领导方式，然后下属选择应对方式。如果领导者刚好选择仁慈领导方式，而下属的认知和态度又正好适应于这种方式，则博弈支付为（4，4），本轮博弈结束。如果领导者选择威权领导方式，则下属可以选择配合态度、不配合态度或辞职，从而导致领导者和下属不同的支付结果。
图2描述了动态领导第一期博弈的树状模型，上述博弈没有一个各方都相对满意的均衡解。假定博弈继续进行下去，在第二期博弈中领导者先选择应对方式：在领导看来，不配合与辞退这两种情况下，领导者获得的支付都是0，既然下属不配合不如将其辞退，因此下属面临着被辞退的威胁。在这种压力下，下属很可能改变其态度，转而配合领导者的威权领导方式——当然，这意味着在博弈树中，下属的支付结构发生了改变，这就是信息结构的时变或者也可称为“偏好改变”问题，而这一问题在经典博弈模型通常未被考虑。
3.2博弈策略与博弈谋略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决策通常情况下构成一个策略序列，这一序列具有如下特点：①该序列中的策略前后相关；②该序列中后一期博弈往往是某一博弈参与方通过改变博弈条件、有意设计出来的，不像经典博弈理论中的重复博弈是给定的，本文称之为“设局”；③博弈参与者追求的是包含所有期博弈在内的全局优化，而不是追求某一期博弈的最优化。不同情境下的策略序列可能符合以上特点中的一条或多条。
以上特点体现出权变策略序列与经典博弈论的区别，本文使用中国传统兵家博弈的某些内容作为例子来对此进行解释。①“围魏救赵”的博弈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围魏”，二是“救赵”。显然，围魏与救赵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有极大关联的博弈序列，“救赵”是一个典型的“设局”。②“欲擒故纵”的博弈同样包括两个阶段，一是“故纵”，二是“擒敌”，第一步博弈之后设局方好像受到了损失，实际上由于信息的时变效应，整个博弈是全局最优的。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与经典博弈论的策略相区别，本文将有意设计出来的策略序列称为“谋略”。从这个角度而言，经典博弈论中“重复博弈”的声誉策略也属于一种谋略。
3.3更加复杂的博弈谋略
虽然本文以上部分的分析已足够复杂，然而在实践中还可能出现更复杂的情形。以动态领导为例，实际上，前述所有分析仅仅涉及“领导者的谋略”，而未将“下属的谋略”考虑进去。例如，领导者考虑到下一期博弈可能发生的信息结构变化而提前采取措施，这一谋略很可能会被下属猜测到，当然下属就可以据此调整自身的谋略。
4结语
西蒙等人认为组织是由作为决策者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管理就是决策。权变学派关注的重点也是决策，权变的最终目标是提出最适合于具体情境的组织设计和管理活动。
决策活动的中心是主观与客观的不断交互，这就涉及到如何收集信息、判断信息、处理信息与作出决策。通常情形下的决策都会面临信息不完全的问题，传统决策理论虽然提出了“有限理性”“满意准则”等，但传统理论没有注意到行动本身就能够起到收集信息的作用，现实实践中人们往往不是先被动收集信息，再据此决策、行动，而常常是“在行动中收集和判断信息”或“干中看”。“干中看”是对“干中学”思想进一步推进：通过“干”来了解信息、判断信息并据此学习。
经典博弈论也没有注意到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干中看”来消除以及博弈中的“设局”问题，且传统组织行为弈论的应用主要局限于委托理论。事实上，由于决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决策过程出现的猜测、试探、“干中看”、“设局”等情形都属于组织内部的博弈：相比于委托，这些策略有着更广泛的应用，它们在组织内外几乎所有互动中都会出现，例如组织建言、团队沟通与效能、高管团队运作、组织变革、战略互动等。本文对此进行了理论构建的尝试。
简言之，由于在所有管理实践中都存在信息不对称或者更为普遍的信息不完全问题，因此，只要存在行动、决策与信息不对称的情形，本文所探讨之策略或谋略就有可能出现。从理论模型的角度出发，管理研究不仅要关注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更要关注管理实务者在每一个具体的、信息不完全的情境下如何决策与设计。因此，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的权变决策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与关键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学是决策、设计与行动的科学。
参考文献
1吕力.管理学原理课程中的传统权变理论及其拓展：认知、反应与互动\[J\].科技创业月刊，2016（23）.
第6篇：文言文学弈范文
【关键词】博弈 史量才 国民政府
史量才是民国时期的“报业巨子”，关于史量才及其经营的《申报》的研究一直都是新闻史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学界有“谈旧中国报纸必谈《申报》，谈《申报》必谈史量才”①之说。对史量才及其办报活动的研究，目前主要是从新闻学的理论角度和报刊经营管理的角度来进行解读。这些研究，主要针对史量才及其办报实践来进行历时性考察，而忽略了对其所处的时代及当局政府言论政策大背景的考察。
鉴于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割裂报人办报活动与当局政府言论政策相互关系的不足，本文提出在博弈论的视角下考察民国时期，报人办报活动与政府言论政策的博弈进程。通过对《申报》言论和史量才的办报活动进行逻辑推理，分析、探究其在国难深重的19世纪30年代初的办报活动和策略。本文还希望在民国时期的经济、政治等大背景下来探究民国政府统治下民营报人及报纸的生存状态。
一、博弈论视角下的新闻史
博弈是在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理性决策人之间，为达到某一目的而进行的决策选择过程。博弈论（game theory）假定要做出决策的各利益方都是理性与智性的，为了使利益双方或多方在竞争活动中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最优化的策略与行动。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②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窗口引入到新闻学研究中，有助于扩展新闻学的理论视野。
民国时期，政治言论是报纸品格最重要的体现，言论也是报纸最能触动当局敏感“神经”的利器。有影响力的报纸采用何种言论政策，对国民政府产生何种影响，国民政府针对这些言论采取何种策略回应；双方的博弈如何进行，所采取的策略对时局的影响如何……这些都是需要在博弈论的视角下关照的问题。
二、民国政府与报人的博弈
博弈须有规则，政府与报纸和报人的博弈也要遵从客观规律与规则。国民政府与史量才既需要相互认同各自的存在和影响力，又要维护各自的利益和价值。一方面，史量才在承认国民政府的现有统治的前提下，通过《申报》发表抗日民主言论，以此来影响国民政府的政治进程。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摄于由《申报》引来的巨大舆论压力，通过收买、恐吓等手段对报纸言论进行钳制，维护其统治权威。
1、“九一八事变”后的转折
“九一八事变”后，《申报》改变了先前保守的政治态度和单纯的营业性质，旗帜鲜明地要求抗日民主。事变后，《申报》如实报道了由于实行不抵抗政策导致沈阳陷落的情况，并连续发表时评指出“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的主张。同年12月20日，《申报》独家发表了其他报纸避之不及的《宋庆龄之宣言》，对邓演达在被杀害等一系列事实作了连续报道。1932年，史量才推出《申报》二次创业计划，吸收了黄炎培、李公朴、陶行知等民主人士参与到办报中来。正是在与这些进步人士的接触过程中，史量才逐渐树立起了他本人和《申报》的正义形象。
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国民政府没有余力应付《申报》要求抗日民主的言论，再加上此时的史量才和《申报》言论并没有直接影响到的统治权威。因此，国民政府选择“容忍”的策略，一方面在舆论表面顺应民心，另一方面也借以显示出其所谓的新闻自由。
2、“一二八”事变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人民全力支援奋勇抗日的十九路军。《申报》连续发表社论，充分发挥舆论的动员组织作用，由此开辟了《申报》史上的“黄金时期”。日军在太仓浏河大规模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淞沪，《申报》连续发表时评陈述此事。作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会长，史量才坚定地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并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
