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认识自我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大学生认识自我论文范文

【关键词】发生认识论 主客体思想 大学英语教学 价值意蕴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2C-0140-03

皮亚杰是著名的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学家，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发生认识论主客体思想，曾引起教育学界的广泛关注，颠覆或修正了传统的教育思想。在认识发生学中，皮亚杰没有对主体、客体作出明确的涵义和界定，主要是从关系范畴去把握。综观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主客体思想，其蕴涵着丰富的教育价值，尤其是对大学英语教学价值的意蕴更大。因此，本文拟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主客体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缺陷，探讨其对大学英语教学的价值。

一、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主客体思想的英语教学要求

皮亚杰虽然没有给主体、客体下过准确的定义。但在发生认识论里，他却阐述了主体和客体的明确内涵，认为必须从关系范畴中理解主体和客体，而且主体和客体是相对而言的，主体与客体在相互活动中可以发生角色上的转变。皮亚杰认为，发生认识论的主体应具有如此特征：主体必须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且具有自我意识，只有自我意识且能将自己和客体区分开来的人，才是认识论上真正的主体；客体则是主体的认识对象，客体是被主体所认识和认知的，客体只有在与主体的相互关系中，才能成为认识论意义上的客体，“客体只有在其与主体发生关系时才存在”，但是客体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如果它不与主体发生联系，也就无真正认识意义上的客体，客体只有为主体所认识、利用和加工，才能为主体所真正地掌握和把握。

皮亚杰坚持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和分化，认为传统的认识论在审视认识论上的主体与客体时，都把主体与客体现实分离作为基础。客体通常被认为是既定的、不依赖主体的意识和认知结果而独立存在。因此，传统的认识论所谓的认识客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主体对实然属性的反映过程。皮亚杰研究儿童心理发生学后认为，儿童的认识最初处于自我中心的主客体合一状态，儿童完全以自身和动作为中心是毫无意识的。但是，随着儿童接触客体的增长和发展，主体意识随之得到提升，整个认识过程展现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双向建构。主客体的双向建构实质就是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人的最初认识并不是事物作用于感官的产物，而是主体积极通化的结果。主体通过动作的发生把客体纳入其感知的运动图式并促使所纳入感知运动图式的客体进行自我再生和自我重组。因此，皮亚杰认为，学习作为一种经验性技能，不能归因为主体被动地经受压力，而是应该归因于主体对客体同化图式的调节。

大学英语教学是中学英语教学的延续和提升，在进入大学之前，学生已经具备有一定的英语基础，能独立运用自我意识对所学的英语内容进行分析和接受。因此，教师应该改变小学英语教师或初中英语教师领读、讲解、训练等模式，树立学生为英语教学实践中的主体意识，让学生主动调动已有的知识积累去构建新的英语知识图式，并引导学生在构建英语知识过程中审视原本的认知格式、学习范式，不断拓展和完善主体建构客体的能力和素质。当然，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运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主客体思想，意味着教师要从传统的主导作用转化为引导作用，切实把学生作为英语教学的主人，积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引导学生学会运用知识积累科学建构英语知识，而不是肆意建构。因为主体对客体的建构必须遵循客体属性和规律，否则主体所建构的知识图式和结构就是错误的。英语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其语法知识、句式结构、时态特征等与汉语具有明显的差别，学生主体性地位的过度张扬就会陷入客体虚无境地，所获取和形成的英语知识就背离了英语表述格式，这也就是“中式英语”产生的重要原因。

二、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主客体思想缺陷的大学英语教学规避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主客体思想指出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认为人在学习过程中其实就是一个认识互动的过程，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总体性的前瞻性指引。但是，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逻辑起点是儿童的主体客体一体化，然后再发展到主体自我意识以及主体发出动作，意识到客体内容以及主体对客体的顺应和构建。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主客体思想在认识论层面阐明了认识发生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因其在主体客体之间的表述，以及对客体属性的界定等方面含混不清，因而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运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主客体思想作指导，应该要有所规避。

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中阐述了“主体和客体”、“同化与顺应”以及“发展阶段理论”的认识发生历程，阐明认识是在主体和客体之间互动而产生的。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主客体思想，揭示了认识过程中人的双向互动。但在英语教学中，并不纯粹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纯互动，而是借助教学用具、教材以及其他的教学媒体，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互动，由此完成教学教育活动。但是，在英语教学中，绝不能简单地套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角色转换、互动，而是需要在借助英语教材才能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主客体的互动和转换，即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中所涉及的“同化与顺应”关系。英语教材承载丰富的信息、涵盖英美国家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民族习俗、发展趋势、认知模式，等等。因此，在英语教学中会呈现教师、教学内容、学生三者之间的互动和转换。从总体上看，首先是教师与教学内容之间的互动和转换。按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主客体思想，英语教学内容不是简单的信息容器，而是体现教学内容的写作者以及编写者的意图、价值取向以及旨意等，甚至是跨文化背景下的思想体现。因此，在教师与教学内容之间的转换和互动，实际上就是教师与写作者、编写者之间的同化和顺应。其次是学生与教学内容之间的互动和转换。大学英语教学的教育对象已经具有一定的英语知识基础、相对稳定的认知结构以及相对固化的文化背景，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同化和顺应”教材信息，在上课前就已经形成预设的英语知识。因此，“当个体对刺激不能同化使图式改变时就会相应改变个体本身的图式或进行图式创新 此时顺应就出现了”。英语教学中的教师之间与学生之间的“同化和顺应”会存在不均衡性，而这种不均衡性的产生就源自各自对教学内容理解的角度和程度的差异所致。

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就要规避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在理解教学内容的差异性而导致教学工程中的不均衡性，依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主客体思想，努力构建教师与学生之间在理解上的不均衡性发展，实现均衡性发展。因为大学英语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相长，所以就是要致力于消除彼此对教材理解的不均衡性，实现同化与顺应的均衡。不均衡性的规避，就是要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衡。平衡是指在同化和顺应之间的均衡相持状态，属于主体趋向客体以及客体趋向主体的交合点。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不均衡性需要教师和学生规避在教学前预先获取的非理性或非科学性认知，促使主客体之间能良性互动。因为“只有同化和顺应的不断协调统一整合结构才是智力结构和知识发展的原因而平衡化则是调节这些过程的内部机制，正如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适应其周围环境，认知结构的发展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大学英语教学历程在本质上说，就是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主客体互动和转换的历程，而这个历程就是教师与学生不断互动和转换的过程，体现教师作为主体和学生作为客体、教师作为客体和学生作为主体之间的转换和互动。不可否认，大学英语教学存在“同化和顺应”的不均衡是必然的，但这也是教学中应规避、消除不均衡沿相互均衡发展的过程。

三、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主客体思想的大学英语教学趋势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主客体思想从人的认知结构以及智能的双向建构，揭示了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对教育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处于跨文化性质的英语教学，更是给予了很大的启迪。因为大学英语是一门注重培养学生语言实际使用能力、使用英语处理社会生活以及涉外事务活动能力的课程。大学英语课程的这种属性，需要转换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应该更新教育教学观念，运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作为英语教学活动的指导，把听、说、读、写、译融汇于激发和培育学生主体性历程中，坚决摈弃传统的教师主导和主体合一、而学生是客体和从属的师生课堂关系，建构师生主客体之间互动和转化的课堂关系。但是，师生主客体之间互动和转化的课堂关系，表面上受制于课堂上的教师和学生，实际上是受制于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笔者依据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主客体思想以及结合自身多年的高职高专英语教学经验，认为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主客体思想对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的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大学英语教学应该要沿着创新英语教学理念以及变更传统教学模式等。

创新英语教学理念。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中提出认识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认识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前所述，大学英语教学是涉及不同思维范式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综合性课程，更需要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从文化价值的意蕴把握英语教学内容的全部要旨。如在汉语中，“我”能充任主语和宾语，即同一词可充任双重的角色责任。但在英语中，“我”的充任只能是“I”，而宾语则由宾格“me”充任。作为教育工作这，应该认识到大学英语教学不仅是限定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行为，而且还是师生都作为认知主体，体悟历史、文化、习俗以及社会制度等的社会行为。如果英语教师的教学理念只局限在教师讲授，学生接受的单向互动，教师在整个英语教学中都是充当知识和文化的输出者和引领者，那学生作为主体的潜在价值收到抑制，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遭受巨大扼杀。因为每个人都是在根据自己的经验去理解客观存在的世界，由此建构的认知结构会明显不同。因此，传统的教学理念必须更新，树立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主客体思想的教学理念，通过对教学内容的共享和协调，构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主体多元、客体多元等，促使大学英语教学理念更新，不断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潜能和热情，才能确保大学英语教学收到成效。

变更传统教学模式。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无论是阅读课、语法、精读和泛读，教师都在其中担任绝对的主角，充当课堂的引领者和课堂传授知识的裁决者，使学生处于被动的客体地位，极度压制了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按照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主客体思想，认识的完成本质上就是主客体之间的认知格式相互顺应和同化的过程。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只有通过师生双方在知识上的共享和协调，才能促使双方对知识的理解更丰富和全面，形成一个保持高度互动的有效课堂。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主客体思想要求教师不能搞一言堂，认为学生在上课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认知范式，他们会用本有的认知范式去检测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以及教材所承载的信息，且据此对知识进行取舍。但学生的本有认知范式因知识、阅历、理解以及固有认知模式等影响，会出现对课堂知识的取舍不当，这就导（下转第154页）（上接第141页）致了传统课堂知识的局限性。因此，教师在上课之前，应根据欧美文化、历史、风俗、国际惯例以及学生的实际等，设计出一整套能激活学生思维的课堂问题，让学生结合所要学的教材信息进行自我思考，潜在地激发学生的主体性意识，明确学习英语的目的，促使学生在课堂上实现主客体自我互换的统一。

四、结语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主客体思想利用图式、同化、顺应、平衡和自我调节等心理学的概念，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把大学英语教学置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框架内，实质上就是要求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建构和谐的师生关系，师生双方都要在教学中不断根据对方、知识以及教学要求等自觉调适彼此之间的认知图式，同化或者顺应教学目标的要求，促进课堂教学的良性发展。但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过于强调认识的纯生物机制、而忽视了认识过程中的社会性机制，无形中会削弱教学的社会性效果。大学英语教学不仅是传授英语知识、培养学生英语技能、拓展学生视野的过程，同时也是塑造学生人格、提升学生道德和素养的过程，这正是大学英语教师在实施大学英语教学中理应要规避的缺陷。

【参考文献】

[1]皮亚杰.儿童智力的起源[M].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434

[2]王珍.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对翻译方法的启示[J].海外英语，2011（11）

[3]刘彦臻.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对我国高职英语教学改革的启示[J].广西教育（C版），2013（6）

第2篇：大学生认识自我论文范文

【关键词】进化认识论/跨学科/实证科学

【正文】

一、进化认识论的崛起

“进化认识论”是西方新近出现的一股哲学认识论思潮，通常，我们将福尔迈(g.vollmer)的《进化认识论》视作进化认识论诞生的标志。[1]福尔迈的书一经问世，便立即在德国许多专业报刊上激起热烈反响并获得高度评价：

“福尔迈的书给进化论、天文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认识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描述。它尤其阐述了遗传与环境影响的问题，语言问题也在其视野之内。仅仅凭借其对现代认识的清楚细致的描述，该书就很值得一读。”（《物理学报》）

“福尔迈的书为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重新对话作了准备。”（《哲学文献指南》）

“事实上，福尔迈的‘进化认识论’不只是对各门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作描述性的总结，而毋宁是系统地重建生物学的认识论。它不仅运用广泛的经验材料作佐证，而且试图发掘这种理论的科学理论基础。由此，正像太阳中心说之对于物理学、进化论之对于物生学、比较行为研究之对于心理学一样，进化认识论也为哲学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东西，它因此也标志着一场真正的哥白尼式的变革……在认识论领域，福尔迈的书对于真正理解人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乃是一次决定性的突破。”(criticon)

在未曾了解进化认识论之前，我们无法知道上述评价是否准确。然而，福尔迈的书在哲学认识论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影响，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低估其价值。

仅仅以德国为例。七十年代初，当福尔迈的书刚刚出现时，进化认识论思想还普遍不为人所知。但是很快，情况便发生了明显变化。下面列举的论著证实了这一点：

1975年，舒里希：《心灵的自然史》（二卷）[2]；

1976年，迪特符特：《精神并非从天降我们意识的进化》[3]；

1977年，班内施：《精神的起源》；

布律施：《生命途中进化无目标？》；

伦　施：《普遍的世界图景进化与自然哲学》[4]；

1979年，里德尔：《认识的生物学理性之种系进化史基础》；[5]

尽管上述著作的倾向性与侧重点各有不同，然而在下面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它们都论述到了人、人的大脑与认知机能的进化的起源。它们皆把人的认识能力置于种系进化的框架加以理解。人们可以根据上述事实断言：自七十年代以来，进化认识论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潮。

二、传统认识论的局限与进化认识论的新尝试

进化认识论的崛起，当不是将生物进化论简单地运用于认识论研究的结果，但是从一开始，它就自觉地将进化的观念同传统认识论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忽视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相对峙。

由于传统认识论通常将成年的文化人的认识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因而势必忽视以下若干方面：同一民族共同体中个体之间的智力差异（天才、智力衰弱者、精神病患者等）；人种之间的差异；成长着的儿童的认识能力的发育，亦即认识能力的个体发育方面（今天，它是发展心理学，首先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研究对象）；认识能力在人与动物身上的进化，亦即认识能力的种系发育方面（它恰好是进化认识论的研究课题）。

一般说来，古典认识论研究者虽然偶尔注意到了上述各种差异的个别方面（洛克就曾指出与正常人的理智区别），然而，他们更多地是企图避开经验素材的各种细节，研究所谓“作为认识的认识”、“实质性认识”、“自在认识”（胡塞尔甚至提出了“自在真理理论”）、研究所谓“哲学意义上的认识”，研究个别知识的一般条件等等。这样一种“纯粹”的认识论曾经并始终认为：认识论的分析与反思从原则上应当预先综合专门科学的知识，反之，专门科学的知识就其意义与价值而言，必定在认识方面未能得到事先确证。因此，专门科学知识就不可能修正认识论或对认识论作出建设性的贡献。认识论与专门科学知识相互决定的观点，在传统认识论研究者看来，乃是一个必须抛弃的“循环论证”。

但是，进化认识论却宣称：这样一种循环论证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就完全没有必要固执下述成见，即认为认识论本身能够独立于各专门科学知识而一劳永逸地证实它的陈述。进化认识论认为：认识论的各种陈述与命题只能作为假设而进行演绎，因而一种要求它也至少能够将认识论的陈述作为“虚假”的而加以显现。因此，进化认识论的一个主要关切点，就是展示具体的历史性认识与认识论是怎样互为条件的。正如福尔迈所指出的：“无论如何，对于符合时代潮流的认识论所提出的要求，便是它与经验事实的相关性。进化认识论是满足这种要求的一种尝试。”[6]