《申报》的激进言论和史量才的抗日活动，使得国民政府陷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3月底，国民政府召开“国难会议”，邀请史量才等众多“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会员参加，以此来表明抗日态度和决心。在确认不能取得什么民利的情况下，史量才等毅然发表声明，谢绝赴会。事后，针对“国难会议”提出的“绥靖、救灾、御侮”三项议案，《申报》连续发表时评加以驳斥，向国人揭示了国民政府的虚伪和独裁。
3、“禁邮”事件
1932年6月，发动第四次“围剿”。《申报》连续发表三篇题为《剿匪与造匪》的时评，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与以往的一般批评不同，三论《剿匪与造匪》激化了《申报》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7月初，南京发生“中大”，进一步激怒了国民政府当局。至此，《申报》开始被“禁止邮递”。
面对令其措手不及的“禁邮”策略，史量才进行了回击。他首先采用普通邮寄的办法将几万份报纸化整为零寄往外埠。同时，派人去摸清的意图。经过疏通，国民政府提出《申报》“解禁”的三个条件：一是《申报》改变态度；二是立即辞退黄炎培、陶行知等；三是派员指导。史量才接受了前两条，断然拒绝了第三条，否则宁可停刊。国民政府也作了妥协，以《申报》办理第一和第二项条件为前提，恢复《申报》邮递。
《申报》的办公地点在上海租界,国民政府想取缔却势不能及，只好以禁邮为手段，来压制《申报》日益激进的言论。《申报》方面，所采取的策略是在承认国民政府合法性的前提下，通过各种途径与国民政府进行交涉。此时，双方的博弈为合作博弈，充分体现了博弈论中“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的道理。但史量才和国民政府的此次“合作”只是浅层次的。利益和目的的不同，使两者无法真正做到博弈论所强调的“理性且直接的交流”。
4、拉拢与决裂
作为国民政府的领导人，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对有影响的报纸和报人皆以拉拢为主。1932年10月，把史量才等上海各界代表召到南京，并将史拉到自己身边留影。在蒋的示意下，国民政府先后授予史量才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务。面对政府的一连串的拉拢策略，史量才始终不为所动。此时，双方的博弈为非合作博弈。随着时间的推进，双方的矛盾终将激化。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此史量才在经费上给予很大支持，《申报》也陆续大量发表“同盟”的代电、消息，以扩大其的影响。12月29日“同盟”记者招待会，史量才以记者身份出席并发言，反对当局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并号召新闻界同人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肩战斗。1933年秋冬时节，下令准备暗杀史量才。1934年夏秋间，以史量才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在公债问题上与国民政府相抗，威胁到了国民政府的政权基础。该年11月，史量才被暗杀于沪杭公路。
《申报》在国内舆论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史量才本人在舆论界和金融界的巨大实力，尤其是史量才对国民政府的不顺从态度，使得国民政府不能容忍存在这样一个强大的舆论和金融力量与之抗衡。舆论上的“唱反调”及经济上的“不合作”，成为政府采取规则之外的暗杀策略除掉史量才的两个重要原因。
国民政府通过“禁邮”和“暗杀”来压制国内舆论和民族资本，这一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但是其效果却并不十分理想。如果说之前的“禁邮”事件，是史量才与国民政府博弈进程中的拐点，那么暗杀史量才则是这场博弈临近终结的拐点。“禁邮”事件后，《申报》言论的态度虽有所缓和，改版后的《自由谈》却采用更灵活、更隐蔽的方式对政府进行批评。甚至在史量才被暗杀后,《申报》在其经理马荫良等人的管理下，仍旧继续运营。换句话说,就是国民政府还是不能彻底压倒《申报》。③
参考文献
①②龚际平，《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新闻爱好者》，2009（12）
③刘永生，《申报禁邮及改版事件》，《史学月刊》，2008（11）
第7篇：文言文学弈范文
【关键词】 会计经济活动； 上市公司假账； 会计博弈； 公司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会计”这一经济活动出现以来，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会计假账”现象。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会计假账不仅发展成为各国严重的社会公害，而且演变成为一国政治法律领域的重大问题。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中出现的“五粮液事件”和“绿大地事件”等也进一步暴露出我国的会计假账现象十分严重。
据2009年9月30日《四川在线》(成都)、《东方早报》(上海)和2009年10月14日《扬子晚报》（南京）报道，五粮液集团2007年年报在披露主要控股子公司宜宾五粮液供销有限公司的会计报表数据时，将供销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725 066.15万元变更为825 066.15万元，增加营业收入达10亿元。封某等四人依据五粮液集团2006年和2007年的年报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保留审计意见，相继购买五粮液股票约1万股，亏损近25万元，2009年1月封某等四人向法院，请求民事赔偿。
2010年9月，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嫌的会计违法违规案，成为中国证监会近年来查处的又一起带有典型意义的上市公司会计欺诈发行案件。2004―2007年，绿大地公司通过签订阴阳合同、伪造银行票证、操纵资金流转、伪造虚假交易业务和合同发票等方式虚增资产、收入和利润，共计虚增营业收入2.96亿元，2011年9月6日该案在昆明市官渡区法院审理。2011年12月初法院给出判决结论，判决之轻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原财务总监和董事长均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缓刑四年执行；外聘的财务顾问庞某和公司员工赵某仅获刑两年，并缓刑三年执行；公司员工赵某某获刑一年，并缓刑两年；罚金处罚也仅400万元。
众所周知，会计的使命在于建构会计信息的优化配置与高效运行机制，确保会计信息的客观真实，防范会计假账，充分发挥财务会计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和资源配置功能。但是，会计假账通过会计主体在履行会计契约过程中经过多次博弈形成的违约无序状态使会计的积极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会计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博弈行为以及博弈的基本内涵、博弈的主体对象、主要目标等问题，期望能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会计假账问题提供一种思路或参考。
二、会计经济活动博弈的基本内涵与性质
在现代经济学中，经济博弈是指各当局方在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依存关系中，基于理性判断而采取的（或选择的）、能最大程度地提高经济主体自身利益的经济行为。依据经济博弈过程中经济主体的信息拥有程度不同等因素来分析，经济博弈可分为基于完全信息基础上的静态博弈和基于不完全信息基础上的静态博弈，以及基于完全信息基础上的动态博弈和基于不完全信息基础上的动态博弈等类型。经济博弈的实质在于博弈主体根据他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措施来确定自己的最佳行为方式，并尽最大的可能来减少自身行为所必须支付的交易费用，经过反复博弈，实现交易费用一定时的自身利益最大化或利益所得一定时的交易费用最低化，从而使博弈客体在保证各博弈主体意志基础上各自利益得以兼容统一，最终通过多次博弈逐步形成确定的社会契约机制。
从“会计”这一经济活动领域来分析，会计行为通常是政府等立法者、社会经济组织（如企业）、会计从业人员等多元会计行为主体在不断反复博弈后形成的均衡契约现象。一般而言，会计活动中的博弈次数越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程度也就越高，最终所达成的反映和表达所有主体意志的利益均衡状态便成为社会各界普遍接受的会计基本规则，并使任何违反该规则而暂时获得利益的人能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惩罚，或者说“得利”会被更大的惩罚成本所冲减，违规者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利益损失。
笔者认为，会计经济活动博弈是会计活动中各契约主体之间为达成对行为主体各方均有利的均衡而出现的反复“讨价还价”过程。就性质而言，这种会计博弈活动是一种基于“信息不完全”基础上的“讨价还价”，或者说是一种基于“非对称信息”基础上的动态博弈。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理由有三个方面：
第一，从信息拥有方面看，会计博弈主体所拥有的信息量是不对等的。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交易市场上的契约双方（或者说供给方和需求方）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均衡的。一般来说，供给方拥有较完全的或较充分的市场信息，而需求方则拥有较少的市场信息。以会计经济活动博弈过程来说，各会计主体在会计活动中所拥有的信息数量不可能相等，信息质量的优劣也不可能均衡，这样双方必然存在着博弈信息分布的不对称状态。一般来说，处于信息优势的契约方（如供给方）总是企图通过输出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而获取交易中的经济利益，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如需求方）则想方设法通过支付搜寻信息费用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市场信息，从而扭转自己在会计行为主体博弈中的被动局面，力求取得较为平衡的博弈信息地位。
第二，从交易费用方面来看，会计博弈过程中所耗费的交易费用不易被确定。会计行为主体在反复进行的讨价还价过程中，总是力求降低交易费用，把博弈费用降至最低点，争取最大的契约利益，以达到对主体各方均有利的均衡点或最优化目标。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解释，交易费用不仅包括经济活动中的签约和谈判费用，而且还包括产权的度量和界定费用、监督经济绩效的费用和进行组织活动的费用等在内。由于会计这一经济活动的博弈主体在拥有信息量上并不均衡，并且博弈信息量还处于不断变化调整之中，因而必然造成不同会计博弈主体所耗费的交易成本大小不相等，加之博弈信息的交易成本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会计博弈过程耗费的交易成本必然难以准确量定。
第三，从博弈环境来看，会计活动中的博弈行为所依赖的外部环境具有不稳定性。任何一种行为都是在特定环境中完成的，会计博弈行为也离不开一定的外部环境。由于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人口、资源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而社会经济和法律环境又是不断变化的，永远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因此，会计活动的博弈行为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始终具有动态易变性和不稳定性等特征，从而使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行为也必然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
三、会计经济活动博弈过程中的博弈主体与博弈对象
由于会计经济活动中可能存在着个别博弈主体的参与动力或参与程度不足，这导致另一些行为主体便可能控制并垄断会计活动信息，并以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来主导对外披露会计信息的虚假程度，从而形成能够确保其本身利益最大化的会计信息秩序。因此，基于公司假账治理视角的会计经济活动博弈问题研究，必然要对会计经济活动博弈过程中的主体以及博弈对象等问题作进一步思考分析。
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主体，是指会计活动中存在利益关联性的各类经济主体，主要包括立法者（国家或政府）、投资人、债权人、会计从业人员、企业经营管理者、企业劳动者等在内。一般而言，会计活动主体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利益关系上是相异性和相关性的统一。一方面各类会计经济活动主体代表着各不相同的利益关系，并且各种利益之间存在相互矛盾的甚至对立的方面，不可能存在利益关系完全一致的两个博弈主体；另一方面，参加会计经济博弈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的利益又不可能是完全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对立统一体，一方的利益实现必然会受到其他会计行为主体的利益制约和影响。第二，博弈行为主体符合现代经济学中的“有限理性”或“非完全理性”假设。诚然，各行为主体参加会计经济活动时的博弈，均存在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行动，参加会计经济活动博弈的各行为主体一般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意愿，博弈行为人存在完全的意思表达，不存在有意思表示上的缺陷，或者说不允许意思缺陷的会计行为主体参加会计博弈活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会计行为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必然会受到国家法律法规等合法变量的约束，“有限理性”才是经济主体行为特征中最现实和最客观的表现。
与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主体有着天然联系的是博弈对象问题。长期以来，会计经济活动中的博弈对象不甚明晰，如人们普遍地将“会计信息”视为会计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博弈对象。本文认为，这种以“会计信息及其控制程度”作为维护不同主体利益的主要手段，必然会导致会计假账现象产生，尤以是导致上市公司中的会计假账现象流行并日益严重。
本文主张“会计经济活动博弈的对象是提供客观真实会计信息的会计契约关系”的观点。所谓会计契约关系，主要包括会计领域内的法律与法规、规章和制度、会计准则和相关合同协议等在内。众所周知，会计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会计法规由国务院即中央政府制定；会计规章和会计制度则是由会计主管部门（目前为国家财政部）制定；会计准则由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起草并经会计主管部门（财政部）认可后颁布。上述这些都是通过国家法定程序制定的、具有强制约束力和执行力的制度性契约规范。而会计合同协议则是由会计经济活动博弈主体通过充分的博弈而达成的一种契约，对契约当事人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虽然这种契约不是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契约，但是对于特定当事人而言，无疑具有和制度契约等同的效力特征，可以视为适用范围具有特殊性的制度契约规范，因而会计合同协议也构成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对象。
分析会计这一经济活动的博弈对象，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契约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已生效的会计法律法规、合同协议等契约，在有效期内如果没有出现特别重大的不可抗力因素，一般来说是不能轻易变动的，但是，当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环境以及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则也应该要进行适时的变化调整，从而使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对象能不断更新和进化。二是契约建立程序公正基础上的约束有效性。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对象是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或约定程序进行博弈的，因而就程序而言具有公正合理性；进一步地，建立在客观公正和合理有序基础上的博弈对象一旦通过有效博弈达成了结果，自然地就要对全部会计行为主体形成较强的法律约束力，且效力必须显著。
四、会计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博弈组成要素和目标