这样一来，进化认识论就不能不具有如下主要特征：a.历史性：强调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的起源，认定历史与认识是互为条件的；b.实证性：强调哲学认识论与所有实证科学的相关性，并企图把不同的实证科学与元科学的观念组合成一个有牢固基础的认识论“玛赛克”(mosaik)，在这个玛赛克中，认识能力的进化构成了中心；c.跨学科性：这是它同实证科学的相关性所直接决定的。福尔迈的《进化认识论》的副标题就是：“在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与科学理论框架中探究人的天赋认识结构。”

可以认为，进化认识论是对现代科学认识的一次新综合，它不仅力图克服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裂，而且还想把各门自然科学中有价值的成分系统地综合起来。简言之，进化认识论是现代科学的高度分化与重新综合所导致的一种新的收获。正是在综合各门具体科学知识，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进化作系统研究的过程中，进化认识论尝试对经典认识论所要解决的一系列“经典问题”——关于人类认识的起源、效力，范围和界限等问题——重新作出解答。“例如，进化的观点，导致了一种认识立场，我们称之为‘投影认识论’。它特别说明了关于世界的客观认识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它虽然不能为许多有争议的哲学问题提供一劳永逸的解答，……但是却采纳了一种立场，或者作出了一种明智的判断。这一点，对于先天综合性问题，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争论，对是否存在认识的界限问题，都是有效的。当然，它也对语言哲学、人类学和科学理论问题也有效。”[7]

三、进化认识论思想的起源及发展

哲学家尼采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历史意义的欠缺是所有哲学家的遗传病……然而，万物皆变，不存在任何永恒的事实，也不存在什么绝对真理。——依此，从现在开始，历史性的哲学思考就迫切需要了，而且与此相关，需要培植谦逊的美德。”

虽然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我们就可以发现“一切皆变”的思想，在恩培多克勒那里甚至可以发现有关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的思考，然而，有关“人类认识能力不断进化”的假设，只有在十九世纪发展的观念孕育了生物进化论之后，才可能真正确立起来。譬如，我们知道，天赋观念的问题在认识论的历史发展中始终起着关键作用，[8]但是，“我们的认识结构是否具有一种生物学的意义？”这一问题，只有在建立了一种不仅是描述性的（如在亚里士多德与林奈那里），而且是说明性的生物科学之后，才能得到富有意义的讨论（因而这一问题只是在1990年以后才得到讨论）。

主体的认识结构的生物学条件是由下述人物所肯定的：

哲学家：尼采、齐美尔、斯宾塞、皮尔士、巴德文(baldwin)、f.c.s.席勒、罗素、波普；

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彭加勒、马赫；

心理学家：齐亨(ziehen)、皮亚杰、坎贝尔、符尔特(furth)、赖尼贝格(lenuberg)；

生物学家：海克尔、v.贝塔朗菲、伦施、洛伦茨、摩尔、莫诺；

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康茨(katz)。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斯威德茨基(schwidetzky)

然而，上述人物并非从一开始就致力于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并实际上采纳进化认识论的基础思想。六十年代之前，只有少数（主要是生物学家）研究了认识能力的进化问题。再者，尽管有些生物学家、遗传学家与行为研究者抓住了这一重要课题，但他们却不想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敞开并力图进入一种元科学的，即认识论的领域之中。相反，哲学家与认识论研究者只是很少或至多只是暗示性地考虑到认识能力的进化问题。西蒙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从进化的立场出发对知觉所作的研究在绝大多数认识论研究者身上没有产生影响，此乃哲学与自然科学持续分裂的许多症状之一。”[9]

诚然，人们可以从上述人物的论著中找到进化认识论思想的闪光，但是，在六十年代之前，人们毕竟未能结合各门具体科学的成就，在跨学科的框架中研究认识能力的进化问题。一般说来，在追溯进化认识论思想的历史起源时，人们都会提到下述人物及其著作：

1955年，v.贝塔朗菲：“论范畴的实在性”[10]；

1959年，坎贝尔：“认识过程的比较心理学之方法论启示”[11]；

1967年，皮亚杰：“生物学与认识”；

摩尔：“科学与人的实存”[12]；

1968年，伦施：“生物哲学”；

乔姆斯基：“语言与心灵”[13]；

1969年，符尔特：“皮亚杰与认识”[14]；

1970年，莫诺：“偶然与必然”；

西蒙：“从进化的观点来看知觉”[15]；

1972年，波普：“客观的知识”[16]；

1973年，洛伦茨：“镜子背后”[17]；

1974年，坎贝尔“进化认识论”[18]。

可见，进化认识论在哲学中直到最近才得到认真讨论，特别是在福尔迈的《进化认识论》问世之后（参阅第一部分），才明确规定了进化认识论的研究重心，才能把诸多问题放在跨学科的框架中加以解答。对进化认识论的粗略回顾表明：进化认识论虽然与各门实证科学相关，但它却决不限于任何一门专门科学的单一研究。因而我们可以宣称：进化认识论是综合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行为研究、语言学、人类学、逻辑学、哲学认识论与科学理论等学科的一门新兴综合性学科。

四、进化认识论与其他学科之关联

为了更好地说明上述断定，我们有必要指明进化认识论所研究的问题与其他学科所蕴含的根本难题之间的相关性。

逻辑学：逻辑学当中最为困难、最为关键的问题不外是：逻辑公理是必然的，抑或仅仅只具备一种心理学上的必然性？亦即：以约定论为基础的逻辑公理站得住脚吗？在回答这类问题时，人们诚然可以认定逻辑规律具有一种假设的性质，但是由此又会导致下面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恰恰按这些公设而不是按照别的公理进行推论呢？进化认识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立足于下述观点之上：我们的认识能力是在不断进化中发展起来的，因此，逻辑公理之所以可以充当一切推论的前提，正是由于它们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经受住了自然选择的检验。

先验哲学：如果人们接受康德及康德主义者的根本观点，即认为认识主体的天赋认识结构在构造经验与现象世界时起着主导作用，主体的直观形式（时、空间）与思维形式（范畴、原理）使经验成为可能并限制知识的地盘，那么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些天赋结构究竟从何而来？它们为什么在所有主体身上皆同样有效？进化认识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在康德的先验哲学的立场上不可能弄清主体的认识结构的起源。这主要是因为，遗传进化的观念，就像当时的生物学一样为康德所不熟悉，康德仅仅满足于宣布主体的认识结构是“天赋”的，而这些结构的起源和进化问题却在他的视野之外了。

认识论：人类认识的最大的谜之一乃是：在我们的知识的可靠性与经验印象的偶然破碎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怎样才能填补其间的鸿沟呢？换言之，人与世界所发生的关系是短暂的、有限的与个别的，但是人们为什么却对世界有如此广博可靠的知识呢？要解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设定：我们的大脑早就具备着某种“前知识”了，它们不断地组织我们的经验印象并加以说明。按照进化认识论的观点，这些“前知识”是在千百万年的人的持续进化中得到的，并经受住了不断的检验。

行为研究：今天，行为研究给予“本能”、“天赋”这些概念一种在理论上站得住脚的、在经验上有意义的解释。人们了解到：不仅感官亦即解剖生理学的结构具有遗传上的条件，而且各种行为模式，包括动物的较高级的能力也可以遗传，它们被当作脑功能而得到理解。但是，行为模式的生理学与生物学的条件也引起了对这类能力作自然的解释的问题。行为科学家k.洛伦茨卓有成效地从进化认识论立场出发给这些问题以自己的回答。

进化论：发展的思想早已普遍化了。从涡旋星系到太阳系，从宏观到微观，从无机界到有机生命界，从动植物界到社会文化领域，皆处在进化之中。因而很自然地会引申出下述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进化的原理用来解释人类认识能力呢？对该问题的回答势必推动进化认识论的形成。

神经生理学：感官与神经生理学指出了中枢神经系统的构造及其功能与认识的基本结构的关联。人们或许会问：神经刺激的传导过程中的"alles-oder-nichts"（全收或全斥）的规律是否就是我们思维过程中的二元性（排中律）的根源呢？知觉的恒定功能对于客体概念似乎是构造性的；我们的空间直观至少可以部分地通过视知觉的深层结构并通过“内耳”才有可能；我们的时间直观离不开所谓“内在的钟表”……这许多现象都使生理学家感到奇怪，并促使他们去理解这类认识构造机制的合理性，最终从进化认识论的角度给予解释。

语言科学与语言哲学：现代语言学所讨论的问题是：是否存在着一种“普遍语法”，亦即存在着基本的、所有语言共通的结构？这些结构是否可以遗传？乔姆斯基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并强调指出：普遍的语法结构与普遍的认识结构是密切相关的，甚至是同一的。但是由此也就要求研究这些结构的历史的起源。

心理学：皮亚杰及其学派详尽地研究了儿童在其发育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阶段。虽然个体的发育秩序并不一定与人类进化的秩序完全相应，因为海克尔的生物遗传学定律——个体发育是种系进化的浓缩的反映——只具有一种启发性意义，然而，对个体的发育秩序的研究却极容易导向遗传学进化论乃至进化认识论。

人类学：与早期人类学、民俗学不同，现代人类学研究的重心已不再是各个民族或民族的特殊性，而是各种文化类型的一般特征，正如在语言学领域一样，人们也可以谈论文化的普遍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就深信：这种共性依赖着隐蔽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渗透在语言、亲属体系、神话与宗教、巫术与艺术等等的结构之中。所有这类结构皆是“天赋”的，并在人类精神的进化中得以塑造。“人类学的结构主义是否为认识的普遍结构寻找到了运用的领域？”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着进化认识论的产生。

科学理论：古典哲学所肯定的见解——存在着确定的知识——已遭到现代科学理论的彻底否决。一切科学皆具有假设性！倘若事实上没有什么关于世界的确定无疑的认识，那么，科学理论如此富有成效的原因就必定在于：自然界当中存在着一些恒定（不变）的条件——科学描述接近这些条件，另外，不仅在规范科学中只有经受住不断检验的理论才得以保存，而且人们的经验认识也同样需要经受不断的检验。这种自然选择与淘汰机制与进化认识论的关联是饶有趣味的（进化认识论与波普的“试错论”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进化认识论的问题当然不限于以上所述。但是，仅仅通过对以上各种问题的解答就使得进化认识论具有高度的说明价值与启迪意义。上述各个方面既可以视作由各门具体科学进入进化认识论的通道，也可以当作进化认识论在各个具体领域中的运用。

五、简单评论

最后，我们还想就进化认识论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我们认为，进化认识论的确抓住了传统认识论的一些重大缺陷，诸如缺乏对人类认识能力作发生学的研究，忽视了人与动物在不同进化阶序上的认识能力的差异，忽视了各种文化与人种的区别以及同一文化共同体中个体智力上的差异，因此，当进化认识论尝试克服这些局限性时，它就是对一切自诩为“纯粹认识论”的倾向的反叛，就此而言，它的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进化认识论的另一重大贡献在于：它与古典哲学（以黑格尔为代表）之抽象地强调认识的历史性不同，因而它坚决反对对认识的历史进化作抽象的思辨演绎，这就使得它站在坚实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

进化认识论的产生对当今中国哲学认识论的变革具有极大的启发与借鉴意义：第一，进化认识论有助于克服当今中国认识论研究中认识论同自然科学相互分裂的不幸局面；第二，进化认识论的尝试促使我们重估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理论价值。由于对西方各种思潮缺乏全面了解，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偏重于个体发生认识论的研究，虽然这种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并且与进化认识论密切相关，但是进化认识论却提醒人们：海克尔的遗传学基本定理只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对个体认识能力的发生研究不可能取代对认识的种系进化史的研究，进化认识论甚至试图把发生认识论综合进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

诚然，由于进化认识论研究还刚刚开始，因此人们还不可期望它具备了完备的科学的形态，也不能认为它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人们可以指责进化认识论过分偏重了认识的生物学方面而忽视了认识的社会属性，还可以指责它过分强调了认识能力的遗传性而忽视了遗性的可变性，诸如此类，但是总的来说，进化认识论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值得我们给予充分重视。

【参考文献】

[1]　gehard vollmer:evolutionaere erkenntnistheorie,4baende,stuttgart hirzel verlag 1987.

[2]　schurig,v.:naturgeschichte des psychischen,2 baende,compus,frankfurt 1975.

[3]　dithfurth,h.v.:der geist fiel nicht vom himmel,die evolution unseres bewuβtseins,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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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ehard vollmer:evolutionaere erkenntnistheorie,4 baende,stuttgart hirzel verlag 1987,212.

[7]　参见福尔迈《进化认识论》，舒远招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65页。

[8]　进化认识论所理解的“天赋观念”，指人的认识的先天结构。这样，“天赋观念”就有不同的意义：柏拉图（所有抽象理念）；亚里士多德（逻辑公理）；f.培根（各种假象）；休谟（本能、推论规则）；笛卡尔（第一原理）；康德（直观形式与认识范畴）；赫尔姆霍茨（空间直观）；洛伦茨（行为模式、直观形式与范畴）；皮亚杰（反应规则、认识结构）；荣格（原型）；列维－斯特劳斯（文化结构）；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等等。

[9]　shimony,a:perception from an evolutionary point of view,j.philosophy 68(1971),571.

[10]　bertalanffy,l.v.:an essay on the relativity of categories,philosophy of science 22(1955)243-265.

[11]　campbell,d.t.:methodological suggestions from a comparative psychology of knowlodge processes,inquiry 2(1959)15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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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大学生认识自我论文范文

[关键词]宗教　科学　科学家　　精神需求

人们通常认为，对客观世界的愚昧无知和认识匮乏是普通人信仰宗教的原因。科学家是客观世界奥秘的探索者，具有丰富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所以不会也不应该信仰宗教。一些肤浅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科学万能主义”出发，试图用科学这把利器铲除这个“赘疣”，结果发现，科学昌明的今天，不但没有被铲除，相反，大有发展之势，许多大科学家包括当今世界一流的大科学家都虔诚地信仰宗教，对此感到困惑不解。本文试图对此作些探讨。

1　宗教、科学、科学家的一般考察。

1.1　宗教：宗教一词并非汉语中国有的词汇，而是在与西方文化接触后，为翻译西文religion这个词而衍生出来的一个词汇。

中国文化认为。有一个创始人，有特定的崇拜对象为“宗”，有一群追随者，有特定的祭祀仪式为“教”。西文religion一词的意思是，一群人最初为了一个目的聚集在一起，后来发展到了有同一个信仰、同一个信念，甚至为了这个信仰而到了不畏生死的地步。汉字“宗”与“教”结合起来形成“宗教”，恰如其分地表达了religion的意思，因而成了翻译religion对应的词汇。

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原本是佛教中使用的词汇。佛教主张“自证为宗，化他为教”，即众生皆有佛性，觉悟了就是佛(此乃“自证”)，觉悟后依佛法发菩提心利益众生就是菩萨(此乃“化他”)。由此可见，今天当我们用“宗教”一词来指称西文religion时，“宗教”与佛教中“宗”、“教”的词义是不同的。

1.2　科学：“科学”一词并非是汉语中固有的词汇，而是在与西方文化接触后为翻译西文science这个词而由日本人首先创造的一个词汇。

Science的含义是系统知识、学问，且这个系统知识分成许多专业、类别，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19世纪日本著名科学启蒙大师福泽瑜吉借用汉字把Science译为“科学”。他认为，“科”即分类、条理，“学”即系统知识，“科”与“学”结合起来形成“科学”，恰如其分地表达了Science的含义。自此，“科学”就成了西文Seienee这个既分门别类又自成系统的人类智慧结晶的对等翻译名词了。

在西方文化中，科学侧重指自然科学，而在汉语中，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1.3　科学家：科学家在西文中是scientist，是指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士。在西文中，scientist专指自然科学家，而在汉语中，科学家包括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两大类。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达到了一定的造诣，获得了有关部门和行业内的认可，均可称为科学家，如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等。

2　科学家信仰宗教原因探析。

2.1社会历史原因：

2.1.1　科学家信仰宗教与其所属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美国心理学家舒尔茨曾经说过：“甚至连最伟大的思想也往往受到所谓时代精神和文化氛围的约束。”人是文化的动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之中，而文化传统则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人。如果一种文化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或者是一种宗教传统文化，那么，生活在其中的人必然很容易形成该文化传统所推崇的，科学家也不例外。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西方文明是基督教文明，因此，西方许多科学家如开普勒、哥白尼、伽利略、莱布尼茨、牛顿、爱因斯坦等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信仰基督教。

2.1.2　科学家信仰宗教与其家庭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教育家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许多科学家出生在宗教氛围非常浓厚的家庭中，从小就信仰宗教，成了宗教徒。如经典力学的创始人牛顿，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法国科学家普朗克等都是这样，从小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2.2　认识原因：

2.2.1　科学家思维方式的片面性导致他们信仰宗教。有些科学家在对待某些特定的认识对象时，由于思维方式上的片面性，导致认识上产生失误，给神和留下了生存空间。

与达尔文共同创造进化论的英国古典生物学家华莱士由于从狭隘的经验主义角度出发看待催眠现象(少数江湖术士表演的催眠术)，没有认识到这其实是一种心理暗示，进而得出上帝的存在、灵魂不朽的结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评述。19世纪初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根据古代生物与现代生物有的不同、有的有少许差异这种现象得出自然界的物种是在突然的、迅速的和灾难性的变化中产生的(“突变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对抗。居维叶由于思维方式的片面性，把某些不知原因的偶然现象与神的干预联系起来，为自己的提供了理论支持。

2.2.2　科学家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导致他们信仰宗教。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提出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有限性和无限性的问题。

在具体的认识环境中，任何一位科学家、任何一代科学家，其认识能力总是有局限性的，总存在着未能认识的客体，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而在人类暂时还未认识的对象和领域，猜测和想象就有了用武之地。这就为科学家信仰宗教留下了空间。

经典力学的创始人、著名科学家牛顿利用他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使研究天体运动的学科建立在力学理论的基础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由于他对力学研究得还不够深入，他在宇宙中的物体最初为什么会动起来的问题上陷入了神学，提出那是因为万能的上帝最初推了一下的缘故，是上帝提供了“第一推动力”。生物进化论创始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明确指出，科学家在认识上的局限性是导致他们信仰宗教的重要原因，他说：“相信上帝存在的另一种起源，是同理智有关，而同感情无关，……我应该被称为有神论者了。”

西方启蒙运动时期著名科学家、现代实验科学始祖培根说过：“一知半解的哲学思考把人导向无神论，而对于宇宙和哲学的深刻思考却必然使人皈依上帝。”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当今西方科学界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科学越发达越接近上帝。这句话对唯物主义来说同样是沉甸甸的。

2.3　道德原因：

2.3.1　科学无法解决价值问题，而宗教致力于解决价值问题和人的终极关怀问题，这使得一些科学家把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指路灯。

终极关怀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类为克服生与死的尖锐对立，给予人生种种实践以终极性的意义和价值，试图超越有限追求无限以达到永恒的一种渴望，是人类超越生死的基本途径。

对于人类来说，不仅要活着，还要为了某种意义而活着，因此，不仅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还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科学家也是人类成员，也要面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也要关注终极关怀问题。当科学不能回答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终极关怀时，科学家必然会在科学以外寻找答案，宗教就成了最可能的选择之一。因为宗教尤其基督教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教派和意识形态，它对人生和社会生活的强大宣导功能和调节功能是人所共知的。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所谓的科学的唯一目的是指出‘是什么’的问题，至于决定‘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却是一个同它完全无关的独立的问题……终极目标本身和它要达到的渴望却必须来自另一个源泉……我以为这正是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履行的最重要的职能。”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也指出：“科学是同客观的物质世界打交道……宗教是同世界的价值观念打交道。……科学所关心的，是发现什么是真理或谬误。宗教所关心的却是，什么是善良和邪恶，什么是高贵和下贱。科学是技术的基础，宗教是伦理学的基础。”

2.3.2　科学需要用宗教加以调适才能健康发展，否则有可能葬送人类和整个文明，这使得一些科学家把作为实现社会和谐的稳压器。

科学有力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极大地造福了人类。然而它又是一把双刃剑，它也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给人类带来了许多问题和难题，如环境污染、核威胁、能源危机、技术冒险(如克隆人类)等。面对科学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科学家必然要寻找补救的办法。于是一些科学家在宗教那里找到了答案。

爱因斯坦在1931年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工学院的学生们演讲时就明确指出：“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保证我们的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于是他发现了宗教的意义，并称自己“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

英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罗素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科学技术的各种直接效果也决不是完全有益的。一方面，它们加大了战争的危害性……我们时代的所有这些弊病部分地是由于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因此归根结底是由于科学造成的。”于是他提出要用宗教和伦理来调适科学。

2.4　心理原因：

2.4.1　科学家在认识上不断超越的心理与宗教的超越性主张比较吻合，促成他们信仰宗教。大多数科学家在认识上总有不断超越、寻根问底的习惯和要求，往往喜欢追究终极原因，并且愿意为此付出毕生精力。大多数宗教都主张禁欲和超越肉体，实现灵魂不灭。宗教认为，通达禁欲，最终达到无知无欲，才能求得灵魂的解脱，实现理性对欲望的征服和超越，才能实现灵魂不灭。这就是宗教的超越性主张。科学家在科学研究方面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和宗教的这种超越性主张在过程和结果方面存在许多共同性，这种超越性主张恰好迎合了科学家不断超越自我的心理需求，促使部分科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信仰宗教。

2.4.2　科学家在认识过程中获得的奇妙体验，使得他们相信自然界是造物主的杰作，神是存在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往往从自然界的千变万化中找到秩序和规律，发现许多美丽的、对称性的结构，甚至某些所谓“合目的性”(特别是生物界)的现象，所有这些都给科学家奇妙的或神秘的体验，这种体验常常会使科学家联想到上帝的存在和造物主的力量。

牛顿曾经写道：“所有鸟、兽和人类的左右两侧(除内脏外)形状都相似；都在脸部两边不多不少有两只眼睛；……为了视觉而造得形状如此精巧，配合得如此巧妙，以致决非是任何一个艺术家所能改善的东西，这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有一个创造万物并主宰万物的上帝存在。”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谈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也有类似的体验，他说：“一个科学家在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当他发现有一些非常奇妙的自然界的现象时，有许多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美丽的自然结构时，……他会有一个触及灵魂的震动，因为，当他认识到，自然的结构有这么多的不可思议的奥妙，这个时候的感觉，我想是和最真诚的是很接近的。所以你问，相信不相信在不可知的宇宙中有造物主在创造一切呢?这个话，我想很难回答是或者不是。”其实，杨振宁这番话已经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3　两点启发。

3.1　关于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争论问题。认识论又叫知识论，是研究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属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一门学问。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对其进行根本变革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认识论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极少数唯心主义哲学家(如黑格尔)都主张可知论，认为人的认识是有限和无限、相对和绝对的关系，从现实和个体来看是有限和相对的，而从长远和总体来看是无限和绝对的，世界最终会被彻底认识的，因此这类哲学家往往都是乐天派。而绝大多数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怀疑人类的认识能力，主张世界不可能被认识或不可能被彻底认识，因此这类哲学家往往都是悲观主义者。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争论贯穿于哲学发展的始终。

这两种流派究竟谁是谁非?稍微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的人都会说，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可知论是对的，不可知论是错的。事实上世界究竟是否可以被彻底认识，这个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尽管今天人类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成果与古人相比不知翻了多少倍，但是今天人类面临的困惑与古人相比，不是少了，而是多了。随着人类认识活动的不断深入，认识领域的不断拓展，我们越来越感到世界是浩瀚无边和神秘莫测的，人类的认识能力是那么微小和有限，以致我们不禁会怀疑这个世界究竟能否被彻底认识，这是就认识的过程和结果来分析的。事实上，就认识本身来看，可知论也受到质疑，因为假如世界可以被彻底认识，那就意味着认识不再向前发展了，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因此，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信可知论，高扬革命乐观主义，批判和否定不可知论以及各种悲观主义，这无可厚非。只是对不可知论和悲观主义要持宽容心态，不要谈虎色变，也不要唯我独尊，自视清高，而要允许它们在学术范围内自由争鸣。

3.2　关于科学和宗教的关系问题。传统观点一直认为，科学和宗教是对立的，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宗教将逐渐退出社会历史领域，淡出人类的视线。这是典型的科学万能论，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类所有问题，包括人类的价值问题和终极关怀。事实和实践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它过分夸大了科学的作用。

第4篇：大学生认识自我论文范文

一．对传统科学认识论的修正

近代哲学认识论和一般的知识论一直在致力于回答一个最核心的问题：知识何以可能？作为认识主体，人怎样才能获得知识？人怎样才能获得客观真理？这里的人，是作为认识主体的单个的理性的人，而不是处于具体社会和历史情境中的人。ssk在哲学上试图建立的关于科学的相对主义认识论，是把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看作科学中社会组织和认知组织的相关单元，强调“认知共同体” 的集体认知或社会认知的突出地位 。由于这种认识论是基于不同空间和时间的认知者的认知，因此，它必须回答两类问题，跨越时间聚集在一个空间的，来源不同的人如何会获得共同思维方向的认知？分布于不同空间的人们如何保持几乎同时产生的共同的思维方向？这种集体活动又是如何形成所谓“思想的集体类型”的？ 同时，在大科学的语境中，这种批判的正当性何在？

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传统，都是期望以某种同一性为知识的客观性寻求基础，传统科学认识论的特殊地位是以自然界的一致性在场为根基的，这种认识论假定，自然界的秩序是我们认识的源泉，经验证据完全决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依据明白无误的“莱布尼兹式法则”可以为科学理论的真假排定优先次序，只有自然界是科学理论一致性的最终确定者，客观的不带偏见的经验证据是科学争论的首要仲裁。科学认识论中最为典型的主张甚至认为，各种科学理论完全可以把关于自然的信念分为“真实的”和“虚假的”两类范畴，前者是直接从对实在的认识中获得的，因而是毫无问题的；后者则由于其中存在着偏见和曲解的因素，必须予以说明。即“真理都是毫无疑问的，谬误是需要因果说明的”。

自蒯因之后，特别是自库恩和罗蒂之后，理论对外在世界的解释张力似乎引起了科学认识论的断裂， ssk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就认为，真理和一致性总是由一定的理论框架设定的，而理论框架的建立本身是在一定的与境中集体认知的结果，是文化选择和社会协商之物。如果“对于事物和客观科学真理而言，为没有语境的依赖关系进行辩护，或者为没有文化依赖的随意信仰辩护，就等同于信神和信鬼”。 ssk提出的是：所有信念，就它们可信性的原因而言，都是彼此平等的。无论真假与否，它们的可信性的事实都同样被看作是有问题的；这意味着，无论把一种信念评价为真实的或合理的，还是评价为虚假的或不合理的，无一例外都必须找出其可信性特有的原因来加以说明。例如，无论根据自己的标准对信念作出怎样的判断和评价，如下所有问题在所有情况下都应当予以回答：一种信念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代代相传的常规的认识能力和专门能力？它是否为社会中的权威所享有？它是否是通过已确立的社会化的制度传播，并且得到普遍认可的社会控制机构支持的？它是否与既得利益的模式密切相关？它是否会在实现共同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目标、技术目标，还是这两方面的目标）方面起到某种作用？涉及信念的判断其实际的和直接的结果是什么？

科学知识的确具有大量显著的认识论特征，正统的观念认为，科学活动的目的是要确立关于自然界的客观知识，是由一种发现与境和辩护与境构成的，但是，今天，基于科学知识生产“第二种模式”的科学，对其认知活动显然不能单纯从传统认识论角度刻画，需要根据独特的知识生产和认知的与境予以理解，ssk认为，这种与境不仅包括对自然界的理解，而且还是个体的与集体的人类社会文化的与境。事实上，在默顿学派的研究中也并没有否认社会因素在科学发展规模、科学家职业的选择和科学问题的选定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关键在于，默顿强调的是“科学是由个体科学家寻求对公共知识作出贡献的个人声誉推动的” 。而在ssk看来，这就完全忽视了集体认知的效应，忽视了科学可以看作“重要的公共知识的社会生产”的观念，即使在学院科学中，独创性的最高个人品质，也必须在制度框架的嵌套层级结构内行事，这种行事的结果不仅由某种语境所塑造，而且实际上也被社会建构着。只是这里的“建构”， “无非是指它暗含着意向性，即某种指导我们自己以某种方式行事的心智行为，它意味着生产知识的社会机制并非自动运行的，而是受引导的，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操纵而奔向理性目标的。”

ssk学者甚至认为，大科学时代科学的认识内容不仅是在社会环境中通过一系列社会过程得以发展的，而且科学知识本身是负载利益和与境的。科学中“每一个新发现都是一个结果，但并不是运用评价经验事实的一套理性规则的结果，而是偶然事件的结果，即偶然使用个别仪器、个别材料的结果，是实验室内部人们之间，有时是实验室内部同实验室以外的人们相互磋商的结果。只是在把发现写出来给同行看的时候，科学家才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编成故事，强调理性，而抹杀了导致这种发现的偶然性和社会性的磋商”。科学方法是“根植于社会行动的场景之中的”。 因此，科学中的协商和共识比自然界的裁决更重要，而且，依他们之见，连自然界规律本身也是科学家集体创造的结果。实验室的产品要想成为科学知识，必须得到其他科学家的评价和接受，并融入公共性知识体系。因此，科学的目标就不仅仅是个人获取信息提出能够自圆其说的思想，而是使理性思维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形成共识，特别是在公共知识的前沿领域或非核心领域，“这种共识不仅是充分的，更是必要的”。

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者来说，像传统认识论那样，断然地把某些理想的标准或信念看作与其他在局部地区为某些共同体接受的标准和信念不同，具有绝对的合理性或权威性，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以理性和非理性的方式持有的信念不会构成本质上不同、需要诉诸不同人类精神、或者与实在有不同的联系、非要根据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来决定它们的可信性的东西。它们都将以集体认知和社会认知的相同方式得到解释，都需要诉诸社会与境的具体分析。因此，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已被集体或社会 “接受的信念”，而非“正确的信念”。