借鉴现代经济学中的博弈要素理论，笔者认为，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要素也应该包括以下六方面要素在内，如博弈的参与人、对象、环境、信息、规则、目标等。对于博弈行为来说，这些构成要素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构成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行为。
从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参与人来说，这是指参加会计活动博弈过程中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各类会计经济主体。其中会计制度契约由所有会计主体共同组成，是所有会计行为主体的利益契约统一体；会计的行政、民事、劳动等契约由不同的会计行为主体参加，是不同的对立利益的契约组合。
从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对象来分析，如上所述，这是指会计经济行为和会计制度。会计经济行为是指会计行为主体的积极作为和消极不作为，由具有法律效力的会计合同、会计协议等契约文件所构成；而会计制度则由会计法律法规和会计规章、会计准则等所构成。
从会计经济活动博弈的环境来分析，这是指会计行为博弈依存的外部条件或因素所形成的整体状态。会计经济活动博弈的基本环境要求是舆论宽松和激励竞争。所谓的舆论宽松是指博弈主体的态度积极、行为主动、欲望强烈以及新闻媒体和其他组织、个体能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所谓的激励竞争是会计经济活动博弈环境有助于调动会计行为主体的博弈需求、有利于激发会计主体的竞争行为、有益于提升会计主体的竞争意识和理念。
从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信息来分析，这是指对会计博弈行为能产生积极效果的各种因素、条件和变量，包括主体性状、环境优势、利益目标、决策方案、对象状况等。
从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规则来看，主要包括主体平等、合法公正、高效有序等要求。主体平等是参加会计博弈的主体具有相同的法律资格，法律地位平等；合法公正是会计博弈过程始终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展开，并且参加博弈过程的权利义务公平公正，没有歧视现象，合法公正是会计有序博弈的基本规则；高效有序是会计博弈始终贯彻成本效益规则，以最低的博弈成本取得最好的博弈效果，即博弈后形成的会计法律制度能够得到社会普遍公认，并且出现会计博弈高效、井然有序会计行为的经济效果，高效有序是会计最佳博弈的目标规则。
从会计经济活动的博弈目的来说，这是指会计博弈行为所要达成的方向和目标，即达成高效的会计契约，生产提供客观真实的会计信息。
会计经济博弈行为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不断博弈，使会计制度达到充分表达所有会计行为主体意志和利益的均衡状态，以确保生产或对外供给客观真实的会计信息。这一目标一般包括以下两个基本要求：
第一，建立在博弈行为策略效果最佳基础上，实现博弈利益均衡。每一个会计活动主体（或者说博弈当局者）所采取的策略一定是基于其他会计活动主体（或博弈当局者）所采取的策略的理性反映，每个会计行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通过充分的博弈，使会计法律和法规对各行为主体的利益诉求达到最优表示，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呈现出一种稳定均衡态势，博弈参与各方的利益目标也实现最大化。
第二，各会计主体共同确认遵守。由于会计法律充分表达了各会计行为主体的利益或意志，体现了各会计行为主体的权利要求，同时在法律上对各会计行为主体的义务和责任也进行了相应的确定，因此，按照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等规则，各会计行为主体必然普遍认可会计法律和法规的权威性，并主动地遵守执行法律法规，真实地履行法律赋予给各当事人的义务，从而使自己的法定权利在法律范围内得到充分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股市惩戒机制形同虚设 绿大地欺诈判决让人不解［N］.深圳特区报，2011-12-06，B1.
［2］ 施锡铨.博弈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第8篇：文言文学弈范文
Abstract:This paper compares the medical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in Hubei from 2001 to 2007 ,analyses its trend and discuss the reasons and measures.
关键词：湖北 城乡居民 医疗消费 差异性
Key words: Hubei,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medical consumption, comparing study
作者简介：姜韩，男，（1981-），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助教，研究生学历，研究生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邱婷，女（1981-），湖北省武汉市人，助教，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一、西方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形成的文化博弈.
1.1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与国家机器的控制调整相互妥协为西方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的选择与发展缩小了双方的博弈选择。
在西方思想史上，对自由的理解，始终与一个核心问题联系在一起，即如何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划出一个行动的范围，既能保证个人的自由行动，又能保护社会整体的权益。同时，国家作为一种高级的政治社会，必须通过对权利体系的维护和协调。国家“对其成员而言是社会的社会，在其中他们对彼此的所有要求都被相互调整了”，它是“推动共同善的公共机构”，其目的和职能也不再仅限于保护私人财产和人身安全，保障社会秩序。它通过法律维护和协调道德能力解放所必不可少的权利体系，因其所服务的目的成为一个道德的实体。无疑这样两种既相互促进又稍嫌相互限制的力量在西方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制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原本西方对体育运动的理解是来源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人们崇尚勇士精神，而体育运动正是能够反映其个人勇敢程度的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并且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会所设置的项目中多数为彰显个人力量的项目，这样的比赛在客观上形成了“体育是个人的”的自由主义观念。但政府首次对体育运动的干涉出现在1955年，已希腊为例,当时希腊政府出台了管理希腊奥委会的法律。从1957年开始，希腊政府就一直在控制和监督体育运动到过程中起主要的作用。从1964年开始，许多涉及国家控制体育运动以及希腊体育协会的法律出现了，涉及业余和职业体育法的2725/1999号法令，其几乎包括与体育运动有关的所有问题，譬如职业运动员和其合同的法律地位、国内转会制度、体育联盟的组织结构以及其与体育协会的关系等。这样的法律出台代表了其国家意志对体育运动的控制与规范。
这样的法律进程在整个西方的体育制度发展过程中是具有其鲜明的典型性与相似性的，在这种自由主义与国家意志的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在不同阶段，对于竞技人才培养体制，国家采取不同策略就成了国家与个人双方都愿意接受的一种博弈选择，于是双方都进行妥协之后，就确定了这样的现行基本制度的大致形式。
1.2西方经济制度的发展影响了其竞技人才培养制度的形成过程
西方经济制度的发展始终是与资本的运行形式的完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直以来西方社会将体育运动作为个人发展的工具来看待，那么在原则的层面上，体育运动应当遵循一般资本运行理论，所以在竞技人才的培养制度方面也应根据资本的运行规律来选择或是说自然形成。在这一点上本人认为美国公司法不断发展进种中所揭示的意义是与西方竞技人才培养体制发展所蕴含的意义是一致的。