二． 认知世界的与境化与科学知识的建构

在科学一向具有崇高的认识论地位的状况下，如果自然界不是我们认识的唯一来源，不是我们真理的最终裁决者，我们凭什么可以共享某些东西，人们又如何达至集体认知的主体间性？这是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ssk认为，这种共享的根源是，我们存在于一个共同的外部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具有某种结构，但它不是由自然界的结构和秩序决定的，而是一直处在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动态的网络结构，我们暂且可以把它称作一种“与境化”的认知世界。

在大科学时代，人们处在科学共同体、研究团队、交流系统、学术机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构成的认知网络的交叉点上。科学家的使命是在已有的外部环境中，通过合作、协商，建构可被共同体接受的理论，而融入公共科学知识体系的新理论又将成为现有外部环境有机结构的一部分。正如诺伊拉特所说：科学家像是在公海上试图重建他们船只的水手，但他们不能在码头上事先把船只拆开，然后用最可利用的组件再把它装配好。有问题的甲板是在公海上被一块一块地移走修理或者替换的，然后再被安装在大致恰当的位置上。这个不断自我装配过程的每一步，都强烈地被其周围的结构所决定，尽管如此，一个全新的结构也就同时被及时地制造出来了 。科学知识正是通过结构化过程得以变化和增长的。这是科学认知世界与境化的一个方面。ssk理论家的行动者网络纲领，话语分析纲领正是对这种认知世界与境化说明的一种努力。

另一方面，今日科学是在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的多重利益联盟中运行，即使是最博学最自觉的个人，也只能扮演社会文化实践要求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即成为由极不相同的群体构成的特定的社会成员，群体之间和群体成员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各自具有不平等的控制他人行动的能力，在各种利益冲突中是经由谈判、妥协后终止争论或达成共识的，因此，利益与境对于认知世界和科学知识实施着双重的社会建构。ssk理论家的利益分析模式、实验室研究正是对这种认知世界与境化的另一典型解释。

90年代以后ssk对强纲领进行修正，bbh提出的 “社会学有限主义”认识论 强调在科学活动中，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在连续使用中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和可变性都是因为使用中的集体认知和社会认知的背景依赖性和非独立性导致的。他们新建立的目标-利益因果模式是对认知世界与境化的一种最新阐释。

这样，ssk的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的认知世界就包含着最核心的几类成分。首先，并非单一由自然界构成的外部世界的存在是一个基本前提，外部世界的秩序和不确定性共同成为我们经验的原因，也是我们话语共同的参照系。人们进行选择、质疑，或者肯定、否定什么理论或者信念，其行为都是因为我们假定这个世界以这样或那样方式存在着为基础的；第二，我们还有可以观察和谈论的各种与境中的事态，以及观察和谈论这些事态的不同方式，至于这些事态究竟是关于自然的，社会的，还是理论世界的并无关紧要，它是我们建构科学知识的出发点。依照布鲁尔的说法，这些东西都是由“我们的思维过程具有的唯物主义预设前提的观念图式所提供的。” 也是他的所谓真理的“第三种”功能解释。第三，将认知结果纳入科学公共知识体系以及其使用过程中不可消除的一系列“认知利益” 条件也是与境化的认知世界的一部分。

依照ssk学者的这种与境分析，为了获得共识，获得他们所说的“关于外在性的、持续时间最长，公共性程度最大，最生动的[集体]经验，获得相对牢固的合理性，社会行动者就必须对与境化世界进行一种去中心的理解，确立某种可以制约个人化的规范和框架，因此，框架与实在的关联最终是通过支配日常的有效承诺的标准构想出来的。这种规范和框架使我们获得一种有条件的客观性”。例如，一方面，人们创造了一个由命题组成的可见的理论世界，它的客观存在性是当代西方科学知识的一个重要成就，大多数实践者在这个世界都具有一种非个人的地位。个人越是掌握了他们非人格世界的的概念，个人实践就越会服从于超个人的控制，就越屈从于共同体的普遍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非个人的世界并不完全是理论的，也包括生活的世界，生活世界不仅是非个人的，而且还以典型的方式设定了普遍的和共识的形式。尽管在缺场理性的意义上这一客观性基础不是价值中立的，但它在文化、历史和实践的意义上是可达成共识的，因此，ssk 认为，“获得共识的可能性就成为科学客观性的另一个标准”。

实际上，在ssk那里，个体的经验都是在由人们共享的各种假定、各种标准、各种意图及意义构成的社会文化框架中发生的。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知识就是他们对“实在”的集体看法，我们的文化具有的知识之网——正像它们在科学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并不是由自然和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亲身经历，或者亲自习得的某种实在知识编织而成的，而是经由各类集体的经验和实验提供的线索、模型和范例编制而成的。因此，必须把知识和群体的观念、社会的文化联系起来，而不是只与个体和自然联系起来，个体可以通过某种调整机制来适应这个主要不是由自己创造的世界。因此，在ssk的与境化的世界里，“对真理和谬误的区分，就变成了一种存在于各种经验和从社会角度传播的信念组成的混合物内部的某种区分。真实的信念和虚假的信念中也同样包含了真理和谬误这两种成分”。

三．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如何面对科学的规范性？

传统的科学认识论是依靠科学理论与自然结构和自然秩序相一致的标准获得科学的规范性的，默顿理论是依赖社会建制和科学共同体制度化的规范获得科学规范性的，依据这样的观念，科学所以成为“科学的”，其合法性是由科学本身决定的，而且存在一套科学共同体内被制度化的普遍性的规范原则，在实践中指导着科学家的大多数活动，以保证被认可的科学知识忠实于自然界，这些基本原则就被认为是为所有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应用活动提供了明确的规定。但ssk却是通过削弱有组织的学院科学的地位传达他们的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的，在那里“根本不存在任何一组特定的关于自然的信念可以被认作是合理的或唯一的真理”， 而且，任何规范都是由于社会因素而与境化的，因而也是易变的，显然ssk理论正在冒着科学规范性特征丧失的危险。

另一方面，一旦ssk的相对主义建构论说明被接受，科学的集体认识论或社会认识论仍然必须追问，科学是如何被合法化的？科学是否也能像宗教那样，以一种祛神秘化的形式合法地存在下来？当然，由于大科学已经被看作同时服务于上帝和恺撒，即同时满足探求客观真理的知识需求和满足社会利益的功利的需求，因此，他的合法性不单纯是认识论问题，但是，同时服务于上帝和恺撒在策略和行为上的灵活多变性，以及不可祛除的利益依赖性，能否保证科学经由集体认知和社会认知获得真正的合法性呢？

显然，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的哲学假定，必然导致ssk对科学规范性和科学合法性观念的修正。首先，依照他们的逻辑，将科学的认知资源和社会资源做出二分本身就是不恰当的， 因为认知客体对于处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科学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科学家在磋商中是同时使用着认知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而且，最终，社会资源会渗透到科学评价和结论的结构中，经过磋商的科学结论，不是对自然界的确定解释，而是处在特定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具体的行为者群体所认为适当的主张和集体认可的信念。其次，就社会规范、认知规范和技术规范与科学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而言，ssk 的理解是，“规范的意义总具有社会的偶发性，即它取决于处于变化着的社会背景中的行动者的解释。要使任何具体规范与大范围的明显不同的行为相一致，我们不能把知识的生产看作是遵从任何一套特定的规范行事的简单结果。相反，把科学规范看作是研究者在获得自己和同行们的行为的磋商性意义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词汇更为妥当。因为，科学家们能够获得多种多样的规范形式，可以用灵活的方式把每一种形式应用于个别事例，而且总能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任何既定的行为。研究者接受某一种解释是社会互动或社会磋商过程的结果；即成员们交换观点，而且相互之间试图进行说服并施加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观点可以得到修改、摒弃或加强。磋商的结果受到成员的利益、学术倾向和专业倾向、成员对有价值的信息和研究条件的控制，以及成员诉诸科学权威性的力量等因素的影响。认知或技术规范在任何特定的研究领域中也会有相当不同的解释。‘与已确立的知识相一致’，‘与证据相一致’，‘有效性’，‘可重复性’等，所有这些都要求根据特殊情况予以解释，正如社会规范是因社会而易变的一样。” ssk的这种对科学规范性的解释恰好排斥了科学的合法性问题，无法解释今日科学的建制化的巨大成功。

当然，这种解释本身是期望重建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联系，将科学作为知识生产方式之一种，形成一类特殊的受认识与境影响的人类知识的理解。 为了说明这种研究的正当性，ssk学者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遭遇到了坚决维护科学理性和实在论地位的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反对。但是，就目前的争论看，传统的认识论和ssk的理论，“任何一方都没有令人信服的案例以使自己在论战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科学的力量在于宽容意见的差异性，任何一方都不能充分证明各自对‘发现’和‘建构’隐秘地同居了几个世纪的文化进行认识论清洗的正当性。不可否认，ssk的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即使以一种弱的形式——确实向我们打开了一个认识论探寻的新纬度。” 科学知识社会学“推进了对科学共同体的体制性规范从认识论角度的探讨” 。

但是一个同样不容回避的问题是，ssk解构科学规范的努力显然没有成功，因为随社会变化的不同的规范如何使跨越时间的，来源不同的人获得共同思维方向的认知？分布于不同空间的人们如何会几乎同时产生几乎相同的思维结果？集体的交流活动如何形成思想的集体类型？或者说，这种集体的综合判断力和社会综合判断力来自何处？虽然ssk学者已经借重知识社会学从认知世界的与境化的视角做出了一部分回答，但终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也许真的存在一种由于人类自身的进化和社会文化的进化而形成的人类心智的认知结构，使人类共享着不能用逻辑推理模式概括的某种公共理性，这种理性已经内化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内化为科学认知的一部分，因此能够有效地规范人类的科学活动。“认知也许是科学的社会纬度和认识纬度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我相信这也许是我们从ssk理论中获得的重要启示之一。关于人类心智认知结构与科学知识的问题，我们将另文探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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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巴里•巴恩斯著，鲁旭东译，《局外人看科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

4. 迈克尔•马尔凯著，林聚任等译，《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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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卫•布鲁尔、巴里•巴恩斯，鲁旭东译《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合理性》，《哲学译丛》，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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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诺里塔•克瑞杰著，蔡仲译，《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暴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12. 赵万里著，《科学的社会建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13. 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

第5篇：大学生认识自我论文范文

关键词：耗散结构　时间　认识论　自然观

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建者普里戈金对时间的新探索，不仅具有自然观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具有科学认识论上的重要意义。

一、时间对称破缺：认识与生命特征相联系

时间，是一个基本的哲学范畴，也是一个基本的科学范畴。它与科学思想的演进密切相联系，也与认识论的发展密切相联系。

在经典科学的可逆的钟表时间观支配下，自然界被描述成一个量的世界、几何的世界，自然界是钟表，动物是机器，人只不过是更精妙的高级的会学习的机器。那时代的一部分思想家提出，学习是从感觉经验中来的，除了感觉经验之外，一切都不可知。另一部分时代思想家则认为，这台机器中已先天地装有某种概念程序，从而可以接纳跟这种内存程序相容的东西。康德则明确提出了“先验时间”是认识得以发生、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进入19世纪，终于出现一系列关于自然演化的理论。热力学第二定律，把不可逆的演化、时间之矢问题提到了醒目地位。在普里戈金看来，20世纪以来的一系列科学进展，特别是基本粒子的不稳定性的发现，现代宇宙学演化观念的发展，以及非平衡成为有序性的基本因素的发现，都标志着时间的再发现。所谓的时间的再发现即时间对称破缺、不可逆性作为自然界的一种建设性因素的发现，这标志着一种新的科学认识论观点的产生。

在对时间的新探索中，普里戈金导出了一个内部时间。一个系统的内部时间本质上不同于从钟表上读出的外部时间，但其与某个态相联系的平均“年龄”与钟表上读出的时间的数量相同。一旦得到了内部时间，就有一个时间对称破缺变换，从而把热力学第二定律表述为一个选择原则。

当普里戈金以“更带有认识论色彩的说明”来阐述上述科学发现的意义时，他认为：“测量过程相应于人与其周围世界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要对这种相互作用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必须考虑到，活的系统，包括人，有一个破缺的时间对称性。”“时间不仅仅是我们内部经验的一个基本的成分和理解人类历史（无论是在个别人，还是在社会的水平上）的关键，而且也是我们认识自然的关键。”（［1］，pp. 209—214）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恢复主观主义的科学观； 而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把认识与生命联系起来。”（［1］，p.5）

从相对论、控制论到宇宙学，都接触到了时间的对称破缺，不可逆性对于科学认识和认识论的意义。相对论中，时间与认识有关；爱因斯坦还注意到：如同拍电报那样，“这里重要的是，发送信号在热力学意义上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是一个同熵的增大有关的过程（然而，按照我们现在的知识，一切基元过程都是可逆的）。”[2] 维纳写道：“能够和我们通信的任何世界，其时间方向和我们相同。”（［3］，p. 35）霍金试图论证热力学时间箭头、心理学时间箭头和宇宙学时间箭头的一致性，他写道：“我们必须按熵增加的次序记住事物。”[4]

普里戈金通过耗散结构理论的新成就，比较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他认为，热力学第一定律表述为一个选择原则表明，时间对称破缺意味着存在着一个熵垒，即存在不允许时间反演不变的态。如同相对论中光垒限制了信号的传播速度一样，熵垒的存在则是通信有意义所必需的。无限大的熵垒保证了时间方向的唯一性，即保证了生命与自然的一致性，使认识成为可能。换言之，人之所以能认识世界，是因为天人相通、人跟世界的时间之矢一致。

生命系统是耗散自组织系统，是有内在生命节律的过程系统。生命即使是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也正是借助这种内在的生命节律机制，从而内在的对时间有方向性感觉。对时间方向性的理解，随着生物组织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很可能是在人的意识中达到最高点。而且，耗散自组织系统具有历史和分叉，通过某种滞后返回时表现出某种对历史的“记忆”。从认识的角度看，这些也正是主体能够认识客体、主观时间得以反映客观时间的物质过程基础。没有这种基础，那么，如同白板说终将导致不可知、而先验论只能停留在认识此岸一样，认识论就无法解决认识发生问题。

康德正确地指出了时间对于认识发生的重要意义，但他采取的是经典科学的时空观，只能把它说成“先验形式”，停留在认识的此岸。玻尔在思考认识的发生问题时强调，存在一些原始概念，这些概念并不能认为是先验的，但是每种描述都必须被表明是和这些原始概念的存在相容的。普里戈金认为：“生命系统具有对时间方向性的感觉……就是上述‘原始概念’中的一种。没有它，任何科学，不论是关于动力学中可逆时间行为的科学，还是关于不可逆过程的科学，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耗散结构理论最使人感兴趣的方面之一就是：我们现在能在物理学和化学的基础上发现这个时间方向性的根源。这个发现反过来又以自洽的方式证明我们认为自己所具有的对时间的感觉是合理的。”（［1］， p.6）

普里戈金对时间、生命和认识关系的见解，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时间范畴的本质和科学认识论的探讨。

二、人在自然之中：既是参与者又是观测者

主体和客体是认识论的一对基本范畴，也是科学认识论的一对基本范畴，主客体关系是规定科学认识的各种关系中的基本关系，并构成科学认识的基本内容。

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再如同经典科学那样试图把物质世界描述成一个我们不属于其中的分析对象，即不再认为科学认识中主体完全可以与客体分离、可以超然于客观世界之上。

在相对论中，光速是一切信号传播的极限速度。这里意味着认识主体在认识客观世界时可以利用的资源是受到约束的，因而认识者是处于被认识的世界之中来认识世界的。普里戈金认为，这个事实赋予物理学以一个“人类学”性质，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它是一种“主观的”物理学、是我们的偏爱和信念的结果，而是带来一种把我们认作是我们所描述的物理世界的一部分的内在约束，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仅仅当它是来自自然之内时才会成功。

在普里戈金看来，量子力学更彻底地动摇了经典物理学基础，更尖锐地涉及到主客体关系问题。按照量子公设，观测过程是一个微观客体同测量仪器相互作用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过程，观测的现象是一个完整不可分的现象，然而观测过程同理论分析的目的又要求把被观测的客体和观测仪器区分开来。从不可分的现象中得出不依赖于认识主体又不依赖于认识手段的关于客体的知识是否可能，成为量子理论面临的困难，涉及到深刻的科学认识论问题。

对此，玻尔以著名的“互补原理”作出一种认识论概括。普里戈金也认为：即使在物理学里，也象在社会学里一样，用玻尔的名言来说，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结合自己的科学探索，普里戈金进一步提出了内在包含“历史因素”的一个科学认识模式。这一模式认为，人——作为嵌入物理世界的宏观存在物，他反映物理世界的过程可以概括为：

观察者─────动力学

（区分将来与过去）

不可逆性

│

时间对称的破缺────耗散结构

普里戈金认为，这个认识模式跟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是相通的。他同意皮亚杰的观点：认识既不是先天预成的，也不仅仅是环境单向作用的结果，而是循环往复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建构过程；主体的认知结构产生于一种有效的内部结构，经过主体对客体的同化和顺应而逐渐建立起来。

按照这个模式：观察者，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体系，即一个开放的极其复杂的自组织系统，他能够推断将来和过去的区别。他测量坐标和动量并研究它们随时间的变化，这就使他发现不稳定的动态系统以及其他内在随机性和内在不可逆性的概念。一旦有了内在不可逆性和熵，就遇上了远离平衡系统中的耗散结构，就能理解观察者的时间定向的认识活动。

实际上，当把这一模式跟科学发展联系起来时，这个模式又是对科学发展的一种认识论概括，即科学首先认识到经典动力学，进而认识到不可逆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发展到对耗散结构的认识，从而重新发现了对称破缺的不可逆时间，于是引起了科学图景、科学方法和科学认识论的转变，形成了新的科学观念。

在普里戈金看来，这不是从逻辑上导出的结论，而是考虑了人作为一个远离平衡世界中的宏观存在物，是一个远离平衡的宇宙这个“宇宙学事实”的结果。“而且这个模式的根本特点在于它不对描述的任何基本方式作什么假定，每一个描述层次都隐含着另一个层次，也被另一个所隐含。我们需要的是多层次，它们都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都不要求突出。”（［5］，p.358）

现代科学表明，这至少是一个3层次的描述。 第一层次是经典动力学层次。在时间可逆的意义上，量子论也属于这一层次。第二层次是由热力学特别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表述的过程或不可逆层次。第三层次是可以成为相干进化系统或耗散自组织层次。而且，各层次并非截然割裂。恰恰相反，它已把某种统一的特点带进了自然科学、首先是物理学之中。

这几个层次不能互相归结，但是互相影响。活的有机体是远离平衡的耗散自组织系统，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认识是一种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决非是一种机械的反映。而且，我们始于宏观级别的描述，对外界的认识、测量结果，特别是譬如对微观世界的测量和认识，都会在某点反过来影响我们的宏观级别的描述，因此不同级别的认识是互相影响的。

近代科学以超然于自然的态度来理解自然，力图把自然归结为简单的、由少数几个“永恒”定律统治着的、只有量的差别的抽象世界，认为局部分析就正好反映了这整个世界，人的认识也因此一蹴而就。而现代科学揭示出人是嵌入自然界来认识自然的，自然界整体上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不断演化的、质上千差万别的现实世界，人们对自然局部的、某个层次的有选择的探索并不能穷尽整个世界，人的认识不可能一劳永逸，亦是历史演化着的。

总之，经典的客观性已成昨日黄花，主观主义的科学观也不可取，只有把不可逆观点即演化发展的观点彻底贯穿在科学活动中才能真正理解人——既是参与者又是观测者——的科学认识，从而才能既坚持认识的客观源泉又高度重视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

三、科学观测：动力学描述和热力学描述，不可逆与可观测

科学观测是科学认识中涉及主客体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人们对科学观测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经典动力学描述了一幅轨道的、可逆的世界图景，其中初始条件可以任意规定，任何状态都可以达到；轨道一旦给定了，就永远给定了。任何事物都是给定的，同时任何事物也是可能的。于是，一切都是确定不移、秩序井然的，一切都是可观测的、可知的。拉普拉斯精灵，成为动力学描述外推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随着热力学的兴起，出现了热力学的不可逆图景与动力学的可逆图景冲突。玻耳兹曼试图把轨道物理学扩展到包括热力学描述的情景，运用概率方法实现从热力学平衡态的微观层次向宏观层次过渡来协调这种冲突。他的重要结果是，熵的不可逆性的增加会逐渐忘记任何初始非对称性，总是趋向于概率的增加。他的研究，使得概率的概念第一次起了根本的作用。

玻耳兹曼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遇到困难，吉布斯考虑以完全的分布函数代替速度分布函数以避免有关困难时未获成功，这促使他得出“不可逆性的主观主义观点”，把不可逆性看作是观测者感官的不完善造成的假象，是知识的缺失所造成的错觉。他给出的著名“墨水”例子认为，宏观上好象是不可逆的过程，微观世界里系统保留大量的墨水分子进行着无规的随机运动。似乎这才是分子的真实运动，而所谓的系统宏观的不可逆性，只不过是由于过程中观测者感官的不完善造成的错觉。

现代科学进一步埋葬了纯客观观测的偏见，把以前隐含的矛盾突出起来，特别还从观测的角度涉及到可逆和不可逆、动力学描述和热力学描述的矛盾。量子力学中，如玻尔所强调的，每个测量内在地都是不可逆的，测量记录和放大，又总是和光电吸收或发射这样一些不可逆事件相关连的。然而，量子力学描述本身，系统的状态由动力学方程中的波函数决定，这里是可逆时间，本身是不能描述测量的不可逆性的。事实上，一般而言，如同维纳曾指出的，所有的测量本身都是一个不可逆过程。（［3］，pp.33—34）

面对量子力学中方程的可逆性和测量的不可逆性构成的佯谬，一种观点认为，量子论把观测者引入了微观认识过程，导致了量子认识的主客体不可分，从而在认识对象和结果中把观测者的主观因素不可剔除地包括在内。有人说，量子力学取消了主客体之间的区分。冯·诺意曼的“测量理论”中，没有“抽象的自我”参与整个量子测量过程作“最后的一瞥”，量子状态的测量就不能最终地完成。在普里戈金看来，这是把自然界看作一个可逆世界的产物：“这符合我们已提到的那种一般准则，即不可逆不在自然界中，而在我们当中。在现在的情况下，正在从事观察动作的感觉的主体决定了从纯态到混合态发生的转变。 ”（［1］，p.65）

传统上，面对动力学描述和热力学描述的令人烦恼的矛盾，人们把前者作为基础描述，而把后者看作是附加在前者上的近似，更有把热力学第二定律看作是主观的或拟人的。玻恩断言，不可逆性是把无知明显地引入到基础（动力学）中去的结果。爱因斯坦则写道：“在物理学的基本定律中没有任何不可逆性，你必须接受这样的思想：主观的时间连同它对‘现在’的强调，都是没有任何客观意义的。”（［1］，p.174）

与此相反，在普里戈金看来，从今日的基本粒子物理学、生物学到宇宙学，不可逆性都展示出某种比上述看法更为基本的作用。他写道：“我相信，已经取得的主要进步是：我们开始看到，概率性并非一定和无知连在一起，决定论描述与概率论描述间的距离并没有爱因斯坦以及其绝大多数同时代人所认为的那样大。”（［1］， p. 174）

现代物理学中，一个算符的本征函数描述系统的状态，其本征值即该算符代表的物理量，也就是可观测量。普里戈金尝试定义一个微观熵算符m，它与刘维算符l不可对易，相应地定义“微观熵产生”：－i （lm－ml）＝d≤0。这里，要么考虑刘维算符的本征函数以便决定系统的动力学演化，要么考虑微观熵算符以便决定系统的热力学演化，但是不存在两个非对易算符所共有的本征函数。这个对易量引申出来动力学描述和热力学描述之间的互补性，这里也涉及其数值是不能同时确定的可观测量。

而且，熵算符与刘维算符根本不同。刘维算符作用在一个与纯态相对应（即与一个完全确定的波函数相对应）的密度矩阵上时，使系统处于一个纯态（即对应于一个十分确定的波函数）。而熵算符不再保持纯态与混合态之间的区别（或波函数与密度矩阵之间的区别），即纯态与混合态之间的区别不再是可观测的。

当进一步把热力学第二定律表述为一个选择原则时，即断言对称破缺变换导出两个时间方向，其中只有一个方向是物理上可以实现的。引入这种变换的系统叫做“内在随机系统”，选择原则也有效时可叫做“内在不可逆系统”，概率在此获得了内在的意义，并非主观或无知的代名词。可见，对于一个系统，或更一般地，对于自然界，某些状态是被严格禁止的，既不会自发发生，也不会由我们制备出来，而被容许的态则与一个概率测度联系起来。同时不可逆性也不是主观的或无知的结果，而是一种新的深藏在空时结构中的非局域性的表现。

从静态的即时间可逆的观点看待科学观测，总是在认识的此岸和彼岸、主体和客体之间跳跃或截然两分。而只有把演化的观点即不可逆的观点引入科学观测，才能理解联系着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的科学观测。

四、科学认识的演进：共鸣与涨落放大

关于科学和科学认识的演进，科学史研究中有内史论和外史论等不同的研究角度，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更是研究重点。普里戈金也运用关于时间不可逆的科学成果，把科学系统放入社会文化的环境之中，从系统演化、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

按照在时间不可逆性基础上建立的耗散结构理论，对于耗散自组织，涨落可能引起系统功能的局部改变，但也可以得到整个系统的响应，涨落放大，使得整个系统的结构的发生改变，反过来又决定了未来的涨落的范围。这可表示为：

结构─────-功能

│

│

──涨落──

普里戈金认为，它不仅是理解自然演化的一个基础，而且也是理解社会和文化演进的一个基础。这也正是他讨论科学认识发展的基础。

近代科学认为，自然的奥秘在于自然是简单的、可用数学表述而且只有一种这样的数学语言，通过实验对自然的发问，从而就能通过局部发现自然的全局真理。某个革命的世界概念，也许是给实验战士们以坚强信念和有力论据使他们能坚持反对先前形式的唯理主义所必需的。形而上学的信念也许是把手工工匠和机器制造者的知识变成对自然进行理性探讨的新方法所必需的。科学就是这样与自然对话并一往无前的。

但是，普里戈金指出，这是一种线性时间链的科学认识发展观，如果仅仅以此去解释近代科学的兴起，就造出了一个“科学发祥的神话”。按照这种说法，近代科学就是单一的理性的胜利，自然就是一台线性时间的钟表机械。实际上，忽视了整体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气氛，很难解释近代科学何能冲破宗教神学的桎梏。他认为，近代科学和神学说教之间，必定有某种共鸣，才有涨落放大，获得突破。首先，钟表世界是一个隐喻，它暗示存在一个钟表匠上帝，即自然的理性主人。其次，一个更深层的联系是，近代实验科学与希伯来和古希腊的西方文明之间的某种“基本”联系的问题。怀特海认为这种联系处在本能信念的水平上，即“基督上帝实际上是被召唤来为世界的可理解性提供基础的。”（［5］，pp.86—87）科学家和神学家尽管有严重冲突，但还是令人不可思议地联合起来，努力把自然描述成一个没有思想的、被动的机构。科学的发祥，可以看作是这个特殊复杂性的产物，该复杂性在中世纪建立起经济、政治、社会、宗教、哲学和技术各因素之间共鸣和放大的条件。

科学思想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结果对两者的发展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德国人赫姆霍茨、迈尔、李比希，分属不同领域，严格意义上谁也不是物理学家，他们何以得出呼吸以致整个世界都是由某个“基本当量”关系即能量守恒原理统治着呢？这里不能不看到德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例如，赫姆霍茨就公开承认，能量守恒原理不过是所有科学赖以建立的一般先验条件在物理学中的体现。反过来，能量守恒原理的深远文化影响，导致了把社会和人看作是转换能量的机器。傅立叶热传导定律的发现，在法国和英国却成了不同历史道路的起点：在法国，拉普拉斯决定论美梦难圆导致了对科学的实证主义分类；在英国，追求科学统一性开创了对不可逆理论的渐次表达。陨石被从维也纳博物馆中扔出去，是因为在太阳系的描述中没有它的位置。化学钟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世纪，可是它似乎与均匀地衰退到平衡态的思想相矛盾，于是它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没有引起注意，反而被压抑了。

社会文化并不只是影响科学思想的被接收与否，还通过相互作用、涨落共鸣的方式影响科学认识方法的内容，影响科学思维的方式。麦克斯韦采用概率方法来描述复杂现象时，受到凯特尔关于社会学“平均人”著作的影响。玻耳兹曼深受“达尔文世纪”的感染，立志成为“物质进化的达尔文”，致力于导出熵的力学解释。普里戈金认为，1920年德国的非理性运动，作为因果性决定论、约化论以及理性等这样一些经典科学所认同概念的对立面，却被认为是体现了自然界的基本非理性，构成了量子认识的文化背景；爱因斯坦把不可逆性看作一种幻觉，似乎与他以超然于现实之上的态度来对待科学有关。而且，他自己之所以对时间的探索一往情深，提出对时间的新理解，也跟自己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气氛有深层的联系。