美国在独立前，公司制度渊源于英国法，公司的建立必须获得英王室的特许状，公司受普通法规制。但是，由于以法院判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英国公司法所涉及的多是非赢利性的社团，在解决美国商业企业面临的问题时，其价值非常有限[9]，因而美国法院改造普通法，使公司法在美国本土获得了独创性发展，相对于其他法律领域，公司法带有更明显的美国土生土长的性质。19世纪，美国的商业公司迅速发展，引起公司数量的激增和公司法理论的争论。到19世纪70年代，公司体制在经济生活中取得了主导地位[10]。美国公司法的主要渊源是联邦及各州的成文立法和法院判例，但主要属于州法范畴，各州都有自己的成文法和判例，一些州的重要判例和成文法往往被其他州所采纳。1950年，美国律师协会制定了《标准公司法》，作为公司制度范本，向各州推荐，旨在促进各州公司立法的统一。1991年，美国在前几次修订的基础上，对《标准公司法》作了全面修改。该法虽没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有很强的示范作用，目前该法的一些条款被大多数州采用。因此美国各州公司立法虽不完全一致，但关于公司制度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大致相同，
此时西方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发展的运作也呈现出基本一致的特征和发展趋势。这种特征与发展趋势则是国有资本的退出与民间资本的介入以及西方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的发展趋于相似化，本人认为这种趋同性本身是美国法律法规发展的产物，从而从侧面激励了西方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的发展与完善。
1.3美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为西方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工具
1944年他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著的巨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出版，标志着现代系统博弈理论的的初步形成。并提出了标准型、扩展型和合作型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后来博弈论学科得到了极为迅速的发展，特别是被称之为“纳什均衡”的非合作博弈均衡理论的出现极大的丰富了博弈论的应用范围，博弈论的应用就此逐渐风行起来。如果将西方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中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视为不同阶段中存在于不同博弈关系的两种主要博弈力量的话，那么根据博弈论的原理，不同阶段中需求迫切性的不同决定了博弈双方在特定阶段所占据的力量范围。那么双方就可以形成数种一定的博弈关系，双方可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个选择，以便收获更大的利益。这样的关系不免受到当时经济学术研究潮流的研究，同时通过双方关系的不断合作于促进，从而形成了现在西方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
二、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院校化是国家与个人从各阶段、各方面博弈的自然选择
2.1选材的初级阶段
我国竞技体育选材的初级阶段的任务与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西方国家业余体育的客观结果相等同起来。从实际效果而言，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大力发展业余体育，在公民普遍的享受到体育的同时，通过高水平的业余教练迅速的提高了自身水平，获得了初步的体育技能，结果在这样一个业余训练的过程中完成了竞技人才的初级选材，这样以来对于国家而言，投入大量资金就单单从体育角度来看获得了两方面的利益，一是普通大众得到了身体方面的训练，使得全国的人均健康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二是完成了对竞技运动员的初级选材。对于公民个人而言，他们不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就能够获得由体育运动所带来的快乐，并且得到了健康方面的提高，这当然是他们所乐意见到的。所以丛投入产出的角度而言这样的结果是国家与个人双方是都能够接受的。倘若在这个阶段就需要个人投入巨大的资金进行初期阶段的训练，同时由于竞技体育的特殊性，其对人才的选择由巨大的局限性，大多数个体都无法通过竞争，个人就会认为自己的巨大投入对于自身所或得的受益并不相匹配，那么他们就会自觉的选择对于他们认为投入与受益相匹配的选择，从而离开竞技体育这个选择。这样一来竞技体育人才的备选数量就会大大减少，国家的竞技成绩就会慢慢趋于落后，这样的局面显然是国家不愿意看到了的。
所以在选材的初级阶段国家与个人双方对投入产出的期望博弈决定了在这个阶段国家必须为体育事情投入巨大资金的体育体制。
2.2选材的中级阶段
中级阶段主要是指通过了初级选材，并进一步进行更加高级的训练，以达到一定专业水平的过程。在这一阶段中，国家不对个人的继续提高训练进行专门行的投资，而是由运动员个人投入大量个 财力物力进行训练以便提高自己的运动水平。这党中实际上是国家以其强肆的地位与个人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委托关系。在一般意义中的委托－关系的人与委托人而言，人与委托人双方的所作所为、以及所采取的种种措施都时刻影响着两方的利益，双方基于收益最大化的出发点，必然要设计出一些有效的约束机制来对对方的行为作出种种约束，使得能够获得更大的产出来满足自己投资的目的需要。
为了合理方便的探讨这些制约机制，我们做一个假定，如果国家投入的资金为M，国家荣誉由于个人作为潜在的竞技人才的所带来的竞技成绩的提高所产生的效益为N，民族凝聚力的高所产生的效益为L以及由于发展竞技体育而带来的国内民众支持所产生的效益为K，那么对于国家而言，竞技体育对其而言作产生的效益就是
F(M.N.L.K)=M-N-L-K
个人由于参加竞技体育训练活动得到的身体水平提高所产生的效益为 A，产生的心理愉悦满足感所折算的效益为B以及由于技能提高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为C,个人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为D，同时由于个人专著与竞技体育训练所带来的损失为E那么由于竞技体育训练对于个人而言产生的效益就是
F（A.B.C)=A+B+C-D-E
然后我们将公式一与公式二相结合得到公式三
F(M.N.L.K)－F（A.B.C)=（M-N-L＋K）－（A+B+C-D-E）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与个人之间关于从事竞技体育训练的博弈公式四
X=M+D+E－N-LA-B-C，
如果X>0,那么个人在博弈中应是主动的，反之则相反。现在假设M=0那么公式变为
X=D+E－N-L＋K-A-B-C，
应当说D和E对于国家高级领导者而言不是必要的，但K他们来说是作看重的，所以可以将K作为一个变化的常量来考虑，而N.L趋于无限小，对于个人而言，专业的竞技体育训练对他们来说类似于一种职业教育，他们的今后的生活要依赖于所学习的体育技能，所以A和C是个人所注意的，假设将A和C也作为常量，B趋于无限小的话，那么公式可以简化为
X=K-L -A-C,
对于国家而言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所带来的收益由许多种其他的途径来弥补，但对个人来说C却是他们所迫切需要的。所以我们就以认为C>K,这样就可以得出X
2.3选材的高级阶段
这一阶段中的公式中各变量的数量值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国家荣誉由于个人作为现行高水平竞技人才的所带来的竞技成绩的提高所产生的效益的N、民族凝聚力的高所产生的效益的L对于国家而言需求明显变大，而M由于人数的急剧减少，从整体而言是程减少的趋势，所以对于国家来说其投入与需求的差值（M-N-L-K）为负，也即国家在这个阶段对于竞技体育成绩所带来收益是十分迫切的。原因是国家的投资类似于资本市场中的短期投资，具有短、平、快的特点，国家能够迅速的获得较大的收益，并且不需要超过期望值的资金投入。这几点说明在这个阶段中国家有强烈的意愿对竞技体育人才进行投资。对于个人而言，由于美国职业运动员一般能够获得较高的财富收益，所以这时我们可以将由于技能提高所产生的经济利益C视为趋于0，同时由于害怕出现伤病、需要休息等原因使得个人专注与竞技体育训练所带来的损失E变大，所以个人对国家比赛的需求将变得很小，也即A+B+C-D-E》0,又西方竞技体育西方竞技体育由前文所得出的M-N-L-K
但现实情况中西方政府行为的投入在此阶段所占的比例并不如理论分析中所需的那么大,这样的结果怎样解释呢?那是因为在前文的分析中为了分析的简便,并没有引入第三方的博弈角色-公司.企业的赞助投入..实际上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政府的优势地位使得政府可以投入较少的人财物力而获得较高的收益.