正是把科学放入整个文化背景中，考察文化环境在科学认识中的积极作用，把它看作一个有创造性的时间过程，普里戈金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在大学里，研究工作与对未来的研究人员的培养教育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大学里考虑问题时，科学活动和库恩的观点相当一致。“而如果作为一般意义上对科学的描述（这导致关于知识一定是什么的结论），库恩的分析就可以被约化为科学发展的实证主义概念的一种新的心理社会模式，就是说，越来越专门化和间隔化；‘常规’科学行为和‘严肃’‘沉默’的研究者（他决不在有关他的研究的总意义的‘一般’问题上浪费时间，盯住那些专门化的问题）的行为等同；以及科学发展对于文化、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基本独立性。”（［5］，p. 367）他认为，按照库恩的范式—危机—新范式模式，科学团体习以为常地向自然发问，最终自然难以回答时出现了危机，引起了革命。这样一来，隐藏在科学革新后面的推动力倒是科学团体的强烈的保守行为。

普里戈金指出 过去一百年的科学发展中， 一些危机与库恩给出的描述相当一致，但科学家们并未深究过这些危机，例如，发现基本粒子的不稳定性和发现演变中的宇宙就是例子。而可逆世界和不可逆物理学的关系，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而是那种包含着种种难题的隐蔽式的连续性。这些难题一直被许多人斥为不合理、不真实，却又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重新提出来。在这里把不可逆性纳入物理学的新进展，并非是某种全然“意外”，而是“清楚地反映出科学的内部逻辑和我们时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脉络。”

总之，“文化上的由来不能作为全部答案，但也不能被排斥，我们必须把关于产生科学概念的‘内部’和‘外部’决定因素间的复杂关系结合起来。（［5］，p. 369）

五、时间的再发现：自然观和科学认识论

一般而言，科学哲学将自然观、本体论、客观规律、哲学基本问题等排斥在研究对象之外，将哲学研究限于认识论、方法论的范围，甚至仅仅归结为语言和逻辑分析。这是康德二分法的传统。实证主义要把科学上最富有成果的东西和“真”的东西区分开来，借以克服经典科学中蕴涵的经典理性的困难。马赫认为，科学帮助我们去组织我们的经验，它导致一种思维经济。维也纳学派一方面赋予科学以裁决一切实证知识以及保持这实证知识有效所需的哲学权力，使所有理性知识和问题都合理地服从科学。另一方面，哲学的目标是分析科学方法，把理论公理化并清晰地表达出来，哲学这个科学的科学就仅是科学的一种工具。

普里戈金对此评论道：“我们不想缩小这种探讨的益处，但是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却大不相同。我们的目标不在于阐明已知的知识或把它公理化，而是要填平这种知识中的某些基本鸿沟。”（［5］，p.140）这就是要在重新发现时间的基础上，开创人和自然的新对话。

当代科学的进展，使普里戈金得出结论，我们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自然观，存在和演化二者可以归并到一个单一的不矛盾的观点中去。我们的自然观正在经历着根本性的变化，向着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的变化。而正是自然观迅速变化这一事实，“表明智力结构在我们的实在的概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5］，p.349）自然观、认识论总是难分难解的，脱离自然观的认识论是难以想象的，同样地，脱离认识论的自然观也是不可思议的。时间，联系着自然观也联系着认识论。这正如爱丁顿指出的：“在任何要把属于我们自然界的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经验领域联结起来的企图当中，时间都占据着关键的地位。”（［5］， p.347）

近代科学成功地开创了人向自然发问、强迫自然回答的单向的人与自然的对话，却疏远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坚持以“自然真理”反对“天启真理”的布鲁诺的“单一的、无限的、不动的……它不产生自身……它是不可毁灭的……它是不可改变的”宇宙观，却又意味着人和自然分裂的二元真理。经典科学带来的是变化世界和永恒世界的分裂，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隔离，于是如同柯莱伊所说：这意味着两个真理或根本没有真理。（［5］，p.72）”

当康德、拉普拉斯以宇宙演化论告别上帝，就开创了自发的自组织的宇宙观。但是，牛顿科学、经典动力学仍然至高无上，这个没有时间的世界仍然需要“第一推动”。谁来代替上帝的位置？康德响亮回答：人为自然立法。人现在代替了上帝。康德还论证了：现实可分为现象的层次和实体的层次，前者对应着科学，后者对应着伦理学。因此，经典科学是对的，人类与科学所描述的现象世界的疏远也是对的。近代科学是绝对真理，现在的问题倒成了人为何能认识这个绝对真理。于是他又开辟在认识范围内去寻找科学成功的原因的先河。近代科学是绝对真理，再也没有必要去探讨科学成果的哲学意义了。这些成果不会导致任何真正新的东西；哲学的主体是科学认识，而不是科学的成果。一个自组织的会出现新事物的宇宙，却又成为一个终究不会出现新事物的宇宙。于是，康德的哲学为两个世界、两种文化鸿沟的扩大再一次推波助澜，既明确地表达了经典科学的内容，也反映了经典科学的理想。

黑格尔不满意康德的自然观和认识论的二分，认为这种二分法终将导致不可知论。他主张，自然观和认识论是同一的，并不是人为自然立法，而是某个“绝对精神”为自然立法，而且它就是自然的法，它的“异化”和外部表现就是自然界，自然界的发展也就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外在表现。因此，自然界就决非是全然被动的、被组织的。为了构造自己的理想，黑格尔以思辨代替实证，以猜测的联系来代替现实的联系。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非时代科学气质，当然决定了它将为时代科学所反感。

不过，到了19世纪中叶，无时间的、可逆的图景已不再独揽天下，随着天文学、地质学、特别是热力学和进化论的进展把演化带进了自然图景中，尽管这是一个进化和退化相互矛盾的图景。正是在时代科学基础之上，并批判地吸取了哲学史上的积极成果，才有了如同普里戈金所说的：“自然史的思想作为唯物主义的一个完整部分，是马克思所断言，并由恩格斯所详细论述过的。……对他们来说，认识自然就意味着把自然界理解为能产生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自然。”这是“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思想”。（［5］，p.305）也只有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阐释自然观和认识论的统一性。

普里戈金写道：“否定时间（就是说，把时间归结为只是某个可逆定律的展开）就是放弃定义一种自然概念的可能性，这种自然概念和那种认为自然生出生物、尤其是人的假设是一致的。它使我们必须在一种反科学的哲学和一种隔离性的科学之间作出选择。”（［5］，p.138）否定时间，也使我们必须在一种否定自然观或一种自然观和认识论截然二分之间作出选择。

自然观和科学认识论是一对矛盾，在形式语言中成为悖论。如果在活生生的过程中——从而也就是在演化的时间中认识这对矛盾，那么这就只能是一种辩证的矛盾。自然观和科学认识论的关系，归根结底，只能是在承认客观辩证法基础上的辩证关系。

亚里士多德把天上世界和月下尘世割裂开来，经典物理学把人们从地带到天并漠视月下尘世，从而割裂了自然观和认识论。但是，时间的再发现，使我们再一次从亚里士多德的天上世界回到月下尘世，从天返回地，从脱离自然观的认识论返回联系自然观的认识论。这是一场科学的革命，也是一场科学图景和科学认识方法的革命，从而也就开创了人的真理和自然真理的有机统一，自然观和认识论在更高基础上结合起来的契机。

主要文献

〔1〕普里戈金：《从存在到演化》，曾庆宏等译，刘若庄等校，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第209—214页

〔2〕《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483页。

〔3〕维纳：《控制论》郝季仁译，科学出版社，1985年。

第6篇：大学生认识自我论文范文

关键词：启发；认识；联想；鼓励；创新

语文新课标非常重视“启发”，《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说：“提倡启发式、讨论式教学。”另外，新课标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而“导”就包含了启发。虽然“导”的方式很多，但“启发”是最具智慧的“导”。《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又说：“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怎样“加深理解”？“感悟”从何得来？“启迪”如何“获得”？往往靠的是巧妙的启发；老师正确的启发能把学生导向创新之路。现在，我来谈谈“启发”在语文教学中的操作方法。

一、启发学生，要让学生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在启发过程中，“然”既包括文章表面的信息，也包括[含在语言文字之中的、相互联系的深层信息。“所以然”，是指作者这样写的意图。如果仅停留在“然”上，学生只知道文章中写了什么，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学生不会追根究底，思维不能拓深，也就不会有质的飞跃。现在有些老师连“知其然”的层面也没有完全达到，又怎么能开启学生的智慧、开拓学生的思维呢？老师要在教学中把学生的思路引到“所以然”的层次上，进而使学生领悟课文深刻的主题，这样思维才能有一个质的飞跃。

语文课上，我会让学生通过课前找资料、课内小组合作、互相讨论获取课文表面的信息，再通过同学交流、讨论、分析，得到隐含在语言文字中的、相互联系的深层信息。长期保持这种状态，学生的分析理解水平就会提高，认识事物就会深刻，思考问题也就会有创造性。这样的启发能使学生提升创新能力。

启发用于语文教学上，真正意义在于：“老师以课文为例帮助学生打开思维的大门，引导学生往宽处、深处想，从而获取信息、领悟道理，让思维有质的飞跃。”所以，我在课堂上通过课文内容，运用各种方法，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动手能力，激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他们形成创新能力。

二、启发学生，须让学生从具体出发，逐步认识规律性的道理

从具体到一般的认识，实际上就是从感性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教学中的启发，就是要引导学生从感性认识出发，经过层层思考（其中包含抽象归纳的过程），逐步达到理性认识，即领悟深刻的道理。这样，学生的思维得到充分的开掘，认识会才有质的飞跃。如果只停留在感性认识（具体知识的获取）上，学生可能会“学”而缺乏“识”，即知识丰富而认识水平低下，工作没有创造性。

如，我教《我的叔叔于勒》（人教版新课标语本九年级上册）时，在明确了小说的主题之后，为了让学生懂得构思和主题的关系，我和学生作了这样的谈话――师：于勒到美洲后，你是希望他永远富下去，衣锦还乡呢？还是希望他由富变穷呢？生：（笑）希望他衣锦还乡，因为穷终究是可怜的。师：作者却忍心让他由富变穷，这是为什么？生：是为了有力地表现主题：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金钱至上的关系。师：回答得很好！如果让于勒衣锦还乡，和哥哥一家过好日子，主题有没有变？生：有变。好像变为于勒重感情，重亲情，知恩图报。生：……师：大家都很有见解，根据刚才我们的讨论，文章的情节构思和主题的关系，你们领悟到什么？学生纷纷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就是在明确主题的基础上，经过层层启发、层层讨论，将学生的思路往宽处、深处拓展，让学生自然而然地获得对问题的规律性认识，学生的思维得到了启发，有了质的飞跃，认识也得到了升华。

三、启发学生，力求达到这样的目的：让学生展开联想，使认识实现由此及彼的跳跃，获取创造性的成果

“此”，就是课文中所获取的道理，即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彼”，就是课文之外的、隐藏在社会、自然界之中的难以被人发现的道理。实现由此及彼，必须有联想作桥梁。科学家因苹果落地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由飞翔的蜻蜓而发明飞机，由鱼儿在水中游弋而发明潜水艇，就是借助丰富的联想而使认识实现由此及彼的跳跃。这联想就是思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进行启发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开拓学生的思维，促进学生联想，使学生的认识实现创造性的跳跃。

如，我教《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教版新课标语本九年级下册）时，在指导学生疏通词句之后，让学生分组讨论：此文表现了孟子什么思想？有什么现实意义？联系现实生活，你想到了什么？学生以组为单位思考、讨论，老师巡视并适时点拨。讲完课内的内容之后，师：现在国家的利民政策仅仅是孟子仁政思想的表现吗？利用你们所学的知识论一论。组与组之间展开辩论，课堂气氛瞬间沸腾起来。经过讨论后，我接着问：“你们由此获得什么认识？”学生又纷纷回答，最后得出大概的结论是：现在国家的利民政策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除了课文内容，我还引导学生从古代的仁政联想现代社会的政策。同时，在同学的辩论之中我适时地点拨、启发，让学生联想，使学生的思维、认识实现由此及彼的跳跃，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四、正确的启发要鼓励质疑，培育创新萌芽

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是一个人具有创造潜力的重要标志。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老师要做到“传道、授业、解惑”，更要善于启发学生对一些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质疑，然后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见解和看法。语文教学中，对课文思想内容的分析就要启发引导学生各抒己见，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不要设定标准答案。只要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就有创新价值。哪怕只是一点创新的火花，教师都应该予以肯定与表扬，以提高他们的创新积极性。

如，我在教《变色龙》（人教版新课标语本九年级下册）一文时，在学生了解了奥楚蔑洛夫对狗咬人事件作了六次判定后，提出这一问：如果你是警官，该如何处理这一事情？同学们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积极思考，有的说不管怎样我不会像奥那样变来变去；有的说这小狗太放肆了，狗主人该罚；有的说怪赫留金自己不好……同学们积极讨论、交流争辩，认识在不断加深，思维在不断碰撞交融。最后他们纷纷表示，如果我处理的话一定会仔细调查取证，弄清事实的真相，再作出判决，决不像奥那样变来变去。总之，对学生在学习中表现出来的独立性、恒心、一丝不苟等闪光点，要给予必要的尊重，从而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这一课中，学生把自己想说的全说出来，老师对学生进行了启发，让学生发表各自的见解。长此以往，学生的创新精神就会一小步一小步地萌发出来。

语文新课标教学离不开“启发”，关键看你怎么来启发。老师正确的启发，能把学生导向创新之路。

参考文献：

第7篇：大学生认识自我论文范文

关键词：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059-02

让・皮亚杰（1896-1980），瑞士人，是近代一位最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或发生认识论专家、日内瓦学派的创始人。皮亚杰和同事英海尔德、辛克莱、伦堡希、荷明斯卡等人成立了以他为代表的“日内瓦学派”。日内瓦学派采用的研究方法称为临床法或称临床谈话的技术。此方法的核心在于从皮亚杰的结构整体理论出发，研究观察儿童。在实验中注重儿童的自然性质的发挥，让儿童自由谈话，叙述活动的过程。与此同时，为保证儿童的谈话主题，实验者可作必要的提问，并详细记录，方便分析和判断。

皮亚杰研究儿童的思维活动，他把认知，智力、思维、心理作为同义词。并且他把心理学、生物学、哲学、数理逻辑等方面综合研究，创立了他的发生认识论（结构主义的儿童心理学），1955年后，任日内瓦“发生认识论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皮亚杰对发生认识论的定义是：一门关于知识的成长和知识成长的规律的科学的研究。皮亚杰指出：“发生认识论的特有问题是认识的成长问题”，而对认识的发生发展问题的研究是认识论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一、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发生认识论不同于传统的认识论，传统认识论研究是认识所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只研究的是高级水平的认识，仅仅考虑到认识的某些后果，而发生认识论研究的是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各地及形态的人士开始，并且直至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到科学思维而且包括科学思维。发生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儿童心理发展的四因素说

皮亚杰在考察儿童心理和认识的过程时，是从四个因素着手的：

第一因素为有机体的成熟。人作为自然界的人，其自身的身体组织是不断生长发育的（括神经系统和第分泌系统都是逐渐成熟），人的有机体的成熟与其认识的发展过程是相关的。儿童认识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是以人的有机体发展成熟为基础的，只有在儿童的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才有可能正确揭示儿童的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

第二因素为个体的活动和经验。个体只有在活动中才接连不断地和外部环境接触，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主体不断协调自己的动作，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从而获得了经验。个体是做了大量的活动和动作后，从而获得经验的，如儿童第一次看悬挂的物体时，它会设法去碰到悬挂物，这样引起的摆动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经验。

第三因素是社会的经验。所谓社会经验，就是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或者社会环境的交往过程中个体与个体之间传播与传递的关系和社会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儿童的认识是在父母以及周围的他人接触的过程中，在社会接触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皮亚杰早期著作里看重儿童之间的平等关系，但随着他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在后期明确提出，要解释儿童智慧发展，必须同时考虑个体发生和社会文化传递两个方面，并对成人社会和教育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社会经验是个体经验的基础，个体经验是在继承社会经验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的经验甚至发展了社会经验。个体经验是社会经验的具体表现。

第四因素自我协调。自我协调是皮亚杰从控制论中引进的一个术语，人对于自身和环境都有一种自我调节的作用，它包括有机体的自我协调、个体对于自然自我协调、个对于社会的自我协调，认识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就是自我协调的过程。自我协调是人作为有机体存在的特征表现，也是与外部环境和谐的根本。

皮亚杰的四因素学说弥补了传统认识论的不足，把有机体的成熟和自我协调纳入了认识论的研究当中，使认识论的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但皮亚杰的四因素学说还需更系统和更深入地触及认识的内在结构。

（二）认识的结构

了解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需要弄清楚几个关键性概念：格局、同化、适应和平衡。

第一，格局。皮亚杰认为，格局就是可变的动作结构，是全部认识活动的基础。婴儿最初的格局是一种本能的动作，又叫做初始格局，如吸吮动作。之后逐步与客体接触，其格局不断发生变化，有简单到复杂，进而内化为数学逻辑结构。初级格局由实物性动作构成，高级格局由精神性动作构成。格局是不断被建构的，他是由实物性的感知运动水平到具有可逆性的具体运演水平，再到以纯粹可能性为其特征的形式运演水平，其发展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

其次，同化。同化即主体把客体融入自己的格局，个体才能对客体做出反应，从而引起格局量的变化。同化有三种水平：在物质上，把环境成分作为养料，同化于体内的形式；感知运动智力，把自己的行为加以组织；逻辑智力，把经验的内容同化为自己的思想形式。

第三，适应。主体的格局不能同化客体时，而引起原有格局发生变化，此时的变化是指的变化，以便更好地适应客体。

第四，平衡。平衡是指同化和适应的两种作用机能的协调，是变化发展中动态的平衡。认识结构式发展变化的，由不平衡到平衡，由平衡到不平衡，再由不平衡到达新一阶段的平衡。皮亚杰的认识建构的过程就是在这一动态的平衡的协调中形成的。

（三）活动与运演

在皮亚杰认识的建构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的语词是活动与运演。活动在皮亚杰的认识建构过程中，广义上的含义，包括感知性动作和逻辑思维活动；狭义上专指感知性动作。活动一词在皮亚杰的认识建构过程中是指感知性动作，运演是高一级的性活动，皮亚杰认为，运演是动作格局逐步内化的产物。皮亚杰认为，活动既是感知的源泉，又是思维发展的必要条件。运演是活动的一种，它协调各种活动，使之成为一个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运演系统。运演的特征包括，它是内化的动作；具有可逆性；它是守恒的，可以是整个体系中的某些因素保持不变；同时，它是使各个因素彼此联系着的，能协调成为整个运演系统。

（四）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1.感知运动阶段（出生至两岁左右）。知觉在这一阶段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此时，而同一自己的动作为中心，反复自己就是整个宇宙，并且婴儿会把周围的事物与自己联系起来，也就是主客体完全没有分化，是无意识的。随着知觉机制的发展，逐步打破自我为中心，逐步把自己当作客体中的一员，原始格局在逐渐变化，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格局逐步发生分化，成为其他格局的协调活动。

2.前运演阶段（两岁左右到六、七岁）经过感知运动感阶段的逐步发展变化，应开始用一事物代替另一事物，即用符号来描述外部世界，但大部分还是依赖感性经验，其活动还是依赖表象性的心理活动，仍然没有运演的性质。

3.具体运演阶段（六、七岁到十二岁左右）。在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的理论中，从前运演阶段过渡到具体运演的过渡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时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他开始了从动作逻辑向运演逻辑的转换。守恒观念的建立是具体运演重要的标志，是儿童能够对知识的整理趋向合理化，开始符合逻辑，是儿童更容易获得经验和知识。

在获得守恒观念的同时，这个阶段的儿童建立了因果格局（图式），这与守恒观念的建立是离不开的。不过这种因果格局开始，在青春期之后还在继续，在此时偶尔产生因果推理，但是依赖于具体事物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与前运演阶段不同的是儿童具有了运演结构。换句话说，具体运演阶段的儿童可以通过传递性和可逆性，重新组织自己的活动。皮亚杰认为具体运演是彼此互相联系的，构成一个系统的整体。就是说，当儿童能够完成某一具体运演系统中的任何一具体运演时，那么，也能完成群集中的其他运演。

4.形式运演阶段（十二岁左右到十四、五岁）形式运演阶段又称为命题运演阶段，指的是对于命题之间的意义联系和思考的运演。形式运演阶段与其他阶段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摆脱了具体事物的桎梏，能够把内容与形式进行区别，他们既可以处理现实问题，也可以应用符号的形式去表示个性是命题的关系，进而去思考抽象的逻辑。

以上四阶段的逐步发展，显示出运演是动作逐步内化和抽象的结果，叙写除了逻辑思维活动的发展过程。

二、发生认识论的特点

发生认识论的第一个特点是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第二个特点是：“它的跨专业性质”。他的发生认识论是综合儿童心理学和哲学认识论，从而在认识论中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和新的方向，发生认识论所提倡的历史的发生方法对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有着深刻的意义。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跨专业性对边缘学科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体现现到研究方法上集体合作的方法，它是指心理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等合作，既有内部的合作，又有外部的合作的一种研究方法。第三，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是自然主义的不是实证主义的。第四，发生认识论所说的认识是建构的，不是凭空制造的。第五，发生认识论注意主体的活动，但又不是唯心主义的。

三、发生认识论独树一帜的研究方法

皮亚杰在研究认识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即临床谈话法，使皮亚杰在理论研究中获得了成功。临床谈话法它是一种观察的方法，在让儿童说话的同时尤其注意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儿童主动。并且皮亚杰作为临床谈话法的创始者不仅仅是看到了其方法的优越性，在方法的实施上，不是教条式的，而是非常灵活的以其他方法作为适当的补充，这是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方法的特点，也是整个日内瓦学派的在方法上的重要特点之一。

参考文献：

[1]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皮亚杰.结构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皮亚杰.儿童智力的起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

[4]左任侠，李其维.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第8篇：大学生认识自我论文范文

关联理论还强调在语言认知过程中输入最小的心理认知储备以获得最大量化的语言认知成果，谋求最佳语境关联倾向。可见，任一明示行为的背后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关联取向，这同时也是语言交际得以顺利完成的必要前提。其中的最佳关联取向，正是建立在思想意识之上的语境效果获得，它与语言推理的过程密切相关，信息获取的途径增多，在语篇内容的理解上也就相对容易许多。

二、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与关联理论的关系

大学英语阅读教学对于学生基本语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中，关于阅读课程的教学效果也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关注和思考。自英语阅读教学研究开展以来，先后产生了四套相关的教学理论体系，即自上而下式阅读理论、自下而上式阅读理论、交互式阅读理论以及图示阅读理论。现有的英语阅读教学理论对于教学工作的开展势必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在效果取得上却是各有弊端，难以全面呈现阅读教学的理论基础，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阻碍。任何一种教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服务于课程本身，因此在语言交际过程中阅读必定是有效的拓展途径之一。关联理论运用到英语阅读当中，是在语言交际的基础上建立了必要的语境关联，这一关联建立的原则既包括了主观的认知原则，同时也包括了客观的交际原则。所谓主观的认知原则，是指最大关联性的统一应与人类的基本思想意识相吻合。而客观的交际原则则是强调任何一个明示推断都必须存在与之相联系的必要关联属性。大学英语阅读课程的开展注重个体与文字之间的一种沟通和理解，不同于个体与个体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模式，在主体性质差异的影响下个体与文字之间更易产生情感的渗透和共鸣。在关联信息的指引下，个体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文章的内涵，并将这样的关联传递至沟通模式当中，呈现出自身的沟通意图。简单来说，英语阅读课程的实施过程就是在挖掘这一关联性的同时实现不同语境之间的互动，理解文章的本质涵义。

三、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关联理论的实际运用

作为一种有效的语用交际理论，关联理论对于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关于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关联理论的实际运用，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关联理论在大学英语阅读词汇中的渗透

语言交际过程是一个动态双向活动的呈现过程。这其中，语言交际的一方在明示环境下与另一方共同完成语境推断，实现语境交际的最大关联性。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词汇理解一直是学生的弱项，然而词汇又是语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学生阅读理解的水平至关重要。此外，阅读中的词汇还是实现信息交流的关键，是语篇作者思想与情感表达的重要基础。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挖掘其中蕴藏的关联性，进而构建出必要的关联语境，发现作者的真实意图。这就需要我们对语篇的知识背景有切实的了解，在充实的知识储备下完成知识的背景渗透，进而对词汇和句型一一击破，在合理推断中理解文章的准确涵义。比如在碰到陌生单词或是一词多义的情况时，我们需要运用关联理论中的语境推断来斟酌单词的准确释义。

2.关联理论在大学英语阅读语篇思想中的体现

以往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实施主要包括学生集体朗读、分段式朗读、概括段落大意以及文章整体感知与讲解几个阶段，这种框架式的教学模式不仅束缚了学生探知与推理能力的发展，长此以往更会严重影响学生的阅读热情，影响阅读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关联理论在大学英语阅读教学语篇思想中的渗透，能够让学生理解语篇的中心思想，找到关键段落的主题核心，理清不同句型之间的关系对比，进而总结出文章的本质涵义。此外，运用关联理论还能训练学生寻找信息之间存在的最大关联性，促进自身跨文化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应用关联理论指导阅读教学的过程中应时刻关注不同文化差异对于学生阅读的影响，及时导入必要的背景介绍，力求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语言情境当中构建有效的阅读语境，加深对于文章的理解。

3.关联理论在大学英语阅读语境构建中的应用

阅读语境的构建是实现有效阅读的关键，同时也是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亟待完善的一个重要部分。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语境构建，是建立在多种语言信息相互作用效果下的一种有效集结。需要注意的是，语篇中的语境创设并非是文章作者事先构建的内容，而是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理解文章的大意，进而产生的对于其中语言信息的一种整合意识，如此形成的语境效果对于探究文章的深层含义必将产生积极影响。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首先形成正确的语境构建意识，并积极引导学生将自身的认知体验与语境内容相互融合，赋予每一个单词更加鲜活的生命意识，深化文章的情感表达。这一过程的实现与主体关联性的发挥以及语境推断显然存在着必然联系。

四、关联理论应用对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启示

从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认知理解层面出发，我们认为关于阅读内容的理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呈现：其一，从字面释义理解文章的大意。这主要是指读者在对单词和句型的理解过程中了解语篇的字面释义，这对回味语篇的主要内容、其中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辨认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以及构筑其中人物关系之间的脉络极为有效。其二，在推理过程中理解文章的深层含义。单纯理解文章的字面涵义显然对于阅读理解能力的提升是不够全面和系统的。教师应在指导学生辨认人物关系和事件特征的基础上合理推断语篇的结构和形成背景，在咬文嚼字的过程中引导学生领悟语篇作者的真实写作意图以及创作目的。其三，在深入理解之后进行必要的自我判断和评价。在读罢文章之后，学生应当根据自身对于阅读内容的理解来进行自我有效信息的判断和筛选，从自身的阅读经历出发，充分运用语言知识的应用技能来对文章内容发生的可能性进行自我判断与评价，进而获取最为有利的阅读信息。综上分析不难看出，阅读教学当中的认知原则是建立在有效的知识与背景分析功能之上的辩证评价过程。这一过程是学生主动自我参与的过程，而并非被动去接受的过程。因此，阅读教学的开展也应成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教学实施过程，让学生在自我思辨、自我推断和自我吸收的过程中加深对于阅读内容的理解，提升自我阅读水平。相比之下，传统的大学英语阅读教学模式基本都是源于语码交际的教学理论，教师在分析和提供教学素材之后让学生自我预习，再针对其中蕴含的知识点进行逐句讲授，让学生在了解文章大意的基础上回答一些特定的问题，如此就算完成了阅读教学的讲授过程。教学实践显示，语码教学理论并非完全适用于所有的阅读课程教学，而单纯对于单词和句型的解码并不是阅读，只能被看作是一种英语知识的传授过程。在英语阅读教学中，教师既是阅读材料的最先接触者，也是阅读内容的接受者，同时还是对阅读材料整体感知最为透彻的语言传授者。正因为如此，教师自身必须对阅读材料进行有效的整合与概括，筛选适合学生阅读的最佳材料，从综合性与连贯性的双重角度组织好阅读信息的传递，便于学生能够及时了解文章的大意，进而作出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一过程不仅是为学生提供一个有效的阅读环境，更是对于关联信息的一种高度概括，为学生的语境发展创设最佳条件。从关联理论对于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指向性来看，当前大学英语阅读课程的开展理应朝着这样的模式发展：第一，教师在充分理解语篇大意的前提下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语境关联素材，指导学生把握语篇的知识精髓，形成一个良好的阅读和认知语境。第二，教师应在指导阅读的过程中引导学生积极挖掘素材中的关联信息，并加以组织和整合，创设有效的阅读语境和情景假设，在有效思辨的过程中完成对阅读内容的合理推断。第三，关于在阅读分析和阅读推理的处理上教师应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将阅读权利转交给学生，让学生在自我关系建立和组织推断的过程中建立有效的阅读语境，提升自身对于阅读内容的理解与感悟。第四，阅读过程应充分调动学生的自我阅读能动性，积极展开师生间或是学生之间的合理探讨与互动，让学生在内容判断上进行自我评定，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思维意识，在讨论的过程中完善自身对于阅读内容理解错误之处的认知，加强对语言知识的理解。

五、关联理论应用于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一些技巧

许多学生在接触阅读材料时往往会产生这样的错觉，认为大多数阅读材料都不存在太大难度，生词的数量有限，不影响对内容的理解，通过分析句型结构上也能够大致明白意思，感觉理解语篇大意并非多么困难的事。这样的认知误区往往在考试中就会显露出弊端，比如一道题目在问到“你能从这篇文章中推断出什么？”时，学生大多会犹豫不决，不能及时作出准确选择。甚至在处理这一类问题时只是单纯地逐句翻译，单方面揣度语篇的字面意思，在具体应用时生搬硬套，并没有从根本上理解文章的本质内涵，缺少了必要的内容推断意识，忽视了语篇理解的整体性。关联理论的应用正是从语用理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发，强调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思辨、判断及推理意识的发挥，这不仅符合学生基本的语言认知发展规律，更加突出了阅读教学的灵活性，在整体认知的基础上促进学生阅读技能的完善。为了更好地体现关联理论在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掌握一定的技巧是极其重要的。