因为在此阶段中,第一是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企业能够从赞助个人参赛的商业行为中直接获得广告等一些收益,并且成功率较高,回报时间短.有了这些优点,企业的需求将会变得很高.第二,张帆,孙卫一文中,作者提出了一个报价-购买模型,并最终得到结论: 在只有一个买者和多个报价者的情况下,报价者越多,价格越低.反之可以认为在只有一个报价者和多个买者的情况下,买家者越多,报价越高.在体育明星赞助这样一个层面里,明星运动员是报价者,二企业为买者,因为明星资源远比企业资源珍稀.所以企业的需求将非常高.而以此同时,国家的需求虽然也很高,但由于其作为一个寡头的角色存在,他不会担心会有另外的出价者与其竞价,他可以借用企业与运动员之间的博弈关系,从而少投资而得到期望的收益.
三、结论与建议：
3.1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建立新型“举国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进行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已显得非常迫切。政府应进行从“划船到“掌舵”的角色转换，在竞技体育中承担的无限权力、无限责任，向有限权力、有限责任转变，让出一部分权力，由新的主体来替代以前政府的若干职能。
3.2从前文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阶段，基于投资收益角度的国家与个人之间有着不同的需求，这样的需求博弈成为了国家决定不同阶段不同制度的基本原因。同样在我国由于文化、传统、教育等思想观念的差异，会给我国竞技体育体制中运动员与国家之间的博弈需求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加强我国举国培养体制弈双方的实际关系的研究，加大改革的力度，争取更快更好的实现和谐体育的大好局面，为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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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文言文学弈范文
〔关键词〕博弈论；博弈分析范式；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0；C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4-0043-08
一、博弈分析范式与社会科学研究
（一）博弈论与博弈分析范式
博弈论（game theory）源起于人们对扑克牌游戏、国际象棋、市场竞争的数学研究，自1944年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与摩根斯坦（O. 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出版以后〔1〕，作为一门应用数学分支的现代博弈论（亦称对策论）正式形成并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应用。在一些博弈论教材中，博弈论多被习惯性地定义为一种形式化的数理分析工具。比如，迈尔森（R. Myerson）将博弈论定义为“对智能的理性决策者之间相互冲突与合作的数学模型的研究。”〔2〕奥斯本（M. Osborne）和鲁宾斯坦（A. Rubinstein）也认为：“博弈论是一个分析工具包，它被设计用来帮助我们理解所观察到的决策主体之间相互作用时的现象。”〔3〕然而，经过多年发展，博弈论已超越形式化数理分析工具的范畴而成为一个分析理性人乃至生物个体策略互动的一般框架，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语言学、生物学等研究领域，引发了一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博弈论革命”。
埃尔斯特（J. Elster）认为，有别于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角色理论等社会科学分析范式，博弈论以分析意向人之间的意向性互动为旨归，属意向性解释和因果解释的范畴，能够同时处理人类互动过程所内涵的三类相互依赖性并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提供微观行为基础。〔4〕利希巴赫（M. Lichbach）则从本体论、方法论的层面上对理性选择理论（实则博弈论）、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分析范式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比较，虽然对前者企图统一社会科学研究的野心不以为然，但并不讳言博弈论已成为一个带有扩张倾向的主流分析范式。〔5〕国内崔之元教授也认为：“博弈论不仅是一门应用数学，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关于人类理性选择行为的实质性的理论。”〔6〕奥曼（R. Aumann）、宾默尔（K. Binmore）、金蒂斯（H. Gintis）等博弈论学者在对理性假设、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假设等隐身于各种精致优美的博弈论模型背后的理论预设进行反思时也将目光转向哲学领域，对博弈论的知识论基础加以探究。
（二）博弈分析范式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比较优势
由于采取了上述理论预设，博弈分析范式使人们能够在一个更微观、更精细的层次上来解析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较好地回避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二分带来的紧张与对立，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各类社会政治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将其对社会科学的意义与微积分对经典力学与物理学的意义相提并论。〔8〕迈尔森更大胆地宣称：“非合作博弈论实际上实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统一，纳什均衡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可与DNA双螺旋结构的生物学发现相媲美的理论贡献。”〔9〕金蒂斯虽然十分清楚博弈分析范式的弱点，但还是禁不住雄心勃勃地试图以之为一般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行为科学，因为在他看来，“博弈论对于理解各种生命形式尤其是人类变化过程具有核心作用”，并且，“忽视博弈论对一个学科来说是一件糟糕的事情。”〔10〕
一旦人们将博弈分析范式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就有可能产生如下几项比较优势：其一，由于它的理论预设具有相当大的一般性、包容性和广涵性，凡研究者认为是理性个体（人、生物、计算机）之间策略互动的现象都可以置于博弈分析范式的框架之内加以探究；其二，通过将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社会实在置于互动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和阐释，人们能够更好地化解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的二分与循环论证问题，在为组织、制度、历史、文化等宏观社会实在提供微观行为基础的同时也为理解后者赖以发生的各种约束和条件提供宏观的语境和背景；其三，通过对博弈情势进行数理建模，研究者可以对博弈各方所处物理环境、信息分布、主观信念、行动策略以及支付（收益）进行直观描述，从而对问题有更准确的把握；其四，由于大量使用数学语言，博弈分析范式为学术对话和交流提供了清晰、精确的形式化语言系统，为检验各种认识在逻辑上是否一致提供了一个基础，使研究者能够根据数学模型自结论回溯至假设，以便理解导致特定结论的假设条件。〔11〕其五，运用博弈分析范式进行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提出一系列量化的可检验的理论命题，以便人们根据经验事实对这些理论命题进行证实或证伪。
二、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
（一）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涵义
我们知道，政治学研究始终具有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理论传统，十分注意借鉴、吸收、运用和发展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与理论成果。博弈分析范式也不例外，倘若政治学者接受它的理论预设，认为社会政治实在是有理性个人间策略互动的产物，就能够将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使它的上述特点和优势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得到充分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外学术话语体系中，人们通常将博弈论看成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或者干脆等同于理性选择理论本身，并不严格区分理性选择理论与博弈论这两个概念，也很少使用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提法。然而，国外学者所说的理性选择理论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指的就是以博弈论为核心组成部分或者说博弈论化了的“升级版”的理性选择理论。鉴于国内外学术话语体系的差异，对二者做一概念上的区分，将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从理性选择政治学研究中抽取出来做一相对独立的系统梳理与评析，仍然不乏积极意义。这样，一则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凸显出二者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既继承又发展的事实，二则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国外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更重要的还在于，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用语比理性选择政治学研究的用语能够更全面准确地传递出其作为一种主体间、理性主义与建构论式政治学研究的真实意涵和内在精神。