1.注重跨文化意识在阅读教学中的培养

英语阅读课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活动的交流过程，注重学生跨文化意识在阅读教学中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对整体教学质量的保证，更是关联理论应用于实际教学的一种体现，这对阅读教学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关联理论主张语言交际过程当中的相互理解与渗透，这就需要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能够在互相融合的过程中得以再创造，满足学生在语言认知方面的结构需求以及表达习惯。阅读教学中，教师首要的任务就是将语篇的知识背景与文化背景介绍给学生，帮助学生营造特定的语用氛围，在跨文化交流的影响下加强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此外，跨文化意识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让学生加深了对西方文化及区域风土人情的了解，扩展自身的知识储备，而这些储备知识对于语言的关联性与适用性也将产生积极的指导意义。

2.在关联性的指导下探究文章的内在涵义

语篇的内在涵义并非是从字面信息中整合而来的，而是需要读者通过有效的阅读途径充分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进而总结所得。无论是明示的信息，还是暗含的内容，都需要读者仔细品读，有效斟酌，在思辨及推理的过程中探究语篇作者的本质写作目的。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我们需要从语篇作者间接性的情感表达中概括出语言的实用价值，理解作者真实的交际目的，并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引导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理解文章的精髓，在掌握文章关联性的基础上探究语篇的内在涵义，从而提升阅读教学的质量。

3.在语境创设中感受不同语篇的文体风格

在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积极感受不同语篇的文体风格是对语言运用及综合技巧表达的一种特殊方式，这对语境关联的创设至关重要。这是因为语篇作者在进行文章写作时会首先对读者的综合认知能力进行基本推断，在此基础之上通过某一文体形式表达语篇的内涵和意图。通常这一文体风格体现在其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中。因此，展现其特定文体风格的语篇里，必定存在与之对应的词汇、语法及整体文章结构特征。正如在说明文中，通常出现的都是非人称主语的词句，整篇文章鲜少带有感彩；而记叙文的显著特点则是通篇语句较短；至于议论文则通常采用传统的三段论格式，其语篇在语言技巧表达上比较严谨和慎重，目的在于突出作者的观点。可见，阅读课中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向学生解释不同文体风格在阅读材料中的体现，从而引导学生在语篇中找寻语言和结构的关联性。

4.在文章整体结构中探寻关联理论的应用

从语篇的整体结构来看，其文章内容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必定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而各分句必须与文章主题存在关联，文章各段落结构之间也必定有着关联性。语境作为这些关联性存在的基础，使得整体语篇的信息在结构上形成了一个有效集合，前段文章信息可以在后续内容中寻找到必要的关联性，这就使得语篇在境界上不断深化，促使文章整体结构越发有序和完整。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教师可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感受文章的结构设计，从整体上帮助学生加深对文章的理解。

5.修辞手法和信息填充技巧的运用

阅读教学中对相关修辞和填充技巧的讲授也是极为必要的。比如在阅读素材中经常会出现的反语技巧，就运用了与文章本意截然相反的词句表达，以此来突出其中的讽刺或幽默意味。在关联原则的指引下，我们可通过对前后文推断来正确分析反语的使用技巧。此外，隐喻手法也是关联理论在认知基础上的一种延伸。出于语篇简洁性的考虑，不少内容会被作者省略，而为了更好地理解语篇内涵，就需要我们对文章信息进行填充，以此来推断其真正含义。

六、结语

第9篇：大学生认识自我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蒙田的怀疑论是对古代怀疑论思想的“恢复”或“复兴”，但与古代怀疑论性质不同。蒙田的怀疑论是摧毁中世纪经院哲学精神统治的有力武器;它导致了近代以经验论和唯理论为标志的哲学革命;它对人和人的认识能力的批判同其他人文主义者对人及其理性的颂扬一起完善了人类对自身的自我认识。分析蒙田怀疑论的个性特征，对于我们正确把握西方哲学的 发展 模式具有重要价值。

哲学理论的创新，是从突破旧观念、解放思想开始的。蒙田的怀疑论作为中世纪哲学和近代经验论、唯理论哲学之间的一个逻辑环节，所起的正是这种作用。分析蒙田怀疑论的个性特征，对于我们正确把握西方哲学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价值。

蒙田(1533- 1592年)是文艺复兴晚期的法国人文主义哲学家。在文艺复兴这个特定的时期，一切进步的思想家都有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怀疑思想，蒙田只是人文主义怀疑思想的代表人物。蒙田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和其 政治 、宗教等思想一样，均出现在他以文学的方式写成的三卷本《尝试集》中。他不是一位有系统理论的哲学家，也没有创建新的哲学体系，他的怀疑论思想只是对古代怀疑论思想的“恢复”或“复兴”。

哲学概念的怀疑论是指以克服独断论为目的，以人类在一定时期所得到的认识为反思对象，以人类特有的思辩为基础而形成的怀疑客观存在和获得客观真理的可能性的学说。这一学说在古代哲学家皮浪和塞克斯都·恩披里可那里能够找到依据。日耳曼的“蛮族”人侵，摧毁了古希腊罗马的一切文化，包括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接着是宗教神学长达 1000年的精神独裁。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各个领域里对宗教神学、经院哲学和各种旧的传统观念开展了无情的批判和斗争，他们特别重视继承和利用在中世纪遭到摧残的古希腊罗马的“世俗文化”，作为反对封建神学的思想武器。蒙田也就成了近代最先全面恢复古代怀疑论观念的哲学家。

蒙田怀疑论的基本依据是：人本身的不确定性。在他看来，“人是一个异常不足道的、变化无常和动摇不定的创造物，关于人找到确定不变的判断是困难的”。这样，人就不可能得到关于自己和关于事物的绝对确定的、永恒不变的知识;感觉会是虚假的，感觉会欺骗我们。由于感觉不是绝对可靠的，在这种感觉基础上形成的理性认识也不是绝对可靠的。因此，就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性质来说，对任何事情予以确定，是愚蠢的表现。这样，人并没有绝对可靠的知识;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他说:“就是没有永恒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是如此，万物的存在亦是如此。我们，及我们的判断和所有其他生灵，都在不断的滚动、转变中逝去。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是屹立不变的，而我们和存在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既然事物是变化的，我们人关于事物的知识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任何自诩为达到绝对不变的知识的人，是一种无知的傲慢;知识同认识者是相联系着的，因而人们的知识也是多种多样的。对于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时间里，可以有不同的认识。这样，知识不但是不确定的，而且也不能以一种认识作为人必须接受的统一的知识。“我们试图从事件的相似引出推论是不确定的，因为事件总是不相似的”，“对于同一事物两个人不能作出一样的判断;不但在不同的人那里，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找到两个完全一致的观点是不可能的”。在关于人们认识的差别性和一致性问题上，蒙田强调差别性，却否定了共同性。在他那里，认识完全个人化了，认识的差别性成了人们彼此之间的共同认识的障碍。

实际上，蒙田的怀疑论在古代怀疑论的基础上，并没有提出更多的、更有说服力的新论据，他的怀疑论的个性特征不在于此，而在于它与众不同的 历史 作用上。如果说其他的怀疑论破坏了人们的信念，使人不相信其理性有依据 科学 发展、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对科学发展构成了威胁，那么蒙田的怀疑主义则具有另一种性质:它是摧毁中世纪经院哲学精神统治的有力武器，导致了近代以经验论和唯理论为标志的哲学革命，对人和人的认识能力的批判同其他人文主义者对人及其理性的颂扬一起完善了人类对自身的自我认识。因此，蒙田怀疑论的结论是有局限性的，但在文艺复兴那个特定的年代，它的实际意义却是非常积极的。

怀疑主义成为蒙田哲学的重要内容，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他一头钻进了那座塔楼，在与世隔绝的背景下经历了他的所谓“怀疑危机”。他的怀疑思想的产生以及他敢于把他的怀疑主义的矛头指向经院哲学，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 自然 科学基础。

封建教会内部日益激化的矛盾和长达30年的法国宗教战争，是蒙田经历“怀疑危机”的重要原因。1378年继任教皇乌尔班六世是意大利人，而驻罗马的法国红衣主教们却另选克利门特七世为“对立教皇”，天主教会便陷人分裂。这两个教皇互相争夺管辖地区，互相开除教籍。由于异端势力逐步强大起来，教会感到内外交困，因而于1409年在意大利的比萨召开了宗教会议。这个会议开除了两个教皇的教籍，选出第三个教皇，即亚历山大五世。至此，天主教会成了三个教皇鼎立的局面，天主教会的丑态完全暴露了出来。教会内部的矛盾激化使教会及其所宣扬的宗教神学的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长达30 年的法国宗教战争则动摇了人们的信仰。所谓“宗教战争”，是天主教徒与加尔文教徒(新教徒)这两种势力的厮杀。16世纪30年代蒙田这一代人面临着一个尖锐的问题:对于基督教的两派— 天主教与新教何去何从? 新教徒怀疑传统的权威，而天主教徒则怀疑《圣经》的权威。蒙田在《尝试集》第二卷中指出:“就民众而言，一旦他们胆敢批判和谴责他们以前奉为神圣的那些观念，一旦他们看到自己的某些宗教条文受到怀疑，就会很快怀疑到其他信念的可靠性并且抛弃一切权威。”蒙田是一个天主教徒，但天主教的虚伪性、腐败性和残酷性已将自身的“神圣”外衣剥得精光;对思想的严厉禁锢，对异教徒的毫不宽容，绵延30余年之弥.的宗教战争，使法国人民长期处于苦难之中。蒙田亲身经历了这样的社会时代，这些刀砍不掉的事实使这位天主教徒过去那种不能不为之动摇。

蒙田敢于怀疑经院哲学，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近代自然科学的革命动摇了神学世界观的根基。首先向天主教宣战的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它提出了地球并不是神意安排的宇宙中心，而是和其他天体一样都按力学 规律 运动的一个普通天体。科学革命中，与哥白尼齐名、被誉为这一革命的两大代表人物之一的就是比利时的解剖学家维萨里。他以自己的医学成就给了天主教致命的一击。维萨里通过解剖观察出:男人身上的肋骨与女人一样多;人体中没有永不毁坏的“复活骨”。这些见解否认了上帝用男人肋骨创造出女人的说法，驳斥了耶酥可以通过复活骨使死人复活的无稽之谈。近代自然科学的革命也是世界观的深刻革命，它在观念上导致了对正统神学宇宙观的怀疑。

封建社会内部孕育了它的对立物一资本主义。然而，封建教会却成了资本主义 发展 的严重障碍。鼎盛时期的封建教会，在 经济 上，拥有大量的土地，从事各种工商业、运输业和放债活动，征收“什一税”，教皇收人高于欧洲各国国王收人的总和 政治 上，教会拥有自己的法庭、监狱和武装力量，肆意镇压“异端”。在组织上，罗马教会建立了以教皇为首的高度集权的国际组织和严格的教阶制度，成为西欧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和最强大的支柱。在思想上，基督教神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成为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 法律 效力，教会垄断了文化 教育 ，垄断了整个精神生活，实行了严酷的思想统治。教会这种万流归宗的特殊社会地位决定了它必然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众矢之的。与此同时，为基督教会的统治服务的经院 哲学 也就必然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反封建斗争的切人口。蒙田和其他人文主义思想家一道，向经院哲学开战。与哥白尼和布鲁诺那种仗义直言、大义凛然的战斗方式不同，蒙田的作战方式是用他那富于弹性的怀疑主义武器来动摇经院哲学和教会存在的根基。

蒙田的怀疑论怀疑任何知识的可靠性，而经院哲学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被教会说成是绝对的、终极的真理，它们不仅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标准，而且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所以，蒙田怀疑论的矛头直接指向就是经院哲学。蒙田宜布人类有权怀疑和不相信宗教权威。他认为经院哲学家们所说的话彼此抄来抄去，尽是些胡言乱语，这些东西的可靠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盲目追随别人的人，追随不了什么，他得不到什么。此外，蒙田依据他的怀疑主义原则，否定灵魂不朽、神造奇迹等天主教的传统观念。他认为，灵魂不朽找不到经验的或理性的根据，证明它的不朽是徒劳无益的。传统的天主教观念认为，奇迹是上帝首肯而超越 自然 法则之上的。蒙田则认为奇迹在认识论上也是没有根据的，“奇迹建立在我们对大自然的无知这一基础上，而不是大自然本身所固有的”。把奇怪的事称为奇迹以及那种奇怪的观念都含有某种群体的优越感。“我们看到野蛮人觉得奇怪，他们看到我们也同样觉得奇怪。”蒙田和其他人文主义者对经院哲学的批判，第一次冲破了宗教的、封建的藩篱，沉重地打击了宗教神学的精神独裁，唤醒了人们的理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也要遵循着辩证法的这一 规律 :由于内外矛盾的作用，必然要经过由量变到质变再到新的量变的辩证过程，这样必然使整个哲学史的发展呈现为若干不同质的阶段。黑格尔曾把新旧两个阶段比喻为两种安定的状态，而把夹在中间的怀疑论哲学比喻为不安定的因素和环节。正是由于有这种因素，旧的平衡、稳定才能被打破，量的积累、渐进的过程才会中断，因而才会有新的发展阶段的出现。蒙田的怀疑论哲学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与近代的经验论、唯理论哲学之间，正是作为中间环节而起作用的。

欧洲哲学史家一般认为，经院哲学是西欧中世纪在查理曼帝国的宫廷学校、基督教的大修道院和主教管区的附属学校中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哲学。这些学校都是研究神学和哲学的中心，其教师和学者，被称为经院学家;他们的基督教神学被称为经院神学或经院哲学。作为一种新形态的哲学，经院哲学已经没有古希腊罗马哲学的那种“追求”或“探索”的进取精神，经院哲学本质上是神学唯心主义，它以上帝和《圣经》作为自己研究和论证的对象，排斥对自然界的研究，排斥实际知识。经院哲学的这种蒙昧主义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堵塞了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道路。

蒙田的怀疑论摧毁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精神统治，中世纪大一统的思想控制已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厌恶神学领域的无谓争论而转人了对现实世界本身的研究。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即认识论问题，便成为近代英国经验论和欧洲大陆唯理论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甚至是最主要的问题。弗兰西斯·培根把自己的主要哲学著作称作(新工具》，在他看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人类认识自然、解释自然提供可靠的方法和工具。笛卡尔发表的第一部重要哲学著作叫作《方法谈》，他和培根一样，也把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看作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以为确定 科学 的方法论原则，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洛克更是明确地把哲学宣布为认识论，他的《人类理智论》对人的认识能力、知识的起源、确实性、范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近代其他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家也无不如是。近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为了解决认识论问题进行了长达 200年的艰苦又有成效的探索，这种探索正是由蒙田破除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独断引发的。