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分化与杂化”和跨学科、跨子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日益发展〔13〕，政治学研究这一概念的涵义与指称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很难严格界定。宽泛地讲，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概念至少可以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指政治学者所从事的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二是指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针对传统政治学理论议题所做的博弈分析。本文主要采用第一层涵义，即政治学者运用博弈分析范式的理论预设、研究方法、数理模型而进行的政治学研究。这样，一来可以将本文限定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之内，二来也能够将公共物品供应、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群体合作、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与道德习俗演化等跨学科研究议题纳入视野，以真实反映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发展现状。
（二）三个发展阶段以及各阶段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
毋庸置疑，博弈分析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推动了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形成与发展。然而，这一过程并非是一个政治学研究从属于或单向接受博弈分析范式的过程，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有其自身发展的脉络和逻辑，对博弈分析范式的丰富与完善也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因而有必要加以单独讨论。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这一过程大致划分为试探期、成型期和常规科学发展期三个阶段并侧重对各个阶段的发展水平、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进行扼要评析。
1.试探期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出版以后，著名政治学者多伊奇（K. Deutsch）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理论动向，对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可能性予以肯定：“在一定范围内，该方法与一些政治学理论问题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14〕经济学家赫维茨（L. Hurwicz）也认为：“两位作者用以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具有充分的一般性，因而适用于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军事战略学。”〔15〕他们的乐观预测很快得到验证。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里克尔（W. Riker）、谢林（T. Schelling）、罗尔斯（J. Rawls）、诺齐克（R. Nozick）、谢普斯尔（K. Shepsle）、奥德舒克（P. Ordeshook）、奥唐耐（G. O’Donnell）等人开始试探性地应用博弈论的概念、方法和模型对政治联盟、组织行为、策略投票、议会过程、国际谈判、军控与核扩散、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等理论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也随之崭露头角。
里克尔1962年出版的《政治联盟理论》被公认为经典之作。〔16〕里克尔在书中提出了“社会法则是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这样一个在当时还显得比较大胆和超前的命题〔17〕，并运用“核”（core）这一合作博弈论的重要概念提出了著名的最小获胜联盟理论，在政治联盟、组织行为、议会过程等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政治理论家谢林不但首开先河将博弈论应用于国际谈判、军事冲突、军控与核扩散等问题的研究，还提出了“聚点”（focal point）均衡和“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的重要思想，对博弈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因此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18〕比较政治学者奥唐耐通过分析阿根廷各党派之间的联盟与博弈对该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而将博弈论引入比较政治发展研究〔19〕，带动了后续民主转型研究的分析范式转型。
博弈论对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哲学研究也产生了直接而有力的影响。在构建公平正义学说时，最大最小法则（maximin rule）这一严格竞争博弈（零和博弈）的纳什均衡决策法则是罗尔斯推演差别原则的关键，也是人们批评差别原则的一个重要切入点。〔20〕此外，我们看到，罗尔斯从卢斯和雷法合著的《博弈与决策》以及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加以明晰化的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期望效用理论中获益匪浅。〔21〕罗尔斯本人也承认：“正义论也许是理性选择理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22〕诺齐克对博弈论的运用就更为明显和彻底。在论证最小国家理论时，诺齐克依据的正是囚徒困境这一经典博弈模型。〔23〕有意思的是，罗尔斯等人对理性选择和博弈论的运用将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改造为精致的道德几何学论证体系，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形成一个庞大的所谓的“罗尔斯产业”〔24〕，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与繁荣。
总体上看，由于博弈分析范式自身还不十分成熟以及政治学者对其还普遍比较陌生，因此从人数、成果数量和理论影响等几个方面看，该阶段还属于少数政治学者试探性地从事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早期发展阶段。
2.成型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生物学家史密斯（J. Smith）将经典博弈论应用于生物演化建模并提出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的概念，演化博弈论得以形成并快速发展。在演化博弈论的影响下，演化博弈论对均衡策略的产生、变化与收敛给出了进化论式的解释，赋予其模仿、学习、突变等新的来源，从而使博弈论分析框架更加灵活、全面，理论解释力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二）五个主要的分析路线
得益于政治学分析范式多元化的理论传统，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者在理解“社会实在由理性个体间的策略互动建构形成”这一博弈分析范式理论预设上存在着旨趣、视角和侧重点上的微妙差异，在“策略”是源自审慎推理、遗传演化、模仿学习抑或突变创新以及个体微观行动受到组织、制度、历史、文化等宏观的结构性变量多大程度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观点分歧，分化出里克尔、谢普斯尔、奥德舒克、温格斯特（B. Weingast）等代表的理性选择、阿克谢罗德代表的演化分析、奥斯特罗姆代表的经验主义、贝茨、格雷夫（A. Greif）、温格斯特等代表的分析叙事以及埃尔斯特、罗默等代表的博弈分析马克思主义等几个主要的分析路线。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这些分析路线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常常多于其差异性，它们之间在学术渊源上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或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同一学者在不同时期的分析路线也会发生变化，即使在某一分析路线内部，其观点也不尽完全相同。而且，随着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深入，各分析路线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吸收、借鉴、融合的发展趋势。因此，上述提法只是为了使我们对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内部存在着多个分析线路这一事实有所了解并方便我们对它们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而提出的，不应把它们当作标签而固化下来。
（三）理性选择与分析叙事两个分析路线的基本特征
限于篇幅，本文只对理性选择与分析叙事两个分析路线的主要特征进行扼要介绍与评析，其他几个分析路线留待将来再做介绍与评析。
1.理性选择分析路线
唐斯（A. Downs）、布坎南（J. Buchanan）、奥尔森（M. Olson）等经济学家对民主投票行为、民主的公共选择过程、利益集团与集体行动的组织困境等问题的研究是理性选择分析路线的直接理论来源，其代表人物有前面提到的里克尔、谢普斯尔、奥德舒克、温格斯特等人。理性选择分析路线保留了较多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元素，与其他分析路线相比，具有理论假设最少、研究结论最为一般、适用范围最广等主要特征，但也导致产生诸如对人们的理性能力要求过高、难以深度解释一些经验事实或历史个案以及对价值和规范问题关注不够等一些弱点和不足。不过，对这些弱点和不足进行修复的努力却直接间接地刺激了后续其他分析路线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理性选择分析路线在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种类似于母体和催化剂的作用。
80年代初以来，温格斯特开始成为理性选择分析路线中一个十分活跃的学者，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温格斯特对理性选择分析路线的基本思路和研究程序做了很好的归纳，有助于认识其基本特征，我们将其转述如下：
理性选择途径是从一组具有明确偏好的个人开始的。在明确背景下的个人策略互动是这一途径的特点。制度影响着每个个体的有效行为，影响着这些行为的次序，影响对每一个决策者都有用的信息结构，而这些影响又使制度模型化。〔31〕
需要说明的是，温格斯特这里所说的理性选择途径虽未明确使用博弈论、博弈分析范式一类的术语，但实际上意指的就是以经典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为基础对“个人策略互动”进行博弈分析的理性选择分析路线。我们认为，上述这段话十分准确、贴切地描述了理性选择分析路线的基本思路和研究程序，有助于认识其基本特征。当然，后期理性选择分析路线也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理性人假设”有所放松，较为注意借鉴、吸收其他各派的理论要素和长处，等等。温格斯特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90年代后期与贝茨、格雷夫等人一起提出和倡导分析叙事的分析路线，理性选择的色彩有所淡化。
2.分析叙事（analytic narrative）分析路线
该分析路线的核心主张由贝茨、格雷夫、利维（M. Levi）、罗森瑟（Jean-Laurent Rosenthal）和温格斯特五人在90年代末正式提出，是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各分析路线中出现较晚但引起广泛关注且影响力不容忽视的一支。
分析叙事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追求理论与事件或者说演绎与归纳、普遍与特殊的有机统一。正如贝茨等人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方式是叙事性质的，它与事件、报道和场景紧密相连。它又是分析的，诉诸明确和形式化的逻辑演绎，从而有助于探究与解释。”在此过程中，“对理性选择与博弈论的运用，使叙事转化为分析叙事。”〔32〕分析叙事的核心任务就是“如何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发展出系统化的理论解释。”〔33〕不难看出，同宏大叙事（metanarratives）相比，分析叙事的理论目标是中观的、具体的和有限的，满足于对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具体制度、机制进行深度的案例分析，而同一些传统的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传统相比，分析叙事又不限于叙述历史，而是力图对其进行深度解释。
分析叙事研究者通常首先要对档案、记录、文献等相关史料进行收集整理，对相关历史事件进行叙述还原，然后通过构造适当的博弈模型（通常为扩展型博弈模型）对这些史料加以形式化，使之理论再现为一个或一组简洁明了、清晰直观、逻辑一致且可检验的数理模型并据此对所研究的问题提出理论解释。因此，分析叙事理论模型弈的参与者不再是抽象的个人或组织（联盟），而是历史上真实的个人或组织（联盟），他们的策略集合、互动过程以及博弈结果也是根据史料加以分析总结的。因此，一方面，分析叙事力图从当事人的偏好、策略与行动的微观视角出发去理解制度、机制现象；另一方面，当事人的偏好、策略、互动过程以及最后形成的制度、机制又是从其所处的历史场景之中加以理解和把握的。
在博弈分析政治学各分析路线之中，分析叙事尤为重视从历史制度主义这一古老的政治学理论传统之中汲取理论养分并将其与博弈分析模型有机地结合起来，较好地弥补了此前研究普遍存在的历史维度的弱点。因此，甫一提出便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与积极反响。不过，人们对这种将博弈分析模型与历史事件结合起来以解释复杂历史过程的做法也存有不少疑问。埃尔斯特便认为分析叙事没有取得预料中的成功，与上述五位学者还就此有过一番认真的对话与争论。〔34〕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在新的理论发展水平上恢复政治学理论传统的一项积极探索，分析叙事的理论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上述两个分析路线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各具特色，各有所长。简而言之，分析叙事试图将历史过程对当事人策略选择与均衡精炼的影响模型化，适合分析中长期的、将时间维度考虑在内的、真实的策略互动过程；理性选择分析路线则试图将策略互动过程一般化，适合分析将历史等结构性约束视为事先给定的、将时间维度排除在外的、抽象的策略互动过程。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我们可以把分析叙事看成是在理性选择分析路线的基础上纳入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要素的产物，即所谓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35〕对研究者来说，这种多元分析路线和谐共存、良性互动的局面，为人们根据自己的学术立场和偏好各取所需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结语
本文从理论预设、发展阶段、代表人物、理论成就、研究议题、分析路线等几个方面展开，尝试对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提炼和评析。当然，相关文献卷帙浩繁，我们的梳理和评述还相对有限。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难看出，在一大批学者多年来持续的努力下，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已成长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主流分析范式和重要的知识生长点，有力地推动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理论创新，丰富了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如果说实证主义与行为主义促使研究者将政治学研究关注的目光转向人们的行为及其后果，那么，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则将这一关注的目光进一步转向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意向性以及互动过程及其后果。诚如库恩所言，“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36〕正是在范式转变的层次上，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观察、理解、解释社会政治现象的思维方式、理论视界、分析工具和话语体系并因此而带动了整个政治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也再一次验证了分析范式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是政治学研究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这一事实。
归纳起来，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贡献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元分析范式，它提供了一个统一政治学分析范式的可能方案以及整合跨学科、跨子学科交叉研究的共同的方法论基础，推动了政治学研究问题意识的更新和理论边界的扩展；其二，由于更强调人类行为的主体间性、意向性和策略性，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使我们能够跨越微观与宏观、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之间的鸿沟，拥有了一个理解、解释社会政治现象的更为精巧灵敏的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其三，在涉及政治发展、群体合作、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人们探求优良的政治生活发挥了积极的理论指导作用。
就笔者所知，崔之元教授大概最早对博弈论应用于政治学研究取得的早期理论成果进行了绍述，此后国内陆续有文献跟踪介绍相关进展或尝试运用一些博弈模型进行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研究。〔37〕不过同其重要性相比，国内政治学对博弈分析政治学的关注还十分不够，已有的研究不但数量偏少且不够深入，影响也相对有限，与国内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同类研究相比都还仍显薄弱。但是，正如前文所述，作为一个实质性的社会科学分析范式，博弈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从范式层面上突破建构论与功能论、行动与结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二分窠臼的理论工具，可以有力地增进我们对社会政治现象的理解力和解释力。而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与政治发展的深入、利益格局的日益多元与分化以及各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日趋活跃，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不难从中找到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的肥沃土壤。我们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学者熟悉、了解、掌握这一强大的分析工具并将其应用于中国社会转型与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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